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 司各特·索姆斯 （Scott So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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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分析哲学史卷一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世纪分析哲学史．1，分析的开端／（美）司各特·索姆斯（Scott Soames）著；仲海霞，张励耕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9.5
书名原文：Philosohical Analysi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Dawn of Analysis
ISBN 978-7-5080-9602-5
Ⅰ．①2… Ⅱ．①司… ②仲… ③张… Ⅲ．①分析哲学－哲学史－世界－20世纪 Ⅳ．①B089-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54237号
Philosophical Analysi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volume 1: the Dawn of Analysis / by Scott Soames / ISBN:0-691-115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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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分析哲学史（第一卷）
作 者 ［美］司各特·索姆斯
译 者 仲海霞 张励耕
责任编辑 罗 庆
责任印制 顾瑞清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装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年5月北京第1版 2019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开
印 张 29.5
字 数 411千字
定 价 128.00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网址：www.hxph.com.cn 电话：（010）64663331（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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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各特•索姆斯现为南加州大学哲学教授，著有《超越严格性》和《理解真理》，他是《句法论证和英语的结构》的作者之一，以及《命题与态度》的编者之一。内容简介：
这是分析哲学自1900年起的一部主要的、内容广泛的历史，由这条传统在当代的一位主要人物来讲述。第一卷的故事从1900年到二十世纪中叶。第二卷则把这段历史一直带到今天。
如司各特•索姆斯所说，分析哲学的故事是一项伟大又坎坷的进步，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家在解决传统的核心问题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尽管没有一种广泛的哲学立场长久地占据统治地位，但索姆斯表明，方法论上的两种发展，久而久之已经重塑了哲学的图景。它们是（1）分析哲学家在理解和区分逻辑真理、先天真理和必然真理等观念上所取得的来之不易的成功，（2）对如下想法的逐步接受，即哲学思辨必须基于可靠的前–哲学的思想。尽管索姆斯以积极的态度看待这段历史，但他也阐明，这条道路上布满了困难、失败的开端和失望。在处理前辈与同侪的著作时——从伯特兰•罗素、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到唐纳德•戴维森和索尔•克里普克——他设法在突出其成就的同时，也准确地指出其短处，特别是他们的视角被那些当时把握的并不完善、而现在已经变得清晰的事项所限制住的地方。
索姆斯自己也曾处在这条传统里某些最重要的争论的中心，并且自始至终能异常自如地就其中复杂的想法进行写作。他在清晰阐述方面的天赋，使得这段历史不仅对学者来说很重要，也适合于高年级的本科生。尽管哲学中的分析传统在英语世界里是哲学的核心，但它却缺乏综合性的历史。这将会成为将来所有论述所参照的基准。代译序
这部两卷本的《20世纪分析哲学史》，既充分展示了分析哲学从二十世纪初到七十年代的发展历史，也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当代分析哲学的优秀入门教科书之一。
这两卷本以二十世纪初至七十年代这个时期出现的重要分析哲学家及流派为脉络，系统地介绍并分析、评价了摩尔、罗素、维特根斯坦、逻辑实证主义、日常语言学派、蒯因、戴维森、克里普克等人物或学派的哲学思想，同时侧重于语言哲学及元伦理学方面的问题。这部著作在语言表述上非常清晰，对各种哲学观点及论证的阐释、分析非常详细，很适合分析哲学的初学者自学。对于这一时期重要的哲学家提出的经典论证，作者都尝试以更清晰、更详细的方式重构那些论证，使得它们易于被读者理解。同时，作者还吸收了后代学者的研究，详细讨论了对那些经典论证的各种质疑、补充、发展等等。这使得读者不仅能知道过去那些重要哲学家说了什么、有什么观点，而且对他们提出的论证，以及对他们的思想的方方面面，有深入的了解，尤其是了解他们的论证中已经被发现的种种缺陷，以及他们的观点及论证的各种潜在的后续发展。这些后续发展与当代分析哲学的一些研究课题相衔接，所以，这两卷本不仅仅是对分析哲学的早期历史的介绍，同时也可以作为当代分析哲学的很好的入门教材，通过认真阅读这两卷本，读者可以得到很好的分析哲学训练，还可以了解当代分析哲学的一些研究课题的来龙去脉。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分析哲学经历了爆发性的发展，学科分支、研究课题、研究人员及发表的研究文献都大规模增长。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的分析哲学基本可以概括为“语言分析的哲学”，它侧重于以语言分析为工具来探讨一些哲学问题，尤其是语言哲学及元伦理学方面的问题。但今天的分析哲学研究状况已经完全不同，语言哲学之外的大量学科分支在最近四十多年得到蓬勃发展，哲学研究方法也完全无法再用“语言分析”来概括。今天已经无法用一两本入门读物来全面地介绍当代分析哲学，当代分析哲学也已经远远不是所谓的“语言分析的哲学”。要较全面地了解当代分析哲学，读者应该阅读当代分析哲学中各学科分支的入门教科书，比如语言哲学、心灵哲学、知识论、形而上学、行动哲学、一般科学哲学、各分支科学哲学、元伦理学、规范伦理学、政治哲学等学科分支的入门教科书。分析哲学的发展状况已经与其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分支很相似，即已经出现高度专业化的倾向。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的分析哲学发展的研究，在今天一般被看作当代分析哲学的学科分支之一，即“分析哲学史”这一分支。当然，与其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分支相比，分析哲学还是有更强的历史性。因此，了解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的分析哲学的历史发展，对于学习当代分析哲学的多数学科分支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这部两卷本的《20世纪分析哲学史》正是论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的分析哲学发展史的最好读物。
这两卷本的作者Scott Soames是国际知名的语言哲学专家，现任教于美国南加州大学哲学系，此前曾长期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这两卷本出版以后影响很大，得到很多学者的推荐，笔者也曾在自己主持的一个研究生讨论班中专门研读此书。现在这两卷本的中译本问世，两位译者都是专门研究分析哲学的学者，分别于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McMaster University）和北京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译文清晰流畅，相信这个中译本的出版将给国内学习、研究分析哲学的学生、学者带来很大的便利。能够直接阅读英文文献当然是分析哲学研究者必须具备的能力之一，但是对许多初学者及学生来说，这样一个译本对于快速积累分析哲学的基础知识，快速进入研读前沿研究文献阶段的学习，应该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分析哲学传统中的哲学研究具有问题导向、重论证、语言表述高度清晰等特征，与之相对的其他一些哲学研究传统，则可能以阐述个别重要哲学家的思想为主，或以诗化的语言（而非严谨的论证）来表达哲学顿悟。问题导向意味着，一篇哲学研究论文或一本哲学专著一般是围绕一个具体的哲学问题展开讨论，而不是围绕某个著名哲学家；重论证则意味着，哲学写作主要在于提出新的论证，或提出支持或反驳某个论证的新理由，而不是在于阐释某个著名哲学家究竟说了什么，持有什么观点。问题导向与重视论证这个目标与策略很自然地要求哲学研究作品在语言表述上高度清晰。因为，表述不够清晰的论证让人无法提出新的理由去支持或反驳，因此表述得晦涩或缺乏系统论证的作品将难以发表，或即使发表了也难免被人忽视或忘却。在个别情形中，也会有一些很晦涩的或缺乏系统论证的作品被一些研究者认为包含了深刻的思想。但即使在这些情形中，研究者们一般也是侧重于受原作品的启发来重构清晰、严谨、系统的论证，以及针对这些重构出的论证来进一步提出新的支持或反驳的理由。至于原作品究竟是什么意思这一点，一般不被研究者们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除非你的目的就是做历史研究，而不是研究哲学问题。
分析哲学的这些特征意味着，学习分析哲学主要在于学习针对各种观点提出的各种论证，包括针对一些经典的论证进一步提出的支持或反驳的理由，也包括学习如何分析论证，如何去支持或反驳一个论证等等。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学习分析哲学不能仅仅是记住几个著名哲学家的观点，重点也不在于尽力去理解某些较晦涩的哲学经典作品究竟是什么意思。因此，对于初学者来说，最好的学习方式是从学习分析哲学各个分支的教科书开始，而不是从阅读过去重要哲学家的经典原作开始。教科书一般既概括、重构了过去重要哲学家的经典原作中提出的对哲学观点的论证，同时又总结综述了近几十年来哲学研究者们提出的新的观点和论证，或对经典论证的种种补充或质疑。阅读教科书对于初学者来说是高效的学习方式。一些表述得较清晰的经典原作可以作为教科书的补充读物来阅读。至于那些晦涩难懂且对其解释争议较大的经典原作，除专业哲学史研究者外，一般研究者则不一定需要去钻研。这种学习分析哲学的方法是目前国际上通行的学习方法，国际上大多数分析传统的哲学系都是以这种方式设置他们的本科及研究生哲学课程体系。这也使得分析哲学教育更接近于哲学以外的其他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分支的学科教育。这些科学分支都已经以教科书的方式总结了过去的研究成果，因此学生不必再从原始文献中去学习过去的成果，尤其不必靠钻研晦涩的经典原作来掌握一个学科分支。
分析哲学教科书一般都以哲学研究课题为中心组织内容。一本教科书一般会介绍一个分析哲学分支（如语言哲学、心灵哲学）中的几个研究课题，围绕每个课题展示几种观点及论证，既包括以前的著名哲学家提出的经典观点与论证，也包括最近几十年学者们新提出的观点与论证，以及对各种经典论证的补充或质疑。这部《20世纪分析(1)哲学史》的作者Scott Soames也写过一本语言哲学教科书，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在阅读本书的同时阅读那本教科书。这些教科书符合分析哲学研究的问题导向特征，能够使得学生迅速地熟悉一个分析哲学分支中一个世纪以来积累起来的主要观点和论证。国内近年来陆续翻译引进了一些这种分析哲学教科书，使得国内的分析哲学学生也能高效地学习并熟悉当代分析哲学的各种研究课题。
这部《20世纪分析哲学史》属于对早期分析哲学的历史的介绍，所以它不是以研究课题为中心组织内容，而是以人物或学派为中心。但是，这本分析哲学史并不同于国内读者可能比较熟悉的那些西方哲学史教科书。这本分析哲学史不仅仅是讲述历史上那些重要哲学家有什么观点，它用了更多的篇幅来清晰地重构那些重要哲学家提出的论证，并详细讨论对那些论证的种种质疑。在这方面，这部分析哲学史与其他分析哲学教科书是一样的。
不了解分析哲学的研究风格的读者可能会感到疑惑，为什么一本哲学史教科书要用大量的文字去质疑那些著名的哲学家，让人觉得那些著名哲学家的思想似乎一无是处。这正是笔者的一些学生读了这本书的一些章节后得到的印象。但这也正是分析哲学研究的常态。过去的著名哲学家的出色之处在于他们认识到了一些他们的前人及同时代人不曾认识到的东西，而不在于他们的思想无懈可击。后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自然应该比前人看得更清楚一些。分析哲学强调哲学知识的纠正、积累。哲学不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当然需要澄清的是，积累常常不在于某种哲学观点、立场被普遍认可接受，不再被质疑，而在于一个哲学论证中的缺陷被更清楚地发现，或者一些新的支持或反对一种哲学立场的理由被发现。这些发现就经常是被普遍认可接受，不再被放弃的。哲学探索的积累正在于这些发现——虽然由于哲学问题的复杂性，这些新的发现一般并不能够决定性地确立或驳倒一种哲学立场。学习分析哲学，包括学习分析哲学史，很大一部分就在于了解这些对经典论证中的缺陷的发现，以及了解支持或反对一种哲学立场的新理由、新论证。这本书正是突出地展示了二十世纪分析哲学史上那些著名的哲学家及哲学流派所提出的论证中所包含的缺陷，详细地介绍了对它们的各种质疑。这些正是学习分析哲学史的学生所应关注的重点。换句话说，学习分析哲学史，重点不在于记住那些著名的哲学家说了什么，而在于认识到他们所说的错误或不足之处是在哪里。这本分析哲学史将很有助于读者认识到这些。
这本书因此包含了大量作者自己提出的分析、判断。对这些分析、判断，读者自然也应该带着质疑的态度去研读。有一点值得在这里特别指出，那就是，这本书的作者Scott Soames受克里普克的语言哲学思想的影响非常大，对克里普克特别推崇（虽然他也并不完全接受克里普克的所有观点）。克里普克的影响常常在作者对一些早期分析哲学家的分析、评论中显现出来。如果读者对克里普克的语言哲学思想已经有所了解，这里建议你在阅读本书时可以常常回忆一下克里普克，因为作者时时隐含地将一些早期分析哲学家的思想与克里普克的观点做比较。这可能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作者的一些分析判断。另一方面，一些其他学者可能并不像Scott Soames那么推崇克里普克的语言哲学思想，他们对克里普克的观点可能持有更多的保留态度，因此他们对这本书的一些分析、判断可能也会持一定的保留态度。另外，需要澄清一下，作者并没有预设读者已经了解当代语言哲学及克里普克的语言哲学思想。即使你没有专门学习过当代语言哲学或克里普克，应该也可以很好地理解这本分析哲学史。
另外，这本书完全没有专门讨论分析哲学的鼻祖弗雷格。弗雷格当然属于十九世纪而不是二十世纪，但一本讲述分析哲学早期历史的书没有一章专门讲述弗雷格，而是严格地以世纪之交为界限，将弗雷格排除在外，这还是有点奇怪。要完整了解分析哲学的早期历史，读者可能需要另外补充阅读一些对弗雷格的介绍，好在已经有很多专门介绍弗雷格的论著。叶峰2018.2.28于北京朝阳区望京花园(1) S. Soames: Philosophy of Languag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此卷献给我的儿子格雷格致谢
这部两卷本的史书，产生自在普林斯顿大学所开的两门讲座课程，导向第一卷的课程持续了很多年，催生了第二卷的则是在1998、2000和2002年。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某个燥热夏季的傍晚，在穿行布鲁克林大桥的散步途中，我曾经的学生、现在的好友兼同事乔纳森·沃格尔（Jonathan Vogel）第一次向我提出了关于这两卷书设想的建议。这两卷书起源于上述课程，这既反映在所选取的主题上，也反映在这些讨论所处的水平上。尽管这部作品的起源导致了对一些哲学上重要的技术性材料的忽略——例如，得自弗雷格、塔尔斯基和克里普克的材料（我希望在以后的著作中把这些内容囊括进来）——但它还是造就了一部更易于被广泛接受的成品。这两卷中所有的材料，都已经被呈现给参与进阶课程的本科生和低年级研究生——我情愿认为，上述这种事实已经起到了如下作用：强调了广泛的、可理解的主题，而与此同时只在最小的限度上涉及无关紧要的细节。
我对阅读并评论了第一卷手稿的四位表示感谢——我在普林斯顿的同事马克·格林伯格（Mark Greenberg），我长期以来的好友兼哲学上的知己阿里·卡兹米（Ali Kazmi），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所约的审稿人约翰·霍桑（John Hawthorne），以及我的学生杰夫·斯皮克斯（Jeff Speaks）。这四位都仔细阅读了手稿，并向我提出了详尽而有益的校勘意见。除了同我讨论重要的哲学问题之外，杰夫还在帮助我完成手稿和给出重要的文体上的建议方面——比如每章开头处的概要——起了很大作用。最后，我想感谢自己在出版社的编辑伊恩·马尔考姆（Ian Malcolm），他是本书的责任编辑。最后的最后，对玛莎·邓克尔（Martha Dencker）来说，什么样的感谢都不算过分，因为在我写作这两卷书的全部时间里，她自始至终都给予我无私和不懈的支持，而且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如此的幸福。两卷书的导论
本书呈现了一种导引性的概览，这种概览涉及大致从1900年到1975年间哲学中的分析传统。除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特例之外，这个传统中的主要作品都由英国和美国的哲学家完成；即使那些并不是用英文写就的作品，通常也很快被译为英文，并主要在英语世界的哲学家中产生影响。幸运的是，这个时期所做的哲学，仍然可以以一种很亲近的方式被讲给我们听，而且无需太多的解释即可被理解。但是，这在时间上距离我们已经足够遥远，因而可以称为历史。回顾一下，我们现在处于这样的位置：将成功与失败相分离，分辨实质性的洞见，以及确定最终究竟什么会是迷途或死路。本书的目的即是进行上述工作。这不仅会涉及解释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分析哲学家的想法以及他们为什么这样想，还会涉及与他们进行争论，评价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并表明他们是如何不尽如人意的。如果哲学史可以帮助我们扩展前辈们来之不易的成就，那么我们必须准备好汲取他们的教训，正如学习他们的成就一样。
在我看来，这段时期内的分析传统所造就的两项最重要的成就是（i）认识到哲学思辨必须扎根于前哲学的思想，（ii）在理解如下这些基本的方法论概念并将它们彼此区分开的方面，取得了成功：逻辑后承、逻辑真理、必然真理和先天真理。就前一项成就而言，一条在该时代最好的分析哲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便是：人们认识到，无论一个哲学理论抽象地而言有多么吸引人，与产生自常识、科学和其他研究领域——该理论有涉及这些领域的推论——的大部分日常的、前哲学的信条相比，它都不会得到更多可靠的支持。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的哲学理论都面临上述这些信条的检验和约束，没有一种切实可行的理论可以大规模地推翻它们。当然，不只是分析哲学家们认识到了这一点；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他们也并不总是可以抗拒创立一种不受约束的、有时非常反直觉的理论的诱惑。不过，这种传统已经拥有了一种修正上述偏差并回归可靠基础的方法。就（ii）而言，与在区分逻辑后承、逻辑真理、必然真理和先天真理，以及理解其中每一项的独特特征方面所取得的成功相比，二十世纪没有任何一项哲学进步比之更重要、影响更深远且注定会更持久。导致了这种成功的斗争道路是漫长而崎岖的，其中有很多弯路。但是，当我们站在一种他们帮助我们达到的立场上来回顾二十世纪诸位伟大的前辈时，便会发现，上述斗争的最终结果，以一种现在才显得明显的方式改变了哲学的图景。
衡量这些成就重要性的一种方法是，它们在分析传统里、在哲学的各个领域内所产生的回响。与之相伴的，还有在更多专门的哲学领域内的重要进步——其中最显著的是逻辑哲学、语言哲学、心灵哲学、科学哲学和知识论。诚然，将哲学这个学科组织成上述这些相独立和专业化的领域，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分析传统的产物。在这种组织下，有专业化兴趣的哲学家和相关联领域内的理论家之间的互动开始增加。这种互动反过来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理智上的进步。最显著的进步之一，涉及如下一种成长和发展：符号逻辑成为一门很大程度上自主的学科，它在哲学上有重要的运用，对哲学也极为关切。另一项进步，涉及现代语言学和关于自然语言的科学研究的出现，语言哲学和逻辑哲学中的进步已经对这些研究做出重大贡献，并且还将继续做出贡献。
尽管分析哲学家与二十世纪重要的科学和数学进步联姻，但哲学中的分析传统却时常被该领域之外的人——尤其是传统的人文主义者和文人墨客们——误解。一项由来已久的误解是，将分析哲学当作一个高度一致的学派，或是接近哲学的方法，且有一套结构严密的原则来定义它。如同这两卷书的读者将会看到的那样，在自身历史的各个时期内，分析哲学包含着自身的体系和运动，这些体系和运动的确声称拥有关于一般的哲学、哲学方法论或分析性本质的最终真理；或者拥有关于此学科内的广阔领域的最终真理。但是，这些体系或运动都没有形成任何长久共识的基础。任何分析哲学家所面临的最苛刻和最有效的反对者，总是其他的分析哲学家。有时，最苛刻的批评是自我批评。逻辑实证主义这项运动，就被广泛地认为是被自己的支持者驳倒的。如第一卷记载的那样，逻辑实证主义者清楚阐述了他们的基本设想，并用如下方式对之进行了形式化的表述：这种方式足够清楚和准确，以允许人们来检测这种设想，然后建立反驳论证以最终驳倒该设想。但不幸的是，这些构成了真正进步的事情，在哲学史上太少了。出于这种原因，逻辑实证主义的兴衰，被今天的很多哲学家看作分析传统中的引以为傲的篇章。
如果分析哲学不是一组被哲学家们广泛坚持的一致的原则，那么它是什么？简单的回答是，它是一种特定的历史传统，在其中，G. E.摩尔、伯特兰·罗素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早期著作为后来的哲学家确立了议程，这三人的著作形成了那些追随他们的哲学家的起
(1)点。今天分析哲学的作品产生自先前的作品，反过来，这些先前的作品又常常可以到二十世纪早期的分析哲学家那里追溯自己的根基。分析哲学是这样一种对影响的追踪。
尽管在分析哲学的历史中没有固定的原则贯穿其中，但还是存在某些足以刻画其特征的基本的主题或倾向。其中最重要的主题或倾向，涉及做哲学的方式。这是一种对清晰、严格和系统论证的理念的含蓄承诺——尽管这是令人犹豫和有瑕疵的。这种承诺通过G. E.摩尔极具影响力的著作——写于哲学中分析运动的开端时期的《伦理学原理》——的第一段而得以阐明。据我看来，在伦理学中，如同在其他所有哲学研究中一样，
充斥在其历史中的困难和分歧主要应归于一条非常简单的原因，
即在没有首先准确地发现你渴望回答的问题究竟是什么的情况
下，便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即使哲学家们在开始着手回答他们所
问的问题之前，尝试去发现这些问题是什么，我也不知道这种错
误的源头会被清理到多么远的地方去；因为分析和区分的工作通
常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可能经常无法做出必要的发现，即使我们
明确地进行这种尝试。但我倾向于认为，在很多情况下，一种果
断的尝试将足以确保获得成功；结果，只要进行了这种尝试，哲
学中很多最显著的困难和分歧便会迎刃而解。无论如何，一般而
言哲学家们似乎并没有进行这种尝试，无论是否出于这种疏忽，
他们仍然努力去证明“是”和“否”可以回答问题，但其实没有
哪个答案是正确的，这是因为如下事实：呈现在这些哲学家心灵
之前的并非一个问题，而是某些答案为“否”、某些答案为“是”(2)
的问题。
这首歌颂明晰性的赞歌表达了一种核心理念，分析传统下的哲学家们时至今日仍然渴求着它，与这些文字在一个世纪前的1903年被写下时完全一样。
但是，明晰性并非事情的全部。同样重要的是分析哲学家对论证的承诺。分析传统下所做的哲学，试图通过最强的、可能的理性手段来建立自己的结论。无论一个哲学家想提供关于世界的一般观点，还是仅仅尝试解决某种概念上的混淆，他都被期望通过如下方法来进行工作：形式化地表述清楚的原则，并为所提的论点提供严格的论证。铺陈某种关于世界会是什么样子的思辨上的可能性，却不提供令人信服的理由来使人相信以这种方式看待世界比其他方式更为合理，这是不够的。即使最终没有任何一种看待事情的方式值得所有人赞同，但其中的目标却是，尽可能地推进做研究的理性手段。
这一点与另一条贯穿分析哲学整个时期的基本主题相关。总的来说，分析传统下所做的哲学以真理和知识为目标，这与道德或精神上的进步相对。在生活艺术的实践的和灵感的指导方面，人们很难有所发现，但在意图揭示关于某个给定的研究领域的真理的哲学理论方面，却可以有很多发现。概言之，分析哲学的目标是发现什么为真，而非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一味有用的秘方。
分析哲学中第三条一般性的倾向，与成果丰硕的哲学研究的视域有关。分析哲学在其整个历史中，都被外行批评为过度关心技术问题和细节，而忽视哲学的长久大计，放弃了发展广泛的哲学体系的理想。如同读者将会看到的那样，这种批评很大程度上是不准确的；对于宏大、全面的体系或宏伟的哲学抱负来说，分析哲学绝非是个新手。然而，分析传统下的哲学也确实欢迎和接纳一种更加零散的方法。我想，这个传统里有一种广泛的假定，即通过深入细致地研究哲学问题中一个细小的、有一定限制的范围，同时悬置更广阔的、有系统的问题，以此来实现哲学进步，这常常是可能的。将二十世纪分析哲学与至少某些其他传统下或其他时代的哲学区分开的，并非是对哲学体系无条件的拒斥，而是对更细小、更详尽、更严格的研究——这些研究无需受到任何支配性的哲学观点的束缚——的价值的认可。
分析哲学中最后一条倾向——对小规模的哲学研究的认可——在二十世纪后半叶比前半叶变得更为显著。在某种更有限的程度上，在二十世纪西方哲学中一般可以观察到一种类似的趋势——无论其途径是什么。其中的大部分与如下因素有关：职业的制度化，从事哲学教育和写作之人数量的巨大增长，哲学听众的扩充，以及出版平台的蓬勃发展。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了分析哲学与其他当代学科一样程度的专业化。结果是——不只在分析哲学中——相应的领域变得太大、太专业化、太多样化，以至于一个单独的心灵无法囊括它。我们已经习惯于以这种方式看待其他学科。无论乍看上去多么令人不安，我们都必须也习惯于以这种方式看待哲学。近年来出现的细致、专业化的研究，可以刻画分析哲学的大部分特征，并会持续下去。
当然，这仍然不是事情的全部。依我所见，在二十一世纪初，我们可以不再期望那种宏大的演绎式哲学体系的发展，在过去，这种哲学体系试图提供一种关于世界以及我们在世界中地位的简单而广泛的观点。但是，我们可以，也应当发展哲学景观的实质性部分的广阔的、内容丰富的图景。我相信，做到这一点的方法不是背弃这门学科，谨小慎微地去接近界限清楚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被证明是非常富有启发性的。相反，这种接近的途径必须补充进这样一种尝试，即从现存的分析性细节的价值中，对一般的主题和课程进行综合与抽象。我们需要在广袤的哲学研究领域更好地创造富于启发性的概览，这需要从头做起——从树木到森林，而不是反其道行之。这两卷书致力于如下想法，即哲学研究的其中一个领域——它需要以上述方式来加以阐明——便是分析哲学自身的历史。
产生于我在普林斯顿的两门常规讲座课程的这两卷书，以两种读者为主要目标。第一种由高年级本科生和低年级哲学研究生组成，他们经过努力应当可以借助这里所呈现的材料进行工作，即使他们之前对所讨论的哲学家知之甚少或全然无知。第二种由高年级研究生和教授组成，他们已经熟悉所涉及的大部分材料，或许会很高兴有机会来填补自己知识中的空缺，并得益于一种对不同哲学家以及作为整体的传统更为丰富的评价和解释的立场。对两种读者来说，首要的目标是帮助他们打造对最近的哲学往事的共识，这些往事照亮了我们今天所处的位置，以及我们在哲学的海洋中航行的方向。
除此之外，如果这两卷书成功地使得抱有成见的、不是哲学家的人更多地理解分析哲学的话，我会感到高兴。在哲学中，如同在任何其他学科中一样，不是专家的人无需关心行家所关心的那些最先进和最深奥的事情。但是，在哲学中尤为重要的是，处于领导地位的想法，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要为不是专家的人所理解。当代哲学涉及各种各样的理智努力。从长远来看，如果当代哲学要具备持续的价值，那么它就必须影响到那些努力并且被这样的努力所影响。为了做到这一点，在哲学家和各种不同的非哲学家之间必须有一种健康的对话。我希望这两卷书会为这种对话做出贡献。
当然，我的计划有着自身的限制。它当然并不意图去详尽研究二十世纪前七十五年里的分析哲学。对我的计划来说，这个领域过于广阔了——它包括的出版的哲学作品超过了之前所有世纪的总和。不可避免的是，很多重要的分析哲学家被排除在外，所讨论的哲学家的一些重要作品也不得不被冷落或干脆不被提及。这在任何关于这个时代的导论性概览中都是无法避免的。通过补救，我已经试图对所讨论的每个重要哲学家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提供清晰、集中和认真的批判性检查。总之，我已经尝试提供足够的细节，以允许人们理解和恰当地评价这个时代主要的哲学进步。但是，我不打算就任何问题或任何哲学家进行详尽的讨论。
一个独特的忽略需要格外注意。逻辑学、逻辑基础和将逻辑技术用于语言研究的著作的一个重要传统，需要被相当节制地处理。这种传统可能被视作由戈特洛布·弗雷格开启，继承者有伯特兰·罗素、早期维特根斯坦、逻辑实证主义者、库尔特·哥德尔、阿隆佐·邱奇（Alonzo Church）、阿尔弗雷德·塔尔斯基、鲁道夫·卡尔纳普、C. I.路易斯、鲁斯·巴肯·马库斯（Ruth Barcan Marcus）、早期索尔·克里普克、理查德·蒙太古（Richard Montague）、大卫·卡普兰（David Kaplan）、罗伯特·斯塔内克（Robert Stalnaker）、大卫·路易斯（David Lewis）、唐纳德·戴维森以及《命名与必然性》中的克里普克。尽管他们中的多数人都会在这两卷中被加以讨论，但这个传统中更为技术性的部分——这些部分值得单独的一卷书来讨论——却不得不被忽略。这包括一条富于创造性的、历史上完整的研究分支，该分支由十九世纪晚期弗雷格对逻辑的现代观念的形式化表述，以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早期塔尔斯基关于形式化语言中真理和逻辑后承的工作所开启。这条研究分支被如下工作所继承：卡尔纳普对模态逻辑发展中的、塔尔斯基式技术的扩展和重释，C. I.路易斯、鲁斯·马库斯、索尔·克里普克和其他人所做的贡献，这些贡献导致了一种关于模态逻辑的易于理解的、系统的模型论的发展。在哲学这方面，这种形式化工作，促进了怀疑论者与必然性和可能性观念及其在哲学中的部署的拥护者之间的战争。最终，拥护者获胜，而蒙太古、卡普兰、路易斯、斯塔内克和其他人，则将其精细复杂地运用于自然语言的语义理论、丰富的逻辑语言，以及关于语言使用的实用主义理论。这种形式化工作的传统，接受了出现在罗素、早期维特根斯坦和逻辑实证主义者——这些将在第一卷中讨论——那里的一些问题和主题，并产生出这样的结果：通过第一卷末尾（与蒯因对分析/综合区分的攻击相联系）和第二卷（其中戴维森的著作、克里普克的《命名与必然性》会被详细处理）所讨论的那些方式，使他们的方式回归到分析哲学中不是那么形式化的主流当中。但是，除了这些接触点之外，这段形式化插曲的迷人的历史，及其对于主流分析哲学的更广阔的重要意义，在这里不能被囊括进来。我希望借另外的机会来讲述这段故事。
最后，谈一下关于如何使用这两卷书的问题。我写作它们时的意图是，通过关于这个时代核心的哲学进步的一系列相关联的、有深度的批判性研究，建立一种广阔的、综合性的概览。出于这种原因，这两卷书最好与所讨论的一手文献一同使用。对那些不熟悉相应主题的新手来说，当遇到一个新的哲学家或哲学问题时，我的建议是，首先阅读我的讨论来获得视角，然后阅读这些讨论中所考察的一手材料，最后再重读我的讨论，以达到自己对材料最终的评估。这种方法对于将这两卷书当作教材的课程来说是理想的。但是，勤奋的学生也可以用它来进行自己的工作。我鼓励那些希望走得更远的人，去钻研每个部分后所列的拓展阅读清单。关于符号的说明
接下来，当我想指涉特殊的语词、表达式或句子——例如，“好”(3)或好——时，我会使用双引号或斜体字。有时我会在同一个例子中使用两种方式——例如，“知识是善的”是一个为真的英语句子，(4)当且仅当知识是善的。其中斜体字的句子指涉其自身，该句子的第一个组成部分是对如下英文句子的引述：它由语词“知识”“是”和“善的”依次组成。斜体字除了被用于表示引用外，有时还会被用来表示强调，尽管通常被用来表示强调的是粗体字。我相信，根据这些特殊符号所使用的语境，相关的用法是很清楚的。
除了在形式化地表述语词、表达式或句子的概括时，我经常使用加粗的斜体字，这应当被理解为与“角括号”这种技术工具相等同。例如，当解释语言L中的诸简单句是如何被组成更大的句子时，我可能会使用（1a）这样的例子，它的意义由（1b）给出。1a．对语言L中的任何句子A和B来说，A&B是L的一个句子。b．对语言L中的任何句子A和B来说，由A、&和B依次组成的表达式是L的一个句子。
根据（1）我们知道，如果“知识是善的”和“无知是恶的”是L中的句子，那么“知识是善的&无知是恶的”以及“无知是恶的&知识是善的”也都是L中的句子。
大致来说，（2a）所表明的那种概括具有（2b）所给出的那种意义。2a．对任一个（或一些）表达式E来说，……E……是如此这般的。b．对任一个（或一些）表达式E来说，由“……”“E”和“……”依次组成的表达式是如此这般的。（3）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些微妙的例子。3a．对L中的任一个名称而言，“n”指涉n表达了一条真理。b．对L中的任一个名称而言，由左引号、n、右引号和n依次组成的表达式，表达了一条真理。（4）给出了（3a）的特殊示例：4a．“布莱恩·索姆斯”指涉布莱恩·索姆斯，表达了一条真理。b．“格雷格·索姆斯”指涉格雷格·索姆斯，表达了一条真理。
最后，我时常使用iff作为当且仅当的缩写。因此，（5a）就是（5b）的缩写。5a．对所有x而言，x是一个施事者应当做出的行动，当且仅当（iff）x是这样一个行为，与该施动者的其他可能的行为选项相比，它产生了更多好的后果。b．对所有x而言，x是一个施事者应当做出的行动，当且仅当（if and only if）x是这样一个行为，与该施动者的其他可能的行为选项相比，它产生了更多好的后果。(1) 尽管德国数学家兼哲学家戈特洛布·弗雷格可以被加入这份名单，但总体来说，与其他人相比，他所关心的东西更为专业化和技术化，这一点多年来也限制了他的影响。(2) Principia Ethica前言，（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03。(3) 译者注：英文原文为“单引号”，在中译本中一般采取双引号或粗体+黑体字，以下不再一一赘述。(4) 译者注：中译本的粗体+黑体字，以下同。第一部分 G.E.摩尔论伦理学、认识论和哲学分析PART ONE G. E. MOORE ON ETHICS, EPISTEMOLOGY, AND PHILOSOPHICAL ANALYSIS第一章 常识与哲学分析本章概要1．关于世界的常识性观点
关于我们自身和世界的、我们都知道其为真的命题
否定这种知识的荒谬性
对于哲学的意涵2．作为分析的哲学这一观念
分析的例子：感知性知识和伦理学陈述
乔治·爱德华·摩尔（George Edward Moore）于1873年出生于伦敦郊区，他是一名医生的儿子。他在学校里学习了古典学——希腊语和拉丁语，并于1892年进入剑桥大学，成为了一名古典学学者。在那里的第一年，他遇到了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一位大他两届的学长。罗素鼓励他学习哲学，他听从了这一建议，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他对伦理学和认识论特别感兴趣，这也是他大部分哲学生涯中的首要兴趣。他于1896年毕业。在接下来的八年中，他获得了三一学院一系列的奖学金。在那之后，他被视为哲学界一颗冉冉上升的新星。直到1939年他从剑桥退休，摩尔和罗素、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一起，一直被认为是大不列颠三位最具有影响力、最重要的哲学家。
尽管由于对哲学的诸多贡献而受到高度评价，但G. E.摩尔最为人熟知的，大概是他身为捍卫常识的哲学领军人物。他在其很多著作中都表达了常识性的观点，而这在他发表于1925年的著名论文《关(1)于常识的辩护》中得到最为明确的表达。在那篇文章中，他认为，关于“常识”的命题是那些我们所有人不仅相信、而且很确定我们知道其为真的命题。下面的（1）中列举了一些摩尔认为我们确定知道的常识性命题的例子。1a．他（摩尔）有一个人的身体，这个身体是在过去的某个时间出生的，并从出生之后持续地存在于地球的表面或者接近于地球的表面；它经历了变化，一开始很小，随着时间而逐渐长大；并且，它和很多其他事物共同存在着，这些事物都有三维的形状和大小，它与它们在不同的时间或者有接触，或者保持着不同的距离。1b．在这些和他的身体共同存在的事物中，有其他的活着的人的身体，这些身体也是在过去的某个时间出生的；它们存在于地球的表面或者接近于地球表面，随着时间而成长；它们和很多其他事物或者有接触，或者保持着不同的距离，就像在（1a）中那样；并且除此以外，这些身体中的某些已经死去了，从而停止了存在。1c．地球在他（摩尔）的身体出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很多年了；并且在这很多年中，很多人的身体在地球上面生活；在他（摩尔）出生之前，他们中的很多就已经死去了，从而停止了存在。1d．他（摩尔）是一个人，具有很多不同种类的经验。比如，（i）他感知到他的身体以及他周围的其他事物，包括其他人的身体；（ii）他观察到关于他所感知到的事物的事实，比如，在某个特定的时间，一个事物比其他事物距离他的身体更近；（iii）他经常意识到其他一些事实，他在当时并没有对其进行观察，这些包括关于他的过去的事实；（iv）他有关于他的将来的预期；（v）他有很多信念，这些信念有些是真的，有些是假的；（vi）他想象过很多他并不相信的事情，并且，他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梦和感觉。1e．正如他（摩尔）的身体是一个具有像（1d）中的那些经验的人（即摩尔他自己）的身体，很多其他人的身体也是那些具有同类经验的人的身体。
最后，除了（1）中摩尔所声称所知道的关于他自己和他的身体的真理之外，他还断言他确定地知道下面这个关于其他人的命题。2．很多人知道关于他们自己和他们的身体的命题，这些对应于（1）中列出的那些他（摩尔）声称所知道的关于他自己和他的身体的命题。
这些在（1）和（2）中列出的命题，构成了摩尔所称为的“关(2)于世界的常识性观点”的核心。他关于常识性命题的立场是，它们构成了哲学的起点，并且，正因如此，它们是不能够被哲学论证所推翻的。他将这些命题表述得如此仔细、缜密，其中部分原因就是，他要表明，他并没有将所有那些在历史的某个时期被人们通常所相信的命题都包括在内。例如，关于上帝、宇宙的起源、地球的形状、人类知识的界限、性别之间的差别以及人类本性中的善恶等的命题，并没有被包括在摩尔所谓的关于常识的真理之中——不管有多少人相信它们。
尽管他没有试图对此做任何精确的刻画，即什么使得一些命题成为关于常识的真理而同时将其他那些被人们通常所相信的命题排除在外，他所捍卫的立场是经过精心设计且被严格限定了的，从而使得对其常识性真理的否定显得是荒谬的，甚至是悖谬的。当然，他完全意识到，（1）中的那些命题，它们的否定没有一个是矛盾式；它们中没有一个是必然真理——所谓“必然真理”即不管现实世界是处于哪个可能的世界状态，该命题总是为真。尽管如此，在（1）中的关于摩尔的命题，对于他来说是非常难以否定的，正如（2）中相应的关于其他人的命题，对于他们来说也是难以否定的。这并不是说，没有哲学家曾经否定过这样的命题——有些哲学家确实否定了它们。然而，摩尔坚持，如果一个哲学家真的否定了这一点，即认为像在（1）中列举的以及在（2）中提到的那种命题没有一个为真，那么仅仅是这个哲学家否定这一点这一事实，就对其观点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反驳。假设，正如摩尔所做的那样，任何哲学家都是一个在地球上生存的人，他具有经验，并且形成了一些信念，那么我们就可以确信，如果任何哲学家曾经怀疑过什么事情，那么，就有人曾经怀疑过某些事情，从而就有人曾经存在过。这样的话，相应于摩尔关于他自己所做的那些断言，很多关于那个哲学家的断言就必然是真的。摩尔将这一观点表达为（我认为其稍微有一点夸张）：“这一命题，即属于这类中的每一种里面的有些命题是真的，是一个有其自身特殊之处的命题，它使得，如果有哲学家曾经否定过它，那么就可以从他否定了它(3)这一事实得出，他这么做必然是错的。”
然而，如何看待摩尔的这一断言，即他知道（1）中的命题是真的，以及他更进一步、更为一般性的断言（2）——很多人都知道类似的关于他们自身的命题是真的——这样的断言能够被否定吗？当然，这些声称被知道的命题并不是必然真理，它们的否定命题并非矛盾式。有些哲学家否认有任何人真的知道这些命题中的任何一个，而这一立场并非显然不一致或者自我推翻的。这样的哲学家可以前后一致地得出结论说，尽管没有人知道（2）中被错误地说成是被知道的事情，这些事情最终还是可能为真的。尽管难以采信，但这样的立场至少是融贯的。不过，这位哲学家必须要很小心。因为，如果像一些人习惯所做的那样，他接着自信地声称，诸如地球已经存在了很多年、人类在上面繁衍生息这样的命题，是通常为大家所相信的，并构成了关于世界的常识性观念的核心，那么他就一下子陷入了矛盾。因为，一个人自信地声称这一点，就可能被认为是隐含地断定了他知道他所声称的东西，即，有些事情是一般为人们所普遍相信的。然而那就意味着，他在断言，他知道有一些人具有一定的信念和经验；从而就难以看出，他如何能做到这一点而不使得自己陷入这样的境地：知道很多跟摩尔声称他所知道的（1）中列举出的那些命题同样的事情。最后，除非这个哲学家认为他是唯一的，否则的话他将不得不承认其他人也处于同样的立场上，即也知道同样的事情，从而，他也必须得接受（2）。
摩尔提出这样的讨论，是试图说服他的读者，关于世界的常识性观点应该被视为如此明显正确从而没有异议，正如他所理解的那样。就这一点，我们必须说，他是非常有说服力的。难以想象有什么人真诚且前后一致地否认摩尔的常识性观点的核心论点。摩尔自己确信没有任何人可以这样做。比如，他说：我属于这样的哲学家，即认为在某些根本的特征上，“关于
世界的常识性观点”是完全为真的。但是必须要记住，在我看来，
所有的哲学家，无一例外，都跟我一样坚持这个观点（即，他们
都相信其为真）：而真正的不同之处——通常表达为这样的方式
——其实只是在这样的两类哲学家之间的不同，即那些同时还
持有跟“关于世界的常识性观点”的这些特征不一致的观点的，(4)
与那些并不持有这样的观点的。
毕竟，摩尔会指出，哲学家的生活就跟其他人差不多——依赖他们所认为理所当然的常识性真理而生活，就像他那样。而且，这一点在他们的怀疑论工作中，是和在任何其他事情中一样明显的。在提出他们的怀疑论学说的时候，他们对其他人进行演讲，出版他们知道将会被购买和阅读的书籍，并且批评他人的作品。摩尔的观点是，在做所有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已经预设了他们的怀疑论学说要否定的东西。如果他的这一点是正确的，那么他关于他们的不一致性的批评将是破坏性的打击。阅读摩尔的作品，或者听摩尔演讲，很多人发现很难不同意他是正确的。
虽然其颇为明显，摩尔的观点还是以其特有的方式显得是雄心勃勃甚至是革命性的。他断言他知道很多其他哲学家认为有问题或者可以怀疑的事情。而且，他并没有通过哲学论证就断言他知道这些事情，而且也没有直接回答针对这种知识的怀疑论的各种反驳。他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这是我们将要在下一章仔细考察的。
现在，我想强调摩尔的立场是如何跟哲学家们对于常识性断言有时候所采取的一种更为怀疑论的立场相对照的。这个怀疑论者所采取的立场是作为这些断言的最终仲裁者或者裁判。采取这一立场的哲学家以此为豪：他并没有对前哲学的知识性断言照单全收。给出一些前理论的常识上明显的断言——比如，物体是能够不被感知而存在的，有一些其他的心灵（minds），感知是关于世界的知识的来源——这个哲学怀疑论者通常会问，我们是如何知道这些断言为真的。他认为这样的问题是对此提出了一个挑战，即如何为我们的断言进行辩护；如果我们最终不能给出证明以满足他的要求，那么他就可以得出结论说，我们最终还是不能够知道这些事情。
更糟糕的是，一些哲学家还声称他们能够表明，我们最为坚定地持有的一些常识信念是假的。当十九世纪末摩尔还是剑桥的一名学生的时候，好几位哲学界的领军人物都坚持这种对常识的极端排斥态度。他们是摩尔的教授和导师。他们所坚持的观点有：这样的学说：时间是不真实的（从而，我们的这种日常信念
是假的：一些事情在其他一些事情之前发生）；这样的学说：实际上，只有一个东西存在，即绝对者（theabsolute）（从而，我们的这种日常观念是假的：这个世界
包含了很多各种各样不同的、相互独立的对象），以及这样的学说：所有存在的本质是精神性的（spiritual）（从
而，我们这样的观点是假的：有一些物质实体，它们没有感知能
力或者其他精神活动的能力）。(5)
作为一个学生，摩尔被这些相互关联的学说所困惑。特别是，他对这一点感到困惑：支持这些观点的哲学家何以能够认为他们自己可以这样彻底推翻我们日常的、前哲学的看待事物的方式？从什么样的源头，这些思辨哲学家可以得出他们所声称的知识？他们如何能够仅仅通过反思，就达到这样的学说，而他们对于这些学说的确信是如此之有把握，从而能够以此来推翻我们最为根本的前哲学的信念？
正如摩尔所看到的，思辨哲学的原则和关于常识的最为基本的信念之间的冲突，使得人们面临一个选择。在任一这类情况下，一个人必须要么放弃他的常识性的信念，要么放弃思辨哲学的原则。当然，他应该放弃那个他较为不确信的。但是，摩尔想知道，相较于那些最为根本的常识性真理——诸如我们这样的信念：有很多不同的、独立于我们自己而存在的对象和人，一个人如何可以对一个一般性的哲学原则更为确信。最终，摩尔认为，一个人对于一般性的哲学原则的确信永远不可能超过他对于这样的常识性观点的确信。换句话说，摩尔认为，哲学家并不具有这样特殊的知识，它先于或者比这更为可靠：我们先于理论就认为是日常知识的最有力的例子。从而，哲学家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被用来推翻我们认为我们所知道的东西里面最为核心和根本的那部分。
摩尔这一立场的效果是，它直接推翻了他的一些老师所做的哲学。根据他的观点，哲学的工作并不是证明或者否证我们都认为我们知道的那些最为基本的命题。我们并没有选择，而只能接受这一点：我们知道这些命题。相反，哲学的中心任务是，解释我们是如何知道它们的。摩尔认为，进行这项工作的关键是仔细地分析这一点：当我们知道这些命题为真的时候，我们究竟知道什么。
摩尔将他的分析方法用于两个重要主题——我们关于外间世界的知识，以及伦理学。关于前者，在摩尔看来，其基本问题可以表述如下：（i）关于外间世界的知识是基于我们的感觉的；可是（ii）由我们的感觉所提供的基本材料是感觉经验，它们是完全在感知者意识中的私人的事件；而（iii）我们关于外间世界的知识是关于对象的知识，它们并不是我们所私有的，而是可以公共地为大家所接近的；从而（iv）这里有一个鸿沟：一方面，是我们证据的私有性以及对观察者的依赖，另一方面，是我们基于这样的证据所知道的事物的公共性以及不依赖于观察者的独立性。在他的大部分哲学生涯中，摩尔都在努力解释如何能够填平这样的鸿沟。
第二个他运用其分析方法的领域是伦理学。他认为伦理学的中心任务是回答这样两个根本问题：什么样的事情是就其本身而言为好的（坏的）？以及，我们应该（或者不应该）做什么样的行为？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由具备这种形式的理论所提供的：对于所有的x，x就其自身是好的（坏的），当且仅当，x是
如此这般的。
对于第二个问题的答案被认为是基于对第一个问题的答案的。根据摩尔的观点，一个行为之对错完全由其后果之好坏来决定。从而，在他看来，如果我们能够精确地决定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那么在原则上，我们就能够决定什么样的行为是对的或者是错的——或者说，我们就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基于我们此外还具有这方面完备的知识：关于不同的行为所能够导致的所有后果。当然，我们没有这样的知识，并且永远也不可能具备这样的知识。然而，如果摩尔关于一个行为的道德特质与其后果之好坏之间的关系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处于一个很有利的地位。如果，在这样的位置上，我们能够决定什么（就其自身）是好还是坏的问题，那么，我们关于应该履行什么行为的道德不确定性，将被还原为关于它们所导致的后果方面的日常经验性知识的不足。尽管我们可能不知道，在一个特定的情形下，什么对于我们来说是道德上要求我们做的，我们还是能够精确地知道，什么样事实性的考察将能够解决这一个问题，并且在特别重要的情形中，我们就能够着手寻求必要的证据来使得我们的道德义务变得更为清晰。
然而，最终，摩尔并不能完全支持这个理论。相反，他相信，这里有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它阻碍我们为任何一个具有这种形式的哲学理论提出证明或者是有说服力的论证：对于所有的x，x就其自身是好的（坏的），当且仅当，x是如此这般的。基于我们接下来将要探讨的原因，他认为，一个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够提出这样的理论，即只有当他能够将“好”（或者“坏”）分析为更为简单的构成性成分的时候。然而，同时他也认为，他发现了一个方法来表明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好”是一个简单的性质，不能够被进一步分解为概念上更为基本的组成部分。尽管“好”是能够直接被理解的，它却不能够被定义，或者被分析。基于这个原因，摩尔认为，我们无法通过哲学论证来进一步地证明一个东西是好的，而另一个东西不是，正如我们无法通过哲学论证来进一步地证明一个东西是黄色的，而另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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