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云超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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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落天通苑试读：
我如何像个笨蛋一样去爱你
我是什么时候爱上文学的？这真是个浪漫的话题。
可答案一点也不浪漫，我是小时候爱上文学的。你随便从街上拉一个人问他什么时候爱上钱的，他一定会告诉你他小时候就爱上钱了，所以这事儿挺俗。
我小时候的样子，跟现在偏远地区的留守儿童差不多：粗糙的发型、厚重的衣物、暗沉的肤色、呆滞的眼神。我就是这么个土包子，生于中原乡下最贫困的家庭，没有玩具、没有电视、没有蛋糕，有的只是贫苦、暴力、泪水，以及一次又一次难以抚慰的心碎。十六岁前，没有一天不是在恐惧与痛楚中度过的，这让我小小年纪便饱尝了人性的丑恶，我几近绝望，又满载愤怒，就像电影《光荣之路》里说的那样：多次以身为人类而感到羞耻。
据说，我这种出身的男孩子有三种命运：悲苦的劳工、残暴的罪犯、搞艺术的。感谢上帝，我选择了第三种。
中国人讲：“三岁看大，七岁看老。”童年经历对我的人生观、价值观所造成的影响巨大且深远，体现在文艺作品的鉴赏与创作上更是如此，我一度偏激，仇视一切“精英贵族、才子佳人”题材，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学观，我坚持认为浪漫不是堆砌出来的，最浪漫的事情无非就是最质朴的生活。
在此基础上，我给自己的写作定了三个原则：一不雕章琢句，二不吟风弄月，三不附庸潮流。“雕章琢句”指的是词语华丽，内涵欠缺；“吟风弄月”指的是一味抒发自我情怀，忘记了世风人伦；“附庸潮流”指的是迎合大众口味进行投机式创作。毫不客气地讲，这三类文风凑在一起，构成了当代所谓的“流行文学”。
我大摇大摆地与“流行文学”保持了距离。我只写平民生活，大时代背景下的平民生活，我会用赤裸裸的大白话、活生生的欲望、乱哄哄的冲突来展示他们的善恶悲喜。
然后，《日落天通苑》火了。
这多少有点儿出乎我的意料，在一个鸡汤文、成功学、言情小说泛滥的年代，竟然还有人关注现实主义文学。但它确实火了，出版商、电影公司、小报记者一股脑儿全找上门，紧接着，“北漂伤痕文学”的屎盆子飞来，我躲闪不及，差点儿扣头上。我一遍遍地向别人解释着自己的无辜：“我不只写北漂，还写别的，不信你看看我的书。另外，你才伤痕呢，你们全家都伤痕……”然而这没什么用，人们依旧习惯性地用媒体上的字眼来形容我。2014年夏，我一怒之下写了《十万白领》《牛城往事》两部中篇小说，终于证明了自己的清白，也捎带着把郭小羽的原型气了个半死。
如果你够仔细，就会发现《十万白领》和《牛城往事》同属一个时期的作品，结构上它们都沿用了《日落天通苑》的套路：开篇介绍时代背景，主要人物陆续登场，矛盾一点点升级，冲突一点点发生，最终，高潮降临，坏蛋们死的死逃的逃。这基本就是我们这代人最熟悉的小说创作模式，也被称作“学院派叙事”，可现在的年轻作者们很少用了，现在大家都沉迷于“段子”，恨不得每章每句都写成“段子”，“段子”，成为快餐文化侵袭传统文学的明证。《十万白领》是职场小说，讲述了一个CBD传媒公司的衰亡史，里面有我的经历也有我朋友的经历。它最初的名字叫《月上CBD》，前同事帮忙取的，意思是向一代神作《日落天通苑》致敬。可稿子出来后，他又不高兴起来，他怀疑我把他丑化了，他为此耿耿于怀，他连饭都不请我吃了。
写小说的都有个老烦恼：如何面对那些暴跳如雷的“原型”。我的方法是：离着他们远远儿的。
相比《十万白领》，《牛城往事》人气奇差，至少女性朋友里没一个喜欢它。一来，这是个旧时代的故事；二来，它没有所谓的儿女情长，更要命的，它充斥着青少年犯罪与暴力。一个老同学看完《牛城往事》，笑着对我说：“你可能为当代文学史贡献了最血腥的一场群架。”我说：“然后呢？”他说：“没有了。”
后来，一次饭局上又遇到这位老同学，当时他正绘声绘色地向众人描述《牛城往事》里打群架的场景。我告诉他，我为自己写出这样一部小说而自豪，因为我是牛城人，我是工人阶级的后代。《牛城往事》后，又写完另一部关乎故乡人文的小说《公务员之死》。这其实是我的第一部小说，2011年动笔，2014年完稿，拖这么久的原因并非灵感缺失，实在是野心太大，本来只是篇“初恋”与“成长”的文字，我生生把它演化成了我们这代人在体制内外的三观对抗。《公务员之死》通篇向王朔巅峰期小说《许爷》致敬，也故意掺杂了电影《美国往事》的情境，这种借花献佛的手法带来的效果十分显著，朋友圈里的小文青们没一个不喜欢它的。
平心而论，《公务员之死》无论气势或深度都不如《日落天通苑》和《牛城往事》，但它的的确确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部作品，情感这个层面，其实大家都很自私，直到今天我都怕在街上看到背画板的孩子，他们身上的颜料点子总能勾起我一大堆伤感的回忆。《公务员之死》最令我伤感的地方，不是它里面的人物，是它三年前的原名，它的原名叫作《青春总会过去，爱也一样》。
2014年冬，我辞掉全职工作，专心窝在公寓里写小说。这件事情招致非议，非议最多的是家人，他们的观念比较传统，认为工作是安身立命的基础，我辞掉工作去搞写作在他们看来简直笨到天上去了。
但我没办法，我是个写小说的，是个写中篇小说的，干的是熬夜的活儿，这活儿既然干了，就别再梦想着给资本家卖命。我给自己定了个标准：写作收入与以往收入持平，就不去上班。一个三十岁的男人，不能全身心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辈子活着还有个屁意义。
2015年春，我搬回通州，大睡三个月，每天除了看体育比赛什么事都不做，我给这段日子找了个光鲜的理由：净化心灵。一位知名主持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你在一个虚伪丑陋的环境里待久了却感受不到压力，你首先应该想想是不是自己出了问题。”我在京城的职场待了七年，见识到太多虚伪与丑陋，自己也变得愈发虚伪与丑陋，该洗洗睡了。
洗完睡完，夏天如约而至，全裸坐在电脑前面敲字，新作叫《最后的日子》，是个完全由场景与对话组成的作品。我最初的想法是把它写成舞台剧，可写成舞台剧谁给你演啊？只能明智地回归到小说创作。《最后的日子》进行得并不顺利，此类作品极其考验作者的构思能力，所有人物关系均由对话呈现，一着不慎，便可能矫情。写了一半，实在写不动了，干脆又回到“净化心灵”的日子，频繁地睡大觉，睡着睡着，梦也多了起来。
大约是端午节过后的第二个周末，我梦到自己被一头雪狼跟踪，它蜷缩在石头后面，既不追我，也不唤我，我壮着胆子走过去，发现它眼后有道细细的疤。醒来，开始写一部有关夜店男女的小说，为了挑战自己，将第一人称换作了女性。我这么干不新鲜，很多作家都用过异性视角创作，这其中就包括我少年时期的偶像王朔与老舍，老舍的《月牙儿》甚至写出了许多女性作家都不一定能写出的细腻。
现实生活中，我几乎不沾夜店，上一次去酒吧喝酒是前年夏天的事情，上一次去夜总会是何时压根儿记不得了，总之那种地方对我这种人来说意义不大。《独狼》与《最后的日子》文风迥异，但作为同时期作品相似之处颇多。首先，它们的主题都是复仇；再者，主角清一色北京人。写北京人，语言是一大难题，你不可能用原汁原味的京腔进行创作，那样除了北京人没几个人会看，于是我尽可能弱化了方言；最后，也是最有趣的地方，《独狼》是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故事，《最后的日子》是一个男人和三个女人的故事。
一年中最热的日子，《最后的日子》完稿，我有了空前的成就感，在一座城市生活了八年，第一次用自己的文字向这里的老朋友们致敬。白佳佳的性情也许并不像主流的北京人，他寡言少语、腼腆谨慎，但他身上拥有着诸多老北京式的美德，他有魄力、有心计、有担当，凭一己之力挽救了一个濒临破碎的家，而家，正是中国人情感输送最多的地方。
前几天，有个老朋友来看我，问：“蛋爷，你们这行很多人出名后变俗了，你会吗？”我当然没有告诉他我本来就很俗，我瞪着眼说：“你再说一遍试试看！”
如何在你爱的东西面前保留一份初衷？这个话题实在太浪漫了，因为答案就是：你真的爱它。那如何证明你真的爱它呢？它让你变得愚蠢、变得膨胀、变得臭不要脸，它迟早有一天会毁了你，而你对这一切心知肚明。
当年那个在恐惧与痛楚中颤抖的小男孩长大了。
王云超2015年8月16日Vol．01公务员之死1．
我画画出身，却并非缘于对这门艺术热诚。当年牛城大小画班几十处，无一不是为投机高考而开设，艺术类高校对专业能力要求苛刻，对文化课分数却要求极低。老谋深算的班主任们将自己班上成绩差的学生统统塞进画班，此一举三得，首先，美术生考上大学，也能提高其所在学校的升学率；其次，给私人开设的画班推荐学生，会得到一点儿酬金；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将那些捣蛋的“坏孩子”统统甩给了别人。
班主任显然低估了“坏孩子”的能力，就像他们高估了传统应试教育的作用。当一所中学烂得连“三好学生”都考不上本科的时候，美术、音乐等专业就成了升学的捷径。比如我和明明所在的牛城十中，美术生一直是普通学生羡慕的对象，可食古不化的班主任们将画班定义为差生集中地，拒绝任何一位非“坏孩子”学习美术的请求。这点很像旧社会的穷人对待戏班子的态度：就算有升迁的机会，就算将来会出人头地，你们也是不入正统的下九流。
初冬的夜晚，东大街画班，新晋美术生在老师的带领下参观我们的素描作业，高磊作为那批新学生的头头儿，第一次出现在我们面前。他梳着整齐的背头，披着成人化的呢子大衣，踩着油亮的尖头皮鞋，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是一个美术生该有的范儿。
他站到我身后，小声问：“你是郭小羽，你对面那个是郭昔明，对不对？”“你谁啊？”我扭头看他一眼。“你甭管我是谁，总之我知道你们，以前我也经常去工人路那边，那时候跟你们在一起的还有个叫郭小宁的，他快出来了吧？”“你想怎么着？”“不想怎么着，以前见过，现在认识，这就是缘分，一会儿休息的时候咱们上外边聊聊去？”
大门口残破的灯罩下，高磊给在场的每一位学生递烟，接着用夸张的语言介绍自己。他大谈牛城各处画班的画风，声称没有一个画班的老师他不认识；他大谈牛城最知名的黑帮老大，声称道上混的没一个不认识他。“我不喜欢美术，”他轻吐烟云，摆出一副世外高人的样子，“我只是想靠这个上大学，家里要求我必须有个本科毕业证，有本科毕业证将来才能考进机关，考进机关才能延续我们家在牛城的势力。”
青春期的学生崇拜的同龄人无非三种：学霸、帅霸、坏霸。高磊的美术功底很烂，但在“帅”和“坏”上占尽了先机。灯光射向他消瘦的脸庞，东大街画班的食烟徒们被镇住了，新来的几个女生甚至当场爱上了他。仅仅一个夜晚，他就征服了东大街。
第二天上午，美术老师当众宣布高磊等人的名字，自此，他正式成为东大街画班的一员。为表诚意，他慷慨解囊，带领班上的男生去网吧上网、去小酒馆喝酒、去五中宿舍赌博，他恰如其分地占用了课余时间，将跟班们的热量挥发殆尽。高磊出现以前，东大街画班的“坏孩子”不过是一群散兵游勇，如今他们有了将军与令箭。
很快，整个画班对高磊心存疑虑的男生只剩下了我和明明。我们俩只是选择性地跟他出去吃饭，并不听命于他，更不会对外承认是他的跟班。高磊对此予以理解，他看我和明明的目光明显与他人不同。“明摆着的事，他想利用咱们，”明明放下铅笔，“你想想看，现在他带着画班的人四处招摇，整个牛城东区有多少小团伙看咱们不顺眼，尤其是五中的袁胖子。袁胖子和高磊在五中本来就是对头，据说就是他把高磊轰出了五中的画班，现在高磊在这边摇了旗，迟早要跟袁胖子干一仗。高磊讨好咱们，无非是想利用咱们以前在工人路的那点儿破名气。”“我倒不在乎跟着高磊会招惹什么人，只是觉得他这么张扬不是什么好事，画班允许学生抽烟和搞对象，不会允许闹事，说不定哪天美术老师就要翻脸。”“这帮人，纯粹小屁孩儿！”明明冷笑，“都什么时候了，半年后就高考，现在还觉得拉帮结派挺威风。”2．
晚上十点，画班放学，高磊和几个跟班凑在一起低语，接着集体向门外走去。“他们跟袁胖子干仗去了，”明明放下画板坐过来，“就在东大街路口，我刚才听到了。”我抬头望了一眼外面，问：“咱们绕道回去吗？”“他们打架，咱们凭什么绕道？”明明翻着白眼，“十分钟后出门，瞧个热闹。”
临近午夜的东大街凄冷萧条，连只流浪猫都没有。走过十几盏路灯，高磊和跟班们的身影在巷口出现，他们凑在一起，像一群蠕动在月球表面的虫子。
东大街画班的“坏孩子”打赢了，五中的学生如猢狲散，只留下袁胖子一人站在原地接受众人的羞辱。高磊让男生排队去扇袁胖子嘴巴，一遍遍喝令其跪下。袁胖子两臂下垂，眼望远处，无休止地哭泣。“行了！”我推开一个施暴的男生，“打赢就得了，干吗把人往绝路上逼？”被我推开的男生冲上来喊：“你管得着吗？”明明用手指向他：“给我往后边站！这里哪儿轮得着你说话！”
高磊挥手示意男生退下，走过来说：“小羽，你认识袁胖子吗？知道他是什么人吗？这种烂人你也给他留面子？”“我不是给谁留面子，只是觉得你们这样不好，干吗逼着别人下跪？哪天你们当中有谁也被别人这么对待，你们会怎么想？让他滚算了。”
高磊无话，瞟了眼明明和其他人，对地上的袁胖子说：“叫你滚呢，听见没有！今天有人替你说话，以后别让我再见到你，否则见你一次打一次！”
除了对袁胖子的冷酷，其他大部分时间里，高磊并不是个热衷于暴力的人，这点他的跟班们可以做证。他是东区著名的和事佬，到处替人调解纠纷，到处讲道理，几乎每一个学生团体的头头儿都吃过他买的饭，他也因此积累了极高的声望。
他告诉他的跟班们：人生若有一百次冲动，九十九次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唯一的一次出手，是要置对方于死地。高磊随身带有一把名贵的短刀，相传是他在特务连工作过的爷爷的遗物。所以言下之意是他出手太狠，并不适合江湖上的小恩怨。
这个人无处不展示着他的优越感。
画画儿间歇，大伙儿聊汽车，他聊到德国原装的排气管；女生与男生们争辩谁是七中校花，他讲出一中到二十一中每一所学校校花的名字；餐馆的电视机里重播大阅兵，他吹嘘他表姑夫的儿子是陆军部的教官。没有他不懂或不专业的领域，我们说出的任何话题他都要占据上风，你不服，他就一直说下去，直到你认可他比你强为止。
尽管高磊清高起来很讨人嫌，但他有时也会表现出一些不同于常人的生活习惯，比如他反对嘲笑路边的乞丐，反对在录像厅聚众看A片，反对带其他画班不三不四的女生出来玩，他大声指责那些带女生的跟班：“咱们是学艺术的，不是街面上混的流氓，以后谁带女的出来谁就给我滚蛋！”
我不敢说这就是大户人家所特有的气质，但他显然比我们更懂得什么是优雅。
好吧，他做到了，他连坏都比我们坏得优雅，这是血统的胜利，是基因的胜利。这份胜利让我对高磊彻底丧失了好感，我开始渐渐接受明明对高磊的论断：“他不过是个虚荣的官宦子弟，虚荣背后，是另一种自卑与不堪。”
这时，高郁出现了。3．
高磊的妹妹高郁，是五中知名的美女，也是我的初恋。她和高磊一样高大漂亮，却足不出户，想看她，只能跟着高磊以“交流画技”的名义前去五中画室参观。“你来干什么？”高郁走出画室门口，沉下脸，“不许你在我们这边闹事啊，要闹，等我不在的时候再闹。”“怎么说话的！”高磊伸手抓过她手里的画板，“我们过来看看你们画画儿不行啊？”
高郁夺回画板，冲高磊翻了个白眼，走到我面前说：“小羽帮我看看，这幅画要怎么改？我改了一上午还是改不好。”“对嘛，就该这样，”高磊得意起来，“让我们东大街画班的高手给你们这些人好好指点指点。”高郁又白了高磊一眼，转过头对我说：“快帮我看看。”
我拿着画脸红起来，小声说：“这画没救了，再画一幅吧。”
人们都会爱屋及乌，何况一个十七八岁的孩子。我对高磊日趋冰冷的信任开始回暖，频繁地跟着他去五中附近游玩，我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多看他妹妹几眼。高磊对此心知肚明，却并未点破，或许他早已习惯了这种事情，追高郁的人太多了，仅他的跟班里就有好几个，他统一给出的回应是：不反对，不支持。
我成功约到高郁，带她到东大街画班参观，和她一起去火车站画速写，很多人因此误以为我与高郁建立了恋爱关系。随着这个姑娘来画班的次数越来越少，大家明白过来，我不过是又一个一厢情愿的追求者而已。
第一个反对我追求高郁的是明明，他说：“这女生跟他哥哥一样虚荣和势利，你根本不会得手，就算得手了也会被骗。”之后，高磊站出来说：“我不反对你追高郁，但她是什么人你不可能比我还清楚，算了吧，省得将来因为这个伤了咱们哥们儿的感情。”
我最终放弃了对高郁的追求，不是因为朋友反对，而是因为自信心的丧失。高郁的确看不上我，面对我孤注一掷的表白，她站在画室门口说：“咱们现在还是高中生，不成熟。你画画得好，人长得也不错，将来上大学了不愁没有漂亮的女朋友。”
漫长的失落陪我度过了那个漫长的冬天。就在高郁婉拒我后不久，她的哥哥因为集训期间聚众饮酒被东大街画班开除。虽然我很早便预料到这个结局，但目睹墙上的公告还是发自内心地吃惊。高磊自然不想离开画班，发动所有同学为他说情，我过于羞愧，没有帮忙，引起高磊与跟班们的不满。高磊宣布与我割袍断义，他走上模特台对众人说道：“认识这么久，竟然没发现某人这么无情，我当初真是瞎了眼。”
随后，他收拾东西离开，昔日追随高磊的跟班们继续发动整个画班声讨我。明明看不过去，告发了带头的几个，美术老师将这些人一并开除。“你在这儿干吗？”高郁走出门口，摘下套袖望着我，“为什么不直接进去找我？”“高郁，”我从台阶上站起来，“帮我给你哥传句话，就说我对不起他。我和你们这些孩子不一样，我是从烂学校里出来的学生，未来就指着那个画班考大学，当时那个局面，我如果替他说情，就必然与老师对立，我也就没指望了。”
高郁低头攥着手里的套袖，平静地说：“没事，不管别人怎么看你，我都觉得你是对的。”
四月，省联考成绩公布，十中学美术的“坏孩子”里只有我和明明过了本科分数线。五月末，明明与高磊的跟班在烈日炙烤的操场上打了一架，双方抽出匕首嘶吼着互捅，师生远远围成大圈，无一人敢上前拉劝。我闻讯赶过去时，民警已经驱散了人群，地上血迹斑斑，不知道哪些是明明的，哪些是别人的，踩过去，让人心痛。4．
在石家庄读大学的日子里，明明作为我屈指可数的亲朋之一，从不主动到师大来看我。他恨师大，同样的分数，师大录取了别人，没录取他，这让他耿耿于怀了许多年。明明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喜欢一样东西，会容忍对方许多，不喜欢，便不给对方一丝机会。当然，爱恨只代表一个人的感性，并不代表对错，就好像长久以来他对高磊兄妹的成见明显带有阶级色彩。他和我一样来自底层下岗家庭，而高磊的家人无一不是吃着俸禄的官员。
2004年秋，我的另一位发小郭小宁刑满出狱，来到石家庄读电脑技校，与明明一起租住在河北科大家属院。每逢月底，我会搭车去找这两个人吃饭，每次吃饭，这两个人都当着各自女朋友的面提起我当初追求高郁的糗事。在他们眼里，我当初与高磊那样的人交往实属不智，追求他的妹妹更是自甘轻贱。“不是我和他的跟班打过架才这么说他，你想想看，高磊为什么和你掰了？难道就因为你没帮他求情？他心里明白得很，就算你帮他求情，美术老师也不会原谅他。人家从一开始就看咱们不顺眼，就因为咱们没做人家的跟班。高磊这种小官二代，看起来仗义，其实心眼儿很小。”“所以你们就觉得我追他妹妹这件事特荒唐是吧？”“没说你荒唐，是你太傻，”小宁凑过来插话，“要真像明明说的那样，你们画班这帮学生哪儿有什么好人？都是班主任挑剩下的小坏蛋，说句不中听的，还没我在监狱里那帮哥们儿义气，萍水相逢，哪儿比得上一块儿受苦过来的人？”
2006年冬，我搬出学校宿舍，前去东岗路一家广告公司实习。不久，在槐安路上邂逅了高郁。
当时我正赶往金旋律音像店会朋友，她悄悄从后面跟上来，伸手猛拉我的自行车车尾，我一个跟头翻倒在路边草丛里。
我以为得罪了谁，战战兢兢爬起来，她骑在电动车上哈哈大笑。“怎么是你？”我拍打身上的污垢，“你这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她不答话，只管笑，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路上的行人开始围观，我不耐烦起来，埋怨道：“行了，行了，笑个没完了。”高郁笑完，脸上留下两片红晕，把车挪过来说：“你是不是搬到这边住了？最近老在这条路上见到你。”我说：“三个多月了吧。”“哎哟，够可以的啊，”她挑起眉毛，“两三年了，你也不在网上和我说话，现在出来实习，大家在同一条街上住着，连个招呼也不打。”“妹妹，你现在这模样我哪儿认得出来！”“你这急匆匆的是要上哪儿玩儿去？”“金旋律，去见两个朋友，你要来吗？”“好啊，反正我现在也没什么事干，不过你记着回来得请我吃顿饭。”
明明照旧反对我与高郁来往，搬出自己的女朋友来说教。明明的女朋友是高郁大专时的同学，毕业后两人在同一家单位实习，声称知道高郁很多事情。“你可想好了，这姑娘问题挺严重的，”她坐下来，将冲好的咖啡递给我，“上学的时候整天跟一帮玩摇滚的混，三天换一个男朋友，后来干脆连学校都不回了。实习的时候也不老实，跟我们那个五十多岁的老板玩外遇，听说还为那个老家伙堕过胎。”“她骑电动车，穿着也普通，不像小三。”“你笨啊！”明明走过来，“说她是小三，谁知道是小几呢？她也就是长得还行，没学历、没工作的，人家白玩都说不定。这事咱们牛城的老同学都知道，就你蒙在鼓里。她爸爸因为这个都快和她断绝关系了，高磊也不敢替她说话，她就是个无药可救的小妖精。”5．
我回到住处，播放AC/DC的歌曲，靠着沙发昏睡过去。
她一声不响地走进来，摘掉我的耳机，摆正我的脑袋，盯着我哈哈大笑。我忘了那天是谁主动的，总之很快进入正题。她的头发又多又长，缠着我的脖子，遮住我的脸庞，令我触摸不到窗外的月色。
我停下来，她瞪眼问：“干吗？”我说：“会不会怀孕？”她捶我一拳说：“你快点儿！”接着她闭上双眼，忘情地扬起下巴，嘴里冒出一堆限制级的粗话。那些粗话声声刺耳，仿佛从地缝中喷射出的滚烫气流，在深不见底的黑暗中肆意咆哮。
她一丝不挂地趴在我身上，打着响亮的鼻鼾睡去。我呼吸困难，动弹不得，做了一晚上噩梦。
高郁光明正大地与我住在了一起。
她没什么行李，只有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箱凌乱的衣服鞋帽。
她没工作，也不找工作，白天窝在住处睡觉，晚上出去疯玩，有时候大半夜在闺密的搀扶下一身酒气地回来。
她不做饭，倚着厨房的门嘲笑我穿围裙的样子像个守寡的少妇，我一碗冷水泼过去，她大笑着抓起面粉还击，整个灶台被染成白色。
她买来一大堆五颜六色的安全套，吹起一大堆濒临爆破的气球，挂在床头和书桌对面的墙上，我每次坐卧都要衡量与它们之间的距离，点烟时更是惴惴不安。
她趴在公寓的窗台上大声呼喊我的名字，我招手示意她回屋，她喊得更大声，整条街的脑袋都在转动。
我不知道这一切究竟源于何处，总之这不该是我印象里那个斯文低调、戴着套袖画画的姑娘，她的身材、发型、笑容都比当年更加漂亮，却不复当年那份温暖。有时忙完手头的工作，我会坐在一旁默默地注视她许久，直到她扭过脸对着我龇牙咧嘴。我怀疑自己并不是在恋爱，我只是收留了一只路过的蝴蝶，她的美艳、妖娆，其实与我无关。
高郁带来的不仅仅是无节制的性生活，还有远方老朋友的问候。高磊重新在网上跟我说话，他大侃昔日情义，极力摆出和好的样子。无论这个男人平时多么清高，面对自己的妹妹，他本色丢尽，几乎以半哀求的语气对我说道：“高郁从小被我爸宠坏了，嚣张任性，不过心地不坏，你们在一起成了最好，不成，别伤害她，也别恨她。”
明明、小宁在外面敲门，我放下碗碟走过去，高郁扭脸问：“谁呀？大晚上的来这里瞎敲门。”我扯下围裙说：“自己人，不许乱说话。”高郁白我一眼，继续盯着电脑屏幕。
明明和小宁小心翼翼地走进来，高郁双腿盘坐在椅子上视若无睹。我说：“刚吃完还没收拾，有点儿乱，随便坐吧。”明明点头坐下，小宁依然站在门口发呆。高郁摘下耳机光脚跑进卧室，两分钟后穿戴整齐走出来，抓起衣架上的包说：“你们聊吧，我姐们儿约我出去，今晚不回来了。”
高郁走后，明明和小宁长舒一口气，我笑着削着苹果说：“瞧你们俩这点儿出息，平时说起话来都人五人六的，一个女孩子就把你们吓出原形了，怎么着？有什么话就讲吧。”明明点上烟，躺进沙发说：“我们俩这几天想了一下，以咱们现在的资历，做北漂真不如回老家创业，所以还是想再劝劝你……”“甭劝，”我打断他，“我早说了不想创业，你们自个儿做就好，别非拉上我。”小宁坐起来问：“你去北京，跟你这个姓高的女朋友商量过吗？她也同意你去？”我咬一口苹果说：“她不管这些事。”6．
高郁转过身子，抓起桌上的毛毛熊扔到我面前。“干吗这么大杀气，谁又惹你了？”我关上门，放下袋子。“谁让你跟他提我的？”她滑开椅子，怒气冲冲地指着电脑屏幕。我走近看了一眼，坐回沙发说：“你没事看我的聊天记录干吗？”“问你呢，干吗跟他提我？！”
我见她真急了，换副表情说：“干吗，干吗，你至于吗？他知道咱们在一起才联系我的，也是关心一下，他毕竟是你哥哥，不能向我问问你的情况吗？”“郭小羽！”她吼起来，“我早跟你说过，在我面前少提我家里人，你们谈事情，别把我掺和进去！”“你能不能冷静一下，不就这点儿事吗？”“冷静个屁！你不是一直为你们画班当年那点儿破事内疚吗？你回牛城找他道歉去啊，你们是和是断，跟我有什么关系？以后少拿我说事儿！”
高郁说的没错，我的确想利用她与高磊重修旧好，并以此洗清自己昔日那个“无情”的污点。但我失策了，一来，这对兄妹的关系远比我想象中恶劣；二来，画班的老同学依旧没几个人理我。被画班开除后，高磊复读了两年才考上大学，与明明打架的那个男生被美术老师下放到二流画班，考取了专科，这些足以影响一生的变故激发出来的仇恨，只能靠时间一点点去稀释。
厨房，高郁从后面贴上来，我关掉火问：“干吗？”她搂着我小声说：“不许动，站好。”我呆呆地注视着窗外那片天空，心里涌起一股久违的委屈。
两天后，她走了，她扎破气球、倒掉烟灰，将整个房间还原成当初入住时的模样。我打电话问她的闺密知不知道她去哪儿了，对方愣一下说：“不知道啊……哎呀，这种姑娘你留不住的，忘了吧。”
我离开槐底村公寓，搬去与大学同学合租，不久，干脆辞掉了工作。同事里没有坏人，但我不开心，每一次公司聚餐我都要找理由逃到大街上，大街上刮着风，下着雨，我反而觉得舒适。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车站长棚下的椅子上，渴望有那么一个人穿过风雨来爱我，可爱我的人，不一定懂我。
我最后一次拨打高郁的电话，语音提示所拨号码为空号，我关掉电话，萌生去意。
离开省城前，明明请我吃了顿饭，却没来车站相送，因为高郁的事情，也因为高磊的再次出现，他不再像从前那样信任我。小宁站在检票口久久不愿离去，他张嘴对我说了点儿什么，却被四面八方的广播声淹没。
同一年，牛城的老同学们出事，他们因涉嫌酒后抢劫遭到指控，接着被牛城学院集体开除。这件事也许改变了高磊对人事的一些看法，但在明明眼里，他们都是狗肉，狗肉，注定上不了筵席。7．
当年我在十中读书的时候，曾有过一个男性同桌，此君成绩一般、长相一般、性格一般，基本属于那种扔进人堆儿就找不出来的学生，可就是这么个家伙，给我们美术生大大地长过一回脸。
他喜欢美术，有一定天分，他那个当班主任的爹偏不答应他进入画班的请求。他又羞又恼，抄起书本丢向黑板，弹回来正中他爹后脑，父子俩再不顾师道尊严，当着全班学生的面打起来。
五年后，这位“弑”父英雄三本毕业，考取公职，做了牛城东区的警察。警察有严重的恋旧情结，尤其对学美术的老同学，他不厌其烦地张罗各种聚会，点名要每一个人都参加。或许是当年开对方玩笑太多，加之与其他美术生不睦，我一次也没赴过他的约。
后来他结婚，我还是去了。
高磊从远处走来，脸上挂着坏笑。“看到了吧，”他端着酒杯拍拍身后跟班的肩膀，“这就是郭小羽，我老哥们儿，当年工人路的老大，现在在北京发展。”“听说你进政府机构了？现在是什么官？”“唉，算了吧，”他摆手道，“还官呢，新兵蛋子一个，副科级。”
三杯酒喝完，高磊走掉，并没有想象中的畅谈，这已足够令我对往事释怀。“你和高磊一直有联系，对吗？”我低头问身旁的警察。警察回神说：“说实话，这也是他第一次来我这儿，我跟他算不上什么朋友，你知道我们都是公家的人，不能走得太近……不过我觉得这小子将来会是个人物，他不俗，能折腾。”
临近春节，高磊特意打来电话，要我回老家先去找他。我问：“有什么特殊的事吗？”他说：“没什么事，就是吃个饭，介绍几个圈儿里的朋友给你认识。”
腊月二十八，我拉着行李箱跟随人潮出站，高磊在远处挥手喊叫。与他站在一起的还有其他几位在外地工作的老同学，其中两人也拉着行李箱，显然我是他们要等的最后一个人。
高磊开着公车载着我们离开火车站，一路上交警纷纷观车敬礼，他微笑着鸣笛回应。闹市区，他光明正大地将车停在路边，对着电话大声训斥属下。“你们干吗不说话呀？”他放下电话，“都是自己人，几年没见就没词儿啦？”后座上的人面面相觑，他笑了一下，继续开车。
开发区主干道，高磊向外望了眼正在兴建的高楼，缩回脑袋说：“政府把工作重点放到这边了，开发区挨着工业区，所以比市里有钱，现在这边到处都在改变，到处都是机会。相信我，不出五年，牛城的政府机关都得迁到这边来，这也是我当初选择考回来的原因。凭我们家的关系，北京的单位我一样能进，但我和你们不一样，我不迷恋大城市，如今最好的工作都在三线城市。小羽，”他瞄我一眼，“你和明明家应该都划到开发区了吧？”我回答说：“是，我也是刚刚听家里人说的，过了年恐怕还得回来换身份证。”“这就对了，划过来好啊，你们也算市里人了，关键是咱哥们儿在这边多少有点儿面子，以后家里有什么事需要找人帮忙的，打个招呼就行。”
我相信如果没有后来的变故，高磊会成为警察口中的那种“人物”，他比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都清楚自己的理想，也先一步找到了实现理想的途径。六年过去了，他的衣着、言谈、地位、风采，依旧高出同龄人一筹，尽管他那份自信自始至终夹杂着浮夸与不实，但我们打死也装不出来。
他带着我们迈进招商办大楼，游刃有余地走在每一处通道，路过的值班人员一一向他挥手致意，他一遍遍地向人家介绍我们的身份。
阳光射进天窗，大理石地面上映出所有人的身影，我低头望着自己那身休闲衣装，几乎自惭形秽。8．
我承认自己那几年有点儿势利，这可能与当时所处的环境有关。在传媒业摸爬滚打几年后，我不再满足于固定的工资与奖金，一心寻找有差价可图的私利，那时的我没什么职业观，觉得工作不过是为了挣钱。与高磊商议完毕，我和公司的酒商客户签署了私人协议，有偿帮助他们开发中原地区的团购渠道。此举耗尽我的业余精力，也摧毁了我在文艺青年圈子里的知性形象，很多老朋友因“铜臭味”弃我而去。“人我帮你介绍，具体事情你去操作。钱就算了，我也不签什么合同，就算是帮老朋友的忙，”高磊放下手里的协议书，静静地看着我，“我要收了你的钱，性质就变了。”
我开始频繁地回到牛城，与酒商一起面见达官显贵，这些人西装革履、油头粉面，操着蹩脚的普通话与我和酒商扯淡。他们大多冲着高磊的面子接下我递出的名片，填完桌上的订单，收起超额的发票。整个过程，高磊的确没收过什么好处，也从没问过我卖酒所得，他孜孜不倦地扮演着撮合者的角色，只为一份人情。
可我心里清楚，我不是唯一围绕在他身边的人，他的社交能力使他在整个开发区左右逢源、威风八面，几乎每一个有头有脸的年轻人都与他相识，或渴望与他相识。很快，他升职了，成为当地最年轻的科级官员。
高磊虽是小官，却不是小人，他出手阔绰、慷慨大方，对朋友一视同仁，不会对哪个人的亲近优于旁人。有人张口求他，他立刻应下，对方的要求触及国法，他不起急，察觉后立刻放弃，并不与之交恶。他对人脉的笃信很大程度上折损了他的锐气，但这就是他的人生哲学。警察说的没错，高磊不俗，他深谙“战略性投资”，不屑于蝇头小利上的得失，就如同他当年不屑于江湖上的小恩怨。
晚上六点，小宁带着我走进饭庄二楼的包间，高磊与一干老同学的脸出现在圆桌周围。“瞧瞧谁回来了？”明明红着脸拉住我，“大伙儿说，让这家伙喝几个？”高磊帮腔：“今儿是咱们老同学自己的公司开张，图个吉利，喝六个！”我就手抓起几块肉塞进嘴里，警察高喊：“谁让你先吃肉的？不许吃肉，吃肉喝八个！”
我低头接过袁胖子端来的八只酒杯，深吸一口气至丹田，老同学们整齐划一地拍着桌子起哄。“你说的合伙人，就是他们？”我晃晃脑袋坐下来。“不然还有谁？”明明小声说，“这边能说上话的也就这些老同学了，我让了三分之一的股份给他们，先干起来再说。这回高磊帮了不少忙，我跟他说好了，以后凡是开发区政府搞的招商活动，都交给我们公司来做，瞧着吧，我们很快就能成为整个牛城业务最多的广告商。”“干什么？后悔啦？”他问道。我搓着脸说：“没有。”“你他妈活该！”
服务员搬着啤酒走进来，包间内掀起新一轮高潮。高磊成为主角，带领大家玩起“大王与乞丐”的纸牌游戏，被罚酒的袁胖子明显招架不住，单膝跪在地上称呼高磊“大王”，高磊不依不饶，吩咐其他人开灌，袁胖子吓得趴在椅子上一动不动，大家笑得东倒西歪。
恍惚间，我有了一种时空颠倒的错觉，眼前的人与事不过是过去某一阶段人与事的重复，那个时候，高磊是这帮人的大王，如今依然是这帮人的大王，袁胖子的倾情一跪，直接将高磊的大王生涯推上了巅峰。
警察把车停到路边，关掉警示灯走出来。
我夹着烟坐在台阶上冲他笑，他双手插兜，面色不改。“怎么没人来送你？”“大哥，我都快三十岁的人了，去个北京也要人送？”“一直想单独找你聊，你没时间，只能跟到这儿了。也没什么大事，就是谈谈高磊这个人……”“你能不能坐过来说？你这么站着，人家路过的还以为你是来抓我的。”“抓你怎么了！你是什么好人吗？”警察瞪起眼，“就站着说，爱听不听。”“行行行，你说，高磊怎么了？”“高磊这两年升得很快，也吃得很开，帮了不少老同学的忙，但我劝你一句，别跟他有生意上的往来，更不能做违法的事，我可不想将来开着这辆车去抓自家兄弟。”“我以我的人格向你发誓，我和他之间绝对没有任何犯法的事，行了不？”
他不再说话，盯着我看，我也盯着他看。许久，他叹了口气，走过来坐下说：“给我根烟。”我说：“你不是要上差吗？”他说：“抽完这根就走。”9．
对我抱有微词的，不止警察一人。
自从与酒商合作贩酒，在外地工作的老同学们多次向高磊表达过对我的不满。他们也许是眼红，也许是看不惯我张狂，总之他们认为我这样勾结官商、谋取私利的人败坏了美术生的名声。北京的老同学对我的不满上升到了仇恨高度，他们集体致电高磊：以后郭小羽出现的地方，他们都不再出现，除非让这个人滚蛋。
高磊摆出和事佬的架势来到北京，期望通过对话的方式来调解纠纷。我包下东三环一家KTV的包厢，与他一起站在路边等待，虽然我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还是决定先向这帮人道歉。两小时过去了，没有一个人出现，也没有一部电话可以打通。
送高磊回宾馆的路上，我咬着牙不说话，高磊拍着我的肩膀说：“算了。”
我驱车赶到酒商住处，告诉他这生意我不做了，他惊愕之余问东问西，我对他说：“宣传上的事情我愿意帮忙，但协议上的事情就此终结。”
明明在电话里露出一丝为难，绕了半天弯子才说自己不想接酒商宣传的活儿。他说：“最近我们只做开发区政府的大活儿，不再跟小单位合作。另外，公司的业务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袁胖子是业务经理，他也有股份。这事你得让高磊出面，袁胖子他们比较服高磊，高磊说话了，他们才有可能给你这个面子……”
不等他说完，我就挂了电话。也许就是从那时候起，我对故乡和故人有了一丝厌倦。当然，我更厌倦自己，我本不是一个势利的人，自从与酒商打交道以来，所作所为无不显得势利。势利，让我和我的老朋友们变得愈发复杂。“高郁？浓郁的‘郁’？”朋友突然来了兴趣。“没错，你认识她？”“是不是黄头发、波浪卷、瘦瘦高高的，左胳膊内侧文着一行拉丁文？”
我惊恐地看着他。“我×，这么巧啊，”朋友笑起来，“我们乐队主唱的女朋友就是她，前不久俩人刚分手，听说她现在去野马唱片那边混了。这妞，专挑签约的歌手傍，我们这种没签约的，丫说到底是看不上。你跟她什么关系？”“就是个老乡，当初都是学美术的，我和她哥比较熟。这姑娘怎么了？你接着说。”“难听的话你要不要听？”“废话，少卖关子！”“这姑娘不怎么样，”朋友放下茶杯瞄了我一眼，“太虚荣，太势利，整天搞关系、攀名人，梦想着自己能去当个歌星、演个电影什么的。可谁把她当回事啊，跟她在一起的那些人私下没人把她当朋友看，都当果儿睡的，不过丫好像也不在乎，傍完一个算一个，都他妈傍出名来了。”
朋友走后，我心乱如麻，坐在沙发上发呆。明明打来电话，我问：“什么事？”他火急火燎地说：“你介绍的那个酒商在牛城的客户跟袁胖子打起来了，他们没按时清账，还指责我们这边怠工，我当初就说你不应该揽这事……”
我挂上电话，电话再次振动，我低头看了一眼，是酒商的号码，直接甩手扔了出去。10．
会客厅，我和酒商被人团团围住。
小宁伸臂挡开袁胖子，袁胖子不依不饶，隔着小宁大声嚷：“当初我们就不想接这几个单子，是你让高磊保他们，现在怎么样？当着高磊的面，你还有什么话说！”“你喊什么喊！”我朝他走过去，“不就这点儿生意吗？你们爱做不做，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这次回来还不是帮你们追款？”袁胖子继续嚷：“跟你没关系？你之前不都是跟着他们一块儿倒腾酒的吗？没拿好处你能这么帮他们说话？”高磊走过来，伸手拉住袁胖子说：“好了，大伙儿都看我的面子，坐下来好好聊，自己人跟自己人闹，不嫌丢人吗？”袁胖子把脸转向高磊：“高磊，不是我说你，你看看你这人情做的，跟郭小羽这种酒贩子谈合作，你能落什么好！”“你说谁是酒贩子！”我喊起来。“说你了怎么着，还有你！”袁胖子指向酒商，“你们今天不把款给我们公司补上，谁都别想走，咱们直接上工商局立案去！”
整个过程，明明站在我身后一言不发，我转过脸怒气冲冲地对着他，他甚至不敢抬头看我一眼。“行啦！叫你们会计来！”酒商隐忍半天后开口，“我现在就给你们打款，不就这点儿钱吗？我替我那几个客户垫了，咱们的合作就此终止！”
酒商上车离去，我和明明、高磊站在路边，各自摆出一副无辜的样子望着对方。那一刻，大家都被复杂的情绪缠绕着，但也只能选择沉默。“晚上去我家吧，”高磊开口，“咱哥儿仨很久没在一起聊了。”“下次吧，我订了回京的票，一会儿就得去车站。”“小羽你能不能别这样？”高磊火起来，“明天是周末，你回北京能有什么事？兄弟们好不容易碰上一次，你别太不讲情面了。我告诉你郭小羽，别的日子能放你，今天不行，你看着办。”
我转向明明，他平静地说：“高磊说的没错，留下来吧。”
高磊家书房，我和明明将买来的干果、熟肉一一码好，接着盘腿坐下。高磊心事重重，接连开启三四瓶啤酒，仰脖猛灌。“当年一起玩的小哥们儿现在都不如以前那么亲了。”“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现在大家都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想法自然不太一样了。”“小羽，你的意思是环境把人给影响了？这些都是正常的？”“是啊，咱们这代人，总有分道扬镳的一天。不都这样吗？混钱、混名、混地位，最后连朋友都混没了的时候，就算成功了。”“高磊，”明明插话道，“你有没有想过，你把所有人都当哥们儿，可他们不一定以同样的心对你？有好处时，讲兄弟、论感情，没好处时，谁还记得你？”“我没想让他们都记住我，我对十个人好，有五个人领我的情，我就知足。我和你们不一样，你们现在都有钱了，眼里只有钱，我还是看重朋友，钱再多，买不来朋友，钱再多，说没就没了，朋友呢？就算闹掰了，情分闹不掰，早晚还能走到一起。”“明明，”高磊抬起头，两颊渗出酒红，“我知道你一直瞧不上我，我能问一句为什么吗？你觉得我高磊哪个地方做得不地道，直说。你看看咱们画班的老同学，上百个人，现在甭管在哪儿混的，有哪个敢说我高磊对不起他？”“高磊，你喝醉了，什么瞧得上瞧不上的？我不是说了吗，你对谁都一样，总会有人领你的情。”“是啊，大家都这么多年了，高磊你别说这些见外的话行吗？”“行，郭小羽，”高磊抬高音量转向我，“你说我说见外的话，那你说句自己人的话给我听听。你摸着你的良心讲，你拿我当过自己人吗？你们拿我当过自己人吗？我从来都是什么都跟你们说，可你们呢？你们有多少事情瞒着我？郭小羽，你跟我妹妹的事，这么多年了你什么时候跟我提过？你问过我吗？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你的绊脚石，是不是觉得我不想让你们俩交往？”“咱说点儿别的行吗？别老提这些过去的事行吗？”“提呀，干吗不提？你都把我妹妹睡了，现在却害怕跟我提过去的事？”“高磊，你别激动。”明明起身按住高磊。
高磊坐回原位，面不改色地盯着我。“高郁是不是好几年没回来了？”明明问。高磊一口酒喝下，双眼泛泪说：“快四年了，过节就给我爸打个电话，我爸也不知道她在哪儿。我跟我爸不一样，我一直就当没这个妹妹，这死丫头跟我妈当年一个样，吃了我们家的饭，翅膀一硬就飞走了。郭小羽，你不是口口声声说你爱高郁吗？你找她去啊，你要有能耐留住她，就找她去啊！你最虚伪了，我告诉你，你们都他妈的虚伪！”11．
回京后，我开始贪杯，几乎每晚都在买醉，我对任何事情都失去了兴趣，仿佛只有喝醉时才能找到一丝存在感。我渐渐失去理智，开始从公司的公关部骗取招待用酒喝，直到喝得胃壁出血、不省人事。合租的朋友深夜打车将我送到附近医院，值班医生忙活一通，站在床头对朋友说：“等他醒了，你得好好劝劝他，这么年轻，可不能再这么喝酒了。”我睁开眼说：“其实我喜欢喝啤酒。”医生大怒道：“拉倒吧！什么酒喝成这样都不行！”
董事长从国外回来，将我单独叫到办公室，开门见山地指出酗酒问题。我无言以对，站在一旁听候发落。她走过来，叹口气说：“最近总经办的人对你意见很大，我先放你一周假，回去避避风头，记得把酒戒了，戒不了酒，我没办法保你。”
我识时务，当场应下，之后半年远离所有含酒精的饮料。为打发闲暇时间，我听从同事的建议报了个英语口语培训班，在班上认识了一个北京姑娘，不久与她成了男女朋友。我的女朋友出身比我显赫得多，据说在四个国家游过学，她“教唆”下，我开始去福利院做义工，开始听古典音乐，甚至去天主教教堂学习教义。
秋冬换季，我患上肺炎，开始日夜不停地咳嗽，有时我觉得这种炎症远比醉酒可怕，每次发作都毫无征兆，办公室、食堂、厕所、大街，咳得人心神俱乱。我不得不向公司请了假回住处静养，这期间深居简出，再不见人。明明寄来中药，样子吓人，我没敢吃，接着他打电话来，提出合伙在北京开公司的想法，我咳嗽几声后回绝。“你帮我问问在北京工作的老同学，做设计的、做策划的、做市场的，看看有没有想跟我一起创业的。”“北京这边的人心气儿高，你想用他们不太容易。”“你告诉他们，想要什么待遇随便提，老子有的是钱。”“好啊，”我笑起来，“我帮你问几个，不过你是老板，这口号得你来喊，你也知道北京的老同学对我有点儿成见，我说的话人家不一定信。”
地铁团结湖站的人群中，高郁昂首前行。我扯下口罩喊她的名字，一遍又一遍，她却在嘈杂声中越走越远。我撞开人群，冲出站口，在大街上奔跑，直到她的碎花上衣在灯火中飘散。我抬头望着眼前这座城市，觉得自己一生中从没这么累过，有些东西，我注定不会得到，即使得到，也不过是一场欺骗。
年底，牛城，高磊再次召集众人吃饭。为了庆祝同学会成立五周年，也为了庆祝自己升职，他搞出空前的规模。
高磊很快喝大了，搂着我站起来，大声对在场的人说：“我兄弟，郭小羽，北京传媒界的精英，白酒界的精英，当年牛城的美术圈你们打听去，有谁不认识他。我告诉你们，他将来肯定比你们这些人强，不信等着瞧，我说的话从来都有准儿。”
那天我也喝大了，当着十几个男女的面爬上椅子背诵拜伦的诗歌。我突然发觉自己背错了，欲收之际，停在半空，周围一片叫好声。我浪笑着爬下来，周围继续叫好，我一头撞向门旁的墙壁，哇的一声吐出血块，周围一片哗然。
寒风中，高磊架着我站在路边，路过的出租车没有一辆敢停下来，高磊用粗俗的脏话咒骂他们，司机按下车窗用粗俗的脏话回骂。我奄奄一息，哈喇子垂地，默默享受路人的注视与嘲讽，像个泥泞中的婴儿，像个龌龊的败类，像个注定一辈子被人忽略的小人物。12．
新年过后，我清空电话簿，不再理会任何一个来自牛城的号码。高磊觉察到了什么，却也无能为力，他找到明明，对他说：“不管郭小羽怎么看我，我永远把他当兄弟。你们记住，我高磊永远是咱们东大街画班里混得最成功的一个。”
掏心窝子说，这话很让我感动，它至少证明了高磊对我是真诚的，但我无法做到对他真诚，我没有他那种同时驾驭真诚与虚伪的能力。
我三年没有见他。
三年，他偶尔会在网上跟我说几句话，不过是一些简单的生活问候，再不涉及人伦、地位、金钱等话题。三年，我对自己进行了颠覆，换工作，换住处，留长发，穿马丁靴，重新做起那个动人的文艺青年。
有人说，二十岁至三十岁的男人，是“看不透的男人”，意思是这十年是男人成长的黄金期，所谓“三年一小变，五年一大变”，几乎每一场变故都影响着他们的三观。同时这也是最容易始乱终弃的年纪，当一个人拥有了独立生活的能力，必然开始向往人格的独立，这就像穷人吃饱饭后大都叩谢天恩，而富起来的人们更贪图自由与权力。同为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高磊与我的人生观反差巨大，这种反差的根源在于出身，更在于我们对自己所处的这个时代的理解。都市中，我和明明早已摒弃了父辈的思考方式，高磊却坚守原地继承着父辈文化，作为后计划经济时代的官僚代表，仕途经济主导了他的一生，他的天赋、价值乃至理想，都不外乎于此。我常常在想，高磊的气质也许更适合这个国度过去的某个时代，那时候，政治是男人终极的事业，权力是男人性感的标志，商人不过是权力的管家，艺术不过是娱乐的工具，女人不过是延续血脉、照顾家人的雌性机器，所以他应该永远都不会明白自己妹妹的叛逆、明明对他的成见以及我对他一次又一次的质疑。
高磊结婚，我没有回去见他，只是象征性地寄了份礼物。他在电话里说：“北京的都通知了，不知道谁能回来，你见到明明他们，记得再帮我问问。”我说：“你挑的日子正好是北京传媒界、广告界最忙的时候，电视台与门户网站的招标会一年就这么一次，各公司都恨不得加班加点，所以你别抱什么希望。”“小羽，”他语气伤感起来，“你以前说的没错，咱们这代人，总有分道扬镳的一天，现在这个样子，算很正常吧。”我一时不知该如何安慰他，沉默片刻后淡淡地说：“大伙儿都还是朋友，只是暂时走的路不太一样，不光是你，现在跟我联系的老同学也越来越少了，不过我相信大家总会有再聚的那天。”
老同学没人表示要回牛城参加高磊的婚礼，他们的借口与我差不多，都是一个“忙”字。我甚至怀疑他们中的一些人对于我的二次通知心存埋怨。“你去不去？”袁胖子问。“不去，我们公司的招标会项目是我负责的。”“你去招标会，那我们就闲着吗？”袁胖子笑着转过头，“大伙儿评评理啊，这算不算不正当竞争？”办公室里的人哄笑起来。我拎起包说：“我也只是替高磊问一声，没别的意思，招标会上见吧，各位。”“你和高磊一直有联系，对吗？”袁胖子站到我身后。
我停下来望着脚下的地板。“他现在在那边一个月拿多少钱？”袁胖子提高嗓门，“不会还是四千块吧？国家不是说要高薪养廉吗？”办公室里再次哄笑起来。
轰隆一声闷响，电梯开始下沉，我的心同时寒到极点。高磊落伍了，真的落伍了，如今的他早已不是扑克牌上的那个大王，他不过是个靠着薪俸汲汲于生的地方小吏。但我又没资格去指责袁胖子等人，我跟他们一样，都是无情的人，我曾经无情，现在依然无情。13．
后来的事情，是在京工作的女同学告诉我的。当时我坐在办公室里，脑袋嗡嗡直响，为确认消息的真实性，我第一时间拨通了警察的电话。
警察听到高磊的名字，立刻义愤填膺地破口大骂：“这种丢人的事，还有什么可说的？一个行政机关的干部勾结黑商，实在可耻。他是没带头，可他早就知道不对劲，还上赶着掺和进去，涉案黑商有一半是他辖区的人，你说他是不是无辜的？”
明明先我一步了解到事情的原委，与警察不同，他带着一丝老同学式的主观。“高磊确实犯了罪，但不一定是主动的，大家认识他这么多年，什么时候见他冒失过？这么大的案子，他不是受骗就是迫不得已，主犯是他的上司，现在调查结果也没说他从这个项目中拿过什么钱。”明明向外看一眼，关上门继续说，“他其实完全没必要这样，不过是爱个面子，被开除公职后，不愿去做污点证人。你想啊，他风光惯了，一下栽这么大的跟头，换谁谁受得了？加上爱喝酒，一时就想不开了。这下好了，他爸有病，老婆又刚怀上孩子，家里全靠他撑着，以后怎么办？”“我打算回去一趟，你要不要带着他们也一块儿回去看看？”“回去干吗？找事儿吗？现在那边乱哄哄的，都在出卖别人保自己，你别忘了，你和他们单位的人还合伙倒卖过酒。”“我又没犯过法！回去看看老朋友怎么了？这也有人管？”“你别犯浑啊！”明明大叫着走近我，“就算你以前和他做的都是正当生意，现在也不一样了。咱们回去干吗？去替他爸爸向检察院求情，还是去看他家的笑话？高郁都没回去，你这么积极干吗？哦，你现在把高磊当朋友了，那这几年你干吗去了？你他妈回过牛城吗？！”“郭昔明，你这说的也是人话？”“我就不说人话了，怎么着！”
屋外的人冲进来，小宁死死抱住明明，袁胖子伸臂拦住我。“滚蛋！”我推开袁胖子，伸手指着在场每一个人的脸，“高磊当年有没有做一件对不起你们的事？你们来北京前，哪个没受过他的好处？现在你们连看他一眼都不敢了，你们当年那股威风劲儿呢？”
………
我能理解老同学们的沉默，至少从表面上看，他们的沉默透着所谓的理智与成熟，他们和我一样，都曾是高磊的朋友，有些人和高磊做朋友的时间比我还长，我当初离开高磊是因为对那个圈子的厌恶，他们离开高磊只是因为他们不再需要高磊这样的朋友。
高磊死了，他穿戴整齐，饮下烈酒，摔碎瓶子，走向阳台。阳光照耀他发福的脸庞，他依旧是那个清高的将军，只是他始终没有拔出过刀，身后也再没了跟班。14．
牛城的东大街啊，每一条巷子都如此清晰，每一家小店都如此安宁，它仿佛游离于轮回外的尊者，静静过滤着人世间的嘈杂，它看着孩子们前来，看着孩子们长大，再看着他们离去，它一言不发，却留下千言万语。“你看看这几张，”美术老师抬头仰望着墙壁上的画，“这几张特别像你们当年的风格。”“比我们那时候画得好。”“不一定，有些味道，现在这帮小孩子画不出来了。”
休息铃响，学生们放下画板呼啦啦围上来，我笑着给其中几个男孩子发烟，说：“好好跟着老师学，学好了这个，你们的品位和思考能力能提升一大截。”“你跟他们说这些没用，”美术老师也笑起来，“他们现在只想着考大学。”
高郁打来电话，问：“你什么时候过来看我爸？”我站在大门口灯罩下说：“等明明回来吧，约好一起去的，我这边先和几个老朋友吃顿饭。”她无话，长叹一口气。我问：“你怎么了？”她说：“没事，来的时候记得跟我说一声。”
警察恢复同学会掌门人身份，早早在东大街饭店订好房间，迎接所有从外地赶回来过元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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