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闻中
出版社：四川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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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文库——印度近代瑜伽之光：辨喜的生平、思想与影响试读：
前言
德国作家赫尔曼·赫塞（Hermann Hesse）在其颇具神秘色彩的作品《东方之旅》的舒缓而迷离的小说节奏之间突然插入了一段神来之笔，说道：我发觉参加了到东方的朝圣，表面上仿佛是一次明确而单纯的朝圣——但事实上，以它最广泛的意义来说，这次东方的远征，不仅仅是属于我的和现在的；这个由信徒和门徒所构成的行列，一直都在不断地走向东方，走向光明之乡，许多世纪以来，这个行列都在走动，朝着光明的奇迹，而每一名分子，每一个小组，甚至于连我们全伙及其伟大的朝圣，都只不过是人类，以及朝向东方的、朝向家乡的人类精神的永恒奋斗中、川流不息的一波而已。
这段话似乎成了一个大大的隐喻，不但表征了西方自毕达哥拉斯起就已经开始的朝向“东方”的精神征程，就算同为东方子民的中国在历史的不同时段也是一波又一波地往“西方”朝觐。而他们的汇聚之地就是那个神话思维和神话想象遍布全地的神秘国度——印度。这个曾为人类贡献出佛陀、帕坦伽利、商羯罗和《摩诃婆罗多》，还创造出诸如“空”、“梵”、“涅槃”、“三摩地”等神奇意象的地域，曾被古代的中国人于汉籍中造出各种稀奇古怪的名字如“身毒”、“贤豆”、“天竺”等来加以称谓，而其中某位朝圣者则云：“详夫天竺之为国也，其来尚矣。圣贤以之叠轸，仁义于焉成俗。然事绝于曩代，壤隔于中土，山经莫之纪，王会所不书，博望凿空，徒寘怀于栱竹；昆明道闭，谬肆力于神池。遂使瑞表恒星，郁玄妙于千载；梦彰佩日，秘神光于万里。”（《大唐西域记》又见“夫印度之为国也，灵圣之所降集，贤懿之所挺生，书称天书，语为天语。”）可见加入这样的一种追寻，是一种极富魅力的生命经验，正如赫塞所言，往“东方”的追寻，正是“人类精神”朝往故乡和家园的“永恒奋斗”。而我们今日把类似的精神追寻指向风起云涌的印度近现代走出来的先知般的人物——辨喜（Vivekananda），也应该抱有同样的情怀和遐想。
辨喜（1863-1902）原是一位寂寂无名的印度托钵僧人，信守奥义书里的隐修精神，只因风云际会而涌到了时代的最前端，革新了印度教，激励了民族意志，他还参与了1893年于美国芝加哥所召开的人类首届“世界宗教议会”（Parliament of Religions），其丰赡的学识、深湛的思想，加之长年的瑜伽修行而筑就的人格魅力，使得他一夜之间名满天下，被欧美人誉之为“雷霆般的雄辩家”（Lightning Orator），而其传播印度精神的辉煌事功，又使得印度人把他当成自己的民族英雄，一位杰出的先知。
早在其伟大的古鲁（Guru，意为“精神导师”，辨喜终生敬服其导师，并说“古鲁崇拜（Guru-Bhakti）是一切灵性发展的基石”。）罗摩克里希那（Ramakrishna）在世之时，就曾预言辨喜将会是一位英雄，是指向世界的一把利剑，劈开精神界的愚昧，并把珍贵的灵魂拯救之道从东方带至西方。时至今日，他于1897年创建的“罗摩克里希那传道会”依然是印度教在海内外具有极大影响力的宗教社团。
辨喜的思想是复杂的，他天资雄拔，早年又受过良好的西式教育，而遇到其精神导师之后，又接上了印度自古以来的秘修传统。古老的印度文明万壑归流，而他成了应时而召的伟大盛器，几乎每一种传统都能够在他那里得到回应。甚至连摩尼教和犹太教等与印度本土文明颇为遥远的精神传统，也在他的滔滔雄辩中得以梳理。加之他曾长年漫游于印度四境，与无数的高人逸士有过深度的接触和学习，故真要理清其全部的精神脉络实非易事，但其基本精神无疑是自古以来的印度文明的主流思潮，即吠檀多哲学和瑜伽思想。
他的作品里显示出他甚为关注东西方文明的走向，尤其是宗教文明的比较，他认为所有的宗教都是真实的、善的，因此，每一个人都应该坚守自己的信仰，但同时也要尊重他者的信仰方式，甚至是偶像崇拜。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他与其导师一样，从来都支持偶像崇拜对于灵性成长的重要意义，认为古老的迷信也埋藏着黄金般的真理，而宗教里所涉及的宇宙、神和人的关系，也是其全部作品的核心命题；但他同时也认为，任何宗教与任何知识一样，必须基于内在的经验，换言之，每一个人都应该寻找到适合自己的那种与神圣者的联合之道，也就是瑜伽实践，这种与神圣者的联合之道其实也藏在普遍的精神修行中，它不仅仅是印度所独有，而这一点也是他所要给世人揭晓的精神界的奥密。而作为伟大的民族主义者，他也对印度文明寄予厚望，认为它将一直承担着向世界传播宗教与灵性信息的使命，过去如是，将来亦然。
自古以来，东方思想的根本洞见，都无法被西方的哲学概念所涵盖，反而是远远逸出了其概念所及的范围，尤其是东方思想里面代表着的体证与经验的部分。所以，瑜伽实践部分是我们此书着力的重点。此书前面部分的“哲学”也都是基于这些精神修行，在印度文明中，以精神实证为特征的“瑜伽”作为六派哲学之一而存在，与其它玄妙的纯理论并驾齐驱这是很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就哲学而言，绝非仅仅起于好奇那么简单，而是试图寻求本源，如印度哲学则为了解脱与终极的涅槃而存在，它寻求的是体证，故此，哲学大异于任何其它学问，如方东美先生曾云：“别的学问可能客观，哲学则不然，尤其是东方哲学，东方哲学所讲的智慧是‘内证圣智’，外在的经验和事实只能助其发展。”
其实，如果我们深入地了解这些瑜伽的精义之后，我们还会发现，它们同时也是世界各大文明的核心精神。
当今世界是个不同文明相遇的世界。其实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的一代文化怪杰史宾格勒就已经考查过人类各大文明的未来命运，而写就了如同旋风般有力的《西方的没落》。史宾格勒的史观很快影响到另外一位史学大家——当时还是伦敦大学普通讲师的英国人阿·汤因比博士，他也是一位深受印度文化影响的史学家，在其煌煌巨著《历史研究》中细细比较了21种文明的兴衰存亡，总结出一种“挑战和应激”的文明生长模式，但他对西方文明的出路是悲观的，他说：“我们已经有力量去结束历史，甚至结束生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想，我们不能使自己跌到悬崖峭壁的边上。”于是，这也意味着文明的对话如今亦已成了不可回避的境遇，它一定程度上也预示着人类共同体的生存与毁灭的问题。
而在我们看来，辨喜所代表的印度宗教思想正是这个时代最好的宗教对话资源之一。他也是这个领域的先驱式人物，作为1893年首届世界宗教大会上最辉煌的人物，他的思想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启迪。
印度文明的神秘和幽邃是迷人的，辨喜更是富有魅力的人物，他对英语世界所造成的震动至今余响未绝，影响了当时与后来无数人的命运。并开启了印度大师向西方主动传道的精神历程，譬如后来的室利·阿罗频多、室利·尤迦南达、斯瓦米·希瓦南达、斯瓦米·穆克达南达、斯瓦米·帕布帕德等等，他们先后受过辨喜不同程度的启发。
但其实就传播“吠檀多哲学”而言，辨喜也照样受到前人的影响，梵社第一代精神领袖罗姆摩罕·罗易（1744-1833）就是辨喜极为敬重的前辈，也是自印度本土把吠檀多哲学传播到英语世界的第一人。故此，他把罗易视为“行动瑜伽”的代表人物。最早译成外国文字的“奥义书”是在17世纪莫卧儿王朝时期，当时被译成波斯文字，十九世纪初，法国学者迪配隆（A.Duperron）依据这个版本转译成拉丁文，这个版本也藉着影响了叔本华进而影响到欧洲哲学的走向，罗易则是以英译奥义书而输出印度思想。而罗易所翻译的奥义书也相当程度地影响了西方文化，譬如美国十九世纪的那场轰轰烈烈的号称“美国文艺复兴”的超验主义（Transcendentalism）运动，一定程度上复兴的是远在印度的“吠檀多”精神，无论是其精神领袖爱默生（Emerson），还是这个运动里边的重要骁将梭罗（Thoreau），都是印度精神养育的乳儿。他们暗中以罗易翻译的“奥义书”为思想武器，这已经被一些学者注意到，并专门编有一本《爱默生与梭罗的两种“梵”资料》（Two Brahman Sources of Emerson and Thoreau，该书包括了罗易翻译的“奥义书”，其中有《秃顶奥义书》，《由谁奥义书》，《卡塔奥义书》和《伊萨奥义书》等四种，以及一些吠陀颂歌，此书原于加尔各答出版，后又在1832年于伦敦推出；还有一卷是William Ward译的《印度的历史、文学与神话》，原书于1922年，也是在伦敦出版问世）。无怪乎此后一直追随爱默生足迹的美国大诗人惠特曼（Walt Whitman）会写出《向着印度行进》的诗歌，其辞曰：啊，灵魂，向着印度行进！解开亚洲的神话，那些原始的寓言之谜，不只是你们才是世界的值得夸耀的真理，不只是你们，你们这些现代科学提供的事实，而是古代的神话和寓言，亚洲，非洲的寓言，那些精神的射程遥远的光芒，那些放松了约束的梦想，那些潜入力深远的圣典和传统，诗人们设想的大胆情节，昔日的宗教；啊，你们这些比正在升起的太阳所浇灌的百合更加美丽的寺院！啊，你们这些寓言，摈弃了已知，逃脱了已知的掌握，直上高天……
但不管怎么样，罗易所造成的影响远远不及辨喜的那种广远强劲的时代冲击波，而且，他也没有像辨喜那样违背国家禁令，亲自远渡重洋到世界各地言传身教，把印度最伟大的思想加以弘扬。在印度历史上，这也许只有佛陀在东方的作为，可以与辨喜在西方的事功相提并论。
有些时候，我只觉得生命中的所有重要秘密都隐藏在一句话语里面，那就是圣经《旧约·创世记》第3章中的圣言：“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
正因为“生命树的秘密”被神界牢牢把守，才使得一代代东西方的天才与圣徒互相携手、互相努力，从而将天上的智慧与圣火盗至人间，普及人间。人类生命中的所有苦难在此，挣扎在此，圣洁与高贵也一并于斯。这种可敬的历史我们甚至可以一直追溯到神话时代的英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和吉尔伽美什（Gilgamesh）那里去，我想，把辨喜归入这么一个行列应该是合适的。
而且，因为时代的缘故，他又成了近代印度指向世界的瑜伽之剑，照亮了整个西方文明世界的瑜伽之光，触发了人们对于宗教、哲学与神秘学的重新思考。末后，便造成20世纪波澜壮阔的神秘主义思潮之再度卷起，点燃了西方社会持续升温的“东方热”，诱发了一批又一批的西方人不辞倦怠、万里横穿来到印度朝圣。
是为前言。第一章背景引言
人类的历史一定程度上是为某些天才与圣徒而准备的。无数人只能被历史所塑造，而天才们却可以塑造历史。并且，如果我们愿意将历史浓缩为“人的历史”的话，那么他们其实就是历史的主人，甚至历史本身。正如奔放雄奇的苏格兰人卡莱尔所云：“在我看来，世界的历史，人类在这个世界上已完成的历史，归根结底是世界上耕耘过的伟人们的历史。他们是人类的领袖，是传奇式的人物，是芸芸众生踵武前贤，竭力效仿的典范和楷模。甚至不妨说，他们是创世主。”（《论英雄和英雄崇拜》）其中最杰出的那一群就是耶稣所谓的“世上的盐和光”。世界因着他们，而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
在印度历史上，邃古时期的罗摩与克里希那自然在列，而此后的佛陀与商羯罗更是创造时代的人物。此名单如果还要罗列下去的话，自然应该加上近现代的罗摩克里希那与辨喜师徒两人，在很多人心目中，他们乃雄踞人类智慧之巅的人杰，其神圣的品质被无数人拟之以新时代的耶稣与保罗，传播着普遍真理的福音，亦有人将他们直接比作大神毗湿奴与湿婆的“阿凡达”（Avatar）。梵文“Avatar”，是印度教中的重要观念，本意是指“分身、化身”。在印度宗教哲学里，认为一定时候，神会化身到人间，帮助人间正法的确立。譬如认为克里希纳，佛陀，耶稣等都是神的化身。
近现代印度是一段不平静的岁月：国家受到欺凌，民族受到威胁，文化也遭受劫难，而宗教与哲学也被种种外来殖民主义者与传教士们所歪曲与诬蔑。各种运动此起彼伏，政治与思想斗争极为尖锐。总之，这是印度历史大变革、大动荡的时代。就在这种风云变幻的时代阵痛中，辨喜于斯诞生，并恰逢其时地担当了拯救印度与宗教的使命。现代印度的一位著名政治领袖曾说：“辨喜拯救了印度教并且拯救了印度。若是没有他，我们早已失去了我们的宗教，也再无法重获我们的自由。所以，所有这一切我们至今都还亏欠着他。”第一节生平一
公元1863年，1月12日（周一），辨喜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市一颇有名望的刹帝利家庭。他生于早上6点33分，即日出前几分钟。父亲维希瓦纳特（Wiswanath）是加尔各答高等法院的律师。平时喜欢阅读圣经与波斯诗人哈菲兹（Hafiz）的诗篇。而母亲黛维（Bhuvaneswari Devi）是一位虔诚的印度教徒，熟悉《摩诃婆罗多》与《罗摩衍那》，这也构成辨喜童幼年期的重要的精神营养。诞生那天正好是印度教的Makar samkranti节，当时许多奉献者在恒河边做着拜忏仪式。因而婴儿初至人间所呼吸到的第一缕空气，应是交杂着圣河上空所回响着的无数印度教男女的祈祷、崇拜和圣乐之音。据说，出生前，他虔诚的母亲做了一个大神湿婆（Siva）愿意生而为他儿子的梦。家人将他取名为纳兰（Narendranath Datta）。在父母的关怀下，纳兰成长为一位出色的男孩。
即使是在他的孩童时代，纳兰就已表现出卓异的特点和才能。除了出众的才慧与惊人的记忆外，尚有一颗对他者的善心，同时，他自小就有无畏的勇气与对迷信彻底的蔑视。而在这些特点的映衬下，使其原本就卓越不凡的仪态尤为显著。虽然他会因为对体育与阅读的着迷而常常缺课，但最后却总能以优异的成绩通过考试。在考进大学之前，他对西方哲学与历史已拥有广博的知识，并对近代科学有独到的领会与理解。我们还需要注意，幼年的纳兰，深度的冥想似乎是他自小就养成的习惯，并且在睡前常有异光在其额头出现。虽然冥想带给他了内心的安宁，但是他却很渴望了解神的奥秘：因当时以他所承受的种种关于神的形而上学的教育，只能增长其怀疑主义与不可知论，而古老的婆罗门信仰又让他备感兴趣，尤其是“奥义书”中的智慧传统，对他的影响很深。这导致了他理智上的不安，感到非常有必要去认识一位已经见到过神的人，于是他开始拜访每一位可能遇见的知名宗教界人士或圣人。
当时，“梵社”（Brahmo Samaj）是近代印度历史上第一个宗教改革团体，1828年由罗姆摩罕·罗易创立，受西方新兴文明的影响，倡导废除偶像崇拜，反对迷信以及寡妇殉夫的习俗，在社会上有较大的号召力，青年的纳兰也参与其中。
一次，他去找素有“大仙”（Maharshi）之誉的德·泰戈尔（Debendranath Tagore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的父亲，当时梵社的第一领导人），问道：“先生，你看见过神吗？”这位素受敬仰的宗教领袖无法回答，但是对这位年轻人却颇为赞赏，故答道：“我的孩子，你有一双瑜伽士的眼睛。”
可他甚为失望，此后他的追问在其它有名望的圣人那里也都没有满意的解答。这一切都激起了他更加强烈的想要知道灵性奥秘的渴望。
当时，恒河岸边有一座“时母”（Kali）神庙，此神庙祭司罗摩克里希那（Ramakrishna，1836-1886）的神圣言行在加尔各答一带已是家喻户晓。此神庙由一位富可敌国的首陀罗女子拉希玛尼所捐建，通常的婆罗门祭司是不愿入去任职，后因罗摩克里希那的主持，使其成为印度近代最重要的圣地之一。
然而，起初纳兰对探访此人毫无兴趣，认定这是一位没有多少学识的乡下人，并不值得一见。但在种种机缘之下，他们还是于1881年12月份见面了。结果，颇出乎他的意料，他的永恒之问“先生！你见过神吗？”居然得到了干脆而肯定的回答。更令他震惊并觉得迷惑的是，罗摩克里希那还把他看成是圣者的化身，他泪流满面，好像他们在私底下已经认识了很多年，他说道：“啊！你来得这么迟。你让我等了这么久长的时间，多么的不仁慈！听着那些世俗之人的无价值的谈话，我的耳朵都快烤焦了。哦，我是多么渴望找到一个能理解我思想的人，以卸下我心灵的重负！”
而且，他还合掌说道：“主啊！我知道你是古代圣人纳拉亚那（Narayana）的化身——诞生于地球上是为解除人类的苦难。”
一开始，素以理性见称的纳兰自然将这些权当作疯子的话语。但在随后5年的深度接触中，这位看似疯狂的祭司慢慢地征服了纳兰倔强的内心。
他们之间一开始更像是一场交锋，而不像师徒之间的对练。一方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咄咄逼人的青年，他拥有剃刀般锋利的理性与对西方哲学、科学和逻辑学的深闳知识；而另一方却是一位尚未受过基本教育的婆罗门祭司，他来自于孟加拉一个落后偏僻的农村，而他唯一的武器就是对圣母Kali女神的信仰。但最后还是罗摩克里希那俘获了这位雄狮一般的战士。
罗摩克里希那虽近乎文盲，但记忆力超群，对经典的熟悉程度令人惊愕，在话语里面可以随手引用。印度自古以来的口耳相传的传统一直存在，这应该构成罗摩克里希那知识所获得的一个重要途径。但对此，罗摩克里希那自己还有一个神秘主义的解释，他说是源于神的启示：“神和我谈话，不仅仅看到他的幻影。……是的，他和我谈话了。我连续哭了三天。他向我启示《吠陀经》、《往世书》、《坦特罗》，以及其它经典的含义。”（《罗摩克里希那的生平与言论》）
1884年纳兰的父亲遽然过世，加上家族的纠纷，使得整个家庭陷入了沉重的债务和困顿之中。这段时间他对于导师的爱和信念也愈加深入。正是导师的恩宠使得他直接经验到了神性，结束了他作为一个信徒的所有怀疑和动摇。当时梵社的另一位著名领袖柯沙布·钱·森（Keshab Chandra Sen）常常来神庙拜见罗摩克里希那，后来他在英国接受女王的接见，并与英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如马克思·缪勒等提到过这位活着的圣徒。马克思·缪勒是当时牛津大学的印度学教授，其盛名如日中天，曾主持大型丛书50卷《东方圣典》的编译。他在英国皇家学会的四次讲话成了“比较宗教学”的开山之作。
罗摩克里希那的声誉日隆，而许多像纳兰一样的有志青年也纷纷前来拜见，并成为了他的信徒，有些后来就是第一批罗摩克里希那教团的托钵僧。1885年罗摩克里希那首次显现出喉部的疾病，后来被诊断为癌症。但违反医生的忠告，他继续给灵性寻道者们以指导，并经常沉浸于狂喜之中，这使得其病情加剧。后来转移到花园之屋（Cossipore）。就是在那里，这位圣徒把日夜轮流照顾他的年轻的信徒们集中成一个组织严密的团体，他的训练是以各人的潜质为准：“他在每一位弟子身上发展出显著的理想品质，使得每一位都成了特殊领域的典范，并显示出这种特殊品质。他鼓励他们将潜力发挥至圆满，同时，他反对并且禁止盲目地模仿他人理想的一面。”
罗摩克里希那将具体的细则传授给当之无愧的领袖纳兰，以使得他们在自己身后可以继续开展工作。那些时日，纳兰依然在探索着印度宗教中的至高体验：无相三摩地（Nirvikalpa Samadhi）。他的热切追求被其导师打断了，他可能已经预感到未来的纳兰，将会是无数人的精神导师，而绝不仅仅是满足于做一位离群索居的神秘主义者。但纳兰不是没有经验到那种神秘。有一天在花园之屋冥想的时候，他突然被一道强烈的无法逼视的光辉所笼罩，他感觉不到了自己的身体。当时师兄弟们对他的状况极为惶惑，罗摩克里希那淡淡地说道：“就让他保持那种状态一些时候吧，他已经为此纠缠我很长时间了。”
可能早在1886年1月时，导师就已亲自将黄色僧袍分发给他的重要门徒。很快，这伟大的宗教导师于8月16日圆寂。当导师授予纳兰重大的使命后，他们租房子，立制度，过起了僧侣生活，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罗摩克里希那修道团体。他们也全都有了新的僧侣名字，纳兰后来就以僧人法号“辨喜”（Vivekananda）知名。这个名字还是他在1893年出席美国的世界宗教议会大会前夕确定的。从此以后，这几位不过20岁出头的年轻人就生活在全然的弃绝与贫困之中，完全依靠神。他们在临时的修院经过短暂的逗留，此后便各自展开了托钵云游的生涯。关于那段修院岁月，斯瓦米·尼哈拉南达（Swami Nikhilananda）在他的传记里面有一段很好的描述：他们睡在铺于硬地板的草垫上，一些圣人与神灵的图像挂在墙壁，各处还放着一些唱赞用的乐器。那儿的图书室大概有上百来本书籍。不过纳兰不想让同门兄弟们成为被痛苦折磨与扭曲的苦行者，觉得他们应通过吸收当前世界的思想潮流来开阔其眼界。于是，他用各国历史和各种哲学体系来帮助他们。他们对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康德和黑格尔，同商羯罗、佛陀、罗摩努阇、摩陀婆、柴坦尼亚等思想进行深度的讨论。印度教哲学的智慧、奉爱、胜王与行动诸瑜伽体系，都得到了他们充分的注意与分享，而在将罗摩克里希那的教导与经验调和这一点他们有较明显的不一致，但唱诵赞歌又缓解了他们枯燥的讨论。（Swami Nikhi lananda，Vivekananda：a Biography）
辨喜像前辈圣徒如商羯罗与罗摩奴阇一样，云游印度四境，一边乞食，一边与隐藏在群山密林之中的高人逸士接触学习。他曾经在喜马拉雅山中部的一个山中因严格苦行而接近饿死的边缘，幸好被一位穆斯林救活；而又在阿莫拉一个孤耸云天的洞穴（Kasar Devi Cave）里面，辨喜尊者进行巅峰的精神修炼，极为严酷，时在1890年的9月。他的灵性越来越高涨，有极高的精神启示，他的脸上闪耀着神圣的光芒，如同火焰的照射。但是，当他到达精神体验的顶峰时，他感到了一种巨大的冲动，觉得自己应该为受苦受难的人类服务。于是，他从个人的灵性喜乐当中走了出来，准备为这个世界工作。
于是，他展开了对印度文明与人类精神走向的思考。确实，在旅途中的经验是丰富的，他偶尔是生活在国王的宫殿或者富人的宅邸，隔夜也许就会住进一无所有的穷人家中，甚至留宿野外；他经常食不果腹，也常与畜棚里的动物同住。他深深认识到弥漫于印度全境的国困民穷，加上人们惊人的无知和肮脏，以及外来殖民主义者的盘剥与豪夺，使得无数民众过着禽兽般的不堪生活。但是，令他感到格外惊喜的是，他发现——即便如此，印度宗教的真正精神仍然流淌在印度人的血液之中。他意识到宗教是印度人的脊梁，并且它也必须通过宗教来崛起，尤其是吠檀多哲学与瑜伽修行。
他虽然衣衫褴褛，但其身上天生所具有的王者的威仪令他所到之处都特别显眼与触目。罗曼罗兰曾写道：“把他想象为位列其次是不可能的，无论他身在何处，他都是执其牛耳者……每个人只要一见到他就会以他为领袖，他受过神的膏油，故上苍已经将其伟力的标签印在他的前额。一位旅者曾在穿越喜马拉雅山时，根本不认识他是何人，但他一看到就立即站住，充满敬畏，而且惊呼道——‘湿婆’！”
就这样，他参拜喜马拉雅山的圣坛，漫游土壤肥沃的印度平原，顶着骄阳似火的烈日穿越拉贾斯坦（Rajasthan）沙漠和德干高原（Deccan Plateau），也在科摩棱海角（Cape Comorin）歇足。
有一次，他是漫游到了印度的圣城贝拿勒斯，当他从难近母庙中出来时，一大群喋喋不休的猴子包围着他，似乎要恐吓他。尊者不愿被它们捉住，便开始跑。但猴子在后面追了上来。此际，有一名老遁世者在场，注视到了猴子的动静。他便喊道：“站住，面对这些畜生！”年轻的辨喜就停下来，转身看着猴群。马上，它们全都跑开了。
许多年之后，辨喜尊者说及此事：“如果你害怕任何东西，永远要转过身来，面对它，别想逃避它。”
他遇到过无数神奇的人物，中间也经人推荐，几度欲往中国的西藏朝圣，可惜因种种机缘未足而作罢。他还长久地停留于印度洋的腹心——孟加拉湾与阿拉伯海，并曾翔游至海中的大岩石上，然后舒舒服服地坐在那里，慢慢地沉浸于深深的冥想之中。一位传记作家说道：“这是伟大的起程，就像潜水员跳入印度洋，海洋覆盖了他的踪迹。如同印度洋上的一个漂浮物，他只不过是千百个穿着橘黄色长袍的无名托钵僧之一。但是，天才之火在他眼中燃烧。他是一位王者，尽管所有这一切尚未全然显现。”
至此，他已经充分掌握了印度的秘密，也认识到它昔日的辉煌与深宏。但也察觉到了它的堕落与不振，他准备根治民心衰弊的病症，而现在唯一需要去做的一件事就是行动。他这段云游生涯极为重要，印度杰出的革命家与精神领袖提拉克曾于1892年遇见漫游途中的辨喜，不过那时他尚是一位无名的神秘僧人：一次，我从孟买到普那，于维多利亚站头，几位古吉拉特贵族正为一名僧人送行，他们把他带到我的车厢里，并向我郑重引荐，希望他在普那的这段时日能够住在我的房子里。我们到了普那，一起相处了10天左右。当我问起他的名字时，他只是说自己是无名的托钵僧。他不在公众面前讲话。而在家里他常常讨论不二论哲学与吠檀多。这位尊者退避世俗，在他身上绝对身无分文，他的全部财产是：一张鹿皮，一两件衣物和一只钵。在他的漫游途中，常有旁人为他施舍车票。（Vedanta Kesar i，January 1934）二
早些时候，就在他游历在古吉拉特和马德拉斯的时候，一些朋友就曾建议他想法子参加于美国芝加哥举行的世界宗教议会大会。虽然他接受了这个建议，但并不确信他的已经逝去的导师是否同意。结果，他当晚就看到一个图景——罗摩克里希那跨海西行并且让辨喜跟上去的景象。他怀疑是师父在传达某些信息，而这时导师的终生伴侣——神圣的室利·莎拉兑·黛维（Sri Sarada Devi）也恰好来信，得到了她的肯定与祝福之后，其所有的疑虑就烟消云散了。
现在，他行动的计划在脑中变得清晰生动起来。他将去美国，传播吠檀多哲学与瑜伽实践，然后返回印度，建立了一个服务于穷人和受压迫的人的僧侣团体。通过弃绝和为人类服务这两个并行的观念，他不仅试图去复兴过去的辉煌，甚至想要超越它！在这种想法的激励下以及对他的导师的那种不可撼动的信念，他返回到马德拉斯。但是他让当时西方人手里的宗教团体“神智学社”（Theosophy Society）推荐他为会议代表的请求遭到了拒绝。他并不沮丧，最后，在拉贾斯坦一位大君的帮助下，他于1893年5月31日，从孟买起航前往美国。途径中国的香港、广东和日本的横滨，于7月30日辗转抵达芝加哥，那里就是宗教议会准备举行的地方。因会期推迟，他只得又流浪于东部的波士顿等地方，后来在很多热心人士，诸如哈佛大学教授赖特、邦奈先生等人的帮助下，使其作为来自印度教的正式代表，参加了9月11日开始的世界宗教议会。
我们在此大略关注一下辨喜在历史上出现之背景，也许可以更宏观地来看待他在人类精神史上的刻度：
1893年，当时德国思想家尼采发疯四年了，此前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与晚年的全部残篇遗稿也已被她妹妹收集，后来于1901年以《权力意志》面世；数理逻辑的奠基人弗雷格出版《算术的基本规律》，使逻辑公理演算趋于完备；英国的斯宾塞1893年在《伦理学原理》中首次用生物进化论的观点来解释道德的根源，同年，赫胥黎出版《进化论与伦理学》；哈佛大学的教授罗伊斯的《现代哲学的精神》出版，认为整个世界本质是一普遍精神，即绝对者，它具有目的与意志的特点，是理性与意志的统一，带有明显的黑格尔精神，加上美国特有的实用主义，这似乎是在为后来的辨喜在哈佛大学演讲“吠檀多不二论”做好了铺垫一般；挪威的蒙克创作出了表现主义名画《呼喊》；法国的德彪西创作了不朽之作《牧神的午后前奏曲》。
与此同时，西方人对于东方文明，尤其是印度的文献亦有了学理上的准备，如在英国，马克思·缪勒自1875年就开始编撰大型文献《东方圣典》（Sacred Books of The East），陆陆续续共出50卷之巨，而1891年在美洲新大陆也由梵学家查理朗曼在哈佛发起了《哈佛东方丛书》（Harvard Oriental Series）的编撰，后来更以55卷的规模陆续问世。
另外，我们把目光返回到辨喜所在的东方，除了印度自身的纷纭激荡的民族运动以外，梵文残本马鸣的《佛所行赞》也首次于该年刊行面世；中国的政治家张之洞在武昌设立自强学堂奖励西学；马万福在中国的西部创立了伊斯兰教的著名教团伊赫瓦尼派；而1894年佛教大居士杨文会与传教士李提摩太（Richard Timothy）合作翻译了《大乘起信论》，流通于英语世界，并于次年在上海跟锡兰（即斯里兰卡）僧人达磨波罗（Dharmapala）会见，两人重振大乘佛教精神的宏愿获得深度的共鸣……。
而辨喜就在这个时候现身于人类历史，在此之前，为了避开世俗，他几乎一直没有固定名字，而为了参与这个会议，他正式以“Swami Vivekananda”为名，一个震烁古今的名字就这样现身人间。
宗教议会于1893年9月11日至27日在芝加哥的哥伦比亚大礼堂召开，它是作为世界哥伦比亚博览会的一部分。他的首次发言就使整个会场激动起来了。观众们的兴奋回报给他足足持续了两分钟之久的雷鸣般掌声。这是一个简短的讲话，因为它所宣扬的普世精神，加之与会议的思想基调的完美一致而振奋了人心。它强调了普遍的精神真理，即所有的方法，无论是迂回的方式还是直接的方式都可最终到达同一个神圣者。一个拿着化缘之钵碗的普通僧人转瞬间成了一个光芒万丈之人，一个享有无尽尊荣与敬戴的王者。这就是他接下来在1893年9月到最后离世的生活状态，这也是他导师所希望的要他成为一棵可以供给千万人遮荫的大菩提树，而不是专注于个人解脱的隐士，现在，这样的时刻到来了。
此后的辨喜频繁地奔走各地，发表演讲和谈话，准许个人的会面。并于1895年暑期在美丽的纽约附近的千岛（Thousand Island）收了12位门徒。在这个岛上的谈话形成了他最富魅力的作品之一——《千岛语录》（Inspired Talks）。而那些门徒也是他此后于西方传播印度文化的重要力量。彼时，他的灵性达到了罕见的完美、罕见的高度，而且把众弟子的意识也一起带到了一个他们从来未曾想象与谋面的高处，充满欢喜。惟彼时众弟子尚未领悟，此种经验其实是生活于圣者圣洁的光芒之中。
他也在著名的学府如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演讲，同美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如威廉。詹姆斯，J.H.怀特，罗伯特。英格索尔等人士交流观点。所以，通过他的教导和传道的不懈努力，美国人以及英国人都能很好地理解与欣赏印度教，历来的因西方传教士的歪曲而造成的误解亦逐渐被消除。他在海外的意外成功也使得某些基督教狂热分子和印度教的某些支派颇为妒忌，他们曾试图迫害，甚至想刺杀他。
他于1895年9月至1896年4月这段期间发表了许多重要的讲演，如《吠檀多哲学》《实践的吠檀多》《吠檀多的精神与影响》等，以及他后来结集成四类瑜伽的作品。他游历了英美与欧洲大陆的许多国家。并与著名学者马克思·缪勒，保罗·杜森见面，另外还收了像J.J.古德温（J.J.goodwin）和妮维迪特（SisterNivedita）等杰出的门徒。
返回祖国之前，他把师门两位兄弟斯瓦米·萨拉达南达（Swami Saradananda）和斯瓦米·阿贝达南达（Swami Abhedananda）请出去掌管自己在美英两地打下的坚实根基，而他则随同古德温经锡兰返归印度，并于1897年1月15日到达科伦坡（Colombo），在那里他作为印度的民族英雄而受到了空前热烈的欢迎。他又回到马德拉斯，以至加尔各答，其著名的演讲集《从科伦波到亚尔莫拉》就在此时产生。他对成千上万的民众的演讲洋溢着印度爱国主义的力量与自豪感。
然后，辨喜开始了生命里的另一个繁忙的时段。他在美国的演讲其目标是通过对吠檀多的宣扬，消除人们因基督教传教士对印度教的歪曲而造成的误解。但在自己的国家，其主要目标是通过消除迷信来唤醒印度人的自信与力量。其中，尤其是对自己的文化与宗教的自信，切勿因盲目地仿效而丧失了自我，他曾说：印度是不会朽亡的，如果它坚持这种对神的寻找……我的意思决不是说政治的、社会的改革不重要，而是说——我希望你们能够铭记在心——它们在这里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宗教。……如果印度不再沉睡，那么无人可以抵制她的魅力；没有外在之力可以阻挡她，因那无限的巨人正从其足底逐渐苏醒。
1897年5月1日，他将罗摩克里希那的所有门徒聚集起来，建立了“罗摩克里希那传道会”（Ramakrishna Mission Association）。后来，他在恒河的西岸购买了一块空地，在那里又建起了配有圣坛的寺庙，1898年12月9日，他于此处安置了导师的遗骸。这个寺庙现在同作为Ramakrishna Order的总部的贝鲁寺庙（Belur Math）一样著名。他总共建立了包括位于喜马拉雅山中部的幻住庵（Mayavati）在内的五座修道院。
此后，辨喜就将其注意力转移到帮助训练年轻的信徒。晚年经过几次朝拜各处的圣地之后，他还去英美察看自己的工作进展，而且还参加了1899年在巴黎召开的宗教会议，于1900年12月返回加尔各答。因他极为敬重佛陀，最后一次的朝觐是去菩提伽耶（Buddha Gaya），当时是1902年1月，一位日本人冈仓天心（Okakura）陪同。冈仓天心是在辨喜晚年中出现的重要人物，当时的日本受到英人阿诺德爵士（Sir Arnold）的激励，决定重修佛陀当年的精舍“菩提伽耶”，同时派佛教徒冈仓天心来邀请辨喜参与在日本召开的宗教会议。其作品有《东方的理想》，此书的序言还是辨喜最重要的门徒妮维迪特（Nivedita）所写。
罗摩克里希那在世的时候对于他还曾预示了两件事：一、他活不到40岁，当他认识到自己是谁的时候，他就会自愿抛弃自己的肉身；二、他将会成为人类的导师。1887年4月9日，M告诉当时还是籍籍无名的普通僧人的辨喜说：“他传授给你的能力（指罗摩克里希那曾于花园之屋把能量传递给纳兰，使其迅速进入三摩地一事）里有特殊的目的，他将通过你完成更多的工作。有一天，大师在一张纸上写着：纳兰将会教育全人类。”辨喜说：“当时我也曾告诉他：我不愿做任何事情，但是他却说——你身上的每一根骨头必成就此事！”
1902年他去世前的一些日子里，他曾向他的一个师兄弟吐露过，他现在已经知道自己是谁了。在他离开前的最后三天，他指示他们在哪里火化自己的身体。他仔细查看过年历，安排好了日期。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天，即1902年7月4日，他起床很早，关闭了所有的门窗，于圣坛所在的房间做了一次不寻常的持续时间很长的冥想，然后他对门徒讲了三个小时的梵文语法，到了晚间，他散步很久，回圣坛参加晚祷，然后又像耶稣服侍门徒一样地服侍了众人，最后回转到房间。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冥想后他躺在床上，伸展开自己的身体，晚上九点在生命的最后他安静地停止了呼吸。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眼睛是充血的，一些血丝已从鼻孔和嘴巴里渗出，在瑜伽修行里，这表明其生命是通过顶门（brahmarandhra）出去的，也就是瑜伽士毕生追求的至高境界。他走完了其三十九岁短暂而辉煌的一生。他临终时曾说过：“我为我的降生而高兴，为我遭遇的苦难而高兴，为我犯下的大错而高兴，为我归于平静而高兴。”
他曾经在第二次访美时，做了一个名为《人类世界的伟大导师》的讲演，其中考察了世界宗教的兴衰与历史上的无数先知时说道：“当一个国家衰落时，每种事物似乎都瓦解了，然后这个国家重新获得力量再度兴起，一个巨大的波浪，或者有时一批波浪互相激荡着而来，在其浪潮的巅峰常常出现一个光芒四射的灵魂，一位福音的传播者！”
这段话语原是出于对历史的客观观察，却也正好对应了印度近代社会的那段历史，而辨喜自己似乎正是那位“一个光芒四射的灵魂”，一位普世“福音的传播者”！
罗摩克里希那的预言也准确生效：“他们像是巨轮，不仅自己穿越过海洋，还载着众多乘客渡往彼岸。”
辨喜的主要作品都已被他的东西方门徒收集起来，以九卷《辨喜全集》流传后世。里面包括了他在世界各地的全部论著与演讲；还有大量的书信、日记，甚至包括了当时英美各地报刊对他讲话的反馈，俱都蕴含着丰富且极具价值的灵性信息，而作为优秀的诗人，他还写有不少的诗歌与文学作品，它们都一起构成了辨喜汪洋无际的精神之海。另外还有许多散落在各处的言论也被有心人收集，其中像斯瓦米·维苏南达（Swami Vishadananda）编成的《灵性对话》（Conversation on Spirit Divine）一书就很典型，里面显示了辨喜对于物质科学与灵性科学的深邃洞见。而他的东西方门徒所编撰而成的各种传记也极有参考价值，譬如集体创作的厚厚两卷《辨喜的一生》，妮维迪特的《我眼中的辨喜大师》，斯瓦米·尼哈拉南达的《辨喜传》也广受推崇。
在众多涉及辨喜的生平著作之中，有两部作品因出自大作家之手，显得尤为特殊：一部是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的《辨喜与普世福音》（The Life of Vivekananda and The University Gospel）；一部是美国作家克·伊舍伍德的《罗摩克里希那和他的门徒》（Ramakrishna and His Disciples），里面对整个“罗摩克里希那宗教运动”有全局的描写，是被广泛引用的权威之作。
罗曼罗兰还写过罗摩克里希那的传记和甘地的传记，这些印度的圣徒与他写的欧洲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一起构成了他的英雄传系列；罗曼罗兰是在欧洲传播辨喜思想的重要人物，其雄强的文笔将把他的思想很好地在欧洲文明世界进行了推广。而法国著名哲学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对辨喜的探讨就受益于罗曼罗兰的介绍，以至于他在其重要的著作《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中虽不无偏见地站在西方文明中心论的立场上，误解了佛陀的成就，但对于罗摩克里希那与辨喜师徒所臻达的精神境界却做了高度的推崇，甚至认为要超越于佛陀，譬如他说“并非佛教忽视了仁慈。相反，它极端地颂扬仁慈。它还列举无数体现此种美德的范例以昭示世人。但是，佛教缺乏温情与光彩。正像某个宗教历史学家正确地说过的那样：佛教对自我的神秘而彻底的天赋是一无所知的。我们还要加上一点：佛教不相信人的活动的效力。它对活动毫无信任，而只有信任才能成长壮大、移山倒海。只有那种彻底的神秘主义才能达到这一点，也许，在更晚一些的印度，我们看到了这种彻底的神秘主义，那种真诚的仁慈，那种可与基督教的神秘相比拟的神秘主义，我们是在Ramakrishna和Vivekananda那里看到的。……”
日本学者中村元曾云：“……不仅如此，在当今的日本，通过西方文明的研究而进一步深入到印度文明当中去的知识分子，似乎有许多人就是由于受到罗曼罗兰的感召。”
至于印度各个阶层回忆辨喜人生不同阶段的记录与出版物那就数不胜数了，此处略过不提。第二节影响一
我们知道，在印度历史上，“吠檀多”哲学的源头扎根于吠陀文献，尤其是三大圣典：奥义书，《梵经》（BrahmaSutras）与《薄伽梵歌》。它在哲学意义上的真正成熟期即奥义书时期。这一时期也是人类文明史上气拔云天的智慧之巅。德国哲学家雅思贝尔斯将此段时期命名为人类精神文化的“轴心时代”，奥义书时期，也就是印度的佛陀时代，与中国的诸子，希腊哲人，希伯莱众先知等并驾齐驱于世。
奥义书（Upanishad）是印度婆罗门教的重要经典，同时也是印度哲学的根本源头，隶属于四部吠陀（Veda）文献，保存下来的有几百种。古典时代的印度人相信它们是上帝的呼吸，是永恒的真理，是由上帝直接启示给他们伟大的仙人（rishi）的神圣智慧。印度历代的思想家与宗教家都要从这里汲水而出，无论是古典时代的圣者，如佛陀、商羯罗，还是近代印度的改革家，如罗姆摩罕·罗易、辨喜，甚至诗人泰戈尔，无不如此。在辨喜之前，由奥义书而来的吠檀多哲学主要有三类代表：一是商羯罗的不二论；二是罗摩奴阇所代表的“限制性不二论”（Visishtadvaita）；三是摩陀婆（Madhva）所持的彻底的二元论（Dvaita）。他们都以注疏三大圣典来阐释自己的观点。
这三类哲学对辨喜都有或轻或重的影响，他与其导师罗摩克里希那向一般大众推荐罗摩奴阇的哲学，因为限制性不二论对于人们信仰的建立与心灵的洁净是最好的途径。它既不会过于晦涩，如不二论那样，也不会陷入偏执的不宽容态度，这也就是他们推崇奉爱瑜伽的原因。而摩陀婆所持的彻底的二元论很容易导致不同教派的仇视，在印度就有湿婆派（Saivas）与毗湿奴派（Vaishnavas）之间的长期不和，这种绝对差异的观点也阻碍了人们对梵的真正认识。在辨喜看来，世界上所有二元论倾向的宗教虽有易于点燃人的信仰热诚，但却免不了陷入偏狭的弊病。至于由乔荼波陀（Gaudapada）创立而至商羯罗集大成的“梵我一如”的不二论，对辨喜影响则最巨，也最得其心，辨喜认为这代表着人类思想的最高境界，是哲学与宗教世界所开出的最美之花。而且它对人趋往解脱是最近的路途，可以让根器圆满的人于此世进入涅槃之境，不像其它两种思想，要经受与等待未知的轮回。但是其缺点也是明显的，因为它的难度甚大，无法推广，故长期以来皆属秘传的性质。
辨喜的伟大在于，他虽然接受自古以来的一切吠檀多思想，而绝不受它们束缚，他要教导的是一种适用于所有人的普世宗教，在这个意义上，他是整个世界真正的导师。他认为三类吠檀多不是互相冲突的系统，而是从不同的立场呈现同一个真理，正如在同样的日光下按照其距离与角度可以拍出不同的照片一样。故三者是互补的关系，各有其合理的位置。梵虽是无属性的，亦可呈现为有属性的，即人格性的神与非人格的实体亦非矛盾，毋宁说，后者乃是前者的完成。因了他的这种综合，使得抽象的对梵的认知更具实践意义，更具有行动性，所以后人把他所倡导的这种吠檀多哲学唤之为“新吠檀多”（Neo-Vedantism）或者“行动的吠檀多”（Active-Vedantism）。其方式或可藉着工作，或奉爱，或哲学，或心意的控制等，其中任一方式，或多种方式都可以臻达最究竟的圆满。
他还对商羯罗的“摩耶说”（Maya）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并不反对宇宙如幻说，而且强调了这是对宇宙事实的陈述，认为人已在摩耶之中，故无法脱离摩耶而谈摩耶，必须藉着摩耶来超越摩耶，这才是最重要的。吠檀多哲学不是书本，也不是理论，而是灵性的法则、或者说科学，正如物理学是自然界的科学一样。总之，他试图在不二论的基础上，调和印度所有的智慧传统与哲学思想。二
由于辨喜是印度现代史上罕见的百科全书式人物，他对人类文化所涉及的大量知识——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有惊人的洞见与把握，这一点他当年在西方的文明世界一现身就已被人注意到了，赢得了无数享受尊贵地位的高级知识分子的敬重。故对他的研究有很多种方式，而且很早就已经展开了，譬如辨喜还在世的时候，哈佛大哲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就已从宗教心理学方面对他的瑜伽进行了研究，这些在其名著《宗教经验之种种》中有所反映。而且辨喜的思想对于此后的西方心理学研究有重大意义，使得古斯塔夫·荣格（Carl G.Jung），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H.Maslow），肯·威尔伯（Ken Wilber）等重要人物对于东方冥想心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甚至直接影响了他们的人生走向，这可以后人本主义心理学的首席代表肯·威尔伯为典型，他的所有著作几乎都与瑜伽冥想有关，其代表作《性，生态，灵性》（Sex，Ecology，Spirituality）就是以“吠檀多不二论”与瑜伽实践作为其哲学基础。虽然这些心理学家的瑜伽思想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后来的大成就者如拉玛那，室利·阿罗频多等人的影响，可我们不要忘了，辨喜是所有这些传播印度文化的主要先驱。而且像室利·阿罗频多就是在牢狱之中阅读辨喜对于《薄伽梵歌》的解释而改变了其人生根本轨迹的——革命家转变为了灵性导师。
据徐梵澄先生记载，当年，室利·阿罗频多氏居狱中时，日唯沉默，唯听其律师达斯辩护，寂无一言。但读《薄伽梵歌》及诸奥义书，却精进而无懈。一日晨间，忽然开了心眼，见其圜墙内外，处处皆是瓦苏天神，一隙一尘，光明辉赫，一草一木，笑颜熙怡；喜悦充于囹圄，至乐溢于肺腑。初疑幻相，久知则不然，从此无疑，了然明彻。偶尔集中思念，自问升举果有其事耶？忽觉此身上举，略略触及地面；而浮空跌坐者久之，亦未尝用气力也。此后在定境中，闻见辨喜尊者亲自为他说法，解释一修持上之最幽奥的问题，凡二星期，一旦疑情释去，其声亦寂。
在法国，柏格森也有不少文字涉及到罗摩克里希那师徒的思想，他的生命哲学与对于人类意识的研究无疑是有印度文化的影子。而辨喜对于当时西方十九世纪的科学成就也极为关注，尤其是与美国的科学家有广泛的接触，他发现“现代科学的发现无非是一次再发现，因为这些早在古代就已经被印度的先知们发现并研究过。”至于随着世界文化的演进，后来出现的种种思潮如女性主义、东方主义、存在主义等，俱都可以在辨喜的著作中找到有趣的研究路子，譬如人们从民族主义与近现代的殖民文化的角度进行对辨喜思想的研究，这在一些东方学学者眼中就是一条颇有成效的途径，而且也深受印度本土知识分子的青睐，这方面的著作就有不少，如由B.K.Ahluwalia与Shashi Ahluwalia合编的《辨喜与印度民族的复兴》（Vivekananda and Indian Renaissance）一书，就收编了几十位重量级人物（包括拉达克里希南与尼赫鲁在内）合写而成，于1983年2月份在S.K.Dutta for Associated Publishing Company面世；由T.S.Avinashilingam在对辨喜与甘地的深入比较研究而成的著作《辨喜与甘地》（Vivekananda and Gandhi）于1962年首次出版，作者认为此两人都是对印度有巨大影响的强有力的人物，虽然从事于各自独立的事业，而其根本目的却是一致的。这里，我们还不包括这个教团内部的僧侣们无以计数的大量研究著作。
在众多不同著作中，有几个作品对于我们深入研究辨喜的思想应该会有较大的帮助：一是美国女作家Marie Louise Burke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按图索骥，花了几十年时间，走访无数地方，访问与辨喜有过接触或间接接触过的活着的人，编撰成了煌煌巨著《新发现：斯瓦米·辨喜在西方》（Swami Vivekananda in the West：New Discoveries），此书六大卷共3000多页文字，面世之后，就成了世界各地的“罗摩克里希那道院”重点推介的经典著作。另外的几本带有纪念性质的综合研究文集也颇有助益，一是于1963年，当时印度举国上下在庆祝辨喜的诞辰一百周年，同时出版了世界范围内纪念辨喜的集子；另外一次是于1993年，也就是辨喜出席世界宗教议会大会100周年的纪念文集，两个本子，首先一个集子在1993年5月份面世，规模闳大，题目就叫做《对辨喜的全面研究》（Vivekananda：A Comprehensive Study），由“罗摩克里希那道院”编成，在马德拉斯出版，它收集了包括宗教、哲学、政治等各个领域在内的权威人世对辨喜的最新研究成果，对他的方方面面的思想展开综合的考察与评价，而且编出一份详细的长达300页的年谱；还有一个集子是在1994年1月份问世，题目叫做《自芝加哥以后一百年来的辨喜》（Swami Vivekananda：A Hundred Years Since Chicago）其体量更是庞大，近乎一千来页，围绕芝加哥的宗教会议展开，对于该事件的背景、所引起的震动，与国内的回应，精神遗产，思想诠释等等，做了全面的回顾。
概而言之，我们以为对于辨喜的研究可以有四条路径可走，一是把他做为哲学家放在整个印度哲学史上来加以考察；二是把作为近代印度民族主义觉醒之初的思想家来研究；三是把他作为东西方宗教思想对话的先驱来加以研究；还有一种就是把他作为宗教修行人，即瑜伽士的灵性实践的研究进路。
在这里面，第一种乃是哲学自身的问题史考察，属于纯粹的哲学进路，把辨喜的“新吠檀多主义”与整个自奥义书以来至商羯罗洋洋大观的吠檀多哲学史联系起来观察，这种方法在学院内部极为风行，也是印度哲学史学者和西方的印度学家所乐意从事的志业，但其弱点就是容易陷入纯然的哲学思辨，而忽略了辨喜首先是一位修行很高的托钵僧人，哲学不过是其精神实践的外套；
第二种研究方式的好处是把辨喜的自《薄伽梵歌》而来的行动精神突显出来，而且可以把他的教育思想、人道主义与宗教思想结合起来探讨，如英国学者Marcus Toyne所做的那样，其著作《卷入人类》（Involved in Mankind）即把辨喜的所有思想都是为了指向社会实践，指向了人类的善而努力的结果。但这无疑淡化了辨喜的最真实也是最复杂与神秘的一面：瑜伽是为了解脱。而且，这种研究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于，它很难把辨喜与一般的社会活动家与革命家如提拉克、甘地等人进行有效的本质区分；
第三类自然是时下最流行也是最容易出成效的研究路径，它不但是在东西方文化相遇之后所必然要发生的现象，也可以为未来世界新文化的发展和探索提供崭新的精神资源，可以预言，无数的启迪可以在这种研究中出现。这类著作在印度本土与欧美世界都有所问世，前者如K.P.Aleaz博士的专著《宗教的和谐》（Harmony of Religions：The Relevance of Swami Vivekananda），此书于1993年由加尔各答的出版社Punthi-Pustak公司出版，里面尤其比较了基督教、耆那教和印度教的基本精神，把辨喜的吠檀多哲学作为宗教多元论的基础提出来，这在当时是颇富创意的，故受到“罗摩克里希那僧团”的重要领袖斯瓦米·洛克斯瓦南达（Swami Lokeswarananda）的欣赏，特意为之作序推荐。而同时，在国外有许多哲学领域的学者也喜欢把辨喜的思想与西方的现代哲学进行比较研究，其中研究重镇以英国的牛津和剑桥，美国的夏威夷大学（University of Hawai'i）与哈佛大学特别突出，夏威夷大学的《东西方哲学》（Philosophy East and West）是最重要的比较哲学期刊之一，上面时常有这类印西哲学比较，譬如比较吠檀多哲学与存在主义、现象学等研究成果面世。但是这种研究的最大问题就是常常带有西方文明中心论的浓厚倾向，给人以削足适履之慨。
这前面三种研究路径是辨喜研究中最被人称道、也最具学术含量的领域，但是这也往往导致辨喜被浅层化通俗化理解的根源，因辨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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