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崔林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电视新闻直播报道：现场的叙事试读：
前言
去年暑假里，北京电视台的一位制片人约我见面。她所在的节目中心要创办一档新节目，由于一位朋友的推荐，她想跟我聊聊电视新闻节目创新方面的话题。
我们在谈到节目流程体系的更新升级时说起了直播。这位制片人曾在多家电视台的新闻中心任职，有着丰富的电视从业经历。对于直播是电视新闻发展趋势这一点，她毫无疑义，但对于直播在当下中国电视新闻业中的状态，她却是疑问重重。
首先是直播的必要性。在她看来，现在很多电视台的直播都是“为了直播而直播”，“假模假式”。她举例说有很多会议新闻的报道，一定要让记者做现场报道，而现场又没有什么可以展示的内容，这种直播就是典型的“形式大于内容”。
其次是直播的性价比。据她的经验，每次直播都要投入大量的设备、人力、财力，但很多时候直播节目的收视率并不比传统的录播新闻高多少。在她看来，这样的直播就是“费力不讨好”、“劳民伤财”。
而最让她感到困扰的是，究竟怎样才能算直播？在她看来，直播一定要有现场，或者说一定要与新闻事件的过程同步，但事件发生总是在前，报道启动总是在后，很多直播就不可能呈现事发过程中的精彩瞬间。现在能够做到与事件同步的直播，大多是像奥运、“两会”等内容，而这种直播好像展示大于报道，跟以直播报道著称的一些媒体（如CNN、BBC）的做法好像还不是一回事。
显然，这位制片人的困扰在当下的电视新闻业界并不是个别现象，在这些年与业界的接触中，我深感对于直播的认识困扰着中国电视新闻实践的各个层面，成为这个行业进一步发展亟待突破的瓶颈。因此，我感到有将自己对于电视新闻直播的了解和思考尽快撰写成书的必要了。当然，这种感觉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这些年在教学科研和服务业界的过程中不断累积、不断强化的一种愿望。
首先是业界的变化。新世纪以来的十多年里，直播改变了中国电视新闻业的面貌。在此之前，直播已经让世界电视新闻业发生了彻头彻尾的改变。从技术系统到工作流程，从报道方式到叙述语态，从传播模式到管理机制，电视新闻实践的每一个层面都因直播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与业界的这种变化相适应，我所在的中国传媒大学电视系在全国率先开设了“电视现场报道”课程，后来扩展为“电视新闻直播报道”。为了建设这门国内最早、国外也不多见的课程，我曾到多家电视台调研，以了解我国电视新闻一线的运行状况。在赴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访学之际，我又重点考察了美国电视新闻直播的运作机制。在中国教育电视台新闻中心挂职期间，我参与了国庆60周年和上海世博会的直播报道，对电视新闻直播增加了很多切身的体会。
在电视新闻实践日新月异的同时，近年来电视新闻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也在迅速更新。除了传统的新闻学与传播学之外，符号学、叙事学、解释学等被引入进来，为电视新闻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径。在本书写作的过程中，我也试图从这些新的视角来观察自己所了解的电视新闻直播实践，并尽量用国内外对比、参照互现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真诚地希望这些思考有益于中国电视新闻的实践。书中观点浅陋之处，恳请方家不吝指正。
最后，感谢中国传媒大学电视系、文科科研处和出版社为本书提供的帮助。
感谢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江苏卫视、美国NBC洛杉矶直属台等机构提供的资料。
感谢王进和余跃两位同学为本书整理材料。
感谢本书责任编辑王雁来对本书付出的热心、细心和耐心。
感谢家人的鼓励，夫人叶倩作为本书第一位读者，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当然，她对本书的支持还远不止于此。崔林2011年冬于北京通州潞苑
第一章 直播意味着什么
直播，对于电视观众来说一点都不陌生。无论是重大新闻事件的现场直播，还是各种体育赛事的实况直播，或者是文艺表演的现场直播，都已是观众司空见惯的电视节目形态。在当今的电视节目体系中，直播已经成为一种主流的节目样式和制播状态。
那么对于电视节目制作者而言，直播意味着什么呢？仅仅是节目播出方式的改变？或者仅仅是把前方的画面通过卫星信号即时传送到后方？正如我们在本书前言中提到的那位制片人所遇到的困扰一样，对于直播，我们好像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好像又很难说清楚。
为了真正了解直播对于电视新闻和电视媒体的意义，我们首先从这些年来一直困扰中国电视新闻业界的一个话题谈起：真直播与假直播。
一、真直播与假直播
如今我国绝大多数电视台都有自己的新闻中心，他们大多都号称自己制作的新闻节目是直播状态的。这些新闻节目在播出时，主播首先说的一句话都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欢迎收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节目，要算每天晚上七点在全国各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播出的《新闻联播》。
无论在观众中的口碑如何，《新闻联播》都仍然是中国受众最多、收视率最高、最具权威性也最有影响力的电视新闻栏目。由于这档节目在中国电视新闻业中的特殊地位，其一点一滴的改动都被业界重视和放大，视其改革为业界发展的风向标。比如这几年节目改版后主持人的年轻化，就被视为其更为“亲民”的标志。
而对这档老牌的电视栏目来说，在这些年里更加重要的改革之一，就是将节目由以前的录播改为现在的直播状态。那么，这档节目备受业界看重的“直播”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我们来看一条《新闻联播》播出的新闻：“各地齐心协力发展经济，以实际行动抗震救灾”。表1-1
这是一条关于抗震救灾的组合式新闻报道，在这则新闻中，非常明显，演播室的主播处于直播状态，但除此之外的内容都是录播的。尽管节目中有记者在新闻事件发生地的出镜报道，并说自己在新闻事件发生的“现场”，但观众一眼就能看清这个“现场”不是直播中的现场，而是节目录制时候的现场。那么，这种“演播室直播+节目录播”的形式能够称作“直播”吗？显然不能，这种状态只能被称做“演播室直播”。图1-1图1-2
那么，什么样的节目能够称得上是真正的“直播”呢？我们也通过一个例子来了解：江苏卫视城市频道《绝对现场》2004年6月18日播出的新闻“南京清凉门大街汽车自燃”。《绝对现场》是江苏卫视城市频道的著名民生新闻栏目《南京零距离》的一个子栏目。从栏目的名称就可以看出它的主打是“现场直播”。我们通过这个片例来看看这个栏目的“直播”与之前《新闻联播》的“直播”有什么区别。表1-2图1-3图1-4
这是一条对于南京市内突发的汽车自燃事件的新闻报道。在这则新闻中，除了演播室的主播是直播状态以外，其他的内容都是在演播室与记者的连线中报道给观众的。而对于不同的环节，节目还用字幕清楚地标明了是“卫星连线”（如图1-3）还是“较早前录影”（如图1-4）。与上面《新闻联播》的报道相比，这则新闻好像只多了一个演播室与现场记者连线的环节，其他部分都是一样的，而且其中最核心的内容——汽车自燃的过程是“较早前录影”，在播出的时候已经是录播了，但记者站在烧焦的汽车旁进行报道还是能给人强烈的现场感。这种“演播室直播+现场连线报道+录制内容”的节目形式就跟《新闻联播》的“直播”形式非常不一样了，这样的电视新闻可以被称为真正的直播了。
通过上面两则新闻的对比，我们应该更清楚什么是真正的直播了。对电视新闻节目而言，真正的直播状态由下面几个要素决定。
第一，有现场才叫直播。现场是直播的第一生命，它具备吸引观众的核心力量。直播的过程中必须要有来自事件发生现场的实时信息，无论这种信息是正在发生的事件过程，还是记者站在事发地点进行的连线报道。
这里需要对“现场”这个概念涉及的两种状态作一点区分。有人可能会说，在上面《绝对现场》的例子中，记者与演播室进行“卫星连线”时，事件已经结束了，这种报道也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直播”。如果以绝对的、狭隘的眼光来看，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但在电视新闻的实际操作过程中，对于不同的新闻事件而言，“现场”这个概念有着不同的内涵。按照电视新闻报道的实际过程来说，它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个是事件正在发生的过程，这种过程是观众最想看到也是电视记者最需要去呈现的内容；另一个则是进入报道过程的现场，也就是记者站在事发地点进行报道的“现场”。
有的事件持续时间很长，记者就有充分的时间赶到现场，在镜头前对正在发生的事态进行实时的直播报道，这对于记者来说是最理想的情况。比如“9·11”事件发生之后，BBC的记者站在曼哈顿的河对岸，背景是正在冒着浓浓黑烟的世贸大楼，这就是非常典型的直播报道。但是，也有很多突发事件持续时间很短，记者赶到时事件已经结束了，这时记者所能够利用的“现场”，只能是站在事发地点进行连线的直播报道。
其实大多数电视新闻的直播报道都只能是后面这种情况。由于事件总是发生在前，新闻总是报道在后，所以很多时候记者赶到事发地点时，最重要的新闻事件过程已经结束了，记者可做的只能是在事发地点与演播室实时连线。这就是新闻报道的遗憾，也是对记者提出的挑战。记者总是希望在第一时间之内赶到现场进行报道，但在实际报道过程中又要根据事件的具体情况进行灵活的调整，尽可能使自己的报道更具现场感。
第二，有连线才叫直播。看起来好像非常简单的连线，却会对电视新闻直播节目的效果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它是节目获得“现场感”的重要环节，也是电视新闻节目直播化的关键步骤。正是连线报道这种形式将后方（演播室）与前方（新闻事件现场）联系起来，使得观众产生了跨越空间同时共享异地信息的强烈感受。
对于观众而言，“直播”的核心内涵正在于“异地同时的信息共享”。直播将电视新闻报道的时效性提升至最强，意味着观众可以在事发之后的最短时间之内获知事件的直观信息。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时效性其实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时间概念，而是一个“速度”概念，是空间与时间的比值，空间为分子，时间为分母，空间相隔越大，时间相隔越小，时效性就越强，因此，时效性的最终诉求是要让信息在短时间内跨越空间。从节目形式上看，正是连线报道这种方式让最强“时效”和最快“速度”可观可感。上述两个电视报道在节目形式方面最大的不同，其实就在于《绝对现场》有演播室与现场的直接连线，《新闻联播》则没有。
第三，“演播室直播”是“假直播”。仅仅是演播室的播报环节处于直播状态，这样的电视新闻节目还不具备直播的真正内涵，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它其实是我国电视新闻节目向真正的直播迈进过程中的一种过渡形态。
以《新闻联播》为代表，在我国电视新闻业界广泛存在的“演播室直播”现象也可以算得上是一种中国特色。这种现象的背后有着多方面的复杂原因，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假直播”就可以概括的。从客观上说，中央电视台从1997年香港回归直播报道以来，在重大新闻事件的直播报道方面逐渐成熟，但对于突发事件的日常直播却一直难以突破，一个现实的原因在于中央电视台在各地方的力量薄弱，除非发生影响全国的重大事件，否则事发之后从北京总部派记者赶过去进行直播报道并不现实。
另一方面，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覆盖率高、影响力大，尤以《新闻联播》为甚，中央电视台在日常新闻直播方面就会非常谨慎。同时我国的新闻宣传制度又是直接管理的方式，事件发生之后要报上级管理部门批复，一来二去，直播的时机也就过去了。
在种种因素的制约下，尽管明知直播是电视新闻报道的大势所趋，但也只能“从实际出发”，先让演播室等一个个环节先行“练兵”而不是“实战”，让可能改变的环节先作准备，为日后全方位的直播化改革打下基础。而自从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中央电视台在日常新闻直播化方面的推进步伐加快，应该说也是建立在之前多年“练兵”的基础之上的。
通过对“真直播”与“假直播”的探讨，我们对于“现场”、“直播”的基本内涵应该更为清楚，明白真正的直播意味着什么了。不过，这还只回答了本章“直播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的第一个层面。
对于中国电视新闻业，对于电视新闻节目制作者而言，直播显然还意味着更多，它是彻头彻尾、翻天覆地的全方位改变。
二、直播改变了什么
直播不仅仅是录播的反义词，还意味着电视节目制作体系的全方位改变，它改变了电视新闻的传播模式、传播语态、叙述方式、制作流程、技术设备、思维方式、监管体系。如果我们只将直播作为一种节目呈现方式、一种播出形态来简单化理解，就无法真正理解直播的精髓，无法使电视新闻的实践和观念跟上直播时代的步伐。
在这里要强调的是，直播带来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电视发展思路，同时也使传统的电视节目内容监管体系面临挑战。可以这样说，目前中国的电视新闻在直播节目方面表现出的种种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将直播仅仅作为一种播出方式或是技术手段来片面理解，从而导致在节目流程、人员配备、技术升级、内容监管等各个环节难以正常运转。
这种对于直播的片面理解非常集中地体现在对“民生新闻”这一现象的观察和判断上。1.直播驱动民生新闻
我们前面看到的《绝对现场》是著名民生新闻节目《南京零距离》的一个子栏目。自2002年1月1日在江苏卫视城市频道开播之后，《南京零距离》迅速成为南京地区收视率最高的电视新闻节目。到2004年，其广告被独家买断，达到1个多亿，成为全国地方台广告收入最多的新闻节目。《南京零距离》的成功引发全国各地方台争相模仿，“民生新闻”一时蔚然成风，成为备受瞩目的电视现象。
民生题材的本地新闻一直以来都是各地方电视台新闻栏目的固有内容，为何一经《南京零距离》报道就获得了完全不一样的广告收益呢？而让人深思的是，大量模仿《南京零距离》的“民生新闻”在红火了几年以后大多偃旗息鼓，而开“民生新闻”风气之先的《南京零距离》却一直活得很好，说明“民生”这一提法似乎并没有点出这种电视现象的重点。
对于《南京零距离》及其成功的模仿者来说，比“民生”题材更为重要的，是在电视新闻节目制作过程中采用了跟以往完全不一样的方式，才使得民生题材的新闻产生了完全不同于以往的传播效果。大量单纯报道民生新闻的栏目大多走进了死胡同，也正是因为没有在制作方式上进行革新。这种制作方式就是以SNG技术为基础的电视新闻直播报道。
仍然以之前那条轿车自燃的新闻为例。从这条新闻的拍摄时机来说，你可能觉得摄制组足够“幸运”，因为车正在自燃的时候让摄制组“逮个正着”。确实，对于电视新闻制作者来说，能够目睹突发新闻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并进行报道确实足够幸运，但是，如果一档栏目中的大多数节目都是这样的内容，那么要保证节目的正常播出，就不能只依赖摄制组的好运气，而是必须有一个稳定运转的制作体系，这个体系能够保证每天有大量的新闻内容按时输送到播出机房。上面这条新闻的拍摄者之所以能够如此幸运，是因为摄制小组处在“巡逻”状态，他们在事发后五分钟内就赶到了现场。摄制小组的“巡逻”状态正是《南京零距离》不同于以往地方新闻节目制作的特点，也是民生新闻能够获得高收视率的保证。
在录播的时代，电视新闻的制作过程大致是这样的：摄制组在电视台接到了新闻线索或是报道任务，赶到新闻发生地点采访拍摄，再回到电视台进行编辑制作，最后将做好的节目送播。这种传统的节目制作方式存在的问题在于，记者从电视台赶到事发地点需要较长的时间，如果是一个持续时间很短的突发事件，等记者赶到事发地点时，“现场”已经不复存在，新闻报道的最佳时机已经错失，这对于电视新闻而言是一个极大的遗憾和难题。
正是意识到这个问题，《南京零距离》不再采用这样的方式来制作新闻。为了保证每晚6点播出时都能够有大量的直播新闻出现，这个栏目每天下午3点左右会根据之前搜集的新闻线索派出几路SNG小组，在南京市区“巡逻”（他们自己的说法是“扫街”），每个小组负责几片街区，一旦自己的地盘上有突发新闻，他们就能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赶到，拍摄制作新闻节目，并在节目播出时与演播室进行SNG连线，完成对突发事件的直播报道。
到这里我们可以明白，《南京零距离》作为所谓“民生新闻”的代表，尽管在节目题材的选择上确实以民生内容为主，但其实质性突破和创新之处并不在于“民生题材”，而在于采用了完全不一样的技术手段和报道方式来处理“民生新闻”。甚至可以这样说，“民生新闻”这种提法是对《南京零距离》为代表的一批电视新闻节目的一种误读，这种说法没有指出这一现象的重点所在，并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中国电视新闻在直播化道路上的努力和成果。
为了更为清晰和深刻地理解这一点，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例子，《南京零距离》播出的节目《芦强巴基斯坦连线》。表1-3
按报道取材范围来划分，新闻可以分为本地新闻、国内新闻和国际新闻。按常理，《南京零距离》是一个以南京本地观众为目标收视群体的“民生新闻”栏目，其内容自然而然应该是“本地新闻”，但上面这条新闻的题材显然不是本地新闻，而是国际新闻。图1-5
其实，《南京零距离》在国际新闻报道方面的作为还不止于此，除了在南亚大地震时派出报道组之外，在之前的印度洋海啸和之后的美国“9·11”五周年之际，栏目也派人赶赴现场进行了专门报道。而且出人意料的是，这些看似出格的举动居然受到观众的认可和欢迎，在对这些国际新闻事件进行报道时，这个栏目获得了很好的收视回报。
作为地方电视台的本地新闻节目，去报道国际新闻，这在我国电视新闻业界是一件挺“出格”的事情。因为按中国新闻报道的惯例，国际新闻通常是由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大的媒体机构来报道的，是他们盘子里的蛋糕。一个以南京市民为目标观众群体的本地新闻栏目，为什么会派出记者去做国际新闻的报道呢？
对电视新闻栏目来说，作出这样的选择其实很简单。国际重大新闻事件是全球关注的焦点，它们天然地具备吸引观众眼球的力量，是电视新闻报道的“富矿”。电视台只要有力量、有需要就会投入人力、物力、财力进行报道，没有哪一个电视台的新闻中心只愿意报道民生新闻而不愿意报道国际国内的重大事件的。《南京零距离》之所以会派记者芦强赶赴巴基斯坦地震重灾区，就是因为这些事件同样是南京市民关注的新闻，而当有他们熟悉的记者出现在新闻事件的现场，并且强调这是南京的媒体发回的报道，他们就更觉得这是专门为南京市民制作的国际新闻，会更加关注这档节目，栏目因此自然会获得更好的收视回报。显然，在各电视台还在纷纷学习模仿其“民生新闻”时，《南京零距离》并没有把自己的题材限定在“民生”范围之内，而是不断开疆拓土，对国内和国际重大事件保持了关注，这更说明“民生”没有指出其重点所在。
当然，《南京零距离》等一批地方新闻栏目的崛起，不仅仅因为采用了全新的电视新闻直播制作方式。这种现象的背后，是最近十多年里中国电视新闻业在行业生态和格局上发生的前所未有的变化。正是这种格局的变化，促使地方电视台积极采用全新的直播制作体系，来对各地民生题材的新闻进行报道。
我国电视业的格局以20世纪80年代确定的“四级办电视”为基础。在这个格局中，电视机构按照行政级别设立，中央、省和自治区、地市、县都有相应级别的电视台，尽管近些年来这种行政主导的格局有所调整，但大的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由于电视台所属的宣传管理机构之间存在着上下级别的关系，因此，电视台的新闻节目制作也呈现出下级模仿上级、地方模仿中央的状态，“向上看齐”、“求同”是我国电视新闻节目制作的主要思维模式。这种状态的具体表现就是中央电视台有《新闻联播》，地方台也有《××新闻联播》；中央电视台有《焦点访谈》，地方台也有类似的舆论监督节目。这种格局直到世纪交替前后才开始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从上个世纪末期开始，中国的省级电视台纷纷“上星”，成为覆盖全国的卫星电视频道，观众群体与中央电视台重叠。省级电视台的卫视化、全国化使得中央台与地方台之间、地方台与地方台之间的竞争迅速白热化，而竞争最激烈的领域主要集中于电视剧、综艺节目和新闻节目。
与电视剧和综艺节目相比，电视新闻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更为直接和密切，宣传和广电部门的相应管理也更为严格，使得电视新闻领域的竞争不可能像电视剧、综艺节目那样白热化。这种体制有利于中央电视台继续在新闻领域保持一段时间的强势，不过此时竞争已经成为电视业的主要观念，地方台必然要与中央台在新闻领域展开争夺。尽管电视新闻栏目依然要担负宣传职能，但进入市场后的电视新闻机构在发展思路上必然发生质的变化，要在市场竞争中存活，地方电视台的发展思维就不再是力争与央视“求同”，而是“存异”。正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中央电视台的优势主要是全国新闻和国际新闻，对各地的本地新闻则鞭长莫及，难有作为，地方台正好利用自己的长项乘势而起。
对地方新闻（尤其是突发事件）的报道一直是中央电视台的软肋，这种状态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从主观方面来说，中央电视台的新闻面向全国观众播出，地方新闻中只有具备全国影响的事件才会成为其报道内容，大量的本地新闻不会成为其关注的题材。而从客观上讲，则有一些不得已的原因。一方面，在我国按行政级别划分的电视系统中，中央电视台在各地并没有大量的记者站或者直属机构，某一地方发生新闻后，中央电视台不可能很快赶到现场，更谈不到进行直播了。另一方面，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由于影响力大，受到的管控就更为严格，尤其是对具有全国影响的突发事件的报道，需要经过相关部门的层层审批，而突发新闻的直播报道要的就是反应快，等一级一级审批下来，新闻早成了旧闻，更不要谈什么直播了。因此，对地方新闻尤其是突发事件的报道一直是中央电视台难以弥补的弱项，是其难以触及的空白地带，而这恰好成为地方电视台可以与中央电视台竞争的地方，是其新闻节目的生长点。
当然，地方电视台对本地新闻的直播同样受到宣传管理部门的管控，一些重大事件的报道同样需要经过审批，不可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报道。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台对本地新闻的直播就只能大量地选择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的小事，这些小事受到的管控弱，可以进行更多的直播，就能够发挥电视媒介在新闻报道方面的最大优势，获得最大化的收视效果，从而给电视台带来丰厚的广告回报，这就是所谓“民生新闻”现象产生的根源。所以说，民生题材之所以成为《南京零距离》等一批本地新闻栏目的主要内容，其实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
因此，“民生新闻”是在中国电视新闻业格局发生根本变化的背景下，地方电视台为应对商业竞争与新闻管制的双重压力而选择的一种电视新闻节目形态，其中，直播是其最直接的驱动力。2.直播改变中国电视新闻业
以《南京零距离》为代表的“民生新闻”是直播改变中国电视新闻业的一个明显表征，如前所述，它改变了多年来地方电视新闻“向中央看齐”的运作模式、发展思维和节目形态。目前，这种变化正随着SNG设备的普及而对中国地方电视新闻业产生愈发深刻的影响。
由于直播在提升地方新闻收视上的明显效应，近十年来，各电视台掀起了购买SNG设备的热潮。笔者听一个县级台副台长讲过他们单位购买SNG车的故事。几年前，这个县级市举办了一场国际博览会，在开幕式隆重举行时，省台、市台和周围一些电视台的SNG车到现场来进行直播报道，市委书记看了很不高兴，他说我们市也是全国百强县市嘛，难道一台SNG车也买不起吗？博览会还没结束，购买SNG车的专款已经拨到了电视台，这位副台长于是很高兴地来到北京，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SNG设备。
这种故事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应该不会只在这一个地方电视台发生。据了解，在过去十年中，随着SNG设备数量的迅速增长，各地方电视台之间已经开始形成松散的SNG联盟，各台在此组织中可互通有无，借助其他电视台的SNG设备和人员完成自己需要的新闻节目，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地方电视新闻的制作体系与合作格局。
为了应对地方电视新闻发展的强势状态，弥补自己在国内新闻直播报道方面的不足，2008年12月21日，中央电视台牵头成立了“中国电视新闻直播联盟”（英文简称为CSNG），包括一些县级电视台在内的全国50家电视机构加入其中，成为国内最大的单体电视新闻资源收集与播发平台。这一平台投入运行后，中央电视台便可利用地方电视新闻资源，逐步实现全国电视新闻直播的常态化。
当然，作为中国电视业的龙头，中央电视台在新闻直播领域的实践并不从这时开始。其实自上个世纪末以来，央视一直非常明确地将直播作为新闻改革的方向和主轴。不过与地方电视台的新闻直播以民生题材为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央电视台的直播更多地集中于重大事件领域。
在央视近年来对重大事件进行的新闻直播中，最具突破性的年份是1997年。这一年，中央电视台先后进行了6次大规模的直播活动，分别为：3月9日“日全食—彗星天象奇观”直播、3月18日“南昆铁路全线铺通”直播、4月24日“中、俄、哈、吉、塔五国边境裁军协定签字仪式”直播、6月30日至7月3日“香港回归”直播、10月28日“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截流合龙”直播，以及11月8日“三峡工程大江截流”直播。以这一系列大型直播节目为标志，中国的电视新闻直播开始活跃起来，这一年也因重大事件直播频繁出现而被称为中国电视的“直播年”。
在1997年央视的6次重大直播中，尤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香港回归时的直播报道。中央电视台进行了72小时的连续直播，创造了我国电视新闻直播时长的一个新纪录。整个直播对香港回归进行了持续性的综合报道，实现了以主会场为载体、事件背景和新闻“故事”为支撑的直播新形式，使中央电视台的直播报道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尽管这次直播过程仍有不少缺憾，但为规模空前的香港回归直播所做的技术准备，使得中央电视台在直播技术装备上迅速进入世界最高水平行列。在中央电视台为了香港回归直播购置的一系列设备中，最核心的是两台8讯道的大型地面移动卫星上行站，在中央电视台拥有这两台设备之前，世界上同样的设备一共只有9台。尽管央视香港回归直播的内容组织离世界一流水准还有一定的差距，但从此中国的电视观众对重大事件发生时的电视新闻直播充满了期待，这种期待也成为此后中国电视新闻直播发展的强大动力。
1997年以后，中国电视新闻业进入了一个注重直播的时期，直播逐渐成为重大事件发生时中国电视新闻的常态。澳门回归、马拉松赛、珠峰登顶、连战大陆行、春节两岸包机直航、神舟飞船升空、奥运等等一系列重大事件都以直播的方式与观众见面。
不过，中央电视台对这些重大事件的直播与《南京零距离》等民生新闻栏目所做的直播有着明显的区别，因为这些重大事件绝大多数都是可预知事件。对于电视新闻而言，可预知事件的直播无论从新闻价值还是商业价值方面衡量，都无法与突发事件直播相提并论。可预知事件直播意味着事件发生前就已经知晓，电视台可以提前组织力量，做好方案，安排好流程，守株待兔式地进行直播。这种直播带给观众的刺激远远不及突发事件，不仅难以发挥电视媒体的最大优势，也难以体现新闻从业者的水平。
在最具挑战性的突发事件直播领域，央视一直难以有所突破。尽管1998年8月湖北荆州抗洪时，中央电视台先后派出近400人的报道队伍和22个对外报道组赶赴现场，进行了直播报道，但这次直播还不能看做严格意义上的突发新闻直播，因为在此之前对抗洪的报道已持续多日。在2001年“9·11”事件发生时，中央电视台的表现更是饱受诟病。尽管多家国际知名的电视机构立即中断了正常播出的节目，将画面切换到冒烟的五角大楼和世贸大厦的残墙断壁上，但中央电视台却纹丝不动地继续着原来的节目安排。
这种情况直到2003年才有所改观。这一年的5月1日，央视新闻频道试播，在随后的8个月里，央视新闻频道直播报道累计达到700个小时，比前一年的60多个小时增加了10倍多。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打响时，央视反应迅速，立即启动了多个频道的联合直播。伊拉克战争爆发于北京时间3月20日10时33分，中央电视台第四套节目在10时41分40秒开始直播，报道时间只比CNN晚了不到一分钟，比香港凤凰卫视则快了一分钟，一举拔得华语电视媒体报道伊拉克战争的头筹。央视一套也于10点43分19秒开设了战事直播窗口，甚至一反常规，破天荒地取消了当天中午的《新闻30分》。
新闻频道的设立和伊拉克战争直播的实践为中央电视台新闻直播的常规化发展创造了条件。央视新闻频道之后的多次改革都以突发事件直播为主要方向，这种努力到2008年终于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具有突破意义的关节点是2008年汶川地震直播。这次重大突发灾难性事件于5月12日14时28分发生后，中央电视台在15点整点新闻中第一次播报了地震发生的消息，15点20分央视一套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中断其他节目的播出，对灾情和全国军民抗震救灾的英勇壮举进行全天24小时名为“抗震救灾众志成城”的大型并机直播。这次直播不仅创造了中国电视新闻直播报道时长和报道规模的历史纪录，同时也使得直播成为央视新闻的常态样式。在此后2009年新闻频道进行的改革中，“新闻直播间”成为常规栏目，新闻直播成为央视新闻真正的常态。
除了地方台和中央台，如果要谈直播对中国电视新闻业的改变，凤凰卫视这个有点特殊的媒体就不得不提。与地方台和中央台相比，成立于1996年的凤凰卫视可谓资历薄、根基浅，由于凤凰卫视从管理属性上划分是境外媒体，其落地受到限制，节目覆盖的观众数量跟地方台和中央台没法相比。但是，凤凰卫视利用自己所处的特殊地理位势和作为境外媒体所受管控较弱的优势，在一系列国际国内事件的直播报道中迅速崭露头角。甚至可以这样说，对国际国内重大事件的直播成就了凤凰卫视。
凤凰卫视在1997年同样对香港回归进行了直播，但真正使凤凰卫视声名远播的是其对“9·11”事件进行的直播报道。2001年9月11日美国东部时间上午9时，两架客机先后撞向纽约的世贸中心。“当时，凤凰卫视中文台与资讯台并机直播的《时事直通车》接近尾声，值班主播吴小莉已经准备结束工作，值班编辑递给她一张纸条，要求她留在主播台，先用口播的方式报道并且配以纽约传来的直播画面，第一时间向观众报道纽约以及华盛顿发生了惊人的恐怖袭击事件，由此揭开了凤凰卫视连续35个小时直播‘9·11’事件的序幕。”在对“9·11”事件进行报道的过程中，凤凰卫视的画面不仅成为多家华语媒体的报道来源，而且建立了自己在全球华语观众中的声誉。“9·11”事件的直播对凤凰卫视而言可谓名利双收，在这次直播之后，凤凰卫视的广告总额上涨了5%。
在此之后的一系列国际国内突发事件中，凤凰卫视对直播报道更加重视，在对国内和国际重大事件的新闻报道中，充分发挥了自己在新闻报道方面的优势。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连战大陆行、别斯兰人质事件等直播令凤凰卫视声名鹊起，赢得了“有大事看凤凰”的口碑，直播也逐渐成为凤凰卫视新闻报道方式的第一选择。到2010年，凤凰卫视资讯台在一年中就进行了115次突发新闻直播和67次焦点事件直播，几乎每三天就有一次突发新闻直播或焦点直播。对于凤凰而言，直播已经成为其新闻报道的基本运作方式和常规报道样式。
经过以上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地方台、中央台还是作为境外媒体的凤凰卫视，在最近十多年的新闻改革与发展中都明显地受到了直播的推动，它们共同说明了一个简单的事实：直播改变了中国电视新闻业。3.直播改变世界电视新闻业
如果说直播在最近的十多年里改变了中国电视新闻业的面貌，那么在此之前，它早已令世界电视新闻业的格局彻底改观。
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就已经开始了电视新闻直播。二战以后，在肯尼迪遇刺案、人类首次登月、越南战争等一系列重大新闻事件中，美国各家电视网提供的新闻直播都令观众难以忘怀，成为美国乃至全球观众共同的时代记忆。在这些新闻事件中，改变电视历史的直播是肯尼迪遇刺案。
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在达拉斯遇刺，事发之后的10分钟之内，美国三大电视网（CBS、NBC、ABC）全部中止了正在播出的游戏和肥皂剧节目，开始对这一突发事件进行直播。CBS的资深记者沃尔特·克朗凯特（如图1-6）表情严肃地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向全国通报了总统遇刺的消息，成为这个年代的新闻经典，在达拉斯现场抢发这条新闻的年轻记者丹·拉瑟（如图1-7）后来也成为CBS最为知名的主持人之一。在对肯尼迪遇刺案进行直播报道的过程中，电视新闻在传播时效和影响力上明显超过了报纸和广播，从而确立了对这两大传统媒体的竞争优势。图1-6图1-7
真正带领全球电视新闻业走进SNG时代的是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这家媒体的崛起改变了电视传播新闻的方式，使得电视新闻的报道和传播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CNN开播于1980年6月，是美国第一个全新闻的频道，创立之初只有200万家庭看得到。当时的批评人士认为，美国观众对24小时的新闻频道不会感兴趣，他们给CNN起了一些充满嘲笑意味的名字，如“视觉墙纸”或“鸡汤面频道”。但20年以后，CNN已经成为在全球电视新闻版图中举足轻重的媒体，全世界有20亿人可以看到它的节目。图1-8
1991年对海湾战争的直播报道让全世界对CNN刮目相看。在美国展开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之后，CNN第一个发出现场报道并连续17小时直播了巴格达遭空袭的画面，其收视率一举打败了三大传统电视网CBS、NBC、ABC，而在平时，其收视率很难达到三大网的十分之一。《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由于CNN报道海湾战况既迅速又充分，它的收视人数激增，在欧洲的收视率从15％飙升至85％，成为与美国三大广播公司并列的第四位电视传媒巨人。
CNN的崛起彻底改变了电视新闻的传播模式，从此，直播成为电视新闻的主要呈现方式，也成为各大电视新闻媒体竞争的焦点。CNN的成功催生了一批24小时新闻频道的诞生，英国天空新闻频道（1989年）、BBC世界新闻频道（1995，如图1-9）和半岛电视台（1996，如图1-10）等纷纷建立，欲与CNN一争高下。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各主要媒体都开始了在电视新闻直播领域的竞争。即使是新近崛起的半岛电视台，也是在直播技术与模式的直接推动下，在卡塔尔这一中东弹丸小国成长为影响遍及全球的媒体巨人。图1-9图1-10
半岛电视台建立于1996年，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迅速成长为阿拉伯世界和全球范围内重要的电视新闻媒体。在“9·11”事件之后的阿富汗战争中，半岛电视台几乎垄断了人们最关心的有关这场战争的讯息，这家媒体自身也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被称为“海湾的CNN”，“阿拉伯的BBC”。而早已誉满全球的CNN在阿富汗战争期间却深陷于美国的官方舆论中不能自拔，在对这次战争的新闻报道上完全败给了半岛电视台。在之后的伊拉克战争等重大国际事件中，半岛电视台因其提供的新闻报道而备受关注，成为世界电视新闻版图中的重要一极，开始与CNN、BBC平起平坐，成为国际电视新闻内容的重要提供者。
半岛电视台的成功，除了其所处的地理位势和它能够提供一些特殊的内容（如本·拉登的录影带）等因素之外，直播同样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有学者在分析其成功经验时曾谈到，“半岛电视台以快速播送全球各地的即时新闻和组织主题尖锐的国际政治辩论为主。它的特点是时效性非常强，节目覆盖面广，坚持放眼全球的原则，以互动性极强的直播节目吸引观众参与”。
无论是早已成名的CNN，还是新近崛起的半岛电视台，都让我们看到，近半个世纪以来，直播的加强是电视新闻传播实践领域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它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电视新闻业的竞争格局、赢利模式和发展方向。
与世界媒介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电视新闻业对直播技术的应用相对较晚，但即便如此，直播已经令中国电视新闻业产生了彻头彻尾的改变。除了制作技术和节目形态上的明显改变以外，直播给中国电视新闻业带来的更深刻的变化，在于传播“语态”的嬗变以及传播“范式”的升级。对于这种“语态”和“范式”的变化，当我们回望中国电视新闻业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发展轨迹时，就看得更为清楚。
三、从“讲话”、“说话”到“对话”
中国电视从上世纪50年代末起步，到现今形成拥有2000多个频道、近13亿观众的潜力巨大的电视市场，与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政治体制、文化环境等多方因素息息相关。如果抛开外部因素不谈，仅从媒体传播“范式”的转换和变迁来看，至少有三方面的因素在中国电视新闻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一是制作技术，二是节目形态，三是传播“语态”。
在决定传播范式的这三大因素中，制作技术是物质基础，节目形态是表现方式，传播语态则是语言观念。这三者彼此关联，相互作用，共同推进或是制约着电视新闻业的发展。从一定程度上说，电视新闻业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转化，正是这三大因素同时或渐次变化的结果。
在传播范式的这三个方面发生变化的时候，制作技术与节目形态的变化常常表现为具体的物质形态转化，较易为人察觉和识别；传播语态的变化则发生在观念和语言层面，往往隐藏于技术与节目的背后，不易被人发现和认识。由于语态是“表达和叙述方式”，承载了传播观念和语言方式，其改变相对于制作技术与节目样式而言往往更为缓慢。不过，传播语态的改变也意味着电视新闻业的变化已经非常深刻，标志着一个阶段传播范式的转换已经完成，因此，传播语态的特点可以代表传播范式的整体特征。
从传播语态上看，中国电视新闻业从1958年开始到21世纪初叶的历程，可以简要地划分为三个阶段：“讲话”、“说话”与“对话”。下文即用传播语态的特点来代表每一阶段传播范式的整体特征，当然，电视新闻在各个阶段的传播范式都由三方面的因素共同决定。1.“讲话”的阶段（1958年至20世纪80年代初）
1958年5月1日，中央电视台的前身，以北京电视台为呼号开播，拉开了中国电视业的序幕。从电视事业创立到80年代初的20多年里，中国的电视机数量都非常少，国家没有力量大力发展电视事业，个人也没有经济能力购买电视机。在这一阶段的中国媒介生态中，电视还难以显示出其重要性。对于普通百姓而言，电视不仅是政治奢侈品，也是生活奢侈品。
从制作技术上看，这一阶段的中国电视新闻采用的是电影的技术体系。在此期间，电视制作“沿用了电影的手段和方式：拍摄是16mm电影摄影机，片长3分钟一盒，最多400尺，约12分钟，声画很难实现同步记录，前期拍摄画面，编辑时也采用了电影的剪接方式，全、中、近、特画面线性组合，后期配解说、配音乐，三条平行线组合成声画记录系统”。
电影技术手段的局限极大地限制了电视节目制作的自由。“用胶片拍电视新闻，后期要洗印、编辑、配声音，时间较长，新闻片、纪录片很难保证时效，选材、制作就容易沿袭老路：影像素材的点式摄取，声画两条线，解说为主体，影像只涉及生活的表层，以及将点连成线的蒙太奇组接。”镜头长度短、制播一体化、制作量小、摄制周期长成为电影手段在这一时期的电视新闻节目身上留下的明显技术烙印。
与电影技术手段相对应，早期的电视新闻工作者大多也来自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和各故事片厂，他们熟悉并习惯运用电影的工作方式，制作手法和观念自然也来自于电影。“早期北京电视台的摄制人员大都来自‘新影’厂和‘八一’厂……在观念和实践方面都深深影响了早期中国电视的电视新闻，……创作手法如出一辙。”由于能够看到的电视节目都是用电影手法拍摄制作的，观众也习惯了用看电影的方式来看电视，他们甚至直接把电视称作“小电影”。
从节目形态上看，这一阶段中国的电视新闻还远未形成具备自身特点的样式。“早期电视新闻节目的形态有图片报道、电视新闻片以及口播新闻”，其中，图片报道大多采用来自新华社的图片，在摄像处理的同时加配解说词；电视新闻片即新闻纪录片加解说，如北京电视台的固定栏目《电视新闻》，播放的主要就是这种节目；口播新闻就是广播新闻的电视版，稿件主要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如由沈力播报的《简明新闻》就是这类节目的代表。在此期间，由于电视新闻节目制作量小，各种节目形态之间的区分并不明显，各制作机构甚至将新闻片和纪录片合二为一。直到80年代初，真正有中国特色的电视新闻节目样式——新闻专题片才开始出现，这种节目样式改变了长期以来电视新闻模仿、照搬其他媒体内容样式的状态，成为很长一段时间里最为典型的电视新闻节目形态。
在节目的语言方式上，当时的电视新闻同样主要沿用其他媒介的语言样式，其自身所特有的电子媒介优势未能显现。比如，在影像上模仿纪录电影（“新影体”）；在文字风格上模仿《人民日报》（“人民体”）；在播报方式上模仿广播电台（“广播体”）；在报道体裁上则模仿的是新华通讯社（“新华体”）。有人形容说，在传媒系统当中，电视像是“新闻纪录电影的缩小版，《人民日报》的影像版，人民广播的图像版，新华通讯社的精简版”。
从传播方式上看，此阶段的电视新闻主要是“上传下达”。电视媒体在这一阶段的主要功能是“喉舌”、“工具”，电视新闻“承担的是‘宣传教化’功能，扮演着党和政府的‘喉舌’角色，突出强调的是意识形态要求”，电视新闻主要是“宣传品”，其新闻属性和媒体特性都还未真正展现出来。
从传播语态角度看，这一时期的电视新闻呈现出一种“讲话”的姿态。这一时期的中国电视在观念上深受苏联模式影响，其中最主要的观念就是“形象化的政论”。受到这种观念的束缚，电视新闻节目制作人员和机构鲜有“受众”的概念，在他们看来，观众是“被教育的对象”，电视新闻因而“强调艺术的教化作用，言必有意义，行必有倾向，思必有升华”，电视新闻节目的口吻也是高高在上，一派“讲话”的姿态。2.“说话”的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后期）
80年代初，在国家走向开放的大背景下，中国电视界与日本同行合作，拍摄了《话说长江》、《丝绸之路》、《望长城》等一系列文化纪录片，给中国的电视荧屏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这些纪录片在技术和艺术上的尝试直接影响了一批国内的电视制作人，在随后的几年里，《沙与海》、《最后的山神》、《龙脊》等一批优秀纪录片相继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与以往“画面加解说”的方式不同，这些“新派”纪录片大量运用同期声、现场采访、跟踪拍摄等纪实风格的创作手法，令观众耳目一新。在这些运用新的技术手段和语言方式、充满浓厚人文气息的纪录片的引领下，中国电视新闻的传播范式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
从制作技术上看，这一时期的电视新闻采用ENG作为主流设备，不再受到电影技术手段的局限，电视拍摄和制作获得前所未有的解放和自由。“70年代以来，技术条件有了很大改善，最显著的一个例子就是电子新闻采集手段（ENG）开始使用。”ENG设备使用磁带作为记录介质，画面和声音可以同步录制，镜头长度也不再受胶片和发条长度的限制，内容可以反复编辑，为这一时期电视新闻节目样式的创新提供了全新的技术基础。
在节目形态上，这一阶段中国电视新闻的明显特征在于各种栏目的大量出现。这些栏目以舆论监督、生活纪实为内容重点，节目风格追求平民化、个性化。很多节目不仅富于探讨的深度和思考的力度，在制作上也反复推敲、非常精良。电视新闻因而一改以附和、传达为主要取向的“宣传品”面貌和属性，成为充满人文内涵和艺术表现力的“作品”。在这一时期风生水起的各种电视新闻栏目中，最具代表性的要算中央电视台的早间新闻栏目《东方时空》。图1-11《东方时空》开播于1993年5月1日早上7点，常常被视为中国电视新闻新一轮改革的发端。这一方面是由于《东方时空》开栏目化运作和制片人制度之先河，另一方面则因为这个栏目给中国电视新闻带来了新的杂志型节目形态，以及迥乎以往的制作手法和语言样式。此前的电视新闻，主要用解说词的方式来呈现报道的结论，人们很少能在其中看到采访的过程。画面上也经常是一些万能镜头：一拍农村就是麦浪滚滚、农民在收割打场，一派丰收的景象；一拍工厂就是机轮飞转、纺织女工在忙碌，一派繁荣的景象。《东方时空》改变了这种千篇一律、老套死板的状态，节目中饱含着真实的生活、新鲜的细节和朴实的情感。当时有观众写信说，“看完《东方时空》，就像刚从南方的早市上拎回一条扑腾着的活鱼，一捆绿油油的青菜”，这正是观众对这种全新的节目形态的积极回应。《东方时空》子栏目《生活空间》制片人陈虻曾说，“我们刚开始去拍老百姓的时候，他们的概念就是我也没做什么，你们为什么要拍我。换句话说就是我也没做什么好事儿，你们怎么要拍我，所以我觉得老百姓是不了解我们的拍摄意图的。他是对以前的电视应该播放什么、播放了一些什么的一种理解，在此基础上来习惯性地理解我们的拍摄行为。随着这个节目的不断播出，观众慢慢明白了，并不一定你要做了什么，而是你的生活本身就有一种值得人们关注的价值。”这正是这一时期的电视新闻发生的重要转变。从《东方时空》开始，电视新闻节目的制作者开始把镜头对准普通人的生活，用一种平视的眼光去观察和发现生活本身的价值，强调对象的个性化和素材的原生态，强调用生活本身的逻辑去结构节目的内容，从而使电视新闻逐渐摆脱了“形象化的政论”的窠臼。
技术条件的更新、国外节目的影响以及自身经验的积累，使得这一时期的中国电视新闻在语言方式上发生了明显变化。同期声和长镜头的大量使用，日常生活细节的频繁出现，真实的时空结构，开放的情节叙述，意味着中国电视新闻开始真正发挥电子媒体的特色，并逐渐寻找到了中国观众喜爱的节目形态和语言方式。而在节目形态和语言方式发生“剧变”的背后，是制作理念和语言观念的深刻变化。
80年代，国外的电视语言观念不断影响着中国电视的理论和实践，其中最受重视、影响也最为深远的是“纪实”，这种观念的核心即将影像作为“物质现实的复原”。“巴赞的写实主义理论和克拉考尔的物质现实复原学说受到普遍重视，它与国内的纪实主义思潮合流，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纪实美学。内容上注重对人、对社会的关注，‘人被看做是一个社会关系总和的个体，不仅深化了人对于自身的认识，也深化了对于现实的理解和判断’。自然景观也为人文意识所观照，焕发出生命的美。”
在ENG等新技术的基础上，纪实主义推动这一阶段的中国电视新闻在节目样式和传播语态上常创常新，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黄金时代”。以“物质现实的复原”为核心的纪实观念尽管是一种源自于50年代欧洲电影领域的理念和方法，但在中国的电视新闻界，它一扫长期以来电视作为“小电影”的尴尬局面，不仅一举实现了对“形象化的政论”理念的超越，同时使得我们对电视媒体的本质、电视语言的方式有了全新的认识。
需要指出的是，在纪实主义的影响下，尽管这一时期的电视新闻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但由于电视新闻和纪录片站在同样的技术基础上，二者又在同样的观念引导下向前发展，导致电视新闻采用的是与纪录片类似的语言方式。整体而言，在这一阶段，电视新闻与纪录片的语言边界是异常模糊的，电视新闻还没有真正寻找到自己独立的语言方式。
与制作观念上的“纪实”相对应，这一时期电视新闻节目中另一个重要的改变是主持风格的变化。90年代末，凤凰卫视主持人鲁豫在《凤凰早班车》的新闻播报中，一改过去正襟危坐、严肃板正、字正腔圆的播音风格，开始用一种“说话”的方式播报新闻，被业界称作“说新闻”。紧随其后，湖南卫视的《晚间新闻》等一批节目也开始用类似的方式报道新闻，亲和、自然的“说新闻”在中国电视新闻界一时蔚然成风。
纪实风格的制作手法与“说新闻”的主持方式，成为这一阶段中国电视新闻在传播语态上的明显表征。从传播观念上看，这一时期的电视新闻最为重要的变化在于开始尊重受众，它比之前的任何时候都强调要考虑观众的接受心理、尊重大众的审美趣味，节目也因此显得更为人性化，电视开始了向大众传媒本质的回归。随着观念的变化，电视新闻传播者的姿态不再是高高在上，而是讲求与观众平起平坐，“平等交流”代替了“上传下达”，成为最为重要的传播方式。与“讲话”时代的电视新闻相比，这一时期的电视新闻在传播语态上明显软化，呈现出一种“说话”的状态。3.“对话”的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
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电视新闻传播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一方面，数字技术、卫星技术的广泛应用和不断升级，再一次颠覆和革新了电视新闻所倚仗的技术基础，同时也为电视新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和前景。另一方面，传播格局的骤然跃升和传媒生态的急遽转化使得电视新闻的制作体系以及电视节目的内容与形式都受到直接影响，传播语态也随之发生显著变化。电视新闻的传播范式再一次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从技术手段上看，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数字设备、SNG设备和高清设备的广泛采用使中国电视新闻在传播技术上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升级和转换。在“决定人类生存”的“第三次浪潮”中，作为电子媒体的电视也完成了数字化转换。数字化设备的普遍应用极大地改变了电视制作的状态，摄录设备小型化、后期设备非线化、存储设备虚拟化使得电视制作更为解放和自由。SNG（卫星新闻采集系统）设备在新闻制作中的普遍采用使得电视具备了无可匹敌的跨越空间的能力，电视新闻进入“即时传播”时代。高清设备的大量使用改变了影像的基本属性和质量，每秒千帧的高速高清摄影机令24格25帧的电影画面格式成为过去时，清晰度和宽容度接近电影胶片的高清画质和5.1声道的环绕立体音效让电视带来的视听享受远超以往。
简言之，技术上的划时代变革不仅没有使电视这一“传统媒体”落伍，相反，电视良好地适应和融入了新的技术潮流，并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将自身的媒体特征彰显得更为充分。电视机仍然是良好的媒体终端，电视媒介的大众化程度仍然最高，它依然具有非凡的活力和巨大的潜力。在新闻传播业界，电视仍然是迄今为止最为强势的大众媒体，电视新闻时效性最强，受众最广泛，影响力最大。
在数字革命的另一面，随着技术革新带来的影响逐步深化，媒介融合的趋势愈演愈烈，传媒生态正进行深刻调整，使得包括电视在内的传统媒体面临挑战。“由于数字化的缘故，全新的节目内容会大量出现，新的竞争者和新的经济模式也会浮出海面，并且有可能催生出提供信息和娱乐的家庭工业。”一方面，媒介融合趋势的发展使得网络、手机等新媒体在较短时间内取得长足进步，迅速威胁到传统媒体的生存；与此同时，电视业在新技术平台上诞生和分化出其他的行业类型与模式，网络电视、手机电视、移动电视、IPTV等业态的发展，使传统媒体遭遇受众分流、收视下滑的险境，但同时又为传统电视业升格为新的内容产业提供了可能。受到新技术的解放与促动以及新的传媒生态的施压与抬升，从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电视开始向一个新的阶段转型，应该说，当前的中国电视正处在一个新阶段的起点上。
而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电视新闻所依存的传播格局也急遽变化。“电视传媒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电视的内容与市场、与观众的收视日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产业化、集团化、市场、效益、效率、收视率、受众需求以及成本核算、营销、广告等影响着电视实践。中国电视全面进入了以‘产品’为主导的阶段。”随着各省级电视台纷纷上星成为全国频道，电视业内的商业竞争迅速白热化。受收视率和广告效益的驱使，电视新闻内容走向多元化，社会新闻、娱乐新闻比重加大；在形式上，故事化、差异化、刺激性成为明显的追求和取向。
在激烈竞争的业态压力下，电视新闻利用新的技术手段和平台，实现了语言样式的更新。在这一时期的电视新闻制作中，共时性的一体化制作代替了多工种分时制作，多机位分工合作代替了单机的挑、等、抢，非线性编辑替代了线性编辑，在线切换代替了后期剪辑，非常规画面替代常规画面成为影像的主体，声画分录代替声画同录形成新的声画关系。在数字平台上，感性、离散的思维方式与影像的非语言属性相吻合，理性、线性的思维方式则与口语和文字的语言属性相匹配，电视新闻的各种语言要素寻找到了各自对应的思维方式。在“形象化的政论”阶段，画面屈服于解说；“物质现实的复原”阶段，语言让位给影像。在新的技术系统与思维观念下，电视新闻的制作者不再纠结于画面与声音、文字之间孰轻孰重，电视语言要素之间的关系不再紧张，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之间的组合与对位也就更为自由和协调。至此，电视新闻终于摆脱了电影语言和纪录片样式的束缚，寻找到了更为独立也更具活力的语言方式。
从节目形态上看，由于电视跨越空间的能力和多种符号共用的优势在即时传播领域无可匹敌，这些优势又集中体现在直播形态上，因此，直播成为电视新闻在这一阶段最为重要的节目形态。这种变化，仅从《东方时空》由以前的纪实类杂志型栏目变身为直播消息类节目即可见端倪。由于数字技术带来的设备小型化趋势，电视的摄录设备更便于携带，更便于现场操作，现场制作逐渐成为电视新闻节目中最为核心的制作方式。甚至，电视节目编排和频道结构的方式也因直播而发生改变，不仅突发事件的直播会随时打破常规的节目编排，常规节目之间的过渡与衔接也越来越多地用直播的方式实现。一言以蔽之，对新闻频道而言，不仅节目是直播的，整个频道都处于直播状态。
随着直播时代的到来，电视新闻的传播方式和传播语态又一次发生显著变化。在电视新闻直播中，主播与记者之间的连线交流成为最能体现电视媒体优势的传播样式。对新闻事件的报道在主播与记者的一问一答之间完成，新闻的传播方式一变而为“互动交流”。麦克卢汉曾说电视是“冷媒介”，具有“使人深度介入的特性”，要获得好的传播效果必然需要观众的参与，但与观众的互动是电视传播最大的难题。只能是观众听电视上的人说话，观众的声音则无法让电视上的人听到，电视传播中的反馈链条是被切断的。作为大众传媒的电视只能通过抽样调查的方式获得收视率、忠诚度、美誉度等收视数据，而无法获得像人际传播那样实时的、在场的、鲜活的互动与反馈。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连线直播报道改变了电视新闻的传播模式。主播与记者之间的实时连线实际上围绕观众展开，主播代表观众提问，记者回答主播也就是观众关心的问题，一问一答之间，观众被卷入到一个互动的交流过程中来，从而实现了“参与”。连线报道通过主播与记者之间实际、实时存在的人际交流，实现了观众与主播、观众与记者之间互动关系的模拟。由于人际传播在所有的传播模式中效果最好，对人际传播要素的使用和对人际传播模式的模拟就非常有利于改善电视新闻传播的效果。在“人际传播的拟态”这种模式下，电视新闻的传播语态改变了以前以传者为中心的状态，开始以观众的参与为目标，以观众的取向为主导，呈现出一种“对话”的姿态。
直播并不是一个新鲜事物，但它促使中国电视新闻良好地适应了这一时期传播技术、传媒生态和传播格局的变革，带来了电视新闻在节目形态和语言方式上的更新，并使电视新闻的传播方式和传播语态又一次出现了更替。在直播的促动下，中国的电视新闻正用一种新的“对话”语态迎接并参与到媒介融合的时代中来。
第二章 结构与模式
直播改变了中国电视新闻的传播范式，并对全球电视新闻业的生态产生了深刻影响。直播的魅力已经成为全球电视新闻业的共识，它是电视新闻节目中最具吸引力的环节，是提高收视率的有效保证。
在当今的电视新闻制作中，直播成为电视新闻业者的第一选择，只要条件允许，电视机构会尽可能地对新闻事件进行现场直播。而有能力对新闻事件进行直播也成为电视新闻机构实力的象征。
直播之所以变得如此重要，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它改变了电视新闻的运行系统，给节目结构和传播模式带来了根本性的改变。直播不再只是一种技术方案或播出方式，它已经成为电视新闻传播的基因，这种基因渗透到电视新闻传播的每一个细节之中，不仅明显改变了电视新闻表层的传播特征，还在深层次上改变了电视传播的基本模式。
一、主持人你好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中国电视新闻发生的诸多重要变化中，一个不易为人察觉的细节是，站在镜头前的记者所说的第一句话发生了改变。以前，大多数记者出镜时说的第一句话一般是“各位观众大家好”，有的记者还会抬起手腕看看手表，向观众报告说“现在的时间是几点几分”。现在，站在现场的记者在跟演播室连线时，不仅不再抬腕看表报时间，所说的第一句话也变为了“主持人你好”，或者是直呼主持人的名字“××你好”。
只是某一位记者上镜之后跟谁打招呼，好像并不是那么重要。但如果这种变化是行业性的、整体性的，那么就显示了一种趋势、一种倾向。这种倾向在中央电视台2005年对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大陆的直播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主持人与记者之间的称呼语变为了更为亲切的“岩松你好”、“泉灵你好”。表2-1
在连战到北京大学演讲前的这一段直播中，“岩松你好”、“泉灵你好”这种亲切的称呼语在主播与记者连线的过程里频频出现。这不仅是由于这次直播所需要的特殊“亲切”语态，更重要的是因为电视新闻节目的主持人、记者和制作人员对电视新闻传播结构与模式的认识发生了改变。这是直播带给电视新闻节目的直接变化。图2-1
现场记者不再直接跟观众说话，而是跟主持人交流，有着两方面的作用：一是为了在节目结构中更好地发挥主持人的功能，二是可以在传播模式上利用人际传播要素和过程，形成更好的传播效果。这二者都必须通过主持人这个环节来实现，而最终都是为了一个目的——更好地吸引观众参与到直播的过程中来。
用线性传播理论的观点来看，主持人是电子媒介在传播者方面的先天优势。举例来说，同样是天气预报，报纸版面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直接的文字内容，尽管也能看到编辑记者的名字，但传播者本身的因素不会直接影响信息传播的过程和效果，读者甚至都不会注意到传播者的存在。广播里的天气预报则可以听得出播报者是男是女、声音高亢还是低沉、情绪激动还是平和，主持人的音品、音量、音色、语气、语调、语速，都会对听众接受信息的效果产生直接影响。电视则更胜一筹，播报员的音容笑貌、举手投足、形象气质、服饰妆容都会对观众接受信息的过程和效果产生直接作用。即便是同样的内容，不同的主持人播报出来也会对观众产生不同的效果，观众可能喜欢这个主持人而不喜欢那个主持人，并因而选择这个台不选择那个台。
电视媒体的这种先天特性决定了主持人是这个行业里最关键的人物和不可多得的资源，主持人的水平高低和受欢迎程度直接影响收视的高低和节目的存废。用数字媒体时代的术语来说，主持人是电视新闻直播的“界面”，这个“界面”是否友好，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闻直播内容传递的效果。电影语言的研究者马尔丹曾说，“一个舞台演员，那是一间大房间中的一个小脑袋；一个电影演员，那是一间小房间中的一个大脑袋。”电视仿佛重回舞台时代，主持人不再像电影演员那样纯粹被“观赏”，而是需要像舞台演员那样“控制”整个话场的氛围。
在电视新闻直播中，主持人自然也成为整个信息传播过程的控制中枢。记者的报道、嘉宾的评论，都由主播引入和结束。主持人既是所有信息的导出者，又是观众的代言人。所有的信息都由主播带给观众，所有观众关心的问题都由主播向记者或嘉宾提出。如果把直播的过程看做是一条接一条的信息汇聚成的河流，主播就是那个“打开闸门的人”。
由于主持人是结构核心，是所有信息的转换器，从节目结构的角度考虑，记者在报道时就没有必要再跟观众打招呼，而只需要与主播直接交流。从传播模式上来看，记者放弃直接跟观众打招呼而与主播直接交流也合乎直播时代的需求。录播新闻的时代，由于记者报道的时间与新闻播出的时间——也就是观众收看的时间不同，记者有必要向观众交代拍摄、报道新闻的时间。直播新闻的时代，由于报道时间与播出时间（观看时间）相同，除非时间要素是新闻事件中必要的一个报道点，记者就不需要让观众时刻意识到自己所处的时间。另外，录播时代的记者直接向观众讲话，这种单向的传播是得不到任何反馈的，观众的参与受到阻碍；直播时代的记者在与主播的交流对话中把信息传递给观众，观众在不被提及的情况下会被更深地卷入，也就更多地参与到新闻直播的过程中来。
用接受理论的观点来看，受众在大众传播的过程中实际上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电视新闻直播也不例外，主持人与记者的交流其实是以不在场的观众为对象的，观众在双方的交流中缺席，却又仿佛在场，他们之间的关系可如图2-2所示。主持人与记者之间的实线表示交流是实际存在的，但他们说话的真正对象是虚线指向的观众。通过这样的方式，作为大众传播的电视很好地利用了人际传播的元素（实线代表），但人际传播显然不是其目的，它最终是为了改善大众传播（虚线代表）的效果。图2-2
这种结构和模式在凤凰卫视对连战大陆行进行的直播中运用得更为充分，直播的传播特性也表现得更为明显。与央视相比，凤凰卫视的这次直播在结构上更为复杂，通过连战参访团的随行记者陈淑琬、现场记者吴小莉和分演播室评论员何亮亮等不同位置、不同角色的人员设置，在空间转换和人际交流上做足了文章。表2-2图2-3图2-4图2-5图2-6
可以看到，凤凰卫视的“连战大陆行”直播在结构设计上非常充分地利用了演播室作为结构的中枢，整场直播就是在以演播室的主持人为核心的各种“交流”中实现的。其直播过程可以简单地归结为这样的几次人际交流：“谢亚芳—陈淑琬（随团）”（如图2-3）、“谢亚芳—阮次山（演播室）”（如图2-4）、“谢亚芳—何亮亮（北京演播室）”（如图2-5）、“谢亚芳—吴小莉（北大校园）”（如图2-6），“谢亚芳—陈淑琬（随团）”、“谢亚芳—吴小莉（北大校园）”。如图2-7所示，所有的信息（无论是事件进展还是分析评论）都是在主播与记者、评论员的交流中传递给观众的。图2-7
从图2-7中也可以看到，整个直播过程实际上都围绕观众展开。主播向记者和评论员提问，记者和评论员回答主播问题，各种人际交流的最终指向都是“潜伏”的观众。对观众而言，当电视利用人际传播要素来改善大众传播的效果时，其中的人际交流过程越丰富，空间转换越多元，电视新闻的直播就越“好看”。
在央视和凤凰卫视对连战大陆行直播的比较中，我们除了能够更为深入地了解电视新闻直播的结构与模式，同时也能切身感受当前电视新闻业的竞争态势。在对连战大陆行直播的这个段落中，最核心的内容是连战在北大的演讲，但央视和凤凰卫视真正下工夫做文章的地方却在演讲之前和之后，原因很简单，连战演讲的内容在各台都一样，要争取观众，报道点就必须向事件的头尾扩散。
在传统的新闻运作中，掌握了事件的核心内容往往就能获得独家新闻或是首发新闻，就能获得竞争的优势。但现在，随着各台报道能力的增强和新闻竞争的加剧，最核心的内容在多家电视台对同一事件进行直播时变成了公用信号，在各台的竞争中不再产生任何比较优势。要吸引观众，获得更多的收视份额，必须在核心事件发生之前就抓住观众，并在事件发生之后留住观众，核心事件的直播才会被有效收看。
当新闻报道的重心向事件的头尾扩散之后，主播把握事件的能力、记者报道挖掘信息的水平、评论员对事件的分析深度，就成为电视新闻机构的“核心竞争力”。哪个台的主持人更受观众欢迎，哪个台的记者在现场报道得更为生动精彩，哪个台的评论员分析得更为准确深入，哪个台的连线设计得更为流畅合理，观众就会流向那里。直播时代的新闻竞争中，主持人、记者、评论员在对事件的报道中短兵相接，用自己在镜头前的风采去赢得观众，争得竞争的优势和胜势。
当直播已经成为电视新闻机构的常规运作模式之后，在直播中将演播室的主持人作为结构的核心已是一种共识，直播的所有方案都围绕演播室来设计。一旦演播室在电视新闻直播的结构设计中缺位，或者直播不以主持人为结构核心，人际交流的过程和模式就难以建立起来，对整个电视新闻事件的直播就很难在从容不迫、游刃有余的状态中完成。在这方面，中央电视台1997年的“三峡截流直播”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表2-3图2-8图2-9图2-10图2-11图2-12图2-13
1997年是中国电视史上的“直播年”，三峡截流直播是这一年里的一次重大事件直播。从整体结构上来看，这场直播最大的特点在于现场报道构成了其全部的内容，记者与记者的报道之间没有主持人的串场来进行衔接，整个直播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是一个记者的报道接另外一个记者的报道，如图2-14所示。图2-14图2-15
在这次直播中，演播室的主持人白岩松只是在刚开始的时候出现了一次。这次直播的演播室设在现场的一艘渡轮上，在当年，这被认为是非常有创意的一项设计。但从整体结构和传播模式上看，这种设计是值得怀疑的，因为无论从功能设计还是空间位置上看，主持人与记者都没有太大的区别。
由于演播室的功能没有发挥出来，整个信息的输出序列不由主播掌控，而是由后台的导播直接实现，因此尽管局部的报道是清楚的，但观众仍然很难对三峡截流的过程有一个清晰的整体印象。当记者说自己站在江堤上，站在合龙口的这一边、那一边，站在马上就有庆功会召开的地方，观众却并不是很清楚这些地方的方位。这就是演播室失位留下的遗憾，它再次提示我们主持人在电视新闻直播中的重要性。
二、人际传播的拟态
我们在上面谈到了主持人在电视新闻直播结构中的核心作用，以及电视直播对人际传播要素的利用，这一切都基于电视新闻传播的“拟人际交流”模式，而同时，这种模式又因为直播时代的到来而表现得更为明显。一方面我们可以说，直播刷新了我们对于电视媒体特性的认识；另一方面，对电视媒体特性的重新理解又成为我们进一步了解直播的基础。这种参差互现、互为表里的关系使我们有必要在这里对电视的传播模式与媒体特性稍作探讨。
媒介生态学者尼尔·波兹曼曾说，电视最大的特性在于这一媒体“为电报和摄影术提供了最有力的表现形式，把图像和瞬息时刻的结合发挥到了危险的完美境界，而且进入了千家万户”。将他所说的这些特点归结起来，其实就是电视在传播模式上最大程度地使大众传播接近于人际传播这种源远流长而历久弥新的方式。
这种特性和模式取决于电视在两方面具备的能力。首先，它能通过直播实现对信息的即时传播，这正如两个人说话时，一个人发出的信息能够立即被另外一个人接收到而不产生时间的间隔。其次，通过电视屏幕，说话者的形象、声音、表情、举止、气质、魅力，全部都能让观众接收到，这同样类似于人际传播时的情境。因此，电视实现了人类跨越时空全感传递信息的理想，它通过对人际传播方式的模拟达成了前所未有的大众传播状态，这正是电视传播模式的基本特征：人际传播的拟态。1.空间媒介
人类发明电视的初衷是什么？其实早在100年前“television”一词出现时就已明确，它的意思就是远距离观看。这一初衷对于电视媒体的发展至关重要，因为它决定了电视传播最基本的特性和优势。我们不仅希望足不出户便知天下事，更希望我们的视力能够跨越遥远的空间，亲眼看到异国他乡发生的实在场景，正是电视实现了人们“千里眼”的梦想。因此，从跨越时间与空间的角度来看，电视首先是一个空间媒介，无论与其他媒体还是自身跨越时间的能力相比较，电视在跨越空间方面都表现出了非凡的能力，这种能力主要立足于不断提升的电视传播技术，当然，无所不在的传播终端——早已进入千家万户的电视机也是一个必要的前提。
简单回顾一下电视技术的发展史，我们会发现，电视在技术上的多次重大突破都主要集中于如何提高电视媒介跨越空间的能力。也就是说，如何扩大电视信号传播的范围，并降低电视信号跨越空间所消耗的时间成本，有线电缆、微波传送以及卫星技术的实质都是如此。以在电视传播中具有重大突破意义的关键技术——卫星技术来说，从1962年7月美国发射的第一颗通信卫星——“电星1号”成功进行了横跨大西洋的电视转播试验，到现今SNG设备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采用，其主要目的正在于突破空间的束缚，获得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电视信号的自由。
现今的直播卫星技术帮助人类实现了久违的传播理想：异地同时的信息共享，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信息还是包含着那个遥远的异地的形象、声响的具体内容的。可以说，电视将人类利用媒介跨越空间传播信息的能力发挥到极致，它是一种即时的传播，电视信号的发送和接收都在同一时间进行。自CNN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的神奇表现之后，电视新闻直播已成为人们获取新闻的习惯。电视的这种迅速跨越空间的能力曾经让文字媒体报纸相形见绌而不得不将自己的重点转向深度报道。因此，电视所谓时效性强的优势，其实是跨越空间的能力，它指的是电视跨越空间需要花费的时间非常少。毫无疑问，电视是性能优良且高度大众化的空间型媒介。
从跨越时间的角度来说，电视同样能够记录和保存信息，但是，它并不是一个良好的时间型媒介。这首先是由电视的载体和介质决定的：电视至今也没有找到一种跟文字传播中的纸张类似的介质——这种介质集存储与播放于一身，制造成本非常低廉，同时占用的空间非常之小，便于携带、存储和观看。与文字相比，电视信号所需要的存储空间更大，这限制了电视克服时间束缚的能力。即使到了数字时代，在虚拟空间中，影像所占用的空间也比文字大得多，因此，在互联网上播放视频仍然是一个难题，需要带宽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同时，电视信号比文字远为复杂，它需要的处理系统也就更加复杂，人们必须借助于专用的设备才能享受到电视信号，这个设备常常需要坐落于客厅的中央，而显然不便于随身携带。
另外，对电视信息的读取也严格地受到时间的限制。至少在现在，电视节目何时播出，以及按照什么样的顺序播出，都还无法让观众自由选择，观众必须严格地按照时间顺序来观看电视，而不可能像看报一样可以随意选择先看头版还是末版。而且，电视的收看过程是不可逆的，除非将电视节目录制下来，否则看电视的过程就不可能像看书看报一样可以重复，在这一点上，电视节目跟口语相似，“说”完就形迹全无，再也无法找到它的踪迹。2.全能符号
除了在传播的自由度方面具备克服空间限制的优势以外，电视在信息保真度方面的优势更为明显。电视能同时传递包含画面、声音、文字、音乐、音响在内的多种符号，这些符号同时作用于接收者的不同感官通道，因此无论从传送信号的信道系统来说还是从接收信息的感官通道而言，电视都是一个多通道传播系统。
其实从利用口语作为主要传播符号的人际传播开始，人类的传播都是在多个符号层面上进行。“人们进行传播时，几乎都会通过多种符号渠道传递和接受意义。”而当人类传播进入电视阶段后，这种特征就体现得更为明显了。“按符号学的观点，从总体上说，电视节目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或许是同时使用五个频道的趋势”（“五个频道”指的是：图像、文字、声音、音乐、音响——引者注）。同时使用多种符号通道使得电视可以提供一个比报纸和广播等媒体看起来更为“真实”的世界。
与报纸、广播相比，电视提供给人类的世界好像是真实世界的自然复制，原因在于电视能为各种来自生活的信息提供最接近其本真状态的符号系统。而且，这些符号系统之间相互组合、相互限定，从而使意义的传递十分地确切、具体和固定。电视使用的多通道符号系统使得其对真实世界的复制不再像文字符号那样可以随心所欲地被切断和组合。马尔丹在谈电影语言时说，“电影画面却是十分明确的，至少从它在每个观众身上所引起的思想活动来看，它还是单义的。因此，很明显，以画面——思维为基础的电影画面，其含混性远较口头语言为少，而从其严密性看，它倒更能使人联想到数学语言。”这一点对于电视而言同样适用。
更重要的是，在同一时间传送给观众的这些符号无比“自然”地聚合、重叠在房间里的一个矩形画框中，互相之间配合默契，用一个二维平面向人们传达着这个世界多维度的信息和意义。正如文化评论家雷蒙德·威廉斯所言——电视建构一种不断流进家庭的文本材料“洋流”。“洋流”所喻指的不是一系列孤立的文本，而是一条形象和声音的河流——虽然它到处有通道，到处被堵塞，但此河流从没有任何一个部分是与其余部分完全分隔开来的。正是因为能够为多种符号提供通道，才使得电视具备了良好的还原生活“原生态”的能力。
除了为多种符号提供通道以外，电视还具备强大的符号整合能力，后期合成平台（无论是线性的还是非线性的）能够将各种符号自由组合，完成意义的传达，画面与画面之间、画面与声音之间丰富的蒙太奇组合就是再好不过的例子。为多种符号提供通道是电视传播的基本特点。电视传播的多符号特征随着电视技术的日新月异而表现得愈发明显。电视成为现今大众传播体系中最强势的媒介，与电视传播的这一特点密不可分。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看到，电视几乎兼容了以往所有种类的传播符号与传播方式：它是从绘画开始一直到电影的图像的延伸，它是从说话开始一直到电话、广播的口语的延伸，它还是从石刻甲骨开始到纸张印刷的文字的延伸。不过有趣的是，这仿佛让我们又回到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上面了，即电视符号是图像、声音、文字三者的组合，果真是这样吗？
其实，图像、声音、文字这样看似清楚的三分法并不能表明电视在符号层面的真正特点。电视在传播符号上的真正特点在于，它能同时对包含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在内的多种符号进行传递，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它为多种非语言符号提供了传播通道，实现了多种符号的共时传播。正因为这样的特点，在信息保真度方面，也几乎没有哪一种媒介能与电视相比。
更为重要的是，电视使得大量的非语言符号进入到大众传播中，并使得这些非语言符号取代了传统的语言符号（口语和文字），成为主要的符号形式；同时它又能够按照语言的逻辑来对各种符号进行编码，从而为受众提供一个几乎无所不包的符号阵容。
不断前进的电视技术使得电视的这种特性得以继续加强。从黑白电视发展到彩色电视，色彩这种非常重要的非语言符号进入传播中；ENG技术的采用使得声音和画面能够被同时记录和采集，从而使得表情、动作、服饰、氛围等借助于视觉传递的非语言符号能够与口语、口音、音响等听觉层面的非语言符号同时传递；如今方兴未艾的数字技术、高清技术正在改写历史，它们将彻底颠覆电视各种符号的呈现方式。
立足于一个非常强大且不断升级的技术平台之上，电视在符号层面将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良好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为形成一种平易近人的传播状态提供了可能。3.人际拟态
进一步了解电视符号系统内部的运作方式，我们立即就会发现，电视总是以语言的方式（在行为上体现为说话）来组织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使二者成为一个能够传递具象信息的符号体系的。
尽管目前已经有很多研究表明，非语言符号（包括画面、音乐、音响）在传递信息的过程中占据了主要的作用（有的研究结果证明是70%），但从叙述的组织这一角度来看，这样的划分显然有些简单。实际的情形是，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互相配合来完成意义的生成。比如，画面上说话者的表情可以加强他所说内容的意义，而屏幕上出现的关于他身份的字幕又可以提醒观众他说话的立场，这种“加强”、“提醒”都会产生对意义的限定。不过，在传递信息的过程中，由于非语言符号在大多数时候是模糊的、不明确的，因此，语言符号更多地承担了意义表达的任务。也就是说，电视主要是按照语言的方式组织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来完成表达的。
电视在按照语言的逻辑对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进行组织的时候，更多地倾向于口语的逻辑而不是文字的逻辑。“任一媒介都有其独特的个性，而电视语言的‘符码’（code）算起来比较偏向说话，而非书写。如果我们任意将‘电视正文’（television text）当做文学作品来‘解码’（decode）的话，除了注定要失败，也会得出一种对电视不公平的负面评估。”这样的叙述方式在具体的语言行为上就体现为：电视是按照类似于“说话”的方式——也就是人际交流的模式——来组织叙述的。“事实上，电视却有违文字时代的基本价值……以文字书写而言，它注重前后一致、因果逻辑、抽象、清晰、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