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良
出版社：蓝天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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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乐试读：
前言
培根说：“用伟大人物的事迹激励我们每个人，远胜于一切教育。”
的确，崇拜伟人、模仿英雄是每个人的天性，人们天生就是伟人的追星族。我们每个人在追星的过程中，带着崇敬与激情沿着伟人的成长轨迹，陶冶心灵，胸中便会油然升腾起一股发自心底的潜力，一股奋起追求的冲动，去寻找人生的标杆。那种潜移默化的无形力量，会激励我们向往崇高的人生境界，获得人生的成功。
浩浩历史千百载，滚滚红尘万古名。在我们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光芒万丈的人间精英。他们用巨擘的手、挥毫的笔、超人的智慧、卓越的才能书写着世界历史，描绘着美好的未来，不断创造着人类历史的崭新篇章，不断推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
这些伟大的人物，是人间的英杰，是我们人类的骄傲和自豪。我们不能忘记他们在那历史巅峰发出的宏音，应该让他们永垂青史，英名长存，永远纪念他们的丰功伟绩，永远作为我们的楷模。以使我们未来的时代拥有更多的出类拔萃者，以便开创和编织更加绚丽多姿的人间美景。
在我们追寻伟人的成长历程中会发现，虽然每一位人物的成长背景都各不相同，但他们在一生中所表现出的辛勤奋斗和顽强拼搏精神，则是殊途同归的。这正如爱默生所说：“伟大人物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他们拥有坚强的意志，不管环境怎样变化，他们的初衷与希望永远不会有丝毫的改变，他们永远会克服一切障碍，达到他们期望的目的。”同时，爱默生又说，“所有伟大人物都是从艰苦中脱颖而出的。”
伟大人物的成长也具有其平凡性，关键是他们在做好思想准备进行人生不懈追求的过程中，从日常司空见惯的普通小事上，迸发出了生命的火花，化渺小为伟大，化平凡为神奇，获得灵感和启发，从而获得伟大的精神力量，去争取伟大成功的。这恰恰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的地方。
正如吉田兼好所说：“天下所有的伟大人物，起初都很幼稚而有严重缺点的，但他们遵守规则，重视规律，不自以为是，因此才成为一代名家，而成为人们崇敬的偶像。”
为此，我们特别推出“世界名人非常之路”丛书，精选荟萃了古今中外各行各业具有代表性的有关名人，其中包括政治领袖、将帅英雄、思想大家、科学巨子、文坛泰斗、艺术巨匠、体坛健儿、企业精英、探险英雄、平凡伟人等，主要以他们的成长历程和人生发展为线索，尽量避免冗长的说教性叙述，而采用日常生活中富于启发性的小故事来通达他们成功的道理，尤其着重表现他们所处时代的生活特征和他们建功立业的艰难过程，以便使读者产生思想共鸣和受到启迪。
为了让读者很好地把握和学习这些名人，我们还增设了
人物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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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尔·安德烈·约瑟夫·马里·戴高乐（Charles André Joseph Mariede Gaulle）（1890～1970），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领导自由法国运动，战后成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担任第一任总统。
戴高乐生于法国西北部边境城市里尔。父亲是耶稣会学校的教师，参加过1870年的普法战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非常强烈，对童年的戴高乐影响很大。
1909年，戴高乐考入圣西尔军校。毕业后，来到驻安拉斯的第三十三步兵团任少尉军官。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戴高乐在凡尔登作战，曾三次负伤被俘，三次在战报中受到表扬。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创建并领导法兰西民族委员会，抗击德国的侵略。
法国解放后，戴高乐成为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直至1946年因政治斗争而辞去职务。
1958年，戴高乐因“五月危机”重返政坛，制定新宪法，成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并当选第一任总统。
1970年11月9日，戴高乐在家乡可龙贝病逝，享年80岁。成就与贡献
戴高乐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创建者、军人、作家和政治家。
戴高乐不仅坚决反对超国家的一体化，而且明确提出要建设一个“欧洲人的欧洲”。
1963年1月22日，戴高乐和阿登纳共同努力，法德两国在巴黎签订了《法德合作条约》。从此，“法德轴心”形成。戴高乐反对霸权，要求独立自主，希望每个国家都应当发挥自己的作用，特别是法国，更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
戴高乐主张东西方“缓和与合作”，宣布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这一系列思想和政策，被人们称为“戴高乐主义”。
戴高乐除了是一名优秀的军人与政治家之外，同样也是一位作家，一生著作有《敌人内部的倾轧》、《剑刃》、《未来的军队》、《法国和她的军队》、《战争回忆录》和《希望回忆录》等。地位与影响
戴高乐是法兰西人民心目中的民族英雄。他的一系列思想和政策对法国、整个西欧乃至世界格局都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戴高乐丰富的民族主义思想，提高了法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他的集权主义思想增强了西欧的独立倾向；独立自主的思想对打破以强国为中心的世界格局，推动世界的多极化发展，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早年锋芒
意志是国家的主要动力，对自己能够用意志铸造历史的能力，是要有高度信心的。——戴高乐兴致高昂的少年
1890年11月22日，夏尔·安德烈·约瑟夫·马里·戴高乐，出生于法国北部里尔市的一个下层贵族之家。他的父亲亨利·戴高乐为纪念自己早逝的哥哥，给自己心爱的二儿子取了他大伯父的名字，叫夏尔·戴高乐。
少年戴高乐最引人注目的是个儿高和异于常人的大鼻子。有人说他的大鼻子像哥特式的支柱一样坚固。
戴高乐非常喜爱玩打仗游戏。但由于他从小爱打斗，常常受到父亲的责骂。
有一次，自封为“总司令”的小戴高乐派小弟弟皮埃尔扮成“特务”去送“情报”。并指示他：如果被“敌人”抓获，就必须把“情报”吞掉，以免泄露“军事”机密。
皮埃尔在半路上被“敌人”抓获了，他想：这不过是玩游戏而已，何必吞下一张纸呢？于是，他把哥哥的吩咐抛在了脑后，结果“情报”落入“敌人”手中。
戴高乐知道后很生气，打了皮埃尔一巴掌。皮埃尔号啕大哭地跑回了家。
妈妈问他出了什么事，皮埃尔说：“夏尔打我了！”妈妈追问根由，皮埃尔说：“我们玩打仗，我装特务，送情报时被抓住了。我没有执行司令官的命令。”“哪个司令官？”“就是夏尔！”弟弟说，“我没有把情报吞掉，我把情报交给敌人了。夏尔把我痛打了一顿！”
妈妈责骂戴高乐说：“夏尔，他是你弟弟，你怎么能打他呢？”
戴高乐底气十足地说：“如果在战场上也这样不听指挥，不保护情报，那么就会打败仗，就要死很多人！”他认真的口气，惹得母亲哭笑不得。
普法战争后，法国男孩们玩打仗游戏总是分成法国和德国两方，只要做这个游戏，戴高乐就永远是法国国王。
有一次，也是玩打仗，哥哥格札维埃因为一直装扮反面的德国皇帝而感到腻烦了，想换着当一回法国国王。
但是小戴高乐坚决不答应，他生气地连连顿足，高声叫喊道：“不行！不行！法国是我的！”
结果自然又是小戴高乐当国王。其实，小戴高乐自己当时也没意识到，他激动时不假思索喊出来的这句话，预示了他一生的追求！
童年的戴高乐就是这样把他的抱负和志向融合到游戏之中，为了心爱的法兰西，他把自己放在了领袖的位置。而且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只有他才配当法兰西的领袖。对于伟大的法兰西，戴高乐兴致高昂，而这种激情将伴随他一生。
就像一座火山的爆发必然有一个能量蓄积的过程一样，一位伟人向世界展示他的伟大之前，也必有一个漫长的、甚至是几代人的准备过程。
在戴高乐最亲的长辈中，祖父朱利安·菲利浦·戴高乐是个史学家，著有《巴黎及其近郊新史》一书。
小戴高乐的大伯父，那位他直接继承了其名字的夏尔·戴高乐，则对小戴高乐的影响更加奇妙。大伯父曾在一首诗里写道：在每一个遭到偷袭的军营里，每个人都在与敌人激战。他们是不问举起军旗发出第一声集合令的人的军衔高低的。
这几句小诗，很明确地预示了或者不如说是促成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他的侄子戴高乐于五十年后，以准将军衔向全国发出了著名的“六·一八”反侵略号召。
在戴高乐的父亲亨利22岁时，法国正面临着普法战争的失败。年轻的亨利加入了志愿者的队伍，并获得了一枚被他的二儿子视若珍宝的勋章。恢复和平以后，由于生活所迫，亨利不得不从事教书生涯。
亨利是一位知识渊博并有道德信仰的人。他没有古怪的嗜好，他爱上帝、爱祖国、爱青年，坚定地把上帝和国王的思想浇注到青年一代人的心里。
亨利神情严肃，长着一双象牙一般的手，常常创作出希腊哀歌。在政治观点上，他称自己是“一位悔恨的君主主义者”。
正是这样一位父亲，一到星期四下午，常带着妻子和五个儿女去拿破仑墓或凯旋门前静默志哀；到了星期天，他就带着他们去当年他曾战斗过并且负过伤的凡尔赛或斯坦战场。亨利在现场现身说法，常常让戴高乐激情满怀。
戴高乐进小学读书时还不到5岁。在他6年级时，父亲把他送进奥吉拉耳教会学校，那里的教学质量很高，父亲又在学校里任学监。
在学校里，戴高乐对《圣经》、希腊语、拉丁语、数学等课程不感兴趣，学起来没有上进心，成绩也不好。他最热衷的是把单词倒过来背，直至倒背如流，把同学们弄得瞠目结舌。原来他是有意锻炼自己的记忆力呢！
各种体育竞技活动也受到戴高乐的喜爱：他在滑冰赛场上，仗着有两条长腿的优势，像离弦的箭一样冲在前面。同时也是一个很不错的足球后卫，竞技场上的戴高乐从不服输，常为赢得同学们的喝彩声而洋洋自得。
精力旺盛的戴高乐对什么事都好奇，都想试一试。1903年的一天，学校要学生排演一出历史剧，其中有法国国王的角色，这可正合戴高乐的心意。他自告奋勇扮演了法国国王。
在舞台上，戴高乐头戴王冠，衣服上挂着漂亮的三色旗，神气十足地坐在宝座上训斥他的臣子们，还真有股神圣不可侵犯的劲儿。虽然是在舞台上，但又一次让他过了一回当国王的瘾。
为了能使住在拥挤喧闹的巴黎的一家人散散心，父亲亨利·戴高乐在多尔多涅河畔买下了一处朴素但不失大方的房产，取名为“鲁瓦尔河别墅”。全家人常到那里去度假。
每到暑假，戴高乐五兄妹就在鲁瓦尔河别墅附近的大海里游泳嬉戏。表兄妹们有时也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玩耍。他们在金色的沙滩上躺成一大溜作日光浴。“咱们打球吧！”戴高乐一声召唤，大家立即从沙滩上跳起来，兴高采烈地玩了起来。
全家人和亲戚们有时在沙滩上玩拔河，或者别的游戏。但不管是做什么游戏，戴高乐总是要充任指挥。
文学和历史的熏陶
戴高乐家族“祖传”的对文学和历史的兴趣，熏陶和培养了戴高乐的兴趣和才能。正是家庭的传统氛围，对戴高乐人格的形成起了积极的作用。
如果说戴高乐的祖父朱利安·菲利浦·戴高乐作为文人和学者代表资产阶级文人，那么戴高乐的祖母若折菲娜·安娜·玛利·马约的生平肯定是与众不同的。她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
在当时的法国上层社会，女子涉猎文艺是一件十分时髦的事。但也仅只限于“稍事涉猎”，没有人赞成她们去干什么更有抱负的事情。但思想活跃的若折菲娜却担任了《家庭通讯》刊物的编辑，还写了10多本虔奉宗教的著作。使她一举成名的小说《阿代马尔·德贝尔卡斯托》拥有很多读者。
此外，在她的著作中还有一部名为《爱尔兰解放者奥康内尔》的传记和一部关于《夏多博利昂》的传记。这两部传记对戴高乐一生的志趣和成就产生了奇妙的影响。
每到茶余饭后，孩子们围在炉火旁边，兴致勃勃地听着亨利讲述法国历史上爱国者的故事。父亲告诉戴高乐，理想中的法国庄重威严，笃信宗教，国势强盛；而如今则是国难当头，问题重重。
母亲则喜欢坐在安乐椅上，用柔和的女中音，把塞内加尔作品中的故事娓娓道来，有时还会为作品中的人物命运流下同情的泪水。
孩提时代的戴高乐听父亲讲述了参加普法战争同敌人作战时光荣负伤的故事，听母亲回忆她的双亲在得知法国向普鲁士投降的消息时黯然泪下的情形。那些曾经给法国带来荣誉或耻辱的战争和父亲当年作战负伤的经历，触动了最忠实的听众戴高乐幼小而纯真的心灵。
要完全理解当时的情况，戴高乐的年纪还实在太小，但小时候的记忆也足以使他印象深刻。爱国和祸国、国耻和荣誉、宗教和信念，都是当时整个法国、更是戴高乐家人餐桌上不断谈论的话题。
小戴高乐听得入神，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时而欢笑，时而痛哭。他下定决心：长大后一定要像父亲和其他爱国者一样，为法国的自由而战。
有的时候，父亲常常会站起来，用抑扬顿挫的语调，朗诵法国诗人和剧作家罗斯丹的诗歌，还不时用手扶一下眼镜。
戴高乐对诗歌情有独钟，他从沙发里站起来，两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望着父母说：“我朗读几首古希腊的抒情诗吧！”
他清脆的童声里含着热情。他也读德国诗人海涅和歌德的作品。歌德对宇宙、对人生的深刻的哲理式思索，海涅炽热的激情和对下层人民深沉的爱，都让戴高乐激动不已。
戴高乐读着这些诗作，胸中涌起一种神圣的感情。他的脸红红的，眼睛里闪现出兴奋的光芒，久久不能平静。“夏尔，你读得很好。”父亲用慈祥的目光望着儿子。“我也要读一首诗，行吗？”小弟皮埃尔跑到父亲面前请求着。“当然行，小皮埃尔。”父亲微笑着，拍拍皮埃尔的头。
这种别开生面的家庭朗诵会受到所有孩子的欢迎，戴高乐更是感到乐在其中。
戴高乐很敬佩夏多博利昂，而奥康内尔传记的主题则与戴高乐毕生的活动并行不悖。若折菲娜在后一本传记中赞扬那位爱尔兰的爱国者进行了一场不流血的革命，用尊重法律和秩序的办法解决了问题。这种方法后来戴高乐曾多次借鉴。
戴高乐对荣获诺贝尔奖的法国哲学家伯哥森的作品十分喜爱。当时的伯哥森被称为自由思想的代表，是直觉主义的捍卫者。他提倡的那种“思念法兰西”的教育和对伟大个人命运的坚定信念，成了这位年轻的胸怀大志者心目中的武器和旗帜。
后来，当戴高乐成为军事理论家和政治家的时候，他还常常以伯哥森的理论为动力。
在戴高乐的整个少年时期，没有任何作品、任何友情对他所起的作用，能与历史小说相提并论。戴高乐的阅读范围十分广泛，他很喜欢读古希腊的抒情诗、歌德和海涅的作品，不过他最喜欢读的莫过于法国诗人兼剧作家埃德蒙·罗斯丹的诗作。
戴高乐10岁生日那天，父亲带他去观看了罗斯丹的诗剧《幼鹰》。这是一部充满爱国激情的悲剧，讲述的是拿破仑的儿子在拿破仑失败后，流亡到了他外祖父的故国奥地利。尽管努力奋斗，却无力改变祖国和自己的命运，结果客死他乡。
戴高乐走出剧场后，向父亲表示：“我长大后一定要报考圣西尔军校，做一个勇敢、坚强的军人。”
从那以后，戴高乐对于罗斯丹的作品，简直迷恋到了疯狂的地步，以至于他后来可以把这位诗人的《西哈诺》背得滚瓜烂熟。
年纪稍长，戴高乐崇拜的对象则是文学家和爱国诗人夏尔·裴居义，这种崇拜终其一生也没有改变。
裴居义深受哲学家伯哥森的影响，厌恶陈旧的思想，着眼于对未来的追求，充满了勃勃生气。这位诗人为法国民族英雄“圣女”贞德写下了热情的颂歌。在裴居义的心目中，理想的法国是基督教美德的化身，她是母亲，她的儿子们的责任就是为她尽忠、效劳。
这种观点对出身传统天主教徒家庭的戴高乐来说，与其说是影响了他，引起了他的共鸣，还不如说是被他奉为经典，并在他的一生中身体力行。
实际上，纵观戴高乐的一生，他也许不仅仅是把法国当作他的母亲。用追随他大半生的奥力维艾·夏尔的话来说，他是把法兰西当成了他生生世世的情人，而他则是最殷勤、最专注、最忠诚而善于搞突然袭击的恋人。
戴高乐也常常翻阅伯哥森的著作。伯哥森提倡一种“思念法兰西”的教育同伟大个人命运相结合的坚定信念，毫无疑问，这一信念同裴居义的观点一样，成为戴高乐后来终生实践的人生信条。
戴高乐后来在《战争回忆录》里，专门提到在他童年的心灵上形成的某种“思念法兰西”之类的教育，就是通过方形王旗和简练的碑文，通过对法兰西民族历史上的光荣和牺牲的追忆，通过罗斯丹等著名作家的作品以及史诗歌曲等进行的。
戴高乐的父亲和母亲都是热诚的爱国者。戴高乐回忆说，父亲是个“有学问、有见解和尊重传统”的人，他“对于法国人的尊严充满了感情”。母亲也对祖国怀着“坚定不移的热爱”，和她对“宗教的虔诚”忠贞不贰。父亲使他懂得了法国的历史。
父母亲身经历过影响法国近代史的普法战争和德雷菲斯事件，母亲向他追述普法战争失败时，法国人是怎样伤心流泪的情景。戴高乐说：“这类追述我国以往灾难的故事比任何东西都更激动我的心弦。”他自幼就决心洗雪普法战争败绩之耻。
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戴高乐再塑军队形象、报效祖国、重振法兰西的宏愿，也像他的身体一样，逐渐成长起来。
一心入军校当将军
一心想当兵的戴高乐在15岁那年，把胸中涌动的爱国情思寄于笔端，写成一篇短篇小说《德国的战役》。
小说别出心裁，以丰富的想象力虚构了一场将在1930年发生的法德之战。小说中写道：
三支德国军队同时向法国发动进攻：
第一支德军20万人，沿瑞士边境而下，进袭巴黎；
第二支德军越过群山；
第三支德军10万人，做第二支军队的后援。
法国在紧张情况下加以备战。“戴高乐将军”制订了作战方案，他率领20万军队和许多大炮去拯救法国。赶在德军会师之前瓦解了他们的进攻，最后把德军围困在梅斯要塞。
父亲亨利对这篇小说惊叹不已。其实，这篇作品从艺术上看很稚嫩，可是他从中看到儿子远大的志向。他拥抱着已经长高的儿子说：“我的孩子，你长大了！”“爸爸，我很早就想当兵了，我要报考圣西尔军校。”戴高乐郑重地向父亲吐露了心声。
亨利已经承认儿子长大了嘛！他当然应该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了。望着目光坚定的儿子，他爽快地答应了，他知道这是儿子深思熟虑的结果。“可是，圣西尔军校对考生的成绩要求是很高的，你的成绩还差得远哩！要想踏进它的大门，你非得发奋努力才行。”父亲抓住机会，及时引导。
戴高乐震动了，他头一次正视自己的学习成绩，看到了不足。可是人生的目标既然确定，就得为它积蓄力量，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他相信自己不会输。“爸爸！您放心吧！我知道该怎样做。”戴高乐信心十足地说。
戴高乐开始把心收拢，专心致志地学习功课。不久，学习成绩真的赶上来了，1906年，他有6科成绩是全班第一名。
1907年，圣玛利亚学校由于激进党政府反教权政策而被关闭，戴高乐的父亲便把他送到以擅长数学和德语教学而闻名的比利时安拖瓦中学就读。这所学校在比利时境内，靠近法国边境的地方。
因为要考圣西尔，数学和德语成绩必须出色。戴高乐在这里用心地学习，这对考军校很重要。
在放暑假的日子里，戴高乐一个人来到巴登以及巴登附近的里登去旅行，每遇到一个德国人，他就赶紧走过去，结结巴巴地同人家讲德语。他一改平日冷漠高傲的模样，成了热情洋溢的饶舌者。
德国人当然不会辜负这位热心学德国语言的大男孩，也比比画画地与他对讲。戴高乐的德语会话能力真的提高了许多。他很为自己走的这步棋得意呢！
1908年10月，这是一个美丽的季节，戴高乐回到了巴黎的斯塔尼兹拉斯学校，开始认真地准备圣西尔军校的入学考试。
他想着即将开始的军旅生涯时，一种豪迈的感情油然而生，他用笔记下了涌动的思绪，写成一首无题诗：我愿！如果我将要死去，我愿死在战场上。这时我的灵魂，依然披着战火掀动的如醉如狂的喧嚣，那宝剑的威武与清澈的撞击声，使战斗者凄惨地视死如归。为了死而无憾，我愿死在夜晚，那时我将看到，光荣之神在床头向我展示，节日盛装的祖国。那时我虽已精疲力竭，却能够在死神来临的籁绕声中，感受到光荣之神在我的额头上灼热的一吻。
少年戴高乐诗作的字里行间，渗透着对祖国那么深沉的挚爱和为了国家视死如归的坚定信念。
戴高乐一心要考入军校，再不像幼年时那样不求甚解了。他在斯塔尼兹拉斯学校一年多的刻苦努力没有白费，戴高乐终于如愿以偿考入了军校。
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
1909年8月，戴高乐通过了圣西尔军事学院的入学考试。他的分数并不太高，在录取的212名考生中位于110名，但总算成了圣西尔军事学院的学员。这一年，他19岁。
在正式进入圣西尔军事学院之前有个见习期，戴高乐被分配到第三十三步兵团。从这一刻开始，戴高乐便朝着自己的目标奋斗，并自觉地加紧了对于一个巨人的必不可少的人格锤炼。
戴高乐不喜欢这种日复一日的军事操练和削土豆皮之类的和平时期的士兵生活，而是一头扎进坐落在古修道院里的安拉斯市立图书馆里，埋头苦读那些僧侣们精心收藏的丰富的图书。
戴高乐这种独特的行为引起了众人的注目。过了不久，与他同时进连队当兵的同学有的被提升为上士，也有的被提升为中士。
有人问他的连长德蒂尼上尉，为什么不把戴高乐提升为中士，上尉答道：“我怎么能把这样的小伙子提为中士？他只有当上大元帅才会称心如意哩！”
这是第一次由一个下级军官用玩笑的口吻挑明了戴高乐心底的志向，戴高乐根本不以为辱。正式进军校学习之后，他在练习本上摘录了著名作家维克多·雨果“风格简洁，思想精确，遇事果断”的名言来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更加勤奋刻苦学习。为了磨炼自己的记忆力，他强迫自己把课文倒过来背诵。
戴高乐一向不善言谈，嗓门又高，为了弥补缺陷，他更是有意识地强迫自己，抓住一切机会向同学们作即席讲演。
戴高乐从小个子就高大，14岁就很像一个大人了，进了军校，他不论站立或坐下，都比其他人高出一头，加上他本性孤傲，不苟言笑，神情严肃，使人很难接近。为了融洽和同学们的关系，他又强迫自己多与同学接近。
1910年10月，见习期满，戴高乐正式进入圣西尔军事学院
戴高乐在同辈当中是个很有个性的学生，他坚毅果敢，但孤高自傲，让人觉得他落落寡合，同他的高身材、大鼻子，恰好互为表里。同学们给他起了一些绰号，如“两米”、“公鸡”等。同学们也没有放过他那独特的大鼻子。
在一次联欢会上，同学们提议戴高乐背诵他最喜欢的罗斯丹诗剧《西哈诺·德·贝若拉克》，他立刻爬上桌子，高声朗诵了诗剧主人公西哈诺关于自己“大鼻子”的一段台词。于是，同学们便把“大鼻子”的雅号转赠给了戴高乐。
戴高乐长得很快，个头比他的同班同学要高出一大截。有一次他利用自己的优势，精心装扮后去敲自己家的门，自称“费德尔布将军”来访，引起家人的一阵哄堂大笑。
他把自己说成是费德尔布将军也许是有深远意义的，费德尔布将军和戴高乐的母亲一样，也是里尔人。作为塞内加尔的征服者和传说中的常胜将军，费德尔布将军常常是戴高乐家中餐桌上被谈论的中心人物。
戴高乐在圣西尔军事学院勤奋地学习了两年，于1912年10月1日毕业，在毕业考试中得了第十三名，军衔是少尉。填写分配志愿时，戴高乐仍然选择了第三十三步兵团，回到了安拉斯城。
离开安拉斯城仅仅3年，没想到这里的人却叫戴高乐感到陌生。当年嘲笑他只想当元帅的那位连长不在了，就是第三十三步兵团的团长也已易人，新任团长为菲利浦·贝当上校。也就是后来成为法军总监的贝当元帅。
菲利浦·贝当在法国现代史中曾赢得很高的荣誉，在有名的凡尔登一役中，贝当率领法国军队重挫德军，因而被赞为英雄。但贝当在垂暮之年却招来唾骂，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便充当了维希傀儡政府的首脑，历史是无情的，战争结束后以民族叛逆罪被判处死刑。
这时，戴高乐作为贝当麾下的一个最低级的军官，仍然改不了他喜欢与人争论、敢于发表自己观点的“毛病”。
有一天，贝当上校在斯卡贝河岸上给他手下的军官们讲解火力的重要性。贝当上校的观点在当时的法军总参谋部算是很先进的，因为其时大多数人仍认为刺刀比枪炮优越。
当贝当上校讲到孔岱王子的一次军事演习时，年轻气盛的少尉戴高乐竟毫无顾忌地立即打断他的话头，指出帝蕾纳元帅是用炮火压倒孔岱而拯救了安拉斯。
真是语惊四座，戴高乐的这番话刚一落地，便引起在场军官们的一片哗然，对戴高乐的观点大多数人心里表示赞同，但对他的举动却感到不解。一位年轻的少尉军官竟然中途打断上校团长的讲话，并且直言不讳地反对团长的观点，这小子胆子未免也太大了。
可是，出乎人们意料的是，贝当上校并没有表示出愠怒的样子，相反，这个下级军官的插话引起了上校的好感。课后，人们看见上校团长挽起戴高乐的胳膊，有说有笑地沿着斯卡贝河岸走向远方。在一处幽静的地方，贝当一个劲地和这个下级军官讨论起孔岱和帝蕾纳两人各自的长处，谈话像是身边的斯卡贝河流，陆陆续续地流着。
这是戴高乐首次得到贝当的喜爱。这种交往后来发展成一个高级将领和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门徒之间的情谊。这位高级将领在他的有生之年，以各种方式为他的年轻门徒攀上世界级巨人的峰巅做了铺垫，虽然有时并不是自觉的、情愿的。
1913年的法国国庆日，贝当上校骑马检阅他的部队。当他检阅到戴高乐少尉负责指挥的队列时，发现戴高乐竟然把队伍解散了！这是严重违犯军纪的，上校团长勃然大怒，下令禁闭戴高乐。
戴高乐认为自己是奉命行事，代人受过，但军令既出，也只得乖乖地坐进禁闭室，眼巴巴地看着第二天星期日不能像往常那样到巴黎去度假了。火车开动的时间快要到了，戴高乐感到沮丧。
也就是在这最后的时刻，戴高乐接到了解除他禁闭的指令。戴高乐高兴得蹦跳起来，拔腿一口气跑到火车站，几乎在火车启动的铃声敲响之时，他跳上了刚刚开动的火车。
当戴高乐大口喘着气走进一间包厢时，却发现那里已坐了一个穿便服的中年人。此人正是贝当！“啊，小伙子，你差一点就赶不上这趟车了吧？”上校略带调侃地发问。“是啊！上校。不过，我想我准能赶得上。”年轻的戴高乐嘴上这么回答，心里却在想都是你上校这么捉弄我，瞧你那得意的样子。“可是那时你还关着哩！”上校微笑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儿。“那倒不假。但既然处罚不公，我相信你一定会撤销的。”戴高乐坦然地回答。“好小子，到这个时候你还不服输！”上校说着起身坐到了戴高乐的身旁。
到了巴黎这一天，一个高级军官和一个年轻的下级军官在巴黎街头美美地玩了一天。
贝当曾为戴高乐写下这样的评语：“异常聪颖，忠于职守。”所以这一次，贝当本来就不想处分爱徒戴高乐。
踌躇满志上战场
1914年6月，奥匈帝国的军队以塞尔维亚和蒙特内阁洛为假想敌，在波斯尼亚举行军事演习。演习结束后，亲自指挥演习的奥国皇室弗兰茨·斐迪南大公于6月28日到达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被一个塞尔维亚爱国者炸死。
7月28日，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7天之内，法国、英国和俄国等协约国集团都卷入了对奥匈帝国和德国等同盟国集团的战争。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对于法国来说，这显然是一个恢复在欧洲霸权地位的大好时机。法国可以从德国手中夺回阿尔萨斯和洛林失地，取得萨耳煤矿区权益。
此时，戴高乐意识到，法兰西将经历许多困难，人生的快乐就在于有一天能为她做出某种非凡的贡献，而我将有机会这样做。他兴致高昂，几乎是急不可耐地参与了战争。
戴高乐在后来的《回忆录》里写道：
1914年8月5日，再见了，我的书籍，我熟悉的东西。生活显得多么紧张，当一切也许即将停止时，最小的事情也变得多么突出。
今天早晨，我们团已经井然有序地起程了。很少有人来看我们出发。有些坚强的人忍住了自己的眼泪。上前线吧！这肯定是全体一致的激情，我过去曾经梦想过的、但现在遭到压抑的热情。
法国的第一个军事行动是进攻比利时。戴高乐所在的第三十三步兵团受命于8月5日从安拉斯城起程，开赴比利时。
戴高乐信心百倍地在日记上写道：“每个人都动员起来了。这种强压着的激情是我梦寐以求的。”
第三十三步兵团原属后备力量，但由于德国攻势极猛，法军退至横贯迪南的摩斯河上，第三十三步兵团奉命守住摩斯河大桥，阻止德军过河。
8月15日，第三十三步兵团与德军交火。戴高乐在他参加的第一次实战中大腿负伤，先后被送到巴黎、里昂和安拉斯治疗，年底又重返前线。
这时，戴高乐所属的步兵团已开往香巴尼，贝当已经调离三十三团并提升为旅长。新团长是克罗戴尔上校。
戴高乐离开战场的3个月期间，战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海峡到瑞士一线，交战双方一直在僵持着。戴高乐执行了许多次很危险的侦察任务，给部队带来了重要的侦察信息。
1915年底，战争僵局有了突破，德国军队准备向凡尔登大举进攻。法国军队面临严峻考验。指挥凡尔登防务的是第三十三步兵团的前团长、后晋升为将军的贝当。
1916年2月21日清晨，天气奇寒。7时15分，沿着几公里前线，隐蔽的德国炮群以一小时10万发的速度，把炮弹射进堡垒综合体。有200多万发炮弹如牛毛般落在了离布拉特邦、凡尔登和奥内尔的村庄的三角地区中，把法军的前沿堑壕都炸没了。经过12小时轰击后，德国搜索部队在黑暗里摸索着前进，以试探法国的抵抗力。
到2月24日，德军攻破了法国的主要防线，俘获了10000名士兵，缴获了65门大炮和大量机枪。
与此同时，大量的德国火炮接踵而至，在他们的步兵部队之前，射出连续不断的滚滚炮弹，夷平了堑壕，炸毁了碉堡，并把森林炸成碎片。
在悲惨的战场形势下，3月2日，担任第三十三团上尉的戴高乐主动请求把他的连队调到战斗最猛烈的凡尔登前线。
这场号称“绞肉机”的凡尔登战役打得十分猛烈。德军集中兵力兵器包括使用窒息性毒气、喷火器和轰炸机，对西岸法军实施重点突击，但遭法军炮火猛烈反击。从3月5日起，德军扩大了正面进攻并将主突方向转移到摩斯河西岸，企图攻占两个高地，解除西岸法军炮兵的威胁，并从西面包围凡尔登。敌人的重炮在戴高乐所在的杜澳蒙阵地上轰炸，大地在不停地颤抖。密集的高爆炮弹，使大地震撼，把人体、瓦砾和装备像稻谷那样飞掷到天空。爆炸的热浪把积雪都融化了，使弹穴里灌满了水，许多伤兵就淹死在里面。眼睛失明和血肉模糊的人摸索着到洞穴里图个安全，就倒在他们的同伴身上，把他们淋得浑身是血。
在阵地上，由于爆炸声大得出奇，戴高乐同前方和后方的一切联络都无法进行，所有的电话都被切断，所有派出的联络官都被打死。
最后一名联络人员身负重伤对戴高乐说：“德国人离我们只有20米。”戴高乐握着手枪，注视着敌人，准备不惜任何代价和战士们守住这条通道。
敌人的进攻集中在第十连左侧的第十二连。随即，德国人来到第十连的后面。
此时此刻，人们看到了一种凄惨的景象：戴高乐命令步兵第十连全连上刺刀冲锋，第十连的勇士径直扑向眼前这些靠猛烈的肉搏到达村子的大批德国兵。
几乎就在同一瞬间，一颗子弹击中了戴高乐。他的上司布尔多上校眼见他倒在血泊中，以为他已阵亡，眼含泪水写信给戴高乐的双亲和已晋升的贝当将军。
贝当于5月1日离开凡尔登，去指挥中央集团军群。他一听说戴高乐阵亡，十分悲痛，为此发布了正式的表彰令。
贝当的表彰令说：
戴高乐上尉，连长，以其高尚的智力和情操著称。当他的营遭到致命的轰炸，造成大量伤亡时，当德国人从四面八方包围他的连队时，戴高乐指挥部下，进行猛烈的突击和猛烈的肉搏。
他认为，这是与其军人荣誉感一致的唯一解决办法。他在混战中倒下。这是一名在各方面都无与伦比的军官。
凡尔登战役是典型的消耗战、阵地战。双方参战兵力众多、伤亡惨重。在此役中，法国死、伤、被俘和失踪的人数，合计在55万人以上。德国也损失了45万人以上。由于伤亡惨重，凡尔登战场被称为“屠场”、“绞肉机”和“地狱”。
这同当时的战法有关，当时都是密集队形冲锋，在防备严密的火力面前就仿佛是一群往绞肉机里钻的绵羊。而且指挥官在当时也没有其他办法，除了冲锋就是冲锋，完全靠人来堆。戴高乐在冲锋中如果真的“以身殉国”，那么，二战战史和整个西欧的现代史都得改写了。
实际上，戴高乐在战斗中被敌人的刺刀穿过了大腿，自然摔倒在地上，直到他被毒气熏晕。像他部队的所有伤员一样，在恢复知觉时遭到德国士兵的包围，结果被俘。
狱中的不屈斗士
戴高乐是一位顽强不屈的斗士，性情倔犟，他怎么能忍受在战俘营中被迫为德军服苦役的生活！在三年零三个月的战俘营生活里，他意外的收获可不小。
他始终不放弃逃跑的努力。被俘后，戴高乐被送到尼兹战俘收容所，在这里，他把伤养好后就琢磨如何逃跑，以回到法国继续作战。
一天，他偷到一套德军军士的服装换上，悄悄地溜出了收容所。可是，这次逃跑失败了。因为他的个子太高了，而他偷的那身德军军装却太小了，衣袖刚到胳膊肘，裤腿也仅过膝盖，穿在身上看起来非常滑稽可笑。所以他没有逃多远就被抓了回来。
随后，他被关进设在立陶宛的茨祖律津惩戒营。这里是环境更为恶劣、条件极差的地方。
5个月后，他被送到哥尔斯塔特第九堡垒战俘营，这里戒备森严，专门关押曾经试图逃跑的战俘。然而，戴高乐脑子里唯一的念头就是逃跑，他甚至觉得这是自己作为战俘继续活下去的唯一理由。
这次怎么逃跑？戴高乐想出了一个办法——自残！他偷偷地服用了大量的苦味酸，这是一种做柠檬水的原料，喝多了会出现一系列特别可怕的重度黄疸症状，如眼黄、脸黄、尿黄等。
当时，戴高乐喝完照镜子时，连他自己都吓坏了。不过他终于如愿以偿，很快被送到当地战俘医院治疗。
在医院里，戴高乐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与另一个名叫嫡派的法军少尉商定逃跑。他们又偷来一套德军军装，嫡派化装成德军护士，搀扶着假装生病的戴高乐，混出了大门，立即向瑞士方向逃跑。可是，这一次又失败了。5天5夜又冷又饿的路程，使他们疲倦不堪，像流浪汉一样狼狈，所以当他们走到乌尔姆时被德军发现，又被抓回了战俘营。
就这样，戴高乐在战俘营里以不同的方式先后逃跑了7次，最终还是没有逃出去。德军对这个法国大个子屡教不改的逃跑行为极为恼火，再次把他从条件相对较好的罗申贝格战俘营送回因哥尔斯塔特第九堡垒战俘营关押。
晚年的时候，戴高乐非常愿意讲述这些越狱的经历，甚至比讲述自己参加的著名战役的次数还要多。他的儿子曾说：“父亲讲述这些经历时，没有一丝渲染，完全是直叙，但是非常仔细，就像作战斗总结一样。”
戴高乐之所以如此，完全是想用这种方式减轻自己因为被俘而感受到的耻辱。
他重新按捺自己焦急的心情，静静地反思。是啊！他是勇敢的，他受过表彰，可是却没有立下赫赫战功，这是他最大的遗憾。1918年9月1日，他写信给母亲诉说了自己内心的痛苦：
假如从现在起到战争结束之前，我不能重新参加战斗的话，我还会在军队里干下去吗？况且，等待我的又会是怎样平庸的前程呢？
逃跑不成，也不能老老实实地当战俘。戴高乐对曾经给予法国奇耻大辱的德国极为仇视，为了打败德国，他必须要了解德国。于是，他利用在战俘营的时间，开始了对德国国情与民族特点的了解。戴高乐德文水平不错，能够熟练地阅读德文报纸。
他通过狱中的德文报纸，密切关注战争的进展，而报纸中所披露的事情，是在实行严格新闻检查制度的法国难以看到的。他做了许多摘记。在狱中的这些收获，后来成为他撰写第一部著作《敌人内部的倾轧》的基本资料。
他利用被囚禁的机会，积极地同周围的难友们进行交流沟通，博得了一个“大元帅”的美誉。人不仅具有自然属性，同时也具有社会属性，在什么情况下都需要有交流。交流的方式、内容与质量，决定着能否成为交流场的磁心，能否通过交流营造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也反映出这个人的素质和能力。
他的狱友蕾米·卢尔曾经这样评价战俘营中的戴高乐：
这位个性倔犟、看起来有些冷漠的年轻人，身上有一种坚强的意志，他善于克制自己的精神危机和感情冲动，他一刻也不愿意闲下来。但是从他身上我看到了法国人沉着、理智、自我克制的优点。
如果司汤达还活着，他们肯定会成为莫逆之交。他总是抓住时机增长见识，而且非常乐意毫无保留地把知识传授给别人。他是我们这个圈子中的核心。大家对他产生一种敬畏之感，把他称做“大元帅”。
青年戴高乐志向很高，即使身处逆境也不失作为一个领袖人物的抱负。25年后，英国首相丘吉尔也称戴高乐为“大元帅”。从狱友们的戏称到他国首脑的尊称，靠的是戴高乐自身永不屈服的个性。
戴高乐在四年的对德战争中，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是在战俘营中度过的，这对于戴高乐这个血气方刚的爱国青年来说未免是件憾事。
1918年11月3日，奥匈帝国宣布投降。11日德国军队放下了武器，德方代表前往巴黎东北的贡比涅森林，在法国福煦将军的行军火车上签署了停战协定。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
1918年12月，戴高乐回到法国，到达拉利格里时，父亲带领全家人去火车站迎接他。
刚跳下火车的戴高乐激动地拥抱着父亲，又俯下身子紧紧地抱着泪流满面的母亲。“夏尔，你受苦了。”母亲凝视着清瘦而略显颓废的儿子，心疼地说。“一切都过去了，不是吗？”戴高乐微笑着，眼神中多了几许镇定和成熟。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戴高乐尽情地享受着这得来不易的自由。他戴着凡尔登战役中杜澳蒙阵地“阵亡”后被追授的最高荣誉十字勋章，与3个也是穿着军装的兄弟在庭院里合影，父母双亲和其他家里人相互倾诉彼此的思念，享受着天伦之乐。
战争结束了。每到夜晚，戴高乐常常一个人站在庭院里，陷入思索。他得知三十三团损失惨重，基本上不复存在了，可以说他能活下来是个奇迹。
这也许是命运之神对他的眷顾吧！虽然在逆境中，他始终没有放弃希望和努力，倔犟地、几乎是固执地进行着另一种形式的搏斗，但是，因为参战时间的短暂，毕竟没让他实现为法兰西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
望着星空的戴高乐想，自己已经28岁，时不我待啊！不能躺在遗憾上，我要认真地想一想，怎样走好下一步。
和谐温馨的小家庭
在戴高乐回到法国达拉利格里之前的1918年11月11日，波兰军事学院聘他为战术学教官。
当时的法国有许多军官住在华沙，戴高乐很少参与同胞之间的社交，宁愿一个人独来独往，品味孤独。
1920年8月，在波兰华沙，戴高乐身穿军装，戴着心爱的白手套，身躯笔直地在街道上独行。
有一家糕点店的橱窗里陈列着久负盛名的波兰点心，忽然吸引了戴高乐的目光。
戴高乐走进去挑选了几块波兰点心，然后走出店铺，坐在路旁供人休息的石凳上。他用一只手的小拇指勾住拴点心的细绳，细心地看着具有波兰传统风味的诱人食欲的点心，不由得想起波兰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
从1772年开始，波兰曾三度被俄、德、奥三国分割。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它才获得了独立。
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对战后波兰的独立和统一很有兴趣，他们害怕那里出现政治真空，让新生的苏联钻空子。于是他们鼓励世界各地的波兰人，组建波兰志愿军，与波兰的军队会合。新波兰领导人得到协约国的认可，一心想扩充领土，向苏联大举进犯，侵占了乌克兰的大片领土。
但是，布琼尼将军率领苏联骑兵，高举战刀，像狂风一般，把波兰人赶了出来。
紧接着，苏联红军又开始进攻波兰，打响了华沙战役。苏联红军的进攻又被同仇敌忾的波兰人所遏止。
戴高乐参与了这场战争，他与许多法国军官一样，是被波兰志愿军招聘来的，期限是一年。
他参加了波兰第五轻步兵部队，到华沙以北的兰波尔托夫培训波兰军官。
他兴冲冲地来到波兰，就是要弥补“一战”中参战太少的遗憾，他要更多地了解现代战争，把握它的脉搏。
波兰的经历让戴高乐获益匪浅。结合实战，他思考过许多军事问题。比如说，在运动战中，装甲部队必须集中，不能分散；还有士气的重要，在保卫自己的家园时，都爆发出不可遏止的力量。这些思考都出现在他以后的著作中。
1920年，戴高乐回到巴黎度假时，有一天，丹妮坎夫人来到他家里做客。
在戴高乐很小的时候他们就相互认识。这位夫人见到而立之年的上尉，身材高大，目光深邃，透着一股勃勃英气，不由得想起了一个姑娘，她是饼干制造商王德禄的女儿伊枫娜。
丹妮坎夫人想：这位姑娘与年轻的上尉不是很好的一对吗？难办的是听姑娘的母亲说，伊枫娜曾经拒绝过一位将军儿子的求婚，理由是那位青年是个军官，她不喜欢跟随军人到处奔波，过一种不安定的生活。如果她见到这位风华正茂的军官，会不会改变主意呢？
丹妮坎夫人找到王德禄夫人，谈起了戴高乐：“我很早就认识他，从小就要强，有抱负。这几年在军队里干得很出色，依我看，将会是个很有发展前途的年轻人。”
丹妮坎夫人说得天花乱坠，好像得不到这位女婿将是天大的憾事。王德禄夫人动心了。于是，她们就如此这般地定下一个妙计。
两周之后，戴高乐一家来到巴黎的秋沙龙，王德禄一家人也“恰好”来到这里，又“碰巧”遇到了丹妮坎夫人。
丹妮坎夫人惊喜地大叫：“天哪！你们怎么都到这里来了？这也许是上帝的意旨。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吧！”
戴高乐一下子被伊枫娜吸引住了。
伊枫娜身材不高，额头稍稍突起，头上是浓密的黑发，黑色的大眼睛里流露出沉静和腼腆的神情。这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姑娘！戴高乐有些局促地同伊枫娜相互问候。
戴高乐信步走到一幅画像前，这是法国诗人罗斯丹的画像。戴高乐一下子找到宣扬自己才华的机会，他的话多了起来。他谈起少年时代对罗斯丹的崇拜，甚至忘情地背诵了好几首罗斯丹的长诗。
戴高乐渊博的学识和过人的记忆力，使得伊枫娜对他崇拜不已，听得简直入了迷。
回到家里，伊枫娜依然兴奋不已，脸上泛着光彩，悄声对母亲说：“妈妈，夏尔真是个很不错的青年。不过，他会不会因为我个子太矮而不喜欢我呢？”
王德禄夫人会心地笑了：“你是不是有些喜欢上他了？不过，他可是个军人啊！”“夏尔是有教养并且让人喜欢的人，这就足够了。”伊枫娜羞涩地垂下她的黑眼睛，像是回答母亲，又像是自言自语。
过了几天，王德禄一家人邀请戴高乐一家到家里喝茶，戴高乐迫不及待地跟着父母来了。他保持着军人的习惯，上身挺直地坐在那里，把手套和帽子放在膝盖上。
伊枫娜把一杯茶送到戴高乐面前。他接过茶杯，想放在帽子上，茶杯却一下子歪倒了，茶水洒到伊枫娜的裙子上。
戴高乐窘得手足无措，一个劲地说：“对不起，太对不起了！”“这没什么，您不必介意。”伊枫娜在安慰他，又大方主动地询问起他的军旅生涯。戴高乐渐渐走出了尴尬，他生动的叙述，让伊枫娜听得兴趣盎然。
一周之后，巴黎工艺学院在凡尔赛宫举行了盛大的舞会，富丽堂皇的大厅里来宾如云。很少参加社交活动的戴高乐竟然来到这里。
忽然，他的眼睛发亮了！伊枫娜正微笑着，与哥哥雅克站在一起。他快步走过去，问好之后，礼貌地对雅克说：“您能允许我和伊枫娜跳场舞吗？”“当然，我完全同意。”雅克含笑回答。他对这位上尉一直怀有好感。
戴高乐和伊枫娜挽着手走进舞池，他们悄声倾诉着自己的心声。当乐队演奏第六支华尔兹舞曲时，戴高乐终于鼓足勇气，向伊枫娜正式求婚。
多情的伊枫娜似乎一直在等待这句话，她害羞地点点头，欣然应允了。
几个月之后，戴高乐又一次从波兰回来度假。1921年4月7日，在加来圣母院教堂里，他和伊枫娜举办了朴素而隆重的婚礼，然后乘火车到马乔列湖度蜜月。
戴高乐结束了在波兰的合同，回到巴黎定居。他与妻子的生活和谐而安定。戴高乐没有忘记自己的理想。经过申请，他得到圣西尔军校助理教授的位置。
从此，伊枫娜专心地相夫教子。这位曾发誓不嫁军人的女人，为军人戴高乐营造了一个非常舒适温馨的环境。她温柔宽厚，举止文雅，成了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
1921年12月，戴高乐夫妇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他是个男孩，年轻的父亲为他取了一个和贝当相同的名字，叫菲利浦。贝当如果不是娶了一位离过婚的妻子的话，很可能就会当上菲利浦的教父呢！
戴高乐对自己的家庭感到心满意足，这位妻子成了他一生中最忠诚的伴侣。在危难中她与丈夫相濡以沫，在丈夫处于权力顶峰时，她始终保持着一颗平常心。
在母校圣西尔学校教书的戴高乐，他的课讲得非常生动。由于他涉猎的书籍多，又有惊人的记忆力，还在中学时锻炼过演讲能力，再加上有实战的战例，所以课讲得深入浅出，把军事史都讲活了，学员们听得津津有味。他戴着白手套上课，更成了课堂上独特的一景。
学校的教学任务并不繁重，这样，戴高乐就有充分的时间陪伴妻子，或者是读书和写作，钻研军事科学。
戴高乐一家住的公寓恰好在学校与贝当元帅寓所之间的拐角处。贝当元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了法国的英雄，他从1917年5月起任法军总司令，享有很高的声誉。戴高乐对他十分崇敬，经常携带妻子登门拜访。
贝当元帅历来喜爱敢于对权威观点提出挑战的人，他十分欣赏戴高乐，自然欢迎他的拜访。在法国军界看来，年轻的上尉已经得到了法国元帅的特别保护。
在10多年的戎马生涯中，戴高乐并没有什么显著成就。命运对他是有点刻薄了。所以这段时间，他表现得郁郁寡欢，自以为是，决不服输，毫不认错。
然而，在戴高乐的意识深处，他却时刻感到时运正在向他招手。天生我材必有用！此生绝不会虚度。现在，自己唯一要做的事，就是在现有的岗位上，勤奋工作，潜心钻研，从各方面做好迎接这一天到来的准备。
基于这样的指导思想，毫无牵挂的戴高乐开始积蓄力量，进行新的攀登。他要准备高等军事院校的入学考试了。
跨出关键的一步
1922年5月2日，戴高乐在其军事生涯中，跨出了一个为一切有价值和有雄心的军事学院军官所必要的阶段：他考取了高等军事学院。
戴高乐在参加第六龙骑兵团、一个飞行大队和第五〇三坦克团正规学习班之后，他在暑假结束后进入了高等军事学院。
在此前，那份使戴高乐考取新学校的评语毫无例外地写了赞美之词，正如圣西尔军校副校长所写的那样：
该军官具有高素质，他本人知道这点。知识广博而扎实，能力很强，具有很快领会问题和出色介绍问题的才干。讲课很受欢迎，得到学生的高度评价，被誉为演说家，所以对学生具有很大的影响。
该军官准备报考高等军事学院，将来肯定会得到录取和获得成功。
但一入学，戴高乐那刚强的性格就决定了他与院长木瓦朗上校格格不入。因为这位院长的战术思想基本上是静止的，是形式主义的。木瓦朗认为，一个司令官的职责就是订出最详尽的计划，并且不管情况如何都要坚持按计划行动。
可是疾恶如仇、刚烈如火、一贯敢于挑战权威的戴高乐却坚决拒绝接受这种先验论。木瓦朗上校自以为是吸取了大战的教训，认为炮火的威力有利于防御而使发动进攻代价惨重。但戴高乐却深信：下一场战争将是坦克战，机械化程度的日益提高意味着战争将是运动战而不是单一的防御战。
高等军事学院结业时，在考完笔试后还将通过战术实地考核。戴高乐立意要借这次考核的机会，证明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
考核的结果，戴高乐如愿以偿，木瓦朗则败得很难堪。更使院长下不了台的是，戴高乐竟拒绝回答上校木瓦朗这位院长大人向他提出的一个问题，而是让战术演习中的下属夏拖尼亚去回答。
木瓦朗上校面子上当然过不去，他大声斥责道：“可我问的是你戴高乐！”
戴高乐泰然自若地答道：“上校，你已经把指挥一个军的任务交给我了。如果除此之外我还得承担属于我的下属的任务，那我就顾不上考虑怎样完成我的使命了。杀鸡焉用牛刀？”
说完，他又命令下属道：“夏拖尼亚，请你回答上校的问题。”
这次事件，使得戴高乐名扬全校，当然也就围绕他的结业评分问题爆发了一场猛烈的争吵。
军事学院学生的毕业评分是按“优秀”、“良好”、“尚好”3个等级来评定的，并且也是按这3个等级分配的。评委们认为，戴高乐是一位天赋极高的军官，他那非凡的记忆力，渊博的知识，果断的作风和迅速判断形势的能力，无不令人赞叹。
但是，戴高乐为人自命不凡，难以共事，不听批评，甚至不愿与人商讨问题，使他的优点大为逊色。因此，多数评委坚决表示最高只能给他评为“尚好”。
已经升为元帅的贝当闻讯爱徒蒙受不公，立刻大发雷霆，并且出面施加压力。
又经过副院长迪菲厄将军反复做工作，总算给戴高乐评了个“良好”。最后，学院还是给戴高乐写了这么个评语：
是一位理解力强、富有学识而又严肃认真的军人，才华出众，精明能干，颇堪造就。
遗憾的是，过分自信，好对他人意见吹毛求疵，而且举止俨然像个流亡的国王，大大损害了上述无可否认的优秀品质。
然而，这些评委们绝对没想到，这个评语竟埋下了后来全体受辱的祸根。恰恰就因为这个评语，使戴高乐这位潜在的巨人分配不到理想的职位而动摇了当军官的信念，也因此引发了老贝当的夙怨。
早在1900年贝当担任国家射击学校教官时，因为鼓吹在当时被视为异端的理论而被解聘。后来，他到军事学院任步兵战术学助理教授，在被提升为教授的过程中曾冒犯了当时的正统战术家们。
那帮人迷信上刺刀冲锋，认为它优越无比；而贝当却认为，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火力将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他还认为，德国人的火力会大大压倒法国人。
在军事学院毕业后，戴高乐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敌人内部的倾轧》，这是根据他被俘期间在狱中的笔记整理完成的。戴高乐此时已34岁了，作为一名职业军人，他在事业上不算顺利。
然而，他的大法兰西民族主义思想却根深蒂固地确立起来了。尤其是法德之间的纠纷、对立、冲突、战争等在戴高乐的意识中铭刻得异常深刻。
五年之后，戴高乐在一篇演讲的基础上重新整理，加上了《主义论》和《政治家和军队》汇集成《剑刃》出版。《剑刃》一书详尽地阐述了戴高乐的哲学观点。在他看来，领袖人物都具有超常的品格和气质，令人捉摸不透的人才会有威望。他毫不掩饰对“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好感，但他也指出对军事野心要加以必要的限制，而国难当头之际，挺身而出、勇挑重担是军事首脑义不容辞的责任。
戴高乐完全是按照他所刻画的领袖形象来塑造自己，他对领袖人物的种种描写，自己都一一实现了。
戴高乐当然不会忘记贝当元帅的提携之恩，在新增的两章中至少有3处提到贝当。他在书的扉页献词写到：
献给贝当元帅，本书只能献给元帅阁下，因为你的赫赫功绩最能证明：思想光辉所产生的行动，具有何等崇高的美德。
致最崇高最热忱的爱戴之意——夏尔·戴高乐。
当初，戴高乐和贝当人生的共同时刻认识。最初的认识虽然时间不长，因为贝当于1913年底离开安拉斯，但是，在戴高乐早期军事生涯中，贝当确实担当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1924年9月，戴高乐从高等军事学院毕业后，被分到驻美因茨的莱茵河地区军队参谋部第四局。
1925年10月，已经成了最高军事会议副主席和作为法国三军首脑的法军总监贝当，下令调戴高乐上尉进最高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顾问团工作，并让他就工事和要塞在法国国防中的作用问题写一篇研究报告。戴高乐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贝当非常满意。
军校演讲语惊四座
1927年，戴高乐在贝当的建议和支持下，做了一次在高等军事学院引起很大震动的演讲。因为对于爱徒一贯的出色表现，老贝当不想埋没这样一个人才，他要让爱徒站到前台来。
贝当一直就没有忘记当初给戴高乐评分的事情，总有一天要跟军事学院那帮人算账。一天，他对新的军事学院院长艾兰将军说：“我越想越觉得给戴高乐评分这件事就像乱断公案一样荒谬。”
然后，他干脆下命令了：“艾兰，你在学校组织一轮讲座，由戴高乐主讲。给他的评定简直太荒唐了。讲座由我来主持，我要把那几位教授先生教训一顿。他们会明白是怎么回事的！”
讲座于4月7日开始举行。军事学院圆形会堂黑压压坐满了人，大多是已经头发变得花白的老教授。人们静静地等候着，等候着由法军总监贝当元帅亲自主持的一场报告会。戴高乐也来了，但他独自坐在一旁。
9时整，贝当元帅在新任院长艾兰将军的陪同下抵达会场。
教授们竞相后退，给元帅让路，元帅特意把戴高乐叫过来，让戴高乐走在自己的前面。这简直像演戏一样。
正当台下的教授们摸不着头脑之际，从不多说话的贝当元帅站了起来，他开门见山地宣布道：“诸位，戴高乐上尉有话要说，他将要阐明他的观点，请大家注意听。”
犹如一颗炸弹轰然爆炸，教授们瞠目结舌，一时谁都不敢相信。
一个小小的上尉，在校时不过是个二等生，竟然“应邀”回母校讲学，的确是奇闻逸事。更何况他的讲题竟是《战争行动与领袖人物》，这简直是对教授们的蓄意侮辱，至少也是有失礼貌！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法军总监贝当元帅亲自主持戴高乐的这次演讲，这就使整个场面打上了权威的印记。
戴高乐的演讲一共三讲。第一讲开讲那天，教授们早早地聚集在圆形会堂附近的办公室里。等待贝当宣布会议开始后，戴高乐起身站起走向了讲台。戴高乐全身戎装，缓步登上高等军事学院的讲台，慢条斯理地摘下军帽放到桌上，又解下佩剑置于一侧，然后再从容地摘下了他那副随时戴着的白手套。他笔挺地站在那里，泰然自若，口若悬河。讲台下，教授们满怀愤慨，但敢怒不敢言，更不敢开小差溜出会场，一个个如坐针毡，只能硬着头皮听这个小上尉教训。
戴高乐笔挺地站着，不仅从身材，而且从口才、智力到记忆力上都超群出众。他的双眼紧紧地盯着在座的曾经是他的老师和参加毕业成绩评判的老教授们，甚至看得使对方发窘。其实，更使这些教授们感到窘迫的是戴高乐下面的一段言辞：
强有力的人物往往严厉粗暴，难以相处，甚至使人讨厌。即使绝大多数人私下承认这样的人物是超人一等的，从而有意无意地给他们以应有的评价，但他们也往往不得人心，而且在以后的生涯中也很难受到宠幸。
那些决定别人命运的人宁可重用讨人喜欢之徒，而不愿提拔具有真才实学之士。
这段话听起来，既像为贝当元帅当年因未得晋级鸣不平，更像是对3年前教授们给他自己的评语的直接回答。而且，教授们连还击的希望都没有！
戴高乐不用讲稿，大量引用了一连串古往今来杰出的哲学家、政治家、军人和作家的名言警句。不少听讲的人暗自发问：戴高乐所精心描绘的具备各种美德的理想领袖究竟指的是谁呢？是指那个坐在前排、嘴角挂着满意微笑的贝当？还是他戴高乐本人？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菲利浦·贝当或夏尔·戴高乐？
在他们看来，小上尉竟然选择领袖人物的品格作为讲座的主题，这简直是蓄意侮辱。而在戴高乐上尉的眼里，此次轮番讲演，是一种罗马式的大胜利。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戴高乐上尉又演讲了他的第二讲、第三讲。
第二讲的题目是《领袖人物的性格》和《纪律的含义》。其中一些话，许多人都认为那是在指桑骂槐。
戴高乐赞颂了诸如佩利西埃将军和利奥泰这样一些人物。前者在塞瓦斯波托尔包围战中，接到拿破仑三世的电报连看都没有看就塞进口袋里，虽然违抗了命令，却为法国打赢了一场战争，并为他自己赢得了公爵的爵位和元帅的权杖；后者于1914年置上级指令于不顾，反而为法国保住了摩洛哥。
第三讲的主题是“威望”，这是教授们最后一次受折磨。
在这一讲里，戴高乐又一次提到领袖人物的品质。当时在场的人以为指的是贝当，但若干年后人们才明白戴高乐是在夫子自道。贝当元帅在听讲时，一连三次都饶有兴致地率领教授们坐在前排，并且脸上一直挂着满意的微笑。
戴高乐在这里讲出了他的一段名言。这段名言后来一字未改地被收进了他的专著《剑刃》一书。
戴高乐说：
首先一点，无神秘感就无威望可言，因为过于熟悉就不能产生尊敬。主在仆前非英雄，神居深庙方显威。因此，无论是运筹规划还是处事和思维的方法，都要令人捉摸不透，引起人们的好奇心，打动他们的心弦，使他们跃跃欲试。
这并不是说，应该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对下属不理不睬，令人无法接近。恰恰相反，要想征服人心，就要体察人情，使人人都觉得自己受到器重。
但是在这样做时，对人们决不能过于迁就，而必须保留某些随时可以抛出来的惊人秘密。这样，大家的信任之心就会油然而生，办事就无往而不胜了。
被教训的教授们都把这视为奇耻大辱，一个个怒不可言。
其实，教授们多少是有点自作多情了。戴高乐上尉不过是在通过这个全国最高军事学府的讲台，向世人宣告他自己的奋斗目标和行为准则罢了。
若干年后，当戴高乐再次回想起这段往事时，他的心中依然对这位昔日的恩师充满着感激之情。可以说，没有贝当的庇护、赏识和提拔，也就没有戴高乐后来的成就。
呼唤建立装甲职业军
1927年9月25日，戴高乐被任命为少校，去特雷夫指挥第十九轻步兵营。他在那里，将是一个苛求的、严格的、被普遍认为是最厉害的长官。
在这一时期，戴高乐曾在东地中海地区任职两年，到1932年，他奉命调进了最高国防委员会秘书处担任中校秘书，时间长达6年。这是一个根据贝当元帅的建议而设立的机构。
在戴高乐进入最高国防委员会总秘书处之时，法国政府刚刚采取一个重要的主动行动，旨在制定一项关于通过决定性的国际行动，惩罚任何重整军备的总框架协议，阻止德国进行单方面的重整军备。这是戴高乐当时看到的最重要的政治事件。
鉴于当时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戴高乐预见到了他最不愿意见到的情景：法兰西将在灾难面前束手无策！因为统治阶层的人们听不见或者干脆是不愿听见他的呼吁，所以他就想结交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努力唤起法国公众舆论，警惕日益迫近的外来危险。整个1932年，戴高乐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这样，每到星期一晚上，他就到一个叫迪美呢尔的小酒家同朋友聚餐，以讨论如何唤起国民的国防意识。讨论的结果，戴高乐写一篇阐明观点的文章，这就是发表在《政治与议会评论》上的《建立职业军》。这是法国军事思想史上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戴高乐在此书中要求组建一支以强大的坦克群为核心的“装甲兵团”，以便能迅速对事变进行反应。戴高乐和他的朋友们对这篇文章寄予莫大的希望，但有人警告戴高乐，他必须作出选择，要么珍惜自己的前程，要么就沿着他所选择的道路继续走下去。
桀骜不驯的戴高乐用自己的行为表明，他把唤醒法国民众的使命看得重于自己的军人前程。在他看来，现在十分明显的是，要打动那些控制着国家军事机器的顽固派，仅仅一篇文章实在是不够的，得写一本书，并进行一番个人的游说活动。
于是，戴高乐又花了大量精力用于完善和充实他那篇文章的观点，终于在1934年5月出版了一本书，书名与那篇文章一样，叫《建立职业军》。
在这本书的一开头，戴高乐就令人信服地指出与比利时接壤的法国边界是个战争中的薄弱环节。他指出：英国和美国由于海洋阻隔，难以进攻；德国的权力中心和工业中心十分分散，不易一举摧毁；西班牙有比利牛斯山为屏障，而意大利则受到阿尔卑斯山的保护。
相比之下，法国的心脏巴黎却对任何来犯之敌敞开着大门，因为巴黎周围的平原开阔平坦，不易防守。在这样的情况下，唯一可靠的防御措施不是构筑要塞，而是建立一支由10万人组成的分编成6个机动装甲师的精悍的职业军。
戴高乐的设想是：一支职业化军队，一支由10万年轻、有技术、专心致力于自己的任务的人组成的军队。其作战手段是：6个崭新类型的师，配备履带、装甲车辆、完全机动，每个师包括3个旅：一个坦克旅用于攻克地面阵地，一个摩托化机动步兵旅加以占领，一个炮兵旅对其他两个旅实施支援。
每个坦克旅将包括500辆重型和中型坦克，加上若干进行侦察的轻型坦克单位，完全是一支精干的部队，由专业军人组成，具有极大的机动能力、毁灭性的火力和在突然攻击中突破任何战线的能力。这就是将能在冲突中保护这个易受攻击的民族的长剑，法兰西应该立即将其紧握在手。
这个计划是后来的史学家们所赞同的当时法国对付危机的唯一的解救办法。然而，本应该对保卫法兰西负责的法国最高统帅部对此却熟视无睹。法国总参谋部认为，戴高乐的计划只能使军队分裂，影响士气、浪费资源，当然最坏的是影响他们的仕途。
至于说坦克，法国已经有了一个师，这就够多的了。他们认为法国军队是世界上最精锐的军队，不必庸人自扰！
戴高乐新交的一个议员朋友保罗·蕾诺、即后来的第九十八届法国总理不仅在议会旗帜鲜明地捍卫了戴高乐的计划，甚至还提出了包括建立一支装甲部队的防务法案修正案。
但是，左翼议员担心职业军队可能成为右翼政变的工具而加以拒绝，右翼则害怕左派用它来粉碎资产阶级，中间派则认为国家无力负担军费，结果这个修正案当即被否决并且很快被人遗忘了。
戴高乐的思想在法国难以推行，但在德国，这本书的销路却要好得多。年复一年，戴高乐眼巴巴地看着敌人在一步一步地实施他鼓吹的理论，国人却奇怪地以一些可笑的理由一次又一次地将它束之高阁，内心真是肝肠寸断！
强烈的责任感又使戴高乐无法避而不见当时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他异常精确地预言了法国的未来和战争的进程，并且似乎从未怀疑自己将应召去在那场战争中发挥重要的领导作用。
对戴高乐来说，这是最黑暗的预感的时代。事实上，戴高乐对希特勒德国的敌视是一贯的和不变的。尽管现实中有无尽的失望，他一如既往地向他的同胞们呼吁，并加紧为将要到来的使命继续锻炼自己。
矢志抗战
爱，给我身上增加了活力，增加了光辉而坚强的自信，这是无穷的活力和自信。——戴高乐组建指挥第四装甲师
1938年，欧洲的战略形势发生了彻底地有利于德国的变化。3月10日，法国政府眼睁睁地看着德国吞并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的防御就会受到严重损害。
戴高乐每时每刻都会看到，法国没有那种在他看来唯一能确保胜利的军事工具，他无法抑制住那些最痛苦的思考。战争爆发初期，德国在发动一场大胆的运动战后不到半月就占领了波兰，从此在德国东部不再有战线，可以随时将其全部兵力调转方向，来打击法国。
很明显的，德国将不会给包括法国在内的盟国留下任何时间，一旦有可能，就马上要对法国领土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无疑，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止德国充分利用其最初的优势，来赢得一场决定性胜利。
正当国际形势剑拔弩张、战云密布的时候，戴高乐所著《法兰西和他的军队》一书问世了。在这本书中，戴高乐以丰富的资料，精确的内容阐明了若干世纪以来，国家的灵魂和命运何以一直都反映在军队这一面镜子里面。这便是戴高乐在那卑微的地位上，当大难临头的前夕，为法国提出的最后一次警告。
1939年9月1日，天刚蒙蒙亮，数百架亮着翼灯的德机闪电般地闯入波兰上空。顷刻之间，随着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保持着沉默的国境地带变成了轰鸣、火焰纷飞的战线。第二次世界大战拉开了帷幕。
在航空兵实施大规模袭击后，一队队钢铁的巨流，碎人肝胆般地吼叫着，狂奔着，驶进波兰领土。随后，150多万德国军队在以坦克为先导下，如锋利而坚韧的巨剑，迅速在波军防线上撕开一道道口子，杀出一条条血路，直逼波兰首都华沙。
被这突然袭击打得不知所措的波兰大地，顿时火光冲天。机场起火了，铁路枢纽炸断了，天摇地颤中指挥和动员大楼炸塌了。兵营里，军官和士兵乱作一团，惶惶然不知所措。
突然间，醒悟过来的士兵们，急匆匆跨上战马，操起钢枪和军刀，呐喊着冲向那疯跑着的钢铁怪物。只见剧烈滚动的履带，继续吼叫着，从士兵的肉体上碾压而过。浩浩荡荡的坦克集团军以其快速的机动力和前所未有的突破能力，向着波兰领土的纵深地带推进。仅仅两周时间，波兰便被征服在德军隆隆的坦克集团军和轰炸机的手中。
在希特勒疯狂进攻波兰的时候，戴高乐上校率部驻守阿尔赛斯，他目睹风云变幻，忧心如焚。他看到了德国运用装甲部队对波兰进行闪电战，风驰电掣，所向披靡。而西方呢？比利时前线不堪一击，因为它连马其诺防线那样的屏障都没有，而政治家们却盲目乐观，军队技术落后，缺乏斗志，战斗力日渐衰退。
1939年11月11日，戴高乐向参谋部寄了一份《关于使用坦克的报告》，他用人们知道的、关于“敌人在波兰刚刚实行的装甲大部队行动”的事实来证明该报告是正确的。他揭露说，把坦克“分散”在法军各个部队是一个重大危险。
戴高乐重新要求人们修改关于使用坦克的规定，设想以后在大部队范围内广泛和深入使用坦克。
1940年3月19日，法国达拉第政府被推翻，勒布伦总统指定保罗·蕾诺接任总理。很长时间以来，戴高乐就同蕾诺保持着通信联系，在信中不知疲倦地阐述他的军事观点。
戴高乐将一切赌注都押在蕾诺的上台上，押在这样的时刻上：他最终能在法国军队中强行组建一支装甲部队。
5月10日德国进攻法国，很快突破了法国的防线。在此之前的3天，戴高乐上校接到总司令部的命令，指挥法国军队中最强大的大部队第四装甲师。5月11日，他正式接受任命。
其实，这支装甲师还只是处于组建阶段，装甲师部队从来没有过共同作战的经历。当时，法军仅有的8000辆坦克，却分散在各步兵团。戴高乐立刻来到拉昂，在城东南的布鲁耶设立了指挥部。
戴高乐乘车巡视周边地区，看到一群群难民正向南方奔逃，所有的道路都堵塞了。忽然他发现难民中有不少解除了武装的法军士兵。“喂！怎么回事？”他拦住一个士兵问。
那个士兵告诉他：“我们正在行军，德国人的装甲部队突然出现在面前，他们命令我们放下武器，一直向南走。”还说，“我们没时间抓获你们，你们不要在前面挡道！”
听了敌人的狂妄叫嚣，戴高乐抑制不住内心的怒火，愤愤地在心里发誓：今后无论打到哪里，无论打多久，不打垮德国人，不洗雪国耻，我绝不罢休！
1940年5月10日，希特勒的军队在西线发动了攻击。尽管从多种渠道已获得德军即将进攻的情报，但由于长时间的“西线无战事”，法国人不可避免地措手不及。
在接受任务的当天，戴高乐奉命将敌人阻挡在拉昂地区，以争取时间建立第六集团军，阻断进攻巴黎的去路。戴高乐只收到第四装甲师的一小部分军队，他率领80辆坦克发起第一次进攻，以切断德国装甲师的交通线路。
第四装甲师切断了包括蒙科尔内在内的许多城市的交通线路后，因为没有后援，面对敌军的强大增援部队而不得不撤退。
第四装甲师的其他部队到达后，戴高乐率领150辆坦克再次发动进攻。在取得初步胜利后，由于德国动用了空军突击部队和炮兵，第四装甲师停止进攻。
戴高乐在从巴黎返回驻地途中，奉召来到设在万森城堡的甘默林将军的总部。这位身材矮小的最高司令官心不在焉地说，装甲师的数目将要翻一番，从2个师增加至4个师。
戴高乐本来对自己以上校的身份应召来指挥一个师感到自豪，但他对法国军队拖延时日来组建这种德国业已拥有的机械化部队感到惶惑不安。不过他没有气馁，继续自己的组建工作。
5月17日拂晓，只有3个坦克营到戴高乐的指挥部报到。这些部队战前没经过认真的训练，很多坦克兵驾驶时数总共还不到4小时，军官和士兵有的是在战场上刚刚相识。
戴高乐用最快的速度把他们组织起来，经过简短的动员，在天色微明时就投入战斗。尽管法军没有先进的通信设备，只能用摩托传令兵去联络，但是戴高乐高昂的斗志感染了士兵们。他们横扫敌军，迅速到达默科尼尔，来到赛尔河边。
因为缺乏后援，部队无法抢渡，法国的大炮又迟迟没有进入阵地，只能被动地挨敌军炮弹的轰击。
德国空军又经常来助威，一队队轰炸机随着一声声怪叫，把炸弹投向法军的坦克。顽强的戴高乐没有被敌我力量对比的悬殊吓倒，他头脑冷静，用恰当的战术指挥部队勇敢地出击。
在一次战斗中，他们以损失不到200人的代价，换取了抓获130名德军、击毙数百名敌人的辉煌战绩。接着，戴高乐又奉命去塞纳河一线狙击敌人。
5月28日，第四装甲师行军200公里，物资损失极为严重。军队来到阿伯瓦尔地区后发起了两次进攻，以摧毁敌人在索姆河南部占领的一个袋形阵地。
此时的戴高乐已于4天前被晋升为临时准将。这次军事行动大获成功，抓获了400名敌人，破坏了几乎整个敌人阵地，只剩下阿伯瓦尔地带由于敌人数量多，炮兵强大而未攻破。这次行动拖延了敌人跨越索姆河到达阿伯瓦尔北部的进程。但是由于敌人在数量上的优势，第四装甲师的第二次行动没能够占领这座城市。
5月31日，他们向一个桥头堡发起攻击，戴高乐率领他的第四装甲师，突入敌防线14公里，俘敌数百名，还获得大批战利品。
鏖战正酣时，使戴高乐一往无前的勇敢精神，来自他对法西斯强盗的深仇大恨，来自他对祸国殃民的那帮军政头目的满腔怒火。
戴高乐在枪林弹雨中，抽空给一位朋友写信说：我希望你像我一样轻蔑那些统帅部的老爷们，他们的智力和品格是如此低下，他们长期奉行错误的政策，使国家和人民遭受如此深重的灾难，他们是千古罪人！
尽管如此，戴高乐仍然看到了在这临时凑成的军队中，已经普遍地出现了士气昂扬的景象，这激励他继续指挥部队英勇作战。
几天后，戴高乐被蕾诺紧急召回巴黎，担任新的职务。
出使英国联合抗德
法国总理蕾诺对战时内阁成员又作了新的调整，因为他越来越感到，自己在内阁中日益陷于孤立。于是，他力排众议，于1940年6月5日夜间，毅然将戴高乐从第四装甲师前线调回，任命他为法国国防和陆军部副部长。这是戴高乐首次担任政府职务。从此，戴高乐为法兰西而战的战斗岗位就从坦克车里转移到了政治舞台上。
6日清晨，坦克部队总监特勒兹德兰将军听到广播后叫醒了戴高乐，告诉他对他的新任命。戴高乐显得很平静，也许他事先已有耳闻。因为此前威刚将军召见他时，他曾顺道拜访过蕾诺。
表面上的平静掩饰不住戴高乐内心汹涌的波涛。尽管形势危急，他作为军人可以在战场上英勇杀敌，但是两次参加战斗已经使他意识到，法国军队的问题不在那些愿意拼死一战的将士，也不在装备、军械上，而是在那些一心只想求和的最高统帅部的决策人物身上。
这个时候进入内阁，也许还能起点作用，通过这种方式进入法兰西的心脏，可以参与决策，可以影响首脑人物。
不过，戴高乐的心中也有一丝隐忧，凭他对那些高官的了解，他明白自己的力量是多么微小。
尽管各种想法在心中往复交织、挣扎不已，戴高乐还是怀着些许憧憬走马上任了。他一到巴黎，马上就到战时内阁总部见了总理。
不过，蕾诺的决心远不如戴高乐坚定，蕾诺虽然希望战斗到底，希望法国最后能够胜利，但是自从他上台开始，就被包围着他的失败主义者们所左右。而且大战开始后，法国的溃败和混乱更使他的决心摇摆不定。因此他的政府在战争开始后，总是在主战与主和之间摇摆，和英国的关系也时好时坏。
随着德国人的步步紧逼，法国和英国的关系也日趋恶化，以威刚为代表的失败主义者，不断地指责英国见死不救，向英国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
正如威刚和戴高乐谈话时说的那一连串“如果”一样，把在法国本土上抵御德国侵略者的希望寄托在英国身上，一再强调英国的“责任和错误”，却不认真地履行自己的基本义务，实际上是在为下一步停战求和寻找借口：既然英国无法履行他们应尽的责任，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法国只有停战求和。
这时，也被蕾诺召回的法驻西班牙大使、“一战”的老英雄贝当元帅同样认为，法国已没有退路，只能求和。绝大多数政府官员不约而同地站在了他那边。
从某种角度上说戴高乐是崇拜贝当的。但恩师贝当对待战争的态度，着实让戴高乐感到悲哀。
戴高乐之所以有坚定的信心，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对法兰西民族始终不渝的热爱和坚信。和蕾诺不同的是，戴高乐自小生活在一个视祖国为第一生命的知识分子家庭，成年后在军队服役，和政党政治没有什么牵扯。因此他一旦下定决心，不会受任何政治上的干扰，甚至包括其他国家态度的干扰。
蕾诺要戴高乐去见丘吉尔，不仅要他向英国政府表示法国将继续战斗，而且要戴高乐设法从伦敦获得可靠保证，保证皇家空军特别是战斗机将继续参加法国的战斗。并探询一下撤离敦刻尔克的英军还需要多长时间才能重新装备起来，派回大陆作战。
戴高乐坐在通往巴黎的汽车上，心情久久地不能平静。他并没有为自己职位的升迁而陶醉，他的心里想的更多的是法兰西的前途，因为在他临起程之时，他获悉德军从色当到阿伯瓦尔的弧形战线上又向法军发动了新的进攻。此刻，他眉头紧锁，思绪万千。
戴高乐将军坐在车窗后面，心情忧郁地注视着从眼前一一闪过的景象。当他路过城镇和乡村时，他看到的是惊慌失措的居民和一队队从前线溃退下来的法军。
戴高乐将军的脸感到一阵阵的发烫。他感到无颜直视那些怀着默然无语的疑问，用期待和求助的目光看着这些溃退下来的保卫者的妇女和儿童。
戴高乐看着那些茫然的目光，仿佛听到了他们心中那默然无语的疑问，为什么我们的军队是撤退？为什么敌人的气焰那么嚣张？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汽车越往巴黎方向开，戴高乐将军的心情就越发沉重。道路开始变得拥挤，车流流动缓慢。随着车流，戴高乐的汽车无可奈何地往前挪。好不容易开进巴黎市区，但道路也更加拥挤不堪。戴高乐探出车窗，四下打量了一下：“乱糟糟的一片，好家伙，人们全像疯了似的。”戴高乐喃喃自语。
在访问前，戴高乐又一次拜访威刚将军。这次谈话给戴高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威刚虽然依旧镇定自若，但是已经甘心失败并且决定停战了。
自从战争开始后，掌握法国政权的右翼势力表现出来的姿态就是，他们宁可一再迁就德国，即使丧权辱国，也不愿看见暴力革命的发生。
在达拉第执政期间，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却允许法西斯党徒四处活动。在威刚的总部所在地，戴高乐还与来请示工作的各个参谋部的熟人交流了看法，这些人都一致认为这场战争输定了，尽快结束战争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可以想象，戴高乐看到的、听到的种种情况使他的心情多么沉重，整个国家的绝大部分掌握各种权力的人都丧失了信心。
但是戴高乐仍然坚定地认为，一旦政府果敢地作出决定，在帝国范围内继续斗争的话，这些悲观失望的人们的思想仍然可以扭转过来，勇气也可以重新燃起。
基于这种认识，行前戴高乐又见了蕾诺一次，开门见山地建议撤销威刚的总司令职务，换上洪齐格尔将军。
蕾诺的回答含糊其辞，他虽原则上同意戴高乐的意见，但认为这时候进行人事变动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由于蕾诺的动摇不定，这个建议从未实施，不过，那时即使更换了总司令，恐怕也不会有扭转乾坤的希望。虽然深感孤立，戴高乐在去伦敦前仍拟订了一项把部队都运往北非的详尽计划。
这意味着要把50万军队撤往北非，法国的飞机和海军都要投入使用，而且还需要有50万吨的船舶动力。这一切全要靠英国来帮助。
1940年6月9日，丘吉尔很快在唐宁街10号第一次接见了戴高乐。这是英法两个盟国的两位“二战”中的伟人第一次会面，也是他们日后多次的亲密合作、相互支持和无休止地争吵的开端。
会见之后，戴高乐对丘吉尔的“第一个印象”是好的。但是在涉及问题本身时，丘吉尔并没有满足法国的要求。因为丘吉尔断定法国是输定了，法国本土不可能重建防线，所以他断然拒绝派空军支援，只同意把曾在比利时作战残存下来的部队留在法国。
戴高乐从英国回来后不久，政府已不能在首都视事了，先迁往图尔，然后又迁往波尔多。然而波尔多也绝非偏安之地。时局进一步恶化，投降派更加紧锣密鼓地活动。
巴黎失陷的前一天，丘吉尔来到图尔，他只能作一番道义上支持的姿态。蕾诺神情颓然，威刚当着丘吉尔的面向蕾诺报告：法军已经精疲力竭，全线崩溃，陷于极度混乱之中，因此除请求停战之外别无他途。
法国政府乱作一团。当丘吉尔离开会议厅穿过过厅时，他看见戴高乐冷峻地、毫无表情地站在门口。在相互致意后，丘吉尔用法语低声地念叨了一声“应运而生的人”，便匆匆而去。
戴高乐决定在这降与战的最后关头尽最大努力把部队转移到北非去。为此，首先要挫败投降派的阴谋，只有这样，法国政府才可以堂堂正正地主动撤离，继续坚持抗战。
然而投降派的势力太大，蕾诺能坚持多久呢？戴高乐深知阻力极大，但仍然于6月12日带着移师北非的计划来见蕾诺。
此时，德国军队已经渡过塞纳河，巴黎的失陷在旦夕之间，蕾诺决定把政府迁往波尔多。贝当、威刚等包围了蕾诺，反对一切移师北非的抗德方案。
海军上将塔耳朗曾经表示要打到底，但是当戴高乐敦促他无论如何不能使法国舰队落在德国人手里的时候，塔耳朗却转了180度的大弯子，听从了威刚的命令。
国务部塔尚·伊巴耳尼佳莱也曾经是少数主战派当中的一个，但事到临头却说：“作为一个老军人来讲，除服从我的上司贝当、威刚元帅以外，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决定我的看法了。”
丘吉尔正是看到法国局势垂危，所以匆忙赶到法国，向蕾诺提出不能将舰队落入敌手。如果英国连对法国舰队也不能指望，那么法国对英国还有多大用处呢？
不出所料，巴黎终于在1940年6月14日被德军占领。6月16日，贝当将军组阁。
这期间，戴高乐奔走于英法之间，他力主抗战到底，并多次与英国共商抗敌救国大计。同时，他也想通过借助英法联盟的力量，对蕾诺起一些精神上的刺激作用和鼓励作用，也可以多少牵制一下投降派的阴谋。
但是法军节节败退，大片国土陷入敌手。6月16日晚上，戴高乐从伦敦返回波尔多后，发现贝当将军组阁，投降已成定局。
戴高乐下定决心，要与德国法西斯战斗到底，但在法国本土，由于顽固派的反对，戴高乐已无法立足了。于是准备采取新的行动，在一块新的天地里发起抵抗运动。但是，他想轻松离开法国是不可能的，一定要想个办法脱身。
1940年6月17日，戴高乐假装给英国特使斯丕尔兹送行，与他一道驱车前往机场。秘密警察一路监视，但戴高乐泰然自若地和斯丕尔兹将军来到了机场。
10时，当飞机引擎已经发动。戴高乐的副官已事先躲进了飞机里。在发动机发出轰鸣，机轮正要开始滑行的瞬间，副官从飞机里伸出一双大手拉住戴高乐。正在挥手向英国客人告别的戴高乐突然跃身登上飞机，旋即关闭了舱门。
机场上监视戴高乐准将的秘密警察无不瞠目结舌，还没反应过来，飞机已经“载着法国的荣誉和未来”升上了蓝天。
飞机在蓝空中飞行，一朵朵白絮似的云团从飞机舷窗外飘过，而在机身之下，却是一片汹涌翻腾的云海，戴高乐将军此时的心情也似这翻腾的云海，久久不能平静。
经过两个小时的飞行之后，飞机载着戴高乐踏上了伦敦的土地。从此，他要攀登一座座险峰，涉过一道道激流。
高擎“自由法国”旗帜
1940年6月18日18时，戴高乐坐在英国广播电台的播音室里，向全世界、也向沦亡的法国，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六·一八”演说。戴高乐郑重宣告：
我，戴高乐将军，现在在伦敦。我向正在英国领土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领土上的持有武器或没有武器的法国官兵发出号召，向目前正在英国领土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领土上的一切军火工厂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发出号召，请你们和我取得联系。
戴高乐指出：
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法兰西抵抗的火焰不应该熄灭，也绝不会熄灭！
就这样，戴高乐在海峡彼岸的伦敦，树起了第一面法国反抗德国法西斯的旗帜。这次演说，标志着“自由法国”运动的开始。
此前在戴高乐抵达伦敦时，曾经专门向法国国防部发了一份电报，内容大致说他已到达伦敦，并根据蕾诺的指示正在与英国人磋商。他在电报中说：第一，一切由美国政府向盟国提供的军备物资均将储存在英国领土，这不影响已经协议的或即将协议的分配方案；第二，目前在法国的德国战俘将在波尔多移交给英国军事当局。关于英方就德国和北非间人员和物资的运输提供援助问题，我已向英方要求从6月19日起，在三周内援助50万吨位的轮船。我现在处于无权地位，我应否继续磋商？
然而，投降主义葬送了法国。5月间，德国绕过法国的马其诺防线，攻入了法国。马其诺防线是法国陆军部长马其诺在任期间修筑的一条法国东部边境的防御阵地体系。防线内堡垒林立，地下筑有坚固工事，还有地下铁道、隧道公路和各种生活设施。
马其诺防线被法国人视为安全的保证，是“万无一失”的坚固屏障。德军顺利地绕过马其诺防线，攻入了法国。毫无戒备的法军一触即溃，法国首都巴黎危在旦夕。6月14日，德国未发一弹就占领了巴黎，接着深入法国境内。
此时，以贝当为首的政府已经做出了投降的决定，戴高乐所请示的有关抗战的事情也就无关紧要了。戴高乐接到的复电是召他回国的“命令”。
无奈之下，戴高乐立即给威刚复信说：只要不投降，我愿意参加可能组织起来的任何法国抵抗力量。
6月22日下午，法国代表和凯特尔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这个消息震惊了全世界。全世界的人民都触目惊心地注视着法兰西这颗伟大明星陨落，绝大多数法国人听到广播后都怆然泪下。
戴高乐将军的“六·一八”宣言激励了3000万法国人民的心灵。他们在失败的痛苦中重新昂起头来。巴黎的学生在凯旋门集会，表示他们对戴高乐的热烈拥护。
法国的贝当政府对戴高乐将军恨之入骨，他们在法国军事法庭对戴高乐将军进行缺席审判，徒刑从四年直至死刑。
然而，戴高乐将军高扬“自由法国”的旗帜，在伦敦再一次发表声明，严正指出法国政府已完全丧失了正统性，并正式宣布成立“自由法国运动”，号召把“自由还给世界，把荣誉归还祖国！”
戴高乐的事业，在开始时得到的最重要的支持来自英国。6月23日英国政府就发表了公告，不再承认贝当政府是法国的政府。
6月28日，英国政府正式宣告：英国认为戴高乐将军是世界各地的自由法国人的领袖，为前来投奔戴高乐的人提供方便。
这样，历史的大潮把戴高乐推上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境地。到底应该由谁来代表法国？当时谁也无法作出权威的回答。但世界是只相信强权，相信实力的。
戴高乐深知这一点。他对此曾有一句名言：
我力量有限，孤立无援。但正因为如此，我才必须爬上高峰，永不后退！
戴高乐更加努力地四处奔走，一面和挪威、荷兰等国在伦敦的流亡政府联系，取得他们道义上的支持，一面加紧招兵买马。“自由法国”总部设在泰晤士河畔的一座大厦里，这里是戴高乐向英国政府借的白城体育馆，作为招兵基地，和那些逃难到英国各地来的法国人见面。
戴高乐在简陋的办公室里接待从各地来的关心“自由法国”的人们。他用他那犀利的目光、坚定的手势和清晰、粗犷的声音鼓动这些没有依靠的法国人。他说：
如果希特勒来伦敦，他也许早已来了；我认为俄国将先于美国投入战争，不过苏美两国都会介入战争。希特勒想的是乌克兰，他征服不了俄国，而这将是他失败的开始。
法西斯的侵略会激起全世界愈来愈多的国家的人民的反
对。我们暂时虽说还有许多困难，但是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一定胜利。法兰西这个国家一定会在我们手里重新获得解放而且进一步发扬光大！
戴高乐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强烈的爱国情操，深深地感染了每一位和他见面的爱国志士。在他“六·一八”广播呼吁后时间不长，已有几百人集合到了他的旗帜下。
6月29日，戴高乐到利物浦附近的特伦特姆公园活动，招募了外籍军团第十三旅两个营，200名阿尔卑斯山步兵，一个坦克连的三分之二，以及一些炮兵、工兵和通信兵。几天以后，又有两艘潜艇和一艘巡逻艇宣布拥护他，驻在圣阿塔恩的几十名飞行员组成了他未来空军的核心。
6月30日，海军中将埃米尔·米塞利尔来到伦敦，表示支持戴高乐。同时，在利物浦附近驻扎的法国阿尔卑斯山轻步兵师内服役的军官，如安德烈·特瓦福兰上尉和哥希尼上尉及蒂耶里·达尔尚里尼海军上将也投奔了戴高乐。
募兵工作虽然不如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但到7月14日法国国庆日那天，第一支“自由法国”的队伍终于组织起来了。
7月14日是法国的国庆节，清晨，戴高乐将军检阅了首批“自由法国”的战士。上午，拥有7000多人的自由法国战斗队齐集白城体育馆。戴高乐全副戎装，威严地站在台阶上，他的身后是一幅巨大的“一战”英雄福煦元帅的画像。
在伦敦公众赞许的目光下，一列列方队英姿勃发地走过主席台。戴高乐默默地注视着这支年轻的队伍，可以感到他冷峻的外表下燃烧着一团烈火。他的心灵深处清楚地意识到，他必须团结和依靠他们肩负起光复祖国的使命，任重而道远。
这是戴高乐和他的部队第一次在伦敦公开亮相。这是对德国人和维希政府的首次公开挑战。紧接着，首批自由法国飞行员参加了对德国卢尔区的轰炸，标志着法国重新投入了战斗。戴高乐将军组织了这次行动并发表了有关这次轰炸取得胜利的消息。
8月，戴高乐将军率领一支英、法联合舰队向法国进攻，不幸失败，但戴高乐将军并不屈服，他以顽强的精神继续战斗。他在泰晤士河畔的胜斯蒂文大厦安置了自己的办公室。
现在，自由法兰西政府已经初具规模。8月7日，《丘吉尔－戴高乐协议》向全世界发表，协议载明戴高乐是自由法国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但协议中写明戴高乐也要听取英国统帅部的一般指示，而且协议也没有按照戴高乐的要求，明确英国要对恢复法兰西帝国的疆界作出保证。
戴高乐由此感到他不能完全依靠英国，必须到非洲殖民地去寻找更广阔、更坚实的基地。戴高乐决心为他所首创的自由法兰西选择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和一个更坚实可靠的基础。
10月24日，戴高乐到达布拉柴维尔。这时，“自由法国防务委员会”的人选已经就绪了。10月27日，是继6月18日后另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这一天，戴高乐发表了有名的《布拉柴维尔宣言》。《布拉柴维尔宣言》指出：
设在维希的贝当政府已经沦为敌人的御用工具。因此，必须建立一个新的政权来承当领导法国投入战争的重担。
宣言最后说：
我们将为了法国去完成这项伟大的任务，竭诚为它服务，确信取得胜利。
防务委员会行使政府的职能，自由法国从此有了它的政权机构。1941年9月21日，戴高乐所领导的第一任自由法国全国委员会，像一个政府那样堂而皇之地组织起来。
委员会不仅健全了经济、财政、外交、军事、司法、教育等政府机构，而且任命了部门官员。戴高乐自然成为委员会主席，即当然的政府首脑。
至此，戴高乐完成了3件在法国现代史上有转折意义的大事：第一，从法国沦陷的第一天起，他还只是孤身一人的时候，就以大无畏精神高擎起抗战的旗帜，向法国人民发出了救亡的战斗号召；第二，由于他代表了民族利益，所以很快赢得了一批军政人员的支持，在广漠的西非各地树起了“六·一八”的旗号；第三，在不长的时间里有了一支为自由法国所用的武装力量，不仅有陆军，还有空军和海军。这一切都给年过半百的戴高乐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
开拓非洲反侵略基地
在努力使“自由法国”获得国际重视的同时，戴高乐还千方百计使政治和行政机构的雏形活动起来。
这时，戴高乐得到了一些杰出人物的支持：卡什教授作为他的助手，从无到有地建立起许多协议和公文；安东尼负责管理初期的内政部门的行政事宜；普利文和丹尼斯负责管理微薄的财源；舒曼担任了无线电广播的自由法国代言人；拉毕和艾兹加莱负责和外交部各部门以及欧洲各流亡政府联系；宾兹则与同盟国妥善地解决了法国商船和海员的使用问题。
此外，年轻的特瓦福兰上尉以“帕斯”为化名，白手起家地创建了一个颇有能量的秘密情报网络。在处理军事问题方面，戴高乐还拥有了一批得力的参谋。
就是这样一批被敌人诬蔑为叛徒、丑恶之辈和冒险家的人，在自由法国崇高事业的鼓舞下，不惜赴汤蹈火，一直追随着戴高乐为祖国的解放而战斗。
到了这时候，戴高乐意识到他必须去开拓非洲了。两个月前，他还在费尽心机地苦谏政府和最高统帅部去领导非洲那辽阔的法属殖民地，开拓反击德国侵略者的基地。现在，这个责任已经责无旁贷地落到了他自己的肩上。
戴高乐冷静地分析那里的形势：在北非，诺盖将军抵制投降达3天之久，但终于屈从于事实。刚果总督布尼松起初也反对投降，但当他被维希政府提升为高级专员时，马上改变了态度。
乌班吉人虽然赞成抗战，但得看布拉柴维尔方面的眼色行事。加蓬保持沉默，然而沉默中却怀有敌意。
只有喀麦隆和乍得两处使人振奋，他们对投降非常愤慨，尽管总督布吕诺不愿表态，但公共工程局长莫赖尔成立了一个行动委员会，宣布支持自由法国。乍得黑人总督艾布埃对纳粹的种族歧视深恶痛绝，他表示随时准备公开声明支持戴高乐。
全面分析了形势之后，戴高乐决定先从有利的乍得、喀麦隆和刚果入手，使他们归附自由法国。他派精明的勒让蒂约姆将军先赴索马里半岛，而后派帕朗少校、普利文、勒克莱恩和内阁总管艾布埃·特布瓦蓝贝耳前往赤道非洲。这些能干而忠心为国的年轻人很快就使鲁林十字旗帜升起在乍得和喀麦隆的上空。
下一步是刚果、乌班吉和加蓬。而这实际上就是要把赤道非洲的首府布拉柴维尔夺下来。这一次，戴高乐派出了一位杰出而才思敏捷的军官德拉米纳上校。到月底，这几位年轻人都非常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而且没有流一滴血。
然而，在另一处战略要地达喀尔，戴高乐却受到了从自由法国成立以来最惨重的挫折。
位于非洲大陆西海岸的达喀尔一直是戴高乐想要征服的地方。控制了这个地方就控制了塞内加尔和法属西非的其他地区。尽管他非常痛苦地意识到，要避免法国人同法国人之间兵戎相见是很难的，因为驻军是维希政府的部属。
但他决心要避免大规模的战斗。他计划派遣一支小部队在法属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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