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席北斗、杨天学、李鸣晓、侯立安 等编著
出版社：化学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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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固体废物处理及资源化试读：
前言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美丽中国”强调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十八大报告中首次将“美丽中国”纳为执政理念，十八届五中全会上，“美丽中国”被纳入“十三五”规划，十九大报告也指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美丽中国是环境之美、时代之美、生活之美、社会之美、百姓之美的总和。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紧密相连，建设美丽中国，核心就是要按照生态文明要求，通过生态、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建设，实现生态良好、经济繁荣、政治和谐、人民幸福。
美丽乡村是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要求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美丽乡村建设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抓手，是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提升农民生活品质、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的重大举措。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落实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严守生态保护红线，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
农村生态环境是美丽乡村建设的核心内容。近年来，我国农村生态环境状况总体形势不容乐观，其中，农村固体废物为农村环境中的重要污染来源。生活垃圾、农业废物和养殖废物等农村固体废物产生量大面广，但由于收运、处理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技术的适用性达不到要求，导致农村固体废物无序排放问题严重，对周边的水、土、气等均造成污染，威胁到农村居民的健康。且由于农村固体废物来源多样、组分复杂，易形成叠加效应，给农村生态环境造成更大压力，影响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乡村振兴要求“推进乡村绿色发展，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新格局”，其中“加强农村突出环境问题综合治理”为重要内容之一，要求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开展农业绿色发展行动，实现投入品减量化、生产清洁化、废弃物资源化、产业模式生态化。
目前在农村固体废物处理处置方面存在着一系列的难题。第一，农村固体废物分散、面广，收集难度大、成本高，难以形成规模化效应的同时也缺乏就地处理的技术；第二，农村存在生活垃圾、农业废弃物以及分散式或规模化养殖产生的畜禽粪便，导致农村固体废物来源多样、成分复杂，单一处理技术无法满足多源固体废物的协同处理；第三，农业废物中木质素、纤维素和半纤维素等分子结构复杂组分含量较高，而畜禽粪便中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明显减少，主要为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和蛋白质的分解成分、脂肪、有机酸、酶和各种无机盐类，因此，混合处理时如何保持不同组分协同降解成为技术难点；第四，废弃生物质中碳、氮、磷等存在危害环境和友好转化的双重特性，如何减少其以污染危害的形态进入环境、提高资源化与能源化水平成为技术难题。
本书基于农村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问题及资源循环利用需求，以落实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水十条”）和《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土十条”）提供技术支撑为导向，各章节内容参阅了当前国内外农村固体废物处理研究和应用文献资料，对我国农村固体废物产生及污染现状进行分析，并梳理了农村固体废物对水、土和人居环境造成污染的成因，阐明了我国农村固体废物处理处置需求；结合编著人员多年的研究成果、体会和实践经验，对农村固体废物资源化及能源化技术的机理、工艺方法和工程应用经验进行整合，总结了适用于我国农村的固体废物处理与资源循环利用技术，以及基于农村状况的相关技术工艺设计及管理技术等，旨在为专业人士和广大读者提供较全面的、能够反映目前国内外农村固体废物处理及资源化技术的资料。
本书由席北斗、杨天学、李鸣晓、侯立安等编著。具体编写分工如下：第1章由侯立安、席北斗、杨天学编著；第2章由席北斗、杨天学、赵越、黄彩虹编著；第3章由魏自民、席北斗、杨天学、党秋玲编著；第4章由杨天学、李英军、赵越、张颖编著；第5章由黄彩虹、杨天学、马志飞、彭星编著；第6章由侯立安、席北斗、杨天学、魏自民编著；第7章由席北斗、杨天学、吴伟祥、李鸣晓编著。另外，在本书编著过程中，李东阳、徐胜、李琦等承担了书稿的汇集和整理工作。本书最后由侯立安、席北斗、杨天学统稿并定稿。
限于编著者时间和水平，书中难免有不妥和疏漏之处，恳请广大读者赐教。编著者2018年6月第1章 农村固体废物产生现状及处理技术进展1.1 农村固体废物的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以下简称《固废法》）中对“固体废物”做出了明确定义，是指在生产、生活和其他活动中产生的丧失原有利用价值，或者虽未丧失利用价值，但被抛弃或者放弃的固态、半固态和置于容器中的气态的物品、物质，以及法［1］律、行政法规规定纳入固体废物管理的物品、物质。顾名思义，农村固体废物是指产生于农村区域的相关固体废物，包括农村生活垃圾、农业废物、畜禽粪便等。由于农村固体废物产生量大、面广、分散、来源多样，同时当前由于农村地区固体废物收集和处理基础设施不完善，按照城市固体废物处置模式建立一套完善的固废收运及处理体系投入大、运行成本高、难度大，因此造成农村生活垃圾、农业废物和畜禽粪便等固体废物对农村环境的面源污染贡献大，且多源固体废物对周边的水体、土壤、大气及生态环境产生叠加的复合污染效应，已经威胁到农村居民、农业生产等的生态安全（图1-1），亟待从环境意识、治理技术、管理制度等方面进行重点防控。图1-1 农村固体废物来源及环境影响
农村固体废物是农村地区重要的环境污染源和疾病传播源，它以固态物质、渗出液态物质、释放气态物质以及传播疾病等方式污染环境，危害农村居民身体健康。同时，农村固体废物会通过水体的迁移、食物链的传递等过程，对生态环境造成污染，威胁到全人类的生命安全。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资源消耗剧增，对原有的村镇农村功能和结构产生巨大冲击，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业结构与耕作方式的改变，促使农村固体废物呈现产生量增加、组分复杂化、污染程度加剧的趋势。同时，高速的城镇化与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的滞后，不仅导致我国农村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还给农村周边地区的生态系统与环境质量带来巨大的压力。垃圾堆放在房前屋后、坑边路旁甚至水源地、泄洪道、村内外池塘；城乡畜牧业的迅速发展，带来了畜禽粪便废物的排放处理和污染问题，对一些湖泊、水库造成污染，导致村中一些原本鱼虾游动、清澈见底的小河变成为臭气熏天、垃圾遍地的臭水沟塘；种植农业面源污染负荷加重；同时，以上多源农村生物质固废产生的污染存在叠加效应，导致农村水源、空气、土壤等环境污染问题更加严重，必将严重危害到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农村生态和农村居住环境问题引发的环境之痛令人忧虑（图1-2）。图1-2 农村生态环境系统相互影响机理1.1.1 生活垃圾《固废法》中将生活垃圾定义为：在日常生活中或者为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活动中产生的固体废物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视为生活垃圾的固体废物。近年来，经济的发展、农村物质条件的改善加大了生活垃圾的产生量，但由于农村在垃圾分类、垃圾处理、垃圾管理和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尚存在缺失，因此，露天堆放的生活垃圾严重影响到农村生态系统的和谐发展。由于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区域农村生活垃圾的产生量具有较大差异，人均垃圾产生量位于0.340～［2］3.000kg/d区间内，有研究报道显示平均值约0.65kg/d。因此，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农村户籍人口58973万，则2016年农村生活垃圾产生量8约1.4×10t。
我国农村生活垃圾主要组分包括厨余、灰土、橡塑、纸张和其他，其他类又主要包括废电池、过期药品、农药和杀虫剂包装等。近年来，农村地区对工业和塑料制成品消费的增加，农村生活垃圾组成复杂，且组分特征日趋城市化（图1-3）。而农村生活方式的转变导致传统的循环途径逐渐被阻断，有机垃圾就地消纳方式逐渐消失、秸秆还田减少，燃煤导致灰渣等无机垃圾量增加，电子废物、农药包装物及过［3，4］期药品等有毒有害物日益增多。农村和乡镇生活垃圾在组分和性质上基本与城市生活垃圾相似，只是在组成的比例上有一定区别，有机物含量多，水分大，同时掺杂化肥、农药等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废物。因此农村生活垃圾有其鲜明的特点，有害性一般大于城市生活垃圾。农村生活垃圾成分复杂，除含有碳、氮、磷、钾等植物所需的营养元素外，还含有一些有害元素。图1-3 农村生活垃圾组成1.1.1.1 南方典型区域农村生活垃圾调研
以湖南省长沙县作为调研对象，调研其生活垃圾产生量、类别以及生活垃圾的处理现状和对环境的污染状况（图1-4）。长沙县位于湖南省东部偏北，湘江下游东岸。东邻浏阳市，南接株洲市、湘潭市，西南滨湘江，西毗天心区、雨花区、芙蓉区、开福区、望城区等长沙市辖区，北靠平江县、汨罗市；地处东经112°56'15″～113°36'00″，北纬27°54'55″～28°38'55″，东西宽约55.9km，南北长约81.85km，总2面积1756km。长沙县获批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形成了粮食、蔬果、茶叶、生态养殖、花卉苗木、休闲旅游等六大农业产业。22016年，长沙县农作物总播种面积209.3万亩（1亩≈666.7m，下同），各类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259家，共有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49家，农村固体废物具有明显的产生量大、来源多样复杂等特征。图1-4 湖南省长沙县农村垃圾产生及处理处置模式调研
调查结果显示，长沙县农村人口大约为73.9万，农村人均垃圾产生量为0.38kg/d（表1-1），垃圾主要成分是可堆肥的草木灰和厨余垃圾（表1-2），具有较好的资源化前景。表1-1 垃圾产生量及人均日产生量调查 表1-2 生活垃圾物理组分百分比调查 1.1.1.2 华北典型农村生活垃圾调研
安新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县境东与雄县、任丘相连；南与高阳接2壤；西与清苑、徐水交界；北与容城毗邻。总面积738.6km。据统计，2011年，全县设9镇3乡，共12个乡镇，207个行政村，人口2393113人。东田庄村位于白洋淀中，土地面积5km，总人口1800人，四周被白洋淀所环绕，主要的交通工具是船，交通不便，具有典型的北方特征，因此以其为对象开展了农村生活垃圾产生现状调研（图1-5）。图1-5 东田庄村地理位置
调查结果显示，该村垃圾产生源是当地居民，由于特殊单位相对较少，因此各单位产生的垃圾占总垃圾量的比例较小，每人平均日产垃圾量约135.7～213.5g，其中有机类与无机类垃圾比例为（4～5）∶1。对商业类用户日产生垃圾量调查结果表明，村内小卖部、卫生所产生生活垃圾量与普通居民产生量基本相当，种类并无特殊；饭店虽然规模较小，但生活垃圾产生量大幅增加，组成特征方面也有所不同，厨余类垃圾量明显上升，日产生厨余垃圾3.5～4.5kg。另外，根据北方农村地区的传统，习惯将秸秆等作为柴火，因此每天有大量的3炉灰产生，根据调查，人均产炉灰0.008～0.01m。垃圾成分分析结果显示，当地垃圾成分以厨余垃圾为主，含水率较高，其他成分所占的比例较少，同其他地区所不同的是芦苇类秸秆占有较大的比重，且呈季节性特征（表1-3）。表1-3 东田庄村垃圾成分分析统计表（秋季） 1.1.1.3 西北典型农村生活垃圾调研
甘肃省位于我国西北，农村地区总体欠发达，具有明显的特征。以通渭县为调研对象，开展了农村生活垃圾的调研工作。通渭县位于甘肃省中部，定西市东侧，介于东经104°57'～105°38'、北纬34°55'～35°29'之间，海拔高度为1410～2521m。
调查结果显示，通渭县目前人均垃圾产量为0.7～1.3kg/d。参考通渭县和国内统计资料，确定通渭县各乡镇人均垃圾产量为0.8kg/d。根据国内外相关资料和通渭县实际情况，确定生活垃圾中COD、TN和TP排放量折算标准，每千克生活垃圾产生COD 0.05kg、TN 1.00g、TP 0.20g。经核算，2016年该县城镇生活垃圾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为COD 261.21t、12.29t、TN 5.22t、TP 1.04t。1.1.2 秸秆废物
农业废物来源于植物，主要是由C、H、O、N、S等元素组成，是植物光合作用的产物。我国农业废物主要来源于作物种植过程中产生的秸秆，如水稻、小麦、玉米等谷类作物，大豆、蚕豆、豌豆等豆类作物，甘薯、马铃薯、木薯等薯芋类作物，以及纤维作物（棉花、大麻、亚麻等）、油料作物（油菜、花生、芝麻、向日葵等）、糖料作物（甘蔗、甜菜等）、特用作物（烟草、茶叶、桑等）等秸秆（图1-6）。另外，农、林产业生产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副产物，也是秸秆废物的重要来源。图1-6 农业秸秆来源
农业废物在农村固体废物中占据着非常大的比重，而且我国农业废物总量高居世界榜首。据估计，目前我国年产各类农业废物总计约820×10t，其中林业及木材加工废物、农业秸秆的资源量分别约相当88于3×10t标准煤和2×10t标准煤；玉米秸秆为我国各类农作物秸秆产88量之首，2015年其产量约2.5×10t，可折合成1.2×10t标准煤；预计8到2020年，我国农业废物年产出将相当于12×10t标准煤，可开发量8［5］相当于9×10t标准煤。据调查分析，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河北、湖北、广西、湖南、辽宁为我国农业废物丰度较高的9个省［6］（自治区）。且秸秆的产量呈逐渐增加的趋势。据统计，农作物秸秆产量位居全国第四位的黑龙江省，2003～2012年主要粮食秸秆产量表现出显著升高的发展态势，2012年秸秆产量较2003年提高约77［7］2.5倍；2012年秸秆产量约为6.77×10t，相当于标准煤6.56×10t。1.1.3 畜禽粪便
畜禽粪便主要来源于养猪场、养牛场等养殖场产生的猪粪、牛粪、羊粪、鸡粪、鸭粪等（图1-7）。其中，猪粪、牛粪、羊粪、家禽粪便在畜禽粪便资源中占有重要地位，猪粪所占百分比更是高达57.5%。同时，我国畜禽粪便产生量呈逐渐增加的趋势，据相关研究统计，河［8］南省2011年畜禽粪便产生量是1990年的2倍多。图1-7 畜禽粪便来源
我国目前的畜禽养殖有很多种方式，最主要的有传统散户养殖和规模养殖，其中散养大多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生产技术、管理水平和养殖效益较低，造成所产生的畜禽粪便收集处理率低；规模化养殖产生的畜禽粪便量大、集中，因此近年来随着环保要求的提高，收集与处理率也逐年提升。但总体上，畜禽粪便污染对我国生态环境造成的压力依然较大，据污染源普查动态更新调查数据，2010年畜禽养殖75业的COD、排放量分别达到1.148×10t、6.5×10t，占全国排放总量的比例分别为45%、25%，分别占农业源的95%、79%，畜禽养殖污染已经成为环境污染的重要来源。1.2 我国农村固体废物环境影响及问题成因1.2.1 “垃圾围村”现象严重
农村生活垃圾产生量和堆积量逐年增多，垃圾成分日趋复杂，与城市垃圾相比，农村垃圾面积广、产生源分散，农村所采用的分散式就地消纳处理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人均生活垃圾产量偏低，清理过程简单，但垃圾收运难度大；虽然户内外都有较高的消纳能力，但是垃圾随意堆放现象非常严重。
近年来，农村生活垃圾的污染与治理正逐渐引起社会越来越广泛的关注，浙江、江苏等发达地区逐步积累了一系列的工作经验，但总体上我国农村生活垃圾收集及处理设施严重不足，农村生活垃圾的收集与处理率低，对农村生态环境造成较大的压力。《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2015—2030年）》也指出，农村垃圾收集与处理严重不足，农村环境污染将呈加重的态势。
首先，农村生活垃圾产生量不断增长，但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及处理方面的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大部分地区垃圾收运及处理基础设施缺乏，仍未实现垃圾的集中收运和无害化处理，致使大量生活垃圾存放于村头、公路边、田边以及沟渠里，特别是离城市稍远的山村小溪沿岸、池塘边、泄洪道内长期堆放有大量的生活垃圾，这导致了越来越严重的农村生活面源污染（图1-8）。有调查研究结果显示，所调查的141个村中有75.9%的村落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在众多污染［9］源中生活垃圾污染源对农村环境的影响最大。图1-8 农村垃圾随意丢弃
其次，已建成的生活垃圾收集处理设施存在不完善、不合理等问题，且缺乏配套管理措施，村民习惯于随地乱倒垃圾，导致已有的生活垃圾收集处理设施无法发挥最大功效，农村垃圾尚无法得到及时有效处理，给农村生态环境和农民身体健康带来巨大隐患，影响新常态下农村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图1-9）。图1-9 农村垃圾收集设施未发挥作用
再次，部分开展农村环境整治的地区，生活垃圾一般由村内自行收集，处理方式主要采取单纯填埋、临时堆放、随意倾倒与焚烧等简易方式（图1-10），导致生活垃圾污染削减量远小于预期，循环利用率也就更低。简易处理的生活垃圾经过长时间堆积，不同垃圾之间发生化学反应，加上微生物的分解作用，会产生甲烷、二氧化碳、醚等气体，统称“填埋场气体”。产生的难闻气味气体，给周围的村民生活带来不便，而且产生的部分气体有毒，会影响周边居民的健康甚至威胁到居民的生命安全。图1-10 农村垃圾粗放式处理
此外，堆积成山的农村生活垃圾会产生大量渗滤液，由于未能得到有效收集和及时处理，垃圾渗滤液进入土壤、地下水、地表水体，造成土壤和水体污染，严重情况下还会造成周边的饮用水源地污染，村民饮用这样的地下水自然会对健康有害。丢弃在田里的农用垃圾、残留农药等也会随着降雨而渗入土层，影响土壤质量。另外，农用地膜的残留降低了耕地的渗透性，减少了土壤的含水量，影响了耕地的抗旱能力。1.2.2 农业废物的环境影响及问题成因
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2002年数据，世界上种植的各8种谷物每年可提供秸秆达17×10t，其中大部分未加工利用。我国的88各类农业废物资源十分丰富，总产量超过7×10t，其中稻草2.3×10t，88玉米秸秆2.2×10t，豆类和杂粮作物秸秆1.0×10t，花生和薯类藤8蔓、菜叶等1.0×10t。过去，我国农民将农业废物作为有机肥使用，在促进物质能量循环和培肥地力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随着节约化农业的发展、化肥的大量使用，农业废物转化为有机肥料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和严峻的挑战，传统秸秆沤肥还田方式已不能适应现代农业的发展。因此，农业废物已成为严重污染生态环境的污染源（图1-11）。图1-11 农业废物污染环境
究其原因，第一，主要是我国目前缺乏针对秸秆的收运及处理技术模式，关键技术仍有缺陷，以及尚未形成统一协调的管理体制机制。秸秆的产生具有明显的季节性，且由于当前我国相当一部分的农业种植还停留在散户自发耕作方式上，规模化效应差，同时再加上我国区域差异明显，农业种植方式多样，目前尚未形成针对不同区域特征的秸秆收运模式，尤其是在专业化的收运方面几乎处于空白状态。第二，目前秸秆利用附加值偏低、秸秆生产分散、以农用为主、收集储运成本过高的现象还普遍存在。秸秆肥料化利用量较少，秸秆综合利用还处于初级阶段，规模小、分布零散不集中、利用形式较单一，未能形成规模化、产业化，许多应用技术还不能转化推广。第三，农作物秸秆量大、分散、体积蓬松、密度较低、季节性强，收割机、打捆机等配套设施缺乏，给秸秆的收集、储运带来很大困难，服务市场难以形成，服务体系尚未建立，制约着秸秆综合利用的产业化发展。农户处理秸秆的成本主要包括机械成本、劳动力成本和运输成本。农民处理秸秆的成本是非常高的，有些劳作得不偿失。因此，农民对秸秆其他利用方式积极性不高，往往选择了最为简单的秸秆焚烧。第四，利益机制尚未理顺，长效机制有待健全。秸秆资源市场化利用机制不完善，企业与农民之间尚未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关系，缺乏可持续利用秸秆的利益激励机制。1.2.2.1 适宜的秸秆收储运关键技术
我国农作物秸秆产量大、种类多，可利用潜力巨大。但秸秆作为一种散抛型、低容重的资源，具有分散、季节性、能量密度低、储运不方便等特点，严重地制约了其大规模应用，而完善的收储运体系、实用的收集技术和设备是其能源化与资源化利用的基础。秸秆收储运就是将分散在田间地头的秸秆，在保持其利用价值的前提下，采用经济、有效的收集方法和设备，及时进行收集、运输和存储或直接运输至秸秆利用厂，是资源化利用的基础。近年来，随着秸秆能源利用技术的推广，许多地区已经建立收储运试点，形成以秸秆经纪人或专业收储运公司为依托的收储运模式，为秸秆收储运体系工程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目前形成的收储运模式主要有分散型和集中型两种。其中，分散型收储运模式以农户、专业户或秸秆经纪人为主体，把分散的秸秆收集后直接提供给企业；集中型收储运模式以专业秸秆收储运公司或农场为主体，负责原料的收集、晾晒、储存、保管和运输等任务，并按照能源化企业的要求，对农户或秸秆经纪人交售秸秆的质量把关，然后统一打捆堆垛存储。
欧洲、美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现代农业体系发展相对健全，农作物秸秆收集利用主要使用机械且以集中型模式为主，其中收储运模式的主要特点是要求有良好的收获、运输等配套机械，目前正朝着高密度、大型化方向发展。例如在丹麦，生产者与企业之间秸秆交易采用期货合同的形式，秸秆价格由供应商和购买商共同决定，以免任何一方随机操控价格。合同可直接与农场主签订，也可与秸秆生产者和承包商签订，通常会包括交货日期、供货数量、协议价格以及质量标准等内容。该收储运模式在丹麦已经得到了广泛应用，可以保证秸秆的持续供应，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收储运体系。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农作物秸秆传统收集方法主要靠人工获得，作业人员劳动强度大、效率低，收集机械大多为后置式、小机型为主；也缺少专业的配套设备和服务机制，没有建立稳定的价格体系。随着我国农业集约化的发展，亟需引进和自主研发适合我国农业类型特征的集中与分散并举的秸秆收储运实用技术与体系，以提高机械化收储运的水平。1.2.2.2 农业废物缺乏资源化
农作物秸秆是地球上第一大可再生资源，专家测算，每生产1t玉米可产2t秸秆，每生产1t稻谷或小麦可产1t秸秆。根据2008年数据我8国每年农作物秸秆产量约为6×10t，拥有量居世界首位。农作物光合作用的产物约有1/2以上存在于秸秆中，秸秆富含有机质和氮、磷、钾、钙、镁、硫等多种营养成分，也是一种重要的生物质资源，可用作肥料、饲料、燃料及副业生产的原料等。秸秆作为重要的生物质资源，总能量基本和玉米、淀粉的总能量相当。秸秆燃烧值约为标准煤的50%，秸秆蛋白质含量约为5%，纤维素含量为30%，还含有一定量的钙、磷等矿物质，1t普通秸秆的营养价值约与0.25t粮食的营养价值相当。经过科学处理，秸秆的营养价值还可大幅度提高。秸秆蕴藏着丰富的能量，含有大量的营养物质，开发利用潜力巨大，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秸秆作为一种资源，做好综合利用可以转化为财富，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秸秆可实现燃料化（气化、燃烧、发电、沼气）、肥料化、饲料化、工业制品化（秸秆造板）。我国现有的农村秸秆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技术包括秸秆还田技术、秸秆肥料技术、秸秆饲料技术、秸秆气化和固体燃料技术、秸秆发电技术、秸秆工业制品技术以及其他秸秆利用技术。欧洲、美国等国家和地区主要将秸秆作饲料处理，多余部分还田。丹麦是世界上首先使用秸秆发电的国家。美国也将秸秆作为饲料和用于发电，有的地方还用秸秆盖房，将整捆的秸秆高强度挤压后填充新房的墙壁；美国能源部将小麦秸秆作为可再生生物能源的一个重要来源。日本秸秆的主要处理方式为混入土中作为肥料，以及作粗饲料喂养家畜。
以上技术目前在我国已经有所研究，为秸秆的处理提供了一定的技术支撑，但由于秸秆种类多样、单一秸秆成分相对简单，因此在各技术应用过程中存在着处理速率慢、资源化水平低、成本高等问题，无法满足我国农村地区的秸秆处理处置需求。因此，亟需开发相关的实用技术，提高处理效率、增加秸秆的资源化水平，为秸秆的高质化利用提供技术支撑。1.2.2.3 缺少适合不同区域类型的秸秆收储运与分质资源化集成技术体系
秸秆的收储运与处理处置是一个系统的工程，过程中涉及的工序和内容较多，单一技术难以完成其有效的收储运和资源化利用，且我国不同区域的秸秆产生类型与收储运和处理处置需求差异性明显，同时由于经济实力、技术性能等因素的限制，适合区域特点的秸秆收储运与处理的集成技术开发滞后，缺乏针对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特征的秸秆收储运技术、工程、管理和政策优化组合体系。因此，为解决秸秆的资源浪费和污染环境问题，需要对全过程进行综合集成，迫切需要秸秆收集、粉碎、储存、运输等工序的集成设备，完善秸秆综合利用前的收集、粉碎、储存、运输集成体系，结合不同分区、不同农业类型的特点，进一步开展秸秆收储运和资源化利用技术系统构建与示范研究，优化组合收、储、运、分质资源化集成技术，从而形成适宜于不同区域特点的低成本、低影响、低污染、高价值的“三低一高”集成技术体系，对秸秆的综合利用起到示范带动作用。1.2.3 农村畜禽粪便产量大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传统的家庭式养殖逐渐转变为集约化、规模化、商品化养殖，总体产量也大幅跃升，禽蛋和肉类的产量早在1986年和1991年就已超过美国，与此同时，养殖业的发展也导致了畜禽粪便产量大幅增加，畜禽养殖业所排放的污染物包含粪便及其分解产物、伴生物和添加物，不仅滋生包括病原微生物（细菌、真菌、病毒）和寄生虫卵等伴生物，还会散发氨、硫化氢、挥发性脂肪酸、酚类、醛类、胺类、硫醇类等刺激性臭气，对环境造成严重影响。恶臭对人体健康有危害，使中枢神经系统的反射调节作用产生障碍，引起兴奋和抑制过程的紊乱，人会感觉烦躁不安，精神不振，思想不集中，判断能力和记忆力减退，产生厌倦感，心理状态变差，工作效率降低。
多个调查研究均发现，在养殖较集中的区域，畜禽粪便产生量大（图1-12），养殖总量已经超过当地土地负荷警戒值，种植业与养殖业日益脱节，大多数养殖场产生的粪便、污水的储运和处理能力不足，利用率低；畜禽粪便中COD的排放量已远远超过工业废水和生活废水的COD排放量之和，对周围环境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图1-12 全国养殖业粪污产生量变化1.3 我国农村固体废物资源化必要性及需求
加强农村环境治理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一项重要手段。农村固体废物是环境治理的重要抓手，加强农村固体废物的处理及资源化，不仅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设美丽乡村的重要任务，更是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举措。1.3.1 贯彻生态文明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要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加快建立健全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的目标责任体系，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保障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以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环境风险有效防控为重点的生态安全体系。生态文明体系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实践的具体成果，是对生态文明建设战略任务的具体部署，五大体系相辅相成，共同构成新时代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全局性、根本性对策体系。生态文化体系是基础，生态经济体系是关键，目标责任体系是抓手，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是保障，生态安全体系是底线。
加快建立健全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价值观决定行为方式，造成生态环境问题的一个深层次的原因是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将人类凌驾于自然之上的盲目“征服自然”的价值观念。建设生态文明，首先要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构建生态文化体系，要将其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之中，对不同的社会主体和不同的发展阶段要有不同的侧重点和基本要求。对于各级党委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主要是培育在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要求这一刚性约束下进行各项社会经济发展决策和管理的文化自觉。对于公众，在不断提高其相关意识和认知的同时，还要培育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同时，将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纳入学校常规教育体系之中。对于企业，重点是增强环境遵法守法意识，增强社会责任感。
加快建立健全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保护的成败归根结底取决于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通过全面推动绿色发展，建立健全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这是建设生态文明的根本出路。构建生态经济体系有三个重点：一是在优化国土空间开发布局、调整区域流域产业布局的前提下，调整经济结构、能源结构、产品结构，创新技术，提高生产领域的资源环境效率，实现产业生态化改造；二是培育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实现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化；三是建立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倒逼和引导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并通过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最终实现生产系统和生活系统内部和之间的循环链接。构建生态经济体系，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一是要让生态环境成为有价值的资源，与土地、技术等要素一样，成为现代经济体系高质量发展的生产要素；二是要建立生态环境服务功能的价值评估体系，使其进入国民经济统计核算体系中，真正让“绿水青山”转变为可计量、可考核、可获得的“金山银山”。
加快建立健全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的目标责任体系。我们下大力气保护生态环境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就是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最终形成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基础。构建目标责任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特征和优势的集中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生态环境保护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中央环保督察、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严肃问责追责等制度实践反复证明，只要各地区各部门坚决维护党中央统一领导，坚决担负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只要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成为本行政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第一责任人，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分工协作、共同发力；只要建立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将考核结果作为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奖惩和提拔使用的重要依据；只要对那些损害生态环境的领导干部，真追责、敢追责、严追责，做到终身追责；只要有一支生态环境保护铁军，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就能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实现党和人民预期的目标。
加快建立健全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保障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体现“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思路的生态文明制度的“四梁八柱”基本形成，改革落实全面铺开。目前，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要重视补齐制度短板、提升治理能力、狠抓落地见效：一是将生态文明建设全面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方面，建立健全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与政策导向；二是按照“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原则，建立健全一体化生态修复、保护和监管制度体系；三是建立健全农村环境治理的制度体系；四是建立健全全民参与的行动制度体系。
加快建立健全以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环境风险有效防控为重点的生态安全体系。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是生态平衡的基本特征，是生态安全的标志，也是人与自然和谐的象征。建设美丽中国，就是要让中华大地上各类生态系统具有合理的规模、稳定的结构、良性的物质循环、丰富多样的生态服务功能。当前，我国仍处于环境风险高峰平台期，长期积累的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的事件高发频发。我国生态安全体系建设，必须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把生态环境风险纳入常态化管理，系统构建全过程、多层级生态环境风险防范体系：一是降低生态系统退化风险，通过实施国土空间管制和生态红线制度、采取生态系统修复和保护措施，确保物种和各类生态系统的规模和结构的稳定，提升生态服务功能水平；二是防范和化解生态环境问题引发的社会风险，维护正常生产生活秩序。1.3.2 落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
习近平同志2017年10月18日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2018年2月4日公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同年3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做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到要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欠账较多，农村环境和生态问题比较突出，乡村发展整体水平亟待提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推进乡村绿色发展，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新格局；需要“加强农村突出环境问题综合治理”“实现投入品减量化、生产清洁化、废弃物资源化、产业模式生态化。推进有机肥替代化肥、畜禽粪污处理、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乡村是一个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我们有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有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有亿万农民的创造精神，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支撑，有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有旺盛的市场需求，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立足国情农情，顺势而为，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举全党全国全社会之力，以更大的决心、更明确的目标、更有力的举措，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谱写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
根据《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中“完成6万个建制村（占全国总数的10%）的环境综合整治任务”“重点解决环境问题突出的村庄环境污染，全面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细化村庄环境综合整治技术要求，开发推广适用的综合整治模式与技术”，我国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任务艰巨。目前，由于农村布局分散、面积大，缺乏适合农村尺度的高稳定、低价格、易使用的成套采样和监测技术设备，环境污染家底不清、问题不明，缺乏美丽乡村环境规划和优化调控方法；在治理技术方面，技术集成与技术整装滞后，污染治理技术研究与技术装备机械化、现代化的融合性亟待完善，缺乏围绕农村生态环境承载力提升和人体健康保障为目标的系统研发集成和综合示范应用；在管理方面，美丽乡村环境监管政策与体制机制亟需完善，产学研一体化创新平台和市场化推广机制亟待建立，亟需综合分析针对不同地区、不同环境问题的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关键技术及应用案例。1.3.3 建设美丽乡村和解决突出农村环境问题
2005年新农村建设围绕“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20字方针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随着农民生活从原来的生活宽裕提升到生活富裕，在生态建设方面也要求从原来的村容整洁提升到生态宜居，实现了从外在美向外在美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相统一的转变；在管理层面，从原来的管理民主提升到治理有效，在实现从管理向治理转变的同时也更加注重治理效率。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镇生态环境治理越来越受到重视，不但投资力度不断加大，且组织、人员的配置和运行机制等也不断完善，相反农村生态环境却被边缘化。特别是在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广大农村生态环境所面临的污染风险日益加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美丽乡村是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努力建设美丽乡村”后，农业部办公厅随之发布了《关于开展“美丽乡村”创建活动的意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美丽乡村建设的系列行动。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指出，要通过美丽乡村建设，建设农民美好生活的家园。
截至2016年年底，我国的城镇化率为57.3%，仍有42.7%人口在［10］农村地区，同时农村还承载着农业、畜禽养殖业，因此农村地［11］区生活垃圾、畜禽粪便、农作物秸秆等多源生物质固废并存。88据统计，2016年我国农村年产生活垃圾2.3×10t、畜禽粪便19.0×10t、8农作物秸秆约12.5×10t，其中长江经济带11个省（自治区）的农村8固废产量占全国30%以上，其中农村年产生活垃圾0.74×10t、畜禽88［12］粪便6.1×10t、农作物秸秆约4.0×10t。太湖流域农村年产生活677［13］垃圾1.993×10t、畜禽粪便6.2297×10t、秸秆4.0981×10t，巢67湖流域农村年产生活垃圾3.212×10t、畜禽粪便2.6356×10t、秸秆7［14］1.7338×10t。
近年来，随着国家“以奖促治”、农村环境连片整治、农业可持续发展等行动，建设了一批农村生物质固废处理工程，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部分环境污染压力。促使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及处理率提高了26.1%、基础设施增加了15%，2018年城乡工程建设投入相较2017年［15，16］增加了10.9%等。但由于我国区域差异明显，部分工程适宜性差、运行效率达不到设计要求等，出现“建成即废”“带病运行”等问题，农村生物质固废无序排放进入环境的趋势未得到根本扭转，8生活垃圾收集率不足65.6%，处理率仅为36.3%，每年1.3×10t的农村生活垃圾得不到任何处理而被随意弃置；畜禽粪便收集率不足69.8%，处理率为50.0%；农作物秸秆收集率不足63.5%，处理率为27.5%，且资源化能源化效率更低。经测算，由此携带进入水体、土壤、大气744的COD、、TP可达3.4×10t/a、3.2×10t/a和0.8×10t/［17，18］a。
农村有机固废处理方式以减少污染排放为主，如收集后的生活垃8圾60%以上为简易填埋；我国农村每年约产生1.7×10t（50.0%）的8生活垃圾简易填埋，5.7×10t（30.0%）的畜禽粪便传统好氧堆肥，8［19～21］2.5×10t（20.0%）的秸秆直接还田、过腹还田、堆沤还田；8其中长江经济带11个省（自治区）农村每年0.5×10t（16.0%）的生8活垃圾简易填埋，1.8×10t（9.6%）的畜禽粪便传统好氧堆肥，0.8×8［22］10t（6.4%）的秸秆直接还田、过腹还田、堆沤还田。太湖流域各类生物质废物产生量总计23636.6t，其中约30%生物质废物农户回收作为燃料，约20%生物质废物残留农田，自然分解后作为肥料，［23］约占50%直接留田焚烧处理；四川农村约59.4%生活垃圾均由自行焚烧或简易集中焚烧处理，34.6%的生活垃圾被填埋，用于堆沤仅［24］为6.9%；其他重点区域的情况，如山东泰山12%秸秆被废弃或焚烧；部分地区所开展的“全域无垃圾”“畜禽粪污治理”“秸秆禁烧”等行动，重点都在“堵”污染，需要投入大量的成本来达到治理目的，缺乏“疏”，忽视了生物质固废的资源化与能源化属性，导致其中大量的碳源、氮磷营养物等组分被浪费。
目前针对污水、垃圾等污染问题的相关技术较多，农村大多是直接套用城市环境保护的技术体系，针对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条件的关键技术较少。日益突出的农村环境污染问题和关键技术的缺失，已经成为改善民生，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动城乡统筹建设的重要制约因素。因环境问题具有明显的区域广泛性，不能简单地以行政区域来割裂解决，所以农村环境问题的解决不能就农村而论农村，需要从区域层次上，统筹考虑城乡环境保护，才能从根本上找到切实解决农村环境问题的方法与手段。1.3.4 落实环保专项行动计划
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镇生态环境治理越来越受到重视，不但投资力度不断加大，且组织、人员的配置和运行机制等也不断完善，相反农村生态环境却被边缘化。特别是在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广大农村生态环境所面临的污染风险日益加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美丽乡村是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1.3.4.1 以奖促治
新实施的《环境保护法》明确提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政区域的环境质量负责。地方政府作为农村环境质量的责任主体，应当不断提高农村环境保护公共服务水平。为加快解决农村突出环境问题，引导地方开展农村环境保护工作，国家实施“以奖促治”政策，中央财政在一段时期内设立农村环保专项资金，支持各地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在全面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提出“完善村级公益事业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机制”。“以奖促治”政策实施以来，着力解决了一大批农村突出环境问题，农村环境面貌明显改善，广大农民群众得到实惠。然而，在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中，中央农村环保专项资金属于引导类专项，按照国家清理、整合、规范专项转移支付要求，未来一个时期“以奖促治”政策走向仍有待进一步研究完善。“以奖促治”政策以国家水污染防治重点流域、区域以及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为重点范围，以农村生活污水和垃圾处理、饮用水水源地保护等为重点内容，以连片整治为主要推进方式，扎实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得到明显改善。截至2013年年底，中央财政共安排农村环保专项资金195亿元，带动地方各级政府财政投入260多亿元，支持4.6万个村庄开展环境整治，8700多万农村人口直接受益。整治过的村庄彻底改变了污水乱排、垃圾乱扔、畜禽粪便乱堆的“脏、乱、差”现象，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其中，安排中央农村环保专项资金163亿元，支持三批共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开展农村环境连片整治，涉及3.8万个村庄，受益人口7200万人。
但“以奖促治”政策在具体实施中仍存在以下的许多问题。（1）中央与地方关于农村环境公共服务事权划定不清晰
中央通过大量专项转移支付对地方进行补助，如农村饮水安全项目建设、农村沼气项目建设、农村环保、中小河流治理项目等专项资金，客观上会不同程度地干预地方事权，地方也无动力做好本不适于地方承担的事务。个别地方政府对农村环境公共服务及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的责任主体认识不清，“等、靠、要”思想严重，认为农村环境公共服务是中央政府的事。一些地方政府用其他中央专项资金充当农村环保专项资金配套资金，却未履行对农村环境质量应尽的责任。还有一些地方政府“重建设，轻管理”，部分“以奖促治”项目设施建成后未能正常稳定运行，浪费了国家的财力和物力，损害了政府在群众心中的形象。（2）“以奖促治”政策受益区与非受益区客观上存在一定不公平性
中央农村环保资金重在引导和推动地方政府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但由于我国农村环境保护底子薄、基础差，在落实“以奖促治”政策过程中，为了突出重点、示范先行，采取了“自觉自愿、强者优先”的原则，一些经济条件较强、环保工作基础较好的地方，率先开展了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整治后的村庄人居环境改善明显，而未整治的村庄在短期内仍难以摆脱环境“脏、乱、差”的形象。从全国总体来看，目前已完成环境综合整治的建制村仅占全国的7.6%，绝大多数村庄仍有待于进行环境综合整治，而未整治村庄群众对“以奖促治”政策的呼声很高，迫切盼望早日改善自身生存环境。（3）一些老少边穷地区农村环境公共服务水平明显偏低
尽管“以奖促治”政策将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作为重点政策实施区，在解决部分贫困地区农村突出环境问题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从全国总体来看，一些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老少边穷地区），由于经济欠发达、自然条件脆弱等，村庄环境公共服务水平仍较低，明显低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平均水平，这与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农村环境要求相差甚远。1.3.4.2 农村环境连片治理
加强农村环境综合治理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一项重要手段。农村环境保护事关农民的切身利益、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农村的和谐稳定。加强农村环境保护，不仅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设美丽乡村的重要任务，更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举措。近年来，环境保护部（现生态环境部）、财政部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决策部署，不断深化“以奖促治”政策，强化组织领导，注重规划引领，加大监督考核，指导和推动各地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地方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创新体制机制，完善政策措施，狠抓项目建设和管理，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全国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十三五”规划》）。（1）一大批农村突出环境问题得到解决
截至2015年年底，中央财政累计安排农村环保专项资金（农村节能减排资金）315亿元，支持全国7.8万个建制村开展环境综合整治，占全国建制村总数的13%。各地设置饮用水水源防护设施3800多千米，拆除饮用水水源地排污口3400多处；建成生活垃圾收集、转运、处理设施450多万个（辆），生活污水处理设施24.8万套，畜禽养殖污染治理设施14万套，生活垃圾、生活污水和畜禽粪便年处理787量分别达2.77×10t、7×10t和3.04×10t，化学需氧量和氨氮年减排54量分别达9.5×10t和7×10t。整治后的村庄环境“脏、乱、差”问题得到有效解决，环境面貌焕然一新。通过实施“以奖促治”政策，带动相关部门和地方加大农村环境整治力度，目前，全国60%的建制村生活垃圾得到处理，22%的建制村生活污水得到处理，畜禽养殖废物综合利用率近60%。（2）农村环保体制机制逐步建立
出台了一系列农村环保政策和技术文件，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指导意见》，环境保护部（现生态环境部）、财政部等部门制定实施《全国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十二五”规划》《关于加强“以奖促治”农村环境基础设施运行管理的意见》《中央农村节能减排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培育发展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农村污水垃圾处理市场主体方案》。环境保护部发布了有关农村生活污染防治、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等技术指南和规范。全国2/3以上的省份建立了农村环保工作推进机制，成立领导小组，出台加强农村环境保护的意见，制定规划或实施方案，明确农村环境保护目标任务和措施。在中央财政资金引导下，有关地方按照“渠道不乱、用途不变、统筹安排、形成合力”的原则，整合相关涉农资金，集中投向农村环境整治区域，提高村庄环境整治成效。（3）农村环境监管能力得到提升
基层环保机构和队伍得到加强，2014年全国乡镇环保机构数量2968个，约占全国乡镇总数的10%，比2010年的1892个增加了60%；乡镇环保机构人员11900多人，比2010年的7100多人增加了68%。推进环境监测、执法、宣传“三下乡”。环境保护部出台了《关于加强农村环境监测工作的指导意见》，开展农村环境质量监测试点工作，累计监测村庄数量约5200村次。开展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秸秆焚烧、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等专项执法检查行动。采取多种形式宣传农村环保政策、工作进展和典型经验，普及农村环保知识，农民环保意识得到提升。累计举办14期全国乡镇领导干部农村环保培训班，共有1400多名乡镇领导干部和地方环保管理人员参加培训，农村环境管理能力和项目实施水平得到提高。（4）农村环保惠农取得积极成效
各地结合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积极推广化肥农药减量控害增效技术，发展清洁、循环、生态的种养模式，推进农作物秸秆、畜禽粪便等农村有机废物综合利用，发展农家乐和乡村旅游，促进了环境保护、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共赢。筛选推广农村环保实用技术，鼓励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参与治理工程设计、项目建设和运行维护，带动了环保产业的发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有力促进了生态乡镇、生态村建设，使示范地区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更加融洽。全国已有4590多个国家级生态乡镇，成为当地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典范，夯实了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
江苏省为开展连片整治工作较早的省份之一。2010年，江苏省被列为全国首批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示范省。在实践中，江苏省创新工作思路，充分发挥中央环保专项资金的引导效应，做大连片整治资金盘子，扩大连片整治范围，着力提升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水平，探索出一条符合江苏省实际、具有江苏省特色的农村环境连片整治新路子，初步形成了“点上出精品、片上促提升、面上抓推广”的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新格局。全省选取20个示范县（市、区），全面开展以农村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畜禽粪便治理为主要内容的连片整治项目建设，以示范项目为龙头，以综合整治为核心，以机制创新为保障，推动示范区环境基础设施上水平，农村环境质量得到改善，农村环境管理有创新。坚持把连片整治国家示范项目作为全省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精品工程来打造，着力建设一批看得见、摸得着、效益好、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精品工程，努力做到“片片有特色，村村有亮点”。通过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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