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乔治·奥威尔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一九八四(中英双语珍藏本)试读：
译本序
乔治•奥威尔在一九四八年写作《一九八四》之前，在英国是一个贫病交迫、没有多大名气的作家。《一九八四》虽在他一九五〇年患肺病去世前不久出版，但他已看不到它后来在文坛引起的轰动为他带来的荣誉了：不仅是作为一个独具风格的小说家，而且是作为一个颇有远见卓识的政治预言家。从此，他的名字在英语文学史上占有了重要的独特地位，他在小说中创造的“老大哥”、“双重思想”、“新话”等词汇都收进了权威的英语词典，甚至由他的姓衍生了一个形容词“奥威尔式”，不断地出现在报道国际新闻的记者的笔下，这在其他作家身上是很罕见的，如果不是绝无仅有的话。
那么，奥威尔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作家，他的传世之作《一九八四》究竟又是怎样的一部作品呢？要解答这个问题，最好是从奥威尔不是什么，或者《一九八四》不是什么说起。这也许对我们正确理解他和他的作品更有帮助。
首先必须指出，奥威尔不是一般概念中的所谓反共作家，《一九八四》也不是简单的所谓反苏作品。正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洲研究系汉学教授、著名评论家西蒙•黎斯一九八三年的一篇论文《奥威尔：政治的恐怖》中所指出的，“许多读者从《读者文摘》编辑的角度来看待奥威尔：在他的所有作品中，他们只保留《一九八四》，然后把它断章取义，硬把它贬低为一本反共的小册子。他们为着自己的方便，视而不见奥威尔反极权主义斗争的动力是他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因此，在黎斯看来，奥威尔首先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其次是一个反极权主义者，而他的“反极权主义的斗争是他的社会主义信念的必然结果。他相信，只有击败极权主义，社会主义才有可能胜利”。《一九八四》与其说是一部影射苏联的反共小说，毋宁更透彻地说，是反极权主义的预言。但是无论信奉社会主义或者反对极权主义，奥威尔都是在他生涯较晚的时候才走到这一步的。
奥威尔出身英国中产阶级，家庭生活并不宽裕。他父亲供职于印度的英国殖民地政府，作为一个下级官员，无力供养儿子回国进贵族子弟学校上学。奥威尔只是靠成绩优异，才免费进了一所二流的寄宿学校圣塞浦里安，后来又靠成绩优异考取了奖学金，进了英国最著名的伊顿公学。但是他以一个穷学生的身份，在那里先是受到校长的歧视，稍长后又与那里的贵族子弟格格不入。毕业后他一无上层社会关系，二无家庭经济支援，上不起大学，只好远走缅甸，为帝国警察部队效力，但殖民地下级官员的生活对他来说同样还是格格不入。尽管有这样的背景，用奥威尔自己的话来说，“我经受了贫困的生活和失败的感觉。这增加了我天生对权威的憎恨”，但是他毕竟受了英国传统的教育，因此从立场上和思想上，多少在开始的时候，是非常非政治性的。例如他写的《缅甸岁月》，背景是殖民地社会，他对英国人和缅甸人都一视同仁，无分轩轾。这使人想起了E•M•福斯特的《印度之行》。福斯特就说过，“大多数印度人，就像大多数英国人一样，都是狗屎”。
这种传统上层子弟教育，用一句庸俗社会学套话来说，在奥威尔身上留下了深深的阶级烙印，这是他在政治上迟迟没有找到“自性”(Identity)的主要原因。不错，他在学童时代由于家庭经济能力的限制而在势利的圣塞浦里安学校校长的手里饱受凌辱(见他死后出版的《如此欢乐童年》)，使他有了心理准备，日后在缅甸见到殖民统治的不公产生反感，而且后来在更大的范围内全身投入地站在受压迫者的一边。但是他毕竟出身中产阶级，而在英国这个阶级界限极为根深蒂固的社会里，要摆脱这个传统在自己身上的束缚是很困难的。奥威尔也不例外，他一直到死都意识到这一点。在另一方面，他对自己在寄宿学校中的屈辱生活感到极其不愉快。他曾写道，“对一个孩子最残酷的事莫过于把他送到一所富家子弟的学校中去。一个意识到贫穷的孩子由于虚荣而感到痛苦，是成人所不能想象的。”这个青少年时代所受到的心理创伤，在成年的奥威尔身上仍在流血，这在他写的充满不快的回忆的《如此欢乐童年》中可以看出。不止一个评论家认为应该把《如此欢乐童年》与《一九八四》放在一起来读。黎斯就认为，“奥威尔很可能在他当初上的预备学校中找到了他后来所写的大噩梦的第一个显微缩影的胚胎。”奥威尔生前就告诉他的一位友人托斯科•费维尔：“一个不合群的孩子在寄宿学校吃到的苦头可能是英国唯一可以与一个外人在极权主义社会中感到的孤立相比的事。”费维尔在《如此欢乐童年》中观察到了英国寄宿学校生活为《一九八四》提供了一部分声音、景象和气味：“……奥威尔在早年就显露出他对丑陋或敌意的环境特别敏感。这在他描述圣塞浦里安学校生活的令人厌恶一面表现出来。他回忆了他对常常用油腻的盆子端来的馊粥、大浴池里的脏水、硬邦邦的不平的床板、更衣室里的汗臭、到处没有个人隐蔽的地方、不上闩的成排的污秽厕所、厕所门不断开、关的碰撞声、宿舍里用夜壶撒尿的淅沥声这种种印象——他以特有的细腻感觉回忆这一切时，我们几乎可以看到，奥威尔这么描述圣塞浦里安，是作为日后写《一九八四》中惨淡景象试笔的。”
奥威尔背叛自己阶级的努力，在他童年时代寄宿学校中埋下了种子，而在伊顿毕业后因为升不起大学而到缅甸的帝国警察部队效力，则为这种子的萌芽准备了土壤。他在缅甸呆了五年，这是他成长过程中又一决定性的阶段。他最后决定要脱离帝国警察部队，“我感到我必须洗赎那压得我透不过气来的罪咎……我觉得我不仅仅应该与帝国主义决裂，而且也应该与一切人对人的统治决裂。我希望融合到受压迫的人中间去，成为他们之中的一个，站在他们的一边反对他们的暴君……在这时候，在我看来，没有出息倒是唯一的美德。自我奋斗，哪怕稍有成就，一年能挣上几百镑，我觉得稍有这种想法都是精神丑恶的，是一种欺压行为。”
由于自幼就喜欢写作，因此趁一次回国休假之便，他辞去了在缅甸的帝国警察部队的差使，独自到巴黎找一间廉价的房子，关起门来从事写作。这一时期的摸索并没有为他带来成功，即使他有一个机会，亲身体验一下巴黎(和以后的伦敦)的下层生活。这在开始是无意识的，后来则是有意识这么做的，比如他在伦敦曾经混在流浪汉里到收容所去度一个周末。奥威尔自己简短地概述了他从缅甸回来后的思想演变：“我尝到过贫困的生活和失败的感觉。这增强了我天生对权威的憎恨，使我第一次充分意识到工人阶级的存在，而在缅甸的工作则使我对帝国主义的性质有了一些认识。但这些经验不足以给我确切的政治方向。”
确实是这样。他尽力接近下层群众，体验他们的生活，但是有一道无形的墙，隔在他与他们之间，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这就是他身上的中产阶级烙印。英国的阶级区分比任何欧洲国家都要等级森严，这种区分看不见，摸不着，然而无处不在，不可逾越。奥威尔由于童年的创伤，对这一弊端极其敏感，对上层阶级有着一种刻骨的仇恨和厌恶。但是他出身于这一阶级的边缘，而且受到这一阶级的教育，因此即使后来在穷困潦倒流浪巴黎和伦敦时期，也使他无法同下层贫苦群众打成一片，虽然他努力这么做了。别的不说，出身和教育养成的说话口音，就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甚至在他病危住院期间，听到隔壁病房探视者的上等阶级口音，还在笔记本中记下他的一段感想：“这是什么口音！一种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沾沾自喜、过分自信的口音，一种深沉、洪亮而带有恶意的口音，你没有看到也可以凭本能感到，他们是一切智慧的思想、细腻的感情、美丽的事物的敌人。怪不得大家都这么憎恨我们。”请注意最后的“我们”一词。奥威尔作了毕生的努力要与自己的阶级决裂，最后还是意识到他属于这个可憎的上层阶级。他曾经说过。“英国人的(阶级)烙印是打在舌头上的。”有一个故事很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他为了体验穷人的生活，曾经伪装酒醉的流浪汉，去辱骂一个警察，想被抓到监狱里去尝一尝与穷人一起过圣诞节的滋味。但是那个警察从他醉酒后的口音，一下就听出了这个身披借来的破烂衣服的醉鬼是一个出身伊顿公学的地道绅士，并没有上钩，而是善意相劝，叫他乖乖地回家去。也许他的侄女的话最能一针见血地说明问题，她对奥威尔的传记作家克立克说：“他的一切疙瘩都来自这个事实：他认为他应该去爱他的同胞，但是他连同他们随便交谈都做不到。”
后来在英格兰北部工业区维冈码头的经验最终树立了他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当时伦敦一家左翼出版社约请他到那里去考察大萧条期间工人阶级状况。这次考察和后来的西班牙内战(这在以后再说)用奥威尔自己的话来说，“改变了一切。从此之后，我知道了自己站在哪里。从一九三六年以来，我写的严肃作品中的每一句话都是直接或间接反对我所了解的那种极权主义而拥护民主社会主义的。”这次为期只有几个星期的工业区考察之行，打开了奥威尔的眼界，使他亲身体验到了社会的不公和人间的苦难达到了什么程度。在这以前，他生活颠沛，对下层社会生活不是没有体会，但这毕竟是个人经历，只有到了英格兰北部工业区后，他的这种体会才有了社会性和阶级性。这种政治上的“顿悟”也许可以用禅宗信徒的大彻大悟来做比喻，也仿佛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听到上帝的启示而皈依基督教——奥威尔的“去维冈码头之路”就是保罗的“大马士革之路”。不过在他身上用这种宗教比喻恐怕是十分不恰当的，尤其是因为奥威尔是一个十足的理性主义者，他对某些社会主义政党的神秘性和盲从性特别反感。做这样的比喻只是说明他的觉悟的即时性、彻底性和不可动摇性而已。
在维冈码头时，奥威尔并没有像一般记者那样仅仅作为一个进行采访的旁观者。《去维冈码头之路》中有一段文字可以扼要说明奥威尔在考察失业者的惨淡生活的旅程中突然面对面看到人间苦难时所得到的闪电般启示：
穿过那尽是钢渣和烟囱，成堆的废铁和发臭的沟渠，靴印交错的泥泞的煤灰小径所构成的丑恶景色，火车把我载走了。时已初春三月，但气候仍极寒冷，到处是发黑的雪堆。我们慢慢地穿过市郊时，一排又一排灰色小破屋在我们面前掠过，它们与堤岸形成直角。在一所房子后面，有一个年轻妇女跪在石块地上，用一条棍子在捅从屋子里接出来的——我想大概是——堵塞了的排水管。我有时间看到她身上的一切：她的麻袋布围裙，她的笨重的木鞋，她的冻红的胳膊。火车经过时，她抬起头来，距离这么近，我几乎看到了她的眼光。她的圆圆的脸十分苍白，这是常见的贫民窟姑娘的憔悴的脸，由于早产、流产和生活操劳，二十五岁的人看上去像四十岁。在我看到的一刹那间，这脸上的表情是我见到的最凄惨绝望的表情。当时这使我想到，我们常说的“他们的感觉同我们的不一样”，还有什么贫民窟里生长的人除了贫民窟不知有别的，这种话是何等的错误。因为我在她脸上看到的表情并不是一头牲口的无知的忍受。她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遭遇是什么——同我一样清楚地知道——在严寒中跪在贫民窟后院的脏石块上捅一条发臭的排水管，是一种多么不幸的命运。
如果说，维冈之行是偶然的话，去西班牙参加内战则是自觉的行动，他曾向一位编辑友人说：“我要到西班牙去了。”那人问：“为什么？”他答道：“这法西斯主义总得有人去制止它。”他在西班牙作战时间不长，最后以喉部中弹不得不回国治疗和休养。但这短短几个月的战斗，特别是共和政府军方面国际纵队内部派系的猜疑和斗争，不仅没有削弱，倒反而坚定了他对社会主义的信念，而且明确了他要的是哪一种社会主义，那就是主张政治民主和社会公正的社会主义，反对一切变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包括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即国家社会主义)。当时流行的看法是法西斯主义是高级阶段的资本主义，只有极少数人认识到它是一种变种的社会主义。而在政府军一边汇集的各种派别的社会主义者中，不乏那种以社会主义为名，实际上为了霸主地位而在敌人的闪电轰炸中，在横飞的子弹中，向自己的同志背后放冷枪的国际阴谋家。一颗法西斯子弹打中了奥威尔的喉部，就在他回国疗伤的途中，还有人一路跟踪到巴塞罗那来追杀。看来这些同一战壕中的同志有兴趣的不是共同保卫共和国抵御法西斯主义敌人，而是消灭有独立思想不跟着指挥棒转的盟友。这伤透了他的心，更加深了他对极权主义的痛恨，不论这种极权主义是以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还是其他变种的社会主义的形式出现的。这条道路尽管曲折，却终于使奥威尔在政治上找到了“自性”，能够写出《一九八四》那样一部二十世纪政治寓言的经典。
从文学写作方法上来讲，奥威尔找到“自性”也是经过了一条漫长曲折的道路。他从缅甸回来后立志于写作，为此，还有意识地到巴黎和伦敦体验下层生活，但这一时期写的作品并不成功，只有亨利•米勒认为他的初期作品《在巴黎和伦敦穷困潦倒的日子》是他最好的一部作品，因为他经过几年锲而不舍和看来是无望的努力，终于形成自己的声音和观点。但是在黎斯看来，他没有把自己的声音和观点在全书中贯彻始终，这是美中不足。不过瑕不掩瑜，正是在这部作品中，奥威尔找到了一种新的写作形式，这就是把新闻写作发展成一种艺术，在极其精确和客观的事实报道的外衣下，对现实作了艺术的复原和再现。最后他在《去维冈码头之路》和《向卡塔隆尼亚致敬》两本书以及像《射象》和《绞刑》这样好几篇记述文中，把这种写作新形式提高到了完美的境界。四分之一世纪之后，诺曼•梅勒和杜鲁门•卡波蒂花了不少时间、精力和笔墨，互相反驳对方自称为“非虚构小说”的鼻祖。他们大概没有读过奥威尔早在他们出道之前在这方面所作的尝试，否则他们就不会闹得如此不可开交了，相反会对自己的大言不惭，感到无地自容。
不过在这以前，奥威尔并没有意识到他是在为日后称作“新新闻写作方法”(New Journalism)这一文学形式开先河。就像他在政治上迟迟没有找到“自性”一样，他在文学上也迟迟没有找到“自性”，或者说，即使像米勒评估的那样，他在《在巴黎和伦敦的穷困潦倒的日子》里已经形成了他自己的声音和观点，但这还不是自觉的和有意识的。证诸他后来接着出版的四部习作《缅甸岁月》、《教士的女儿》、《让盾形花继续飞扬》以及《上来透口气》都是用比较常规的艺术形式写的，就可以看出这一点。这四部作品都是平庸之作，换了别个作家，早该被人遗忘了。但是由于它们是奥威尔写的，在他成名之后，还是有人——至少是评论家——把它们找出来一读，倒不是因为它们的文学价值，而是为了读它们对了解奥威尔的思想和个性发展有所帮助。上面已经提到，奥威尔在《去维冈码头之路》以及这一时期的其他作品中找到了他艺术上的“自性”，但这是与他在政治上找到了“自性”分不开的，反过来也可以说，只有他在政治上找到了“自性”以后，他在文学上才找到了“自性”，这最终表现在他的两部政治讽刺和寓言作品《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上。可惜天不假年，在贫困中奋斗了一辈子的他，没有能看到自己的成功和享受成功为自己带来的喜悦。然而《一九八四》这部表现二十世纪政治恐怖的极权主义的作品是不会随着极权主义的兴衰而湮没于人类历史中的。
正如汉娜•阿伦特和卡尔•弗雷德里克及布热津斯基早在五十年代分别在前者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和后两者的《极权主义、独裁和专制》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极权主义乃是现代专制主义。它从本质上来说与古代或中世纪的专制主义毫无二致，但与这些传统的专制主义不同的，或者说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地方是，极权主义掌握了现代政治的统治手段，包括政治组织、社会生活、舆论工具、艺术创作、历史编纂甚至个人思想和隐私，无不在一个有形和无形的“老大哥”的全面严密控制之下(极权主义的英文“Totalitarianism”意即指此，因此也可译“全面权力主义”)，这是中外历史上任何一个暴君所做不到的，更是他们连想也想不到的。作为二十世纪的过来人，我们无需根据个人的经历和体会，一一印证《一九八四》中所做的预言与二十世纪的现实何等相似，但我们不得不惊叹奥威尔的政治洞察力和艺术想象力是何等高超：他没有在任何极权主义国家生活过，他的观察怎么比过来人还要细腻、深刻和真确？是的，他没有这方面实际生活的经验，但是他在政治上的高度敏感大大超过了当时去参拜过新麦加，被牵了鼻子参观“波将金村庄”，归来后大唱看到了新世界曙光的赞歌的许多国际闻名的大文豪。
奥威尔创作《一九八四》的灵感不是来源于此，而是他参加西班牙内战与其他变种的社会主义者接触，遭到猜疑和排斥，后来回到英国想说一些关于他所见所闻的真话而遭到封杀的经验。他遭到了一道沉默和诽谤的双重厚墙的包围，其他幸存者和目击者也都同样被封上了口，以致摇旗呐喊的应声虫们能够放手改写历史而无人置疑。这样，他直接第一次面对面地接触到极权主义如何制造谎言和改写历史，这被入木三分地反映在温斯顿•史密斯在“真理部”的工作上。这也令人想起了哈罗德•艾萨克在一张照片中他的身影曾被抹去这件事以及更早的他在巴黎、伦敦、纽约各大公立图书馆中遍找文献，就是找不到他要的关于“把蒋介石这一柠檬挤干了扔掉”这一著名发言。在原来发表的报刊上，这一发言都被人撕毁灭迹了。改写和忘却历史的网竟编织得这么无孔不入，只有极权主义才能做到。难怪奥威尔对写过《中午的黑暗》的阿瑟•库斯特勒说：“历史在一九三六年停步了。”库斯特勒颇有同感，连连点头称是。
奥威尔反极权主义斗争是他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的必然结果。他相信，只有击败极权主义，社会主义才有可能胜利，因此揭露极权主义的危害，向世人敲起警钟，让大家都看到它的危害性——对伦理的破坏，对思想的控制，对自由的剥夺，对人性的扼杀，对历史的捏造和篡改……——是何等的重要。如果听任它横行，在不久的将来，人类社会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奥威尔是一九四八年写完这部政治恐怖寓言小说的，为了表示这种可怕前景的迫在眉睫，他把“四八”颠倒了一下成了“八四”，便有了《一九八四》这一书名。时过境迁，也许这个年份幸而没有言中，但是书中所揭示的极权主义种种恐怖在世界上好几个地方在一九八四年以前就在肆虐了，今天在世界范围内也不能说已经绝迹。二十世纪是个政治恐怖的世纪。二十世纪快要结束了，但政治恐怖仍然阴魂不散，因此《一九八四》在今天仍有价值。是否可以说，对我们来说，只有彻底否定了诸如“文化大革命”这类恐怖的极权主义，才给我们这些多年为社会主义奋斗的人，带来了真正值得向往的社会主义！董乐山一九九七年七月酷暑 一
四月间，天气寒冷晴朗，钟敲了十三下。温斯顿•史密斯为了要躲寒风，紧缩着脖子，很快地溜进了胜利大厦的玻璃门，不过动作不够迅速，没有能够防止一阵沙土跟着他刮进了门。
门厅里有一股熬白菜和旧地席的气味。门厅的一头，有一张彩色的招贴画钉在墙上，在室内悬挂略为嫌大了一些。画的是一张很大的面孔，有一米多宽：这是一个大约四十五岁的男人的脸，留着浓密的黑胡子，面部线条粗犷英俊。温斯顿朝楼梯走去。用不着试电梯。即使最顺利的时候，电梯也是很少开的，现在又是白天停电。这是为了筹备举行仇恨周而实行节约。温斯顿的住所在七层楼上，他三十九岁，右脚脖子上患静脉曲张，因此爬得很慢，一路上休息了好几次。每上一层楼，正对着电梯门的墙上就有那幅画着很大脸庞的招贴画凝视着。这是属于这样的一类画，你不论走到哪里，画中的眼光总是跟着你。下面的文字说明是：老大哥在看着你。
在他住所里面，有个圆润的嗓子在念一系列与生铁产量有关的数字。声音来自一块像毛玻璃一样的椭圆形金属板，这构成右边墙壁的一部分墙面。温斯顿按了一个开关，声音就轻了一些，不过说的话仍听得清楚。这个装置(叫做电幕)可以放低声音，可是没有办法完全关上。他走到窗边。他的身材瘦小纤弱，蓝色的工作服——那是党内的制服——更加突出了他身子的单薄。他的头发很淡，脸色天生红润，他的皮肤由于用粗肥皂和钝刀片，再加上刚刚过去的寒冬，显得有点粗糙。
外面，即使通过关上的玻璃窗，看上去也是寒冷的。在下面街心里，阵阵的小卷风把尘土和碎纸吹卷起来，虽然阳光灿烂，天空蔚蓝，可是除了到处贴着的招贴画以外，似乎什么东西都没有颜色。那张留着黑胡子的脸从每一个关键地方向下凝视。在对面那所房子的正面就有一幅，文字说明是：老大哥在看着你。那双黑色的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温斯顿的眼睛。在下面街上有另外一张招贴画，一角给撕破了，在风中不时地吹拍着，一会儿盖上，一会儿又露出唯一的一个词儿“英社”。在远处，一架直升机在屋顶上面掠过，像一只绿头苍蝇似的徘徊了一会儿，又绕个弯儿飞走。这是警察巡逻队，在伺察人们的窗户。不过巡逻队并不可怕，只有思想警察才可怕。
在温斯顿的身后，电幕上的声音仍在喋喋不休地报告生铁产量和第九个三年计划的超额完成情况。电幕能够同时接收和放送。温斯顿发出的任何声音，只要比极低声的细语大一点，它就可以接收到；此外，只要他留在那块金属板的视野之内，除了能听到他的声音之外，也能看到他的行动。当然，没有办法知道，在某一特定的时间里，你的一言一行是否都有人在监视着。思想警察究竟多么经常，或者根据什么安排在接收某个人的线路，那你就只能猜测了。甚至可以想象，他们对每个人都是从头到尾一直在监视着的。反正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他们高兴，他们都可以接上你的线路。你只能在这样的假定下生活——从已经成为本能的习惯出发，你早已这样生活了：你发出的每一个声音，都是有人听到的，你做出的每一个动作，除非在黑暗中，都是有人仔细观察的。
温斯顿继续背对着电幕。这样比较安全些；不过他也很明白，甚至背部有时也能暴露问题的。一公里以外，他工作的单位真理部高耸在阴沉的市景之上，楼房高大，一片白色。这，他带着有些模糊的厌恶情绪想——这就是伦敦，一号空降场的主要城市，一号空降场是大洋国人口位居第三的省份。他竭力想挤出一些童年时代的记忆来，能够告诉他伦敦是不是一直都是这样的。是不是一直有这些景象：破败的十九世纪的房子，墙头用木材撑着，窗户钉上了硬纸板，屋顶上盖着波纹铁皮，倒塌的花园围墙东倒西歪；还有那尘土飞扬、破砖残瓦上野草丛生的空袭地点；还有那炸弹清出了一大块空地，上面忽然出现了许多像鸡笼似的肮脏木房子的地方。可是没有用，他记不起来了；除了一系列没有背景、模糊难辨的、灯光灿烂的画面以外，他的童年已不留下什么记忆了。
真理部——用新话来说叫真部——同视野里的任何其他东西都有令人吃惊的不同。这是一个庞大的金字塔式的建筑，白色的水泥晶晶发亮，一层接着一层上升，一直升到高空三百米。从温斯顿站着的地方，正好可以看到党的三句口号，这是用很漂亮的字体写在白色的墙面上的：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据说，真理部在地面上有三千间屋子，和地面下的结构相等。在伦敦别的地方，还有三所其他的建筑，外表和大小与此相同。它们使周围的建筑仿佛小巫见了大巫，因此你从胜利大厦的屋顶上可以同时看到这四所建筑。它们是整个政府机构四部的所在地：真理部负责新闻、娱乐、教育、艺术；和平部负责战争；友爱部维持法律和秩序；富裕部负责经济事务。用新话来说，它们分别称为真部、和部、爱部、富部。
真正教人害怕的部是友爱部。它连一扇窗户也没有。温斯顿从来没有到友爱部去过，也从来没有走近距它半公里之内的地带。这个地方，除非因公，是无法进入的，而且进去也要通过重重铁丝网、铁门、隐蔽的机枪阵地。甚至在环绕它的屏障之外的大街上，也有穿着黑色制服、携带连枷棍的凶神恶煞般的警卫在巡逻。
温斯顿突然转过身来。这时他已经使自己的脸部现出一种安详乐观的表情，在面对电幕的时候，最好是用这种表情。他走过房间，到了小厨房里。在一天的这个时间里离开真理部，他牺牲了在食堂的中饭，他知道厨房里没有别的吃的，只有一块深色的面包，那是得省下来当明天的早饭的。他从架子上拿下一瓶无色的液体，上面贴着一张简单白色的标签：胜利杜松子酒。它有一种令人难受的油味儿，像中国的黄酒一样。温斯顿倒了快一茶匙，硬着头皮，像吃药似的咕噜一口喝了下去。
他的脸马上绯红起来，眼角里流出了泪水。这玩艺儿像硝酸，而且，喝下去的时候，你有一种感觉，好像后脑勺上挨了一下橡皮棍似的。不过接着他肚子里火烧的感觉减退了，世界看起来开始比较轻松愉快了。他从一匣挤瘪了的胜利牌香烟盒中拿出一支烟来，不小心地竖举着，烟丝马上掉到了地上。他拿出了第二支，这次比较成功。他回到了起居室，坐在电幕左边的一张小桌子前。他从桌子抽屉里拿出一支笔杆、一瓶墨水、一本厚厚的四开本空白簿子，红色的书脊，大理石花纹的封面。
不知什么缘故，起居室里的电幕安的位置与众不同。按正常的办法，它应该安在一头的端墙上，可以看到整个房间，可是如今却安在侧墙上，正对着窗户。在电幕的一边，有一个浅浅的壁龛，温斯顿现在就坐在这里，在修建这所房子的时候，这个壁龛大概是打算放书架的。温斯顿坐在壁龛里，尽量躲得远远的，可以处在电幕的控制范围之外，不过这仅仅就视野而言。当然，他的声音还是可以听到的，但只要他留在目前的位置，电幕就看不到他。一半是由于这间屋子的与众不同的布局，使他想到要做他目前要做的事。
但这件事也是他刚刚从抽屉中拿出来的那个本子使他想到要做的。这是一本特别精美的本子。光滑洁白的纸张因年代久远而有些发黄，这种纸张至少过去四十年来已久未生产了。不过他可以猜想，这部本子的年代还要久远得多。他是在本市一个破破烂烂的居民区的一家发霉的小旧货铺中看到它躺在橱窗中的，到底是哪个区，他已经记不得了。他当时一眼就看中，一心想要得到它。照理党员是不许到普通店铺里去的(去了就是“在自由市场上做买卖”)，不过这条规矩并不严格执行，因为有许多东西，例如鞋带、刀片，用任何别的办法是无法弄到的，他回头很快地看了一眼街道两头，就溜进了小铺子，花二元五角钱把本子买了下来。当时他并没有想到买来干什么用。他把它放在皮包里，不安地回了家。即使里面没有写什么东西，有这样一个本子也是容易引起怀疑的。
他要做的事情是开始写日记。写日记并不是不合法的(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合法的，因为早已不再有什么法律了)，但是如被发现，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肯定，会受到死刑的惩处，或者至少在强迫劳动营里干苦役二十五年。温斯顿把笔尖插在笔杆上，用嘴舔了一下，把上面的油去掉。这种沾水笔已成了老古董，甚至签名时也不用了，他偷偷地花了不少力气才买到一支，只是因为他觉得这个精美乳白的本子只配用真正的笔尖书写，不能用墨水铅笔涂画。实际上他已不习惯手书了。除了极简短的字条以外，一般都用听写器口授一切，他目前要做的事，当然是不能用听写器的。他把笔尖沾了墨水，又停了一下，不过只有一刹那。他的肠子里感到一阵震颤。在纸上写标题是个决定性的行动。他用纤小笨拙的字体写道：
一九八四年四月四日
他身子往后一靠。一阵束手无策的感觉袭击了他。首先是，他一点也没有把握，今年是不是一九八四年。大致是这个日期，因为他相当有把握地知道，自己的年龄是三十九岁，而且他相信他是在一九四四年或一九四五年生的。但是，要把任何日期确定下来，误差不出一两年，在当今的时世里，是永远办不到的。
他突然想到，他是在为谁写日记呀？为将来，为后代。他的思想在本子上的那个可疑日期上犹豫了一会儿，突然想起了新话中的一个词儿“双重思想”。他头一次领悟到了他要做的事情的艰巨性。你怎么能够同未来联系呢？从其性质来说，这样做就是不可能的。只有两种情况，要是未来同现在一样，在这样的情况下未来就不会听他的，要是未来同现在不一样，他的处境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他呆呆地坐在那里，看着本子。电幕上现在播放刺耳的军乐了。奇怪的是，他似乎不仅丧失了表达自己的能力，而且甚至忘掉了他原来要想说什么话了。过去几个星期以来，他一直在准备应付这一时刻，他从来没有想到过，除了勇气以外还需要什么。实际写作会是很容易的。他要做的只是把多年来头脑里一直在想的、无休止的、无穷尽的独白付诸笔墨就行了。但是在目前，甚至独白也枯竭了。此外，他的静脉曲张也开始痒了起来，使人难熬。他不敢抓它，因为一抓就要发炎。时间滴答地过去。他只感到面前一页空白的纸张，脚脖子上的皮肤发痒，音乐的聒噪，杜松子酒引起的一阵醉意。
突然他开始慌里慌张地写了起来，只是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他写的是些什么。他的纤小而有些孩子气的笔迹在本子上弯弯曲曲地描画着，写着写着，先是省略了大写字母，最后连句号也省略了：
一九八四年四月四日。昨晚去看电影。全是战争片。一部很好，是关于一艘装满难民的船，在地中海某处遭到空袭。观众看到一个大胖子要想游开去逃脱追他的直升机的镜头感到很好玩。你起初看到他像一头海豚一样在水里浮沉，后来通过直升机的瞄准器看到他，最后他全身是枪眼，四周的海水都染红了，他突然下沉，好像枪眼里吸进了海水一样。下沉的时候观众笑着叫好。接着你看到一艘装满儿童的救生艇，上空有一架直升机在盘旋。有个中年妇女坐在船首，大概是个犹太女人，怀中抱着一个大约三岁的小男孩。小男孩吓得哇哇大哭，把脑袋躲在她的怀里，好像要钻进她的胸口中去似的，那个妇女用胳膊搂着他，安慰着他，尽管她自己的脸色也吓得发青。她一直用自己的胳膊尽可能地掩护着他，仿佛她以为自己的胳膊能够抵御子弹不伤他的身体似的。接着直升机在他们中间投了一颗二十公斤的炸弹，引起可怕的爆炸，救生艇四分五裂，成为碎片。接着出现一个很精彩的镜头一个孩子的胳膊举了起来越举越高越举越高一直到了天空中一定有架机头装着摄影机的直升机跟着他的胳膊，在党员座中间发出了很多的掌声但是在无产座部分有个妇女突然吵了起来大声说他们不应该在孩子们面前放映这部电影他们在孩子们面前放映这部电影是不对的最后警察把她赶了出去我想她不至于会遇到什么不愉快的结果无产者说些什么没有人会放在心上典型的无产者反应他们决不会——
温斯顿停下了笔，一半是因为他感到手指痉挛。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使他一泻千里地写出这些胡说八道的话来。但奇怪的事情是，他在写的时候，有一种完全不同的记忆在他的思想中明确起来，使他觉得自己有能力把它写下来。他现在认识到，这是因为有另一件事情才使他突然决定今天要回家开始写日记。
如果说，这样一件模模糊糊的事也可以说是发生的话，这件事今天早上发生在部里。
快到十一点的时候，在温斯顿工作的纪录司，他们把椅子从小办公室拖出来，放在大厅的中央，放在大电幕的前面，准备举行两分钟仇恨。温斯顿刚刚在中间一排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来，有两个他只认识脸孔、却从来没有讲过话的人意外地走了进来。其中有一个是他常常在走廊中遇到的一个姑娘。他不知道她的名字，但是他知道她在小说司工作。由于他有时看到她双手沾油，拿着扳钳，她大概是做机械工的，拾掇那些小说写作机器。她是个年约二十七岁、表情大胆的姑娘，浓浓的黑发，长满雀斑的脸，动作迅速敏捷，像个运动员。她的工作服的腰上重重地围了一条猩红色的狭缎带，这是青年反性同盟的标志，围得不松不紧，正好露出她的腰部的苗条。温斯顿头一眼看到她就不喜欢她。他知道为什么原因。这是因为她竭力在自己身上带上一种曲棍球场、冷水浴、集体远足，总的来说是思想纯洁的味道。几乎所有的女人他都不喜欢，特别是年轻漂亮的。总是女人，尤其是年轻的女人，是党的最盲目的拥护者，生吞活剥口号的人，义务的密探，非正统思想的检查员。但是这个女人使他感到比别的更加危险。有一次他们在走廊里遇到时，她很快地斜视了他一眼，似乎看透了他的心，刹那间他充满了黑色的恐惧。他甚至想到这样的念头：她可能是思想警察的特务。不错，这是很不可能的。但是只要她在近处，他仍有一种特别的不安之感，这种感觉中掺杂着敌意，也掺杂着恐惧。
另外一个人是个叫奥勃良的男人，他是核心党员，担任的职务很重要，高高在上，因此温斯顿对他职务的性质只有一种很模糊的概念。椅子周围的人一看到核心党员的黑色工作服走近时，都不由得肃静下来。奥勃良是个体格魁梧的人，脖子短粗，有着一张粗犷残忍、兴高采烈的脸。尽管他的外表令人望而生畏，他的态度却有一定迷人之处。他有一个小动作奇怪地使人感到可亲，那就是端正一下鼻梁上的眼镜；也很难说清楚，这奇怪地使人感到很文明。如果有人仍旧有那样想法的话，这个姿态可能使人想到一个十八世纪的绅士端出鼻烟匣来待客。温斯顿大概在十多年来看到过奥勃良十多次。他感到对他特别有兴趣，这并不完全是因为他对奥勃良彬彬有礼的态度和拳击师的体格的截然对比感到有兴趣，更多的是因为他心中暗自认为——也许甚至还不是认为，而仅仅是希望——奥勃良的政治信仰不完全是正统的。他脸上的某种表情使人无法抗拒地得出这一结论。而且，表现在他脸上的，甚至不是不正统，而干脆就是智慧。不过无论如何，他的外表使人感到，如果你能躲过电幕而单独与他在一起的话，他是个可以谈谈的人。温斯顿从来没有做过哪怕是最轻微的努力来证实这种猜想；说真的，根本没有这样做的可能。现在，奥勃良瞥了一眼手表，看到已经快到十一点了，显然决定留在纪录司，等两分钟仇恨结束。他在温斯顿那一排坐了下来，相隔两把椅子。中间坐的是一个淡茶色头发的小女人，她在温斯顿隔壁的小办公室工作。那个黑头发的姑娘坐在他们背后一排。
接着，屋子那头的大电幕上突然发出了一阵刺耳的摩擦声，仿佛是台大机器没有油了一样。这种噪声使你牙关咬紧、毛发直竖。仇恨开始了。
像平常一样，屏幕上闪现了人民公敌爱麦虞埃尔•果尔德施坦因的脸。观众中间到处响起了嘘声。那个淡茶色头发的小女人发出了混杂着恐惧和厌恶的叫声。果尔德施坦因是个叛徒、变节分子，他一度(那是很久以前了，到底多久，没有人记得清楚)是党的领导人物之一，几乎与老大哥本人平起平坐，后来从事反革命活动，被判死刑，却神秘地逃走了，不知下落。两分钟仇恨节目每天不同，但无不以果尔德施坦因为其重要人物。他是头号叛徒，最早污损党的纯洁性的人。后来的一切反党罪行、一切叛国行为、破坏颠覆、异端邪说、离经叛道都是直接起源于他的教唆。反正不知在什么地方，他还活着，策划着阴谋诡计；也许是在海外某个地方，得到外国后台老板的庇护；也许甚至在大洋国国内某个隐蔽的地方藏匿着——有时就有这样的谣传。
温斯顿的横膈膜一阵紧缩。他看到果尔德施坦因的脸时不由得感到说不出的滋味，各种感情都有，使他感到痛苦。这是一张瘦削的犹太人的脸，一头蓬松的白发，小小的一撮山羊胡须——一张聪明人的脸庞，但是有些天生的可鄙，长长的尖尖的鼻子有一种衰老性的痴呆，鼻尖上架着一副眼镜。这张脸像一头绵羊的脸，它的声音也有一种绵羊的味道。果尔德施坦因在对党进行他一贯的恶毒攻击，这种攻击夸张其事，不讲道理，即使一个儿童也能一眼看穿，但是听起来却又似乎有些道理，使你觉得要提高警惕，别人要是没有你那么清醒的头脑，可能上当受骗。他在谩骂老大哥，攻击党的专政，要求立即同欧亚国媾和，主张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思想自由，歇斯底里地叫嚷说革命被出卖了——所有这一切的话都是用大字眼飞快地说的，可以说是对党的演说家一贯讲话作风的一种模仿，甚至还有一些新话的词汇；说真的，比任何党员在实际生活中一般使用的新话词汇还要多。在他说话的当儿，唯恐有人会对果尔德施坦因的花言巧语所涉及的现实有所怀疑，电幕上他的脑袋后面有无穷无尽的欧亚国军队列队经过——一队又一队的结实的士兵蜂拥而过电幕的表面，他们的亚细亚式的脸上没有表情，跟上来的是完全一样的一队士兵。这些士兵们的军靴有节奏的踩踏声衬托着果尔德施坦因的嘶叫声。
仇恨刚进行了三十秒钟，屋子里一半的人中就爆发出控制不住的愤怒的叫喊。电幕上扬扬自得的羊脸，羊脸后面欧亚国可怕的威力，这一切都使人无法忍受；此外，就凭果尔德施坦因的脸，或者哪怕只想到他这个人，就自动地产生恐惧和愤怒。不论同欧亚国还是东亚国相比，他更经常的是仇恨的对象，因为大洋国如果同这两国中的一国打仗，同另外一国一般总是保持和平的。但是奇怪的是，虽然人人仇恨和蔑视果尔德施坦因，虽然每天，甚至一天有上千次，他的理论在讲台上、电幕上、报纸上、书本上遭到驳斥、抨击、嘲笑，让大家都看到这些理论是多么可怜的胡说八道，尽管这样，他的影响似乎从来没有减弱过。总是有傻瓜上当受骗。思想警察没有一天不揭露出有间谍和破坏分子奉他的指示进行活动。他成了一支庞大的隐蔽的军队的司令，这是一帮阴谋家组成的地下活动网，一心要推翻国家政权。它的名字据说叫兄弟团，谣传还有一本可怕的书，集异端邪说之大成，到处秘密散发，作者就是果尔德施坦因。这本书没有书名。大家提到它时只说那本书。不过这种事情都是从谣传中听到的。任何一个普通党员，只要办得到，都是尽量不提兄弟团或那本书的。
仇恨到了第二分钟达到了狂热的程度。大家都跳了起来，大声高喊，要想压倒电幕上传出来的令人难以忍受的羊叫一般的声音。那个淡茶色头发的小女人脸孔通红，嘴巴一张一闭，好像离了水的鱼一样。甚至奥勃良的粗犷的脸也涨红了。他直挺挺地坐在椅上，宽阔的胸膛胀了起来，不断地战栗着，好像受到电流的袭击。温斯顿背后的黑头发姑娘开始大叫“猪猡！猪猡！猪猡！”她突然拣起一本厚厚的新话词典向电幕扔去。它击中了果尔德施坦因的鼻子，又弹了开去，他说话的声音仍旧不为所动地继续着。温斯顿的头脑曾经有过片刻的清醒，他发现自己也同大家一起在喊叫，用鞋后跟使劲地踢着椅子腿。两分钟仇恨所以可怕，不是你必须参加表演，而是要避不参加是不可能的。不出三十秒钟，一切矜持都没有必要了。一种夹杂着恐惧和报复情绪的快意，一种要杀人、虐待、用大铁锤痛打别人脸孔的欲望，似乎像一股电流一般穿过了这一群人，甚至使你违反本意地变成一个恶声叫喊的疯子。然而，你所感到的那种狂热情绪是一种抽象的、无目的的感情，好像喷灯的火焰一般，可以从一个对象转到另一个对象。因此，有一阵子，温斯顿的仇恨并不是针对果尔德施坦因的，而是反过来转向了老大哥、党、思想警察；在这样的时候，他打从心眼里同情电幕上那个孤独的、受到嘲弄的异端分子，谎话世界中真理和理智的唯一卫护者。可是一会儿他又同周围的人站在一起，觉得攻击果尔德施坦因的一切的话都是正确的。在这样的时刻，他心中对老大哥的憎恨变成了崇拜，老大哥的形象越来越高大，似乎是一个所向无敌、毫无畏惧的保护者，像块巨石一般耸立于从亚洲蜂拥而来的乌合之众之前，而果尔德施坦因尽管孤立无援，尽管对于是否有他这个人的存在也有怀疑，却似乎是一个阴险狡诈的妖物，光凭他的谈话声音也能够把文明的结构破坏无遗。
有时候，你甚至可以自觉转变自己仇恨的对象。温斯顿突然把仇恨从电幕上的脸孔转到了坐在他背后那个黑发女郎的身上，其变化之迅速就像做噩梦醒来时猛地坐起来一样。一些栩栩如生的、美丽动人的幻觉在他的心中闪过。他想象自己用橡皮棍把她揍死，又把她赤身裸体地绑在一根木桩上，像圣塞巴斯蒂安一样乱箭穿身。在最后高潮中，他污辱了她，割断了她的喉管。而且，他比以前更加明白他为什么恨她。他恨她是因为她年轻漂亮，却没有性感，是因为他要同她睡觉但永远不会达到目的，是因为她窈窕的纤腰似乎在招引你伸出胳膊去搂住她，但是却围着那条令人厌恶的猩红色绸带，那是咄咄逼人的贞节的象征。
仇恨达到了最高潮。果尔德施坦因的声音真的变成了羊叫，而且有一度他的脸也变成了羊脸。接着那头羊脸又化为一个欧亚国的军人，高大吓人，似乎在大踏步前进，他的轻机枪嘶叫，似乎有夺幕而出之势，吓得第一排上真的有些人从坐着的椅子中来不及站起来。但是就在这一刹那间，电幕上这个敌人已化为老大哥的脸，黑头发，黑胡子，充满力量，镇定沉着，脸庞这么大，几乎占满了整个电幕，他的出现使大家放心地深深松了一口气。没有人听见老大哥在说什么。他说的只是几句鼓励的话，那种话一般都是在战斗的喧闹声中说的，无法逐字逐句听清楚，但是说了却能恢复信心。接着老大哥的脸又隐去了，电幕上出现了用黑体大写字母写的党的三句口号：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但是老大哥的脸似乎还留在电幕上有好几秒钟，好像它在大家的视网膜上留下的印象太深了，不能马上消失似的。那个淡茶色头发的小女人扑在她前面一排的椅子背上。她哆哆嗦嗦地轻轻喊一声好像“我的救星！”那样的话，向电幕伸出双臂。接着又双手捧面。很明显，她是在做祷告。
这时，全部在场的人缓慢地、有节奏地、深沉地再三高叫“B—[1]B！……B—B！……B—B！”他们叫得很慢，在第一个B和第二个B之间停顿很久。这种深沉的声音令人奇怪地有一种野蛮的味道，你仿佛听到了赤脚的踩踏和铜鼓的敲打。他们这样大约喊了三十秒钟。这种有节奏的叫喊在感情冲动压倒一切的时候是常常会听到的。这一部分是对老大哥的英明伟大的赞美，但更多的是一种自我催眠，有意识地用有节奏的闹声来麻痹自己的意识。温斯顿心里感到一阵凉。在两分钟的仇恨中，他无法不同大家一起梦呓乱语，但是这种野兽般的“B—B！……B—B！”的叫喊总使他充满了恐惧。当然，他也和大家一起高喊：不那么做是办不到的。掩饰你真实的感情，控制你脸部的表情，大家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这是一种本能的反应。但是有那么一两秒钟的时间里，他的眼睛里的神色很可能暴露了他自己。正好是在这一刹那，那件有意义的事情发生了——如果说那件事情真的发生了的话。
原来在瞬息间他同奥勃良忽然目光相遇。奥勃良这时已经站了起来。他摘下了眼镜，正要用他一贯的姿态把眼镜放到鼻梁上去。就在这一刹那之间，他们两人的眼光相遇了，在这相遇时刻，温斯顿知道——是啊，他知道！——奥勃良心里想的同他自己一样。他们两人之间交换了一个无可置疑的信息。好像他们两人的心打了开来，各人的思想通过目光而流到了对方的心里。“我同你一致，”奥勃良似乎这样对他说。“我完全知道你的想法。你的蔑视、仇恨、厌恶，我全都知道，不过别害怕，我站在你的一边！”但是领悟的神情一闪即逝，奥勃良的脸又像别人的脸一样莫测高深了。
情况就是这样，他已经在开始怀疑，是不是真的发生过这样的情况，这种事情是从来不会有后继的，唯一结果不过是在他的心中保持这样的信念，或者说希望：除了他自己以外也有别人是党的敌人。也许，说什么普遍存在着地下阴谋的谣言是确实的也说不定，也许真的有兄弟团的存在！尽管有不断的逮捕、招供和处决，仍不可能有把握地说，兄弟团不只是个谣言。他有时相信，有时不相信。没有任何证据，只是一些过眼即逝的现象，可能有意义也可能没有意义：一鳞半爪偶然听来的谈话，厕所墙上的隐隐约约的涂抹——甚至有一次两个素不相识的人相遇时手中一个小动作使人觉得好像他们是在打暗号。这都是瞎猜：很可能这一切都是他瞎想出来的。他对奥勃良不再看一眼就回到他的小办公室去了。他一点也没有想到要追踪他们刚才这短暂的接触。即使他知道应该怎么办，这样做的危险也是无法想象的。他们不过是在一秒钟、两秒钟里交换了明白的眼光，事情就到此为止了。但是即使这样，在这样自我隔绝的孤独的生活环境中，这也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
温斯顿挺直腰板，坐了起来。他打了一个嗝。杜松子酒的劲头从他肚子里升了起来。
他的眼光又回到本子上。他发现在无可奈何地坐着胡思乱想的时候，他也一直在写东西，好像是自发的动作一样。而且笔迹也不是原来的那样歪歪斜斜的笨拙笔迹了。他的笔在光滑的纸面上龙飞凤舞，用整齐的大写字母写着——
打倒老大哥
打倒老大哥
打倒老大哥
打倒老大哥
打倒老大哥
一遍又一遍地写满了半页纸。
他禁不住感到一阵恐慌。其实并无必要，因为写这些具体的字并不比开始写日记这一行为更加危险；但是有一阵子他真想把这些涂抹了的纸页撕下来，就此作罢。
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知道这没有用。不论他是写了打倒老大哥，还是他没有写，并没有什么不同。不论他是继续写日记，还是他没有继续写，也没有什么不同。思想警察还是会逮到他的。他已经犯了——即使他没有用笔写在纸上，也还是犯了的——包含一切其他罪行的根本大罪。这叫做思想罪。思想罪可不是能长期隐匿的。你可能暂时能躲避一阵，甚至躲避几年，但他们迟早一定会逮到你。
总是在夜里——逮捕总是在夜里进行的。突然在睡梦中惊醒，一只粗手捏着你的肩膀，灯光直射你的眼睛，床边围着一圈凶狠的脸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举行审讯，不报道逮捕消息，人就是这么销声匿迹了，而且总是在夜里。你的名字从登记册上除掉了，你做过的一切事情的记录都除掉了，你的一度存在也给否定了，接着被遗忘了。你被取消，消灭了：通常用的字眼是化为乌有。
他忽然像神经病发作一样，开始匆忙地乱涂乱画起来：
他们会枪毙我我不在乎他们会在我后脑勺打一枪我不在乎打倒老大哥他们总是在后脑勺给你一枪我不在乎打倒老大哥——
他在椅子上往后一靠，有点为自己感到难为情，放下了笔。接着他又胡乱地写起来。这时外面传来一下敲门声。
已经来了！他像只耗子似的坐着不动，满心希望不论是谁敲门，敲了一下就会走开。但是没有，门又敲了一下。迟迟不去开门是最糟糕的事情。他的心怦怦的几乎要跳出来，但是他的脸大概是出于长期的习惯却毫无表情。他站了起来，脚步沉重地向门走去。 二
温斯顿的手刚摸到门把就看到他的日记放在桌上没有合上。上面尽是写着打倒老大哥，字体之大，从房间另一头还看得很清楚。想不到怎么会这样蠢。但是，即使在慌里慌张之中他也意识到，他不愿在墨迹未干之前就合上本子弄污乳白的纸张。
他咬紧了牙关，打开了门。顿时全身感到一股暖流，心中一块大石头落了地。站在门外的是一个面容苍白憔悴的女人，头发稀疏，满脸皱纹。“哦，同志，”她开始用一种疲倦的、带点呻吟的嗓音说，“我想我听到了你进门的声音。你能不能过来帮我看一看我家厨房里的水池子？它好像堵了——”
她是派逊斯太太，同一层楼一个邻居的妻子。(“太太”这个称呼，党内是有点不赞成用的，随便谁，你都得叫“同志”，但是对于有些妇女，你会不自觉地叫她们“太太”的。)她年约三十，但外表却要老得多。你有这样的印象，好像她脸上的皱纹里嵌积着尘埃。温斯顿跟着她向过道另一头走去。这种业余修理工作几乎每天都有，使人讨厌。胜利大厦是所老房子，大约在一九三〇年左右修建的，现在快要倒塌了。天花板上和墙上的灰泥不断地掉下来，每次霜冻，水管总是冻裂，一下雪屋顶就漏，暖气如果不是由于节约而完全关闭，一般也只烧得半死不活。修理工作除非你自己能动手，否则必须得到某个高高在上的委员会的同意，而这种委员会很可能拖上一两年不来理你，哪怕是要修一扇玻璃窗。“正好托姆不在家，”派逊斯太太含含糊糊说。
派逊斯家比温斯顿的大一些，另有一种阴暗的气氛。什么东西都有一种挤瘪打烂的样子，好像这地方刚才来过了一头乱跳乱蹦的巨兽一样。地板上到处尽是体育用品——曲棍球棍、拳击手套、破足球、一条有汗迹的短裤向外翻着，桌子上是一堆脏碗碟和折了角的练习本。墙上是青年团和少年侦察队的红旗和一幅巨大的老大哥画像。房间里同整所房子一样，有一股必不可少的熬白菜味儿，但又夹着一股更刺鼻的汗臭味儿，你一闻就知道是这里目前不在的一个人的汗臭，虽然你说不出为什么一闻就知道。在另一间屋子里，有人用一只蜂窝和一张擦屁股纸当作喇叭在吹，配合着电幕上还在发出的军乐的调子。“那是孩子们，”派逊斯太太有点担心地向那扇房门看一眼。“他们今天没有出去。当然啰——”
她有一种话说半句又顿住的习惯。厨房里的水池几乎满得溢了出来，尽是发绿的脏水，比烂白菜味儿还难闻。温斯顿弯下身去检查水管拐弯的接头处。他不愿用手，也不愿弯下身去，因为那样总很容易引起他的咳嗽。派逊斯太太帮不上忙，只在一旁看着。“当然啰，要是托姆在家，他一下子就能修好的，”她说。“他喜欢干这种事。他的手十分灵巧，托姆就是这样。”
派逊斯是温斯顿在真理部的同事。他是个身体发胖、头脑愚蠢、但在各方面都很活跃的人，充满低能的热情——是属于那种完全不问一个为什么的忠诚的走卒，党依靠他们维持稳定，甚至超过依靠思想警察。他三十五岁，刚刚恋恋不舍地脱离了青年团，在升到青年团以前，他曾不管超龄多留在少年侦察队一年。他在部里担任一个低级职务，不需要什么智力，但在另一方面，他却是体育运动委员会和其他一切组织集体远足、自发示威、节约运动等一般志愿活动的委员会的一个领导成员。他会一边抽着烟斗，一边安详地得意地告诉你，过去四年来他每天晚上都出席邻里活动中心站的活动。他走到哪里，一股扑鼻的汗臭就跟到那里。甚至在他走了以后，这股汗臭还留在那里，这成了他生活紧张的无言证明。“你有钳子吗？”温斯顿说，摸着接头处的螺帽。“钳子，”派逊斯太太说，马上拿不定主意起来。“我不知道，也许孩子们——”
孩子们冲进起居室的时候，有一阵脚步声和用蜂窝吹出的喇叭声。派逊斯太太把钳子送来了。温斯顿放掉了脏水，厌恶地把堵住水管的一团头发取掉。他在自来水龙头下把手洗干净，回到另外一间屋子里。“举起手来！”一个凶恶的声音叫道。
有个面目英俊、外表凶狠的九岁男孩从桌子后面跳了出来，用一支玩具自动手枪对准他，旁边一个比他大约小两岁的妹妹也用一根木棍对着他，他们两人都穿着蓝短裤、灰衬衫，戴着红领巾，这是少年侦察队的制服。温斯顿把手举过脑袋，心神不安，因为那个男孩的表情凶狠，好像不完全是一场游戏。“你是叛徒！”那男孩叫嚷道。“你是思想犯！你是欧亚国的特务！我要枪毙你，我要灭绝你，我要送你去开盐矿！”
他们两人突然在他身边跳着，叫着：“叛徒！”“思想犯！”那个小女孩的每一个动作都跟着她哥哥学。有点令人害怕的是，他们好像两只小虎犊，很快就会长成吃人的猛兽。那个男孩目露凶光，显然有着要打倒和踢倒温斯顿的欲望，而且他也意识到自己的体格几乎已经长得够大，可以这么做了。温斯顿想，幸亏他手中的手枪不是真的。
派逊斯太太的眼光不安地从温斯顿转到了孩子们那里，又转了过来。起居室光线较好，他很高兴地发现她脸上的皱纹里真的有尘埃。“他们真胡闹，”她说。“他们不能去看绞刑很失望，所以才这么闹。我太忙，没空带他们去，托姆下班来不及。”“我们为什么不能去看绞刑？”那个男孩声若洪钟地问。“要看绞刑！要看绞刑！”那个小女孩叫道，一边仍在蹦跳着。
温斯顿记了起来，有几个犯了战争罪行的欧亚国俘虏这天晚上要在公园里处绞刑。这种事情一个月发生一次，是大家都爱看的。孩子们总是吵着要带他们去看。他向派逊斯太太告别，朝门口走去，但是他在外面过道上还没有走上六步，就有人用什么东西在他脖子后面痛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