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中古时代：秦汉(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白至德

出版社：红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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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统：中古时代：秦汉试读：

前言

父亲白寿彝指出：

马克思和恩格斯随时分析研究当代学术研究的新成果，同时亲自作了许多历史的比较研究。我们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科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及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书中可以看出，伟大的导师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也正是在比较的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我们阐明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使史学发展成为科学。《白寿彝史学二十讲》拟定编写11册，这是一套普及中国史学知识的丛书，也是为了纪念父亲白寿彝一百周年诞辰（1909—2009年）而作。

父亲白寿彝（以下简称白寿彝）的史学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以中国史学史、中国通史、中国民族史最为突出。同时，他在中国伊斯兰教史、中国交通史等方面的研究，也有着重要的成果。他对于历史理论的重视，贯穿于他的许多论著之中，这使他的著作具有鲜明的理论色彩，不仅受到学术界的关注，而且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1999年，白寿彝九十诞辰，中国史学会写来了贺信，信中写道：

尊敬的白寿老：

值此先生九十华诞之际，中国史学会向您致以衷心的祝贺！祝您寿似巍巍南山松，长寿再长寿；学如浩浩长江水，开拓再开拓！

春秋九十载，学术生涯70年，先生学术的追求，是创新的意识，批判继承祖国文学遗产，成自得之学；先生学术求索的理念，是通古今之变，关注祖国历史的兴衰，思考民族的未来。先生在民族史、民族理论、文学理论，在中国史学史、中国通史、中外交通史以及历史教育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骄人的成就。您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研究中国历史、中国史学，丰富了对中国民族历史的认识，深化了对中国历史民族特点的理解。近20多年来，您以超凡的毅力，克服种种困难，带领我国数百位专家和学者完成了皇皇巨著《中国通史》，为中国当代史学事业又做出新的重大贡献，为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

50年来，您为新中国的历史教育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提出历史教育与历史教学的改革，并且付诸实践，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史学工作者。春风化雨，桃李满园，现在他们中很多人已成为我国史学队伍中的中坚力量。每当人们看到史林中万木参天、花繁枝茂的景象时，就会想到这中间有您的辛勤劳动，不能不由衷地感谢您。

先生于1949年参加了郭沫若先生主持的新中国史学会，是中国史学会的创始人之一。1980年，中国史学会恢复活动，您又担任了第二届理事会主席团成员，对学会的工作热情关怀，悉心指导，在学会工作中倾注了您不少的心血，使我们深受鼓舞，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我们决心追随您之后，努力工作，为我国史学的发展竭尽全力。

先生之学博大精深，先生之德育化后辈。

这封贺信足以说明白寿彝在我国历史科学与理论建设方面所付出的辛劳。

谈及“白寿彝史学”，白寿彝主编有《史学概论》一书。《史学概论》就历史观、历史文献、史书的编著、史书的体例、历史文学、史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中国近代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当前的任务等重要问题，作了系统的论述，都是学科建设中的重要问题，被史学界认为是同类著作中最有特色的论著之一。

在20世纪50年代，白寿彝与同志们在一起谈天，提起史学概论来，都认为应该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写这么一本书；同时也认为，在高等学校历史系应该开设这门课程。至于这本书应该怎么写，这门课程应该讲些什么，大家一时想不出办法来。一年一年过去了，对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认真讨论过。后来，白寿彝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开了这门课程，主要讲的是历史唯物主义。但白寿彝并不认为这种讲法是对的。因为他觉得，如果只讲历史唯物主义，这门课就应该叫历史唯物主义，不应该叫史学概论。他为这个课程内容问题，多年来一直感到不安。

1982年，因为《史学史研究》季刊的需要，白寿彝每一季度撰写一篇文章，总题目是《谈史学遗产答客问》。在酝酿这四篇文章的过程中，白寿彝逐渐产生了写史学概论的思想。这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指导下，论述中国史学遗产几个重要方面的成就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史学的发展，及当前史学工作的重要任务。他想在这本书里，提出一些问题，请同志们讨论。也希望它能成为教本，多少给同学们一些帮助。

1994年2月，《白寿彝史学论集》（上下两集）出版了，他在其中的“题记”中写道：

这是我60多年来所写历史、历史学、历史教育等文章的选集，所收文章写的最早是在1929年，最近的是在1993年。这些文章原来是跟民族宗教的文章编在一起的，当时称作《困学存稿》，并请周林同志题了字。1992年8月，民族宗教的文章以《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的名义单行出版了，剩下更多的文章，编成这部《史学论集》。

本书所谓史学，主要是指史学史。像民族史那样，这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更确切地说，是一门在树立中的学科。史学史的任务是阐述史学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阐述史学在发展中所反映的时代特点以及史学的各种成果在社会上的影响。对于中国史学史来说，是要我们对本国史学作出系统的自我批评和自我总结。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没有长期细致的工作，是做不好的。我在40年代初因学校要开设这门课程，我开始试写讲稿，讲稿写到清末。60年代初，我另起炉灶，重新写史学史讲稿，写到刘知几，因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起来，没有能继续写下去。这一次的讲稿，在北京师范大学排印了，题作《中国史学史教本》。1983年6月，我开始写史学史的第三个稿本，在1984年12月完成了第一卷，题名《中国史学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经过十年动乱，第一个稿本已不知弄到哪里了。第二个稿本虽只印了500本，但毕竟是印出来了，因而得以保存下来，并在相当范围内得以流传。现在的第三个稿本，虽在不少地方已与《教本》大不相同，但《教本》仍有可以参考的地方，还有不少章节是第三稿还没有写到的。因此，我把《教本》也收入本书。本书所收关于史学史的专论，在现行的《中国史学史》第一卷以至将来的有关各卷，都不会容纳得下，也都放在这里，请同志们指正。

上面所讲到的《中国史学史》，在白寿彝去世后的2006年12月出齐了6卷本，此为白寿彝主编。

白寿彝曾经说道：

本书论述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上起传说时代，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将分册陆续印行……

白寿彝九十华诞之际，由他总主编的《中国通史》，12卷22册全部出齐。他说：

我国的一些著名史学家，如郭沫若、范文澜，生前曾主持出版几种中国通史著作，但都没出齐。到现在，我们还没有一部大型中国通史。从（20世纪）50年代起，我在教学过程中以及出国做学术访问时，都迫切感到，从国内外需求看，有必要编写一部大型的中国通史。1972年，总理周恩来提出了编写中国通史的任务，这就更坚定了编写通史的决心……

20多个年头过去了，我们终于写出了自己的通史，终于可以宣布，我们有了新中国的历史书了……

我们要写一部完整的中国历史，不仅让中国人看，也要让外国人看。让人们了解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是中国史学家刻不容缓的责任。我们要对子孙后代负责！

史学家的责任，是把理论和实际二者融化在一起，按照历史真实的面貌，发展规律，写一部完整的中国史。

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结合中国历史进程的实际，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些十分重要的理论认识。这些认识贯穿于全书之中，而在《导论》卷（即白寿彝主编的第一卷）作了系统的和充分的阐述。《导论》包含九章，阐述了以下问题：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历史发展的地理条件；人的因素，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国家和法；社会意识形态；历史理论和历史文献；史书体裁和历史文学；中国与世界。对这些理论问题，《导论》卷是以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为指导，从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的发展中总结出来并加以阐述的。《导论》卷注重讲理论而不脱离史实，举史实而提升到理论。诸如：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统一问题。《导论》指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逐渐形成起来的。提出了统一的四个类型的论点，即单一民族内部的统一，区域性多民族的统一，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和社会主义的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

——关于历史分期问题。《导论》指出：分期问题的讨论不要局限于中原，要努力在全国范围内考察，应当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的状态上掌握一个时期的整体性。提出了封建社会可以分为四个时期的见解，而分期的标准，应当考察生产力的发展、地主阶级身份的变化、农民阶级身份的变化、少数民族地区和广大边区的发展变化、中外关系的变化等综合考察的标准；

——关于地理条件与历史发展问题。《导论》提出了中国地理条件的特点及其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关系的理论认识，即：地理条件的复杂性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地理条件之局部的独立性和整体的统一性及其与历史上政治统治的关系，地理条件与民族、民族关系，地理条件的变化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关于生产者、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问题。《导论》突出了直接生产者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提出了中国历史上的直接生产者在不同时代的不同特点；把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一个方面看待，把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问题作为中国历史之基本理论看待；

——关于生产关系、阶级结构问题。《导论》提出了封建社会中多种生产关系的并存、封建社会阶级结构的等级以及地主阶级在封建社会的社会矛盾之中居于主要的矛盾方面的论点，并把世家地主、门阀地主、品官地主、官绅地主视为封建社会中地主阶级变化的四个阶段；

——关于国家职能问题。《导论》全面阐述了国家职能，即国家不仅具有统治职能，还具有社会职能；认为简单地把剥削阶级掌权的国家看成是一无所取的，是不符合历史情况的；

——关于中国与世界问题。《导论》阐述了中国历史发展之连续性的两个主要方面，一是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在其发展过程中未曾为外来因素所中断，二是中国文明在文化发展上也未曾有断裂现象；同时阐述了中国史在世界史中的重要性。以上几个方面，都程度不同地显示了本书在理论上的创新，显示出对中国历史的深刻理解。

白寿彝在总主编《中国通史》之前，还主编了《中国通史纲要》（2册本），它确是多卷本《中国通史》的纲要、总构思、总架构。《中国通史纲要》先行，更有利于多卷本《中国通史》的最终著成。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和他总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虽然在内容上悬殊，在表述上也风格各异，但是在“通”字上下功夫，则是一致的。

白寿彝指出：

我们在努力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探索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及其特点。我们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做到这一点，这有待于读者的论定。

1999年4月26日，在“祝贺白寿彝教授九十华诞暨《中国通史》全部出版”大会上，党和国家领导人发来贺信（电），与会全体同志受到极大鼓舞和鞭策，他们认为从来就没有像现在这样，江泽民、李鹏、李瑞环、李岚清、许嘉璐、王兆国等党和国家的领导同志，还有陈至立、胡绳等有关中央部委的领导同志，如此集中地对白寿彝的工作成就表示祝贺，确实罕见。

江泽民同志在贺信（1999年4月25日）中指出：

白寿彝同志：

您主编的二十二卷本《中国通史》的出版，是我国史学界的一大喜事。您在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勤于研究，可谓老骥伏枥，壮心未已。对您和您的同事们在史学研究上取得的重要成就，我表示衷心的祝贺！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华民族历来重视治史。世界几大古代文明，只有中华文明没有中断地延续下来，这同我们这个民族始终注重治史有着直接的关系。几千年来，中华文明得以不断传承和光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先人懂得从总结历史中不断开拓前进。我国的历史，浩淼博大，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邦的历史经验，也记载了先人们在追求社会进步中遭遇的种种曲折和苦痛。对这个历史宝库，我们应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不断加以发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不断作出新的总结。这对我们推进今天祖国的建设事业，更好地迈向未来，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全民族的共同财富。全党全社会都应该重视对中国历史的学习，特别是要在青少年中普及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以使他们学习掌握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牢固树立爱国主义精神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激励他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奉献力量。我一直强调，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注重学习中国历史，高级干部尤其要带头这样做。领导干部应该读一读中国通史。这对于大家弄清楚我国历史的基本脉络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奋发图强的精神，增强唯物史观，丰富治国经验，都是很有好处的。同时，我们也要学习和借鉴外国历史。历史知识丰富了，能够“寂然凝虑，思接千载”，眼界和胸襟就可以大为开阔，精神境界就可以大为提高。我提倡领导干部“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而讲政治、讲正气，也是要以丰富的历史知识作基础的。

我相信，这套《中国通史》，一定会有益于推动全党全社会进一步形成学习历史的浓厚风气。

有关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以及白寿彝有关中国史学的重要论述，正是指导我们编著好《白寿彝史学二十讲》系列丛书之指导、之根本。

史学是通过史料研究历史发展过程本身的学科。我们研究史学，有必要正确认识和对待史学发展的过程。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中国的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也包含着曾经在这块广大国土上生存、繁衍而现在已经消失的民族的历史。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民族都不是孤立发展的。每一个民族都为祖国历史的创造出过力，又与祖国的命运、前途共存。《白寿彝史学二十讲》系列丛书的主要内容包括：远古时代、上古时代、

中古时代·秦汉时期

我们现在已经跨入了崭新的21世纪，中华民族奋进的步伐，越迈越大，越迈越快，这个崭新的21世纪是属于我们的。让我们用力去触摸史学，就可以深刻地感悟到历史的真谛。我们只有重视历史的功能和作用，通过加强历史教育，弘扬和培育我们自己的民族精神，彰往知来，才能最终实现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

让我们共同努力吧！白至德2009年9月19日 林萃书屋中古时代·秦汉时期

这里论述的是中国中古时代成长时期，约略相当于秦汉皇朝统治时期的历史。所谓中古时代，是指以封建制生产方式占支配地位，同时还有别种生产方式存在的时代。秦汉皇朝统治时期，上限起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下限到公元196年汉迁都许昌。迁都许昌后，汉仍保持着它作为一个朝代的称号，但实际上大权已归曹操掌握，历史已进入另外一个时期了。

秦汉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成长时期。秦是第一个封建王朝，传二代，二帝，15年，约相当于公元前221年至前207年。汉，有西汉、东汉。西汉，传十代，12帝，中有执政的皇后一人，208年，约相当于公元前202年至公元6年。东汉，传八代，14帝，195年，约相当于公元25年至220年。从公元196年起，汉已名存实亡，三国的局面开始形成。秦汉之际，还有4年时间是楚汉相争。西、东汉之际，有18年时间，先后出现了王莽和更始的政权。

秦的统一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重大转折点。秦汉时期我国形成了空前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秦汉时代是我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它不仅为两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开了中国走向世界的先河。第一讲秦汉时期是中国史学的成长时期

秦汉时期是中国史学史的第二个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史学的成长时期。它的童年过去了，它长大成人了，它做出童年时期所做不到的事情了。1.司马迁、班固的史学巨著和刘向的文献整理

这个时期出现了两部史学巨著：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史记》有130卷，52万多字。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的天汉年间，是一部通史，也是一部取各种史体之长的综合体史书。特别应当指出的是，这是史学领域里有意识地“成一家之言”，而在史学实践上也做到了“成一家之言”的第一部史书，在历史观点、史料搜集、文字表述上都有显著的成就。这是中国史学已成长起来的显著标志。《汉书》有100卷，80万字，上起秦汉之际，下至王莽之灭，备记了西汉兴亡的史事。在史体上，它基本上继承了《史记》，而断代为史，为后来所谓“纪传体”史书中断代史的开山之作。但《汉书》中的“志”“表”部分，仍多保留通史的形式。《史》《汉》两家在学风和文风上，各有自己的风格。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说，迁书“圆而神”，班书“方以智”。这个评论是相当精到的。这两部书反映了当时皇朝空前统一的规模和政治要求的特点。它们对于后来史学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这个时期出现了大规模的文献整理工作。刘向奉命跟任宏、刘成、李柱国校定皇家藏书。每校一书，刘向总是采取异本，合并重复，订其讹误。校完一书，总要做出叙录，叙述作者生平、内容大旨和篇章目录。他重视学术流别，把校定的古籍分为6类，38种。他和任宏等校定的书达13000多篇，亦即13000多卷。刘向的儿子刘歆，按书的分类，概括为《七略》一书，而刘向为各书所作叙录，则汇为《别录》。刘向等人的工作，开创了大规模校书的范例、大规模缮写定本的范例。这对于后来的“校雠学”“目录学”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刘向是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创始者。他在中国历史文献学史上的地位，有类于《史记》《汉书》在中国史学编纂史上的地位。2.从秦始皇焚书到汉武帝尊儒

在这时期，历史观有前后阶段性上的不同。从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灭六国、建帝制时起，他就露骨地表现出害怕真实的历史记载，他要抓紧历史阵地为他的统治服务。第一，他要宣扬统一的功绩超越自古以来的帝王，不止一次地刻石颂德。第二，他的皇朝是应五德之运而生，是以水德胜周之火德，衣物尚黑，不惜让朝堂之上黑压压的一大片。第三，焚《诗》《书》、百家语和一切非秦国所记的历史。第四，他要永保封建统治，并建立封建的永恒秩序。这就是所谓“二世、三世以至万世，传之无穷”，就是“远近毕理，咸承圣志，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秦曾经奉行过的变革思想，这时因历史条件变化，被秦始皇一脚踢开，他在刻石颂德时就说：“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大义休明，垂于后世，顺承勿革。”秦始皇使用暴力推行他的主观愿望，焚书坑儒是他采用暴力控制思想的最明显的形式。他的这种做法并不能实现他的愿望。但他的愿望和他采取的手段，却在中国史学史上有重要的意义，因为这表明了史学跟政治联系的新的阶段的开始。一般人们对秦始皇跟史学的关系，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未免是一种疏忽。

秦亡汉兴，历史实践向人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秦累代经营，灭六国而成帝业，但陈涉揭竿而起，秦一下就垮了。刘邦无尺寸之封，起兵讨秦，又经过对楚的战争，五年而建立汉朝。秦何以亡得这样快？汉何以兴得这样暴？这些问题，是秦始皇时的人所遇不到的，但却正是汉代前期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所共同关心的。关心的原因，不只是要了解这种重大变化的原因，还为的是要观察汉朝的统治是否可以巩固下去。当时人关于问题的答案，或归之于民心的向背，或归之于历史的条件，而司马迁则由当时提出的这个问题而提高到“通古今之变”，以考察悠久的历史过程。显然，民心向背的观点是在秦末农民大起义影响下的看法。汉人遇到了新问题，却并没有解决老问题。统一问题、五德之运问题、思想控制问题、永保统治和永恒的封建秩序问题，在汉仍是迫切需要处理的问题。汉处理这些问题的办法，跟秦始皇不一样，效果要好得多。

汉代秦后，在政策上比秦宽得多，在思想领域里也是如此。汉武帝时，“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摆出了重视学术文化的样子。他又表示尊崇儒术，“以经术缘饰吏事”。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出现了董仲舒和司马迁这两位大师。董仲舒是代表儒学正宗的大师，他发挥了春秋公羊学大一统的论点，为汉皇朝的统一事业服务，宣扬了三纲的论点，为稳定封建统治秩序辩护。他于五行说之外，又宣扬三统说，以补五行说之不足。他倡言“天不变，道亦不变”，强调封建统治的永恒秩序。

董仲舒在历史观上，有自成体系的理论，对于后来的正宗史学有很久的影响。司马迁曾从董仲舒问春秋公羊学，他也拥护汉的统一，尊重孔子在历史上的成就，也有历史循环论的观点，但他的历史观中有不少的唯物主义因素和朴素的辩证观点，这跟董仲舒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是有区别的。在维护汉家统治利益上，两人是一致的，而在如何维护这一具体问题上两人有不同的看法。董仲舒和司马迁的思想分歧，决定了二人在史学发展上的不同地位。但从汉武帝控制思想的效果说，从这两人身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从秦始皇抓史学领域的失败，到汉武帝尊崇儒术，以至宣帝石渠阁奏议以前，可说是秦汉时期史学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秦汉时期史学与封建政治结合的新形式初步形成。3.石渠阁奏议和白虎观奏议

石渠阁奏议是汉代以皇权专制的儒学形式进一步控制学术思想的标志。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诏萧望之、刘向等讲五经同异于石渠阁，帝“亲称制临决”。所谓“亲称制临决”，就是以皇帝的名义亲自到场，决定是非。这是宣帝以皇帝兼宗师、教主的身份出场，宣扬他所同意的教义。《汉书·艺文志》著录“议奏四十二篇”。

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讲议五经异同，帝“亲称制临决”，如宣帝石渠阁故事。帝“正坐自讲所制章句”。据说“冠带缙绅之人圆桥门而听者盖亿万”。当时并没有播音器，不知这亿万人如何听章帝讲经。但白虎观讲经规模之大远远超过石渠阁讲经，是可信的。这一次，又是皇帝以宗师、教主的姿态去强化学术统治的要求。对于这次奏议，章帝命班固作《白虎通德论》一书，这是一部钦定的哲学、神学、经义的法典。

两汉时期，经史不分。这两次由皇帝主持的讲经活动，不能不深刻地影响史学。而且这两次集会，都是史学领域里的代表人物参加。参加石渠会的刘向，还有他的儿子刘歆，在进行大规模文献整理工作的同时，还各著有《五行传》。父子所说不同，但都以《洪范》五行附会天人感应之说，是一种神秘主义的历史观点。参加白虎观集会并总结其成果的人，就是著《汉书》的班固。对于刘向和班固这两位史学家的史学成就和历史观点的错误应分别看待。但也应指出，他们的历史观点不但限制了他们在历史文献学和史书编纂上的成就，而且损害了他们可能取得的成就。他们那些附会正宗儒学的说教，显然使他们的作品减色。

两汉时期的史学发展中，也存在着理论上的斗争。如张衡反对谶纬和王充的各种批判，都是中国史学史上的光辉思想。张衡是一个文学家、科学家，也是一个史学家。可惜他的史学作品没有传下来，我们已不能对他进行深入的研究。王充是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而不是史学家，但他批判性的论断多与历史理论有关，这也应该属于中国史学史的光辉思想。4.秦汉时期的史学成就

秦汉时期的史学，在史书编纂上，在历史文献学上都已有颇具规模的成就。在历史理论上，也可以说有了一些体系。在历史文学上，马、班的风格不同，也都是各有成就的。秦汉时期的史学，可以荀悦《汉纪》为断限。荀悦写这书的时候，曹操的势力已经开始强大，汉献帝实在他的掌握之中。荀悦的《汉纪》却仍是拥戴汉家的。从史书的体裁上说，这是具备一代始末的断代编年史的第一部，在史学史上也是有一定地位的。第二讲中国史学第一人司马迁与《史记》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以历史家著称的第一人，是武帝时的人物。司马迁（约公元前145至公元前90年），字子长，龙门（今陕西省韩城）人。他写的《史记》是一部通史性质的空前巨著，共130卷。他写出了黄帝以来的传说、商周的史迹、春秋战国时期的动荡、秦的兴衰、汉的建立和巩固。他在叙述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过程和特点、评议历史人物、揭示社会情态和人物性格，以及史料的熔炼和史书体制的安排等方面，都有独到之见。在历史观点上，他基本上以帝王将相为历史的创造者，但承认在一定条件下人民群众的作用，承认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承认社会身份在思想意识上的作用，这都是进步的。他的著作，对中国史学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1.司马迁著《史记》

司马迁的先世原是周朝的史官。父亲司马谈在公元前2世纪后叶官至太史令，有二十几年之久。父亲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能言阴阳、儒、墨、名、法、道各家之学的短长。所论六家要旨，是继承了《荀子·非十二子》《庄子·天下篇》《韩非子·显学》批判精神的传统，并接受了《吕氏春秋》等书总揽百家语之影响的重要论述。父亲因职务上的方便，得以广泛接触古今典籍，并向往先人久绝的世业，重视孔子作《春秋》的历史贡献，有志于历史的论述，但没有实现这个志愿。司马迁答应了父亲，作为一个庄严的任务来完成父亲的遗志。后来写成了《史记》一书。

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正值汉武帝在位。这个时代，一方面中国境内第一次完成大统一、封建制度已经由长期的过渡阶段进入支配地位、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已经树立，又一方面秦末大起义给社会思想留下了深刻的影响，而当代社会在有了一时的相对安定之后，又出现了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由于前者，司马迁在他的历史学识、历史著作成长的过程中，取得了前人未曾有过的物质的和社会的方便条件。由于后者，他结合自己身世的感受和亲见亲闻形成了对抗正宗思想的异端思想。

司马迁“年十岁则诵古文”。所谓的“古文”，就是用古代文字写的典籍。司马迁看的汉初传习的“古书”，许多是用汉代通俗应用的隶书，即所谓“今文”写的，也有先秦保存下来的、用古文写的。当时的“古文”就是指一些用古文写的书，并非专指某一种书。看来司马迁很早就有古文的造诣。司马迁后来博通《诗》《书》《易》《礼》《春秋》，以至《秦纪》《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以及《禹本纪》《山海经》，还有汉家的档案文书。

司马迁在十七八岁的时候，曾亲受董仲舒的《春秋》和孔安国的古文《尚书》。董仲舒的《春秋》学说和孔安国的《尚书》学说，对年轻的司马迁都有较多的影响。司马迁童年的时候，汉武帝在长安城西北80里的槐里县茂乡建造自己的陵园，其周围三里，把茂乡改建为茂陵县（今陕西省兴平），并鼓励人民移往茂陵，每户给钱20万，田二顷。到司马迁19岁这一年，汉武帝为了加强统治，听信说客主父偃的献计，强迫全国地方豪杰及家产在300万以上的富户迁到茂陵。司马迁一家此时也搬到了茂陵。那时，晚年的董仲舒和著名辞赋家司马相如也迁家茂陵。司马迁50岁的时候，汉武帝又一次“徙郡国吏民豪杰于茂陵、云陵（今陕西淳化县北）”，这时的茂陵，已是“户六万一千八十七，口二十七万七千二百七十七”，约占右扶风21县户口的1/3，它已成为一个有名的皇家贵族的游园别墅和公开、集中地管制豪强的大城市了。

汉武帝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20岁的司马迁云游全国，访问名山大川。他从长安出发，出武关（今陕西商县东），经南阳（今河南南阳市）至南郡（今湖北江陵县）渡江。他到了长沙（国）的罗县，访问了县北汨水，即楚国诗人屈原投江自沉的地方。而后从长沙溯湘江而上，考察了古代传说中帝舜南巡死后埋葬的九疑山（湖南宁远县境），又顺沅江而下。这就是他所说“窥九疑，浮于沅湘”。此后，他东浮大江，南登庐山。这一带河流密布，“皆东合大江”，他考察了“禹疏九江”的传说。随后顺江而下，东南上会稽山（今浙江绍兴县东南），山上有一洞叫“禹穴”，传说禹王曾逗留过。司马迁到这里来，就是为了探“禹穴”。他后来又回到会稽郡的吴县（今苏州市吴中区和相城区），登上了姑苏山，眺望了所谓五湖。

司马迁游历了江南之后，渡江北上，首先到达淮阴（今江苏淮安市淮阴区东南），这是汉朝名将韩信的故乡和封侯之地。他访问了淮阴父老，并从乡亲们的口中知道了许多生动的淮阴侯的故事。

之后，他渡过淮水，沿泗水北上，到达了鲁国的都城（今山东曲阜县）。这是儒家创始人孔子生长的地方。他拜访了城北泗上的孔子墓和阙里；还瞻仰了孔子的庙堂、车服、礼器等遗物，又看见了在孔子遗风的影响下儒生们按时习礼的情景。他在这里旅居的时间相当长，处处可以观察到孔子的遗风。他还特地到齐国的都城（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区）去过一趟。司马迁在游历了齐鲁之后，就转向南游。

司马迁在邹县逗留，游览了秦始皇东巡郡县曾到过的峄山。由此向南，经过齐国孟尝君田文的封邑薛的故城（今山东滕州东南），并和父老们谈了话。他从薛再向南，就到了有名的彭城（今江苏徐州市）。这是秦楚、楚汉战争必争之地，也是赫赫一时的西楚霸王项羽的都城。他从彭城向西北，就到了沛郡的沛县（今江苏沛县东）。丞相曹参是这里人。丞相萧何是沛郡的丰县（今江苏丰县）人，和曹参同事。汉高帝刘季曾为沛县泗水亭长，和萧何是同乡。鸿门宴上的壮士樊哙也是沛县人，当日原是卖狗肉的。汝阴侯夏侯婴是沛县人，原以编织养蚕器具为生，还时常为丧家做吹鼓手。司马迁在这里参观了他们的故居，听到他们为平民时的许许多多的故事，闻所未闻。此外，汾阴侯周昌、周昌堂兄御史大夫周苛、蒯成侯周緤、安国侯王陵、辟阳侯审食其等也都是沛县人。

司马迁由沛县向西南，经砀县到睢阳（今河南商丘市南）。颍阴侯灌婴原是这里一个贩卖绸缎的小商。最后，他由睢阳而西，到了大梁（今河南开封），这是魏国的都城。司马迁在这里访问了所谓的“夷门”，原是大梁的东门。当年魏国贵族信陵君无忌谦恭下士，亲身拜访夷门监者侯嬴。父老们还为司马迁讲述秦魏最后一战的故事，据说秦军围大梁、引河水灌城，三日城破，魏王投降了，秦人就灭掉了魏国。过大梁而西，司马迁大概没有再到别处去，就返回长安了。

司马迁这一次长途跋涉，实地考察了历史遗迹，了解了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逸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这对他后来写作《史记》无疑帮助很大。这是司马迁的一次有目的、有意义的漫游，大概用了一两年或者更多的时间。

司马迁在旅游之后，又过了几年，约在二十五六至三十岁之间，开始登上仕途，做了一名“郎中”。这是汉宫廷内部庞大郎官系统中最低一级的郎官，月俸300石，实领17斛。郎官的一般职务是“掌守门户，出充车骑”。皇帝出巡的时候，他们是车驾的侍从，不出巡的时候，他们是宫门武装执戟的卫士。能在宫廷内部亲近皇帝，很有光彩，一旦由内廷外调，往往改为“长吏”。司马迁由一个地位卑微的史官的儿子，变为汉武帝左右的亲信，已经很不容易了。

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冬十月（这时历法仍以十月为岁首），汉武帝开始出巡郡县。汉武帝先到雍（今陕西凤翔县），祭祀五帝，再折向东北，从夏阳到河东。在河东郡（今山西夏县北）的汾阴（今山西荥河县北），立后土祠，举行祭礼，一切仪式是太史令司马谈和祠官宽舒议定的。礼毕之后，汉武帝复南渡黄河，取道荥阳（今河南荥泽县西南）西返，到了洛阳。汉武帝这一次周游河洛，观省民风，司马谈父子都是跟着伺候的。

第二年冬十月，汉武帝又到雍祭祀五帝，再西过陇坂（山名，在陕西陇县、甘肃清水县境），登了崆峒山（今甘肃平凉市西），又北出萧关（今甘肃固原市东南），和数万骑兵一起打猎于新秦中（今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地区），然后回到甘泉（宫名，在今陕西省淳化县甘泉山）。

崆峒侍从的次年（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秋后，司马迁奉武帝之命出使巴蜀以南，代表汉廷视察和安抚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过去20多年来，汉武帝先后派唐蒙、司马相如、公孙弘等去西南，肩负通好和开发少数民族地区的重大使命，司马迁此时，可以说已经被武帝认为是当朝众多的“辩知闳达，溢于文辞”的人才之一，取得了汉武帝的重视和信任。司马迁当时由长安出发，南出汉中（今陕西汉中南），经巴郡（今四川重庆市北）到犍为郡（今四川宜宾县），由犍为郡到牂牁郡（今贵州黄平县西）。然后到蜀郡（今四川成都市），出零关道（今四川芦山县东南），过孙水（今安宁河）桥，到越巂郡（今四川西昌东南），到沈犁郡（今四川汉源县东南）。司马迁这一次出使，收获无疑也是很丰富的。从此，司马迁对中国西南地区的地理、物产、民俗等，便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

汉武帝在平定了南越、安抚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之后，便于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冬十月，亲自率领12部将军，出长城，向多年威胁西北的匈奴大示威。匈奴人这时休养兵马，不敢出头。接着东越人也来投降，汉武帝把他们迁到江淮间，便于控制。这样就结束了东南沿海近百年的割据局面，出现了汉帝国统一的新格局。于是汉武帝便决意及时举行“封禅”典礼。这种典礼，表明皇帝是真正的受命天子，完全作为天的唯一合法代表，一统天下。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春正月，当汉武帝东行齐鲁准备“封禅”的时候，司马迁从西南回来，赶到洛阳，见到了快要死去的父亲。因为他出使尚未复命，他作为郎官的职责，促使他不能过多耽搁，必须赶快再去山东，侍从汉武帝。

汉武帝到了山东，先东巡海上，而后在泰山祭祀了天地。复东至海上，沿海北上，至碣石山（在今河北昌黎县境）。巡辽西郡（今河北卢龙县东），历北边，至九原郡（内蒙古五原县）。五月，回到甘泉。司马迁这一次从巡，饱览了长城内外，对祖国北方也有了较为充实的认识。

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的春天，汉武帝东巡，又祭祀了泰山。而后亲临濮阳（今河北濮阳县南）瓠子的塞河工地。这是黄河的一个老缺口，20多年来经常泛滥。汉武帝亲临工地，命令文武侍从百官背柴草，参加塞河工程。司马迁此时已知父亲故去，心如刀割，但也必须如常地侍从武帝。在此次塞河工程中，他也加入了负薪的行列。他的《河渠书》就是在这件事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司马迁在郎官的职务上，因为不断地侍从汉武帝或奉命出使，有机会游历了祖国的大好山川，接触了民间俗事，广交了宫廷内外、不同阶层的许多人物，大开了眼界，也广阔了胸怀。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也就是司马谈去世的第三年，司马迁做了太史令，他的郎官生活到此结束。但他在做太史令的时候，还有一种无定而经常的职务，这就和做郎中一样，仍需侍从武帝。汉武帝常要出巡，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冬的北巡（自言“北过涿鹿”，就是这一次侍从的事），次年（元封五年）冬的南巡，又次年（元封六年）冬的北巡，司马迁都因太史令的职务不断地侍从汉武帝。这对当年司马迁的著述来说，不但没有妨碍，反而大有益处，他对祖国的认识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了。

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因太史令的专门职务，倡议并主持了改革历法的工作。这个新历，以正月为岁首，即有名的《太初历》，是对古历的一次重大改革。

司马迁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开始著作《太史公书》，《史记》之名是后人将《太史公书》更变所题。这时，汉兴已经百年（公元前206—前104年），秦火之后，司马迁陆续搜集了大量的资料，“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这给司马迁著书以很大的方便。更重要的是，他有20多年的实践经验，调查了许多古代历史传闻和故事，接触了伟大国家的现实面貌和当代许多重要人物，并从许多前代重要人物的子孙后代处，得到了从未记载的许多谈话资料。在著作的形式上，受到过去一些历史著作的启发，司马迁把古今历史做了一次通盘的清理，而纳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不同的体例。本纪，通过帝王的活动提携一代一事。表，记历代大事，特别是要把错综的史事表列得眉目醒然。书，论述某些政治制度和某方面的社会现象。世家，记述享有封爵、能世其家的历史人物的活动。列传，记述各方面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这是包括多种体裁的综合体。旧称之为纪传体是不确切的。全书有本纪十二、表十、书八、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共130篇，上起传说时期的黄帝，下至司马迁的时代，上下三千年，52.6万字。

司马迁开始著作后的第七年，发生了李陵投降匈奴的事件。李陵是名将李广的孙子。司马迁早年见过李广；后来与李陵同在宫廷当侍从，虽未相熟成为朋友，但很佩服李陵的为人，认为他是一个“奇士”，有“国士之风”。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与匈奴战于浚稽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喀尔喀境），最后兵败，投降匈奴。司马迁以为李陵决不会向匈奴投降。因此触怒了汉武帝，下了监狱。审讯的结果，司马迁得了“诬上”（欺骗皇上）的罪名，是一个死罪。这时是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他的全部著述还在“草创未就”的时候。这时司马迁面临三种选择：一是“伏法受诛”；二是拿钱免死；三是受“腐刑”。一是死，不行；二，用钱赎罪，司马迁无钱；只有“腐刑”。“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了著史，他宁受残暴的“腐刑”的屈辱。

司马迁出狱后，做了中书令，这是汉武帝新设的官，“领赞尚书，出入奏事，秩千石”，比太史令高。经常职务是把皇帝的命令下到尚书，也把尚书的奏事呈给皇帝。从此以后，司马迁以一个宦官的身份，在内廷侍候，更接近武帝了。这好像是“尊宠任职”，但司马迁除了坚持他的著述以外，对朝廷内外的一切事务，已经毫无兴趣。

司马迁的朋友任安，于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的四五月间，写信给他，“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十一月，司马迁在给任安的回信中，除了诉说了自己的近况，还告诉任安一个重要的消息：“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样看来，司马迁的著作已基本完稿，那时他已53岁。以后，司马迁的事迹已无可考，但一生与汉武帝相始终。2.《史记》的编写特点

司马迁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为太史令后，开始阅读、整理史料，准备写作，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全部写作计划基本完成，共经过了16年。这是他的著述事业的主要阶段。司马迁晚年的主要工作就是对他的全部著作修补加工。司马迁在致任安书中说他的《史记》“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他对著书的概括。他的概括可包含：一、历史是有变化的；二、历史的大的变化，是有阶段性的；三、历史的变化，今不必不如古，有时还更胜于古，所谓“世异变，成功大”；四、在历史变迁中，天道的作用往往是不可知的，人事的作用有时是很显著的，但人事的作用还不能摆脱天的束缚；五、司马迁公开以创史的历史家自命。司马迁的历史思想是很丰富的，其中有唯物主义的因素，有辩证的因素，还有其他进步的因素。《史记》是一部杰出的历史书，也是一部杰出的文学书，而当中的传记部分尤为精彩。《史记》世家三十篇，其中的《孔子世家》《陈涉世家》，是孔子、陈涉二人的传记，其他各篇也都叙述秦以前地方割据世袭的侯王和汉代侯王的历史。列传七十篇，叙述贵族、贵族公子、各种官僚、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经学教授、策士、隐士、说客、刺客、游侠、土豪、医生、卜者、商人、俳优、幸臣以及少数民族等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类型人物活动的历史。本纪十二篇，不全是传记，但也有多篇传记。由此可见，《史记》的中心部分是从古到汉，各个社会阶层、各种不同地位、不同职业的人物活动的历史，是历朝历代一系列历史人物的传记，传记在《史记》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以人物传记为中心来反映历史内容这一新的历史方法，是司马迁首创的。《史记》以人物为中心的思想，扩大了历史记载的范围。这在书八篇里就有明显的表现。在中心部分，司马迁不但写汉族、少数民族即秦汉以来封建国家以多民族存在的历史，也写了一些域外民族君长与中华民族通使往还，以及斗争的历史；不仅写统治阶级的历史，也写了一些下层社会人物的历史，反映了全面的历史观。其次，他承认历史并不永远是一王一姓的，而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吕后本纪》依历史变化顺序而编写，突出地反映了这个发展的观点。司马迁认为秦应“世异变，成功大”；指出：“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是不对的。《史记》人物传记的最大特色是它的实录精神。后与司马迁不远的西汉刘向、扬雄，东汉的班彪、班固父子都认为司马迁的《史记》是“实录”。按照班固的解释，“实录”的意思是“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即实事求是地直录。这里包含着认真对待历史实际的方法和态度。对于古代历史，“实录”是考订、选取、运用历史资料的问题。而对于秦汉以来的近百年史，特别是汉代的历史，就不只是现成资料的摘录、移写，而是面对现实，记录现实，这就不能不产生“忌讳”的问题。司马迁坚持了“实录”的精神。《史记》的人物传记，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以实情记录。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到地方长官等，不抹杀他们的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愚昧、偏私、腐朽、丑恶以及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人民的另一面。他揭露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其目的在于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从实录的精神出发，司马迁所选的人物，不取决于其人的官职或社会地位，而取决于其人的实际行为表现，等等，这都反映了真实的历史，是很难得的。《史记》传记叙事，善于以个性和典型性统一起来。司马迁写人物传记，无固定的格式，大抵因人立传，因事成文。就形式说，有单传、合传、类传的区分，主要意图在于表现传主为人的特征，根据对人物特征的认识取舍事件。取大事，这是当然的，因为它们有关于客观的历史实际，也有关于人物的历史业绩。但也不排除小事。如《李斯传》在传首写李斯“见吏厕中鼠食不洁”和“观仓中鼠食积粟”而感叹；《张汤传》在传首写张汤儿时“掘窟得盗鼠及余肉，……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的故事，叙述详细，目的在于表现张汤为人善于治狱，他的酷吏之才，实出于天性。此外如张良、韩信、陈平等传，也都写他们年轻时一些小故事，而这些小故事往往不都是光彩的。司马迁写这些小故事，目的同样是为了表现他们为人的特征。

取事选材不多也是《史记》的特点。不写太多的事件，选取重要的几件事来写，这样叙事是简洁的，不堆砌。项羽、李广都自称身经“七十余战”，但传中写的他们的战事也只有两次。有些事件由于牵连别人或其他原因，则写于别传，这是司马迁惯用的“互见法”。项羽的好多缺点，写在韩信传里，一方面表现出韩信用兵有独到的见解，一方面也赞美了韩信，避免了正面批评项羽。又如写刘邦的事情，大的事件，但看了《项羽本纪》及其他一些传，就会感到刘邦还有另一个面貌。刘邦被项羽打败，逃难，以及把儿子和女儿屡次推下车等情节，都写在《项羽本纪》里。避免在一篇中堆砌事件，影响人物形象的塑造，而“为人”的复杂性则于此可见。对于所取之事，无论大小，往往极力描写，有细节、场面，使之故事化，成为历史画面，则又是《史记》传记的风格。这是古代史官记事又一新的高度的发展，实开后世小说的先河。这里历史和文学就分不开了。《项羽本纪》里关于“鸿门宴”的描写，《廉颇蔺相如列传》里关于蔺相如完璧归赵、渑池之会的描写都是最突出的。如以《汉书·高帝纪》中所写的“鸿门宴”与《史记》的相比，那就清楚地看出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的差异。《史记》所写的“鸿门宴”，也不是司马迁想象或虚构出来的，而是根据传说写成的。这种风格，实即重点突出，梗概的叙述和具体的描写相结合，形成波澜起伏、繁简相间、引人入胜的独特风格。选择人物，全面了解人物的“为人”，剪裁事件，重点突出。某些事件，既是个人传记，又往往有典型意义，反映丰富的历史内容。这是一个创作的过程，从而塑造了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如《魏公子列传》《项羽本纪》《李将军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酷吏列传·张汤传》《游侠列传·郭解传》等，都是代表作品。《史记》人物传记的语言很丰富。口头流传的成语、谚语、歌谣，广泛采用。又不回避方言土语，和后来古文家只求“雅”不同。用古史资料，往往以当时通用语翻译古语。《史记》人物传记的成功，主要表现在战国秦汉以来的那些篇，既是历史文献而又富有文学性。其特征在于作者根据确实可信的历史事实，加以选择、剪裁和强调，通过明晰通俗的语言，忠实地塑造了各种人物的生动鲜明的形象，有他们的个性和典型性，从而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复杂的社会面貌和本质。司马迁开创了我国的传记文学。

由于辞赋和散文的发达，东汉时代产生了文章的概念，人们往往以司马相如和司马迁为文章家（即文学家）的代表。司马相如是汉武帝时代的著名的辞赋家；司马迁也写过辞赋，但著名的作品则是《史记》的传记散文。他开创了我国古代散文的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史记》是我国第一部通史，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史记》的传世，无论在历史学或文学的发展史上都发生了根本和深刻的变化，都具有深远和广泛的影响，其贡献是巨大的，《史记》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史上稀有的、光辉的历史著作。

司马迁对天文学也有杰出的贡献。他主持了历法的改革，在《史记》中，对天文学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不但在许多篇本纪、表、列传中记载了丰富的天文学资料，而且还写了《历书》和《天官书》，开创了中国史书系统地记述天文学资料的优良传统。我国历代天文学资料之所以能大量流传至今，并成了全人类的珍贵文化财富，追本求源，司马迁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司马迁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天文学家。3.《史记》的进步性《史记》是一部有丰富的进步性的著作。它在处理历史重大问题上，重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影响。司马迁为《史记》规定了“稽其成败兴坏之理”这一任务，他以人心向背作为考察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角度。

秦汉兴亡和楚汉成败，是汉兴以来人们感兴趣的大问题。秦因暴政亡于陈涉首倡的起义，这是自贾谊以下，如严安、徐乐、贾山、枚乘、伍被等共同的看法。《史记》为陈胜立世家，置于《孔子世家》之后，汉代诸世家之前，以表示其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篇中着重地写出陈涉起义以后，像一阵风一样迅速地得到各地的响应。篇末还特别指出：“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自序》称：“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这是把陈涉作为开辟历史新时代的人物来看待的，这比贾谊等人的看法要有更丰富的意义。

楚汉成败的原因，刘邦在灭楚后曾作为问题提出。王陵归为刘邦不吝封赏，刘邦则归功于三杰。《史记》立《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吸收了两种意见，而着意在对待群众的态度上，对照着写出了双方的不同。于项羽是写他“尝攻襄城，襄城无遗类，皆坑之。诸所过，无不残灭”。写他坑杀秦降卒20余万人。写他屠咸阳，烧秦宫室，火3个月不灭。写他“阬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徇齐至北海，多所残灭。齐人相聚而叛之”。于刘邦却是写他破武关后，约束大家“诸所过，毋得掠卤。秦人喜。秦军解，因大破之”。写他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军士”。他“又让不受，曰：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大家更喜欢了，唯恐刘邦不为王。写他要到南郑时，“楚与诸侯之慕，从者数万人”。《史记》显然同意韩信拜将时对形势的分析，把人心向背作为楚汉成败的一个关键问题来看。

吕后称制，后来封建史家几乎一致诟病。《吕太后本纪》揭露吕后的宫廷丑剧和政治阴谋，但终于在大处落墨，称赞她“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史记》对武帝时的政治，讽刺特别多。《平准书》和《酷吏列传》集中地写出了征伐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的灾难，写出了“言利事析秋毫”的财官和深文惨急的酷吏互相勾结下的社会的动荡。司马迁以秦事讽喻当时总的情况说：“于是外攘夷狄，内兴功业，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古者尝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上，犹自以为不足也。”这种情况的发展，终于导致各地农民的暴动。“南阳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生之属。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趣具食。小群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也。”皇朝面对着这浩浩荡荡的起义形势，派了绣衣使者“持节，虎符发兵以兴击，斩首大部或至万余级，及以法诛通饮食，坐连诸郡，甚者数千人”。经过数年之久，才“颇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复聚党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无可奈何”，竟是镇压不了的。朝廷为此创沈命法以督责官吏，结果也只有“上下相为匿，以文辞避法”。在司马迁看来，这简直是秦亡前夕的情景又重现了。《史记》的进步性，在记律令、论道德、传游侠的时候很显著。

汉律，由最初的约法三章发展到萧何的九章，武帝时竟然增益到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酷吏列传》揭露武帝时赵禹、张汤、义纵、王温舒等好杀伐、多株连，“上以为能”。揭露这些酷吏利用繁密的文网，任意出入人罪。他们凭自己的爱憎断狱：“所爱者挠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诛灭之。”他们更窥伺人主的爱憎断狱：“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与监史轻平者。”同一列传记载廷尉杜周的言行说：“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客有让周曰：“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

这不只是揭露酷吏之“善候伺”，更重要的是讽刺了封建专制下律令的虚伪。

封建道德的教条是跟封建律令密切联系的，它们之间有一致的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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