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军政启示录(第1部)被砍断的龙旗(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宗承灏

出版社：现代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晚清军政启示录(第1部)被砍断的龙旗试读：

我的叙述该从哪里说起？1895年4月，一艘庞大的邮轮缓缓驶出天津塘沽港，而此行的目的地是日本的马关，船上搭乘的是以李鸿章为首席谈判代表的中方和谈代表团。马关，又称下关，是日本本州的尽头。这里本是地图上一个不起眼的小地方，而此时却成为大清国和日本，乃至西方列强关注的焦点。

这个时节，正是日本人赏樱花的美好时节，沁人肺腑的芳香弥漫了整个岛国。这么多年来，这个飘摇于海洋中的岛屿国家难得发生振奋人心之事，他们终日仰人鼻息，委曲求全；而现在，他们终于以一场大胜让举国上下为之沸腾。

日本报纸甚至将这场战争的胜利比作2000多年前越王勾践对吴王夫差“卧薪尝胆”的复仇，极尽渲染之能事。对于中国的文化和历史，这个岛国近千年来一直羡慕着并亦步亦趋地追随，熟悉程度甚至超过对自己的了解。在中国人的眼中，这片叫作扶桑的海洋尽头的地方，与那些蛮荒之所并无区别。

这里满大街多的是浪人，也盛产一些小偷。他们表面看起来谦逊而恭敬，但净爱干一些偷偷摸摸的事情，他们偷走的不仅仅是物质，也偷走中国的文化，甚至是文字。从中国历史上对于他们的称谓就可以看出，“倭寇”，这样的名词明显地流露出蔑视的味道。讽刺的是，即使是在清国陷入欧洲列强的危难之后，大清国的上上下下对这个为虎作伥的岛国也没有正眼相对。

太平洋的海水依然平静得无风无浪，可对于此时的李鸿章来说，那寥廓无边的太平洋深处，是深不可测的耻辱。那些湮灭于时间长河里的昼与夜，见证了人类的文明与野蛮。而李鸿章此行的目的，是要与那“蕞尔小国”签订城下之盟。刚刚结束的甲午战争，对这位七十三岁的老者，对大清朝廷中的改革力量，乃至对这个在同光中兴之后重新燃起复兴希望的王朝，都是一场毁灭性的打击。

长夜漫漫，遥望烟雨空蒙中的故国方向，李鸿章将自己满腹苍凉的心境化为一首诗：

劳劳车马未离鞍，

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岁，

八千里路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

落日征旗大将坛。

寰海尘氛纷未已，

诸君莫作等闲看。

正式谈判之前，李鸿章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私下有过一场会晤。毕竟政治是现实的，而且大多是以成败论英雄。在这次会晤中，双方有过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李鸿章说：“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而且使用同一种文字。怎么会成为敌人呢？我们应建立永久的和平与协调，不使我们亚洲的黄种人受到欧洲白种人的侵略。”

伊藤说：“不知中堂大人是否还记得，早在十年前，我就给过中堂大人一番忠告，贵国需要改革，不然我国早晚会赶超上来。怎么到现在，贵国还没有一点变化或改革？”

李鸿章道：“改革内政，我非不欲做，但我们国家太大，君臣朝野人心不齐，不像贵国上下一心。如果我们两人易地以处，结果会如何？”

伊藤博文思忖片刻，说道：“如果你是我，在日本一定会干得比我强；如果我是你，在中国不一定干得比你好。”

李鸿章勉强挤出一丝苦涩的笑容，与十年前相比，他失去的不仅仅是时间，还有一个大国政治家应持有的那份从容与骄傲。他身上凝聚的精气神正一点点地在时间里散失，留下的是无尽的悔意与懊恼。他将自己老迈不堪的躯体裹在那件略显宽松的朝服里，如同给自己套上了一副甩不掉、砸不烂的沉重枷锁。改革路径的深度与差异，使两个差不多同时起跑的国家迎来了不同的局面—明治维新高奏凯歌，而洋务运动却陷入时代的泥沼，裹足不前。

李鸿章觉得自己与那些混迹于市井的小商小贩并没有多大区别，干的也无非是讨价还价的营生。从一张谈判桌，走向另一张谈判桌，而他手里根本就没有底牌可用。他连为自己国家争取最基本利益的资格都没有，明知道要去做一单赔本的买卖，可他还是要硬着头皮上路。

他突然发现，自己脚下所踩的是一座冰山，即便一步一个脚印地踩踏实了，也难以阻止前方道路的缓慢消融和一场早晚要来的毁灭性结局。面对比自己小17岁的伊藤博文，李鸿章甚至觉得，自己倚老卖老的做派显得过于滑稽和可笑。

梁启超说：“伊有优于李者一事焉，则曾游学欧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伊藤博文长期担任日本总理大臣，有着较为高明的政治手段，懂得如何运用妥协之术，来减少改革的成本。李鸿章真的羡慕他，对方能够驾驶着日本社会这艘航船乘风破浪，而他自己却只能随着千疮百孔的巨轮风雨飘摇。他不得不承认，对方的知识结构和理解力显然要比自己更为开阔和新颖，倒映在他们眼里的世界或许有着不同的色彩。伊藤博文对于西方的政治体制的架构和理论有着深入的了解，对于本国的国情也同样有着更为深入的思考。

世事流云，人生飞絮，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十年前曾经有过一面之缘，那是1885年在天津会谈朝鲜问题的现场。一个是中国的首辅大臣，一个是日本的第一任首相，他们的地位相当，所处的时代和大环境也是相同的。面对同样的“千年未有之变局”，在中日近代化大比拼的这条赛道上，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几乎是同时起跑，可最后撞线的结局却大相径庭。十年前与今时不可同日而言，那时的李鸿章又怎会将伊藤博文这个小字辈放在眼里。

伊藤博文在李鸿章面前表现得异常谦恭，就像是一个在课堂上聆听老师教诲的学生。或许是伊藤刻意表现出来的低调与内敛，让李鸿章失去了应有的警惕，于不自觉中上了对方的套。在朝鲜的宗主国问题上，李鸿章居然承认日本对于朝鲜的优先监管权，并签订下《中日天津条约》。

也是在那次会面后，李鸿章专程向总理衙门提交一份秘密报告《密陈伊藤有治国之才》，可见他对这个来自日本国的政治新秀的赏识。他指出伊藤博文“实有治国之才”，并预测“大约十年之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

距离二人第一次会面，刚好过去十年时间，时局也刚好应验了李鸿章当初的预判。对于这个孜孜不倦推进古老帝国改革的老人，伊藤博文发自心底地崇敬。风云激荡的十年，让双方的地位和情况发生了重大转变。一张谈判桌，分开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命运，一为刀俎，一为鱼肉。

李鸿章是战败国的代表，也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而伊藤博文是战胜国的总理大臣，正值一个政治家的黄金时期。李鸿章是为赔款乞和而来，一个73岁的老人，已远没有当年那份大国自居者的傲慢，有的只是满心的屈辱和悲愤。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李鸿章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帝国“存亡危急”之时，帝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他没有选择的余地，更没有闪转腾挪的空间。

甲午战争就像是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彼此倡导本国近代化的一块试金石，伊藤博文大获全胜，而一败涂地的李鸿章却身陷各种各样的矛盾泥淖中无法自拔。这场战争不仅输光了他的全部家当，也让他心中的帝国中兴之梦在惨淡的现实面前彻底破灭。

有人信奉，历史从来都是英雄创造的，而普通民众只不过是戏台上的配角。他们认为，大清国的失败是因为李鸿章等人决策、指挥失误所致，而日本国的成功，则是伊藤博文、陆奥宗光等人的侥幸而为。历史不能如此轻率地下结论，更不能将一个时代的成败归咎于个人英雄主义的只手擎天，这似乎太不负责任。

不主战的是李鸿章，被逼出战，战之不胜，最后站出来背黑锅的还是他。大清国投入这场战争的主力，几乎全部是他的淮军嫡系。那段时间，溃败的消息像是一个又一个炸响在他耳边的晴天霹雳。他比谁都要痛苦，比谁都要委屈，也比谁都要愤懑。他的朋友吴汝纶曾经回忆说：“平壤之败，李相国痛哭流涕，彻夜不寐……及旅顺失守，愤不欲生。”甲午战争结束，李鸿章就像一个身败名裂的赌徒，将自己所有的家当和名声输得干干净净。

梁启超曾言：若以中国之失政而尽归于李鸿章一人，李鸿章一人不足惜，而彼执政误国之枢臣，反得有所诿以辞斧钺，而我四万万人放弃国民之责任者，亦且不复自知其罪也。西报有论者，曰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其言虽稍过，然亦近之。

很显然，梁启超不同意将甲午战败的责任全部推到李鸿章一个人身上，那样太不公平。就中方而言，中日两国间的这场战争，简直就是李鸿章以一人之力敌一国。伊藤博文在不同的场合表达过同一个意思，他说，李鸿章是中国唯一有能耐与列强一争长短的人。伊藤博文算是一个思想领时代先锋、视野开天地之阔的东方政治家，他与中国旧知识系统培养出来的李鸿章不在同一个认知平面。

历史行进的步伐经常会受到一些偶然事件的左右，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使洋务运动更像是“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李鸿章在追随曾国藩那一代精神领袖的时候，确实发自内心相信中国文明的永恒，也坚定地认为中国文明并不会因为暂时落伍而失去光泽。在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看来，中西之间的差异并不是先进与落后之别，而是一方已经准备好先上路，另一方只是随后拍马赶到。时间的先后，并不是一件要命的事。

真正的战争，永远发生在战争开始之前。当无所适从的大清国半推半就地撩开西洋的神秘面纱时，日本国上上下下已经喊响了全面“脱亚入欧”的口号，继而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文明开化”的时代狂潮。柏杨先生打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大清朝就像一个被晚期癌症击败的老拳师，在观察强大对手的优点时，不归功于对手的强壮如牛，反而归功于对手有一副漂亮的拳击手套，认为自己只要也有这么一副漂亮手套，就可发生同等威力。

对于破门而入的外来文化，李鸿章并没有表现出排斥。相反，他所持的态度更像是一种主动迎合。虽然士大夫的主流意识仍然牢牢地控制着他的精神视角，但是此时的他已经有了更多的选择空间，西方文化成了这摊死水的搅动棒。在大清国的高级官僚中，李鸿章应该算是睁眼看世界的先驱者。在繁忙的事务当中，李鸿章一直坚持着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和学习，对于像他这样的高级官僚，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

这一期间，李鸿章有意识地阅读了大量的西方著作，以便做到知己知彼。对于西方社会的变革，他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和思考。他深有感触地说：“阿氏（亚里士多德）以前人之说为无可疑，即据之以推新理，故其学不及贝氏（培根）。”褒扬培根，贬抑亚里士多德，无非是他反对泥古，渴望从实际出发研究新事物，成为一代新风的求变心理的折射。

置身于这个风云巨变的大时代，李鸿章无法平心静气地面对两种文明的碰撞。虽然他坚信中华文化的尊者地位，但是面对西洋文明的巨大威力，他始终无法做一个袖手旁观的第三者。

李鸿章在奏折中大声疾呼：在目前形势下，对外，我们必须与洋人和睦相处；对内，我们必须改革我们的制度。如果我们继续保守而不求任何改变，全体国民将日益退步和衰弱。当今所有外国都在实行一个接一个的改革，每天都在进步，犹如升腾的蒸汽机。唯我中国竟如此小心地维护传统制度，即使中国亡了，保守派也不会感到痛惜。天啊，人啊！我们怎样才能明白其中缘由呢？……西方人特别倚仗他们的枪、炮和蒸汽船的优越和效能，才得以蹂躏中国。……生在今日却依然说“抵制蛮夷”和“把他们赶出我们的国土”，简直是肤浅而荒谬的空话。……没有武器和技术，我们怎能哪怕过一天安宁日子？自强的方法就是学习他们能做的事和接受他们依靠的东西。

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言辞恳切地写道：“书生们空谈误国，实在可叹，外国猖獗到了这个地步，不急切地求得国家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啊！”

此为叙，亦为自序。第一章他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过时的朝贡体系与时髦的帝国语境1.海洋世界的崛起和海权意识的觉醒

鲜红的夕阳、神秘的骷髅旗、沾满血迹的战刀以及成堆的晃得让人睁不开眼的黄金。在那辽阔无垠的海洋世界深处，海盗的故事总是闪烁着诱人的光芒。

1579年，英国海盗弗朗西斯·德雷克的旗舰“金鹿”号沿着南美洲西海岸往北航行，一直航行到北纬48度的加拿大西海岸。当这帮狂放肆意的海盗发现他们的战船无法穿越北冰洋，只好掉转船头沿着太平洋向西航行。经过菲律宾群岛，穿过马六甲海峡，横越印度洋，绕好望角再次横越大西洋。

第二年，德雷克完成了这次环绕地球的航行，又一次成功地回到英国。

一个海盗的征途就这样成了一个民族的星辰大海，海盗德雷克也就此实现了自己人生的华丽转型。在辽阔的海洋世界里，所向披靡的海盗意味着自由，尽管海洋深处有着看不见的险情和牵绊，依然无法阻挡人们对自由的向往。德雷克用别人的血和财富喂饱了自己，而他所率领的私人舰队也有如神助，在一场风暴的眷顾下，居然在大西洋海域打败了西班牙横行一时的“无敌舰队”，这真是一个伟大的奇迹。

自此以后，英国逐渐取代西班牙成为新的海上霸主。英国人有一首叫作“德雷克的鼓”的民谣是专门献给他们的英雄—德雷克的。歌词大意是说，如果英国蒙难，只要德雷克的鼓又响了，他就一定会回来为英国解难。

对于德雷克的海盗事业，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显然有着不同的看法。

这是一个最普通不过的清晨，那个终身未嫁而被世人称为“童贞女王”的伊丽莎白一世以最隆重的方式亲自登临海盗的舰船。她带去王室最亲切的慰问，并授予德雷克骑士称号。中国史学界由此认为，海盗德雷克的航行是“在政府的支持下，打击西班牙的海上霸权与贸易独占，争取分享世界市场”。

德雷克的海上船队并不是一支反政府武装，如果在海上呼啸来去，只是为了做一个自由的海盗，他和他的船队有一天也必将成为别人的海上猎物，被人捆绑着去装点其他海盗胜利的宴会。能够得到皇室的资助，得到女王的亲自接见，他们在海洋世界里就不是一支船队在前进，而是一个叫作英吉利的国家在乘风破浪。

开辟航道是一个海洋民族的寻根之旅，而在被海洋分隔的一块块大陆之间，贪婪的人类循着财富的气息，构建起一条条隐秘的通道。“海路运输意味着自由贸易的开始，意味着生活猛然变得好过。它对海洋国家的经济是个促进。早在13世纪，英国粮食陆路运输每经80公里，价格就会提高15%，而从波尔多运往哈尔或爱尔兰的加斯科尼葡萄酒，虽然隔着万水千山，价格不过增加10%。”20世纪初，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在他的课堂上如是说，美国大西洋沿岸城市的居民“宁肯用从千里之外运来的英国煤取暖，也不用近在十里之内生产的木炭。陆上走十里的运费比海上行千里还贵”。

富庶的东方始终是西方世界的终极目标，他们千方百计地想要抵达那里。但是面对西班牙的海上霸权，他们也只能暂时安顿各自的冲动和欲望。而一些不安分的国家选择了避开西班牙势力范围进行新航路的探索，他们试图开辟一条从北大西洋至东方的西北通道或东北通道，绕过北美大陆抵达传说中的东方世界。

德雷克的出现让整个英国国民为之振奋，他们中出现了许多冒险家向女王申请特许状，有的要以私人方式开拓海外贸易，有的要像德雷克船长那样，在女王的支持下到大西洋上去劫掠西班牙的船队，有的则要求到北美地区从事殖民开拓。英国人的冒险精神在这一刻被集中唤醒，随之而来的，将是一个帝国的强势崛起。

顺势而为的女王很快就签署下一份特许状，宣布殖民者享有英国自由公民的所有特权。并宣布，英国人将告别盲目扩展和冒险，迎来它的殖民地时代，为已然成形的日不落帝国开疆辟土。支持海上事业，成为欧洲各国王室积累财富最有效的路径，准确地说是财富的攫取和掠夺。在庞大的船队身后，西方人将中国人发明的火药塞进热乎乎的枪膛，他们用枪弹书写属于自己的新历史，而整个世界的进程也将被彻底改写。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曾经在1583年和1596年给明朝的万历皇帝写过两封信，两封要求允许英国人自由出入中国贸易的“情书”。其中第一封写道：“我西方诸国君王从相互贸易中所获得之利益，陛下及所有臣属陛下之人均可获得。此利益在于输出吾人富有之物及输入吾人所需之物。吾人以为，我等天生为相互需要者，吾人必须互相帮助。”

第二封信依然诚恳，她说：“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各得其所，何乐不为？”

利益的往来既不需要婉约，也不需要迂回。女王要以相对较低的交易成本（包括税收）通商的意图跃然纸上。万事俱备，想不到的是送信的使臣途中遇到不测未能将信送到万历皇帝的手中。这位都铎王朝的最后一位君主，即位时英格兰已处于内部因宗教分裂而混乱的状态，但她不但完美地保持了英格兰的统一，而且经过半个世纪的统治，使其成为欧洲最强大和富有的国家。

18世界中叶，随着英国征服印度，西方历时四百余年的冒险与扩张，进入最后摘果子的阶段。伊斯兰世界全线溃败，世界文明版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印度成为一个公司经营的殖民地，成为维多利亚女皇皇冠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在西方人苦苦寻觅着神秘的东方航线的同时，东方人也在不舍昼夜地探寻着通向“西天”的海上通道。中国人坐在风水相宜的精致庭院里，望着将落未落的太阳在西天肆意涂抹着炫目的红晕，他们会在某个时刻，自然地联想到生命的终结与人性的执着。西方，中国人对西方世界有着哲学意味的思考，认为它是对一个老去生命的叩别，又是对一个新生命的再造和酝酿。中国人的神，诸如伏羲、女娲、黄帝、西王母等，都曾经居住在西土的昆仑山上。《山海经·海内西经》中就说，“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百神之所在”。

从公元138年张骞出使西域，中国人开始用他们不知疲倦的脚步，一路向西而行。而这条海上丝绸之路，在郑和下西洋之前，已经存在了一千年。阿拉伯旅行家马斯欧·迪曾说：“5世纪上半叶，在两河流域，从幼发拉底河向上游出发到古巴比伦西南的城市希拉，经常会发现有中国的船只停泊在希拉城的房屋前面。”对于中国人而言，东方是大地绵延而去的空间方位，而西方则是不可捉摸的时间方向。

中西两大文明系统在中世纪不谋而合地相向而行，他们都将对方视为最终的目的地，认为最美好的风景都存在于别人的土地上。当人类的足迹踏遍内陆的每一寸土地之后，他们将目光投向海洋。从某种意义上说，海洋拓展了人类探索世界的延长线。让中国的航行者困惑的是，这条延长线是无限延长，抵达的是无穷尽的远方，还是它有一个可以到达的终点。

15世纪初开始已经相信地圆说的欧洲人不断从海洋出发，他们认为既然地球是圆的，那么一路向西也同样可以找到通往东方的道路。随着西方大航海时代的来临，越来越多的西方商人乘船来到了中国的沿海地区，开始贸易，也就此展开疯狂的掠夺。16世纪，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占据着与中国进行贸易的主流。到了17世纪，新兴的荷兰取代了西班牙、葡萄牙成为海上霸主，在亚洲，他们占据了台湾和雅加达进行贸易。到了18世纪，东方和西方像是漂流在海洋中的两大板块，不可避免地迎面相撞。英国人这时候已经取代了荷兰，张开了更为贪婪的大嘴。

英国女王两次致信中国皇帝，试图打开中英贸易这道紧闭的窄门，但由于船难及其他原因都没有送到中国皇帝手上。尽管如此，英国人的脚步还是多次踏上东方的土地。这个来自西方的海洋民族最先占领的是印度，整个南亚次大陆很快被东印度公司征服，实现了史无前例的大统一。

林语堂先生曾说，英国人占领印度，靠的不是刺刀，而是下午茶。因为英国人的生活方式领先印度，所以能够征服和占领印度。日本占领不了中国，是因为他们没有下午茶这样先进优雅的生活方式，他们曾经先进的部分都是从中国学的。

东印度公司将印度纳入殖民版图的同时，也将下一个目标锁定中国。公司从成立之日起便不遗余力地试图同中国通商，并在南洋、日本等地与中国商人间接贸易。这种贸易通常是以掠夺和抢劫为主的海盗式贸易，从中获取丰厚利润，也进而激起英国人殖民这个古老帝国的疯狂念头。

1637年，中国和英国的商船在大时代的撮合之下，有了第一次亲密接触。这次接触既像是为两百年后的鸦片战争提供一个不够完整的彩排，又像是为新时代的到来开启一份意味深长的由头。著名的威德尔船长用他的炮击和掠夺以及先兵后礼的谦卑和贿赂敲开了没落中的明朝大门。他们在归还了从广州购买的一些货物后被严禁再踏上中国国土，“红夷今日误入，姑从宽从，日后不许再来”。

中英的第一次面对面的沟通，就这样以一种不愉快的方式宣告终结。因为这场交往从一开始就陷入一厢情愿的单相思的模式，最后也只能接受不了了之的命运。更让人觉得诡异的是，这种不平等的交流居然会成为一种传统被继承下来。在此之后的双边互动中，英方始终是那个脸皮厚、心眼活络、手段多样、软硬兼施的主动一方，而清国则摆出一副半推半就、欲说还休的被动姿态。

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贸易公司陆续在广州开业，他们的船舶常常往来于欧洲与中国。中国人如果想要前往欧洲，也可以在澳门之外多一些自由贸易的机会。有时候，迫于需要，欧洲船舶也会雇用华人水手，这些人也可以随船去往欧洲。

甚至很多年后，在那场分水岭似的战争结束之后，被重重宫闱阻碍了视线的光绪皇帝还在向他的大臣不断地发问：谁能告诉我，那个英吉利，到底在什么地方？这个出生于1870年的少年皇帝—光绪，这时候只有12岁。2.从海洋到陆地的必然选择

宣德五年（1431）1月12日，郑和开始了他最后一次，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次远航。他从福建长乐出发的时候，地方官员和百姓给予他英雄般的欢呼。年过花甲的郑和依然情绪饱满地站在船头，在他的身上仿佛看不到岁月对一个人精神的折损。一次次的横越大洋之旅，见识了庸常之人活十辈子也见不到的人间奇景，穿越了庸常之人活十辈子也无法穿越的生死幻象，他还能安然无恙地站在这里，本身就已经是一个传奇。

如同前六次一样，这支庞大的船队又一次平安归来，并带回了大量的阿拉伯草药。随船前来的苏门答腊国、锡兰国、古里国、柯枝国、忽鲁谟斯国、佐法尔国、阿丹国及其他阿拉伯国家的使臣，他们从北京紫禁城的午门鱼贯而入，在奉天殿，他们向明宣宗朱瞻基进献贡品。这一幕与前六次也并无不同，不同的是在这盛大的典礼上缺少了一个人的身影，郑和的身影。据说郑和于各支分船队在古里集合的时候，病逝于古里。

有人说，是明成祖朱棣成就了郑和的不朽功绩，若不是他打着与世界交流的幌子，做着寻找明惠帝朱允炆的私活，哪里会有这样一段光辉岁月；而我却认为，是郑和赋予了中国航海史和外交史这样一段精彩的篇章。关于郑和下西洋的动机，直到今天还有学者在争论不休。这支耗资巨大的船队，并不是一支豪华的侦缉队。更何况一个生死不明的朱允炆，又怎能对世界历史施加如此巨大的影响。大明朝的航海史诗，随着朱棣和郑和的先后离世，也由此画上了并不圆满的句号。

黄仁宇先生将明朝称为“一个内向和非竞争性的国家”。小农出身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他所追求和向往的无非是一个静态社会的超稳定状态。在他的理想国里，人民生活在一个贫富无差别、男耕女织的小农社会，“男力耕于外，女力织于内，遂至家给人足”，每个人都要习惯于眼前的稳定生活，一生不离故土，老死不相往来，如乡野之草，顺应自然的生灭之道。他传示子孙，宣称明军“永不征伐”的国家凡15个，这15个以朝鲜与日本及安南（越南）领先，及至南海各小国。

当倭寇将长长的倭刀指向中国海岸的时候，素有铁血君王之称的朱元璋想的却是息事宁人，将沿海一带的中国居民后撤，明令臣民一律不许泛海。而他的儿子朱棣虽然解除了海禁，但并没有迈出实质性的一步。一个将皇权牢牢抓在手中的君王，毫无开疆拓土的雄心壮志，他所做的也只是以派遣使节的方式来换取和平，或者说是一种妥协。他制定的“不可欺寡，不可凌弱”的大国外交策略，不过是朱元璋“永不征伐”政策的递延篇，这也给郑和的船队定下了和平的基调。就算大明朝拥有这个世界最完美的坚船利炮，也只能成为展示王朝威严的一道装饰物。

如同朱高炽于继位的当天就下了一道禁海令，明英宗朱祁镇刚一登基就下令各船厂停止造船。曾经庞大无比的远洋舰队就这样被安置于福建长乐与刘家河的港湾内，被永久地搁置起来，任其朽坏。

罗荣邦先生记录了明朝海上实力的变化数据：郑和刚刚开启他的航洋事业时，明朝的水师拥有3500艘各型船只，其中仅浙江一省就拥有超过700只船组成的船队。正统五年（1440），浙江的船只数量下降到不足原来的一半。到15世纪中叶，该省船队仅为原来的一小部分。孝宗弘治十三年（1500），皇帝下令，“军民人等擅造二帆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入番国买卖”者，正犯处以极刑，全家发边卫充军，而此前两年，姗姗来迟的达·伽马正沉浸于他率葡萄牙船队绕过好望角，横渡印度洋，抵达古里的荣耀中；嘉靖四年（1525），明王朝又下了一道圣旨，“将沿海军民私造双桅大船尽行拆卸，如有仍前撑驾者即使擒拿”，而此前三年，麦哲伦率领西班牙船队，完成了第一次环球航行。

成化十三年（1477），宦官汪直想要寻取郑和的航海日志，试图重现中国人扬帆海上的昔日荣光。当兵部尚书项忠入库查检旧案，发现关于郑和船队的所有档案不翼而飞。他还不知道，兵部侍郎刘大夏已秘密销毁这批宝贵的文件。理由是“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时敝政，大臣所当切谏也。旧案虽存，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无哉！”

对于航海事业，英国女王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就在郑和航海日记惨遭销毁的17年后，大不列颠女王签署一份特许状，宣布殖民者享有英国自由公民的所有特权。在此之后，英国人不再盲目地向外冒险和扩张，而是寻求建立永久殖民地，为未来的日不落帝国开辟道路。支持海上事业，成为欧洲各国王室一本万利的投资。

公元1792年9月26日，这一年是清乾隆五十七年，英国皇家战舰“狮子”号、“印度斯坦”号等几艘船只正准备扬帆远航。高高的船桅上飘扬着大英帝国的米字旗，而这正是当时海洋上最骄傲的旗号。

这只庞大的船队是乔治三世国王派遣访华使团的船队。为首的是乔治·马戛尔尼勋爵，副使是乔治·斯当东男爵，整个团队共有八百多人。他们将远渡重洋，前往那个停留在他们美好想象中的国家——中国。他们此行最重要的任务，是想尽一切办法叩开这个神秘国度的大门，进入那个弥漫着芳香的东方大陆。18世纪末的英国，如同一个青春飞扬的少年，处处流露着旺盛的血气和不知疲倦的探索，他们迫切需要开辟新的市场，来满足飞速成长的商品经济。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英国国王还为即将举行八十三岁寿辰典礼的中国皇帝带去顶级的礼品。或许在他看来，不够顶级的礼品无法显示英国人的诚意，更无法彰显英国的工业文明成果。他此行的目标是中国的市场，是中国人的钱袋子。一万里的海上航程，正摆在他们每个人的面前，这使他们兴奋得近乎晕眩。

在闭关锁国之下，大清国的统治者们并不是乡下的土老帽儿。事实上，巴黎或者伦敦街头流行的那些新鲜玩意，用不了多久就会随商船或者传教士传入北京，送进紫禁城，送进圆明园，摆在皇帝陛下的御案上。

英国皇家养着一帮顶级的钟表师，他们拿着高薪，喝着中国茶，成天就琢磨一件事，中国皇帝到底喜欢什么款式的钟表。也不知道他们从哪里得来的消息，中国皇帝从小就喜欢钟表，尤其喜欢那些可以跳出一个玩偶报时或者蹦出一只小鸟唱歌的西洋钟表。收到这个消息，他们兴奋地在伦敦的街头手舞足蹈。

还有欧洲人漂洋过海，从他们的国度里运来机械设备，在广州开办钟表工厂，专门为中国皇帝和贵族生产奢侈品。除了钟表外，中国皇帝还对西洋自动玩具着迷，特别是那些“机器人”和“机器动物”。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西洋器物引起了皇帝的兴趣。皇帝对西洋乐器很好奇，还有越精致，杀伤力越大的火枪，他们相信，那个喜欢写诗，喜欢新奇事物的中国皇帝一定会喜欢他们带去的礼物。

只要能够哄得那个最有权力的中国老人开心，他们就会不虚此行，就能不辱身上所肩负的商业使命。在英国的远东战略体系中，中国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得中国者，得亚洲。在这个野兽丛林般的世界版图中，谁也不甘心成为这条食物链上最弱的那一环。

英国历史学家霍普金斯在他的《世界历史中的全球化》一书中写道：“早在达·伽马与麦哲伦的伟大航行之前，在欧亚大陆和广袤的印度洋上，各主要古老的中心文明已经通过海洋和陆地形成了一个共生圈际，这种经济贸易、文化与政治上的交流，是一种古典版本的全球化。”

而在这“古典版本的全球化”中，中国在其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至少在公元8世纪以前，福建泉州这个地方就已经是东西方航线上的重要港口，是中国通向南亚、西亚、东非地区航行的起点。在彼时此地，我们能够见到各种肤色的商人，以各自不同的语言，聚集在一起讲述着他们奇幻无比的海上经历和他们东方淘金的梦想。

明代中叶倭寇骚扰华南沿海，朝廷厉行海禁，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明、清之交倭寇的问题虽然已趋于缓和，但是历史的经验教训却深深地影响了大清国君臣的心理，从而影响了他们最后的决策。虽然此时距离郑和船队抵达西天极地已有两百多年，但随之而来的海禁政策使绝大部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仍处于零认知状态，他们认为的天下不是世界的样子，而是明朝和清朝的天下。

康熙二十二年（1683）台湾郑氏降清，次年七月，康熙帝决定废止海禁，开海贸易。这位伟大的君王对刚刚从福建、广东两地卸任返京的内阁学士席柱说：“先因海寇……更所何待？”又说：“凡议海上贸易不行者……自图射利故也。”

清朝学者包世臣说，现今东西两洋皆与中华回市：“西洋来市，东洋往市。”

如果将包世臣所谓的“东洋”限定于日本，那么“西洋”则是印度以西的欧美各国。除此之外，还应该再加上一句“南洋互市”，也就是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贸易往来。

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政府曾经派遣过文武官员随商船抵达日本，就日本的国情做过一些必要的了解。而那个隔海相望的岛国当时并没有引起当国者的足够重视，在得到报告之后，大清国的皇帝和他的臣民们“遂不以介意，而开洋之举继此而起”。

虽然解除了海禁，但是康熙帝与这块土地上出现过的其他皇帝一样，并没有一颗从海洋世界出发，去开疆拓土的伟大心脏。海洋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而所有的未知都有可能是危险。中国人向来讲究脚踏实地地活着，离开土地就像是拔了他们的根，随着风浪颠簸更是让他们难以适应，不是暴怒难消，就是昏昏欲睡。

开放海禁以来，不但中国人可以前往日本贸易，原则上日本的商船也可以渡海而来，进行贸易。直到康熙五十六年（1717）禁止中国人前往南洋贸易时，才顺带着禁止东洋船只来华，而当时并没有禁止中国商人赴日贸易。事实上，当时就没有几条日本船只来华贸易，只有中国船只前往日本，所以说“东洋往市”。至于临近日本的琉球（中山国）则向中国进行朝贡贸易，也经常有中国商人前往该国贸易。

至于“西洋来市”，则是中国船只根本没有条件“往市”造成的，因为中国当时的海上交通工具—帆船的装载量不大，而且不适合远航。中国商人一方面只愿近海航行，另一方面当时中国人的世界知识也十分有限，不敢轻易冒险，又加上清朝政府也有限制国人定期回航的规定等，因此印度以西及太平洋的航路不得不由欧美各国来支配。

当时间的钟摆指向人类的18世纪，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在地平线的远端展现出瑰丽无比的画卷。工业化之前，英国与古老中国一样，仍然处于传统的农业社会。《英国史》中这样描述：它告别了内战、流血和专制，传统社会风貌处处可见：静谧的乡村，弯曲泥泞的小路，憨厚朴实的乡民，绿茵茵的公有地和欢叫的牛羊。以后的英国人留恋和赞美农业社会的舒适生活，称之为“快乐的英格兰”。

英国诺丁汉大学教授郑永年指出，所谓的一个国家外部的崛起，实际上是它内部力量的一个外延，在一个国家内部，自己的国家制度还没有健全的情况下，就很难成为一个大国，即使成为一个大国，也是不可能持续的。

环顾当时的世界，法国正处于君主专制的鼎盛时期；大清国就像是一个人到中年的汉子，上有老下有小，正在慢慢进入人生的艰难时期。从中国皇帝居住的紫禁城往西大约8000公里，就是欧亚大陆的西部终端。从这里跨过一道海峡，就可以抵达这个居于“文明世界”边缘的小国—英国。

这样一个文明进程多次被外来入侵者所打断的国家，这样一个在惊涛骇浪中颠簸漂浮的弹丸岛国，居然会在历史性的转变中抢占先机，率先抵达了现代文明的入口处，并将一步步稳健地走向世界的中心，这实在让人匪夷所思。孟德斯鸠曾认为，英国人在三件大事上走到了世界其他民族的前面：虔诚、商业和自由。

在西方人眼中，这个庞大的东方帝国不仅拥有大量的财富，还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优秀体制。在他们的各种传说里，中国人是“全世界最聪明最礼貌的一个民族”。中国是以孔夫子的理论来作为指导的国家，整个国家就和一个大家庭那样亲爱和睦。“皇帝被认为是臣民之父……总督被认为是一省之父，知州为一州之父，他们像一家之父照料管理家庭生活那样，用同样的权威、关心和慈爱来主持工作。”统治者是“充满了仁慈”的，老百姓则是诚实而礼貌的。而这一切想象起来是那么美。

莱布尼茨说：“中国老百姓‘服从长上，尊敬老人’。……中国（即使）农夫与婢仆之辈，日常谈话或隔日会面之时，彼此非常客气，其殷勤程度胜过欧洲所有贵族。……”

伏尔泰说，“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

马戛尔尼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中国迷，他一辈子最向往的事莫过于能够乘风破浪去往那个神秘的国度。那里是老子的故乡，那里是《道德经》的故乡。在此前的百余年里，尤其是在欧洲上流社会，像马戛尔尼这样对中国怀有崇拜感的精英分子不在少数。他们一生最美好的梦境，一定会有一个场景是关于中国的。

作为船队二号人物乔治·斯当东的儿子，小斯当东也将随同父亲前往中国。

此时的小斯当东也还只是一个12岁的孩子，对他来说，这趟旅程犹如梦境一般充满着神秘和离奇的色彩。他将自己即将抵达的这个古老文明的王国视为一个土地上盛开着鲜花，房子全部用黄金建造起来的国度。这个国家即将呈现的一切，都像他们携带的餐具一样干净而明亮。

小斯当东并非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孩子，对于未知世界的好奇，让他对那个遥远而古老的东方国度充满了美好的想象。所有人都坚定地认为，甚至连他们的国王乔治三世，在为他们饯行的时候，也有过不可思议的描述—他在说话的时候，眼睛里透着羡慕的光。

这个已经取得海上霸权的国王，对遥远的东方世界有着超乎想象的神往。乔治三世很想和中国皇帝坐下来，好好聊一聊，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关于经济贸易，关于国家治理的一切。能够治理这样一个富足而美好的国家对于执政者来说，真是一件美好的事。他无比羡慕这个东方国度里的伟大君主，羡慕他开创了一个灿烂无比的盛世。

能够从千万人中挑选出马戛尔尼并不是偶然发生的事，马戛尔尼更不是随便挑选出来的庸碌之辈，他是英国精英阶层中的优秀分子。他在30岁时，就已经娶了曾任英国首相的伯特勋爵的女儿为妻。此人精通法语、拉丁语和意大利语，他的学识甚至得到了卢梭和伏尔泰的交口称赞。伏尔泰在第一次见到马戛尔尼时，就发出赞叹：“这个年轻人是谁呀？小小年纪便了解这么多的学科，知道这么多的东西！”

慈祥的老伏尔泰也在给其他哲学家的信中写道：“我杰出的哲学家，这是一位非常有教养的年轻英国绅士，他跟您的想法完全一样：他感到我们这个民族很好笑。”

在踏上这块东方大国的那一刻，马戛尔尼的观念开始慢慢地自我瓦解，而这种自我瓦解是以分秒计。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在苍茫的海洋中迷失了方向，来错了地方。此时距离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第一次驶进广州港，已经整整过去103年。而这一次，英国使团船队经过九个月的远洋跋涉，终于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五月十四日抵达中国，并于澳门外万山群岛的珠克珠岛抛锚等候。

紫禁城是中国皇帝的庭院，这里的一切，都是以皇帝为中心。皇帝，是这个庭院里无可争议的大家长，这里的一切，都必须听从他的旨意。王朝的命运，就这样不断以血缘的方式一代代传递着，一个王朝的历史，其实也是一个家族的历史。

相对于天下之大，紫禁城就显得小得多了。这座有着三百多年历史的旧宫殿，将自由奔放的满族铁骑创建的王朝牢牢地困在其中。虽然饮血的马刀有一天会慢慢生锈，彪悍的生命力会逐渐腐蚀这个马背上的民族，但当这一切来临的时候，还是让人茫然无措。

而此时，作为大家长的乾隆帝却有着足够骄傲的资本。一个君王的骄傲往往来自两方面，一是他的文治武功，二是他的无知无畏。我们在这里不妨晒一晒让乾隆骄傲的资本：乾隆元年（1736）到乾隆十九年（1754）的19年里，户部银库只有三年存银在三千万两以下，其余年份皆在三千万两以上；乾隆二十年（1755）至乾隆二十八年（1763），存银大多为三四千万两；乾隆二十九年（1764），存银为五千余万两；自乾隆三十年（1765）至乾隆六十年（1795），只有两年存银在六千余万两，其他各年存银都在七千万两以上。

有史学家言：“秦汉以来，没有哪一个朝代哪一位皇帝的国库存银有乾隆年间的库银多。”所以乾隆是不差钱的君王，他曾四次普免地丁赋税，三免八省漕粮。至于兴建清漪园，只花费了不到五百万两。如此阔绰，让他的那些继任者羡慕不已。

对于盛世王朝而言，炫耀国力莫过于财富与用兵。在南方，两征廓尔喀，用兵缅甸，进剿安南；在西南，平定大小金川；在西北，统一回部，接纳土尔扈特回归，两征准噶尔。那时的大清国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当英国使团漂洋过海而来的消息，通过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长佛兰西斯·百灵的信件传递给了两广总督，两广总督又转奏乾隆皇帝时，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特别高兴，他将手中的奏折颠来倒去看了两遍，当即御批“即有旨”，意思是对这个问题另外再发一道谕旨。他任命长芦盐政徵瑞、直隶总督梁肯堂为钦差大臣，专门负责接待英国使团。

乾隆皇帝通告各地军方，凡英国人经过之处，军人要全副武装，列队迎接，向英国人展示天朝强大的武力，让这帮没见过世面的番邦夷人开开眼，使其对大清国的强大有所敬畏。得到乾隆皇帝的欢迎旨意，英国使团船只便从澳门出发前往天津大沽港口，也由此展开18世纪末期东西方两大帝国之间的“破冰之旅”。

抵达天津后，这帮远道而来的英国人很快就发现迎接他们的，不只有直隶总督，还有一队中国士兵。从他们的着装和手持的武器，可以推断其中有弓箭手、火绳枪手和大刀手。他们一个个挺胸叠肚，全力展示着东方人的武勇。然而，副使斯当东却发现一个细节：“有几个士兵的手里除了武器之外，还拿着扇子……列队兵士手里拿着扇子，是一个奇怪现象。”清朝军队的分列式表演虽然做得虎虎生威，但并没有使现场的英国人感到敬畏。在他们看来，这个世界已进入火器时代，而清朝军队依然停留在冷热兵器混用的时代。至于他们卖力展示的战阵战法和精神面貌，则完全停留于中世纪。

在这个过程中，英国使团财务总管巴罗在他的日记里写道：“我们所见到的一切，与富庶和繁荣几乎毫无关系，触目所及，无非就是落后与贫穷的景象。对于这个帝国最中心的部分，使团的成员们甚感诧异，认为作为首都，应当葆有与之地位相匹配的秩序和环境，遗憾的是他们很快就失去了对此的期望。在一些地方，士兵列队出来迎接英国特使。如果天暖，他们手中操练的会是蒲扇而不是火枪。在另一些地方，我们看到士兵单列成队，非常自如地双膝跪地迎接特使，在他们的长官下令起立之前，他们都保持这种姿势。如果我们的到访是出其不意，他们总是一片慌乱，匆忙从营房中拿出节日礼服。他们穿上这些服装后，与其说像战场武士还不如说是跑龙套的演员。他们的绣花背心，缎面靴子和蒲扇看起来笨拙不堪又女气十足，与军人气质格格不入。”

对于清朝军人所展现出来的武备，英国人不以为然：“他们的大炮为数很少，仅有的几门炮都破旧不堪。我都怀疑这些炮是向葡萄牙人借来的，因为那些火绳枪便是。”

这种充满了滑稽色彩的军事展示，在英国人眼里就是一个不成体统的笑话。回到英国后，马戛尔尼说出的一句话迅速传遍了世界：“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只需几艘三桅战舰就能摧毁其海岸舰队。”“不管是在舟山还是在运河而上去京城的日子里，没有看到任何人民丰衣足食、农村富饶繁荣的证明—触目所及无非是贫困落后的景象。”这就是英国使团对于这个想象中的美好国度最直观的评价。

由于英方使团不得乘坐军舰进入中国内河，马戛尔尼一行只好换乘中方船只经白河抵达北京城。他坚持认为，自己所代表的不是个人，而是一个主权国家对于另一个主权国家的访问，而清朝的官员们自始至终虽然礼数周全，但是沿途悬挂着的一面面写着“红夷进贡”的旗帜尤为刺目，毫不掩饰大清国对于外来文明的轻慢。

事实上，早在1787年，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的代理人就已经发出了善意的提醒：“中国政府对外国人一概蔑视，对外国实力的无知使它过分地相信自己的强大。它认为派遣使团只是一种效忠的表示。”这个警告显然未曾引起马戛尔尼的注意。事情的进展果然如此。

当使团抵达镇江，在清政府举行的一场声势浩大的欢迎仪式上。马戛尔尼发现，这里是一处重要的军事要塞，城墙多年失修，士卒衣冠不整，军队的主要装备还是大刀、长矛和弓箭之类的冷兵器。寥寥几支落后的火枪，已经锈迹斑斑。

失望的马戛尔尼由此断定：“中国社会已经被卡住无法前进”，“它的繁荣已经结束”，“在这里可以轻而易举地登陆”。3.被朝贡遮蔽的战略触角

晚年的乾隆帝如同活在这个世界的大部分老人，他们害怕孤独，喜欢往热闹处寻找欢乐。一个不甘寂寞的帝王，不光是这座宫殿里的核心，更是这个王国臣民的核心所在。

这个中国历史上寿命最为久长的帝王除了自命十全武功，还创造了一项世界吉尼斯纪录，他是这个星球上创作诗歌最多的人。在他漫长而又荣耀的一生时光里，几近疯狂地创作了4万首诗，其数量超过《全唐诗》，一个伟大的君王居然能够在劳心费神的事务之外，拥有如此旺盛的创作热情，实在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如果单从数量上来说，他已经超越了诗歌金字塔塔尖的两大天王李白和杜甫。与他的治国理政相比，他的诗歌也只是在量上取胜，始终没有完成量变到质变的突破，他甚至连一个二流诗人的水平都赶不上。

在他八十九岁的生命长度里，平均每天写诗3首多。对于一个追慕虚荣的君王而言，没有什么比诗歌更能让人抒怀远志。与他的前辈李煜、杨广在诗歌上的造诣相比，乾隆与他们隔着一个国破家亡的现实。

1792年这一年，英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雪莱诞生，这个吟唱着“西风颂”的伟大诗人同样是一个中国迷。和他大多数的同胞一样，最让他迷恋不已的是中国茶，人类的味觉是共通的。不过诗人的迷恋更加感性和具有想象力，雪莱将他所钟爱的绿茶称为“中国之泪水”，甚至写下《为中国之泪水—绿茶女神所感动》一诗，诗云：“药师医士任狺狺，痛饮狂酣我自吞，饮死举尸归净土，殉茶第一是吾身。”

一个要以身殉茶的西方诗人以新生命的姿态驾临这个世界，而在遥远的东方，勤奋的帝王诗人已进入他暮气沉沉的老年时光。此时盛夏已过，秋意渐深，颐和园的荷花已慢慢萎谢，一阵清风掠过，昆明湖上浮萍荡漾。这一天，乾隆接到两广总督的一封紧急奏折。奏折说，有一个名叫“英吉利”的陌生国家，派人到广州来送信，说是打算要来朝贡天朝。“英吉利、英吉利……”乾隆不辨其音地反复念叨了两遍，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命人搬来《大清一统志》。这是一本调集中外所有博学之士修订的地理总志，书里包含了以往各代的地理志内容。乾隆从这本书里找到了意大利和法兰西，但并没有找到英吉利。

他又命人找来宫中见多识广的传教士，询问英吉利国居于何处，距大清国有多远，国土面积有多大。来自欧洲的传教士告诉他，“该国即系红毛国，在西洋之北，在天朝之西北”。与法兰西国及意大利国处于同一个方向，也以制造器械见长。

一个远在万里之外的岛夷，竟然会历尽千辛万苦来到这里为自己祝寿，这就是德政泽被天下最有力的证明，万国来朝向来是盛世帝王们的心头好，乾隆也不例外。当英国方面通过商人传递出将派使团前来北京的信息时，乾隆满心欢喜地答应了，并吩咐使团经停沿线的官员们一定要好生接待，不可失了天朝上国的礼仪与威严。使团三号人物约翰·巴罗在他的《中国之行》这本书中记录，中国官方在接待费用上至少开支51.9万两（折合今天的人民币1亿多元）。与乾隆帝的出手阔绰相比，英国政府在马戛尔尼使团上的总开支，经决算之后，只有78522英镑，约合23.5万两，不及中国政府接待费的一半。而英国人的费用中，约1/4用于购买礼物。

经过将近一年的海上折腾，马戛尔尼和他的助手们终于获准在热河行宫内觐见中国皇帝。这是一次短暂的会晤，高高在上的乾隆帝谈笑间嗅到了马戛尔尼与以往那些来自安南、朝鲜、缅甸、琉球等国使者们迥然不同的气息。这气息令他很不舒服：这帮金发碧眼的家伙居然不愿向他这个天朝皇帝行三跪九叩的大礼。

从出发之时，马戛尔尼和他的使团就有了心理准备，他们将要面对的是一个异于本国文明的古老国度，甚至人与人之间的思维也有着很大差别。若是陷入僵局，他们也做好了在一些非原则性问题上做出妥协和让步的准备。沿途一路走来，马戛尔尼真切地感受到清国对他们此行的态度，比如接待他们的中方船只上就悬挂着一面写有“英吉利贡使”字样的旗帜，有人告诉他这一切，他也只能无奈地摇摇头。

但是在一件事情上，马戛尔尼和他的使团始终不肯做出让步，那就是在与中国皇帝见面时，必须行跪拜大礼。英国使团的拒绝，让乾隆帝无法接受，随即发布诏书称：“各种藩封到天朝进贡观光者，不特陪臣俱行三跪九叩之礼，即国王亲至，亦同此礼。”

乾隆的诏书并没有托大的成分，至少在东亚地缘政治圈内，中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皇帝向来被视为天下共主，理应受到其他国家使臣乃至国王的膜拜。在乾隆眼里，天下再大，也没有比他的国再大的国；天下有王，也没有比他这个王更大的王。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

让乾隆没想到的是，他现在所要面对的不是那些必须依附于天朝才能生存下去的蕞尔小国，而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生机勃勃的帝国。眼前这个金发碧眼的家伙居然不肯向自己三跪九叩，坚持到最后，才算勉勉强强来了个单膝下跪的礼节。

对于马戛尔尼一行在朝见乾隆皇帝时，是否行了三跪九叩礼这个问题，中外史学界一直争论不休。《清史稿·高宗纯皇帝本纪》记载说，英国使节马戛尔尼等虽然不习惯叩头，但是一到皇帝面前，还是跪了下去。

使团的秘书温德于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当皇帝陛下经过时，有人通知我们走出帐篷，让我们在中国官员和鞑靼王公对面排好队伍。我们按当地的方式施了礼，也就是说，跪地、叩头九下。”

乾隆帝对英国使团的表现并不满意，他认为这帮英吉利人毫无修养和恭敬之意。在《上谕档》中，有这样的记载：乾隆皇帝当时就说，他们这样妄自尊大，让朕很不愉快。像这样无知的化外之人，不值得给予优待。

马戛尔尼精心挑选的国礼并未获得乾隆皇帝的青睐，对于一个老人而言，新鲜的玩意已无法激起他对于这个世界的好奇。作为这个古老帝国的皇帝，乾隆已经活了80多岁，在他的继任者和官员们看来，最后能打败他的也只有时间。

马戛尔尼此行的身份不像是个使者，倒像是一个商品推销员。他希望自己带去的货物样品能够赢得清国君臣的欢心，由此换来一笔笔数目庞大的订单。否则，不断扩大的英国对华贸易逆差数据会将他们的国王逼得去跳楼。他们将带来的样品摆放在中国皇帝和官员面前，那些散发着光泽的精巧物件虽然让人眼热，但是在没有弄清楚性能之前，并不具有打动人心的理由，更何况是用真金白银去换。

马戛尔尼带来了英国女王送给乾隆的很多礼物，登记在册的有19种590件，其中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天文地理仪器、枪炮、车船模型和玻璃火镜。乾隆和他的大臣们执意要将这些所谓的礼品视为“贡品”。“礼”与“贡”一字之差，却体现了国与国之间的尊卑秩序，英方虽表达了不满，但也无济于事。

这些礼物并没有引起清国君臣的足够重视，只是被当作房间里一道道摆设陈列于皇家宫苑的一角。有些甚至到1900年八国联军攻进紫禁城时仍未拆封，更不用说使用和研究它们。

马戛尔尼邀请清军将领福康安检阅英国使团卫队演习新式武器操练，这位赫赫有名的清朝大将军不以为然道：“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作，谅也没有什么可稀奇的。”

马戛尔尼在他当天的日记里如此写道：“这真是一个愚蠢的将军，他一生中从未见过连发枪，他的军队还在用火绳引爆的枪。”言下之意，他们什么都没有，有什么资格说出那番不知轻重的话。

官员们的态度本就让马戛尔尼无法理解，更何况老皇帝也是如此态度。火器，中国人玩剩下的火药，没见过世面的西方人居然玩出了新花样，可终究还是雕虫小技。

马戛尔尼率领的英国使团，给乾隆皇帝送了一台巨型玻璃枝形吊灯，要装饰在圆明园内。这个吊灯，有数百个部件，相当复杂。英国人原先还想带着技师前来安装，以免没见过洋玩意的中国人出洋相。却没想到，两个中国工匠只用了半小时就将吊灯拆散，又用半小时顺利装上。如此超强的动手能力，令英国人叹为观止。使团成员巴罗在赞叹中国人对钟表的成功仿造后，也是不无感慨：“唯一需要我们提供的是主发条，那是他们做不出的。”核心技术还留在手里，那可不是小聪明和小伎俩能够完成的。

对于中国人灵巧的才思，英国人在惊叹的同时，仍不以为然道：“目前跟欧洲相比，他们在微不足道的小事上伟大，在举足轻重的大事上渺小。”而造成这些的原因，在于“朝廷傲慢自大，假装对任何新的或外国的东西都不屑一顾，对新的发明创造，不管多么精妙奇巧，他们都普遍缺少鼓励，因而极其严重地阻碍了艺术和制造业的进步”。

幸好有小斯当东的出现，才让这次觐见所笼罩的沉闷晦暗的气氛有了一抹跳脱的明亮色彩。当斯当东父子上前向乾隆皇帝行礼的时候，乾隆皇帝对12岁的见习侍童小斯当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他得知这个小孩子是使团中唯一一个学会说中国话的成员时，乾隆皇帝龙颜大悦。他不仅赐给了小家伙一块玉如意，而且还从自己腰间解下一个绣有龙纹的黄色丝织荷包送给了小斯当东。两件御珍至今还收藏于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令人意外的是，这个西方少年献给东方皇帝的却是两支精美的火枪。

如果说玉如意象征着包容与和平，那么火枪则象征着杀伐与征服，两样不同的物件代表了两个国家的文化立场。让我们记住这个只有12岁的孩子，此时的斯当东正怀揣着梦想来到这片古老的帝国，并有幸走进这座瑰丽的王宫，见到这个国家最有权力的人。1793年，对于这个古老的王国而言，乾隆帝更像是一座泥塑的偶像，他已经习惯并麻木地享受着臣民的仰视与膜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八十三岁的老人，除了时间，已经对这个世界不再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梦想。尽管接待热情，对于英国人提出的通商、建交等要求，乾隆却给予坚定的拒绝。即使在面对大部分男人都会爱不释手的火枪时，乾隆也表现得不以为然。乾隆五十八年（1793）《内阁实录》记载，乾隆帝给英国王的敕谕中写道：“我中原数万里版舆，百产丰盛，并不藉助夷货，外来之物皆不过以供玩好，可有可无。中国不必与西方互通有无，开放广州为贸易之区，只不过是大清帝王施恩异域，不忍对外来试谋生之人过于严厉，断绝他们的生计罢了。”

在乾隆皇帝看来，西洋人要和清国做买卖，不过是从这里买些丝绸、瓷器和茶叶，而清国的经济向来是自给自足，不需要西洋人的商品。西洋人到这里来，自己也只是将他们视同琉球人、高丽人。他们不来，自己从不勉强。他们如果要来，必尊大清国为上国并以藩属自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