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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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古论今试读：
简介
中国历史太长，讲历史多离不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皇皇盛世，几乎一样长久的变乱年代则常被轻描淡写。但是，可以这样说，每一个大一统时代的光明，都在前一个变乱年代里孕育。新一段历史的起草往往不在盛世之初，而在乱世之末。刀枪剑战和巧言虚辞交加的春秋战国时代、多族碰撞与殷殷礼佛的两晋南北朝时代、更国换帝如走马灯的五代十国时代、脆弱的统一孱弱的军事与超级发达的文化并存的宋辽金蒙时代，都各有各的气质。乱象纷呈，变乱使一切俱废重组，乱世有一切重新开始的期待。乱世可展示最彻底的人性，乱世中有最多传奇的人与事，乱世更有故事。
第一章 历史岁月
打土豪分田地：张之洞铁腕强权治理山西
经过半年时间的紧张筹备和摸底考察，张之洞基本具备了干大事的条件。光绪八年（1882年）六月，他给朝廷上了一道《整饬治理折》，他在折子中提出了治理山西的全面规划和详细方案，慈禧看后，大加赞赏，还通报嘉奖他“实心为民，洁己率属”。
有了慈禧的肯定，张之洞决定放手一搏。但山西腐败落后，贫弱交困，如果不采取铁腕强权政策，那就是隔靴搔痒，事倍功半。于是，他狠了狠心，施行铁腕强权。
●打土豪，分田地
长期以来，山西人民活得很累、很憋屈，他们的生存根本——土地被地主官僚囤占，这些可恶的官僚囤占了大量的优质土地后，还向朝廷瞒报实际面积，广大农民不仅种不到好地，还要承担沉重的税赋。
张之洞决心要把那些被囤占的土地归还给农民，于是派马丕瑶、高崇基等干吏在全省范围内展开土地大清查，并以实地丈量的方式，进行登记造册，最后共查出各州县瞒报囤占的土地达20万亩！
张之洞立即将这些土地进行合理分配，既严厉打击了官僚囤占瞒报土地的不法行为，也为广大农民减轻了负担。然而，查出的这20万亩耕地对于亟待解决温饱问题的山西百姓来说，也只是杯水车薪，于是张之洞又鼓励百姓开垦荒地，并为垦地的农民提供购买农具和种子的资金，还免税三年。此举安定了民心，也激发了人们生产劳动的积极性。
●铲除路霸
农民的负担减轻了，但在山西境内务工经商的人士却苦不堪言，因为各州县为了大肆敛财，在各自的地盘上乱设关卡，扣留途经关口的车辆和牲畜，勒索其交钱纳税，否则就不予放行。
这帮官吏不是在征税，而是在拦路抢劫，只有强盗才会拦截行人索要买路钱。因为太过于霸道，外省的商户都不敢到山西来做生意，久而久之，山西越霸越穷，越穷越闭塞，似乎与世隔绝，这给山西的工商业发展带来了极坏的影响。
张之洞查知此情后，严令各州县将差徭局改成清徭局，并裁撤路关和差徭，然后派马丕瑶、锡良等干吏到地方监督检查，要求各州县做到“不取民间一钱，不扰过客一车”。裁撤路关和差徭后，山西这才向全国工商业人士敞开了大门，国民经济也从此得以发展。
●禁除鸦片
山西百姓缺粮少地，主要的原因就是全省遍种鸦片，大量的耕地被挤占。从北京到山西任职的那一路上，尽是罂粟苗，张之洞忧心如焚。从那时起，他就发誓要把拔掉那些毒苗，让全省官员戒掉烟瘾，把鸦片赶出山西！经过考察，他也深深地感叹：“山西之患不在灾害，而在于烟患。烟毒耗民元气，山西尤为严重。欲振中国之贫弱，必以此为大端……”
在张之洞看来，要想禁烟，首先就得禁种，但有一个问题很现实：农民种植鸦片的产值，要比种粮高出好几倍。如何说服农民退烟还耕呢？张之洞觉得这事关系国家兴亡，没有半点商量的余地，于是颁布了《禁种罂粟章程》。
光绪八年（1882年）十月，这道章程颁布后，他组织官员一边劝诫百姓禁种鸦片，一边引导、鼓励百姓种植棉桑，广积谷粮，兴修水利，务本兴农。
为切实有效地开展这项工作，他还实行各州县领导责任制，严厉要求各州县官员带头开展禁烟活动，坚决铲除责任区内所有种植的鸦片，如有迟缓或违抗，就从重从严惩处！很快，山西绝大部分土地都停种鸦片，而腾出来的大片土地，也都种上了棉、桑、麻、粮等农作物。
与此同时，全省官民的烟瘾也在有效戒除。可鸦片之瘾，哪有那么容易戒掉啊？为此，张之洞还专门设立了一个戒烟局，然后寻医购药，医治那些烟瘾患者。
山西的禁烟行动持续了一年后，全省烟毒泛滥的40多个州县，基本上退烟还耕，全省官民也基本上绝食鸦片，整个山西的民风和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禁种鸦片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在那个烟毒弥漫，国家因此衰败的动荡年月，忧国忧民的张之洞强烈地唤起了民族的觉醒。他的禁烟行动规模，虽不能和林则徐相提并论，但其产生的轰动效应却很强大。
●裁减公费，为民减负
晚清以来，官场上贪污受贿之风愈演愈烈。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政治黑暗腐败，另一方面则是官员工资低微。清朝定制，正一品的大学士年薪仅180两银，像张之洞的这样二品大员年薪仅150两银。
这点工资是很难养家糊口的，而朝廷各行政机构的办公经费也少得可怜。同样，地方政府的日子也不好过，其绝大部分税赋收入都要上缴朝廷，存留数量微乎其微，行政开支和办公经费往往通过向百姓加征税款解决。还有很多不守规制的官员，打不上公款的主意，就通过各种手段搜刮民膏，百姓总是遭殃。
从雍正朝开始，朝廷为了杜绝地方官员贪污受贿，搜刮民膏，开始实行“养廉银”制度。所谓的养廉银，就是朝廷补发给地方官员的津贴，相当于灰色收入。地方官员养廉银按官职高低依次分配，分别是总督2万两左右，巡抚15万两左右，布政使1万两左右，按察使8000两左右，道府官员5000两左右，州县官员1000～2000两。
养廉银制度的推行，确实解决了地方官员日子不好过的局面，但这笔巨款却不由朝廷国库拨付，而是由地方政府向百姓征税时附加而来。羊毛总是出在羊身上。这就是清朝政府解决地方政府和官员贪污受贿、搜刮民膏的办法，真可谓是欺世盗名，超级荒唐！
朝廷允许地方政府向百姓征收附加税，那么百姓的负担就更加沉重了。因为朝廷并没有规定地方政府征收附加税的标准，这就纵容各地各级政府无序加税。通常情况是，省级政府加征的税赋要比朝廷的税赋高出好几倍，而各州县加征的税赋要比省级政府加征的税赋高出好几倍，有的地方甚至要高出十几倍，比如张之洞为之平反的四川东乡就是这样。
在万恶的封建社会，在黑暗的清王朝，百姓的生活艰辛程度真是无法想象。就拿山西来说，张之洞上任之前，前几任巡抚规定各道府、州县每年要向省府上缴公费19950两银。这笔公费是省府下派给各道府、州县的任务，各道府、州县自然拿不出这笔银子，于是他们又成倍数地把这笔账转嫁到百姓头上，因为各道府、各州县也需要办公经费。
这种情况在全国各地都非常普遍，可张之洞认为当官的太腐败了，太不懂得体恤百姓疾苦了。虽说官员的待遇应该提高，但不能如此变态和无序，如果持续下去，早晚有一天会官逼民反，进而天下大乱。
为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张之洞带头将省府每年的公费裁减至6400两银，并要求各道府、州县也大幅裁减公费。在他的强力执行下，全省每年共裁撤公费达79000余两银，为本来就极度贫困的百姓减轻了巨大的经济负担！
此外，他还严令禁止下属对上司“馈送摊捐”。所谓的摊捐，其实就是礼金和红包，这是晚清官场一个不成文的潜规则。
在晚清，地方官每年收取的下属馈送礼金，要远远大于其下派的办公经费。如果办公经费用于行政开支的话，那么其收取的馈送礼金，则源源不断地涌进其私人金库。张之洞严厉禁止了这一陋习，也扭转了山西官场长期形成的不良之风。
●断道
张之洞裁减公费、禁收礼金和红包，断了山西官员的敛财之道。这事做得够狠，还有一件事，他做得更狠，那就是他也断了朝廷伸向山西的敛财之道。
朝廷下派给山西的摊捐项目是五花八门，加起来有十几项，如铁贡、绸绢、农桑、纸张、京饷、科考、盐务等。每年这些项目累计达10万两银，成了山西最大的苛政（晋省州县之累，以摊捐为最）。
有些摊捐项目，是从乾隆年间兴起的，到光绪年间就已经作废了，可这些项目却依然在征税。比如，向朝廷捐贡的绸绢、纸张等物品，山西早已停产了，可从山西到北京的运费和杂费依然在征收，仅绸绢一个项目，朝廷每年就要向山西征收12000两银。
有些摊捐项目任务十分繁重。比如，山西产铁，每年要向朝廷进贡平铁8万余斤，好铁20万斤，而朝廷拨付的运费却寥寥无几，需要山西摊捐4万两银。
有些摊捐项目，由于年头太过于久远，目前是征无所征，运无所运。甚至，很多征收摊捐的官员，都不知道那些项目是什么东东，更别说是老百姓了。
对于朝廷的这些摊捐，有些官员就是把刀架在他们脖子上，也征不到位，因为百姓确实被他们这帮人榨干了。由于交不够摊捐款项，这些官员只好欠账。据统计，在张之洞到任前的18年间，山西欠款官员多达500人，共欠朝廷摊捐达30万两银！官员欠朝廷的摊捐款，说到底是百姓的欠款，最终将由百姓买单。可山西百姓真的没有了活路，在各级官员的逼迫下，绝大部分百姓流亡失业，哪儿有能力偿还欠款？
张之洞体恤百姓疾苦，他决定成立清源局，认真清理核对各类摊捐，他的处理办法是：对于必须捐贡朝廷的费用，由省府税收中开支；对于已经停止生产的绸绢、纸张等摊捐，则奏请朝廷予以免除。
张之洞这么干，就是断送了朝廷伸向山西的敛财之道。他既为山西百姓解开了一道沉重的枷锁，也为黑暗腐朽的晚清官场，树立了一个清正廉洁、仁政爱民的光辉形象。不过，张之洞能够斩断朝廷伸向山西的敛财之道，得益于一个人的鼎力支持和帮助，那个人就是他力邀出山担任户部尚书的阎敬铭。
阎敬铭掌管着国家的财政大权，如果没有他的首肯，张之洞不可能如此顺利地为山西减负。阎敬铭为张之洞开绿灯，算是对他的一种报答，也算是官场上的一种交情。
●清理财政
经过一番摸底考察，张之洞认为山西之患“非匮乏之患，而弊混之患”，而导致弊混之患的根源就在于财政管理混乱。
山西财政可不是一般的乱。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到光绪八年（1882年）的33年间，山西财政从未进行过清查，这实在是一件骇人听闻的事。因为是一本糊涂账，账面上的数目差缺竟达400万两银。对于差缺的款目，历任巡抚都没有究查，也无从究查。财政如此混乱，山西该如何治理呢？
为彻查陈年旧账，张之洞设立清源局，制定《山西清查章程》，并亲自督阵。具体工作则由马丕瑶、李秉衡等干吏实施。清源局下设会计、拨款、筹防、报销、善后、交代、裁摊、工程八个科室，每个科室都有专人负责，分门办理各项清查业务。
在张之洞的强力督导下，马丕瑶等官员严格执行《山西清查章程》规定，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艰苦努力，他们终于查清了30多年的糊涂账：
1 省库原存银218万两。
2 新收银15523万两。
3 支出银15821万两。
4 透支152万两。
5 实存银72万两。
33年的糊涂账，就这样被张之洞查了个水落石出。也就是通过清查旧账，他查出了原布政使葆亨、冀宁道王定安、总兵罗承勋、参将王同文等山西大员的贪赃枉法行为。
此外，他还查出了葆亨截留各省赈济山西灾民的22万两抚恤款。张之洞用这笔款筹建了粮仓，既周济了受灾缺粮的百姓，也打击了不法囤粮的奸商。
随着葆亨等人的倒台，山西其他贪官污吏也都跟着他们纷纷落马。从此，山西吏治迎来了一个晴空如洗的大好局面。
张之洞顺利地清理山西财政，也得到了户部及户部尚书阎敬铭的大力支持。账目清理完毕后，阎敬铭又把山西当作成功案例向全国各省推荐，张之洞因此又赢得了不少美誉。
●兴办洋务
晚清的洋务实业，由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等中兴名臣发起。他们兴办洋务实业，如引进西方技术，开造船厂、机械局、军工厂等，都是为了富国强民。因为通过两次鸦片战争，他们深切地感受到，经济和科技在政治军事领域所起的作用难以估量。
曾国藩等人虽然觉醒了，但他们的先见之举，并没有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肯定和支持。很多顽固守旧人士，特别是清流党，坚决抵制他们办洋务，说他们的举动是“卖国求荣”、“崇洋媚外”，说他们弄的那些洋玩意儿是“奇技淫巧”，并上奏朝廷严厉禁止。
这些人的主张和建议可以理解，因为中国是一个古老而传统的国家，特别是在封建社会，帝王统治江山靠的是儒家思想，他们把传统的道德伦理放在执政的第一位，而对于经济和科技，他们则没有什么概念，并没想到这后者会快速推进世界的发展，甚至改变这个世界。因此，当西方列强用铁舰利炮轰开我们的国门时，我们还处于落后的冷冰器时代。两军对垒，好比是让秦始皇的兵马俑与现代坦克部队硬碰硬，安能不败？
遗憾的是，西方列强的炮舰并没有轰醒腐朽顽固的清王朝统治者，他们依然在极度奢靡的宫殿里，吃喝享乐，昏昏欲睡，无所作为。
这一切，张之洞都看在眼里。他恨铁不成钢，他对统治者牢骚满怀。他也恨透了西方列强，恨他们以强欺弱，因此在京城当愤青那阵子，他特别反感李鸿章等人对外妥协求和。这是他参劾李鸿章等人的主要原因，并非反对李鸿章等人兴办洋务实业。
对于李鸿章等人兴办的洋务实业，他从未进行过抨击。因为他理解李鸿章兴办洋务实业的真实目的，他不是个书呆子。早在参加会试，挂职湖北、四川学政时，他就对当时的教育考试制度提出了很多批评和改革意见，并在学政任上力主改革，强调通经致用。从这一点上来看，他力主改革和务真求实的思想，倒是与李鸿章等洋务大吏不谋而合。
来到山西，目睹山西不可思议的萧条和贫困后，张之洞一直在思索着山西的发展之道。山西的吏治和民风虽然得到了极大改善，但发展依旧滞后，民生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好在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开办洋务实业的创举，给了他深深的启发，他的思路豁然开朗，他的思想也渐渐解放，他幡然醒悟：治理一个省，抑或是一个国家，仅仅依靠“儒家思想”和“道德伦理”是行不通的。儒家思想和道德伦理，固然是执政纲领和执政者的坚守底限，可它们不能当饭吃，也不能改变当下山西乃至全国贫困、落后的面貌。要想使山西脱贫致富，迅速崛起，就得仿效曾国藩等人兴办洋务实业，这既是山西的发展之道，也是整个国家的自救之策。
于是，在给朝廷的一些奏折中，他屡屡提到以改革促发展的主张和建议。
在开办洋务实业方面，中国并没有多少成功的经验可供借鉴，张之洞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他是多么希望有一位精通洋务实业的导师啊，可山西穷乡僻壤，有谁愿意来蹚这道浑水呢？
其实早在同治九年（1870年），就有一个名叫李提摩太（1845—1919）的英国浸礼会传教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就是为了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事业而来。
李提摩太来到中国后，与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民风习俗融会贯通，他不单单是为了传教，而是利用传教、赈灾的名义，游历中国各地，与中国各地官员密切接触，进而争取中国官方支持，以此开启中国统治者和政治家们的先进思想。
李提摩太很有思想，他是一个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人。来到中国后，他先会见了山东巡抚丁宝桢，后来又会见了左宗棠和李鸿章等人，大力向他们推广洋务方案，受到了他们的亲切接见和高度重视。
光绪三年（1877年），山西大旱，李提摩太不辞劳苦，以赈灾形象大使的身份来到山西，多方搜集社会政治经济情报，向山西巡抚曾国荃提出“以工代赈”的救灾建议，进而拟定开矿产、兴实业、办学堂等大规模的洋务方案。
曾国荃非常赞赏李提摩太的赈灾举动，还为他立了一块功德碑。但曾国荃对这个外来的和尚却时刻保持着戒备，他认为这哥们儿四处传教和结交政要，就是为了“盗窃中国人心”。于是，他对李提摩太提出的洋务方案置之不理。
李提摩太郁闷极了，他来中国就是想得到政界领导的赏识，在中国有所建树，可七八年过去了，他还是一副默默无闻的样子。
光绪八年（1882年）年底，就在李提摩太对他的中国之行感到失望透顶而转身离去之际，张之洞却要主动召见他。这得益于他几年前向曾国荃提交的那套洋务方案，这套方案一直被曾国荃锁在省府档案室里，张之洞看过之后，对开矿产、兴实业、办学堂诸事颇感兴趣，于是决定当面向他请教。
李提摩太受宠若惊，喜出望外。当着张之洞的面，他详细陈述了自己兴办洋务的构想，还送给张之洞一本他撰写的《富晋新规》。这是一本指导山西脱贫致富的教科书，张之洞看过之后，对他肃然起敬，也深受感动。
当下，张之洞就聘请李提摩太为洋务顾问，还在省府为他组织了一场演讲会。要求他为官员学子讲解天文、地理、声光、电化、物理、医药卫生等西方科学知识。在演讲会上，他还演示了磁石吸铁、氧气助燃等物理、化学方面的科学试验，这让官员和学子大开眼界。
李提摩太完全征服了张之洞，他决定在李提摩太的指导下开办洋务实业。李提摩太也为自己能遇到张之洞这样一位开明的中国地方官而庆幸不已。
一天，他单独向张之洞透露了一个可让山西富强的秘诀：山西是产铁大省，铁是可以百炼成钢的。钢铁是一个国家的脊梁，既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意志力，也标志着一个国家在未来全球的竞争力。山西只要能炼出好的钢铁，那么山西很快就能富强，整个中国也很快就能兴盛！阿门！
张之洞听得津津有味，李提摩太又详细地给他讲解“别西墨炼钢法”。别西墨炼钢法就是西方国家的一种炼钢技术，比中国传统的冶铁技术要先进得多。
李提摩太的致富秘诀经得起历史考验。西方列强之所以强大，是因为他们注重发展钢铁产业，快速提高了综合国力和GDP。比如日本就是钢铁生产大国。日本的钢铁业起步于晚清，此后不断发展壮大，一个多世纪以来，日本的综合国力和GDP一直名列世界前茅。
张之洞知道钢铁的重要性，也知道欲发展山西经济，必须因地制宜。因为山西既是产铁大省，也是产煤大省，煤正好可以用来炼铁，而铁必将百炼成钢。可山西传统的冶铁工业，早在十几年前就被洋铁击垮。此后，中国在生产船只、军械时，均需进口洋铁，成本巨大。
张之洞认为，在中西方长期而持久的贸易来往中，中国若没有本土的实业和产品，而一律需要进口洋货的话，那么中国白花花的银子早晚会被西方国家吸干，中国早晚会衰败！想到这一层，张之洞欣然接受了李提摩太的建议，并于光绪九年（1883年）四月，设立洋务局，专门兴办钢铁等洋务实业。
张之洞雷厉风行的精神可嘉，可困扰他的问题是，山西闭塞落后，洋务风气未开，严重缺乏洋务人才。李提摩太虽然每月都搞演讲会，但仅靠演讲，不足以使与会者成为专业人才。
无论在哪个世纪，人才都是最贵的。没有人才，什么事都干不成。
张之洞深知这一点，为了广揽人才，发展山西洋务实业，他令人印制了一份题为《延访洋务人才启》的招聘启事，面向全国各省公开招聘熟知天文、算术、水法、地理、格物、制器、公法、条约、语言、文字、兵械、船炮、矿学等方面的洋务人才。
张之洞在这份招聘启事中明确提出了他的观点：洋务为当务之急；以商务为体，兵战为用。也就是说，只有发展商务经济，才有资本养兵备战，进而抵御列强侵略；西方国家的政令和学术，值得借鉴和汲取。
这则启事发布后，引起了朝野上下的广泛关注，各省洋务人才也是闻讯而至。张之洞欣慰极了，他决定量才录用，人尽其才。为提高这些洋务人才的专业知识，他还派人到上海购买最新出版的有关洋务知识方面的书籍。很快，困扰山西的人才问题便迎刃而解。
搞定了人才后，张之洞便开始着手兴办他的洋务实业，具体项目如下：
1 责令洋务局“试制新式机器”，力图中国制造。
2 设立桑棉局，先筹款赴江浙等地招聘机匠，再到上海购置新式织机和农具，开始兴办新式纺织企业。
3 开办铁矿。过去，山西冶炼出来的铁是土铁，在质量上无法和洋铁相比，因而被搞垮。张之洞觉得中国不能长期进口洋铁，于是上奏朝廷，请求开办山西铁矿，振兴山西钢铁业，以解决国内用铁需求，并与洋铁抗衡。
4 兴建学校，发展教育。清朝以来，山西压根儿没出过状元，究其原因，就是教育发展滞后，教学及师资力量薄弱。张之洞是翰林出身，曾两任学政，他是不会允许这种情况继续存在的，于是奏请朝廷在太原筹建令德堂书院，然后从全省学生中选拔高才生入院深造。
令德堂主讲王轩，协讲杨深秀、杨笃、张铁生等人都是张之洞的幕僚，他们既讲传统的四书五经，又讲现代西方学术，从而培养了一批“中西合璧”的新式人才，基本改变了山西教育发展滞后的局面。
光绪十八年（1892年），令德堂和原来的晋阳书院合并成立山西大学堂。辛亥革命后，全国只有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山西大学堂三所大学堂。令德堂的建立，为山西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
5 编练新军，武装军队。张之洞知道，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洋务大吏之所以能够雄踞一方，成就大业，就是因为他们都拥有自己的军队，正所谓是拥兵自重。对于一个臣子而言，拥兵自重不见得是一件好事，甚至有掉脑袋的危险，但张之洞明白：在风雨飘摇的晚清，作为一个封疆大吏，如果你没有军队，那么你就没有立足之本，甚至你连自己的脑袋都保不住。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人都创建了自己的军队，都拥兵自重，他们甚至把军队当作是自己的私人武器。慈禧因此时对他们保持着戒备之心，但慈禧并不想要他们的脑袋。坦白地说，慈禧是不敢要他们的脑袋，就因为他们拥兵自重。
张之洞了解慈禧，通过曾国藩等人的例子，他也越来越觉得，作为一个封疆大吏，就应该拥有自己的军队，即使不为自保考虑，也要为顺利执政考虑。但张之洞把这一切看得很淡，在他心中，有一个比曾国藩等人更宏伟、更远大、更无私的计划：终结过去绿营、勇营等冷兵器军队的使命，组建一支新军，配以洋枪洋炮等新式武器装备，将其操练成战无不胜的新时期军队，为地方和国家效力。
为打消朝廷疑虑，他上了这样一道奏折：“臣锐意组建新军，并不独为山西一省所用，如果此军练成一支劲旅，不仅可以补充山西军事力量，沿边的万里防线，也可随时调用……”朝廷大概被他的一番忠苦之心感动了，于是派令署理陕西延榆绥镇的记名总兵李先义、副将吴元恺到山西操练新军。从此，张之洞拥有了自己的军队，而李先义和吴元恺也成了他的心腹部将，也成为今后他组建广胜军、江南自强军和湖北新军的重要将领。
●固边图强
山西之乱，不仅体现在内政上，更体现在疆域和民族矛盾上。具体说来，就是晋北七厅的归属问题和蒙汉两族的矛盾问题。
晋北七厅指的是山西北部的归化、萨拉齐、丰镇、宁远、托克托、林格尔、清水河七厅。这七厅北接蒙古，西抵河套地区，南依长城，东临河北张家口，战略位置非常显要，然而这七厅却是满蒙自治厅，实际统治权不归山西巡抚，而掌握在满蒙亲贵的厅长们手中。
满蒙自治固然是一种行政手段，但这些厅长仗着自己是满蒙亲贵，加上山高皇帝远，他们统治一厅，俨然统治一个独立王国，想干吗就干吗。在他们的影响和纵容下，七厅境内“游勇马贼之剽掠，河界地租之斗争，奸商大猾之扰乱，风气嚣然，隐患渐伏”，而且境内居民就像外来务工人员那样没有归属感，官方既不给他们办理户口和暂住证，也不兴学建校，从而导致当地学子没有进取心，居民对政府没有信心。
光绪九年（1883年）九月，为了巩固山西对晋北七厅的统治，发展该地区的经济、文化和教育事业，张之洞给朝廷上了一道《筹议七厅改制事宜折》，力奏朝廷对其进行改制，却触及了满蒙亲贵的利益，也破坏了他们对边疆地区的分裂计划。于是，他们纷纷上表反对。特别是绥远将军（武职外官，从一品）丰绅，归化厅副都统（武职外官，正二品）奎英，还以改制妨碍旗民游牧为由，横加阻挠。
张之洞毫不退让。他接连奏请朝廷严惩奎英等人。按理说，张之洞的改制之举非常明智和有理，朝廷应该大力支持才是，可朝廷觉得此事非常棘手难办，因为满蒙亲贵和地方督抚都是朝廷要员，不能厚此薄彼，否则双方的矛盾将会进一步激化，不好收场。
●突然调离
为避免双方矛盾激化，朝廷决定对改制一事不闻不问。早在三月二十八日，朝廷和慈禧就下旨令张之洞进京谒见，朝廷和慈禧这是要把他调走。
张之洞在山西干得热火朝天，风头正劲，朝廷为何要在这时把他调走呢？难道仅仅是为了化解他和晋北七厅官员的矛盾吗？不然，朝廷调离张之洞，是有一件更大的事情让他去做，有一个更高的位置让他走马上任。那件事情就是抗法援越，那个位置就是两广总督！
朝廷把如此重要的事情和位置交给张之洞，是因为这两年朝廷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个铁腕强权、励精图治、浩然正气、精明睿智的朝廷柱石形象，以及一个勇挑重担、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克难制胜的挑夫形象。
朝廷的柱石，勇敢的挑夫，张之洞当之无愧。这两年，张之洞在山西干的事情太多了。仅仅两年时间，他就把一个贫弱交困、闭塞落后的山西，治理得井井有条，生生不息。
两年前，他挑起的一个烂摊子；两年后，他交给地当百姓的却是一个欣欣向荣的新山西。可惜的是，很多事情刚刚筹划，很多洋务实业刚刚兴办，就因为他的调离而意外流产了。
但在朝廷当局眼里，特别是在慈禧眼里，张之洞就是朝廷可依的柱石，帝国振兴的希望。选择他，不会错。选择他，就选择了成功和希望……
骁勇的蒙古大汗林丹汗为何打不过皇太极
北元林丹汗跟皇太极骁勇斗狠，却轻轻地断送了自己的一条性命。察哈尔林丹汗倒下后，给皇太极的个人生活带来了一种人意山光的喜态，这便是庄妃姐姐海兰珠的入宫。
1
后金国天聪八年（1634年），皇太极的军政大局伊始进入一种姿态娴静、收放自若的怡情状态。
大明、北元蒙古、后金的三足鼎立南面的明朝，经大凌河之役、旅顺口之战等一连串的挫折下来，崇祯有关复辽灭金的种种雄心斗志俱化为了轻烟。
至于那个小女儿般心态的朝鲜，皇太极在天聪元年（1627年）登基伊始就撩拨过她一回了。说实话，皇太极对于俨然一副冰肌玉骨姿色的李倧王朝并不太放在眼里。
因此，这一次皇太极把解决问题的目光直接锁定在了与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恩怨情仇纠葛了数十年的察哈尔部林丹汗身上。
林丹汗与皇太极是同龄人。可是，他既然与皇太极乍然相遇于同一时代，这就注定了林丹汗也是一个苦命的汉子。
皇太极很喜欢将自己的事业看成是《水煮三国》中的一种大江湖。
林丹汗既然与皇太极一同在风雨如磐的江湖中争锋斗狠，欠账还钱，欠血还血。谁挡了皇太极的权势之路，谁就得拿命来抵偿，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
讲起来，察哈尔部的林丹汗与那个一生俱无欢颜的崇祯之间才是祖祖辈辈纠缠不清的孽缘冤家呢。
孛儿只斤·妥懽帖睦尔当年，崇祯的那个开国老祖、酒肉和尚朱元璋起事于民间。当他一路耍着从丐帮偷学来的打狗棍法，向北京城撞去之时，林丹汗北元的始祖也是元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元顺帝——孛儿只斤·妥懽帖睦尔（惠宗）正沉溺于烟花三月的脂粉阵中呢。元顺帝其时正是酒色过度后的心虚气短，慌乱中，他哪敢硬接朱元璋虎虎生风的实招儿！缩头往后一闪，就撒丫儿跑回了蒙古人的老根据地北方草原。
朱元璋与妥懽帖睦尔的一进一退间，蒙古贵族们大约不过是伤及了一些皮毛。因此，北元蒙古的根基从一开始就是元气依然的。
自1368年北元妥懽帖睦尔北徙上都，至1635年林丹汗的儿子额哲归顺后金，北元与明廷这对角儿，黑白脸的唱反调近二百七十年，真可谓是但求同年同月生，也求同年同月死了。
北元蒙古人的争战岁月朱明皇朝开国二代皇帝的杀戮之气损坏了它的军事元气。所以，后来朱家皇朝的边防军事作为，始终只能达到西晋、北宋时期拘谨守成的局面。
永乐大帝之后的仁宣二宗是一对守成的父子。
仁宣二宗之后的英宗朱祁镇，却是一位不识人间艰辛的小皇帝。他在玫瑰春阳的紫禁城深宫感到寂寞了，就想效仿洪武、永乐二祖重建一种不朽的武功。因此，他匆匆地跑到边塞寻找北元的汉子比武。结局当然是被鲁莽的蒙古人打得鼻青脸肿、抽抽噎噎地回来。这就是大明历史上笑死人的“土木之变”了。
其时，北元的政治掌握在脱欢、也先父子手中。脱欢死后，也先太师在互市贸易的使臣人数以及严格限制武器、铜铁等金属物资的经济交易方面与明朝发生了尖锐的矛盾。
明英宗朱祁镇就借故停掉了与也先的关贸往来。
这使得也先太师大失面子。恼怒之下，蒙古军队侵入了明朝的领地。也先太师与北元悍将阿剌知院充当了攻击的主力。
1449年7月17日，明英宗尽点五十万大明精锐部队浩浩荡荡从北京开出。一大批文武大臣扈从这位年轻好事的圣上。当时，也先太师与阿剌知院率领的蒙古卫拉特主力只有二万人。二十五比一。
土木之变，也先把英宗打残了“得，明军一人吐一口唾液，都会把蒙古蛮子们淹死了。”这是太监王振在开战前，俯首帖耳跟明英宗讲过的一句话。少不更事的明英宗立即双颊绯红，宛若一位思春的少年。
这一战，蒙古汉子们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也先与阿剌的联军，一战即将庞然大物的明军击溃！扈从明英宗上前线的文武大臣们死伤殆尽，一般的明朝士兵更是尸体“蔽野塞川”了。御驾亲征的最有力支持者，太监王振被部下剁碎成泥。走投无路的明英宗干脆“下马盘膝面南而坐”，乖乖地做了蒙古人的俘虏。“土木之变”令明朝人的元气大伤，脸面丢尽。
后来，北元的另一个政治小高峰期，是达延汗与他的孙子阿勒坦汗（俺答汗）带来的。
达延汗是北元政坛上一颗闪耀的明星，造就这位宛若钻石般璀璨之达延汗者，乃是一个浓发过肩、肌白如水的聪颖女子——满都海夫人。
满都海夫人把达延汗养大后嫁给了他先前，黄金家族中的巴延蒙克、满都鲁，曾经是一对颇有势力的叔侄。
叔叔满都鲁称汗时，侄子巴延蒙克出任他手下的济农（相当于副汗）一职。满都海夫人是满都鲁的正妻。满都鲁死后，她一度出掌汗廷大权，号令蒙古。
巴延蒙克济农早死，留下了一个年幼的儿子巴图蒙克在人间。满都海夫人获悉后，立即派人把巴图蒙克找回，收养在自己身边。
1479年，巴图蒙克年满七岁，满都海夫人把这个少不更事的孩子扶上了汗位，尊称达延汗。
为了达延汗的权威，满都海夫人还顺势把自己嫁给了这个与她情同母子的小男孩。
婚礼举行的那天，那个眼睛像黑葡萄般亮晶晶的小巴图蒙克真的太小了。满都海夫人仍设法在小巴图蒙克穿着的马靴内部，塞进了一层厚厚的垫底。如此，小巴图蒙克看上去就比实际的年龄成熟不少啦。他们并肩携手走到元世祖忽必烈的母亲庄圣太后的墓地前，举行了庄重无比的“洒马奶子仪式”。这象征着他们的夫妻之情将像这草原上的万里草场一样涌动不休、永无穷尽。
巴图蒙克达延汗，北元中兴英主如此，满都海夫人与年龄比自己小二十六岁的达延汗住在一起，丝毫未能影响双方的勃勃性趣。满都海夫人既赐予了达延汗莫大的政治权力，又引领着他滑进了濯濯若春山的性爱之门。后来，满都海夫人作为一个高龄产妇，她创造了蒙古生育史上的奇迹。他们协力创造了四对双胞胎，合计七男一女的奇迹。
这令达延汗的子民，对于多福、多子、多权势的满都海夫人更加充满了崇敬。轩轩韶举的达延汗后来终于再次统一了塞外的蒙古全境。
达延汗着手在他的蒙古宗亲诸王中，大规模地恢复一种原始的分封制度。达延汗将自己的汗斡耳朵重新界定为察哈尔、兀良哈和喀尔喀左翼三万户；鄂尔多斯、蒙郭勒津和永谢布（哈喇慎、阿苏特）右翼三万户。
达延汗亲掌左翼三万户，右翼三万户则由自己的嫡子巴尔斯博罗特出任济农，代表大汗行使监督管辖权。如此，包括六万户蒙古、四卫拉特（瓦剌诸部）和大兴安岭东西蒙古诸部的蒙古全境都在达延汗悠扬的牧歌声中协调行动了。
可是，达延汗要求与明朝开放边塞贸易互市的声音却未得到明孝宗朱祐樘的有效回应。
阿勒坦汗明弘治十四年（1501年），达延汗就与明孝宗朱祐樘唱黑脸了。达延汗在后来的十数年间，间或领兵出没于大明的固原、宁夏、大同、宣府、榆林等边关重镇。明军一时被打痛了，就会间或开放一下宁夏、大同、宣府等地的边关贸易。等达延汗的队伍一退回去，明朝立即就恢复了边关的铁桶状态。
这个阶段，明朝与北元之间的摩擦是跌宕起伏的。
达延汗的孙子阿勒坦汗（俺答汗），是达延汗那个最有本事的第三子巴尔斯博罗特济农的次子。
阿勒坦汗虽然不过是右翼三万户的盟主，势力稍逊于祖父达延汗，却曾经于1541年至1547年间，先后四次派出使臣要求与明廷恢复正常的边关互市。
明世宗朱厚熜觉得那头发蓬乱的蒙古佬阿勒坦汗特烦人，便相当不客气地杀掉了包括石天爵在内的全部蒙古使臣。
阿勒坦汗的观点是：你可以不爱我，但是你不可以污辱我圣洁的爱。像杀蒙古使臣这件事情，就严重地玷污了阿勒坦汗一颗纯洁的心。
恼羞成怒之下，1550年6月，土默特阿勒坦汗精兵首出大同，阵斩明总兵张达。8月，集结于滦河、驿马图河和伊逊河流域的阿勒坦汗大兵顺利地突破古北口，大败明将王汝孝，兵锋一下子就突破到了北京城下。
明世宗朱厚熜急调仇鸾为大将军，严兵坚守着京师的各道城门。阿勒坦汗这一回的态度很坚决：明世宗朱厚熜必须在三个月之内答应与他互市贸易。朱厚熜倘使还是执意不肯，嘿嘿，试试看，下次阿勒坦汗再进入到关内，一定要把这京畿地面蹂躏到稀巴烂！
这便是把明世宗朱厚熜打得一点脾气都没有了的“庚戌之战”。这应该是北元政府在一百年以后，继土木堡大胜之后，对于明朝军事的又一次重大胜利！
后来，朱厚熜的宠臣大将军仇鸾、宣大总督苏佑以及内阁大学士严嵩，相继建议开放边关互市贸易。这时候的明军已经被阿勒坦汗打到畏敌若虎。朱厚熜不再倔犟，遂默许之。
后来，有论家评述：明朝与北元的二百七十年对峙中，双方都伤了元气，这才给生机勃勃的女真人造就了一个后来居上的机会。这样的想法，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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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丹汗达延汗确定的蒙古分封旧制所造成的尾大不掉之弊端很快就显现了。随着汗与台吉们在达延汗直嫡子孙间继承次数的增加，草场与人民也是不断地被细分到各自的子孙，封国愈来愈多，封地则愈来愈小。诸蕞尔封国形成了各自为政的自大局面，贵族间的联系不过是一种极其涣散的联盟而已。北元的晚期，渐渐地要回到从前一盘散沙的游牧状态了。
1603年，达延汗的五传继承人林丹汗，一位未经人间风浪的小男孩继承了汗位。因此，最初的小林丹汗，一种萧瑟的秋天的气息，就构成了他生命中的底色。
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时，明朝的兵部尚书萧大亨在谈起这位确立不久的北元新汗时，曾经用一种漫不经心的口吻说：“幼憨嗣立，懦弱未威。”那样的语调，真仿佛在谈论着秋天的一片吹落在窗户上的落叶，忧愁又如何呢？
十年之后，已经长成为一个英武青年的林丹汗，在巴林部的阿巴噶哈喇山修建了一个瓦察尔图察汉城（又称白城，即今天内蒙古的赤峰市），作为自己的行政中心。
林丹汗任命永谢布万户的却热斯塔布囊，提领本部军队守在现今的呼和浩特一带，监管右翼三万户的蒙古各部。又以内喀尔喀五部中乌齐叶特部的锡尔呼纳克洪台吉监督左翼三万户。这样的影响力其实都是有限的。
最初的林丹汗，只好死死地抓住了左翼三万户中的察哈尔八鄂托克，一刻也不能松手。内喀尔喀的巴林、扎鲁特、巴岳特、乌齐叶特、弘吉剌特等五部有一段时间对于林丹汗也颇乐意效鞍马之劳。
这个阶段，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的传入却在深刻地改变着蒙古人的生活。
明万历六年（1578年）五月十五日，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的传人索南嘉措与阿勒坦汗在青海湖畔的察卜恰勒庙前举行了在藏传黄教历史上意义重大的法会。
蒙古族地方豪强与藏僧最高领袖在这里第一次言洽意浓地握手言欢。
索南嘉措活佛毫不吝惜地赐予了阿勒坦汗“转千金轮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封号。这是一个与元世祖孛儿只斤·忽必烈大汗同等尊荣的封号。阿勒坦汗则欣然地给索南嘉措活佛敬上了“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尊号。这好像便是黄教中两大活佛之一达赖喇嘛（另一为班禅额尔德尼）的最初尊称。
在索南嘉措达赖喇嘛（即达赖三世，前二世是追认的）与政治强人土默特阿勒坦汗的大力鼓吹下，黄教在蒙古高原上的传递速度令人惊讶。
为了巩固黄教在蒙古族地区的传教成绩，1600年，索南嘉措达赖喇嘛在蒙古哈喇慎部圆寂时，立下遗嘱：立土默特阿勒坦汗的曾孙为他的转世灵童。这就是黄教中唯一一位的蒙古族达赖喇嘛，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了。
云丹嘉措身为蒙古黄金家族的成员，而转世为黄教的两大活佛之一——达赖喇嘛，这为黄教后来在全蒙古乃至像满族这样的一些其他民族，打开了一道传教的金光大道。后来，黄教便笼罩了蒙古许多部落的政治、经济的诸多方面。
对于伊始走上政坛的林丹汗而言，他最初的道路是无可选择的。林丹汗是一株幼苗般的新主。他必须利用丹朱明黄耀人眼的黄教，来扩大自己作为北元大汗的政治影响力。因此，林丹汗刚上任，为争取黄教僧侣上层的政治支持，迎接了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所派遣的迈达里呼图克图札阿囊昆噶宁波（大慈诺门汗），作为蒙古地区的黄教总代表。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赐予林丹汗“林丹呼图克图汗”的封号。
可是不久，林丹汗对于黄教在政治上给自己带来的巨大冲击力，有了一种无可释怀的担忧。林丹汗对于黄教僧侣上层的不快，仍在于达赖喇嘛对于散居于全蒙各地的首领们封号过于泛滥。
当时，全蒙古大大小小的黄台吉、台吉们，只要向达赖喇嘛宣誓效忠于黄教，便可从达赖喇嘛那里讨来一个吉祥的封号。像：喀尔喀蒙古的土谢图汗、车臣汗、札萨克图汗、阿鲁科尔沁部的车根汗等，都是达赖喇嘛大方赐予的封号。这是造成林丹汗时代大大小小的汗林立的一个重要原因。林丹汗身为全蒙古的大汗，在达赖喇嘛手里讨得的不过是“察哈尔汗”的封号而已。
有时，林丹汗传统左右翼三万户的吉台们，到林丹汗的行帐来喝酒，摆龙门阵。有了酒意的吉台首领们，摆谱起达赖喇嘛赐给他们的封号，一个个都大得吓死人。这就好像林丹汗治下的部落首领，有些人在黄教的体系中已经混到了军长、司令，而林丹汗仍然不过是一个维持地方秩序的小师长而已（当年的阿勒坦汗及后来的卫拉特部落首领，均有获转轮王的殊荣。林丹汗不过是第二等级的“呼图克图汗”）。那些粗鲁的部落首领们就会颇感怪异地嘎嘎大笑。这自然令林丹汗的心灵很受伤。
这个时候，在藏传佛教的原发地西藏，政治宗教的形势又有了微妙的改变。噶玛噶举红帽系与噶玛巴黑帽系的支持者第悉藏巴平措朗杰接管了前后藏的政权。
第一任第悉藏巴平措朗杰执政两年，第二任第悉藏巴噶玛·丹迥旺布执政二十二年。第悉藏巴政权从1618年起至1642年，统治了西藏二十四年。这是藏传佛教中，红教与黑教的姊妹花开得分外妖娆的时期。
夏日清晨，池塘莲花美妙。西藏红教派遣沙尔巴呼图克图来到了蒙古地区，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嘛哈噶喇”金佛，可惜是山寨版如此，在1618年一个草木苍苍流动着永恒绿色的日子，二十六岁的林丹汗与西藏红教的沙尔巴呼图克图心意相通了。林丹汗在自己的察汉浩特行宫用蒙古人最庄重的礼节迎接了沙尔巴呼图克图，并当众赞颂了他精湛纯仁的法术。
林丹汗当即加封沙尔巴呼图克图为国师，并接受深奥密宗之灌顶。
林丹汗这时已经决定，凭借有一定实力的藏传佛教噶玛派，借以缓解黄教对于大元汗权的压迫。林丹汗与沙尔巴呼图克图间的宗法施布合作，进展颇快。沙尔巴呼图克图为了宏大北元汗权的崇高性，特意从五台山迎来了元世祖忽必烈时，红教八思巴喇嘛用千金所铸嘛哈噶喇金佛。林丹汗则专门修建了一座在白云红树间，呈飞楼穿空姿势的金顶白庙，供奉金佛。
林丹汗的作风颇是迅捷。他特意召集了包括昆噶敖德斯尔、班第达顾实、阿南达顾实等名家在内的三十三名佛学研究者，着手翻译佛家经典——一百零八卷的《甘珠尔经》，并用金字抄写在蓝纸上，以表达自己弘扬红教的决心。
这时期，林丹汗乃将北元的传国金印、五台山迎回的嘛哈噶喇金佛、金字《甘珠尔经》视为巩固自己至高无上汗权之三大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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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二十年（1592年），爆发在明朝与日本国之间的抗倭援朝战役，双方在朝鲜的地面上浴血厮杀了整整七年。这段时间，明朝廷根本无暇他顾。
有一个粗野的建州女真汉子努尔哈赤，成为了这一场战争的最大受益者，他利用这千载难逢的时局，发动了奠定一生事业的古勒山之战。据此，竟然又重建了一个叫后金国的女真政权。
东部漠南蒙古部落分布示意图后来，努尔哈赤在给自己的事业接班人皇太极谈到对付蒙古人的心得时曾说：单独的蒙古部落是一盘散沙，单独的沙粒是无力的，对我们构不成任何的危害。所以，千万不可让蒙古人抱团，拧成一股绳的蒙古人，在瞬间就可能成为一头可怕的雄狮，一口咬死你。必须趁早各个瓦解、击破他们。
因此，在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分化、拉拢政策的强大压力下，与女真族紧挨的科尔沁诸部，明廷所设的兀良哈、泰宁、福余蒙古三卫以及林丹汗传统的左翼三万户蒙古各部落先后出现了土崩瓦解的趋向。
林丹汗传统左翼三万户，这样的概念至此应该是不准确的。原因是林丹汗时期，北元汗权下的嫡系传统左翼三个万户中，只剩下察哈尔和喀尔喀两个万户。
林丹汗的太祖父达赉逊库登大汗时期，为阿勒坦汗传统右翼的势力压迫得喘不过气来，达赉逊库登大汗乃主动地领了蒙古左翼察哈尔万户和喀尔喀万户中内喀尔喀五部，向东迁移到了水草肥美的辽东一带（外喀尔喀七部则仍留在蒙古汗国故都哈剌和林一带游牧）。
如此，至林丹汗时期，北元汗权嫡系的传统左翼察哈尔万户和内喀尔喀五部与较早生活在辽东一带的科尔沁诸部以及兀良哈三卫蒙古诸部，就有了一个相互交融的良性互动的过程。
科尔沁诸部与明史上赫然有名的兀良哈、泰宁、福余三卫的地理位置大致相仿，都生活在呼伦贝尔东部和大兴安岭以东的泛嫩江流域。它的祖先是蒙古历史上赫然有名的成吉思汗二弟合撒儿。
1426年，合撒儿的后裔传承至七世时，家族的传人阿鲁克特穆尔颇有几分意外地登上了北元大汗的宝位，即阿岱汗。阿岱汗因此成为了繁荣昌盛的内扎萨克八部的始祖。内扎萨克八部至明末清初年间分为嫩科尔沁、杜尔伯特、郭尔罗斯、扎赉特、阿鲁科尔沁、四子部落、茂明安、乌拉特。这就是科尔沁诸部的组成了。
当年，那些衣裳光艳、面色红润的科尔沁人，神色傲然地游牧于北起嫩江、南至西拉木伦河一大片广袤富饶的草原上时，喜欢炫耀地声称“二十万科尔沁”，那是讲自己实力雄厚、人数众多的。那片地域，因此被后人称之为科尔沁大草原。
所以，科尔沁人是努尔哈赤建设强大的统一战线所必须下好的第一着棋。努尔哈赤拉拢科尔沁人的有效手段是联姻。在1603年至1612年间，后金与科尔沁人之间就有了令人眼花缭乱的联姻。皇太极的哲哲皇后以及庄妃布木布泰等蒙古女子都是在这种热潮之下来到了皇太极的身边。科尔沁人很在意这种部落与部落之间的姻亲结交以及由此导致的血脉交流。
后金人把科尔沁人明媚如花的女儿娶回家，科尔沁人再把女真人健硕能干的妹妹迎上了婚床。蒙古人觉得，天地之间，只有这样的婚姻，才能体现出生命的平正与清艳。
当时，林丹汗也在争取科尔沁人。他也把科尔沁的女子迎娶到自己身边。但是，林丹汗的心思太芜杂。林丹汗与科尔沁人交往，显现了一种心有旁骛的浪子模样。这与努尔哈赤谦好纯正的态度恰成一种对比。慢慢地，科尔沁人就感觉努尔哈赤父子比林丹汗那厮更靠谱一点。这对于林丹汗是一个相当不好的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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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当初林丹汗的崛起，也不过是短短的数年之间。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林丹汗先后三次组织数万察哈尔精锐，在明朝辽东的数百里边防线上突然出击，若得春潮跌宕而至，澎湃作响。
这委实令明朝人吃了一惊。不过是“数载秋水照人寒”地轻轻掠过，林丹汗即令所有的政治对手们刮目相看。这年，明朝的蓟辽总督薛三才，在年度总结报告中给了林丹汗一个点评：“虎墩兔憨为虏中名王，尤称桀骜。”
1619年，努尔哈赤正领着他的女真族弟兄们，咄咄逼人地挤占着明朝在辽东经营的抚顺、开原、铁岭、辽阳等战略要地。
明朝万历帝朱翊钧不想与北元、后金同时为敌。因此，在万历帝的最后时刻，明朝试图与林丹汗结成一种松散的联盟。林丹汗立即答应了与明朝的合作意向。
林丹汗趁热向明廷提出了“助明朝、邀封赏”的要求。
林丹汗一开始的胃口很小，纯粹是试探性的，只要求每年赏银四千两。后来增加到了四万两。《明史·鞑靼传》中记载，到了崇祯二年（1629年）时：“王象乾至边，与袁崇焕议合，皆言西靖而东自宁，虎不款，而东西并急。因定岁予插（林丹汗）金八万一千两，以示羁糜。”
1619年的夏天是浅浅淡淡的，田畈山川的空隙生长着葱郁茂密的萱草，不含纤尘的阳光充溢了大地。那是林丹汗与明朝人合作的一个甜美时期。
后金与明朝的萨尔浒之战，后金完胜。努尔哈赤一支胜利之师，顺势推到了铁岭城下。当时，铁岭的明军心里怕得很，他们急忙向新盟友林丹汗求援。
这里，林丹汗有了一个错误。他派出内喀尔喀部弘吉剌特部的齐赛诺延为主将。可是，这一行蒙古兵根本没有打硬仗的意识。
努尔哈赤刚刚硬邦邦地拿下了铁岭城。这一万余的蒙古援兵，还浑然未知地向铁岭城走来。努尔哈赤打仗的作风讲究急、硬、狠。努尔哈赤当即吆喝诸贝勒们，提刀上马再战！齐赛诺延猝不及防。大败亏输的齐赛诺延只能乖乖地做了努尔哈赤的俘虏。
这一战，在内喀尔喀的松散联盟中掀起了轩然大波。当时内喀尔喀联盟的老盟主卓里克图洪巴图鲁，已经是一位昏聩到整天流着涎水打瞌睡的糟老头儿。齐赛诺延是这个松散联盟中最有朝气的人物。内喀尔喀联盟的首领要求林丹汗跟努尔哈赤讲和。
林丹汗大大咧咧派了一个叫康喀勒拜瑚的使者，去到努尔哈赤住地。遵照林丹汗的最高指示，康喀勒拜瑚乜斜着眼神，以“蒙古国统四十万英主成吉思汗，谕问水滨三万人英主安否”，要求努尔哈赤无条件释放齐赛诺延等人。
康喀勒拜瑚人长得像一根葱，却偏要杵成一棵树的模样。
努尔哈赤心里好笑。立命阿敏、莽古尔泰二贝勒，以老鹰逮小鸡之势，把康喀勒拜瑚扔进了牢狱。努尔哈赤的回信，着实幽默了林丹汗一把：“尔奈何以四十万蒙古之众骄吾国耶。我闻明洪武时，取尔大都，尔蒙古以四十万众，败亡殆尽。逃窜得脱者，仅六万人。且此六万之众，又不尽属于尔。属鄂尔多斯者万人，属十二土默特者万人，属阿索忒、雍谢布、喀喇沁者万人。此右三万之众，因各有所主也。于尔何与哉。即左三万之众，亦岂尽为尔有。以不足三万人之国，乃远行陈言，骄语四十万，而轻吾国为三万人，天地岂不知之。”
这个时候，努尔哈赤的神情有点像一个老顽童。
1621年3月，努尔哈赤的政治能量厚积而薄发。努尔哈赤气势若虹地击溃了七万坚守沈阳城的明军主力，占领了沈阳城。随即就发动了辽阳战事。
林丹汗眼瞅到沈阳城内只有少量守兵，他觉得这是一个营救齐赛诺延的机会。
林丹汗即命令内喀尔喀乌齐叶特部的锡尔呼纳克杜棱洪台吉，领着两千蒙古骑兵偷袭沈阳。锡尔呼纳克杜棱洪台吉是心慌的，大队刚刚走近沈阳城，挤挤挨挨的蒙古队伍中，不知谁失声叫了一声：后金人的援军回来了。锡尔呼纳克杜棱洪立即拨转马头，一溜烟地跑了回来。
内喀尔喀人最终还是用了万头牲畜把齐赛诺延赎回了事。这对于林丹汗的威信确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这个时候，东亚大陆正经历着一个严酷的自然灾害时期。大明、后金、北元这三个政权，老百姓的日子都过得艰难。
大明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努尔哈赤的行政管理最为严厉有效。为了分化亲近察哈尔林丹汗的蒙古部落，他威严地号召挨饿的后金国的人民，每人再节省一点活命的口粮吧，用以支援受灾的蒙古族兄弟们。
铁岭战役之后，努尔哈赤对于内喀尔喀五部的态度甚是殷勤。努尔哈赤要求与内喀尔喀五部搞一个盟约，加强友谊互动。内喀尔喀五部的盟主卓里克图洪巴图鲁觉得在这兵荒马乱的年头，多个朋友多一条路，就颔首答应了。
这样，1619年11月，老盟主卓里克图洪巴图鲁领着部分好吃的台吉们，与努尔哈赤的使者好酒好肉地大吃了一顿，跪在一起晕乎乎地念过一通的誓词，就算是盟友了。
卓里克图洪巴图鲁与后金人的盟誓传进了林丹汗的耳中。林丹汗十分不爽。他语气硬邦邦地指责监督大臣锡尔呼纳克杜棱洪台吉：这叫什么事嘛，卓里克图洪巴图鲁瞒着我与后金人大搞暧昧关系，他不晓得后金人是我们蒙古人的头号敌人吗？卓里克图洪巴图鲁与你同属于内喀尔喀乌齐叶特部，他老糊涂了，你不糊涂，这事难道你会没有听到一点的风声？
这个时候，林丹汗正在考虑一个清理不可靠的左翼蒙古人的计划。林丹汗的弦外之音引起了锡尔呼纳克杜棱洪的恐惧。锡尔呼纳克杜棱洪台吉领着他的部民，像微雨中斜飞的春燕，投进了努尔哈赤的辽阳城。
这是内喀尔喀五部中的一次重大分裂。此后，内喀尔喀五部中，不断有人投奔管吃饱饭的后金国。
北元与后金间的战争不久，卓里克图洪巴图鲁自己的麻烦事便来了。
努尔哈赤再次向内喀尔喀联盟派出使者，要求老卓里克图洪巴图鲁做自己的马仔。卓里克图洪巴图鲁在草原上也是一个成名的人物，他当然不能答应。
努尔哈赤就将锋寒的利剑拔出，向老卓里克图洪巴图鲁下战书。卓里克图洪巴图鲁惊恐了，他急忙向林丹汗发出了紧急求援的信号。
而林丹汗坚决不救。
如此，1626年4月，卓里克图洪巴图鲁领着部众，与努尔哈赤的后金八旗主力，在朝阳霁色的西拉木伦河畔进行了最后一战。
卓里克图洪巴图鲁的部众死伤遍地。卓里克图洪巴图鲁抱首鼠窜而去。林丹汗也趁着卓里克图洪巴图鲁的穷途末路，很干脆地兼并了他的部落。
在努尔哈赤与林丹汗的双层打击之下，昔日体态丰满的内喀尔喀五部竟然像夏天清晨草叶上的露珠，日出之际，即像一阵轻烟的消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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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喀尔喀五部垮了，察哈尔万户的八鄂托克也令人放心不下。林丹汗就把振兴北元的希望放在了可汗斡耳朵直属察哈尔本部。
可汗斡耳朵直属察哈尔本部与察哈尔万户的八鄂托克，组成明显不同。可汗斡耳朵直属察哈尔本部的领导权，名誉上是在林丹汗最尊宠的大福晋手中，可谁失去了林丹汗的宠幸，谁就失去了军权。所以，直属察哈尔本部是捏在林丹汗手心的。而察哈尔万户八鄂托克的军权，被死死抓在了林丹汗亲近的叔伯子侄手中，林丹汗不能染指它们内部事务的管理。所以，林丹汗只能在可汗斡耳朵直属察哈尔本部，重建了左右翼六“固山”的战斗单位。后来，胸怀大志的林丹汗，每逢大敌当前，最喜欢手按刀柄，目光炯炯地站在了这五万嫡系蒙古铁骑的面前，声音朗朗地说：“战刀之锋刃无尘，盔甲之锃亮有光，这就是我们视死如归的直属察哈尔本部。”
1626年8月，后金国进入皇太极时代。皇太极对于北元布下的第一枚棋子，就是要挑拨察哈尔万户中影响很大的奈曼、敖汉两个鄂托克的反正。
天聪元年（1627年）二月，初春的草原四处秃树白雪。黄教中威望很高的乌木萨特绰尔济喇嘛，从奈曼部首领衮楚克巴图鲁、敖汉部首领岱青杜棱那儿出来，忽然把一封皇太极写给奈曼部衮楚克巴图鲁台吉的信件，不慎遗失在林丹汗的亲信手中。这封书信是这样写的：“闻尔曾与乌木萨忒绰尔济喇嘛言，欲与我国和好。如此，尔可与敖汉部岱青杜棱商议，遣一明白人来，以便计议……尔等诚与和好，同除强暴，各保疆圉，正在此时。”
皇太极这一支冷箭放得很准。
林丹汗对于涉嫌通敌的奈曼、敖汉二部，态度相当强硬：要么改编入直属察哈尔本部，要么被武力解决。
奈曼与敖汉的首领决定率部归顺后金，这在察哈尔万户的八鄂托克中掀起了一场强烈地震！
由此，林丹汗萌生了一种“三十六计走为上”的想法。
现代学者们分析林丹汗的西征，归纳出他内心的真实想法：第一，是想恢复北元大汗在蒙古高原的宗主地位。要达到这个目的，生存是第一要素。当时察哈尔万户的游牧之地已经与强大的后金国犬齿交错。林丹汗必须先避开后金这个吞噬一切的战争机器，才有进一步发展的生存空间。其次，是经略左翼的失败。宣大口外的广袤草场（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中南部的沙漠地带），本来就是蒙古大汗们传统的可汗斡耳朵之地。当年，林丹汗的太祖达赉逊库登大汗，为了躲避右翼阿勒坦汗的压力，才率领传统左翼万户东迁。现在，传统右翼的势力，自阿勒坦汗的钟金夫人逝世后即已经式微了，于是林丹汗产生了重回故地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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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丹汗西征确定的第一个打击目标，是传统右翼的大小哈喇慎诸部。
林丹汗脸色凝重地领着直属察哈尔本部为主力的十万大军，忽然以泰山压顶之势向哈喇慎部压来。
哈喇慎部的最高统帅白洪大台吉势单力薄。慌乱中，势力单薄的白洪大台吉向两个地方投出了紧急求援的公文。一个是传统右翼三万户昔日的盟主、土默特万户中的第四代顺义王卜石兔；另一个则是在暗中操纵传统蒙古右翼政治风云的大明王朝。
可是，两位从前讲话声音铿然的大哥在这关键的时节却不能真正地帮上白洪大台吉的忙。明朝老大这时候是天启朝的末期，朝廷上坐着一个百事不晓得的太监魏忠贤。至于那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卜石兔，这个阶段他过得其实也是挺难的。
三娘子为蒙古鞑靼部的女首领读过蒙古历史的人应该知道，在土默特万户中，那个卫拉特蒙古人出身的阿勒坦汗钟金夫人（三娘子），曾经牵动了传统蒙古右翼政治达数十年之久。
阿勒坦汗身后，钟金夫人曾经有过三次改嫁的传奇婚姻故事。改嫁的对象，一个比一个生猛火辣。
钟金夫人三十三岁那年改嫁的第一个对象是阿勒坦汗的长子、六十一岁的糟老头子黄台吉。据说，当时姿媚成熟的钟金夫人，微笑着给斯男子的评价是：身长手短，相貌不堪。大约黄台吉也有点“空使美人对金樽”的愧疚吧，四年后，黄台吉一口气没接上来，即撒手人寰了。
钟金夫人再次改嫁的对象是阿勒坦汗的长孙扯力克。三十八岁风韵渐入大佳臻境的钟金夫人，与年满五十，须发飘然的扯力克并肩而立，时人觉得还是颇具夫妻相的。
黄台吉、扯力克两代顺义王时期，传统右翼的政治势态已呈千山寥绝的寂然。一切政治的置办，大致也受制于莺歌燕语的钟金夫人之手。
这第四代的顺义王卜石兔是扯力克的长孙，这貌美若女子的年轻小子卜石兔与白发幡然的钟金夫人之间的婚姻一开始即遇上了障碍物。原因在于，这时钟金夫人的嫡系长孙素囊突然跃了起来，挑战卜石兔的顺义王地位。此刻，幸亏有在传统右翼中势力浸染的五路把都儿台吉，纠合了宣大、蓟州边外七十三家部落的酋长共十余万人，在钟金夫人与其长孙素囊的居所外静坐示威，坚决要求钟金夫人从速嫁给卜石兔，以利于卜石兔继承顺义王。
此时的钟金夫人扭不过七十三家部落酋长的民意支持率。如此，年近六十、晚香袭人的钟金夫人只好违心地再嫁给了卜石兔这位意气风发的年轻人。
老境渐至的钟金夫人无端再经此一番风波，到底心意难平，不久，钟金夫人即郁闷地辞别人世了。
卜石兔是在钟金夫人死后，才把顺义王的头衔拿到了手中。
当时，素囊把祖母钟金夫人的大部分遗产掌握在手中。审时度势的明王朝觉得素囊这一支力量不可漠然小视，就又加封素囊的母亲大成比妓为“忠义夫人”。这样，与素囊亲近的蒙古右翼诸部也可以通过素囊母子享受到与明朝边贸互市的便利。
卜石兔顺义王这一块金光闪闪的招牌，在数十年之后终于无可避免地衰微了。
至林丹汗大兵压境的时刻，素囊台吉虽死，素囊的儿子习令色却又掌握了祖母大成比妓所有的遗产。
卜石兔顺义王与习令色台吉之间关系仍然紧张。所以，当时，只有白洪大与卜石兔联手，与林丹汗的十万大军对撼。白洪大、卜石兔联军，一触即溃。白洪大台吉仅以身免，跑进后金国卜石兔顺义王退守归化城。真正的右翼哈喇慎部被林丹汗瓦解了。
林丹汗下一个目标是卜石兔顺义王本人。
土默特万户在它全盛的阿勒坦汗时期，兴建过两座蒙古族风情的城市。一座建于1557年，阿勒坦汗召集汉族能工巧匠，在丰州滩上为自己喜爱的钟金夫人所建造的“五塔和八座大板升”城（明史中简称板升城）。钟金夫人很喜欢大板升城那一种崛然而起的样子。她住在大板升城直到生命的结束。
另一座则起建于1572年。阿勒坦汗完全仿照了从前元代大都的风韵，在青山、黑水的风水宝地兴建了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当时的呼和浩特城，以她妖娆多姿的“八大楼阁”与金碧辉煌的汗宫建筑，在万里草原上引起了蒙古族牧民的无限向往。
土默特万户乃至右翼三万户的中后期，它们的政治、经济中心就集中在这两座城市中。林丹汗征服土默特万户，就是征服大板升城、归化城两座城市。
当时，大板升城中住着卜石兔最信任的叔祖五路把都儿台吉，他当时已经很老了。可他仍然愿意为着土默特顺义王的荣誉一战。五路把都儿台吉最终死得其所。
卜石兔则挟持着素囊的儿子习令色，住在归化城。习令色在这关键时刻举起了白旗。卜石兔顺义王只好逃到了鄂尔多斯。习令色归降后，土默特东西两哨以及丰州滩大小板升的富庶地方纷纷向林丹汗靠拢。这样，北元大汗的势力，在阔别故地八十余年之后，终于成功地卷土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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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丹汗在宣大口外住了不久，广袤草场上即又出现了一次大范围的饥荒。原本草色流翠、河汊密布的游牧区，因为连续数年的“塞外霜旱冻害”，导致大片的草场返青不足，牲畜无法养活，以至畜牧业连续数年大范围减产。
丰州滩的大小板升农业种植区是传统右翼的富庶地方，从前素有“塞上小江南”的美誉。当时，有一位游走的江南诗人曾经写到过它的清旷平明：“人言塞上苦，侬言塞上乐……时雨既降沙草肥；丁男释甲操锄犁，筚门鸡犬皆相依。”
可是，林丹汗的大饥荒时期，连续数年的大旱灾加上瘟疫的流行，也使得这里一度沦落到了悲惨的境地。农作物颗粒无收，焦灼的大小村落中不断地有人病死。从关内出来为蒙古从事农业生产的汉族农民纷纷逃离。察哈尔林丹汗本部一时“疲甚、饿甚、穷甚”，其人口损失颇为严重。
林丹汗希望明朝可以赊销一点麦谷豆黍的口粮给他，助他度过眼下最危险的大饥荒。从现有史料看，因为崇祯帝与林丹汗没有建立战略伙伴的互信关系。所以，崇祯对于林丹汗的吁求始终是消极的。
在万里天高的漠原上，但凡混成了一个人物者，大抵都会记得成吉思汗说过的一句话：“趁着敌人在危难中，镇压叛乱者、战胜敌人，将他们连根铲除，夺取他们所有的一切，使他们的已婚妇女号哭、流泪……这才是男子汉最大的乐趣。”
北元林丹汗败走甘肃大草滩现在，成吉思汗的子孙林丹汗正面临着他一生中最大的危难阶段。皇太极自然不肯放弃这铲除敌手的最佳时机。
后金天聪六年（1632年）四月，皇太极一支旗帜飘扬的十万女真、蒙古联军，气宇轩昂地越过了兴安岭。
消息传到宣大口外，所有的察哈尔蒙古人都是饥肠辘辘的。
面对皇太极的泱泱大军，林丹汗显然无力还手，林丹汗只能率领以可汗斡耳朵直属察哈尔本部为核心的十万之众，渡过黄河直奔鄂尔多斯万户。
林丹汗此番西撤，虽然是无奈中的一种选择，仓促中却未到惊慌失措的程度。林丹汗在归化城的成吉思汗陵前搞了一个很大的撤军仪式。
尽管旱情严重，早春的归化城仍然有山杏花的蓓蕾，白杨树的嫩黄叶芽在悄然地生发。微风轻拂中，萨日朗花性子最急，已经有数朵红艳硕大的花朵在栗色的光线中骄傲地摇曳着了。林丹汗登上誓坛，大声宣称自己永远是全蒙古的“林丹巴图鲁汗”。随后，林丹汗往西移动了成吉思汗之陵。
皇太极这一支女真、蒙古联军，在路上走得也颇为辛苦。他们这一支大军分成三拨，在路上整整走了一个半月。
皇太极未料得宣大口外的灾情竟然如此严重。等皇太极进抵归化城时，林丹汗早已经扬长而去，归化城成为了一座鸦雀无声的空城。
进驻归化城的皇太极虽然得知林丹汗刚刚南渡了黄河，却失去了追击的雄心。粮食的缺乏，对于千里行军的女真、蒙古联军而言，已经是一个严重的挑战了。
皇太极大军在凯旋之际，索性把堂户宏崇、房舍错落有致的归化城一把火烧了。
1634年夏，林丹汗意外地死于一场天花病，终年四十三岁。
皇太极征服北元林丹汗示意图林丹汗的猝死，对于蒙古抵抗后金的势力打击是毁灭性的。蒙古察哈尔本部在突然间就被抽去了主心骨，轰然一下坍塌了，没有了林丹汗的察哈尔本部真的不成个样子。
林丹汗的三福晋苏泰太后带着林丹汗事业的继承者额尔克孔果尔额，率领察哈尔本部六固山中的核心力量哈纳土蛮固山，从百事刚起了个头的大草滩退回了鄂尔多斯万户的地盘。额尔克孔果尔额威望不足以服众。林丹汗察哈尔的其他精锐主力，诸如：大太后囊囊太后（娜木钟）、高尔图门太后、窦土蛮太后所带领的队伍纷纷作鸟兽散，以后均陆陆续续地归顺了大清皇朝。
这样，在万里浩瀚的漠南蒙古的地理空间中，历史再一次地垂青了雄浑有志的皇太极。1636年3月，漠南蒙古十六部四十九部落首领，穿戴齐整地聚集于沈阳城，他们在黄教喇嘛的主持下，给皇太极奉上“博格达·彻辰汗”的尊号，从而在漠南蒙古确立了皇太极的大汗的至高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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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察哈尔林丹汗倒下后，带给皇太极的惊喜并不仅仅只限于政治、经济的大层面。他的个人生活很快也将面临着一种云散日朗、人意山光的喜态。
这是沈阳城的秋天，郊外丰饶的大豆、高粱看上去像金黄的海洋。浑河的河水正闪着光亮向前流淌。树木上鸟雀的聒噪使秋天的天空显得更加湛蓝、高渺。
庄妃那个善解人意的大哥吴克善又进宫了。当时，庄妃正跟宫中数个年轻的庶妃结伴，凭高饶有兴趣地观望宫中鹰鹞处的奴才们熬鹰。大家指点着正在被驯鹰人“上胳臂”的那只鹰儿，或许是最名贵的“海东青”呢，也有人猜测可能是“燕松”，那紫色的胸脯与剪子似的燕尾，一定漂亮极了。
姑姑哲哲传话：科尔沁大草原的家里来人了。庄妃立即一路小跑地来到姑姑哲哲的内宫，她很远就听到了大哥吴克善爽朗有力的笑声。
庄妃很高兴，立即微笑着上前打招呼：大哥，你怎么来了？
大哥吴克善逗她：怎么，做了汗王的小福晋，没事就不欢迎大哥来做客了？吴克善看见庄妃现出一种娇憨嗔怪的神色，接着又说，这一回，大哥还真有事，我又给你送来了一个人做伴了。
兄妹俩正在拉着一些家常的话题。姑姑哲哲伴着一位年轻的蒙古族盛装女子进来了。
那女子不做声地望着庄妃，春水盈盈地笑着。
庄妃定睛细看，那女子竟是近十年未见面的姐姐海兰珠。呀！海兰珠姐姐呀。庄妃高兴地立即与海兰珠抱在了一起。
姑姑哲哲脸上的表情也很高兴，她告诉庄妃：这次大哥吴克善就是专程送姐姐海兰珠入宫的。以后，她们姑侄女三人在一起，更加热闹有趣了。
当然，随着海兰珠的到来，皇太极的个人情感生活也将更加滋润了。
第二章 历史名人
杀妻求荣：名将吴起被刀砍箭射后大卸五块
现在看来，宰相属于文官，主内；将军执掌兵权，对外。但这是社会不断发展、分工日渐细致的结果。早期，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分工还没到这个程度，将相一体是常事。出将入相，不仅仅是成语，更是事实。比如晋国，常备军分为上军、中军、下军三支（后来又增加了新军），这三支军队，分别配置主将、副将各一名。遇到战事，他们就统兵出征；战争结束，他们再脱下战袍，进入庙堂，分别执掌国家权力。这就是所谓的“六卿”。
当时，将军立了大功，无官可赏时，君主就会提拔他们为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赵国的名将李牧，就当过相国。如果无此惯例，人们拿现在的观念考量，就无法理解廉颇和蔺相如争位的行为，也无法感受“负荆请罪”、“刎颈之交”这些成语的美妙。因为将军的最顶端，也就是相当现在的国防部长。除非军人独裁政权，否则将军再厉害，也要接受相国领导。你廉颇饶是劳苦功高资历深厚，也不能跟丞相叫板，那只能是自取其辱。
那么，在中国历史上的名将序列中，第一个出将入相的人是谁呢？本文的主角儿，名将吴起。
吴起先后在鲁国和魏国出任将军，南征北战，所向披靡；后来到了楚国，又被任命为令尹，主持变法，惊天动地。楚国属于蛮荒之地，不是周朝第一批分封的诸侯国。他们和吴国、越国一样，不遵循中原地区的礼仪，君主虽然只是子爵，却一直称王，不像秦国晋国，开始称公；魏国赵国，早期称侯。君主名分悬殊，官职设置自然也会有差别。这个令尹，就相当于中原各国的丞相。也就是说，吴起的出将入相，是货真价实的，并非仅仅只有名分，或者象征意义。
出将入相，志气文人的一生梦想，否则也不会创造出这个词语。如此看来，吴起一定是历史上的大“牛人”喽？是，也不是。
名将之污
英雄不问出身。伟大人物，往往会有个卑微的起点。至少他要从毛头小子，成长为一方统帅。谁穿开裆裤时，不曾调皮捣蛋，吸溜鼻涕？如果他果真少年老成到了当时就露出伟人相的程度，只怕会印证这句话：小时了了，大未必佳。为什么？道理很简单。伟大可以看作一股真气，潜水时憋的真气。伟人从青年或者中年憋到终点，已属难能可贵；从少年就开始憋，半道上要么作弊浮水，要么气绝身亡。不是么？
吴起（约公元前440～381年）也不例外。他是卫国左氏人，这个地方，有人说是山东定陶，也有人认为在山东曹县东北。吴起本来有点家产，但他一心当官，因此到处游说君主。游说这个字眼和实践，很有意思，总让人联系起竞选。虽然游说的主要对象是君主，或者掌握权柄的大臣，而竞选需要面对的是广大选民，但二者之间，还是有着本质的相似之处。那就是广为宣传，自我推销。
竞选可以公开筹集资金，当选之后明里暗里回报支持者。但是吴起的游说，却没有拉到赞助，只能自己投入。就这样，他东奔西颠，游走于各国君主和权贵之间，最后收获的不是当官，而是破产。后来，齐国发兵进攻鲁国。对于普通人而言，这是凶信，兵火燃起，应该迅速退避，但对于吴起，却正好相反。他立即找到鲁国的国君鲁穆公，毛遂自荐。
这一回，鲁穆公终于被吴起的口舌打动。派他领兵抵抗侵略，不失为一种选择，但其中有个技术性障碍：吴起是齐国的女婿。到了关键时刻，谁能确保他立场坚定呢？
国君的这个态度，让吴起不由得心焦火燎。拒绝就拒绝，同意就同意，最怕态度游移，老在是非之间。那实在折磨人，尤其在决定命运的时刻。早已破产的吴起再一次面临机遇，他会怎么办呢？根据《史记》的记载，他选择了一个非常极端的方式，来赢得鲁穆公的信任：杀掉妻子。这就是所谓的“杀妻求将”。
关于杀妻求将，坊间还有另外的版本。有出戏叫《吴汉杀妻》，又名《斩经堂》，很多剧种都演过，我看过其中的京剧版，麒派戏。这戏说的是东汉名将吴汉，娶了王莽的女儿，担任潼关总兵。后来刘秀逃亡经过此地，被吴汉拿住。当时王莽篡汉，刘秀算是朝廷钦犯。吴汉这么做，完全符合政策规定，但他母亲却不这么看。老太太听说吴汉要把刘秀交出去，立即找到儿子，告诉他说：“傻孩子，王莽是你的杀父仇人。你赶紧杀掉他闺女，辅助刘秀兴复汉室，这才是正道！”吴汉提着宝剑回来，却看见妻子在经堂里念佛。他们夫妻感情很好，吴汉不忍动手。其妻得知详情后，随即自刎身亡，成全丈夫。
以一条人命的代价，换来将军的大印，现在看来，毫无疑问是个污点，很大的污点。所以戏里的吴汉，动手前有一大段二黄唱腔，表达内心的犹豫不决与痛苦彷徨。不仅如此，戏文内除了国仇，还设置了家恨：王莽手上沾有吴汉父亲的鲜血。饶是如此，剧作家依然找不到理直气壮地杀害无辜的正当理由，只好再退一步，让王莽的闺女自杀，吴汉的母亲赔死。
吴汉后来成为东汉的中兴功臣，在“云台二十八将”中位列第二。把杀妻的故事安到他头上，无非是要宣扬愚忠于皇帝的观念。刘秀是汉室宗亲么。但故事本身，根本经不起推敲。邓拓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吴汉何尝杀妻》，收录在《三家村札记》中，考证吴汉没干过这事，绝对无此可能。这事吴汉没干过，那么吴起呢？十有八九干过。至少我们找不到任何有力的证据，可以反驳太史公司马迁。
吴汉没有杀妻，他妻子是自杀；两人之间不但有国恨，更有家仇；吴汉的母亲，也自缢而死，在道德上接近偿命。即便这样，这事如果发生过，也算不上光彩，更何况吴起之妻完全无辜呢？从这个意义上说，吴起身上的这个污点，无论如何也抹杀不掉，不管他建立过何等的功勋，有多么伟大。
鲁国不容
吴起以妻子的人头为代价，换取了人生大舞台的第一张入场券，这一仗他又打得如何呢？虽胜犹败，得不偿失。
接过兵符，吴起随即点齐人马，开赴前线。虽然立功心切，他并没有急于开战，而是首先派出使者前往齐军大营，请求讲和。鲁国的实力本来就不如齐国，吴起主动求和，齐军主将越发放松警惕。吴起呢，继续给敌人灌迷魂药。按照一般的规矩，行军布阵，中军的实力最强，吴起故意反其道而行之，把老弱的军卒集中到中军。等齐军心里的弦完全放松下来，吴起带领早已集结完毕的精锐部队，突然擂响战鼓，发起了攻击。齐军猝不及防，阵形大乱，一仗下来，损兵折将，不得不匆匆败退。
这就是吴起的初出茅庐第一功。应该承认，他这个亮相，相当精彩。按照道理，回到鲁国，等待他的，应该是鲜花掌声和红地毯，实际上却并非如此。看到这个卫国来的毛头小子立下如此功勋，很多人都耳热眼红，于是吴起的很多毛病，都传到了鲁穆公的耳边。
他们说：“吴起这个人，残暴而猜疑。本来他家底丰厚，可他一心向上爬，到处游说，跑官要官，结果搞得两手空空，倾家荡产。乡邻们耻笑他，他就杀了三十多个说他闲话的人，逃出卫国向东而去。临走之前，他和母亲告别，咬着臂膀发誓说，不为卿相，不复入卫。吴起为了功名利禄，投身曾参的儿子曾申门下，后来母亲去世，他都不肯回家奔丧。曾申为此非常生气，就把他逐出了门墙。吴起没办法，这才转而学习兵法，侍奉国君。国君对他有疑虑，他不惜杀掉自己的妻子，以换取将军的名位。俗话说，树大招风。咱们鲁国本来是个小国，现在胜了齐国，名声大振。再这样下去，难免会引起别国的不安，他们都会图谋鲁国。而且鲁国和卫国是兄弟国家，吴起是卫国的罪人，国君您任用他，不是有负于卫国吗？”
这枚针对吴起的流弹，杀伤力委实不小。它列举了吴起的三大道德罪状，以及任用吴起的两个危害。吴起斩杀乡邻，是为不仁；杀妻求将，是为不义；母丧不归，是为不孝。鲁国是姬姓诸侯，开国君主是周公姬旦的长子姬伯禽，也就是周武王的亲侄子。清代的高士奇说过：“周之最亲者莫如鲁，而鲁所宜翼戴者莫如周”。因为这层关系，周礼最细心的保存者和最积极的实践者，莫过于鲁国，这就是那句话的来历：周礼尽在鲁矣。鲁国对礼仪重视到什么程度呢？有一则故事可以作为参考。周朝分封诸侯之初，姜尚曾经问姬旦：“您准备怎样治理鲁国？”姬旦回答道：“尊尊而亲亲。”就是尊重尊者，亲近亲人。一句话，重视人伦礼仪，别尊卑，分亲疏。周公接着反问姜尚：“您又准备如何治理齐国呢？”姜尚直言不讳地说：“尊贤而崇功。”意思很明白，尊重贤能，崇尚功业。
这事《淮南子·齐俗训》和《汉书·地理志》都有记载。齐国与鲁国的分野，由此可见一斑。尽管后来出现了“田氏代齐”事件，姓田的贵族崛起，夺取国家政权，把姜尚的后裔流放到了海岛，但那种治国思路，大抵没有废弃。所以在姜齐中出现了“春秋五霸”之后，田齐又成为“战国七雄”，而鲁国则早早地衰亡湮灭。一枚硬币总有正反两面。礼仪之邦往往孱弱而缺乏血性。道理和正义，经常被弱者奉为圭臬，是因为他们格外需要这样的保护伞，而强者对它们，从来都是不屑一顾，践踏而去。鲁国的地位如此之高，却一直国势不振，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被“礼仪”二字所误。
作为孔子的出生地，鲁国对于吴起的这三大道德罪状，难以接受是可以想见的。这很好理解。我们不妨参看管仲临死之前，跟春秋五霸中的第一个霸主齐桓公的对话。当时齐桓公征求管仲的意见，遴选可以接替他相位的人。管仲最先否定了鲍叔牙，因为鲍叔牙虽然是正人君子，但过于刚烈，善恶分明，容易记仇，不利于团结任用百官，发挥各自的长处。于是齐桓公问道：“易牙呢？”管仲说：“他不惜杀掉自己年幼的儿子，做成肉羹以讨好国君，没有人性，不宜为相。”齐桓公又问：“开方怎么样？”管仲说：“开方是卫国公子，他舍弃做千乘之国太子的机会，屈身侍奉国君十五年，父亲去世都不回去奔丧，如此无情无义，怎么会真心忠于国君？况且千乘的封地是人梦寐以求的，他放弃千乘的封地俯就于国君，期望值必定远远超过千乘之封。国君应尽量疏远他！”齐桓公又问：“那么竖刁行吗？他宁愿自残身肢来侍奉寡人，这样的人难道还会不忠？”管仲摇摇头说：“连自己身体都不爱惜的人，怎么会真心忠于您呢？”
请注意这番对话的发生地。它不在“尊尊而亲亲”的鲁，而在“尊贤而崇功”的齐。齐国人都持这样的观点，吴起在鲁国，怎么可能有好果子吃？完全可以这样说：一个不孝顺母亲、珍爱妻子的人，怎么会真心忠于鲁国的国君？
鲁国抛弃吴起，结论近乎正确，论据和论证过程小有问题。主要是任用吴起的那两个所谓危害，完全站不住脚。人也好国也罢，弱小者只有不断自我修炼，增强内功，才有可能生存乃至发展，一味示弱，就像小羊跪在狼跟前苦苦哀求饶命，怎是长久之计？所谓卫国的罪人，鲁国不方便使用云云，更是满纸荒唐言，否则楚才晋用一词，又如何解释。
历史无法倒推，也从来不接受辩解。反正吴起初经战阵的胜利，是典型的皮洛斯式的胜利：代价太高，得不偿失。尽管有满腹的兵韬将略，他也只得收拾起简单的行囊，心情悲怆地离开鲁国的都城曲阜，像枚孤单的落叶，被秋风吹向天涯。那些日子里，当他独自一人置身于在旅店的孤灯野火之下，不知道他可曾会想起冤死的妻子？或者说，当他想起冤死的妻子时，不知会作何感想？
细读史书中关于吴起的篇章，推敲他的性格为人，那时他恐怕不会想起泉下的冤魂。他那股追逐名利的劲头，类似于曹操的独白：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所以那段时间吴起考虑的问题，一定实际得多：自师从曾申开始，直到被任命为将军，他在鲁国前后待了六年左右。如今哪里还有更加合适的市场，可以把正值壮年的自己，卖个好价钱呢？
这个市场是有的，而且也不太远：一路向南，魏文侯治下的魏国。
魏国兴起
战国七雄中，最先崛起的是魏国。魏国之所以能占到这个先机，与两个人物密不可分：魏文侯与李悝。
三家分晋之后，智伯的领地多数归了赵国，韩魏两家，所得相对少些。魏国山地多良田少，粮食压力一直比较大。魏文侯继位之后，任用李悝，率先变法，国力逐渐强盛。李悝的名字，也写作“李克”，甚至“里克”，但是《汉书》认为，李悝和李克是两个人。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秦始皇实在居功至伟：若非他下令一把火烧掉各国的史书，历史怎么会如此扑朔迷离色彩斑斓？
李悝最大的贡献，是编纂了一部《法经》，在经济上主张“尽地力之教”，以及推行“平籴法”。《法经》分为《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六篇，后来商鞅把它带到秦国，秦汉两国的法律，都以《法经》为蓝本。因为这个缘故，后世把李悝视为法家的鼻祖。
对魏国国力影响最大的，还是“尽地力之教”和“平籴法”。“尽地力之教”说得通俗些，就是尽量增加每亩地的产出。每亩多收几斗粮，全国累加起来，就是个惊人的数字。谷贱伤农，谷贵伤民。而当时农民种地处于亏损状态，所以他们对农业生产的兴趣不高，从而导致产量下降，粮价上涨。针对这个情况，李悝建议实行“平籴法”，粮食丰收时国家收购，歉收时再平价出售，以稳定粮价。即便碰上自然灾害，粮价不致太贵，人民不至于流亡。换成现代语汇，就是国家收储计划。
魏文侯从谏如流，国家实力一天天强大。司马迁说：“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强君。”班固也称赞李悝“富国强兵”。李悝在魏国到底是否出任过相国，历史上还有争议，但毫无疑问，他深受魏文侯信任，能够参与高层的核心决策；吴起过来投奔，魏文侯也首先征询李悝的意见。
说起来，李悝跟吴起算是师兄弟，因为他也曾经师从曾申。他对吴起有所了解，于是也就实话实说：“吴起这个人，贪名又好色。但是论起带兵，就是司马穰苴也不过如此。”
李悝这个评价相当高。司马穰苴姓田，名穰苴，齐国人。因为后来做了主管军事的最高长官大司马，所以又被尊称为司马穰苴。当时晋军来攻，燕国也趁火打劫，齐军屡战屡败，形势岌岌可危。危急时刻，晏婴向齐景公推荐了田穰苴。这事非同小可，齐景公先找穰苴谈谈话，相当于面试。这一谈不要紧，穰苴的用兵方略和见解，深深地令齐景公折服。他立即决定，拜穰苴为大将军，领兵御敌。
穰苴说：“我只是田氏的远房后裔，身份卑贱。您直接把我提拔到这么重要的岗位，一时还难以服众。请您派一个身份高贵、有威信的人作监军。”齐景公顺水推舟，派宠臣庄贾监军。穰苴随即辞别景公，与庄贾约定：“明天中午时分，请您到军营会合。大军随后出发。”
监军的地位，论理比将军还要高。亲戚朋友官场故旧听说后，纷纷前来祝贺送行，庄贾置酒高会，喝得忘乎所以，早已把约定置之脑后。反正他是国君跟前的大红人，地位尊贵，又是监军。穰苴呢，次日一早赶到军营，下令立起一根木杆，观测日影，确定时间。到了中午，庄贾还没出现，穰苴随即命令放倒木杆停止滴漏，召集将领申明军纪。一二三点，四五六条。
黄昏时分，庄贾浑身带着酒气，跌跌撞撞地进了军营。穰苴问他为什么迟到，他说：“亲戚故旧都来送行，所以耽误了时间。”穰苴说：“将帅接受了任务，就该忘记家庭，置身军队，受军纪约束；击鼓指挥军队作战时，就该有忘我的精神。如今敌军深入国境，举国骚动。士卒风餐露宿于边境，国君寝食不安，国家和百姓的命运都掌握在您手中，还谈什么送行呢？传军法官！”
军法官立即跑步赶到。穰苴低沉但是威严地问道：“按照军法，行军误期，该怎么处理？”军法官说：“应该斩首！”孩子哭，抱给他娘。庄贾一见阵势不妙，赶紧派人飞马急报齐景公，请求救命。穰苴不管三七二十一，喝令立即执行，杀无赦，斩立决，然后在军营示众。全将军士一见，十分敬畏，连个大气都不敢出。过了些时候，齐景公的使者拿着符节，前来赦免庄贾。人命关天事情紧急，使者直接驾着车子驰入军中。司马穰苴高声问军法官：“在军营里驾车横冲直撞，应当如何处治？”军法官朗声答道：“当斩！”使者一听万分惊惧，立即恳求饶命。司马穰苴说：“既是国君的使者，可以不杀，但必须执行军纪。”于是命令拆毁车子，杀掉驾马，以儆效尤。
从那以后，齐军一扫萎靡之风，纪律严明，士气大振。穰苴随即领兵出发，奔赴前线。行军途中，他亲自过问士卒们的休息、宿营、掘井、修灶、饮食、疾病、医药等事宜，把供给将军的食物物品，用来犒赏军士。他和士卒吃同样的饭食，对体弱的士兵格外关心，很快就赢得了全军将士的信任。三天后，他部署调整队伍，有病的士兵都要求同行，大家纷纷主动请战。晋军和燕军听说后，全都不战而退。司马穰苴率乘胜追击，歼灭了部分敌军，收复全部的城邑和土地，然后凯旋班师。还未到国都，他就解散军队，废除军令，誓盟之后进入城邑。齐景公非常高兴，任命穰苴为大司马，掌管全国军事，田氏家族的地位和声望，也进一步提高。
齐国大夫鲍氏、高子、国子等人，嫉妒穰苴的功劳，不断地在齐景公跟前给穰苴上眼药，直到他被罢黜回家。这事进一步激发了田氏跟高子、国子等人的矛盾。后来田常杀了简公，尽灭高子、国子家族，直到田和自立为齐君，流放掉姜氏的后裔，姜齐灭，而田齐兴。齐威王当政时，命令大夫们搜集整理古时的《司马兵法》，将司马穰苴的遗著附在其中，称《司马穰苴兵法》，后世简称为《司马法》。《司马法》是我国军事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部兵书，宋代时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
大将守边
李悝的这个评价，决定了吴起的命运，魏文侯立即拜他为将。吴起果然不辱使命，带领魏军攻打秦国，连战连胜，夺取了五座城邑。
吴起带兵，还真有点司马穰苴的特点。他跟普通士兵同吃同住，睡觉不铺席，行军不乘车，自己背自己的干粮。有个士兵生了疮，吴起亲自给他吮吸脓液。那个士兵的母亲听说之后，放声大哭。别人很不理解，就问她：“你儿子不过是个军卒，将军亲口为他吸脓，你为什么还要哭呢？”她说：“您是不知道厉害。当初吴公也给我丈夫吸过脓，结果他打起仗来不要命，很快就战死了。现在吴公又为我儿子吸脓，不知道我儿子将会死在哪里。我想来伤心，不能不哭啊。”
当时，魏军和秦军一直在西河一带拉锯。西河也叫河西，就是山西、陕西之间，黄河南段的西岸地区。秦魏两国在此交界。在翟璜的推荐下，魏文侯派吴起镇守西河。吴起认为，兵不在多而在“治”。他建议魏文侯，用他的新标准，考选士兵，组建一支精锐部队，名叫武卒，最终得以施行。吴起的新标准都有哪些内容呢？现在的人们看了，也难免头皮发麻。因为它实在太严酷：身穿上、中、下三副甲，头戴重盔，肩扛长戈，腰挂重剑，带五十支箭，背三天的干粮，半天行军一百里，到达战场能立即投入战斗，双手能拉开十二石也就是六百六十斤的硬弓。
当时的一百里相当于今天的四十一公里，差不多就是奥运会的马拉松项目。但是跑马拉松只穿短裤背心，而魏国的“武卒”，浑身上下负重累累。所以说，他们个个都是特种兵，单兵战斗力可想而知。
特种兵必然要有特种的待遇相配套。武卒的家庭，可以免除全部的徭役和田宅租税，他们在军中的伙食标准，自然也比普通士兵高。立了功还能获得爵位。魏国虽然山地多土地少，但是河东，也就是今天的山西运城解池一带，有大量的盐池。盐池里产的不是食盐，简直就是金子。古往今来，盐作为生活必需品，能够带来大量的利润，政府不肯放弃这块肥肉，总要垄断经营，这从湖北监利县得名的由来，可见一斑：赤壁之战曹军大败，曹操匆匆败走华容道，战后这块地方随即归入东吴的版图。因为这里“士卑沃、广陂泽”，“地富鱼稻”，西北部产盐，东吴便“令官督办”，“以监盐渔之利”。公元222年孙权称帝后，干脆从华容县里划出一块地方，设立监利县。
说起来，那时候“领导重视”的方式，跟现在也差不多。首先就是设架子、立班子。否则机构又怎么会越来越臃肿呢？
魏国就靠盐池专营的收入，经过吴起的严格考选训练，组建成了强大的精锐部队武卒。他们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这不是信口开河的虚夸。根据记载，当时吴起“曾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也就是说，全胜率高达84%。毫无疑问，这是个极其惊人的数字。这其中既有吴起的过人将略，也有士兵们的高超素质。当然，士兵们勇敢善战，也有赖于吴起卓有成效的训练。就是那句话：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
吴起的治军方略，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军纪严明。令行禁止，纪律严明，才能出战斗力。有一次，两个士兵没接到命令就擅自出击，结果立了功回来，不仅没得到封赏，反而被吴起斩首。二是言而有信。有个成语，叫“移木建信”，说的是商鞅变法时，为了取信于民，就在市场的南门立了一根木杆，旁边贴着告示说：“谁能把这根木杆扛到北门，就赏他十金。”大伙儿看了告示，个个云山雾罩，搞不清怎么回事：把木杆扛到北门轻而易举，这个劳务费无论如何也不值十金啊。肯定是上边吃饱了撑的，瞎忽悠。商鞅一见，又把赏格提高五倍。有人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扛走木杆，果然拿到了黄澄澄的五十斤。这一下，政府的威信随之树立。
据史料记载，吴起身上也有类似的故事。西河本来是秦国的土地，居民也都是秦人。吴起为了让他们信任自己，就在南门立了一根柱子，说：“谁能放倒柱子，就提拔他为上大夫。”刚开始也是没人相信，后来有个人站了出来——反正即便上边说了不算，他也不会有啥损失——没想到，还真被封了官儿。
柱子倒了，吴起的威信立了起来。这个故事跟商鞅的“移木建信”，有太多相似之处，很难说清版权的归属。按照道理，吴起在先，商鞅在后，似乎应当归于吴起。不过事情是古人做的，历史却是后人写的。笔头子一歪，张冠李戴是常事。所以我们暂且放下这个故事，看看明人宋濂在《龙门子凝道记》中，对于吴起守信的记载。说的是吴起外出，正好碰到一个老朋友，就要请他吃饭。朋友说：“行啊，等我回来吧。”吴起说：“那好，我在家等您。”结果吴起等得太阳花儿都谢了，直到天黑，也没见朋友的影子。怎么办？有约不来，吴起也就不吃晚饭。直到次日一早，他派人请来朋友，这才跟他一起，把晚饭和早饭一同吃掉。
宋濂后面有这样的议论：“起之不食以俟者，恐其自食其言也。其为信若此，宜其能服三军欤？欲服三军，非信不可也。”就是说，吴起之所以不吃饭等待朋友，是怕吃饭的同时，也食了言。果真如此，三军将士还能不信服他么？要取信三军，必须言而有信。
吴起治军的第三个特点，是善于使用精神激励。拿破仑曾经说过：“给我足够的勋章，我就能征服地球。”吴起也深谙此道。西河地区是秦魏双方的必争之地。对于秦国而言，过了西河，往西就是辽阔的渭河平原，无险可守。魏军兵锋所指，甚至连秦国的国都，都会受到威胁。正因为如此，双方的攻伐，从来都不曾停止。为了激励士气，吴起请魏武侯——当时魏文侯已经死去——亲自出面，举办庆功宴会。他让立上功的将士坐前排，使用金、银、铜等贵重餐具，猪、牛、羊三牲俱全；立次功者坐中排，贵重餐具和食物适当减少；无功者坐后排，只能用普通餐具。宴会结束后，还要在大门外论功赏赐有功者父母妻子。对死难将士的家属，每年都派使者慰问。
这个方法，一施行就是三年。公元前389年，秦国调集大军，攻击东进道路上的咽喉要地阴晋，也就是今天陕西华阴的东部。警报传到河西，立即有数万魏军士兵，不等将令下达，就自行穿戴甲胄披挂整齐，准备参战。吴起请求魏武侯，派五万名没有立过功的士兵，由自己率领反击秦军。武侯照准所请，并加派战车五百乘、骑兵三千名。出战的前一天，吴起发布将令说：每个人都要跟我一起，奋勇作战，无论车兵、骑兵还是步兵。“若车不得车，骑不得骑，徒不得徒，虽破军皆无功！”意思是如果车兵俘虏不了敌军的战车，骑兵俘虏不了敌军的骑兵，步兵俘虏不了敌军的步兵，就算打了胜仗，也没有功劳。
吴起带领这五万多渴望建功立业的士兵，在阴晋向秦军发起反击。魏军虽然兵力处于绝对劣势，但他们个个奋不顾身，以一当十。经过反复冲杀，最终彻底击溃秦军。有史料记载，当时秦军有五十万之众。所以阴晋之战，也算是历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
西河学派
吴起镇守西河期间，一个重要的儒家学派在魏国诞生：西河学派。
说到这里，首先要把“西河”这个概念掰扯清楚。一般而言，典籍上单独提到一个“河”，都是指黄河，这里也不例外。只是黄河既为巨龙，便不会安分，东奔西突，河道多变。古往今来，莫不如此。春秋时期，卫国的西部边境沿着黄河，所以那里叫“西河”，就是今天河南的浚县、滑县一带；到了战国，黄河已经龙腾至今天的河南安阳以东，所以安阳也叫“西河”。吴起镇守的西河郡，则是在晋陕之间的黄河西岸地区，那原本是秦国的领土。
西河学派的创始人，或者叫精神领袖，是孔子的学生子夏。子夏是卫国人，姓卜名商，字子夏，比孔子小四十四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称，“子夏居西河教授”。这其中的西河，有人认为在河南安阳，有人认为在山西汾阳，也有人认为在吴起镇守的西河郡。不管在哪里，总之跟吴起大有关系。
魏文侯聘请子夏，是受他弟弟魏成子的推荐。当时子夏已经是耄耋之年，因为儿子去世哭瞎了眼睛，就没有答应。魏文侯于是又去请子夏的弟子段干木。可是他到了段干木的门前，段干木却不肯相见，不惜翻墙头跑掉，简直就像躲避瘟疫。然而魏文侯并不生气，专门造了一座礼贤台，然后用自己的车子把段干木接来，礼送到台上，再恭恭敬敬、气氛庄严地发出正式邀请。
子夏和段干木当时居住在魏国的别都，也就是今天的河北魏县，鸭梨之乡。那座礼贤台位于魏县的东郊，当然现在早已漫入荒土。正所谓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可在当时，它强大的气场，还是感染了子夏和段干木。他们决定接受魏文侯的请求，前往西河讲学。一同前去的，还有公羊高、谷梁赤，以及子贡的弟子田子方。子夏身体不好，段干木等人只好冲到前台，担任讲学的主力。魏文侯对段干木十分恭敬，“过其闾而轼之”，就是每次经过他的门前，都要手抚车前面的横木，遥遥致敬。据《吕氏春秋》记载：“魏文侯见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见翟璜，踞于堂而与之言。翟璜不悦。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则不肯，禄之则不受。今汝欲官则相至，欲禄则上卿至，既受吾赏，又责吾礼，无乃难乎？’”
这段话非常有意思。魏文侯见段干木，总是恭敬地站在他跟前，累了也不歇息；但是见翟璜，却总是坐着。至于原因，魏文侯说得非常清楚。就是那句话：上帝不会把所有的好处都给一个人。无论何时，你想图别人的实利，就别想获得他的尊重。非此即彼。
魏文侯礼敬段干木，倒是收获了实利。据《吕氏春秋·期贤篇》记载，有一年，“秦欲攻魏，司马唐谏曰：‘段干木贤，魏礼之，不可加兵。’”《史记·魏世家》也有相似的内容，可以互为印证：“秦兴兵欲攻魏，或曰：魏君贤人是礼，未可图也。”这样一来，不但段干木的名气直线上升，魏文侯的贤明也声震天下，八方才俊纷纷来投。
这个广告效应，正是魏文侯想要的吧？只是效应如此强烈，直接阻止了一次战争，恐怕是他想不到的。这让我想起上个世纪中叶，美国对钱学森的留难。他们的理由是，无论从哪个角度衡量，钱学森都值二十个师，当然不能随便放他回中国。那是典型的放虎归山。
不仅魏文侯，李悝和吴起，也投入子夏门下学习。公羊高和谷梁赤在授课之余，还为《春秋》作传，就是所谓的《公羊传》、《榖梁传》，连同《左氏春秋传》也就是《左传》，合称《春秋三传》。《左传》的作者，一般认为是左丘明，但钱宾四先生和章太炎认为，这个说法颇可推敲，它实际上跟吴起有关。
汉代以前，人们并无“史学”观念。学术的大分野，只有经学和子学。班固在《汉书》中，根据刘向、刘歆的《七略》，分别称为“王官学”和“百家言”。也就是说，历史记载，掌握在官家手中。孔子著《春秋》，实际上有僭越之嫌。有点越轨。因为这属于“王官学”的范畴。当时不仅普通人无权修史，就是各个诸侯国的史官，也都是周天子派过去的，属于中央派驻地方的干部，人事关系不归诸侯国管。所以齐国的崔杼杀害国君，史官这样记上一笔：“崔杼弑其君”。一个“其”字告诉大家，那是崔杼的国君，而非史官的。正因如此，崔杼虽然杀掉了这个太史，却无权任命新的史官，太史的弟弟接着这样写，又被杀；第二个弟弟接过笔简，记录的内容口吻依然没有变化。崔杼无奈，这才停止屠刀。一个叫南史氏的史官听说之后，担心无人修史，就捧着自己的笔，带着竹简，要去拾起那个沾满鲜血的接力棒，半路上得到最新消息，这才作罢。
很难说清楚，史官记录各个诸侯国的事情，是作为历史，还是作为年度工作报告。在当时，只怕他们不会有那么强烈的时间和历史观念。有这样清醒的历史意识的，孔子可谓第一人。不管怎么说，他写的《春秋》既然是“王官学”，在“经”的范围内，所以就可以有传，而且一下子就出来三部。《春秋三传》有何区别？宋代的叶梦得认为，左氏传事不传义，公谷传义不传事。朱熹说：左氏史学，事详而理差，公谷经学，理精而事误。主角儿是名将吴起，现在却在《春秋》和《左传》上打转转，算不算跑题？当然不算。这个问题跟吴起关系深切。
关于《春秋》，孔子自己说过，“其文则史，其事则齐桓晋文，其义则某窃取之。”这其中的“义”，简而言之，相当于“道”，脱离不开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孔子作《春秋》，只记结果，所谓“述而不作”，如何评价、解释那些历史事件，就成了问题。后世为《春秋》作传，其实就是争夺对历史的发言权和命名权。本来，儒家讲究“礼、乐、射、御、书、数”，所谓“六艺”，但不同的门派和传人，各有侧重。公羊高、谷梁赤是典型的儒生，难免迂阔；吴起受过曾申的训斥，更加注重经世致用。所以《三传》的差别甚大。
钱宾四先生和章太炎认为《左传》与吴起有关，甚至就是出自他手，当然并非因为这个原因。《左传》的全称是《春秋左氏传》，钱宾四先生认为，如果确实是左丘明写的，为何不叫《春秋左丘传》？其中的“左氏”，应该是地名，吴起正好是卫国左氏人；不仅如此，《左传》对晋国和楚国，记录得特别详尽，吴起正好有此优势；《左传》里尽说魏国的好话，吴起长期捧着魏国的饭碗，甚至还想入相；《左传》对战争的记叙相当精彩，显示作者似乎有很高的军事素养。
无论如何，吴起曾经将《左传》传给他的儿子。这本书到底是不是他的手笔，已经无法考证，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足以表明，吴起绝非简单的一介武夫（有句题外话，也值得说说：几百年后，西晋名将杜预专门注释过《左传》。他自然也不是简单的武夫）。
这就给下面的故事，埋下了伏笔。
将相争位
魏文侯去世之后，吴起继续独当一面，镇守西河。继任的魏武侯曾经来西河前线视察，这样的场合，一把手当然要亲自出面全程陪同。吴起于是陪着主要领导，坐船沿黄河而下。看到黄河两岸险峻的地形，魏武侯非常高兴，对吴起说：“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意思是说，这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固若金汤，真是魏国的无价之宝。
魏武侯这话，完全是发自内心的。吴起怎么回应呢？他结结实实地给国君上了一课：“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意思是说，关键在于清明的德政，而非险要的地势。从前三苗氏的国家，左有洞庭湖，右有鄱阳湖，不修德义，被大禹灭了。夏桀，殷纣王，莫不如此。国君您要是不修德政，咱们恐怕都会成为敌国的俘虏。
在德不在险，这话很有意思，让人想起另外一句话：“在德不在鼎”。如果《左传》果真出自吴起之手，那么这话也跟他有关系，因为记录在《左传》中。故事的主角儿，是那个“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三年不飞，一飞冲天”的楚庄王。他从三年纸醉金迷的韬光养晦中醒来，发愤图强，楚国实力大增。人富了难免显摆，国富了自然生事。这个楚庄王，打完周围的小国还不过瘾，顺便陈兵周疆，在周朝的国都洛阳郊外摆下阵势，大张旗鼓地检阅部队，显示实力。楚庄王打的什么主意，周天子当然明白。没办法，他只好派一个叫“满”的王孙，前去楚营劳军。楚庄王趁机问王孙满，周朝九鼎的重量。这时王孙满不卑不亢地回答道：“在德不在鼎”，让楚庄王碰了一鼻子灰。
魏武侯的感觉，估计也是碰了一鼻子灰。吴起那番话，本身没有任何错误，义正词严，冠冕堂皇，一副绝对真理的模样，可我还是听出了弦外之音：你一味强调地势险要，那我吴某人的价值，又体现在何处？
这当然不是纯粹的戏说或者杜撰。这个推论的基础，相当合理，完全符合吴起的性格与心气。
廉颇与蔺相如争夺名位的故事，由于成语和戏曲的传诵，早已家喻户晓。但在他们之前，吴起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不同的是，他的诉求不仅仅是排名站班时的名次，而是直接指向丞相的宝座。
吴起镇守西河，时间长，功劳大，声誉高。出将入相的辉煌，想必他从来都不曾忘记，一直苦等着丞相的职位。可是后来魏国选相，很多人都看好吴起，吴起也自信满满，结果却让他大跌眼镜：贵戚田文蟾宫折桂，名将吴起榜上无名。遭此打击，吴起心里很是不忿，就单刀直入，直接跟田文摊牌。这段故事，《史记》中的记载不算费解，干脆直接抄录如下。
吴起不悦，谓田文曰：“请与子论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将三军，使士卒乐死，敌国不敢谋，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亲万民，实府库，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东乡，韩赵宾从，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时，属之於子乎？属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属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
吴起总结了自己的三个功绩，或者叫能力：统帅三军，使士兵们英勇作战不怕牺牲，敌国因此不敢图谋魏国；治理百官，安抚百姓，充实府库，增强国力；镇守西河，使秦兵不敢东窥，而韩赵全都仰魏国之鼻息，不敢有半点不从。应该承认，这话基本属实，除了带点情绪，并没有多少虚夸。可是，他想不到还有所谓的“主少国疑”，所谓的功高震主。
千万不要顺着语言和思维的惯性，在此批评所谓封建时代的种种愚昧落后，譬如干部制度不科学，用人不公等等。那是典型的关公战秦琼，更是典型的人云亦云。过去没有组织考察，举荐贤能全靠个人眼力，风险甚大。被举荐者如果出了问题，举荐者搞不好要负连带责任。所以经常有这样的场面，某某拍着胸脯说，我愿以全家多少条命为担保，举荐某某！那时没有眼镜，更没有望远镜显微镜，不知道这是人们视力良好的原因，还是结果？这个问题，颇可思量。
除开这些，我此时最大的感慨，是守成之君到底不如开国之王。田文所说的疑虑，自然都是魏武侯的。同样是争夺相位，我们不妨看看魏文侯的处置方式。
文侯有一次要任命丞相，他弟弟魏成和翟璜PK。魏文侯拿不定主意，问计于李悝。李悝说：“卑不谋尊，疏不谋戚。臣在阙门之外，不敢当命。”意思是说，地位低的关系远的，没有资格议论地位高关系近的。我的使命在宫门之外，这样的国家大事，我可不敢乱说。文侯说：“先生临事勿让。”意思是说，没事，我信任您，先生您就别推辞了吧。李悝说：“君弗察故也。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悝哉！”
这段话不长，但很是关键。换成白话文，大意如下：国君您没有留意罢了。平常看他亲近谁，富贵时看他结交谁，发达时看他举荐谁，落魄时看他不干什么事，贫穷时看他不要什么东西。这五项指标，就可以确定人选。
明白人不必细讲，彼此便可心领神会，所谓心照不宣。魏文侯立即说：“先生您请回吧。丞相人选已经确定。”李悝辞别魏文侯，又见到了翟璜。翟璜问道：“今者闻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谁为之？”就是说，我听说今天国君请您议论丞相人选，最后确定的是谁？李悝说：“魏成。”
翟璜是什么反应呢？史书上的原话是这样的。翟璜愤然作色曰：“西河守吴起，臣所进也；君内以邺为忧，臣进西门豹；君欲伐中山，臣进乐羊；中山已拔，无使守之，臣进先生；君之子无傅，臣进屈侯鲋。以耳目之所睹记，臣何负于魏成？”翟璜列举了他举荐的五位能臣，说西河的守将吴起，是我推荐的；国君担心邺城，我推荐西门豹去治理；国君要讨伐中山，我推荐乐羊为主将；攻下中山，没有合适的人选镇守，我推荐了先生您；国君的儿子缺乏良师，我推荐了屈侯鲋。天地良心，耳朵所听眼睛所见，我哪一点不如魏成？
这五个人，表现都不错。其中的乐羊，很值得单独说说。
乐羊本来是翟璜的门客，所以他的斤两，翟璜很清楚。问题是他的儿子乐舒，在中山当将军不说，还与翟璜有杀子之仇。也就是说，翟璜有个儿子，死在乐舒手里。当此情境，翟璜不为难乐羊，反倒举荐他为将，确实不是一般的胸襟气度。
魏文侯于是就派乐羊领兵攻打中山。那个时候，吴起似乎是乐羊的部将，这里暂且不说。当时中山的实力很强，经常把赵国搅和得举国不安，魏国最终也是费了三年功夫，才把这块硬骨头给啃掉的。可以想象，乐羊不可能马到成功。他刚开始出师不利，没占到便宜，魏国朝堂立即舆论大哗：什么意思？乐羊明显是顾忌私情，举兵不前嘛！里通外国，拥兵自重，也不是没有可能。这样的人，应该马上撤职查办！魏国这么说，对手中山呢，更狠。他们杀掉乐舒，煮成肉羹，送给了乐羊。
真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设想当时的乐羊，一定无比的悲凉。为了取信于魏，他吃下儿子的肉，最终灭了中山。魏文侯呢，“赏其功而疑其心”。在这一点上，他倒是比晚年的齐桓公清醒。易牙烝了自己的儿子献上，竟然能赢得齐桓公的宠信。而齐桓公最终的命运，大家是知道的。他被管仲临终之前否定的三个小人，易牙，开方和竖刁，锁在寝殿内病饿而死，尸体搁在床上六十七天，蛆虫都从窗户上朝外爬了，新的国君才有机会收拾安葬。他这样死也没什么，咎由自取；但是国内政局不安，五个儿子大动干戈，要死掉多少无辜的百姓。
举荐贤能是丞相的重要职责或者能力，从这一点看，翟璜争取相位，并非贪心不足蛇吞象的狂妄之举。《资治通鉴》上还记载有一则翟璜巧谏君王的故事，很有趣味。原文如下。（魏文侯）使乐羊伐中山，克之；以封其子击。文侯问于群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谓仁君！”文侯怒，任座趋出。次问翟璜，对曰：“仁君。”文侯曰：“何以知之？”对曰：“臣闻君仁则臣直。向者任座之言直，臣是以知之。”文侯悦，使翟璜召任座而反之，亲下堂迎之，以为上客。
乐羊灭掉中山后，魏文侯把那里封给自己的儿子，也就是太子魏击，后来的魏武侯。有一次，魏文侯召集群臣，问大家说：“我是什么样的君主？”他当时的心情和希望获得的答案，白痴都明白。于是大家纷纷顺竿爬，说：“您当然是仁义之君！”魏文侯因此面有得色。可就在此时，偏偏有个不识相的人名叫任座，给他兜头一瓢凉水。他说：“您得到中山，不封给弟弟而封给儿子，还好意思说什么仁义之君？！您洗洗睡吧。”
什么叫反差，这就叫反差，一般人很难承受，魏文侯也不例外。他顿时大发雷霆，任座一看不好，起身就跑。轮到翟璜，他说：“您确实是仁义之君。”魏文侯说：“何以见得？”翟璜说：“我听说君主仁义，所以大臣刚直。如果您不是仁君，刚才任座怎么敢于直言呢？”魏文侯回过神来，立即命令翟璜请回任座，然后亲自下堂迎接，把他奉为上宾。
跟移木建信一样，又是一个似曾相识的故事。我们更熟悉的主角，是唐太宗、魏征和长孙皇后。时代的真伪暂且不说，同样这个故事，还有两个版本，翟璜和任座依然是主角儿，只不过互换了角色，类似反串。唐朝人李翰，就是“芳树无人花自落、空山一路鸟空啼”的作者、诗人李华的儿子，编了一本介绍历史知识和典故的发蒙童书，类似今天的小学课本，叫《蒙求》，原样记载了这个故事，但直言的是翟璜，巧言的是任座。它的出处，应该是汉朝刘向的《新序杂事一》。直言也罢，巧言也好，极权扭曲的官场，必然会造就极权扭曲的人性。这样的直言和巧言，并不值得提倡，但是适者生存，只有适应那种气候的人，才能进入中枢，实现自己的梦想。翟璜无疑有此功能。
李悝的回答更有意思。
李悝曰：“子之言悝于子之君者，岂将比周以求大官哉？君问相于悝，悝之对如是。所以知君之必相魏成者，魏成食禄千钟，什九在外，什一在内，是以东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师之；子所进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恶得与魏成比也！”
就是说，您对我列举的这些您为国君做的事情，难道都是为了换取大官的职位吗？国君征求我的意见，我是这么说的：之所以应该任用魏成，是因为魏成的千钟俸禄，九成用在外边，只有一成家用，所以得到了东边的卜子夏、田子方和段干木。这三个人，国君都奉为老师；您举荐的五个人，国君都任用为臣。您怎么能跟魏成相比呢？
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对，愿卒为弟子。”翟璜也不是棒槌。他立即回过神来，说：我真是鄙陋无知。我愿意终身当您的学生。
一般而言，这个事情里，大家都佩服李悝的眼力。这没什么不对，但只是浅表层。内里的实质，在于魏文侯的雄才大略。如果按照田文，或者说魏武侯的逻辑，此时是而且只能是任用翟璜。不是么？
落寞奔楚
当不了丞相，那就继续在边疆干自己的军区司令吧。不过吴起的功劳名声不断叠加，逐渐引起了一个人的不安。这个人是谁？继任的丞相公叔。
吴起争相的事情，几百年后的太史公司马迁都知道，当朝丞相公叔怎么可能毫不知情？这个人，很快就把吴起当成了假想敌，处心积虑地想除掉他。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田文确实算得上贤相。可惜，他当时已经死去。
怎样拔掉这个眼中钉呢？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公叔嫉贤妒能，手下自然少不了阿谀奉承曲意逢迎之徒。这就是气场的选择。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再说大一点，就是历史学中的自然选择原理。人们经常怒骂奸臣与宦官，比如赵高刘瑾魏忠贤，其实如果没有糊涂昏庸的皇帝，又何来卑劣阴险的阉宦。
公叔的妻子是魏国公主。他根据下人的计策，先请吴起过来吃饭，故意让老婆轻慢自己，然后找到魏武侯，说：“咱们魏国不过是侯一级的小国，东边又有强秦的威胁，恐怕只能留住吴起的人，留不住他的心。”
这话不完全是虚辞。魏国立为侯国，是典型的先上车后买票，逼迫周天子承认的既成事实。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灭掉智伯，瓜分了他的土地，晋国名存实亡，可直到五十年后的公元前403年，周天子才正式册封韩赵魏三家为诸侯。估计当时，他们都有点今天日本的暴发户心理：实力强于名声，名不正言不顺，心里总是别扭。魏武侯说：“那你看怎么办呢？”公叔说：“把公主许配给他吧。如果他接受，就说明他没有二心。”魏武侯立即照准。吴起是什么人，当时年事已高，而且功劳盖世，怎么会随便接受一个空降的公主，来当自己的婆婆？
吴起拒绝的不是魏国公主，而是自己的前程。当然，也算不上前程，不过是眼前的职位。按照当时的情况，他即便继续留在西河，也不会有什么建树。他守西河，各国不敢来攻，他哪里还有再度立功的机会？只能吃老本。可过去的积蓄再多，也顶不住坐吃山空：一个嫉贤妒能的丞相，破坏能力之强，当量之高，恐怕吴起自己，都想象不到。
很快，魏武侯就派人传令，从西河召回吴起。君命不可违，吴起只有立即动身，车子载着他缓缓离去。出了城门，他吩咐停车，自己下来回望西河，不觉泪湿战袍。仆人感觉很奇怪，说：“窃观公之志，视舍天下若舍屣。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吴起雪泣而应之，曰：“子弗识也。君诚知我，而使我毕能，秦必可亡，而西河可以王。今君听谗人之议，而不知我，西河之为秦也不久矣，魏国从此削矣。”仆人的意思是，我看您志向远大，舍弃天下不过像舍弃一只破鞋，如今离开西河竟然掉了泪，怎么回事？吴起说你知道什么。如果国君信任，让我充分发挥才能，我一定能灭掉秦国，西河这里就足以称王。可惜国君听信谗言，不肯信任我。西河很快就会插上秦国的黑色军旗，魏国的好日子到头了。《乐府诗集》里有很多首《长歌行》，其中一首有这样的句子：“伫立望西河，泣下沾罗缨”。据说运用的就是这个典故：吴子泣河。
需要指出的是，也有史料记载，谗害吴起的不是公叔，而是大夫王错。钱宾四先生认为，这个说法比《史记》更可靠。
不管是谁的迫害，反正魏国没法继续待，吴起捆起包袱卷，又到了楚国。楚国的国君楚声王为“盗”所杀，当时掌握政权的是楚悼王。他问吴起：“你在魏国干得好好的，怎么突然跑到我这儿来了？”吴起说：“如果魏文侯在，我当然不会走。可现在当权的是魏武侯，我跟他合不来。”吴起名声显赫，他来投奔，楚悼王当然不会拒绝。然而老板对跳槽来的新员工总会怀有本能的疑虑，楚悼王还是要观察观察，于是就让吴起去镇守宛地，防备秦韩，挂职锻炼，以观后效。这个宛地，大致就在今天的河南南阳。这是《淮南子》和《说苑》中的说法，与《史记》不合。司马迁说的是：“至则相楚”，就是一去就当了类似相国的令尹。
在西河当了那么多年的军区司令，治理宛地，那还不是小菜一碟。吴起下令，禁绝纵横家，就是战国时期那些靠耍嘴皮子谋生的说客，来宛地蛊惑人心，就是所谓的统一思想；裁撤多余的官吏，就是所谓的精干队伍；鼓励耕战，精选士兵，组织平民农闲参加训练，革命生产两不误，就是所谓的充实基层。没过多久，他就把宛打理得有声有色。
一年之后，楚悼王召吴起前往国都郢，提拔他做了令尹。当时的楚国，早已没了陈兵周疆问鼎中原的心气。屈、景、昭这三大家族实力雄厚，已成尾大不掉之势。枝强干弱，国势衰微，否则楚声王也不至于死于“盗”。所谓的“盗”，想来不过是流民，堂堂国君竟是这种死法，确实有点跌份。
楚悼王之所以任用吴起为令尹，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渴望重写辉煌。而且吴起是外来户，不是王公贵族，不会进一步扩大贵族的势力。多年的夙愿成真，吴起自然无比珍惜。接过相印，他随即针对楚国的积弊，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那些措施，很像跨国公司应对金融危机的办法。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捐不急之官”，就是把那些可有可无的职位，全部撤掉，相当于裁员；二是“废公族疏远者”，对于那些跟国君血缘关系比较远的贵族，减少他们的爵禄，“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相当于减薪；三是“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禁止纵横家利用如簧之舌蛊惑人心，让百姓安心耕种训练作战。命令关系远的“贵人往实广虚之地”，去地广人稀的地方开荒拓土，相当于变相延长工作时间，增加劳动强度，所谓的内部挖潜。
节省下来的钱干什么呢？很简单，养兵。组建训练军队，这是吴起的老本行。但自古以来就是吃粮当兵。你得有足够的军费，保障他们的作训和日用才行。魏国有盐池，可以靠盐业垄断经营的暴利，支撑武卒的开支，楚国可不行，必须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如果没有现成的银子，那就只好挖贵族的墙角。谁让他们有行动不便的浑身肥肉呢。
吴起改革，是怎么狠怎么来，招招不离后脑勺。楚国贵族太多，他们占据大量的良田，严重影响国家的税收收入；附着在良田之上的，必然有大量的人口，遇到战事，国君也无法直接调他们作战，必须通过其贵族领主。不仅如此，贵族都是世袭的爵位，类似八旗子弟，从小养尊处优，能力蜕化，不能为国效力，只是纯粹的消费者。所以吴起不但要减少他们的爵禄，甚至还要釜底抽薪：“封君子孙三世而收其爵禄”，就是爵禄只能享受三代，不能无限延长。剩下的子孙怎么办呢？很简单，去支边，开发边疆。因为楚国疆域广阔，不缺土地，只缺百姓。开发蛮荒之地，让那里的居民进入楚王治下，人尽其力，地尽其用。当然，殖民主义搞得好，也能建功立业。
经过这番整顿，楚国国力大增。《史记》的说法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彊”。南边平定了百越，大体就是今天的广西，柳宗元诗中所谓的“百越文身地”；北边剿灭了陈国和蔡国的残余势力，遏止了三晋向南渗透的势头，向西讨伐秦国，各个国家对楚国的崛起和强盛，无不忧心忡忡。《史记》列举的这四个大动作，只有向西讨伐秦国，在《战国策》等典籍中找不到相应的印证资料，其余三项，都有佐证。其中“却三晋”一事，尤其值得一提。因为那时吴起的对手，是他的老东家魏国。这一下，就有戏看了。
无论如何，魏文侯对吴起总有知遇之恩。昔日的袍泽，如今要刀兵相见，吴起将会如何应对？过去晋国公子重耳流亡国外，一路颠沛流离，处处吃闭门羹，十有九人堪白眼。可到了楚国，楚王却以国君的规格接待他，吃国宴，住高级宾馆，然后礼送他去秦国。重耳答应楚王，日后假如在战场相遇，他将“退避三舍”，以报楚恩。后来晋楚争霸，已经成为晋文公的重耳，不食前言，退避三舍，就是连续退兵九十里，最后利用楚军的骄纵，将其击败，取得了城濮之战的胜利。现在的吴起，又会怎么办，他会报答魏文侯的知遇之恩吗？
会，不过方式比较特别。
公元前383年，赵国在今天的河南清丰西南筑了一座城邑，叫刚平，以此为跳板，大举进攻卫国。卫国赶紧向盟友魏国求援。魏武侯出手助拳，大败赵军。没占到便宜，赵国不肯善罢甘休，第二年又兴兵攻卫。这一回，魏国自己动手不说，还拉上了齐国。战到最后，顺利拿下刚平，然后兵锋直指中牟，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灵璧西部。赵国的河东之地，一时间命悬一线。赵国看看形势不好，赶紧申请外援，向楚国求救。出不出兵，楚悼王有些犹豫，但吴起的意见十分明确。他一定要报答魏国一把。他是这么报答的。
吴起说：“即便赵国不求援，总有一天我们也要跟魏国开战。现在的形势，等于赵军主动帮助我们，送上门来的机会，怎么能不打呢？”楚悼王茅塞顿开，立即派出大军北上，与魏军“战于州西，出梁门，军舍林中，马饮于河”（见《战国策·齐策》）。
自从楚庄王问鼎中原以来，这还是楚军第一次饮马黄河。楚国的老规矩，大军出征，令尹是主将，司马为副将。因此可以肯定，吴起是实际的组织者和执行者。捷报传来，估计楚悼王和吴起，都很得意。赵军得到有力的策应，趁机组织反击，先后攻占了魏国的棘浦和黄城。这两个地方，分别在今天河北的魏县南部，和河南内黄的西北。
既然谁也灭不了谁，那就没有其他办法，只能互相妥协。围棋界有个说法，叫报答老师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棋盘上战胜他。魏文侯和吴起是君臣关系，不妨类比师生。吴起这个报答方式，战败后的魏武侯一定印象深刻。不知道他会怎么想呢？他也许会说：“还是公叔聪明，料事如神。早知如此，那时就该灭掉吴起，真不该养虎为患，让他活着跑到楚国！”
名将之死
所有的改革，都是利益和资源的再分配。资源总体有限，锅里只有一块肉，你多吃一口，我就要少吃一口。所以从来都是屁股决定脑袋，而非脑袋决定屁股。就是说，你所处的位置决定你的态度。对于改革也是这样，就像挤公共汽车：未得利益者希望快点挤上去，既得利益者呢，则回头这样安抚他们：这趟太挤，你别着急，还是等下一趟吧。
问题是吴起不想让大家等。大家等不起，楚悼王等不起，他自己也等不起。怎么办？只好从车上硬往下拉。
楚国一直是贵族当权，吴起一个外来户，突然间鸠占鹊巢不说，还凭空一刀，割去贵族的许多血肉，你想他们能高兴吗？他们对此“皆甚苦之”，无不摩拳擦掌咬牙切齿，整天算计着如何搬掉这块拦路石。
吴起好对付，但他的大后台楚悼王不好对付。那些变法措施之所以能得以施行，关键是有楚悼王的支持。只要他对吴起的看法不改变，贵族们再恶心吴起，也只得暂且隐忍不发。
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别人手里，终归不会安全。楚悼王是人不是神仙。即便能对吴起始终信任如一，他的生命也有限度。公元前381年，楚悼王一命呜呼，吴起的命运也随即天翻地覆。那些蓄谋已久的贵族们再也按捺不住，立即联手行动，攻杀吴起。吴起当时已经年逾花甲，突然遭遇枪林弹雨的围攻，狼狈可想而知。不过他到底是个身经百战的将才，危急关头也没忘记兵法。他不跟敌人纠缠，径直向楚悼王的灵堂逃去。进去之后二话不说，一下子扑倒在楚悼王的尸体之上。
所谓投鼠忌器。吴起的如意算盘，是希望那些人能稍微顾忌一下，停止攻击，至少给他一个喘息思考的机会。可是，贵族们忍耐已久的愤怒一旦爆发，哪里还有软着陆的余地？他们丝毫不管老国王尸骨未寒，刀光剑影接连不断地朝吴起飞去。一代名将，就这样被他们活活射死。刀枪不长眼，可以想象，楚悼王的尸体，少不了也要挨它几下。
楚国有条法律：“丽兵王尸者，必加重罪，灭三族”。就是说，用兵器侵犯国王的尸体，要抄斩三族：自己，父母和儿子。楚悼王的太子熊臧，对吴起也没什么好感。他不动声色地办完父亲的丧事，眼看着那些不解恨的贵族对死去的吴起又施加了车裂的刑罚。等事情平息下去，他自己的位置也坐稳了，再回过头来收拾那些贵族。他的手法比起吴起毫不逊色，一口气就灭了七十多家。罪名么，当然不是射死令尹，而是兵犯王尸。
有句俗话，叫“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乾隆时期的大权臣大奸臣和珅，后来势败抄家，据说家产价值十一亿白银之多，而当时全国每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七千万两。这个数字的真伪暂且不辨，吴起之死给楚国，确切点说就是楚肃王，带来的实惠，跟这也差不了多少。当然，都是无形资产。道理很简单，楚国当时最大的弊端，就是贵族势力太大。吴起想削弱他们，也只能慢慢来，而楚肃王利用吴起之死的政治遗产，正好可以快刀斩乱麻，大开杀戒。
阳城君也参与了对吴起的攻击。后来楚肃王挥刀霍霍，他见风声不对，赶紧逃往他国，寻求政治避难。当时有一帮墨家子弟在阳城——墨家不是善于守城吗。墨家的组织非常严密，其首领称为巨子。当时的巨子是孟胜，他跟阳城君的关系非常好。阳城君逃跑之后，楚国要收回封地，孟胜无力阻止，竟然带领一百八十五名弟子，为之殉难。这事记录在《吕氏春秋·上德》中。原文如下：
墨者巨子孟胜，善荆之阳城君。阳城君令守于国，毁璜以为符。约曰：“符合，听之。”荆王薨，群臣攻吴起，兵于丧所，阳城君与焉。荆罪之，阳城君走，荆收其国。孟胜曰：“受人之国，与人之符，今不见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谏孟胜曰：“死而有益阳城君，死之可矣。无益也，而绝墨者于世，不可。”孟胜曰：“不然，吾于阳城君也，非师则友也，非友则臣也。不死，自今以后，求严师必不于墨者矣，求贤友必不于墨者矣，求良臣必不于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义，而继其业者也。我将属巨子于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贤者也，何患墨者之绝世也？”徐弱曰：“若夫子言，弱请先死以除路。”还殁头于孟胜前。因使二人传巨子于田襄子。孟胜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二人已致令于田襄子，欲返死孟胜于荆。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传巨子于我矣。”不听，遂返死之。
阳城君把封国暂时托付给孟胜，折断一块玉璜作为信物，就像兵符那样。孟胜说：“我拿了这个符，受托保护人家的国家。现在见不到阳城君的符，又保护不了他的国家，除了一死，还有什么办法呢？”一个叫徐弱的弟子说：“您死要是对阳城君有益，那不妨去死；对他无益，还要绝掉墨家的流传，何必呢？”孟胜说：“账不能这么算。我跟阳城君，不是师徒就是朋友，不是朋友就是君臣。我如果不死，以后谁还会请墨家弟子当老师做朋友为臣子？我死，就是要行墨家之义，传墨家之业。我已经将巨子的衣钵，传给宋国的田襄子。田襄子是贤能之辈，不必担心墨家会失传！”徐弱说：“既然这样，那我愿意死在先生之前，为先生开路。”于是首先自杀。孟胜死后，一百八十三名弟子相继殉难。有两个门徒作为使者，传令给田襄子，交接之后，也要返回楚国自杀。田襄子说：“别别别，现在我是巨子，你们得听我的。”但那两个人不听，到底还是回去抹了脖子。
戊戌变法失败后，大家都劝谭嗣同赶紧逃走，但谭嗣同没有。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吴起之死，正可以作为“变法必流血”的论据。谭嗣同用自己鲜血浇灌国土，可国家依然未见昌盛。那么吴起呢，他的死，可有价值？
莫须有，最多也就是个莫须有。《史记》上记载的四个大动作，“南平百越，北并臣蔡，却三晋，西伐秦”云云，很难说是楚国国力的象征。因为吴起变法，当时不过两年，如果采信他先守宛地一年的说法，那还要更短，只有一年。一年的时间，国家政策刚刚调整，统计数据肯定积极了，GDP也肯定提高了——军费开支增加了么——但国家的总体实力，很难说有明显提高。治理国家可不是吹气球。能够立竿见影的只有数字。至于打了几个胜仗，开拓了一些土地，不过是军力暂时有所增强罢了。即便不考虑编练的新军，吴起自己的将略，肯定也能让楚军的综合实力临时提高若干个百分点，打点胜仗并不出人意料。难道不是么？
历史的外壳是如此坚硬，我始终无法进入它柔软的腹心，看清它本来的面目。历史上，有很多人是当之无愧的名将，但算不上军事家，比如李广；有些人是军事家，但又不是名将，至少没有直接统军，比如孙膑。而吴起绝对是双料人才。实战经验暂且不说，论军事理论，他与孙武齐名，所谓“孙吴”。他的著作《吴子》，《汉书·艺文志》记载有四十八篇，现在流传的只有六篇，这六篇说是字字珠玑，毫不为过。它跟《司马法》一样，都是《武经七书》之一，李悝当初的评价，可见没有失误；论政治才干，他又与商鞅齐名，变法措施引人注目，“治百官、亲万民、实府库”，样样精通。无论《左传》跟他有无关系，文武兼备这个词加于其身，总之不算虚夸。
但是细品历史，我始终无法喜欢这个人。
唐朝末年有个叫周昙的人，曾经担任过国子直讲。他写了八卷《咏史诗》，在《春秋战国门·公叔》这一首中，提到了吴起：吴起南奔魏国荒，必听公叔失贤良。这话不够准确。吴起这人，“贤”字庶几可当，“良”字却相差甚远。司马迁确实高明，对笔下的人物，喜怒不形于色而暗寓褒贬。年轻时读到吴起，总是摸不清太史公的真实态度，直到近年才弄明白他对吴起的厌恶。他把两段轶事写入《孙子吴起列传》，不着一字，而褒贬全出。那两段话，一段是鲁国人攻击吴起的，母丧不归，杀妻求将；另外一段，则是士兵母亲的眼泪。
现在看来，杀妻求将更为恶劣，但在历史上，人们更加关注的还是另外那条罪状，母丧不归。至于道理么，非常简单，不必细说。比如名将白起的后裔白居易，写过一首《慈乌夜啼》：“昔有吴起者，母殁丧不临。嗟哉斯徒辈，其心不如禽。”他把老乌鸦死后小乌鸦夜间悲哀的啼鸣，跟吴起并举，作为对照。白居易的声讨，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是恐怕很难赢得现代人的完全赞同。母亲去世，毫无疑问应该奔丧。但那时交通不便，噩耗传来时，已经不知道过了多久，吴起即便能骑匹快马跑回家去，母亲也肯定早已下葬。他无论如何也见不到慈颜的最后一面。这也是孔子提倡“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道理。
那时人们攻击他的，当然不是不见母亲最后一面，而是不为之守丧。那是当时极为重视的礼仪。唐朝时宰相杜佑写了一部史学名著《通典》，它和南宋郑樵的《通志》、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一起，合称“三通”。《通典》总共两百卷，分为九个部分，其中讲“礼”的，就有一百卷之多，正好占了一半。这其中，最见功夫、贡献最大的，又在于凶礼中的丧礼。人们对于丧礼丧服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之所以如此，是维护门第制度的需要。宋代以后，大的贵族和门第逐渐消失，人们对丧礼，也就没了那么多穷讲究。到了现在，不管什么礼仪，都在慢慢消解，所以这些攻击，不会有致命效果。有些人甚至能从这里看出吴起身上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也未可知。而杀妻求将完全不同。人命关天，且是结发妻子，即便有那么一两个没心没肺的自私自利之辈，心里不以为然，嘴上也肯定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直接说出来。
但是，我并不想拿这个武器攻击吴起。并非因为这个武器太过常规而且陈旧，而是因为我在薄情无义之后，看到了更加恶劣的一面：虚伪。一个为了功名而不惜杀掉无辜发妻的人，竟然会去为士兵吮吸脓血。你难道不觉得，这个反差过于强烈了吗？历史在这里，终于露出了蛛丝马迹。
换用管仲的话就是，一个不孝顺母亲珍爱妻子的名利狂，指望他会真心爱惜士卒，岂不是痴人说梦？
吴起这样做，包括卧不铺席行不乘车，与士兵同吃同宿自己背干粮，统统都是作秀。蓄谋已久的作秀，绝对不是发自内心的真诚举动。可惜，那些士卒们年轻单纯，没看清吴起的面目。而在那样的时刻，总是血肉相连的母亲最为敏感。她的眼泪，实在是对吴起虚伪的变相声讨。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愿意向那位无名的母亲致敬。
绝对的平等从来都没有过，将来也不会有。甚至相对的平等，都很困难。只有精神上的平等，可以追求。将军和士兵，要承担不同的压力，自然要享受不同的待遇。至少，过度的疲惫会削弱将军的体力，也会损害他的敏锐判断。士卒判断失误，至多自己丧命；将军判断失误，动辄丧师辱国。如此简单的道理，吴起这样的将帅之才，岂能不懂？再说他在一线带兵时，已过盛年，而魏国的武卒，估计以青壮年为主。他有必要这样跟年轻人较劲吗？当然，带兵打仗是非常之事，需要非常之举，得有点手段，不能一味忠厚老实，像宋襄公。但是不管什么手段，总要有个度，不能那么下作。
杀妻求将固然丑陋，多少还有一点恶人的坦白——我就是极端自私自利；可再添上一条为士兵吸脓，就会令人无比恶心。当然，令人恶心的并非脓血，主要是吴起。因为他明明极端自私，偏要作出满怀爱心的虚伪样子。通俗点说，就是明明当了婊子，还非得立块贞节牌坊。没人质疑他的将帅或者宰辅之才，文能安邦，武可定国，但这并不影响我对他的厌恶。在台儿庄战役纪念馆，我看到了张自忠将军的照片。那真叫一个帅。我想象不出，还能有谁比他更加英姿勃发。我心目中的名将就是这个样子的，绝非吴起。从某种意义上讲，比起将略，他身上的政客面目和手腕儿更多一些。
在传记的最后，司马迁这样评论吴起：“‘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吴起说武侯以形势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躯。悲夫！”就是说，会说的未必能做，能做的未必会说。吴起提醒魏武侯地形之险不如恩德，可是到了楚国，却因为刻薄寡恩而身首异处。真是悲哀。吴起难道不明白恩德的重要么？当然明白。问题是他已过知命之年，按照当时人的平均寿命，估计活不了多久。时不我待，他着急，他必须只争朝夕。他出过将，但还不曾入过相。一个被功名利禄牢牢控制和驱使的奴隶，在命运的关键时刻，往往会使出全部的筹码，放手一搏。可结果无情，等待他的，早年是破产，晚年是破身——刀砍箭射之后，贵族们还不解恨，又对吴起的尸身，施行了车裂之刑，大卸五块。
活该。
弱国外交：刺秦不成刺死自己的燕太子丹
燕太子丹的本意是杀了秦王嬴政，救燕国于水火。只是太子丹的刺客没能杀了嬴政，反而激怒了秦国，并最终还搭上了自己和太子丹的小命。
不知道荆轲是不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搞暗杀的杀手，但无疑他肯定是“刺客界”中最出名的一个。他受燕太子丹所托，提着樊於期的脑袋，自导自演了一出荆轲刺秦王的“独角戏”，可惜行动最终失败。
弱国太子无尊严
套用那句简短而著名的短语“弱国无外交”，我们可以总结一下燕太子丹曾经历过的不堪生活——“弱国太子无尊严”。
燕太子丹出生在群雄割据的战国时代，是燕王喜的儿子。在他的童年时代，各国为了避免战争，就用交换人质的方式“做保证”。
当时燕国不敌实力强于自己的赵国，燕王喜主动求和，把自己的儿子丹送到赵国做人质。后来，丹回到了燕国，并成为太子。
可燕国与强大的秦国关系也不是很好，燕王喜打不过人家只好求和，把燕太子丹又给送到秦国当人质去了。
从把自己嫡亲儿子送出国当人质这事上看，燕王喜就不是一个有能力的皇帝。
一个弱小国家的子民，就算是太子，说白了他也是人质，秦国又怎么会对太子丹礼遇有加呢？秦国根本就没把这位人质当回事，太子丹不仅饱受欺凌，连食物供给都出了问题。而且秦国还破坏“人质协定”，总是发动侵略战争，一点一点蚕食燕国的土地。
按理说，两国交战，人质早已失去了他存在的意义，于是燕太子丹请求嬴政放他回国。可嬴政不准，还说如果乌鸦变白头，马长犄角才放人。实在是有些欺人太甚！
燕太子丹恨自己的国家不够强大，恨自己的人质生活，更恨让他忍受这种屈辱生活的秦王嬴政。他见自己不可能光明正大地离开秦国，就趁看守他的侍卫松懈时逃回了燕国。
在燕太子丹看来，赵国虽然强于自己，但真正的敌人是秦国！可燕王喜不这么想。当时赵国和秦国大战失利，燕王沾沾自喜，还派人送去500两黄金假惺惺地“慰问”，其实就是去探听赵国在大败之后的兵力状况。
回来的人向燕王喜报告说，赵国的青壮年几乎都在与秦国的战斗中战死了，留在国内的都是些孤儿弱小。燕王喜一听乐了，这正是去攻打赵国的好时机啊！于是不顾众大臣的反对，派兵大举伐赵。
让他没想到的是，在赵国大将廉颇的带领下，赵军大败燕军。没办法，燕王喜再次“服软”，主动请求与赵国和谈。经历了此次大战，本来就弱小的燕国变得更弱了。
荆轲刺秦王
燕王喜虽然有些糊涂，可燕太子丹却不是一个只顾眼前的人，他的眼睛一直都在关注秦国的一举一动。
随着秦国的不断强大，它已逐渐成为燕国的最大敌人，可怎么才能除掉燕国的心腹大患呢？燕太子丹一直都在想办法。太傅明白太子的心思，就对太子丹说：“我们燕国有位田光先生，此人足智多谋，太子可以找他商量一下反秦之事。”
太子丹听从了太傅的建议，找到早已隐居的田光先生，希望请他辅助自己刺杀秦王。可当时的田光先生年事已高，完成暗杀使命似乎有些强人所难。田光先生被太子丹的直率打动，向太子丹推荐另一人——荆轲，还说此人必定能帮太子成就大事。
太子丹一听，赶紧向田光先生要来了荆轲的联系方式。临走前，太子丹嘱咐田光先生，千万不要把他们之间商量的事泄露出去啊！
太子丹走后，田光先生找到荆轲，希望他能够出山帮助太子丹。还让荆轲带话给太子丹，说自己绝不会把太子丹密谋的事泄露出去，说完就拔剑自刎了。荆轲被田光先生的精神所感动，于是去见太子丹。
等荆轲坐定后，燕太子丹把在自己肚子里“孕育”多年的暗杀计划跟荆轲和盘托出。荆轲一听，你这计划是挺好，可根本就没想让我活着回来啊！于是再三推辞。可禁不住燕太子丹又是请求又是叩首的，勉为其难地答应了。
公元前227年，秦国大军攻破赵国城池，抓获赵王，赵国灭亡。赵国残部仅保有赵国北方地区，建立了代国。
眼看着秦国军队打到了家门口，燕太子丹很着急，他的计划一定要尽快实施，否则一切都来不及了。可怎样才能接近秦王嬴政呢？
荆轲为燕太子丹出主意说，当年秦将军樊於期败于赵国，逃到了咱们燕国请求政治避难，您收留了他。秦王嬴政一怒之下杀害了其父母宗族，并悬赏捉拿他。如果咱们能拿着樊於期的脑袋，再带着燕国督亢等地的地图去秦国，肯定能得到秦王的亲自接见，到时就可成大事了。
燕太子丹不同意，他说樊於期是来投奔我的，我怎么可以为了自己的事害了人家的性命呢？
荆轲知道燕太子丹不忍心害樊将军，就自己去见樊於期。当年樊於期叛逃到燕国，秦王嬴政把他的父母宗族全给杀了，樊於期对嬴政恨之入骨。当他知道了荆轲的计划后，毅然决然地抽出宝剑抹了脖子。
之后的事大家就都知道了，荆轲是提着樊於期的脑袋和燕国割让给秦国的土地的地图去见秦王的，也差一点杀了嬴政。只可惜最后功败垂成。
死在亲爹手里
暗杀只有两种结果，一种是成功，一种就是失败。荆轲刺杀行动的失败，会为本来就弱小的燕国带来什么？
荆轲临行前，他的朋友高渐离匆匆赶来，为朋友击筑唱歌送行。荆轲知道此去有来无回，心中不禁悲伤，唱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曲悲歌不只是对荆轲“不复还”悲叹，似乎还预示着燕太子丹今后的命运。
其实燕太子丹早就应该想到，就算武功再高强的勇士，在执行暗杀计划时也可能会失败，所以他应该预见到如果失败将会有什么结果。
荆轲刺杀秦王失败，嬴政大怒，于第二年派大军进攻燕国。积贫积弱的燕国，哪里挡得住大秦铁骑，没几个月就把首都蓟给丢了。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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