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立民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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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随想录》论稿试读：
引言
我一直想写一本解说《随想录》的书，类似《随想录》注疏、讲疏或疏解之类的。虽然自知不自量力，但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立足文本，疏解作者的写作意图和表达方式，以使更多人能够了解《随想录》，甚或在阅读该书时起到某种辅助作用。也就是根据我的阅读感受去梳理作者为什么要写《随想录》, 《随想录》中写了什么，以及《随想录》文字背后又有什么？——当然，这只是我所理解的巴金和《随想录》，它是否切近巴金的真实意图，唯求识者来论断了。
这样做是因为我发现：许多论者其实并没有好好读过《随想录》，甚至根本就没有读过，仅凭“讲真话”这三个字就对一部四十多万字的著作指手画脚、滔滔不绝。我羡慕他们这种本领，也知道今天人们提倡“创新”，如果拘守作者的本意那似乎是告诉人家自己的无能、不会创新。我也见识了不少的“创新”成果，如同过去用木尺子、现在改用塑料尺子量东西一样，丢掉彼理论换作此理论；这还不要紧，问题是凡是不合乎我的尺子的都得裁掉，凡是不合乎我理论的都把它拧过来。这种绑架作者的办法，虽然极大地凸显了学者的“主体性”和“创新性”，但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了作者与学者、作品与研究著作的隔绝和不对话，也势必将学术变成了自说自话的独角戏，表演者长枪短棍、好不威风，而观众们不知所云。当代文学批评尤其是所谓的学院批评屡为人诟病，不能说这不是一个重要原因。对此，当代作家们还有机会出来喊冤叫屈，而已成古人的作家们大概只有任人打扮的份儿了，对于这样高明的化妆师，我还是离他们远一点为好。尽管，在本书中，我丝毫不避讳谈论自己阅读《随想录》的一些心得，但我想强调它们都是基于《随想录》和它所处的那个时代本身做出的。
先看一看《随想录》中说了什么，再想一想巴金为什么这样说，或者对照一下当时别人是怎么说的，之后，还要留心一下写作的背景、相关的史料，接下来谈一点自己的阅读感受。这是我为本书设计的套路。它注定让我们首先要用心倾听作者的心音，就《随想录》而言，这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与庞大体制抗争、寻找自我的宣言，是他心灵煎熬、挣扎又寻求突围的记录，是一位孤独的老人寻求理解和自我救赎的心灵独白，它也是一部文学作品……它不宜于被概括、总结，而更需要被阅读，只有沉浸在具体的文字中，作者的情感、思绪，乃至灵魂的呼号才会被我们真切地感受。因此，不论是《巴金〈随想录〉论稿》还是其他研究著作，永远都不能替代对《随想录》的阅读。
目前看来，这部《巴金〈随想录〉论稿》更像是我设想中的《随想录》注疏本的一篇长长的导言，这意味着更为繁复和庞大的工作还在等着我，学海无涯，我只能驾一叶扁舟向着遥远的目标努力靠近！二〇一〇年一月十日午后于花城竹笑居二〇一一年六月二十六日下午改
独立思考的结果——《随想录》的写作缘起和背景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三十日，七十五岁的巴金在上海度过了他平静的一天：七点半起床，上午，《往事与随想》的责任编辑周朴之来谈了一会儿。下午，他的老友黄裳来访，并取走了前几天写好的《家》的法译本序言。三点半，与人坐车到上海大厦去看望老友曹禺，这不是他们劫后的第一次见面，但是仍然有说不完的话，吃过晚饭，曹禺随巴金一起回到家中又坐了半个小时。朋友们的欢声笑语渐渐散去，家中恢复了宁静，冬夜拉下了浓黑的帷幕，巴金回到了书桌前，摊开了稿纸，缓缓地写下：
我年过七十，工作的时间不会多了。在林彪和“四人帮”横行的时候，我被剥夺了整整十年的大好时光，说是要夺回来，但办得到办不到并没有把握。我不想多说空话，多说大话。我愿意一点一滴地做点实在事情，留点痕迹。我先从容易办到的做起。我准备写一本小书：《随想录》。
巴金珍惜这一天里难得的写作时刻，没有会议，没有采访，没有宴会，终于可以平静地坐在书桌前，与自己的读者用文字倾诉心曲。
此时，“文革”噩梦的结束不过两年多，中国大地上正酝酿着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思想巨变，国家正从以往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转轨，真理与实践标准的讨论搅动着僵化已久的思维，大量的冤假错案正在逐步纠正。半个月前，天安门事件刚获平反，话剧《于无声处》在热演；半个多月后，被历史学家认定的当代中国标志性转变的事件：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随想录》没有在巴金恢复人身自由的一九七六年和一九七七年春天出现，而是在一九七八年底，这不是偶然的，“我不想多说空话，多说大话”。其实翻开一九七八年的报刊，“实事求是”四个字不知用了多少遍；把被剥夺的时光夺回来也是当年经历过“文革”后重新焕发干劲的人的心声。今天，当这些历史背景退隐在时间的深处，我们面对的仅仅是《随想录》这个文本的时候，如果从文本解读文本，来探讨巴金的写作目的、表达方式等，那显然无法理解作者的初衷；作为新时期思想解放的具体产物，《随想录》无法从这个历史背景中剥离出来。对于这一点，巴金本人很清楚：
其实并非一切都出于偶然，这是独立思考的必然结果。五十年代我不会写《随想录》，六十年代我写不出它们。只有在经历了接连不断的大大小小政治运动之后，只有在被剥夺了人权在“牛棚”里住了十年之后，我才想起自己是一个“人”，我才明白我也应当像人一样用自己的脑子思考。真正用自己的脑子去想任何大小事情，一切事物、一切人在我眼前都改换了面貌，我有一种大梦初醒的感觉。《随想录》的写作是巴金寻求个人声音的过程。“文革”以后，官方为了尽快冲破“文革”的思想束缚，积极鼓励思想解放和独立思考，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分子的心愿与官方的声音不谋而合，“文革”中饱受其苦的知识分子在冲破“左”的思维方式束缚的过程中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问题是，思想解放了，人有了独立思考之后，接下来也会继续冲破他的鼓励者和一切企图主导它的束缚，所以在此之后，知识界与官方意识形态也摩擦不断。以“讲真话”为号召的《随想录》不但体现了巴金寻求个人的声音的艰难道路和清醒反思，也体现了他在这一过程中与主流声音的艰难剥离的过程。当然，这种剥离并不意味着作者的思想认识游离于时代和历史语境之外，恰恰相反，整个《随想录》作为一个开放的写作体系始终建立在与时代纠结中。这也是我们探讨《随想录》写作缘起的一个前提和根本认识。
一、《望乡》背后的思想交锋
表面上看来，《随想录》的写作始于巴金对于一个偶然事件发表看法，那就是日本电影《望乡》在中国播放所引起的种种社会反响。巴金后来回忆说：“我的《随想录》是从两篇谈《望乡》（日本影片）的文章开始的。”“要是没有看到《望乡》，我可能不会写出五卷《随想录》。”
碰巧影片《望乡》在京公映，引起一些奇谈怪论，中央电视台召开了座谈会，我有意见，便写了文章。朋友潘际坰兄刚刚去香港主编《大公报》副刊《大公园》，他来信向我组稿，又托黄裳来拉稿、催稿。我看见《大公园》上有几个专栏，便将谈《望乡》的文章寄去，建议为我开辟一个《随想录》专栏。际坰高兴地答应了。我最初替《望乡》讲话，只觉得理直气壮，一吐为快，并未想到我会给拴在这个专栏上一写就是八年。从无标题到有标题（头三十篇中除两篇外都没有标题），从无计划到有计划，从梦初醒到清醒，从随想到探索，脑子不再听别人指挥，独立思考在发挥作用。
在答应写这个专栏的时候，巴金并没有一个系统和长远的计划。获得“第二次解放”之后，巴金的工作重点是译书和写小说，尽管这样，这并不表明巴金最初写作时想法是模糊的，巴金正是有话要说，才答应写这个专栏；用直抒胸臆的“随想”形式也表明他有话不得不说的急切愿望和自由心态。他表示：“这只是记录我随时随地的感想，既无系统，又不高明。但它们却不是四平八稳，无病呻吟，不痛不痒，人云亦云，说了等于不说的话，写了等于不写的文章。”正因为如此，《随想录》的写作看似偶然，但正如巴金后来所说：“其实并非一切都出于偶然，这是独立思考的必然结果。”
这种“必然”还在于，《望乡》事件背后所体现出的两种不同思想的交锋。《望乡》是中国当时引进的日本电影，它由熊井启执导，田中绢代、栗原小卷主演，讲述了史学家三谷圭子为了揭露二战期间日本少女被卖到南洋当娼妓之事，到九州天草的畸津町去实地寻访的所见所闻：二次大战末期，一群妇女为家人饥馑卖身到南洋为娼，忍受凌辱，期盼归期却大多客死他乡。电影是根据作家山崎朋子的作品《由山打根八号娼馆》改编，因为涉及妓女的卖春生涯，“样板戏”时代的中国连表现爱情都是禁忌，电影中的如此“大胆”的镜头在当时未免有些惊世骇俗了。有资料说：“一些人看到一部公然描写妓女的影片上映，勃然大怒，在大街上贴出大幅标语，要禁止和批判这部‘黄色电影’。结果有关部门又剪掉了一些镜头才重新放映。”当时，国人思想之保守程度，从另外一件事情中可见一斑：一九七九年五月，复刊不久的《大众电影》第五期封底刊登英国影片《水晶鞋与玫瑰花》中王子与灰姑娘接吻的剧照，便引起轩然大波，一位读者给《大众电影》信中称：“万没想到在毛主席缔造的社会主义国家，经过‘文革’的洗礼，还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你们竟然堕落到和资产阶级杂志没有什么区别的程度！”
当时报纸迅速发挥舆论引导作用，引导大家怎样认识这部影片。从发表的文章看来都是支持这部电影的放映，肯定它的“正面”作用：“这本来是一部主题严肃，思想内容健康的进步影片。”但字里行间也无不流露出社会上对于这部影片的叽叽喳喳。“日本进步电影《望乡》上映之后，引起了一些人的议论。归结起来无非是说，这部电影描写了妓女的生活，不健康，会给一些青少年带来不良影响；这部电影大人可以看，青少年不能看，如果看了，青少年犯罪率一定要增加，云云。”后来又发生影片一些镜头被剪的事情：“《望乡》上映以来，真是多灾多难。有些人说它是‘黄色电影’，非禁不可；亏得报刊舆论为它鸣冤，救了阿崎，影片又继续上映了。许多同志当然为此而感到高兴：‘这下可好了，长官意志服从民意了！’可是，且慢高兴，如果你再看看《望乡》的话，你一定会纳闷起来：怎么搞的，今天的《望乡》已不是她原来的面目了，影片的有些镜头已不翼而飞。呜呼！《望乡》有幸，剪刀无情。”有些为《望乡》辩护的文章，似乎也不是很理直气壮，特别提到一些表现妓女生活的镜头，论者认为：“即使有点什么副作用，也可以通过教育和引导，提高群众的分析批判能力来解决。简单地加以否定拒绝，那不是认真的态度，也不利于我们开阔眼界。”在这样的讨论中，《随想录》开篇的两篇文章（《谈〈望乡〉》和《再谈〈望乡〉》），巴金表达了一个观众的真实想法：影片打动了他的感情。——这恢复了对文艺作品最基本的判断标准，而不再是以扣帽子和概念化的方式评价作品。由此，巴金也回应了社会的议论：不必担心年轻人看了影片就有了坏心思，要相信他们。他特意点出：不要把年轻人改造成《未来世界》中那样的“没有性程序”的“五百型”“机器人”。归根结底，他不仅为影片辩护，更重要的是呼吁独立思考的重要性。——这也是《随想录》常用笔法，巴金常常借一个公共话题来表达个人的想法，表面看来，他的议论平淡无奇，但仔细看会发现他的思想的一贯性。
还原到当年的语境中，我们就发现这平淡的开篇背后其实存在着非常紧张的思想交锋。关于《望乡》的争论，和当时很多类似的争论一样，都是长期受压抑的思想刚刚活跃起来，与还在“左”的意识束缚下思想之间的交锋，是长期单一思维和一元化社会被冲破的转轨中出现的冲突。这种冲突也反映了，形成于“文革”并在“文革”中“发扬”到极致的极左思潮和思维方式并未轻易地在人们头脑中绝迹，一股强大的力量阻挡着社会和人们的思想意识恢复它应有的活力。一九七七、一九七八年是一个新旧交替的转折期，“四人帮”被打倒了，然而“文革”思维、“文革”作风乃至“文革”语言仍旧飘浮在社会上空，翻翻当时上海的报纸就可以明了。一九七七年五月一日的《文汇报》，报眼是大红字“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占了大半版的是已故毛泽东主席的大照片，照片旁边有两段引自中共中央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决定中的话，其中一段是：“中国人民的一切胜利，都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毛主席的旗帜，是胜利的旗帜，是我国人民团结战斗继续革命的旗帜。”在这下面，是用大字排印的当时最高领导人华国锋的文章《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占了当日报纸三个版，华国锋说：“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了一条清楚的、明确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这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把社会主义革命继续进行到底的路线。毛主席要我们时刻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一步步地做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工作，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直到实现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毛主席要我们这样做，我们就应该坚定不移地这样做。”颇有意思的是次日的《文汇报》，报眼是“毛主席语录”:“毛主席给华国锋同志亲笔写的指示：你办事，我放心。”前一日毛泽东大幅照片的位置现在换上了等幅的华国锋照片，下面是红标题的新闻：
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 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华主席同首都人民一起欢度“五一”
接下去报纸宣传的主调是围绕着“华主席”进行的，是围绕着全国军民学习新出版的《毛选》五卷进行的，在五月九日《文汇报》头版的新闻标题是“读毛主席的书 听华主席的话——记华主席视察过的上海玉石雕刻厂和上海地毯厂职工认真学习选集第五卷”。那是一个刚刚云开雾散的时代，人们一方面是沉浸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欢畅舒奋的气氛中，一方面外界和内心的枷锁还都没有完全打开，因此，那种欢跃，那种愤怒，那种对新时代的憧憬，单纯又简单。在五月十日《文汇报》副刊上老诗人臧克家响应“工业学大庆”的号召，奋笔赋诗《快快跨上大庆的骏马》:“我们今天学大庆，/学什么？/学她马列水平高，/歪风吹来不倾斜；/学她路线站得牢，/‘四人帮’高压压不垮；/学她把白茫茫一块荒草原，/变作了几十万人的工业基地——/热腾腾一片荣华”，说实话，在这里，我们难以读出什么诗味来，这是“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新版本而已，也难怪，这个副刊用的还是老名字“风雷激”，像是一个造反派的战斗队的名字，也就是在同一个副刊，半个月后，巴金的《一封信》出现了。
这种新旧杂陈的思想意识的冲突是自上而下，“两个凡是”的方针与后来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是思想交锋的必然结果，也反映出问题的症结所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四人帮”的粉碎标志着十年“文革”告终，但当时的主政者还不能决然否定由毛泽东亲手发动的“文革”,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毛泽东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无疑是新权力核心最大的‘正当性’资源。所以，粉碎‘四人帮’后，中共高层做出的第一个决定，就是建立‘毛泽东主席纪念堂’和出版或筹备出版《毛泽东选集》、《毛泽东全集》，以昭示‘继续高举毛主席旗帜’的决心和姿态。”这样新的主政者其实面临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顺应民心，打破“四人帮”以往的做法，一方面又不能伤及毛泽东的权威。尤其是在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和邓小平复出工作以及对一些老革命家冤案平反的工作中，因为这样的思路存在，当政者常常表现得迟疑不决。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五日，中共中央迫于形势所发出的重新处理天安门事件的通知就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态度的两重性：通知维护了“反革命事件”的定性，但又规定：凡是反对“四人帮”的人，则释放、销案、解除审查，而另一方面又是：“凡不是纯属反对‘四人帮’而有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文化大革命或其他反革命罪行的人，绝不允许翻案。”一九七七年一月，理论界提出要点名批判张春桥和姚文元的两篇文章，以肃清“左”的流毒，但中央当时主管宣传的负责人却作了这样的批示：“这两篇文章是经过中央和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看过的，不能点名批判。”只能不点名地批评文章中的错误观点。
这种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迟疑使得处在粉碎“四人帮”的亢奋情绪中的人们非常不满，一九七七年一月，在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前后，北京许多市民到天安门广场送花圈，写诗词，贴标语，除了纪念周恩来之外，很多内容涉及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表达对高层的不满。华国锋已经注意到这种情绪，一月六日在政治局会议上，他说：“现在有些思想动向值得注意”，特别是邓小平出来工作、天安门事件和对于“十七年”工作的估价，华考虑到一些问题必须解决，但他又在寻找时机以免伤害毛的权威给人造成“翻案”的印象，故他要求：“有些不同的看法不要紧，要引导，领导这一层要讲清楚。”正是这种“引导”和统一思想的需要，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两报一刊发表了《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社论称：“必须紧紧抓住深入揭批‘四人帮’这个纲”，并强调步调一致，社论的最后是高举旗帜的问题，其中被后来概述为“两个凡是”的两句话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一经正式公布即在党内和社会上引起极大震动。例如中央宣传口的负责人耿飙便说：“登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
在这样一种思路下，真理标准的讨论呼之欲出，否则思想的僵局始终难以打开。一九七八年五月十日在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六十期上，刊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次日《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新华社又将它作为国内新闻第一条向全国媒体转发。五月十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接下来有很多报刊相继转载，立即产生极大影响，立即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但这篇文章遭到了“凡是”派的抵制，作为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的《红旗》杂志便长期不参与讨论，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五日下午，汪东兴召集中宣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他在会上严厉地说：还有一些特约评论员，写的东西不好。《人民日报》是党的机关报，我和胡耀邦谈过，要他在报上写文章要注意。汪还批评说：党性不强，接受教训，下不为例。‘下不为例’实际上就是‘下禁令’。”邓小平则鲜明支持这个讨论：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并点出了问题的实质：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引起争论的根源就是“两个凡是”。邓小平从当时的形势和中国的发展高度，认为：需要一个活跃的思想局面，因此不断地鼓励解放思想。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三日，他在同吴冷西的谈话中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标准那篇文章是对的，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要解放思想。邓小平还指出：文化、学术和思想理论战线正在开始执行“双百”方针，但空气还不够浓，不要从“两个凡是”出发，不要设禁区，要鼓励破除框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是这样肯定讨论的意义：“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是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这种思想氛围为《望乡》的讨论造就了条件，也为《随想录》的瓜熟蒂落提供了空间。可以说，《随想录》的写作是作家内心要求与外部的思想解放形势合为一股的产物。但必须看到，这种寻求个人声音的表达并非万众一心的畅所欲言，而是充满了艰难的思想交锋，看不到这一层，我们可能就不会理解巴金和他的同时代的思想解放者何以要写下今天看来像常识一样的东西，比如，为《望乡》辩护，那些在今天视为常识的道理，在思想僵化的年代却是洪水猛兽般的异端。由于很长一段时间，只对“四人帮”否定，而不否定“文革”，在思想意识上造成很大的混乱。臧克家与姚雪垠关于诗集《忆向阳》的争论，就反映出直到“文革”结束后很久，一些文化人还没有独立自主的意识，思想仍然运行在过去的轨道上。臧克家在其诗集《忆向阳》中以诗意化的笔法描写了“五七干校”的生活和自然风光，他说：“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到干校的日子，“它是我生命史上的一座分界碑。这以前，我把自己局限于一个小天地里，从家庭到办公室，便是我的全部活动场所。身体萎弱，精神空虚。上二楼，得开电梯，凭打针吃药过日子。为了思想改造，为了挽救身心的危机，我下定决心，换个新环境，去尝试、锻炼。”“我和五千多个战友，一同劳动，学习、锻炼，试身手、战湖荒。咸宁的向阳湖，成了我们的用武之地。‘向阳湖’，多么富有诗意的一个名字呵。‘五七战士’，多么光荣的一个称号呵。”这还是过去批判知识分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要知识分子加强改造的论调和思路。姚雪垠在《上海文学》一九七九年第一期上发表《关于〈忆向阳〉诗集的意见——给臧克家同志的一封信》批评臧克家，说他：“……你在写五七干校生活的诗中只有愉快的劳动，愉快的学习，并且对于林彪和‘四人帮’将大批老干部和各种专家、知识分子不管老弱病残强迫轰下去进五七干校劳动这件事，你和别人的心情不同，竟是‘号召一声响，五跃出都门’。”认为这些诗“是按照林彪、‘四人帮’所定的宣传调子，歪曲了毛主席的号召，并且用歌颂愉快劳动和学习的词句去粉饰和掩盖当年那种五七干校的罪恶实质。”“诗中的感情不是真实的，至少说不完全是真实的。有真实的一面，但也是被你化过妆的感情。有更真实的一面你不肯写出，那倒是最宝贵的。”对此批评臧克家一直不接受。实际上，这里面涉及对于同一历史事件不同的个人记忆，以及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的情感性之间关系等诸多问题。但也可以看出，在一九七六年以后，姚雪垠等人已经开始用新的眼光来打量过去走过的道路，而此时乃至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臧克家的思想坐标并没有发生变化。
无独有偶，艾青即使在诗歌中歌颂一位参加天安门事件的青年英雄，但诗歌的结尾还把这归功于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要是有人问：/‘文化大革命有什么成果？' /这就是最明显的一件：/中国出现了新的一代青年。”在这首诗中，诗人说：“清除一切障碍物——/封建的、法西斯的、/宗教迷信的、腐朽的，/……”自我矛盾的是这一切仅仅属于林彪、四人帮的恶果，却似乎与“文革”无关，“文革”自身仿佛诞生了反文革的“成果”。巴金的一段话，在今天读来怎么看怎么像是反讽：“我是经受了‘文化大革命’烈火的锻炼的。尽管由于这次的‘大革命’我失去了最亲爱的人，我仍然要赞美这个伟大的革命的成果。只有通过这个伟大的革命，我才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民主’，而且为什么我们需要‘社会主义的民主’。只有通过这个伟大的革命，我才懂得我们过去的确‘只有封建传统，没有民主传统’。今天在我们社会里封建的流毒还很深，很广，家长作风还占优势。”“‘文化大革命’使我受到极其深刻的教育。我为它付出了十分巨大的代价，因此我更有理由重视它的伟大的成果。”这种暧昧不清的表述也反映出作家受制于外在语言的艰难表达。
不用再写检查了，终于有人请巴金写文章了。《文汇报》副刊当时的编辑徐开垒后来回忆说：
一九七七年五月，我与刘火子同志征得当时报社领导同意，到巴金家里，请他写停笔十年后的第一篇作品，因为当时我恢复报纸副刊主编职务不久，很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同时，我也知道他的威望将有助于受“四人帮”糟蹋不堪的报纸生命的复苏。起初，巴金不大愿意，也一时想不出用什么方式来写好，后来我说：“那么多年不见你的讯息，读者多么想念你，你就用写信的形式写一篇吧。”他终于答应了。这就是发表在这一年五月二十五日的《一封信》。大家知道当时粉碎“四人帮”才半年零一个月，“四人帮”虽然在政治上垮台，但他们长期留在一部分人头脑中的假象还没有完全去掉，我们文坛也还趋于沉寂，巴金同志的这一篇散文，他那长期受压抑的对“四人帮”的愤怒之情，一如山洪暴发，猛烈地冲击着敌人在十年“大批判”中为读者设下的各种阻碍思想前进的破烂防御。这是全国作家对“四人帮”的第一声血泪控诉，显出巴金在反击敌人中的大无畏精神。顷刻之间，如地动山摇，大批读者来信涌向编辑部，……
除了结束一个资深作家沉默岁月、表达作家心声之外，很难给这篇文章以太高的艺术评价，但是这篇文章透露出两点值得关注的信息：首先是在官方话语的夹缝中生长着他独特的谨慎的个人话语。文章的主题是对“四人帮”罪行的控诉，对新形势的欢呼和赞扬，这是当时大小报纸连篇累牍宣传的东西，“果然，拨开云雾见青天，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我们的英明领袖华主席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和国家，挽救了人民，也挽救了文学艺术事业，……华主席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照辩证法办事，走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注意群众的要求和愿望，……是全国人民衷心爱戴的英明领袖。在华主席的亲自主持下，‘四人帮’千方百计阻挠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了，供全国人民世世代代瞻仰毛主席遗容和纪念伟大领袖和导师的丰功伟绩的毛主席纪念堂也即将完成了。全世界的眼光都注视着中国，全世界的希望都集中在中国。”这样的语句随便从当时的哪个报纸上都可以轻易抄来。然而，回顾自己几十年的创作生涯，谈到“四人帮”对个人的迫害，给个人造成的伤害时，巴金情不自禁吐露心底真诚的声音，他不像一些文章那样泛泛地批判，而是结合自己的切身实际，从自身入手，形象、直感、真诚、朴实，可能正因为有这种声音和真挚的感情在里面，它打动了许多读者，当时编辑部收到了上百封来信，“它们有的情文并茂，长达万言，向他倾诉了十年中的痛苦遭遇；有的发自内心肺腑，字字血泪，告诉他由于读了他的小说，几年来被整得几乎家破人亡；……”更重要的是，从这篇文章中，在那气势磅礴的一连串排比句中，我们看到了巴金久违了的生命激情，这一直是推动他创作的动力，经历了十年浩劫他慢慢地恢复自信、独立思考，他也在寻找昔日的自己，半个世纪以前将他领入文坛的叶圣陶先生寄来的贺诗说他“挥洒雄健犹往昔”。之所以强调这两点，是因为它其实和后来的《随想录》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前者，也是《随想录》经常采用的表达方式，而后者是产生《随想录》的一个重要前提。
一旦外在的空间开放，恢复了自我意识的作家会迅速迸发出自己的思想活力，并且目标明确地向那些束缚他们甚至他们也曾参与的“左”的教条发起攻击。《随想录》的写作始终处在这种交锋中。这件事情能够看出刚刚走出“文革”阴影不久的思想解放的知识分子对于“文革”思维同仇敌忾的愤怒，也可以看出真正走出“文革”之艰难。如果在《随想录》的写作之初，巴金表达自己随时随地的感想，那么，随着写作的推进，他深深感受到“文革”的阴魂不散，他抨击的目标也越来越明确了。当他越走越远的时候，我们发现思想解放运动似乎是那个所罗门的瓶子，作家们获得了自己的自由灵魂，也意味着他不再轻易地接受任何外在的束缚了。
二、历史反思中的跨时代回答
新时期，政治层面上，真理标准的讨论搅动了思想的春水；而文艺界则是在为艺术家平反的同时，历史问题的拨乱反正，特别是重新评价十七年的文艺成果来达到对“左”的思想对文艺影响的批判和解放思想的目的。从一九六三、一九六四年毛泽东的“两个批示”，到一九六六年《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中所提出的“文艺黑线专政论”，都是认为一九四九年以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黑线专了我们的政”，从而使很多艺术家和文艺作品遭到严厉的批判。所以，文艺界的拨乱反正，首先涉及的就是如何评价十七年的文艺成就问题，从而揭开四人帮对于文艺界的迫害。张光年曾逐条反驳“文艺黑线论”:“林彪、‘四人帮’列举建国以来文艺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的三大罪证：一曰‘理论黑’；二曰‘作品黑’；三曰‘队伍黑’。总之是黑成一团了。”“在‘文艺黑线’的罪名下，文艺界那么多有生力量遭到残害，许多同志含冤死去，许多同志至今背黑锅。……文艺界受害之广泛，情节之惨重，是骇人听闻的。”“‘文艺黑线’之类莫须有的罪名，不仅是精神枷锁，它首先是政治枷锁，至今还在很大程度上束缚着文学艺术的生产力。”有人对于长期主导文艺界的“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观念进一步发起挑战，作者首先质疑当时文艺界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
为什么有的电影老一套？连片名都不是风，就是浪，老在风口浪尖上兜圈子？
为什么“四五”运动之后，诗坛寂寞了？为什么有的诗人不用“丹田”发声，仅仅靠喉咙干叫？
为什么我们在生活中经历的斗争是那么丰富、深刻，让人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而在不少小说中展现的斗争却那么简单、容易，缺乏震撼灵魂的力量？
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文艺创作的公式化和概念化。”“创作者忽略了文学艺术自身的特征，而仅仅把文艺作为阶级斗争的一个简单的工具。”“建国以后，文艺界发动过多次政治运动，往往强调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忽视了文艺与生活的关系，忽视了文艺的特殊规律。‘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也是上述倾向发展的必然结果。”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些讨论推动文艺界走出“文革”的阴影，形成了活跃的思想气氛。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的祝词和周扬的报告中，没有采取过去一贯的“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提法。一九八〇年一月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明确地说：“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一九八〇年七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明确用“二为”方针取代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为文艺创作的自由创造了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
巴金没有置身于这些讨论之外，文艺界活泼的思想氛围酝酿了《随想录》,《随想录》也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和推动了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巴金对于文艺界历史的反思和经验教训的总结带着强烈的个人色彩，他从个人经历出发，落脚点不仅是洗刷加在文艺身上的政治污水，而是更多地放在作家自身的思考上，特别是在经历了“文革”中不断遭受批判，不断检讨之后，在新时期，巴金开始用自己的头脑来反思一九四九年以后自己走过的道路，此时，他的头脑更为清醒了，在“文革”中，他曾否定了自己的过去，但那种否定是主体缺位加上强力压迫下做出的，实际上他不清楚自己究竟错在哪里，他甚至带有些许委屈，怪自己“紧跟”不够、“改造”不彻底。在新时期，他同样否定了过去，最大的差别是抛弃了那种“紧跟”、“改造”的逻辑而批判丧失自我、缺乏独立思考，这是《随想录》创作的原初出发点之一。
在《随想录》第一集和第二集中，比较集中谈到了一些文艺问题，这些问题几乎都是对于以往加在巴金身上的不实之词的回答，特别是针对“反右”之后的“巴金作品讨论”和“文革”中对他批判的隔时代的回答。有必要回顾一下，一九五七年的“反右”、一九五八年的“拔白旗”运动与巴金的关系。
在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上半年，巴金对很多文化、社会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一）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看法，他希望不要设置框框，让大家真正地“鸣”起来。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七年的上半年，巴金在胡乔木等人的鼓励下写了一批杂文，以“余一”的笔名在《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上发表，从文化现象到身边琐事都谈了自己的看法，千字短文，套话不多，从中能看出巴金思想的活跃，这本身在他也是响应“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而做出的举动。在《“鸣”起来吧》，巴金觉得不应当为百家争鸣定出清规戒律，也不要害怕群众“乱鸣”。这是对以往运动中都是有领导有组织而完全没有个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的思维模式的一种批评。在反驳姚文元“恰到好处的批评是最尖锐，是最正确的批评”中，巴金说：
我们固然看见过连脸部表情都“正确”的人，但是我们更常见的却是那些喜欢在“报告”或“发言”后面加上一句“我的意见不一定妥当”的人。我觉得后一种人更可爱，因为他们实事求是，他们知道自己不可能达到了“恰到好处”的水平以后才出来发言，还不如有多少讲多少，即使没有说得“恰到好处”，也可能对人有益。
畅所欲言，首先是给人以发言的自由、争取发言的权利，这是巴金在当时反复强调的。在与郭小川的谈话中，他还是说：现在不是提“鸣得好”的时候，因为现在许多人还不敢鸣。巴金的这个提法与后来在《随想录》中提出的“讲真话”的出发点是一致的：“我也曾一再声明：我所谓‘讲真话’不过是‘把心交给读者’，讲自己心里的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我从未说，也不想说，我的‘真话’就是‘真理’。我也不认为我讲话、写文章经常‘正确’。”（二）强调独立思考，反对简单和教条的思维模式。对于“争鸣”而言，“敢说”只是前提，还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才“能说”，巴金显然是发现了很多人思想僵化，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更有甚者还有很多自己不独立思考也不许别人独立思考的专横打手们，以及因此培养出来的应声虫：
有些人自己不习惯“独立思考”，也不习惯别人“独立思考”。他们把自己装在套子里面，也喜欢硬把别人装在套子里面。他们拿起教条的棍子到处巡逻，要是看见有人从套子里钻出来，他们就给他一闷棍，他们听见到处都在唱他们听惯了的那种没有感情的单调的调子，他们就满意地在套子里睡着了。
他们的棍子造成一种舆论，培养出来一批应声虫，好像声势很浩大，而且也的确发生过起哄的作用。……谁都知道，教条是死的，人是活的，所以教条代替不了“独立思考”。“把热爱自己工作的人整成了应声虫，等于损害作家的独立思考。”在《描写人》中，巴金重申了生活是复杂的，人也是复杂的，不能简单地模式化，用正面、反面、动摇人物三类就代替了。“独立思考”可以说是后来《随想录》写作的思想基础和动力，巴金自己说没有独立思考就没有《随想录》，在整个《随想录》中，他不断地在强调作家不能做缺乏“独立思考”的录音机。“这十几年中间我看见的胆小怕事的人太多了！有一个时期我也诚心诚意地想让自己‘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改造成为没有自己意志的机器人。我为什么对《未来世界》影片中的机器人感到兴趣，几次在文章里谈起‘它’呢？只是因为我在‘牛棚’里当过地地道道的机器人，而且不以为耻地、卖力气地做着机器人。后来我发现了这是一场大骗局，我的心死了（古话说‘哀莫大于心死！' ）……”“我自己也是在‘听话’的教育中长大的，我还是经过‘四人帮’的‘听话’机器加工改造过的。现在到了给自己做总结的时候了。我可以这样说：我还不是机器人，而且恐怕永远做不了机器人。”“我们习惯于传达和灌输，仿佛自己和别人都是录音机，收进什么就放出什么。这些年来我的经验是够惨痛的了。一个作家对自己的作品竟然没有一点个人的看法，一个作家竟然甘心做录音机而且以做录音机为光荣，在读者的眼里这算是什么作家呢？”为此，他在《随想录》中专门写了《“思想复杂”》、《观察人》这样的文章。他不认为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思想复杂”是一种贬义，而认为人的思想本来就应当是复杂，由简单变为复杂的，而不应该由复杂变为简单。对于那些思想僵化的逻辑，诸如“小孩相信大人，大人相信长官。长官当然正确”之类，巴金也予以批评，认为人“总得多动脑筋，多思考吧”。从当年的《描写人》到《随想录》中的《观察人》，他的意思也是一贯的：“人是十分复杂的。人是会改变的。绝没有生下来就是‘高大泉（全）’那样的好人，也没有生下来就是‘座山雕’那样的坏人。”（三）对于文艺、出版工作的组织和领导，特别是官僚作风进行批评，反对过多过当、违背规律的干涉。一九五七年春天，在座谈会上，巴金响应整风运动的要求对文艺、出版工作的现状发表了看法。特别是某些领导和部门的官僚作风引起了他的不满，这也是当时知识分子普遍不满之处。在一次会议上，巴金着重谈了两个方面的大问题，一是领导上对文艺工作不重视，二是出版工作混乱。对于前者，巴金认为：“我说领导上不重视文艺工作，是说领导上对文艺上的问题没有认真研究，认真讨论，却常常匆匆作出决定，甚至发出粗暴的批评。”“总之需要领导的时候看不见领导，不需要批评的时候，批评倒偏偏来了。”对于出版工作，巴金认为“又缺又乱”, “一方面有很多书堆在栈房里卖不出去，另一方面我们要买书却什么都买不到。”“文艺出版社上海只有一家，因为‘只此一家’，就没有社会主义竞赛；……”“出版发行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也很厉害。”巴金讲了一个很荒唐的事情：“我写的《谈契诃夫》，被列入翻译家，下面也有‘未定’的字样。我当时还不明白‘未定’二字的意义。出版处给我的表上写着：‘未决定者主要对译者情况尚未了解，一经了解，即可决定。’我便笑着问‘新文艺’负责同志：‘是否我的情况你们还不了解？’他自然说‘不是’。出版处的同志马上说，这个表是新文艺出版社送给他们的。我说我很清楚，这是官僚主义者闭门造的表……”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他的发言成为报纸的标题：“巴金说文艺应该交给人民”:“巴金认为应该把文艺交给人民，送到群众中去受考验，不能由少数领导根据自己的好恶干涉上演或出版。我们对文学艺术的特性常常了解不够。譬如谈到编辑修改文章问题，有人说编辑修改作品可以做到使它完美无疵，又有人说托尔斯泰等大师的作品没有经过编辑修改，只是因为‘当时的出版社无不以赢利为目的，又没有健全的编辑部。’巴金说：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我看到直到现在还不曾有过一部完美无疵的作品。像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的作品也有缺点，但是它们有更多的发光的东西，这些发光的东西掩盖了缺点。你没法修改它们，因为它们是一个整体，你要是把它们改得没有缺点，四平八稳，恐怕连发光的东西也没有了。”“姚蓬子说作家协会应对作家进行思想领导和艺术领导。巴金认为思想领导是必需的，这要由党负责，由市委来抓。但所谓艺术领导，他认为还可研究。他认为在艺术方面作协最好让作家们发挥各人的创造性，少领导，多帮忙。他说：‘要是用作协上海分会甚至全国作协的全部力量能够培养出几个或一个托尔斯泰来，那对我们国家多好，但可惜这是办不到的。文艺创作主要依靠作家自己的艰苦的劳动。固然在作品写成发表以后，它就成为了社会的财产，但是我们不能依靠领导的指示来写任何作品。所以他认为作协的主要工作应当是办好刊物，为作品争取出版条件，保护作品的著作权，在作家体验生活进行创作的时候，多给他们帮助等等。……' ”
二十多年后，巴金依旧在批评文艺创作和组织领导中的“长官意志”。“读者是我的作品的评判员。他们并不专看‘长官’们的脸色。即使当时的‘长官’们把我的小说‘打’成‘毒草’，把我本人‘打’成‘黑老K' ，还有人偷偷地读我的书。”批评长官意志，实质是在强调作家和创作的独立性，而不是做“驯服工具”，巴金用这样的话表达了他的观点：“我最近翻了一下中国文学史，那么多的光辉的名字！却没有一首好诗或者一篇好文章是根据‘长官意志’写成的。我又翻了一下俄罗斯文学史，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出现了多少好作家和好作品，试问哪一部是按照‘长官’的意志写的？”在《随想录》里，巴金直接提到了他当年主张“把文艺交给人民”之后的遭遇：
大概是在一九五七年的春季吧，在一次座谈会上，我发言不赞成领导同志随意批评一部作品，主张听取多数读者的意见，我最后说：“应当把文艺交给人民。”讲完坐下了，不放心，我又站起来说，我的原意是“应当把文艺交还给人民。”即使这样，我仍然感到紧张。报纸发表了我的讲话摘要。我从此背上一个包袱。运动一来，我就要自我检讨这个“反党”言论。可以看出我的精神状态很不正常。倘使有人问我错误在哪里，我也讲不清楚。但是没有人以为我不错。我的错误多着呢！反对“有啥吃啥”，替美国作家法斯特“开脱”，主张“独立思考”，要求创作自由等等、等等。同情的人暗中替我担心，对我没有好感的人忙着准备批判的文章。第二年下半年就开始了以姚文元为主力的“拔白旗”的“巴金作品讨论”。“讨论”在三四种期刊上进行了半年，虽然没有能把我打翻在地，但是我那一点点“独立思考”却给磨得干干净净。
在此，他强调了自身的“奴性”，并由此反思来回答当年的批评：“要澄清混乱的思想，首先就要肃清我们自己身上的奴性。大家都肯独立思考，就不会让人踏在自己身上走过去。大家都能明辨是非，就不会让长官随意点名训斥。”“文艺究竟属于谁？当然属于人民！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的诗归谁所有？当然归人民。”“这是最浅显的常识，最普通的道理，我竟然为它背二十年的包袱，受十年的批判！回顾过去，我不但怜悯自己，还轻视自己，我奇怪我怎么变成了这样的一个人！”（四）客观地评价自己的旧作。一九五八年三月至十月，十四卷本《巴金文集》的一至六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推出，这几卷包括《灭亡》、《新生》、《死去的太阳》、《海的梦》、《春天里的秋天》、《砂丁》、《雪》、《利娜》、《爱情的三部曲》、《激流三部曲》等重要作品。年底，收有短篇小说的文集第七至九卷也已编竣。与此同时，巴金“向我的读者讲‘私语’，告诉他们这些作品是怎样写成的”“谈自己的创作”陆续发表，写于一九五八年上半年的就有《谈〈春〉》、《谈〈灭亡〉》、《谈〈秋〉》、《谈我的散文》、《谈我的短篇小说》五篇。巴金说《文集》是“一九五七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出……我早也想在六十岁的时候整理一遍，印一点送朋友”, 《谈自己的创作》与《文集》的出版相配合，实际上巴金是对一九四九年以前自己二十年创作的一个系统总结。与“旧我”告别，是进入新时代后摆在巴金等从国统区而来的知识分子面前的一个共同话题。曹禺在《文艺报》一九五〇年第五期上发表《我对今后创作的初步认识》以阶级的观点分析自己创作和走过的道路，把《雷雨》、《日出》等作品说得一无是处。萧乾则“痛下决心要脱胎换骨，写了不知多少自我批判的文章，甚至也自修过俄语，研读过《联共（布）党史》……批《武训传》时，他和一整批留学西方的知识分子如费孝通、潘光旦、李俊龙等狠批了自己的改良主义，……当时，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的心情普遍的是无条件地投降：甘愿舍弃自己已经学到手的，从头学习”。与此同时，删改旧作也成为一时之风，老舍删除了对祥子的“不正确”描写，曹禺让四凤活了下来，把鲁大海写成了“有团结有组织的罢工领导者”。一九四九年以后，巴金在出版旧作和谈自己创作中时不时要检讨几句自己的错误，但他也总是坚定地说：“我对于工作并未失去信心。”“不管我的作品存着种种或大或小的缺点，但我始终没有说一句谎话。”巴金相信他的作品是真实的，他在宣告旧的灭亡，光明必将到来，在向旧的传统观念、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宣战中也一直没有妥协过。
巴金没有完全被时代风气所左右，对自己的旧作，他总体上持肯定的态度。在当时情形下，他把那本“宣扬虚无主义”的《灭亡》放在《文集》的卷首，是要有一定的勇气的，他不想掩饰什么，而要让《文集》反映出自己创作的真实面貌。其实出文集，在当时本身就是一件冒险的事情，经过反右之后，多少人恨不得烧毁旧作，如果不是无事自扰，那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自信的。这一点，从老舍身上也可以找到旁证。赵家璧在《老舍和我》中谈到一九五九年冬天他与老舍的谈话：“我就问他，人民文学出版社计划出版你的《老舍文集》，最近进行得如何了？……老舍就问到我巴金在沪遭蓬子宝贝儿子（姚文元）批判的事，我一五一十地讲了。老舍就叹气说：‘老巴的旧作，还算是革命的，尚且遭到这帮人的批判；我的旧作，例如《猫城记》之类，如果编入文集，我还过得了安稳的日子吗？' ”老舍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事实上，有的人对《巴金文集》的出版就很有看法。唐弢在一篇文章中就曾谈到：“巴金同志出版文集，印行早期作品，上海的党领导认为当有一篇自我批评的序文，检查他早期思想的错误，与小说同时刊行，而竟阙如，因此姚文元已经写好一万余字的长文，准备‘迎头痛击’。”
巴金作品的不断出版，加上电影《家》的放映所引起的社会上对巴金作品的阅读，以及巴金的一些似乎出格言论的杂文等等，不仅引起了一些“左”的棍子的注意，也使有关方面担心一些“不良倾向”的蔓延。他们伺机对巴金进行批判。反“右”中，巴金涉险过关，在一九五八年的“插红旗，拔白旗”运动中，他却在劫难逃。“插红旗，拔白旗”运动是在大跃进、人们头脑发热的背景下所发起的一场运动，它也可以看作是为大跃进营造舆论和思想气氛的运动。所谓的“红旗”和“白旗”，实际上与毛泽东一九五七至一九五八年屡屡提到的“红”与“专”即政治与业务统一的问题是相对应的。在一九五八年三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曾说过：思想阵地，你不插旗子，他就插旗子。这里，“他”是指资产阶级，在毛的观念中，始终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所以在一段时间的言谈中，他将彼此对立，认为在思想领域中，不插无产阶级的红旗，资产阶级就插白旗。一九五八年六月一日新创刊的《红旗》在发刊词中更是明确提出了：“毫无疑问，任何地方，如果还有资产阶级的旗帜，就应当把它拔掉，插上无产阶级的旗帜。”“插红旗，拔白旗”运动也迅疾在全国各行业和各领域中展开，然而，在一九六二年一月，中共中央就在京举行扩大会议已决定给批评错了的人平反，当年四月底即下发通知，要求施行。这次运动虽然不像反“右”那样造成那么严重的伤害，但波及面也不小。仅以江苏为例，在对一九五八至一九六〇年受到错误批判处分的干部进行甄别中，甄别、平反的干部有二十一万人，处分的群众有二十二点九万人。在北京大学，像冯友兰这样的名教授是当然的“白旗”，中文系林庚、王瑶、王力、游国恩、高名凯、朱德熙、魏建功等教授也都是被拔的“白旗”。武汉大学“拔白旗”过程中共有三百九十一人受到批判，教师八十四人，约占教师总数的百分之十四，教授、副教授三十二人，占其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学生三百零五人，占当时在校学生的百分之九。在文学界中有郑振铎、秦兆阳、巴金等人。对于知识界而言，“插红旗，拔白旗”与思想改造运动、反右运动是一脉相承的。早在一九五八年邓小平就曾提醒：“拔白旗不要乱拔，是拔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拒绝党的领导、要党听他的人。至于学术问题，要百家争鸣，造成一种百家争鸣的环境和气氛。要允许人家讲话，要让人家讲完，做到畅所欲言。”一九六二年四月，周恩来在总结经验教训时说：“解决思想问题，这需要逐步提高认识，通过自我学习、自我认识、自我改造的过程，才能办到。……属于头脑中的事情，怎么能一下子拔白旗、插红旗呢？这样是插不进去的。”
对于巴金作品的讨论来势凶猛：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和武汉大学中文系学生都成立了“巴金创作研究小组”, 《中国青年》、《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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