作者：米涅
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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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主张：1789~1814法国革命史试读：
第一章 专政君主体制和王权的终结——1789年5月5日到8月4日夜
6月17日，取消三个等级，三级会议变成国民议会；6月23日，王权的精神力量终结，被议会继承；7月14日，人民继承了王权的物质力量；8月4日，首次革命完成。
三级会议重新开幕
三级会议的开幕时间定在1789年5月5日，在开幕前一天举行了盛大的宗教仪式，国王和皇室家族、各部大臣以及三级会议的代表们全部参加，他们从圣母院教堂出发，列队前往圣路易大教堂聆听开幕式弥撒。整个仪式有如盛大节日，极尽奢华，这样的国家盛典已经很久没有举行了，人们重温盛况无不感慨万千。许多人从各地涌向凡尔赛观看，随着乐队的行进，人们看到了踌躇满志的国王、雍容华贵的王后。在队伍中勉强能看到1614年那次三级会议上所穿的礼服式样以及等级序列。僧侣们头戴方形帽走在最前列，有的穿着长袍大氅，有的穿紫袍套着白色教衣；紧接着是贵族们，戴着亨利四世式有白羽毛的卷边帽，穿着有金边袖口、花边领结的黑色礼服；走在队伍最后的是较为寒酸的第三等级，他们穿着带纱领结的黑衣和没有饰带的短外套，帽子上没有羽毛。在教堂里，三个等级代表的座位也按照顺序分开。
由国王主持的三级会议在梅尼大会堂举行。僧侣代表坐在右方，贵族代表坐在左方，平民代表坐在大厅后面正对着国王的位置。凡是为三级会议的召开作出过贡献的人都会受到公众的赞扬，因此，当多菲内的代表、克雷比昂伐洛瓦的代表（奥尔良公爵也在其中）和普罗旺斯的代表们步入会场时，受到了热烈的鼓掌欢迎，内克尔进入大厅时也是如此。等代表们和大臣们坐定后，国王和王后、王子在大批随从的拥簇下上场。在热烈的掌声中路易十六登上王座，当他戴上帽子时，三个等级的代表们也都戴上了帽子。在国王讲话时第三等级必须免冠下跪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因此平民代表们毫不迟疑地按照着僧侣、贵族的样子去做。全场一片寂静，大家等待着国王致开幕词。人们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朝廷对待各个等级的真正态度：是把这个新的国民会议纳入到旧框子里？还是赋予它国家和目前局势要求它应该完成的任务？“诸位先生，”国王激动地开始讲话，“我期待这一天已经很久，很荣幸大家都能到来，上次三级会议召开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也许再次召开这样的大会有点儿过时，但我仍然希望能沿袭旧传统，我们的王国可以从传统中吸取前进的力量，寻找新的幸福源泉。”讲话的开头部分鼓舞人心，但接下来的内容就没有实质性内容了，大多在讲国库空虚、宣布减少支出之类的。国王没有明确指出各等级支出应当遵循的道路，反而要求各等级协调一致，表达了缺钱、害怕革新、心神不安等意思，却闭口不提如何克服这些困难。国王结束致辞的几句话很能说明他的意图：“我一直在关注你们所能期望的一切，从微小利益到公众幸福，诸位先生，我希望会议能够和衷共济，希望我所领导的繁荣幸福的时代能够成为难忘的盛世，这是我的由衷期盼，也是我对人民的关爱所期待得到的报偿。”
接下来是掌玺大臣巴朗登致辞，他的讲话纯粹是对三级会议和国王的歌功颂德。冗长的开场白之后才无法避免地提到当前的问题，他说：“国王陛下同意将人数最多的、主要负担捐税的等级代表名额增加一倍，并不是要改变原有的议事方式，国王的意旨是这种新方式需要经过三级会议的同意和国王的批准才能采用。无论大家对这个问题持有什么态度，我们都不应怀疑三个等级能够在税收问题上最终取得协调一致。”在钱的问题上，王朝政府愿意采取按人数表决的办法，以便问题得到迅速解决，在政治问题上，政府则赞成按等级表决，这样做有利于阻止革新，因为王朝政府的最终目的是增收新税而非实行改革。为了进一步表现朝廷的意图，掌玺大臣宣布了三级会议的任务范围：讨论税收问题并进行表决；讨论一项关于新闻出版的法律，以便限制舆论；讨论民事法和刑事法的改革，排除其他的改革提议。在结尾时他说：“国王已经答应了大家的正当要求，对那些不负责任的怨言，国王宽大为怀并不介意。有些人甚至想改变君主政体不可动摇的原则，这简直是虚妄至极，然而对于这类流言蜚语国王也加以宽宥。诸位，你们要主动摒弃这些危险的改革，那些与公众利益为敌的人是想把这些危险的改革与必要的改变混为一谈。我们希望用这种改变来促成这次更新，这是国王的第一个愿望。”
这种论调若不是出于对国民愿望的无知，就是与国民愿望的公开对抗。平民代表们感到十分不满，他们将希望寄托在内克尔身上，希望他能说出民众的真正意愿。内克尔是平民出身，在他的努力下第三等级的代表名额增加了一倍。于是人们希望他能赞成按人数表决，这样的话，第三等级就能发挥人数上的优势。然而内克尔却以财政总监的身份小心谨慎地讲话，三个小时的演说几乎一直在谈财政预算。涉及众人关心的问题仅简单又模棱两可地说了几句，既不得罪宫廷，也不得罪平民。
政府并没有真正理解三级会议的重要性。这次三级会议的召开本身就预示着一场大革命，当时的王朝处境每况愈下，除了恢复会议，没有别的办法能改革国政，解决国家需要。在这种困难局面下，代表们不是以纳税人身份而是以立法者身份来参加会议的，是公众、是委托书赋予他们权力，他们应当利用权力和公众的鼓励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使法国获得新生，全国人民对它寄予希望。
三级代表的三种态度
对于国王而言，参加会议非常重要，他可以借此恢复权威，亲自行使职权从而避免革命的发生。假如在作出一些改变的情况下，他能果断而坚定地巩固新秩序；假如在实现了法国人民愿望的基础上，他能规定公民权力、三级会议权限和王权限度；假如他能够放弃自己的专断，放弃贵族的特殊待遇，放弃赐予不同集团的特权；假如他能完成公众要求的、被后来制宪会议实施的各种改革，那么，他亲自主持会议的这个决定原本是可以阻止接下来那些不幸纠纷的爆发的。如果路易十六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而不为周围人所左右，他是能够做到这些的。然而这一切只是假设。
此时，国王的顾问们早已陷入混乱。三级会议召开时，并未采取措施以防止纷争发生，以内克尔为首的内阁势力和王后及几个亲王率领的宫廷势力互不相让，路易十六在两者之间游移不定，无所适从。
内克尔满足于第三等级取得的双倍代表名额，他只是担心国王的优柔寡断和宫廷势力的不满，并未意识到危机的严重性。内克尔认为面临的问题是财政危机而非社会危机，因此并未采取行动而是静待事变发生，他甚至夸口说不用事先准备也能应付自如。
因为三个等级都拥有抗拒权，内克尔意识到原有的三级机构已无法维持，三个等级本身就已是各项改革的实施以及行政工作正常进行的障碍。因此，他主张仿效英国的政体，减少等级，将僧侣和贵族合并为上议院，第三等级独自组成下议院。但是他没有预料到，斗争一旦开始，干预就已无济于事。折中的办法没有人接受，弱者拒不听从，强者要争斗一番，只有一方取得胜利，另一方才肯作出让步。
宫廷方面根本不想沿用三级会议制度，它宁愿让一些贵族集团与一个常设的国民会议来分享权力。三级会议由于本身组织上的缺陷，从来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对于宫廷而言，三个等级分开是有利的，宫廷可以在它们之间制造纷争，阻止它们采取一致行动，因此希望一直保持这种状态。而第一、第二等级也根本不赞同第三等级的改革要求，僧侣要保持他们的特权和豪奢，如果改革的话，他们的牺牲要远远大于得到的好处。刚刚重新取得政治独立地位的贵族，也明白他们对平民作出的让步将超过他们从王权中获得的东西。因此，在这场新的革命中，只有第三等级收获最大。在这种情况下，第一、第二等级不得不与宫廷联合，就像他们以前和第三等级联合起来反对宫廷一样。促使立场改变的只是利害关系，他们与宫廷保持一致并非出于忠诚，正如他们曾代表人民说话但并非为了公众利益一样。
贵族和僧侣的代表成为关切和拉拢的对象，宫廷方面在波利尼亚克伯爵夫人家里召开了一个会。参加者都是著名人物，包括贵族代表和僧侣代表的主要成员，在这个会上，德佩雷姆斯尼尔和当特莱格两个贵族被收买，在三级会议召开之前他们是最热情维护自由的人，此后则成了公开的反对派；这个会还规定了三个等级代表们要穿着不同服饰，以便于区分。为了将三个等级分开，宫廷用尽心思，先是繁文缛节，之后用阴谋诡计，甚至不惜使用武力。宫廷始终怀念往昔的三级会议，以为现在的三级会议能够和从前一样：用军队控制巴黎，用贵族代表控制第三等级代表，通过分裂三个等级来掌握三级会议，甚至以恢复抬高贵族压低平民的旧传统来分裂三个等级。宫廷方面以为，经过第一次会议后，即使不作任何许诺，也能够把一切挡回去了。
在三级会议开幕的第二天，贵族和僧侣的代表分别在各自议院自行召开会议，第三等级因为有双倍的代表人数，被允许使用三级会议的会场，这是最大的会议厅。接下来，开始了一场决定革命是发生还是被制止的斗争，法国的前途决定于这三个等级是分裂还是联合。
这个重要问题开始于审查代表的资格。第三等级代表们主张共同审查，即使三个等级不在一起开会，但每个等级对于审查其他等级的代表资格都是感兴趣的；而特权等级则以各等级分开存在为理由主张分别审查，因为他们察觉到，只要开始了这次共同行动，以后就不可能再分开。
第三等级的行动十分谨慎老练，并且很有毅力。他们冒着风险作了很多努力、取得了一系列缓慢且不起决定作用的成果、进行了反复的斗争之后，才获得现在的地位。开始时，他们采用聪明而稳妥的做法，按兵不动，在某些场合，只要善于等待就能取得胜利。三个等级中，第三等级的内部意见一致，并且他们的人数占三级会议代表的一半；贵族内部存在倾向于平民的反对派，僧侣中大多数倾向于平民，这些人中有几个热爱和平的主教，是人数众多的教区司铎的朋友，僧侣中的教士阶层相当于教会中的第三等级。
在这种局面下，拖延时间会使各等级重新联合，这种结果是第三等级所希望而主教们所畏惧的，因此，在5月13日，主教们自愿充当调停人。但这种调停注定没有效果，贵族不会同意按人数表决，第三等级不会同意按等级表决，调停会议开到5月27日仍旧毫无结果。
这种情况被贵族打破，他们坚持分开审查代表资格。在贵族作出这个决定的次日，第三等级宣布自己是代表全国的议会，并且以上帝和公众利益的名义邀请僧侣与他们联合。这一举动震惊宫廷，他们立即出面干涉，并使会议复会。宫廷方面派出一批调停人来调解三个等级之间的纠纷，让内阁负责调解各等级之间的分歧。这样一来，三级会议便从属于一个委员会，而国王则拥有委员会的最高裁决权。
后来又召开了几次会议，结果并未有多大改观，三个等级谁也不肯让步，这样僵持了很久，直到贵族重申主张再次打破僵局。五个星期之后，谈判依旧没有结果。由于特权等级拒绝联合，第三等级意识到自己已经取得了国民的信任，自行召开国民议会的时机已经到来，再拖延下去反而会招致国民的反对，于是决定采取行动。第三等级代表米拉波指出，需要有一位巴黎的代表提出建议，于是西哀耶斯站了出来，西哀耶斯性情怯懦，却足智多谋。西哀耶斯说，妥协绝不可能，审查势在必行，共同审查是正当合理的要求。他促使议会宣布邀请贵族和僧侣代表到三级会议的会议厅参加审查，并且宣布这次审查无论这两部分人是否参加都要举行。
国民议会成立
6月17日，第三等级审查结束后，西哀耶斯建议单独组成国民议会。这是一个果敢的行动，人数众多拥有合法权力的第三等级宣布自己是法兰西的代表，他们解决了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将三个等级的会议变为人民的会议。政治权力方面的等级制度不复存在，迈出了废除君主政体中的第一步，6月17日这个值得铭记的决定，直接引发了8月4日夜的法令。已经决定了的东西必须加以保卫，但这样的决定是否能够维持得住却令人担忧。
很快，国民议会宣布第一个决议：立法权不可分，这个行使主权的行动将特权等级置于自己的统领之下。接下来要做的是限制宫廷税收，议会宣布这种税收不合法，但在国民议会开会期间允许暂时征收。国民议会维持原有的公债，保护资本家的债权，宣布成立一个日用必需品委员会，以解决人民的日常需要。这些坚决而富有远见的措施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
宫廷方面在三个等级中制造分裂的目的失败后，就开始改用其他手段，希望运用国王的权威来维持等级制度。为避免国王接受内克尔谨慎温和的建议，他们安排路易十六出巡马尔利，并利用这个机会迫使国王采纳含有敌意的计策。这位君主不分建议好坏一概接受，在这批党同伐异的宫廷贵族的包围下，他听任摆布，同意了他们以王权来平息平民等级叛逆的要求。
宫廷方面让路易十六威严十足地到国民议会去，以国王的名义宣布撤销一切决议，并下令把三个等级分开，亲自确定三级会议应当施行的各项改革。在这个时期，那些搞密谋的顾问开始掌握王朝政府，从之前的暗中策划变为公开行动。掌玺大臣巴朗登、阿图瓦伯爵、孔代亲王、孔蒂亲王等人开始实施早已商定的计划，内克尔则失去了一切势力。内克尔曾建议国王采用一个调解方案，由国王主持召开新的会议以达成协议，在增税问题上按人数表决，在特殊利益和特权问题上按等级表决。这个办法赋予贵族和僧侣阻止废除旧弊病的权力，倾向于维持旧制度，因而对第三等级不利，这个办法如果能够实行，那么下一届三级会议后就会建立上下两院。内克尔喜欢折中的方案，他试图以逐渐的让步而非用一次行动来实现政治变革。内克尔的这个方案在斗争尚未激化时原本可以实现，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已不适合。现在，全部权力归于全体国民的时候已经到来。内克尔的建议不能够解决问题，于是那班新的顾问索性将他的计划改变成为一次政变，这些人认为国王的严令能够震慑议会，人民也会因为得到国王对某些改革的应允而感到满足。但他们没有意识到，假如发生了不服从国王命令的事件，就会使王朝陷入险境。
这次政变的方式并不出人意料，它的准备工作反而帮助对方来阻止政变。宫廷害怕大多数僧侣承认并加入国民议会，于是决定关闭三级会议会场中断会议。当时三级会议的主席巴伊是位品德高尚的人物，他作为巴黎的第一个代表，担任国民议会的第一个主席，后来又成为巴黎的第一个市长。敢于担当风险的巴伊不但受自己人爱戴，还得到了政敌的尊敬，6月20日夜里，他接到了掌玺大臣关于中断会议的通知，但第二天他还是在规定时间来到会场。会场布满了军队，大家纷纷提出抗议，经过商议后，巴伊带领大家前往网球场开会，代表们情绪激昂地跟着他，一些士兵也前来充当守卫。第三等级的代表们站在一起，庄严地宣誓：不待产生法兰西宪法，决不解散。
不久，亲王们派人守住网球场，国民议会开始转移到圣路易教堂，就在这场充满爱国精神的转移中，大多数僧侣加入了国民议会。一些意在恫吓国民议会的措施反而增强了它的勇气，宫廷的阻止行动反过来促进了它的发展。
6月23日由国王主持召开的会议，尚未举行就遭到了双重的挫折。当国王在大批人马的簇拥下在会场出现时，大家用黯然的沉寂来迎接他。国王用盛气凌人的腔调发表演讲，宣布了将要采取的一些被公众舆论和国民议会排斥的措施，他认为国民议会只是第三等级的行动，下令撤销议会的全部决定，决定仍然保留三个等级，严令三级会议接受他的决定，否则就解散议会；最后他威胁说如果国民议会再反抗的话就会遭到处置。然后路易十六命令代表们散会，在他离开会场后，僧侣和贵族们也遵命离去，平民代表则屹然不动，用沉默来表达不满。
过了一会儿，米拉波打破沉寂，他说：“先生们，诸位刚才听到了，是谁下的这个令人屈辱的命令？是受我们委托的人。他本应当代表我们的利益，却给我们强迫性的法律。诸位，我们负有政治上的不可侵犯的职责，代表着两千五百万国民的希望与幸福，但是现在我们连讨论的自由都被剥夺了。我请求大家，保持我们的尊严、捍卫我们的立法权、信守我们的庄严誓约：除非宪法制定完成，否则我们绝不离开。”看到国民议会不散会，大司仪官重申了国王的命令。米拉波冲他叫道：“告诉你的主人，我们是受命于人民才来到这里，只有刺刀能把我们赶走。”西哀耶斯镇定地指挥大家继续昨天的讨论，大家充满了豪情和信心，议会最后决定，坚决维持所有的决议，议员有不受侵犯之权。在这一天，王室丧失了权威，法律的创议权和道义的力量从王室转移到国民议会。
国王上午刚决定免去内克尔职务，到晚上又要求他留下来，因为这位财政总监拒绝参加国王主持的会议，而重新取得了国民议会的信任，他曾经因态度暧昧而失去了这种信任，如今，他成为了国民议会的同盟者。无论什么时代，都需要一个人当首领，并以这个人的名字作为党派的旗帜，内克尔被选为国民议会与宫廷做斗争的领导人。
几天后，宫廷被迫要求大多数贵族和僧侣停止分裂活动，包括奥尔良公爵在内的四十七名贵族代表开始参加会议。6月27日，全体成员都参加了讨论，三个等级的区分在法律和事实上都不复存在，会议厅里的座位也混在一起。面对全国人民的权威，宫廷贵族失去了专横跋扈的作风。
有些时候，人们可以主动作出贡献，有些时候，却只能被迫接受他人的决定。三级会议开幕时，国王本可以自己制定宪法，现在却要接受国民议会制定的宪法。但路易十六的顾问们并未放弃，刚从惊慌中恢复就决定使用刺刀来维护王权。他们劝导国王必须使议会服从于他，以保住王位、维持王国法律，建议将国民议会迁移到其他地方，并用武力控制拥护国民议会的凡尔赛和巴黎。
当这些阴谋暗中进行时，代表们正在讨论宪法的确立问题，议会收到了巴黎和国内主要城市送来的请愿书，赞扬他们的举动。正在这时，大批军队赶到凡尔赛，士兵们包围了会议大厅，禁止市民入内；巴黎也被各种军队包围。此外还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部署，炮兵铁甲车从边境调来，绝对服从的外籍军团也被调动。一时间人心浮动。国民议会在7月9日上书国王，希望他将军队调走，措辞恭敬而语意坚决，但路易十六却诡称派兵是为了防止骚乱、保护议会，并表示无论派兵还是撤兵，他都是唯一能作决定的人。
巴黎起义
此时的巴黎处在大动乱的酝酿阶段，全国代表面临的危险、巴黎本身的危难、生活必需品的匮乏，预示着全城马上要发动一场起义。恐惧破产的资本家、爱国的开明人士和整个中间阶级、为生活所迫的平民，都将自己的苦难归咎于特权阶级和宫廷贵族，热烈地拥护革命、要求变革。首都好像被新的局面所惊醒，一改之前因屈从而保持的宁静和沉默，变得沸腾与狂热。出版界首先进行宣传鼓动，报纸派专人采访报道国民议会的情况。公共场所和广场上经常聚集着人群，人们对关心的问题议论纷纷，在这里，一张桌子就是讲台，每一位公民都是演说家，有人谈论祖国的危难，有人大声疾呼主张抵抗。7月11日，宫廷方面开始行动，首先流放了内克尔，接着撤换各部大臣，同时指派布罗伊元帅、拉加利索尼埃尔、拉沃居永公爵、布勒德义男爵和富隆分别接替皮塞居尔、蒙莫兰、拉吕泽尔内、圣普里厄斯特和内克尔的职务。内克尔在吃午饭时接到了国王要他立即离开本国的命令，他并没有告诉任何人，镇定自若地用完餐后，和夫人一起坐上马车说要到圣多昂去，实际上去了布鲁塞尔。
第二天下午四点，巴黎人民才得到内克尔被罢官并流放境外的消息，全城震动，有一万多人涌到罗亚尔宫区，准备以行动来表达愤怒情绪，却不知从何处入手。一名经常演说的名叫卡米尔·德穆兰的青年，拿出手枪，勇敢地跳上桌子喊道：“公民们，一刻也不能耽误了，内克尔被免职就是大屠杀开始的警钟，今天晚上，那些瑞士兵和德意志兵就会从练兵场里开出来杀死我们！我们只有拿起武器反抗才能有生路。”在人群的欢呼声中，他提议加戴绿色帽徽便于互相识别，并首先在帽子上贴了一片树叶，大家纷纷仿效，几乎摘光了宫苑里的栗子树叶。
这队人闹哄哄地从雕刻师居尔蒂斯的住所里拿出内克尔和奥尔良公爵的半身雕像，抬着它们走过圣马丹街、圣德尼街，队伍在行进中不断壮大，原本的巡逻队也变为队伍的护卫队。在旺多姆广场，人们抬着雕像绕着路易十四的铜像转圈，一队赶来的德意志皇家部队被群众扔出的石子打得四处奔逃。在路易十五广场，队伍受到了朗贝斯克亲王的龙骑兵的袭击，一个抬半身像的人和一名法兰西禁卫军团士兵被打死，人群四处逃散。朗贝斯克亲王率领着龙骑兵，追赶着逃散的人们来到杜伊勒里宫苑，对在那里散步的赤手空拳的群众进攻，一时间群情激愤，全城内外到处回荡着“拿起武器”的喊声。
同情人民的禁卫军团被禁闭在营房里，为了防止他们有越轨行为，朗贝斯克亲王派了六十名龙骑兵驻守在营房对面。对禁闭极为不满的禁卫军团看到这些外籍军队，士兵气愤得要开枪射击，军官们威胁加劝告才得以阻止。然而当他们听说了杜伊勒里宫苑发生了残杀事件、一名同伴被打死时，便什么也听不进去了。他们拆毁棚栏，朝着龙骑兵摆开阵势，问对方：“你们是什么人？”对面回答：“德意志皇家军队。”“你们是第三等级一边的吗？”“谁给我们下命令，我们就听谁的。”于是禁卫军开了一排枪，打死两人，打伤三人，剩下的人仓皇而逃。然后，禁卫军以进攻队形前进到路易十五广场，在杜伊勒里宫和田园大街之间的地方驻扎了一夜，这里正是民众与官军的中间地带。练兵场的外籍士兵到达田园大街时遭到了禁卫军的射击，他们并没有按照上级要求进行战斗，“小个子瑞士兵”率先抗命，军官们只好下令撤退返回练兵场。由于禁卫军团的反叛和首都外籍军队的抗命，宫廷的计划遭到了挫败。
这天晚上，人民聚集在市政厅，要求敲响警钟、武装公民，当时人声鼎沸，场面混乱到极点。在善良的公民之中还混杂着一些可疑分子，他们将起义作为制造混乱和趁火打劫的借口，这些人烧毁了城门，抢劫店铺，在街上横冲直撞。7月12日到13日的夜晚，就在乱哄哄和惴惴不安中过去了。
内克尔的出走也影响到了凡尔赛和国民议会，同样引发了不满情绪。代表们一大早就来到会场，由于沮丧和愤怒，大多脸色阴郁。穆尼埃发言揭露了受拥戴大臣被免职、继任者暗箱选定的阴谋，他建议向国王递交请愿书，让国王看到采取暴力措施的危险性和可能引发的不幸，要求他收回成命，并正告国王议会坚决反对背信弃义的卑劣行为。接着，内克尔的朋友拉利·托朗达尔面带忧伤地发表长篇演说赞扬内克尔。也许是因为他们面临着共同的危险，也许是因为他们不指责宫廷就会和宫廷一样遭到责难，也许是因为他们不得不随大流，但无论如何，贵族最终还是选择和第三等级一起行动。贵族议员维里欧伯爵作出了榜样，率先宣誓不分等级，一致忠于议会的决议，以此来拯救王国。
当议会得到巴黎起义、起义后人民的激烈行为、首都陷入混乱、民众可能遭到军队袭击或自相残杀的消息后，大厅里的代表们摒弃偏见，一致要求团结起来拯救祖国。他们立即向国王派出了一个包括全体巴黎议员在内的八十人代表团，在议会议长维埃纳大主教的带领下面见国王，陈述了首都和王国面临的危险，希望国王能撤走军队，将城防交给城市民兵，以此来稳定局势。但这些要求遭到了国王的拒绝。
议会并未因宫廷不肯改变决定方针而气馁，反而坚定了依靠自己力量的决心。议会立即通过关于国王的全体顾问和现任大臣责任的规定，公开表示对内克尔和被罢黜的大臣的同情，声明议会将继续坚持要求撤走军队、建立民兵，宣布维护债权人的权益、维持过去通过的一切决议。此外，为避免三级会议的会议厅在夜间被武力关闭，议会决定昼夜不停地开会，议员分为两批轮流出席，并指定拉法耶特为副主席主持夜间会议，协助维埃纳大主教。这些动议和决定、这种普遍一致的热情、这种坚定的意志和毫不动摇的行为，越来越彰显出议会克服危机和完成使命的能力。
7月13日，起义开始走上正轨。公民们早上赶到市政厅，敲响市政厅和所有教堂的警钟，鼓手们走街串巷召集公民在公共广场集合开会，组建了以罗亚尔宫区志愿兵、杜伊勒里宫区志愿兵、巴索什区志愿兵、阿格布斯区志愿兵命名的国民自卫军。各区选出二百人担任警卫工作，分别开会。此时缺少的就是武器，因此人们到凡是有可能找到武器的地方进行搜罗，民众写下一张收据就拿走了军械修造厂和磨刀铺里的武器。没有找到武器的人们到市政厅去索取，聚集在这里的选举人说没有，但人们并不相信，只是不顾一切地要得到武器。
无奈的选举人只好请来了巴黎市长弗勒塞尔先生，他了解首都的军事情况，而且他的声望应该有助于改变现在的困难情况。弗勒塞尔在掌声中发言：“朋友们，我是你们的父母官，我会令你们满意的。”并下令在市政厅成立常设委员会，处理城市的公安问题。
这时有人来报告说，一所藏有谷物的修道院遭到破坏，群众抢劫了军械修造厂，冲进王家储藏库夺取旧武器。选举人害怕群众的过火行为，担心难以约束他们的狂热举动。事实上，人民正处在热情和无私的阶段，他们把从修道院取来的小麦存入仓库，在城门口截住满载食品、家具、餐具的马车带到格雷弗广场，并没有抢劫任何一家商店。广场上聚集的人们在喊着同一个口号：“我们要武器！”在下午一点时，市长宣布夏尔维尔兵工厂的一万二千支步枪即将运来，随后还有三万支枪到达。
这个保证稳定了人民的情绪，常设委员会开始从容地组织民兵。民兵计划只用了四个小时就完成，计划决定在未发生新的情况以前，巴黎的国民自卫军人数定为四万八千人，每区设一个营，由自己的首领指挥，将绿色徽章改为红蓝两色徽章。各区都十分拥护常设委员会采取的新措施，新组建的巡逻队开始在街上维持秩序。人民一直在等待市长兑现许诺，天黑之后，运来了贴有“炮兵”标签的木箱，大家以为里面装着从夏尔维尔兵工厂运来的步枪，打开之后却发现只是一些旧衣和木块。而在此之前，民众刚刚在城门附近截获五千公斤准备秘密运出巴黎的火药。害怕官军夜里发动袭击的民众听到这个消息十分愤怒，认为自己被出卖了，大家开始抱怨委员会和市长，并加以威胁。市长声明自己和大家一样是受人欺骗，为了争取时间或者为了摆脱群众，市长让大家到沙特勒伊去找武器，可那里根本没有武器，这更加重了民众的怀疑和愤怒。委员会看到，只有铸造长矛才能武装巴黎，解除人民的疑虑，于是下令制造五万支长矛。人们立即开始行动起来，为避免再次发生过火行为，巡逻队在全城加强巡逻，巴黎灯火一夜未灭。
攻占巴士底狱
7月14日一早，没有找到武器的民众就到委员会索要武器，并责备委员会在前天晚上的失败行为。委员会并未找到武器，夏尔维尔、沙特勒伊都没有运来武器，连军械库也空空如也。民众早已听不进任何辩解，他们确认自己是被出卖了，于是成群结队涌向荣誉军人院的大武器库。民众丝毫不惧怕驻扎在练兵场的军队，在荣誉军人院的地窖里，他们找到了隐藏的二万八千支步枪，此外还运走了大量的刀、剑和大炮。大家欣喜若狂地将大炮装在城厢入口处、杜伊勒里宫、塞纳河岸和几座桥上，用来保卫首都、防御官军。
上午，人们发出警报说驻扎在圣德尼区的军团已经行动，巴士底狱的大炮已对准圣安东街。委员会立即安排市民保卫城区的这一侧，派人连续侦察，同时选派代表到巴士底狱和要塞司令谈判，要求他们撤除大炮且不采取敌对行动。
这次警报和这个堡垒所引发的恐惧，加上人们对这个堡垒所代表的势力的憎恨，以及在起义时占领巴士底狱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多种原因的引导下，人民的注意力开始集中到巴士底狱上。从上午九点到下午两点，巴黎全城呼喊着一个口号：到巴士底去！到巴士底去！从各区前来的民兵们扛着步枪、长矛、大刀等各式各样的武器向巴士底狱进发。巴士底狱周围已经聚集了很多人，要塞像处在战备状态一样，岗哨密布、吊桥悬起。
圣路易文化区一位名叫杜里奥·德·拉罗西埃尔的代表站出来与要塞司令德洛内谈话，要求司令改变炮口方向。司令回答说自己无权卸下一门安在炮楼上的大炮，但为了安抚民众情绪，他可以命人将大炮后撤并拉出炮眼。杜里奥想尽办法才进到要塞里面了解情况以验证司令的话，在里面，他看到四十名瑞士士兵和八十名荣誉军人守护着大炮，正对准通向要塞的所有街道，准备消灭进攻者。杜里奥以荣誉和祖国的名义，劝导士兵和要塞参谋部的人要保持冷静，不与人民为敌，官兵们异口同声地发誓除非遭到攻击，否则决不使用武器。接下来，杜里奥登上了炮楼，站在高处的他看到民众们从四面八方涌来，圣安东区的人成群结队向前挺进。等候在外面的人因得不到杜里奥的消息变得十分焦躁，大声呼喊要求要塞放人，为了使人民放心，杜里奥来到堡垒的边沿，向大家示意自己马上就回去，他首先向大家报告了执行任务的结果，然后准备到委员会去汇报。
民众们却早已急不可耐，要求堡垒立即投降，人群中不间断地爆发出“拿下巴士底狱，拿下巴士底狱！”的呼声。人群中有两个人似乎比别人更坚决，是埃利和于兰，他们一下子从队伍中冲出来，奔向一队守护的卫兵，开始用斧子砍大吊桥上的铁链。士兵们拿着枪高声呵斥要求他们后退，否则就要开枪了，但他们不为所惧继续挥动斧头，很快，铁链被砍断，吊桥放了下来，他们带领着大家一起冲过桥来到第二座吊桥前，准备再次把铁链砍断。于是守备部队朝人群前面的空地上开了一排火枪以示警戒，但是，被子弹驱散的人群很快又卷土重来，他们丝毫没有放弃第二座吊桥的意思，要塞方面便不断开火阻止他们接近，这样持续了好几个小时，被激怒的群众试图用斧子劈开大门，并准备火烧守备队。在这种情况下，守备部队打了一发开花弹，杀伤了许多群众，对围攻者造成了致命冲击。但是民众们的士气反而更加高涨，在埃利和于兰英勇顽强的带动下，人民继续坚持包围要塞。
市政厅的委员会对这种情况忧心忡忡。委员会认为民众包围巴士底狱是一件胆大妄为的事。当它接到一个又一个来自堡垒墙下发生的不幸消息时，更加觉得自己处在危险之中，如果是军队取得胜利，它将面临来自军队的威胁，而另一方面，来自民众的危险也一直持续。由于委员会无法为民众继续包围要塞提供军火，人们认为委员会背叛了他们。委员会已经派出两批代表前往巴士底狱谈判，要求双方停止敌对行动，并要求要塞司令将守卫任务交给民众承担，但是现场一片混乱，到处是喧嚷和火枪声，代表团根本无法讲话。因此，委员会派出的第三个代表团携带着一面旗帜和一面鼓，便于人们区别，但结果依旧不如意，双方都拒绝听他们的劝告。市政厅的议会为此作出的一些尝试和活动，反而加重了民众对它的疑虑。尤其是市长，更不得人心，有人说：“今天一天他就欺骗了我们好几次。”另一个说：“他主张开一条战壕，实际上是为了拖延我们给自己争取时间罢了。”更有一个老头儿充满激情地大声呼喊：“弟兄们，跟着这些叛徒不会有什么结果，大家跟我来，用不了两个小时我们就可以拿下巴士底狱。”
要塞被围攻四个多小时后，状况发生了改观，当法兰西禁卫军团带着大炮出现以后，守备部队开始掉转矛头，敦促要塞司令投降。倒霉的德洛内看到情势不利，便想把堡垒和市区一同炸毁，使自己葬身瓦砾之中，当他手里拿着点燃的火绳绝望地向炸药走去时，守备部队的士兵逮捕了他，并且在炮座上竖起白旗，将枪口朝天、炮口朝下，表示放弃抵抗。但进攻的人并未停止，人们高喊着：“放下吊桥！”一个瑞士军官从城墙的枪眼内向外喊话，表示自己愿意投降，希望能按照两军作战的传统体面地离开要塞。人群高喊着：“不行！不行！”拒绝了他的请求，于是军官提出，如果能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就放下武器。冲在最前面的人回应说放下吊桥就保证他们的安全。得到这个保证后，守备部队便放下了吊桥并把门打开，围攻者拥挤着冲进了巴士底狱。
冲在最前面的那些人想把要塞司令、瑞士人以及残疾军人救出来，免得他们遭到报复；但是狂热的民众们拒绝了，他们高叫：“交给我们，把他们交给我们；他们向自己的公民开火，应该绞死！”就这样，怒火不平的群众将要塞司令、瑞士人、残疾军人拖出来，非人道地处死了。
常设委员会这时还不知道战斗的结果，会议厅里挤满了愤怒难耐的人们，威胁着市长和选举人。成为谴责对象的弗勒塞尔脸色苍白、不知所措，开始担心自己的地位。人们强迫他离开委员会会议厅前往市国民议会，那里聚集着更多的公民。喊声从四面八方传来：“叫他过来，跟我们走！”弗勒塞尔万般无奈，却只能按照民众们的要求来到议会大厅，当他到达时，民众们的注意力却集中在格雷弗广场传来的消息，人们听到了“胜利！自由！”的呐喊声。不一会儿，有人报告说那些巴士底狱的征服者来了，他们威风凛凛地步入大厅，神气十足。其中一个头戴桂冠的人最为出众，被大家高高举着，后面簇拥着一千五百多人，大都头发蓬乱、眼睛发红，带着各种各样的武器，把地板踩得咯吱作响。有一个人拿着巴士底狱的一串钥匙和一面旗帜，有一个人将巴士底狱的规章挂在刺刀上炫耀，还有一个人用沾满鲜血的手举着要塞司令的领扣，样子令人害怕。民众把广场和河岸挤得水泄不通，征服巴士底狱的勇士们就是以这种气概和姿态进入市政厅的大厅，向委员会报告胜利的消息。在决定其余俘虏的命运时，有几个人赞成将这些人交给委员会判决，大部分人却喊道：“不能对这些俘虏宽大！朝公民开火的人没有资格获得饶恕！”但总指挥拉萨尔、圣梅里的选举人莫罗、勇敢的埃利最终还是说服了群众，大家同意一概赦免这些俘虏。
接下来该审判弗勒塞尔了，有人说在德洛内身上搜到了一封信，弗勒塞尔在信中对德洛内说：“我用帽徽和诺言来哄住巴黎人，你一定要坚持到今天晚上援军到来。”这封信证实了人们之前的怀疑，弗勒塞尔确实有背叛行为。最温和的一派认为应该把他抓起来，关到夏特莱监狱里，另外一些人提出反对意见，主张把他带到罗亚尔宫区去审判。经过协商，大家一致赞同后一种主张，大厅里响起了“到罗亚尔宫区去！到罗亚尔宫区去！”的喊声。弗勒塞尔十分镇静地回答说：“好吧，先生们，我同意到罗亚尔宫区去。”说完后就走下台来，群众自动让开一条路，待他通过后就跟在后面走，并未采取任何暴烈举动。可是当弗勒塞尔走到佩勒蒂埃街的拐角处时，一个陌生人迎面走来，掏出手枪朝他射击，弗勒塞尔就这样被打死了。
首次革命的胜利
在巴黎起义取得节节胜利之时，凡尔赛的宫廷却正准备实现它与首都人民、与国民议会为敌的阴谋。计划预定在7月14日到15日夜执行，首席大臣布勒德义男爵答应三天后恢复王权，巴黎城下的军队指挥官布罗伊元帅被授予生杀大权。7月13日，国王迫使国民议会通过了6月23日的宣言之后，解散了议会。并印了四万份宣言准备散发到全国，此外还印制了一亿多张国库券以应急需。宫廷并没有因为巴黎的运动而有所收敛，直到最后一刻，宫廷依旧将这场运动看作一次暂时的、容易扑灭的骚乱，认为一个由市民掌权的城市抵抗不了一支军队，不相信运动能够持续下去并取得成功。
议会清楚宫廷的阴谋，两天来它一直在不安和惊慌中继续开会。议会不知道巴黎发生的事，一会儿听说巴黎举行了总起义，民众要向凡尔赛进发；一会儿又听说军队将对巴黎采取行动。7月14日晚，甚至听到了国王将乘夜出走、将议会留给外籍军团的传言。在如此严重的局面下，议会仍然坚定地贯彻他们最初的决议。正当米拉波提议再派一个代表团前去探寻情况时，诺阿耶子爵从巴黎赶来向议会报告起义的进展，叙述了荣誉军人院被抢、巴士底狱被围的情况。议会提议建立通讯联络，半小时互通一次消息。
这时，巴黎市政厅委员会派来的代表尼尔和邦卡尔证实了国民议会刚才收到的消息，国民议会在愤怒中派出第二个代表团，向国王报告这沉痛的消息。晚上十点，第一个代表团带来了无法令人满意的答复，国王答应将练兵场的军队撤离巴黎，但要求军官们担任国民自卫军中的指挥。对于第二个代表团报告的消息，国王有些犹豫，但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但是这些措施并不能改变人们所处的危急处境，国民议会对此既不满意，也不放心。
当奥尔梅松和迪波尔的代表带来巴士底狱被攻陷、弗勒塞尔和德洛内被处死的消息时，国民议会却不再派出第三个代表团，克莱蒙·多奈尔说：“让他们自己去想吧，国王也应当和普通人一样，为取得教训而付出代价。”第二天早上，在代表团准备动身的时候，国王到国民议会来了。负责国王服装的利昂古尔公爵偷偷将法兰西禁卫军团叛变和巴士底狱被攻陷的消息告诉了国王，并说服他到议会去表明自己的态度，使议会放心。国王不带卫兵，只在他兄弟的陪同下前来。国民议会最初用寂静来迎接他。可是，当国王说他和国民是一体，已命令军队撤离巴黎和凡尔赛时，议员们全场鼓掌、起立致敬，并将他送回凡尔赛宫。
凡尔赛和巴黎欣喜若狂，人民的态度由怨恨转为感激。清醒过来的路易十六宣布召回内克尔，自己将回到首都。议会派了一个一百人的代表团先于国王到达首都。代表团中的巴伊，由于他长期担任议会议长的艰难职务，被任命为巴黎市长，拉法耶特则由于他光荣的爱国行动被任命为国民自卫军总指挥。
7月27日，巴伊和拉法耶特率领市政府人员和巴黎的国民自卫军迎接国王，路易十六受到了空前的爱戴。他批准了新官吏的任命，同意了人民的选择，然后返回凡尔赛。反对革命的大臣和那些阴谋未遂的人都离开了宫廷，阿图瓦伯爵、孔代亲王、孔蒂亲王、波利尼亚克一家，都带着随从离开法国前往都灵，成为第一批流亡者，但这些亲王很快就在国内挑起内战，并组织策划了欧洲反法同盟。
内克尔胜利归来，他回来的那一天，巴黎像过节日一样。但是，他声望最高的这天却几乎成为他的末日。民众始终对参与7月14日阴谋的人恨之入骨，坚决处决了新任大臣富隆和他的侄儿贝蒂埃。内克尔对此很生气，担心别人也成为牺牲品，同时他想营救被俘的贝桑伐尔男爵，因此要求实行大赦。但在群情激愤的环境里，内克尔的宽大并不慎重，他不知道人们会轻易怀疑自己的领袖砸碎他们的偶像。目前最好的办法不是赦免被告者，而是成立法庭从而使被告者免受民众的死刑判决。内克尔非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使人民起来反对他，从此，他开始和革命作对。当群众被革命充分发动起来后，英雄人物就无足轻重了，要想不被运动抛弃，就必须走在前头，而不是左右运动的方向。
7月14日运动的影响十分巨大，各省人民都开始效法首都人民，组织市政府实行自治，成立国民自卫军自卫，权力和武力从王朝手中交换到国民手中。在城市，人们反对旧官吏、反对特权等级，认为这些人是革命的敌人；在乡村，人们焚毁城堡、烧掉领主的租契。在胜利的时刻，人们常常会滥用权威，想要制止权力滥用，就要让人民明白，特权和所有权不能混为一谈。
国民议会发布了关于恢复秩序的公告，并将夏特莱监狱改为审判7月14日阴谋分子的法庭，群众对此感到满意。接下来，该采取一项更为重要的措施了：废除各种特权。8月4日晚，诺阿耶子爵提议对封建特权进行赎买、废除人身劳役，这个提议为特权等级作出牺牲树立了榜样。接下来，夏特莱公爵建议将什一税改为货币税，夏尔特主教建议取消狩猎特权，维里欧伯爵提出取消贵族领主养信鸽的特权。此外，贵族领主裁判权、卖官鬻爵、免税特权、租税不平等等也被取消。
一切滥用权威的弊端都被废止，神职人员名目繁多的俸金也逐一被取消。在个人作出牺牲后，团体、城市和各省也都作出了牺牲。取消了行会监督和监工制度，多菲内省代表布拉孔侯爵以该省的名义宣告放弃特权，其他各省议员也纷纷效仿。
为纪念这一天，议会授予路易十六以“法兰西自由再造者”的称号，并铸造了一枚纪念章。这一夜是扫除封建残余的一夜，人们从封建制度的残余中解放出来，贵族领主失去了土地所有权；贵族裁判权被公权制度取代，买卖法官职位的制度被撤销。之前一切属于个人，现在一切属于国民，它使法国人人平等。8月4日之夜是一次革命，和7月14日一样重要，它使人民成为社会的主人。
革命在很短时间内就取得了重大成果，这得益于它遭受的攻击，宫廷的每一次拒绝都拉近了它与成功的距离，专制君主政体的整个庙堂由于领导者的过错而倒塌。让我们记住这些时间，6月17日，取消三个等级，三级会议变成国民议会；6月23日，王权的精神力量终结，被议会继承；7月14日，人民继承了王权的物质力量；8月4日，首次革命完成。
第二章 国民议会的成立——1789年8月4日夜到10月5～6日
10月5日和6日暴动是一场真正的群众运动，完全由于宫廷的轻率而引起，既没有不可告人的动机，也没有暗藏野心。禁卫军举办宴会，关于国王出走的谣传，以及人民对内战和饥荒的恐惧，引发了巴黎向凡尔赛进军，但运动仅此而已。
国民议会的派别
国民议会由优秀的国民组成，虽然代表着全民利益，目的纯正，但也存在派别和分歧。国民议会既不受某一种思想的支配，也不能由一个人领导，议会作为一个整体来制定决议，并且是按照一种自由或者自发的信念来作出这种决定。下面就介绍一下议会中的意见分歧和利益矛盾。
首先是宫廷派，也就是特权派，这一派在等级斗争时期极力反对各个等级共同开会，因此现在常常保持沉默，最后才参加一些局部的讨论。即使贵族阶级此时与平民派合作，但他们的利益始终和国民利益相对立。因此，过了需要笼络人心的几天之后，贵族的右派和高级僧侣仍旧反对平民派。这些人既舍不得放弃特权来制止革命，又不肯参加革命来推迟革命，只是想尽一切办法来反对所有的改革。宫廷派的主要发言人是莫里和卡扎莱斯，前者代表僧侣，后者代表贵族，这两个人的出身和地位并不是第一流的，但他们都有过人的天才。
这两个发言人，秉承了特权阶级不相信改革能够持久的观点，在任何讨论中都尽力采取攻势，他们的目的并非是为了指导议会，而是破坏它。莫里发言冗长，卡扎莱斯强词逼人，两人都善于玩弄诡计。莫里在讲坛上保持着布道者和学院院士的作风，有时却自己都不理解自己的发言。他虽然大胆机智、变化多端，但是很少能抓住问题的要点，甚至抓不住对自己有利的观点，他只是喜欢长时间进行反驳，以引经据典的诡辩来代替可信的理由。因此他的发言从没有深刻的说服力，也谈不上真正的雄辩。卡扎莱斯与莫里则正好相反，他心地正直，思维锐敏，态度坦率，演讲的语言流利而生动。面对同一个问题，他常常能够站在对自己这派有利的一面，而将浮夸的一面留给莫里。卡扎莱斯富于热情，善于运用自己的才能，但立场错误是他最大的缺憾。
内克尔和各部大臣组成了温和派，他们的人数比宫廷派少。当时的法国主要分为两大派，一派是反对革命的旧特权阶级，一派是支持革命维护人民利益的民众，这二者之间是不允许一个自命为调停人的派别存在的。内克尔公开表示赞成英国式政府，那些信仰或抱负相同的人都站到他这一边。思想坚定、禀性刚强的穆尼埃，和内克尔一样坚定的拉利·托朗达耳，以及他们的朋友克莱蒙·多奈尔都属于这一派，此外还有少数贵族和部分主教也支持内克尔，他们共同的希望是，如果内克尔的主张能被采纳，他们就是上院议员。
温和派后来被称作温和派，他们试图将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政体原封不动地搬到法国来，以调和手段进行革命。一直以来，他们都致力于使最强者和最弱者和解。7月14日以前，温和派要求宫廷和特权阶级能够满足平民的要求；7月14日以后，则希望平民能与宫廷和特权阶级和解。他们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在政府中起一份作用，如果一个派别没有地位，就是反对派，只有给它们提供合法的地位，才能避免永无休止的斗争。但他们没有认识到，这种见解在当时排他性思想盛行的时代是行不通的，斗争既然开始，结果必然是某种制度取得胜利，而不是和解。单一的议会已经取代三个等级并获得胜利，要破坏议会建立两院制是非常困难的。在宫廷看来，这种政府过于平民化；而在国民眼中，它仍是贵族化的，因此，温和派既不能使宫廷妥协，也无法获得民众的支持。
议会中其余的人组成了国民派。在这个时期，国民派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三巨头同盟，即迪波尔、巴纳夫、亚历山大·拉梅特。三人中，迪波尔负责拟定主张，巴纳夫负责出面支持，拉梅特则负责指导执行。一个中等阶级出身的律师、一个高等法院人员出身的省议员和一个宫廷贵族出身的上校能够紧密联合组成同盟，是非常值得注意的，这充分表现了当时的平等精神，各阶级的人民能够撇开本等级的利益，为公共利益和人民利益而团结合作。中等阶级在7月14日是取得了自己的胜利：它的议会是制宪议会，武装力量是国民自卫军，政权是市政府。米拉波、拉法耶特和巴伊则在这次斗争中转变了身份，一个成为护民官，一个成为将军，另一个担任市长。国民派的原则性非常强，他们支持革命的利益，成员大多是年轻人，有强烈的爱国精神和高尚的品质，除了追求自由，他们更有志于担任高级职位，因此从一开始就有些冒进，甚至超越了7月14日革命。国民派在议会中有极左派代表的支持，在议会外得到了政治俱乐部的拥护，并且受到了没有参加革命但不允许资产阶级独享革命成果的国民的援助。一些有意参加而未能进入政府的人，也接受了国民派的领导。
此外，在中等阶级中还形成了一个民主反对派，除了在一些次要问题上与首脑的意见存在分歧外，大部分的观点还是一致的。迪波尔的意志十分坚强，在高等法院反对政府的斗争以及他领导的那些反抗中，他获得了成熟的经验。迪波尔明白，人民在获得权力之后就会安于现状，认为天下太平，然后失去反抗和斗争的热情。为了防止群众的行动变得松懈，使他们为了将来的需要而不至于涣散，也为了使那些担任国民议会、市政机关和国民自卫军领导的人能够继续前进，迪波尔创立了著名的俱乐部联合会。与所有能够大规模发动国民的组织相同，这个组织也是有利有弊。当合法的掌权者一意孤行时限制其权力，当革命受到打击时则给予它强大的力量，是这个组织的益处，但俱乐部的创始人并没估计到这个组织所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在迪波尔看来，俱乐部联合会不过是在群众活动减缓或停止时使它恢复活动的一个齿轮，只是用来使群众的活动继续，而不是为群众工作。在发生了国王出走瓦雷内的事件后，极端平民派变得十分残酷和可怕，他们依靠议会中的大多数和中等阶级来反对国民派。在米拉波死后，中等阶级处于无人领导的状态下。这个时期的主要任务是迅速掀起立宪革命，否则就会因拖延而导致共和革命失败。
西哀耶斯和米拉波
从整体上来说，议会成员大多是正义且意志高尚的人，他们的两个领导人虽不是第三等级成员，却得到了第三个等级的拥护。如果没有修道院长西哀耶斯，制宪议会的行动可能会偏离方向，如果没有米拉波，制宪会议的行动则不会这样坚决。
有些人，在宗教狂热的年代能开创教派，在哲学昌明的时代则以见解独到而出类拔萃，西哀耶斯就是这类人中的一个。他思想新颖而坚定，但有些失于武断。他研究的主要对象是社会，他认为政府的性质是时代问题而不是权力问题，他在头脑中早已对社会的关系、权能和活动都进行了井井有条的划分。西哀耶斯表面上很冷淡，却不乏追求真理的热情，他绝对坚持自己的见解，认为别人的主张不全面并因此漠视他人的意见。他不常发表意见，却希望别人能够完全了解他，这显然是很难做到的。他树立了政治科学的权威，西哀耶斯的方案在稍经修改之后，一般都被采用了。他的信徒将他的学说再次传授给别人，使他成为受人崇拜的偶像，在各委员会中，西哀耶斯的弟子比同事还多。
米拉波在讲坛上的威望与西哀耶斯在各委员会的威望一样。他是一个只要遇到机会就可以成为伟人的人。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代表人物，罗马共和国鼎盛时代有格拉古兄弟，罗马衰亡时有喀提林，在投石党时代有红衣主教雷斯，而在君主政体没落时则出现了米拉波。作为乱世奇才，米拉波由于自身的才华和奋不顾身的热情，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革命给了他发挥活力和才能的机会。米拉波一贯反对专制政权，贵族因为他的越贵而谴责和轻视他，被激怒的米拉波索性脱离了贵族，机智大胆的米拉波开始将革命当作自己的事业和生命。米拉波具有一个维护民权的政论家所应有的思想、言论和行动，满足了那个时代的需要。面对危险，米拉波有着左右议会的影响力；如果遇到不顺利的讨论，他能够用一句话就结束争辩，压倒人们的野心，使反对者哑口无言，破坏掉竞争者的计划。作为一个强有力的人，米拉波在混乱中从容不迫，无论是激烈还是和蔼，他都拥有议会中的最高权威，他迅速树立的声望一直保持到最后。米拉波刚进入三级会议时，没有人理睬，他死后却由议会和法国举行国葬，并且进入先贤祠。只具有伟人的天才远远不够，生逢其时才是最重要的，可以说，是革命成就了米拉波。
制宪讨论
奥尔良公爵虽然也自成一派，但他在议会里并没有势力，他只是附和大多数人而得不到大多数人的追随。他的身份，宫廷对他的疑惧，以及某些人对他的忠诚使他获得了一些声望，别人虽对他有所期望却并没有为他搞过阴谋活动。奥尔良公爵的钱和名望也许对群众运动有些帮助，但没有他群众运动也一样爆发。将伟大的革命归功于卑劣的阴谋手段，只是当时一种普遍的错误看法。议会已经获得了所有权力：管辖各自治市区，指挥国民自卫军。王权虽然在法律上依旧存在，但已经没有实权，而且也无人服从王权，议会代替国王行事。为了方便工作，议会分设了几个委员会，并且任命了一些在议会外执行有利于监察的其他委员会。粮食委员会负责食物供应，这对于目前的饥荒年月十分重要；调查委员会负责接受对7月14日的阴谋者的调查与审判，还成立了一个负责与各自治市和各省联系的联络委员会。
议会虽然掌握了最高权力，却还是要通过审核陈情书来征求委托人的意见。在此基础上，议会根据规定系统地研究自由讨论的方式，为法国提供一部符合正义和法国实际的宪法。事情总是相似的，虽然还没有建立政府，已经摆脱了奴役的人民就要宣布自己的权力，如同美国在独立之初就发表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参加这次革命和在革命中通力合作的法国人，提出了一个类似的宣言，成为法国制定宪法的前奏。这使法学家和哲学家感到十分满意，因为议会可以按照作为十八世纪人类社会基础的概念行事，并且不受任何限制。虽然这个宣言只罗列了一些通过宪法变成法律的原则，但却使公民意识到了自己的尊严和地位，提升了人们的精神。根据拉法耶特的建议，议会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因为巴黎起义和8月4日的法令而被迫中断，如今议会再次讨论，并且作出决定，确立了新法律的基础，以人类名义掌握权力的原则。
这些原则被通过后，议会便开始组织立法机构，这件事十分重要，它必须确定议会的职能及议会与国王的关系，议会要在这次讨论中确定立法机构未来的地位。作为已经拥有制宪权的议会，本身不受自己决议的限制，而且没有任何中间权力能中止或阻挠它完成使命。但未来的议会要采取什么样的讨论形式？是一院制还是两院制？如果采取两院制，那第二院将怎样组成？是成立一个贵族议会还是居间协商的参议院？此外，无论是什么样的议会，是长期开会的还是定期开会？国王是否拥有和议会一样的立法权？在9月，这些问题使议会和巴黎感到不安。
民众如果明白到议会的主张及其对于王权的看法，就很容易明白这些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在议会看来，国王只是一个国民的世袭代理人，既没有权力召集和支配国民代表，也无权免除这些代表的职务，从这个方面讲，国王没有立法和解散议会的权力。此外，议会还认为国王也无权支配立法机关。议会担心如果允许政府影响议会，或者议会处于不经常开会状态，国王可能借着独掌政权的时机扩大自己的权力，甚至破坏新制度。因此需要一个长期存在的议会来抑制一个长期执政的当权者，于是议会公布立法议会为长期议会。
最为激烈的争论集中在一院制还是两院制的问题上。内克尔、穆尼埃、拉利·托朗达耳主张，除了成立一个由平民代表组成的众议院之外，另外成立一个由国王任命其他议员所组成的参议院。他们认为这样可以限制单一议会的权力，并且可阻止单一议会实行暴政，他们的意见得到了那些希望加入参议院的人的拥护。大部分贵族则希望成立一个由他们选举议员的贵族议会，而不是成立贵族院。大家的争论十分激烈，穆尼埃派不同意恢复等级的提案，而贵族则反对成立贵族注定失败的参议院。大部分僧侣和平民代表则赞成成立单一的议会，在平民派看来，上院很可能成为宫廷和贵族的工具，因此具有危险性，而建立终身立法者也是不合法的。因此，贵族派不满，国民派因为要求绝对的正义精神，也否决了成立上院的提案。
议会的这个决定受到了很多攻击。贵族院的拥护者将革命的所有危害归咎于没有上院，好像任何一个机构都会阻止革命的前进似的。这只是党派之争引起的结果，而不是宪法赋予议会这样的性质。上院在宫廷和国民之间其实没有实质性作用，说它拥护宫廷，可它既没有指导宫廷也不能挽救宫廷；说它拥护国民，它也没有使国民的力量增强，在这两种情况下，取消上院成为必然选择。在这样的时期，人们处于前进状态，自然摒弃一切停留的东西。即使在英国，顺从的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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