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纲要(上下册)(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姜书阁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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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纲要(上下册)试读：

重版说明

姜书阁先生《中国文学史纲要》（修订版）2006年在我社出版后，深受学界和广大读者欢迎。由本社版权贸易部获悉，此书面世后，不仅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之窗”曾作过专门报道，国家相关部门还将此书选作礼品赠送给外国驻华使节，借以增进外国友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为精益求精，使该书更好地为广大读者服务，作者之女姜逸波女士又两次校读，改正了初版排印中出现的某些文字及标点疏误，对引用资料作了进一步核实。但限于阅读范围和认知水平的差距，重印后仍可能存在某些疏误和不足之处，诚望学界友人和广大读者惠予指正。浙江大学出版社　张道勤2015年8月

修订版说明——姜书阁先生学术简介

1925年以第一名成绩进入唐山大学，明年，又考入清华政治学系。先生立志高远，尝集爨宝子碑帖文字为联语“官山府海称贤相，醇德清操享大名”以励志。而又博涉文史，旁听清华研究院及中文系诸近代名学者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朱洪诸先生的文史专题课。课余撰《桐城文派评述》，是为研究桐城文派较早的专著，193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交付出版时，先生年仅十九岁。进清华不满一年，撰《古者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考辨》，获“清华丙寅论文奖”第一名，发表于《清华周刊》并印出单行本。继此而后，先生又在鲁迅主编的《语丝》上发表了《美国黑人诗歌选译》；以“长天纾翮”为笔名在《清华周刊》上发表了《雪莱小诗选译》。在专业课程上，先生于第三学年就完成了一部有关国际公法和外交史的专著——《世界治外法权史》。此书二十余万字，深受校长罗家伦、教务长兼政治系主任吴之椿的赞赏，曾为热情推荐出版，但以“内容太专”被搁置。1932—1935年，此书曾以论文形式在《东北月刊》和《行健月刊》上发表过六章，余稿散失于“七七”事变。姜先生晚年回顾在清华读书时说：“我在二十岁左右精力最为旺盛的时期，确实不曾浪费一点时间，四年中如饥似渴地研读了中外古今文、史、哲、政、法、经、社……各领域的诸多重要著作，也听了不少专家学者的讲演与专课。”姜先生天资聪颖，积学深厚，加上师从者皆当时国士名流，故大学四年已博通古今，学贯中西，为迥出时辈的佼佼者。

清华毕业后，先生曾在哈尔滨教育厅任秘书兼哈尔滨法政大学教授，后又至察哈尔教育厅任职，至北平社会局任督学。在此期间，著有《中国近代教育制度》一书，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东北三省，先生除在《东北月刊》（刊址北平）上发表抨击时政、宣传抗日的文章外，还在北平主编《黑白半月刊》（“黑白”即“白山黑水”，指黑龙江和长白山），宣传抗日救国。1936年任《北平晨报》主笔，前后写社论近百篇，内中颇多关心国是、斥责日军侵华及纵容浪人沿海走私等文章。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占领北平后，先生挈家南下，至国共合作的抗日委员会经济部工作。1940年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编审，同年调至财政部任秘书，后历任税务署副署长、署长而至财政部政务次长。在财政部任职时，先生忘我工作，不以身家为念，每于政务之暇，通览二十四史，察古今政治兴衰，稽其原由，力图有补于时。曾参与创办“中国政治建设学会”，主编《政治建设月刊》；在《现代读物》上发表《中国行政新论》之一、之二、之三、之四；在《财政学报》上发表数万字长文《战后整理财政刍议》等。其时先生不满四十岁，在国民政府中传有极好的口碑。解放前夕，时以揭露抨击权贵腐败闻名的上海《铁报》，曾在头版中心位置刊登《廉吏外传》，以钦敬的笔调描述姜先生两袖清风、坦正磊落的廉吏风范。此事在当时财政界，引起过强烈反响。

姜先生为国民政府服务近二十年，想的是国计民生而非个人得失，故新中国成立前夕，坚不肯随国民党政府要员赴台，而由广州飞回重庆，迎来解放。中共西南军政领导刘伯承将军等颇知先生人品，对其历史以“清正廉直，洁身自好”八字做出结论，遂聘为中共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参事，使主持创办中央税务学校西南分校，任副校长。任职期间，先生讲授过《租税概论》《新民主主义财政》等课程，并著有《新民主主义财经政策》一书。

新中国成立后，先生在实践中接受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积极支持共产党的各项治国方针。1958年，先生已年过半百，欣然接受四川省统战部的推荐和青海省政府的招聘，携妻带女，投身到支援大西北的建设中。先生自愿去青海师院教授古典文学，在西宁简陋的居室中潜心治学，教书育人，一干就是二十一年。《中国文学史纲要》就是在饥肠辘辘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按照教育部《中国文学史编写大纲》的要求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独自编写出来的。以个人之力，在无所依傍的条件下完成从远古至近代跨越数千年的文学发展历史的撰写，展现各时代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概貌，详细叙述各种文体的产生、发展、兴盛以至演变或衰落的过程，分主次轻重介绍不同时期众多作家的生平、思想及文学创作成果，选择有代表性的作品为案例，以点睛之笔作出精要评述，使读者能迅速领悟作品的价值，认清作家的地位及对后世的影响，此非博通古今政治、经济、历史、文学等多种门类的知识，又兼有一以贯之的进步理论为导向不能胜任，而先生正是这样的人才。但即便如此，先生下笔仍十分谨慎，无论写到哪个时代，不尽可能读完那个时代的相关典献不下笔；无论写到哪位作家，不最大限度地历览他的传世作品及相关资料并做一番爬罗剔抉、辨伪存真的整理工作不下笔。当然，为此先生储积有年，成竹在胸，故整部作品若一气呵成，有统一的观点和纵横贯通的脉络，有严密的逻辑和深切明著的说服力。通览全书，给人以突出的印象是：一、眼界高远，立论明确坚实。全书以人民性为衡量作家作品价值的首要标准，而人民性首先表现在对民生的关怀和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度上；其次关注的即是作品的艺术性。两者综合运用而又主次分明，这正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基本准则。坚持人民性为评价标准这一点极为重要，“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文学产生于民众，也应服务于民众，文学史理所当然地应以反映社会民生的内容为主体，但这一点却常常会被某些研究者所忽略。二、介绍文体的产生、发展、衰落、演变或消亡，既找出社会原因，又详论其自身特点及在形成发展过程中与社会政治、经济及相关制度的联系。先生文史兼长，故探源溯流，委曲周至，阐幽显微，每能发前人所未发。三、选例精当，评点切中窾要。先生深于史学，熟悉作家的生平、思想及全部作品，故不仅选文极具代表性，而且每能发掘作品产生的特殊背景，以简净的文笔，点破作者真实活动着的思想、艺术表现上的承传关系及个性化风格形成后所展现的突出特点。四、重视民间文学的研究、总结与评价。民间文学直接源于人民生活，不仅直接反映社会现实，反映民众的思想、要求及对时政得失的评价，而且是众多文学体裁产生的丰厚土壤。先生不仅极为重视民间文学资料的收集和整理，而且对民歌、曲艺和地方戏曲做过专门研究，故其论述，深入而详切。五、注重古为今用。古为今用是研究历史文学的根本目的，故本书无论从思想上、艺术上，肯定的都是健康的、积极向上的，能催人奋进、有利于读者成长、能为新文学的发展提供借鉴和滋养的。反之，则必做出相应的批判，指出其毒害作用，令读者知所防范。古人尝言“先觉觉后觉”，在先生看来，以健康的知识育人，是文学史家和从教者对社会的责任，也是对未来的责任。

以上数款，不过其荦荦大者。总的来看，先生学识渊博，文、史、政、经、哲、教、法、外兼长，故能高瞻远瞩，提纲挈领，论述文学现象，均能洞见根本，为后学者做出向导。韩愈有言：“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中国文学史纲要》根植于先生深厚的学养中，可谓光晔实遂的学术成果，其价值无须赘言，但惜当时纸张缺少，仅铅印三百部作青海师院教材，故除受业学子外，鲜有知者。

继《中国文学史纲要》之后，先生又相继完成了出版后令词学界瞩目的《陈亮龙川词笺注》和校绎精湛、文采斐然的《文心雕龙绎旨》。但这两部书稿受不良气候的影响，均是压在箱底近二十年才得以面世的。粉碎“四人帮”后，天回地转，日月重光，先生应聘到湘潭大学任教。其时先生虽已年逾古稀，但学术上却焕发了青春。“蚕老怀丝终须吐，茧衣留与后来身”，先生董理旧稿，再著新篇，几至废寝忘食，授课而外，日伏案十数小时，《诗学广论》、《中国文学史四十讲》、《先秦辞赋原论》、《说曲》、《汉赋通义》、《骈文史论》等，如箭之连发，相继而出。1984年，应青海人民出版社盛情相约，其《中国文学史纲要》交由该社出版。八十岁之后，先生目力就衰，但在目力急遽下降时，仍不顾休息治疗；在相倚相扶共度艰难岁月的夫人长逝，生活上、精神上又受重挫的艰难日子里，仍奋力完成了六七十万字的《文史说林百一集》和《文史说林百一续集》的撰写与校订工作。其时先生的视力已降至0.02以下。

先生的一生是勤奋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他的勤奋和业绩不仅赢得了学界同仁的仰慕，也受到了国家和省政府的嘉赏。1980年，湖南省古典文学研究会成立，先生被推举为学会理事长，后又相继荣任全国屈原学会副会长、全国骈文学会及税务学会顾问等名誉职务。1991年，姜先生被荣定为国务院第一批享受国家政府津贴有特殊贡献的专家。1995、1998两年，湖南省又先后授予姜先生“先进工作者”和“荣誉社会科学家”的光荣称号。先生的“中国文学史系列研究”，曾于1987年荣获“六五”期间湖南省高校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其《骈文史论》也曾于1992和1995年先后荣获省和国家优秀社科成果一等奖、二等奖。

先生已辞世数载，青海版《中国文学史纲要》也久已脱销。为光大先生学术，使有价值的学术成果能为今之学子所用，使成为促进新时代人类文化进步的有效资源，浙江大学出版社决定出版《中国文学史纲要》修订版。修订重在核正资料及改正原版因检校不精而产生的文字及标点疏误。此项工作由先生的哲嗣——多位长期从事古典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子女承担，先生的门生也协助做了些复核查证工作。浙江大学出版社　张道勤2006年8月〔附注〕　本文资料来源：

1.张贵生：《姜书阁先生小传》，见《松涛馆诗集》附录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1.1

2.金绍任：《茧衣留与后来身》——记湘潭大学中文系姜书阁教授　《人民日报》（海外版）　1991.2.8

3.金绍任：《20世纪的学术大师》——庆祝姜书阁先生九十华诞暨从事学术活动七十周年研讨会论文　1996.11

4.姜书阁先生的书序及谈话回忆录等。

自序

这部《中国文学史纲要》的初稿七十八万字，是1961年7月至1962年3月间，共八个半月的艰苦岁月中（“三年困难时期”），在荒寒边僻的西北古城——西宁古城台一间湫隘的陋室里，靡朝靡夕地拼着老命编写出来的。三月中旬交印刷厂，四、五两月就分上、下两卷印出来了。可以说，它是我个人的“大跃进”的产物。

不过，从本书的编写时间和过程来看，确乎是“大跃进”；而就我个人对于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和长时期的准备工作来说，却也不是突击而成的急就章。为什么呢？

从少年时代直到五十岁左右，我不断进行过有关祖国文学发展历史的许多问题的研究，这且不去详说。从1958年起，我在那个时代的思想潮流的激荡下，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狂妄的宏伟计划，要以三至五年的时间，独自撰著一部七卷本二百五十万字至三百万字之间的中国大文学史，并即开始工作。初期还比较顺利。先秦故籍易备，虽爬梳颇难，而少壮所读，老犹不忘，自抒己见，亦不受任何限制。至两汉则稍难，至魏、晋、南北朝则大难，而幸有严可均、丁福保所辑之全文与全诗，尚可资以检核。写至唐及五代，虽有清人《全唐诗》、《全唐文》，但以卷帙浩繁，以前未曾尽读，非逐家通阅详究，不敢下笔，因此便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总算写完了这一阶段的文学史长编。到宋代就更麻烦了。诗、文且不说，只宋代最突出的词，当时唐圭璋的《全宋词》尚未出版，即已非常棘手，况有话本小说和已佚的戏曲，就更难处理了。不过，基本轮廓还可以摸得到，所以虽明知力不能胜，也勉强写了很不满意的初稿。元人冠绝前古的戏曲和散曲倒是可以恃隋树森给我们提供的资料进行研究。到1961年6月，约二年又半的时间，从先秦写到元代，已超过一百二十万字。以历史时代论，固已过半；而以撰著历史必须厚今薄古、详近略远的原则言之，则明、清、近代至少应相当或略多于金、元以前。但是明人小说、戏曲、说唱等作品，既难获得，自己又很不熟悉，根本无从着手；就连明人诗文集当时我能找到的也不及三十家，更谈不到清及近代了。因此，只得暂停，以待来日。

恰在此时，教学工作要求我编著大学本科所需要的《中国文学史》教材，任务很急，因为上边的要求是要“课前到手，人手一编”。我对于这一号召是认真奉行的，便立即根据高等教育部1956年所颁发的《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的要求，动手撰写这部书。自先秦至元代，完全以我刚刚写过的长编为基础，加以精简与删削，以适应教学的需要。明、清、近代部分则因教学要求与我前书计划比起来少得太多，主要资料尚不难搜集，而且绝大部分是早已读过了的，今人亦多有研究论文发表，可供参考，因而写得较快。

这部书在当时纸张困难的条件下，只印了三百部，分发给“文化大革命”以前我所任教的青海师范学院中文系历届学生，并未公开发行，所以不但国内学术界罕有知者，连西北各高等学校也没有见到。在我的书印成以后的两年之内，才陆续出版了至今尚重印多次被指定为高校教材的两种中国文学史（一种是三册的，出版于1962年下半年；另一种是四册的，出版于1963年下半年）。我原想，后来居上，我的书可以弃置，改用通行教材就可以了。但是，在自己继续使用自己的旧著并参考这两种通行教材进行教学的过程中，发现它们似都有一些不足和未敢苟同之处，甚至还有明显的错误。因此，我仍继续使用自己这部书，反复讲授了数年。

1965年秋，为适应那时所提的高等学校“教材要砍掉一半”的规定，我便另创体例，重新编写了一部三十五万字的《中国文学史四十讲》，油印了半本（二十讲）发给学生作为正式教材，而把前著充为指定参考书。这《四十讲》近年已重加修订，交由湖南人民出版社于去年正式出版，公开发行。

自《纲要》初稿印成至今二十年中，我因致力于某些专题的研究，故从未考虑过再对它进行修订，公开出版。但最近有几家出版社向我提出了这一要求，又经友生的劝促，我才略有动意。适青海人民出版社亦以此热情约稿。自思居青二十年，虽人事错牾，而山川有情，别来四载，魂梦犹萦。况青海人民无负于我，而我食息于斯、教授于斯者二十年，岂可一旦舍去而不为斯土青年留数卷书以为纪念耶？此书既在青海为青海学子而著，断宜重加修订，付青海出版，审矣。计之二十日，遂决。

垂暮之年，积稿盈箧，诸待理董，而精力就衰，程功难期，每一顾视，心急如焚。今又不得不转而为此不急之务，复不可不以精审严密之思为之，则吾此时心情之矛盾与用力之艰苦，真有不能以言语形容者矣。

此书曾于“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一些不值一顾的所谓“大批判”，甚至于被“造反派”冠以“大毒草”的恶名，但不仅今天我不承认，就在当时我也从未心服，只是不允许“妄图翻案”罢了。现在要修订的观点和章节，完全不是那时被责骂的；相反的，倒是他们认为正确的而我则认为受有五十年代后期左倾思想影响的那些论述。不过，这次既是修订，就不同于新著，不能完全毁弃原稿，另起炉灶。所以，除掉根本错误的东西必须删除以外，总还得保持原有规模，使读者仍能得到具有完整体系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知识。也由于同一原因，我必须增加一些当时认为不值得论述的某些文学现象，如向为文学史家所摈斥的两汉辞赋、魏晋南北朝骈赋和骈体文，等等。而对于初稿中某些肯定过当和否定过多的，则也不能不适当地加以修改。

这是文学史，不是专题论著，不能不采用前人和今人的研究成果，但写史不同于写论文，也不便于一一注明出处。何况书中所用往往只取某家的某一点而非其全，且为行文之便，又或仅用其意而不能尽袭其语。这是自司马迁之撰《史记》，班固之著《汉书》，便已如此的，我也踵而效之，初无剽窃掠美之意。

然而更多的是移用我自己的他书他文中的论点和文字，但一般也不是不加修改而照样移录，故亦不同于一稿两用。

本书原为教学而著，且章节安排基本上以《教学大纲》为据，间有以己意改变者，但并不太多。在长期教学中使用，也证明了它还比较适合高校教材之需。为此之故，此次修订即仅增改原稿不足和不适的部分，而不做过大的变动，以期于公开出版后仍可供高校文科采用。也是出于这一设想，对近二十年来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新成果，我虽在原则上主张应尽量吸收，但仍以较为多数学者普遍承认的为限，其在今日还未得到广泛认可的则姑存旧说，免滋读者之疑。即使是我自己的研究成果或是我已经多方面证明无误而深信不疑的，但因在教科书中不宜写入论辩性的大段文章，亦只得暂不提及。这样做丝毫无损于全书的完整性，因为大学本科生所需要的中国文学史基础知识，有这些便已足够，不宜多生枝节；读者如欲就某方面或某问题再作进一步的探索，自当别求，而非本书所能提供。

本书由一人执笔，文字力求简明，笔调前后一致，固不仅观点统一、用语涵义统一而已。这是现在通行各书之概由多人执笔者很难做到的。事实不是很明显吗？有的合作者已经公开论争过，互不同意对方的观点；有些问题虽未公开论争，但前后歧异的情况也还是存在着的。至于文笔之不同，繁简之殊异，本决定于每一执笔者的个性、专长与偏爱，也不是主编人所能逐章逐节为之修改划一的。

虽然如此，我也承认个人执笔独立撰著一整部中国文学史确有困难，尤其根柢不深、读书不多、见闻不广、学养不足如我者，就更有不可克服的困难。明知力有不逮而强为之，则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比较完整的现成教材可用，为了应教学之需，不得不自编自讲。而今天又居然要重加增订，公之于世，亦非妄谓二十年后自己的学养真已充实到可以胜任此事，只是觉得多年前既已写成，并通过教学而知其不足之处，则尽力修订，然后公开发表，向专家学者和青年读者虚心请教。假如能再活几年，或尚可于八十岁以后再加修订，庶几稍有可观，不负此生。

本书仍用原名，以示并非新著。但是这个修订本现已超过了八十万字，与目前通行的同类书分量相近，而为了翻检方便，仍决定分装两册，称之曰上卷、下卷，以存其旧。姜书阁自序于湘潭大学松涛馆一九八三年二月

又： 此书修订稿寄发后数日，湘潭大学决定今后即以此书为本校中文系正式教材，长期使用。著者表示同意，特补志于此。著者附识一九八三年三月

导言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文明古国之一。仅就母系氏族公社已达到繁荣阶段的新石器时代来说，距今六七千年以前，代表仰韶文化的氏族部落便已出现在黄河流域，西安半坡村氏族公社遗址就是这一文化系统的典型代表。根据在那里发掘出来的极为丰富的物质文化遗存来看，半坡人已是创造我国农业文化的先驱者之一。假定仅仅从那时算起，中国的文化史迄今至少已有六七千年之久了。

但是，商朝中叶以前的历史，我们只能依靠从地下发掘出来的文物资料来进行考察和研究，还没有文字记载可供阅读或参证，因为在遥远的氏族公社时期，我们的祖先还没有创造和使用文字。尽管有的文字学家曾“假定中国的象形文字至少已有一万年以上的历史，象形象意文字的完备，至迟也在五～六千年以前”；又“假定形声文字的产生在三千五百年至四千年以前，那么，中国文字的起源总在六～七千年前吧”；但事实是，我们在仰韶文化遗存中所能见到的刻画在陶器上的各种符号大约有五六十种不同的样子，一般称为陶文，实际只是仰韶人用为表现其朴素的思想意识和交流其在日常生活范围内的简单事务的一些通用符号，仅能算作我国文字的原始阶段。由历史的考察和从文字的发展推测，都可判断中国形声文字的产生约在四千年前的夏代，而完备于殷商之世，今天所见到的殷墟甲骨文字便是实证。甲骨文字已是有严密规律的文字系统，不经过千百年的发展是不可能达到那样水平的。

自公元前1394年商王盘庚迁殷（今河南安阳）以后，大量的甲骨卜辞被保存下来，近代才陆续出世。我们所能见到有文字记载的信史大约便起于三千四百年前了。作为文化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的书面文学和被记录下来的人民群众所创造的口头文学，也只有到文字比较完备并且为较多的人所使用和认识时才能出现。因此，有人说“我们的上古史，目前虽尚模糊不明，但有许多理由，可以说从孔诞前一千五百年左右——即夏初起已有了历史的记载”，因为“这种记载，当然是文字十分完备后才产生的”。一般的历史是如此，文学史也应该如此。粗略地说，我们中国迄今已有四千年的文学史，大约不能算是夸张。

中国文学不仅有悠久的历史，而且有为数众多的杰出作家和极其丰富的光辉灿烂的文学作品，更重要的是还有大量的劳动人民所创造的口头的和书面的诗歌、谣谚与神话传说及寓言故事，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丰富宝藏。早在三千多年以前，中国文学便开始创立了初步规模，有了自己的独特体制和独特风格与气派，并且逐渐积累形成为中华民族文学的优秀传统。这正是中国文学史应该加以探讨的主要内容，也是我们今天和明天的文学家所应该继承和发扬的宝贵遗产。

中国文学的优秀传统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呢？研究者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主要表现在：

一、现实主义精神　这当然主要指劳动人民所创作的文学作品而言。劳动是文学创作的源泉，劳动人民才是第一流的哲学家和诗人；劳动人民的文学必然反映他们对自然所进行的现实生产斗争；而在阶级产生以后，就其主流来说，必然用它作为阶级斗争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我国古代劳动人民要求文学能真实地深刻地再现现实，为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斗争服务，这样就产生了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文学作品。这种精神一直为三千多年来的无数作家所继承与发扬，成为我国文学的优秀传统。

二、积极浪漫主义精神　文学上的浪漫主义有时是很难与现实主义分开的，实质上二者是相通的。这种精神加强人们的生活意志，唤起人们对于现实的一切压迫的反抗心。在我国古典文学上，它表现了人们克服困难、战胜黑暗现实、追求理想和幸福生活的斗争精神。所有伟大的作家、优秀的作品，没有不具备这种精神的。

三、人民性、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　这些也是和现实主义的传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许多伟大的现实主义文人作家因为跟劳动人民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所以才能写出具有深刻的人民性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的不朽作品，它们也是符合人道主义的；至于劳动人民自己的创作就更不消说了。当然，这都是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来讲的，脱离正确的阶级观点就谈不到什么人民性和人道主义，也谈不到真正的爱国主义。

文学永远是时代的镜子，数千年的文学史正说明了这个问题。每一个时代的文学都真实而具体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精神面貌。而民间文学则更具有巨大的解放力量，文人作家只有从这里吸取营养，才能增添新的血液使文坛不断革新、进步，发出光彩。

最早的文学是人民的口头创作——歌谣与神话传说，在任何民族都是如此，中国当然也不例外。神话是我国积极浪漫主义文学的萌芽，保存到现在的虽然只是原有的极小一部分，而且比较零碎散漫，但已是非常丰富非常光辉的，应该很好地研究继承。《诗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主要是民歌）总集，其中的民歌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光辉起点。

历代民歌赋予各个时期诗歌以新的生命，哺育了历代诗人。屈原是我国第一个伟大的诗人。曹植、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辛弃疾、元好问、顾炎武、龚自珍、黄遵宪等都以他们的创作丰富了诗歌宝库。

战国时期，社会发生急剧变化，学术思想空前活跃，促进了散文的发展，诸子哲理散文与当时的史传散文都非常兴盛，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景象。后世贾谊、司马迁、班固、扬雄、郦道元、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王安石、归有光、姚鼐等优秀散文家，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充实并繁荣了散文园地。

小说的起源很早，古代的神话传说经过六朝志怪、轶闻逸事的阶段，至唐而有传奇，到宋则产生话本，于是中国的古典小说便逐渐形成。明清两代，小说已成为文学中最繁荣的一种体裁，并出现了《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长篇和短篇小说名著。

戏剧产生于民间的歌舞、百戏，经过长期演进，到宋代渐趋成熟，至元而大盛，明清又不断发展，更产生了许多地方剧种，开出了灿烂之花。关汉卿、王实甫、白朴、马致远、纪君祥、汤显祖、李玉、洪昇、孔尚任等大作家，对戏剧的发展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文艺理论与文学批评早在汉代就已产生了像王充那样的批评家，以后则有曹丕、陆机、刘勰、钟嵘、白居易、严羽、王若虚、李卓吾、冯梦龙、李渔等，都各有其独创的见解。

我国文学的光辉成就，还在于它的内容能形象地体现我国民族的精神面貌和优良传统，反映各个时期人民的阶级斗争和劳动生活。它的艺术风格则具有鲜明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同时也从不拒绝吸收对我们有益的外来的优秀文化，以丰富和壮大自己。第二节　研究中国文学史的目的和任务

文学是意识形态之一，是以艺术形象的形式，用语言艺术表达思想感情，来反映客观现实的。

文学史是研究过去时代各个阶段各种文学现象的科学。我们研究中国文学史的目的，就在于了解中国文学在各个历史阶段中的主要内容、特点和发展情况，从中找出其发展规律，寻求文学和社会发展、人民生活与阶级斗争相联系的规律；认识中国文学中现实主义精神和人民性等优秀传统，批判地接受古代文学遗产，吸取精华，剔除糟粕，古为今用，以创造并发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新文学。现时是由古代发展而来的，研究过去的历史，不能不联系今天。而离开为今天服务，单纯地为研究过去而研究古代历史现象，那是没有现实意义的。所以研究中国文学史的目的和任务主要是寻求其发展方向与轨迹，并在接受与充分发扬过去的优秀传统的基础上，来创造和推进今后中国人民自己的文学，使它能为祖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其次，中国古代文学本身也充分地说明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祖先的巨大创造力。故此，研究中国文学史就必须阐明我国文学遗产的丰富伟大，从而提高民族自豪感，加强民族自信心，增强人们的爱国主义思想。

要达到这些目的，我们就必须把各个历史阶段中的民间创作和重要的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加以分析研究，说明作家的时代、生活、思想和创作成就，分析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给予主要作家和作品以正确的评价，这都要涉及他们的创作方法，估计到它们对于当时和以后的影响。第三节　研究中国文学史的态度和方法

在阶级社会中，文学艺术从来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而不可能是超阶级的。文学作品的基本方向只能是或者反映进步阶级的意识，推动社会进步，或者反映反动阶级的意识，阻碍社会进步。因此，研究文学史时就必须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以正确的观点、科学的方法，分清哪些是“封建性的糟粕”，哪些是“民主性的精华”，知所去取，才能正确地阐述文学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这样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其实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就是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理论，历史地、具体地研究作家和作品。如此研究文学史就不能不承认“艺术是属于人民的”，以人民性为研究文学史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则，因为人民性是和阶级性密切联系而不可分的。

既然文艺归根到底不能脱离政治，那么，在评价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时，就应当坚持政治标准第一的原则，把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如毛泽东所说，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的态度。其次，还要看它对今天会起到什么作用。我们的要求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毛泽东说：“我们不但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也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艺术标准。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所以，虽然“政治标准第一”，但也不能强调得过分，只要政治标准而不要艺术标准。艺术性不强而只有较高的政治思想性的作品，只可作为政治教科书，而不能当作文艺，不能算作文学作品。

只有用这样的研究方法，我们对于古典文学才算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也才能做到“厚今薄古”，使“古为今用”。

过去学者对中国四千年的文学发展史很少做系统的科学的研究。“五四”前后，才有人开始做这一工作，但因立场、观点、方法有问题，成就不大。过去的成绩主要在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上，真正像样的文学史是没有的。但对文学史的范围，已初步明确，并已尝试做系统的研究，为后来文学史家打下一定的基础。

但是，有的学者以其错误的观点给文学史工作留下了不良的影响，如有的人不同程度地否定祖国古典文学，抹杀前人所创造的伟大成就，使后人认为中国没有什么值得继承的文学遗产。有的人则走向另一极端，迷信古人，宣传其中的反动消极因素，这些守旧的复古主义者的思想是封建的甚至是反动的，他们把一切古代作者与作品都视为万世不变的文学楷模。以上这两种人的看法都是错误的。

另外，还有些对祖国文学遗产抱怀疑、否定态度的少数“研究者”，他们把在封建社会产生的一切文学作品不加分析地一概称之为“封建文学”，把中国古代民间文学说成是“落后的”、“反动的”，反对文学的民族形式。他们的这种观点同样也是错误的。“厚古薄今”，“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方法，过于烦琐的不必要考据，以完全抽象的人性论代替阶级观点，不作具体分析的所谓“人道主义”与“人情味”，以艺术标准为第一评价作家与作品，主观唯心主义的历史观点和美学观点，以及利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词句作为标签，以庸俗社会学来解释古典文学作品……诸如此类的错误倾向，也都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的。第四节　中国文学史的分期

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现在还没有一致的意见，但原则上是应该依文学发展情况来分，而这就自然与中国社会经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基本上相吻合，但也不能置政治变迁王朝递于不顾，因为政治的变化也往往在很多方面会影响文化、特别是文学艺术方面的发展。

本文学史纲要将分下列七篇论述：

第一篇——先秦文学

第二篇——两汉文学

第三篇——魏晋南北朝文学

第四篇——隋唐五代文学

第五篇——宋（辽金）元文学

第六篇——明清文学

第七篇——晚清民初文学第一篇先秦文学第一章　先秦文学概说第一节　社会概况

距今百万年以前，我国广大地区已有原始人类居住。他们还没有什么文化，只是刚刚开始知道使用天然石片作为武器或生产工具。经过漫长的进化过程，到了大约距今一万年时，我们的祖先已从旧石器时代进入了新石器时代，畜牧业及最原始的农业逐渐代替了狩猎经济；又由于后来农业的发展，游牧生活又逐渐转向安居生活，男子劳动与妇女劳动的比重起了变化，男子的经济地位逐步提高，以女子为中心的母系氏族社会便也逐渐转化为以男子为中心的父系氏族社会。大约七千年左右的半坡式仰韶文化期内正是这一转化的过渡时期。而到了公元前30世纪——即距今五千年的传说中的黄帝时代，我们的祖先已生活在父系氏族公社制的社会中了。

在整个原始公社制的社会，生产力都还比较低下，生产资料公有，无阶级，无剥削，公社成员不能不通力合作，以取得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以维持生存，所以那时只有共同劳动，共同享受。到了基本可靠的传说中的尧、舜、禹的时代，中国已进入新石器时代的后期，由于生产的发展，产品的增加，原始公社制开始解体。这时，一方面因生产部门的分工和交换关系的增加，出现了产品分配的不平等，初步产生了部落酋长的私有财产；另一方面又因部落战争的胜利，把俘虏来的劳动力作为奴隶，又迅速地增加了少数首领的私有财产，于是形成了他们的剥削地位。这样，财产公有制便逐渐向私有制转变，因而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阶级社会——奴隶制国家。大约自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便是这一转变的过渡时期。

殷商时代（约公元前16世纪到前11世纪），生产工具主要的已不是石器而是铜器，生产力有了较大的发展，农业、手工业、畜牧业和商业也随之而发达。私有制进一步完成，社会明显地分为奴隶和奴隶主两个阶级。国家机构已完全形成，阶级矛盾便也随之而益趋尖锐。到了殷商末期，奴隶的革命先在内部酝酿成熟，农业发展较高的周部族便利用奴隶兵的起义，很快灭了殷商，同时就开始以一些原始的封建制度代替逐渐趋于没落的奴隶制度，但是奴隶制还继续挣扎着，存在了很长的时期。

周朝灭殷以后，开始实行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后来随着铁器的出现，农业迅速发展，但这时区分公田、私田的井田制度仍说明领主与农民的关系实质上还是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

周自穆王以后，阶级斗争更形尖锐，周王朝逐渐衰落。到了厉王时，便爆发了第一次人民起义，厉王渡河逃走。幽王于公元前771年为犬戎族所杀，次年，其子平王被迫东迁，西周遂亡，中国进入了春秋时代，社会也向封建制度过渡了。

铁器普遍使用，农业发展更迅速，井田制渐趋崩溃，到公元前594年（鲁宣公十五年），鲁“初税亩”，便正式宣告井田制的破坏。铁器生产发展，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促进都市的形成，知识分子也开始流入城市，以私人讲学作为取得生活资料的手段，或游说诸侯猎取名位，或直接从事商业以致富。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动震荡了时代的意识形态，学术思想呈现着百家争鸣的局面，代表着不同阶级的利益与主张。这就是战国时代了。

战国时代，政治局面益形复杂，七国纷争，而西方新兴的秦与南方的楚最为强大，互争雄长。最后，秦卒以几代的变法图强，战胜了楚，灭了六国，建成统一的封建帝国。第二节　中国文学的起源

文学艺术起源于劳动，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及许多学者用人类发展史中大量具体资料所证明了的。中国文学的起源，也是如此。《吕氏春秋•审应览•淫辞》篇说：今举大木者，前呼舆，后亦应之，此其于举大木者善矣。《淮南子•道应训》也有同样的说法。这种“举重劝力”之歌，还说明了最早的诗歌是为了调节劳动的节奏，减轻疲劳，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创作的。鲁迅在《门外文谈》中也把这种“杭育杭育”的歌声称为创作，说如有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就是文学，创作者就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

原始的艺术从劳动产生，文学（首先是诗歌）、音乐、舞蹈自然都是如此，而这三者，又互有联系，密不可分。《吕氏春秋•古乐》说：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

从“操牛尾”，“投足”以“歌”来看，诗、歌、舞三者是合一的，而歌的主题都是与生产有关的，足证是从劳动生产来的了。

古代神话也是原始时代劳动人民在生产斗争中创造的。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人民的知识水平也差，在复杂的自然界面前，觉得无能为力，就通过幻想把人间的力量采取了非人间力量的形式，反映出来，便成为神话。这正反映了原始人民在生产斗争中征服自然的决心和信心。因此，神话的创造基础是现实主义的，而创作方法则是积极浪漫主义的。这是马克思解释古希腊神话的产生的基本理论，对于探讨中国古代神话也完全是正确的。第三节　先秦文学发展概况

中国原始社会的口头创作，如歌谣、神话之类应该是极其丰富的，但既然当时还是没有文字的时代，所以很难保存下来，现在只能从有文字以后的史家、诗人或哲学家的著作里零星地看到一些，却已是很可宝贵的了。

就现有的文献来看，中国的书面文学开始于殷商时代，甲骨文中便储藏有一些关于殷人生活和神话的素材。甲骨卜辞中已有韵脚和节奏的，可以说是歌谣的形式，如：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

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殷人已能比较灵活地运用语言文字，在文学发展的过程中，这是有一定历史意义的。

其次是《易经》的卦、爻辞，虽不能确定其写作时代，但多数研究者认为当是殷末周初的著作，总之，必在甲骨卜辞以后。它反映了父系为中心的家族制度的完成，国家统治机构的完备，畜牧生活、农业生产以及手工业和商业方面的情况，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奴隶主与奴隶两种不同阶级的对立。从文学的观点上看，它已有非常简短质直的句子，有色彩鲜明的描写，出现了整齐的音节与带韵脚的小诗，比甲骨卜辞进步得多了。

由《易经》再过渡到《诗经》，就已到了西周和春秋时代。《诗》三百篇大约有一半以上是从各地采集来的民间歌谣，成为我国自公元前12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的五百多年间的诗歌精华的总汇。它们一般都具有深刻的现实性和强烈的人民性，真实地并形象地反映了当时整个社会的面貌与本质，在创作方法上是现实主义的。《尚书》是我国现存的最古史书，列入经部，则是中国最古的散文。这是“记言体”的史书，有些周代以前的文告，语言艰涩，可能接近当时的口语，因时代变迁，有些语句已难完全读懂。作为反映当时政治社会情况的史料，是很值得重视的。其中有些文字，也还简洁可法。《春秋》则是孔子编写的春秋二百四十多年的纪事纲要，文字比《尚书》简明条理得多了。

继此产生的史传文有《左传》、《国语》和《战国策》，真正不只是记叙历史事实，而且具有很大的文学价值。对后世散文发生重大影响，主要在于散文与韵文分了工，历史学家能以形象的语言描述历史人物活动，以简炼而生动的笔调记叙政治事件的发展。它们不只是艺术技巧很高，各有特色，而且都反映了社会矛盾斗争，有了丰富的现实的内容。

与此同时，诸子百家学术思想空前活跃，产生了成熟而广博的诸子哲理散文，各家又各有其写作特点与作品风格。从内容上看，它们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实况的各个方面；在写作方法上，它们都善于运用比喻和寓言，通过具体形象来说明抽象的概念与道理，发挥论辩和讽喻的作用。这些作品为后代艺术散文留下了一份重要遗产，给散文增加了不少绚烂的色彩。

战国后期，七国争雄，而当中斗争的最主要角色则是秦、楚两国。秦自商鞅变法以后，越来越巩固强大，楚国却在腐朽的贵族官僚集团把持下逐渐衰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便于此时出现在楚国。他给我们留下了二十多篇被后人称为“楚辞”的不朽诗篇，代表了南方文学，与前一时代代表中原或北方文学的《诗经》，成为并列中国诗歌史上的杰作。屈原既继承了中国早期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又加以发展，用积极火热的感情和大胆驰骋的幻想，表达了他痛恨黑暗势力、热爱祖国的伟大理想和愿望。他的作品是中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与积极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最早又最光辉的典范。与他同时和较后受他影响的有宋玉、景差等楚辞作家，也对后代文学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第二章　古代诗歌和神话传说第一节　古代诗歌

任何民族最古的文学总是劳动人民在生产劳动中，为了调节劳动而创作的口头诗歌。它们开始是随口冲出的只有节奏没有意义的唱辞，如前已说过的“举重劝力之歌”，即鲁迅所说的“杭育杭育派”，后来才演进成为既有节奏也有意义的简单唱辞，伴随着生产劳动或模仿生产劳动的舞的动作。单纯唱辞不必伴随着动作的诗歌更是以后的事。只有创造了文字以后，才能产生《诗经》，成为书面文学。正因为是口头创作，辗转流传，久而亡失，书面记录下来的很少，所以要研究上古诗歌，就只能从一些古籍中找到极少的篇章，从中略窥其风貌。

比较古而有征的，大约是《吴越春秋》所载的《弹歌》，据说是黄帝时的作品，这当然不可靠，但从歌辞的内容和形式看来，确是比较原始的：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宍”古“肉”字）

这是一首原始的猎歌。砍断竹子，连结成弓，装上泥弹，猎取禽兽。描写制造工具去打猎，反映了原始人类的劳动生活，表现了乐观主义精神，可以说是一首现实主义的口头诗歌。《礼记•郊特牲》载的《蜡辞》也是较古的：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

说明劳动人民在蜡祭的祝辞中提出了一些愿望与幻想，这具有一定浪漫主义色彩，艺术技巧也比前首有了进步，并且逐句押韵。《尚书•汤誓》为伊尹相汤伐桀的誓词，其中历数夏王桀的罪状，说“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因而“有众率怠弗协”，接着，述及夏的“有众”对桀诅咒的歌谣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

这也见于《孟子•梁惠王上》：“《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女皆亡’。民欲与之偕亡……”可证这首歌确实是流传已久的夏末民间创作的，其中充满了“有众”（孟子解释为“民”，恐未必确，应当也包括了奴隶）对当时最高统治者大奴隶主夏王桀的仇恨情绪。这首歌谣仅两句，共九言，而用了比喻，句尾押韵，简劲有力，愤怒之情，溢于言表，确是三千五百年前民间歌谣的典型的现实主义优秀作品。

到了殷商时期，前引（见页11倒7行）甲骨卜辞那一条，可以作为那时诗歌形式的例证。《周易》卦爻辞中有很多是以小诗的形式写的，可以视为由甲骨卜辞过渡到《诗》三百篇的中间桥梁，例如：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中孚•六三》）

描写战场上士兵的思想感情的变化，风格单纯质朴，用两字节奏。至若《中孚•九二》云：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

无论音节、韵脚、句法，以及文字技巧都与《国风》里的一些诗篇没有什么大区别了。

在殷末周初之际，箕子（或曰微子）过殷故墟，“见麦秀之，禾黍之蝇蝇也”，伤感宫室毁坏生禾黍，“乃作麦秀之诗以歌咏之”：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史记•宋微子世家》载此（《尚书大传》所载与此略同）歌诗，曰：“所谓狡童者，纣也。殷民闻之，皆为流涕。”这虽不是民间歌谣，而为殷王遗臣的诗咏，但其感情则与“殷民”相通。诗中已用比兴，并有泛声“兮”字，更与《诗》三百篇的“风”、“雅”相近。

作为屈原诗歌（辞赋）的先驱的，则是被称为“南音”的一些楚歌，如《越人歌》：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

这是公元前5世纪中叶越人以越语唱的歌词，原只三十三个字音，经当时人译为楚语的，虽是我国最早的译诗，但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楚歌的形式。其后的《徐人歌》和《孺子歌》都是很可靠的早期楚歌，已开屈原作品先河，如《孺子歌》亦称为《沧浪歌》云：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见《孟子•离娄上》和《楚辞•渔父》）

这些南音的楚歌，都不似《诗》三百篇以四言句为主的四言诗，而是由四言句逐渐演化成为五、六、七、八、九、十乃至更多言的长句，并且是不拘言数可以长短错落，在句中或句尾加泛声字如“兮”、“些”、“而”、“也”……之类的另一种新的形式。它们是南方楚地民间创造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歌曲，长期在楚地形成，为楚人所习闻乐见，故用的是楚语、楚声。楚歌富于幻想，多用譬喻，辞采婉丽，变化曲折自然，悦耳动听，与基本属于北方黄河流域中下游的“风”“雅”诗的典重质朴者又自不同。第二节　古代神话和传说

什么叫做神话？马克思说：“神话是在人民幻想中经过不自觉的艺术方式所加工过的自然界和社会形态。”又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此，神话虽然是通过人民的幻想产生的，但不是毫无根据的，而是有它的自然和社会的物质生活基础的，所以还离不开人的生活现实。

神话产生的原因是：在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初期，生产力低下，人们对变化莫测和纷纭复杂的自然现象无法解释，在生产斗争中产生了征服自然的愿望和幻想，把自然和英雄人物加以形象化和神化，进行赞扬，因此产生了神话。

神话并非迷信，虽然两者都反映了古代人们对于超自然力量的信仰，但意义却有不同，必须严格区分。神话往往对于世界采取积极的态度，富于人民性；迷信则总是消极的，往往反映统治阶级的利益。最突出的是表现在对待命运的态度：前者表现人们不肯屈服于命运，而后者则恰恰是宣传宿命论，宣传因果报应，让人们在命运面前低头，不像神话那样敢于反抗神的权威。因此，神话鼓励人摆脱奴隶的枷锁，追求真正的人的生活，迷信则使人甘心做奴隶，甚至将奴隶的锁链加以美化。

这样，神话的特点是：

一、神话的基础是现实生活，但表现了浓厚的积极浪漫主义色彩，神是人类智慧的化身。

二、神话是在社会生产力处于低级阶段中的产物，经过集体创作，口头流传阶段，故其创作活动是全民性的。后人记录时打上了阶级烙印，所以往往具有阶级色彩。

三、神话不同于迷信，前者是积极向上的幻想，富有反抗斗争的精神；而后者则是消极落后的邪说，是统治阶级的愚民工具。

神话往往可以演化为传说，但这二者之间并无严格的界限。大致上，传说故事比较晚些，而神话故事则较早。如要区分，可以说：（一）神话纯粹是人们以幻想的形式反映现实，传说则是以历史事实为根据，加以生发渲染而成；（二）神话的主角是人们幻想出来的神，传说的主角却是历史上的人。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神话和传说，中国古代神话故事本来是很丰富的，因当时无文字记载，加上后来统治阶级的摧残，大都失传，留下来的零星片断则散见于《楚辞》、《山海经》、《吕氏春秋》、《淮南子》、《列子》等书。有些显然受到统治阶级文人学者的篡改和曲解。

这里举几个最优秀的神话，以见一斑。（一）女娲补天和造人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焱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淮南子•览冥训》）（二）后羿射日与嫦娥奔月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断修蛇于洞庭，擒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于是天下广狭、险易、远近始有道里。（《淮南子•本经训》）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怅然有丧，无以续之。（《淮南子•览冥训》）（三）鲧、禹治水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腹）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山海经•海内经》）昔者鲧违帝命，殛之于羽山，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国语•晋语》）禹治洪水，通辕山，化为熊。谓涂山氏曰：“欲饷，闻鼓声乃来。”禹跳石，误中鼓。涂山氏往，见禹方作熊，惭而去。至嵩高山下，化为石。方生启，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启生。（《汉书•武帝本纪》颜师古注引《淮南子》，今《淮南子》无此段）（四）黄帝蚩尤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命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蓄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山海经•大荒北经》）黄帝摄政前，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杖、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诛杀无道，不仁不慈。万民欲令黄帝行天子事。黄帝仁义，不能禁止蚩尤，遂不敌。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以制八方。（《太平御览》卷七十九引《龙鱼河图》）蚩尤出自羊水，八脚八趾、疏首，登九淖以伐空桑。黄帝作《鼓之曲》十章。（《初学记》引《归藏•启筮》）（五）长臂、奇肱等异民国长臂国在其东，捕鱼水中，两手各操一鱼。（《山海经•海外南经》）奇肱国，其民善为机巧，以杀百禽，能为飞车，从风远行。（《博物志》 又《山海经•海外西经》亦云：“奇肱之国……其人一臂三目。”）羽民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山海经•海外南经》）大荒之中，有人名曰头。……头人面，鸟喙，有翼，食海中鱼，杖翼而行。（《山海经•大荒南经》）

以上这些神话，充分地说明了人民征服自然的迫切愿望和理想，集中体现了人民征服自然的豪迈气魄和乐观精神，表现了人民在与自然作斗争中的决心和毅力，对生产工具和英雄人物的歌颂，对被压迫者摆脱其痛苦处境的同情，同时也热烈地希望能够获得更大的力量和方法来改变自己的生活。像上述这样富有文学意义和教育意义的神话，还可找到许多，如“夸父逐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等，都为人们传诵至今，成了口头上常用的典故和文学上常取的写作素材。

为了深入地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掌握悠久的现实主义的传统，为了更好地发挥现实主义与积极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使文学能够在“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原则下飞跃地发展与繁荣，我们都必须正确地认识并继承祖国先民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神话传说遗产。

在研究神话中，我们必须注意下列几点：

一、在记录中，为统治阶级所篡改的部分，或涂以统治阶级的色彩，渗透统治阶级的思想，都应予以洗刷剔除，恢复其本来面目。

二、统治阶级把神话中的英雄人物说成高居人民头上的圣人，要人们当成偶像来崇拜，这是应该反对的；同样，封建士大夫文人把神话说成为历史，以神话英雄为自己的祖宗，也是错误的。

三、过去有些文人根本不承认文学的社会性和阶级性，因而便否定了人民群众是神话的创造者。有的人则采取鄙视的态度，诬蔑古代劳动人民之创造神话是“懒洋洋睡在棕榈树下白日见鬼，白昼做梦”。依照这样的意见，则世界上任何民族任何古代神话都是消极落后的东西，没有一点价值，更不要说中国古代神话了。对于这样十分荒谬的论点，必须给予严正的批判，然后才能认真地发掘并很好地继承我国古代遗留下来的虽很丰富却已残缺的神话、传说这笔宝贵文学遗产。第三章　《诗经》——周代的史诗与民歌第一节　《诗经》产生的社会背景《诗经》是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即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以北方黄河流域为主的诗歌总集，是我国上古时期文学遗产中最丰富最伟大的一部现实主义诗歌作品。它产生的社会背景是怎样的呢？

这个时代正是奴隶制度已经盛极将衰，殷王朝亦已灭亡，而农业生产较发达的周部族挟其新兴的社会经济势力建立了远为强大的带有封建制度萌芽性质的周王朝的一个历史时代。这时候，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大批奴隶，并把奴隶解放与土地所有权下放结合起来，成为初期的农奴制度，改善了原来的生产关系，提高了农业的生产力；后来创立了公田、私田制度，农业生产就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在政治方面，周初建立了封建帝国以后，周公东征，基本上征服了殷商王朝的残余势力，巩固并扩大了帝国的基础，又把土地分封给诸侯，建立地方分权的封建制度。诸侯又把土地分给大夫，一层一层地成为大小领主。平王东迁以后，这个分权制度就造成了诸侯坐大，互相兼并，争霸称雄的混战与分裂局面。

社会文化方面，这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初期城市形成了，知识分子也多流入城市，讲学论道，人事日繁，思想交流机会日多，人民的生活情感也渐趋复杂。在此情况下，便形成文化上的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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