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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尹冬梅,王宏舟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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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大学试读：

编者前言

这是一本由复旦的青年人集体创作的书。这群青年人来自复旦的各个院系：新闻、国政、中文、哲学、经济、计算机、化学、临床医学……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一家名为“复旦青年”的报社的记者、编辑和专栏作者。

复旦青年报社由共青团复旦大学委员会主管，出版有双周刊《复旦青年》报、《青年》杂志，倡导“知性、思想、建设性”的办报办刊理念。2005年9月，《复旦青年》报开始改版，力图完成由一张“黑板报”性质的团的活动“简报”向一张“新闻与学术思想两翼齐飞”、能够反映当代大学生报道分析能力和思想学术水平的大报的转型。2006年，复旦青年报社又出版了思想性更为浓厚的《青年》杂志。改版、创刊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几代复旦青年学生为之付出了卓绝的努力。迄今为止，这份完全由学生自编的报纸，已经达到了11000份的发行量，受众群覆盖了学校内外的党政领导、本科生、研究生、在职教师、退休老同志、青年医务工作者、海内外校友等等。

转瞬改版已过两年。期间，每期报刊的出版，总是与我们的读者索要报纸、杂志的电话、邮件相伴而行。于是，出版一本能够反映报社发展状况与报社成员成长轨迹的文集，便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迫切任务。

这本文集精选《复旦青年》改版、《青年》杂志出版后的优秀作品，分为以分析性报道为主、反映复旦大学发展和动态的上编，以时政评论和学术思辨为主、反映复旦青年师生思想标杆的中编，以人物书写和读书谈艺为主、反映作为复旦师生风采的下编。

三年间，复旦度过了自己的百岁生日，正迈向新的目标。未来总是根植于历史，我们也期望通过本书的出版，能够为中国大学生青年成长史、复旦校史、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等学科领域的相关研究者，提供一点感性而鲜活的素材，留下一代青年人的见闻、声音与思考。

序：贴切　活跃　用心

大学里能不能没有学生媒体？一所大学如果没有学生媒体，这所大学肯定是没有生气的。大学的主体是学生和教师。其中，学生是人数最多的一部分，也是最活跃的群体。学生需要媒体。这么大的一个学生群体，如果没有自己的媒体，就会缺乏交流。

办学生媒体，首先是为了信息交流。几万人的学校每天都会发生许多事情，其中有很多可以成为新闻。校刊和内部信息渠道不能涵盖全部的信息功能，学生需要自己的信息媒体。其次是为了思想交流。大学是思想最活跃的地方。如果学生都变成只会上课、做作业、做实验，只求绩点的人，那将是一种悲哀。复旦的学生更应该重视实践和独立探索，应该努力做有思想的人。几万有思想的人汇聚在这里，一定需要交流。交流产生火花，交流促进创新。其三，媒体也是学生的舞台，为学生提供了机会。学生媒体是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应该是非常活跃健康、最有生机和朝气的一部分。

复旦大学在创办初期就有学生媒体。复旦最早出现印刷媒体在1916年，当时的复旦公学学生会创办了一个刊物。我的专业是新闻史，所以做过这方面的调查。之后的每一个时代，复旦园里都有学生自己的媒体，体现了时代特色，更反映了青年学生的心声和追求。80年代之前，学生办媒体的条件很差，能够刻蜡纸、油印，而且双面油墨，条件就已经算相当不错了。再差一点，就是手抄了大家传阅。就是在这样的学生媒体中，我们的同学得到了锻炼。今天活跃在社会上的一些成功人士，当年都曾是我们的青年学生。

所以，大学里能不能没有学生媒体？不能，绝不能，而且要办好。

那么，什么样的媒体才是好的学生媒体？好的学生媒体，一定会受到广大学生的欢迎，大家对它感兴趣，有信赖感。如果要具体讨论，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从自己的感受出发，觉得主要有三个条件。

一是贴切。学生媒体要比较真实地表现校园里发生的事情，体现青年的热情，反映同学关心的问题。套话、官话是没人看的。我喜欢看学生办的报纸，就是因为校园里发生的很多事情都在上面得到反映，学生关心的很多问题也能在上面得到最直接的反映。我尤其喜欢看一些同学写的深度报道，很具体、很入微、很真实、很贴切。使我这个做党委书记的老师，能够从报道中了解学生的真实情况。所以，大学的媒体揭示的就是大学的问题。

二是活跃。大学生媒体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思想非常活跃。本书收录的很多报道都很活跃。结论正确与否，并不是最重要的。交流、碰撞、讨论、放出火花，这个过程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大学生应该讨论很多问题。凡是关系到个人未来，关系到社会发展，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命运，关系到社会民生，关系到青年前途的问题，我们都要反映。

三是用心。对于整个复旦来说，学生媒体是生生不息的。去年办，今年停，明年再办，后年又停。此起彼伏，此伏彼起。所以，统计的数字也是动态的，当然总量要比过去多很多。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一批传媒人，轮到自己创造的时候，都应该非常用心。用心做的媒体一定有人看，也肯定比较有价值。今天用心做，就会有一分收获，明天就能增长一种才能。

贴切、活跃、用心，这是我们都能够做到的。最后，我要强调一点。大学生都算是小知识分子了，一定要记住：传媒，不论是手抄的，还是印刷的、上网的，都是公器。学生媒体的内容，一定要让公众能够感到有好的旨趣，有积极的意义。这就是社会责任感。孔子说：“随心所欲不逾矩。”不能只要随心所欲，不要矩。只有不逾矩的随心所欲，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我期望有更多的同学作品被出版。不过我首先要感谢那些没有作品入选本书的同学。正是因为大家的参与，才撑起了校园媒体的广阔天空，让广大同学都有收获。

第一编

校园

“复旦学院”的第一个学期

题解：2005年9月，复旦学院在复旦百年校庆之际成立。2006年3月，这所学院的第一个学期过去了，《复旦青年》追踪其脚步，走访学院相关负责人、辅导员、教师、学生，探寻一个学期的时间内这里发生的变化。“复旦学院”成立伊始，因其创新模式，吸引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注意。《复旦青年》本学期初也曾进行过专题报道——《以文理平台为基础的核心课程体系的建立跨出了通识教育的第一步，“复旦学院”迈出通识教育第二步》（2005年9月19日第167期2版“观察”版）“复旦学院”的第一个学期即将结束。《复旦青年》继续关注“复旦学院”——看这通识教育第二步，如何迈开。本部十号楼二楼——他们在这里工作

2005年12月15日周四12：30，本部十号楼二楼，志德、腾飞、克卿、任重四个书院的四个学生工作办公室里，分别都围坐着一群正在讨论的年轻人——这是复旦学院的辅导员们每周例会的时间。

在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旁有导师办公室、教学办公室、院长办公室、党总支书办公室等，每个办公室的门上都贴着风格统一的指示，一目了然。办公楼走廊上挂着“复旦学院”信息栏，贴满了各种宣传海报和文件。不时会有一两个复旦学院的学生来到这里找辅导员。曹然　摄

13：25，各书院的辅导员例会陆续结束，辅导员们三三两两地离开办公室。这时，之前紧闭着的导师办公室的大门打开了，办公室足有一间小教室大小，墙上贴着一幅“读书乐”书法拓片。数学系退休教师张万国教授是今天轮班的导师，他一个人坐在显得有些空荡荡的办公室中，“一般到了三点之后就有学生来了。上半学期学生比较多，下半学期就少了些”。到了16：00，导师办公室里有三个导师，身边围着几个学生。

如果说本部的宿舍楼是复旦学院学生生活学习的“基地”，那么十号楼二楼就可以说是复旦学院各项工作开展的“基地”，这里的格局类似于各个院系的办公楼。不同的是，这里并没有普通意义上的教师办公室，因为复旦学院本身并不开设课程；这里还多出了“导师办公室”以及“复旦大学通识教育课程研究中心”。一个世纪与一个学期，看通识教育理念的渐深一、从哈佛到复旦，通识教育理念，在实践与时间中渐深“比如以前医科的学生在大二会问老师，肌肉怎么运动，而现在我想他们或许会问能量怎么转换。院系要做好准备接收这些另类的大二学生，因为他们的视野会更加宽阔，而这正是我们复旦学院想要的结果。”有着微生物学与免疫学专业背景的复旦学院首任院长熊思东9月在接受《新民晚报》采访时这样说。他不止一次地用这个例子来说明通识教育的意义。

国外现代意义上的“通识教育”的推进有八十到九十年的历史。在美国，从南北战争后，哈佛大学从“选修制”开始最早迈出了探索与推行通识教育的步伐。选修制的积极倡导者，哈佛校长艾略特（C.W.Eliot）坚信：大学必须为学生提供选择学科的自由，老式学院始终不变的、狭窄的和规定的课程必须取消。

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实践，“通识教育”现在已经不单指向知识教育，更指向培养学生全面的素养。譬如以哈佛、耶鲁为代表的住宿学院式管理体制；譬如芝加哥大学的“伟大的经典名著计划”，让学生接触从《荷马史诗》开始到现代的人类经典，以此培养起他们的人文素养。

随着社会发展以及高等教育形势的变化，通识教育理念在我国也逐渐得到认同与推进，“在我们国家来说，复旦大学高举起了推进通识教育的大旗”。复旦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张恽对《复旦青年》记者说。从1994年的学分制建设到2005年复旦学院的成立，是通识教育理念在复旦大学一步步深化与实现的过程。

复旦学院的成立，打破了传统的学生管理模式，为通识教育的全面铺展提供了更多可能。“我们希望，每一位新同学经过在复旦学院一年的学习生活，树立远大志向，夯筑宽厚学养，塑造完善人格，陶冶复旦精神，并为后三年的专业学习和全面发展打好基础。有专业背景，又有宽厚的知识基础和各方面素养的基础，进入社会后他们会更有后劲，更有创新的潜能。”张恽这样告诉《复旦青年》记者。二、从班会到午茶会，通识教育理念在学生心中渐深

一年级学生们从高中来到复旦学院，从填报志愿到混编专业入学，经历了一场认识上的变革。他们在这一个学期的学习生活中，对“通识教育”有时感同身受，有时也有疑惑。“我原来以为通识教育是理科生规定要修某些人文课，像大学语文；文科生规定要修某些科普课。但进来以后发现并不是这样。”任重书院化学系的胡同学对于通识教育有着自己的看法。

张恽告诉《复旦青年》：“前段时间，我们做过了调研，了解到学生有一些比较集中的问题。‘学生对通识教育理念认识的肤浅’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为此我们开展了很多工作，譬如辅导员层面上的培训，辅导员、导师在班会上解释通识教育的理念。我们也利用各种机会和场合向学生解释通识教育，譬如我自己就做过好几场关于通识教育的讲座了。”

复旦学院新生誓词中有“广博专深”四字，“古文里已经有了解释，广博是学习的基础，专深是学习的目的，这是一个逻辑过程，而不是一个可以选择的平面。学生先打好一个知识的基础，然后才会产生学习的目标”。复旦学院学生办公室主任许平常常这样向学生解释复旦学院通识教育的意义。

许平对于理念被理解与认可的重要性，有着很深刻的体验：“这一个学期里我感受到的是，我们应该一开始就解释清楚通识教育的理念以及复旦学院产生的过程和制度设计的原因。在我接触下来，发现现在学生对于复旦学院，对于通识教育的认识主要有三个误区——一些学生觉得自己是‘小白鼠’，一些学生认为文理学院给自己的专业学习设置了障碍，一些则觉得复旦学院可以是‘转专业的跳板’。我自己试过给十一个班级的学生做班会，给学生解释理念，是有效果的。这些都需要花时间去做。学院的很多设置本身是合理的，但是因为缺少一个解释的过程，引起了学生的一些不满情绪。我觉得我们进行了那么多方案设计，如果向学生解释清楚，本身就可以给学生带来一种原动力，我们希望能够培养起学生‘自我完善’的一种自觉性。”

2005年12月16日周五下午，复旦学院第一次进行了“复旦学院院领导午茶会”。学院的二十多位学生代表与三位学院领导进行了将近两个小时的交流，学生向领导们提出了自己和身边同学一学期以来的各种疑惑和对学院的意见，而领导们则又一次向学生介绍了整个学院的构架，解释了通识教育。“学生干部经常参加各种会议，所以我们现在对通识教育还有学院的各项制度都有了比较深的了解。不过也有不少学生还不是很清楚。我们会把这些信息带给身边的同学。”参加此次午茶会的腾飞书院学生张春旺这样告诉《复旦青年》记者。四个途径在第一学期全面铺展

借鉴了国外通识教育的经验，吸取了国内传统书院的精神，复旦学院的通识教育主要依托四个途径实现，它们在第一个学期已经全面铺展开来。

一是以综合教育和文理基础课程为核心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二是导师团制度，学院聘请十五位全职导师固定时间在导师办公室，聘请八十多位各院系教授学者以兼职导师身份组织各种讲座座谈，深入班级寝室。三是四大书院的全新管理体制，学院借鉴国外大学住宿学院做法、承续中国书院文化传统，构建起与教学改革相适应的新体制。四是通识综合教育活动，包括了“知识补习计划”、“大学导航计划”、“公民教育计划”、“学养拓展计划”，帮助学生理性规划、自主选择，对于公民素养、身心和谐健康、人文博雅素养、学习能力和科学精神、领袖气质等形成较深刻的认识，并接受较充分的锻炼培养。一、“同期相比，复旦学院学生的学习情况没有下降趋势”

仍然带有“专业”身份的复旦学院学生除了接受大平台课以外，仍有一些基础专业课。这在理工科和外文系的同学身上特别明显。理工科学生基本都要上高数和大学物理，而外文系如法语系一周有八节法语课和两节法语外教课。

在采访中，复旦学院的学生最关注的问题还是在于自己的学业，尤其是专业学习。“寝室的同学都不是一个专业的，想讨论学习问题比较难找到人。”志德书院化学系的沈同学有着许多学生都有的困扰。“从期中考试的各项数据来看，与往年同期相比，复旦学院学生的学习情况没有下降趋势，在某些学科上还有了上升。”张恽告诉《复旦青年》记者。

而在课程设置上，“我觉得自己的课程和大二大三的同学没有很大的区别，不是很明白我们接受的通识教育有什么区别。”腾飞书院的陈同学翻看自己的选课表有着这样的疑惑。

对此张恽表示，通识教育其实是贯穿在复旦大学四年本科教育中的，另外复旦的课程体系在全国来说已经十分先进，但是对于通识教育的需求来说还是有很大差距，这需要一步步改进。

11月4日，复旦大学通识教育研究中心正式成立，研究中心旨在对本科通识教育改革实践进行战略性研究，并进行决策咨询。二、“今天下午，有预约的学生”

每周一，在书院的住宿楼里都会贴出这一周的周二、周四、周六在导师办公室值班的老师名单。

12月15日周四轮到值班的数学系退休教师张万国教授告诉《复旦青年》记者：“来咨询的学生不是特别多，但有些学生碰到了问题需要导师来指导。譬如很多新生刚来不知道怎么学数学，有很多问题，我可以指导他们。今天下午，就有预约的学生要来问我问题。”

曾为文科生写过物理教材《改变世界的物理学》的物理系教授王炎森是复旦学院的兼职导师，因为前来咨询的学生不多，他自己到宿舍楼中询问学生以了解他们的心理，并不断向学工组的工作人员提出自己的建议。

导师们的联系方式都是向学生公开的。另外，导师办公室也提供了预约电话。但是导师制度在复旦学院学生中还没有起到很大作用，在记者采访的十多位学生中，大多都是“开学和班会上见过一两回导师”，却没有去找过导师咨询，他们身边的同学也大多如此。

对此，张恽表示：“学生应该学会利用资源，复旦学院也将加大对导师制度的宣传。”

三、“不同专业同学生活在一起，潜移默化改变我的思维方式”

志德、腾飞、克卿、任重四个书院作为住宿楼，既是学员生活的空间，更是学员交流学业思想、切磋人生体悟、培养集体意识、提升精神境界的空间。各书院内均设有校长陈列室、学生活动室、书报阅览室、心理咨询室等。

腾飞书院的陈同学说：“就拿我们寝室来说，除了我自己是广电专业的以外，还有金融的、韩语的、基础医学的、临床医学的。和不同专业的同学生活在一起，会潜移默化地扩大我的知识面，改变我的思维方式。”四、课堂上响起了“老师好”；课堂外举办了近二十场讲座

教师节期间，光华大道上挂起了长长的绳索，上面挂满了各色的祝福卡片，这是复旦学院学生们为老师们制作的。在课堂上学生主动擦黑板，课堂上响起大学校园里久违的“老师好”。这些都是在“公民教育计划”中的行动。“大学导航计划”组织所有新生学唱校歌，集体参观校史馆，听取校史报告，人手一份校园新地图，使学生从熟悉校史校情开始融入大学生活。“学养拓展计划”使学生接近名师、接触前沿。

据张恽介绍，这学期这两项计划加在一起已经举办了将近二十场讲座，王迅院士、金重远教授等人的讲座活动在学生中反响热烈。

讲座信息都公布在住宿楼的信息栏里，有兴趣的学生可以到“住楼辅导员”处领取门票，在听讲座时将写有自己学号的门票投入箱子以作记录。不过有些学生会找同学代投或是投完票就走了。

对于学生关心的“讲座考勤”制度，张恽向《复旦青年》记者作出了解释：“我们这学期没有将听讲座的次数记入考评体系，但是下学期在保证了足够数量的讲座，保证了学生有足够的选择后，我们会将此纳入考评体系。”“这一学期的每一步，都是宝贵的经验”“这一学期的每一步，都是宝贵的经验。复旦学院刚刚成立，不可能万事俱备、非常完美。我们在教学相长的过程中理清我们的思路，完善我们的计划。”回顾这一学期的工作，张恽这样说。

复旦书院辅导员的培训从2005年5月开始到现在没有中断过。辅导员是复旦学院工作中的重要一环。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任重书院辅导员告诉《复旦青年》记者，辅导员的工作占去他们40%到50%的时间。与学生最密切的交流、理念的传达、工作的开展都主要依靠辅导员去落实。许平告诉《复旦青年》：“做辅导员也要有积累，对一些优秀的辅导员，虽然他们工作已经很累了，我还是‘逼迫’他们经常思考，写一些行政工作的论文提纲。”

复旦学院下学期还将有些新的培养方案，譬如推动学生接触经典文化。在下学期末，复旦学院则将第一次面临与院系的对接，具体的对接方案正在研究讨论中，将在寒假确定。经过至少两到三年的实际运转后，复旦学院将实行新生不分专业入学。同时，学院自身的体制建设、工作队伍建设十分重要。

而与复旦学院相似，全国不少高校都展开了教学改革的探索：北大元培班，清华、武大等等高校的实验班……

而这一切，都在摸索中前进。（夏天怡选编）[1]本文刊登于2005年11月10日《复旦青年》第172期；作者系复旦大学2004级新闻学院本科生。

复旦的育人实践：二十多年的逐渐转向

题解：2005年9月，复旦学院迎来了第一批三千七百名新生。他们将不分专业，在学院接受本科第一年的通识教育。一时之间，“通识教育”成为见诸报端、网页上的热门词汇。其实，“通识教育”不但在西方大学已践行近百年，即便在复旦校内，也走过了萌芽、争论、发展不断交织的二十多年，绝不是一时一刻的生硬模仿。

通才还是专才？以社会为本还是以人为本？这些问题始终伴随其间，也正是一次次对这些问题做出符合时代现状的回答，造就了丰沃的历史积淀，使得“通识教育”在复旦生根发芽。大学的“改革开放”

1982年，谢希德：“培养人才要和搞经济一样，要搞得活一些。”“必须造就宏大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1978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1982年初在复旦大学春节团拜会上，校党委书记盛华宣读了国务院任命谢希德为复旦大学校长的决定。上任不久，谢希德校长和她的同事们就抛出了“步调不统一”的结论：“我们认为，原有的文理分立的办学模式已远远落后于现实的要求，为适应社会发展多方面的需要，高校必须加强各学科间的横向联系，着眼于有计划、成规模地培养一代文理、理工相通的交叉型、复合型人才。”

1978年到1982年，这五年是改革开放最初的五年，在整个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时，大学校园中又是怎样一幅景象？“早在我在复旦做学生的时候，没有学分制，所有的课都是定好的，一个系的学生都去同一间教室，上同一门课。”哲学学院王德峰教授自1978年到1982年在复旦接受了本科教育，“但是那个时候一周六天课中，有六个半天是没有课的，那时我们就到各个院系去旁听。中文系的课、历史系的课、物理系的课、数学系的课，我都去听过。虽然题目我不会做，但我了解了这些学科的精神。”

那是十年“文革”积累起来的渴求，常常一个班里从老三届到应届毕业生样样都有。这用十年等来的在大学听课的机会，珍惜是必然的。无怪王德峰教授称之为“自然而然的通识教育”，他说，“其实通识教育是一件实行了很久的事情”。

改革开放初期，“专才”教育的统治地位有些许的松动。

2005年5月出版的《谢希德传》中，在回顾提出“文理渗透”的背景时这样写道：80年代初刚刚思想解放，一切还一穷二白、无章可循，这就要求教育改革既要有扎实的工作，还要有敢于实践的胆略。她（谢希德）深知“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知识更新周期越来越短，人们在工作学习中获得的经验，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就会不适用；所学的专业知识，往往尚未完全付诸实践就会老化；已经形成的一些技术由于新材料、新程序、新产品的出现，很快就会被淘汰”。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1982年谢老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说道：“培养人才要和搞经济一样，要搞得活一些。”“文理渗透”理念的提出为复旦的“改革开放”做了“解放思想”的工作，“但当时缺少具体的措施，做得不够，很不够”，1990年至1995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的钱冬生提起当时的改革语气中不无惋惜，“当时只是提倡。因为专业基础课的学分比重很大，共同课只有体育、外语、政治理论课，没有什么选修课”。“改革”没有高速公路“当时对通才概念很有争论，要改变几十年专业教育的概念很困难；还有人质疑通才是否存在。”

1980年“学年学分制”开始在复旦实行，每个系拿出一部分课程向全校开放，但这部分课程与全部课程相比是微乎其微的。

当时所谓的“学年学分制”主要是关乎学分、成绩、学年绩点概念的一套制度，课程大多是必修课，仍旧按照每学年的指定性要求排定，只是对每门课程计以相应的学分，期末按规定计算绩点，学生并不掌握多少选择的权利。

而学分制的理想概念特点就是一个专业的同学在学习时可以不同步，没有年级的概念，增加选修课数目，在课程的选择上学生拥有较大的自主性。

于是1994年，复旦提出了“宽口径、厚基础、重能力、求创新”的理念。为进一步完善学分制，构建新的课程结构体系，学校设置了十二类课程设置委员会。教授们集中时间，分大组讨论学分制方案的设计。最终方案将当时全校六十多个专业划分为十二个大类，课程结构由普通教育、基础教学、专业教学三部分构成，实施“通才教育，按类教学”，打通了同一大类专业的前期课程。“但‘大类教学’很多是拼盘式的，并没有很好融合，相关专业每个专业拿一门课出来组成一个大类。”时任复旦大学教务处副处长的方家驹回忆。

李志青于1993年进入复旦经济学院学习，正经历了向学分制的转变过程。“刚入学的时候没有明确学分制，但是到毕业的时候就已经很明确要修多少个学分了。当时学分制是规定一定要选满这么多课，但是实际上只是处于一个起步阶段。”“我们当时可以选择的空间是不大的，专业选修更多是一个名义上的选。因为课程设置、师资力量都受到现实条件的限制，还没有完全和学分制的要求接轨，这需要一个过程。我们是在这个尝试过程中和复旦一起成长起来的。”

复旦的这种成长是看得见摸得着的。1994年起步时，“普通教育”课程在教务处的《教学一览》（类似今天的课程表）上用短短两页纸就列完了，而今天的课表，洋洋洒洒几十页。

当时的普通教育包括了政治理论、德育、美育、体育与军事、外语、计算机、写作和总括为综合知识的五类选修课程。以综合知识部分为例，1994年，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管理科学四类综合知识课程共计四十四门课，一页；1996年，同样四类课程，六十六门课，两页；2006年，与之基本相对应的全校公选课，总共七页！

与此同时，随着改革的深入，通才理念指引下的选修课程“挤占”一部分专业教育的空间，反对的声音不曾停止过。“当时对通才概念很有争论，要改变几十年专业教育的概念很困难；还有人质疑通才是否存在。”方家驹回忆起改革初期面临的阻力时说道：“但我们都清楚，高等人才必须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素质，在这个基础上才有某方面特殊的才能。”“真正的焦点就是高等教学到底是培养通才还是培养专才。”钱冬生说到，“主张培养通才的就说，我们大学是培养人，有广博知识的人，有发展潜力的人；反对的就说，高等教育法规定培养的是专门人才。”《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很长的一段时间，对于这句话的解读都落在了“高级专门人才”上。

在1984年7月出版的由潘懋元主编的《高等教育学》开篇绪论中，“高等教育的基本特点”一节，第一句话简明扼要：“高等教育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教育”。

但面对80年代全新的市场经济的社会，专业人才的“产”、“需”不对称几乎成了常态。

在1980年10月25日的《人民日报》上刊载了郝克明、陈学飞所写的《论我国高等教育结构的改革》，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要在八十年代使高等教育有一个大的发展，并使高等教育结构能够适应‘四化’对各类人才的需求，必须加强人才培养的计划性，沟通‘产’‘需’之间的联系，改变两者脱节的现象”。

而文章给出的建议则是充分调研各地区部门近期和远期所需要的“各种不同专业人才的数量和具体要求”，情况汇总至高教部门研究，继而再调整各类学校的各种专业设置。文章的结尾则号召“为祖国多快好省地培养高质量的专门人才作出贡献”。“不要说是在80年代，60年代已经出现（专业不对口）这个问题。”钱冬生说：“因为经济规模发展了，大学生找工作，专业不是那么对口了。不像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初期，人才很缺乏，专业都比较对口。”

在新中国成立不久，1950年6月8日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周恩来就“通才”与“专才”的问题回答：“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正处在恢复阶段，需要人‘急’，需要才‘专’。”

钱冬生分析道：“这个要求在当时有其历史原因，有一定合理性，那就是恢复和发展经济的需要。但后来强调‘专’成了高等教育的思维定式。大学的专业划分过细，成了通病。直至今日，还有主张大学办‘世博专业’的。”“制”与“质”并行“学分制关键是课程啊，你要开什么课程，学生能学到什么课程，有多少课程让学生来选。”

回顾复旦近十多年的改革，制度的开放贯穿始终。“我们的制度在不断开放：学分制的核心是选课制度，首先课程要让同学选；专业也可以选，所以我们开放专业，选得不够我们再增加二专业；包括自主招生，给社会上的同学们选。”蔡达峰副校长在接受《青年》采访时说道。“我们要打破制度上的弊病，学校不能做一个保姆，为学生安排好所有的事情，我们把精力放在给同学提供更多的机会，让他们自己选择。因为我相信选择本身就是有意义的。”

在90年代初推行完善学分制的最初阶段，钱冬生就看到了课程建设在其中的核心位置：“学分制的关键是课程啊，你要开什么课程，学生能学到什么课程，有多少课程让学生来选？”

90年代末以来，推进学分制的建设始终没有离开课程建设，包括进行课程结构调整，建设通识教育课程体系，扩大学生选课的自主权，推进教材和课程建设。

方家驹认为：“课程改革是要为学生提供更多自由的空间，让学生活跃起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管理只能是造成一种氛围。但课程建设是抽象又具体的过程，抽象在于实际老师开课不会完全按照预期要求开设，会有限制。”

由各院系开出的综合选修课是拓宽知识结构广度的重要途径，它来源于专业课，又不能是单纯简化了的专业课，使教学流于泛泛。在起步阶段由于缺乏有实效的整体性的建设，因而面临着“课程面宽而杂”的局面。“高教所的同志就说，他们（指院系）的课程报上来就放进去了，比较仓促。”钱冬生说道。

执教“化学与人类”的化学系教授刘旦初把1995年以前的公选课戏称为“三不管”：学校不管、院系不管、教师不管。“这是学校的‘三流’课程，在专业课和基础课之下。也不是不管，只是大家不重视，讲到底‘四不重视’：因为连学生也不重视，只是为了拿学分而已。”“这些课程最大问题是往往老师把专业课程简化了讲。”方家驹说道。

在当时的学分结构中，要求文科学生选修四分理科课程，理科学生选修四分文科课程，这就要求各系开出相应的课程供学生选修。面对“简化版”的理科专业课，刘旦初提到了这一现象：“文科学生普遍认为没有他们喜欢的理科课程，1995年快毕业了，还有人没有完成四个学分。”“当时教务处认为，学生有责任，但是更多的责任应该在学校，因为没有提供给学生可以选择的课程。”刘旦初说道，“化学、人类、社会”第一门专门为公选课而开设的课程就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

当年刘旦初接受开课任务还有一番曲折。“我开始不愿意接，也有些私心。原来一直在搞科研，范围很狭小，突然要开一门公选课，我得去熟悉过去根本没接触过的领域，工作量太大了。而且文科学生的基础也不一样，教学的难度比给专业学生上课还要难。”“磨”不过化学系领导，刘旦初终于还是接下了任务，且度过了他“有生以来最苦的暑假”。在研究了大量类似的中外课程之后，他创造了一套“能够让文理科同学都感兴趣，化学穿插其间”的体系——将所有人都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和化学内容结合。

第一个学期刚开课的时候预设六十人的课程只有三四十人选，第二个星期课堂里却坐了五十多个学生；到了第二学期设置九十人的课程容量，却有学生选不上课。

为什么？奥妙在于课堂。刘旦初的授课理念有几大关键词：适当的知识点、学习的兴趣、学习方法的言传身教。为了引发学生思考，学会解决问题的方法，刘旦初曾让学生们“走一次再发现道路”，换位成科学家、工程师，去解决原子弹核裂变的问题。

一堂不起眼的选修课的成功，很快超出了这个教室的范围。

教务处在1996年开办了教师沙龙，这被刘旦初称为“通识教育”的一个里程碑。沙龙邀请了各系分管教学的副系主任和主要的任课老师，讨论如何把公选课提升到综合教育的高度，第一次讨论就瞄准了刘旦初的课。

它改变了公选课不受重视的局面，很多大牌教授亲自来上公选课，丁光宏、卢大儒等名家都开了选修课。“这是复旦从来没有的。不能说是我的功劳，这是‘火候’到了。”刘旦初说道。

四年前，学校进一步提出了“大学本科教育是通识教育基础上的宽口径专业教育”的观念，组织全校教授开展文理教育大讨论和课程设置调整，构建了综合教育、文理基础教育、专业教育三大课程板块，形成了以综合教育和文理基础教育为主要特色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

其中综合教育课程包括人文学科与艺术、社会科学与行为科学、自然科学与数学三大组，目前每个部分已经开出了七十多门课程。

王生洪校长在2006年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的演讲中介绍了复旦课程设置的要求：“我们特别强调宽度与深度的结合，不仅向学生展示不同领域的知识图景，而且强调通过严格的学术训练，让学生深入理解不同学科的思想与方法。”

药学院叶桦副教授是核心课程“医药伦理”的授课老师。如何达到学校对于课程的要求？叶桦认为：“要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首先要引导他们发现问题；然后教他们怎样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怎样从你的问题寻找原因，得出自己的结论。这是一个系统的工作，不能一下子做完。”“首先，发现问题，就做不到。”叶桦采取了循序渐进的办法，“第一步，让他们回答我的问题。问题我们来找，我们认为哪些是问题，引导他们自己分析原因、影响的因素，然后怎样来解决。比如伦理问题是没有对错的，在美国被查出有乳腺癌了，美国认为应该告诉她本人，中国认为应该告诉她的家属，然后就打官司，对错在哪里呢？第二步，引导他们从一个问题推导到另一个问题去。”追问：教育的本然价值“时代和社会在变，通识教育的理念也要随时而变、应地而变，不变的是它对教育本然价值的追求，这个价值就是人的全面发展。”

有这么一说：“长期以来，在教育目的的价值选择上，个人本位和社会本位似乎成了一对永恒的矛盾。”（李定仁、王鉴《大学“通识教育”三题》）无论是近代中国或美国的高等教育发展中几番论战与变革，似乎都暗合了这个主题。

1862年，京师同文馆作为第一所洋务学堂问世，虽然远够不上“大学”之称，但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自有其价值与地位。洋务学堂自然以适合洋务需要的专门人才为培养目标，恪守着洋务派“富国强兵”的宗旨。三十年后甲午战争的失败直截了当地否定了其培养模式。维新派攻击其课程内容过分偏狭，西学有余，中学不足；仅能造就适应一时之才，专门人才专门化程度不高。“中学为体，西学为用”，1896年孙家鼐奏呈有关开办京师大学堂六条意见，第一条即提出了这一“立学宗旨”。中国千年的教育史，从夏、商、周三代官学到孔夫子兴办私学，直到19世纪末，千年的书院里从事的皆是“人文教育”，纵使在清末救亡图存的大背景下，老祖宗的训导还是不能忘。

京师大学堂在办学之初即有“博通学”、“专门学”之分，试图确立一种融汇中西、古今之学的知识谱系，为专门学习铺设宽厚的知识基础。1902年清政府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谨遵此次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全学之纲领”。“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而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的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主张教育要有“独立资格”，以杜绝形形色色的“驯服工具论及所有的封建奴化教育”。

与蔡元培同时代的众多教育家如张伯苓、唐文治、梅贻琦、潘光旦等人一再强调的都是“全人格的人”。潘光旦曾说：“教人做人是第一位的，教人有一种专业还是余事。”“通识为本，专识为末”，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是这一主张最坚定的拥护者和实践者。1933年针对学生过于重视实用学科的情况，他实行新生入学不分专业的制度。抗日战争爆发后，西南联大仍旧继承了这种课程模式，也就是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清华、西南联大培养出了许多大师级的学者。

乱世之中，这样的选择是否出自偶然？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美国在反战运动、民权运动中风雨飘摇。哈佛大学恪守的“学术独立、学术自治、学术中立”办学原则在二战后迅猛发展的美国社会中遭受质疑。激进的青年教师和学生认为哈佛也应当走出象牙塔，投身于社会，“成为知识的生产者、批发商和动力站”。

时任哈佛校长的德里克·博克明确回答：“大学不是营业性公司，不是国家安全工具”，大学要在满足社会需要的同时，保持大学的自治。在那个实用主义盛行的年代，哈佛文理学院实施了“核心课程”体系，要将学生培养成“有能力有理性的人”。

哈佛并没有在社会大潮中失掉传统，反而适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至今它仍旧是人们心目中“学术水平最高，最富有传统特色的大学”。

在个人和社会的矛盾中，通识教育做的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个体与社会价值的调和。

在这个纷繁变化的社会中，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人需要安身立命的东西，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一个拥有人的主体性的人，而不是为社会进步服务的简单器物，一个螺丝钉或是一个螺母。孔子言：“君子不器”，器是无感情，无思维能力，无个性的，或者说是无“灵魂”的。

然而作为一个社会的人，一个机械的器物是无法在这个以变化著称的当代社会中生存的。没有对于知识广度和深度的理解，没有触类旁通、独立思考的能力，没有丰富的想象力，没有强烈的使命感和博大的胸襟，就不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人。

通识教育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以不同的方式推进了教育和社会的发展，而其始终不变的理念是对于“人”的关注。

如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在第七届校长论坛上的发言中所说的：“时代和社会在变，通识教育的理念也要随时而变、应地而变，不变的是它对教育本然价值的追求，这个价值就是人的全面发展。”（刘昌荣选编）[1]本文刊登于2006年12月29日《青年》杂志第一期；作者系复旦大学2005级经济学院本科生。

我们的核心课程：转折与碰撞

题解：2006年9月，通识教育框架中的内核浮出水面——核心课程。核心课程研究中心用近一年的时间，通过对世界一流高校的借鉴和研究，打造出了属于复旦的通识核心课程：不要通史概论，不要浅尝辄止。课程设计者们的观点是，核心课程要“了解历史，借鉴西方，认识中国，自作主张”。

核心课程第一年，对学生来说，有惊喜和收获，对于老师来说，却是不小的挑战。《复旦青年》通过大量的问卷和调查发现，“核心”的概念是什么仍然是通识教育中的每一分子都在不断用行动回答的问题。

2006年9月6日晚，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中的“视觉艺术设计”课堂。“同学们，这两个奥运会标识设计，你们觉得哪个更好？”艺术系教师周进指着投影幕布上2008北京奥运会标识的两种设计方案。

今天，是他第一次站在这门新课程的讲台上。

容纳了四十名06级新生的5115教室温度有点高。周进频频在教室过道里穿行，手中展开几份设计绚丽的画册。不少同学伸头盯着画册，拿出了白纸。在周进的讲解中，他们的纸上逐渐布满了标志、人像、动物和风景。

讲台上躺着一打已经收齐的“视觉艺术设计课程调查问卷”。问卷最后一题是：请画出你想到的一个图形。蜗牛、南瓜、神仙……千奇百怪的东西出现在这个位置。“我想知道他们想通过这门课获得些什么”，周进显得十分欣慰，“他们什么想法都有，很活跃。这个开始很好。这门课要尽量多给同学一些实践的机会，让他们亲自动笔画画，体验这种创作的感觉。应该这样。我早就想这样上课，但班级一直太大，实践和讨论一直没法开展。现在条件有了”。

而在公选课的美育课程类里，周进主讲的艺术设计原理足有一百二十人，上课只能老师唱“独角戏”，学生就坐着听，“效果不太好，根本没法像现在这么上”。

这开学的第一周确实是值得记住的一星期。

这星期开始，包括视觉艺术设计在内的五十门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全面“下水”。核心课程分为“文史经典与文化传承”、“哲学智慧与批判性思维”、“文明对话与世界性视野”、“科技进步与科学精神”、“生态环境与生命关怀”、“艺术创作与审美”六大模块。“不是经典就不能进入‘文史经典与文化传承’和‘哲学智慧与批判性思维’这两个模块——通史概论统统舍去。希望我们的同学都读一些经典，这将是我们的学生和别人不同的地方！‘艺术创作与审美’模块，希望课程不仅仅是让学生懂得鉴赏，更要参与创作，你可能没有画画的天分，但是在创作的过程就是一次想象力的发挥，性灵的释放。这种课是其他学校的通识教育都没有的，复旦独有的。”核心课程主要设计者之一、通识教育研究中心秘书长、哲学学院教授王德峰说。另外，“文明对话与世界性视野”模块旨在给学生一个广阔的视野与胸怀，“生态环境与生命关怀”模块发自近些年愈发受人关注的生命科学热潮，“科技进步与科学精神”模块在于启发科学思想和创新思维。复旦学院成立之后：酝酿大陆第一套通识教育核心课程

2005年，复旦在万众瞩目之中推出了复旦学院，喊响了通识教育的口号。这一年，复旦学院更多关注的是书院的建设、导师制的改革、住宿制度的变化、通识素养讲座，也涉及了一些比较小的课程调整——例如将原本安排在大一的专业课移到大二。但表面上，对于通识教育的核心环节——课程建设，却几乎没有触及。“关键还是课程，课程要准备出来，这个过程是很费劲的。复旦学院的成立先是从管理上打通了，这样反过来也推动了课程的设立。”1990至1995年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的钱冬生这样说。十年前的他在任上积极推进学分制改革，退休后他则一直关注通识教育方面的问题，译介了哈佛大学等国外一流大学的相关材料。

事实上，一场改革正在酝酿之中。

2005年11月，就在复旦学院成立后两个月，由复旦大学副校长蔡达峰、各院系教授、教务处、复旦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联合的“核心课程研究中心”成立，开始紧锣密鼓地准备推出核心课程。来自各院系和部门的专家查阅大量资料，收集汇编了国外和港台一些大学相对比较成功的通识教育的例子，为建设核心课程进行理论储备。

课程模块在多次会议中、在反复的研究和讨论的基础上逐渐成形。今年6月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研讨会上，现有的六大模块被确定下来。随后，各个院系选送符合标准的课程。

核心课程，这是一套被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等著名高校采用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哈佛大学通识教育体系比较成熟，核心课程已推行了将近三十年。复旦的核心课程看上去与它们有相似之处，以哈佛大学为例，核心课程也分为六个模块，学生必须在每个模块中选修一定的学分。但是，这些课程是学生大学前两年的主课和基本课程，有严格的教学要求和训练要求，既广且深，具有很强的专题研讨性质，特别强调课堂互动性和探究性、实践性。

在我国，自1995年国家教委下达《关于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建议》文件以来，各高校陆续开设了各类选修课程，以期达到拓宽学生知识面的目的。

但台湾大学教授、原“台湾大学校院通识教育访评”总主持人黄俊杰在接受《复旦青年》采访时表示，自由选修课并不能收到很好的效果，因为一旦选择不加限制，让学生从两三百门课里选几门——吃自助餐，学生便会以成绩为修课目的，纷纷趋向容易的、给分高的课程或自己已经熟悉的领域，从而导致学生知识体系很不完整。

在国际上，自由选修课早已开始逐渐被核心课程所取代，规定的模块选修“套餐”代替“自助餐”已成为最主流的趋势。

而复旦，在复旦学院刚刚成立一年的关口，推出了中国内地第一套核心课程。“通识教育在国外已经实行了很多年，也是在大学教育出现危机的情况下一步一步改革的结果。我们为什么要进行通识教育？不是纯粹要学西方，而是我们的大学本科教育也面临了危机。如果说中国的大学本科教育没有危机，也就没有改革的必要。我们的大学本科教育面临着滑坡，变成一种功利主义的教育，沦为高级的职业培训。”核心课程主要设计者王德峰说，“一种看法认为，大学的教育应该与时代相适应，时代需要什么样的人，大学就培养什么样的人。但我认为大学应该与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应当引领时代，而不是紧跟在时代的脚步后面。”正是基于这样的通识教育理念，复旦推出了核心课程，力图扭转局面。

王德峰说出了课程设计者们的观点，核心课程要“了解历史，借鉴西方，认识中国，自作主张”。

虽然复旦的核心课程形式看似相类哈佛，但王德峰表示，“我们不是像哈佛按学科分类的，我们不是要分出六大类的知识，而是以培养学生做人所必需的素养为目标，核心课程的六类是我们认为学生应当具备的几种素养，使他成为有高尚的人格、有天下的胸怀、有责任感、有学术精神的人。”

06级计算机系的小尚已对此有所了解，“《周易》课上，老师说，如果你把核心课程当作专业课来上那肯定是得不偿失，因为你选了一门就放弃了四十九门；通识课就是要培养你的思考问题的方法，比如说对于一门科学或者其他一些要研究的对象如何进行分析，并不是让你去掌握这个专业里的某一种知识”。核心课程：原有基础上的思路转变

五十门核心课程都有原来的基础——它们来自于综合选修课、专业课、人文和理工基础课。但这仅仅是一个复制吗？《青年》发放的问卷中，四十八名核心课程教师的55.7%认为他们的备课、授课方式与以前相比有变化，有30.7%的教师认为变化很大。“更注重科学思想、增加了与学生的交流、扩充了课程内容、教学形式更多样化……”教师们在问卷中这样描述课程的变化。“学生参与更多，提问很积极，后期要参与创作，多媒体用得更多。”主讲音乐入门的陈瑜说，“核心课程不错，很能扩大学生知识面。”“所有的核心课程都要启发学生的思维，让他去思考。比如说一个历史事件，以前老师可能会讲的是哪个时间、哪个地点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起因、经过、结果是怎么样的，但是核心课程的老师可能就会还原到历史，让你进入当时整个历史的大背景，让你身临其境地去感悟为什么会发生这一事件。”孙燕华这样解释复旦学院对核心课程的授课要求。《青年》发放的学生问卷调查显示，一百五十名06级新生中，51%认为核心课程与其他公选课有区别，其中一半认为“上课内容充实丰富，能引起兴趣”，另一半认为“教学方式互动性强，实践机会多”。

主讲材料科学与社会的副教授张敬海认为，核心课程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引导他们在以后的工作领域中扮演领袖角色。“他把创新的思想带到他的工作中去，对整个社会的发展会有很大作用的”。但从教育体制来说，从小学到中学的应试教育，学生们所学课程都太过于集中，对人今后的发展很有限制。“一个成就，往往是跨学科的，这些新的东西从哪儿长出来？是从一个肥沃的土壤上长出来的，这个营养一定要丰富，绝不是单一的营养。核心课程有这个能力。”教师的急转弯：准备好了没有？

然而，老师们暑假才收到教授核心课程的通知，显然有些仓促。突如其来的变化，让大家感到有些准备不足。

06级计算机系的小马选的是中文系骆玉明教授的“古典诗词导读”。“老师现在讲课都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思路，经常问我们，应该怎么讲，这样讲好还是那样讲好？基本上每节课都问。”

复旦学院要求“每门课程本学期至少讨论一次，授课要注重思想性和启发性，要增加与学生的互动，引导学生发现和解决问题。”化学系教授姚子鹏看法不同。他主讲“诺贝尔化学奖史话”已经将近二十年，暑假收到了该课程入选核心课程的通知，但他表示，直到9月底开会才知道原来核心课程是这么回事，有以上这些框框和要求。“我的课程体系成型已经七八年了，我觉得复旦学院不应该硬性规定教师该如何上课，每个老师有他自己的方法和特色！学院应该开开座谈会，老师的声音上面听得太少。”“根据核心课程的要求，老师得具备很广的知识面，老师首先要通，才能教学生通。我们复旦这种老师有多少？”药学院副教授叶桦讲授医药伦理方面的课程已经好几年了，但讲的都是十八学时的课，隔周一上。从暑假接到通知到九月开始授课，叶桦和同事猛翻资料，往课程里塞内容——把它变成三十六学时，拉长了整整一倍。“比以前难多了！这个（课程）下来得太快了，时间太紧。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理解和悟出这个‘核心’的道理。我们现在还没有悟出来。”叶桦有些无奈。

但叶桦认为，核心课程要求的教学方法其实是他一贯坚持的，所以在这方面他并没有不适应。叶桦这样归纳他的讲课思路，第一步，让学生回答他的问题。第二步，引导他们从一个问题推导到另一个问题去，最好自己能提出问题，这样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引导他们发现问题。然后教他们怎样解决问题，分析问题。最后，从问题寻找原因，得出自己的结论。“我们以讨论为主，讲课为辅，我打算讨论很多次！每个学生至少发言一次——来不及发言，留下你的讲稿给我。”

一直以来，叶桦的课都有讨论安排。对他来说，这并不是新东西，不难实施。但对于多数老师，传统的授课方式还在延续。问卷显示，仍然有49%的新生认为，核心课程没有什么变化。06级临床八年的小陈选了“科技进步与科学精神”模块的一门课，“我觉得老师讲课就是灌输型的，和其他课没什么不同。他讲，我们在下面听就行，比较沉闷。”

核心课程，同样让长期处于灌输式教学下的学生不太适应。

06级自主招生录取的小葛刚参加了“疫苗改变世界”的讨论，“我觉得同学们都不太明白该怎么讨论，可能刚从高中那种应试模式里出来吧。他们没讲出自己的观点，只是附和别人的观点，而且只是讨论医学方面的内容，而不会像老师那样涉及文明、社会等等。”小葛发现，同学们的材料大多是从网上下载的，于是要讲的内容大多雷同了，只好简略带过。“整个气氛很沉闷，大部分同学就是当成任务很被动地去做。”受访的新生多数认为，不少课程在讨论前并未给出一个思路，也未明确要求学生阅读资料、准备讲稿。“核心课程是全新的课程，不管是从本质还是从一些外在的东西。”孙燕华认为，“每一门课程都要有原来的基础，但一定要经过改造，慢慢地靠近通识教育的理念。”

这其中必然会有较长的适应期。为了控制课程的质量，孙燕华有个设想：启动评估和跟踪反馈，由通识教育研究中心、高等教育研究所、任课教师、学生共同参与，监督课程质量，“对现有课程进行考评，上得不好可能被淘汰。学校要一步步把核心课程建成精品课程”。核心课程何时真正“核心”？“本课程的主题是近期中东社会和政治秩序（以及混乱）的形成和演变，将以本地区的历史背景为依据，对其戏剧性的发展进行研究……我们不仅将研究事件的过程，还将研究其所导致的支配今天中东图景的种族、语言、社会和政治的模式。我们支持你集中研究任何一个主要的语言群和特定的历史时期，同时又注意更大范围的图景……对有兴趣继续探究某些课题的学生，可得到一个推荐书目。不期望你精通推荐的材料，但鼓励你广泛阅读。”

这是世界著名的哈佛大学2001年秋季核心课程“外国文化”模块中的“当代中东思潮与变化”课程教学大纲的片段。哈佛大学每门核心课程的大纲都长达六七页，对教学内容的规划非常详细，并且都在网上公开，每个学期都会更新。

在哈佛，几乎每门核心课程都要上一学年的时间，期间有大量的文献阅读，除上课外，每周都有一次分小班（十五人）讨论以及音乐和影片展示，学生基本每两周要提交一次作业，所有助教每周要和主讲教授再碰头开一次会，汇总各小班问题情况并讨论下周课程安排。

这样的教学方式对学生的负责自不待言，但对学生的要求之严同样也是不言而喻。

在哈佛读博士时旁听过核心课程的作家刘瑜曾感叹：“这些课程的目的便是让学生在进入自己专业知识的细枝末节之前，能够对他所置身的世界有一个框架性的理解和探索，培养一种不断发问的‘天真’，这样当他置身于自己的专业时，能够知道自己所学习的不过是一个巨大有机体里面的一个毛细血管。不知国内名校能给刚进大学的孩子开几门这样的课程？”

所谓“核心课程”，其“核心”就在于它是主课，是最重要的课程。在复旦呢？“我觉得这样的课严格不了”，06级计算机系小李说，“就是上课泛泛讲一讲，也没有什么要求，也没有作业，都是以上课讲为主”。“很多同学都有专业课，核心课还不在学生眼里的。”叶桦坦言，在“医药伦理”课间，有同学忙着看一本化学书，“同学说这书是自己专业的老师指定必读的。这是有道理的啊，他们的专业课要严些，我的课只能要求他们差不多就行了。我们现在还只是外表有点像哈佛。”

台湾一些比大陆更早些实行通识教育的大学中，流行“营养课”的说法，用来指代那些送学分的通识课程。但在台湾的大学，通识教育学分大约能占到本科生应修学分的30%。

目前，复旦06级新生在五十门核心课程中仅能选一到两门，即两到四分，并且划入综合选修学分。而在欧美和港台一些知名大学，是每一模块至少选修一门课程。目前哈佛大学本科基本体制是全部课程为三十五个课程，其中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为八至十个课程。相较之下，复旦通识教育课程和专业课程的数量对比悬殊。（夏天怡选编）[1]本文刊登于2006年12月29日《青年》杂志第一期；作者系复旦大学2006级历史系本科生。

求索通识系列报道

题解：2005年9月，复旦学院成立。2006年9月，“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出炉。2007年9月，“核心课程”完善，学分扩容。2008年9月……

通识教育的每一步并非都迈得如此顺畅。在中国，通识教育是以一个过程而非结果出现的，其间前进的力量与偏向的张力并存共生。如何让西方先进教育模式在中国开花结果，或许是另一个“中体西用”的难题。

本组稿件试图以一种开放而进取的姿态，去探讨通识教育进程中的得失利弊，以求“研本溯源，论理明道”。

两个世纪的思与行——通识教育系列报道之一

纽约小镇绮色佳（Ithaca）与坐落山顶的康奈尔大学只有一个45度仰角的距离。

1910年，一位东方学生从这里的农学院转入文学院。五年以后，他又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实用主义大师——杜威。

没有人会想到，那时的两次系别跨越影响了中国近百年的历史进程。

百年后的我们也很少想到，康奈尔与哥伦比亚完全不同的气质对青年胡适的影响，或许比从农学转向哲学的差异更大。《1828年耶鲁报告》：古典主义的卫道者

哥伦比亚大学的前身——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成立于1754年，是深受英国大学传统影响的“常春藤盟校”之一。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理念扎根在大学气质中。修习的七艺（文法、逻辑、修辞、几何、天文、算术、音乐）和文雅学科几乎涉及了当时人类的整个知识体系。

而1866年创立的康奈尔大学，则是实用主义的代表，“其目的就在于造就工业社会中有用的人，而不是培养绅士”。

个中差异有着深切的现实背景。“常春藤盟校”由基督教派创立，师法牛津、剑桥，传承欧陆遗风。新兴的学校则发轫于对实用人才存有巨大需求的建国之初。

历史边疆学派的特纳认为：“直到目前（1893年）为止，一部美国史在很大程度上可说是对于西部的拓殖史。”兴起于18世纪末的“西进运动”使现代语、自然科学等新兴科目在高等教育中占有了一席之地。古典文雅学科遭到了价值和功用的怀疑。

1828年，耶鲁大学的教授们用一篇报告回应了这种质疑。次年，一篇支持耶鲁报告的文章在《北美评论》上刊载。文中第一次出现了“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一词。这两份文献共同构成了第一次“通识教育运动”。

这次运动排斥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维护的实则是狭义的文雅教育。

实用与文雅就此成了两根枝丫，在高等教育发展的主干上相互侵夺，盘根错节。“芝加哥大战”

实用一支引入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英国大学的“教学”传统很难满足其发展需要。因此，德国大学重“研究”的传统被引入美国。文雅教育为主的大学备受实用技术科目和科学基础研究的冲击，不得不进行课程改革。

不久之后，美国的高等教育就被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专业主义、唯科学主义、唯市场取向填满。

或多或少的，我们从当时美国的镜面里，看到了自己的倒影。

芝加哥大学原本是德国模式的拥趸。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29年，时年三十岁的哈钦斯（Hutchins）入主。

他强烈批判当时美国大学过分注重专业及实用，有向“职业培训所”演化的趋势，提出实行“共同教育”（Common Education），研究经典著作以弥补共同文化根基的断裂。

芝加哥大学内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教授站在反对者的最前列。哈钦斯提出四年本科生通识教育的方案在他们眼中无疑是倒退，芝大研究型大学的前沿地位也将不保。

1934年，一场轰动全美的教育大辩论在芝加哥大学展开，史称“芝加哥之战”。

八年以后，哈钦斯终于成为胜利者。四年本科需修满四十二门课程，其中核心课程占50%。

直至今日，贯彻通识教育最彻底的芝大也保持着另一项纪录——六十一名诺贝尔奖得主冠绝世界。

人们津津乐道的不是1892年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建立的芝大，而是“哈钦斯的芝加哥”。《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原子弹？通识教育！

1909年，时任哈佛校长的罗尔（Lowell）提出了主修和分类必修制度。在学生毕业最低限度的十六门课中，必须有六门是集中主修某一个领域。其中四门则必须在文学、自然科学、历史、数学四个分类中各选一科。剩下的六门方才是自由选修。这一理念接近于哈钦斯。主修制度的提出也揭开了第二次“通识教育运动”的序幕。

罗尔的继任者康能（Conant）将哈佛的通识教育领上了英德传统兼备的道路。深通化学的康能是“二战”期间制订原子弹计划的重要人物。然而，从1943年1月到1945年6月这段“二战”正酣的年月里，他却着手做着并不比投放原子弹次要的事。

1945年8月9日，原子弹“胖子”在长崎爆炸。几天以后，康能将与一批一流学者两年半以来每星期讨论的结果公之于众——《自由社会的通识教育》（俗称《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红皮书》提出了通识教育的领域和培养的四种能力，也将通识教育的养成阶段扩及中小学，探讨了中小学阶段如何实施通识教育。“通识教育的圣经”，这样的赞誉不仅属于红皮书的内容本身，也属于整个诞生过程。[1]本文刊登于2007年3月13日《复旦青年》第191期；作者系复旦大学2005级新闻学院本科生。

回归原点，与经典为伴——通识教育系列报道之二

2006年9月，复旦大学的本科新生手中，首次出现一本“通识教育核心课程”选课书。六大模块，五十门核心课程。每个人的本科生培养计划中，都有这样一条：“学生必须在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中选满二至四分，否则不能毕业”。

而七十多年前，在芝加哥大学正进行着一场轰动全美的教育大辩论。核心课程的倡导者哈钦斯，在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教授的大战中成为最后的胜利者。此后，芝加哥大学四年本科需修满四十二门课程，其中核心课程占50%。

直至今日，中国的教育界和文化界学者们，依然在呼吁加强人文教育、倡导阅读文化经典的艰难道路上行走。2006年11月10日至11日，一百余名海内外著名学者汇聚南京，在东南大学举办了首届中国人文教育高层论坛，主题为“文化经典与人文教育”。

论坛上，中国思想界的积极推动者、当年曾来复旦发表演讲的学者甘阳认为：“我国通识教育不应该走没有任何规划、没有任何精心设计的‘通识教育大杂烩’，而应该是在有限的学分时间限制下，精心设计少而精的几门‘共同核心课程’作为第一步。”沈婵婧　摄“今天有的大学开出二三百门通识课程，可谓丰富多彩。但其毛病是通论、概论之类的课程太多，东西方原著经典导读的课程太少。”“德国模式”取代“英国模式”，美国传统教育体制基本瓦解

波士顿是美国北部新英格兰地区最大的港口城市，波士顿除了有健全的商业发展环境之外，亦是美国著名的文化城。波士顿市内有十六所大学，而西郊的剑桥更是美国最著名的大学城，已有三百七十年历史的哈佛大学总部就坐落于此。

但这所培育出七位美国总统与四十位诺贝尔奖得主的名校，在成立之初却不是美国现代意义的大学。它的目标是培养本地区、本教派的牧师及其政治领袖，实行的是以希腊文和拉丁文为中心的西方古典人文教育，即西方大学的“英国模式”。

但随着1870年后美国开始现代转型和高度的经济发展，社会急剧分化，贫富差距急剧拉大，道德沦丧，腐败和黑帮盛行。美国老学院的传统人文教育无法适应这种变化，导致美国教育制度在19世纪末开始重大的转向。

以“德国大学模式”取代以往传统的“英国大学模式”的霍浦金斯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被公认为美国现代大学的起点。它们不再强调传统的古典文化的人文教育，而是以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为取向的“研究”为主的专业性教育。美国以往以古典语言和古典文化教育为中心的传统教育体制到19世纪末基本瓦解。“共同教育”理念和经典课程的诞生

但这一局面随着1926年三十岁的哈钦斯入主芝加哥大学开始改变。哈钦斯在主持芝加哥大学后不久，便开始对当时的美国高等教育状况和方向发起了全面批判。

1932年6月，美国东北各名牌大学的应届毕业生步21974名老学长的后尘，也在拼命找工作了。那时连在纽约百货公司开电梯也要有学士学位，而且对他们当中好些人来说，这已是最好的差使了。

哈钦斯在1936年发表的《高等教育在美国》中，批判美国的高等教育已经完全走入歧途，充满了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专业主义、唯科学主义、唯技术主义、唯市场取向的庸俗化方向。

哈钦斯一向在美国主张以文雅教育为高等教育的实施主体，并提出现代大学通识教育的内容必须属于“永恒学习”的范畴，探讨“共同人性”以及“本族群的属性”。“共同教育”的理念应运而生，其精华首先体现在西方文明自古以来的伟大不朽的历代经典著作中。

关于不朽的标准，哈钦斯的定义是：“在每一时代里，都可以被视为当代的。”“使学生据以统观认识西方文化的精髓和得以放诸四海皆准的、百世而不惑的、普遍而又绝对的价值。”这种以文雅教育为主干，而又以经典名著为全体学生必修的课程，即成为共同核心科目。《自由社会的通识教育》：“二战”后通识教育的“圣经”

二战前后，美国经济萧条，战争使建筑业近乎停滞，城市新移民浪潮不断扩大，内城衰败，贫民窟现象严重，复员军人回城安置……城市住房短缺，成为战后美国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障碍。

二战带给美国人民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改变。不同阶层之间、不同职业之间、不同年龄群体之间，都日益缺乏共同语言，因此难以达成社会共识。

哈佛大学在康能校长领导下，于1945年发表著名报告《自由社会的通识教育》（俗称《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提出解决之道在于提供一种“共同教育”，其基础在于对西方文明传统和美国历史的共同体认。这与哈钦斯的看法完全一脉相承。“红皮书”代表了二战结束后美国大学的共识，甚至被称为“二战”后通识教育的“圣经”。

美国大学现代通识教育不管如何多样，“西方文明课”始终是通识教育课程的核心。而以西方经典阅读为中心的教学方式，也成为美国大学通识教育最普遍最基本的方式。“史”和“经”交互：美国通识教育课程基本原则

1917年，哥伦比亚大学有个教师开设了一门“人文经典选读”课，一个星期读一本西方经典，不要求希腊文、拉丁文。这项举措在当时遭到了学术同仁的嘲笑，被认为：不合时宜、不专业、不伦不类。

但这课却很受学生欢迎，于是大家都跟着他学，开设类似的人文经典阅读课。开始时，这门课完全只是这个教师个人在学校开的一门选修课，但经过二十年，这门课逐渐制度化为哥伦比亚的全校必修课。

这就是哥伦比亚大学“人文经典”课的起源，1917年被认为是美国现代通识教育的起点。

哥伦比亚大学的通识教育传统上主要由“当代文明”和“人文经典”两门课组成。最初，“当代文明”课与“人文经典”课是各不相干的。但到40年代，这两门课开始成为配套的全校本科必修课，构成了哥大以后的通识教育基本构架。“当代文明”课第一学年的内容是讲从古代到近代的西方历史，而第二学年则转向现代西方社会。因此这门课两个学年的教育，实际上自然地形成了从“人文学科”的训练过渡到现代“社会学科”的训练。而在“人文经典”课方面，则同样是从古代经典一直读到现当代经典，从柏拉图读到尼采、马克思。“人文经典”和“当代文明”这两门原先各自独立的课，成为通识教育基本构架后，隐然体现出了一种内在理路：“文明”课讲的是西方文明的历史“演变”，而“人文经典”则强调经典著作提出的问题之永恒价值，即“不变”的东西。从课程上讲，“经”“史”又是互相渗透的，因为讲史的课同样包括很多经典选读，而经典著作的课同时涉及这些经典的产生时代以及思想的传承关系。

事实上，芝大并不是第一所实施经典教育的学校，哥伦比亚大学才是第一所实施经典课程的美国大学。直到今天，哥伦比亚大学是常春藤盟校中唯一要求大学部学生必修这两门经典课程的学校。

美国大学的本科通识教育，其核心和灵魂是“经史传统”，即以阅读西方历代经典著作为课程主干，而不是随随便便的当前流行的东西。哥伦比亚大学这一由“史”和“经”交互构成的通识教育构架，成为日后芝加哥大学等各校通识教育课程体制都贯彻的基本原则。同时又非常契合我国传统教育的“经史传统”，“史”讲的是一个文明的盛衰变化，“经”或经典则是这个文明最基本智慧的结晶。[1]本文刊登于2007年4月18日《复旦青年》第193期；作者系复旦大学2005级新闻学院本科生。

关于“讨论课”的讨论——通识教育系列报道之三

前不久，复旦学院完成了上学期50门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实施情况的调研。核心课程在教学中强调师生的互动讨论和实践体验，小班讨论课的开设是教学方式上的重要尝试。从初步统计结果看，上学期，22门核心课开设1次讨论课，占44%；14门核心课开设2次讨论课，占28%；6门核心课开设3次讨论课，占12%；4门核心课开设4次及其以上讨论课，占8%，另有以研讨形式授课的核心课1门。

或许是核心课程的定位和特色正在明朗化，甚至其影响已经波及其他类课程的教学，总之这学期，几个同学一起交流课程，免不了的一个发现是：“讨论”蔚然成风。

讨论课的意义，却不止于核心课程。诚如复旦学院的一份报告中所言：“讨论班的开设不但是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特色，更是本科教学组织形式的一次创新。”核心课程是通识教育的灵魂，而课程的形式较之于内容对于核心课程的成功亦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更多时候，二者是互相影响的关系。

本期《复旦青年》“求索通识”就想进行一场关于核心课程讨论课的讨论。“一间聊天的教室”、学分及考核

罗书华认为讨论对场地是有要求的，他就十分看重这样“一间聊天的教室”——“我理想中要有很多能移动的桌椅”。不过他去教务处借，无功而返，得到的答复是“这样的教室很少很少”。

目前复旦用来上核心课程小班讨论课的，有书院的活动室和一般教学楼里的教室。但是活动室空间狭小，照明等条件也不理想；而一般的教室桌椅都固定了，适合上讲授课，却未必适合需要面对面交流的讨论。

在资源“似乎”不足的情况下，一些核心课程的教师和助教开始“各显神通”，充分挖掘身边的“闲置”资源：自己院系给研究生上课用的研讨室、教师的会议室甚至办公室，都纷纷被开发出了做小班讨论教室的用途。

哈佛的情况与复旦也不无相似。一名哈佛学生介绍，他们上讨论课的教室“和普通上小课的教室差不多，有黑板，有投影。其实哈佛还是有点缺教室，因为实在无法在学校中心再建教室，只能把效率再弄高一点”。有些教授的办公室很大，偶尔也作为讨论用的教室。加上教授的藏书十分丰富，就是一个小型博物馆，上讨论课的时候可以很方便地从书架上取下查阅。

这也给了复旦学院核心课程建设与管理的负责人孙燕华博士一个启发：“我们很希望有几个正规的讨论教室。不过学校现有的很多资源也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比如一些没有开设核心课程的院系里有专门的研讨室，是不是也能利用起来，为我们核心课程的讨论课提供方便呢？”

而学生上好讨论课的另一个前提是——有充分的准备时间：查阅相关资料、交流、思考。这牵涉到了学生的学分和课时。王德峰提到：如果一个学生周一到周五都是在不同的教室间奔走，他有什么资格坐下来思考问题呢？他得出的结论就会是：读书就是听课。

复旦的通识教育现在还没“动”学生的学分，其中有核心课刚起步的顾虑。从其他学校的经验看，北京大学搞“元培班”时，学生的学分要求就比一般学生少了十分，以便他们有更多的时间阅读参考书、进行课堂讨论和论文写作等环节；在芝加哥大学，通识课程就是学生本科前两年的主课，一门核心课程的学分是四学分，既有以讨论辩问为主的一周四小时的统整性课程，又有每周包含一小时听讲和三小时讨论的经典名著课程，学生的主要精力就可以投入在讨论的准备上。

而上核心课程“走近医学”的医学院副教授汪青，提到了困扰她的另一个问题，等级制的评定方式对于核心课程的考核是否仍然适用？

刚刚从加拿大的一所大学访学归来，汪青发现，虽然他们的学生成绩最后就是“PASS”和“FAIL”，但是很重视学生平时参与讨论的表现。而在美国一些实施通识教育的大学，课程也大都采用老师的平常记录成绩，期末给予文字叙述性的总评，而非数字分数或等级。

汪青注意到在自己的课上，当学生感到助教正在做的记录与成绩相关时，便会有种功利心态，“这对讨论的影响不太好”。

汪青很看重讨论，她的课上，讨论课的成绩占到了学生最后总成绩的30%。她要求学生最后交上来的讨论报告必须既要有讨论的话题内容，还要有对讨论课的意见和建议。严格要求学生的同时，汪青自己批注了每一份学生的讨论报告，划出学生好的意见，甚至面对学生在报告中对课程意义的质疑，她也详细地写下了自己的回应。

只是这些认真批注的报告最终并没有让学生看到。关于最后给学生一个课程成绩的反馈，《复旦青年》也做过相关报道——从整体上说，这点在整个复旦还没有一个合理的机制，而在国外的一些大学，这是教学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不过也有一些核心课程的助教，会很有心地把学生的期末论文贴到网上，既可以展示优秀的论文，也使一些抄袭的论文在对照下无所遁形。助教的讨论课？教师的讨论课？

讨论的过程需要一个组织者引导，而教师有限，分身乏术。作为缓和师生比例悬殊的一种方式，助教的作用被放大，逐渐从“幕后”走向了“台前”（见《复旦青年》第187期二版《本科课程助教：从幕后到台前》）。甘阳曾提出中国大学实施通识教育的两个中心环节之一，就是“建立完善的助教制度，以实现小班讨论课的安排”。

甘阳举例，上世纪90年代芝加哥大学的“财富、权力、美德”课，由当时芝大的本科生院院长亲自上，选修学生多达千人（芝大一共三千本科生），需要二十多个博士生做助教，每个助教带两个小班，每班二十人左右。

社会学系的副教授潘天舒，在哈佛读博士时曾担任多门哈佛文理学院核心课程的助教。他告诉我们，哈佛能够开设好小班讨论课的秘诀，就在于一支强大的助教队伍。

潘天舒曾做过杜维明的助教，这位著名的新儒学大师、哈佛的终身教授，还会为他的课有五六百学生选而高兴，又会因一次选修的学生只有一百多人而纳闷、生气。那次五六百人的课，就配备了十多个助教，且来自不同的学科背景，每个助教带两到三个小班（哈佛称为Section），每个小班十五到二十人。“老师在课上深入浅出，讲得很有意思，但是他们提到的大量阅读材料，这些比较枯燥的东西就是助教的差事了——要带学生在讨论课上消化掉。”潘天舒笑言。

哈佛大学很重视研究生教学能力的培养，规定了博士必须有做助教的经历才能毕业。在他们一个以现任校长Derek Bok之名命名的“教学艺术中心”里，所有文理学院的助教都可以在此得到如何教学的辅导。助教上讨论课的情形会被录像，接受中心严格的考核。

而间接的考核来自学生，“助教的工作对于讨论课的成功与否很关键”，潘天舒说，“实在糟糕的助教，学生就可能不来参加这个助教组织的讨论，或者干脆偷偷换到别的助教那儿。”

在复旦，四十人的核心课配备一名助教，八十人或以上的核心课则有两名，真正组织小班讨论时，可能老师自己也亲自带一个班。助教人数比之国外大学，不占优势，但也不算劣势。关键在于助教的责任心和能力。

对于教师来说，讨论课虽然由助教主导，但不意味着讨论课就此成为“助教的讨论课”，教师可以不上讨论课，但他们对讨论课的期待体现在他们对助教的培养和对每一次讨论课具体的指导上。

在哈佛，规定核心课程的任课教师必须每周和助教开一次碰头会，商量讨论课的事情。潘天舒回忆，杜维明很看重学生的讨论课，每周都会“和助教一起吃中饭，一边吃一边教助教这个星期怎么带学生讨论，两个小时的会，他常常开成三四个小时”。

这样讨论的结果，是不同的助教对于即将要上的讨论课形成一个共识，但同时也保留了一些个人风格。

而在复旦，孙燕华介绍，核心课程的助教现在处于一个水平参差不齐的状态，教师和助教之间的交流状况也各有不同：有些教师会要求助教在讨论之前做和学生一样的准备；有些助教就是教师自己的研究生，课上便可沟通；而有些退休的教授或者自己没有研究生的教师，助教是由复旦学院分配的，而他们对助教的工作也“不敢”多有要求。

其实助教和教师在教学上的交流，收益的不仅仅是学生，还有“亦师亦生”的助教。潘天舒提到他去乔治城大学应聘教师，就得益于他在哈佛做助教的经历。同样在哈佛教书的华人教授李欧梵提到他曾经教的一门核心课，“训练我的研究生如何教这门课，往往弄得我精疲力竭”，然而“最令我骄傲的是经过此课，训练出好几位出色的研究生，甚至有两三位因参加此课的教学而找到博士论文的题目……”关乎“心”

佛兰斯纳说：大学是时代的一种表征。

而大学中人，尤其是大学生，从来不惮于最大限度地敞开双臂去将所处时代中最新的一切揽入心怀。

王德峰对这个时代的注释是：“现在的时代注重的是知识和技术，不是一个提问的时代。不断要求进步、效率、出成果。”而讨论课要求的是，提出一个好问题有时比一个好回答更有价值。

有老师感到奇怪：复旦的辩论曾获得那么高的荣誉，但为何现在的学生在讨论课上或者更多需要讨论的场合，选择三缄其口？

即使在核心课程必须参与一次小班讨论的规定下，学生“不再沉默”；但是也可能网上下载的东西被不时照搬，又或者用轮流“发言”对“讨论”做了概念偷换，而“讨论”一词所包含的表达、倾听、理解、持不同观点的人的理性对话这些意义都消失无踪。

复旦心理咨询室李淑臻老师分析了学生对待“讨论”的各种心理，其中一点是：现在是激烈的竞争社会，使大家会有一种“我要胜出”的想法，可能更多地关注自我利益，而规避自我缺点的暴露。希望被关注却不习惯关注他人，缺乏对别人意见的善意反馈。“体现在讨论中，有可能别人在发言的时候，他正在准备自己的发言，这样就无法形成真正的互动，真正的观点碰撞、思想交流。”

而社会上长期形成的一种积重难返的观念，使学生的不重视讨论也显得很可理解。李淑臻说：“西方的社会环境提倡的是个体独立、展现自我，他们对一个人的认可是多元化的，可能一个人成绩不一定好，但是他的表达能力出众也会受到同样的认可。而在中国，对一个学生的认可领域更多的还是只在学习成绩上。”“有些学生看重讨论，也可能只是瞄准了背后的成绩，不会重视过程中的东西。因此我们还是要去希求一个多元化的社会认可标准，一个充满宽容和尊重的教学环境。”

美国的学生，也许正是受益于这种多元化的认可标准而总能保有一种“天真”，潘天舒提到：哈佛学生很爱“炫耀”自己的知识，而且“越是知道稀奇古怪别人不大容易知道的知识（即使没什么‘用’），就越得意”。

他说到“功利”，美国学生也“功利”，但这和他们对文化乃至对学术的兴趣并不矛盾，并不会成为驱使他们行为中的单一理念。“恢复讨论的条件”

黄俊杰在《大学通识教育探索》中写道——“大学师生只有坚持大学知识殿堂之本质，大学才可以‘是一个理智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专家、发现者和实验者除了履行对于他们专业的职责之外，还要承认具有互相交谈和理解的责任。如果他们能够在他们自己之中恢复交谈的条件，那么他们就能成为一所大学、一个合作的思想者的团体，而这种大学或团体就能发挥理智的领导作用，并有望在塑造其时代的思想方面做出某些适当的成就（Robert M.Hutchins）’。”

借用这段话，我们试着创建一个“恢复讨论的条件”的问题。我们想看到那些课上的讨论，真正地出于兴趣、自愿，出于学术探索的热情。所以这场关于讨论课的讨论到最后，我们终究会回到那个熟悉的命题：让大学回归一个基本的特质——一个“知识殿堂”，一个学术共同体，一个探讨真理的地方。

这个命题具有双重性质，它更多的时候像个希望、像个目标显得遥远，而有时又像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式具有力量。它既是起点，也是归宿，只是中间的过程，依然充满复杂和艰辛。（陆晋源选编）[1]本文刊登于2007年5月28日《复旦青年》第194期；作者系复旦大学2005级新闻学院本科生。

丙戌开局

题解：2006年，农历丙戌年，复旦大学的第一百零一年。

百年校庆后的复旦回归宁静，宁静之下却是对于未来的憧憬。没有“后校庆”，只有“校庆后”。新的一年，大学“内涵外化”的同时，也是“外物内用”的过程；对于步入第二个年头的复旦学院，被当作新闻报道素材的时候已经过去，如何面对现实的问题和机遇是每个学院人都在思考的问题；而在学校制度的建设上，如何更贴近学生，成了这一年乃至后五年的关键。

我们做了多少？怎么做的？还有多少没做？应该怎么做？整整两年后的今天，回过头来看这篇《丙戌开局》，我们是否能读出更多的东西？

乙酉年。复旦百年校庆年的最后一天，《人民日报》主办的《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了一则消息：作为“人民网2005年度评选”重要内容之一的“2005年度中国十大最受网友尊敬的高校”大型网络评选结果揭晓，北大、清华列前两位，而复旦则成为了探花郎。

丙戌年。复旦新百年的第一天没过多久，备受争议的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学研究所武书连、吕嘉、郭石林的《2006中国大学评价》刊登在中文核心期刊《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杂志2006年第1期上，清华、北大位列第一、第二，浙江大学成为探花，而复旦大学没有出现在第四名的位置上，变成了“老五”。

这个排行榜的第四名，是上海交通大学。“日月光华”BBS上立即出现了此榜单及相关评论。二十七个小时后，新的排行榜紧接踵而至：由中国校友会网（cuaa.net）、《21世纪人才报·大学周刊》主办的2006中国大学排行榜出炉，清华大学以科学研究和学校声誉两项第一的优势荣登榜首，北京大学位居第二，复旦大学比去年上升一位名列第三。

三天后，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副校长杨玉良教授在回答如何评价外界大学排行榜的问题时说：“复旦既在乎社会的排名也不在乎它。”“这取决于它培养的人才是不是各行各业的领袖人物和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它产生的科研成果是不是能推动经济的发展进而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它能否引领社会的先进思想、它能否为国家的安全问题作出重要的贡献。”

复旦百年校庆最高潮来临前的两个月，上海交大和第二医科大正式合并。杨玉良院士的“四条标准”见诸媒体六天后，上海医学院常务副院长王国民教授在回答《复旦青年》的相关问题时表示：“复旦和上医合并，是强强联合。至今为止复旦的医科，或者上海医学院，在全国范围内还是第一方阵。”

这位曾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中心的教授乐观而清醒：“我们考虑的不是一所医学院，而是整个国家的医学事业。”后校庆时代？

上海的杨浦大桥曾经被称为“亚洲第一斜拉桥”。2005年，这座大桥桥身下的绿化地上，竖立起了一座座巨大的灯箱——杨浦区的各个大、中、小学都平等地占有一个。这些精美而硕大的箱子，每天都注视着各色各样的车辆来来往往。箱子上花花绿绿地贴满了各个学校的概况：校名、校训、特色等等，各所学校好像比赛一样，努力丰富上面的内容。

属于复旦的箱子，坐落在松花江路和延吉中路段的桥身下，内容却很简单：校名，光华楼的照片，衬上蓝色的底，上面就一句话：复旦大学百年庆典。

丙戌年，复旦百年校庆结束后的第一年，有人说，复旦的后校庆时代到来了。“我认为讲后校庆时代，就如同过去讲后工业时代，这种提法都是对以前的留恋。我建议用‘校庆后时代’，也就是校庆后第二个一百年要更多地奋斗。我们可能在五年里默默无闻，心不急，气不躁，但我们会做出很多的成绩。”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教授告诉《复旦青年》。“这一年应该是又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局年。起好步，开好局。”常务副校长张一华研究员这样概括。

同一天，副校长蔡达峰教授对《复旦青年》说：“100年，101年，到第200年，这是个非常连续的过程。对于大学来说，这种过程有的时候比某一具体时刻更有意义。因为我们从事的是教育，教育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往前看，往前看，再往前看，所以我们永远把希望放在未来。第101年对复旦的意义非常重大。”

农历新年在很多中国人的心目中，才真正算得上一年的开始。这时，孩子老人爱裹上崭新的衣裳，互道祝福，然后踏入新的一年。

丙戌年初一早晨，在杨浦大桥横跨的两段大马路——平凉路和松花江路——之间，绿化工人正在桥下冲洗灯箱。前阵子，灯箱中属于例外的中华烟草，对广告牌做了改动，用一个大大的“年”字，覆盖了箱子上的“恭祝大家鸡年快乐”中的“鸡”字。

北边，干净的复旦灯箱上的字，在挺远的地方就能望见：复旦大学百年庆典。“一所大学始终沉浸在热热闹闹的气氛中不是好事，只会张扬一种浮躁的情绪。热闹之后需要冷静，庆典之后需要深思。”校党委宣传部部长石磊教授在接受《复旦青年》采访时表示：“过去给人的感觉很成功，那么在新百年开始的时候，我们要有让未来更辉煌的这样一种追求。否则我们最后给人的感觉是我们不如我们的前辈。”“如果我们满足现状，甚至在某些学科中做得还不如前辈，那么我们将无法面对——无法面对历史，无法面对未来。”向外和向内

丙戌年的第一个月，一位特殊的客人在文科楼上眺望复旦全景。天空有些阴沉，她穿着灰色的大衣，朝光华楼的方向望去。这个情景被记者拍了下来，当天，中国新闻社的网站上出现了这一张照片。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历史上首位女校长苏珊·霍克菲尔德博士，把首次上海之行的地点定在了复旦。苏珊校长此行旨在考察麻省理工大学与复旦大学合作的IMBA项目。她表示，经过近十年的合作与交流，麻省理工与复旦这两所中美顶尖学府已经建立起了良好的互动关系，今后两校的合作将走向更深更广的领域。

二十二年前拿到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的郑祖康教授，现在是复旦大学的副校长、管理学院院长，他对《复旦青年》说：“复旦现在非常注重发展国际合作。就管院来说，美国的MIT、哥伦比亚大学、华盛顿大学和挪威很多大学等都与之有合作项目，我们希望把复旦办成一个国际化大学。”

乙酉年末，三十而立的学者徐英瑾、张金耀、曹勇、封东来登上了《复旦青年》人物版的版面。一个月后的丙戌年初，他们中的封东来教授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青年科学家奖，这个奖项每两年在全世界的候选者中挑选一名，因此被视为国际上表彰青年科学家的最高奖项。

对大学内涵的思考必然要通过它介入社会公共事务的方式体现出来。

一年半以前，一篇名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在复旦点燃了一场燃遍全中国的有关“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和国有企业领导MBO”的经济学地震，其主角之一的顾雏军锒铛入狱，它还导致了大陆经济学家“集体失语”的讨论。一个月前，演讲者郎咸平教授再次来到复旦，在丙戌年与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北京大学教授樊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主任华民一起，在正大中心“坐而论道”，参加复旦搭台的“第二届新年讲坛暨长三角企业家高峰会”。

他们的议题有：2006中国经济发展大趋势——公平与效率、国家“十一五规划”相关政策解读、2006年中国及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及房地产业发展前景展望、2006年国家金融政策走势及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中国能源战略分析及对企业发展的影响。

同一时间，中国迄今为止最大的科学装置和科学平台上出现了我们熟悉的名字，复旦大学年内将出资三千万元左右，在该装置上为材料研究“度身定制”一条超高分辨率光束线以及配套的实验站，暂定名为“光华线”。

新学期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磊教授将为本科生主讲“当代中国经济”，他告诉《复旦青年》：“国家经济社会结构的大幅度变迁，带来一系列新的问题，有的是我们过去不曾有过的，有的过去处于潜在状态，而目前显性化了，这些问题大多数我们已经意识到但没有深入研究。复旦大学要服务国家，服务社会，就要对这些深层次的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十一五”规划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它强调发展的内涵，换句话说，它重视内涵的发展和丰富，向外的发展方式体现内涵核心观念的变化。校党委副书记燕爽教授在接受《复旦青年》专访时，反复强调“校庆”和“发展”的转化关系：“今年校庆后最大的变化和特点是校庆结束后，我们能把宝贵资源和各方面获得的力量转化为学校发展的动力。”“变化是潜在的，虽然不热闹，但是也会在学校日常生活和发展中陆续得到体现。这是庆典年以后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说复旦已经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我们已经在一个新的层面、更高的平台上讨论复旦的发展。”

在学生中享有“务实教务长”之称的陆靖教授，丙戌新年给了《复旦青年》三个字，用来概括自己新一年的工作愿景：“多做事。”复旦学院的第二个学期

在全校学生正式放假后的第三天，复旦学院的全体辅导员，在逸夫科技楼的会议室里坐了八个小时。

05级学生即将升入大二之际，怎样处理与各学院的交接工作？在一个学期的探索过程中，书院的管理体制有哪些阻碍？当记者16点赶到现场时，原定一小时前就该结束的讨论仍在进行。复旦学院院长熊思东教授手里拿着外套，耐心地等在门外——他将在原定16点开始的全院总结大会上作报告。

一周前，复旦大学教务长陆靖教授在“全国著名高级中学校长论坛”上向中学校长们介绍复旦通识教育的理念时，用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国际上著名的友邦保险公司到复旦招聘毕业生，就是不招聘复旦保险专业的学生，而是招收了会计系、化学系的学生。保险公司的经理告诉他，保险学知识公司可以通过培训来传授。这就是目前大学生就业的一个真实图景，以复旦为例，毕业生就业，只有三分之一专业对口，三分之一与专业沾边，三分之一跟本专业根本没有关系。“通识教育在大学教育已经不是一种纸上谈兵，而是非常现实，是国家、社会对人才培养的要求。”陆靖说。“通识教育是本科教育的最高境界。”熊思东教授对《复旦青年》说。丙戌年9月，复旦又将迎来复旦学院的第二批学生，对此，熊思东说：“最大的一个改变会在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建设方面，复旦学院和复旦大学通识教育研究中心在这方面可能会做出更多的工作。希望在新的一届里面，在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特别是通识教育的核心课程体系方面能够有所作为。”哑铃和旗

复旦大学学工部部长夏科家副教授在谈到丙戌年工作时打了一个比方：“我们的格局就是一个哑铃形：一头是党员群体，另一头是经济困难或学习困难的同学，中间就是辅导员。”“一头是党员如何真正对得起党员的称号，不断能够进步，为同学作出贡献。另一头是如何帮助经济困难和学习困难的同学把压力变成动力。中间我们就抓辅导员，辅导员是连接学校和学生的桥梁。这是学工部今年工作的一个着力点。”

校团委书记王宏舟则用了“旗”的比喻：“就怕我们扛着破旗，后面人都没有，又不回头看，这才是最可怕的。一面面旗子，最后只剩下光杆旗子，这是没有用的。旗子只是队伍的引领，关键是后面有人。现在很多地方扛旗人都没有了。”

一个月前，在共青团复旦大学第十八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团委将农历乙酉年的最后一批证书，颁发给了九个基层团组织。校党委副书记陈立民教授在随后的讲话中说：“由校团委主导转向以二级团组织为工作主体，自主权下放，做到工作重心的下移。”王宏舟所说的“扛旗人”，主要就是在基层的共青团员。“基层是难点，是重点，也是突破点。这里面就必须谈到一个下移的问题。不是工作包袱下移，工作对象下移，而是工作资源下移。现在我们校团委的干部很多没做过基层工作，‘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不清楚的工作不能做，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资源重心的下移很重要，这是一个工作指向的问题，也是一种理性、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

在本部食堂东面，与国定路相交的政立路是一条行人稀少的马路，它的另一端，连接的是宽阔而笔直的淞沪路——新江湾校区就在它的另一头。越往北面，人烟越稀少，直到被一片又一片的灰色淹没。乙酉年，这片灰色前边则是一块块扎眼的红色广告牌，上面是巨大的太阳巨大的树木：复旦大学百年庆典，百年树人。

现在，灰色土地的前方换了主角，草绿色的新江湾住宅的牌子占了大部分。校庆的牌子还保留了几块，可是在数量上比旁边的住宅广告少了很多。“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王生洪校长在丙戌年以新年祝词的形式表达了一种指向，这种提升发展内涵的趋进的落脚点，可以在同一篇文章中找到：“加强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而这种创新的前提又在哪里呢？

石磊教授的话可以作为一种解读：“我们还缺乏这样一种意识，整个语言环境讨论的一个是钱的问题，一个是人的问题，似乎钱和人的问题就是问题的全部了，其实不是，最根本的是制度问题。国际一流大学的竞争，实际上是大学制度建设，钱多钱少不是最主要的，没有很好的制度，给再多钱也是没有用的，都在忙碌中漏掉而且都不知道漏到哪里去了。对于复旦来说，大学制度的建设还包括大学董事会制度、投资决策体制、绩效评价机制等制度建设。充分尊重学术权力，防止大学过度行政化，要让学术层对学校的全面建设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刘昌荣选编）[1]本文刊登于2006年2月20日《复旦青年》第176期；作者系复旦大学2007级新闻学院研究生。

这是一次新中国教育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学入学考试

题解：2006年对于上海来说是极不寻常的一年。这年，复旦大学经教育部许可，进行自主招生。那意味着，大学入学许可将不再由高考垄断。

这是一次未有先例的尝试，引来空前的关注。自主招生考的一举一动，都成了学生和家长热议的话题。刘畅　摄

4月1日至4月2日，2006年复旦大学自主选拔录取面试在光华楼举行，共有1185名学生参加了此次面试。4月5日，预录取结果向社会公布，300名考生通过自主招生的面试被录取，高考分数第一次与高校录取脱节，左图为参加完面试的考生及其家长。新华社的报道称：“这是新中国教育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学录取考试。”

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教授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希望以此次改革带动中小学改变‘唯分数论’的传统培养模式，让学校、教师、家长和学生都有意识地在培养综合素质方面下工夫，为基础教育的素质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体制保障。”（陆晋源选编）[1]本文刊登于2006年4月10日《复旦青年》第179期；作者系复旦大学2004级新闻学院本科生。

申报转入医学院人数位列全校第三

题解：在合理宽松的制度下，问题常常会变得更加明晰，也更容易得到改善。在复旦，转专业不是少数人的专利，所以也就成了很多人的话题。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临床医学专业（八年制）走热，这种取向是冲着热点的“八”去，还是真切地感受到了其魅力和自己的兴趣所在、能力所长？由冷到热的“临八”，引起了我们的思索。复旦给每个学生爆发的机会，于是学生也就有了选择的自由以及做出选择后应该的担当。

2006年4月29日，教务处网站公布的《2006本科生转专业报名名单公布通知》的数据显示，申报转入医学院的人数达三十九人之多，较往年涨幅较大。

2004年，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经过国家审批进行学制改革，第一次开展临床医学专业（八年制）的转入工作。临床医学（八年）的学制采用的是本硕博连读的方式，这就意味着八年之后，学生将直接以博士身份毕业。04年上海医学院的报名人数与招生名额的比例是28：18。就在前一年，医学院只开设临床专业（七年）时，报名人数与招生名额的比例还停留在7：11上。“复旦给每个学生爆发的机会”

这一申报人数的增长与学校扩大转系招生名额有一定关系。教务处《关于2006年本科生转专业工作的通知》中明确指出：“关于接受转专业的比例，为推动学分制建设，放宽转专业限制，确定转入专业比例要求增加到在校一年级学生人数的15%，请理解和执行。”

复旦的转系工作是教务工作中的一个亮点。校长王生洪曾经明确地指出，与其犹抱琵琶半遮面地转系，不如弃暗取明，给每一位想转系的学生提供一个挑选专业的机会。

党委书记秦绍德也说：“只有热爱专业，才能学好专业，才能爆发创造力，放宽转系限制，复旦给每个学生爆发的机会。”

2005年，复旦学院成立。采用的通识教育模式使学生的接触面得以拓宽，对更多的学科都能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在提及制度带来的自由时，03级的冯同学表示，在现行转系规则下，对于一些专业课程的补充也有一些帮助。例如03级计算机类课程只有办公自动化一门，如转入04、05级就需要选修VB、多媒体、数据库等课程，而04、05级的转专业就不再涉及这个问题。面对面沟通很重要

近年来，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学科建设的卓著成就，对于有心从事医科的学生具有极强的吸引力。王申生、马兰等老师的课程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另有医学遗传学、内科学等课程荣膺国家级精品课程。

顾玉东，汤钊猷等医学院的名师也登上了通识教育的讲坛，为学生讲述自己的成长经历。对于复旦学院的导师办公室制度，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兼医学教育研究室主任鲁映青表示：“如果学生需要，我每周抽半天时间去导师办公室都可以。和同学的面对面沟通很重要，对于同学了解专业、了解自己的兴趣都有一个极大的促进作用。只要学生有需要，我们会尽可能让学生了解专业以及行业的前景，明确自己的兴趣，走近医学专业。”“逐步了解专业是一种理性”

萧伯纳说：“自由意味着责任。”在一个更自由、更有吸引力的大环境下，学生对于自己的选择就更要承担一份责任。

今年单是申请转入临床八年专业的就有三十二人，数据仍在持续走高。

从“门庭冷落”到“供不应求”，一年之间的大转弯不免令人心生疑问。“有相当一部分同学都是出于对临床学科的浓厚兴趣，但不排除一些冲着‘八’字转入临床医学的可能性。”鲁映青告诉《复旦青年》，有些学生在选择调整专业时，还不能避免盲目跟风和一些功利性因素。“最热门的不一定最适合自己。我们对于自己所学的专业和将要转入的专业的了解还是不够。”她举了一个典型的例子。“自从SARS以后，我国的预防医学事业发展速度相当快，就业前景也比较乐观。但是每年仍有许多预防医学专业的学生要求转入临床（八年）专业学习。当然有些是经过慎重考虑和理性分析，但仍然有一部分学生对于两个专业的了解不够。”“真正认识自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逐步了解专业就是一种理性。”鲁映青说。（夏天怡选编）[1]本文刊登于2006年5月22日《复旦青年》第181期；作者系复旦大学2005级新闻学院本科生。

复旦药学院成立伦理委员会动物实验将设置使用门槛

题解：大白鼠、小白鼠、猫、狗、兔子……

这些实验动物在药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然而，国内高校实验动物伦理审查制度的缺位，不仅直接造成资源的浪费，而且间接影响到实验的真实性和精确性。

在国际标准和自身发展的双重要求下，复旦药学院成立“实验动物伦理委员会”，堪为国内领先之举。

本文重点关注了新制度的建立及其实施，同时也反映出医科院系教学科研中，亟须人文意识注入的现实。

药学领域的科研和教学，需要在动物身上进行大量实验。复旦大学药学院的师生和提供实验动物的实验动物部直接的供求之间，现在多了一道“关卡”。

不久前，复旦大学药学院“实验动物伦理委员会”成立仪式在枫林校区举行。从6月1日起，药学院的各类动物实验项目必须获得这个伦理委员会的审查，合格后方能进行。“复旦药学院的这个举动，从建立正规机制的角度说，是国内高校中领先的。”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光兴说。成立“实验动物伦理委员会”是大势所趋

西方“动物伦理”概念在两百年的积累下发展成熟，且以立法约束动物伦理规范。而中国在前年才开始制定实验动物的一些技术规范，中国人的衣食习惯使为动物伦理立法目前尚不可行。

药学院曾有教师投到国外杂志的论文被退回，原因是一些国际著名学术刊物要求作者提供所在单位“实验动物伦理委员会”的审查意见，否则不予受理。

经过这样的挫折后，经一段时间的计划筹备，复旦大学药学院“实验动物伦理委员会”的缺位终得填补。“伦理委员会的成立是大势所趋。生物医药领域和国外接轨后，成果共享，想要得到国际认同，就必须遵守国际惯例。”周光兴说。

周光兴向《复旦青年》介绍，全国一年繁殖实验动物1300万只，实际用量在1000万只左右，其中46%为药学实验所消耗。由于药学领域的大量实验不能直接用人体进行，实验动物具有不可替代性。

药学院的实验动物主要有大白鼠、小白鼠、猫、狗、兔子等，伦理委员会的另一位副主任委员章蕴毅告诉《复旦青年》，委员会成立之前，药学院实验动物的使用数量既无计划，也无控制，所以过去几年使用实验动物的总数也难以统计。“伦理委员会的成立带来统一的管理，将有准确的数据统计。”章蕴毅说。他律机制，自律目标“我们着眼的不是要在国外杂志上发表论文，而是每一个涉及动物的实验。”章蕴毅表示，委员会近期在宣传阶段，要求所有的动物实验事先做出规划，上报委员会。

实验动物的数量是否合理？动物的居住空间是否自由？委员会核查将细致入微。另外，还要以正确规范的实验方式培训实验者。“伦理委员会是发挥‘他律’作用的机制，希望通过一些工作使大家形成‘自律’心理，达到从表面到深层的渐进过程。”章蕴毅说。

猫、狗、兔虽然被关在笼子里，却可以玩玩具、听音乐，这是国外实验动物都不曾有过的“待遇”。“这样的动物处于比较好的生理状态，测出来的指标也较准确。强制性异常情况下测出来的结果是不科学的。”周光兴告诉记者，“实验动物”是一种活的试剂，动物的条件必须维持在很完善的状态，健康，没有细菌、病原体。所以成立“动物伦理委员会”可以促进学术成果更加科学可靠。意识：是生灵不是工具“‘夫杀生求生，去生更远。’……虽然在今天的科学技术下，我们还是不得不依靠动物实验来积累基础的临床经验，然而我们明白，人只有和地球上的所有动物一起和谐发展才是自然赋予地球上生命的意义。让我们对实验动物致以无限敬意，在心中为它们默默慰灵。”

一年前，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03级临床医学七年制3班起草了这份《关于建立实验动物纪念碑的倡议》。该班团支书顾伟告诉记者，他们给这块碑取的名字是“慰灵碑”。

大三上做功能实验，几乎每节课都要杀一只小动物。“打麻药，把兔子的气管切开，它会发出‘吱’的一声叫，就像小孩子的叫声，听得我们心里都发毛。”顾伟回忆着“残忍”的经历。“树立这么一块‘慰灵碑’可以提醒大家，不要忘了这些为了人类生命的健康而奉献出自己生命的小动物，这些实验动物不是工具，它们也是生灵。”

一位生命科学学院02级本科生认为，在对学习自然科学的学生的教学中，应该更好地跟哲学、社会学这些人文学科融合起来，这样就能唤起学生对于动物伦理的人道主义思考，去规范自己的行为。“我们现在人权是强调了，但动物权利保护举措欠缺。而对于动物的尊重也是对一个文明社会的要求。”周光兴说。

章蕴毅查过一些资料，国内像复旦药学院这样建立“实验动物伦理委员会”的高校至今不是很多。但他不愿以“领跑”看待这个举动，“争这个第一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只不过是实实在在地做一点事情。”（陆晋源选编）[1]本文刊登于2006年6月12日《复旦青年》第182期；作者系复旦大学2005级新闻学院本科生。

研究生将是这次培养机制改革的最大受益者

题解：2007年10月，回应研究生数量剧增、质量下降等种种问题，复旦大学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方案出台。对此新政策，研究生有着自己的关注点，其中奖助体系的改革成为了热点之一。待遇的改善，归根结底还是为了切实增强研究生的能力、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任何制度的完善都非朝夕可就，研究生成为本次改革的最大受益者的同时，也将成为研究生培养制度完善的推进者。“我比较关注加大奖助力度这项措施，这有利于我们更专注于学术研究，不用为生活琐碎分心。”“转换为弹性学制后，不同学力的人可以不受框架的限制，更有利于个人的发展。”“博士生入学转为申请制后，可能背后会有暗箱操作，比如找关系什么的，担心衍生出一些问题。”

面对新的培养方案，一些已对相关细则有所了解的研究生如是说。

10月初，对于轰轰烈烈的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问题，复旦终于给出了自己的回答。自06年5月开始酝酿，经过二十几稿修改的《复旦大学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方案》终于揭开了神秘面纱。10月10日，《东方早报》、《文汇报》、《新民晚报》随即刊登了相关的报道。而在方案出台之前和之后，在学校的BBS上都可以找到与之有关的讨论帖。关注，从校内延伸到校外。复旦：第二批试点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研究生教育规模相应地有了大幅度扩大。现在，全国在校的研究生人数已经突破一百万，这相当于有学位教育二十多年以来培养的研究生总量。“从数量上讲，我们的培养能力已经和美国接近，可以说是一个研究生教育的‘大国’，但还远不是研究生教育的‘强国’”，在接受《复旦青年》采访时，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顾云深坦言。刘畅　摄

2006年8月，北京大学一课题组对全国97所普通高校、20个研究所的千余名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56.9%的硕士生导师和47.8%的博士生导师认为研究生质量在下降。

于是，有了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方案的出台。复旦和包括清华、北大在内的其他十三所高校成为了第二批试点学校，而在这之前，华中科技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安交大已率先在06年进行了改革的试点。奖助体系：一个切入点“研究生将是这次培养机制改革中的最大受益者”，顾云深说，“较大幅度地提高研究生的待遇是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在生活上有了保障才能使他们更安心于科研”。而在我们的随机采访中，奖助体系也基本成为了所有研究生最关注的一个点。

以硕士生为例，在复旦改革方案构建的新的奖助体系中，一个硕士生可获得的最高额度的学业奖学金为8000元/年，倘若他再做助研工作，那么还可获得3000元/年的津贴。这样，如果去除一年中的两个月假期，按10个月计算，平均每月他就可以拿到1100元。此外，他还可能申请到助教或助管岗位。而原先硕士生每月的津贴为231.5元。“研究生培养机制的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许多方面，要看到待遇提高的同时，培养要求也提高了”，顾云深告诉记者，“奖助体系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切入点，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就是尽快把这个体系落实”。前路：在实施中完善

作为一个新生的事物，对于改革方案中一些措施的质疑声在所难免。比如，长期关注高等教育的熊丙奇教授在他的一篇文章中称，“国内大学‘接轨国际’的研究生导师资助制，必须注意国内的‘不接轨’因素”，他列举了“国内诚信环境会导致考生向导师行贿，课题以及经费向考生的转嫁”；“由政府主导、关注政绩的课题资源配置模式会导致一心钻研学术并可全心指导学生的学者教授因没有课题而不能招收、培养学生”等若干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将很难起到真正的效果”。

对于改革方案的完善确有一段长路要走。美国的研究生教育之所以较发达，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拥有自己的特色。比如，在耶鲁等一些大学，学生有三次选择导师及研究课题的机会。在结束课程学习前一段时间，可进入实验室及课题组，边学习边了解，有三次机会选择导师及研究方向。“首先，要真正树立起这样一种以培养质量为核心的理念。还有就是观念上的转变，比如导师资助制，就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现在的这个方案虽然是经过了反复的讨论修改，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一定会有进一步完善的可能。”对于新方案实施的前路，顾云深这样说。（夏天怡选编）[1]本文刊登于2006年9月4日《复旦青年》第185期；作者系复旦大学2006级新闻学院本科生。

邯郸枫林增开校车试运行背后

题解：枫林、邯郸两校区之间校车不足，往返多有不便。面对如此情况，作为学生该如何应对？除了暗自抱怨，私下议论，乃至BBS灌水泄愤之外，是否还有其他解决途径？

答案是：“有！”一个月时间的调查，两百多名学生的共同参与，一份关于增开枫林邯郸校车的提案终于成形提交。由于这份提案，经各方努力，从12月4日起学校增开一辆往返邯郸枫林的校车。“大学的主体是学生”，运用我们手中的权力，推动学校的发展才是这句话的原初意义。

2006年12月4日起，学校增开一辆班车往返于邯郸枫林校区之间，每天10：30、12：45、15：30、19：30、21：15从邯郸校区发往枫林校区；12：00、14：30、20：15、21：45从枫林校区返回邯郸校区；且周五晚上也增开班车。此次增开班次的决定是通过复旦大学学生会学委办提交“关于校车的意见”提案，学校相关部门进行决议而最终达成的，是05基础医学班、学生会学生委员会办公室、枫林校区后勤管理办公室、校总务处、校长办公室等多方努力协作的结果。

12月1日周五中午1：00，在邯郸校区候车点上，班车满员后，仍有三十多名排队等车的同学没有乘上校车。“这种情况，只能和同学花不菲的价格打的回去了。”生物医学研一的汪洋同学无奈地告诉记者。

而在班车试行的第一周周五中午，记者在现场看到，增开的12：45那班车满员四十九人开往枫林校区，而原来1：00的校车则载员二十三人。

提案认为学生对于校车的意见集中在班次太少的问题上。据《复旦青年》记者观察，在校车新增班次之前，在7：15、17：15班次的这些高峰时段里，约有十到二十名老师候车，学生则排成两条十米左右的长队，约有四十到五十人。通常在老师上车后，学生开始上车，有时还有教工子女或校外人员乘坐班车。而一辆金龙大客车满员能载四十九人。

五年前，每天只有两班校车往返两校区；而今年新增班车试运行前，周一到周五每天早晚四辆来往的校车也已经不能满足师生的需要。“校车最初是为方便老师上下班而设的。因为2001年并校时，很少有学生来往于两校区之间”，总务处行政办公室主任王士义告诉《复旦青年》，“由于两校区交流和课程设置的深入，近两年才开始出现学生往返于两校区的情况”。提案的诞生

今年9月初的一个晚上，从邯郸开往枫林的21：15班次末班车在高架桥上被截停。这班车使用的是公交车，本来是可以站人的。但因当晚站着的同学太多而超载违规，一部分没有座位的同学只得中途下车，转乘公交回枫林校区。

总务处于9月21日发出通知：“我校用于邯郸—枫林两校区的夜间班车属限制车辆，从10月1日起不能进入市区行驶。10月9日起，学校要将旧车辆换成空调车行驶。”这意味着不再允许没座位的同学在车上站回枫林，给晚上跨校区修课的学生带来了更大的不便。

其实在通知发出前，已经有不少同学遇到了晚班车人太多挤不上的难题。

05基础医学班班长冀耕便是其中之一。“我和几个同学准备上车时，车上已经站满人，司机说再上人就会超载了，于是我们在疲惫和瞌睡中转车回枫林。”“回来后和班里同学商量了一下，打算和团支书一起写一份报告，通过辅导员递交给有关部门或者校长”，冀耕同学告诉《复旦青年》记者，“班里同学高琴琴在学生会学委办工作，她把这个情况反映到学生会学委办枫林校区办公室。因此在准备写报告时，学委办找到我们，说可以用提案的形式向学校反映。我们也觉得这个过程可能会更有效”。

为了使提案尽量有说服力，10月上旬，枫林校区学委办主任和两名干事以及05基础医学班全体同学连续两天在枫林校区第一餐厅门口摆摊收集同学意见。“从我们的统计结果来看，有近两百名同学给我们提出关于校车设置的意见，这些提出意见的同学的签名占满了两张1.2m×0.8m的海报纸。”冀耕这样向记者形容他们的这次调查活动。

05基础医学班的同学将这次调查整理成一张表格，并根据这些意见提出五点建议，这就是后来校车提案的初稿。问题，在表达中消融

2006年10月下旬，一份编号为3801004的《复旦大学学生会学委办公室日常提案》摆在了校总务处行政办公室主任王士义的办公桌上。

11月27日，王士义拨通了学生会学委办枫林校区办公室主任张毓琳的电话，告诉她学校从12月4日起为学生增开班车的消息。“然而提交提案的过程其实并不十分顺利，”04基础医学学生张毓琳告诉记者，“我们最开始把提案交给枫林校区后勤处的老师，但被告知他们不负责校车管理，提案应交到邯郸校区的总务处”。而当冀耕和高琴琴把修改过两遍的提案带到邯郸校区总务处和教务处时没有找到主管老师，“我们每天八节课，几乎抽不出时间去本部，于是我们想到向邯郸校区的同事寻求帮助”。“受枫林校区办公室委托，我们开始负责与校方的沟通工作，”学生会学委办提案组副部长05新闻学院学生王梦说，“我去总务处与王主任交流过两次，主要是反映时间安排不合理、晚上坐不上车等问题。”

11月23日，张毓琳坐在邯郸校区总务处的办公室，与王士义进行了一次交流。“我们主要商量了增开校车的班次问题。王主任提出要跨校区上课人数准确的统计数据。”

这次交流后的第三天，学委办将他们关于跨校区上课同学的统计表交给了王主任。这一次的调查，是枫林和邯郸两校区的学委办共同完成的。学生会学委办通过生科团学联统计了03、04级去枫林上课的人数，枫林校区则通过逐个班级的调查询问，统计出了04、05级本科生跨校区选课人数。“我觉得这次能这么快解决问题，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结束采访时，张毓琳这样说，“提案是一种很好的学生表达意见的方式，它能让更多的同学参与到学校的管理中。”（刘昌荣选编）[1]本文刊登于2006年12月11日《复旦青年》第190期；作者系复旦大学2005级护理学院本科生、2006级新闻学院本科生。

复旦文基班的十二年

题解：1995年的冬天，复旦燕园旁，红色的综合楼里朝北的房间208，四位学者围坐一圈，商讨建立复旦的文科基地班。他们当中，有时任历史系主任的顾云深，人文学院副院长、哲学系教授吴晓明，中文系主任陈尚君，以及哲学博士、时任教务处副处长的方晶刚。多方讨论后，方案得出，上报党委，获得批准后于当年开始实施。

时光流转，指针指向了2006年的夏天，最后一批文科基地班的学生毕业了。这个招收了七届学生、运转了十二年的文基班，落下了帷幕。发轫

1994年6月，国家教委开始建设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复旦拿到了中文、历史、哲学三个基地后，时任教务处副处长的方晶刚找到文史哲教授，开始考虑怎样培养文科基础学科的教学和研究性人才。“在复旦，我们一直感到要保护基础学科，特别是基础学科在招生、人才培养方面不是很顺利的时候。”方晶刚讲述他一开始筹办文基班的初衷。在他看来，怎样保证复旦的教学和科研人才的持续培养，是很重要的事情。“而且复旦的文史哲还是很强的，有这样的基础，来办一个打通文史哲的基地班。”他说。

最终，文科基地班的具体实施方案在1995年冬天出台。根据该方案，这个班级的学生将不通过高考来选拔，而是由复旦自行组织笔试和面试来进行挑选。在进入基地班后，第一、二学年打通文史哲专业，第二学年末进行专业分流。

文基班的课程设置里，“内容一部分是三系的骨干基础课程，为《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文学史》、《哲学概论》等，讲授内容和课时都相对精练。另一部分为涵盖面较宽的新设课程和反映当代学术趋势的前沿课程，前者为《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等，后者则请文理科的著名学者开设系列讲座，介绍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最新成果和学术动向。”一篇《三系协作举办文科基地班》的官方文件对文科基地班的课程设置做了如上介绍。谢雪琳　摄

管理上，由当时尚存的人文学院直接领导，具体管理则由文、史、哲三系轮流负责。文科基地班除了专门配备一名教师辅导员外，还由三系分别派出一名教师担任导师，指导学生专业学习。同时，教务处也有专人负责协调。2000年前由方晶刚负责，2000年至2002年，则由教务处副处长郑方贤负责。

该班的学生将享受到与普通学生不一样的待遇：小班教学、亲聆复旦名教授、期末考试成绩不受限的A等比例、更高的奖学金、70%的直研比率。主事者希望能以优厚的待遇吸引优秀学生报考。文基班开局

1995年的冬天，第一届报考文基班的咨询会在3108进行，能容纳两百多人的教室挤满了人。不用参加高考、在文史哲中自由选择专业等一系列优厚条件，对当时的上海高中生有很大吸引力。当然，不是每个学生都有资格来参加文基班考试，他们首先要获得学校的推荐。而大多数学校，都采取了对多次考试排名后进行择优推荐的方式。

经过了笔试和面试后，复旦按照1：1.5的比例录取了三十六个。这三十六个名额，是上海市教委专门划拨的保送生名额。

1996年春天，第一届文基班三十六人提前进入了复旦。他们一进校，便处在全校的关注之下。校方拿出了最优的资源对待他们。

陈尚君、金重远、葛剑雄、周振鹤……给文基班上课的老师，几乎都是复旦的名师。面对如此阵容，有好事者在BBS上打趣说，文基班“就是看腻教授博导，偶尔来个讲师会觉得很亲切的班级”。

在管理上，第一届文基班由哲学系托管，主要导师、辅导员均由哲学系派任。尽管两年后会分专业，但文基班作为一个班集体，一直保持到毕业。文基班学生四年都住在一起，不因专业分流而打散。

两年之后，三十六个人中，有二十五人进入中文系，四人选择历史，剩下七人选择哲学。

四年之后，他们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三十六人中，有二十七人直升研究生。除直升文史哲三系外，还有人直升到新闻系、社会学系、国政系、马列部、史地所、文博系；四人经过考试进入研究生学习；一人交流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系深造；两人自费出国留学；两人参加工作。

文基班的模式就此开创出来并走上了运行轨道。这种招生与培养模式一直持续到2000年，其间无重大程序上的变化。与“新概念”的一段插曲

1999年，上海《萌芽》杂志社联合一批国家重点大学，办起了“新概念”作文大赛，复旦亦是参与者之一。《萌芽》主编赵长天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讲述了与名牌高校联合举办“新概念”背后的故事：提出搞新概念作文大赛的是《萌芽》的编辑李其纲，他提出这个想法后，赵长天觉得不错，但必须找一些名牌大学去搞合作，因为当时最大的困难是《萌芽》没有号召力。恰好当时的大学有文科基地班，可以提前招生，但是苦于找不到好学生。《萌芽》的提议正好满足了这些大学的需求，因为这样的活动很可能发现一些人才，所以比较支持（摘自2006年10月24日《新京报》）。

事实上，以此种方式进入复旦的学生少之又少。在媒体的报道中，这样的学生只有两位：99级中文系的徐敏霞和2000级文基班的周嘉宁。

但是，周嘉宁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己参加复旦文基班笔试在先，“新概念”获奖在后。“或许在面试中，老师会因为我得奖而印象深刻些吧。”她说。

2000年，周嘉宁以一篇《扎西德勒》获得第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

进入大学以后，她陆续出版小说集《流浪歌手的情人》、《杜撰记》，长篇小说《女妖的眼睛》、《陶城里的武士四四》、《夏天在倒塌》、《往南方岁月去》。谈及文基班的生活与创作，她说：“在文基班时，我开始系统地阅读。特别是上了王宏图的《欧洲文学史》后，看书习惯有所改变，会把某一个作家的作品做完整的阅读。另外，高中时不了解哲学，中国史、外国史等历史也不是很清楚，到了文基班后对这些知识都有接触。”

2001年，国家取消文科保送生。之后，复旦与“新概念”的合作也慢慢烟消云散。选拔危机

2000年8月，湖南隆回一中保送生舞弊事件被《中国青年报》和《文汇报》披露。该校十四名保送生中，有十三名均属官员子弟。他们平时成绩不好甚至有多门功课不及格，但均获得保送名额。

隆回一中事件后，教育部于2001年2月下发文件，明确了保送生范围：省级优秀学生、奥林匹克竞赛获奖者、国家理科实验班优秀毕业生、十三个城市的十三所外语学校优秀毕业生。调整后，全国保送生数量从往年的2.5万人，减少到5000人左右。2002年，保送生资格有所扩展，包括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获奖者、全国科学电脑制作活动获奖者等。文科生仍然不在其列（据2002年3月28日《南方周末》）。“取消了录取形式，灵魂没了。”顾云深说。在他看来，保送生制度的变化是文基班后来消失的一个原因。

方晶刚认为保送生制度的变革对文基班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保送生没有了，对高中学生也就没有很大的吸引力，我们对生源也没有一种选择的余地了。有保送生时，学校就有自主权，我们可以用复旦文史哲方面的要求招人，现在整个招生制度不允许你这么做了”。

几乎所有接受采访的老师，均提到招生制度的变化对文基班的巨大冲击。

没了文科保送生制度，01级文基班的形成方式也理所当然地发生了变化。是年，通过文基班考试的学生，仍将参加高考。在填报志愿时可将文基班以“中文”的代号填报，只要达到复旦最低录取线就保证进文基班，放弃填报则获得十分的加分。如此一来，只有十一人高考后进入文基班。生源不足，难以构成一个班，文史哲三系便于开学时从文史哲各系中选拔。两轮面试后，又有二十九人进入文基班。至此，01级文基班终形成了一个四十人的班级。这四十个人分散地住在学校的不同公寓，班级的概念又较之前减弱。

02年，复旦仍继续招收文基班。此时，文基班已失去了之前的光环，只是考生参加复旦校内加分考时可填报的志愿之一。

02文基的小楠回忆了当时报考文基班的情形：“我们进来的时候有一个虚拟录取，各个系都会有名额。不过文史哲比较特殊，它没有单独的选项，而是总的就一个文基班的形式。如果放弃虚拟录取时填的志愿，高考填别的系的话，就可以加十分或者加五分。”

这一届，文基班招够了三十人。教学改革后，文基班“优越感”不再

今日的复旦学生，每学期都会拿到一本装订成书的课表，上面囊括了从大一到大四所有专业的课程。除此以外，还有政治理论课、体育课、综合选修课等几个板块。每到选课时节，复旦的学生都捧着一本课表，挑选着自己想要上的课程。从文学到化学，几乎每个领域的课程，都是复旦学生的选择范围。

这一切均源自于复旦的教学改革。2002年，复旦进一步完善了课程建设，“以文理教育为特色，以通才教育为目标”的《复旦大学文理教育方案》开始实施。在此方案之下，“复旦搞了一个文科、理科基础课平台，实际上就是文基班和理基班教学计划的一个扩大。”哲学系教授、复旦学院副院长王德峰说。

现复旦招办主任、教务处副处长郑方贤，在2000年开始参与文基班的工作。“我们的教学计划调整了几次，99年有一次，02、04年各有一次。每一次调整后，学生的权利越来越大，可以选的课程越来越多。一开始文基班是有优势的，它综合了文史哲各系的课程，是一个独立的教学计划。但教学改革以后，文基班外面的学生发现不进基地班的话，他选择更多。99年的时候就发现有这个问题，02年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更明显了。随着复旦人文教育大环境的改变，基地班这种培养模式就到了一个需要重新审视的时段。”郑方贤说。

文基班学生Casper在校时，已经体会到这一点：“在完全学分制下，学生是完全可能做到修读我们这些文基的基础课程的。就算不选这些课，自己读读书，也可能具备这些学识，非唯独文基方可为。”资金危机？

2001年10月至12月，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组织专家开展文科基地的评估验收工作，复旦的文史哲三个基地均被评为“优秀基地”。

曾担任复旦历史系副主任、主任，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的吴景平，介绍了曾经在中国存在过的“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我们有过初期基地、中期基地、近期基地，内涵是不一样的。最初的基地叫‘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它办的班就叫基地班。复旦是文史哲打通的，所以又叫文基班，其他学校就叫文学基地班、史学基地班、哲学基地班。不管叫什么，都是冠名在‘人文社会科学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下面的，从属于教育部高教司，注重‘人才培养’。2001年底，高教司进行了一轮检查考核之后，初期基地就收场了。教育部原来发起和主管这个事情的有关部门也有了人事变动，这个事情也就告一阶段了。那个时候我还是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2004年、2005年每次开会我都提这个问题。我说做事情不能有头无尾，我们要对学生、学生家长、对社会有个交代，不能说不办就不办了。但是具体职能部门负责人的意见可能占了比较重要的支配作用吧。”

复旦三个文史哲初期基地，每年会有三十万的经费支持。“‘基地’内学生的奖学金，可高于其他专业学生的奖学金；积极支持‘基地’内的教师参加相关的国内外学术会议及进修和培训；加强图书资料和现代化教学设备的建设……”以人才培养为根本目标的1994年国家教委文件中，可查找到与资金利用相关的条款。而当资金划拨断流时，以上的政策便失去了根基。

在复旦校内，对于集中最优资源办基地班，本身也就存在争议，“有人就认为这是一种贵族式的教育，各方面资源都向它倾斜。”方晶刚说，而这就可能给文基班带来“不公平”的指责。回顾近年来的复旦教学改革，教育平等、自由选择的趋向愈加明显，选课、转系无不带有此痕迹。“现在学校有一种理念，就是向学生提供一种公平竞争的机会，所有资源应该让学生去双向选择。”原教务处副处长方家驹说。

在此大环境之下，文基班的存在被“平等”理念所冲击，资源投入的意义显然会遭到质疑。制度缺失？

问及文基班最大的缺失在哪里时，被文基班学生徐英瑾称为“文基班之父”的方晶刚沉默了片刻，然后说：“最大的失误就是，没有能够在学校的制度层面上保证这样一个班能够坚持下去，而更多的是建立在人的协调上面。当时我和另外一位教务处老师方家驹是非常投入的，大部分工作都是我们在做。包括安排教室、公共课的协调等等。我们都是希望最好的老师来给这些学生上课，让学生有所收获。”“这样的培养模式要坚持下去的话，每一个环节都要有对应的制度来保证。”他说。

制度的存在，是为了保证事物持续地发展下去，不因人的变动而起伏消亡。然而，对于文基班这样一种“教学和培养的特区”，是否存在持续发展的根基？

历史系教授吴景平有这样一段话：“那时候办这个文基班，上面明确表示，并不是每个学校都可以进入这个行列的，你们要争取。学校当时很支持，教育部对文基班的建设拨款，学校也相应配套。后来，原来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实际上停止了建设，文基班也办不下去了。现在，科研方面有各种基地、平台，但在本科生的培养方面，缺乏原先如文基班那样的专项投入。”“现在我们的本职工作是按照国家规定时间进行招生录取。今年复旦招多少人，上海多少，外地多少，具体到每个省多少，考试后电脑录取，这个是常规工作，都没问题的。除此之外，要在人才培养上探索一条新的路，你尽可探索。”吴景平说。

而探索的原动力在哪里？

文基班从形式上源起于原国家教委现教育部的一场名为“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基地建设，当这台国家层面的发动机停止了发动，探索便失去了有力的支持。

如果动力是源自于下呢？

教务处处长陆靖提及文基班的时候说，这是一种很好的精英教育模式，办起来很有意义。但一定得有同学有这方面的需求，这个班才办得起来。然而，对于以文史哲为学习内容的文科基地班模式，是否会“有同学有这方面的需求”？

去年，复旦在上海平均录取分数最高的专业，叫做“金融学”。（陆晋源选编）[1]本文刊登于2007年7月5日《青年》杂志第二期；作者系复旦大学2005级新闻学院本科生。

一次未完成的探索

题解：“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被用来形容改革开放的话语似乎对于曾经的“文基班”也很适用。在多年重理工轻文史的苏联“专家”教育模式后，复旦走出了改变这一现状的第一步。那时，文基班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培养文科基础学科的研究和教学人才，但除此之外，更多的是未知的问号：谁能进文基班？进来后学什么？老师如何授课？平时怎样管理？

不同于改革开放，文基班湮没在了时代大河的激流中，而现在的通识教育，自主招生以及种种教育改革，不也是我们的一次探索又一次“过河”吗？当现在我们回望文基班走来的这一路，或许能让我们更清楚，下一步在哪里。

大学的生命全在于教师传授给学生新颖的、符合自身境遇的思想来唤起他们的自我意识。进入大学学习的年轻人是全国民众中的精神贵族。精神贵族与精神附庸的区别在于：前者会昼夜不停地思考并为此形销体瘦，后者则要求工作与自由时间分开；前者敢冒险，静听内心细微的声音，并随着它的引导走自己的路，而后者则要别人引导，要别人为他订下学习计划；前者有勇气正视失败，而后者则要求在他努力之后就有成功的保证。——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

哈佛以培养领袖为宗旨，牛津的宗旨是“探索普遍学问”。

美国有三千多所大学，其中大部分是社区学院（Community College），这些学校着重于培养学生的应用技能，比如烧菜做饭、修理机器。

复旦当初筹办文科基地班的目标是：培养文科基础学科的研究和教学人才。

用当时的通俗话语来讲，就是培养“大师”。“大师”一说，本身就惹人争议。历史系教授朱维铮给文基班上第一堂课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听说你们这个叫做‘大师班’，我希望你们将来学出来，四十个人有一个人变成‘小师’就不错了。”

尽管办班目标有争议，但文基班毕竟是有它明确的目标，并且在目标之下，复旦设计出了一套从招生选拔到人才培养的模式。这套模式本身就是一次探索，一次由复旦教授掌握自主权的探索。文基班想要谁？“一个中学生，你问他什么叫黑色幽默，他就说了一大通，意识流、存在主义他都有了解。我们就觉得这种学生和只会应试的学生完全不一样。”曾参与文基班面试的方晶刚至今仍记得这个叫严俊杰的中学生。后来，他进入了第一届文基班。

当高考用一张张统一的、设有标准答案的考卷选拔人才时，大学教授没有任何选择权。而初期文基班的学生，却是复旦的教授按照“文史哲的标准”挑选出来的。他们自有一套选拔的标准。

时任人文学院副院长的吴晓明，对这一套标准的阐释是：“不是看你有多少知识水平，而是看你对这个东西有没有兴趣，你是不是能够思考问题，有没有鉴赏和批判的能力。”

哲学博士、时任教务处副处长的方晶刚参加过文基班面试：“看你的反应能力如何，你的话前后有没有矛盾。如果你能够坚持自己的看法，哪怕观点或者角度是错的，我们也认为你是有想法的。”

报考学生的表现，也曾给教授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本来面试规定，每个学生二十分钟时间，但和有的学生讨论得越来越精彩，结果用在这个学生身上三刻钟、一个小时，大家仍意犹未尽。”王德峰回忆道。“那时是十来个教授面试同一个学生，问了很多问题。有的学生很聪明，有人幼稚，有人狂妄，有人羞怯……我们在其中发现学生的潜力、特质，就像发现宝一样。”历史系教授顾云深说。文基班学什么？《中国古代史》、《外国文学史》、《哲学概论》、《中国历史地理概论》……文基班的课程是一套“通史﹢概论”的结构。“一开始觉得文科专业之间有隔阂，但中国传统是文史不分家的。所以筹划时考虑的是为学生打下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再向专业方向努力。”历史系教授顾云深说。

在上述目标之下，顾云深阐释了课程设置的考虑：“课程是以人文学科的学生应该具有的素养、背景为基础，不是简单的一块加一块。譬如说逻辑学，世界文明史，是几个系都需要的。”

哲学系教授王德峰曾参与文基班课程设置，现在的他，是复旦学院副院长，参与设计了复旦学院的核心课程。在他眼里，文基班的课程其实已经具有通识教育的特色：“当时为他们设计的课程是统一的，至少头两年的课程体系经过了严格的论证。这实际上符合通识教育的一些基本的要求，因为通识教育没有强制性是不行的，它不是学生拿着菜篮子在超市上去选购课程。”

然而，在一些老师看来，这套课程体系有它的缺陷之处。

历史系姚大力教授曾担任97文基班导师，在他眼中文基班的课程“拼盘做得很大”，“学生在两年里面，差不多要学文史哲三个学科的基础课程，所以很容易犯的一个病就是营养过剩，真正的消化功能反而降低。”他说。

02文基的小楠现正在中文系念硕士，她的亲身经历或许印证了姚大力的看法：“《中国古典文学》这门课，中文系上三个学期，我们只上一个学期。他们就有较多的时间去消化作品，比较系统全面，而我们大概只上到唐代还是宋代就结束了。课上也只是很简略地讲一点文学史，作品读了一点，都很浅。”“到中文系之后，我就觉得自己有一个巨大的空白。中文系前两年上了大量的精读课，像《论语》精读、《离骚》精读、《史记》精读，我都没有看过。跟他们相比就觉得自己有很多东西都没学过。”小楠说。

而在这种课程设置下出来的学生，让部分教授感觉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中文系教授汪涌豪曾多次参加中文系直研面试。“那时也有文科基地班的学生，有两届感觉他们反而不如系里面的。因为他们的课给框死了，必修课里面文史哲三个系的课都要选，这分散了他们的力量。他们的课程安排也比较紧，课外也就没多少时间阅读。”

但哲学系教授吴晓明并不觉得文基班的课程设置有过于宽泛却失于精深的问题：“我觉得不在于‘精’和‘专’的问题，而在于对培养学生素养的作用如何。人文学科和知性科学完全不一样，人文学科是养成的，而不是说你记忆了多少东西。人文学科提供的是一种素养和思想。学什么是要靠听课吗？即使老师传授给你的那种东西，等你爬上楼也会把它扔掉。《诗经》里面有‘美目盼兮’，老师告诉你‘盼兮’是什么意思，‘盼兮’是黑白分明，对吗？很对，但他什么也没有告诉你，你还是不了解‘美目盼兮’。”在吴晓明看来，文基班能够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与思想，就是达到了它的效果。

现任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事业发展部副主任的王力为，毕业于97级文基班。当他本科毕业后进入社会，经历了多年的社会磨砺后，他说，这套课程设置与名师教学的模式是成功的。“我们现在的学术素养和学术功底，完全得益于当时的课程设置和老师的教学。我现在吃老本能吃十年。”名师的上课理念

文基班雄厚的师资配备，让不少学生感到受益匪浅。“这些老师让我一开始就接触到最好的资源，最有洞见的观点，最有成效的思考方式”，98文基班学生、汉未央网站创办人姚渊说。

名师站在讲台上，自有一套授课理念。“第一个就是要形成‘问题意识’。你进入到这里学习，这个学问的基本问题是什么，这些问题有意义吗，意义在哪里？我们关注的是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以及思维的方式和视野。其次才关注技能的训练。”王德峰阐释了他的授课理念。

历史系教授吴景平给每一届文基班学生开过《中国近现代史》。“历史学专业学生也上这课，但不一样的是，文基班学生一学期上的近代史持续时间特别长，从鸦片战争到1949，而本专业是晚清史上一个学期，民国史上一个学期，而且是不同的老师上。给文基班一个学期的课，我把基本的观点告诉他们，最主要的是引导他们怎么来看待历史，确立起一种史观、史论、方法。”吴景平说。

然而，文基班运行到后期，师资配备也发生了变化。“原因也比较多，比如有些老师年纪大了——新上去的老师当然也可以，但是未必像第一届第二届那么有名。”王德峰说。文基班怎么教学？

02文基的小楠对5113这间教室很熟悉。当其他系的同学一下课就要赶忙冲往下一堂课所在的教室时，她自“岿然不动”。“大一很多堂课，我们都是在5113上的，就像念高中时一样。”她说。

文基班实行的是小班教育。基本上每堂课，都只有三四十个人上，上课也不用挪教室，因而一学期大部分时间都呆在一个教室里。

这样的课堂上，“讨论要多一些。”王德峰说，“这种模式非常有利，实际效果很快就显示出来了，考研的话那就是能力非常强，工作的话很快就会在岗位上做出成绩。”

文基班学生的学习表现，曾给一些老师留下很深的印象。

哲学系副教授孙向晨也曾给文基班上过课，他至今仍对一些小细节记忆犹新：“上午上完最后两节课后，他们会上来问问题，问上一个多小时，相当于又上了两节课。问完了，他们还会给我买来盒饭。”历史系教授顾云深也有体会：“他们作paper时会与我交流，选什么题、看什么书、准备怎么写，他们很会去想。感觉带他们有点像带研究生。”文基班怎么管？

96级文基班由哲学系托管，97级历史系，98级中文系，历届文基班的托管以此顺序轮流。教务处负责协调的老师，最初是方晶刚，2000年方调至招生办公室后则由副处长郑方贤接任。

不分专业学习两年后，文基班学生面临着选专业的问题。从95级到02级，多数人均直奔中文系而去，选历史和哲学的人占少数。“中文系本科就业肯定比历史好，历史比哲学好（但也有例外）。所以一个中文系的本科文凭远大于历史本科﹢历史硕士。”当年一位文基班学生在给学弟学妹建议时说。

专业分流后，文基班学生发现自己的位置很尴尬。小楠是02文基学生，她那一届文基班由中文系托管。大三选专业后，该班三十人，除去出国、转系、参军以外，只有两人选择历史，其余则全部选择中文。小楠讲述了有关学年论文的一段往事：“在文基班的时候，我想还是快一点变成正宗的中文系算了，但是去了中文系发现人家也是不管我的。举个例子，我们大三的时候要写学年论文，去问中文系的教务处，他们就说文基班是哲学系的，你们不要来问我们。然后我们跑到哲学系，他们就说你们现在已经到中文系了，这个事情我们也没法管，然后我们不知道找谁。最后我也忘记这个事情是怎么解决的。”

初期曾是文基班优惠条件之一的高直研率，到后期也渐渐淡去。“前几届直研有优先，但是到我们时就没有优先了，我们和其他院系一视同仁的。”小楠说。“我们还有一个优惠措施就是奖学金。我们的奖学金比例会高一些，当时似乎除了那些F掉的人，其余都是至少有三等奖的，得奖比例百分之八十多。奖学金一直到大四都是我们班自己评的，不和其他系放在一起。”消失是文基班的宿命？“在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前期的思想解放大潮中，校园中的人文空气曾有所抬头，有所回升。但1990年代以来，教育急剧地变为适应商业社会的工具，从专业设置、课程安排，到弥漫在高等学校中的精神取向，都是如此。曾经洋溢在大学里的人文精神，又一次渐渐地淡出校园。”一位大学教授描述了人文精神在中国大学校园里一步步地衰落。

从1990年代起，这种衰落就曾引起诸多学者的焦虑与不安。重建人文精神，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个热门话题。

这段历史，不能不说是复旦兴办文基班的一个背景。“那时有危机感嘛，都希望有更好的学生来学习文史哲。77、78级考复旦就是考文史哲啊，后来就变化了，这种落差老师都是深有体会的。所以他们想招到更好的学生、付出更多的心血来培养他们。”哲学系教授吴晓明回忆说。

危机感的促使之下，国家希望以基地建设来振兴文史哲，教授们探索着以文基班的形式来培养文史哲研究人才。然而，立于舞台之上时，他们只看到台下人烟稀少，应者寥寥。

从人才选拔到培养，文基班自成一套体系。在这套体系里，复旦的教授们负责把关。当国土面积达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都用一种流水线般的方式进行高等人才选拔的时候，这次由大学教授们主事的探索是一种突破，因其少而尤显珍稀。

然而，它毕竟没有成功地坚持下去。在“内忧外患”中，以人文学科为内核的文基班，依然没能抵挡过商品经济的冲击，消失在21世纪的中国。（刘昌荣选编）[1]本文刊登于2007年7月5日《青年》杂志第二期；作者系复旦大学2005级新闻学院本科生。

观察

另一种坐拥“书城”

题解：这篇文章里没有新闻，这篇文章里都是故事。

复旦的学生人来人往，四年一个轮回，他们的学业在复旦；另外一群人，他们与复旦若即若离，严格说来是毫不相干，只是，他们的生活在复旦。文中一对在复旦校门口卖盗版书的老夫妻，便是其中之一。

他们默默地守着现在。他们的现在是装满书有两百多斤的三轮车；是每个月两百块钱，唯一电器是电灯的陋屋；是必须骑车绕远，每瓶便宜一毛钱的热水。

他们也有过去，但“过去”已经过去，都只是抽烟休息时才能记起的星星点点。

他们期待着未来，只不过未来在他们看来不是抽象的概念，未来就是他们的孩子，那个在复旦读了硕士的孩子。“我现在是毛主席登上开国大典、华国锋接班毛泽东那年龄——五十六岁。啊哈。”老爷子说着便笑了，眼角处的三条皱纹更深了。

同样五十六岁的老爷子，是一个盗版书贩。

他因为“文革”而中断学习，但他有三个大学生子女。

五十岁时，他从山东来到了上海。只要天不下雨，他就拖着载满书的三轮车，在复旦、财大校园外卖书——盗版廉价的《理想国》、《国富论》、《论美国的民主》、《公司理财》……

老爷子黑而饱满的脸上总有股严肃劲儿，他常穿一身军绿色外套，紧紧裹住壮实的身板，天最冷时也就加件黑色的薄羽绒服。有时，他的老伴也一起出摊，看起来只有他的一半，那张沟壑纵横的脸，让初次见到的人不忍细看……“大儿子来了，也得住到复旦老同学的房间里”

2006年2月28日，又是个雨天，老爷子没法出摊卖书。载书的三轮车停在屋外小道边。屋门敞开着，半人高的薄木板卡在门槛上算是“掩户”，这样光线从门的上半部分进入屋子，恰好把屋子的半边微微照亮。

老爷子正躺在床上，他架副老花镜，就着光线，两手举着大开面的报纸一动不动。那是2月27日的《文汇报》——一份侧重科教卫文，并且有书评的党报。老伴静静躺在另一头。俩人都穿着外套，盖着一层露出棉絮的被子。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敲了敲木板，老爷子才发现。“下雨天，没事干。”老爷子一边下床踩鞋子，一边不好意思地笑着，“卖青菜的不管雨天晴天都能摆。我们不行。”

每到雨天，老两口就只好躺在床上打发一天。这张比标准双人床小些的床占去房间一半的面积，它也的确是生活的中心区域——既供休息睡觉用，又是堆放书本的“仓库”，还是招待客人坐的“沙发”。房里有两个窄窄的木架子，塞满了套着塑料袋的书。地上垒着一人高的书堆，还有两个脸盆，四个热水瓶，一些蔬菜。连墙上也一溜挂满塑料袋和麻布袋，装着花生、红辣椒、摇头扇等等。没有玻璃只有一层黑绿纱的小窗下摆着煤气瓶，上面顶个锅子。房间里尚存一片可以落脚的空地，但同时站三个人就得面贴面。现在唯一使用的“电器”是嵌在房顶的灯泡，不到天黑下来绝不点亮——白天点了也看不出光。

屋子在淞沪路、三门路上的一小片矮房里。它们被隐没在一片“知识商务中心”、“百年复旦”的彩色广告牌和白色围墙中，很难摸着。逢天气晴好时，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矗立的双子楼。

所有进出矮房区的车都航海似地晃动——满路全是坑。晴天时漫天飞尘，不过这比雨天要好，那时整条路就变成了泥巴地，每下一脚都要陷下去；雨下得时间长了，就根本没有路了。

矮房区的入口处有个垃圾回收站，垃圾和在烂泥中，发出臭味，黑水横流。老两口就住在靠近入口的地方。再往里走一共有十来户人家，他们有收破烂的，有摆摊的，也有上班的。十来户人家共用一个露天水龙头。“你们都不听油盐酱醋交响曲的吧。”老爷子得持家，“两年里，一罐煤气从四十多块涨到了八十五块。”因此他们不烧开水，而是买热水。矮房区里就有三毛钱一瓶开水，不过稍远些的机场路只要两毛钱一瓶，老爷子几乎每天骑着自行车，驮着两个黑腻腻的水瓶去买水，供一天吃喝洗漱用。

厕所，得在烂泥地里走三分钟才能到，两毛钱一次。门口就能闻到粪便发酵的臭味。撩开帘子，女厕所里有两个蹲位，没有水流，只有粪便污物堆粘在便池中。墙角一张吸满灰尘的蜘蛛网随风抖动。

老两口是半年多前搬到这里的，原来租的屋子更大些，却被拆迁了。一说起房子，老伴有些难受，“这里路太孬，走一会儿，鞋子裤腿上全是泥。”她提起腿，拖鞋上有个洞露出了没穿袜子的脚趾，“这里房租两百元。贵的、好的也有，三四百、六七百的都有，可咱住不起。我们在老家自己有房，比这大多了。”“儿子女儿假期时会来看我们，但这里太小，住不下。大儿子来了，也得住到复旦老同学的房间，我们就给他做顿饭吃。”老伴说。

老爷子坐在门口的小凳子上，不说话。

这天下午，矮房区里一片滴滴答答的雨声，时间像是停滞一样，一只公鸡伸直脖颈在泥地里晃悠。“他要考博士学位”

1992年，大儿子从县里高中考上了复旦大学国际经济系。那时还是公费上学，老爷子一家和几个亲戚一起，凑足了生活费和路费。

1992年的夏天，大儿子一人来到上海，走进了复旦宽敞的校门。本科毕业工作一段时间后他又考上了复旦的研究生。老爷子搞不清楚儿子读的研究生专业到底是什么，只知道跟经济管理相关，学费很贵。“他上本科时给人当代教，够他用的，考上硕士后，也没再当代教。”老伴说，“虚岁三十二了。还没结婚呢。”“我们急也没用。他不想结，他要考博士学位。他有自己的思维了。”说到儿子，老爷子低下头摆弄着手上的塑料水壶，“他去年考过了，差几分，今年也不知道打算怎么样。谁知道他考博的动力是什么？”

不过老伴曾经笑着埋怨老爷子，“他自己爱看书。有时看得顾不上吃饭，叫他也不应。”

今年春节时，大儿子来看过老两口，带着他的笔记本电脑，带着瓶装矿泉水喝。带走了几本经济学相关的书。这之后到现在，住在上海的他没有再来过。“刚开学，他忙。”老爷子说。

随后老爷子拿出一个三星彩屏手机，和一本歪歪扭扭记着电话号码的本子，让我教他该怎么拨号。手机是大儿子给的，背景图片是一个西装革履端坐着的中年男子，“这是大儿子的老师。”

除了大儿子，老两口还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也都是大学生，现在都已经成家工作了。女儿在济南，二儿子在家乡。

一家人一年里分散在四处。今年春节时老两口也没回家乡，在“新东方”前卖英语小说。“现在还能聊什么呀。他们小时候，我会跟他们聊天。他们从小就没干过活，都是读书的。那时我让他们学习一会儿再玩一会儿，再考考他们该学的都会了没有。”老爷子说着，浮过一丝微笑。五十岁前，生活在宋江之乡

老爷子一家是山东人。“我们家在菏泽郓城。《水浒传》看过吧？一百单八将，七十二名在我们县里。宋江就是我们这里的。”老爷子一讲到家乡就来了兴致，说了会儿《水浒》他又想起了《红楼梦》，“这看起来像是吃喝玩乐，都包含了当时现实和重大事件。一句话都有很多意思，像贾宝玉的生日，就是清康熙他爷爷努尔哈赤入关的那天。他们那个少数民族侵入我们中原的那一天就是贾宝玉生日，啊哈。最近刘心武写了一本么。好多人都做过解释，一人一个意思，谁解释都有道理。还有那个喝酒行的酒令，‘头上有青天’……”每当说到这些，老爷子的声音就大了不少，言语也多了。“这些文学书，你们做报道的都用得着呢。你们这个行业得多学科的知识才行啊。”

老爷子五十岁之前的生活，几乎是同代中国小城镇人生活的一种典型——读书、遇上“文革”休学、参军、退伍当工人、工厂垮台丢了工作。

他常常提到“文革”时的事情，“那时候没人读书啊，上午上课学习毛主席语录，下午就搞活动。你们真幸福，想读书就读书。”他一边说，一边抽大前门，直抽到黄色那截才丢进脚边的油漆桶，立刻又续上另一根。

老伴认真地说：“他儿子女儿都随她，脑子很聪明。读书时，他可好了。那时候，才兴电子计算器算账，计算器算不出来的，他张口就来。不过现在不行了。”“恢复高考之后，我也没有那雅兴再去考试了。”老爷子说，“我们这代人大概就是命运不好。我有个同学，后来考上了研究生，又当了博导，在航天研究所。结果实验室爆炸了，他和他的高材生全死了。就出了这么一个能人，结果也是这种命。”

菏泽地区位于鲁西南，历史上一直是山东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而郓城又可以说是这一地区的代表。1960年，时任政协委员、六十七岁的著名学者梁漱溟，曾到山东菏泽郓城等地视察农村情况，在这之前他还在郓城办过一所“重光学院”。四十六年后的今天，只办成一届的“重光学院”只剩下块纪念石匾。

不过现在县里有所很好的中学。“升学率是全省第二啊。每年都有不少学生考进清华、北大、复旦。”老爷子说。他的大儿子便是这所学校毕业的。

然而，今天的宋江之乡依然贫穷。许多和老爷子差不多岁数的人们，还在往外跑，“现在我那些老同学也都碰不到了，大家各奔东西，出去找活干。”五十岁，来到上海摆起书摊

老爷子是在五十岁那年，与老伴一起倒汽车、乘火车，从山东来到上海的。在这之前，老伴连山东的省会济南还没去过——那也是她闺女读大学和工作的城市。

他们来上海，最初也是为硕士生大儿子。“他自己开了书店，还要上学，没人看店，要是招工人还费钱，就叫我们过来帮忙了。”老爷子回忆着。那时，他的学经济管理的复旦硕士生的儿子在同济本部和沪东校区都有书店。“但是一个月就好几千块的租金，再加上我们吃饭，渐渐就不行了，把沪东的退了，只剩本部。可是本部有两家店卖书，做着做着房租也交不上了，那就不能吃饭了，也结束了。还剩下些书，我就带着到国年路那边卖。搞流动书摊，游击战，呵呵，还能省下房租。”

这样，五十多岁的老爷子从书店里撤了出来，把书摊摆到了大学的门口。“以前开书店的时候，进书贵，卖得也贵，现在都便宜。一本书就赚个两块钱。”老爷子说。

那时的他们没有三轮车，用自行车驮着十几本书，到了学校用布头往地上一铺，把书一摊就卖。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他们的儿子完成了硕士的学业。

前两年老两口攒了点钱之后，买了三轮车，一次可以带六七十本书。在书摊旁边卖红薯的中年人说，“早几年没有那么多卖书的，他们是最早开始的。”

每天当城管工作人员吃饭、下班的时候，便是这些小贩工作的时间。老爷子一般中午、下午、晚上都要出摊，一边和学生聊天，一边不时看手表、张望街口。

现在开春了，老爷子晚上摆摊，不像去年秋冬天那样，被北风吹得脸通红，出来的学生也不多。不过他最近却有些愁，“三一五快到了，最近管得特别紧，只能摆一会儿。”

3月7日天气晴好。下午4点多，老爷子从家里出发往复旦走。到了邯郸路，他每走两三步都四望一会儿，“看到了那部车吗？城管的。不知道还会不会再开回来，这两天有人被抓住了。”

老爷子曾经也被抓过，有时罚款五十，最多的一次罚了两百元。

在邯郸路中环旁的一条小道上，老爷子小心地撩开了三轮车上的麻布，开始摆摊。

在书摊上，来来往往的学生不计其数。“很多教授也爱买我的书。余博士、吴博士，还有贾教授都来我们这里买过书。人家告诉我们贾教授是个文学大师，得有九十岁了。早几年他拄个拐棍，到学校这里转，也会在我们这里看看，说说话。这两年不太行了。”“主要都是莘莘学子，我们几天不来，他们都很想念我们，盼望我们来。”老爷子特别喜欢说“莘莘学子”几个字，“我最喜欢莘莘学子了，学生需要我们。”在书摊上，一本原价七十八元的《公司财务》，只卖三十多元。老伴并不清楚盗版的含义，“也没错别字，学生都能看。那些书都那么贵。”

进书的工作都是老爷子完成的，他一周要进两三次书。“我主要看些畅销书排行榜，找热门的书。还有文史哲类的书。”“文史哲永远不会过时。像历史，今年是历史，明年还是历史。”六十岁，回老家？“什么时候回家呢？”相同的问题，老两口有不一样的答案。“等我们年龄再大点再回去。六十岁，退休。”坐在屋子一角小板凳上的老爷子盯着他的水杯看。“我们也得看情况，如果管得紧了，就是同学再需要我们，我们也得回去。”

老伴却这样说，“我们现在不想走。在这里卖个书什么够我们吃饭的，不想赘累他们。家里不宽裕，等他把（大儿子）账还上，结了婚、没事了，我们就回去了。”

老爷子最近已经很少骑车了，他总是拖拉着两百多斤的三轮车，走四十多分钟，从三门路的矮房区来到复旦附近。

3月的天气里，这一程走下来，他擦了两回汗。一边拖车一边说话时，就有些喘气。

他沿着淞沪路走，拐弯到政民路，经过大学路、智星路、智康路，来到国定路，再走一段就到邯郸路。这里，熙熙攘攘的“莘莘学子”们穿梭而过，咀嚼着刚刚获得的知识。

再走一会，他就会路过复旦大学的正门

——他的孩子，曾经无数次进出这同一扇门。（刘昌荣选编）[1]本文刊登于2006年3月13日《复旦青年》第177期；作者系复旦大学2004级新闻学院本科生。

图书漂流，复旦搁浅

题解：“海上漂流瓶”的浪漫，移植到图书上又怎样？

一次大规模的“图书漂流”活动，却缘何迅速搁浅？从复旦出发，《复旦青年》记者开始追踪整个漂流活动的来龙去脉。

它是一场时髦的作秀？还是颇有意义的公益活动？这个从欧洲发源的活动，在异国他乡，到底能否达成其原初的使命？

尽管漂流最终以搁浅收场，但在探寻搁浅原因时，一系列的隐性问题浮出水面，从某种意义上，这场漂流是对公民意识与知识素养的一次检测。图书漂流进复旦

3月14日，11点55分，记者看了看表，和手中的书作最后的道别后，将其放在长凳上，起身离开。

南区一条街，边上的一排长凳，每当阳光正好的中午，总有许多学子坐在上面，悠闲地看书、聊天。

记者坐过的长凳旁边，立即坐上了一对笑吟吟的女学生。她们好奇地打量身边这本三边都被涂成草绿色的“怪书”。

12点整，书出现在了其中一位女生的膝盖上，被其翻阅，女生还与同伴交谈。在不远处观察的记者，心里有点高兴，迫切希望这本书被新的“主人”领走。

12点45分，记者在步行街上逛了一圈，回头看到长凳上坐着两位交谈的中年妇女。那本绿边儿的书，孤零零地躺在凳子的角落里。

两个小时后，当记者再次来到步行街“视察”时，长凳上无人，书还在，多了个“伴儿”——一个歪倒着的矿泉水瓶。

书的扉页上，记者已经贴了一张纸条说明书可领走，并留下了手机号码，希望领走这本书的每一位“主人”能与记者联系。但此时记者怀疑标记不够明显，就上前用铅笔在书面上写了“此书可领走，请看扉页”。把书放在旁边，一位女生落座，翻了翻，还是没有把书领走。

傍晚，记者最后一次到步行街，书终于消失了。但此时它身处何处，记者并没有收到短信或电话被告知。两个礼拜后，截至记者发稿，这本书仍“音讯全无”。

这是记者追踪一本“漂流图书”的经历。

把书“放漂”一个礼拜前的“学雷锋日”，记者得到了这本绿边儿、封面上有“图书漂流”标签的书。不过它的“身份”特殊，只能在记者手中作短暂停留。书封底的介绍清楚指出：“在阅读之后将它投放到校园、公园、咖啡馆、酒店、图书馆、大型商场等公共环境中去……”

这种将图书贴上特定标签，每一个有需要的人领走阅读后，将其放回到公共场所，让其继续为别人“服务”的图书传播形式，称为“图书漂流”，起源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欧洲。

学人书店门外贴的海报上，“图书漂流进复旦”几个大字分外醒目，口号是“让我从你开始”。

自去年年底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便出资七万元，提供了总共一百个品种，计两千两百册的人文社科类图书，以桂林为“始发站”，将这些图书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成都等全国十一个城市里陆续“放漂”。

复旦大学是最后一百二十本图书的“放漂”地，在3月5日这天分散在南区的学人、左岸，北区的国风三家书店：只需在书店购买一本书，无需押金、购书证，便可领取一本“漂流图书”。只不过被称为“首漂者”的这批书的第一个主人，出版社要求登记下联系方式。新奇

学人书店上午9时开门营业，便有前两天看到海报的顾客一早前来等候。“图书漂流”活动吸引了众多购书者新奇的尝试。学人的三十五本书，一小时内即全部“送出”。国风的三十四本“漂流图书”也于当日告罄。

广西师大出版社此次在上海“放漂”的图书共有两百多本。第一批的一百多本，已于春节前，由出版社的工作人员“遗失”在了上海的各个角落：公共汽车上、来福士商厦顶楼内、出租车上、地铁2号线车厢内、国际饭店的大堂茶几上、人民广场的公共坐椅上……“国民阅读率近几年一直在下降，我们就想策划一个活动，呼吁大家关注图书。”广西师大出版社一位相关的负责人员告诉《复旦青年》记者，“图书如果能在社会上流动起来，也许会形成一个流动的图书馆。”

他用了“公益活动”一词，来为他们此次的“图书漂流”活动定性。

年前，深圳站的“图书放漂”仪式上，五百多名市民排长龙各领取一本自己心仪的图书；在浙大举行的杭州站的“放漂”仪式上，大学生排起了三十多米的长队……短短两个多月，全国掀起了一股“漂流潮”。《复旦青年》记者获取了左岸、国风两家书店的“首漂者联系方式登记表”，对其中的三十一人进行了电话采访，百分之九十的读者表示支持这项活动继续办下去，认为“很有意义”，“对提升整个社会的文化素养很有好处”。

然而也有约四分之一的读者，听到“图书漂流”一词后颇感惊讶，他们还没有注意到“漂流图书”的封底关于此次活动的文字说明。“我只是听说书店有这个活动，还以为是‘买一送一’呢，就去了。”一位中文系的女生在电话里对记者说。

出版社“造势”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宣传”的到位。

国风书店的店员告诉记者，出版社在与他们联系时，并没有对“图书漂流”的含义以及做法多做解释，只是提供了一张海报，简要介绍了一下操作方式。店员表示，他们对活动也不了解，谈不上对读者解释。

对于出版社，“这样的活动是有炒作的一面的。”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贺圣遂认为。

对于读者，则不乏有人根本不了解活动的目的，兴高采烈地领着本书回家，只当作得到了一件“赠品”。

更重要的是，属于“舶来品”的“图书漂流”活动，其内在蕴含着一种与国外社会环境相“配套”的公益精神，当形式被“拿来主义”时，其阐释和宣传却不见在活动中的突出地位。读者对新生事物迅速的接受及表现出的热情，反而让记者对于“漂流图书”能否“漂”起，从一开始就无法乐观。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于海教授则干脆地认为，在中国搞这种“图书漂流”的活动，只是“一种好玩的时尚”，“虽然具有公益性质，公益效果却不一定显现”。“即使在国外，‘图书漂流’也不是一个图书流通的主导方式。国外图书馆的系统非常发达，社区图书馆到处都是，书也很多，居民对图书馆的利用率非常高。”

他顺便向《复旦青年》介绍了完善中国公共图书馆的重要性：“中国要腾飞不搞好图书馆是不可能的，国民素质需要阅读来培养。只有公共图书馆发达了，然后不断推进，让人们建立起阅读的习惯，然后才能有那些类似‘漂流’的补充性的更加方便的方式。”“好的浪漫主义”？“海上漂流瓶”是“图书漂流”的灵感之源，闻其名，一股浪漫的气息扑面而来。但复旦附近还有两家学生经常光顾的书店，“鹿鸣书店”和“志达书店”，为何没有参与进这次“图书漂流进复旦”的活动呢？

记者的疑问得到广西师大出版社负责人坦率的回答：由于左岸等另三家书店进他们出版社的书较多，所以选择这三家作为“漂流点”。

而且，无论是此次在复旦，还是早先在其他城市的“图书漂流”，出版社主要采取的都是和书店联合的方式，必须在书店购书才能获取一本“漂流图书”。

作为“漂流点”的书店的选择中不经意的“功利”性质，以及书店本身的性质，无形中形成的双重“门槛”，必然阻止了更广泛的参与。

而且到目前为止，广西师大出版社还是国内唯一一家举办“图书漂流”活动的出版社。“出版社这样搞，成本也很大的吧。”一些读者“周到”的考虑中，含有对这项活动能否“可持续”进行下去的怀疑。

贺圣遂用了“好的浪漫主义”来形容这件事，却是为了表示，他对这项活动的前景并不看好。

他认为，“图书漂流”的活动与实际脱节，欧洲以前信息闭塞，才产生了这项活动。但今天的中国，信息高度发达，图书的获得渠道也非常多，“真正的读书人不会通过这种方式获得图书”。

一些读者也表示，真正的好书，他们会自己买，“才舍不得让它‘漂’走呢！”于海教授也认为“这事太浪漫了”。“至少在目前，在中国还是不宜搞‘图书漂流’这样的活动。因为‘漂’的书是不系统的、有限的，而且很随意，所以满足人需要的能力很弱。因此，即使你轰轰烈烈搞起来了，也不能成为一个居民看书能够得到基本保障的渠道。”他说。

另外，他从前提上表达了自己对这项活动的不太“支持”。“大家需要普遍有一个读书的习惯，才会有动力搞这种活动。我们中国现在还没形成全民读书习惯。”“大学生难道也没有读书习惯吗？”“你觉得大学生现在有读书习惯吗？”于海反问记者。“你很难说现在大学生爱读书，大学生现在读书习惯也是很差劲的。要看的都是专业书、要考试的书、拿学分的书。读书习惯，应该是要能读你专业之外的书。”

记者的电话采访中，确实有近一半学生提到希望能有“专业书”的“漂流”。

贺圣遂也不禁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要说‘图书漂流’，60、70年代才叫‘漂流’呢！我们那时书少，一本《林海雪原》一晚上要在几个人手上传过；80年代，大家传看《美的历程》这样的书……”漂流搁浅，“礁石”何在？“漂流图书”的标签，像汪洋大海中的一叶扁舟。然而在茫茫人海中，“漂流图书”却常常无法自在“航行”，而是迅速地“触礁搁浅”。“‘漂’不起来”和“‘漂’不回来”，是“图书漂流”在国内遭遇的技术操作上的最大困难。

在南京“试漂”时，不少人对不要钱的“漂流图书”直摆手，表示不感兴趣，放在站台几张长椅上的书始终无人问津。一些人害怕被人嘲笑“爱占小便宜”，一些人则断言：“漂流图书”一定不会再回到公共场所。

此次在复旦，这样的尴尬同样在上演。

记者的“漂流追踪”中，两个女生翻看了图书却不肯拿走。

于海教授这样解释这件事中体现出的人与人之间似乎存在的“不信任感”：“中国人不认识的人之间结成团体去实践公益责任的机会很少。所以这种信任不是说我们天生没有，而是我们缺乏实践，就很难跟陌生人产生互相的信任。”“图书之所以能够漂流，前提不仅仅依托于人们对于书本的热爱，更是互信之心交融的结果。”一位网友理解蕴含在“图书漂流”活动中的精神。

上海市普陀区图书馆，去年年底也“放漂”了首批图书。之后，社会各界的捐赠图书册已突破十万，而从其对漂流图书的跟踪调查信息表明，只有百分之三十的图书，领走它们的“主人”会将它们继续“放漂”。

广西师大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要“首漂者”留下联系方式，是“作参考用，但应该不会打电话回访”。

记者眼前这份从左岸、国风获取的名单显示，“首漂者”基本全为复旦的本科生或研究生。一些读者字迹潦草，名字无法辨识，一些人并没有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其中有两人留下了空号。名单后又透露出怎样的信息？

有些“越俎代庖”地，记者在对三十一位“首漂者”的采访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看完书后，你们是会选择把书放到公共场所，还是朋友之间传阅，或是干脆据为己有？”

经统计，超过百分之七十的学生表示，在看完图书后，不会将其放到公共场所。“与其放在公共场合没人看，被当作废品，或者让书给收废品的人拾走，还不如私下里留着，借给朋友看也是一样的。”“如果那么麻烦，我还不如把书送回书店呢！”

也有两位同学坦诚表示了将图书“据为己有”的私心。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一位在左岸书店打零工的同学，有这样一番考虑：“怎么会放到公共场合呢？顶多私下传给熟人吧，否则拿一本绿边的书放在外面，人家还以为你要传染什么疾病呢。”

一位法学系的同学表示支持，并补充，“感觉怪怪的，大概和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不合吧。”

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孙抱弘分析道：“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公共物品’的概念比较淡漠，因此很容易认为，做公益事业，付出成本吃亏了，就是不对的。”“对这样的准公共财物采取有公德心的表现，这点中国人的确是比较差。”于海教授也说。

而作为国人中应该具有更高道德素质的大学生，在这次事关公益诚信的考验中，也未能交出符合人期待的答卷，贺圣遂对此有些“痛心疾首”：“现在大学生的公权意识极度薄弱，甚至可能到了‘亵渎公权’的地步。说严重点，是‘慎独’精神的缺失。”“当发现公益诚信的回报率很小的时候，人们的公益信心就会因此而下降，唯利是图造成对公共权益的伤害。”贺圣遂说，“这种不道德行为导致的氛围使每个社会成员都对别人失去信心，这问题是很严重的。”

然而要寻找到问题的“源头”，孙抱弘认为，大学生的社会公益诚信的缺失，并不仅仅是自身造成的：“对于一个群体价值观的要求，要与整个社会发展的理念相‘配套’。诚信要有一个社会伦理背景，中国的现代化社会转型这样一个特殊的背景，以及国人普遍对公共事业的漠视，使得大学生想当然地留下这些属于公共财产的图书。”谢英杰　摄

他指出，“教育”为这个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现在一直强调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一些东西讲得太空泛、太高远，反而引起了学生的某种抵触情绪。于是诸如诚信、社会公益感这些非常重要的品德，在关键的时候不起作用，而这些恰恰是非常重要的做人的要求。”

于海教授还指出了记者“漂流追踪”的不合理处：“财物的‘漂流’，要让人对这个‘漂流’的组织、制度、空间、地方有一个熟悉和信任，你随便放在哪个地方，人们怎么敢拿呢。”“一个空间有界定，人们对自己的行为也会有界定。要使活动达到更好的效果，整个活动要形成一个制度，比如在复旦有一个固定的地方设为‘漂流点’。有固定地方才能建立起人们对这个活动的熟悉和信任。另外，对这个活动的精神再加宣传，效果也会更好一点。”

贺圣遂评价这次“图书漂流”活动，还是给予了赞赏：“这是只有对图书和文化有感情、有爱心的人才做得出的事，对提升整个社会读书爱书的风气，培育公民的责任感和社会凝聚力都有一定的作用。”（陆晋源选编）[1]本文刊登于2006年3月27日《复旦青年》第178期；作者系复旦大学2005级新闻学院本科生。

我们节约吗？我们怎样节约？

题解：“节约校园”是“和谐校园”题中应有之义。“节约”的含义大大超过了其字面的意思。学生个人的节约能够培养其正确的财富观；一个院系的节约不仅仅在于“减少”某部分开支，而更应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一个学校的节约则是体现了时代的进步与发展。

将节约看作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习惯，认为节约只是一时之举，把公物私产分开对待都是我们在践行节约时面临的现实问题。节约二字，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复旦学生：整体节约意识水平中等？

在《复旦青年》采访的数十名学生中，超过一半的同学认为自己有奢侈性消费与盲目消费行为。05级环境科学的吴双（化名）是上海人，每月消费800元，其中买化妆品与衣服的开支约占总开支的60%到70%，她自己也觉得这样是盲目和冲动的，但控制不住。

据团委最近的调查问卷表明，52%的同学在寝室中会一直注意随手关灯，拔掉电器插头；而42%的同学则是“想起来就去关，想不起来就随它去”。

当问及“你认为我校大学生整体节约意识水平怎样”时，72%的同学认为“中等”，25%的同学认为“较差”。“我不相信一个研究能力不错，但挥霍无度的学生，会对个人、家庭、社会有责任感。建设节约型大学，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用节约的观念丰富学生的价值观。”复旦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经济学院教授石磊在接受《复旦青年》采访时这样说。在大学校园里，提倡“节约”有它特殊的意义——培养学生正确的财富观。院系资料室：“我们这有很多宝贝！”

3月23日下午两节课后，本部文科楼里数十个院系阅览室、资料室都空空荡荡。而对面文科图书馆的座位一早就被占满了。据《复旦青年》记者采访，不少学生，对自己院系的资料室都不了解。“现在很多老师也不熟悉院里的书籍，更不要说推荐给学生了。”国关学院资料室的胡主任告诉《复旦青年》。

在历史系资料室工作了二十三年的傅德华，看着不大的资料室里满满的书，自豪地说：“我们这有很多宝贝！整个复旦只有三套《申报》，我们就有一套，本科生也能看。有些书在国家图书馆里也没有，我们这里有。”此时，飘着书香的资料室里只有一个学生正在翻看书本。

在文科楼内，目前除法学院、历史系的资料室开放到晚间9点，别的阅览室、资料室都在下午5点左右结束。中文系资料室的工作人员告诉《复旦青年》，“原来也试着在晚上开，但是只有一两个人，甚至根本没有，所以也就没有必要开了。”

按照原则，院系资料室只对本系师生开放，但是文科楼内大部分资料室的管理人员表示，外系学生过来也可以翻阅书刊，“资源就是要开放，干吗要垄断？”傅德华这样说。

据悉，大多数院系每年花费数万元用以更新资料室书库。但是一架架的书更多时候在忍受寂寞。旧报纸换橙子，如果我们这样来“节约”

去年圣诞节时，环保协会举办了“橙意圣诞”活动。学生交十厘米厚的废报纸或者十节废旧电池，就可免费转送贴有圣诞祝福的橙子一只。参加活动的有复旦学生一百四十多名，外校学生四十多名。而团委学生网今年年初挂出了网络“许愿树”，每天滚动着学生间的祝福，省去了纸张卡片。

从日常工作来看，加快信息化校园建设的步伐，是建设节约型学校的一个重要途径。一位曾在美国接受培训的教师说：“在哈佛大学期间，我很少收到纸质通知，尽管培训活动地点不断变化，但我都是通过电子邮件、公共告示栏接收相关信息。”

目前复旦校内的urp系统、数字校园、电子图书馆等信息系统正日趋完善。团委组织部部长卜洪晓向记者介绍了团委内部的信息化办公系统——通过它，办公者可以及时方便地上传与接收办公文件，大大降低纸张的浪费。“贫穷是要节约，富裕了更加要节约。其实发达社会是非常节俭的。因为只有我们节约了，才能把资源投向迫切需要的领域。”环境科学与工程系的戴星翼教授这样说。管理层面：争取更多教育经费，压缩公共行政性支出

今年“两会”期间公布的一组数字显示，“公务员一天耗电量，普通百姓用十九天”、“公车私用费用达两个多亿元，几乎和2006年的国防开支相近”，引起大众一片哗然。

在复旦校园内公与私的问题上，石磊向《复旦青年》这样说：“很多人在处理自己的钱时都会节衣缩食，但在使用公共资源时，却总不会像管自己的钱时那么慎重。这是我们长期以来，社会责任比较淡漠造成的。复旦希望在这方面带一个好头，能够在管理措施、机制设计、宣传方式上，有所突破。这三方面也是我们今后建设节约型大学工作的重点。”“我们的资金主要来源于中央和地方财政，如果每个人都放纵地消耗资源，那么无论公共部门在教育资金上怎样支持，都是捉襟见肘的。教育事业的发展和科研创新需要大量的经费投入，问题是哪些钱该花，哪些钱不该花，我们在筹划每一件事情时都必须慎重考虑，我们毕竟是穷家办大事，经不起浪费。所以，一方面要争取更多的教育经费，另一方面要想方设法压缩公共行政性支出，最大限度地减少浪费，不要事事都追求大场面、追求奢华，要让大学保持它应有的朴素与清净。这种朴素与清净的环境对师生都会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刘昌荣选编）[1]本文刊登于2006年3月27日《复旦青年》第178期；作者系复旦大学2004级新闻学院本科生、2005级新闻学院本科生。

健康大学：让预防走上前台

题解：八、九点钟的太阳能亮多久？

当一些大学生猝死事件相继发生后，这个问题变得难以回答。大学生健康问题的日益紧迫，促使疾病预防走上前台，也走进了《复旦青年》的视线。

通过走访相关单位，并进行多种形式的调研之后，记者发现目前大学生健康状况很不乐观。

在这些“亚健康”背后，学生到底有没有预防意识？除了学生自身因素外，校医院、体教部等学校机构又能做什么？这都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从4月17日起，我校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全面开展，今年的测试首次要求大三、大四学生参与。在已经完成体质健康标准测试工作的枫林校区，三个高年级学生在台阶测试后出现缺氧昏厥现象。为防止再出现事故，体教部已要求校医院派出医生，监测本部体质健康标准测试。

去年6月，西南交大外语学院的二十二岁大学生单亮长期同时兼做三份工作，身体长期超负荷运转，最终，一场没有任何先兆的疾病夺走了他年轻宝贵的生命。医生的诊断是，单亮由于过度劳累导致免疫力急剧下降，死于化脓性脑膜炎。八、九点钟的太阳能亮多久？“我感觉学生的身体素质一年不如一年”。体教部副主任陈琪告诉《复旦青年》。

据中国国际亚健康学术成果研讨会公布的数据，目前中国70%人口属于亚健康人群，其中70%左右是知识分子。根据国家体改委专项调查，我国知识分子平均寿命仅为58岁，低于全国平均寿命10岁左右；上海社科院“知识分子健康调查”反映，北京知识分子寿命10年降5岁；蒋筑英、路遥、王小波、施光南、李媛媛、王均瑶……这些早逝的精英一次次敲击着我们的神经。

目前复旦大学生的健康状况到底如何？

根据《复旦青年》在邯郸校区面向十个专业各年级学生发放的调查问卷显示，41.8%的同学认为自己健康状况“较好”，42.3%的同学认为“一般”，而8.7%的同学认为“很好”。

学生对自己健康状况的主观评价普遍尚可，但校医院无法提供学生的疾病统计数据或体检数据验证这一判断。

然而同一份问卷显示，复旦44%的本科生养成了熬夜的习惯，大三的同学在凌晨两点后就寝的比例高达14%。只有2.8%的学生起床后感觉“精力充沛”，38%的学生感觉“精神一般”，20%的学生则感觉“比较疲累”。据华南师范大学所做的“广州大学生身体健康状况调查报告”表示，大学生中存在许多不良生活方式。居首的是熬夜，有57.3%的被调查者熬夜。他们中有66.7%的同学经常感到睡眠不足或过度疲劳，有55.0%的同学注意力不集中，有55.7%的感到记忆力差——熬夜已经影响到他们的健康。

04级生命科学学院遗传学的博士生许姓同学已经在复旦生活八年，“我们现在大部分时间呆在实验室里。一般早上9点前进实验室，中午休息下午再进去，晚上自己安排。但很多人选择晚上继续做实验，有时会到11、12点。双休日实验室也是开放的，你会看到很多人一整天都在里面，几乎没有业余时间。”他感觉自己的体能一年不如一年，“主要还是生活不规律，缺乏运动。”谈起自己的生活习惯，他觉得自己是时候调整调整了，“以零点前睡觉为荣”，他的博客上这样写道。潜伏的黑暗：病了再去找医生

在忍受了两周的牙痛后，大三学生柯伍（化名）不得不去找牙医，结果发现已经烂到牙髓，只好凿去，“疼得我半小时闭不上嘴”。

这一代大学生是看着80年代热播的美国动画《大力水手》长大的。“每半年要看牙医作检查”，其中一集的片尾，大力水手这样教育四个小家伙，还介绍了用牙线清洁牙齿的方法。

但是直到今天，在《复旦青年》随机抽样采访的二十位同学中，没有一位进行定期的牙齿检查，都是到了“疼起来真要命”的时候才到医院。

如同“牙痛医牙”一般，大部分学生都是等到疾病找上门，才去医治。

而保健、体检、健康教育等预防和健康促进的工作，在大学生中几乎处于“真空”地带。

体育课和体锻可算是学校内唯一常规进行的保健工作，然而同学们的执行情况一向不容乐观。“体锻一半认真一半混，早锻炼还没开始呢！”05法学的王姓同学对记者说。据《复旦青年》问卷显示，“总是很认真”对待体锻的同学只占到12.3%；而26.2%的同学“大部分时间不认真对待”；11.5%的同学“总是不认真”。52%的同学有时会借用了学校器材，但不锻炼；21.7%的同学经常会这样。

那么没有强制体锻和体育课的大三、大四学生又如何呢？枫林校区的宋老师指出，高年级学生不上体育课后对自己的健康不重视，很少锻炼，导致身体素质快速下滑。体教部副主任陈琪告诉《复旦青年》，“从初步测试结果看来，高年级成绩没低年级的好。就拿仰卧起坐一项来说，高年级同学一分钟一般只能做二十多个，而低年级同学普遍是三十多个。”

而校内的常规体检无从谈起，保健教育缺位情况显著。

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Wall在复旦一共接受过两次体检，第一次是入学，第二次是献血，即使是这两次体检也没有人告诉他，他的身体状况到底如何。而他马上就要接受本科生在校的最后一次体检——毕业体检。而校医院院长顾根新告诉《复旦青年》，对于毕业体检，“大家现在都越来越不重视了”，因为很多用人单位有指定的体检医院，要求学生重新体检。“真空”地带的背后：群体无意识

03级新闻的张姓同学最近一直在凌晨4点左右就寝。“现在感觉还没什么病，生命诚可贵，工作价更高！”谈及健康，张同学这样回答。

据《复旦青年》问卷调查显示，对于健康保健、疾病预防等知识，只有20.6%的会“经常主动去了解”。“青年人往往都感觉自己处在生命力最旺盛的时候，自我感觉很好，就忽视了预防保健。”校医院副主任医师吴华南说。

吴华南还是公共选修课“大学生健康教育”的任课老师，这门课是目前校医院唯一承办的课程。但是“现在选这门课的学生是越来越少了”，吴华南告诉《复旦青年》，他上这门课已经长达十年了。“这学期选课学生只有三十人左右，上学期还有四十多，现在我每次上课都点名，估计这门课以后可能被淡化。”

对于大学生这种“没病，就继续撑着”的态度，现任复旦MBA班教授、曾在瑞士国际管理学院任教的徐香香教授认为，这不仅是个人意识的问题，“这和我们的家庭教育，社会期望有莫大关系。长期以来，我们的家庭教育都侧重在知识、品德，而忽视了健康教育。”“在社会中，我们说一个人‘成功’，多数是指事业有成、知识渊博、社会地位高等，而不会考虑到体质因素。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年轻人会有错觉，觉得健康只是一种额外的享受。”“预防有是好的，没有问题也不大”

不仅是学生和家庭对于预防存在意识缺位，国内高校对于这一部分的工作普遍忽视。

据《复旦青年》调查，周边的高校如同济、财大等，对于学生也没有定期体检、定期的健康教育等。“我觉得到校医院也就是配点药，感冒了配克感敏，拉伤了配扶他林。”谈起校医院，04级博士生许同学这样说。“对于你们这么年轻的学生来说，体检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可以说是一种资源浪费。”顾根新院长这样说。

以预防为目的的规划总是不像以治疗为目的的结果那样引人注目。“学生有病了总是得先治的；而且按现状来说，预防有是好的，但没有嘛，问题也不大。”顾院长表示。

公共卫生学院健康教育研究组的傅华教授这样解读我们的现状：“虽然我国一直奉行的是‘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医疗方针，但在实际操作中，可能就不是这样子了。”

根据1990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令第10号学校卫生工作条例》总则：“学校卫生工作的主要任务是：监测学生健康状况；对学生进行健康教育，培养学生良好的卫生习惯；改善学校卫生环境和教学卫生条件；加强对传染病、学生常见病的预防和治疗。”但实际操作情况却远达不到条例的要求。

据傅华介绍，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一直把医疗重点放在医院的发展、医学的专科化上，而对于预防保健投入较少。2003年SARS的出现，给我国医疗预防工作敲响了警钟，自此，预防工作的地位才被重新提高。博弈的未来在哪里？

枫林校区主要研究健康教育的李枫教授认为：“校医院应该在保障同学健康中起到更大的作用，而不应该是仅仅是治疗疾病的作用。校医院以往仅仅是等待生病的同学来到这里，而进行治疗活动，这本身就是一种被动的落后的行为。学校首先应该对同学们做的就是疾病的预防和保健工作，而不是治疗。”“很多西方国家在预防工作，比如计划免疫、公益宣传方面都比我们力度大。”傅华说。

国外一流高校的预防保健工作已经很完善。哈佛大学的健康服务中心（Harvard University Health Services）有专门的官方网站。在网站上，除了有医疗专家指南（Clinician Directory）和医疗服务中心与部门（Clinic Services and Department）的信息，有大量的预防保健知识介绍，从营养膳食、体重控制、艾滋病预防、避孕方法到心理调节等等一应俱全。在翻译成多国语言的《哈佛大学健康服务学生指南》中，说明学生可以享受一年一次的妇科检查、胆固醇测试、牙齿检查等等多种健康护理。

我国香港大学也十分重视预防保健。在港大健康服务中心的网站上，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体重控制计划”的活动介绍：2005年4月起，港大召集学生开展为期十二个月的“体重控制计划”，通过前期的健康讨论，健康评估，中期学生执行膳食体锻计划，后期重测学生体质，汇报活动心得等一系列活动，倡导合理膳食和常规运动的重要性。最终，优胜学生会获得相应奖品。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我国对健康医疗的认识必然会从只重“治病”转向重视“预防”，而对于高校，医疗工作重点从治疗服务扩大到预防疾病、健康促进的已是大势所趋。“其实预防保健工作单单靠校医院是办不好的，而是需要全校各个部门、组织的配合。”傅华说，“关键观念必须要转变。”

李枫教授表示：“从成本效益的角度分析，在预防上投入一元收到的效益是在治疗上投入一元获得收益的十倍。当然，考虑预防为主不仅仅是考虑经济成本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减少疾病发生，减轻同学们身体上的痛苦。”

事实上早在两千多年前，《黄帝内经》已经给了我们答案：“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辟犹渴而穿井，关而铸锥，不亦晚乎？”（陆晋源选编）[1]本文刊登于2006年4月24日《复旦青年》第180期；作者系复旦大学2005级新闻学院本科生。

青藏铁路上，复旦的点滴痕迹

题解：天路通到天边上，成为了2007年最值得关心的大事件之一。世界屋脊被目光点燃，牵动着从科学到文化、从经济到社会等各领域的关注与思考，其中也有复旦的眼睛。身在象牙塔内，心寄五湖四海，大学生透过校园的新闻纸关注着复旦的学生、复旦的学者、复旦的毕业生、复旦的调研者——一群又一群的复旦人正在天路上，与中国一起前进。

中国的事件，复旦的视角，打磨出的也许只是点滴痕迹，但视线正是从此刻起，与未来形成交集。“上午11时05分，载着六百多位劳动模范代表、各族各界代表和普通旅客，格尔木开往拉萨的第一列旅客列车‘青1’缓缓驶出格尔木车站。沿途群众挥手致意，目送着列车驶向远处连绵不断的昆仑山脉。”

7月2日，青藏铁路通车。上海发行量第一的《新民晚报》在头版位置刊登了这篇由复旦的毕业校友和复旦的实习生共同采写的报道。

在这条新建成的长达1142公里的铁路上，有着来自全国各地相关建设者、设计者的劳作，有着来自各方媒体的关注，有着来自自然科学、经济社会、地理人文学者的思考，其中，也不乏复旦人的点滴痕迹。参与铁路保险系统评估

九十七岁的铁道部原部长刘建章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我们依靠自主创新，攻克世界性工程难题，在世界屋脊上开辟了一条经济、快捷、环保的大通道。这是世界铁路建设史上的奇迹。

青藏铁路的建设是一项系统的工作，每一个部分都存在许多难关，铁路工程的保险运营，也是其中之一。

2005年9月7日，铁道部组织各铁路局、工程局专门召开“铁路工程保险研讨会”，研究是否需要参保、以什么形式参保和投保哪些项目的问题。

其间，铁道部聘请复旦大学经过半年的考察，对1998年到2005年各铁路局、工程局的投保、理赔数据进行考察，得出的结论是：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国际惯例，铁路工程保险需要做，但现阶段不可能什么都做。

复旦大学的调研最终作用于青藏铁路的保险设计的结果，包括将保险期限为2001年7月至2006年6月，将青藏铁路划分成二十二个标段（即工程承保单位），保险标段费率在3‰—6‰之间不等，总保险金额约占青藏铁路总投资额的三分之一，接近一百亿元。关注通车的复旦媒体人“通车当天我们在格尔木，我和朱炜早晨五点多就到现场了，八点多开始清场，只有中央的部分媒体可以进场，我们是地方媒体的，因此几乎很难进入内场拿到第一手资料。但我们赶在这之前采访到了通车仪式上进行腰鼓表演的青藏铁路职工！”参与此次青藏铁路通车报道的单崇山对《复旦青年》说，他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04级的学生，“复旦新闻学院西部实习组”的一员。

今年6月24日，复旦大学的七位同学利用教学小实习的机会，加入了上海文新集团的青藏铁路建成通车的特别报道组，从上海出发途径西宁、格尔木，最终在7月3日凌晨抵达了青藏铁路的终点——拉萨。

在青藏铁路一期的起始点西宁，七位学生遇见了《南方日报》的特派记者苏东、景小华，而这两位记者，是复旦大学99届的毕业生。“其实青藏铁路的起始站还是挺偏僻的，没什么人来，本来以为只有我们会去那里，后来竟然遇见了校友，真是太不容易了！”单崇山说。

而此次报道青藏铁路通车的《新民晚报》的焦点部主任季颖，则是复旦大学96届的毕业生。

这群二十岁出头的复旦学生，与他们年轻的师兄师姐们，向上海、向广州、向全国各地，发回了一篇篇千千万万目光注视着的稿件和图片。思考，与青藏铁路一起绵延“沟通”的意义常常超越物质层面和一般的思想层面，青藏铁路的建成，使得这种超越性搅动了众多记者、学者的思维。

200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的赵旻作为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广播新闻中心记者见证了青藏铁路开通全过程。他在青藏高原上，在电波中说：“每次从格尔木出发，在南山口仰望昆仑的时候，总能体会到一种精神，一种一切重新开始、永不放弃的精神。”

铁路进藏后，有关形态差异较大的汉文化与藏文化的冲突和交融问题，引起了许多关注。一位名叫金巴的西藏喇嘛向《南方周末》的记者表示：“以前学知识，靠喇嘛在寺院修习，进了塔尔寺，就相当于上了你们的复旦大学。可是现在，很多出家人的心静不下来了。”

复旦大学史地所教授葛剑雄此次作为专家，参加了《南方周末》的青藏铁路报道组，他在该报的专栏中写道：“作为中国和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藏族文化应该得到充分的保护，特别是其中的文化遗产。这不仅是藏族人民的愿望，也是全体中国人的义务。西藏现代化的过程和青藏铁路的通车，是可能造成对文化遗产和自然环境的破坏，但并非不可避免，也不应该让西藏人民付出不发展的代价。青藏铁路修建时，已经充分考虑了对自然环境和人文景观的保护，但真正的考验还在通车以后。”

2006年7月2日凌晨零点31分，“青1”列车驶完了青藏铁路的最后一段铁轨，停靠在拉萨站，第二天早晨3点，七名复旦的学生也到达了这里。

青藏高原的存在，将不再意味着对人类大规模活动的拒绝，“天堑”的概念在人类的认识历史之中，将不再代表一种难以逾越的情绪。复旦的痕迹，也留在了这样一种超越之中。（夏天怡选编）[1]本文刊登于2006年7月10日《复旦青年》第183期；作者系复旦大学2007级新闻学院研究生。

十九年后，从文科楼到光华楼

题解：1987年，十二层的复旦文科楼落成。当时，那是复旦的第一高度。

十九年后，地上三十层，总高一百四十二米的光华楼投入使用，同时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复旦高度的新地标。

其实，除了这些数字，十九年来还有更多的变化。从书到人，文科院系都找到了“新家”，也获得了发展的新契机。诚然“大学之大，非大楼之大”，但楼之大或许真能解开一些束缚住大学发展的死结，让书籍安得其所；让查阅浏览成为可能；也让师生沟通不再只是一纸空文。

硬件和软件，有时候并不泾渭分明，而所谓发展，便在这两者的互促互进之间。

1987年，文科大楼破土而出，以十二层的高度成为当时复旦校园里最高的楼。历史、哲学、新闻、中文等文科院系纷纷从老校园一带的100号、200号、700号迁入文科楼，这一住便是十九年。

十九年之后，一百四十二米高的光华楼主楼开始投入使用。按照规划，中文、历史、哲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古籍研究所从文科楼迁入光华楼西主楼。

2006年之夏，复旦校园里，新一场搬迁悄悄进行着。书的迁徙

7月初，文科楼八楼，古籍所办公楼层。

大多办公室已是人去楼空，古籍所资料室还在一片忙碌之中。一进门，拥挤的气息扑面而来：左右都是书架，窄窄的过道仅容两人通过；屋顶低矮，悬在半空的转页风扇似乎就在头发尖上旋转；窗台上除了一盆绿色的盆景，竟也摆满了书；另一间屋里，书架挡住了窗户，屋里便很是阴暗。

两位资料室管理老师、三个研究生，正忙着整理书籍。研究生除了偶尔向老师询问，其余时间皆沉默地重复着搬书、装箱、编号的动作。

几天后，记者再次前往，古籍所只剩下一屋空荡荡的书架和一个个装满书籍的箱子。乘着货车走“我和搬家公司的人说，你们一定要用柜式货车，不能用敞篷的，否则书掉了怎么办？”历史系资料室主任傅德华最终敲定，用四吨半的柜式大货车装载书本。

历史系十五万册书，装了二十一车，每车一百五十箱，7月15日前运输完毕。

历史系资料室这次搬迁的整体规划书在修改了五六次后，制定了出来。各种外文期刊、中文期刊、书籍怎么运输、摆放，全都列入了规划。

十九年前的那次文科院系搬迁中，是一辆辆三轮车载满了书本，往返在老楼与文科楼之间。

丁耘，复旦哲学系87级学生。现在已是哲学系副教授的他，对当年哲学系搬迁还有点儿零星的印象：“大概是88年吧，我还在念大一，也去帮忙搬运了。书籍整理这样的事由资料室的专门人员来做，我们这些学生就帮忙用三轮车把书运到文科楼。”“那一次破损图书较多，因为是用绳子捆扎的。”在历史系资料室工作了近三十年的傅德华，回忆十九年前的那次搬迁时这样说，“那时，请农民工和学生用绳子把书捆起来，不加任何的包装，用三轮车从100号拉到文科楼。”傅德华带着几个学生和农民工完成了全部的工作，“很吃力，要捆很多书，手都麻木了，回去吃饭连筷子都抓不起来。”

十九年后，这些搬家的院系和搬场公司订了合同，书籍整理、给箱子编号由院系完成，搬场公司负责用纸箱将书装好、运输到光华楼，再把图书上架。这样，文科院系的巨大财富——书本，就能保存得比较好。这次搬迁，破损的书本很少。

在光华楼八楼的历史系资料室，还摆放着几个纸箱，上面印着“复旦大学历史系”字样。这些纸箱是专门为搬迁定做的，做了两千个，但还是不够用。为了节约，有些硬壳的期刊就用绳子捆，搬家公司再用塑料箱子装好运过来。

不久后，这些暂时堆在墙角的纸箱子，还将被转给数学系，用于数学系资料室搬迁。一个都不能少

80年代搬迁之时，200号的仓库里有大堆的旧东西，原本都打算拿去当废品卖掉，傅德华在里面翻翻捡捡，发现了一些宝物。有关于甲骨文的古书，有历史系老师注释后给毛泽东看的大字本《二十四史》中的部分人物传记，还有“文革”中的红卫兵小报。“曾经有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人来要高价买（‘文革’中的红卫兵小报），我说这个不能卖，这是我们研究‘文革’的第一手资料，怎么能让他们拿去呢！”

当记者直接就这次搬迁中书籍保存情况向傅德华发问时，他说：“实际上所有院系资料室的书都归学校所有，所以清理出来不要的书都应退还给图书馆，各院系不能私自处理。多出来的书，比如一些副本，图书馆可以移送到江湾图书馆，那是新建成的，正需要大量的书来填充。”

中文系今年4月清理出来的四千多册过期期刊、旧书，如今还放在文科楼的语音实验室，系资料室老师说“准备返还给图书馆”。

哲学系系主任助理魏洪钟老师说：“我们六万多册书，再加上哲学基地的两万多册，全部都搬了过来。”哲学系把图书的整理、编号、上架交给一家图书数据管理公司，并在搬迁中启动了系藏图书的数据化管理。书的新家

9月20日，周三，历史系新资料室开放的第三天，早上8：35，一名男生进入了历史系资料室，他是今天第一个前来阅书的人。在傅德华的指引下，他找到了借书的地方。“第一天人不是很多，第二天二十多个。有学生，有进修教师，也有访问学者。现在我们的资料室条件好多了，十四张桌子，八十四个座位，比以前的两倍还多。光线更好，风景也更好了，你看，下面就是光华楼草坪，管院那儿还有块草坪。前几天秦绍德书记也来过，说窗户下面可以再放几个沙发，老师学生看书累了可以坐这儿休息，我打算向学校申请。”傅德华很开心。

527平方米，224个书架，70个书橱，14张桌子，84个座位，构成了历史系资料室的新格局。“最外面一层书架放着外文期刊、中文期刊、工具书，这些书刊利用率最高，搁外面便于取阅；里面就是书库了。等所有的书整理好后，我们会做指示牌挂在书架上，查起来就一目了然。”傅德华说。

书架上搁的书，是历史系几十年来的沉淀，也是师生治学之本。近年来，历史系资料室平均每年购进三千到五千册图书。傅德华根据历史系老师开的书单，以及外面的订单购买图书，自己看到的好书也会把它买下来。个别博士生也会向他推荐书目，不过情况极少。买不到的书，就复印。“黄洋的博士论文，还是从他那儿复印过来的呢。印有他的论文的那本书，已经绝版了。”除了购买，资料室还有日本、中国台湾友人的赠书，系里一些老师把自己个人藏书也拿过来供学生阅览。教师迁入新办公室

除搬入光华楼的文科院系之外，法学院、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留在了文科楼。“社会科学院系和校外联系多，他们的MPA、法学硕士是面向全社会招生的，人员构成就更复杂，有公司总经理，有各级官员，也有刚毕业的学生。这些院系放在校外，交通更方便。人文学科研究多一些，需要相对安静的环境，在校内就很合适。”校资产管理处房产办公室主任汪皓解释文科楼搬迁规划。

不管是迁往光华楼的人文院系，还是留在文科楼的社会科学院系，办公面积都大为扩展。汪皓说：“我们根据各院系教职工和学生人数，核定出具体用房面积。核定标准，参照《复旦大学公用房管理条例》相关规定。规定很细，比如A类学科（中文、历史、哲学），教授每人二十平方米，副教授每人十平方米，讲师及以下职称教师每人七平方米。在光华楼和文科楼，现在基本上都可以做到。”扩大的办公室

一年前，已经成为副教授的丁耘还未前往德国康斯坦茨大学交流时，他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在文科楼五楼有没有办公桌。“可能有吧，但感觉那里的办公桌不属于任何人，大家都可以用，改改卷子什么的。”

一年后，刚从德国回来的他，坐在光华楼自己的办公室里接受记者的采访。在这个十平方米的办公室，摆放着一张办公桌，两把椅子，一套沙发，两个四层高的书柜，再无其他。书桌上，零散地摆放着《读书》等期刊。书柜里，还是一片空荡荡，“很多东西都还没搬过来，以后会慢慢地搬些书来。”丁耘说。“学校按规定给我们划分了用房，各院系自行划分办公用地。哲学系尽量保证每个教授一间办公室，副教授两人一间，讲师则三到四人一间，不过我们很多副教授也能做到一人一间办公室。总之，我们的原则是‘以教授为本，压缩行政人员办公条件’。”哲学系党支书胡华忠对于办公室的安排作如此解释。

历史系教授黄洋的办公室，是整个楼层最北的一间。

依然是简简单单的布局。虽然系里配了两个新书架，他还是把自己的旧书架也搬过来。新书架里，已塞满了书。“以后会经常都到办公室来工作了，环境改善了很多。还会搬些书过来的。以前学校没条件，当然只有在家工作。但家里有电话，有电视，还有床啊！你在家会学习得好吗？老师也和学生一样嘛，条件太好会影响工作的。”黄洋笑着。

书架旁边，有一盆小小的活性炭，“窗户开了一个暑假，但房间里还是有些气味，得用这东西来除味儿。”

文史哲迁出后，接下去就是国关、社政的楼内扩展了。

现居六楼的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将拓展到原中文系所在的七楼。副院长陈玉刚说，国关院具体的搬迁计划尚未出台，但会尽量保证教授们的教学与研究，做到教授一人一间，副教授两人一间，讲师三人一间。

现在的国关院，十五位教授、二十四位副教授、十二位讲师，挤在一层楼里，很多教授都是三人合用一间办公室，十七平方米左右的办公室，用办公桌划分成三个小格间，每个教授只有四平方米左右的办公面积，一些教授所有的“家具”，也不过是一张桌一把椅。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将从原来的十楼扩展到九楼。目前，其办公用地比较有限。系里一年前从香港中文大学引进的刘欣老师，至今都没有自己的办公室。院办公室主任说：“（新增的面积）肯定要用来给老师做教研室的。我们现在的情况很可怜，五十多个老师都没有自己的教研室。”教授择时“坐班”待学生“所有的教授入驻之前必须做出‘允诺’——留出专门和固定的时间接待学生，与学生一对一地交流学习与心理状况。”在光华楼落成的那天，《新闻晨报》上有过这样的报道。事实上，这项制度已在新闻学院实施，每位老师都在自己办公室门上贴出接待时间，方便学生前来交流。

但学生们对老师固定时间坐班的制度并不很确定。一名中文系大四的学生说，要见老师都会事先约好，一般老师没事都不会呆在办公室里。在文科楼如此，在光华楼也是如此，不会因为搬迁了就有所改变。

记者就此看法向教师们询问。

哲学系教授张汝伦是1981年考入复旦的，那时哲学系尚在200号。学生时代的他对那栋小楼没有多大印象，因为“去得很少”。二十多年后，他的角色已转换成复旦教授，办公地点也转到了光华楼。这时，为了接待学生来访，他将留出固定时间呆在办公室里。“以前，我们在文科楼没有条件让老师坐班。据说，搬到光华楼后学校有规定，教师要留出固定时间接待学生，具体每周多少时间我还不太清楚，但肯定是会形成制度的。国外一般都是一周一个小时，而且老师们都把时间计算得很紧，时间一到，不管外面还有多少学生都会马上走人。我不会这么做，要尽量满足学生的要求，但也不希望学生们没事来闲聊，要有具体需要讨论的问题。”张汝伦用他一贯富有激情的语气说着。在他眼中，老师与学生的交流很重要。“每年研究生毕业时进行的调查显示，研究生们最大的不满就是与老师交流太少。”

对于丁耘来说，留出固定的时间接待学生来访是老师应尽的职责。“这是惯例啊，国外都有，而且有明确的时间限制，每个学生每次十五分钟。在国外大学，经常可以看到学生等在教授门外，就像医院里病人看医生一样坐成一排。以前在文科楼时，我也要接待学生的，不过平时人比较少，期末快考试时要多些。以后，我会把接待时间贴在门上的。”让他略感高兴的是，现在接待学生，不用再到教师休息室去了，“在自己的办公室就行，很安静”。（刘昌荣选编）[1]本文刊登于2006年9月27日《复旦青年》第186期；作者系复旦大学2005级新闻学院本科生。

文科图书馆购书，谁来选择？谁来评估？

题解：2006年的一天，一封建议书偶然进入记者视线。这封名为《加强文科图书馆建设的建议》的建议书，由文史哲各科多名教授联名提交，矛头直指复旦图书馆。

对于图书馆存在的诸多问题，学生与教师都深有体会。那么，图书馆服务的弊病，究竟是其单方面的原因？还是多方因素造成？《复旦青年》记者就此展开一番调查。

本文着重调查了文科图书的采购情况，并由此引发对于图书馆现行管理模式的一系列反思。

一次采访中，《复旦青年》记者偶然获知，年初文史哲部分教授曾签名提交《加强文科图书馆建设的建议》。

这一封文科老师的建议书，吸引了我们的视线。“文化乃一国之命脉，图书馆为大学之灵魂。实验室孕育理科发明之灵感，图书馆催生文科创新之火花。”一位学者这样写道。

目前复旦的文科藏书，主要分布在文科图书馆和各文科院系资料室，我们暂把它们称为“复旦文科图书系统”。《复旦青年》关注这样一个系统怎样运作，为复旦师生的教学和科研提供了怎样的服务。

本期报道主要关于文科图书馆的购书机制。《复旦青年》还将继续调查报道：院系资料室的藏书购书情况如何？文科图书馆与院系资料室的关系如何？师生使用文科图书系统情况如何？一封文科老师的建议书

2006年1月，研究生院召开了留学生汉学专业学位设置的座谈会。会上，文史哲部分教授谈到了文科图书馆的现状，纷纷流露出担忧与不满。众人讨论之后，中文系教授陈尚君起草了一份《加强文科图书馆建设的建议》，经文史哲部分教授签名，交给了学校领导。

这份建议书上，罗列出了文科图书馆的种种不足之处。“图书基本以国内出版物为主，海外学术图书比重太少，更谈不上系统；国内图书馆的采进缺漏太多，上架太慢，复本太少；借阅流通图书，师生仍维持在五到七本的数量，不能满足研究需要；管理远远落后于国外一般大学图书馆，目前这种方式大约仅相当于港台、日本70年代的状况；管理人员的专业背景稍逊，服务态度有待改进。”

建议书上，另有两句话引人注目：“这一现状不仅不利于学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也影响到文史哲师生的日常研究。据了解，文史哲一些最优秀的教师，十多年不用图书馆的不是少数人，研究图书完全靠自己购置。”曹然　摄文科老师的图书馆印象

在这些条款的背后，老师们的切身体会是什么？《复旦青年》记者访问了十三位文科老师。

历史系教授黄洋主要做的是希腊研究，需要的外文资料特别多。文图一楼的外文阅览室，是他近年来唯一利用过的。“（在外文阅览室）一次只能拿三本书，这是根本没有考虑研究需要的。我有一次要拿五本书，需要比较着看嘛，但管理员不让，态度很差，我差点和他吵起来。”

哲学系教授张汝伦带一位美国学者去图书馆查清代的《新民丛报》。“（这些资料）卡片上有，但要找却找不到。那个管理老师说，‘文革’的时候都被砸了。被砸了就再想办法配齐啊！既然定位为一流大学，那就要有一流大学的样子！”

据陈尚君老师介绍说，日本的大学图书馆保存的刊物，从创刊第一期到现在都有，缺失的期数在别处复印后将之补齐。

政治学系副教授洪涛，在网上查到上海图书馆有自己想要的书，听说校图书馆有馆际互借后，便前往咨询。“问他们（图书馆人员）可不可以借来，他们说可以，我就把书名写下来。但过了很久没有回应，去问了两次都不行，我也就算了。”

有几位老师都提到文图90年代初卖书的事情，“廉价卖老书和国外书，而其中很多都是非常有学术价值的。”哲学系副教授丁耘说。

这十三位老师中，除了两位经济学老师表示自己“想要的书图书馆都有”外，其余十一位文史哲老师都讲述了自己使用图书馆的不愉快经历。

采访中，一些文科老师表示，使用院系资料室的次数稍多一些，因为那里相对更为专业。但是院系资料室并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今年刚从美国回来的历史系教师张巍提到：“资料室的书并不一定都上网公开。而文史哲几科是互通的，我可能经常会用到哲学系或者中文系的书，目前使用很不方便。”“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的小‘图书馆’了”

弊端之下，是文科老师对图书馆越来越少的使用。建议书上说，文史哲一些最优秀的教师，十多年不进图书馆的不在少数。

丁耘1987年进入复旦，四年后继续在复旦攻读研究生。“我本科时想借蓝公武的《纯粹理性批判》，当时图书馆就是借不到，结果借给我的是胡仁源的译本，应该是解放前的藏书了，那个译本是没法看的。感觉里面的藏书对文科研究没什么帮助，也就不大去了。”《复旦青年》访问的十三位老师中，十一位文史哲老师做研究的资料大都是自己在国内外购买、到国家图书馆等地复印。“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的小‘图书馆’了。”黄洋打趣道。

陈尚君在光华楼的办公室里四壁都立着书架，书架上堆满了一排排的书。“你看，我个人的书买得很多，这并不是说我太有钱了、有太多的地方可以放书，而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图书馆根本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他说。“我觉得中国学者浪费在（找书）这一块的时间太多了。我到过国外的一些著名大学的图书馆，它们不但非常开放，而且基本上想要的书都能找到，所以教授都是在自己的研究室里工作，因为利用馆藏资源非常方便。现在中国的学者大多还是家庭作坊式，每个人被迫自己收集材料，每一领域他需要的书肯定是家里最全，图书馆没什么整体效应。”历史系副教授余欣说。

三年前从北大来到复旦历史系任教的余欣，去过文图四五次。他当年从北大毕业来复旦时，设想到这里的资料储备不是很好，所以从北大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北大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复印了四百来本书带到复旦来。图书馆采购调查《图书馆学研究》2006年第4期上刊登的《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购置的质量评价与质量保障》一文中提到，文献资源购置的质量影响着图书馆各项工作的全面开展。应当建立评价机制，来改进文献采购工作，来了解购入的资源是否符合馆藏特点、符合长远发展，是否合理利用经费。

目前图书馆每年投入约两千五百万人民币用于购置期刊书籍、电子资源等文献资源。其中，文科外文书占到二十一万美金，文科外文期刊占到二百五十万人民币，文科中文书刊占到三百五十万。

据采访部主任吴桂云介绍，文科外文书刊的选购，是文图将“书单”发给各院系资料室，资料室请老师在“书单”中勾选，教师也可以主动向图书馆推荐。“书单”指代理商做成的选书目录。国内各大学图书馆购书，多是通过代理商，而非与出版社直接交涉。与复旦图书馆合作的代理商，较大型的有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公司和上海书城。代理商将各出版社信息整合后，做成选书目录发给图书馆。

而文科中文书刊，则由一个采访员在“书单”中挑选。一个人负责选购文科中文图书

复旦负责选购文科中文图书的龙向洋，是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的文艺学博士，已在复旦图书馆工作了三年。“并不是凭我主观意愿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书。”他说。选书的主要依据，是他们开发的一个数据库系统，它以作者为核心，把作者信息、版本信息、馆藏信息、读者借阅信息结合起来，供其决策。

为了完善该选书系统，他与同事花了三年的时间，利用周末和大多数晚上的时间，收集了民国时期以来学者近九万余人的信息，增加了复旦大学近二年里教师的开课信息。“各学科学者，出了哪些书，获过哪些奖，馆里已收藏了他的哪些书，借阅情况怎样，都是选书的重要参考。”龙向洋说。

他为记者演示了与本科生课程有关的一个选书界面。比如点开“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这门课程，系统显示“陈思和，教授，复旦大学”，共收藏四十种他的书，借阅率最高的是《人格的发展：巴金传》，五十二次。

记者又点了张汝伦的“哲学原典导读”，想看看系统里收藏有哪些信息。但该系统并无此课程。孙向晨的“西方哲学简史”，同样也没有记录。问及这些课程信息的来源，龙向洋说，是请学生到教务处网站去下载的，只是还不完善。他的选书理念

理念驱动行为。负责采购文科中文书的龙向洋有什么样的理念？

他有一套标准：“复旦的学科涵盖到哪些地方，就要选哪些书；要符合馆里的收藏特色，增进图书馆藏书的系统性；学科经费之间有一个平衡，我们要在满足基本需求的基础上再考虑个别的特色性的东西，一套几万甚至十几万的书，只有一两个教授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只能暂缓或舍弃。”“藏书是要考虑馆藏的完整性的，有些书可能本科生会觉得通俗大众，但对于研究生、博士生作研究可能就有价值，比如网络小说，当收藏比较系统之后，这些书对他们做这样一个课题研究就有帮助了。”

据龙向洋说，中文小说的收藏，仍然是高校图书馆在争议的话题，许多高校不收80后作家的文学作品。从去年开始他下决心做中国当代小说完整收藏，所有现在出版的小说，无论网络小说、青春小说，均收藏一本，一般不设复本，供当代文学研究者使用。

这似乎解释了记者在编目部看到的一些新书《坏天使的恶魔派对》、《恶魔的天使派对》等。为何会分歧？

龙向洋的工作，似乎并不轻松。据悉，图书馆去年一年进了十四万册中文书，每个礼拜都在进书，他每天要看八百种书目。

尽管如此，这位博士的工作似乎并不被完全认可。“图书馆的书质量不高”、“总有一种普及教育的感觉”是记者在采访中听到的评语，更有老师直言买书的人“外行”。

图书馆馆长秦曾复对如上的评价很不赞同：“说我们采购人员不懂，这不符合实情。龙向洋被兄弟院校图书馆馆长称赞为全国最好的三个采购人员之一。这两年和浙大南大等重点大学比较下来，我们买的书质量是很高的。”

然而，分歧却鲜明地横亘其中。为何会出现分歧？了解他山之石，或许有助于解答眼前疑惑。《复旦青年》记者向北大图书馆馆长戴龙基电话采访得知，该馆负责文科中文书籍选购的共有三位人员，分别是历史、政治与图书馆学专业，并且有十多位“热情很高”的教师一直给图书馆推荐书目。

复旦图书馆目前仅有龙向洋一人负责选购文科中文图书。记者在采访中也了解到，并没有老师长期给图书馆做这方面的书籍推荐。《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购置的质量评价》中指出，高校图书馆的藏书不仅要覆盖本校学科，并且要保证每一学科文献资源的水平层次。

而这样的工作要求，即使是中文博士的龙向洋，也难以完全做到。教师的意见占几何？

管理学的德尔菲法（专家咨询法）也被广泛运用于图书馆购置图书中，通过专家可大大提高馆藏质量。而在复旦，“专家”的资源不可谓不多。然而，记者在采访中得知，复旦的“专家”们并没有被充分利用。

于此，秦曾复说：“专门请几位老师，把选书目录发给他们来选，这不太可能。工作量很大的，比上一门课还累。有了钱我们可以补贴，算国外的part-time，但现在没有。教师有书目推荐，随时可以提出来，图书馆的网页上有这样的渠道的。”

记者向戴龙基咨询得知，北大并没有给参与选书的老师任何补贴，“他们都是自愿的。”

余欣也提到过他的导师荣新江，曾经用自己的研究资金在国外买书，为了省邮费就自己背回来，交给北大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图书馆，图书馆再折算成人民币报销，当时因为汇率变动他还损失了两千块，可现在他仍在做这样的事。

那么，是复旦的老师太忙，没时间给图书馆开书单？是他们“热情”不够高？记者询问了四位文史哲老师，或许可以大致了解其中的情况。“我经常给图书馆提供外文书目，也知道图书馆购买了其中部分图书，但是从来不知道他们依据什么标准来选择购买哪些、不购买哪些，图书馆没有反馈。”黄洋说。

余欣的答案是：“我没有向图书馆开过书单，一则没有受到邀请，二则是我对开列书单的执行效果缺乏信心。”

陈尚君认为，图书馆的书不是缺几本，而是缺得太多，教师缺少信任，只能自己想办法。

丁耘则直指制度的缺乏：“图书馆与教师之间没有制度化的沟通机制，要汲取其他学校的经验，教师与图书馆一起召开常设工作会议或者委员会制度。”

秦曾复馆长告诉《复旦青年》，从一些外校实行图书委员会制度的情况来看，并不理想——委员一职是教师义务担任，每次开会都有许多人不来。“图书馆在改进问题的过程中有很多很难操作的地方，需要时间。”（陆晋源选编）[1]本文刊登于2006年11月6日《复旦青年》第188期；作者系复旦大学2005级新闻学院本科生。

现状与追忆：复旦人“畅销书”轨迹——1976—2006

题解：从书荒到“畅销书”概念的诞生，这一轨迹描刻的是当代复旦读书人的旨趣品味和文化结构。追寻这些人和他们的读书经历，似乎可以感受到复旦人的文化脉搏，它最前沿、最鲜活。

脉象千万种变化，不出其旨，《复旦青年》策划“畅销书”轨迹和复旦人读书的目的似乎并无二致：是为了读书本身，也为了对当下进行更理性的思索。“在我们那个年代，‘畅销书’这个概念是不存在的。”复旦中文系77届毕业生、复旦出版社社长贺圣遂回想道。贺圣遂所说的“那个年代”，指的是他的读书时期，大约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那时的中国，刚刚从“文革”的“书荒”中走出，出版业仿佛一个摔了重重一跤的孩子，开始重新迈步。

对于今天复旦学子而言，“畅销书”，只是个通俗的词语——太熟悉以致没有人会去思考它的由来。

但改变的并不仅仅是“畅销书”的词义本身，还包括复旦人的购书旨趣，阅读品味以及文化结构。今天，我们驻足于2006年的尾巴，追忆历史，勾勒轨迹，展现变化，以期对当下进行更理性的思索。70年代末，“书荒”后的狂热

回忆“文革”十年，我国出版业虽然不至于完全瘫痪，却有着极其严格的控制。有些家里藏了书的人，就私底下互相传着阅读。历史系教授邹振环在1978年进入复旦读书前，曾经在工厂做过四年工人，那时候，他就只能“偷偷摸摸地看书”。“70年代末，在出版社恢复的过程中，其实主要是印一些老的世界文学名著，还有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名著等等，80年代才开始印新书。”邹振环回想。

当时，很多书在市面上是根本看不到的，像高尔基的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这些书都是要排队买的。“我们当时都是省下吃饭的钱来买书，基本出版一本就买一本，因为当时的书都很少，不像现在，买不胜买。”邹振环说。复旦新华书店，独此一家

70年代末，复旦学子要买书，只能到第一教学楼楼下的一间小书店，那是中国科技图书公司开在复旦的图书门市部。到1978年，书店业务扩张了，复旦大学和中国科技图书公司就各出资两万元钱扩充店面，建了“外文书店”和位于曦园后面的新华书店，“外文书店”的原址就是现在复旦正门旁的中国农业银行，现在已经被拆除。

从那时起到80年代末，这家新华书店一直“垄断”着复旦的图书市场。“独此一家”的现象反映了当时相对单一、狭小的图书市场。

曾经在复旦新华书店工作了十几年的老店员吴锦萍，就曾经亲眼目睹学生排队买书的景象：“我是晚上五点钟下班的，下了班以后，他们（学生）穿着棉衣，带着砖头，带着篮子，晚上来排队，排到我们第二天早上八点钟上班的时候。砖头篮子可以算一个人，可以用来排座。大家通宵排队，一般买刚出的自学考试书，也会有人排队买文史哲的书，还有刚刚翻译过来的外文书，比如《安娜·卡列尼娜》、《红与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等等。”当年的流行

70年代末，在出版量相对较小，书种单一的情况下，当然难以产生什么“畅销书”，但特别受欢迎的书还是有的——经典，就是当时流行的主旋律。比如说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就是当时非常热的，这套书四册一套，学生基本上人手一套。

在复旦出版社社长贺圣遂的记忆中，他们当时读书与现在很不一样，当时，他们对经典的阅读兴趣比现在要强，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不约而同，邹振环强调的也是这个“不一样”：“我们跟你们是不一样的，我现在推荐给我女儿看的书，她都不要看。推荐她看《牛牤》，她说读不下去，推荐《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她也没什么兴趣，这些是当年我们每个人都读过的。她就喜欢看张爱玲的东西。我们那时候根本就不知道张爱玲，金庸也不知道。”80年代，西风东渐的文化热

进入80年代，更多的新书开始进入读者的视野。据统计，1978年至1985年，全中国图书出版产业的体积增加了几十倍，并且开始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但在复旦，学子买书还不是一件轻易的事情。“现在翻我以前买的那些书，翻到定价，一本书三毛钱左右。那时一天的伙食费一元多也就够了。我们会省吃俭用去买书，还好每年都有奖学金，可以补贴一些。”左岸书店的老板陈立雄回忆。1984年至1988年，他就读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当然买的那些书都是要有收藏价值的，如果只是内容比较好，可能就去图书馆看了。毕竟当时买书的人只是少数，都是因为经济原因吧。”他补充。

陈立雄回忆，那时候他们看的最多的是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系列，还有《理想国》、《美的历程》、《傅雷家书》、《万历十五年》、《剑桥中国晚清史》等等，特别是《美的历程》与《万历十五年》，简直是80年代的学生的必读书目。

在描述80年代读者的阅读趣味时，《三联生活周刊》指出：在阅读趣味极其一致的背后，是十几亿人趋同的知识结构。哲学系教授张汝伦回忆，80年代中期哲学系硕士生组织的一次系列讲座轰动了全国。那时没有网络，没有手机，只有在国定路东门的一台公共电话，当时的主讲人之一张汝伦就和他的同学在那里排队打电话，通知交大的朋友、哲学系的朋友——“我们有讲座了，哲学系的，赶快来！”“那时候的热烈绝不亚于今天的易中天，要听我们的演讲，隔天都得排队，那些银行的职员，邮政局的职员，下了班都不回家，跟着一起听。全社会都在追求高尚。”张汝伦说，“后来全国研究生都跟我们学，形成了一个fashion。”

与此同时，西方的新理论也引起了80年代学生的强烈兴趣。经过了“文革”的洗劫，萨特的存在主义，叔本华的哲学，尼采的人性论，这些新鲜的思想激起学生对人类以及人类社会的重新思考。80年代初，有影响的丛书不外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现代外国政治学著作选译》等，随后短短几年时间有520种丛书问世，其中有23%为专门收集国外思想文化译著的丛书（53种）和国外社科译著丛书（69种）。“我那时读得最多的是西学，也算是时代的烙印。当时西学很流行，出了一大批西方译著，甚至哲学的书一次也可以印到数万本，这在现在是难以想象的——现在的书初印两三千就不错了，可想当时有多热。”在接受《复旦青年百版特刊》访问时，中文系教授陈引驰说。

邹振环还记得他当年读书时复旦有个讨论班，有点像现在的沙龙——每周三的下午，在三教或一教那里，近二十个人会聚一聚，谈一些读书体会，“我记得当时大家都在似懂非懂地讨论萨特存在论，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叔本华，尼采等等，还有经济系的同学来介绍边际效应。参加的同学还有化学系、数学系的学生”。90年代，扑面而来的多元化

80年代末、90年代初，人们知识结构的分化开始加大，知识界开始分层，不同的阅读追求浮现出来。“王朔”现象解构了传统的语言系统，“布老虎丛书”则将爱情包装成一种流行，金庸和琼瑶的书成为名副其实的“畅销书”，余秋雨的书让读者感受到文化普及的魅力……这些现象冲击着以往单一的图书市场以及读者对精英文化的崇拜。

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追忆80年代的中国时，“文化热”、理想主义、崇拜“精英文化”是我们经常使用的词语。而要描述刚刚过去的90年代以及当下，多元与分化却使我们难以用一两个词语就对其加以限定。

几位接受笔者采访的90年代曾经在复旦就读的人都表示出难以勾勒那个时代复旦人买书读书现象的全貌。

96级新闻系的施喆现在只记得他读书时老师经常强调要读原典、经典，但他却觉得阅读仅局限于传统概念中的原典、经典不行。本科时，令他印象最深的是王小波的书。“印象太深刻了，我最记得王小波在书中经常引用罗素的一句话——‘参差多态本是幸福的源泉’”。施喆说，“我读王小波的书，就觉得有种突然看清楚了现实的感觉。”

与此同时，我国的出版社也在分化。80年代，中国主要的出版社就三个：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联书店。而到了2004年，我国已有图书出版社573家，另外还有图书销售机构10万余家，书刊印刷企业18.3万家，图书工作室近万家。这些机构对图书出版的定位不一。

78届的邹振环读书时，理科生年纪一般都比较大，看过很多书，文史哲功底也是很好的，“‘文革’期间是不能搞理科的，那时候读来读去就是些文史哲的书”，邹振环解释道。而在84届的陈立雄的印象中，他读书的时候理科生比较专注于自己本专业的学习，对文史哲的书看得比较少，通常来说，男生，就多看武侠小说；女生，就多看琼瑶。这样的变化可以说是时代的缩影。

复旦周边书店的发展就更是这些变化的鲜活例证。从90年代起，复旦周边开始冒出不同类型的书店。这些书店的出现打破了复旦新华书店“独此一家”的局面。

现在复旦周边的书店，已经有二十多家，基本上是2002年后才开的。这些书店定位不一，像学人书店、大学城书店、经世书局是全面型的，复旦新华书店、学友书店、21世纪考研书店则偏向教参教辅，鹿鸣书店、左岸书店就专卖学术类书籍。此外，还有形形色色的卖盗版书的摊子。如此众多的书店数量和多元的书店类型，在复旦发展的历史上，恐怕史无前例。（夏天怡选编）[1]本文刊登于2006年11月20日《复旦青年》第189期；作者系复旦大学2005级新闻学院本科生。

《品三国》浪潮下的复旦畅销书

题解：2006年，各大畅销书榜前排，甚至头名都由易中天的《品三国》（上）把持着。但在复旦周围的书店，这样的情况并没有发生，一些书店甚至一直没有进《品三国》（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差？复旦学生的阅读究竟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那些在复旦“畅销”的书籍到底值不值得一读？在现今选择众多的社会中，该以什么样的心态去读书？这些问题接二连三地抛了过来。作者试图以复旦人“畅销书”的眼光，解读现在的复旦人，特别是复旦本科生购书读书的种种现象。

今年7月24日至30日上海书城畅销书排行榜上，易中天的《品三国》（上）高居榜首，而此时，离这本书的出版日7月1日还不到一个月。在《中国书报刊博览》公布的8月中旬中国十三个城市主要书城畅销书排行榜中，十二个城市的首位赫然列着同样的名字——《品三国》（上）。

不管易中天所倡导的“学术普及”引起多少争议与质疑，但作为大众的文化普及读物，《品三国》（上）在中国广阔的图书市场所取得的高姿态胜利却已经是铁的事实。

这样的大氛围下，易中天的书也在短时间内涌上了复旦周边书店的书架，以及那一辆辆卖盗版书的三轮车。但相比之下，复旦学子对《品三国》（上）的反应却并不狂热。据《复旦青年》在复旦本科生范围内派发的370份的问卷显示，只有7.3%的同学购买过正版的《品三国》（上），3.4%的同学购买过盗版，55.8%的同学“没读过，不知道”。

同样的一本书，对比起社会上的火热，在复旦却似乎受到了冷落。国年路上的心平书店一直没有进易中天的书，说是因为“易中天与他们书店的定位不符”。

开店将近十年以来，心平书店一直坚持卖学术类书籍，因为觉得“社会上的畅销书在复旦这边卖不动”。

社会上的“畅销书”在复旦并不一定同样热销。着眼于复旦，我们有复旦人自己的“畅销书”，这个概念是指复旦人在一定时间内特别热衷于购买的书籍。在本文中，我们就试图以复旦人“畅销书”的眼光，解读现在的复旦人，特别是复旦本科生购书读书的种种现象。“三国”第一，“红楼”第二，“彩虹”第三

据《复旦青年》调查问卷显示，在我们有代表性地选取的二十九本书中，复旦本科生正版购买量最大的书籍前三位分别是《三国演义》、《红楼梦》和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很多人都把这套书称为“彩虹系列”）。

左岸书店的老板陈立雄是复旦84届历史系毕业生，他当年读书时看得最多的也正是“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我经常跟来买书的学生老师交流，觉得收获很大”，在书店老板陈立雄眼中，在复旦周边开书店比较容易遇到知音。目前，在复旦周边书店中，跟左岸有着相同定位的书店还有鹿鸣和心平。有着将近十年开书店经验的陈立雄觉得，复旦周边的书店都有些共同的把关，书店一般不会去进质量低劣的书，“这些书在复旦也很难卖出去，复旦的学生有自己的判断力”。

而主要经营大众畅销书的学人书店的店长也表示，复旦这边环境确实与社会不同，学生买得比较多的还是文化类、学术类的书籍。

反之，最近社会上热销的网络小说《泡沫之夏2》以及《芒果街上的小屋》，在复旦本科生中的正版购买量仅有1.1%和0.8%。而在10月9日的当当网图书排行榜上，《芒果街上的小屋》名列第三。大学的影响力

复旦2000届生物科学系毕业的钱榕一直偏爱人文类的书籍，他说：“这是从进入复旦，进入文图开始的。我高中读书也蛮多的，但那时读的是比较浅层次的，是些故事性比较强的东西，很少涉及历史、哲学方面的东西。”

大二的时候，钱榕上《邓小平理论》一课，认识了任课老师姜华。钱榕还记得，当时姜华每次上课都有一个特定的主题，第一堂课的主题是“理论”，姜华让学生自己动手去查资料看书，弄清楚到底什么是理论。“他（姜华）是一个相当喜欢读书的人。有一次他搬办公室，有些书没法搬了，他就叫我们去选书。当时他在两个手臂展开这么大的桌子上，堆满了书，全都是书。我问他，这些都是您的书吗？他就说，这是我从进大学以后不断收藏的。”钱榕一边伸手比划，一边回忆，现在已经做了复旦学院辅导员的钱榕回想自己阅读口味的转变，首先想起的就是这门课程，还有这位老师。

钱榕的经历，或许只是复旦无数学子经历的缩影。《复旦青年》问卷中，当被问及哪一因素对购书选择影响最大时，23.5%的同学选择“老师推荐”，这一比例仅次于“自主选择”。

在复旦校园内，教师、课程以及各种图书资源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复旦学子对书籍的判断力、欣赏力也由此渐渐形成了有别于社会的复旦特色。

从《复旦青年》问卷调查的数据也显示出，从大一到大四，学生逐渐养成定期去特定书店的习惯。在大一学生中，固定去复旦周边书店的占27.6%，而在大二、大三、大四这三个年级中，这一比例上升到60.8%。

左岸书店老板陈立雄表示，学校旁边的书店一些图书销售量的周期性比较明显，每年秋季入学时，就会出现一个高潮。因为这时，除了一般的教材，不少文史哲课程的任课老师还会列出长长的书单，推荐学生阅读。在陈立雄的印象中，左岸书店卖得好的都是些文史哲基础学科的经典。像《理想国》这本书，开学时通常就能卖两百本左右。商务印书馆的系列书本的“畅销”在一定程度上离不开教师的指引和推荐。“等你读完大学的时候，再去读书，你就不可能像高中生一样审判一部作品了。你会发现，有很多东西，如果你去翻阅材料，去查找，去编辑的话，你也可以写出这样的文章，那么这些东西的可读性就下降了很多了。”钱榕这样描绘复旦对他阅读的影响。老师们的质疑声音

以上的种种现象似乎都在告诉我们，与社会相比，复旦人对书籍的选择标准比社会水平高出一层。但我们一旦关起门来，审视自身，质疑的声音却络绎不绝。在采访过程中，《复旦青年》发现，在很多经历过70、80年代的老师眼中，复旦学子目前的阅读水平远达不到他们心中的标准。“它（复旦）跟社会没有什么区别”，对比起自己读书时期的校园，1981年进入复旦读书的哲学系教授张汝伦这样评价目前的复旦校园。一、“你们啊，就是阅读量太少，阅读面太窄！”“我前几天问我的三个研究生，问他们有没有看过钱锺书的《写在人生的边上》，他们都说没看过。”坐在光华楼的新办公室里，历史系教授邹振环无奈地说。在他眼中，现在的学生“阅读面太窄”。

历史科班出身的邹振环，到现在还能一口气数出钱锺书先生的全部著作。他说自己当年读书时对什么书都感兴趣，看过《巴金全集》，也翻过毛邓文选。

1978年，中国的出版业刚恢复不久，图书出版品种为8491种，总印数为11.57亿册，经过二十七年的发展，到了2005年，我国图书出版品种增长了96.2%，达到224823种，总印数则上升到64.02亿册。比起邹振环读书的年代，我们的选择空间大大扩充，但与此同时，我们的阅读量和阅读面却似乎没有同步扩张。

在复旦出版社社长贺圣遂看来，从80年代开始，有两本书是中国的大学生一定看过的，那就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以及李泽厚的《美的历程》。而实际上，据《复旦青年》问卷显示，阅读过这两本书的同学仅占10.4%和7.9%。二、“原汁原味”的失落

贺圣遂的女儿正在上大学，她经常对贺圣遂说：“有些事情我不知道不行，那我看看梗概吧。”

大学生看“梗概”，在贺圣遂看来，是一种退化，他说：“我们那时都不看梗概，梗概绝对不能代替原作。”和我们单纯获取信息不同，贺圣遂强调的是原典、经典的“原汁原味”。

在接受《复旦青年》问卷调查的同学中，读过儒家经典《论语》和史学经典《史记》的同学不到总人数一半，而读过《大学》的则更少，只有11.5%。另外，读过西方经典《理想国》、《国富论》的同学比例分别为20%和5.9%。“可能你们也读了很多时髦的书，我不知道，像《达·芬奇密码》之类的。”邹振环表示。

在《复旦青年》列出的29本书中，《达·芬奇密码》是继《三国演义》、《红楼梦》和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之后正版购买量最大的。在接受问卷调查的同学中，这本小说的阅读率达54%，远远高于《论语》、《大学》等传统经典书目。“过去的读书人很注重那些经得起历史洗汰的，真正沉淀下来的有分量的东西。我觉得，现在更多的人喜欢看轻巧的东西。”谈起这些，贺圣遂显得有点激动。质疑声的背后

质疑的声音，透射出老一辈读书人心中对于书籍和阅读的坚持。对照之下，我们更能清晰地解读当下。一、选择疲劳？“电子技术使我们的感官膨胀，仿佛一夜之间全球罩上了一张硕大无朋的宇宙膜。互联网时代的海量资讯每天刷新着人们的记忆。报纸、广播、电影和广告每天都在我们周围卷起资讯的潮流和压力，使读者被放置于时速造就的漩涡中心。”腾育栋　摄

这是《新周刊》在“浅阅读”专题中的话，“资讯海洋中一天到晚游泳的鱼”是《新周刊》对当下读者做的幽默比喻。

阅读饥渴的年代已经过去。在当下，面对偌大的图书市场，消费者眼花缭乱。曾经被七八十年代的读书人疯狂抢购的图书，现在不过安安静静地呆在书店一隅。《复旦青年》调查问卷显示，基本读完买来的所有书籍的同学仅有9.7%，读完大部分和小部分的分别占63.9%和24%。

对此，邹振环这样解释说，可能是因为“你们现在的资讯信息太多了，没有很多时间去阅读”。

在七八十年代，学校没有电脑也不能上网，邹振环一天到晚就是在图书馆里看书。“我那时候早上五点半起来跑完步以后，没有课就去图书馆看书。所以我经常给学生讲，大学四年当中，不知道能读多少东西呢！”对于那时纯粹的读书生活，邹振环至今念念不忘。二、“现在的经典已经被当作古典承奉起来了”“现在垃圾食品多了，那么原来大补的食品就没人吃了。大家觉得垃圾食品嘛，我也能混一顿。”哲学系教授张汝伦这样说。在他眼中，经典、原典是真正的“大补”。

而贺圣遂则认为：“现在的经典已经被当作古典承奉起来了。”对于经典、原典，大部分学生仍怀着敬畏的心，但却不再静心咀嚼。

05计算机的符姓同学一直没怎么读过经典类书籍，就是小时候看过一点《三国演义》。他觉得这些书“很高深”，“看着头疼”，但也“后悔没去读”。

06统计学的汪姓同学同样认为经典“很有价值”，但“不想浪费时间去看”。“歧路”当前，怎样不“亡羊”？

作家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中，北大教授陈平原这样说道：“不见得一代真的就比一代强，其实，每代人都有自己的困惑，都有自己很难绕过的陷阱。我们的难题是选择太少，你们则是歧路亡羊。”

当中国畅销书时代真正降临，出版量巨大，品种繁多的图书不断扑面而来的今天，如何不做“歧路亡羊”，是我们必须一同思考的问题。

在邹振环的眼中，时髦的书并不一定都要看：“书是要经过淘汰的，现在的很多书是属于印刷垃圾，很多畅销书是商业炒作的结果，也许一段时间内讧得很厉害，但一年两年后就没有人再看了，很快就淘汰掉了。只有真正好的书才会留下了，经常被人提起。”“流行肯定是有道理的，畅销书就是流行。凡是跟社会经济发展比较趋近的一种文化，就会成为流行。但它是阶段性的，可能反映了一类的一个方面的本质，但不可能涵盖全部。”贺圣遂说。

在复旦新闻学院96级学生施喆记忆中，经典、原典是他读书时老师就不断强调的，但他自己却认为阅读不能局限于传统概念中的原典和经典。比如王小波的《精神的家园》，何敬琏的《中国的陷阱》，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都是施喆本科时期的最爱。“文化学说思想跟社会的经济、政府状态是连在一起的，每一代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环境酝酿出新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在阅读方面，每一代都有自己的倾向。”贺圣遂说。

其实所谓的经典、原典是一个变动的概念，并没有固定的外延，每一代人可以成就自己的经典。“但如果你要了解人生一些根本问题的源头，就必须读一些原典。原典都是最初回答人类社会一些最深层的根本问题，随着时代的变化进步，人类就对那些回答不断进行延伸。你只有理解了最初的问题，才能知道后来的解释哪些对的，哪些错的。”贺圣遂则这样分析流行与经典的关系。

在他看来，如果人们始终对原典、经典有兴趣的话，那么这个社会的文化思想会延续不断地发展下去，能够使文化有继承、有发展。最可怕的就是你对原著什么都不知道，然后你就辨别不出后来的各阶段的文化它究竟贡献了什么，意义在哪里，优劣在哪里。（刘昌荣选编）[1]本文刊登于2006年11月20日《复旦青年》第189期；作者系复旦大学2005级新闻学院本科生。

我们的历史，怎样记取

题解：灰暗角落里的《校史通讯》上，印刻的是珍贵的历史和新鲜的日期，追寻这些纸张的来由和背后的故事，本是我们的初衷。在走访与翻阅后，感动油然而生，感动于老复旦人的复旦情怀，感动于复旦历史记录者的执著与坚韧。

感动之余，反思我们的校史，应当如何记取，如何传承，如何延续。大学的历史，不仅仅是为了回忆，而是大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让历史回归常识，需要的是观念上的进步，也需要方式的改变。当历史生动可感，学校也不仅仅只是校园了。“假如人真有灵魂，每个人灵魂的一半已留在复旦园，另一半跟随肉身在世间闯荡。”——复旦大学78级校友郑征予《二十年梦魂牵绕复旦园》“没有长须飘拂的冯友兰，没有美学散步的宗白华，没有妙语连珠的吴组湘，没有口衔烟斗旁若无人的王瑶，未名湖肯定会显得寂寞多了……只要有心，你总能感知到这所大学的脉搏与灵魂。”——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不仅仅是回忆“寻好梦，梦难成。有谁知我此时情。”在学校的档案馆里，保存着这样一副书法作品。宣纸上，这十三个字后还有一小段文字：“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七日，欣逢母校复旦大学九十周年校庆，典礼后至当年东宫旧址寻梦有感。邵梦兰。”

邵梦兰，193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政治系，1949年前往台湾，1991年第一次参加在香港举办的复旦大学世界校友联合会，1995年复旦大学九十年校庆时第一次回到大陆重游校园时，写下了这首小诗。“这位近九十岁高龄的老校友是含着泪参观完档案馆和相辉堂草坪周围的老建筑的”，复旦大学档案馆征集编研室主任杨家润告诉记者，“20世纪30年代，我们学校的所有学生都有档案口袋，这里面记录着他们的进校时间、录取分数、每学期成绩、总学分等个人信息，甚至还有系主任、院长签字的毕业审核文件。那个时候的学生只要在这里读过书，他的生活学习都会有记录。”

那时校长办公室下设一个文书组，有两个人专职管档案，这些档案口袋保留下来，成为现在研究当时校史的重要资料。

带着一丝怀念，邵梦兰希望还能找到她在校期间的档案口袋。令她遗憾的是，由于1936年正是日本入侵上海、学校迁往重庆等十分混乱的一段时间，一部分学生的档案能够找到，还有一些已经失散。杨家润说邵梦兰得知自己的档案已经找不到了，她很是伤心。“因为校友们回来寻根，其实就是想看看当年我住的房子还在不在，我读书时留下的东西还在不在。”

其实，像邵梦兰这样回来寻根、寻找曾经的记忆的老校友还有很多。

百年校庆时校史馆讲解员、社会科学基础部05级博士研究生、现任信息学院教师黄芳告诉记者：“在参观校史馆的时候，每站在一幅照片前，老校友就会给我们讲他们当时是怎样的。他们的表情，就像孩子一样，特别兴奋、特别激动。”“老校友对过去的回忆，其实就是在口述历史。对于校史的解读，其实就是这些老校友对自己心中的记忆的解读。”提起老校友，校史研究室专职研究人员钱益民说道。百年校庆期间，负责校史馆1949年以前陈列室的资料整理搜集工作，这让他接触了大量的老校友，从北京到扬州，他奔走着去寻访老校友、听他们口述历史。“现在保持联系的老校友还有二十多个吧。”

王德耕是20世纪30年代学校保管室的保管员，经常与钱益民电话交流他亲历过的那段历史；百年校庆时，这位已近九十岁的老人还两次乘公交车回到学校感受校庆，并向学校捐赠了最早的三期《复旦学报》。回忆与王德耕等老人的交往，钱益民颇有些怅惘，“他去年去世了，走的时候我还去送过他。老人凋谢得很快的，这些历史资源得马上抢救。”心同戚戚焉《国人自办，办出成效——纪念上医创始人颜福庆先生》、《像被锯，碑被毁——于右任的影响不可摧》、《哲学系初创杂忆》……在本部十号楼一楼校史研究室几间办公室之间的墙上，贴着最新几期的《校史通讯》。建校八十周年时创刊，出版十六期后因多种原因停刊，百年校庆时复刊，现在共出版四十六期——对于没有经历过百年校庆的同学来说，这份印刻着许多珍贵史料的《校史通讯》已经甚是陌生了。“究其原因，可能是我们发行的范围太窄”，校史研究室主任龚向群说，“百年校庆时，我们的印数是一万份，在学校食堂门口发放，百年校庆之后，由于经费等原因差点就停刊了，后来因老校友们一致要求办下去并联名写信给学校领导，才得以继续，印数却由一万份减至三千份。”

尽管学生的了解不是很多，新闻学院02级研究生、《校史通讯》前任主编、现任《解放日报》记者李爱铭觉得，校友对于《校史通讯》的反馈却有些出乎意料：“我们每一期报纸都会收到几百封退休老师的投稿信，全是对他们校园生活的回忆。韩启德这样的杰出校友还给我们提过意见和建议。”“一期报纸出来之后我们会寄给各地的校友会会长，但是因为印数不够，经常听见会长们的抱怨，他们每次都会自己再复印几十份发给身边的老校友们。”或许，这就是《校史通讯》能一直坚持办下来的原因。“这是复旦校友的一种情结，《校史通讯》为他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园地，能够抒写自己的回忆和对学校的深重感情。”对于老校友们对《校史通讯》的强烈反应，历史系教授傅德华这样理解。

作为《校史通讯》的主编，龚向群告诉记者，他们一直坚持“首次披露、有历史价值、有可读性”这三条用稿标准。“我们还会选登一些有棱角的文章，希望能够体现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传统”。《女将军胡斐佩校友来信》，福建龙岩洪军校友的毕业证，1949年护校时期的资料……信件，实物，都被这份《校史通讯》所记录。

正如胡斐佩校友在信中所写：“至于我自己，我当努力寻找自己保存的有关资料或实物，连同自己对母校的点滴感受的随笔，一并献给母校。”“其实就是对这些历史的回忆，连接了老校友和学校，勾连出我们的历史。”李爱铭说，“也就是古人所谓心有戚戚焉吧。”“沟通工作信息，征集并选登校史资料、回忆录、大事记和人物传记初稿，在最大范围内征求意见，供出版时参考，同时也为以后续修校史保存材料。”对于这份刊物的定位，当时的分管副校长薛明扬在《校史通讯》的复刊词里这样写道。校史研究室十二年，从一个人到一个团队“在七百号楼（即现在的校史馆）里的日子是我度过的最愉快的时光。”在回忆参加百年校庆扩馆修史工作时，钱益民说。

有这样感受的人，不仅仅是钱益民。“那个时候在七百号楼二楼工作，我们学生往往加班到六点，有时忙起来一整天都会在这里做文案整理。我们做些文字稿整理修改的工作，还有给各地校友会的会长寄信去征集文字、实物等，因为很多都是要当天完成的，所以我们忙得不会想到要去吃饭。”2003年时，还是高等教育研究所高等教育学专业硕士的黄芳回忆道：“但是我很喜欢这种工作的感觉，尤其是站在校史馆一楼的展览前面，就觉得它很老很厚重，就像物理楼前的这两棵大树，很有历史感。”曹然　摄“尽管出版的过程都很辛苦，基本上定版时都会熬夜到十一点，但看到校友们对新出的报纸那么兴奋地奔走相告，我觉得很愉快。”说到这时，李爱铭带着笑意。

不仅仅是钱益民、黄芳、李爱铭，二十多位老专家、二十四名研究生的参与，让百年校庆时“四书两馆”的工作得以顺利完成。

然而，十二年前的校史研究室，并没有这般“热闹”。

从南区29栋二楼一间教室改造成的办公室到第二教学楼二楼教师休息室的一隅，再到学校七百号楼二楼的工作间，最终在十号楼一楼的五间办公室安家——龚向群向我们描述着学校校史研究室的“迁徙史”。

1984年，国家高等教育部发出通知，要求所有部属院校着手组织力量编写校史。于是，建校时间较长的高校纷纷成立了校史编辑室，组织人员开展校史的编写与研究工作。

就是在那时，复旦大学开始了第一次大规模修撰校史校志的工作。时任校长的谢希德从新闻系、历史系抽调了七位教师和历史系数十位正在毕业实习的学生，就这样组成了《复旦大学志》（第一卷1905—1949）的编写小组。随着这次编写工作的结束，校史编写组也宣告解散。直到十年之后——学校九十年校庆之时，又开始了第二次大规模编写校史的工作。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龚向群来到了校史研究室。

1990年因为工作需要，本科是新闻专业的龚向群被调到校史研究室工作，“其实那时还有些不太愿意”，龚向群坦言，“因为我还是希望在与自己专业相关的新闻业务方面发展。”尽管如此，龚向群在校史研究室一待，就是十七年。

九十年校庆时，学校开始组织人力编写《复旦大学志》（第二卷1949—1988），校庆过后，校史研究室又一次面临解散——“那个时候工作做完了大家就都走了，只有我一个人留下了，校史研究室也就维持下来。”于是，校史研究室见证了此后只有龚向群一个人的六年时光，“这六年我主要做校史资料收集、联络校友、上海市党史研究和地方志参编等工作。”去学校本部拿报纸，埋头于资料，早上八点进办公室，晚上五点回家成了龚向群的生活。

2001年9月，在第二教学楼二楼教室休息室（即当时校史研究室的所在地），龚向群完成了一份提案，提案中讲到“应该学习北大、清华、南大等国内名校，为百年校庆的校史编写工作早做准备”。正是这份提案，得到学校领导的高度重视，成为后来百年校庆时“四书二馆”出世的一个契机——《复旦大学百年志》、《上海医科大学志》、《复旦大学百年纪事》和《上海医科大学纪事》编撰出版，复旦大学校史馆建馆，上海医科大学校史馆修复。

深夜两点半，本部七百号楼二楼的灯还亮着，为准备百年校庆的“四书二馆”，校史研究室从第二教学楼二楼教室休息室搬到了较为宽敞的几间大房里，而这里，也成为百年校庆校史编纂委员会的大本营。

鄂基瑞、王增藩、刁承湘、萧辅玢……近二十位年过六七旬的老人被请回校史研究室主持这次编撰工作；黄芳、李爱铭……这些都是当时在校的文科专业研究生，他们参与了百年校庆校史编纂的全过程。时隔三四年，回忆起来，他们仍旧颇多感慨。

这一次工作结束后，龚向群留下了几位助手，组成了现在有六位专职人员的校史研究室。“因为学校过去的历史都散落在大家的记忆里，没有能好好地整理起来供人利用。像我们这样的专门机构，大家都以为这里什么都有，其实这里什么都没有。所以我希望能够有些专职人员做一些深入的校史研究的工作。”

在一次关于校史研究的研讨会上，傅德华的发言中亦提及专职人员的重要性，“校史研究必须长期做下去，有专职人员的参与才能有一个连续性的工作计划和目标，不至于半途而废。”“在做校史研究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很多历史资料，看到那些老校长老教授，一辈子都在为复旦作贡献，不计个人功利，牺牲当头，办教育一定要有奉献牺牲精神，李登辉、竺可桢、蔡元培，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回到祖国，教育救国，我觉得这是中国的幸运。翻阅过往的校史，可以感受到这些人的人格魅力，让我深受感动。”——这是直到现在仍旧支撑着龚向群和她的同事们执著在校史研究中的原动力。历史回归常识“百年校庆以前，我们的工作是服务，而现在是服务与研究并重。我希望通过做一些研究项目来推动校史研究。”对于接下来的研究工作，龚向群和校史研究室的其他工作人员已经有了他们自己的计划，“我做了一份校史研究工作的‘五年计划’，首先把它看作一项可持续发展的工作，是建设一流大学不可或缺的，我们定位到弘扬复旦大学校园文化、大学应该担当的社会文化功能这个高度，然后让我们的研究方向从粗加工到细加工、从宏观叙事到细致的个案研究的方向转变，具体来讲有四个方向：人物研究、院系史研究、专题研究和珍贵史料的编辑。”

除此以外，他们还希望把校史研究推广到学生层面，一是想开设关于校史即校史研究的选修课，还有就是希望能办一个专门的校史网站。“史学的传播，应该通过更容易让人接受的方式表达，校史当然也是这样，可以运用网络等现代化的手段传播更多东西。”历史系教授金光耀说。

只有让历史走进学生的生活，让历史成为常识，学生们才会觉得生动可感。

美国的校史研究可追溯至1887年出版的亚当斯的《威廉玛丽学院》，校史网站哈佛大学也早已有之。“在哈佛校史研究和校史教育都做得很好，他们为新生专门开设一门课程，讨论本校是如何以及为何建立起来的、它的传统是什么、学校曾经发生过哪些重要的事情等问题，校史就这样在学生的讨论和参与中成为常识。”硕士专业为高等教育学的黄芳对校史教育有着自己的关注。

1912年10月代理北大校长的演说词中，马相伯讲到：“大学者……非学生年龄之大之谓，亦非教员薪水之大之谓，系道德高尚，学问渊深之谓也。”

其实，校史的传承，无论故事还是地点，都是对那些曾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过的人的勾连与描摹，正是那些人和事，成为我们共同记取的自己的历史。

龙应台在对港大毕业生的演讲《世纪大学之道，期待人文港大》中写道：“许地山的办公室门口，陈寅恪的研究室前，被拆掉的张爱玲曾经住过的宿舍遗址，朱光潜曾经流连忘返的校园山径，孙中山和萧伯纳曾经演讲的陆佑堂……每一个蕴含人文意义的点，都可以竖一个小小的牌子，透过历史告诉我们一代又一代不断‘提着皮箱’到达校园的十九岁的青年：大学，是一个人文精神的泉源。所有的科学、技术、经济或商业管理的发明，都必须以‘人’为它的根本关照。”（夏天怡选编）[1]本文刊登于2007年10月19日《复旦青年》第199期；作者系复旦大学2006级新闻学院本科生。

复旦人看雪

题解：2008开年，一场暴风雪的袭击给复旦带来不一样的景致，我们在第一时间将视线投向了复旦战雪的第一线。希望从中国此次针对突发危机的处理和我校的应急处理中找到互相可以借鉴的地方。

但是，这个时间不同以往，这场雪下在了大学的假期中。在假期中，我们就不仅仅是复旦人，也是儿女、游子、公民。也由于我们切肤的体会，对于这个社会建构起真正认知。

当全国的媒体都在关注这一焦点时，因为我们是复旦媒体人，我们也以我们的形式加入。大学的命运只有在社会历史进程中才能得到确切的说明，大学的使命也只有在服务社会中才不至于抽象，作为一名大学生，我们的血液流淌在中国社会的每一次脉动中。

这个年关，关键词：等待。

春运的面前是皑皑白雪造成的封路断电，春运的后面承载的是回家过年的心愿。

有的人困在雪中，有的人堵在路上，有的人等在车站，有的人留在异乡，还有的人守在岗位，一切的等待，都是为了回家，回家过年。其中，有很多复旦人。还有很多人，是我们的同学、朋友和亲人。票，票，票！

许多复旦学生，可能从没有像那些天一样关注天气预报。假期，不囿于校园的生活，更牵动复旦人的是旅途是否顺畅，亲朋是否安康，家乡是否受灾。

为了能回湖北襄樊的家，06数学的郑浩三周内试遍了各种交通方式，但都一票难求。1月12日，火车票泡汤，26日，改乘汽车，却得知大雪导致道路被封，接着，乘船也成了泡影。最终，一个人在寝室呆了二十天以后，他坐上了年三十的飞机。他惴惴不安地反复查看着天气预报，“上海不下雪，老家湖北襄樊也不可以下雪”，才能赶上家里的年夜饭。

李书琴，06政治学学生，寒假多留校十多天，在昂立读英语高级口译。她却怎么都没有想到，今年的票那么难买。提前十一天来到国定路上的蓝天票务，1月25日清晨六点，队伍已经弯弯绕绕地排了约两百米。等到了中午，等来的只是一纸通知，两排大字直愣愣地贴在窗口正中间：“长途火车票除前往南京的动车组，已全部售完”。

学校代买的硬座火车票截至1月25日，一些由于各种原因无法在此前回家的同学，只能单薄地挤入返乡大潮。上海火车站、代售点的门前，通宵排队的学生并非个别。1月18日晚十点半，06社会学的郑诗亮到了仅售学生票的上海站时，已有不少人等在那里。到清晨，队伍已经排到了车站门外。有几个中年人要加塞，被一个大学生破口大骂了一通，悻悻走了，现场一片掌声。“要是学校能更灵活地提供服务就好了，但是没办法，不管怎样，总要回家过年”，防寒衣物武装着通宵“抢票”的一位复旦学生这样说道。南方告急！电网铁路公路告急！“春运”一词是极富中国特色的。一年一度，史诗般的集体迁徙，为了一个被一些人称作越来越“假日”的节日。很多复旦人正在路上，切肤地感受着春运的脉搏。

习以为常的铁路、公路和电网经历了罕有的挑战后，钢铁变得脆弱。而此时的等待中，团圆的饭，曾经有一时显得特别遥远，却特别让人期待。

06级的唐旻，在上海浦东机场已经几乎没有了脾气。由于大雪，这个武汉人在上海多呆了五十二个小时。广播电视新闻系的她随身带的杂志《南风窗》，两天多只看了两篇文章，“大部分时间在等待，等得人要发狂发疯”。

07中文的李晗准时上了车，但六个小时，她和家的距离没有一丝拉近，已经数不清是第几次耳边传来不紧不慢的女声：“各位亲爱的旅客……我代表铁道部门为晚点给您带来的不便表示诚挚的歉意。”

但是，回家的路上，一些形容普通的陌生人，成为了这个冬天最亲切的面孔。1989年开始亮起的外滩景观灯第一次在春节期间关闭，中国最先进行城市景观灯建设的申城，在暴风雪中身先士卒；二十四小时内，上海筹集了一百五十万支蜡烛等物资共二十五吨，紧急发往贵州部分断电灾区；在手机没电的时候，一位候机旅客将万能充电器借给了焦急的唐旻，最终登机匆忙，在飞机上用广播仍然没有找到主人……

旅途中，在等待前方的冰雪化去，在等待一个有电有路的春节。这一切，不能仅仅依靠老天爷。这之中有守望相助，也有坚守岗位。不分工种，不能等

日月光华BBS上的“本科生之家”版上，1月26日，题为“下雪乐”的帖子引来跟帖三十五篇；1月28日，题为“太大了雪”的帖子引来了不下五十篇的跟帖。上海的雪从1月26日起，一直下到创上海六十年纪录的最深积雪二十三厘米。

已经放假的复旦校园内，各机关部处仍在上班，还有十分之一左右的学生留在学校。即使没有非常明确的通知和分工详尽的安排，校内各部门在这次灾害中，自发地第一时间开始战雪。

南区物业管理处主任张国荣把应对雪灾的各种行为说作是“像开水烫了手就会缩回来一样，是本能的行为”。从学校总务处到后勤、物业公司，谁都没有应对大雪的经验。铁锹太慢，就用大木板推雪；一些校工已经回家，就加班加点；树枝经不起冰雪重压，就临时锯，三天锯下了三十卡车的树枝，保证校内无人因此受伤。

保安李兵，2月初在国权路校门值班，由于假期校内人员和车辆较少，冰更难化开。从早七点到晚七点，“少说也有八十人要在这里摔跤了。前面一个人摔了，后面的人还得摔”，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保安们想浇热水化冰，却怕再结起冰来更滑，只好不停地向来往路人、车辆打手势提示。

承担铲雪化雪工作的一些校工住在“本北高速”路旁的“100间”中。简陋而狭窄的屋子里，没有暖气。天亮到天黑，是校工们雪天的工作时间。第92间的四川小伙的主要工作是捡起大雪压断的树枝，他戴上了自己的棉手套。但棉质吸水厉害，湿了脱下来拧拧干继续扫。衣服里面都是汗，外面都是雪，一整天都湿透。下班回来脱下手套，手都冻得没感觉了，开水一烫才开始有知觉，才知道痛。不少人的手上，可以清晰看见树枝和木板留下的伤痕。“谁是铲雪工？没这个工种的，大家就不分工种，一起来做。”一位校工的话代表了战雪一线的复旦人最朴素的心情。“除夕至春节前期，南方大部地区天气转好”

腊月二十九，晚上七点，06级广电专业的钟洪看着爸爸出门上班。这是五十七年来最冷的广州，钟爸爸正赶往当时这个星球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广州火车站。

钟爸爸乘上地铁——应急预案下的广州地铁，只允许工作人员进入广州火车站。钟爸爸是广州铁路机关的工作人员，1月24日起被临时调至广州站工作，维持春运期间的秩序。

七点半，钟爸爸到了地铁广州火车站，离他上班还有半个小时，离下班的时间还有十二个半小时。这半个小时，差不多来得及从地铁站通过由广场候车处到车站内的特殊通道，在警察和旅客潮中被挤进火车站内，一千米的路程。他身边的，是和他每天一起啃饼干却说不上多少话的同事们——因为人手不够，他们经常二十四小时连续工作不合眼，没空管其他事情，“每天就是想着怎么把这些旅客弄上车送走，保证他们的安全”。无暇顾及的还有年货，“大家几乎都没买，没时间嘛”。

走近火车站，泡面的味道浓得都有些呛鼻子。滞留旅客手中热腾腾的面来自政府、单位，每天还有不少广州市民买了泡面、提了棉衣棉裤送到车站。“总不能让人饿着，冻着”，但是一说到自己，钟爸爸的反应则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转弯，“吃饭，那个时候已经是小事情了”。而实际上，只要一忙起来，这件“小事”也的确被他们忽略了很多回。

这一天的旅客已经减少了很多，钟爸爸开玩笑说，“把这些天发的车排成一排，那整个京广线不都排满了”。1月26日起，随着京广线电力瘫痪，整个火车站及周边地区滞留旅客一度高达八十万人。站里说，年三十前滞留旅客要全部上车。这些旅客——学生、打工者，他们默默守候在、迎战于风雪中，为的就是回家过年。“传统”这个抽象名词在他们心中却无比确定，那就是年三十必须在家吃的那一顿热腾腾的团圆饭。

钟爸爸说，每天面对的这些旅客，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回家过年。而这正如《联合早报》所说：“非凡的中华文明就是这么平凡地走过来的。它之所以历经风霜而屹立不倒，就是因为有一种不变的精神价值。”回家过年，就是这种精神价值的名字。

晚点二十小时，晚点五十二小时，等了二十天……

郑浩到家了，李书琴到家了，李晗到家了，校工们吃上了年夜饭……

当飞机接触武汉地面的一刹那，机舱里每个人都开始拼命地鼓掌。这时，唐旻给家里打了回家路上的最后一个电话，用她五十二小时内的第四块电池板。

年三十中午，广州站外空荡荡的。钟爸爸回到了家，什么都没说，倒头就睡。醒来之后，还得和儿子一起出门置办年货。

他们到家了，年也到了。（夏天怡选编）[1]本文刊登于2008年2月25日《复旦青年》第203期；作者系复旦大学2006级新闻学院本科生。

舆情

创业，一种理性的生活方式

题解：“大学生创业”在当下成为一个越来越热的关键词，与之相伴的往往是“激情”、“机遇”乃至“一夜暴富”等词语。

强调“理性创业”，认为创业并非一场运动，不能以成败论英雄——这是复旦大学副校长杨玉良面对这一风潮时的看法。对于校产企业的运作与大学创业教育，杨校长也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在他看来，创业，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方式。“创业是一种生活方式”。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副校长杨玉良在12月15日的“校长书记午茶会”上这样解释创业。随着“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和各种科技创业计划大赛、创业论坛的举办，以及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复旦分基金的设立与实践，大学生科技创新创业日益成为校园内广受关注的热点。在“校长书记午茶会”这个轻松自由的场合，二十余名对创业感兴趣或已有创业经历的大学生与杨玉良副校长畅谈创业观。“创业不是一场运动”“复旦人创业，要去除保守，提升激情，同时也应该保持理性”，杨玉良说。整个谈话过程中，“理性创业”是杨玉良始终强调的一个概念。对于不少大学生创业初期非常成功，但过一段时间却纷纷招架不住而前功尽弃，他将其归咎于理性的缺乏：“创业绝不是一场运动，也不是一种游戏。”

高等教育带给人最重要的就是学会一套冷静、理性的思维方式。他告诫大学生创业者，要放平心态，不能对自己有过高的定位，“把自己看得越高，挫折感就越强”。据了解，目前学校产业办公室对于学生创业开始一系列跟踪记录，通过案例分析，积累宝贵的数据，建立“推”、“拉”结合的弹性机制，不是一味趁热把学生“推”到创业前线，而是注重帮助学生理性看待和进行创业。对于社会，杨玉良特别呼吁社会舆论对于大学生创业者应谨慎，不要随波逐流地宣传，还是要贯穿一个理性的观念。

此外，杨玉良特别指出，无论创业者、学校或社会，都不应以成败论英雄：“创业的失败不是劣迹，而是锤炼，对创业者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带来的应该是正面影响。”“绑在校长裤腰带上的企业必死无疑”

有人以为，大学生创业归根到底不能摆脱对学校的依靠，是学校的间接行为，就此问题，杨玉良在会后接受《复旦青年》采访时形象地表达他的理念：“把企业绑在校长的裤腰带上，那么这个企业必死无疑。”他强调在法律层面，复旦校产企业与社会上的普通企业没有任何差别，学校不会提供任何优惠。“襁褓里的企业是长不大的”。学校可以在创业初期提供一些服务，比如工商登记、财会等，但绝不是包办。创业者应建立自助和互助机制，搭建创业者间的交流平台，从而促进自己创业计划的发展。“如果要说有什么不同，那么就是复旦的创业者有着复旦文化的因素。”杨玉良补充道。“大学校园渗透企业家精神”

午茶会上，同学们提到大学里对创业的教育还存在欠缺，在讨论中，杨玉良表示这样的教育不是通过开设一两门相关课程就可以解决的，学校的责任在于提供创业的氛围，也就是一套完善的服务体系；而更重要的是“在大学校园渗透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通俗一点讲，就是能做人上人，也能做人下人，柔韧性好；输得起，而且不羞于谈失败的经历。把企业家精神引入学校，就是要让大学生认识到，自己绝不是天之骄子，不是输不起的，没有放不下的架子。”杨玉良这样阐述这个概念。

一种根深蒂固的观点认为，企业家精神与传统意义上大学的学术精神是对立的，对此杨玉良强调，企业家精神与学术精神决不矛盾，“一所一流大学，应当为国家作出贡献，不仅是在思想上引领国家发展，经济上也应当走向中心，与社区、企业、政府等有紧密的联系，如果从这种意义上来定位一所大学，它对社会的推动力就很大。勇于到社会中去磨炼，愿意放下架子去实践”，这样，企业家精神就与学术精神结合起来，“大学生若站在整个社会发展的高度上，再来看待科技创新的问题，就不会迷失方向”。（刘昌荣选编）[1]本文刊登于2005年12月19日《复旦青年》第175期；作者系复旦大学2004级新闻学院本科生。

明天该往哪里去？

题解：城市日新月异。它吸引着一批批的农民工，以及随之而来的“民工子弟”。

民工子弟的到来引起连锁反应：棚户聚居区，希望小学，支教，志愿者……但这一切，都是暂时的，孩子们的未来犹未可知。尽管如此，学生志愿者们仍然希望用理想给他们的未来增加些可能。

可是拆迁突然袭来，迷茫也随之而来。明天该往哪里去？这个问题不单是民工子弟的，也是所有关心这群孩子命运的人共同思考的问题。

国权北路、机场中路一带地处上海市最外围，经历多年成为外来务工者的聚居区。

从复旦出发骑自行车不过二十分钟就能到达这里。几年来，至少已有上百名复旦大学学生来到过这里——为了那些被称为“民工子弟”的孩子们。

步行十多分钟就能绕完一圈的聚居区里，一度有过五六所民工子弟学校同时招生。经过多次整顿，现在这一带还剩下三所民工子弟学校。而附近的楼盘“新江湾城”正在日夜建设之中，画着圆圈的“拆”字爬上了聚居区灰色的墙……离开与留下“可是这里附近马上要拆了，人都走光了，生意怎么办？”“今天是元宵节，我前面收到东东的电话。他告诉我，他不在高境三中读了，得跟父母回老家去。我不知道在这个日子离开打拼多年的上海，滋味是怎样的。”“久牵”志愿者服务队的创立者张轶超（复旦大学99级哲学系硕士）告诉《复旦青年》。

元宵节晚上六点半多，东东一家乘着包租的汽车离开了——他们没法乘火车，因为在上海呆了八年多，东西实在太多，汽车上还装着张大床。他们的离开是因为聚居区的“经济中心”——凯鸿集贸市场三月底就要拆了。东东的父母过去一直在那里做服装生意，这回面临拆迁又找不到别的市场可以继续。凯鸿集贸市场里还开业的摊位大都挂出了“清仓大甩卖”纸牌，西服二十元一件，裤子十元一条，运动鞋二十元一双……摊主们搞不清这片军区管理的市场拆除后将做何用，他们得到的是免去三个月的摊位租费，随后就是离开。

除了凯鸿集贸市场，聚居区里有部分民工居住的平房也要被拆，机场路上每隔三五米就挂着“二〇〇六年四月底拆迁完毕”、“坚决支持江湾机场开发大拆迁”的红色横幅。除此之外，这条聚居区的主干道一如过去，集装箱卡车轰轰隆隆来来往往，一会儿掀起尘土，一会儿飞溅泥浆。

离开上海的东东全名卜东林，来自安徽，今年十六岁。2004年夏天，他和姚茹慧、曹春丽三个人从不同的民工子弟学校考入宝山区一所公立中学——高境三中，当时一同考试的共有八个学生。这次宝贵的入学机会是“久牵”的志愿者们多次和高境三中联系才得到的。

姚茹慧家的这间房子租费已经从每月三千多涨到了五千多，“他们看我家生意好，我们又不能不租。可是这里附近马上要拆了，人都走光了，生意怎么办？”姚茹慧支着下巴。久牵：曾经离理想很近“志愿者做到现在，我越来越明白过去的那一群理想主义者是再也不可能找到了。”

卜东林、姚茹慧、曹春丽、刘盼盼、王新月……这一连串孩子的名字与2002年到2003年间的一些“久牵”志愿者们至今紧紧相连，他们的命运也多少因此改变。“昨天刘盼盼打电话给我，问我的病好了没，还问我她爸爸喝酒怎么办。”新闻学院01级本科生陈小莹说。

2002年上半年，在辅导员燕晓英的介绍下，大一的陈小莹加入到了当时还很松散的志愿者团体中——主要成员是人文学社《常识》报的报人以及一些通过口耳相传加入进来的同学。这个团体的形成缘于2001年5、6月间，《常识》主编张轶超与报纸同仁们对复旦附近民工子弟学校的调查报道。

陈小莹加入志愿者团体后不久，与新闻学院达成协议进行共建，并联系学校各社团，通过宣传、新生宣讲招募来了更多的志愿者。2002年下半年，当时已经大四的99级物理系本科生罗航也因朋友的介绍而加入进来，他在南区招募大量志愿者，负责当时蓝鹰小学的支教工作，搭建起了一套管理模式。马来西亚留学生彭欣琳看到宣传海报后，与志愿者们联系，介绍她们国家的“童军活动”，发展成了后来的雏鹰小队活动。

而最与众不同也最让志愿者们难以忘记的是，他们曾经拥有自己的教学场所——“久千公寓”。这是2001年年底，因为一位台湾商人的赞助，志愿者们有了理想与热情外的现实基础。“2002年1月9日，我从房东那里拿到了钥匙……这是第一次亲手装饰我们的房间（402是一间毛坯房，真的是家徒四壁）。所以对于每一样物品究竟应该放在哪个地方，我们都会细细地琢磨，然后大家一起动手安置。”张轶超在“久牵日志”中这样写。

在这间离聚居区很近的三室一厅的屋子里，有许多美好的回忆。一群孩子们每到放学、放假时便会来到这里，一起游戏、看书、排演节目——在聚居区，狭小的住宅和集卡车不断的小路是他们唯一的去处。志愿者们也常在支教结束后到“久千公寓”反馈教学情况、聊天。

天文协会第一任会长唐本初也是“久牵”的志愿者，他带来了星图、天文望远镜，在402给孩子们上“天文”课。在一个寒冷的冬晚，张轶超、唐本初带着一大群沪皖小学的孩子与他们的两位老师一起，在一片荒地（现为新江湾城的一部分）上观测星象。唐本初调试望远镜，张轶超维持兴奋的孩子们的秩序，有些孩子太矮够不着望远镜，张轶超便一个一个抱着他们看。

在“久牵”事业最巅峰的时候，有五六十人同时在四五所小学支教，周末有雏鹰小队活动。2002年年底因为人数多，久牵成立了秘书处，印发志愿者通讯、制作志愿者手册。

但是这样一个看来正日渐成熟的志愿者队伍，到了2003年后却停止了发展，逐渐有走入低谷的情势，至今也没有再达到过当时的辉煌。

先是台湾商人在2003年2月停止了赞助，“很少有人愿意长时间做一件好事。而且我们那时也的确没有什么目标，她可能觉得这样投钱没有意思”。刚刚毕业，选择做教师的张轶超勉强把公寓支撑到2003年5月，因为实在无法承担经费（每月一千四百元房租，五六百元水电煤等杂费），终于结束了“久千公寓”这一凝聚起志愿者和孩子的中心。

另一方面，2003年时，那些既有管理能力，又有理想主义者热情的志愿者们，因为毕业或者实习而不得不中止了在“久牵”的工作，“久牵”出现了一定的断层。张轶超说：“志愿者做到现在，我越来越明白过去的那一群理想主义者是再也不可能找到了。事实上，一直到2002年底的时候我们才逐步意识到要慢慢让这一活动制度化、应该有志愿者培训。前期的志愿者都是很理想的，而且都比较优秀，基本不存在管理的问题。但是后期的志愿者开始良莠不齐，许多志愿者你不跟他说根本不知道该干什么。”但当他们开始意识到管理和建立制度的问题时，曾经的交流中心“久千公寓”被迫停止，曾经的志愿者骨干不得不一一离开了。

上个学期时，久牵有二十多名志愿者在蓝鹰小学教学，雏鹰活动保持两三周举行一次，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孩子们和志愿者互相叫不出名字。社政学院支教队：专业背景下的探索“我一直想，能不能找到一个适合这些学校发展的模式，当然最后这还是没有成功。”

目前复旦校内成组织的支教队并不只“久牵”。

当2002年“久牵”志愿者服务队蓬勃发展时，02级社工系学生冯纪伟进入了复旦。大一的他是“青年社会工作者协会”的会员，一直想着能有什么项目可以做。偶然在交大附中旁发现了一所名为“民生小学”的学校后，他开始了民工子女教育和民工子弟小学的社会调查，同时也组建起了支教队，志愿者是在全校范围招募的。

当时他向学院申请了经费，又参加了“双休日实践”项目。一边做支教工作，一边做社会调查的冯纪伟一周要去聚居区三四次。“我们的一些专业课也与此相关，有很多理论知识可以运用。我一直想，能不能找到一个适合这些学校发展的模式，当然最后这还是没有成功。”他在聚居区的调查积累了不少一手资料，在学院老师的介绍下，他参加了很多相关会议，也与不少专家、非营利性组织互相交流，“很多做实地调查的教授也还是需要从我们这里获得信息”。他有一张记录了调查初步总结的光盘，“已经刻给过很多人了。”不过已经大四，面临就业的冯纪伟暂时搁置了继续的深入调查。

据现在支教队的负责人04级社会学系学生卢晓燕介绍，上学期社政学院支教队总共约有五十名志愿者在机场路希望小学进行支教工作。大部分成员是社政学院的学生，也有一定其他专业学生，还有一位学校基建处的老师。卢晓燕接任上一位负责人02级社工系学生刘伟伟时，是志愿者选举产生的，但是报名候选人的只有她一个。刘伟伟为支教队制定了相当严格规整的制度，譬如每次支教结束，志愿者必须填写一张反馈表格，他也为此付出了大量时间，仔细阅读每张表并且批分，每到学期末评选出优秀志愿者。卢晓燕接任时，获得的支教队相关资料全是刘伟伟时期积累的制度规章、支教反馈表。

目前绝大多数志愿者单纯是去给孩子上课的，不过还有些同学也在进行调查和探索。

04级社会学系学生周沐君是其中一个，在组织支教工作的同时，她进行了对浦东一所招收民工子弟的初中的调查，因为它的运作模式很特殊：民营企业出一部分钱，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每学期都贴钱，还有民间组织的介入；学校使用的教材也是全国版的。周沐君希望对这种新经营模式的研究调查，可以给民工子弟教育带来启发和帮助。两个支教队在一个小学

两个支教队新学期的计划都还没出来，在这片聚居区，学校的被关闭或者搬迁都是很平常的。志愿者们要到开学与学校联系之后再启动支教计划。上学期社政学院支教的机场路希望小学被拆迁了，志愿者们还在担心下学期该怎么办。

当《复旦青年》2月14日来到原黎鸣小学（2005年秋季被关闭）所在地，发现机场路希望小学其实已经迁到了这里，改名“希望小学”。他们没有通知志愿者这件事。“学校并不十分欢迎志愿者，因为志愿者们除了来上课，还会带来很多附加的东西，譬如相机。”卢晓燕告诉《复旦青年》。

两个支教队曾在2004—2005年间在黎鸣小学、蓝鹰小学同时支教。可是他们对于彼此都处在模糊的认识状态。他们隐约知道对方的存在，却又并不了解对方，甚至存在误读。卢晓燕以为“久”只是个名义，张轶超只是听说过还有别的支教队。在排支教课表时，那些学校就列出需要志愿者去上的课。

事实上，除了定期去民工子弟学校的这两个支教队，还有相当数量的院系团学联也和这些民工子弟学校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每学期去两三次完成活动。挥之不去的困惑与反思“你觉得我们有权力去教育那些孩子吗？”2001年当《常识》刚刚决定开始给孩子上课时，陈杰就这样问了。“我们不是要给他们一条光明的前途，我们给的是比他们目前更多的可能性。做总比不做好。我们不是去为了锻炼自己的，更不是去开眼界的，而是去真正帮助那些孩子的。”张轶超在今天这样回答《复旦青年》的疑问。

除了对自我选择的困惑，当充满理想的志愿者们逐渐深入到现实中的民工子弟学校，发现更多疑惑接踵而来。

首先就是这些学校的办学目的。“我们那时很傻的，2003年时一周给学校上四十二节课，主课也上。后来才渐渐发现这些学校的办学目的就是赚钱，我们这样做只是给他们节省了成本。”冯纪伟告诉《复旦青年》。他曾经为了给孩子做听力，而用支教队的钱买了录音机给小学，可不久他听孩子说，学校向每个学生收取五元钱“听力费”。而类似的事情太多了。几所民工子弟小学为了抢夺生源，互相对立，甚至因此利用志愿者。

随后是对于那些孩子成长环境的困扰。“当我抬起头来的时候，就看见了天女散花的一幕。大把大把的糖果被那个老师抛撒下来，而在一楼的孩子们欢呼一声，立即便冲向那‘花雨’。”这是张轶超在“久牵”日志中记录老师发放好心人送来的糖果的一幕。

在冯纪伟的调查中，在“久牵”保留的大量文档中，可以看到大量志愿者们的困惑与反思。

今天在泥泞颠簸的路上来回奔波的志愿者们，还在思考着这些吗？明天该往哪里去？

随着政府对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的重视，在2003、2004年间，聚居区里不少办学条件太差的学校被关闭了。现在还剩下希望小学、江苏霍邱县蓝鹰小学、江苏涟水子弟小学三所。

那么被关闭学校的孩子去了哪里呢？没有人能回答出正确答案。“久牵”志愿者服务队在新学期会与非营利组织“根与芽”合作。而对于与校内其他支教队合作，张轶超这样看：“关键还是看大家能否拿得出像样的活动方案。如果没有，只是凑在一起多上几节课，在我看来是很低效的。如果要有新的突破，就必须和比较正式的组织进行合作，制定详细的计划，做成功率最高、影响度最大的事情，然后在此基础上再考虑发展。”“我们当初做不像今天，当我考虑整个‘久牵’计划的时候，就在想究竟要达到一个什么目标——比如帮助那些民工子弟争取到进入公立学校的机会。”

从复旦出发去聚居区，如果沿着淞沪路走，可以看到一路都是吊车和正在建设中的高楼；如果沿着国权北路走，可以看到满街的饭店。当然这些在一二年前都没有。城市还在飞速扩张，曾经的边缘即将被吸收。

曾经的志愿者，现任《第一财经》记者的陈小莹在博客中这样写道：“但在这些商业开发中被迫搬迁的农民工，除了离开似乎没有别的选择。因为他们住的基本都是自己搭建的棚户屋，没有合法的居住权，也就没有法律可以保护他们。商业和资本依旧是强势的，它可以在短短几个月里把一个民工聚集区变成富人区。这是资本的本性。但是，如果这些民工永远游离在规划者视野之外的话，这些聚集区是不会自己消失的。城市里的收入永远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一拨又一拨在老家种田的农民。”滕育栋　摄（陆晋源选编）[1]本文刊登于2006年2月20日《复旦青年》第176期；作者系复旦大学2004级新闻学院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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