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智囊团·大清名相(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0-09-20 16:5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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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古岳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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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智囊团·大清名相

帝国的智囊团·大清名相试读:

总序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这是宋代范仲淹在他的代表作《岳阳楼记》中留下的千古名句。一段话道尽了自己身为庙堂之臣的心路历程。事实上,这也是历史上这群被称作宰相的人所处的尴尬位置,和他们当中的杰出者的崇高志向的真实写照。

宰相可以说是古往今来最令人为难的职务。虽然历朝历代称呼不同,秦、汉、唐都习惯叫丞相,宋代叫参知政事,明代叫内阁首辅,清代叫军机大臣,但其职权范围却变化很小。我们可以用“总理政务,调和阴阳”这八个字来概括其职权范围。

何谓“总理政务,调和阴阳”?“总理政务”指的是宰相的日常工作。皇帝身为一国之君,在国事上可以抓大放小,但宰相身为百官之首,在国事上却必须事无巨细。全国大大小小的事务由各部门统一汇总到宰相那里,宰相再选择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呈递给皇帝御览,这是中国自古以来最基本的行政流程。“调和阴阳”指的则是宰相在国家机器当中所扮演的角色。事实上,宰相向来都是皇帝与百官之间的枢纽。在皇帝眼中,宰相是百官之首,是百官的代言人;而在百官眼中,宰相却是皇帝的助理,是皇帝的代言人。因此,身为宰相,就必须懂得如何调和阴阳,平衡皇帝与百官之间的关系。

这两点既是宰相的职责,同样也成了宰相难做的原因。总理政务让宰相庶务缠身,一刻不得清闲;调和阴阳又使得宰相劳心劳力,时时在皇帝与百官之间斡旋。由此可见,国之宰辅一方面位高权重,于运筹帷幄之间决定整个国家的兴衰荣辱;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忧谗畏讥,小心翼翼,否则这一刻还“居庙堂之高”,下一刻便会被流放,“处江湖之远”。

正是由于宰相这个职位的特殊性,使得宰相这个群体拥有了别样的精彩,这也正是本套丛书成书的原因。身为个人奋斗所能达到的最顶点,身为国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者,我们可以在历代的宰相们身上看到个人奋斗与王朝兴衰之间那千丝万缕的联系。

由此,本套丛书选取了秦、西汉、唐、北宋、明、清这6个最有延续性也最具代表性的朝代,每个朝代选取数位名相。透过他们的个人经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王朝的发展脉络,看到这个王朝究竟因何而兴、为何而衰。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古之名相,无不是人中之杰,今之人可以此为鉴。第一篇陈廷敬——为官是典,治学为范

陈廷敬,康熙年间重臣,为官五十四年,升迁二十八次,历任吏、户、刑、工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在治国、修书、写诗、治学方面均有重大成就,康熙称他为“老大人”、“极齐全底人”。

什么样的出身、教育、原则、志向,能使一个人获得如此多的成功和赞誉?什么样的人生轨迹,才能成为万世的典范?陈廷敬给了人们一个明确的答案。第一章幼年志向,要使物皆春

出身诗书之家,年少得志,平步青云,陈廷敬的入仕生涯几乎没有什么波折,他是一个幸运者,更是一个心怀远大志向的幸运者,在他九岁的时候,就写出“要使物皆春”这样的诗句,渴望一展才华,使万物得其所,见其春。书香传家

洛阳以北,临汾、交城以东,有一座依山傍水的村落,村子有个颇大气的名字:皇城村。过去,这个地方叫中道庄。中道庄有个陈氏家族,明宣德四年(1429年)从山西泽州迁居于此。陈氏家族世代注重读书和科举,从明朝到清朝,陈家培育了41位贡生、19位举人、9位进士、6位翰林。是名重一时的书香之家。其中最有名的子孙是康熙朝的陈廷敬。

陈廷敬,明末崇祯十一年(1638年)十一月二十七(阳历12月31日)出生于中道庄,原名陈敬,字子端,号说岩、午亭等。这个生于明朝末世的男孩有旁人羡慕的好运气。中道庄远离朝廷战火,他并未尝过战争的苦头。到了记事的年纪,改朝换代业已完成,他所在的小村庄平静地接受了清朝的统治。到了参加科举的年龄,他恰好遇到了重视汉族文化的顺治帝,并没有因汉人的出身被统治阶层排斥在外。

不止如此,待到他身居官场,他遇到的更是千古一帝康熙,这位开创了康乾盛世、具有雄才大略又重视人才的帝王一直重用陈廷敬,陈廷敬为官五十四年,升迁高达二十八次,曾在吏部、工部、户部、刑部等部门任职,并常伴康熙左右,担任帝王讲师。陈廷敬不但官运亨通,还是著名的经学学者、清朝有名的诗人,如此辉煌的人生轨迹,让人羡慕不已。

想要了解陈廷敬,先要了解一下他的家族。

陈氏家族最大的特点,就是重视读书教育和道德培养。在陈廷敬之前,最有名的人莫过于三世祖陈秀,这位“工诗善书,若出天授”的县级官员并没有名留青史的传奇经历,却因为为官时的善政得到了乡亲们的称赞。他还写了许多童谣,教给子孙勤学苦读、为人处世的道理,其中有这样的训诫:

百岁光阴易掷梭,痴儿莫得等闲过。

起家绍业由勤俭,处事交人贵缓和。

酒饮三杯须用止,书攻万卷未为多。

我今欲着灯窗力,鬓点秋霜奈老何。

刻苦、勤俭、谨慎、博学,这是陈秀为子孙后代定下的原则。在陈廷敬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特点。自陈秀之后,陈家人把“读书—科考—为官”当作整个家族的正途。陈家的生计主要来自农田,此外,有人曾经营铸铁生意。陈家不算大富大贵,但经常赈济村民,在地方上享有美誉。这也是因为陈家代代都是读书人,把急公好义、扶持危难当作美德和责任。

陈廷敬就生在这样一个家族。刚出生的时候,他的名字叫陈敬,改名是后来的事。他的父亲叫陈昌期,从小刻苦攻读诗书,成绩一向不错。但科举考场人才济济,陈昌期并没有如愿高中。倒是他的哥哥陈昌言在明朝时考中了进士,并在朝廷为官,陈昌言牢记家族教育,为官清正有廉名,不但政绩好、名声好,学问也好,还曾出过自己的文集。

陈昌期因哥哥在外,就主动担起了家族的担子,撑起家业。这一对兄弟自幼便比一般兄弟更为互敬互爱,直到各自娶妻生子也没有分家,而是和睦共处,待对方的孩子如自己的孩子,此事一时传为美谈。

家族的友爱与正气,以及陈昌期对子侄们的严格要求,让陈廷敬从小就能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做学问上。他平日除了跟随家塾里的老师读书,还经常聆听父亲的教诲。陈昌期虽没能像哥哥陈昌言一样中举,却是一位对理学有多年研究的宿儒,整个州县都知道他的名声。他教导子侄们读书的目的是学以致用,从这一点来看,就可知陈昌期不是个腐儒。

陈廷敬的母亲张氏也是个读书人。陈家重视书香世家的清贵名声,为儿孙安排婚姻时,在择人上大下功夫。张氏的祖父张之屏是明朝的进士,父亲考中过举人,两代人都曾为官,张氏不但是名门闺秀,还是个才女。她从小就显示出读书的天赋,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女子的才华并不被看重,但张氏的父亲为人开明,在家中教授女儿读四书五经,乃至《资治通鉴》。嫁进陈家后,张氏做家务、读书两不误,一有闲暇就拿起书本,或与丈夫研读经义,夫唱妇随,其乐融融。

陈廷敬继承了父母二人的优良基因,从小就显出了好读书、爱做学问的本色。孩子太小还不能进私塾,丈夫事忙不能每日陪孩子读书,张氏便主动做了陈廷敬的启蒙导师,每天教孩子识文断字,如此几年,直到陈廷敬六七岁的进学年龄,陈昌期为儿子请了一位王姓塾师,陈廷敬正式开始读书。陈廷敬的早年教育

和所有寒窗数载的学子一样,陈廷敬从六七岁进入学堂,识文断字,学习句读。塾师王先生惊讶地发现,眼前的小小童子早已识得许多文字,能够自行读书。陈廷敬爱看书,家中藏书丰富,满足了他的学习需要。不论新书旧书,他都一本接一本地看,胸中学问着实不少。因受父亲的影响,他对理学类书籍特别爱好,特别是理学家薛瑄的著作,让他大为佩服。

孩童难免贪玩,学习没长,父亲常年务农理家,母亲继续承担管教陈廷敬的任务。白天,陈廷敬跟着王先生读书;晚上,张氏点起烛火,在灯下监督儿子温习当天的功课,不亚于一位严师。陈廷敬在两位老师的教育下,打下了坚实的古文基础。又因广泛阅读,积累了丰富的学识,他的成长人人都看得见。

特别是被陈家聘用的王先生,陈廷敬的聪明、好学让他为之自豪,也给他带来很大的心理负担,他清楚地知道,这个不到十岁的小孩的学识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同龄人,赶上老师指日可待。他怀着复杂的心情继续教导陈廷敬,回答陈廷敬提出的越来越难的问题,自感不能胜任。

陈廷敬十岁那年,王先生认为自己的学识不足以继续辅导陈廷敬,提出辞职。陈昌期一面感激地送走了这位负责任的老师,一面为儿子如何继续学习而伤脑筋。想来想去,陈昌期决定让儿子跟着他的堂兄陈元学习。

陈元,是陈昌期的哥哥陈昌言的儿子。陈昌言常年在外,陈元的教育由陈昌期一手包办,十几岁的时候,他就成了州县有名的才子,古文造诣更比一般人深厚。陈廷敬一向敬佩这位堂兄,便欣然随着陈元学习如何写文章,如何鉴赏古文,不亦乐乎。陈元有学问,还是个好老师,在他的悉心辅导下,陈廷敬的古文造诣、文笔思路逐日提高。

陈家以考取功名为事业,祖祖辈辈都在读书的道路上努力着,陈廷敬从一出生,就注定要走上父辈、祖辈为安排好的道路,努力学习,参加一级一级的考试,考不上就继续读、继续考。陈家是科举社会的一个缩影,一个家族、一个家庭想要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科举是最安全、最有效的途径,于是,千万个家族、家庭、个人在科举的道路上一试再试,落榜的、失意的读书人远比风光腾达的要多。

一家之主陈昌期自己虽然放弃了对功名的追求,却以更加严格的态度对待子侄。他对陈元和陈廷敬一视同仁,一旦发现他们在学业上有松懈,在品行上有错误,就会终日呵责。严父之威,让幼小的陈廷敬早早地学会明断是非,修身克己,也早早地认定了自己将来的道路,更难得的是,陈廷敬从一开始就有远大的志向,他的思想境界,远远高于同辈的人,甚至高于他的父兄祖辈。

在陈廷敬九岁的一天,他在纸上写了一首诗:《咏牡丹》

牡丹春后开,梅花先春坼。

要使物皆春,定须春恨释。

这首诗看似简单,含义却很深刻。只有使春花、春草,乃至世间万物消除花开花落的伤感和遗恨,才能令百花盛开。人与人、人与事的关系又何尝不是如此?倘若人人都能学会“释恨”,世间万事便能像春天一样和谐、温暖。这样的诗由一个仅有九岁、未经世事的孩子写出来,怎能不让人惊讶?

陈廷敬的母亲首先看到这首诗,她大吃一惊,说:“此子欲使万物皆其所也!”母亲看到自己的儿子胸怀大志,深感自豪。这首诗很快传了出去,听到的人都不由得夸奖孩子的志向远大,纷纷预言其前途不可限量。当同龄人还在为“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而烦恼时,陈廷敬已经表达了要使万物皆春的雄心壮志,这也许注定了他会成为一个国家的栋梁之材。十四岁

陈廷敬十四岁那年,成家,“立业”。

那年是顺治八年,一年前,清朝摄政王多尔衮死于塞外,顺治开始亲政。多事之秋,国内上下都兴起抗清起义,顺治是个有政治头脑的皇帝,他决定采取怀柔政策,改变了过去四处围剿的强硬态度,对农民以招降、安抚为主。同时,他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又不断启用汉族官员经略各地,局势正在慢慢地朝有利于清朝的方向发展。

中道庄依然是个安全又宁静的地方,陈廷敬在父母安排下,娶了一位贤惠的妻子。妻子王氏是前朝吏部尚书王国光的玄孙女,符合陈家一向的择媳标准。人逢喜事精神爽,陈家上下一片喜气,更让他们高兴的是,十四岁的陈廷敬已经通过院试,成了秀才。

清朝沿用明朝的科举制度,童子接受教育,可以选择私学。私学,是指家族或个人聘请有学问的儒士来教导家中子弟。也有国家创办或地区做慈善的富人创办的学校,经过初步教育的学子都有资格参加国家设立的科举考试,他们被称为童生。

童生想要成为秀才,需要参加童子试,经过三级考试。

第一级,县试。以陈廷敬为例,他需要在考试前在县上报名,填写自己的姓名和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的姓名以及履历,还要有一张县上开具的身份证明,证实自己清白的身份。这次考试一共有五天,每天一早就进场,写完交卷离场。考试内容主要是根据四书五经写文章,还要考写诗。这些都是旧时文化人的基本功。

第二级,府试。通过二月的县试,才能参加四月的府试。府试的考试方式、内容与县试大同小异,只是竞争更为激烈。

第三级,院试。这场考试由各省学政主持,规章制度更为严格。考生进入考场前要经过严格的检查,以防止夹带小抄。学政在考场中亲自点名,以防止有人冒名顶替。一旦通过院试,就能入府学习。

陈廷敬在潞州参加院试,有意思的是,他的父亲也和他在同一天考试。在科举制度盛行的明清时代,父子同场考试的事并不新鲜,还有一些人读了一辈子书,也仅仅是个童生或秀才。在古典白话小说中,经常有老童生或老秀才一类的人物。

院试和县试、府试有所不同,在考试之前,须先安排一场加试,才进行主场考试。加试主要考考生对四书五经和历史的见解,也有考官考诗词歌赋,考生必须能够随机应变,显示出自己的学识和才能,这大大增加了难度,难怪一些死读书的人一辈子也考不到一个秀才。

陈廷敬没有这个顾虑,他为人聪明,家学渊博,从小就随着父亲攻读经典著作,又随着堂兄学了几年文章法度。考官对他询问一番,知道他很早就能写诗,想来诗词难不住他,就偏偏让他释义五经,陈廷敬张口就来,让考官连连称赞,认为陈廷敬是这届童子中最好的一个。

考试结果,陈廷敬果然拿到了第一名,风光地进入潞安府学,也就是官学。童生参加选拔考试后,合格者可以进入官学读书。官学,是由国家出资创办的学校,有府学、州学、县学之分。学生称为秀才,他们跟随学官学习,有教材要求以及严格的纪律。每到三年,便可以参加岁考。

三年后,在府学经过三年学习的陈廷敬参加乡试,可惜这一次未能考中。考场失意是常事,陈廷敬没有泄气,继续努力攻读书本。在此期间,他的大儿子陈谦吉出生,仍在修学的他感到了为人父的喜悦,肩上也多了更多的责任。第二年,他二十岁,再次参加乡试,这一次,他中了举人。

十四岁中秀才,二十岁中举人,这是一个少见的好成绩。第二年,陈廷敬遇到了好时机。重视人才、急需大量官员的顺治帝增加了恩科,举行会试。按照惯例,陈廷敬中了举人后要等三年后才能继续考试,没想到他能在中举的第二年就去北京参加会试。

这是顺治十五年(1658年),陈廷敬自信满满,赴京赶考。榜单一出,果然榜上有名,二十一岁的陈廷敬中了进士。这次会试共取士三百四十三人,会试成绩分三等,分别是一甲三人(也就是俗称的状元、榜眼、探花),二甲八十名,三甲二百六十名。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才人们经过层层选拔,脱颖而出,从此踏上“国家公务员”之路,成绩不同,待遇也有差别。

一甲三名是人中魁首,直接进入翰林院为官,其余三百四十人还要经过一次考试,成绩优秀的被挑选为庶吉士,其他人则直接授予低等官职,去地方上当知县或主簿。陈廷敬虽然没能高中一甲,但被选为二甲庶吉士。

庶吉士又名庶常,是明代和清代设立的职位。朝廷会在科举进士之中选择一些有潜力的人进入翰林院。庶吉士没有官职,他们需要到翰林院进行长达三年的学习,三年后毕业考试,及格的人授予官职。这次重要的考试也有一个专有名词———散馆。

从入学到散馆,课业的安排比从前更加紧张,如果庶吉士能顺利完成学业,等待他们中成绩优异的人的将是翰林院内的好职位,这种情况称为“留馆”。这些职位官阶虽不高,却靠近权力中心,很容易直接被授予重要职务,也是内阁大臣的重要来源。可以说,这三年的学习,就是当代人说的“镀金”,经过三年镀金,一个人的身价便远远高于同期那些被安排到地方当官的进士。

翰林院是一个新的起点,陈廷敬将在这里接受最高等的国家教育,结交更多的朋友,为自己今后的官宦事业打下坚实的基础。为此,他拿出十二分的精神,每日早起晚睡,博览群书,完成课业。他的努力,所有人都看在眼里,他的优异成绩,更是有目共睹的。更名

庶吉士的生活并不枯燥。

庶吉士没有官职,就没有俸禄,但国家每个月都会拨给他们足够的生活费,保证他们衣食无忧,能够专心于学业。他们平日除了上课,也有大量的课余时间,可以看书吟诗,沟通有无,结伴同游。庶吉士中的上进者以留馆为目标,抓紧一切时间学习;也有人只希望顺利散馆,被授予一个差不多的官衔,他们显得很有余暇。

庶吉士们有一项重要修业,就是学习满文。对于从小拿汉语当母语的人,早已习惯了汉语思维,突然要学习一门外语,实在困难。何况满文不似汉字那样有象形含义,易学易记,一眼看去,满文书籍中每个字都长得差不多,想要辨认都不容易。庶吉士们只能从零开始,勤学苦练,陈廷敬也一样。

重视人才的顺治帝,还会亲自到庶吉士们学习的场所,询问他们的学习状况,和他们交谈。作为庶吉士中一等一的好学生,陈廷敬更是得到了皇帝的重视。顺治记住了这个好学生,有时去游玩时,便下旨召陈廷敬前去,有时还会与他谈话,亲切地询问他的生活情况,用陈廷敬的话说,“延问如家人”。可见从一开始,陈廷敬就很合皇帝眼缘。

难得的是,陈廷敬并没有因为顺治特别的欣赏而变得骄傲自满,他的年纪并不大,也没有经历过挫折,一般来说,这样的年轻人最容易得意忘形,被眼前的成绩冲昏头脑。陈廷敬却是天生的沉稳冷静,别人越是重视他,他就越知道分寸,越知道其中的危险,行动上越是小心谨慎。

从一件小事上,就能看出陈廷敬缜密的个性。

在顺治十五年的会考中,有两个叫“陈敬”的人,一个来自山西泽州,一个来自直隶通州。当时陈廷敬尚未更名,为了区分,常被叫作“泽州陈敬”,另一位则叫“通州陈敬”。后者也和陈廷敬一样,被选为庶吉士。

通州陈敬自从进入翰林学习,便有些轻慢骄狂,在学业上不肯用功。庶吉士也有考试,在第一年的考试中,泽州陈敬名列前茅,而通州陈敬不但其他成绩不好,满文成绩还没达到及格线。顺治帝下了一道旨意,惩罚了包括通州陈敬在内的几个满文不及格的庶吉士。

没过几天,陈廷敬就提出了一个合理的请求,他说二人同名陈敬多有不便,希望能更改自己的名字。于是,他的名字便被加了一个“廷”字,更名为陈廷敬。

陈廷敬的担心不无道理。二人同名,通州陈敬给皇帝和身边的人都留下了不用功的坏印象,这种印象难免会影响到陈廷敬,毕竟,皇帝每天要面对数不清的官员、学子、侍卫,很难一一记住别人的名字,倘若顺治将泽州陈敬当作通州陈敬,或者哪位高官也有类似误会,将会大大影响他的声誉和前途。

陈廷敬的这个行为,也来自他平日的观察。他和通州陈敬同窗共读,自然知道其为人如何,划清界限,是为了让自己不受连累。一年后,通州陈敬又一次因为成绩不好受罚,这一次,他失去了庶吉士的地位,“俱著革退,永不叙用”。而陈廷敬早已更名,仍然是皇帝赏识的学生,还取得了会试同考官的资格。

顺治十八年(1661年),陈廷敬以散馆第一的好成绩被授予内秘书院检讨一职。同年,顺治帝驾崩,年幼的康熙即位。因康熙只有六岁,顺治遗诏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位大臣辅政。这四位满清贵族排斥汉族文化,排挤汉族官员,相对顺治帝在位时开明的文化政策,四大臣的专断使汉族官员惴惴不安。此时陈廷敬的母亲生病,他思母心切,就于第二年请了个长假回乡探亲。一来可以服侍母亲,二来可以借机观察时局。这一去,就是三年之久。直到康熙四年(1665年),他才返回京城。第二章帝师帝友,廉政清风

1661年,陈廷敬24岁,康熙帝登基。从康熙亲政开始,陈廷敬就受到了相当的重视,官位连连提升,并当上了日讲起居注官,常常给皇帝讲课。

常言道:伴君如伴虎。陈廷敬与当朝帝王相处几十年,一直受到倚重,他是如何处理君臣之间敏感的关系的呢?青云直上

每个饱读圣贤书的儒者都有这样的人生目标———经世治国。陈廷敬也是如此。回到京城后,他仍然被授予检讨一职。但京城的环境并不理想,皇帝年幼,政事全由鳌拜决断,即使康熙宣布亲政,这种情况也没有得到好转。陈廷敬在翰林院工作,每日读书修书,看似远离朝堂纷争,但翰林院是清朝的高级人才库,但凡朝堂大事,翰林院无不知晓,看到鳌拜专横,少主无权,翰林院的一干书生暗暗焦急。这期间,陈廷敬负责编写《世祖实录》。

康熙八年,发生了一件振奋人心的大事,年仅十六岁的爱新觉罗·玄烨设计擒拿鳌拜,清理了鳌拜一党。少年皇帝显示出的老成果断,令人震惊,也让人佩服。接下来,包括陈廷敬在内的汉族官员迎来了他们的春天,康熙帝继承了顺治帝的文化政策,这意味着汉族官员将会获得重用,甚至能够与满清贵族官员平起平坐。

果然,在翰林院干了好几年却没有升职的陈廷敬,当年就被提升为国子监司业。国子监是当时中国的最高学府,也就是历史上“太学”的延续。清太祖首先提出在北京修葺国子监,顺治帝按照明朝旧制设置国子监的官职。国子监的主要教学内容是“六学”,包括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为的是培养高级治国人才。国子监最高官员为祭酒,相当于全国的教育部长和国子监校长,其次为司业,相当于副校长。

陈廷敬由从七品官升为正六品官,又是这样一个重要位置,他自然不敢怠慢。很快,他发现国子监内有个陋习,但凡学生入学,都要带着礼品去拜见国子监的官员。陈廷敬立刻下令:今后新生入学,一律不许送国子监官员礼物,以免有舞弊之嫌。这是陈廷敬第一次以官员的身份理事,显示出他今后的为官特质:清廉,正直,强硬。

在国子监,陈廷敬的主要工作是主管教学,他还要继续负责《世祖实录》的编撰工作。因为工作认真,为人严明,他又被封为奉政大夫。到了康熙十一年,他已经升迁五次,成为翰林侍讲学士。又因为《世祖实录》完成,成为日讲起居注官。

日讲起居注官是一个重要职位。这个有点长的官名包括“日讲”和“起居注”两个职能。日讲,负责为帝王讲解经史子集,回答帝王学习过程中的疑问。起居注,就是记录帝王的一言一行。日讲起居注官一般由翰林院的资深学者担任,既有满人也有汉人。其中那些直接给皇帝讲课、接受皇帝询问的官员,无一例外地成为康熙的近臣。

日讲起居注官也有内部分工,有人负责编写、检查讲课文稿,有人负责直接给皇帝讲课。陈廷敬上任之初,自然负责幕后工作。他的主要职责在起居注这一方面,他要记录康熙每日的旨意,也要在康熙接见官员的时候旁听记录。

能者多劳,康熙十二年(1673年),朝廷举行武会试。顾名思义,武会试与文会试相对,是为了考察武生才能的科举考试,也称武举。武举第一名的进士叫作武状元。这一年的武举加了策论内容,为的是选拔“重武兼重文”的全面人才,结合之后平三藩、定漠北、战俄国的清朝历史,当时的清朝,的确需要文武兼备的战略性帅才。从武举入手引导人才方向,可见康熙皇帝目光长远,用心良苦。

陈廷敬任副考官,他非常赞同康熙的这一举措,他认为一个人只知习武,不知韬略文墨,就只能当一个小兵,最多不过当一个裨将,根本无法胜任将帅。这一年武会试,一个叫郎天诈的浙江人一举夺魁。陈廷敬也因工作得力,受到了康熙越来越多的重视。

康熙对陈廷敬的重视,来自多年的观察。陈廷敬最初的升迁靠的并不是谁的提拔,而是资历和认真的工作态度。他为人不逢迎,不结党,不取巧,只把做好工作、让人放心,当作自己的资本。对康熙而言,陈廷敬,最初不过是翰林院众多小官中不起眼的一个,这个名字出现的次数多了,康熙自然有了印象,稍稍观察,就发现此人为人严肃,办事可靠,于是,康熙越来越习惯将重要的任务交给陈廷敬。

康熙十四年(1675年)二月,康熙次子胤礽被立为太子,正位东宫。康熙对太子寄予厚望,特从翰林院选拔大儒担任太子的讲师。陈廷敬被升为詹士府詹士。詹士府,就是负责辅助太子的机构,詹士,则是詹士府的主要负责人,为正三品官。从康熙八年到康熙十四年,陈廷敬由七品小官升到正三品高官,可谓青云直上

这六年,陈廷敬虽然升迁快,但所做的工作仍然离不开编书和教学,离他那经世治国的志向尚有一定的距离。历史没有辜负陈廷敬的努力,又过了两年,他终于得到了机会。帝王之师

康熙十六年,陈廷敬登上职业生涯的新台阶,他被擢升为翰林院掌院学士。

翰林院是国家最为权威的学术机关,负责科举会试、人才选拔、培养高级人才、编撰国家丛书、皇帝的日讲等工作,翰林院的掌院学士享有正三品地位。此时,陈廷敬身兼数职:掌院学士、礼部侍郎、詹士府詹士、日讲起居注官。没多久,他又被授予教导庶吉士的重任,而且开始直接为康熙讲课。

康熙不同于初入翰林院的庶吉士,他虽然年轻,却是个饱经政治风波的成功帝王,而且,经过多年苦学和翰林院大儒们的悉心教诲,他通略经典,擅长诗文,加上兴趣广泛,思维活络,本身就是个饱学之士。即使如此,康熙依然保持好学的态度,重视经筵日讲,他的主要目的是从几千年的经史之中,学习治国之道。

在治国问题上,汉族大臣熊赐履对康熙影响最大。康熙即位后,满汉冲突尤为激烈,顺治帝的推重汉文化的政策被搁置,满清大臣们排斥汉制,四位辅政大臣大力恢复满洲传统。这时,一位叫熊赐履的进士写了一封《万言疏》,批评时政,希望康熙学习儒家思想,以儒学为立国、治国的根本。这封上书引起了少年康熙的重视。

康熙亲政后,熊赐履的地位节节高升,熊赐履经常为康熙讲解儒家经典,并在讲解中阐释仁义为本的治国理论,康熙也认识到儒家对治国的重要性,潜心学习。康熙是个有雄心的帝王,他需要的不是满洲那过时的制度,而是能够帮他收服人心、扩张疆土、驾驭群臣、治国安邦的帝王之术。

为此,康熙设立了南书房。南书房在乾清宫西南角,又称南斋,康熙在此读书,并在翰林院选择大臣进入南书房值班。入值南书房和经筵日讲又有不同,“非崇班贵檩、上所亲信者不得入”,也就是说,它是皇帝私人设立的智囊团,所有入值官员都由康熙选择,他们和皇帝谈论文学艺术,治国道理,还要为皇帝起草诏令,有时还要参与军国大事的商议。当时的文人官员都以进入南书房为荣。

最早进入南书房的官员是康熙宠信的大臣张英和高士奇,康熙十七年,陈廷敬也接到入值南书房的旨意。这意味着他从此不但是康熙的讲官,还是康熙的信臣。与皇帝朝夕相处,是机会,也是挑战。他希望能借此对国家大计产生影响,希望帝王“存心于天下,加志于穷民,洞知闾阎之疾苦,历观稼穑之艰难”。

康熙对他的讲官们有很高的要求,南书房的学者不但要有广博的学问,最重要的是要对朝政有所察、有所思、有所建,“学问无穷,不在徒言。”康熙每日早起听政,每日进学,从无懈怠。南书房的官员们同样兢兢业业,学者们用自己的知识和思考,培养这位帝王,为康乾盛世奠定了思想基础。

日讲官员的职能之一是当帝王的老师,为帝王传授学问,但帝王并不是私塾的学员,讲授遵从君臣之礼,而不是师生之礼。多数时候,康熙提出问题,陈廷敬恭敬地做出回答,这回答也要有分寸,不能答非所问,不能胡乱应付,短短的答复中既要有学识,又要有见地,才能让康熙这个严格的学生满意。从康熙一直没有撤换陈廷敬的职位来看,陈廷敬是一个合格的讲师。

南书房的讲师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担任皇帝的智囊。皇帝对国事有了疑问,就喜欢在学习时问问大儒们的看法,学者们或者引经据典,或者就事论事,在这样的交流中,君臣相互了解,相互信任,感情得到了巩固。

对君臣关系,陈廷敬看得明白:“人臣尽忠事主,人君以礼使臣。”正因为遵循这个简单的标准,康熙和陈廷敬的君臣关系分外融洽,从未发生过矛盾。

康熙十七年年底,陈廷敬的母亲张氏病逝。得到噩耗,陈廷敬失声痛哭。母亲不但是陈廷敬的启蒙老师,还是他常年的精神支柱。陈廷敬在外修学为官,她每每来信嘱咐他尽忠尽职,修身克己,给他以严厉的教诲,让他受益良多。这一年陈廷敬刚满四十,中年丧母,使他深受打击。

康熙听闻陈廷敬母亲去世,立刻派人前往陈廷敬家慰问,又赐茶酒。过去,只有满人大臣去世,皇帝才会派人赐茶酒,这个惯例因陈廷敬而改,可见君臣间的情谊。陈廷敬回乡后,为避嫌,从不与当地官府要员往来,而是潜心读书,拜访当地名儒,只就教育体制的弊端给当地官员写了几封信———自律若此,难怪深得康熙信任。陈廷敬是个实干家

提起饱读诗书的儒者,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文采斐然、谈吐有度,但难免有个“读书读傻了”的冬烘印象。学者最为人诟病的特点就是夸夸其谈,人们看到他们高谈阔论,却看不到真实的业绩。从古至今,这样的儒士举不胜举,更有诸多书生误国的经典案例。朝堂之上,各州才子济济,究竟哪个人会说不会做,哪个人会做不会说,哪个人既会做又会说?这考验着帝王用人的智慧,也是检验官员能力的重要标准。

陈廷敬一生都从事与文化有关的工作,给帝王讲课,编书、写书、读书、作诗就是他的日常生活,人们很容易将他当作一个纯粹的文化人,当作康熙重用、拉拢汉族官员的标志人物,其实,这是对陈廷敬的误读。真实的陈廷敬,可不是只会讲几堂课,讲讲历史和经典书籍的人,他是个真正的实干家。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陈廷敬进入吏部工作,他的任务是管理户部钱法。

陈廷敬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是铜钱。平定三藩后,清朝经济局面混乱,表现在银钱方面,就是过去的一两银子能兑换一千枚铜钱,如今一两银子只能换到九百枚铜钱。铸币标准不统一,会引起流通中的很多问题,陈廷敬决心首先解决铜钱铸造的标准问题。

经过调查,陈廷敬很快查明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因为商人经常把大量铜钱私自熔化贩卖。当时,一两银子可以兑换一千枚铜钱,而在市面上,一两银子能买七斤铜。也就是说,按照古代一斤等于二十两的计量标准,把一千枚铜钱熔化,可以得到八斤十二两铜,商人可以从中得到一斤十二两铜,大获其利。

这也是长期战乱带来的恶果之一。从前,私自销毁钱币是重罪,但社会不稳定时,政府执法力度就会被削弱,私熔铜钱的人越来越多,市场上流通的钱币越来越少。陈廷敬立刻想到应对措施。他对朝廷提议:

一、为了遏制私熔钱币风气,应减轻铜钱重量。

二、允许百姓开采铜矿,增加铜产量,使铜价稳定。

建议经过朝臣商议后开始执行,有效解决了当时的铜钱问题。陈廷敬工作负责,被升为左都御史后,依然对钱法工作进行后续调查,并针对铜钱流通问题写了好几份奏折。他特别强调整顿钱法风纪,在整顿钱法的过程中狠抓廉政。

陈廷敬像扑面清风,只要他主事、协理的部门,都要从廉政抓起,从根本上杜绝贪污腐化,进而革除弊端,提高效率。康熙看重他的作风,又让他进入督查院,专管国家法纪。陈廷敬在其位、谋其政,正直敢言。

康熙三十年(1691年),陈廷敬的父亲陈昌期去世,陈廷敬回乡守孝三年。在此期间,户部尚书之位空缺,户部官员请求补缺,康熙却说:“等陈廷敬回来再说。”于是这个职位足足空置了大半年,直到陈廷敬服满回京,康熙即刻命他担任户部尚书。

对工作,陈廷敬始终保持冷静、客观的态度,注重调查,不轻信人言,擅长发现问题,也能够提出解决之道,陈廷敬在吏部、户部、刑部、工部都曾有过职位,张英去世后,他又成了南书房总管,不论做什么,他都实干苦干,清正廉洁,让所在部门风气为之一变。也难怪康熙越来越重视他,让他身兼数职,似乎哪里都离不开他。民本与吏治

陈廷敬幼时志向是“要使物皆春”,为官之后,他不断探索治国的方略,由他直接制定的政令并不多,他的贡献主要在具体工作和对康熙的影响上。他的父亲陈昌期教导他要学以致用,陈廷敬运气好,面对的是盛世蓬勃的局面和一位虚心好学的帝王,让他的才能有了用武之地。

陈廷敬注重民生,民本思想贯穿了他的政治生涯。但他从一开始就是一位接近权力中心的官员,而并非从地方上一步步提拔上来的,所以很少有为民请命的色彩,他的民生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强调教化作用,积极推行便民、利民措施,特别是对那些受自然灾害和战争影响的农民,陈廷敬一再强调要免除他们的赋税并加以赈济。

以民为本,康熙与陈廷敬保持了思想上的一致,这也是从古至今的政治家们追求的理想君王境界。在包括陈廷敬在内的一大批学者的影响下,康熙朝的大政方针呈现出明显的儒家特点,包括体恤民生、重本务实、好问好察、从简从廉等等。这些政策让当时的人们能够安居乐业,极大地巩固了清朝的统治根基。

儒家的一大特点是重礼制,自上而下推行教化。陈廷敬也认为移风易俗,使民心向善是国家统治人心的根本所在。他建议康熙首先从服饰器物上效仿古代严格的等级,从外在形式上使等级观念深入人心,也可同时刹住大臣们的奢靡僭越之风。康熙很快下旨督促新的礼仪制度。并身体力行,提倡节俭。

除了民本思想,陈廷敬最重视的就是吏治。陈廷敬做过四部长官,当过纪委领导,对官场上的弊端看得一清二楚。清朝是个大帝国,行政区域广阔,想要维持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靠的就是制度和组织管理。在制度上,清朝秉承明制,也就是中国维持了千年的中央集权,加强组织管理,就是加强吏治。

陈廷敬强调官员的个人品质,他在《劝廉祛弊请敕详议定制疏》中说:“贪廉者,治理之大关;奢俭者,贪廉之根柢。欲教以廉,当先使俭。”建议皇帝狠抓廉政建设。他认为上行下效,“上官廉,则吏自不敢为贪;上官不廉,则吏虽欲为廉而不可得”,必须从中央开始加强官员作风,才能将清正的风气推广到全国各地。

陈廷敬认为地方官员必须经过严格的考察,以杜绝违法乱纪。他向康熙推荐的官员,第一注重是否清廉,他要求督抚想要举荐地方官吏,必须注意官吏的品行记录,那些有贿赂、诉讼前科的人不应被举荐。朝廷应该加强对地方官员的品行考量。

陈廷敬高屋建瓴,重视制度。他对君臣之道有过深入的研究和明确的主张,对各级官吏也从国家大局出发,提出要求。例如,在刑部任职时,陈廷敬根据工作实际,为刑部官员制定了工作原则,包括严禁贪污,依法审案,整肃严明,禁止官吏作威作福,虐待、恐吓、敲诈罪犯等。

陈廷敬的主张实用性强,注重实效,他随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而不是长篇大论,乱讲道理。陈廷敬的吏治思想是民本思想的延伸,两者一为表一为里,他在各个部门工作,都能留下良好的口碑,让官吏们佩服不已,这既来自于他的人格垂范,也来自于他卓越的能力。

陈廷敬的吏治,目的是振朝纲、抚万民,隐隐能看到在他的心中,“要使物皆春”的志向依然在,一直在。只是官场复杂,千百年来形成的风气非一朝一夕能够改变,尽管陈廷敬铁面无私,屡次上书,以身作则,依然只能起到局部的效果,而不是整体的革新。即使如此,陈廷敬也从未放弃努力,这为他赢得了普遍的尊重。第三章清者不屈,廉者不败

康熙朝人才济济,大臣之间的关系却错综复杂,满清官员之间、满汉官员之间乃至汉族官员之间都存在钩心斗角,利益集团或勾结或相互攻讦,很少有人能在官场独善其身,陈廷敬为官五十余年,担任过吏、户、刑、工四部尚书,官至大学士,却能一直保持清廉的做派。

清廉,来自陈氏家风,来自陈廷敬的早期教育,更来自他的人生追求,这种行事作风不但成了他为官的特点,也成了康熙尊重、信任他的主要原因,更成了他的人生的一张王牌。官场如旋涡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陈廷敬升任文渊阁大学士。

大学士为正一品官职,清朝没有宰相,大学士的职能相当于宰相。换言之,六十五岁的陈廷敬当上了清朝最高等的文官。陈廷敬仍然担任经筵讲官,入值南书房,兼任吏部尚书。当时,既担任要职又能入值南书房的官员只有陈廷敬一人,充分说明了康熙对陈廷敬的倚重。

内阁是清朝的政务中枢,总管全国政务,大学士每日都要阅读全国各地的奏折,并提出处理意见,再将奏折上交给皇帝。奏折内容有军事、政治、民生、教育、经济……无所不包,陈廷敬除了做好学士工作,还要继续给皇帝讲课,与皇帝商议国事。皇帝出游,年老的陈廷敬也要随驾。

陈廷敬为官数十年,深得康熙信任,却很少与当朝权贵有私下往来。他并非清高孤僻,只因深知官场险恶,皇帝忌惮结党营私之徒,于是他就一直避免是非。陈廷敬议论朝政对事不对人,举荐人才论才不论身家,靠着一腔正直和一贯的谨慎在官场生存,只求两袖清风,一心为国。

树欲静而风不止。当时,朝中有两大势力集团,一个以索额图为首,一个以明珠为中心,这两个人各自拉拢朝廷官员,排除异己,打压对方势力。一次,被称为“天下第一清官”的直隶巡抚于成龙密奏康熙:“官已被纳兰明珠和余国柱卖完。”余国柱也是康熙时期的名臣,在依附明珠之前,他是个颇有政绩的廉洁官员。加入明珠一党后,他升为武英殿大学士,结党受贿,排除异己,人称“余秦桧”。康熙看罢奏折纳闷地问:“为什么没有大臣参劾这二人?”高士奇答道:“谁不怕死?”

由此可知明珠的气焰滔天,索额图也是如此。他们当然不会错过一向深得皇帝器重的陈廷敬,于是,他无奈地成为两党争取的对象。陈廷敬深知自己的身份,他虽有皇帝的重视,却并不是身在高位的权臣,索额图和明珠想拉拢他,不过是看重他和皇帝关系密切,他说话能对皇帝产生一些作用。倘若他选择其中一派,大树底下好乘凉,必然能够得到更高的官职,但也会受到另一派的打压;倘若他想独善其身,就会受到两派的共同打压。比起前者,后者更为困难。

但陈廷敬选择了后者。他牢记家乡祖辈父辈的教诲,尽管常常与两党要员接触,却不偏不倚,一心只为皇帝尽忠,谨守自己的职责。那时的他还只是个没有根基的小官,有这样的勇气,可见其人品性情。正因如此,后来他才能避开官场的是是非非,始终让康熙放心。

陈廷敬谨慎稳重,但他并不想做个一味唯唯诺诺的官场老油条,对朝廷的党争,他并非毫无作为。在给康熙讲课时,他含蓄地讲述小人的危害,提醒康熙要提防明珠这类位居高位的官场小人。他的同僚李光地既佩服他的学识与清正,又觉得他有时太过求稳求全,但这正是陈廷敬的风格。

就连教育孩子,陈廷敬也体现了这种稳中求稳的风格。有一次,陈廷敬的儿子陈壮履在工作上犯了错误,陈廷敬不徇私情,上奏折要求朝廷处分自己的儿子,并给儿子写了一首诗作为训诫:“得失知何定,艰危睹未萌。前非应痛悔,后患免怔营。”教导儿子一定要善于改错,做事前应该深思熟虑,有长远目光。

不过,身在官场,就算再谨慎也难免会有疏忽,有时还会受他人牵连。陈廷敬的仕途也不是没有这一类的挫折,他也曾因卷入受贿案件而被免职。官场如旋涡,谁也逃不脱。张汧案

陈廷敬经历的最大的官场风波,是康熙二十七(1687年)年发生的“张汧案”。

张汧,湖广巡抚,为人贪婪,搜刮成性。只因他是明珠的党徒,朝廷官员害怕遭明珠报复,不敢揭发他的所作所为。此人在山东、福建为官时已有贪名,当了湖广巡抚后,刚到地方便在地方上大肆敛财。御史陈紫芝上书参劾,揭露张汧的罪行,并认为保举张汧的人定有营私舞弊嫌疑,应该一并查处。

康熙震惊,当即询问身边的大臣:“张汧为官如何?”时任吏部尚书的陈廷敬第一个回答:“张汧是臣的姻亲,此人的行为一向乖戾。”刑部尚书张玉书和左都御史徐乾学也都说张汧名声不好。康熙立刻派以于成龙为首的几名官吏前去查证,发现此人不但收受巨额贿赂,还派人索取大量银子。很快,张汧便被免官。

更让康熙吃惊的事发生了,张汧在供状中说,他老弱无能,本不敢去当湖广巡抚,无奈徐乾学、高士奇、陈廷敬三个人一再督促他。他还曾贿赂徐、高、陈三人。康熙见此事牵扯甚广,只好私下命令于成龙“不可蔓延”,但张汧供状一出,满朝皆知,不少人想要趁机扳倒康熙信任的这三位大臣。徐乾学将事情推得干净,只说拿了银子的人是高士奇和陈廷敬。

陈廷敬有冤无处诉。他和张汧的确是儿女亲家,他的二女儿嫁给了张汧的儿子。但张汧早在顺治三年(1646年)就已中了进士,又是明珠的亲信,陈廷敬在顺治十五年(1658年)才中举,又经过庶吉士的学习和中途的请假回乡,官场资历无法和张汧相比,更谈不上举荐张汧。事实上,徐乾学才是那个拿了张汧银子又让张汧做湖广巡抚的人。

在这件事上,陈廷敬也不能完全撇清。他和张汧是姻亲,和高、徐二人同在南书房,对高、徐、张所行之事,他并不是一无所知,只是碍于亲戚、同事的情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康熙就此事询问他时,他也并未据实以告。事已至此,陈廷敬又是委屈又是愧疚,只能写了一封奏折,向康熙提出辞职回乡,言辞恳切。

这封奏折名为《俯沥恳诚祈恩回籍以安愚分疏》,折中写了自己为官后一直“不徇亲党,不阿友朋,上恐负圣主之殊恩,下欲全微臣之小节”,也因为自己一向的行事,与人“积有疑衅”,被人“飞语中伤”。陈廷敬坦言,他和张汧虽是姻亲,但一向泾渭分明,他更是为了避嫌少与张汧接触。等到张汧事败,便怀疑陈廷敬没有帮自己,因此怨恨诬陷陈廷敬。

康熙看了奏折并没有作出明确的答复。张汧一案牵扯众多官员,单单保举过张汧的人,就有大学士梁清标、尚书熊一潇、内阁学士卢琦、户部侍郎王遵训等人,在查办过程中,更牵扯出与张汧互相揭短的荆南道祖泽深,包庇张汧的侍郎色楞额,后来又扯出每日在他身边的高士奇、徐乾学和陈廷敬,康熙深感官官相护、皇帝以一人之目无法明察,对那些平日清正廉明的大臣,也不由起了疑心。

张汧一案的结果是:张汧以贪官治罪,有举荐之实的官员被革职,包庇者收监,高士奇、徐乾学和陈廷敬三人原官解职。结局最惨的却是那位敢于直言的御史陈紫芝,没多久,他就不明不白地死了。也有人说明珠害怕他继续追查,偷偷害死了他。

陈廷敬虽被解职,康熙却没有同意他离京回乡,而是命他在京城修书。这个案子结案仓促,康熙怕牵扯出更多的人,却让很多事无从追查,陈廷敬就此担上了不明不白的罪名,他究竟收没收张汧的银子?因案子已结束,这件事从此没有真相。但从后来康熙的行为看,他依然相信陈廷敬。

这种信任并非凭空而来。高士奇、徐乾学和陈廷敬因同一案被解职,陈廷敬解职后闭门谢客,一心编书,还写了不少文章,很少与官场人士来往。因为张汧一案,陈廷敬大受打击,心情郁闭,终日沮丧。高士奇和徐乾学与他不同,他们各自有党朋,且都有收受贿赂的前科,先后被御史弹劾。康熙失望之余,依然照顾这两个近臣,没有追究他们,只让他们提前退休,回家养老。徐乾学刚走,康熙就重新启用了陈廷敬,命他上任左都御史。没过几个月,陈廷敬又被任命为工部尚书。一生廉洁

当时,位居高官的人鲜少有真正的廉者,即使那些表面看起来高尚的人,身后也有一笔受贿账目。官场自有一套体系,即使智慧如康熙也摸不透。例如,康熙深信的宠臣徐乾学与高士奇,都是皇帝的忠臣,也是办事的能臣,康熙经常夸奖他们的品行。他却不知道这二人享有“九天供赋归东海(徐乾学),万国金珠献澹人(高士奇)”的“美誉”。

何况,对臣下的贪污问题,只要不太严重,康熙不愿过分追求。康熙认为人无完人,对大臣,特别是近臣相对宽容。这也造成了被康熙宠爱的大臣们大钻空子。

陈廷敬也难免要面对金钱的诱惑。曾有人备下重金为他祝寿,希望借此成为他的门生。在清朝,想在官僚机构内部快速高升,要么有显著的政绩,要么有朝中重臣的提拔。这样的事,陈廷敬碰到过很多次,他每次都严词拒绝。一来这样做有违他的做人原则,他也不欣赏这样的门生;二来他知康熙深忌有人结党营私,他平日极力避嫌,更不会有以权谋私的行为。

也有人锲而不舍,每天守在陈廷敬家门口,到了晚上趁机钻进陈家,长跪不起,请求陈廷敬收下礼物。陈廷敬大怒,将此人骂走。这看似“诚心”的人后来因为违法乱纪被指控,可见一个人的操守从平日的言行就能看出一二,有操守的人不论何时,都不会行贿。

陈廷敬对待亲人从不徇私。他的亲弟弟陈廷愫在为官期间颇有清名,写信希望哥哥能在京城帮他谋一个官位,陈廷敬写信回绝;另一个弟弟陈廷弼在广州为官,曾被人参劾,他也不曾动用自己职权帮弟弟遮掩,而是公事公办。他的儿子也在朝廷为官,他经常告诫儿子为官要清廉,“清贫耐得始求官”。

陈廷敬对贪污深恶痛绝。康熙十八年(1679年),他回家乡为母亲守孝,发现泽州老家教育落后,深以为忧。经过调查,他发现富人家的子弟能够通过贿赂得到进学的名额,有才学的寒门学子因此失去机会,陈廷敬大为愤慨,上书揭露官员们营私舞弊的丑态,并要求官府一定要革除弊端,改变泽州教育落后的现状。可见,对贪污腐败,即使在居丧期间,陈廷敬也并未视若无睹。

关于陈廷敬的廉洁,有很多美谈,最著名的莫过于《二钱说》。这件事发生在陈廷敬奉旨管理钱法时期。他的工作地点在宝泉局,也就是清朝专门铸造钱币的机关。上任时,陈廷敬曾说:“此天下钱之所由出也。吾自矢不受一钱。”

一天,宝泉局的一个官员在一堆废铜里看到一枚秦朝的钱币,这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铸造的铜币,重半两,上面有半两二字,因此又名秦半两。官员对陈廷敬说:“佩戴古币吉利,您戴着吧!”因为这种钱币铸造量大,传世多,并没有太大价值,陈廷敬欣然同意。

又有一天,宝泉局的官员将新铸造的钱币拿给陈廷敬过目,收起来的时候将一枚钱币落在席上。官员走后,陈廷敬便将那枚面值不大的钱币随手收了起来。

过了几天,陈廷敬突然醒悟,他对自己说:“我不是发誓说不受一钱吗,怎么能先后拿了两枚钱币?”他立刻将这两枚钱币还给宝泉局,并写了《二钱说》一文,警诫自己防微杜渐。

陈廷敬并不胆小怕事,一味避祸以求自保,在为官上,他有自己的追求,也有雷厉风行、百折不回的严肃的一面。他不但以廉洁自律,更将廉洁作为政治清明的一大标志,力主廉政。在打击贪官方面,陈廷敬更是重拳出击,成为朝廷的执法旗帜。

在陈廷敬担任左都御史期间,他把反贪矛头指向云南巡抚王继文。王继文是个能人,素有威名,并协助朝廷攻克三藩之乱中的最大敌人———吴三桂。陈廷敬经过查证,发现王继文趁平定三藩之际,钻了国家捐纳的空子,侵吞九十余万两饷银。

三藩之乱中,清朝财政吃紧,不得不令各地总督、巡抚便宜行事,在当地要求捐纳。这类捐纳物资属于战时国家财产。王继文在云南地区积储了大批粮草。平定三藩之后,王继文没有用这批粮草供给军用,反而另外向国家支取大笔库银,来支付军用粮草。陈廷敬查出王继文支用的库银将近百万,当即上书直言。王继文是功臣,陈廷敬此举自然有许多压力,但他依然下决心要为国家清除这个大蛀虫。

这一上书果然引起了康熙的重视,经朝廷派人调查,陈廷敬所奏属实,王继文因此丢掉官职。此番杀鸡儆猴效果显著,“由是风纪整肃,中外大小官吏莫不色动神慑”。

以横向比较,看看与陈廷敬一朝为官的同僚们的际遇,更能深刻地了解“清廉”这种品德对陈廷敬人生的意义。

纳兰明珠。明珠是满洲正黄旗人,历任内务府总管、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直至太子太傅等要职,在康熙的一系列重大军事举措中,他是帝王坚定的支持者与参谋。明珠结党营私,卖官鬻爵,被直隶巡抚于成龙揭发,被康熙罢官,再也没能受到朝廷重用。

索额图。索额图是满洲正黄旗人,在康熙年少时期就是他的左膀右臂,康熙得其相助才能擒拿鳌拜得以亲政。索额图一直受到康熙重用,官居高位,参与皇帝的一系列政治活动,并代表清朝与俄国签订了著名的《尼布楚条约》。和明珠一样,索额图不但结党,还参与了被康熙嫌弃的皇太子的皇位之争,最后死于监牢。

徐乾学。汉族人,一代大儒顾炎武的外甥,是康熙九年科举探花,曾主持编修《明史》《大清一统志》等重要书籍,是康熙的重要侍讲学士,官至刑部尚书。此人虽有才学,但为人阿谀,不是勾结高官以自保,就是推荐才人以沽名,后因结党、受贿被弹劾。

高士奇。汉族人,清朝著名学者,学富五车,诗文书法无一不精,更是一位著名鉴赏家,家中藏有历代书画精品,并有多卷著作传世。他以个人学识引起康熙注意,一直为康熙讲授经书,得到器重,官至翰林院侍读学士。他也因结党、受贿、行骗等罪行被弹劾,只能提前致仕归乡。

……

对比这些大人物,陈廷敬更显难能可贵。他将清廉视为人生追求、做人原则、为官纪律,正是因为一直以来的严格要求,没有人能在人品上对他提出非议,清廉,是他最大的撒手锏,他的二十八次升迁,原因就在于此。学问与诗文

陈廷敬一生都不曾放松对学问的追求,长期的学士性质的工作带给了他极大的便利,他不仅可以在皇家图书馆博览各种珍本书籍,还能和当时最顶级的学问家们长期相处,共同切磋,更在数部图书的编撰中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工作之余,陈廷敬的手中不是捧着书,就是握着笔,一首首诗、一行行文就这样诞生。陈廷敬所著的《午亭文编》共50卷,其中既有诗词,又有他对经学的解读,对人生的感悟,对朝政的建议,他不但是个优秀的官员,也是个著作等身的文人。

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康熙交给陈廷敬一个重要任务———在明代《字汇》、《正字通》的基础上,编撰一部广泛收录汉字的大字典。这部书由陈廷敬和另一位大臣张玉书担任总裁官,第二年,张玉书去世,陈廷敬一人负责总裁,这部书编撰期间,陈廷敬病逝,没有看到成书。《康熙字典》共计四十二卷,收入汉字四万七千零三十五个,是陈廷敬的最大成就之一,迄今仍是人们研究汉字的主要文献。

此外,陈廷敬还负责《大清一统志》《佩文韵府》《方舆路程》《世祖章皇帝实录》《太宗文皇帝实录》《鉴古辑览》等书籍的编撰。这些国家级图书是陈廷敬的主要工作内容,在个人学问上,陈廷敬同样著作甚丰。

作为一个大学问家,他从小就爱读薛瑄的著作,成年后依然研究理学,他有很多文章写对《易》的解析。他对《诗》《书》《礼经》独特的分析。为了给康熙讲课,他常年研究经史,总结治国之道,除了将心得写成讲义和奏折,还将一部分思考成果写为文章,收入文集。他的文章流传一时,得到时人的推崇。

写诗,是陈廷敬的一大爱好。在诸多文学体裁中,他最爱用简短的古体诗表情达意。九岁时的《牡丹诗》让他广受乡人的赞誉,但他写诗并不是为了一逞文才,而是一抒胸中情感。他的诗歌取材广泛,经历、感情、与人交往、日常生活、巡游景致都可入诗。“声雄而状,词博而丽,格高而古”是其诗风。

陈廷敬的诗歌,很大一部分是台阁体,他写了不少诗为康熙帝歌功颂德,是否能断定他是一个阿谀之人?事情要分两面看。朝廷官员少不了要写应制诗、台阁诗,数句陈词滥调反复出现,盛世、圣明、光辉、恩泽等字眼充斥,这些诗歌数量庞大,却难有精品。陈廷敬也免不得要写一些歌功颂德之词,不乏平庸之作,这是事实。

不过,陈廷敬是个有追求的人,在诗学上也是如此。陈廷敬爱杜诗,也希望能把中国诗歌的讽喻传统发扬光大,于是在他的献诗中,既有对康熙本人的肯定,对盛世的歌颂,也有对国家隐患的担忧,对人民疾苦的同情,并以诗句委婉劝谏,提出解决方法。

康熙南巡,陈廷敬跟随做《南巡歌》,歌颂康熙的数项善政,如看到淮水两岸有饥民,就留下粮食二十万石赈济灾民;免除所到之处的不合理税赋。《纪免凤阳额赋》《纪免山东额赋并赐缓征逋租也》《纪免淮扬额赋》……从这套诗的一系列题目上,就可以看出陈廷敬鼓励当朝皇帝继续推行德政,减免百姓负担的用心。这种创作,继承了中国文学的讽喻传统,文以载道,不失其心。

真正能体现陈廷敬文学水平的,是他写的那些抒发个人情感的诗。他思念朋友,就会写“客里音书寂寞迟,西风过雁苦参差”;他思念家乡,会感叹“乡心如水知难断”;他行过江南,就写“江城流水逐门开,水上残红映碧苔”;他生活节俭,常吃腌菜,写出“索莫一冬差有味,菜根占得菜花香”……他的诗歌里,既有“仗剑凌长虹”的豪迈,又有“悟得浮云万事轻”的哲理,还有“平生自有冰渊志”的自我期许。

陈廷敬为人、为官、为文,都达到了一定的境界,难得的是人如其文,表里如一。《四库全书总目》评价他:“从容载笔,典司文章。……而文章宿老,人望所归,燕许大手,海内无异词焉。”这段评语指出了陈廷敬在当时文坛的地位,也让后人对陈廷敬有了更全面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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