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许知远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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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试读：

给yiyi

你代表希望、勇气与不可解释的乐观自序一个青年变革者一

梁启超正盯着我。他鼻正口阔，短发整洁而富有光泽，由中间清晰地分开，竖领白衫浆得笔挺，系一条窄领带，嘴角挂有一丝骄傲，眼神尤为坚定。

这该是他三十岁左右的样子，拍摄地可能是横滨、墨尔本或是温哥华。他动员散落在世界各处的华人商人与劳工捐献资金，组织起来，营救受困的皇帝，建立一个富强的中国。几年前，他还是个脑后拖着长辫的举人，如今已经展现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风貌。

在城市之光书店的书架上，梁启超与络腮胡须的印度诗人泰戈尔，以及一位裹头、皱眉的男子并列在一本书的封面上。我翻开书，得知裹头男子名为哲马鲁丁·阿富汗尼，一位来自阿富汗的思想家。他们三人是20世纪初亚洲知识分子的代表，目睹各自帝国的瓦解与西方的压力，分别以不同方式帮助祖国重获自尊。

它引发了我的兴趣。这是2013年深秋，我刚过三十七岁，厌倦了新闻业的碎片与短暂，想寻求一种更辽阔与深沉的表达，从北京搬到旧金山一带也是这种寻求的一部分。随之而来的闲暇里，哥伦布街上的城市之光书店成了消磨时光的最佳去所。我喜欢它丰富的世界文学书目，二楼poetry room的寂寥，以及橱窗上凯鲁亚克的黑白照片。这家书店不仅是“垮掉一代”作家的发源地，代表着自由不羁的文学趣味，还身处两个世界的交汇地。它背后的唐人街的历史足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大批广东人和福建人因淘金潮来到这里，成为这座城市的最初缔造者之一；斜对面是“小意大利”，在那家令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流连的小咖啡馆里，黑咖啡与老式点唱机尤其令人着迷。

与梁启超的偶遇，特别是他目光之坚定，令这种模糊的寻求清晰起来。为何不写一部他的传记，借此追溯近代中国的转型呢？它肯定足够辽阔与深入，也与我的个人经验紧密相连。二

当梁启超1873年生于广东一个普通的乡村时，清帝国正处于最后的平静时期；当他1929年在北京去世时，帝国早已瓦解，新生的共和国仍处于动荡之中，尽管他昔日的政治对手国民党名义上统一了中国。社会变革席卷了每个角落：昔日的缠足女人走入学堂，探讨“娜拉出走后怎么办”；阅读报纸、杂志成了日常习惯，人们在茶馆里、饭桌上谈论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消息；戏台上的名角们将《定军山》《长生殿》留在电影屏幕与密纹唱片上；因为火车、轮船、电报的普及，再遥远的乡村都可以感到时代之脉搏。思想的变化更是惊人，尽管很多人熟记四书五经，遵从三纲五常，如今却宣布抛弃整个传统，要写白话文，追求个人自由。曾自成一个天下的荣光与傲慢被屈辱与自卑取代，人们饥渴、不无盲目地寻求日本、英国、德国、美国甚至印度的观念的滋养。

梁启超经历着这一切，同时是这种转变的积极参与者。他是一位行动者，二十五岁就卷入百日维新的旋涡中，流亡至日本后又参与策划自立军起义。他在袁世凯与张勋的两次复辟中挺身而出，成为再造共和的关键人物，还是中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幕后推动者。

他是个思想者，倘若你谈论中国现代思想的形成，科学、经济学、佛学、法学、政治思想、小说理论……几乎没有一个领域能回避他的影响，他甚至往往还是开创者。他更是个书写者，自1896年出任《时务报》主笔以来，他在三十三年时间里，不间断地写下至少1400万字，涉及时事批评、战斗檄文、组织章程、诗词小说、学术专著、演讲、人物传记……几代人如饥似渴地阅读他的作品，20世纪的历史性人物——陈独秀、胡适、毛泽东——都列居其中。

我也是他的读者，并生活在他缔造的传统中。我就读的北京大学其前身是京师大学堂，他则是大学堂最初的章程起草人。我进入新闻业后，他更是一个无法忽略的存在，他也很可能是中国最伟大的新闻记者，没有谁能像他一样，用笔与报刊参与了如此多的变革。

但我感觉，在历史书写中，他至关重要却又面目模糊。他的政治与思想遗产仍强有力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他对现代中国的构建与想象还占据着公共讨论的中心，“新民说”仍是日常语汇，流行偶像则把“少年强则中国强”写入歌词。但他的思想与性格、希望与挫败，他的内心挣扎和与同代人的争辩，却很少得到充分的展现与分析。

在世界舞台上，他更是被低估的人物，他理应进入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伏尔泰、福泽谕吉与爱默生（Ralph Emerson）的行列，他们身处一个新旧思想与知识交替的时代，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存在，唤醒了某种沉睡的精神。即使置于自己的时代，梁启超也该进入全球最敏锐心灵的行列。这些人看到一个技术、民族主义、全球化驱动的现代世界的到来，在希望与挣扎中摇摆，梁启超则从中国语境出发，回应了很多普遍性问题，对于科学、民族主义、个人精神都作出独特判断。但与用英文写作的泰戈尔不同，他未被中国之外的读者广泛认知。

这种情况与近代历史的动荡和断裂有关，也受困于中文历史书写的特征。梁启超自己也曾尝试开启现代传记写作，这一传统从未真正扎根于中文世界，没有一位中国人像博斯韦尔（James Boswell）观察约翰逊博士那样描述一个人，更不会像爱默生一样笃信“没有历史，只有传记”。个人更像是历史潮流的产物，而非自成一个世界。

这也与观察角度有关。梁启超常常仅被置于中国自身语境中叙述，很少被放在世界维度中，但他其实是上一波全球化浪潮的拥抱者，在轮船、电报、铁路、印刷术构造的现代网络中游刃有余。他在横滨编辑的杂志被偷运到国内，给一代人展现了崭新的知识与思想。他的足迹遍及日本、大洋洲、美洲与欧洲，所到之处受到海外华人的热烈欢迎，当地政要与新闻界对他趋之若鹜，认定他握有中国的未来。他在华盛顿会见了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在纽约拜访了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邀请罗素（Bertrand Russell）、杜威（John Dewey）访问中国，在战后的欧洲与柏格森（Henri Bergson）探讨现代性的困境。三

2015年9月，在被书架上的梁启超注视了两年之后，我写下第一行字。接下来的三年里，这次写作变成了一桩彻头彻尾的苦役。

这个旅程比想象的更为艰难。梁启超的作品以及他参与的政治、社会转型的广度与深度，都令人望而生畏，个人与时代之关系也难以把握。英国作家菲利普·圭达拉（Philip Guedalla）的警告始终在耳边回响：“传记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区域，北面的边界是历史，南面是小说，东方是讣告，西方则是冗长沉闷。”

对于在西方思想与文学滋养中成长的我来说，汉学与宋学之争、公羊学的兴起是一片充满荆棘的森林，甚至仅仅文言写作就让我头痛不已。清代是中国传统学术的终结时刻，是吃力而盲目地拥抱新潮流的一个开端。我受困于中国历史书写对个人情绪与性格的习惯性忽略，使得作为儿子、丈夫与朋友的梁启超在个性的展现方面显得过分单薄。

出于畏惧，最初的计划被拆解成三部曲。这一卷有关他的早年岁月，从出生到戊戌变法的失败，短短二十五年中，他从一个边陲之地熟读四书五经的少年，蜕变为将孔子改制与明治维新嫁接一处的年轻变革者。他的敏锐开放、自我创造与行动欲望，在这个时期展现无遗。他不顾功名等级的限制，拜入康有为门下；在上海的四马路上，他驾驭印刷资本主义的新浪潮，成为一种新文体的开创者。他迫不及待地将思想转化成行动，是公车上书的策动者之一，并在学堂中鼓动年轻人的反叛意识，随后卷入百日维新的派系斗争。

不管梁启超多么杰出，未来将怎样声誉卓著，此刻仍是历史的配角，作为狂生康有为的主要助手出场。在彼时的中国学术与权力地图上，他们都是边缘人。但边缘赋予他们特别的勇气，令他们成为既有秩序的挑战者。这也是历史迷人之处，即使人人都受制于自身环境，自由意志仍催促一些人脱颖而出，成为异端与反叛者。倘若你不理解19世纪末的政治与文化转型，不了解一个帝国晚期读书人怎样应考，怎么理解外部知识，听什么戏，朋友间如何通信、宴请，审查之恐惧如何无处不在，你就很难体味这种反叛之价值。

地域特性就像时代氛围一样，给个人打上鲜明的烙印。我在茶坑村散步，品尝了以陈皮制作的各种菜肴，一个夏日午后坐在残留的广州万木草堂一角发呆；在衰落的福州路上想象报馆与青楼林立的昔日繁盛，在夜晚的火宫殿小吃摊上，猜测梁启超刚抵达长沙的心情；或是在北京的法源寺外闲坐，想象他与谭嗣同、夏曾佑热烈的青春……很可惜，在一轮轮的拆毁与重建中，历史现场早已面目全非，你只能依赖想象力，尽管它常不可靠。

写作不可避免地带着当代意识。在触发这本书产生的旧金山，梁启超也曾在一个世纪前到来。他四处演讲，出席宴请，接见华人领袖，还品尝了一种叫王老吉的饮料。他感受到这里的人“爱乡心甚重”“义侠颇重”，更看到了不洁的街道、林立的宗派、政治能力与现代德行的缺失。他感慨，若把“自由、立宪、共和”的理念和制度引入中国，可能像是夏天的裘皮大衣、冬日的葛布单衣——“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适何”。如果不能塑造出一种“新民”、一套新的价值观，任何变革都是无效的。一个世纪过去了，华人后代中有一位成了市长，另一位买下了曾鼓吹排华的《旧金山纪事报》，这座城市开始热烈期待引入中国投资人……但走在此刻的唐人街，你会感到梁启超的一些忧虑与困惑仍顽强地存在着，能激起回响，已经获得富强的中国也在探寻某种内在与外在的秩序。

梁启超那一代人也面临一个加速度的、技术革命与知识爆炸的时代，他应对这些变革时的勇敢与迷惘，激起了我强烈的共鸣。这本书也是个避难所，我常躲入另一个时空寻求慰藉。在经常令人厌倦的写作中，意外的惊喜也不时涌来。我感到自己日渐笃定，甚至生长出一种新的雄心。我越来越希望这三卷本的传记成为一部悲喜剧、一部近代中国的百科全书。我期望它能复活时代的细节与情绪，展现出几代人的焦灼与渴望、勇气与怯懦。当梁启超成为声名鹊起的主笔时，比他年长四十五岁的改革者王韬已走到了生命的最后岁月，他看着自己一生呼吁的理念正展现在这个年轻人的报纸上；同样阅读这份报纸的还有安庆的少年读者陈独秀，二十年后，他将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在1898年北京躁动的夏日里，身经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太平天国运动、甲午之战的李鸿章，旁观着康有为、梁启超这两个青年过分活跃的举动，心中不屑却又暗自钦佩。人性之弱点与光辉，个性之必然与命运之偶然，彼此交织。那些相濡以沫的同志，在历史考验面前也经常反目成仇，彼此疏离，然后在人生下一个路口再度交汇。

第一卷即将完成时，我读到了博尔赫斯对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的评论，在他眼中，阅读这本书仿若“投身于并且幸运地迷失在一部人物众多的长篇小说里。其中的人物是一代又一代，剧场就是整个世界，而其漫长久远则是以朝代、征服、发现以及语言和偶像的嬗变来计量”。我很期待，这三卷本完成时，我的读者也能有相似的感受，如果你尚未在这一卷中获得，就请耐心地等待第二卷。引言逃亡

一个青年匆匆闯入日本驻清公使馆。他额头宽阔，鼻梁挺直，面色焦急，要找代理公使林权助。这一天是1898年9月21日午后，阴，炎热异常，北京秋日的清爽尚未到来。

日本公使馆是“一栋单层砖木结构的平房……正立面七开间，中砌砖作拱券式的大门”，带有明显的欧洲古典主义风格，门顶檐上的女儿墙上又砌了三角花。它的设计者片山东熊曾入读东京帝国大学，是日本最早接受西方训练的建筑师之一。

公使馆的建筑风格也是日本身份的另一种隐喻：渴望西方却仍深植于东方。它所处的东交民巷正是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缩影。它的历史足以追溯到元代，南方稻米经由大运河运到此处交易，因此得名江米巷。到了明代，一些重要衙署、王府与寺庙开始在这里兴建。专门学习外国语言的四夷馆也设立于此，“特设蒙古、女直（女真）、西番（西藏）、西天（印度）、回回、百夷（傣族）、高昌（维吾尔）、缅甸八馆……又增设暹罗（泰国）”，这是中华帝国眼中的异域世界，外来者总是朝贡者，臣服于帝国的繁盛与文明。由于“江米”与“交民”读音相近，巷子逐渐被称作“交民巷”，又变成了“东交民巷”，它不再仅指一个巷子，而是一片区域。清代的东交民巷更为喧闹，宗人府、吏部、户部、礼部都在巷子西口，而兵部、工部、鸿胪寺、钦天监、太医院、翰林院则在另一端。

巷子的意涵在19世纪后半叶再度发生改变。圆明园被一把大火烧毁之后，清帝国终于同意英国与法国在北京设立使馆，这意味着中国人与外部的关系已彻底转变。这些“野蛮人”与昔日“四夷”不同，他们更强大，还有自己独特的文明。

英国与法国之后，俄国、美国、德国、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奥匈帝国先后到来，建立使馆。这条曾经用作稻米交易的狭长巷子，如今变成了一个西方建筑、生活方式的展览场，空气里经常飘荡着清朝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先生著名的铜管乐队演奏的曲子。与上海、福州、宁波、广州的租界不同，这里没有治外法权，仍被包容于北京的生活中，使节与夫人们也常抱怨北京道路的泥泞与腐臭。

日本公使馆是东交民巷的后来者。尽管早在1871年中日就已建交，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日本使馆要么在寺庙要么在租借的民房中暂时栖身——这也折射出中国对日本的态度：尚未将其看作一个平等的国家。直到1886年，日本终于在东交民巷有了一席之地。接下来的十二年中，公使馆目睹了中日关系的戏剧性转变。日本不仅在甲午战争中击败中国，还成了清朝革新者们模仿的对象。日本公使曾为觐见皇帝焦灼不已，皇帝如今则充满期待地等待着下野的伊藤博文的到来。

这位匆匆进入使馆的青年，也是一位革新者。“他脸色苍白，悲壮非常。我判断事体极为不寻常”，多年之后，时任使馆参赞的林权助回忆。林权助认识这个年轻人，他是夏日北京活跃的维新者中的一员，名叫梁启超，他的老师康有为更是有名，曾专门给皇帝上呈关于明治维新的著作。

林权助把梁启超请入房间，开始笔谈，汉语是彼时“东亚的拉丁语”，是通用的书面语。“仆三日内须赴市曹救死，愿有两事奉托，君若犹念兄弟之国，不忘旧交，许其一言。”林权助觉得这样交流太缓慢，按铃叫翻译官进来。梁启超随即写道“笔谈为好，不必翻译”，接着写下“寡君以变法之故，思守旧老耄之臣，不足以共事，思愿易之，触皇太后之怒……”

此刻，翻译官走了进来，对话加速起来。梁启超乞求，日本出面救助光绪帝与康有为，他自己准备迎接死亡，“我如被逮捕，三天之内会被杀”。

这个场景必定令林权助深感震撼，以至于将近四十年后仍能栩栩如生地回忆起来。其细节或有出入，情绪却异常饱满。这也与林权助的个人经历相关，这位面颊修长的外交官刚刚三十八岁，明治维新时他正是少年。他的祖父与父亲都死于倒幕之战，且站在失败的幕府一边。他运气甚佳，被战胜一方收养，并有幸进入创建不久的东京帝国大学就读，毕业后进入外务省，被派往中国烟台、朝鲜与英国伦敦，是同代人中最有经验的外交官之一。比起回国度假的公使矢野文雄，他的视野与决断更胜一筹。他体验过北京维新的热浪，还为京师大学堂的创办提过诸多建议。在这些中国维新者身上，他不难看到日本志士的身影。

林权助允诺梁启超，努力去办他交代的两件事，并劝他：“你不必死。你好好思考，必要时随时到我这里来。我会救你。”

梁启超离去后，林权助向正住在公使馆的伊藤博文汇报，这位明治维新的重要缔造人刚卸任首相，中国游历计划正在进行，此刻恰在使馆。“我完全明白了。梁这个年轻人了不起。真是令人佩服。”伊藤感慨道。

夜晚，使馆门口一阵嘈杂，接着梁启超闯了进来。伊藤要林权助救助梁启超，“让他逃往日本。到了日本以后我来帮助他”，“梁启超这个年轻人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奢侈的灵魂”。

留在公使馆的梁启超，当夜必定难眠。这是充满慌乱与恐惧的一日。早晨，太后宣布训政，收回皇帝手中原本就很有限的权力。她颁布的首道政令就是捉拿康有为兄弟：“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屡经被人参奏，著革职，并其弟康广仁，均著步军统领衙门拿交刑部，按律治罪。”康有为的支持者御史宋伯鲁也“即行革职”。

康有为因稍早离开北京，躲过了一劫，康广仁则在南海会馆被捕。一时间流言四起，据说康有为的另一位支持者、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的家也被抄了。在京城的茶馆中，人们纷传皇帝设谋加害太后，且引外人相助，太后因此才再度垂帘。

已预感到大祸将至的梁启超，当日早晨正在浏阳会馆与谭嗣同“对坐榻上，有所擘划”，这时“抄捕南海馆之报忽至，旋闻垂帘之谕”。他们连忙拜访李提摩太，想做最后的努力。多年来，这个操着山东口音的英国传教士以促进中国变革为己任。三人随即商定寻求国际力量，容闳去拜访美国公使，李提摩太去找英国公使，梁启超则前往日本使馆。但美国公使进了山，英国公使正在北戴河度假，只有梁启超找到了林权助。

除去给他提供个人庇护，日方拿不出更具体的方案。梁启超或许也被某种羞愧左右，他无法解救陷入危险的皇帝与老师，还躲避起来。翌日，这种羞愧更为加剧。

谭嗣同八月七日进入公使馆，随身携带了著作与诗文、家书的稿本数册，请求梁启超保存。他劝梁东渡日本，自己则选择留下，并以程婴与杵臼、月照与西乡这两个例子来慰藉梁与自己，分别通过一死一生来践行理念。在另一则更为生动的回忆里，谭嗣同还说，海外有很多广东华侨，梁启超可以鼓动他们，建立新的变革基础，而自己作为一个言语不通的湖南人，发挥不了作用。说完这些，他们“遂相与一抱而别”。

对于林权助而言，这也是个充满考验的时刻。收容梁启超的决定，并未得到日本外务省的许可，林尚不知首相兼外相大隈重信的态度。八月七日，他发电给外交部，谈及政变的发生、被通缉的康有为、张荫桓府邸的被围。他意识到持续了整个夏天的变法终结了，“皇帝陛下最近数月间已成改革运动之中心，经如此之变故，其权势应有所削减”。他没提梁启超正在使馆内躲避。

时间意味着新的危险，对梁启超的通缉尚未到来，却随时可能发生。当天，林权助请郑永昌（日本驻天津领事，据说还是郑成功后人）护送梁启超离开北京，计划先乘火车抵达天津，再搭商船玄海丸前往日本。离开公使馆前，梁启超做出人生另一个重大决定，他剪掉脑后的辫子，并换上了西装。或许维新者私下谈论了很多次断发易服之必要，但真的发生时，内心恐怕也不无挣扎，它毕竟意味着公开成为反叛者。

梁启超随郑永昌走出使馆时，看上去就像个日本人，中国仆人紧随其后。当天下午三点，火车开赴天津。在紫竹林车站，等候在此的日本领事馆翻译井原真澄发现，同行者中还有“一个穿西装、用手帕遮着鼻子的男士和中国的仆人”。他问郑永昌此人是谁，却没得到答案，只是被命令要警戒前后。回到领事馆后，他才知道，原来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梁启超。

他们将梁启超藏在领事馆二楼，一切需求由仆人代办。井原真澄随即发现，不断来访的天津变革者说，梁启超已经下落不明，还请他设法相助。李鸿章建立的洋务事业在天津催生出一个维新群体，其中很多人来自广东，“都很热衷于思想和政治的革新”，对伊藤的到访抱有很大的期待。政变消息早已传得沸沸扬扬，他们庆幸康有为躲过一劫，但一定想不到梁启超正在楼上。

在八月八日的电报中，林权助向东京汇报整个事件：“主张改革的梁启超因怕可能随时被捕而来到本馆，需求保护。他住了一晚上。由于害怕清国会产生怀疑，我劝他在逮捕他的命令下达前离开北京……他尚未受到任何指控，而我允许他在本馆住一晚上也不至于给清国政府留下任何罪名。如果他在路上还没有被捕的话，几天后，他将乘玄海丸从天津赴日本”。他强调伊藤正住在使馆，“当前的这种政治局势迫使我要求这么做”。他期望得到2000元电汇电信费，还有1000元的津贴费，作为机动费用。

他同时致电郑永昌与驻上海领事诸井六郎，要求“高雄舰、大岛舰的舰长由此奉命与你们一起观察近日的事态发展”，高雄舰正在上海，大岛舰则在天津大沽港。

大隈重信支持了林权助的决定，还在同一天发电报给圣彼得堡与伦敦的日本使馆，通报了北京的政治新动向，令他们探听这些国家的态度。

梁启超躲藏在天津领事馆时，气氛已经变得越发紧张。八月九日，新的上谕到来：“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弟均着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治罪。”

对梁启超的通缉令也随即到来，在北京捉拿未遂后，朝廷又电旨两江总督刘坤一在上海缉拿。八月十日，上海道台蔡钧搜捕了已改为官书局的大同译书局。所幸，住在其中的梁宝瑛、梁启勋及李蕙仙听闻北京消息后，已于八月七日（9月23日）返回广东。

天津领事馆意识到，让梁启超等到四天后再登玄海丸就太危险了。八月九日晚九点，郑永昌与另两个日本人陪梁启超由紫竹林搭船前往大沽，他们化妆成打猎的样子，计划遇到清兵盘问就说自己要去打鸟。在河上航行一段后，他们被一艘蒸汽快船追踪，上面乘坐着持枪的清兵。十号凌晨两点左右，他们终于在新河附近被追上。快马号士兵声称自己在追拿要犯康有为，怀疑康就在这艘船上。郑永昌随即抗议，说船上并无此人，拒绝搜查。士兵毫不理会，他们将绳索缠上这艘小船，准备将其强行拖回天津。逆行了两百多米后，郑永昌斥责这些士兵非法，又一轮争辩后，快马号同意回天津向总督府汇报，同时派一队士兵登上小船，以护送之名前往塘沽。大约七点，小船抵达塘沽港，恰好与日本大岛号军舰相遇。郑随即挥帽，军舰也放下快艇迎接他们。清兵感到不妙，乘坐路过的一艘清国船离去，不愿再谈。郑永昌登上军舰后，留下梁启超，自己前往塘沽火车站。

经过这惊魂未定的一夜，梁启超甚至来不及喘口气，新危险就再度涌来。第二天八点，又一队清兵登上大岛号，声称要追捕康有为。派遣者正是袁世凯，因荣禄奉旨入京，他暂时署理直隶总督。“该华人年约在三十以内，似非康犯，或为康党”，袁世凯在八月十一日给总理衙门的电报中写道。一天后，他又在电报中更详细地描述情形，称派往查看的洋员魏贝尔在查询时，大岛舰主“坚不肯认，佯不知康犯”，而经过一番访查后，魏贝尔发现船上“实有华人一名，年纪甚轻，已剃发改装。究系何人，无由确查”。

很快，9月26日，大岛舰上又来了一位逃亡者。王照是梁启超的朋友，也是一名活跃的维新者，但与康有为、梁启超不无分歧。他两日前被以“莠言乱政，奸党窃权”的名义弹劾，同样被日本人所救。这是涕泪交集的相遇，在这天崩地裂式的悲剧面前，之前的分歧变得毫不重要。他们对外界所知甚少，不知同志们是生是死，同样不知光绪皇帝会面临怎样的命运，革新的中国又会如何。

他们决定给伊藤博文与林权助写“泣血百拜”的书信，目之所及，似乎唯有这两位外来者才可能提供某种帮助。“启超等忧患余生，所志不成，承君侯与诸公不弃，挈而出之于虎狼之口，其为感激，岂有涯耶”，他们先是表达了感激之心，接着开始担忧光绪的境况，相信外界谣传的光绪患重病的消息只是有意的构陷，皇帝可能被谋害了，因为他在几个月的变法中一直表现得生气勃勃。他们请求日本联合英美诸国，或者致信慈禧太后和总理衙门，要“揭破其欲弑君之阴谋，诘问其幽囚寡君之何如”。他们甚至说，诸国干涉或许会导致亡国，但比起俄国庇护下的满洲政权导致的“亡国”，宁可要日、英、美维持下的亡国。他们还恳求伊藤，代为救助身陷狱中的谭嗣同、徐致靖、康广仁等人，因为中国“风气初开，人才甚少”，他们这些“血性男子”之中，或许就有西乡隆盛式的豪杰，若被“一网打尽，敝邦元气无付之士”。落款处是“启超，照，又拜”。第一章茶坑村一

对于自己出生的年份，梁启超日后写道，是太平天国在南京覆灭后的第十年，大学士曾国藩逝世一年后，普法战争结束的第三年，意大利则在这一年于罗马建国。《三十自述》写于1902年。按照中国人出生即为一岁的习俗，梁启超恰好三十岁，倘若孔夫子的教诲没错，他该进入一个言行恰当、懂得礼数的人生阶段。梁启超的自述与惯常的中国文人不同，他用一种令人难忘的视野，把自己的命运编制进一个更广阔的时代画卷，既与中国内部的兴衰有关，也与世界性的历史事件产生联系，尽管他犯了个错误：意大利于1871年迁都罗马，而不是1873年建国。

当梁启超在1873年2月23日出生时，这样想象时间与空间几乎没有可能。他的出生被严格限制于中国的农历纪年方式，癸酉年正月二十六日，这种纪年六十年一循环，暗示着不管是个人轨迹还是历史变迁，都是无往不复的。时间也遵循着政治权力的节奏，这一年是同治十二年，帝国正逐渐从巨大的内乱中恢复过来，与西方外来者达成了暂时平衡，史官们已经迫不及待地用“同治中兴”来形容这个时刻。梁启超就诞生于这个短暂的、相对平静的中兴时代。

同样平淡的是他的降生地点。茶坑村是熊子乡的五个村庄之一，整个乡是水面上的一座孤岛。它所在的新会县位于广州西南部，历史悠久，足以追溯到三国时期。与岭南大部分地区一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新会不过是南方的一个区域，充斥着瘴气、怪兽与野人，离中原文明遥远之至。它的辖区与名字随着朝代更迭变化，在隋代与唐代，还曾短暂得名冈州，是中央政权从中原不断向南扩展的明证。不过，真正塑造了此地的两个历史事件都与宋王朝的崩溃有关。1273年，相传宋度宗的胡姓妃子获救于一个商人，藏身于广东北部南雄的珠玑巷。朝廷要派兵缉拿的传闻造成大量居民南迁，新会的很多家族都把自己的源头追溯于此，包括茶坑的梁氏。这座小村庄横跨梅岭关口，是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贸易往来的必经之地。广东的珠玑里就像山西的大槐树一样，被很多人视作家族的起源。这半神话半真实的族谱也象征中国历史的最坚韧之处，凭借流动的家族力量，南宋得以对抗外族入侵、政治动荡、自然灾害。另一个决定性事件发生于五年后，末代皇帝赵昺率20万军民驻扎崖山，建立“行朝草市”，第二年失败后，幸存者便留在了本地。这两个事件都是大的政治事件引发的逃亡，这段不无夸张的虚构历史给予本地人一种特别的身份感——尽管身处帝国的边缘，却以中国正统自诩。

涌入的人口也改变了这里的地理面貌。按照一位历史学家的大胆猜想，蒙古军队的入侵导致北部山区被抛荒，加速了土地被侵蚀，将更多的泥沙通过北江送入珠三角区域。这一进程与罗马帝国衰落时的景象颇有些类似，地中海山区的土地被抛弃、腐蚀后，山岭退化，泥土也逐渐沉淀到低地区域。移民们不断填海造田，种植稻米、桑树，原来的沼泽、湿地、森林变成沙田。扩展的田地与不断繁衍的人口相互促进，催生出一个越来越繁荣的珠三角区域。这个进程在16世纪中叶陡然增强了，因为广州、长崎、马尼拉贸易圈的形成，加上欧洲人对茶叶和蚕丝的大量需求，白银源源不断地涌入，这个地区也迅速商业化。

新会县正建于这块仍在不断扩展的冲积平原上。它离广州110公里，西江纵贯新会全境，潭江横穿其西部，它们在入海口处汇成银洲湖，南海就此展现在眼前。居民在河流、溪水旁筑造小堤基，最初种植稻谷，随着商业化浪潮的兴起，茶叶、蚕桑、红烟、蔬菜、蒲葵与甜橙成为主要的种植物——后两种尤为著名，它们是明清两代的贡品，还远销周边的省份。到了清代，新会已经是广东最繁华的市镇之一，尽管跟临近的佛山、顺德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

倘若有人在1873年经过新会，看到的一定是再典型不过的珠江三角洲的景象，大大小小的水路连接着市镇与乡村，比起辽阔的平原与水域，这些城镇与市集多少像是“散落在碟子里的豌豆”。一位叫托马斯（R.D.Thomas）的旅行者1903年途经西江流域，看到成片的稻田，果树、鱼塘、桑树一眼看不到头。在繁荣市镇里，他看到祖祠前竖着旗杆，石墩上刻着获取科甲功名的家族成员的名字，村中还有为风水而建的石碑与宝塔。

茶坑村就是这图景中的一个普通村落。如今一条大道连接着村口与县城，捞沙填海早已让城郊连成一片，但在19世纪后半叶，西江、潭江与银洲湖汇成了一片汪洋，很多村落点缀其中，茶坑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孤岛，而梁启超，就像他自己宣称的，是中国南部边陲的一个岛民。二

茶坑村的历史可以上溯到15世纪初，也就是明代初期雄心勃勃的永乐皇帝的年代，除了篡夺侄儿的皇位，他以派遣郑和出海闻名。梁姓与袁姓依山而居，在溪水旁种茶树，茶坑村便因此得名。这个孤岛因岛上的熊子山著名，山顶矗立着七层高的凌云塔，修建于1609年，离这个王朝的崩溃为时不远。围绕着凌云塔有两个传说，一个说它是为了压制山下有毒的三脚鱼，另一个则是因为此地文风不盛，而它将带来好运气。塔尖设计如葫芦，中空，有大小孔眼排列，一有风吹过，就会发出动人的声响。

梁启超出生时，这个家族已在此居住了超过十五代。梁家声称来自南雄的珠玑里，再向前则追溯到福州。可考的绍祖是1134年进士，曾任福建知府，以孝著称，母亲去世后，他在墓旁造芦草屋守孝，还在周围种植松柏，修建亭子，据说苏东坡为此赋诗给他，并书其亭为“甘露亭”。但接下来，梁家似乎再未产生与之媲美的人物。

梁启超这一支是明代天启年间（1621—1627）定居茶坑村的。村中梁氏分为大井里、羁马里、南兴里、嘉亨里四个不同的宗族，梁启超属于嘉亨里。对这个家庭来说，更清晰可考的祖先是梁毅轩，他出生于乾隆二十年，直到二十七岁才生下唯一的儿子梁寅斋，从推崇多子多福的传统看来，这无疑是个打击。不过寅斋给家族增添了新的希望，一连生下八个儿子，其中老二梁维清是梁启超的祖父。

生于1815年的梁维清给家族带来了起色。这个勤奋的读书人分家时仅得到几分田地、一间砖房，却充满了上进心。他苦练唐代柳公权的书法，最终也考取了秀才，尽管只是科举功名中最低的一等，却已经足以变成士绅阶层的一员，跻身村里的领导人物行列。

在梁启超的描述中，梁维清再好不过地体现了一个儒生的作为。他同时肩负知识与道德权力，在村中参与公共事务，将土路修成石路，兴修水利，发展教育；他粗通医术，替行人看病时从不计较诊金。在特别的危急时刻，他还卷入平定叛乱、保卫家园的活动中。1854年，陈开、李文茂的红巾军围攻广州，新会的陈松年、吕萃晋起兵响应，围攻会城。各县成立“保良局”来应对叛乱，各乡推选有功名或年长者担任“保良会”会长。茶坑村也陷入骚动不安，“无赖者辄思逞”，梁维清在熊子山下的四个自然村设立保良会，“以故一乡无乱民”。数百年来，整个帝国秩序正是依赖一个个这样的本地士绅艰难维持。

梁启超也愿意强调祖父的美德，用千篇一律的文辞来形容他：勤俭朴实，行为缜密，忠厚仁慈，待人周到，治家严格。有桩事迹的确可以多少证明这一点：父亲去世后，梁维清作为一家之主，把财产平分给兄弟，其中一些只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梁维清娶了一位官宦之后。妻子黎氏的父亲曾高中乾隆四十六年的探花，死在广西提督的任上，她嫁到茶坑村，多少像是家道迅速衰落的结果。黎氏为梁家生下三个儿子，梁宝瑛最年幼（或许也最聪颖），梁维清宠爱他，竭力传授他读书。比起父亲，梁宝瑛的科举之路更不平坦，甚至连秀才都没考取。不过，生活还不算糟糕，梁维清将二十多亩土地平分给三个儿子，梁宝瑛分到六七亩，自耕自种。他没放弃书本，成为乡间教书先生，自称“舌耕为业”。当时流行一句谚语，“家有三石粮，不作童子王”，说明这是再典型不过的失意文人的选择。

梁宝瑛娶了一位聪明贤惠的妻子。赵氏出身书香人家，祖父曾高中举人。她以贤良孝顺著称，不仅善于女红，而且识字——当时读书是男孩的特权——让她显得很不寻常。她的品德让很多人折服，族中女孩愿意跟随她学习女红，据说村中儿女婚配时，只要女方曾跟随她学过女红，就会赢得“德性必佳”的信任。不难理解，她也是梁维清最钟爱的儿媳。

梁启超的出生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满足与希望，他是这个小家庭的第一个男孩，也是长孙，是家族未来的继承人，注定肩负起与宗族其他支脉竞争的任务。

如同所有孩子一样，母亲在他生活中扮演了第一个重要的角色。赵氏性格活泼、灵巧而富有艺术感，梁启超日后的情感充沛或许与此不无关系。她也是他最初的启蒙者，教他牙牙学语、读书识字。日后，梁启超批评中国女学不兴，致使儿童们不过在灶膛、闺房这些地方厮混成长，无法自幼学习文化与知识，而他的母亲肯定不属于这个行列。赵氏有一种朴素而强烈的道德意识，梁启超记得自己童年时，不知因何事说谎，终日含笑的母亲突然盛怒，鞭打他数十下，警告他再说谎会变成盗贼与乞丐。这不无诅咒的训诫影响了梁启超一生，以至于他多年后还记忆清晰，始终保持诚实，对他人与自我有一种难得的坦诚。

父亲则是严厉得多的角色。“生平不苟言笑，跬步必衷于礼，恒性嗜好无大小一切屏绝；取予之间，一介必谨；自奉至素约，终身未尝改其度”，梁启超日后说父亲尤通“淑身与济物”之道——“淑身之道，在严其格以自绳；济物之道，在随所遇以为施”。在仅存的一张合照上，梁宝瑛脸颊消瘦，额头宽阔，颧骨颇高，有一种随年龄而来的镇定。可以想象，他应该是个过分拘谨的读书人，将科举的失败转化成更深的道德要求，而这道德要求又经常是脆弱的，容易被现实诱惑吞没——这也是整个帝国的特征，在一套高洁、夸张的言辞背后，是一个道德坍塌的社会。日后，他东渡日本，向流亡中的梁启超索要钱款购置产业，甚至以死相威胁，直到梁的学生集资1200银圆，让他得以回去继续购买田产。多年后，梁启超还在劝父亲不要着迷于田产，声称自己宁可买鸡吃，也不买田产。

在儒家伦理支配的家庭秩序中，父子关系常陷入紧张与拘谨。梁宝瑛经常因外出教书不能陪伴在儿子身边，还要刻意保持父亲的威严。亲密感反而发生于祖父与孙子之间。梁维清是梁启超最有力的童年塑造者，这个不算得志的秀才把诸多期望都寄托在长孙身上，从三个儿子中选择到幼子家居住，好与长孙朝夕相伴，把自己的学问、感受传授下去。他最初教授的启蒙课本大概是俗称的“三百千”。从宋代开始流行的《三字经》是大约五百个汉字构成的初级识字课本，三字一行，便于记忆，涉及的内容包括读书、伦理、数目、家畜、五谷诸方面，最初的四句“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是中国人对人性最基础的看法。《百家姓》用472个汉字列举出中国最常见的姓氏，其中梁姓排在第128位。《千字文》通常是很多人的第一本教科书，里面包含一千个各不相同的汉字，四字一韵，包括自然现象、历代名人、帝王朝廷、为人处世、农耕、饮食、园林、祭祀等方方面面。这三本书大约两千个汉字，构成了一个儿童最初的文化世界。

充满期待的祖父不满足于只给梁启超看这些启蒙读物。梁启超不过四五岁，就已经开始听祖父讲解《诗经》与“四书”了。教育不仅存于书本上，也体现在日常生活里。祖父会带孙子们去看庙宇里的古画，给他们讲解二十四忠臣、二十四孝子的故事，并指点着墙壁上的画作，说这是朱寿昌弃官寻母，这又是岳飞出师北征——它们都传达着中国读书人最爱的忠义道理。在北帝庙中，祖父还写有一幅长联：周岁三百六旬，屈指计算，试问烟景阳春，一年有几？展开四十八幅，举头看望，也知忠臣孝子，自古无多。

梁维清尤其喜欢讲述南宋、晚明之事。每年清明，全家从村子里乘舟来崖山扫墓——他们的高祖葬于此地——沿西江而下时，会路过一块高约数丈的巨石，突出在江面上，上刻“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1279年的春季，南宋与元做最后的决战，二十万军队卷入其中，战斗持续了二十三天，它的结束与高潮同时到来，陆秀夫背着九岁的赵昺从江中一块巨石上纵身一跃。这充满象征的一跃，不仅是一个朝代的谢幕，在后世很多人看来也是某种文明形态的结束。据说文天祥被囚禁在蒙古战船上，目睹了这场天崩式的失败。汉人张弘范投靠蒙古，成为这一悲剧的催生者之一。

晚明与南宋分享着相似的悲怆。船过巨石时，梁维清喜欢吟诵陈元孝的诗句：“海水有门分上下，关山无界限华夷。”这位明末清初的诗人以遗民自居，认定“满族人”就像四百年前的“蒙古人”一样，都意味着华夏文明被野蛮力量吞噬。每当吟诵时，祖父还会提高声调，声音中充满悲壮。清王朝的统治已近两百年，这样公开地感慨华夷之分不无反叛的意味。

梁启超日后也喜欢把崖山视作故乡新会最光荣的一刻，“黄帝子孙与北狄异种血战不胜，君臣殉国……留悲愤之记念于历史上之一县”。很有可能，流亡中的梁启超因“排满”需要夸大了这种回忆，不过这的确是岭南特有的传统，这里的文人们执着于宋明理学，对忠诚、气节尤其迷恋，始终与某种反叛性相连。三

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家庭正遵循着“田可耕兮书可读，半为农者半为儒”的生活方式。这是一个不断扩充的家庭，赵氏生了四子二女。两个女儿没留下名字，像是女性地位低下的充分证明。梁启超幼年常与比他年长三岁的姐姐嬉戏，年幼四岁的梁启勋则一直追随他。因为缺乏医疗技术、普遍的营养不足，早夭从来是传统社会的一部分，梁启超出生两个月后祖母就离世了，三弟也在五岁时夭折。不过家庭仍然充满和睦，祖父溺爱长孙，有次吃饭蒸了一只鸡蛋给启超，启超分了一半给启勋，启勋又分给其他弟弟。这些亲密感至关重要，让梁启超一生都非常看重人与人之间的温情。

梁启超日后说，茶坑生活“不问世事，如桃源中人”，自己是个“不带杂质之乡人”，“梦梦然，不知有天下事！”这既有赖于帝国晚期的暂时平静，也与岭南地区特有的结构有关。宗族早在宋代已经成型，直到明代才在珠三角地区发展出一套错综复杂的系统，与皇权妥协又保持着相当的独立。晚清帝国控制力进一步衰减，宗族影响力则相应增加，新会城内遍布的宗族、祠堂都象征了这一点，人人都知道，五罡冲的刘氏、南边圹的许氏、南门头的莫氏没人敢惹。何氏家族更是声名显赫，祖上有人出任过明代南京的六部尚书，仅尚书坊的何氏祠堂就有二十余间。

在茶坑，梁氏是绝对的大姓，五千居民中约占三千，剩下的余、袁、聂等姓分为三保。这样的村庄遵循着自治原则，村里的最高权威是“三保庙”，氏族纠纷都必须通过它的裁定。族内居民的所有问题，都由各族的宗祠来解决。对于梁姓人家来说，从礼仪性的祖宗祭祀，到偷盗、赌博、通奸的家庭纠纷，娱乐性的正月放灯、七月打醮、请外来戏班演出，再到设立蒙馆三四所，聘请教师教育本族儿童，都是由宗祠“叠绳堂”来掌管的。叠绳堂既负责经济管理，也代表道德权威，负责惩罚族内的不法行为，比如偷盗、通奸、不孝等。惩罚方式颇有想象力，犯错者会被“停胙”“革胙”，禁止拜祭祖宗，在一个祖先崇拜的社会中，这是极大的处罚，不啻剥夺了人生之身份。对奸淫的惩罚更富想象力，叠绳堂杀掉全村的猪分配给全乡人，犯罪家庭则要按猪价赔偿，称为“倒猪罪”。“叠绳堂”的管理结合了道德权威与内部民主，由五十二岁以上的老人组成的三耆老会议颇像古罗马的元老院，有功名的年轻人（秀才、监生）亦可参加，总数有六七十人，但开会不必全到。未满五十者可以旁听，也可以插话。四至六名壮年子弟担任值理，执行三耆老会议的决议，其中两人专管会计。保长一人，专门应对官员。会议每年两次，春秋二祭之前一日举行，有时也会有临时召开，负责调解纷争。族人都普遍承认它的权威，很少诉讼至官府，他们普遍觉得这样做不道德。礼仪与教育是日常生活的核心，族中贫户即使无力纳粮，学堂也不得拒绝其子孙入学。这种系统正符合一个农业帝国的统治方式，个人忠于自己的宗族与家乡，而不是抽象的国家，借由教育与道德语言，帝国也将教化渗透到每个臣民内心。

梁启超是被稻田、茶园、溪流、祠堂、迷信包围的，他被保护，同时也被控制。茶坑村的景象令人想起一位英国人对中国的感叹：“尽管发生了无数次的叛乱和入侵，但经历沧桑之后，她那灿烂的文明和受到祖先崇拜及宗族教育的固有传统仍然被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中国确实有一些令我们本能地心怀敬重的东西，有时甚至是带有嫉妒的羡慕……正是中国人对实践和实用有限考虑的从容不迫的态度，以及中国人长于沉思的哲学和甚至身处贫困之境也能欢欣快乐的品格。”“吾乡乡自治最美满时代，”梁启超日后写道，“此种乡自治，除纳钱粮外，几与地方官全无交涉。”他可能将过去浪漫化了，其实这里民间械斗的风气甚浓，1882年，陈姓与林姓就因争夺沙塘圩赌规械斗，直到知县派兵镇压，责令陈姓赔偿林姓五十二条人命（折合白银10400两）。西边的天马乡、东南的三江乡均族大人多，茶坑村仍会受到邻村的欺侮。有一年茶坑人在三堡庙做戏，邻近的天马乡人撑旧船来看戏，回去时把茶坑人的新船撑走，事情最后落得不了了之。在茶坑村内部，梁氏是权力中心，谭姓、陈姓不得与梁姓通婚，只能为梁家挖沙、抬棺材——以船为家的疍民很久后才被接纳。四

六岁，梁启超正式上学。祖父在附近一间小屋开设了“怡堂书室”，梁启超与家族里年龄相仿的学童是第一批学生，表伯父张乙星充当第一任老师。按当地风俗，入学这一天，梁启超要穿上新衣，母亲则把一棵青葱卷上红纸，以示孩子越来越聪明。厅堂前有一个小天井，孔子像挂在堂上，新学生们给孔子牌位叩头，给老师行跪拜礼，正式进入一个礼仪化的世界。

这也是人生的一个关键时刻，他们从此拥有了摆脱乡村生活、光耀门楣的可能。自科举制度实行以来，除去反叛，读书是获得权力、财富、荣耀的主要途径，也是个人摆脱压抑的底层生活的重要手段。科举制形成了对书本、读书人的一种天然崇拜，在广袤的帝国，每个儿童都会熟记“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训导，一个乡间老太都知道“敬惜字纸”的含义，文字蕴含着权力与财富，带字的纸张不能被踩在脚下、焚烧。这种读书热忱常令外来者吃惊不已。17世纪初，一位传教士在广东发现“学校多如牛毛，不仅二十或四十户人家的小村子有学校，而且每个镇的街上都有好几所学校。我们在经过的街上几乎一直都能听到孩童背诵课文的声音”。

但这位传教士并不知道这些课程是多么单调、乏味，又是多么扼杀想象力。背诵是这种教育的首要特征，而且要用一种摇头晃脑、大声朗读的方式，似乎唯有这样的戏剧化动作才能将知识塞入脑中。日后历史学家估测，从两三岁起到八岁，一个学童要认识两千个字，接下来则要背诵四书五经等经典。接着，最重要的训练登场，他们要学作“制艺”，也就是所谓八股文，科举考试的唯一文体。“怡堂书室”是遍布中华帝国的各式学校中最不起眼的一种，像所有学堂一样，它也是维系帝国统一的重要组成，灌输给帝国子民相似的观念，激起他们共同的希望，还规训他们的言行。

在学堂里，梁启超的聪慧立刻突显出来，他记忆力惊人，对语言极度敏感，尤其善于作对子。在科举应试中，作帖诗一项关键在于对仗，比如天对地，雨对风。六七岁时，他就以“南国人怀召伯棠”对私塾先生的“东篱客采陶潜菊”；他为前来拜访祖父的客人奉茶时，客人问他“饮茶龙上水”，他则不无俏皮对以“写字狗扒田”，这两句都是新会的俗语。这种能力让梁启超的家人对他充满期待。

张乙星之后，梁宝瑛成为学堂先生。屡次挫败后，他正式放弃了应试，安心做个教书匠。这种安心饱含着新的憧憬，他要让长子走上功名之路。跟他读书的梁启勋日后说，父亲的课堂不过是让几个族内孩子陪着梁启超读书而已，谁都知道梁启超前程远大。

八岁时，梁启超开始正式学习“制艺”，这是学童的一个重要时刻，意味着科举之路的开启。短短七百字的文章，要分为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题目一律出自四书五经，后面四个部分各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起来一共八股，因此俗称“八股文”。他们要用孔子、孟子的口气说话，要让四副对子平仄对仗，不能违背朱熹注解的经义，自我表达更是被严格禁止。在严苛的形式感下，书写者发挥空间极小。你可以想象它对孩子天赋的抹杀，教授者自身就充满不足，即使父亲是他的教师，梁启超也终身对乡村学究充满憎恨，甚至用“蠢陋野悍”来形容这些人，批判他们的教学方法：“未尝识字，而即授之以经，未尝辨训，未尝造句，而即强之为文。开塾未及一月，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之语，腾跃于口，洋溢于耳。”

梁启超当时还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他看不到另一种可能，况且一个儿童眼中的事物总是充满新奇，生活中满是各种嬉笑、玩耍。他可以和伙伴们下水捉鱼，登上凌云塔吹风，在庙宇、祠堂里做游戏。他没有留下童年照片，那时照相术已经传入中国，只有很少的人接触过，大部分人相信，它能勾走魂魄。根据梁启超日后的照片推测，他这时候已经是那种广东人常见的样子，宽额头、阔鼻子、脸颊圆润。他剃掉前额的头发，后面扎起辫子，这是满人统治者的征服记忆与汉人臣服的标志。

整个家族似乎都把希望寄托在了这个男孩身上，以至于当他玩耍兴奋过度时，父亲都会提醒他：“汝自视乃如常儿乎？”因为这种期待，祖父与父亲认定他值得有个更恰当的老师。十岁时，他前往新会县城跟随周惺吾在专门的经馆中学习。

秀才周惺吾是城中著名的私塾老师。会城是一个更丰富的世界，繁闹的市场、城隍庙、县衙、学宫，还有一处为陈白沙修建的纪念堂。陈白沙是新会历史上最著名的文人，以对儒学的创新性洞察而闻名。

一些新事物也已经涌入这座老城。1871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牧师那夏礼（Dr.Henry V.Noyes）来到新会城，设立关东街福音教堂；1874年，香山、新会自行捐造火轮船作为缉捕船；一些新会人则加入了海外移民的行列，美国的铁路、巴拿马运河、马来西亚的橡胶园、澳大利亚的煤矿、秘鲁的金矿，都需要劳动力，这些移民在海湾建立了各式的冈州会馆、四邑会馆，为中国与世界建立了联系，也成为梁启超日后变革中国的基础；还有一些少年则获得另一种人生选择，1872年，清政府选派了第一批三十位留美幼童出国，其中有新会县人陈巨溶（十三岁）、陈荣贵（十四岁），领队人是来自临近香山县的容闳，他是第一位中国赴美留学生，毕业于耶鲁大学。

梁启超对于这些外界变化浑然不觉，还沉浸在一个目的明确的世界里。九岁时，他已能下笔千言。十岁时，他赢得了神童的名声。多亏了周惺吾这个善教的先生，梁启超很快就迈出漫长科举生涯的第一步，参加了童子试。

童试由三场连续的考试组成，新会城的县试，广州府的府试，最后是学政主持的院试，考生三场全部通过才能获得生员功名。县试在北门学宫旁的考棚举行。考生要完成一系列烦琐的手续，先去衙门的礼房报名，填上祖辈三代姓名出身，还有与担保人出具的保结——担保应试人无人冒籍、顶替、丧匿，身世清白。考试也对娼妓、优伶、皂隶子弟有所排斥，他们不能参加科举。在搜身之后，照例是三声“封门炮”开始考试。这些都意味着梁启超进入了一种崭新的人生节奏，他的生活将围绕一连串考试展开，得中秀才之后，还有三年一次的乡试与会试。他将进入一种永恒的竞争，只要没有考中举人，就会被无法消除的紧张感所包围。

梁启超是个幸运的孩子，他在县试中脱颖而出。这一年的主考官是县令彭君穀，任新会县令十多年，颇享有勤政爱民的声誉。接着，梁启超就要前往广州参加府试，新会与广州的轮船尚未开通，应试者往往结伴购买一艘小船，沿西江而上，一起度过这三日的行程。梁启超是船上最幼小的一位，其他人都是父辈——屡试不中是大多数读书人的命运——他们在船上做文字游戏，即兴的诗词、对联帮他们逃避枯燥的典籍，展示个人才华。一日午饭时，一位同船者指着盘中的咸鱼，希望梁启超以此为题作诗一句，梁启超即刻对以“太公垂钓后，胶鬲举盐初”，满座动容，神童之名由此传开。

梁启超的好运气没在广州再现，他没能在府试中崭露头角。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家乡，很有可能是在这次广州之行中买到了《輶轩语》与《书目答问》。西湖街上的书肆，为这个少年展现了一个新世界。现代印刷尚未普及，雕版印刷的书籍仍是奢侈品，品类稀少，有权势与财富的人才能创建自己的藏书楼，并且只对族内开放，很少成为公共图书馆。尽管梁家已经算得上乡村中的书香门第，但除去四书五经及应试的书籍，也只有《史记》《纲鉴易知录》而已，当梁启超从父辈手里获得《汉书》《古文辞类纂》时，已经大喜过望。他偏爱《史记》，司马迁高度的文学性与对历史之热忱早早就扎根于梁启超的心里，多年后他正是以这两种特质闻名。《輶轩语》与《书目答问》则把他引向一个更丰沛的学问世界。这两本书是声誉日隆的官员张之洞的作品，1870年代出版后随即风靡读书界。前者设定的对象是渴望进学的童生、害怕岁考的秀才，告诉他们如何应对考试，如何维持一个读书人的道德水准。后者更复杂，是对清代学术的某种总结，从杰出学者到不同的学科分类，再到目录学、版本学这些考证功夫，都给出了简明的介绍与指引。张之洞二十六岁高中探花的经历、四川学政的身份，使这种劝诫尤具说服力。不管怎样，这两本书给梁启超打开了一个新世界，让他感受到纯粹学术之乐趣，“归而读之，始知天地间有所谓学问者”，感慨此前“瞢不知学”。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日后会与这位大人物关系密切。

梁启超在1884年的院试中胜出，成为一名生员，俗称秀才。考虑到当时中秀才的平均年龄是二十四岁，十二岁的梁启超已经显得过分早熟与幸运。新秀才要簪花披红、齐聚学道衙门，分班排列，赐酒一杯。茶坑村充满了欢声笑语、鞭炮声，梁启超从此进入特权阶层，可以穿着缘青的蓝绸长袍、戴无花的银顶帽子，还能免缴人头税、免服杂役，见到官员不用下跪，成为宗族的代表。更重要的是，他从此走上了一条功名之路，有机会考中举人甚至进士，成为天子门生。

更令人喜悦的一幕接踵而来。广东学政叶大焯巡视全省，来到新会时，照例要对所有秀才进行考试，并从中选拔秀异之士。梁启超脱颖而出，应答颇令学政满意。面见结束，众人退下时，梁启超突然跪下，请学政为即将七十大寿的祖父写一幅寿序文，以求“永大父之日月，慰吾仲父、吾父之孝思，且以为宗族交游光宠也”。

这真是一个理想神童的作为，他不仅关注功名，更关注孝道。叶意外之余深表赞赏，毫不迟疑地把梁启超放入刘敲、柳偃、陆从典、顾野王的行列，这些人都是历史上著名的神童，也是在十二岁时显现出惊人的才华，要么能解庄子，要么能读《尚书》，要么能作《柳赋》……他还赞许茶坑村的梁家“祖孙父子兄弟，相聚一堂，怡怡济济”，就连汉代的石氏、唐代的柳氏、宋代的吕氏也不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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