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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日）黑泽明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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蛤蟆的油试读：

写在前面

屋里光线昏暗，我坐在洗脸盆里洗澡，两手抓着盆沿摇撼。

洗脸盆放在从两边朝中间倾斜的洗澡间的地板正中间，被我摇得直晃荡，洗澡水噼啪作响。

我这么干，大概感到很有趣吧。

我拼命地摇着脸盆。结果，一下子就把盆摇翻了。

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刹那之间那莫名其妙和意料不到的冲击感，光着身子倒在地板上颇感光滑的舒畅感觉，以及跌倒时仰头望到屋顶上吊着的一个很亮很亮的东西。

从记事时起，我就常常回想起这件事，不过这也算不了什么大事，所以长大之后我一直没跟任何人说。

我想，大概是二十岁之后吧，我问起母亲，为什么这桩事我记得这么清楚。

母亲仿佛吃了一惊似的盯着我，然后说，那是我一岁的时候，为了给祖父做法事而回秋田老家时发生的。

她说，我记忆中那间有地板的昏暗屋子，就是老家的厨房兼洗澡间。母亲想把我放进洗澡桶，她自己要到隔壁的房间里去脱衣服，于是只好先把脱光衣服的我放进盛好热水的洗脸盆里。她正脱衣服的时候，忽然听到我哇的一声，急忙跑进洗澡间一看，原来盆翻了，我正仰面朝天大哭呢。

母亲说，头顶非常亮的东西，是当时吊在洗澡间的煤油灯。问起这件事的时候，我已经身高一米八〇，体重六十公斤。忽然问起这事，母亲感到非常奇怪，注视我良久。

一岁时在洗脸盆里洗澡这件事，是我最初的记忆。当然，在这之前的事是不可能记得的。不过，我那已经去世的大姐曾经说我：“你一生下来就是个莫名其妙的家伙！”

她说，我出生时没有哭，不声不响的，两只手攥得很紧，好久也不张开。“好不容易给你掰开一看，两只小手已经攥紫了。”

这大概是她瞎编的，一定是为了跟我这最小的弟弟开玩笑。

如果我真是生下来就把手攥得那么紧，现在应该已成了大财主，坐着劳斯莱斯高级轿车到处转悠了。说点题外话，就是这位拿这些话开我玩笑的大姐，听说她去世前不久在电视里看到 Los Primmos乐队的黑泽明，以为那是我，便说：“小明真是精力充沛呀。”尽管外甥与外甥女说那不是他们的舅舅，可她却坚持自己没有看错，因为我小的时候姐姐们常常让我唱歌给她们听。如此说来，我应该感谢Los Primmos乐队的黑泽明，是他替我唱歌，献给了我那晚年的姐姐。

可是一岁以后，也就是幼儿时代的事，现在想起来，就像几段焦点模糊的很短的影片一样，很不清晰了。而且，那都是伏在奶妈背上看到的一些事。

其一是，我曾隔着铁丝网看到一群穿白衣服的人挥着一根大木棍打球。有人跑着去接飞得老高的球，有人跌跌撞撞地追球，有人抢球，抢到手后又扔了出去。

后来我才知道，当时父亲在体育学校任职，我们就住在学校棒球场的铁丝网后面。这就是说，我从小就看过打棒球。应该说我喜欢打棒球有很深的渊源。

另一件记得很清楚的事，是离我家很远的某个地方在着火。那也是伏在奶妈背上看到的。

失火的地方和我家之间隔着一段黑黑的海面。我家在大森的海岸附近，能远远地看到那着火的地方，大概是羽田一带。看到那远处的大火，我吓哭了。

直到现在，我看到失火还很不是滋味。特别是看到夜空被烤得通红的颜色，心里就会发颤。

幼儿时代的再一个记忆，是奶妈常常背着我去一个黑黑的小屋子。

那到底是什么地方呢？长大之后我常常想起这个问题。

结果，有一天就像福尔摩斯那样解开了这个谜：原来她是背着我上厕所。

这奶妈简直太不懂礼貌了！

不过，后来奶妈来看我，她仰着脸望着身高一米八〇、体重七十公斤的我，说了声：“孩子，你长这么大了！”当她抱着我的双膝高兴得抽泣的时候，我没有一丝责备她不礼貌的心情。对于这位忽然出现在眼前的老太太，我很感动，却又一时毫无印象，茫然地低头看着她。“活动写真”知道什么原因，从我学会走路到进幼儿园这一段，记忆就不不像幼儿时期那么鲜明了。

唯有一个场面记得最清楚，而且色彩浓烈，就是电车通过道口的时候。

电车即将通过，拦路杆已经放下，父亲、母亲、哥哥及姐姐在铁轨对面，我一个人在铁轨的这一面。

我家那条白狗在父亲他们和我之间来回地跑，就在它朝我跑来的时候，电车从我眼前倏地一下开了过去。结果，我眼前出现了被轧成两段的白狗。它就像直接切成段的金枪鱼一样，圆溜溜的，鲜血直淌。这种强烈的刺激顿时使我失去了知觉，大概是痉挛发作而晕过去了。

后来，我隐约记得，因为发生了这桩事，有人给我送来又带走过好几条白狗。它们有的装在笼子里，有的被抱来，有的是拴着颈圈牵来的。

大概是因为我那条白狗死了，父母亲给我找来的全是与它极其相似的白狗。据姐姐说，我一点事也不懂，一看见白狗就像发了疯一般，大哭大闹地说：不要！不要！

如果给我找来的不是白狗而是黑狗，是不是就不会这样？

是不是因为找来的仍是白狗，使我想起了那可怕的情景？

总而言之，从这件事之后，足有三十多年，我不能吃红色的生鱼片和寿司。看来，记忆的鲜明程度是和受冲击的强度成正比的。

还有一件事记得很清楚，就是我最小的哥哥头上缠着满是鲜血的绷带被许多人抬回家来的场面。

我那最小的哥哥比我大四岁，大概是小学一二年级，他在体操学校走平衡木的时候，一阵大风使他跌了下来，听说险些送了命。

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时，我那最小的姐姐看到满头鲜血的哥哥，哭着说：“我愿意替他死。”

我想，有我家血统的人，都是那么感性有余而理性不足，多愁善感，处世厚道，浑浑噩噩的人居多。

后来，我进了品川区的森村小学附属幼儿园，但在这里发生过什么事，我几乎毫无记忆。

只是比较清楚地记得，老师让大家在小菜园里种菜，我种了花生。为什么要种花生呢？因为那时候我非常喜欢吃花生，但肠胃弱，大人只准我吃一点，多了不给。我想自己种了就可以多吃，然而却没有很多收获。

我想，大概就是在这个时期，我第一次看到了电影。那时，电影叫“活动写真”。

从大森的家走到立会川车站，搭乘开往品川的电车，在青物横丁站下车，不远处就有家电影院。二楼有个铺地毯的包厢，我们全家在那里看电影。

幼儿园时期看了什么影片，小学时看了什么影片，这些就记不清楚了。

记得清楚的是，有一出闹剧非常有趣。名字大概是叫“怪盗吉格玛”，有个场面是一个越狱的家伙攀登高层建筑物，一直爬到屋顶，然后从屋顶上跳进了黑黑的河里。

还有一部电影中有这样一个场面：船上有一对相恋的年轻男女，在船只即将沉没的时候，男青年刚要爬上早已挤满了人的汽艇，可是他看到那姑娘势必上不来，便决心自己留下，让那姑娘上了汽艇，并挥手向她告别。现在想来，这部影片大概是《爱的教育》。

还有一次，因为电影院不上映喜剧片，我竟然为此撒娇，大哭一场。还记得姐姐吓唬我说：“你这家伙太不懂事了，警察要把你带走。”我果然害怕起来。

不过，我认为此时我和电影的初次接触，和我后来入电影界没有任何联系。

那时我看着那会动的画面，或者笑，或者恐惧，有时看到伤心之处就抹眼泪。它给我那平凡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变化，使我舒畅、刺激和兴奋，使我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它。

回想起来，军人出身、对子女一向严格要求的父亲，在那认为看电影会对子女教育产生不良影响的时代中，主动携全家去看电影，而且此后，他认为看电影对子女教育有益的态度也没有改变，为我后来的人生，似乎是指明了方向。

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情我想在这里提一提，就是父亲对体育的看法。

父亲退伍之后，就到体育学校去工作了。他对体育一直坚持积极鼓励的态度，除了大力发展传统的柔道、剑术之外，还把各种各样的体育器械置办得齐全完备，修建了日本第一座游泳池，并大力推广棒球。

他这种态度，我完全继承了下来。我既喜欢体育锻炼，又喜欢看体育比赛，而且始终认为体育是一种真正的锻炼。这肯定是受了父亲的影响。

我小时候身体非常虚弱，所以父亲常常唠叨说：“婴儿时期，为了你将来长得结结实实，还特意请大力士梅谷抱过你，可是……”

提起相扑，我记得父亲在从前国技馆的相扑台上发表过演说。当时我坐在楼座上看着他，但是不记得我那时几岁，只记得还坐在母亲膝上，由此看来，一定还很小吧。地狱是我当电影导演以后的事了。那

我在日本剧场观看稻垣浩先生描写弱智儿童的影片《被遗忘的孩子们》。其中有这么一个镜头，场景是学校的教室，孩子们都在听课，可是只有一个学生，课桌远离大家的行列，单独坐在一旁自顾自地玩。

我看着看着就产生了莫名的忧郁，同时不由得心慌意乱，再也坐不下去了。

我好像在哪里见过那孩子。

他是谁呢？

我突然想起来：

那是我呀！

想到这儿，我立刻站起来去了走廊，坐到那里的沙发上。

我想这可能是脑供血不足的征兆，便躺了下来。剧场的女员工颇为担心地走到我跟前，问：“您怎么啦？”“啊，没什么。”我回答了一句便想坐起身，但一阵恶心，简直要吐出来。

结果，她叫了辆车把我送回家。

那么，那时候我为什么情绪不好呢？原因是一看《被遗忘的孩子们》，我就想起了那些不愿回忆的、令人不快的事。

我在森村小学上一年级时，觉得学校这种地方对我来说纯粹是监狱。在教室里，我只感到痛苦和难受，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一直透过玻璃窗注视着陪我来上学的家人，看着他在走廊上来回踱步。

回想过去，我还没到弱智儿童那种程度，但智力发育很晚却是无可否认的。老师说的东西我根本不懂，只好自己玩自己的，结果老师把我的桌椅挪到远离大家的地方，把我当作需要特殊对待的学生看待。

上课的老师常常望着我这边，说：“这个，黑泽君大概不懂吧？”或者是：“这对黑泽君来说是很难回答的啦。”

每当此时，我看到别的孩子都望着我嘿嘿窃笑，心里便非常难受。然而更伤心的是正如老师所说，我的确不懂老师讲的究竟是什么。

早晨的朝会上，老师一喊立正口令，一会儿工夫我准扑通一声跌倒。好像是一听到喊立正我就紧张，以致晕倒。就这样被抬到医务室去，放在病床上，然后护士走来俯身瞧着我。

我记得有这么一件事——

下雨天，我们在室内做抛球游戏。球朝我飞来，可是我却接不住。大概同学们觉得很有趣，所以拼命地拿球砸我，常常砸得我很疼，让人心里不痛快。于是，我把砸到身上的球拾起来，扔到室外雨地里。“干什么！”老师大声怒斥我。

现在我当然懂得老师发火的原因，可那时还不明白。我把砸得自己心烦的球拾起来扔出去，这有什么不对？

就这样，在小学一年级到二年级这段时期，我简直就像在地狱受罪一般。

现在看来，只按老规矩行事，把智力发展较迟的孩子送进学校，简直是罪恶行径。

因为孩子们的智力发展参差不齐，有五岁时就像七岁那么聪明的孩子，便有虽然七岁却只有五岁智力水平的孩子。智力的发展有快有慢，一年有一年的水平，那种僵死的规定完全是错误的。

写到这里我很激动，因为我七岁的时候就是那么呆头呆脑。学校生活使我深感痛苦，所以为了这样的孩子，我不由得把这段生活写了下来。

据我的记忆，仿佛忽然刮来一阵风一般，吹散了让我的脑子处于迷茫状态的雾。我的智力清醒过来，是在我家搬到小石川，我转校上了黑田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我记得，从此以后，我就像泛焦那样，和从前截然不同了。“酥糖”遇到天使可能是在二年级的第二学期转到黑田小学的。我

到这个学校之后我大吃一惊，因为这里和森村小学截然不同。

森村小学的建筑物是外表涂着白漆的洋房，而这里却像明治时代的兵营，木结构的房舍显得十分粗陋。

森村小学的学生都穿精心设计的翻领制服，这里的学生却穿和服，下着长裤。

森村的学生的书包是背在背上的皮书包，这里的学生却是用手提的帆布提包。

森村小学的学生都穿皮鞋，而这里的学生却穿木屐。

脸型也根本不一样。不一样是理所当然的。森村小学的学生都留发，这里却全得推光头。不过，就气质不同这一点而言，黑田小学的学生们可能比我更感到惊诧。

因为，在纯粹是传统风俗的集体中，忽然跑进来一个留着长发，上身穿背带式双排扣西装，下着短裤，脚上穿着红色短袜和搭襻矮帮皮鞋的人。呆头呆脑、简直就像女孩子一样面色苍白的我，立刻成了大家取笑的对象。

他们有的揪我的头发，有的从我身后捅我的皮背包，有的往我西装上抹鼻涕，把我折磨得哭过好多次。

大体说来，我小时候是个爱哭的家伙，所以到了这个学校之后立刻得了“酥糖”这么个绰号。“酥糖”这个绰号的由来，是因为当时有这么一首歌：

我家那个“酥糖”啊，

叫人太为难。

他从早直到晚，

两眼泪不干。

直到现在，每每想起“酥糖”这个绰号，我都不禁感到强烈的屈辱。

不过，和我一起转校到黑田的哥哥，在这个学校里成绩却出类拔萃。他神气得很，高高在上。如果没有他这种威风给我做后盾，我这块“酥糖”哭的次数一定更多呢。

一年以后，就再也没有人叫我“酥糖”了。一年之后的我，在人前再也不哭，每个人都叫我小黑，我成了了不起的人物。

一年之间有这种变化，主要原因是在这期间，我的智力很自然地有了突出的发展。仿佛是为了弥补过去似的，我开始迅速成长。我不能忘记，有三种力量促进了我的成长，其中之一便来源于哥哥。

我家位于小石川的大曲附近。每天早晨我和哥哥顺着江户川岸边去黑田小学。

我上低年级，放学比哥哥早，所以总是一个人按原路回家。去时自然是同哥哥并肩而行。

那时哥哥每天都要把我骂个狗血喷头。我简直吃惊，他骂人的词儿和花样竟如此之多，什么难听的话都朝我劈头盖脸地浇来。

可有一点，他绝不大声吵嚷，只是小声地骂我，过往行人绝对听不到，只有我才能勉强听见。假如他大声骂我倒也好，我可以跟他吵，不然就哭着跑开，或者两手捂住耳朵。可他偏不这么干，就是没完没了地慢声细语地咒骂我，让我无法施展对抗他的伎俩。

尽管我想把坏心眼儿的哥哥如此欺负人的事告诉母亲和姐姐，可是快到学校的时候他一定说：“你这家伙本来就懦弱无能，像个女孩子似的，是个窝囊废，一定会到妈和姐姐那儿告我的状，说我怎么欺负你啦。这个我一清二楚。你去告吧。你要敢告，我就更来劲儿！”如此等等，先把我吓唬一通，使我就范。

可是，我这位坏心眼儿的哥哥，在我下课后受到欺负时，一定会赶上前来，似乎总是站在什么地方保护着我。

他在学校里很受重视，欺负我的都是年级比他低的学生，看见哥哥一到立刻就缩回去了。这时哥哥理都不理他们，对我说：“小明，来一下！”说完转身就走。

有哥哥给我撑腰，我非常高兴，紧跑几步追上前去问他：“什么事？”

他只说：“什么事也没有！”扔下这一句便大步走了。

类似的事情屡次发生，我这糊里糊涂的脑子不能不开始思考：上学路上哥哥对我痛斥，可在学校里又对那些欺负我的学生们表现出严肃的态度，究竟是什么用意？

这样，上学路上哥哥那挖苦和申斥就不再那么可憎，而是渐渐能认真地听下去了。

现在回想起来，从这时起，我那幼年的头脑开始往少年过渡。

关于哥哥，我还想再写几笔。

那是我被叫作“酥糖”的时期，暑假里的一天，父亲忽然带我到位于荒川的水府流练习游泳。

那时哥哥已经戴着镶有三条黑杠的白帽，在练习池里游泳。他的成绩一流，可以用自由式游泳。父亲把我暂时送到他朋友的工作地点——水府流师范学校，让我在那里练习游泳。

在家里我是最小的孩子，所以父亲对我有些娇宠。他认为，游泳对于像女孩子那样总和姐姐们丢沙包、翻绳玩的我来说，就是熟能生巧的事情。

父亲让我练习游泳，说是晒得越黑越好，他会买个东西奖励我。可是我怕水，到了练习池就是不敢下水。结果，师范学校的教师大为光火，连让我下到仅及肚脐那么深的水，都费了好几天工夫。

往复于家和游泳场的路上，我倒是和哥哥结伴同行。可是他一到那里就把我扔在一边，自己急急忙忙朝竖在河中间的跳水台游去，回家之前连面都见不着。我提心吊胆地过了好几天，终于能勉强夹杂在初学者之中，抓着浮在河里的大圆木，噼里啪啦接受用脚打水的训练。有一天，哥哥摇着小船来到我身旁，让我上船。我当然高兴，伸过手去等他拉我上船。

等我上船之后，哥哥就使劲朝河心摇去，等练习场上的小旗和挂着苇帘的小屋变得很小时，他冷不丁地把我推下了水。我拼命地划水。划呀划呀，想靠近哥哥的小船。可是等我好不容易划到船前，哥哥就把船划开，如此反复几次。当水淹得我已经看不见哥哥、眼看就要沉底的时候，哥哥终于抓住我的兜裆布把我拉到船上。

出乎我的意料，我并没有喝多少水，只是吐了几口。我正在发怔，哥哥开了腔：“小明，你不是能游吗？”

从此以后，我果然不再怕水了。

我能游泳了，而且从此还喜欢上了游泳。

就在推我下水那天的回家路上，哥哥给我买了冰镇甜小豆，还说：“小明，听说人快要淹死的时候都会龇牙一乐呢。果然不假，你也龇牙乐了。”

我听了真生气，不过也的确有那种感觉。因为我记得沉底之前的确有莫名其妙的安适感。

另一种帮助我成长的力量，是黑田小学的班主任老师。这位老师叫立川精治。

我转校之后，过了大约两年半，立川老师全新的教育方针和校长的石头脑瓜发生了正面冲突，结果立川老师辞职了，后来被晓星小学聘请去，培养了许多有才华的学生。

关于这位立川老师，我将在以后的篇幅里描述他的事迹，这里我先写一个小插曲，写他如何对智力发育缓慢、性格乖僻的我多方庇护，使我第一次有了自信。

那是上美术课时发生的事。

从前的美术教育可以说平平常常。教育方针要求的，不过是按照常识要求同实物相似就可以了，用平平淡淡的画做范本，只要求忠实地临摹，最像范本的得最高分数。

但立川老师不干这种傻事。他告诉学生，自己随便画最喜欢的。大家拿出图画纸和彩色铅笔开始画起来。我也动手画了。

我画的什么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非常认真，使劲地画，甚至不惜把铅笔弄断。涂上色之后还用唾液洇湿涂匀，结果手上沾了各种颜色。

立川老师把大家的画一张一张地贴在黑板上，让学生们自由发表观感，大家对我那幅画只报以哈哈大笑。然而，立川老师怒形于色地环视耻笑我的那些同学，然后把我大大夸奖了一番。夸奖的内容我不记得了。

我模模糊糊的印象中，光是手指沾上唾液涂匀颜色这一点，他就非常赞赏。但我清楚地记得，立川老师在我那画上用红墨水画了个很大的三层圆圈以示表扬。从此以后，尽管我不喜欢上学，但只要这一天有美术课，便总是迫不及待似的，急急忙忙到学校去。

得了三层红圈之后，我喜欢上了画画。我什么都画，而且越画越好。与此同时，其他课程的成绩也很快提高了。立川老师离开黑田小学的时候，我已当上班长，胸前挂着有紫色绶带的金色班长徽。

立川老师在黑田小学时，还有一件事让我不能忘怀。

一天，大概是上手工课，老师扛着一大捆厚纸进了教室。

老师摊开那捆纸，我们看到一张平面图，上面画着许多道路。老师让大家在这纸上画房屋，喜欢什么样就画什么样的，要大家自己创造一条街。

大家都认真地画起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好主意，不仅画了自己的家，而且还画了道路两旁的树、年代久远的老树、开着花的树篱等。

这样，他把这个教室里孩子们的个性很巧妙地引导出来，画出了一条条漂亮的街道。

学生们围着这张平面图，眼睛无不闪着光彩，脸颊绯红，自豪地望着自己那条街。

当时的情景，恍如昨日。

在大正年代初期，“老师”这称呼是“可怕的人”的代名词。这样的时代里，我能碰上崇尚自由、以鲜活的感性及创造精神从事教育的老师，应该说是无上幸运的。

促进我成长的第三种力量，是一个和我同班，但比我还爱哭的孩子。这个孩子的存在，相当于给我提供了一面镜子，使我能客观地观察自己。总而言之，这孩子跟我差不多，他使我感到，我实在让人挠头。

他给我提供了自我反省的机会。这个爱哭鬼的样本名叫植草圭之助。（小圭请别生气，我们俩现在不仍然是爱哭的家伙吗？不过现在你是个浪漫主义爱哭鬼，我是个人道主义爱哭鬼而已。）

植草和我，从少年直到青年时代渊源很深，像两根扭在一起的藤一样成长起来。

其间的情况，植草的小说《虽然已是黎明——青春时代的黑泽明》里写得很详细。

不过植草有植草的视角，我有我的视角。而且，人有这种秉性：对于自己的事情，会因为主观愿望而产生认识偏差。所以，我按自己的想法写我和植草年轻时代的情况，读者把它和植草的小说对照来看，也许最接近真实。

植草是我青少年时期重要的一部分，如果植草不写我那段时期的情况，就不能写他自己，同样，我如果不写植草，也就不能下笔写我自己。

同植草的小说难免重复，我只好请读者原谅，并继续写下去。江户川上天，两个六十开外的男人打着一把雨伞，站在一条坡度很大雨的混凝土马路上拍照。

其中一个人回过头来，望着那面一直延伸到坡道高处的砖墙，抚摸着那黑褐色的砖。“小圭，这儿还和从前一样啊。”

这时，那个被称作小圭的人也回过头来“嗯”了一声，点了点头。“小黑，你还记得这家的孩子吗？”“记得，咱们班里的那个胖子吧？他现在干什么呢？”“死啦。”

两人沉默不语。只有闪光灯的光和快门的咔咔声。

拿照相机的那人对身旁的男人说：“就到这里了。下面以这边做背景。”他指着砖墙的对面。

共打一把伞的两个人彼此瞧了瞧。“拿它做背景多没意思。”“可不是，可供回忆的影子一点也没有。”“没想到学校的房舍一如往昔，但更没想到黑田小学已经不存在了。”

两人斜穿过坡道，进了神社。“这里的石阶依然如故呢。”“牌坊也是如此。”“不过，那棵大银杏树似乎比从前小了。”“是我们长大了嘛。”

这就是为《文艺春秋》杂志社的“旧友联欢”栏目拍摄照片时，我和植草阔别二十年之后重逢时的情景。

那是十一月十五日，七五三节。冷雨敲击着银杏的金黄色落叶，神社内有两三对父母打着伞，带着他们盛装的孩子前来参拜。

可能是这种情感勾起了我们的怀旧思绪，拍完照之后，我们就搭乘《文艺春秋》杂志社的车，去了小学时代常去散步和游玩的地方。

车窗外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

我曾划过船、曾捕鱼为戏的江户川上，已经架起高速公路，公路仿佛盖子似的横跨江面。江水犹如排污水的暗渠一般，显得那么阴郁。

坐在我身旁的植草，津津有味地谈起我们少年时代的情景，可是我却注视着车窗外面，一声未答。

雨敲打着车窗。

窗外的景色虽然变了，我却没有改变。

这时的我，真想像从前的“酥糖”那样哭一通。灿烂花开向阳处写黑田小学时代的植草和我，不知什么缘故，只能回想起仿想佛风景画中小小的点景人物似的我俩。比如，校园里随风摇曳、花萼累累的藤萝架下的我俩，去服部坂、基督坂、神乐坂的我俩，站在大榉树下面、用钉子把丑时参拜者上供用的稻草人钉在大树上的我俩，如此等等。风景和环境都能比较鲜明地回忆起来，然而我们两人，只不过是记忆中的剪影而已。

我不知道这是由于年代久远，还是由于我本人的资质，总之，要把我们两人当年的情况详详细细地回忆起来，是需要经过一番努力的。

看起来，不把广角镜头换成望远镜头是不行了。

而且，如果不把照明全部集中到对好焦点的我俩身上，并把光圈缩到最小，就不会出现鲜明的记录。

用望远镜头观察之下的植草圭之助，在黑田小学的学生中，和我一样，也是个性格与人迥异的孩子。

就说衣服吧，他穿的都是绸缎之类做的肥肥大大的衣裳，裤子也不是小仓的料子做的，而是软绵绵的。

就整体印象来说，我总觉得他像个梨园子弟——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他好像一碰就倒的小小美少年式的人物。（请小圭别生气，因为直到现在还有人这么说你，足可证明我的印象没有错。）

说起一碰就倒，小学时代的植草的确常常因跌倒而大哭。

我记得，有一次因为路不好走，植草跌了一跤，一身漂亮衣服全毁了。他大哭，我把他送回了家。

还有一次是开运动会的时候，他跌到有积水的洼地里，一身雪白的运动员成了黑泥人，他抽抽搭搭地哭个没完，我好好安慰了他一番才罢休。

也许是因为同病相怜吧，爱哭的植草和爱哭的我，彼此都怀有亲近之感，热诚相待，所以我们两人总是在一起。

这样，我就以哥哥对待我的态度对待植草了。

这种关系，后来被植草写进他的小说中。他是在“运动会发生的事”这一部分里写的。

植草在每次运动会的赛跑项目中总是倒数第一，但有一次他突然跑了个第二，这时我一个箭步蹿了上去：“好啊，好啊！加油！加油！”我边喊边跟他一起跑，一直跑到终点，大为高兴的立川老师把我们两人紧紧抱住。

那时，植草拿着记不清是彩色铅笔还是水彩颜料的奖品走到卧病的母亲跟前。他母亲高兴得热泪纵横，替植草向我连连道谢。

现在回想起来，我倒是必须向他们道谢才对。

因为懦弱的植草使我产生了应该庇护他的想法，不知不觉中，我便成了连孩子头儿也得刮目相看的人。

立川老师对我们俩这种关系，大概也是极为满意的。

有一天，他把我叫到教员室，以探询的口吻和我商量设一名副班长如何。我当时很不高兴，以为是嫌我这个班长不中用才这么做。

老师目不转睛地看着我，问道：“如果由你推荐，你打算推荐谁？”

我提了一名本班成绩优秀的学生。老师听我这么一说，立刻讲了一句大大出乎我意料的话：“我的意思是找一个成绩稍差的家伙当副班长。”我大吃一惊，看着立川老师。

老师笑眯眯地看着我说：“让差劲的家伙当副班长，他一定会认真干。”然后就像班里同学一样称呼我，说，“小黑，让植草当副班长怎么样？”

话谈到这个地步，我深深感到了老师对我们的良苦用心。

我万分激动地看着立川老师。他说：“好！就这样定啦！”他站起身来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又笑着跟我说：“立刻告诉植草的妈妈，她一定会很高兴。”

这时，我简直觉得老师的身上出现了一轮光环。

从此以后，植草前胸佩戴上有红色缎带的银色徽章，不论是在教室还是校园，都和我形影不离。

从此以后，植草就当上推也推不倒的副班长了。

立川老师曾经说过，植草是个懦弱儿童的样本，但同时也注意到了他身上沉睡未醒的才能。

老师为了使植草尽快地开出灿烂的花，把他移栽到了副班长这个盆里，而且放在向阳之处。

不久，植草便写出了使立川老师大吃一惊、十分精彩的长篇作文。旋风力上我和哥哥相差十岁，但实际上他只比我大四岁而已。智

所以，我上了小学三年级，在一种完全还是幼童的精神状态中勉强成为少年的时候，我哥哥已经上了中学。

这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

我前面已经提过，哥哥非常优秀，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他在东京市举办的小学生统一测试中名列第三，六年级时就名列榜首了。

然而，就是这位哥哥，报考了当时的名牌中学东京府立一中，却名落孙山。

这件事，对于我父亲乃至全家来说，简直是一场噩梦。

我记得，当时家里的气氛特别反常。我感到这件事仿佛一阵旋风袭击了我们家。

父亲心境黯然。母亲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姐姐们唧唧喳喳，尽量不去理睬哥哥。

那时，连我也为此事感到十分惋惜，而且非常气愤。直到现在我也不明白哥哥落榜的原因。他参加任何考试都得分很高，而且考完后都表现出绝对有把握的样子。我能想到的只有这么两个原因：其一是最后选拔的时候，学校优先录取名门子弟，他被挤掉了；或者是口试的时候，自负而又极富个性的哥哥言谈举止不符合标准。

但奇怪的是，当时哥哥是什么状态我丝毫不记得了。我想，他很可能把这事置之度外，采取不在乎的态度。但不能否认，这事给了他很大打击。

证据是以这件事为分界线，哥哥的性格突然变了。

此后，在父亲劝说之下，他进了位于若松町的成城中学。当时，这所中学的校风近似于陆军少年学校。可能是很反感这所中学的校风，从此他将学业完全视同儿戏，沉溺于文学，因而常常和父亲发生冲突。

父亲是户山陆军学校第一期毕业生，毕业后当了教员。他的学生后来有的当了大将。毋庸讳言，他的教育方法纯粹是斯巴达式的。

这样的父亲和崇拜外国文学的哥哥意见相左，自是理所当然的了。不过，那时的我并不理解父亲与哥哥为什么争吵，只是忧伤地站在一旁望着。

然而此时，被意外的旋风袭击后的家，又遭到一股寒流的袭击。

我有四个姐姐和三个哥哥。大姐的孩子和我同岁，我出生时大姐早已出嫁。大哥比我大好多岁，我记事的时候他已离家自立门户，很少看到他。二哥在我出生之前病死了。所以，和我生活在一起的只有本书里常常提到的这位哥哥和三位姐姐。姐姐们的名字中都有个“代”字，从业已出嫁的姐姐起，按年龄为序分别是：茂代、春代、种代、百代。

我则按年龄，称尚未出嫁的三位姐姐为：大姐姐、二姐姐、小姐姐。

前面我已提到，哥哥认为我不能成为他的伙伴，我就只能跟姐姐们一起玩。直到现在，丢沙包和翻绳还是我的拿手好戏。我还时不时把这拿手戏表演给朋友和摄制组的人看，他们无不吃惊。我想他们读了本书，对于我那“酥糖”时代的旧闻逸事应当更加吃惊吧。

经常和我一起玩耍的是小姐姐。我清楚地记得上幼儿园的时候，我和小姐姐在父亲供职的位于大森的学校里玩耍。那地方是一块呈钩状的空地。有一天，一阵旋风刮来，把我们吹得离地而起。我们俩赶紧抱在一块儿，刹那间就掉了下来，我哭着抓住姐姐的手跑回了家。

我这个姐姐，在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得了一场病，就像忽然被旋风刮走一般，去了另一个世界。

我不能忘记，到顺天堂医院去看她的时候，病床上的姐姐那凄凉的笑容。我也不能忘记和这位姐姐过偶人节摆偶人时的欢悦气氛。

我家有旧的古装宫廷偶人，有三宫女、五乐工、浦岛太郎、带哈巴狗的女官等。还有两副金屏风、两盏纸罩蜡灯、五套泥金彩绘的小桌，小桌上摆着成套的泥金彩绘小碗盏，连小到能放在手掌上的银手炉也一应俱全。

我们关上电灯，在光线微弱的房间里，借着纸罩蜡灯的柔光，看那些摆在铺着猩红毯子的五层坛上的宫廷偶人，它们仿佛就要开口讲话一般，栩栩如生，美丽之极，我甚至为此有些发怵。

小姐姐招呼我坐在偶人坛前，为我放上小桌，让我在小手炉上烤手，用大拇指甲那么大的酒杯喝甜酒。

小姐姐在三个姐姐中最漂亮，柔媚得过了头。她身上有种像水晶一般透明、柔弱易殒、令人哀怜的美。哥哥受重伤时，哭着说自己情愿替他死的就是她。

即使现在我提笔写到她，也不禁热泪滚滚，不胜唏嘘。

为我这个姐姐举行葬礼那天，我和全家人以及亲戚们跪坐在寺庙的正殿上听和尚诵经。当诵经声、木鱼声加上铜锣声达到高潮的时候，我忽然哈哈大笑起来。

尽管父母亲和姐姐们怒目而视，但这笑就是止不住。

哥哥把我带到殿外。

我明白，他领我出来为的是训斥我。然而他毫无怒气。我以为他准会把我扔在外面再回正殿去，可并非如此。他只是回头望了望诵经高潮中的正殿。“小明，往那边去！”他扔下这么一句，便离开石条铺的甬路朝外面走去。我紧跟在他后面。

哥哥边大步走着边冒了一句：“和尚们真会折腾！”

我高兴了。

我之所以笑出声来，倒并不是嘲笑和尚们，只是觉得可笑，自己又控制不住而已。不过，听了哥哥的话倒觉得舒畅了。同时我也在想，我纵声大笑，小姐姐也会高兴吧。

我这位姐姐只活了十六岁。

我自己都觉得奇怪，然而却记得清清楚楚，她的法号是：桃林贞光信女。剑道正年代的小学，五年级就上剑道课，而且列为主课。大

一周两个小时，先用竹刀，从学习姿势开始，再练习左右交叉砍对方面具的招数。过不了多久，就戴上学校那有一股汗臭味的用旧了的剑道用具，练习五分钟胜三刀。

教课主要是由多少懂些剑道的老师负责，但有时设馆授徒的剑客也带着徒弟前来指点。成绩优秀的学生被挑选出来加以特别培训。他们有时会和那些剑客的徒弟们使用真剑表演某一流派的招数。

教我们的这位剑客名叫落合孙三郎（似乎叫又三郎，总之那名字就让人觉得很像个剑客。究竟是孙三郎还是又三郎，现在记不准了）。这人身材魁梧，是个伟丈夫型的人物。他和徒弟们表演流派程式的时候，神态非常凄厉，足以使我们这些学生个个惊心动魄。

那位剑客说我招式精确，常常亲自指导我练习，所以我也练得特别起劲。

有一次，我用竹刀朝剑客的上半身砍去，大喊着：“砍你的脸！”冲上去的时候，就觉得好像蹬了空，两脚噼里啪啦地乱蹬，总也够不着地。原来，落合孙三郎用一只粗壮的胳膊把我举过了肩，我大吃一惊，对这位剑客更加诚挚地尊敬了。

我很快就向父亲提出要求，请他准许我拜落合为师，到他的道场习武。

父亲很高兴。不知我这要求是激起了父亲的武士精神呢，还是唤起了父亲任陆军教官时的回忆。总之，他应允了我。这确实是一个不明智的决定。

现在想来，那时正是他寄予厚望的哥哥走下坡路的时候。很可能是由于父亲对哥哥的期待落了空，就把这种期望转到了我的身上。

从那时起，父亲对我的要求极其严格。他说：“专心致志学习剑道我非常赞成，但是也要学习书法。还有，早晨去落合道场练武后回来时，务必到八幡神社参拜。”

落合道场离我家很远。

从我家到黑田小学本来就很远，像我这么大的孩子走起来实在吃力，而且腻烦，可是从家到落合道场却有这个距离的五倍还多。

侥幸的是，父亲让我每天早晨参拜的八幡神社，就在离去落合道场那条路不太远的黑田小学旁边。

如果按照父亲的命令行事，就必须这样：去落合道场完成早晨的练习之后，参拜八幡神社，再回家吃早饭，然后走同样的路去黑田小学，放学后原路回家，再到教书法的老师家，练完书法再到立川老师家去。

那时立川老师虽不在黑田小学教书了，可是我和植草两人仍然每天必到老师家，接受立川老师尊重个性的自由教育和师母诚心诚意的款待。我们俩每天如此，而且都把这件事当作最愉快和最充实的活动。

不管有什么事，我去立川老师家的宝贵时间是决不放弃的。而这样一来，势必每天早晨天不亮就得离开家，天黑后才能回来。

参拜神社一事我本打算马虎过去，父亲却把这事看成很重要并且应该留下纪念的活动。他交给我一个小日记本，让我每天早晨请神官在上面盖上神社的印。这样一来，我就马虎不得了。

本来是难以做到的事，可自己提出要做，所以毫无办法。

从和父亲一同去落合道场拜师习武的第二天起，除了星期天和暑假，这样的体力训练一直持续到我从黑田小学毕业。

即使冬天，父亲也不许我穿袜子。因此每到冬天，手和脚就生冻疮。皲裂使我叫苦不迭。母亲心疼我，精心照顾我，每天让我用热水泡手脚。

母亲堪称典型的明治时代的妇女，同时也是典型的武者的妻子。（后来我读山本周五郎的《日本妇道记》时，其中有一个人物的事迹跟我母亲的一模一样，使我非常感动。）不过母亲总想背着父亲庇护我，对我采取放任的态度。

我写这些事，读者可能以为我在写说教式的美谈佳话而不感兴趣，但事实并非如此。写到母亲，我就会自然而然想起这些事。母亲为我做的一切，也是发自内心、自然而然的。

我认为父母都和外表相反，实际上父亲感伤情调较浓，而母亲则很现实。

战争时期父亲和母亲疏散到秋田县乡下老家，我曾到秋田看望两位老人。

那是我即将离开他们返回东京的时候。我想，或许再也见不到父母了……我从家门出来，眼前是一条笔直的道路，我一步三顾地看着送我出门的父母亲。

那时我看到，母亲很快就回去了，而父亲却久久伫立门旁，直到我走出老远。回头看到他只有影影绰绰一点点大小的时候，他仍站在那里望着我，久久不回。

战争时期有一支歌唱道：“父亲啊，你很坚强。”可我愿意改成“母亲啊，你真坚强”。

母亲的坚韧，特别是在忍耐力方面，是令人吃惊的。

那是有一次母亲在厨房里炸虾时发生的事。

炸虾的油起了火。当时母亲两手端着起火的油锅，手烧到了，眼眉、头发也烧得嗞嗞地响，然而她却沉着地端着油锅穿过客厅，穿好木屐，把油锅拿到院子里，放在院子中央。后来医生匆匆忙忙赶来，用镊子把她那烧得黑黑的皮肤剥下来，再涂上药。

那是令人不忍卒睹的场面，然而母亲的表情丝毫未变。

此后将近一个月，她双手缠着绷带，仿佛抱着什么东西似的放在胸前，却没喊过一声疼，没说过一声难受，总是平平静静地坐着。

无论怎么说，这样的事我是做不到的。

写得离题了，关于在落合道场学习剑道的情况再略加补充。

我这个每天去落合道场的人，居然完全以少年剑士自居了。

到底还是个孩子，这也合乎常情。原因大概是我读了立川文库中许多关于剑侠的故事，比如塚原卜传、荒木又右卫门以及其他剑侠等。

那时我的打扮不是森村小学派头，而是黑田小学的那种：上身穿蓝底白条的长褂，下身穿小仓布料做的裙式裤，脚蹬粗齿木屐，剃和尚头。

我在落合道场习武时的形象，只要把藤田进扮演的姿三四郎的高度缩小三分之一，宽度缩小二分之一，在用带子束紧的剑道服上再插一把竹刀，就活生生地出现在眼前了。

早晨东方未明时，我就穿着木屐吧嗒吧嗒走在依然亮着路灯的江户川岸旁的大道上了。走过小樱桥就是石切桥，过了石切桥再过电车道，快到服部桥的时候，首班电车才迎面开来，驶过江户川桥。

从家走到这里，总要三十分钟左右。朝音羽方向再走十五分钟，向左拐，走过一段缓坡，再奔目白区。从这里再走二十分钟，就远远地听到落合道场晨课的鼓声了。在这鼓声催促之下，还得快步走上十五分钟，才到达路左边的落合道场。

算起来，出了家门目不斜视地走，总共要一小时二十分钟。

道场的晨课是这样开始的：首先，老师落合孙三郎和门下弟子全体面向点上灯的神龛端然跪坐，运力在脐下丹田，排除杂念。

静坐的地方是木板地，既硬又凉。冬季为了抵抗寒冷，肚子也得运足力气。脱光衣服之后只穿单薄的剑道服，冻得上牙打下牙。虽说排除杂念，其实天气如此寒冷，哪里还顾得上有什么杂念。静坐结束之后，就练习左右开弓的劈刺。寒冬腊月为了使身体尽快地暖和，天暖了又得驱赶睡魔，所以必须始终全神贯注。

这个科目练完之后，按级别分开，再练三十分钟规定程式的对砍对杀。再次跪坐，向老师行一礼，晨课就告结束。这时，即使寒冬腊月，也是浑身汗水淋漓。

不过，出了道场走向神社的时候，脚步毕竟沉重了。此刻饥肠辘辘，只想尽早回家吃饭，不能不疾步赶往神社。

若是晴天，我到达神社时，银杏树上便会洒满晨晖。

我在正殿前拉响鳄嘴铃（金属制，扁圆、中空，下方有个横而长的切口。吊着一条用布条编的大绳子，拉动这条绳子，铃便响起来），拍手致敬。礼拜完毕，就到神社内一角处的神官家里去。

我照例站在门厅处大声说：“早晨好！”

我这么一喊，身着长褂和裙裤、头发全白的神官走出来，接过我递上的小日记本翻开，一声不响，在印着月份和日期的一页盖上神社的印章。

这位神官，我看他出来时嘴总是动着。大概我到达这里的时候，正赶上他吃早饭。

从神官家出来，走下神社的石阶，又得一直往回走，路过黑田小学门前，赶回家吃早饭。

来到石切桥畔，沿着江户川走，等走到离家不远的时候，才旭日初升。所以，我总是挺着胸脯沐浴在灿烂的晨光之中。

然而每当这时，我却不能不想到，普通孩子的一天是从此刻才开始的，而我……

这种念头并非出于不满，而是来自充满自我满足感的好心情。于是，从此刻起，我才开始了和普通孩子一样的一天的生活：吃过早饭去学校上课，下午回家。整个日程便是如此。

但是，自立川老师走后，我总觉得这个学校的课程不能令人满意，感到枯燥无味，甚至认为上这样的课简直是受罪。毒刺与诋毁和新来的班主任老师怎么也合不来，彼此内心深处的对立一我直持续到毕业。

一言蔽之，就是这位老师彻底反对立川老师的教育方针。他总是找个什么借口借题发挥，嘲笑立川老师一直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不论干什么事情，他总是面带冷笑，以嘲讽的口气说：“要是立川老师嘛，结果就是这样啦。如果立川老师在嘛，他就一定会这么干啦……”

他每次这么讲，我都用脚踢邻桌的植草。植草总冲我一笑，算是回答。

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那是上美术课的时候，老师让大家写生，画插在白色瓷瓶中装点教室的波斯菊。

我想侧重描绘那花瓶，所以用浓紫强调了它的影子。我把波斯菊轻巧的叶子画成绿色的烟团，在它上面画了盛开的粉红色和白色的花。

新任老师把我这幅画贴在黑板旁做告示板用的木板上。这个告示板专门贴学生们出色的书法、作文、绘画作品，给全体学生示范和参考。老师说：“黑泽，站起来！”

我很高兴，以为又是夸奖我呢，颇有几分自豪地站了起来。

然而他指着那幅画，把我骂了个狗血喷头。

这花瓶的影子像什么？哪里有这么浓紫的影子？这云一般的绿色是什么？如果有人说这就是波斯菊的叶子，这人不是浑蛋就是疯子。

他的话全是诋毁。

他这么干是居心不良，满腹恶意。我感到自己面无血色，呆立当场。

这究竟是为什么？！

那天下课后，我像狠狠挨了一棒似的，一个人无精打采地往家走。正从服部坂高坡往下走时，植草追了上来。“小黑！这家伙讲得太没道理了！简直胡说八道！我们不理他！”植草反复地说这几句话，一直陪我走到家。

我觉得这一天是我平生第一次被毒刺蜇到。

跟这样的老师学习不可能有什么乐趣。但我决心为了学业顽强奋斗下去，坚持到底，决不招惹他一句指责。

这天下午回家时我心烦意乱，感到这段路程比往日长了三倍。而且，这天在书法老师那里学书法，也很不愉快。枫桥夜泊亲很喜欢书法，壁龛处总是挂着书法作品，很少挂画。父

他挂的书法主要是中国的碑刻拓片，或者是有交情的中国人写给他的。至今我还记得，有一轴是古老的寒山寺碑刻拓片，好几处大概是由于碑石残缺而呈空白。

父亲在空白处填上字，教给我唐代张继的《枫桥夜泊》这首诗。直到现在我还能十分流利地背诵它，而且能挥毫自如地写下来。

后来我们在某家高雅的酒店举行宴会，那里的壁龛上挂着这首笔法精妙的诗，我下意识地把它读了出来。演员加山雄三听了，大吃一惊，注视着我连连说：“先生，您真了不起呀！”

拍《椿三十郎》时，有一句台词是“在厩后等候”，而加山居然说成“在厕后等候”。所以他听我朗读《枫桥夜泊》感到大吃一惊是理所当然的了。但是我也得揭开这个秘密：就因为是《枫桥夜泊》，我才能够朗读，假如是别的汉诗，那我可就一窍不通了。

证据是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在父亲素来喜欢的中国的诗词字画中，有一句是“剑使青龙偃月刀，书读春秋左氏传”，它的含义我却不懂。

又把话扯远了。我百思莫解：父亲既然这么喜爱书法，为什么让我跟那么一位老师学书法呢？

可能有这么两个原因：一是这位老师住在同一条街上，二是我哥哥曾跟他学过。记得父亲领我去拜师的时候，这位书法老师问起哥哥，还劝父亲让哥哥来继续学习。听说，哥哥在这里也很出色。

这位老师的字我实在不感兴趣。他的字，说好听点是端正严肃，说不好听点，就是没有任何特点，就像印刷用的活字一样。既然父亲的命令如此，我也只好每天按时前往，和别的学生并桌而坐，按老师的范本习字。

父亲留着明治年代流行的胡子，这位老师也留同样的胡子。不同的是，父亲的唇髭和颏须是元勋式的，而老师留的却是官员式的唇髭。

这位老师总是坐在学生对面的桌前，以一副严谨的面孔看着我们。

我可以看到他身后的院子，院里的多层盆景架占去很大一部分空间。架上的盆景无不古根虬枝，老态龙钟。看着盆景，我觉得坐在老师面前的学生也与之酷似。

学生认为自己哪个字写得好就拿到老师跟前，恭恭敬敬地请他看。他看后就用红笔修改他认为不妥之处。

老师觉得满意的，就用他那图章——因为是隶书印章，辨认不出是什么字——往蓝印台上按按，然后盖在学生写的字旁。

大家都称它为蓝图章。凡是给盖了蓝图章的，就可以提前回去。

我一心一意地想早早离开这里去立川老师家，所以尽管一直不愿学他那字体，还得好好地去临摹。

但是，不喜欢毕竟学不下去。半年之后，我向父亲提出，这书法实在无法继续学下去了。加上哥哥从旁说了许多好话，我才被准许停学。

哥哥当时说的话现在记不太清楚了，我只记得他为我对那位老师的书法漠然视之的原因作了条理清晰的解释，最后得出了不再继续学下去乃是理所当然的结论。哥哥有条有理的论证使我惊呆了，我认真听着，仿佛在听他说别人的事。

虽然不上私塾了，但父亲让我继续学习楷书，规定一张仿纸写四个字。直到现在，这类字我还写得不错呢。比这再小的字以及草书类，就糟得不成样子。

后来我进了电影界，一位前辈曾这样说：“黑泽的字啊，不是字，那是画。”紫式部与清少纳言写这个自传式的东西前，曾和植草圭之助共话往昔。彼时植我草说了这么一段话。

他说，在黑田小学前面的坡道——服部坂那里，我曾对他说：“你是紫式部，我是清少纳言。”

我却毫无记忆。

首先，小学生不可能读过《源氏物语》或《枕草子》。

细想起来，大概是到立川老师家学习的时期，老师谈日本古典文学时讲了不少。

即使这么说过，大概也是我从书法老师那里出来后，同在此等候我的植草一起愉快地跟立川老师学习，然后一起告辞，在从传通院去江户川的坡道上说的，而非服部坂。

无论如何，把自己同紫式部和清少纳言相比，实在是不知深浅，荒唐之至。但是冒出如此幼稚的想法，倒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植草爱把作文写成有故事情节的，而且相当长，我则只写短短的感想。

总而言之，那时我的朋友好像只有植草一个人。我总是和他在一起，然而我们两家的生活却截然不同。

植草家是商人家风，而我家是武者家风。各自谈起旧事，他讲的和我说的内容完全不同。

植草说的是，小时候从母亲衣襟下面看见了她那白白的腿肚，给他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同年级的女生班班长，是学校最美的女生，住在江户川的大泷附近，叫什么什么名字，好像很喜欢小黑你，等等。可是我对这些毫无记忆。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的剑道大有长进，五年级就升为副将。父亲为了奖励我，给我买了一副黑护胸的剑道用具。比赛的时候我用“反斩腹”的招数一连击败了五个人。当时被我击败的对方主将是染坊的小老板，当和他两刀相击难解难分之际，我闻到一股强烈的蓝靛味儿。总之，我记得的都是自己曾经大逞威风的事。

其中最难忘的，是有一次我遭到别的小学的孩子们伏击。

从落合道场回家的路上，走到江户川桥附近的那家鱼铺门前，有七八个六年级学生，手拿竹刀、竹棍、木棍聚集在一起。

孩子们有孩子们的地盘，那一带不是黑田小学的势力范围。他们瞪眼瞧着我，看样子不怀好意，我不由得停下了脚步。但是，以少年剑士自居的我，决不允许自己被这个阵势吓倒。我大摇大摆地从鱼铺门前走过去。背后那些孩子居然没敢动手，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紧接着，一个东西朝我头上飞来，我正要用手去挡，那东西啪的一下砸到我的脑袋上。我回头一看，石子如雨点般飞来。

他们一声不吭地用石子砸我。这样不声不响暗下手，看来决心很大。

我想逃跑，可是竹刀不答应。因此，我取下扛着的竹刀，拉开架势瞧着他们。然而，竹刀尖上系着的剑道服却使我没法应战。

他们看到我这副样子，都吵吵嚷嚷地挥舞着手里的家伙冲了上来。

我拼命地挥了一下竹刀。剑道服被抖掉，竹刀轻了。他们又喊又叫，却没有闷不出声时的气势了。

竹刀上没有东西就轻便自如了。我就跟练习时一样，用竹刀猛砍他们，并大声喊着我要砍的地方：“你的脸！前胸！手！”

他们没对我采取包抄的办法，只是七八个人扎成一堆，各自拿着家什从正面进攻，所以占不了便宜。

这些人虽用手里的家什挡住了我的竹刀，但也只是蹿上来又退回去。我很容易打着他们的脸、前胸和手。我还记得“刺”这一招太危险所以没有使出来。总之，我学到的武功对付他们还是绰绰有余的。

不一会儿，他们纷纷往鱼铺跑去。我刚要追过去，鱼铺掌柜拿着扁担冲了出来。这时，我把大打出手时脱下的粗齿木屐捡起来，就一溜烟逃跑了。

记得很清楚，我穿过一条很窄的胡同，为了避开胡同里泛起臭味的阴沟和那业已腐朽的阴沟板，我只好左拐右拐地跳跃着跑。

跑出这条胡同，我才把木屐穿上。剑道服下落何处就无从得知了，很可能成了那帮拦路寻衅的家伙的战利品。

我没心思跟别人说这件事。因为丢了剑道服，不得不求母亲想办法，只好告诉了她。

母亲听后一声不响，就从壁橱里拿出哥哥不用的那套给了我，而且把我头部被石头砸伤之处洗干净，搽上药。

除头部外，没伤到别的地方。

直到今天，我头上还有块伤疤。

写到丢失剑道服和有关粗齿木屐的事，我忽然想起，我曾下意识地把这一段记忆用在我的处女作《姿三四郎》处理粗齿木屐的情节里。由此可见，这就是一个创造来源于记忆的很好的例子。

遭到这次拦路袭击之后，我就稍稍变更了去落合道场的路线，从此再也没有路过那家鱼铺。当然，我并不是怕那帮孩子，而是没有心思和那位耍扁担的鱼铺掌柜交手。

这件事我记得曾对植草说过，现在他却说记不得了。

我说，因为你是个只记得女人的色鬼。他说并非如此，像在学校上完剑道课之后，只有我们俩仍然留在室内操场上，在那里兜着圈子厮杀得难解难分的事，就记得清清楚楚。

我问他为什么这事记得清楚，他说让你打疼了。我说：“不错，在剑道这门课程上，你从来没有胜过我一次。”他却说有一次我曾败在他手下。

我问他什么时候，他说那是我进了京华中学、他上了京华商业学校之后两校比赛的时候。我说那次我没参加，他却固执地认为：“你不参加就算我胜了，胜利就是胜利。”

总而言之，这位风流小生自不量力，实在拿他没办法。

上小学六年级时，我们在久世山和其他学校的学生打了起来。

对方在一个高岗上摆开阵势，拿石头和土块猛砸我们。我们只好跑到登上这座高岗必经的一个山崖处的洼地暂避。

我正想派几个伙伴绕到敌后，植草大喊大叫着冲了出去。

要说这家伙没头脑，也就在这方面。一个一点本事也没有的家伙孤身一人陷于敌阵，后果如何可想而知。况且，要爬上那个山崖，得有很大的决心和力气。那是红土地带，非常滑，而且坡很陡，爬上一步甚至要滑下两步。

植草全凭一时的勇气冲上去，结果遭到石头和土块的集中攻击，头上挨了一块较大的石头，一下子就从山崖上滚了下来。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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