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文集:三国史话(国民阅读经典)(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吕思勉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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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文集:三国史话(国民阅读经典)

吕思勉文集:三国史话(国民阅读经典)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吕思勉文集:三国史话(国民阅读经典)作者:吕思勉排版:KingStar出版社:译林出版社出版时间:2016-01-01ISBN:9787544759830本书由北京凤凰壹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一 楔子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这是宋朝陆放翁先生的诗,所说的,便是现在的说书。说书虽然是口中的事,然到后来,将说书的人所用的底本,加以润饰以供众览,就成为现在的平话了。平话俗称小说,亦谓之闲书。虽然是用以消闲的,然而人们的知识得自此中的,实在不少。

现在中国的书籍,行销最广的,是《三国演义》。据书业中人说:它的销数,年年是各种书籍中的第一。这部书有些地方,渲染得很有文学意味,如赤壁之战前后便是;有些地方,却全是质实的记事,简直和正书差不多。这就显见得其前身系说书的底本。说得多的地方,穿插改造得多了;说得少的地方,却依然如故。清代《三国演义》

我在学校中教授历史多年。当学校招考新生以及近年来会考时看过的历史试卷不少。有些成绩低劣的,真“不知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然而问及三国史事,却很少荒谬绝伦的,这无疑是受《三国演义》的影响。他们未必个个人自己读,然而这种知识,在社会上普遍了,人们得着的机会就多,远较学校的教授和窗下的阅读为有力,这可见通俗教育和社会关系的密切。

老先生们估量人们知识的深浅,往往以知道的、记得的事情多少为标准。讲历史,自然尤其是如此。但无意义的事实,知道了,记得了,有什么用处呢?尤其是观点误谬的,知道了,记得了,不徒无益,而又有害。而且平心论之,也不能算知道史事。因为历史上的事实,所传的,总不过一个外形,有时连外形都靠不住,全靠我们根据事理去推测它、考证它、解释它。观点一误,就如戴黄眼镜的,看一切物皆黄,戴绿眼镜的,看一切物皆绿了。我们在社会上,遇见一个人、一件事,明明是好的,却误把恶意猜测他,就会觉得处处可疑;明明是坏的,却误当他好的,也会觉得他诚实可靠。历史上的事情,又何尝不是如此?

从前论史的人,多说史事是前车之鉴。其意以为一件事办好了,我们就当取以为法,摹仿它;一件事办坏了,我们就当引以为戒,不可再蹈其覆辙。这话很易为人们所赞许,其实似是而非的。史事哪有真相同的?我们所谓相同,都不过察之不精,误以不同为同罢了。事情既实不相同,如何能用同一的方法对付?别的事情姑弗论,在欧人东来之初,我们所以对付他的,何尝不根据旧有的知识?所谓旧有的知识,何尝不是从历史经验而来?其结果却是如何呢?

真正硬摹仿古人的自然不多,就是事实也不容你如此。然而人的知识,总是他所知道的、记得的事情铸造成功的。知道的、记得的事情一误谬,其知识自然随之而误谬了。所以我们现在研究历史,倒还不重在知道的、记得的事情的多少,而尤重在矫正从前观点的误谬。矫正从前观点的误谬,自然是就人所熟悉的事情,加以讲论,要容易明白些,有兴味些。

三国时代,既然是人们所最熟悉的,就此加以讲论,自然最为相宜。所以我想就这一段史事,略加说述,或者纠正从前的误谬,或者陈述一些前人所忽略的事情。以我学问的荒疏,见解的浅陋,自不免为大方所笑,我只是一点抛砖引玉的意思,希望以后人们能注意到这一方面的渐多,亦希望人们就我所说的赐与教正。二 宦官

讲起三国的纷争来,大家都知道其乱源起于后汉。后汉末年为什么会乱呢?大家都知道其根源是灵帝的宠信十常侍,因此而政治紊乱,引起黄巾的造反。因黄巾的造反,而引起刘备和孙坚的起兵。又因灵帝死后,少帝即位,国舅何进要诛戮宦官,而引起董卓的进京。因董卓的进京,而引起废立之事,又因此而引起袁绍、曹操等纷纷起兵讨卓,天下就从此分裂了。然则后汉的祸源,最大的便是十常侍,这还是人谋之不臧。写《三国演义》的人,说什么“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好像有什么定数似的,恐怕未必其然了。然则宦官究竟是怎样一种人呢?历来读史的人,怕知道宦官之为害者多,知道宦官的来源者少。我不妨借此机会,和诸君谈谈。十常侍作乱图清晚期太监塑像

所谓宦者,大家都知道是曾经阉割的人。近代的俗语,亦称为太监。那是因为在明朝,他们所做的官,有二十四个,都称为某某监之故,这是不难解的。然则何以又称为宦者呢?在后汉时代,这一种人,威权很大,败坏政治很利害,所以写《后汉书》的人特地替这一班人做了一篇传,名为《宦者列传》。《宦者列传序》里说:“中兴之初,宦者悉用阉人。”这句话,和我们通常的见解有些不符。通常的见解,都以为宦官就是阉人,现在却说光武中兴之后,宦官才全用阉人,那么,自此以前,宦官就并非阉人了。所以有人疑心这“宦”字是错的,说当作“内”字。然而他这句话,实在是错的。

宦字的意思,本来并非指阉割。而宦官二字,亦本非指阉割的人所做的官。

我们所谓五经,中间有一部唤做《礼记》。《礼记》的第一篇是《曲礼》,《曲礼》里有一句:“宦学事师,非礼不亲。”学就是进学校,宦是什么呢?《礼记》

须知古代所谓学校,和现代全然不同。现代的学校,必须要传授些知识技能,古代的学校则全无此事。古代的学校亦分为大学小学,所谓小学,只是教授一些传统的做人道理以及日常生活间的礼节,如洒扫应对进退之类。又或极粗浅的常识,如数目字和东西南北等名称之类。根本说不上知识,更无实际应用的技能。

至于大学,其中颇有些高深的哲学,然而宗教的意味是很浓厚的。《礼记》里又有一篇,唤做《文王世子》。《文王世子》说:当时大学中所教的,是诗、书、礼、乐。这并不是现在的《诗经》《书经》《礼记》等等。须知古代的人研究学问的很少,而古人的迷信,却较后世人为深。当时的人对于一切问题的解释,都含有迷信的意味。所以在后世,学术和宗教是分离的,在古代则是合一的。所以古代的学问只存于教会之中,而教育权也操在教会手里。古代教会中非无较高深的学问,然总不能全脱离宗教的意味。至于实用的知识技能,则是他们所看轻的,学校里并不传授。所谓诗、书、礼、乐:礼即宗教中所行的礼,乐即宗教中所用的乐,诗就是乐的歌辞,书大约是宗教中的记录。在古代,历史和宗教中的经典,也是分不开的。印度和西藏都是如此。古代学校中有所谓养老之礼,其仪式非常隆重。天子对于所养的老人,要自己割好了肉,捧着酱送去请他吃。吃了,还要自己斟酒,给他漱口,就因为他是一个宗教中的长老,与不带迷信色彩的师长不同。《礼记》上还有一篇,唤做《王制》。《王制》里有一句说:“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释奠是一种祭祀之名。发兵出去,打了胜仗,回来却在学校里去举行祭礼,就可见古代学校不是一个学术机关,而其宗教意味极为浓厚了。古书上说学校制度的地方很多,不能全说它是子虚乌有,然而从没见古书上记载一个人在学校里学到了什么知识技能,就是为此。

然则古人没有应用的知识技能么?不然。我们知道:所谓三代之世,已有较高度的文明,其时有许多事情,已非有专门知识技能不能办,就是现在所传的几部先秦子书,其中包含专门的知识技能也颇多,不能说全是后人伪造的。然则古人的知识技能,从哪里来的呢?这就是从宦之中得来。

古人解释宦字,有的说是学,有的说是仕,的确,这二者就是一事。因为在古代,有些专门的知识技能,就是在办理那件事的机关里,且办事且学习而得的,从其办事的一方面说,就是仕。从其学习的一方面说,就是学。班固(32—92)

读者诸君,总还有读过《论语》的,《论语》的《先进篇》有一段,说:“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路再鲁莽些,也不会主张人不学就可以办事。子路只是看重且办事且练习,而反对不能直接应用的知识,和现在的人看重应用技术,而藐视高深学理一般,这就是重视宦而轻视学。汉时皇室的藏书,由刘向和他的儿子刘歆编成一部书目,谓之《七略》。班固《汉书》的《艺文志》,大部分就是抄录他的。他对于每一类的书,都有推论这种学问从何发源及其得失的话。其论先秦诸子之学,都以为是出于一种官署,就是为此。然则宦就是在机关中学习做公务员,公务员中,自然有出类拔萃,有学术思想的,就根据经验,渐渐地成立一种学术了。

越说越远了,这和后世所谓太监者何干呢?不错,听我道来。刚才所说的,只是宦的正格,譬如现在机关中正式办理公务的公务员。现在机关中不有名为公务员,而实在无事可办,或者只是替长官办理私事的么?在古代亦何尝不是如此。所以秦始皇少年时,有一个人唤做嫪毐的,和他的母亲奸通了,嫪毐自然阔起来了,于是“诸客求宦为嫪毐舍人千余人”。这句话,见于《史记》的《吕不韦列传》里。这所谓宦,哪里是在什么机关里学习什么公务?不过在他家里做他的门客罢了,所以要称为舍人。嫪毐的舍人固然极一时之盛,然而古代的贵族,决不止嫪毐一个人有舍人。这种在贵族家里做舍人的,都谓之为宦。所以“宦”字又有一个训释是“养”。“养”字可从两方面解释。他们是他们主人的食客,是他们的主人养活他的,所以谓之养。亦可以说:他们是以奉养他们的主人为职务的,所以谓之养。汉代宦官木俑

此等门客,皇帝名下自然也是有的,这便是所谓宦官。中常侍即宦官之一。在前汉时,并不一定都用阉割过的人,到后汉光武帝之后,才专用此等人。所以《后汉书·宦者列传序》要说:中兴之初,宦官悉用阉人了。

然则阉割的人是从哪里来的呢?说到这里,又有一件有趣味而且又有些意义的事情。诸位知道刑字是怎样讲的呢?在下发这个问,逆料诸位一定会说:刑字不过是惩罚的意思,所以把人拘禁起来,剥夺其自由,也是刑的一种。然而古代的刑字,却不是这样讲的。在古代,必须用兵器伤害人的身体,使之成为不能恢复的创伤,然后可以谓之刑。《周礼》“十三经”里,有一部书,唤做《周礼》。《周礼》全是记古代所设的官及各官的职守的。其体例,极似明清时的《会典》。须知《会典》原是依据《周礼》的体例编成的。不但《会典》的体例是摹仿《周礼》,就是隋唐以后的官制,其大纲也是摹仿《周礼》制定的。《周礼》有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后世就摹仿之而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周礼》的地官司徒,就是后世的户部,是管理人民的。治理地方的官,都属司徒管辖。他们都可以治理狱讼。狱便是现在所谓刑事,讼便是现在所谓民事。然而他们所用的惩罚,只能到拘禁和罚作苦工为止。如要用兵器伤害人的身体,那是要移交司寇办理的,司寇便是后世的刑部,其长官称为司寇,寇是外来的敌人。听讼之官谓之士,其长官谓之士师,师字的意义是长,士师就是士的长,士则本是战士的意思。然则古代用兵器伤害人的肉体,使其蒙不可恢复的创伤,其根本,实在是从战争来的,不是施之俘虏,就是施之内奸。后来社会的矛盾渐渐深刻了,才有以此等惩罚施之于本族,用之于平时的。然而管理本族人民的机关里,还是不能用。这一因其为习惯之所无,一亦因此等施刑的器具及其技术,本非治理本族的机关里所有,所以非把他移交到别一种机关里不可。把现在的事情比附起来,就是从司法机关移交军法审判了。

古代有所谓五刑,都是伤害人的肉体的,便是墨、劓、剕、宫、大辟。墨是在脸上刺字;劓是割去鼻子;剕亦作膑,是截去足指;宫,男子是阉割,女子是把她关闭起来;大辟是杀头,这是伤害人的生命的,和墨、劓、剕、宫又有不同,所以又称为大刑。五刑对于男子,都是伤害身体的,独宫刑对于女子不然,不过是拘禁。这亦可见伤害肉体之刑,原起于军事,因为在军事中,女子倘或做人俘虏,战胜的人还要用来满足性欲,所以不肯施以阉割,于是自古相传阉割之刑,只对于男子有之。到后来,要将此刑施于女子,就只得代以不伤肉体的拘禁了。

伤害身体的刑罚,最初只施诸异族,或者内奸。所以较古的法子,是“公家不畜刑人,大夫不养”,这话亦见在《礼记·王制》上。因为俘虏原来是敌人,内奸是投降异族的,也和敌人一样,怕他们报仇之故。到后来伤害身体的刑罚,渐渐地施诸本族了,于是受过刑罚的人,其性质的可怕,就不如前此之甚,因此,就要使他们做些事情。《周礼》这一部书,从前有人说它是周公所做的,这是胡说。这部书所采取的,大概是东周以后的制度,时代较晚,所以受过各种刑罚的人,都有事情可做。而其中受过宫刑的人所做的事情是“守内”。因为古代的贵族,生怕他的妻妾和人家私通,所以在内室里要用阉割过的人。

到后来,就有一种极下贱的人,虽未受过宫刑,而希望到贵族的内室里去服役,就自行阉割,以为进身之阶了。宫刑,当隋文帝时业已废除。自此以后,做内监的人,都是自行阉割的。汉时虽还有宫刑,然据《后汉书·宦者列传序》里说,当时的宦者,亦以自行阉割进身的为多。后汉时的宦官,即专用此种人。自此以后,宦官二字,遂成为此种人的专称,失其本义了。明代宦官铜像

皇帝为什么会相信宦官呢?在历史上,有少数是因其性多疑忌,以为朝臣都要结党营私;只有宦官,是关闭在宫里,少和外人交接,结党要难些,而且宦官是没有家室的,营私之念也要淡些;所以相信他的。

然而这只是极少数。须知古来的皇帝,昏愚的多,贤明的少。这也并不是历代的皇帝生来就昏愚,因为人的知识,总是从受教育得来的。这所谓教育,并非指狭义的学校中的教育,乃是指一切环境足以使我们受其影响的。如此说来,皇帝所受的教育,可谓特别坏。因为他终年关闭于深宫之中,寻常人所接触到、足以增益知识的事情,他都接触不到。所以皇帝若是一个上知,也仅能成为中人;如其本系中人,就不免成为下驷了。

皇帝是一个最大的纨袴子弟,要知道皇帝的性质,只要就纨袴子弟加以观察,就可以做推想的根基了。纨袴子弟不是有的不肯和上等人交接,而专喜和奴仆攀谈,且专听奴仆的话么?这是因为他们的知识,只够听奴仆的话,而且只有奴仆,本无身分,亦无骨气,所以肯倾身奉承他们。历代皇帝的喜欢宦官,其原因亦不过如此。但是有等人,因其所处地位的重要,其所做的事,往往会闯出大乱子来。譬如在前清末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不和,这种情况若在民间,也闯不出多大的乱子。母子不和之事,我们在社会上亦是时时看到的。然在皇室之中,就因此而酿成“戊戌政变”“庚子拳乱”种种关系大局之事了。历代皇帝喜欢宦官,所以酿成大患,其原理亦不外此。三 外戚

宦官是后汉的乱源,这是个个人都知道的了,却不知道后汉还有一个乱源,那便是所谓外戚。什么叫做外戚呢?外戚便是皇帝的亲戚,俗话谓之国戚。其实这是不通的。皇帝是皇帝,国家是国家,如何好并做一谈呢?但是君主专制时代的人,对于这个区别是不甚清楚的。所以皇帝的舅舅,就唤做国舅。

读者诸君,不还记得《三国演义》上,有“何国舅谋诛宦竖”一回么?何国舅便是何进。他是后汉少帝的舅舅,少帝名辩,是灵帝的儿子,正宫皇后何氏所生。灵帝不喜欢他,而喜欢后宫美人王氏所生的儿子,名唤协。不立正宫皇后的儿子做太子,却立后宫美人的儿子,在君主时代唤做“废嫡立庶”,是违反习惯的,不免引起朝臣的谏阻,招致全国的批评,所以灵帝迟迟未能举行。后来却一病死了。

据历史上说:灵帝是把后事嘱托宦者蹇硕,叫他拥立协做皇帝的。当灵帝死的前一年,曾设立八个校尉。校尉是汉朝直接带兵最高的官,就像现在的师长一般。凡校尉手下,都是有兵的。再高于校尉的将军,却像现在的军长一般,手下不一定有兵了。当时设立八校尉,其中第一个便是蹇硕。其余七个校尉,袁绍、曹操,还有后来属于袁绍、乌巢劫粮时为曹操所杀的淳于琼,都在其中。历史上说其余七校尉,都统于蹇硕。大约蹇硕是八校尉中的首席。以一校尉而兼统七校尉,其实权就像将军一般,不过没有将军的名目罢了。大概因为他是宦官,不好加他以将军的称号罢。然而其实权的不小,却可想见了。当时到底是灵帝因为他有兵权,把废嫡立庶的事嘱托他?还是他因兵权在手,生出野心,想要废嫡立庶,诈称有灵帝遗命?我们现在也无从断定。汉灵帝(157—189)

须知历史上这类不知真相、难以断定的事实,正多着呢。灵帝未曾废嫡立庶,灵帝死后,一个宦官却出来干这件事,无论其立心如何,在法律上总是毫无根据的,非靠实力不能解决。蹇硕虽是八校尉的首席,其余七校尉未必肯听他的命令。而且八校尉只是新设的兵。在京城里还有旧有的兵呢。旧有的兵属谁?那何进在名义上是大将军,一切兵都该听他的调遣的。汉朝离封建时代近,大家都有尊重贵族之心。国舅是贵族,容易得人拥护。宦者却是刑余贱人,大家瞧不起的,无人肯听他的命令。所以蹇硕在当时,要废辩而立协,名义上既觉得不顺,实力上,倘使为堂堂正正的争斗,亦决不能与何进敌,只有运用手段,把何进骗进宫里去杀掉之一法。在宫外是大将军的势力大,在宫内却是宦官的势力大,宫禁是皇帝所在,攻皇宫就有造反的嫌疑,这件事无人敢轻易做。蹇硕在当时,倘使真能把何进骗进宫杀掉,他的希望,倒也或许可以达到,至少是暂时可以达到的。苦于何进也知道他的阴谋,不肯进宫,蹇硕无法,只得听凭辩即皇帝位。此即所谓少帝。蹇硕既未能废立,就不过是一个宦者,他手下的兵,是既不足以作乱,也不能拥以自固的,就给何进拿下监,治以死罪。

当后汉时,宦官作威作福,天下的人民恨极了。当时的士大夫也都痛恨他。这时候,要诛戮宦官的空气,自然极其浓厚。何进便想把专权得宠的宦官,一概除尽。然而宦官和太后是接近的,天天向太后诉苦。女人家的耳根是软的。听了他们的话,就不肯听从何进的主张。何进无法,乃想调外边的兵进京来威吓太后。这样一来,宦官知道事机危急,乃诈传太后的诏旨,叫何进入宫。何进想不到这时候的宫内还会有变故,轻率进去,竟给宦官杀掉。宦官此等举动,不知道是以为无人敢犯皇宫呢?还是急不暇择,并未考虑?总之,在此种情势之下,还要希望人家不敢侵犯皇宫,就没有这回事了。这时候,袁绍的堂兄弟袁术,正受何进之命,选了两百个兵,要去代宦官守卫宫禁。听得这个消息,就去火烧宫门,攻击宦官,宦官如何能抵敌?只得挟持少帝,逃到黄河边上的小平津。有的为追兵所杀,有的自己投河而死在京城里。那袁绍此时,正做司隶校尉,是京城里管缉捕督察的官,把他(们)尽数搜杀。

宦官到此,算(被)一网打尽,然而西凉将董卓,亦因应何进之召,适于此时入京。西凉的兵是强的。董卓又是个粗暴的人,敢于妄作妄为。进京之后,便专擅朝权。把少帝废掉,而立协为皇帝,这个就是汉献帝。于是袁绍逃到东方。东方的州郡,纷纷起兵,讨伐董卓。董卓就把洛阳烧毁掉,逃到西京长安。东方起兵的人,并无意于讨伐董卓,各自占据地盘,互相争夺,天下就从此分裂了。

追源祸始,宦官固然不好,外戚也不是好东西。因为外戚不好,后汉的皇帝总和宦官合谋诛戮他,宦官因此才得专权,而和外戚亦遂成为不两立之势。积聚了许多次的冲突,最后一次,到底撞出很大的乱子来,其事就不可收拾了。所以外戚也不能不算是后汉的一个乱源。然则外戚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现在,亲戚二字是指异姓而言,古代却不然。戚字只是亲字的意思。凡是和我们有血统上的关系的,都谓之戚。我们的血统是有父母两方面的。父亲的父母和母亲的父母,父亲的兄弟姊妹和母亲的兄弟姊妹,和我们的关系,正是一样,夫妻之间,妻对于夫之父母,和夫对于妻之父母,其关系也是一样的。但是从父系家庭成立以来,父亲一方面的亲属和我们是一家人,母亲一方面的亲属却是两家人。夫妻之间,妻是住在夫的家庭之内的,夫的家就是妻的家,妻的家却不是夫的家。凡在家庭团体以外的人,古人都于其称谓之上,加一个外字,以示区别。所以母亲的家庭,称为外家。母亲的父母亲,称为外祖父母。妻称夫的父母为舅姑,夫却称妻之父母为外舅外姑。外戚二字,正是一个意义,就是指不是一家的亲属。单用一个戚字,或用亲戚两字,则是指一个家族以内的亲属的。

古人对于血统有关系的人,亲情特别厚,后世的人却淡薄了。世人都说:这是古代的人情厚,后世的人情薄。其实不然。亲密的感情,是从共同生活而来的。所谓生活的共同,并不限于财产相共。凡一切事实上的关系都是。如几个人共同经营一件事业,共同研究一种学问,都是生活有关系。所以现在同事或同学之间,感情会特别亲厚。人类的团体,其范围是愈扩愈大的。所以愈扩愈大,则其根源是经济上的分工合作。譬如现在,上海木匠所用的材料,或者是江西、湖南等省贩来的,或者是外国贩来的。如此,上海的木材行,就不能不和江西、湖南等省的人有关系,甚而至于不能不和外国人有关系。各省或各国的人都可以做起同事来。既利害相同,又时时互相接触,彼此之间,自然容易互相了解,而其感情自然也易于浓厚了。这是举一事为例,其余一切都是如此的。古人则不然。其时交通不便,这一个部族和那一个部族,往往不相往来。事实上有关系和互相接触的,都限于部族以内。亲厚的感情,自然也限于部族以内了。古代同部族之中,大抵是血缘有关系的人。后人不知道其感情的亲厚,由于当时人的生活局促于部族之内,误以为血缘有关系的人,其感情自然会特别亲厚。遂以为血缘有关系的人,其间另有一种天性存在,这真是倒果为因。假如血缘有关系的人,其间自然而然会有一种天性存在。那么,把小孩从小送入育婴堂里,为什么长大后,不会自然认得其父母呢?所以现在伦理上所谓天性,无不是事实所造成,根本没有一件是生来就有的性质。读者诸君一定要驳我,说别种性质都可以说是事实造成的,母爱怕不能这么说罢?不然,最初的人类如何能绵延到如今呢?当时是没有所谓社会习染的,最初的母亲,如何会自动抚育其子女呢?要问这句话,只要请你就动物试验试验。假如你家里有雌猫,当它生小猫的时候,你试把它自己所生的取掉,换几只另外一只猫所生的小猫给它,它一样会把乳给它吃的。可见母猫的哺乳小猫,只是满足它自己的哺乳欲,哺乳欲是并不限于自己所生的幼儿的。人类远古的母亲怕也是如此。以当时人类能力的薄弱,倘使个个母亲都只肯抚育自己所生的子女,那怕人类真不会绵延至于今日了。然而人类这一类倒果为因的误解,是非常之多的。既误以为血缘相近的人,其间有一种特别的天性,就以为血缘相亲近的人,在伦理上应当特别亲厚,于是有国有家的人,也就要特别任用自己的亲戚了。

亲戚分为两种:一种是父系时代自己家里的人,后世谓之宗室。一种是母亲家里或者妻子家里的人,后世谓之外戚。韩信(前231-前196)

伦理上的训条只是一句空话。到实际上的利害和伦理上的训条相冲突的时候,普通人是不会遵守训条、不顾利害的。所以古人误以为宗室外戚和自己特别亲厚,而把他们封了许多国,到后来,其冲突就起于宗室和外戚之间。因为并吞人家的国,利益就大,也就顾不得什么一家不一家,亲戚不亲戚。试看东周列国,互相吞并,其间哪一国不有同姓或者婚姻的关系呢?然而直到汉朝,人心还没有觉悟。汉高祖得了天下,就把子弟及同姓分封了许多在外边,而朝内之事,则专一付托吕后。诸位读过《两汉演义》么?韩信、彭越是何等样利害的人?为什么都会给吕后杀掉?这不是汉高祖自己在外面跑,把京城里一切政治都交付给吕后,才会这样么?倘使吕后亦像别一朝太平时代的皇后,专门坐在宫里,不管外事,能够忽然跳起来杀掉这两个人么?可知后来吕后的临朝称制,事非偶然了。

一种不适宜的制度,人类是非经过长久的经验,不会觉悟的。把宗室封建于外,后来要互相攻击,甚而至于对天朝造反,这是从封建时代就积有很长久的经验的。所以秦始皇并吞六国之后,已不肯再封建子弟。汉高祖虽不行其法,到景帝时吴楚七国造反之后,也就觉悟其制度之不可行,把所封的王国,地方都削小,政权也都夺去了。至于外戚秉政,足以贻祸,则其经验较浅。因为古代等级森严,诸侯是要和诸侯结婚的,和自己国内的大夫结婚,是个例外。所以古代国内,甚少外戚,自然不会撞出多少祸事来。所以在汉代,前汉为外戚王氏所篡,后汉还是任用外戚。所用的外戚,没一个有好结果,然而一个外戚去,一个外戚又来。正和辛亥革命以前,一个皇帝被打倒,又立一个皇帝一样。当一种制度的命运未至灭亡的时节,虽有弊病,人总只怪身居其位的人不好,而不怪到这制度不好。譬如我们现在,天天骂着奸商,却没有人攻击商业制度一样。四 黄巾

后汉的乱源,还有一个“黄巾贼”。“黄巾贼”的事迹,料来诸位都知道的了,用不着在下来谈。在下却想借这机会和诸位谈一谈道教。

大家不都知道,在江西的龙虎山上,有一个张天师么?这天师的称号,从何而来?据《魏书·释老志》说,是这样的:当魏世祖时,有道士寇谦之,少修张鲁之术,后来太上老君下凡,授以天师之位,据太上老君说:自从天师张陵去世,地上久已无修善之人。因为寇谦之为人好,修道诚,所以特将此位授给他的。然则张陵是第一位天师了。张陵是谁?便是三国时代割据汉中的张鲁的祖父。范晔《后汉书》

据《三国志》说,张陵是在四川的鹄鸣山中学道的。要学他的道的人,都要出五斗米,所以时人称为“米贼”。张陵的道,传给他的儿子张衡,张衡又传给他的儿子张鲁,然而《后汉书·灵帝纪》说:中平元年(184)七月,巴郡妖巫张修反。注引刘艾说:张修替人治病,病好的给他五斗米,号为五斗米师。《三国志·张鲁传》注引魏文帝所做的《典略》也说:灵帝时妖贼大起。在现在陕西省城一带,就是汉朝人所称为三辅的地方,有骆曜。在东方有张角。在汉中有张修。张修之道,称为五斗米道。并没有说起什么张陵和张衡。张修和张鲁都是益州牧刘焉手下的军官,刘焉差他俩去夺取汉中的。既得汉中之后,张鲁又将张修杀却,而并其众。《典略》说五斗米道,本起于张修,张鲁在汉中,因百姓相信张修的道,把他增加修饰的。

倘使张鲁之道,真系受之于其父祖,则三代相传,历时不为不久,为什么魏文帝和他是同时代人,绝不提及其父祖?而且张鲁是江苏丰县人。魏文帝说五斗米道和张角的太平道,大略相同,张角是巨鹿人,巨鹿是现在河北的宁晋县;还有被孙策杀掉的于吉,是琅邪人,琅邪是现在山东的诸城县,其地亦都在东方。为什么五斗米道独出于四川?江苏人跑到四川去传道,固然不是没有的事,为什么其道在四川又并无影响呢?《三国志》和《后汉书》的《刘焉传》都说张鲁的母亲是懂得鬼道的,因此在刘焉家中进出,亦不说她的鬼道和她的丈夫张衡、公公张陵有何关系。

然则张陵到底是怎样一个人物,殊不可知。似乎张鲁既据汉中之后,因人民信奉五斗米道,不能不行,而又不愿意承认此道出于其仇敌张修;五斗米道既为人民所尊奉,拿来装在自己的祖父和父亲身上,至少在当时的环境里是光荣的;而且三代相传,则根柢深厚,又可以引起人民信仰之心;于是妄言其道出于父祖。然则张陵到底是怎样一个人物,殊不可知,而后世自称为他子孙的人,居然代代以天师自居;历代的政府,也居然多加以天师、真人等封号。倘使张陵有知,怕也要觉得出于意外罢?

替人治病,使人思过,给他符水吃,这是张修和张角相同的。就是于吉,也用符水替人治病的。然而他们的行径,也有大不相同的地方。

张角是要煽动人民造反,夺取天下的。他分遣弟子八人,传道于四方。据《后汉书·皇甫嵩传》说,相信他的人,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都有。后汉时这八州,要包括现在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山东、河南、河北八省。他的信徒有几十万人,他把他们部署为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一朝事泄,他一个命令传出去,这些信徒就同时并起了。他又谣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这句话,《三国演义》上有,《后汉书》上也是有的。诸位读了,一定要觉得奇怪,怎么天会得死呢?也不过以为草寇的说话,是不通的,不求甚解,一笑便置之罢了。其实不然。摇惑人心的话,也是要人家懂得的。倘使没有人懂,还造作它做什么?就使造的人不通,这话又何能风行呢?

须知古人的见解,和今人不同。今人说天子,只是一句空话。古人说天子,则真当他是天的儿子的。这种思想起源很早。到汉朝时候,其迷信还未尽破除。诸位大概都知道汉高祖斩蛇起义这句话。这件事《史记》《汉书》上是这样说的:汉高祖夜行,前有白蛇当道,汉高祖拔剑斩之,高祖走过之后,又有人走过这地方,见有老妪夜哭。问她为什么事情。她说:我的儿子被人家杀了。过路的人问她:你的儿子是什么人?给什么人杀掉?她说:我的儿子是白帝的儿子,现在给赤帝的儿子杀掉了。过路的人听她这话奇怪,觉得她不老实,正要给些苦头她吃,她却忽然不见了。这话自然是假造的。然而为什么要造这段话?就可见得当时的人有此思想,造出来足以摇惑人心了。什么叫做赤帝、白帝呢?这正和张角所说的苍天、黄天,是一个道理。把天和地当作整个的,天上只有一个总的天神,地下也只有一个总的地神,这是业经进化后的宗教思想,古人却不是这样。

古人所祭的地,只是自己所居住、所耕种的一片土地。这便是现在的社祭。所祭的天,也只是代表一种生物的功用。农作物是靠着四时气候的变化,才能够生长成熟的。古人看了这种变化,以为都有一个天神在暗中主持着,所以有青、赤、白、黑四个天帝,青帝主春生,赤帝主夏长,白帝主秋收,黑帝主冬藏。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都是要靠土地的,所以又有一个黄帝,以主土地的随时变化。古人又很早就有五行的思想,把物质分成五类,那便是水、火、木、金、土。把五行来配五方和四时,则木在东方,属春;火在南方,属夏;金在西方,属秋;水在北方,属冬。这大约因春天草木生长;夏天炎热,火的性质也热;秋天草木都死了,其性质为肃杀,而金属是做兵器的;冬天寒冷,水亦是寒冷的,所以如此配合。至于土,则古人每以自己住居的地方为中心,自然只好位置之于中央;其次序,自然在木火和金水之间了。黄帝

古人认为天上的五帝,是应该依着次序来管理人间之事的。为天下之主的,必须是天帝的儿子。所以朝代的更换,便是这一个天帝的子孙,让位给那一个天帝的子孙。这就是所谓“五德终始”。所以我们看古史,往往说某一个帝王是以某德王,如以木德王、以火德王之类。五德终始又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依相克的次序,木德之后该金德,金德之后该火德,火德之后该水德,水德之后该土德,土德之后又该木德的。一种是依相生的次序,木德之后该火德,火德之后该土德,土德之后该金德,金德之后该水德,水德之后又该木德的。在秦朝和西汉的前半期,是依着相克的次序。所以秦朝以周朝为火德,自己为水德,汉朝又自以为土德。到西汉的末年,却改用相生之说了,于是以周朝为木德,自己为火德,而把秦朝去掉不算。后来魏文帝代汉,又自以为是土德。

张角说什么苍天、黄天,自然也是想做皇帝的,不过依相克的次序,应该说黑天已死,黄天当立;依相生的次序,应该说赤天已死,黄天当立;总不该说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不知道是张角另有说法呢,还是做历史的人弄错了一个字?不过他说到这一类的话,其有取汉朝而代之之心总是显而易见的了。所以我说:张角是要煽动人民造反,夺取天下的。

至于张修,则其规模大不相同。据《三国志》和注引魏文帝《典略》说:他隔了若干里,就设立一个义舍,以便行人歇宿。又把米和肉置于其中谓之义米肉。过路的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量吃饱。但是不能多取的,多取的鬼会罚他。他又禁酒。春夏则禁杀生。有小罪的人罚他修路一百步。如此,人民的经济,颇可因之而宽余。

张鲁据汉中,亦有二十余年,始终未曾出兵争夺别的地方。后来曹操去伐他,他的意思还不愿抗拒。可见其宗旨只要保守一地方,与民相安。《三国志》

于吉又和张修、张鲁不同。张鲁虽无意于争夺天下,扩充地盘,毕竟还带过兵,打过仗。张修并还造过反。至于于吉,则大约是个文人,所以《三国志·孙策传》注引《江表传》说:他在现在的苏州,设立精舍,这精舍乃是汉人读书讲学之处。他的被杀,《江表传》和注所引的《搜神记》,说法亦有不同。《江表传》说:孙策在城楼上聚会诸将宾客,于吉从楼下走过,诸将宾客有三分之二都下楼迎拜他。孙策大怒,说他摇惑众心,使自己手下之人失掉君臣之礼,就把他捉起来。信奉于吉的人,都使家中的妇女去见孙策的母亲,替他求情。诸将又连名请求孙策,要替他保全他性命。孙策不听,竟把他杀了。《搜神记》说:孙策要乘虚袭击许昌,带着于吉同行,时适大旱,舟行困难。孙策一清早就自出督促。将吏却多在于吉处,不能依时聚集。孙策大怒,说他败坏部伍,就把他绑在地上晒,叫他求雨,说午时以前得雨就赦他。果然大雨倾盆,大家以为孙策要赦他了,孙策却竟把他杀掉。这两说谁真谁假,连写《三国志注》的裴松之,也不能决断。依我看来,都未必确实。因为《江表传》说:诸将替他求情时,孙策说,你们不要信他。从前有个交州刺史(交州是现在的越南地方,在唐以前,也是中国的郡县)张津,就是相信这般邪道的,后来到底为外夷所杀。据裴松之说:张津确是死在于吉之后的,就可见得《江表传》的不确。至于《搜神记》说孙策要袭击许都,依我看来,根本没这一回事。这话另有一段考据,只好将来再谈。现在假定我的说法是正确的,《搜神记》的话也是靠不住的了。但《江表传》和《搜神记》,毕竟是离于吉年代不远的人所做。他们想象中,以为于吉是怎样一个人,毕竟不会错的,据他们的想象,则于吉是一个术士,或者也可以说是一个江湖医生。他至多只能以幕友的资格随军,决不能带兵打仗的。看孙策手下的诸将宾客如此信奉他,可见他专和阔人来往。和张角、张修、张鲁等,专在小百姓面上做工夫的,又有不同。

须知宗教是有这三种:一种是在小百姓面上做工夫,而想煽动了他们,以图大事的,如近代洪秀全所创的上帝教便是。一种亦是在小百姓面儿上做工夫,确有些劝人为善的意思的,如波斯的摩尼教,在唐朝时候曾经输入中国,后来被唐武宗禁止了,然而到宋朝时候,人民仍有信奉它的。其教徒都不吃肉,而且还要互相救济,所以多有致富的,能维持一部分人的信仰。还有一种,则是专和上、中流社会中人交接的,如在距今十余年以前,风行一时的同善社就是。这三件年代比较近的事,恰好和汉末的张角、张鲁、于吉做一个比喻。太平天国天王玺

这种宗教,因其教理大都浅陋;而且既是宗教,总不免有些迷信的地方。迷信这件事,是在本团体以内便被视为神圣,在本团体以外就会被视为邪道的。再加张角一类人,借此煽动人民以图大事,就更被一般人所痛恶,要目为邪教;而政府也要加以禁止了。然第三种不过可鄙,并不会有什么大害。第二种可以说是有些益处的,只有第一种危险些。然而第一种的危险,实由于社会的不安,和宗教的本身并无多大关系。《后汉书·杨震传》说:他的孙儿杨赐,在灵帝时位居司徒,曾上疏说张角所煽惑的全是流民。这件事,但惩治张角,是无用的,要令各地方的官吏把流民都送还本乡。然后把太平道的头目惩治几个,其事就不劳而定了。可见得张角的能够发动人民,全由于社会的不安。宗教的本身并无多大力量。秦始皇遣使求仙群雕

还有,后世所谓道教,其根源,分明是出于张角、张修、张鲁、于吉一班人的,和老子毫无相干,他们却都奉老子为始祖。因为老子这一派学问,古代称为道家,他们的教就称为道教;而且竟有称佛道为释老的,如《魏书》的《释老志》便是,这又是什么道理呢?我说:这是因黄帝而牵及老子的。据《后汉书》说,张角所奉的道,称为黄老道,而《典略》说张修在汉中,并不置官吏,但令教中的祭酒治理百姓,祭酒要将老子的五千言教人学习。老子的五千言和张修之道有何关系,而要使人学习呢?原来秦汉时的方士,就是教秦始皇、汉武帝派人到海外去寻神仙、炼合丹药服之以求不死的,都依附于黄帝。黄帝是没有书的,老子却有五千言。黄老在秦汉时代是并称的。张角、张修、张鲁、于吉等的道术,本来和方士有相当的关系,就因黄帝而牵及老子,把老子的书来使人诵习了。反正是当它咒语念,管什么意义合不合,念的人懂不懂呢?而老子,就这么糊里糊涂地被人牵去,作为他们教中的始祖了。倘使老子地下有知,怕更要莫名其妙罢?五 历史和文学

讲《三国志》,大家所最喜欢听的是战事。我现在说了许多话,一点战事也没有提到,读者诸君一定要不耐烦了。且慢!战事是可以讲的,《三国演义》式的战事,却不能讲,因为这根本是文学,不是历史。文学固然有文学的趣味,历史也有历史的趣味。《三国志全本》插图

充满了离奇变幻的情节,使人听了拍案惊奇,这是文学的趣味,但意义实在是浅薄的。因为文学是刺激感情的东西。要求感情满足,其势不能使人多用心。所以演义一类的书,所说的军谋和外交手段等,看似离奇变幻,神出鬼没,要是我们真肯用心,凭着事理想一想,就知道它所说的话,都极幼稚,只好骗小孩子罢了。

讲历史却不然。历史上的事情,都是真实的。其中如军谋和外交问题等,关系何等重大!应付这些问题的人,各方面都要顾到。而他们当日的环境,就是他们四面八方的情形,十分里倒有八九分是我们现在不知道的。那么,他们当日应付的手段,我们如何会了解?更何从批评其得失呢?

俗话说:“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这句话,只是旁观者不负责任之辞,并不是真理。因为当局者的环境,旁观者总不能尽知。假如一个人对付一个问题要顾到三方面,而旁观者只知道两方面,那从旁观者看起来,这个问题自然要好对付得多。在当局者,还要多顾全一方面,旁观者所主张的办法,他就决不能采用。在旁观者看来,他的手段就很不高明,而要说他是一个迷者了。其实何尝是如此呢?读史的所以难,解释古事、批评古人的所以不可轻易,其原因就在乎此。

然则史事根本无从说起了,还会有什么趣味呢?不,听我道来。古人的环境我们固然不能全知道,也不会全不知道。因而古人所做的事情,我们决不能全了解,也不至于全不了解。所以解释古事、批评古人,也不是绝对不可以,不过要很谨慎,限于可能的范围以内罢了。谨守着这个范围,我们能说的话,实在很少。然在这些少的话中,却多少见得一点事实的真相。其意义,要比演义等假设之以满足人的感情的,深长得多。满足感情固然是一种快乐,了解事实的真相,以满足求知的欲望,又何尝不是一种快乐?所以有史学天才的人,听了我的话,固然不会比听《三国演义》乏味。就是通常人听了我的话,也不一定会觉得乏味的。因为历史上有许多问题,原是普通的问题,人人能够了解的,学问的能够通俗化,其原因就在于此。六 后汉的地理

现在要说三国时的战事了,却还要请诸位耐烦一些,听一听东汉时地理的情形。东汉的行政区划是分为十三个州,十二个州各有一个刺史,又有一个州,则是属于司隶校尉的。把现在的地方说起来,则

幽州 包括河北省的北部和热河(编者注:旧省名,今辽宁省西部,河北省东北部)、辽宁两省,还包括朝鲜半岛的北部。因为朝鲜在汉时,也是中国的郡县。

冀州 河北省的南部。

并州 山西省的大部分、陕西省的北部和察哈尔(编者注:旧省名,并入今河北、山西)、绥远(编者注:旧省名,并入今内蒙古自治区)两省的一部分。

凉州 大略是现在的甘肃和宁夏两省。

青州 山东省的东北部。

兖州 山东省的西部和河南省的东北部。

豫州 河南省的东南部和安徽的江北。

徐州 山东的东南部和江苏的江北。

扬州 江苏、安徽的江南及江西、浙江、福建三省。

荆州 河南的西南部和湖南、湖北两省。

益州 陕西省的南部和四川、云南两省。

交州 广东、广西两省,还包括现在的越南。因为越南在汉时,也是中国的郡县。

司隶校尉 河南省的西北部、山西省的西南部、陕西省的中部。

汉朝的行政区划,下级的是县。这和后世的情形是一样的,是官治的最下级。自此以下,就只有自治的机关,而没有官治的机关了。上级的是郡。郡的幅员,在中原繁盛之地,和前清时代的府差不多。县的长官,户口多的称为令,少的称为长;郡的长官,称为太守;都是地方行政官。郡以上更大的区域称为州。每州有一个刺史,却是监察官而不是行政官了,所以他查察人家的失职与否,而自己并不办事。而且所监察的专注重于太守,县以下的事情,即非其所问。

原来秦汉时代的县,就是古代的一个国。诸位总还有读过《孟子》的。《孟子》的《万章下篇》说古代国家的大小,不是说“天子之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么?《汉书·百官公卿表》说:汉朝承袭秦朝的制度,每一县的地方,大概是方一百里。我们读《左传》等书屡见当时的大国灭小国而以为县,而秦汉时的县名,和古代的国名相同的很多,就可见古代之国被灭之后,在大国中仍成为一个政治单位。春秋、战国之世,次等国大约方五百里,如《孟子·告子下篇》所说,“今鲁方百里者五”便是。大国则方千里,如《孟子·梁惠王上篇》所说,“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便是。这其大小,就是《万章篇》所说的天子之国了。所以孟子说梁惠王,说齐宣王,都希望他们行王政而王天下,因为他们实在有这个凭借。秦郡县天下图

在春秋以前,大国或次等国灭掉了别一国,大概都把它作为自己国里的一县,直隶于中央政府,其上更无任何等级。战国时的大国,才有在边地置郡的,内地还没有什么郡。郡的兵力比县要充足些。所以战国时,秦王派甘茂去攻韩国的宜阳县,甘茂说:宜阳虽名为县,其实是郡,是不容易攻的。内地用不到很厚的兵力,所以各国都不设郡。到秦始皇灭六国,六国的人民都非心服,到处都有用兵力镇压的必要,所以把天下分做三十六郡,而郡就成为普遍的制度了。所以郡的设立,根本就是为镇压起见,并不是为治理地方起见。

但是既不放心各地方的人民,怕其要反叛,县的兵力不足镇压,而要设置了许多郡守,又怕郡守的权力太大了,于己不利,于是每郡又派一个御史去监视着他。到汉朝,皇帝不再派御史,而由丞相分派若干个史,出去监察各郡,这个史便称为刺史。刺史本非行政官,一个刺史监察几个郡,只是办事上一个分划的手续,并不是什么行政区划,所以其初并没有州的名目而称之为部。这部字,便是现在部分两个字的意思。到后来才改称为州,但是名目虽改,其实权还是一样。直到后汉灵帝时候,改刺史为州牧,其实权才有变更的。改刺史为州牧,前汉时就有此举,但是不久又改回来了。

当时主张改刺史为牧的人,议论是这样的,他们说:刺史的责任在监察太守,可是他们的官位比太守小,他们的资格也比太守浅。政治上的秩序,是要使大官去治小官,不该使小官去治大官的。所以要把刺史改名为牧,算做太守的上级官,用资格深的人去做。其实这话是错的。监察和行政是两个系统。监察一系的官吏,可以监察行政官,乃其职权如此,并非把其官位和所监察的官的官位,比较大小而定的。而在事实上,则行政官宜用资格较深的人,监察官宜用资格较浅的人。因为行政有时候要有相当的手腕,而且也要有相当技术,这是要有经验然后才能够有的,所以要用资格深的人。至于监察官,则重在破除情面。要锋锐,不要稳重。要有些初出茅庐的呆气,不要阅历深而世故熟。要他抱有高远的理想,看得世事不入眼,不要他看惯了以为无足为怪。要他到处没有认得的人,可以一意孤行,不要交际多了,处处觉得为难。把现在的事来说,学校里初毕业的人,文官考试刚录取的人,宜于做监察官。在官场上办过若干年事情的人,宜于做行政官。而且行政官和当地的人,总不能毫无联络。对于土豪劣绅等,有时虽明知其不好,也不容易专走方路,把他们尽情惩治的,因为如此,他就要暗中和你为难,使你缓急之际办事棘手,有时为害甚大。就是平时的政务,也不免要受他牵掣的。我前文说行政官必须要有些手腕,这也是其中的一端。至于监察官,则根本不办什么事情,不怕你掣肘。而且汉朝的刺史,只有一年一任,到你要和他为难,他倒早已离开你这地方了。土豪劣绅的势力,大抵只限于本地。要离开本地赶进京,或者到别地方去和前任刺史为难,是不容易的。所以汉朝刺史的制度,确有相当的价值。前汉时主张改刺史为州牧的人,其议论实不得当。所以后来行之而不好,就不得不将旧制回复了。

但是到东汉末年,此论复起。主张的人,便是刘璋的父亲刘焉。他的理由是四方多乱,非有资深望重的人不能镇慑;而资深望重的人是不能使他为刺史,而不得不改其名为牧,以示隆重的。当时听了他的话,便派了几个资深望重的人出去做州牧。其余不重要的去处,还是称为刺史。到后来,则一个人往往先做刺史,过了几年,资格渐深,名望渐高,然后升为州牧。论当时的情势,有实力的人,无论称为刺史,或称为牧,其能霸占一地方,总是一样。而且既占一地方之后,其势也不得不升他做牧。但是有几个人,其能霸占一地方,和州牧的制度也是有些关系的。譬如刘表,若非有州牧之制,他这种名望很高的人,或者就不会久任一州的刺史。又如他的名目只是刺史,在地位上比州牧要低些,或者他也要小心一些,有许多僭越的事情,根本就不敢做。所以把后汉末年的分裂,过分归咎于州牧之制,是不对的;然而州牧之制,确也有相当的关系。据地自专,和中央政府反抗,是要有相当大的地盘的。从春秋以来,像后世一府这么大的地方,就不足以为轻重。所以和鲁国差不多大小的国,如宋国、卫国、郑国等,都不能和大国相抗,到秦汉之世,此等情形就更为显著。柳宗元(773-819)

诸位有读过柳宗元的《封建论》的么?他的《封建论》里有一句说:汉朝“有叛国而无叛郡”。这就因为汉时的郡,只有后世一府这么大,而汉初所封诸国,都兼五六郡之地之故。后汉末年,割据的人,大约都有一州或大于一州之地,也是为此。后汉的十三州,大小是极不相等的。小的如青州、兖州,不过现在山东省的一半。大的如扬州、益州,都要包括现在的好几省。这是因人口多则设治密,而当时的南方还未甚开发之故。所以翻开读史地图来看,吴国的地方并不小于魏,而实力却远不如魏,就是为此。

司隶校尉是前汉武帝所设的官。因当时有巫蛊之祸,使之督捕,是带有非常时期的侦缉性质的。后来事过境迁,此等特殊性质渐渐消灭,乃使其监察数郡。在这一点上,其性质与刺史无异。所以后汉有十三州,中有一州不设刺史而即由司隶校尉监察。七 董卓的扰乱董卓(?-192)

现在真要说起三国时的战事来了。说起三国时的战事来,第一个要提到的,便是董卓。董卓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

三国的纷争,起于汉献帝初平元年东方州郡的起兵讨伐董卓。其时为公元一百九十年。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把东吴灭掉,天下才算统一。其时为公元二百八十年。分裂扰乱的局面,共历九十一年。政治上最怕的是纲纪废坠。纲纪一废坠,那就中央政府的命令不能行于地方,野心家纷纷乘机割据,天下就非大乱不可了。

专制时代的君主,虽然实际也无甚能力。然而天下太平了几十年,或者几百年,大家都听中央政府的命令惯了,没有机会可乘,决没人敢无端发难。后汉时,离封建时代还近,尊君的思想极为普遍。读过书的知兵大员,虽然很有威望,兵权在手,也都不敢违犯中央的命令。黄巾虽然勾结很广,起兵时声势浩大,幸而张角并非真有才略的人,一起兵,就被官军扑灭了,其余党虽未能尽绝;黄巾以外,各地方的盗贼起义的虽然还不少,都是迫于饥寒,并无大志。倘使政治清明,再有相当的兵力辅助,未始不可于短期之内剿抚平定的。何进的死,虽然京城里经过一番扰乱,恰好把积年盘据的宦官除掉了,倒像患外症的施行了手术一般。所以经过这一番扰乱以后,倒是一个图治的好机会。而惜乎给董卓走进去,把中央的局面弄糟了。正给有野心要想割据的人一个好机会。自此以后,中央政府就命令不行,政治上的纲纪全然失去了。所以论起汉末的分裂来,董卓确是一个罪魁祸首。

董卓初进京城时,也未始不想做些好事。当后汉桓、灵二帝时,宦官专权,曾诬指反对的人为党人。把他们杀的杀,治罪的治罪。最轻的,也都不准做官。这个在古时谓之锢,所以史家称为党锢之祸。董卓初进京时,替从前受祸的人一一昭雪,而且还引用了一班名士。有名的蔡邕表字唤做伯喈的,便是其中的一个。

他自己所喜欢的人,只做军官,并不参与政治。倘使他真能听这一班名士的话,约束手下的武人,政治也未始不可渐上轨道。苦于他其实是不懂得政治的人。一上政治舞台,便做了一件给人家借口的事。那便是废少帝而立献帝。在专制时代,无故废立,那是怎样容易受人攻击的事啊!公忠体国之臣,固然皇帝不好,不敢轻于废立。就是奸雄想要专权,甚而至于想要篡位的,也正利于君主的无用,何必要废昏立明?历代篡弑之事,能够成功的,都在权势已成,反对自己的人诛锄已尽之后,哪有一入手便先做一件受人攻击之事的呢?董卓的举动如此,就见得他是一个草包了。

而他所以失败之由,尤其在于不能约束兵士。当时洛阳城中,富贵之家甚多,家家都有金帛。他就放纵兵士,到人家去抢劫。还要奸淫妇女。有一次,他派兵到洛阳附近的地方去。这地方正在做社(中国民间最重的是社祭,就趁这时候,举行种种宴乐、游戏等事,谓之做社),人民都聚集在社庙附近。他的兵,就把男人都杀掉。再抢了他们的车,把所杀的人头挂在车辕上,载其妇女而还。这件事,《三国演义》上也曾说及的。《三国演义》的话,有些固然靠不住,有些却是真的。这件事,正史中的《后汉书》上也有,并非写《三国演义》的人冤枉董卓。他的军队如此,就连京城里的秩序都不能维持,还说得上收拾天下的人心么?无怪东方州郡要起兵讨伐他了。

东方的兵一起,董卓的所作所为,就更不成话了。他的兵虽也相当的强,然而名不正,言不顺。而且东方州郡的兵,声势浩大,也不易力敌的。于是想到从洛阳迁都长安。一者路途遥远,且有函谷关(函谷关,本在今河南的灵宝县,汉武帝时,东移到现在河南的新安县。这是从河南到陕西一条狭路的东口。现在的潼关,是其西口)之险可守,东方的兵不容易到。二者董卓是西凉人,所用的是西凉的兵,长安离他的老家近些。这还可说是用兵的形势不得不然。然而迁都也有迁法。他却令手下的兵,逼着人民迁徙。当时洛阳居民共有数百万人,互相践踏。也有饿死的,也有遇着抢劫而死的,死尸堆满在路上。他自己带兵,仍留在洛阳附近。一把火,把皇宫、官署、民居都烧毁了。二百里内更无人迹。他又使吕布把汉朝皇帝和官员的坟,都掘开了,把坟中所藏珍宝取去。你想这还成什么行为?无怪批《三国演义》的人,要说他是强盗行径,不成气候了。壁画中的“三国故事”(陕西紫阳)

当时东方的兵,如果能声罪致讨,这种无谋的主帅,这种无纪律的军队,实在是不堪一击的。至多经过一两次战事,就平定了。苦于这些州牧、郡守,都只想占据地盘,保存实力,没有一个肯先进兵。其中只有曹操,到底是有大略的人。他虽然是个散家财起兵,本来并无地盘的,倒立意要成就大事。替义兵(当时称东方讨伐董卓的兵为义兵)画了一个进取之策。诸人都不听,曹操就独自进兵。董卓的兵力是相当强的。合众诸侯的力量以攻之,虽然有余,单靠曹操一个人的力量,自然不够。兵到荥阳,就给董卓的部将徐荣打败。然而曹操的兵虽少,却能力战一天。徐荣以为东诸侯的兵都是如此,也就不敢追赶。

这时候,董卓的兵似乎胜利了,却又有一个孙坚,从豫南而来。孙坚是做长沙太守的。汉朝时候,湖南还未甚开辟,长沙僻在南方,与中原大局无甚关系。倘使做太守的是一个苟且偷安的人,大可闭境息民,置境外之事于不问。孙坚却是有野心的。他听得东诸侯(当时称东方的州牧、郡守为东诸侯,乃是沿用封建时代的旧名词)起兵讨卓,也就立刻起兵。路过荆州、南阳,把刺史太守都杀了。前到鲁阳,这就是现在河南的鲁山县,为从南阳到洛阳的要道。这时候,袁术因畏惧董卓,屯兵在此,便表荐孙坚做豫州刺史。孙坚向北进兵,也给徐荣打败。明年,孙坚收兵再进。董卓使吕布、胡轸去拒敌。二人不和,军中无故自乱。给孙坚打败,把他的都督华雄杀掉。华雄明明是被孙坚所杀的,《三国演义》却说他被关公所斩,这就是演义不可尽信之处了。于是孙坚进兵,离洛阳只有九十里,董卓自己出战,又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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