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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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眸试读：
简介
中国历史太长，讲历史多离不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皇皇盛世，几乎一样长久的变乱年代则常被轻描淡写。但是，可以这样说，每一个大一统时代的光明，都在前一个变乱年代里孕育。新一段历史的起草往往不在盛世之初，而在乱世之末。刀枪剑战和巧言虚辞交加的春秋战国时代、多族碰撞与殷殷礼佛的两晋南北朝时代、更国换帝如走马灯的五代十国时代、脆弱的统一孱弱的军事与超级发达的文化并存的宋辽金蒙时代，都各有各的气质。乱象纷呈，变乱使一切俱废重组，乱世有一切重新开始的期待。乱世可展示最彻底的人性，乱世中有最多传奇的人与事，乱世更有故事。
第一章 史海钩沉
开封城墙
——李自成三打开封崇祯十四年二月，李自成奇袭开封城未能得手，倒被汴人一箭射中左目，李自成未料及城内人会拒力固守。或许开封人多历血腥，冷冷兵器砍刺过来，心无胆怯，以杀戮对杀戮，那种汉子气贯穿三打开封城始末。
那是一场兵祸水厄双重的悲剧，六个月的血刃肉搏后是大水没城，四望无际。20余年后“洪流久徙，沉者复陆”，城中始有烟火人气，而此时已由明到清，又换新朝。“兵变之祸，从未有惨于吾汴者。”明末亲历战事的开封人白愚3年后惊魂之余，如此哀语。其作《汴围湿襟录》，告白后人“汴人之忠，不使失于寇，终失于水”。那场历时数月的攻守战，在白愚看来汴人并没有输给“贼寇”。
时隔362年后，开封人已淡化了对那场战事是非曲直的纠缠和判断，涤荡过后的记忆告白，仅仅剩下：陈德在西门一箭射盲李自成左目，大水由北门灌入后，开封30万人，存活者2.7万。据史料记载，当年纵然是活着的人，也都“骨磊磊，息缕缕也”。
我喟然追问：“开封人何辜，不死于刃，则死于饥，不死于饥，则死于溺，闯王李自成何利取开封，攻不克而再，再不克则三，三不克始围困之？”
我无从理解，无法回答杀戮的意义。
1641年农历二月十二日的开封战事，既由李自成肇起，就该说说这个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农民军领袖后期的“思想转变”。李自成初期是典型的“流寇主义”，略地攻城只为玉帛女子，过着刀客般的抢掠生活。《明史纪事本末》云：初，自成流劫秦、晋、楚、豫，攻剽半天下，然志乐狗粒，陷洛阳后，自成一改铲平城墙的“废城”行径，而是委人以守，攻下豫西洛宁，一改焚荡屠夷的滥杀，而是搜罗部分官吏“过堂”之后，推出斩首。李自成三打开封，“掠夺金帛”是次，志在江山地盘，难怪乎久攻不去。这仗打的是“战略”，非打不可。时汜水县知县周腾蛟曾上言：“汴城不守无河南，河南无保无中原，中原不保则河北之咽喉断，而天下之大势甚可忧危也。”明官僚中不乏明晓事理之人，只可惜洛阳城陷，开封水没后，果真应验了他的预言。历史赋予开封城没特别的意义，它像明王朝的“滑铁卢”，那一刻的完结决定了明王朝的气数已尽。
当年城中的守备者，不知后来惨然的结局，不知拼死固守到头来还是城破人亡，为何不像洛阳守备者城头反叛，迎闯王以活命呢？我曾读过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对此战役进行描述的文字，把城中文武市井的抵抗，说成“反动阶级的顽固不化”。或许开封人头脑简单，错以为杆子都是贪财好杀者，死守以拒，仅是不肯让贼人进城“烧杀奸淫”罢了。战时曾经有此一幕：开封府推官黄澍愤然在曹门竖起一面大白旗，上面铮铮写道：“汴梁豪杰，愿从吾游者立此旗下。”乡绅、士民、商贾纷纷追随，数日集结起一支万人武装，登城御敌。
当年开封之所以能持久固守，实则如“老开封”所言：“烈节在将，忠勇在民。”此乃362年前的实情，一旦市民都舍身逞勇，那无疑是“人民战争”了。
李自成的拉杆子，最后也演化成一场轰轰烈烈有着广泛人民群众参与的战争。是该对李自成再作一次小交代，否则开封战事的前因便糊涂不详。
历史犹如线，也有结点，往往在结点上的“动作”决定了大历史的走向。倘若崇祯二年，明廷没有裁减驿站经费的损招，自成没有“下岗”，倘若次年陕西没有灾荒，也无大批饥民，米脂人也不至于“从贼者十之有七”，二十出头的李自成也不会为“吃饱肚子”，拉杆子走上“杀戮吃粮”的道路。崇祯皇帝无从料及，朱明王朝居然会让“一马夫耳”革了老命。
假设3年后，在晋冀豫被官军困围的闯王高迎祥、西营八大王张献忠、闯将李自成、绰号“曹操”的罗汝才等没有“诈降”一招，瞒骗官家偷得一晌喘息，假设黄河未“冰封成桥”，使得农民军走马越过大河天险，到达河南渑池县的马蹄窝、野猪鼻，历史又该走向哪里呢？
是年，崇祯并没有意识到“贼既渡河”的不祥之兆，他坐守北京只是催令“务刻期荡扫，如再疏泄五事，必不轻贷”。岂料农民军反倒如鱼得水“荡扫”了中原腹地。此时的农民军尚“流突无定”，忽而突至湖北、四川、陕西，忽而窜入河南，直到崇祯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凌晨（公元1641年）李自成攻陷洛阳，斩杀了崇祯叔父福王朱常洵后，崇祯始“心烦懑，辄废餐”，他既不能保此叔父，还能保全朱家社稷吗？
区区银川驿站马夫陕西米脂县双泉里人李自成，居然能够“奋臂一呼，卒至土崩不可救”，直到康熙年间《米脂县志》还如此说自成，好生厉害的“下岗马夫”，朱由检该明白先祖朱元璋是怎样起事的，也该明白农民一旦不种粮，拿着大刀去抢粮的“力量”。
洛阳失守，开封守军副将陈永福火急赴援，开封城守备就自然虚了大半。李自成得到情报，来了一个回马枪：奇袭开封。
1641年农历二月九日午，西关外乡民争道入城，车辆阻路。百骑农民军伪装官军，不能长驱，故“砍民争路，拥至西门”。防守官看得清楚，急忙闭合城门，城上火石大炮施放，百骑退回。
此后，李自成骑兵三千，“协从”3万抵开封西关。农民军大举攻城，时称初围。
关于那场战事详情，除当事人白愚《汴围湿襟录》外，另有李光壂《守汴日志》可资。其中光壂是守城主要幕僚，在崇祯十四年二月至十五年（1642年）九月，李自成三次围攻开封时，他不仅身在开封目击农民军围城的全过程，而且与明朝开封守臣高名衡、黄澍等一道谋划守城防务，在开封第二次被围时，他担任左所总社，率社兵（地方武装）守城。第三次守防，其为义勇大社总巡事务，日夜随守臣巡城。《中州先哲传》有其人二围时秉守职责的描述：“光壂与推官黄澍立城头，雪沾衣寸余不知也。”后黄河决口，淹没汴城，李光壂携家乘筏逃向河北，后流寓南京，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九月病中口述，由其子李銮记录，成《守汴日志》一书，分日记载，委实详细。因李守汴有功，后授知县，“至清，不仕，隐居于河南通许县西李村，后以疾卒，终年六十七岁”。
在开封山陕甘会馆面见馆长韩顺发，我得见此书，那是一本残角卷起、水渍污面的旧书，韩顺发说：“我也是从旧书摊淘来的，别让我讲了，书上都有。”
于是，我开始与一个前世老人进行“晤谈”，操戈双方该是怎样的杀戮：
贼攻西城，城垛口先是桌面、门板以蔽炮矢，似乎抵御不住炮矢轰击，城头兵士手足不能施。十三日生员张坚急中生智，用原木捆绑成筏，宽可跨三至五垛长，又出垛外四五尺，上容十人，“我兵得展手足”。推官黄澍命快手朱光祖督造“悬楼”，一夜成50座，分置城上。
十四日，看起来笨拙无比的“悬楼”在实战中发挥了效应。攻城农民军似乎死伤甚多，惹得“贼怒甚，射终日，箭插城垣如猬”。十五日，农民军以48人为一组扛云梯攻城，一个名叫朱之沧的守城兵士，缒城杀贼得首级一颗，赏银五十两。
李自成原来设想的以奇袭方式夺取开封的盘算落空，连日来又强攻受阻。十六日前往洛阳赴援的陈永福闻知开封遭袭，两昼夜兼程赶回，所部入城前，顺手牵羊式“由孤魂坛穿贼营”进小西关，砍杀一阵后，遂统兵到城下。巡按高名衡令陈永福儿子陈德在城头看得真切后，开水门放入。是晚陈永福一部官军恋战，杀得眼红，一时忘却归城，被清醒过来的农民军围住，直到次日早晨，还在小西关恋战，伤亡颇多。一名官军登上一屋顶，连杀七人，农民军不敢近前，只好乱箭射杀了他。
十七日，自成于西门外巡视，陈永福儿子陈德一箭射中李自成左眼，那一箭是否促成农民军自行解围，无史料佐证，不过翌日黎明，农民军前锋便向西撤离，直到傍晚全部遁去。当陈德射中自成，见“抱头惊拥而去，始知为闯贼也”。
陈德这一箭，后来多被认为是陈永福所射，故在大顺政权劝说总兵陈永福归降时，自成闻说永福忧虑那一箭之仇，遂出言消解顾虑。再后来抗清之太原战役中，陈永福的守城是认真的，然最终“无路可走”归降了大清，这是后话。
河南是朱明王朝的建藩之地，一共有七王在此，宗室财富聚居，可谓富甲天下。福王朱常洵就藩洛阳，周王朱恭枵居住开封，两人在战时迥异的作为，虽不能左右战局，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自身命运。
周王朱恭枵比福王朱常洵明理得多，大兵临城当日，他不惜尽其家产，“下令民间，有能出斩贼一级者赏银五十两，能射杀一贼者赏三十两，射伤一贼或砖石击伤者赏十两”。此举果然奏效，百姓持弩操刀登城者一时踊跃，另周府家丁八百也登西城守御。而洛阳福王却不纳官府意见，“一筹不画，一钱不舍”，十足“铁公鸡”一个，城上兵士军饷不济，食不果腹，多有怨气，这也是促成洛阳守军临战反叛原因之一。城陷后福王家私不仅不保，连他的性命也丢掉了。农民军在迎恩寺搜捕到他，押送他“朝见”闯王的路上，恰好路遇被五花大绑的曾经向他献言捐助的明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福王竟然大叫“吕先生救我”。“色怖，泥首乞命”的福王被李自成奚落一顿后，打四十大板，枭首示众。
战争的胜负致因颇多，情形复杂。洛阳失守，不是无兵无民可恃；开封固守，不是兵多民勇，而在于非常时期，官家谋划、调配到位，民自有奋勇者。
主动撤围的李自成部向西，连克密县、登封、嵩县。崇祯十四年七月，绰号“曹操”的罗汝才因与张献忠不和，率部众进入河南，同李自成部合营，仗似乎越打越顺手。
自农民军解围西去，次日开封官府便督众修葺城垣，昼夜兼工，十日告竣。
文武督战保危城
汴人预计农民军还会再来，却未料到有那么多人。
崇祯十四年（1641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李自成、罗汝才合营逼临开封城下。是日下午，“贼七骑飞奔曹门（东城门），贴伪告示二张于栅上，守关兵士追之莫及”。当晚，李自成老营屯土堤外应城郡王花园内，约去城5公里，罗汝才安营繁塔寺。
二围开封，农民军精兵3万，协从40余万。在明史官方文书中所言的“协从”，往往是新入伙的饥民，他们缺乏战斗经验，纪律松懈。“精兵”，也即跟随李自成多年征战的“老革命”，他们是农民军的作战主力，每天吃三顿饭，“协从”和随军家属只能吃两顿饭。农民军声势大盛初围。
不过间隔10月，李自成已学会先礼后兵，曹门外告示已少了些杀气，多了些斯文：“即开门投降，一概赦罪纪功，文武官员照旧录用，断不再杀一人以干天和。”最后却狠狠一句：“仍旧延抗，本营好杀恶生。”
二围开封的农民军，俨然以强者居高临下对城内人发话，并对急速膨胀起来的军队开始约束：“窝铺内藏匿妇女者斩。”
城内文武官员自感官军不济，祥符知县王燮无奈创立社兵，实则是组织市民参战的临时地方武装。既有社兵，必设社长。
农民军兵临城下的当晚，王燮火急请将，还闹出一场小误会。知县夜遣人召李光为左所总社，使者误召父。老父突兀，又适多病，也就推辞不就，惹得知县王燮大怒。乡绅张文光知晓，复往光家，说“召，非召父”。李光闻知，次日一大早登门见知县，把兵符领了，一小小贡生统左所总社兵。这开封四墙守备，多为文人统领，只有南门是武将陈永福把守。
枕戈待旦的农民军，二十四日攻击曹门至北门一线。
北城外，有明督师丁启睿由南阳赴汴的三千官兵，就濠边筑垒防守。无墙可据的官军，一经接战，全面溃败至瓮城内。此刻，两军混杂其间，王燮即令加土塞门，官军哀号求入，丁启睿也恳请启门放入。当时知县王燮条件反射似的大呼：“此何光景，尚敢启门也？”农民军汹涌纷至，已登瓮城，离大城不过数丈。要说这瓮城具备防御功能，完全可以“关起门来打狗”，可偏偏两兵相混，城头守兵不好援手，一时无计可施。危迫中，王燮议用火攻，以解其危，督师丁启睿吝惜所部将士不忍下狠手。尚在迟疑间，王燮令人众火炬齐抛，城下兵士躲避不及，霎时引火烧身。
一个文人断然出手，让职业军人的丁启睿目瞪口呆，然后是泪流满面。尽管有当事人李光、白愚事后叙述，但我还是无法透过纸面文字去想像那一幕，火究竟有多大多烈，顷刻瓦解了厮杀，只留下焦黑狼藉的肉身一堆。
没人能说清楚，面对由农民组成的义军的攻城，开封父老何以上下全力死守。官家的卖命、文人墨客的“铤而走险”或许可以注解为愚忠、正统，那王府家奴、商贾、市民何以登城斗狠逞能，在北门瓮城险急中，曹承奉所率周府勇士，备守城门，他们以土封堵城门，没至半，“贼来拆门”，周府人从里往外钩住敌兵，拖扯进来，手刃仇家般地砍掉头颅。
数日后，城上守备缺员。李光“设钱缗置城上，临时雇募壮丁，每次人给钱百文，饼四个，百姓蜂拥愿雇”。那钱那饼，居然来自商贾的捐助。仗已经打红眼了，无论“阶级”，不问“政治”，给钱就打吗？
没觉悟、没立潮的开封父老，几近成了扼制李自成、罗汝才凌厉攻势的主力。
仗打到次年的正月初一，要说是旧历新年的日子，1642年开封人忘却了往常年头的祥和，也无法祥和。正月里该是天寒地冻的日子，那一天“贼驱妇人，赤身濠边，望城叫骂”，城里人也不肯示弱，叫来僧人裸立女墙对骂，双方都皆助之大炮轰击。这仗打到了“风流”的份上，玩开裸体战了。
城外李自成是怎么想的，守城的高名衡又是怎么思的，隔多少代了，鸿沟颇深，脑子似乎跟不上古人的思维了。
当日李自成因久攻不克，一怒把大营移到城北三里许立帐。城上人能依稀瞭见营中往来，遂架起“红衣大炮”一尊，远射过去，正中其营，卷起飞烟灰尘一道，李自成幸免，便移营土城外。
两军相持，双方不免紧张。正月初一前两天夜，城中一佃户名王才，醉后向火，延烧草屋三间，一城惊惑。黄推官恐内细有意，不细究严查，推王才于市斩杀。初三，自成恐丁督师归降部卒反水内应，将其众诱自老营点名，乘其不备，悉数缚手斩杀掩埋于莲池坑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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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四那天，突然风雪交加。城上“大雪湿衣，兵寒难忍”。巡按高名衡召李光，立办2万件棉被御寒，“如迟，定以军法从事”，光哪里有时间逐户求之，不得已召集社兵，人人筹集。于是每社兵出10件，家有店铺50件，商贾人家30件，原为佃户的社兵也回去告知主人，捐出衣被。是晚，棉被分发给守城兵士。
白愚在其《汴围湿襟录》中，记录官民如此对话：“官军需尔衣被，奈尔妻子冻馁何？”民语：“妻子在家可忍，官军霜立堪怜。”话语之后，老大不小的爷们也都相拥对泣。
明末农民整个战争史，唯河南开封最坚，坚在何处，由此可见一斑。农民军方面也非不用命，也都是“前者死，后者继之”的汉子。在第二次攻打开封实施爆破时，农民军兵士每人冲进城下凿取三块墙砖，完成任务回营休整，不足数的正法。
正月十三农民军掘洞炸墙可为例证。一连数日农民军战士轮番飞至城墙东北角，掘出长长的洞穴，每日往返背负布囊装填炸药。是日，拉出长线，骑兵步兵千余预备濠边等待城炸开缺口出击。一声天崩地裂，砖石腾空，碎落飞溅数百米，设伏待命的农民军死伤惨重，城上城内未伤一人，城墙外壁坍塌，里墙仅厚尺许，依旧卓然兀立。此乃天意援手开封不成？
那不过是一种巧合，它却让农民军士气黯然，萌生退意。次日，“老营贼五鼓拔营，攻城贼未动。午时，贼马飞奔，呼众贼速走。自西北往东南，扬尘蔽日”。
李光与众守官城头一定看得分明，不然难有上文的描模第二天，开封城门大开，守城官家到罗汝才扎营的繁塔寺探看，营地牛、驴、马皮肠肺，间以人尸，污染满营内外。
曹门至北门外十余里，“尸体遍野、断发满地，死伤者无虑十万”。黄推官命地方民夫就地掩埋，十日未能清理。城外遗牛3万头，官家禁止兵民掠夺，时以平素半价卖给农民，另遗妇女三千多，令亲属认领后，尚余三百多口，送尼庵供养。
农民军自行解围后，城墙固修。随后，其他剿匪明军依旧与闯王接战，“终不能扑灭，致有第三次围城之祸”。
崇祯十五年（1642）五月初二，李自成第三次进攻开封。崇祯急令丁启睿、左良玉等明军来援，明军总数18万，号称40万，在朱仙镇和农民军摆开决战的架势。李自成主力暂且移师朱仙镇，稍经接战，主力左良玉部七千人避战而逃，李自成于五月二十五复围开封。
左良玉之退却，实在是故意，此人跋扈难用，但崇祯又不便“修理”他。左部号称兵多将广，实际骨干兵力不过2.5万，相当一部分是他招安过来的原农民军部队。明廷明白，一个处置不当很可能使之一哄而散，复为“流寇”。此时的明廷，可资利用的军队一是吴三桂辽东部队，二是湖北的左良玉部队，三是陕西孙传庭部队。因预防满族入关，即使在北京被围攻告急直至覆灭时，也顾及边患没有调动最精锐的吴三桂部。陕西因处决原总兵贺人龙后，尚需稳定军心，解除开封之急，崇祯首先指望的还是左良玉。
对于左良玉这个军阀，崇祯采取了结之以恩的笼络方法。良玉年轻时曾犯军规被削官去职，屈身走卒之列。后来被河南归德府人侯洵看中授予兵权，又在辽东战役中崭露头角，从此官运亨通。左氏对侯洵感恩戴德。崇祯帝对此了然，所以释放了在狱中服刑的侯洵，委以兵部右侍郎等军职，意在利用他和左氏私交，调动左部与保定、山东、河北等官兵南北合击李自成。
侯洵倒是能通盘考量时局的人，策略是“维城当不急于社稷”，主张各省固守本境，等待时机，他认为河南已是赤地千里，粮食窘绝，李自成有百万大军在河南，只能蹲着挨饿，到那时再督率左良玉北上，会同陕西总督孙传庭夹攻农民军。
却不说官军能否固守本境，防堵农民军的流动作战。侯洵的主张正好与崇祯的本意相逆，侯洵建议一经提出，立刻被否决。侯洵无奈，只得下令左良玉北上，左明知自己不是李自成对手，全军北上有可能全军覆灭，但还得敷衍侯洵的面子，先行令五千兵卒开拔，声称30万大军随后跟进。这30万人马的弦外之音是粮饷的数字，还算聪明的侯洵明白左的用意，连忙回函言说，无法解决30万人的粮饷，请他不必北上。崇祯起用侯洵不灵，开封无援。同年底，罢侯洵官职，重新将其投入牢狱。
后来，倒是陕西孙传庭部听从明廷的调遣，10万大军是年八月初一在西安关帝庙誓师出潼关，途中得到开封已经陷落的消息，改向豫南方向进发，李自成部向西迎敌，两军在郏县接战，孙传庭部几乎被全歼，时在开封水淹城废月余之后。
开封北城墙外，明显地堆积着沙丘。它连绵数里，几乎与北城墙等长等高，四墙外独独北墙突兀，有此地貌，沿东京大道收入眼底的是葱笼的绿色植被，那一向被我认为的不毛之地由黄河冲积淤沙而成，居然草木茂盛，竟成了开封人绝好的游乐之地。
以北城门为界，西边夷园，东边环城森林公园，名字连同那草木无疑是这座城市刻意的规划：环着城墙根，就着沙丘起伏的走势植树造林、圈地造园。假若不是开封人的提醒，谁能设想这地貌形成，居然是一场惨烈战事的遗存？
信步在这北城外园林的汴人，忘却历史了吗？数百年的岁月流逝，伤痕抚平，没有理由责备忘却。掩卷之余，使我臆想古人依旧在天上泪湿青衫。
围而不打困城粮绝
崇祯十五年（1642年）五月初二，在拿下归德府（河南商丘），扫清开封外围之后，大军压城。李自成至西城，屯阎李寨，罗汝才屯横地铺，两营纵广约十五里。“贼后队俱到堤上，贼马往来不断，时有游骑下堤，将至城而旋。”此番三围开封，农民军围而不打。其间农民军在去城南数十里的朱仙镇打援，赶走左良玉部，复回围城。直到九月中旬水淹城没，中间开封守军实际上只有10天的“消停”。
如果没有初围、二围久攻不破后的“谨慎”，围而不打绝不是农民军的性子。三围开封时，河南境内城邑已陷七八，多为农民军掌控，军事实力的天平无疑移往农民军一方。李自成深知开封维城意坚，但久困无粮无援，必不攻自破。不料城内官民的意志，再次出乎他们的意料。
吃饭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守城军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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濠外堤内的小麦将熟，两方竞相抢收。相遇时，“兵多贼即走，贼多兵亦趋避”，不日，城边麦地尽收，仅存土堤边麦地未收。
到了五月二十六，开封五门俱开，放兵民出城打草、采野菜。兵士割草喂马，民割草一担，卖价二百文，后涨到三四百文一担。野菜可食，每斤售价初五十文，后五百文。一连七日开封官民启城门以自救。
六月初四，官府从一名叫崔卖婆的妇女身上搜到金银六锭，审讯后知道，此妇假采菜出城，密至闯王老营，言城中事，拿了赏银返回。想必崔卖婆只是投巧，区区一妇女能出卖何等情报？崔氏被斩于市，从此官府禁绝妇女出城。
最初城内还有粮食买卖，奸商乘机囤积居奇。南城名遇春之商人，以二斗粮一两银出价。恰值黄澍到南城巡访，拿了遇春，临刑前遇春央求道：“有麦八百石，愿以赎命。”黄推官厉声呵斥：“不要汝麦，只要汝头。”斩首一奸商，抑制了麦价。不过到了是年六月后，“客粮已尽，民粮不卖，从此乏粮矣”。
黄澍发银，委社兵购买民粮。起初官家还算客气，上门劝说，高价从百姓家中购粮，后来百姓也已基本断粮，不肯出卖余存。官家的客气变成了强霸，不断有官家闯入民宅，翻箱倒柜地收夺粮食。除周王府外，都不免此，到了八九月之交，民粮已经无余可取，饥饿之困到了“人人相食”的绝境。杀人充饥弱中示强到了人人相食的地步，那情状已非文字可述，怎么渲染，文字都是平淡的。开封城死寂，多户人家粮尽的时候，已经无力出户走动，闭门等候死亡的降临。光天化日之下，时有强壮者掳人至背处，杀掉割肉分食之。虽有民间告至官府，官府也已无力侦破。
此时，守城官军被许杀马充饷，竟有将马肉人肉相混，每斤卖价数两，一马可值千金。谚语有“卖狗悬羊”，战时的开封居然有“卖人悬马”、取不义之财这样往史未见的罪恶绝例。
弱民不能杀人食肉者该怎么维持生存呢？只能吃几乎一切不能吃的东西。如水草、胶泥、皮革、中药，甚至新马粪。读到《守汴日志》这一页，人会猛一激灵，然后是一阵恶心。城里多水坑浅沟，水中有一种小红虫，即今天我们拿来喂金鱼的那种，在当年也被饥民捞取，拌葱油炒食，名曰金鱼子。有骑马过来者，尾随一群人，争拾新马粪，捧回炒成淡黄，用水吞咽。先人的叙述令我无法想象，马粪怎能入口？
推官黄澍于九月初一那日，行至曹门，眼见一二人在城墙下，敲人骨吸髓，不忍目睹，旋走之。曹门至北门兵士，每天三四百地饿死，“夜则城头寥寥，处处鬼叫”，铮铮也算汉子的黄澍面北长哭，遂写下绝命词三十首。汴城沦陷后著书《誓肌漫记》，只是失佚，今无从捧读。正是这位黄推官，三围时独擎大旗于曹门，招得万人于旗下结社，并在关帝庙以大铜罄盛酒，手刃鸡血与汴梁豪杰遍饮起誓，结义勇大社。又是黄澍每每凑足一顿牛肉、大饼，大餐之后，屡屡出城与农民军厮杀，居然次次小捷而归。一次，曹门将官高禄领兵夜袭敌营，被对方砍断双手，众兵把他抬回城上，黄推官一见，放声痛哭，给麦一石，米五斗，银五十两。
且不说明庭的腐朽，只说开封，只说黄澍，若是无能，岂能固守孤城数月不破。可见今古事大抵都是“事在人为”。
河水灌城，开封覆灭
历史上只有秦国王贲久攻魏国大梁不下，始引水猛灌大梁三个月，城破，魏国灭，时在公元前225年。秦人像洪水一样迅速灭掉六国，统一了中国。而1867年后，又是西来的秦人再次仗着大水灌城，把大梁旧地的开封城给彻底毁掉了。
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九月十四夜，“河伯震怒，水声远闻”，黄河决口，翌日黎明，水至开封城下，“西南贼俱远遁，东南贼溺死无算”。据史料所录，李自成围困开封城农民军躲避不及，溺死一万。九月十六开封守军两营兵抱土塞门，“水从隙入，势不可扼”，“是日，南门先坏，北门冲开，至夜，曹门、东门相继沦没。一夜水声如数万钟齐鸣”。九月十七黎明，“满城俱成河汉”，只存钟、鼓两楼及周府紫金城屋脊、相国寺顶、延庆观、土街等高阜处。时隔3年余，也即由明到清的顺治二年（1645年），河南巡抚宁承勋“由大河泛舟，直抵城下，城垣半在沙淤水浸之中”。20年过后（康熙元年），河南巡抚张自德、布政使徐化成始重建开封城。
关于谁是决堤没城的元凶？明清史料多谴责农民军所为，而李自成大顺王朝毕竟未能坐得江山，也未获得话语权。白愚、李光壂说得也不很坚决，如白愚言：“黄河之水虽起寇祸，实值河水骤涨，是天也，非寇也。”
时至今日我在开封发问，回答的更像反问：“现在更不好说啦，谁会知道呢？”行文至此，姑且把这桩悬案，糊涂悬将起来，再回到历史文字的陈述里。
推官黄澍等被困水城之中，第一时间派家丁两人，抱一木泛水北去，三昼夜始到土堤，时在河北监军的王燮得黄澍手书，面南大哭不止，夜督20余只大船，自乘小船从北门直入城内，与巡按高名衡、黄澍一起到紫金城上救周王，几人见周王后抱头痛哭，后以舟船将周王及眷属五百号北渡而去。随后王燮又促小船多艘，将聚集在城头、屋顶、树上的百姓渐次运抵河北。
趁“水”打劫，似乎不可避免，一些恶兵奸民架舟泛行，窥有财物，乘四边无人，将难民推入水中，杀人灭口。难民渡水者，间有携带财物，多被兵士搜夺劫取。民有呼告监军王燮，王燮立即枭首示众，以肃清道路，保障民众。
其实水没开封时，城上尚有兵卒数千滞留。巡按及时运粮、厚赏，命令兵卒恪尽职守，守备不懈。数日后，农民军也造得舟船或木筏，数千人登上西城，两军居然在城墙上交战两日，后因官军势弱力穷，登船北渡。
登城农民军逐渐增多，城墙地方窄小，军力施展不开。监军王燮决意再战，九月二十六秘密发兵三千，潜登西城，农民军松懈不备，多未携带兵器，忽遇官军袭击，被逼投水亡命。若白愚追述的数字不含水分，无疑官军是一次少见的大捷：溺水死者数千，斩首级500余颗，活捉62人，后押解到北岸柳园全部斩杀。
关于开封城中战死、饿死、溺死的数字，无人能说得准确，十之九亡是古人的概算。白愚说城内百万之众，后奉旨领赈者不足10万；而今天开封人说：“城破后人还剩2.7万，明末开封最多30万人口。”数字不是总结一场战争的关键，或许最该知道的是那场战争终结后的历史意义：开封城没等于明王朝的终结。1644年旧历三月十九中午，李自成从德胜门进入北京，京城脆弱得不堪一击。天数也许在两年前已经注定了，无论北京城墙本身多么威严高硕。
其实最好笑的是后来，京城的兵部尚书张缙彦1644年正月居然异想天开地提出派人去开封打捞沉银。国库实在拮据，崇祯听说有银可捞，敦促人火速去办。又觉得名义不雅，即以汴城修复为名，去其积水，捞出沉银，以助兵饷。并欣然批语：“其汴城捞费一事，宜专官密行。”这朝，不灭才出鬼哩！
自古皇家多风流 笑谈中国十大绿帽帝王
1.秦庄襄王子楚
当秦庄襄王子楚尚在赵作人质时，吕不韦就把已怀孕的赵姬当成奇货送给子楚，赵姬生下来的儿子即为赢政。后来子楚登上王位，赵姬为后，赢政为太子，吕不韦为丞相。庄襄王子楚不久去世，赢政年幼，赵姬为太后听政，赵姬与吕不韦旧情复燃，后来吕不韦怕奸情败露招祸，把醪毒送进王宫，以宦官的身份作掩护，与赵姬私通还生下两个私生子，秦庄襄王的绿帽子大如斗篷啊。
2.南唐后主李煜
李煜同学像历史上绝大多数亡国之君一样，身畔有一个超级pp的mm-—小周后。李煜在开封做了新政权的高级囚犯之后，宋太宗利用每逢节日百官夫人（小周后被册封为郑国夫人）进宫朝贺之机“强幸之”。更加夸张的是，宋太宗还命人现场写生，画了一幅《熙陵幸小周后图》。宋王铚《默记》引龙衮《江南录录》“小周后···每一入辄数日而出，必大泣骂后主，声闻于外，多宛转避之。”李煜戴了绿帽还被爱妻泣骂，其心中的愤懑与屈辱可想而知。
3.北齐武成帝高湛
高湛继承帝位后，他老婆胡氏册立为皇后。高湛强奸嫂嫂李祖娥，常常宿在昭信宫，胡皇后不耐宫闱寂寞，同高湛的亲信随从、给事和士开勾搭上了。和士开唇红齿白，翩翩有风度，又弹得一手好琵琶。高湛知道后，非但不责怪他，还有意成全他们。和士开善使一把铁槊，胡皇后说她也想学槊，高湛便命和士开教她。胡皇后与和士开眉来眼去，乘机调情。两双手摸来捏去，高湛只顾饮酒作乐，视而不见。后来北齐亡国，胡氏甚至沦落猖门。高湛这绿帽算是戴到家了。
4.隋文帝杨坚
杨坚本来是个不错的皇帝，甚至应当成为中国历史上承上启下的人物，可惜晚节不保，病重时知道儿子杨广调戏自己最宠爱的老婆荣华夫人（陈后主之妹）被气的一命呜呼了，杨广登位后作的第一件事就是先让老子当了乌龟，随后又淫了另一位母后宣华夫人。
5.隋炀帝杨广
杨广让自己的父兄戴了大绿帽，可他的正式夫人萧皇后（南朝梁帝公主）在他死后先后成了宇文化及的淑妃、窦建德的宠妾、两代突厥番王的王妃，最后又成了唐太宗李世民后宫中的昭容。杨广先后五次被正式带上绿帽子，正是弑父屠兄的报应。
6.唐太宗李世民
李世民虽然是一代明君，但是也不能否认他就没有戴绿帽，他晚年宠爱的才人武氏和他儿子私通，在他还没死的时候就让他当了乌龟。
7.唐高宗李治
李治是有色胆没人胆的家伙，先让老爹戴绿帽，又让姐夫戴绿帽，而且还玩母女共事一夫的游戏，无耻之极，他的报应也最大，杨广戴绿帽的次数其实远不能和他相比，但让杨广戴绿帽的都是英雄或帝王，而他的老婆武则天一生和多少男人乱搞谁也说不清，总之，李治头顶的绿帽是千年万年也不褪色的了。
8.唐中宗李显
李显是李治和武则天的三儿子，他生长在一个绿帽横行的年代，本来他生性还有点棱角，可全被多年流放磨平了，他的老婆韦后在给他戴绿帽子方面比武则天有过之无不及，武则天广养面首毕竟是在李治死后，而韦后则在皇帝老公眼皮底下秽乱春宫，上至武三思、宗楚客、马秦客、崔shi那样的重臣，下至宫中的御医和厨子，甚至连自己女儿的老公都不放过，而李显明明知道却一点也不生气，甚至在韦后和他的情夫们赌钱时还帮着数钱，真是戴绿帽戴到家了，最后韦后也没放过这只乌龟，和女儿一起毒死李显。
9.唐玄宗李隆基
著名的唐明皇，开创了开元盛世，也是个淫乱的禽兽，居然强抢了儿子的妃子杨氏，他在让儿子戴绿帽子时自己也无形中待了绿帽，据说杨贵妃和安录山勾结成奸，与“干儿”安渌山玩洗澡不小心玩过火。
10.清皇太极
多的就不说了，这个绿帽子还是比较风光，毕竟自己本人，自己的弟弟多尔衮和妃子孝庄都是不同凡响啊！
5000年的中国史只出过24位“牛”皇帝
牛年已过，虎年岁至，理应做些盘点和总结。然而，盘点什么呢？看网上新闻，这“门”那“门”的倒是不少，可都和咱无关；这事那事倒也挺多，咱也无能为力。说说工作吧，大家似乎又都在干着同样的事（不信可以看年终总结）；说生活吧，却也没发生什么质的飞跃。回顾一年，竟然发现无甚可说。杯具哉？所幸还有几本史书相随，倒也发现了些有趣的事，比如中国的皇帝们。路卫兵在闲极无聊之时，也算当了回“史上最牛的组织部长”，审阅了各个皇帝的皇家档案。从第一个皇帝嬴政，到大清朝末帝溥仪，中国历史上共出现过三百多位帝王。然而，路卫兵将其归门别类之后（别急，不是动干部）发现，其中属牛的皇帝只有24位，还占不到十二分之一（十二个生肖嘛），颇有些炙手可热。下面就让我们重新回顾一下这些刚刚过了本命之年的“牛”皇帝的风采吧。
西汉景帝刘启（前188年——前141年）。汉文帝刘恒第三子，在位16年。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属牛的皇帝。他与父亲汉文帝一起，开创了“文景之治”的繁荣，也为其儿子汉武帝刘彻在后来打造“汉武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汉景帝在位期间，平定“七国之乱”，实行削藩，加强了中央集权；对内轻徭薄赋，与民生息，实行“三十税一”制，经济长足发展；对外，仍沿袭刘邦时的战略，对匈奴政策以和为主。刘启是一位性格温和而又开明的皇帝。班固在其《汉书·景帝纪》中说到：“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对其作了充分的肯定。
东汉明帝刘庄（公元29年——公元75年）。光武帝刘秀第四子，东汉的第二任皇帝，在位18年。汉明帝和他儿子汉章帝在位的三十年间，政治清明，社会经济繁荣，国家相对稳定，史称“明章之治”。汉明帝提倡儒学，体贴民情，多次下诏招抚流民，以郡国公田赐贫人、贷种食，并兴修水利，致使当时民安其业，户口滋殖。与之相对应的，在治政上则注重刑名文法，为政苛察，总揽权柄，权不借下。一改光武为政时的柔道，代之以刚猛，采取铁腕治国，《后汉书·显宗孝明帝纪》中说，“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达。内外无曲之私，在上无矜大之色”。在军事上，对匈奴采取强硬措施，威服了匈奴和西域，为以后汉室彻底消灭北匈奴，控制西域打下了基础。刘庄是一个非常勤政的皇帝，经常“乙更尽乃寐，先五更起”（《后汉书》），起早贪黑、勤于政事，在两汉时期算是有作为的皇帝之一。他还从天竺引进佛学，并在洛阳建立中国第一座佛教庙宇白马寺。
汉少帝刘辩（173年——190年）。汉灵帝刘宏之子，在位不到一年，董卓掌权后，将其废为弘农王，不久害死。刘辩性格放浪无形，被其父喻为“轻佻无威仪，不可为人主”（《后汉书·窦何列传），是个不成材的主儿，在位期间没什么作为。
东晋哀帝司马丕（341年——365年）。晋成帝司马衍之子，东晋的第六任皇帝。司马丕迷信方士之术，整日和道士在后宫炼丹药以求长生不老，最终也因服食丹药中毒而死，终年25岁。其在位4年，实为傀儡。权力实际掌控在大将军桓温手中，期间，桓温为增加朝廷财力，缓和社会矛盾，将南迁的北方民众，与南方的土著一起编户入册，一起纳税，受到南方人的拥护，史称“庚戌土断”，也算是司马丕在位期间的一件大事。
汉昭烈帝刘备（161—223）。字玄德，三国时期蜀汉国的开国皇帝，在位3年。涿郡涿县（今河北省涿州）人，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曾联合东吴抗击曹操，最终三分天下有其一。
十六国·前凉·文公张骏（305年——346年）。在位22年，开创了前凉的鼎盛时期。张骏勤于政事，善于用脑，并极度扩大版图，先后击败龟兹、鄯善等国，独据凉州，称霸西域。又发展经济，减轻刑罚，很有一番作为。张骏还“厉操改节，勤修庶政”，采取了一系列治政上的改革措施，当时“远近嘉咏，号曰积贤君”（《晋书》），得到朝中上下一致好评，被人称作“积贤君”。
十六国·后秦·武昭帝姚苌（329年——393年）。羌族人，后秦开国皇帝，在位10年。公元357年，姚苌与前秦战于三原，兵败投降，成为苻坚部将，累建战功。淝水之战后，前秦大败，姚苌趁机据岭北之境，自称大单于、万年秦王。公元385年，姚苌向苻坚索取传国玉玺不遂，缢杀苻坚，称帝于长安，国号大秦。姚苌很胆小，到了晚年，常于宫中梦见苻坚前来索命，吓得他在宫殿里乱跑，被卫士误伤阴部，“宫人迎苌刺鬼，误中苌阴”（《晋书》），后来伤部发炎，痛苦万分，临终前跪伏床头，叩首不已。公元393年姚苌病死，其子姚兴继立。
十六国·南凉·景王秃发傉檀（365年——415年）。鲜卑秃发部人，南凉第三任帝王，在位13年。秃发傉檀“少机警，有才略”（《晋书》），很得其父秃发思复鞬所喜爱。其兄利鹿孤在位时，军国大事也都委于傉檀，因此利鹿孤死前传弟不传子。公元402年，傉檀继立，自称凉王，改元弘昌，迁都乐都。然而秃发傉檀时运不济，其后数年，南凉屡次遭到大夏、北凉进攻，由于地小民贫，南凉无力与之对抗，便转而向西，进攻吐谷浑的乙弗部落，以求扩充国力，却不想后防空虚，西秦军趁虚进逼南凉，攻陷乐都。傉檀只好投降西秦，南凉自此亡。次年，傉檀为西秦王乞伏炽磐毒死。
南朝·宋·前废帝刘子业（449年——465年）。孝武帝刘骏长子，南朝刘宋第五任皇帝，生性残暴淫乱，在位仅1年。其残暴荒淫程度令人发指，他把各王王妃、公主集中起来，强令左右侍从奸污她们。他还下令宫女均赤身裸体与他在宫中奔跑嬉戏，有不从者，即行杀死，“帝好游华林园竹林堂，使妇人裸身相逐，有一妇人不从命，斩之”（《南史》）。刘子业还滥杀无辜，不仅狂杀自己同姓骨肉，还杀了许多大臣将军、近臣密戚，搞得人心惶惶，朝不保夕。刘子业特别嫉恨他的六个叔叔，就把他们全部抓进京城，将其中最胖的三位关入笼子里，每日供应猪食，令其拱食。又将其中最胖的一个，刘子业的叔叔湘东王刘彧命名为“猪王”，肆意侮辱取乐，最终搞得众叛亲离，被臣下杀死。
南朝·齐·萧昭业（473年——494年）。南朝齐朝的第三任皇帝，在位1年。萧昭业本人是一个阳奉阴违的人，靠着一流的演技，骗过父亲和爷爷，最终登上皇位。《南史》中用“矫情饰诈，阴怀鄙慝”八个字来形容他，是再恰当不过了。即位后的萧昭业原型毕露，挥霍无度，任性玩乐，过著十分浪费奢靡的生活，毫无一国之君的姿态，朝政都委托西昌侯萧鸾处理。最后萧鸾派兵进宫弑杀萧昭业，并且废萧昭业为郁林王。
北朝·北魏·孝武帝元修（509年——534年）。鲜卑族拓跋部人，北魏最后一位皇帝，在位3年。元修本姓拓跋，其祖父孝文帝，也就是拓跋宏，进行汉化改革时，将拓跋姓氏改为元姓。北魏末年，权臣高欢掌权，元修便是高欢拥立的傀儡皇帝。但是元修很有性格，血气方刚，不甘心只做傀儡，便与高欢对抗，兵败后投奔宇文泰（后为西魏丞相，其子宇文觉建北周称帝），被宇文泰毒杀。
北朝·北齐·废帝高殷（545年——561年）。北齐第二任皇帝，15岁登基，在位1年。高殷生性敦厚善良，受儒家影响较深，年轻有为，励精图治，特别是，他对民生极为关心，曾分命使者巡省四方，求政得失，省察风俗，问人疾苦；在治政上，高殷整顿吏治，政治较为清明，他规定武官年逾六旬皆放免，淘汰老弱，留下精壮，因而军力大增；他还下诏减轻徭役，使国势大为改观。堪称一代明主。然而，不幸的是，其父文宣帝在临终前，曾委托其叔叔高演辅政，致使高演位高权重，觊觎皇帝之位，终于发动政变，将高殷废为济南王，次年废杀，死时年仅十七岁。
隋炀帝杨广（569年——618年）。隋朝的第二位皇帝。在位14年，政绩和暴政都很突出，有人拿商纣王、秦始皇等与他相比，并称暴君。下令修建大运河，连接黄河和长江水域，使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逐渐成为一体。大运河的修建使中国水运畅通、发达，为中国后世的繁荣富强打下了牢固坚实的基础。开拓疆土畅通丝绸之路，隋炀帝派军灭了吐谷浑，开拓疆域数千里，范围东起青海湖东岸，西至塔里木盆地，北起库鲁克塔格山脉，南至昆仑山脉，并实行郡县制度管理。使之归入中国统治之下，这是以往各朝从未设置过正式行政区的地方。隋炀帝亲自打通了丝绸之路，这是千古名君才能有的功绩。为炫耀中华盛世，隋炀帝在古丝绸之路举行了万国博览会，更是举世创举。开创科举制度，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隋炀帝文采风流，所做的《饮马长城窟行》，成为千古名篇。后代文人对他诗篇的评价极高：“通首气体强大，颇有魏武之风”、“混一南北，炀帝之才，实高群下”。另一首《春江花月夜》“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足以显示他的文采“能作雅正语，比陈后主胜之”，隋炀帝的诗文在中国文学、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时他又荒淫残暴，对人民奴役征敛十分苛重，滥用民力，使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巨大的工程和连年的战争使民生不堪重负，引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在农民军的打击下，隋朝统治摇摇欲坠，618年隋炀帝在江都（今江苏扬州）被部将宇文化及等缢杀。
隋恭帝杨侑（605年——619年）。杨广之孙，在位仅半年，隋炀帝被起义军逼迫南下后，李渊李世民父子在太原起兵攻入长安，立他为傀儡皇帝，隋炀帝被杀后，杨侑也被李渊废杀。
唐顺宗李诵（761年——806年）。做太子26年在位仅8个月，性格随遇而安，能够面对现实。任用王伾、王叔文、刘禹锡和柳宗元改革弊政，受到百姓拥护，史称“永贞革新”。革新失败后，“二王刘柳”被贬为司马。
唐敬宗李湛（809年——827年）。在位3年，为宦官谋杀。生性好玩乐，不问朝政。喜欢打马球，还要禁军将士、三宫内人都要参加。他在宫中举行过一次体育盛会，马球、摔跤、散打、搏击、杂戏等项目很多，参加者也很踊跃。最有创意的是敬宗命令左右神策军士卒，还有宫人、教坊、内园分成若干组，骑着驴打马球，因为敬宗兴致很高，一直折腾到夜里一二更方罢。其贪玩本性可见一斑。
唐文宗李昂（809年——840年）。在位14年，享年32岁。在位期间，朝臣朋党相互倾轧，官员调动频繁，政权甚至皇帝的废立生杀均掌握在宦官手中。李昂起用李训、郑注等人，意欲铲除宦官，但事情败露，反而导致宦官大肆屠杀朝官，史称“甘露之变”。事后文宗更被宦官钳制，慨叹自己受制于家奴，境遇不如汉献帝。在位间，去奢从俭、勤于政务，以期成为名君。但既受制于宦官，又受制于朋党，再受制于籓镇，最终抑郁病死。
唐懿宗李漼（833年——873年）。在位15年，骄奢无度，荒淫昏庸，政治腐败。唐懿宗是唐朝最后一个以长子即位而且是最后一个在长安平安度过帝王生涯的皇帝。懿宗在位15年，骄奢淫逸，不思进取，宠信宦官，迎奉佛骨，面对内忧不知其危，遭遇外患不觉其难。《新唐书》的作者说懿宗是“以昏庸相继”，正是对他的综合评价。
五代十国·后周·恭帝柴宗训（953年——973年）。周世宗柴荣四子，7岁即位，在位仅半年。赵匡胤陈桥兵变之后建立宋朝，将其废黜。
五代十国·吴越·忠逊王钱弘倧（929年——967年）。在位不足1年，钱弘倧个性严厉坚定，极力抑制将领。三朝宿将、内牙统军使胡进思因害怕被铲除，遂先下手为强，趁钱弘倧夜宴将吏，发动政变，钱弘倧被软禁，胡进思迎钱弘倧之异母弟钱弘俶继立。
五代十国·吴越·忠懿王钱弘俶（929年——988年）。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的最后一位国王，在位30年。在位期间减免租税，整顿内政，稳定国内局势，对后周及大宋称臣纳贡，实为附属国。好吟咏，自编其诗为正本集，陶谷为序。今存一首“宫中作”。传说雷峰塔为钱俶为庆祝宠妃黄氏得子而建。
南宋·理宗赵昀（1205年——1264年）。在位40年，宋理宗本不是皇子，而只是宋朝皇家的一个亲戚，他是赵匡胤之子赵德昭的九世孙。他的前任宋宁宗死后，宰相史弥远矫诏废太子赵弘，立他为帝。宋理宗继位的前十年都是在权相史弥远挟制之下，自己对政务完全不过问，一直到史死后宋理宗才开始亲政，亲政之初立志中兴，采取了罢黜史党、亲擢台谏、澄清吏治、整顿财政等改革措施，史称“端平更化”。执政后期，朝政相继落入丁大全、贾似道等奸相之手，国势急衰。1234年南宋联蒙古国灭金。1259年，蒙古攻鄂州，宰相贾似道以宋理宗名义向蒙古称臣，并将长江以北的土地完全割让给蒙古。
西夏献宗李德旺（1181年——1226年）。在位4年，即位后，抗拒蒙古。1226年，成吉思汗攻西夏，西夏连失数城，献宗惊死，时年46岁。他在位期间曾力挽面临灭亡的西夏，却回天无力。
元成宗铁穆耳（1265年——1307年）。忽必烈之孙，在位14年，蒙古族，元朝第七代皇帝。《元史》本纪评价说：“成宗承天下混一之后，垂拱而治，可谓善于守成者矣。惟其末年，连岁寝疾，凡国家政事，内则决于宫壶，外则委于宰臣；然其不致于废坠者，则以去世祖为未远，成宪俱在故也。”其实，成宗并非只是守成者，曾大力推陈出新，且政绩与功德卓然。
他即位后停止对外战争，专力整顿国内军政。采取限制诸王势力、减免部分赋税、新编律令等措施，使社会矛盾暂时有所缓和。还发兵击败西北叛王海都、笃哇等，都哇、察八儿归附，使西北长期动乱局面有所改观。其在位期间滥增赏赐，致使国库入不敷出，资财匮乏，钞币贬值。还曾发兵征讨八百媳妇（在今泰国北部），引起云、贵地区动乱。晚年患病，委任皇后卜鲁罕和色目大臣理政，朝政日渐衰败。
铁穆耳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属牛的皇帝，从汉景帝刘启到元成宗铁穆耳，中国历史上共出现过23位属牛的皇帝，共在位200多年。自元成宗铁穆耳于公元1307年病死，至清末帝溥仪1912年退位，600年间中国再没出现过一个属牛的皇帝。
第二章 皇室内幕
历史上十大结局凄惨的帝王
一、宋徽宗——赵佶
如果赵佶是生活在一个普通的贵族家庭，也许他生命的就仅仅和艺术相关联了。可是他偏偏是出生于皇家，又当上了皇帝。于是他的一生注定对于宋帝国来说是不幸的，对于他自己来说也是不幸的。赵佶在位26年，在他把北宋帝国折腾得奄奄一息之后，于公元1127年三月，赵佶作为俘虏，被金国的士兵带离了江南这片沃土，来到了三千公里外的朔风怒吼的遥远东北地区。八年之后，这个但充满才情的皇帝病死在荒凉的五国城（黑龙江依兰）一栋破烂房屋中的一个土炕上，结束了他的一生。
二、钦宗——赵桓
如果赵桓的父亲是一个英明的君主的话，他的一生可能会是多姿多彩的。因为他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史上经济科学最发达的时代之一。然而，他是不幸的，因为他的父亲是宋徽宗。在金兵猛烈攻打北宋的时候他登上了皇位，本来他可以想他的父亲和祖辈那样用金钱换得苟且偷安的生活的，然而一个愚蠢的决定让仅仅作了不到两年皇帝的赵桓成为金人的阶下囚，和他父亲一起去了那个遥远的地方。1156年，赵桓作了金人俘虏23年后的一天，金帝国将领们比赛马球，完颜亮命二人参加。赵桓文弱，又不大会骑马，从马上跌下来，被踏践而死。大宋的皇帝居然死在金人马球比赛的球场上，这不仅是赵桓本人的悲哀，也是大宋帝国的悲哀啊！
三、溥仪
溥仪一生的命运很少能自己把握，三岁被人抱着登上皇位，接着又被赶出了紫禁城，再接着又被日本人利用，当上了伪满国的傀儡皇帝。他是第一个被自己女人甩掉的皇帝，也是第一个因为自己的皇后，而带上绿帽子的皇帝。他的一生也许是罪恶的，但绝对也是可悲的。
四、光绪
光绪悲剧可能从他无法选择他喜欢的珍妃作为皇后就已经注定了。那个时代是属于女人的，光绪抗争过，但不幸的是他失败了，于是他的悲剧也就提前的到来了。先是被软禁，接着是他心爱的女人被投井而死。我想，那之后光绪皇帝的心可能已经死去。
五、同治
他的悲哀在于他有一个把权利永远放在第一位的母亲慈禧。她可以不要儿子，不要男人，但她不能没有权利。同治不能选择他的母亲是谁，他也不能决定清王朝的命运，但是他可以决定晚上去哪家妓院，嫖哪个妓女。于是，他染上了梅毒，死了！
六、崇祯
明朝最后的一个皇帝，大明的官员和百姓曾经对这个精力充沛，充满活力的少年天子寄予厚望。希望大明江山能在他的手上振兴。然而，明朝皇帝那种贪婪，多疑，愚暴的性格完全的遗传给了这位天子。这就注定了大明江山难逃灭亡的命运。崇祯不仅多疑，而且自负，他想做一个好皇帝，想振兴大明，但他没有这个能力。于是他杀了魏忠贤，但却启用了更多他的亲信太监。他的多疑，让他自毁长城，杀了袁崇焕。这是的明政府再也无力回天了。一六四四年，李自成杀进北京，崇祯已众叛亲离，身边没有一个将领，只有几十个亲信的太监，没有人敢接纳他，他曾想逃走，可没有实现，最后只能杀了自己最喜欢的公主和家人，吊死在煤山上的一棵树下。虽然崇祯不是明朝最混账的一个皇帝，但却成了明朝的亡国之君。可悲可叹！
七、晋惠帝司马衷
一个白痴，成了皇帝，悲哀的就不仅仅是他自己，还有无数的百姓了。更为不幸的是这个白痴皇帝还娶了历史上有名的丑女——贾南风。历史上大凡是丑的女人，权利欲望都十分强烈，而且变态。司马衷这个可怜的白痴就这样被他的丑皇后玩弄于股掌之间。公元三〇〇，贾南风杀掉了司马衷唯一的儿子——太子司马通，由此也引发了剧烈地政治大地震——“八王之乱”。很快丑女被杀，白痴也成了八王的傀儡工具，当他在没有了利用价值，在三〇六年，被八王之乱的最后一个王——司马越毒死了。白痴皇帝司马衷也永远的成为了历史的一个笑柄。
八、汉献帝刘协
汉献帝自己肯定没有想到自己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傀儡皇帝吧。刘协9岁登基做了皇帝，成为了董卓傀儡。董卓死后，15岁的献帝又被曹操挟往许都，又开始了长达24年的傀儡生涯。难以想象刘协是怎样度过这漫长的6+24=30年的。他不是刘禅，可以“乐不思蜀”，他的内心肯定也斗争过，是屈辱的活着，昂首的死去。历史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公元220年，曹丕称帝，献帝被迫退位，改封山阳公。公元234年3月，汉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汉献帝无声无息地病死了，死在了另一个国家，魏国。
九、齐桓公姜小白
一代春秋霸主在死的时候肯定非常后悔没有听管仲的话：疏远竖刁、易牙这两个小人。竖刁，是姜小白最亲信的宦官，他本来不是宦官，为了能贴身服侍他所敬爱的国君，自愿接受宫刑。易牙，是一位精于烹饪的专家。有一天，姜小白说：“什么向我都吃过，只没有吃过人肉。”当天晚餐，就有一盘蒸肉，异常的鲜美。姜小白大大地赞赏他，易牙说：“这是我三岁儿子的肉，我听说忠臣不顾惜他的家人，所以奉献给国君。”看来再圣明的君主也无法躲避马屁啊！于是，命运似乎和齐桓公开了个玩笑，当他年老病重时，再也无力回天时，竖刁、易牙将齐桓公软禁在他的寝宫，直到他饿死。饿死之后，苍蝇云集，尸体腐烂生蛆。一直等到蛆的数目多到爬出围墙之外，人们才想到这位英雄已死。一代霸主死得这样的窝囊，不得不让人唏嘘啊！
十、中国最后一个皇帝袁世凯
袁世凯的一身是充满矛盾的。他的大半辈子在别人的赞誉中度过，而晚年却招来骂名不断。他曾被维新派当作可以信赖的人，而后又被清王朝看成中流砥柱。民国初期大部分军阀出自他的门下。也许善于恶，黑与白就在一念之间。你站错了位置，就很难翻身了。袁世凯的不幸也许就在于他最后时刻站错了位置，当了83天皇帝的他在一片骂声中被迫取消帝制。不久死于尿毒症。
慈禧后人揭开皇室内幕
满族人有一个习惯，称呼人的时候带名，慈禧名叫杏贞，小名叫杏儿。爷爷叫她杏儿姑。为什么很多人都叫慈禧为“玉兰”呢？应该是慈禧入宫以后，咸丰皇帝封她为兰贵人，宫里头认为只有玉兰花是最高贵的，就给她了这么一个封号吧。
光绪不接受姐姐当皇后
谁都知道隆裕是慈禧指婚嫁给光绪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当时的情况怎么样，也许只有隆裕一个人知道。
隆裕是慈禧弟弟桂祥的二女儿，也是我爷爷的亲姐姐。按照当时的情况，亲上加亲是非常正常的。而光绪是慈禧的妹妹所生，隆裕是她的弟弟所生，妹妹的儿子娶了弟弟的女儿，这在当时来说应该是非常不错的一段婚姻。隆裕比光绪大三岁，是光绪的表姐。在我爷爷后来的说法中，这两个人从小就在一起玩，隆裕作为姐姐，对光绪特别照顾，就像对待自己的亲弟弟一样。当年光绪刚刚进宫的时候，每次隆裕到宫里去也都看他。光绪也对这个表姐有着说不完的话，俩人经常一聊就是好长时间，气氛也非常融洽。可是这两个人谁都没想到，最后慈禧将隆裕指给光绪。在光绪看来，隆裕本来是自己的表姐，忽然间就变成自己的皇后，非常接受不了。作为姐姐，隆裕长什么样光绪都不会嫌弃，可是作为自己的皇后，谁都想找一个漂亮点的。可是既然老太后都说了这件事情，想改变过来是非常困难的。
光绪一眼看中珍妃
说起光绪的婚姻，真的是有一点离奇。爷爷说：“在慈禧为光绪指婚的同时，珍妃、瑾妃家里也花了很多钱贿赂李莲英，为的就是能够让珍妃当上皇后。从当时珍妃的情况来看，珍妃确实有做皇后的本钱：年轻漂亮、聪明能干、能歌善舞。除此之外，李莲英极力想把瑾妃也弄进宫来做光绪的妃子。因为李莲英收了珍妃家太多的钱，不这样做，没有办法对珍妃家里交代。本来是应该选皇后的，最后只弄了一个妃子，珍妃家里当然不愿意，所以李莲英就用两个妃子换了一个皇后。因为对于慈禧来说，只要皇后定下来，选谁当妃子都没有关系。所以，李莲英只有在光绪选妃的时候做些手脚。”
选妃当天，光绪在这60多人里面一眼就看中珍妃，因为这个姑娘简直太出色了。于是光绪傻呆呆地拿着一个玉如意，犹豫不决。因为这个玉如意递到谁手里，谁就是皇后了。而实际上，慈禧早就提前把意图给光绪说得很清楚了。因为慈禧是自己的“亲爸爸”（满语“母亲”），自己没办法，必须听她的。所以当他走到珍妃面前的时候，光绪突然间变得非常伤心，就在这个时候，熟知慈禧意图的李莲英连忙走了过去，猛地搀扶了光绪一下。光绪一下子就回过神来，只好由着李莲英一直搀到隆裕面前，无奈之际，只好将玉如意交到了隆裕手里。这样，隆裕就成了光绪的皇后。
皇后选定了，剩下就是要选出两个妃子。李莲英当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为了还珍妃父亲的这个人情，李莲英在慈禧面前大力鼓动，于是慈禧同意将珍妃和瑾妃一起带到了宫里。
选后造成母子隔阂
因为选后，光绪心里非常憋闷，大婚以后好长时间心里不痛快，不跟皇后同床。据后来隆裕对我爷爷说，当时在洞房里，心情坏到极点的光绪一下扑在表姐隆裕的怀里，号啕大哭，并对隆裕说：“姐姐，我永远敬重你，可是你看，我多为难啊。”
可是这件事情给光绪和慈禧造成了很大的隔阂，并且由于政治上的倾向不同，这种隔阂日益加深。到后来，因为慈禧的关系，光绪就变得非常不喜欢这位表姐了。
李自成：一个典型的“肚皮革命者”
1644年农历三月十九日，北京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团团包围，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仓皇从内宫出逃，在宦官王承恩的陪同下，吊死于煤山。这标志着明王朝在中国近三百年的统治正式结束。因这一年为旧历的“甲申”年，所以每到这一年，人们总会有许多值得回味的感慨。第五个“甲申”年，也就是公元1944年，文人郭沫若写下了他的著名雄文《甲申三百年祭》，重申了“得民心者得天下”，贪贿必然亡国的道理；同时也劝谕新兴的工农政党，切莫骄傲自满，以免重蹈李自成“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的悲剧。
平心而论，《甲申三百年祭》今天看来仍然以其充溢的历史关怀和对农民起义“同情的理解”，不失为一篇好文章。而在第六个“甲申”轮回里，随着历史潮流的沉浮变换，对李自成的评价也经历了一个“天上人间”式的飞跃：在尚“左”的年代里，李自成几乎就是救苦救难的“圣人”；而自20世纪九十年代以降，李自成又重新沦为“贼”“寇”，成为“暴力”的代名词。其实就李本人的身世和作为而论，他当然不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英雄”，但也不是天生的暴徒。与张角、方腊、白莲教、青莲教以及其后的太平天国相比，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其实是最少宗教色彩的。他的起义完全是因饥馑所逼。
一
李自成出生于陕北米脂县。在明代，米脂县属延安府绥德州。这里地处苦寒的黄土高原，土地贫瘠，降雨稀少，而明末的税收和“加派”是按亩征收，不考虑实际产出，这对地广人稀的陕北来说，就显得极不合理。而最令当地百姓不能忍受的是，陕北本来地处内陆，居民靠种地为生，基本没有什么工商业，但官府的各种“加派”只收银子，不要粮食，这就等于额外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再加上无休止的徭役和名目繁多的搜刮使得农民大量外逃，而官府为了“完粮”，规定一户逃则其余九户补足，九户逃则其余一户补足，于是，对不想坐着等死的农民来说，剩下的就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整村整村的逃亡。
崇祯二年，延安人马懋才在《备陈大饥疏》里，详细地记录了当时干旱无雨，百姓流离失所，哀鸿遍野的惨状：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树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其石名青叶，味腥而腻，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间有获者亦恬不知畏，且曰：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若为盗而死，犹得为饱鬼也。①
这个古代官吏摧人心肝的奏折今天读来仍然使人神摇。三百年前饥民的话直接、痛快，比后世一打学者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文章更接近真理。因为根据“血酬定律”，既然“饥死”和“为盗”所承担的“风险系数”是相同的，那么根据“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当然应当选择“为盗”，因为“为盗”至少可以吃饱了去死。这个有良知的官员在他的奏疏里继续写道：
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翼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影。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矣。②
马懋才用“最可悯者”、“更可异者”来备陈当时白骨纵横，相率食人的惨状，而这惨剧的发生地“安塞”，正是早期农民领袖高迎祥的祖居地。同时我们也看到，饥荒固然是由干旱引起的，但只要愿意救济，也不是全无办法。“相聚为盗”恰好说明有可盗之处，否则“相聚”有什么用？官府如能“损有余补不足”，本可以将天灾造成的损害降低到最低。但他们做什么呢？
……有司悚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如一户只有一二人，势必令此一二人赔一户之钱粮；一甲只有一二户，势必令此一二户而赔一甲之钱粮。等而上之，一里一县无不皆然。则现在之民只有抱恨而逃，漂流异地。此处逃之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秦中矣。③
即使百姓相率为食，“有司”还在“严为催科”！这说明世界上根本没有纯粹的天灾，无论水旱蝗害，事实上都和专制政府的黑暗和贪婪分不开。延安府的李自成和张献忠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起来造反的。尤其是在崇祯十三年九月，李自成的农民军被官军打得大败，当他率众从巴西鱼腹诸山中逃出，进入陕南的时候，身边的部众不足数百。可当十一月间，他突然率部进入河南以后，很快聚众达数十万。这和当时河南的灾荒有关，但灾荒不可能年年有到处有，只要措置得当，也不至于遍地柴薪。而当时的朝廷和官府就像后来的独裁者一样，一有“人祸”便诿过于天，不但不想法救济，反而加征三饷（辽饷、剿饷、练饷）不断，明征之外有“私派”，“私派”之外还有“火耗”，弄得民困财尽，千里榛莽。这时李自成的“三年免征”、“平买平卖”、开仓赈灾就大获中原人心。时人郑廉在《豫变纪略》里详细记录了李自成当时大赈饥民的盛况：“向之朽贯红粟，贼乃藉之，以出示开仓而赈饥民。远近饥民荷锄而往，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你也许可以说这是“收买人心”，是“作秀”，但崇祯和他的官府为什么不“收买人心”？为什么不“作”这样的“秀”？因而，就本质而言，与其把农民军称作“农民革命军”、“义兵”或“贼”、“寇”、“匪”、“盗”，还不如直接把他们称作“饥民”更接近事实些。“饥民”当然不是骄傲的资本，但也不是天生的耻辱；抢粮（农民军自己称“打粮”）肯定不是一种荣耀，但当各种通过诚实劳动糊口的途径被一一堵死之后，抢粮吃几乎就是一件无可非议的壮举，至少不比那些将别人碗里的饭夺走的人更无耻。
也就是说“造反”的目的不是效忠某个个人或某种“主义”，而是效忠自己的肠胃。简单地讲，就是为了请客吃饭。明末的农民起义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即几乎所有的起义军首领都有过招安、投降的经历。桀骜如张献忠者竟然也在崇祯十一年正式受抚，接受了熊文灿给他的副将头衔。当一个叫林铭球的巡按御史来到谷城时，张按照官场礼仪，立即向他行跪拜礼。史家在处理这一档史实时，或者假装不知道——实在绕不过去，就说这是一种“策略”；或者说这是“农民阶级的二重性”。实际上，这恰好说明这些起义的农民领袖，包括李自成在内，都不是真心造反，至少在起事之初，他们谁也没有想过要“取而代之”。这样，当官军剿抚并用，答应给他们牛犁耕种，并让他们的妻小吃饱时，手下将士便人心离散，渴望过正常人的生活。
因此，革命（本文指用群体性的暴力活动来颠覆、破坏现存秩序、制度的行为）虽然有多种，但就它的发生动机来看，大致有两类：一类是在一种新的制度、理念的引导下，通过有共同理想的队伍，来达到实现社会正义的目的，一类是在饥饿、困顿、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被迫起来寻找出路的。一类是由良知和头脑引导的，一类是由肚皮和肠胃引导的；因而，一类可以叫“良知革命”，一类可以叫“肚皮革命”；“良知革命”的背后是一套新的政治理念，往往能通过一个国家的试验给整个人类提供一种新的制度模式，“肚皮革命”因为缺乏新的制度想象力，所以完成的基本上是一个简单的“改朝换代”，即“屁股变了，龙椅没变”；前一类像英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美国独立战争以及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而后一类则几乎可以囊括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所有的农民起义，李自成领导的当然也不例外。
诚然，革命，尤其是“肚皮革命”，打断了社会的正常积累，浪费了既有的物质资源，破坏了既定的文化创造秩序，不说别的，单是革命要死人这一点就足以使我们认定，改良比革命好，这不需要讨论，需要讨论的是，李自成怎么“改”崇祯的“良”？是通过立法？选举？还是弹劾？罢免？如果这些都不可能，而且也不能造反——因为造反是一种暴力行为，那么，对李自成来说，剩下的恐怕就只有一条路，那就是等死，如果等死也算一条路的话。
实际上，朝廷和官府正是这么看待这些起义军的。兵部尚书杨嗣昌为了捉拿张献忠，曾张榜通衢，上附一首他自作的《西江月》，劈头两句就是“不作安安饿殍，效尤奋臂螳螂”。不说他残酷镇压农民军，单凭这两句，我觉得他最后自缢身死，就是死得其所。张献忠固然不是善类，但杨嗣昌说的就更不是人话。一个兵部尚书，朝廷重臣，历来以“父母官”自居，竟然要“子民”“作安安饿殍”！
中国要想走出“以暴易暴”、“治乱循环”的怪圈，就必须抛弃几千年来“只换屁股，不换龙椅”的革命方式，必须寻求一种和平渐进的方式来切入世界文明进步的潮流，这没有错。问题是我们在抛弃传统思维模式，寻求外部资源的过程中，是否一定要将几百年前这些走投无路被迫铤而走险的祖先妖魔化？我们是否能在否定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的同时，能对他们在反抗压迫与暴政角逐的过程中所彰显的人格力量、生命意志给予适当的尊敬？一句话，我们在品评这些逝去的英雄时，能否多一点理解，少一点苛责？多一点设身处地的悲悯，少一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高谈阔论？圣经上讲，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当提倡“非暴力”的人分不清施暴者和反抗施暴者，一例嘲笑挖苦以自高时，我觉得这对后者本身就是一种“暴力”，一种“语言暴力”。
在这儿，一些“非暴力”的提倡者混淆了两种伦理关系，即针对自己的暴力和针对别人的暴力。一个人可以放弃“针对自己的暴力”的暴力反抗权，采取他认为合适的方式，包括投降、顺从、谈判甚至“认贼作父”等一切“非暴力”的方式解决问题，但当这种暴力针对的是第三者，任何人都无权要求受害者——即“他者”——“放下武器”。具体到李自成的问题上，就是一个人可以当饥饿和公开的抢掠袭来时选择“逆来顺受”，但无权要求别人“坐以待毙”。不管他用多么好听的理论来劝阻别人“告别革命”，在我听来，都像新版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二
正如忽视了“暴力革命”的背景一样，某些学者在大谈改良的同时，恰好也忽视了改良的条件。我们知道，改良的条件是妥协，是双赢互利的共生思维，而不是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斗争哲学”；是承认自己的有限和“罪性”，而不是“天大地大，唯我独尊”，更不是一厢情愿地标榜自己“光正”，“就是好来就是好”。一句话，就是要承认自己“不良”，至少是有可能“不良”，才能谈得上“改良”，否则，你要他改什么？其次是，要有大致相当的力量对比。与独裁者没有一个不自我感觉良好一样，世界上也没有一个独裁者会心甘情愿地放弃特权利益。即使在英美这样一些深具民主传统的国家里，当要求改革的一方，力量没有强大到足以影响甚至威胁特权阶层继续行使特权时，身居要津者一般是不会主动放弃既得利益的。这一点在《大宪章》产生这件事上看得十分清楚。《大宪章》是13世纪初英国国王和属下25个分封贵族签订的一份关于各自权利和义务的协议书。在这份被誉为“英吉利自由之神”的文件里，国王承诺实行较宽松的统治，比如在司法领域内，《大宪章》第40条规定“任何人的权利和公正都不能被出卖、被否决、被拖延”，而正是这一条导致了西方自近代以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第39条规定“未经王国法律或陪审团的合法裁决，任何自由人都不能被拘捕、囚禁、没收、驱逐、流放，或受其他任何形式的伤害”，而西方法律中很重要的“人身保护”原则——在法庭判定有罪之前，任何人都是无罪的——正是由这一条衍生出来的。不仅如此，《大宪章》的意义还在于人们从这里推导出了一些极其重要的思想，即任何权力都要受到制约，即使是国王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而那时的中国，还匍匐在赵宋王朝的脚下，认为“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呢！
就是这样一份对西方文明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文件，它自身的诞生却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斗争过程。13世纪以前的英国国王在和贵族的长期征战中形成了一些不成文的约定，国王把取得的土地以采邑的形式封给诸侯，诸侯则出人出钱替国王打仗。但有一条，打大仗或征重税必须取得诸侯的同意。13世纪初，英国在和法兰西的战争中连连败北，以至于丢失了祖传下来的法国北部的两个郡，诺曼底和安茹。国王不服，为了夺回土地，就再次下令向贵族征税征丁，但这次没有取得贵族的同意，他就用严厉的手段强行征取。但令人沮丧的是，国王这次又损兵折将，铩羽而返。正当他雄心勃勃，准备再一次向贵族征收钱粮大干一场时，贵族终于不干了。1215年的春天，他们起兵占领了伦敦，然后派人和国王谈判。迫于内外交困的形势，国王约翰被迫在贵族们事先起草好的一份文件上写下了自己的大名，并加盖了皇家封印。这就是在西方政治史上，乃至全世界都意义非同寻常的文件——《大宪章》。
在这儿，我们看到，即使在英国这样有契约传统和“绅士风度”的国家里，国王也不会无缘无故地恩赐臣民某些权利，如果没有诸侯们大兵压境，国王是不会妥协的。事实上，约翰在签完字的当天就痛悔不已。他反复向教皇诉苦，他是在贵族的刀剑逼迫下答应的，因而应当由教皇出面，宣布《大宪章》无效。但《大宪章》规定，国王如违背协议，25个得到授权的贵族可以起兵讨伐之。因而当教皇宣布《大宪章》无效的消息传到各郡时，贵族们立即发兵伦敦，以武力捍卫《大宪章》的神圣性。这时，约翰死了，他的儿子亨利三世继位，由贵族组成的摄政委员会最后确认了《大宪章》的合法性，一种新的政治平衡就这样在武力面前达成了。
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如果国王执意不肯放弃“乱收费”的权力，反而认为自己是“真命天子”，起兵的诸侯是“乱臣贼子”，不但要“秋后算账”，而且会“灭门九族”、“凌迟处死”，那么诸侯一方真想放下武器也不敢放了；同样的道理，如果诸侯中一些人有“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思想，那么，不要说国王想放权，即使想逊位也不敢了。正是双方的双赢共生思想，为对方的妥协留下了活动的余地，一种动态的权力平衡才最终形成，才不至于鱼死网破，人亡政息。相反，美国的独立战争正是英国国王贪得无厌，步步紧逼，拒绝和解的结果。1765年，为了转嫁连年战争造成的财政困难，英国议会通过了《印花税法》。根据这项法律，北美殖民地几乎所有的法律文件，甚至连扑克牌在内都必须贴有大不列颠的印花才是合法的，都必须缴纳一定数量的税金。但这项法律并没有在殖民地自己的议会里通过，也没有殖民地自己的代表在英国议会里讨论，而根据西方政治“没有代表不纳税”的思想，凡纳税人有权参与立法。因而国王在各殖民地的压力下，不得不宣布废除了这项不合理的法律，但在废除的同一天，国王就宣告“过去有、现在有，并且依据权利应该有充分的权力和权威制定……法律和法令……以在任何情形下……管辖美洲殖民地及其人民”。因而，仅仅过了两年，国会就再次通过了向殖民地征收“外部税”的法律《汤森德法案》。根据这项法案，在美洲各口岸，对于进口各种玻璃、铅、纸张和茶叶都要征收若干重税。殖民地人民拒绝缴纳时，税吏就叫上英国军队一块来收。其间，他们多次派代表向英国国会陈述困难，但这些傲慢的英国人不仅拒绝接见，而且有时还把他们安排到荒无人烟又极不舒适的地方住宿，目的就是让他们尽快离开。
1773年，英国国会授予东印度公司诸种特权，其中一项就是对美洲茶叶贸易的垄断。也就是说，在这项法令之下美洲人实际上完全不能支配自己的茶叶贸易。激烈的反抗终于爆发了。1773年12月16日，东印度公司的一船茶叶运至波士顿，被愤怒的波士顿人倒入海中。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暴力事件，英国国会的对策是以压倒多数通过《强制法案》。该法案规定，今后所有破坏“和平”与妨害官员执行公务的案件必须移交英国法院审理；允许军队驻扎民房；关闭波士顿港口，直至该城将所毁茶叶赔偿清楚为止。国王写信告诉诺斯勋爵“事已至此，殖民地必须是要么屈服，要么胜利”——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
殖民地预感到一场风暴就要来临，但不知如何应对。为了协调各州的行动，他们决定于1774年9月5日派代表到费城开会。这就是第一届大陆会议。第一届大陆会议虽然通过了和英国断绝贸易往来的决议，但人们普遍不愿独立，他们联合起来的目的只是要让“英国人民感受到他们对于他们的权利的渴求”，因而，会上通过的《权利宣言》充满折中和让步，甚至“愉快地同意英国国会执行那些只局限于管理我们的对外贸易的法案”，连一向激进的杰斐逊参会时也只是认为国王需要“纳谏”。
实际上，直到1775年的春季，甚至一直到列克星敦的战争已经爆发，好多人仍然相信，假如让英国人知道，枪声虽然响起，但殖民地所要的只是“保卫自己的权利”，他们是会让步的。但英国国王拒绝了他们的种种和平企求，使得殖民地的代表不得不于1775年5月10日再次于费城集会，史称“第二届大陆会议”。第二届大陆会议决定组建一支大陆军，由深孚众望的华盛顿任总司令，但目的只是迫使英国让步。因而大会同时采纳狄金森的请愿主张，并在《关于武装抵抗的缘由和必要性的宣言》中谦卑地写道：“我们并不是出于从大不列颠分离出来的野心而组织军队的……一旦侵略者停止对我们的敌意，我们就会放下武器……我们谦卑地信赖着那至高无上的和公正不偏的宇宙裁决者和主宰者，我们……企求着他那神圣的仁慈能够在这场巨大的冲突中护佑我们，使我们的敌人能够以合理的方式与我们和解，并因而使帝国免于内战的灾难。”但回答他们的是，英王立即拒绝了《请愿书》，并于12月22日发布了《禁止法案》。该法案宣布，殖民地从此不在英王保护之下，并下令封锁殖民地全部港口，许多人才如梦初醒。
这给我们一个启示，“革命”不是议论出来的。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把革命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的那种迷信时代，是早已过去了”，就像天下雨不是皇帝祈祷的结果，娘嫁人不是村妇“腹诽”的产物一样，“革命是进化受到壅塞时的溃决”（顾准语）。翻译为“常话”就是，当一个社会或时代的人们面对奴役和压迫，觉得还有希望通过言论、集会、结社等理性方式表达时，他们一般不会铤而走险；但当一个独裁颟顸的政府对人民的压榨无以复加，不仅剥夺掉了他们通过和平渠道表达愿望的一切权利，而且公然践踏由它自己制定的法律时，暴力反抗几乎就是必然的选择。正如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所说：“绞杀或废除暴君为结局的起义的行为，与暴君前一日任意处理臣民生命财产的行为同样合法。暴力支持他，暴力也推翻他。一切事物都是这样按照自然的顺序进行着，无论这些短促而频繁的革命的结果如何，任何人都不能抱怨别人的不公正，他只能怨恨自己的过错或不幸。”这就是“非暴力”的局限，也是人类历史上一切忧时伤生的思想家面对暴力灾难反复出现的悲凉和无奈。
三
回到李自成的问题上，就是面对明末官贪兵懈、厂卫林立、政体朽坏、天怒人怨的现状，无论朝野、官民都认为需要改良，问题是谁来改良？怎么改良？说简单点，就是谁“改”谁的“良”？是李自成“改”崇祯的“良”，还是崇祯“改”李自成的“良”？关于前者，我们已在上文提及，由于信息资源、权力分布的严重不对称，李自成根本不可能“改”崇祯的“良”，倒是崇祯有义务而且有可能“改”李自成的“良”。因为从皇权专制的“法理”上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他可以而且能够对他王国疆域内的一切臣民、事务进行符合他意愿的改良。实际上，无论古今中外，改良的主动权始终在强者，即政府手里。套用现代经济学的说法，崇祯是这个帝国的“法人代表”，他有权对这个帝国范围内的一切生命、财产按照自己的策划重组、关并、划转甚至破产。可是这个帝国的“大老板”在李自成起义之前和起义之后都做些什么呢？一般来说，亡国之君是容易遭人唾骂的，但提到崇祯，人们总是眼泪汪汪。什么“日理平台，勤于政事”，什么“减膳撤乐，厉行节约”，仿佛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明君，只是让李自成害了。其实这些都不过是做做样子。“日理平台”与明代的政治体制有关。明朝从开国皇帝朱元璋起，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实际上是“皇帝集权”，废除了千百年的宰相制，实行“阁臣辅政，阁部平行，群臣互制”的“文官制”，实际上就是谁也不相信，大凡小事都得皇上点头，连阁部大臣也不过只是“票拟”而已。具体到崇祯这个人更是“为政察察”，用人多疑，又好自作聪明，他不“日理”谁“日理”？
至于“减膳撤乐，厉行节约”，不过是彻头彻尾的“作秀”罢了。比如，自崇祯十年起，皇帝因为“天下多事”，就下令停止了宫中几乎所有的娱乐活动，唯独“打稻戏”不废。所谓“打稻戏”，就是在秋收季节由钟鼓司的官员扮作农夫农妇表演的庆祝丰收的节目。表演时皇帝必须亲临现场，所以这对崇祯来说，是一个显示“重农”的好机会，但大臣要他拿钱修水利，他就不干了，而大家知道，只有修水利才是重视“三农”的切实措施。崇祯八年，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军攻陷了凤阳，掘毁了凤阳祖陵。崇祯闻报后痛哭流涕，马上宣布“避正殿，撤乐减膳。从初三日始，居武英殿，百官俱宿公署，阁臣俱宿于朝房”，“惟以青衣从事”。自己换一个办公室，穿着烂衣裳上班，要求手下大臣“宿办合一”，吃饭时少几道菜，这都不错。但关键问题是得取消加征，赈灾济困，让老百姓不要跟着李自成跑，这才是当务之急。如果老百姓有饭吃了，你在宫中搞两场文艺表演，多吃几碗红烧肉，有什么关系？但他一味装腔作势，一遇兵败城毁的事，只是一个劲儿地下“罪己诏”，但这有什么用呢？对一个皇帝来说，要紧的不是感动臣民，换取不明真相的老百姓的几滴眼泪，要紧的是，朝廷得拿出钱粮，救济灾民，让老百姓回家种地，至少得停止横征暴敛，因为在天下汹汹的大势面前，加征无异于“驱羊饲虎”，但崇祯是直到上吊之前一个月还在严辞催逼钱粮。
以前的史学家一提到明亡，就要大讲崇祯年间的大灾荒，实际上崇祯在位17年，不可能年年有灾荒，处处有灾荒，而农民起义的规模却越来越大，原因正在于崇祯年间的赋税之重，催征之苛都超过了前代。实际上早在马懋才备陈灾荒的第二年——当时的李自成刚刚举事，只是“三十六营”中的一个小首领——职方郎中李继贞就上书崇祯请求赈济陕北饥民。他认为“如此，则民之已化为贼者，将还化为民；而将化为贼者，且永不为贼”，但崇祯贪吝，只答应给十万。李为他算了一笔账，一个饥民一两，只可活十万人，而当时“斗米七钱，亦只可活五十日耳”。他请求皇上拿出“内帑”，“活数十万生灵”，但崇祯说什么也不干。李因之忧愤而死。
加征当然不自崇祯始，万历末年就有“辽饷”，但以崇祯时为最苛繁。先以辽东战事紧急加征“辽饷”，后因农民起义声势日壮，崇祯又降旨征收“剿饷”：“流寇蔓延，生民涂炭，不集兵无以平寇，不增赋无以饷兵。勉从廷议，暂累吾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话说得可怜兮兮，好像他自己不同意，只是大臣们竭力鼓吹。实际上，“勉从廷议”不过是“装处”而已，原定“暂累吾民一年”的“剿饷”并没有在一年之后结束，而是随之就成为“定额”。非但如此，仅仅过了一年，他又下旨加征“练饷”，意即因清兵内犯加征的练兵军饷。三饷并征，加上有司暗中卡拿的各种“私派”和“火耗”，百姓就只能为匪为盗，聊以度日了。
这种“逼上梁山”的恶果在当时不要说文人雅士、行政官员，即使普通百姓也已看得一清二楚。崇祯十四年，河南的许多州县已为李自成所得，汲县百姓王国宁冒死上书，指斥朝廷：“时时搜刮孑遗，日日更换守令，追呼于不毛之地，敲扑尽绝粮之人，终不能无米为炊，白骨再肉也。”④但崇祯至死不悟，以为只要把诏书写得“语重心长”、“情深意切”，百姓就任由驱使，不复有怨言，甚至到崇祯十七年，离他上吊只剩一个月的时间，李自成的百万大军已逼近北京，他还念念不忘征收钱粮。在一封专门的“催征敛”诏书里，我们看到这样的文字：
边饷甚急，外解至皆由有司，急赃赎而缓钱粮，不严赏罚何以劝惩？今内责部入，外责巡按，痛禁耗羡。完额则升京堂，否则除名。⑤
这里面透露了两个信息：第一，像崇祯这样的独裁者，反人民、反人道的本质至死都不会变；第二，自我感觉良好的本质至死都不会变。他压根就没想到，当时北中国的半壁江山已为李自成所得，“有司”已成李自成的“有司”，还怎么“赏罚”？怎么“劝惩”？京师官员都想着今后的身家性命，谁还顾得了“升京堂”？至于“除名”更是笑话，一个自己也面临“下岗”的皇帝还怎么“除”别人的“名”？看来崇祯是不上煤山不死心了。
面对官员们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奏报，崇祯有时也会唏嘘感叹一番，但大臣们如果要他拿出“内帑”助饷，他就会叫穷，不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就是说砸锅卖铁也凑不够那么多。崇祯十年，他刚刚任命杨嗣昌为兵部尚书，总揽“平寇”事务。可当杨向他要增兵的饷银时，他就叫起穷来：“目今帑藏空虚……前查约数若干，限二日内奏夺，如何不见奏来？”表演得煞有介事，连扮相台词都酷肖逼真。但问题是没有钱怎么打仗？他当然不肯明说，但明摆着是让士兵们去抢了。更可笑的是，他还当场批评大臣们：“去岁谕令勋戚之家捐助，至今抗拒，全无急切体国之心。就是直省乡绅也不捐助。及至贼来，都为他所有了。怎么这等愚！”⑥看来他自己是不愚了，遇到紧急军情，他这个帝国“大老板”一定会慷慨地“注入资金”的。可实际上怎样呢？
崇祯十七年，李自成已逼近北京。他想把最后一张牌打出来，即，调吴三桂入关对付李自成，但又怕清兵来犯，拿不定主意，就召他的父亲吴襄询问军情。他先问“卿父子之兵几何”，吴先以虚数应付，最后实答，只有三千精兵；他又问“需饷几何”，吴答以“百万”两白银。他立即大吃一惊。可当吴算完账后，他也相信了，但随之就哭起穷来：“卿言是，但内库止有七万金，搜一切金银什物补凑，得二三十万耳。”⑦可等李自成入京，也就是他说的“及至贼来，都为他所有”以后一查，“括各库金共三千七百万有奇……户部外解不及四十万，捐助二十万有奇。而大内旧藏黄金四十余窖”。整整是他说的“二三十万”的一百余倍，这还不算黄金。为此，崇祯年间的进士杨士聪在《甲申核真略》里感叹道：“呜呼！三千七百万！捐其奇零，即可代二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掠，使海内骚然，而扃钥如故，策安在也……吁，其亦可悲也矣！”就是这样一个宁肯亡国也不捐饷，宁肯将黄金窖藏也不停止向老百姓搜掠的皇帝，他不上吊谁上吊？
在这样的君主专制下，不要说李自成——一个边陲小镇的驿卒——不可能改良，朝廷重臣，包括阁员辅臣都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生怕招来杀身之祸。“崇祯五十相”之所以成为一个历史名词，说的就是他赏罚不明，刑罚太严，有恩不欲归下，有过则尽量外推，用人多疑，举措乖张的特点。从崇祯十年温体仁去职到周延儒二次入阁，短短四年换了五个首辅，最短的一位是孔子的63代玄孙孔贞运，在首辅任上只干了两个月。“五十相”指的是他在位17年，先后换过50个内阁大学士，这在历史上都成了一个笑话。
与所有的专制政体一样，腐败也是一个终崇祯之世都没有解决了的先天性痼疾。崇祯年间，官员贪墨、买官卖官到了无官不贪、明码标价的地步。官员们通过行贿购得高官，但行贿的钱不是黄河之水，从天而降，自地涌出，必得加倍搜刮才得补偿。崇祯虽痛心疾首，大动刑厝，无奈罚不胜罚，杀不胜杀，最后往往以劝“大小臣工痛加修省”，也就是“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而告终。
除了官贪，还有“兵暴”。由于明朝的军队长期缺饷，再加上发饷的官员层层克扣，实际到士兵手里的很少，有的部队甚至常年不发一分饷银，这为军队的集体哗变和四方剽掠埋下了祸根。比如，左良玉的部队，人称“左军”，是出了名的骄悍无礼，“扎营之处，方圆数十里，妇女悉被奸污”，因而，不仅老百姓畏之如虎，有的地方官也禁止左军入城。更令人发指的是，有的部队为了掩败、领赏往往“杀良冒功”，就是把老百姓的人头拿来作为自己杀敌的凭证。至于动辄以“打粮”为名，劫商贾，搜珍奇，淫妇女，焚民居，更是司空见惯。因而，当时老百姓有“匪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的说法，而正是这一“梳”、一“篦”（旧时妇女用的一种很细密的梳子）、一“剃”将老百姓推到与君王的战争状态里。
四
根据17世纪英国思想家洛克的说法，当人们发现立法者和执行者的意图确定不移地指向奴役和压迫时，每一个人都有权通过诉诸上天，来决定是否采用战争的形式捍卫自身的权益。在战争状态里，以前的一切法令都不再有效，准确地说，是立法者自己先行将它的尊严践踏净尽的，现在，每一个人都将生命交给上天来决定其存留。你也许会说战争会死人，但当一个政权昏暴到极点，百姓“生不如死”，以至觉得用任意一个政权代替都会减轻他们的痛苦时，他们进行的各种形式的反抗就成了合理的；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比起同时代中那些浑浑噩噩、苟且偷生、坐以待毙者，理应受到社会的褒奖和历史的赞美。因为反抗先于革命，也先于改良。一句话概括，就是，反抗先于反抗的形式。
你也许会说激进的革命代价太大，不如“点滴的改良”，可当一切和平改良的途径都被堵死之后，百姓恰好是用锄头、铁锹和刀剑来“改良”的。当一个时代的人民不能用合法的手段传递信息时，他们就会用手（喝倒彩）、用心（编黄段子）、用眼睛（道路以目）来表情达意，甚至在一个从来没有选举传统的国度里，我们仍然惊奇地看到，他的人民会顽强地用脚，用手，用屁股“投票”的动人情景：
崇祯十五年，李自成进逼襄阳。当大军冒着“左军”的炮火，强渡到汉江南岸时，当地的百姓以“牛酒迎贼”，好多青壮年自告奋勇，担当农民军的向导。由于他们熟悉地形，带领部队绕过了“左军”事先埋设的伏雷和暗弩，使农民军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襄阳——这是明王朝的老百姓用脚“投票”，投的是反对票。
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亲率大军由长安出发，向北京进军。沿途州、县多望风送款，传檄而定。三月，农民军到达山西宣府城下。总兵官王承胤已先期纳款，而巡抚朱之冯却要执意把守。当农民军开始攻城时，朱登城督战，命左右发炮，而奇怪的是，“默无应者”。当他自己亲自点火放炮时，却被人从后面拽住了胳膊。最后，巡抚只有抚膺叹息，仰天大哭。就在巡抚捶胸顿足之际，总兵官王承胤已开门迎降——这是明王朝的士兵用手“投票”，投的是弃权票。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七日，农民军已占领了卢沟桥，开始攻打平则、彰义等城门。驻守北京城外的三大营，不仅投降了李自成，而且将三大营的大炮反过来对着北京城轰。这也是明王朝的士兵用手“投票”，投的是反对票。城防司令李国桢见事情不妙，急忙求见崇祯，被宦官喝止。宦官问，何事慌张？李答：“守军不用命，鞭一人起，一人复卧如故。”这是明王朝的士兵用屁股“投票”，投的是弃权票。更有戏剧性的是，城头上本来安装了许多门西洋大炮，准备在紧急时使用，但守城的“内丁”（宦官）上城发炮时，声震屋瓦，响彻云霄，而“不杀贼一人”，因为“城上不知受何人指，西洋炮不置铅丸，以虚击，声殷雷达旦”。在这种军心涣散、人无斗志的情况下，甚至朝廷大臣也赖在家里不出来“投票”。三月十九日凌晨，李自成的农民军已攻入外城，崇祯手刃公主和妃嫔多人后，来到前殿，亲自鸣钟，召集文武百官上朝，但令他绝望的是，竟没有一个人前来。
就这样，李自成的农民军长驱直入，一举拿下了北京城。
你也许会说“拿下”又如何？不就是“三年免征”么？三年之后怎么办？我的回答是，三年之后当然还要征，不然政府官员吃什么？但根据“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百姓有权通过逃亡、匿名等斗争方式走向压迫较轻的统治，哪怕这种统治是暂时的。换句话说就是，不能因为三年之后还要征，且不说征多少，就否定百姓用“革命”的手段换得三年的平安。因为在启蒙的语境里，革命是一种权利。既然是一种权利，拥有它的人可以放弃，也可以闲置，但绝对不能被褫夺，就像我买了一把椅子，我可以送人，也可以放着不用，甚至天冷时可以劈开生火，唯独当我坐的时候，别人却从我的屁股下抽走，是绝对不允许的。实际上，对于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明末百姓来说，不要说三年，就是42天——李自成三月十九日进入北京，四月三十日撤出，前后只有42天——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对于坐在洋房里，吃得饱饱的教授来说，42天只是一个数字，可对于当年北中国的饥民来说，有42天和没有42天是不一样的：有42天，人们就可以用赈济来的粮食活下来，至少不会把仅有的拿走；没有42天，一大批嗷嗷待哺的饥民就会成为永远的饿殍。谁不信，可以试试。
第三章 历史回眸
康王赵构与马渡村
马渡村位于郑州市金水区姚桥乡政府北约6公里处，东临马渡东干渠，西挨马渡西干渠，南与索须河为邻，北离黄河不远，不仅交通方便，土地肥沃，盛产大米和小麦，而且出产的黄河鲤鱼远近闻名。
马渡村虽然不大，但在郑州北郊很有名声，因为该村的形成与南宋的开国皇帝赵构有关。据南宋爱国诗人辛弃疾的《南渡录》和有关资料记载，宋徽宗为了与金国媾和，丧权辱国地将第九个王子康王赵构派到金营为人质。赵构远离故土，水土不服，又思念父母和亲人，趁箭射怪鸟，兀术监管松懈时，逃了出来。他跑得饥困交加，累倒在崔府君（名王玉，字子玉，进士出身，唐初任磁州知府，故称崔府君）庙里昏睡起来。此时梦见一神人对他说：“金兵铁骑离此不远，小神已在门外备好良马，王爷赶快起驾吧。”赵构惊醒，睡意顿消，跑出庙门一瞧，果然有一匹黄骠马。这时从北边传来了人喊马嘶声。赵构不假思索，飞身上马，狠狠打了一鞭，黄骠马长嘶一声，蹄下生云，快如闪电，赵构像驾云似的，两耳风声呼呼。他紧闭双眼，抱紧马脖，不到半天，马已飞过了黄河，来到今马渡村时，再打马也不走了。赵构感到奇怪，下来一瞧，原来是匹泥马。赵构大悟，才知道是崔府君救了他。
这就是流传千年的《泥马渡康王》的故事。故事虽然离奇，但赵构逃出金营后，确实当了南宋的开国皇帝，史称宋高宗。那时的人们非常迷信，认为既然开国皇帝在此落过脚，此地肯定是风水宝地，就在此处垛墙筑舍定居下来，天长日久，居民越来越多，为了交际方便，将村名定为马渡，后成马渡村。
李白与梁园的缘分
唐代大诗人李白在河南的游踪颇多，他驻足次数最多、居住时间最久的地方，则要数汴州了。李白常用梁园指代汴州。梁园，原为西汉梁孝王所筑的园林，相传在河南境内有两处，一在汴州（今开封市境内），一在宋州（今商丘市境内）。
现在开封的禹王台公园，其实就建在梁园的旧址之上。明代李濂的《汴京遗迹志》中记载：“梁园，在城东南三里许，相传为梁孝王游赏之所……一名梁苑，孝王筑吹台于苑中。”同一书中还有关于“吹台”的记载：“吹台，在城东南三里，相传汉之古吹台，一名梁台，一名云台，俗呼为二姑台。今为禹王台，祠禹于其上。”如今的禹王台公园里留存着古吹台的遗迹。
李白是于唐天宝三年（公元744年）被赐金还山，离开都城长安，进入一个长期在国内漫游的时期。从这一年开始，到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李白游历过相当于现在河南、山东、河北、山西、湖北、湖南、江苏、浙江、安徽等省的许多地方。他在东鲁有家，已故妻子许氏所生的子女就安置在那里；他在汴州也有家，他的新夫人是故相宗楚客的孙女，就寓居在汴州梁园附近。他这个时期的活动，可以说是以“梁园”为中心的。他在《书情赠蔡舍人雄》一诗中说：“一朝去京国，十载客梁园。”李白那时为何客居梁园这样久？梁园不仅是他游历各处的折转之地，还因为他的家室就在此处。
李白与杜甫这两位诗坛巨星，是在天宝三年相逢相识于洛阳，随后一同游历过梁宋（汴州、宋州），又泛游了东鲁。著名诗人高适一度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杜甫曾有多首赠李白、怀李白的诗，记述与追怀此事。《赠李白》云：“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云：“醉舞梁园夜，行歌泗水春。”《遣怀》云：“气酣登吹台，怀古视平芜。”梁宋之游，尤其是梁园之游，为李杜相识相交之后的一次豪举，给杜甫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李白的《梁园吟》、《鸣皋歌送岑征君》、《秋浦寄内》、《自代内赠》等多首诗，都吟咏过梁园。而《梁园吟》（一名《梁园醉酒歌》）是他初到梁园之作（如图），写得尤其酣畅淋漓。诗里虽有政治上失意之后及时行乐的颓废一面，却也道出了古今豪贵不足持的明智见解，同时还表示了“欲济苍生”的意愿。诗中有这样的句子：“昔人豪贵信陵君，今人耕种信陵坟。荒城虚照碧山月，古木尽入苍梧云。梁王宫阙今安在？枚马先归不相待。舞影歌声散绿池，空余汴水东流海！”真是洞彻千古之言。从诗中对信陵君典故的引用，以及对汴水所发出的慨叹，可知李白心目中的梁园，的确是汴州的梁园，而不是宋州的梁园。李白最后一次驻足梁园，是在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他由江南回汴州探家，正赶上安史之乱，于是不得不偕宗氏夫人仓皇南奔，他有《奔亡道中》五首记其事。
李白在梁园的活动，后人并没有忘记。开封禹王庙正殿东侧，建有三贤祠，就是为了纪念李白、杜甫、高适三位大诗人的。三位先贤心雄气傲，当年来这里登高凭吊，慷慨悲歌，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不朽的篇章，让每一位前来瞻仰的人诵读遗篇，都会受到莫大启发。
一次迎娶数万美女：中国史上最残暴好色的皇帝
通常的历史资料里都认为晋武帝司马炎的后宫队伍是最庞大的，这种认识源于两件事。其一，他曾在统一全国后，下诏要求天下女子全部做好成为他老婆的准备；其二，他的后妃因为数量庞大，为了方便临幸，他就驾着羊车每天晃悠，羊停在哪位宫妃的门前，晚上就住哪位家。其实，司马炎充其量也就算个色胆包天的级别，他的后宫人数最多的时候也就一个“娘子师”，还是不满员的。相比之下，有一位色胆包天又包地的皇帝，后宫人数多到可以组成一个整编军，而且这支“娘子军”因为太过庞大，不得不分营驻扎在长安、洛阳、邺城等几个大城。这个皇帝就是十六国时期着名的暴君——石虎。
石虎，字季龙，于晋惠帝元康五年（公元二九五年）出生于上党武乡县（山西榆社县北），也算是个老西儿。可惜他这个老西儿非常的不“地道”，属于“五胡乱中华”中胡人之一的羯族人。石老西儿的父亲早逝，与母亲相依为命，后来被另一个叫石勒的大哥哥的父亲抚养。后来石勒被人贩子拐卖，两个人失去联系，直到石虎十七岁的时候，两个人才有机会重见。之后，石老西儿辅佐石勒砍人，砍人砍到一定程度，没有人能砍得过他们俩了，石勒就做了皇帝，这个政权就是后赵。石勒死后，不厚道的石老西儿抢过石勒留给儿子的遗产——皇位，自己做了皇帝。
石老西儿和石勒不同，石勒还算是个仁慈的皇帝，除了重用本族人，对于异族的汉人也能够重用。经过他的治理，胡人和汉人的矛盾逐渐缓和。石老西儿则不同，两只手生来就是提刀砍人的。每逢打仗时，如果他的敌人在战斗结束前被砍死，那么算是捡了大便宜。如果侥幸活了下来做了俘虏，那么他会死得很惨，具体地说就是被活埋。
说完石老西儿的第一大嗜好杀人，我们再来看看他的第二大嗜好——美人。石老西儿曾经下达过一条命令：全国二十岁以下、十三岁以上的女子，不论是否嫁人，都要做好准备，随时成为他后宫佳丽中的一员。听到这个命令，各地官员立即为了前程开始忙碌，只要发现稍微漂亮点的女子，马上送到皇宫。一时间举国上下，鸡飞狗跳，“百姓妻有美色，豪势因而胁之，率多自杀”。就这样，除了死了的，最终送到宫里的美女足足有四万多人。这样的规模，就是把宋元明清所有皇帝的老婆加起来，也只够石老西儿过个冬。石老西儿别看人色了点，但对于这么多美女管理起来还是很有一套的。他采用加官的方法，“增至女官二十四等，东宫十有二等”。这样美女官职有高有低，地位分明，比起一千多年后洪秀全同志的编号管理要科学很多倍。
美女入了宫就要养着，否则吃不好住不好就会变成丑女。石老西儿为了养好他的娘子军，分别在当时国内最大、最繁华的邺城、长安、洛阳三个城市大张旗鼓地修宫殿，不仅要修得快，还要修得好。仅在邺城就修了四十多个台观，此外还有一个周长达几十公里的华林园。如此庞大的工程，石老西儿一共征集了四十万人（相当于十个人为一个美女修房）的强大工程队，几乎是加班加点，昼夜不停。其一生最华丽的杰作——太武殿，殿基高二丈八尺，东西长七十五步，南北长六十五步。整个大殿采用各种重金属产品，如金铛、银楹、金柱，还有上等石材，如玉壁等等装修，比起当年俄罗斯帝国的镇国之宝琥珀屋不知道豪华多少倍。
石虎的兽行再次验证了暴君们的共同信条——在我身后哪管洪水滔天。石老西儿最后是安安稳稳死了，可身后的洪水却淹没了他的全家，还有他的整个民族。他的儿子石世登基刚一个月，就被另一个儿子石遵杀掉，石遵很快又死在自己的兄弟石鉴刀下。石鉴抢来的皇位还没捂热乎，就被大将冉闵杀掉。作为汉人的一员，冉闵号召北方的全体汉人向胡人全线开战，颁布了着名的《灭胡令》。结果被石老西儿压得家破人亡的人们开始疯狂报复，见羯人就砍，见羯人就灭，短短几年，一个曾经强大的羯族就从历史上永远消失了。
第四章 盘点历史秘闻
中国历史上究竟有几位女皇帝
提到中国历史上的女皇帝，人们大都认为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位女皇帝，那就是武则天。其实，中国历史上有史料记载的一共有四位女皇帝。
第一位女皇帝是北魏殇帝，即元姑娘，年号武秦。
北魏宣武帝死后，年仅4岁的元诩就当了皇帝，是为孝明帝。胡氏则母以子贵被尊为太后，并因孝明帝年幼而得以听政。胡太后在政治上恣意专权，搞得民不聊生，生活上则十分淫乱，引得朝臣不满，当然也引起了孝明帝的不满。她担心一旦事情败露，会带来杀身之祸，于是先下手为强，于孝明帝武泰元年（公元528年）二月，毒死了孝明帝元诩。国不可一日无君，胡太后遂将潘嫔所生皇女从后宫抱来立为皇帝，改元“武秦”。《魏书·帝纪第九》：“武泰元年春正月癸亥……皇女生，秘言皇子。丙寅，大赦，改元。”就是把女孩当作男孩来作皇帝。几天后，胡太后便改变了主意，杀死武秦女皇，另立元晖只有三岁的儿子元钊为帝，是为北魏幼主。因此，武秦女皇在胡太后的操纵之下，匆匆登位又匆匆死去，故历史上连她的名字都没留下，一般都称“元姑娘”。胡太后杀死武秦女皇之后，还给她加上谥号为“殇帝”，所以北魏的元姑娘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皇帝。（另：这个所谓的“元姑娘”并没有真正登基，甚至在历史上连名字都未留下，因此称元姑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皇帝是不确切的。）
第二位女皇帝是文佳皇帝陈硕真。
唐太宗“贞观之治”名扬四海。这种儒家以道德治国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典范。可是公元653年，就在唐太宗死后不到四年，也就是唐高宗永徽四年，在浙江发生的一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领导这次起义就是陈硕真。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称陈硕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称帝的农民起义女领袖”。
陈硕真是睦州青溪（今浙江淳安）人，是梓桐源的一名普通农村姑娘。她早年丧夫，家境贫寒。据说，她曾自称羽化登仙，与乡邻诀别，准备隐居后再以“神仙”的面目出现。不过她的运气不太好，被官府抓了起来。可是，官府居然以问不出口供，证据不足将其立即释放了。陈硕真被释放后，她的亲戚章叔胤立即到处宣传陈硕真已经从成仙从天界重回人间，现在法力无边，变化莫测，能够驱使鬼神。这番宣传非常有效，陈硕真周围很快就聚集起了一大批信徒。不久方圆百里之内的百姓都赶来向她顶礼膜拜。由于不忍见乡亲受朝廷官吏的压榨和迫害，陈硕真便率众起义，表现了过人的勇气和出众的才智。起义后，她便自称“文佳皇帝”。
陈硕真树起义旗后，便以章叔胤为尚书仆射，童文宝为大将军，建立了农民政权。起义军曾攻克桐庐、睦州等地，并逼近歙州、婺州，一时威名大震，使东南各州县的官员闻风丧胆。朝廷闻讯后，即派扬州刺史房仁裕带兵前往镇压，婺州刺史崔义玄也紧急征集兵力围剿。崔义玄是隋末的英雄人物之一——先投奔李密，未受重用，改投李渊。双方主力在下淮戍（桐庐县东25公里）相遇，陷入了僵持状态。相持几天之后，忽然有一颗陨星坠落在陈硕真的大营中。在随后的决战中，起义军崩溃，数千人被杀，数万人投降，陈硕真撤往睦州。由于陈硕真起义军缺乏大战经验，几经浴血奋战，死伤无数，最后全军覆没。陈硕真作为一介女流，英勇不屈，战到最后，兵败身亡。至于陈硕真的死，有一个传说。起义军最后被围困山头时，陈硕真立马山头，回顾左右，义军已经所剩无几。她挥舞双剑，准备再冲下山来。官兵万箭齐发，山头上一时箭如雨下，陈硕真舞动双剑，远远看去只见两团白光，护着全身。房仁裕和崔义玄看看乱箭不能射中陈硕真，就命令官兵轮番向那两团白光射去，不要间断。陈硕真胸腹连中数箭，山顶的两团白光，惭渐收敛了。忽然天边一片闪亮，飞来了一只巨大的凤凰，陈硕真就骑上了凤凰，腾空而去。于是，那山现在就叫“落凤山”。
陈硕真起义确实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陈硕真破除了皇帝是“真命天子”的迷信，敢于蔑视唐代李氏政权，敢于自号“文佳皇帝”。在那个年代，为了改天换地，为了百姓能够过上好日子，她挺身而出，率众起义。表现了一个坚贞女性敢想敢为的高风亮节。可以说，陈硕真是一位伟大的女性！
陈硕真高举女性解放的旗帜，她主张女人该与男人一样有权利参与治国执政。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妇女受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的多重压迫，陈硕真挺身而出，高举义旗，无疑是女性解放的先行者。漫漫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哪有女性说话与做事的权力啊！是陈硕真开此先河，使她成为中国妇女争取女权的杰出代表。时至今日，在谈到要解放女性，还女性以平等的时候，人们还不能忘了陈硕真。
陈硕真自称皇帝，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陈硕真起义是在唐永徽四年（653年）十月，这一年武则天30岁，两年以后才被立。
第三位女皇帝是武则天，即大周圣神皇帝，年号：天授、如意、长寿、延载、证圣、天册万岁、万岁登封、万岁通天、神功、圣历、久视、大足、长安、神龙等，在位十六年。
武则天，唐高宗李治的皇后，唐中宗李显、唐睿宗李旦之母，高宗去世后，武则天相继废掉两个儿子中宗和睿宗，自己做了皇帝，自称武曌。这个“曌”字意为“日月当空”，并改国号为“周”，史称“武周”。武则天执掌朝政的前期，重用酷吏，严厉打击反对他的元老重臣，勋贵旧族，就此打破大族控制政局，垄断高官的局面。定都洛阳。从公元690年起，至公元705年，在位16年。
武则天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才人，唐高宗李治的皇后。太宗称其为“媚娘”。她在协助高宗处理军国大事，佐持朝政三十年后，亲登帝位，自称圣神皇帝，废唐祚于一旦，改国号为周，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唯一女皇。从她参与朝政，自称皇帝，到病移上阳宫，前后执政近半个世纪，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史称“贞观遗风”历史功绩，昭昭于世。
第四位女皇帝是耶律普速完，即西辽承天皇帝，年号崇福，在位14年。
耶律普速完，西辽仁宗耶律夷列之女，公元1163年，仁宗病死，由于太子耶律直鲁古年幼，遗命耶律普速完临朝称制。公元1164年，耶律普速完正式称制，改元崇福，称承天皇帝。
后来，耶律普速完经常与驸马萧朵鲁不之弟萧朴古只沙里幽会偷情。耶律普速完为了拉拢驸马，封他为东平王。但驸马并不贪图王位而让自己戴上绿帽子，便经常指责耶律普速完。为了情欲，也为了安心，耶律普速完便罗织罪名把驸马处死。
驸马的父亲萧斡里刺是西辽的元老，官拜六院司大王，权势熏天。公元1178年，他发动宫廷政变，杀死耶律普速完和萧朴古只沙里，将仁宗次子耶律直鲁古立为皇帝，改元天穆西辽。
耶律普速完死后，耶律直鲁古即位。册封耶律普速完谥号为“承天太后”。可以说，耶律普速完是中国历史最后一位女皇帝。
孙中山遗体改殓易棺之谜
是孙中山奉安大典80周年，届时，南京中山陵将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应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邀请到北京访问的中国国民党主席吴伯雄，赴南京出席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有关活动。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遵照孙中山先生生前归葬南京东郊钟山的遗愿，治丧委员会决定将孙中山遗体暂厝西山碧云寺，待南京陵园建成后再正式安葬。1929年春，陵墓主体工程完工，同年6月1日举行了隆重的奉安大典。80年后的今天，我们回忆那段历史、那些往事，深深地缅怀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
——编者
巨星陨落
20世纪初年，中国政局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没落的清王朝，成立了共和政体的“中华民国”。然而，持续数千年的封建制度并非朝夕之间便可结束，时局动荡，战乱频仍，持续经年，难得平息。而身处那个特殊历史时期最重要的人物，自然非孙中山莫属。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之后，特致电孙中山，邀请其前来北京共商国事。尽管当时形势复杂，孙中山还是由宋庆龄陪同冒险北上，试图为实现国家统一寻找出路，于12月4日到达天津。
在孙中山北上途中，政局突变，军阀段祺瑞、张作霖进入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由段祺瑞担任“总执政”，冯玉祥却被排挤到张家口去了。
孙中山抵达天津当天，就与张作霖会谈了一个下午。由于旅途劳累，孙中山晚间突发高烧，肝痛剧烈，颓然病倒。经德国医生主持会诊，认为是“肝脏瘫疡”，必须进行手术。但因孙中山身体过于虚弱，随行人员谁也不敢发表意见，就连宋庆龄也心乱如麻、没了主意。最后，还是孙中山自己决定，同意施行手术。
1925年1月26日，孙中山被送进协和医院手术室。当医生打开腹腔时，惊讶地发现“肝部坚硬如木，生有恶瘤”，立即取出活体标本进行化验，结论是：“其症名曰肝癌，允为不治之症”！事已至此，医生也毫无回天之力，在清除了肝部的淤脓之后，只能重新缝合。
1925年3月12日上午9时30分，孙中山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三月中旬，本应是春暖花开的季节，但天却突降飞雪，上苍似乎也为伟人的去世而悲哀。
营建中山陵
孙中山生前曾经表示，希望去世后能够葬在南京。那是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向参议院行辞任礼。当天，他在卫士陪同下到南京郊区的紫金山打猎。在南山临时休息的时候，孙中山环望四周，见天高云低，山青水碧，松柏繁茂，景色宜人，不禁赞道：这可真是一个好地方，我死后如果能葬在这里就好了。如今一代伟人终于辞世，国民党决定遵照他的遗愿，将南京紫金山选为墓地。由于陵园建设不是能够马上完成的事情，因此治丧处决定将孙中山的遗体暂厝北京西山碧云寺金刚宝座塔的石龛内，待南京陵园建成后再正式安葬。
孙中山的灵柩暂时安放于碧云寺后的第三天，也就是1925年4月4日，由在京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推举12人组成孙中山葬事筹备委员会。4月18日，在上海成立负责具体工作的葬事筹备处。根据孙中山的遗愿，墓地自然应在南京紫金山。宋庆龄与孙科在筹备委员陪同下对紫金山多次进行实地踏勘，最终选定中茅山南坡作为墓址。
5月15日，葬事筹备委员会通过媒体公布了《陵墓建筑悬奖征求图案条例》，同时明确提出，陵墓的建筑应遵循简朴、庄严、坚固的基本原则，避免奢侈华贵，整体建筑预算费用以30万元为限。
在三个月的时间里，一共收到四十多份应征图案，从9月22日至26日，所有应征图案均在大洲公司三楼公开展览，葬事筹备委员会还在上海各大报纸刊登广告，欢迎各界人士参观评点。这是中国建筑界空前的大事，一时人流如潮，平均每天的参观者均在千人左右。
9月27日，葬事筹备委员会再次召开联席会议，最终认为，头奖吕彦直的设计“简朴典雅，且完全根据中国古代建筑精神”，从而一致决定采用他的方案，并聘请其为建筑师，主持计划建设详图及监工事务。此后，吕彦直立即赴南京进行实地考察，并赶在两个月的时间内绘制完成全部工程详图，以作为招标施工的依据。
按照最初的设想，中山陵应在奠基后一年内完工，于1927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两周年之际安葬遗体。但由于工程的艰难程度远远超出当初所料，再加受战乱影响，中山陵的工程进展缓慢。从1926年1月15日开工，直到1929年春天才大致完成。而孙中山遗体移灵的时间，则是一再更改。
1929年1月，专门负责孙中山遗体安葬的“奉安委员会”正式成立，由蒋介石任主席委员，孔祥熙为办公室总干事，下设总务、财务等各组。（据《辞海》所释：君父下葬，称为“奉安”，孙中山被尊为“国父”，其遗体安葬赋以“奉安”之礼。）
此时，中山陵的建设已经接近收尾，又特地在南京为奉安大典修筑了一条“迎榇大道”。这条大道自长江南岸的下关码头直达中山陵，全长15公里。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尤其是从一月中旬开始，雨雪持续下了将近半个月，直接影响了工程进度。因此，奉安委员会不得不再次将“奉安”的时间改为1929年6月1日。
1929年5月，中山陵的建筑以及相关工程终于相继竣工。万事俱备，只待那场旷世大典如期拉开帷幕了。
捷克雕塑家设计卧像
在建造中山陵时，筹备处决定在中山陵墓室内放置一尊可供人瞻仰的汉白玉孙中山卧像。鉴于当时中国的雕塑技术落后，中山陵修建委员会向国外公开招标，主要面向英美雕望家。1928年，经委员会与国内雕塑专家评审，捷克雕塑家高崎的设计图形方案最终中标，修建委员会即向他提供材料，开始制作。
经过将近一年的制作，白色大理石中山仰卧像制成。该像与孙中山实际身高大体一致，中山先生着中山装，两手合放在胸前，双脚自然并拢，眼帘轻轻垂闭，面容安详慈善，似乎是在革命忙碌之余，暂得片刻休息。中山先生脚边雕刻有一束素洁白花，象征着干百万谒陵者对中山先生的无限敬意。
1928年，孙中山先生的灵寝设计方案中，除了墓室仰卧像，还要求设计便于祭祀的灵堂中山坐像。由于灵堂中的坐像供人们祭祀拜谒，设计要求较高，中山陵修建委员会仍然决定在国际范围内公开招标。波兰著名雕塑家保罗·兰窦斯基最终中标。
保罗·兰窦斯基是位严谨的艺术家。他看了中国提供的白色大理石材料，认为质地较软，易受酸性水气腐蚀，提出应该用世界上最好的雕塑材料——意大利白石雕琢。中山陵修建委员会也倾向于使用传统的意大利白石材料，这种材料质地细腻坚硬。坐像体积比仰卧像大一倍，工程进度较仰卧像制作时间要长。
直到奉安大典的第二年，即1930年10月，保罗·兰窦斯基才在巴黎的工作室完成孙中山坐像雕塑，随后用船运往南京。1930年11月，在中山陵祭堂举行了坐像落成典礼。坐像供奉在祭堂中央，高4.6米，中山先生身着长袍马褂，双脚并拢，正襟端坐，膝上摊着展开的文卷，双目凝视前方，似在聚神沉思建国方略。底座四侧，还镌刻着反映他革命活动历程的浮雕。
奉安大典中的若干细节
北平距南京上千公里，这般遥远的路途，如何安全稳妥地运送孙中山的灵榇，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奉安委员会根据不同路段的具体情况，安排了不同的运输方式和相应的运输工具。
第一路段是从北平西山的碧云寺至前门的火车站，采用人力。这一路段原本计划使用汽车，但需要事先对碧云寺至西直门长达48华里的马路进行彻底大修，时间紧迫，难以实施，最后还是“决用杠夫奉移”。迎榇专员办事处最终选定专营“红白喜事”的西长安街日升杠房，雇用杠夫共分3班，每班除64名杠夫外，还有拨旗夫、拉幌夫、以及负责遗像亭的夫役等等，总人数为283名，一律着蓝白两色的统一服装。在整个移灵“奉安”过程以及南下途中每一次更换交通工具、直至最后将孙中山的棺椁安放入墓，均由他们负责。
第二路段最长——由北平前门火车站至长江北岸的浦口，采用火车。按常规，自北平至浦口，有现成的北宁、津浦铁路可走。但是由于1928年5月日本野蛮制造“济南惨案”并占领济南，造成南北交通阻断，因此，最初确定的移灵路线不得不绕道平汉路、陇海路再转津浦路南段。
5月26日，孙中山灵榇南下一共动用了九组专列。其中的第六列为灵榇专用的灵车列车，共挂15节车厢。第六节是特地改制的专用车厢，承载孙中山灵榇；它前面的第五节车厢属宋庆龄专用；第七节车厢属孙科夫妇、戴恩赛夫妇、孙科子女专用；此外还有迎榇专员办公车厢、送殡来宾车厢、卫士和杠夫车厢等等，在这趟列车上，还专门配备了无线电台。
5月26日，第一列迎榇宣传车上午9时由前门开出，最后一列随员来宾车于下午6时30分由前门开出。灵车列车于下午5时由前门车站正点发车，在沿途的天津、沧州、德州、济南、泰安、兖州、临城、徐州、符离集、蚌埠、明光、滁州等站均作停留，接受官民祭拜。直至5月28日上午10时，方才抵达浦口。
如此庞大的专运列车编组，在中国铁路史上应是空前的。
第三路段自浦口过长江，采用军舰。承担这一水域灵榇运输任务的是海军威胜军舰，该舰早已在5月中旬调至浦口附近江面停泊，并按统一要求进行了装饰布置，海军第二舰队负责江面的警卫。5月28日中午，承载灵榇的威胜舰缓缓驶往下关，舰上的海军军乐队高奏哀乐。当时参加仪式的中国海军“通济”、“楚有”、“豫章”等舰艇均在江面列队拱卫，包括参列的日、英、法等外国舰船，一律降半旗致哀，并鸣放礼炮。
第四路段自下关中山码头至中央党部、再至中山陵，采用汽车。5月28日12时10分，威胜舰抵达下关中山码头。灵榇上岸，由北京杠夫抬入灵车，在场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以及孙中山家属，均亲手扶棺奉移。那辆加长的灵车是特地向美国纳喜车行定做的。灵车沿新修成的迎榇大道缓缓而行，下午3时15分抵达中央党部，仍由北京杠夫将灵榇移入祭堂。
接下来的三天为公祭日；5月31日下午6时举行封棺典礼。
6月1日是正式的“奉安日”，由中央党部至中山陵的路段仍由汽车载棺。凌晨2时，相关人员齐集，4时起灵。男宾执绋而行、女宾乘车随行；前面有铁甲车及骑兵连开道，两侧有200名军校学生组成护灵团护卫；各机关团体的送殡队伍在指定地点陆续加入，形成一个长达五六里的庞大队伍，而沿途观瞻的民众竟有50万人。
上午9时，灵车抵达中山陵石级前的广场。
第五段、也是最后一段路程：自广场至墓室，仍用人力。9时20分，灵车停于亭式的灵舆前，由杠夫将灵榇移入灵舆，起杠上行。由于台阶陡长，行进十分吃力，杠夫需竭尽全力。至祭堂前的平台后换用小杠，将灵榇移入祭堂。在那里，举行了奉安典礼。礼毕，仍由杠夫将灵榇移入墓室安放。随后，参加奉安典礼的全体人员最后入墓瞻仰；接着，宋庆龄率孙科夫妇等家属亲手关闭墓室大门。
从北平到南京的“奉安”过程中，曾有六次大规模的鸣炮。第一次是5月26日零点正，从孙中山灵榇自碧云寺起灵时开始鸣炮101响；之后，在26日下午灵榇抵达前门东车站、28日上午灵车抵达浦口车站、威胜舰载灵榇过江、以及6月1日正式“奉安日”凌晨灵榇自中央党部移上汽车的时候，均鸣炮101响。
最重要、也是最后一次鸣炮，是在6月1日正午12时，那是孙中山灵榇入墓安放——即“奉安”的时刻。根据统一要求，全国交通一律停止3分钟，全国民众一律停止工作、静默3分钟志哀。而12时整，狮子山炮台开始鸣炮，共101响，突然爆发的惊天炮声，不仅震撼了每个人的心灵，也明示万众：孙中山的灵榇已经进入了最后安放的地点。
至此，这场规模宏大的“奉安大典”终于宣告结束。
孙中山遗体改殓易棺之谜“奉安大典”虽曾留下十分详尽的历史资料，但也难免遗有漏缺。在自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暂厝碧云寺到1929年奉安大典这四年多时间里，有许多关于遗体的传说真假参半，给后人留下不少难解的谜团。
据资料所载，孙中山的遗体曾经数次改殓易棺，比较权威的说法是“五殓四棺”——所谓“殓”，是指逝者的遗体穿衣入棺，实际上，若将每次易棺算作一殓，孙中山的遗体应为“六殓四棺”。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的当天，遗体便被送往协和医院，进行病理解剖并予以防腐处理。手术于3月15日完毕，上午10时举行“小殓”，按照民国礼制，身着大礼服、头戴礼帽、足穿皮靴，然后移入棺内。
孙中山生前曾经说过，自己逝世后，希望能像苏联领袖列宁那样，保留遗体供民众瞻仰。因此，在他病故的第二天，国民党便与苏联政府联系，定制安葬列宁时使用的那种“水晶棺”。但“水晶棺”的制作运输尚需时日，只好暂时使用协和医院旧存的一具美式棺木。这具棺木用美国上等沉香木制做，上面有玻璃隔层，可以瞻仰孙中山遗容。这是“第一殓”、“第一棺”。
3月下旬，苏联政府用火车将“水晶棺”运来中国，但最终未能使用。曾有传言说，“水晶棺”在运输中产生破损，以致不能使用。也有人说，“水晶棺”的尺寸对于孙中山遗体而言显得短小了一些，所以没能使用。其实，“水晶棺”最终未用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专家认为它仅适用于气候寒冷干燥的北方，而若在炎热潮湿的中国南方，遗体最多只能保存20年。其二，此时已经发现，由于初期的防腐处理不够理想，孙中山遗体的皮肤开始变黑，不可能按照所希望的那样长期保存原先的状态了，使用“水晶棺”已无意义，只能改为土葬。水晶棺尽管未用，仍应算作“第二棺”。
孙中山灵榇按原定时间于4月2日移往碧云寺，放入金刚宝座塔的石龛内。同时，又由协和医院另外制作中式新棺。4月5日清明节，有关人员打开美式沉香木棺，将孙中山的遗体用中式新棺重新装殓。这具棺椁为楠木材质，内壁用耐腐蚀的铝材制作，棺内满盛福尔马林药水，浸没遗体，以达到防腐的目的。棺椁上部装有玻璃盖罩，以便观察内部情况，其上再覆盖楠木棺盖。装殓完毕后，重新放回石龛内。这是孙中山遗体的第二殓，中式楠木棺为“第三棺”。
接下来的故事极为惊险曲折，而且迷雾重重。
那段时间，中国正在经历持续不断的战乱，北京西山一带治安不好，常有散兵滋事捣乱。此外，有传言说张作霖、张宗昌认为孙中山停灵的地方风水好，以致北伐军连打胜仗，因此只有焚尸方能破解。守灵人员得知消息，紧张万分。
据当时担任守灵负责人的李荣事后回忆，他曾前往协和医院向院长刘瑞恒求助，打算把孙中山的灵榇转移到协和医院保存，刘瑞恒认为不妥而没有答应。李荣只好请刘瑞恒开列防腐药水名称，自己前往德国药行购买，同时将存放在中法中学的那具沉香木美式棺（即前面所说的“第一棺”）运回西山。
1927年11月25日深夜（实际是26日凌晨）2时半，守灵人员秘密地将孙中山的遗体从楠木棺（即“第三棺”）移入美式棺（即“第一棺”），用棉花药水包裹防腐，藏到碧云寺内东侧水泉院的山洞内，以防不测。这是孙中山遗体的第三殓。
1928年初夏，张作霖败退东北，于6月4日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6月7日，守灵人员将孙中山遗体重新移回楠木棺（即“第三棺”）。这是孙中山遗体的第四殓。
如果仔细琢磨，这段“史实”似有许多疑点。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使用福尔马林保存遗体，不仅需要特殊材质的容器，还得由专业医务人员配置操作才行。这样的工作，是军人出身的守灵人员所难以完成的。更不必说“用棉花药水包裹防腐”了——如此处理方式，遗体难免会接触空气，怎能保持原样？
在奉安大典完成后出版的《总理奉安实录》一书和2001年8月出版的《香山公园志》中，均没有关于孙中山遗体移藏水泉院的记载。作者曾与香山公园有关人士探讨当年守灵人员移灵的情况，他认为不太可能。别的不说，仅看水泉院的那个山洞，虽环境幽静，却并不深邃，即使勉强移灵，把遗体藏在与金刚宝座塔这么近的地方，不但未必隐蔽，反倒有欲盖弥彰之嫌。“移灵”一说，也许是守灵卫士无奈之中想出的计策：故意散布传言，让人以为孙中山的遗体已经不在碧云寺了，以此转移视线。
当然，这些只是推测。毕竟时隔80多年，历史的真相难免益显模糊了。
1929年5月，南京政府正式拉开奉安大典的帷幕。5月20日下午2时，孙科与协和医院的史蒂芬医生来到碧云寺，在守灵人员协助下，将中式楠木棺（即“第三棺”）内的防腐液放净（有关资料记为“保护油”，这一细节表明，孙中山的遗体是浸在棺中的防腐液即“保护油”里的），史蒂芬将遗体揩净后用白色绷带包裹周身，然后移入美式沉香木棺（即“第一棺”），暂时重新放回石龛之内。这是“第五殓”。
22日晨7时，迎榇专员指挥守灵卫士将灵榇移到金刚宝座塔前下方的普明妙觉殿。8时许，宋庆龄等人赶到，由史蒂芬医生及助手、护士将遗体以白绸裹缚，并为孙中山理发、更衣。原来是准备穿中山装的——这是最恰当的方案，但医生比较有经验，说人的遗体长度比生前要缩短好多，中山装需要身架雄伟，并不适用。所以，最终是仿照回教葬礼的方式，内裹白绫、外着长袍马褂。
更衣完毕，在宋庆龄等家属的守视下，由孙科等人将遗体移入另一具新棺——特制的美式铜棺。这具棺椁是1925年决定将孙中山土葬之后，治丧处特地向美国订购的，早在1925年8月便已运抵上海，存放在香山路孙中山故居内；1927年5月转运至南京；1928年12月运抵北平。此为孙中山遗体的第六殓、“第四棺”。
11天后，这具承载孙中山遗体的铜棺安置于南京中山陵。
顺治陵寝为何成为惟一未被盗掘的清朝陵墓
关于董小宛入宫成为顺治皇帝宠妃的这一颇浪漫和悲壮的故事，清史未见片言只语，倒是众多的野史和笔记小说做了这样的记述：
葬在清孝陵内的孝献皇后是秦淮名妓董小宛，明末清初战乱之际为江南名士冒辟疆所纳。顺治二年，被早年由明降清，后成为南下清军主帅的洪承畴所强抢。洪氏本想自己霸占独享，因董小宛誓死不从，才将她移花接木送入皇宫，成了顺治帝的爱妃。从此，顺治对董氏恩宠有加，恍若长生殿前的杨玉环与唐玄宗，爱得如醉如痴，大有连理比翼，生死同衾之势。未过多久，董小宛被封为淑妃，为六宫粉黛第一美人。
洪承畴恐董小宛于己不利，便乘机向太后进言道：“昔睿王以荒于酒色，几至国政荒坠，赖天地祖宗神灵，使之早世殒命。今皇上亲政未几，便惑溺汉姬，致废常朝时日，老臣力劝，然皇上不听忠谏，并欲置老臣于死地。老臣命不足惜，其如大清宗庙社稷何？今能挽上意者，唯有太后。太后纵不念老臣之心，还不念太祖太宗创业之艰难乎？”
太后听罢，悚然动容，问皇上所宠何人。洪承畴将董小宛之事相告，只是中间隐去了自己进献一节。太后听后勃然大怒，立召顺治，在大加训斥后，疾令将董小宛遣送出宫。顺治帝一向唯母命是听，自不敢争辩，只好含泪遵命。于是，孝庄皇太后将董氏逼居西山玉泉寺。此为宫人获罪者遣谪之所，为的是让其寄寺学佛，斩断情根。
后董小宛自西山失踪，无复再现。顺治帝悲痛欲绝，遂动了出家之念，改了平民装束，偷偷溜出紫禁城，直奔五台山。当他到五台山后，和一癞和尚谈得颇为投机，便削发入寺修行去了。
顺治临出宫时，已将后事做了安排。并写了一道上谕放置在御案上，太监们找不到皇上，便将这道上谕称为遗诏。谕诏中定玄烨为皇太子，持服二十七日后即帝位，又命四大臣辅政云云。此诏一传，各王公大臣异常惊疑，言昨日早朝皇上尚康健如恒，怎一夜之间就晏驾黄泉了？且遗诏中亦未说明病源，甚奇甚怪！一时朝野议论纷纷，有谓顺治因皇太后逼迫而服药自尽者，有云因感受时疫而暴崩者，有言因董妃之故而匿迹山野者。不管群臣有千般疑惑，万种猜测，当下还得照例哭临，扶8岁新主玄烨登基，次年改元康熙。顺治朝从此成为过眼云烟。
几十年后，康熙大帝率部西征噶尔丹叛乱，大获全胜。志得意满之际，便想起五台山上的父皇，遂产生了前去看望的打算。当年顺治遁入空门后，在五台山绝顶处修了三间草房，终日念禅打坐。皇太后思儿甚切时，便带孙子康熙出京，以上五台山清凉寺进香为名，与儿子晤面。但当她每到清凉寺，却又见不到儿子的踪影，怕百姓生疑，不敢久留，只好对门空淌几滴相思之泪。后来太后年老体衰，已不能远行，便差人每年到五台山修庙，并密探暗访顺治帝的行踪，但至死亦未寻到。
此时的康熙已到不惑之年，在胜利的喜悦中又动了父子天性，遂下旨南巡，临幸五台。待一行车马人流到五台山后，康熙将侍从留在山中，一人悄声不语地走进清凉寺，再由一老方丈领至山顶极峰处茅屋前，独自进屋面父。只见一白发老僧，静坐打禅，纹丝不动，宛若枯人朽木。康熙望了许久，断定此人必是父皇，忍不住双膝跪到老人身前，泣哭不已地说道：“父皇，儿来了！”只见那老僧双目微睁，复又闭拢，其态如初，不再理会。康熙不禁热泪横流，停了半晌，不见老僧有何表示，只好悄然退出茅屋。临走时特嘱门外的方丈不准声张此事，以后要好生看待此老僧，必有重赏，方丈合掌点头连连称是。此时正值深秋，浮云古木，冷风扑面，空中雁阵，哀鸣远去，使人备感凄怆悲凉。康熙感慨万千，仰面目送天际浮云过雁，低头眺望深谷沟壑，深叹一声，闷头缓步下山离开五台。
康熙离开五台山后，关于顺治出家并终了五台的传闻，在社会上越传越广。而那绝色美人董小宛，竟红颜薄命，好端端一个如花似玉美人，竟谢却红尘，不能不令芸芸众生扼腕叹息。时国子监祭酒、江南名士吴梅村曾作《清凉山赞佛诗》，以咏顺治、董小宛之事。其诗有云：“双成明靓影徘徊，玉作屏风壁作台。薤露雕残千里草，清凉山下六龙来。”后人有附会其诗者说，其中“双成”及“千里草”字句，是暗指董妃，清凉山是五台山上一峰，是暗指世祖出家。康熙帝一生巡幸五台山共计五次，暗喻顺治帝和康熙帝共来六次，即“清凉山下六龙来”一句。据传，康熙皇帝直到顺治帝老死五台山，方才不去，只是秘密派人将父皇生前使用的一把扇子、一双鞋子带回，埋入清东陵孝陵地宫，而作为顺治皇帝本人，压根就没有入葬陵寝。
这个神奇的传说，随着野史和笔记小说的广泛传播，使许多人深信不疑，并发挥了神奇效用。以至在二百多年过后，清东陵遭到一次次惨不忍睹的洗劫时，顺治皇帝的孝陵成为所有陵寝中惟一没有遭到盗掘的陵墓。因为所有的盗掘者都知道，地宫中那把扇子和一双鞋子是不值得一盗的。这实在是顺治皇帝不幸之中的万幸！这个意外结局，也是顺治皇帝生前所料想不到的。
李鸿章差点成为中国首任总统
众所周知，孙中山先生是我国第一任总统。但不为人知的是，早在1900年，因为八国联军入侵的缘故，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差一点就被众人推举为总统。如果是这样的话，统治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就会随着19世纪的结束一起走进历史，共和时代也会提前12年到来，我国的近代史也会因此重写。
说起来，这件事还和慈禧有关。百日维新失败之后，李鸿章因为曾经支持过康有为等人而受到守旧派大臣的狂轰滥炸，尤其是一些对汉族大臣抱有成见的满族官僚更是恶毒地指责他为“康党”。如果说2003年人们最害怕的是和“发烧”二字挂上钩，那么1898年人们最害怕的就是和“康党”二字挂上钩。当时，慈禧在全国范围内大肆搜捕“康党”，举国草木皆兵，人人自危，“康党”也成为政敌之间互相攻击的最好弹药。有一次，慈禧杀气腾腾地拿出有人弹劾李鸿章是康有为同党的奏折给他看，要他做出解释，否则就吃不了兜着走。别看李鸿章铁打的北洋水师不经打，他本人肉打的皮囊却是超级厚实，足以经得起核武器打击。做了一辈子奴才的他这次挺了挺胸，声音洪亮地回答：“若旧法能强国，吾国早已强矣。即变法则为康党，臣罪无可逃，臣实是康党。”
李鸿章照片
这一刻，慈禧惊讶了，大概除了当年的八大臣之外，朝臣中还从没有人对她这么“蛮横”过。心中掂量了好半天，她终于断定李鸿章反对的不是她而是保守派，于是脸上的季节一下从冬天换到了夏天，并把谈话内容转移到别的话题上。不过，李鸿章也确实更加失宠了，慈禧很快打发他到山东履勘河工。派李鸿章当此苦差，慈禧是这么想的：首先自己通过政变重新训政，想以派如此重臣前往灾区，显示自己对灾情的重视、对灾民的关心，以收买民心，稳定局面；其次李鸿章毕竟同情维新派，且有多人上奏要求弹骇，借此变相罚李。李鸿章无奈，只好硬着头皮前往。老李同志还是比较认真的，他特别邀请比利时工程师卢法尔随行。在山东期间，他首先测绘全河情形，研究沙从何处而生，水由何处而减，探寻根治办法。在有些地段，他还亲率卢法尔及一些官员一同勘测。四个月中，他不顾隆冬严寒，不辞劳苦，驰驱两千里，认真查看，广泛听取各方意见，拿出了长、短期治本、治标两套办法，比慈禧过六十大寿还认真。1899年3月31日，当他满怀热情地回京上呈治河方案时，被慈禧和亲信们以种种理由推托、否决。李鸿章从这件事中明白，自己被彻底打入冷宫了。但是，李鸿章必经是在晚清这条下水道里混了几十年的老耗子，表面上他没有怨言，安分守己地在家里喝咖啡，实际上他无时无刻不在策划着自己的东山再起。
机会很快来了。戊戌政变后，慈禧曾打算以“帝病重”之名谋害光绪。但此时的中国已是“半殖民地”社会，慈禧不能不先试探各国对此态度，没想到各国纷表反对，甚至表示要派医生到宫中查看光绪皇帝究竟是否病重。而且，全国亦舆论哗然，尤其各地华侨纷纷发电，有时甚至数万人联名，要求慈禧归政，确保光绪平安。面对强大反对，慈禧只得打消谋害光绪的主意。但她又于心不甘，打算“废掉”光绪，另立新帝。但这“废立”之事仍需试探外国的态度，可是慈禧等守旧派与洋人交恶，无从打探，于是与李鸿章私交不错的荣禄便走访李鸿章，请李打听外国人的态度。李鸿章认为自己东山再起、重获大权的机会终于来临，便不失时机回答说，这是内政，如果先询问外国人的态度有失国体，但如果派我到外地当总督，外国使节必来祝贺，这时可顺便探问外国态度而又不失国体。除了想重掌大权外，李鸿章提出外放当总督的另一个考虑是远离京城，以避开“废立”这一至为敏感、甚至有关身家性命的宫廷权力之争。荣禄为李之说法所动，所以几天后他就被任命为两广总督。李鸿章再获重用任两广总督的消息传来，外国使节果然纷纷前来祝贺。当李鸿章“无意之中”向他们谈起废光绪、立新皇帝的问题，这些使节则表示这是中国内政，他们“理无干涉”，但他们的国书都是给光绪皇帝的，如果另立新君是否继续承认则要请示本国，间接表达反对废立之意。荣禄、李鸿章担心废立会引起外国干涉和国内一些官员反对，因此他们也不太赞成此时废立。于是荣禄提出了不必过于着急，可先立“大阿哥”、慢慢再取得皇帝“大统”的建议，得到慈禧认可。1900年1月7日，政坛老油条李鸿章春风得意、精神抖擞地离京南下，于1月16日到达广州，就任两广总督，只隔了一天就接印视事。年近八十的政坛老兵还能东山再起，可见李鸿章的太极拳功夫多么高超。
让李鸿章更得意的事还在后面。这一年是义和团反帝运动的顶峰，慈禧因为一份假情报，误以为英美等国要逼她还政光绪，悍然下令向西方列强十一国宣战。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到北京城下，15日清晨6点，慈禧急急忙忙带着光绪皇帝、皇后、瑾妃、大阿哥溥隽等换了便装，分乘三辆马车，仓惶离开紫禁城，开始了一年零四个月的逃亡生活。在此之前，慈禧曾下令各地封疆大吏派兵进京护驾，然而，这时的地方大佬们已经成老大了，尤其是李鸿章、张之洞、两江总督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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