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良杰,曹向杰,陈建军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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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彝族贫困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模式研究：昭觉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探索与实践试读：
前言
昭觉县位于四川省西南部，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县，特殊的地理位置、历史、文化使昭觉县成为了解凉山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重要窗口。昭觉县是农业县，也是凉山彝族自治州的11个国定贫困县之一，具有凉山彝族地区贫困现状的显著特征。以昭觉县为例，研究凉山彝族地区新农村建设模式，对于推进凉山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而促进地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无疑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现实价值。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在现代化、市场化、全球化及乡村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在中国农村发展滞后的现实背景下，提出的一种发展战略。凉山彝族自治州彝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继“形象扶贫”“三房改造”“文明新村建设”后，根据“一个计划、两个规划”，中央、四川省对大小凉山综合扶贫的一项重大惠民扶贫工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凉山彝族自治州的一项基础和战略性任务，对凉山州来说有特别重大的意义。而昭觉县彝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展的。自昭觉县彝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启动实施以来，昭觉县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践中取得了很好的经验，比如：重视宣传发动工作、重视典型示范、切实把握建设重点、注重项目规划、注重整合资源、突出民族特色、抓好后期引导和扶持工作、着力改变群众陋习、开拓资金来源并且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平台尝试整合相关项目。从昭觉县看凉山彝族自治州贫困地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可以发现诸多共同点：凉山彝族自治州各贫困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工作机制、项目规划、突破重点大致相同，都体现了凉山彝族自治州“百村示范”建设的总体部署；但有关昭觉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模式和建设路径的针对性研究还较为欠缺，从昭觉县的实际工作中反映出一系列存在的问题，如贫困农民主体性的缺乏，村级产业的持续有效发展，项目整合及现行融资平台的打造等。如何细化研究并切实有效地解决这一系列问题，是本课题组各编者立项研究的最终目的。
基于以上认识，课题组成员（沈良杰、曹向杰、陈建军、吉木阿洛、潘胜、范小君）于2010年9月向四川省社科联申请立项，12月获准立项，并开始搜集资料、实地调查和研究。根据昭觉县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把农村地区分为四类：城郊农村地区、公路沿边农村地区、二半山区农村地区和高山区农村地区。每个农村地区随机发放抽样调查问卷100份，共发放400份调查问卷。实地调查则是8个典型彝族乡。昭觉县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和扶贫工作结合在一起的，我们梳理并分析了相关的新农村建设项目，发掘了普诗乡四呷村等4个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典型。通过对凉山彝族自治州其余10个贫困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现状的比较分析，紧紧围绕昭觉县的实际情况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遇到的问题，课题组成员提出了7个可供选择的昭觉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昭觉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详细路径。最后，课题组成员试图从昭觉县出发思考凉山彝族自治州贫困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出路。有关成果部分已发表在相关学术刊物上。本书是研究成果的集中反映。
昭觉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同时由于本课题研究工作涉及的范围广，综合性强，加之作者的研究水平和写作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疏漏和错误，敬请各位同仁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沈良杰2014年3月30日第1章导论1.1研究背景“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同时，“农业是弱质产业，农民是弱势群体，农村是薄弱环节”。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建设成就。但是曾经追求的农业现代化并未实现，“三农”问题却成为难点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三农”问题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解决“三农”问题成为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和根本性的工作。
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进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改革，使农村获得了飞速发展。但随着我国“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广大农村在中国经济体系中逐渐被边缘化，“三农”问题愈来愈严重。中国人口众多、耕地资源少、水资源紧缺，自然条件复杂、生态环境脆弱、农村贫困，这决定了中国农业不能走美国等国家的超大规模农场经营模式，也不能采取日本等国家的高补贴的做法。中国必须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时至今日，虽然国家加大了对农业的补贴，但“三农”问题并没有根本改善的趋势，城乡差距仍在扩大，农业问题愈来愈严重；粮食问题、粮食危机愈加凸显，农村和农业均已结构性失衡。新一代农村青年的道路选择变得越来越尴尬：农民仅靠一亩三分地，很难实现共同富裕；3亿农民在发达地区、大中城市打工，却无法在城市安家。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村改革也面临新的选择和挑战。
我国人均GDP持续增长，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趋势良好，这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机遇期。2000年后党中央开始重视并着手解决“三农”问题，2003年，免除农业税。十六大提出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十七届五中全会又指出：“要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发展，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完善农村发展体制机制，建设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个系统工程，是新时期整体解决“三农”问题的伟大尝试。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条件不同，建设模式也多种多样，各地取得的成就也各不相同。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少数地区特别是经济落后地区的新农村建设成效并不明显。因此，系统总结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践的经验，提出适合经济落后地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模式成为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务。
凉山彝族自治州地处四川西南部，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是四川省民族类别最多、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地区；辖区面积6.04万平方公里，辖17县市，有彝、汉、藏、回、蒙等14个世居民族；截至2011年年末，总人口487.25万，其中彝族人口243.65万，占50%。1950年凉山解放，1956年实行民主改革，创造了由奴隶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一步跨千年”的伟大历史。1979年，撤销西昌地区，所辖区域并入凉山彝族自治州（以下简称“凉山州”），州府由昭觉县迁至西昌市。
凉山是农业大州，全州有11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1794个贫困村，还有210多万人生活在年人均收入500元、年人均占有粮食400公斤的标准以下。凉山州贫困地区，尤其是贫困乡、村大多地处偏僻，远离城市和交通沿线，生存和发展环境恶劣，基础条件差。凉山州贫困县一般同时也是彝族聚居区。受自然环境、地缘、历史、人文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区内自然环境恶劣，社会发育层次低，基础设施薄弱，社会事业发展缓慢，生产生活方式落后，劳动者素质普遍低下，生产方式远远跟不上时代步伐。对凉山彝区贫困的一般描述是：贫困面大、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对凉山州扶贫工作的一般判断是：成果显著，但扶贫攻坚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
在凉山州彝族贫困地区中，昭觉县具有显著的代表性。昭觉县位于凉山州中部偏东，北靠越西县，南临布拖县，东接美姑县，西连州府西昌市，是凉山东部的交通枢纽和重要物资集散地。全县辖区面积2699平方公里，辖47个乡镇、268个行政村、837个农牧服务社，2012年年末，全县户籍人口30.09万人，彝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7.94%。昭觉县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县，依洛、什扎、所地三大方言区的彝族人民居住在这里。特殊的地理、历史、文化使昭觉县成为人们了解凉山的一扇窗口。昭觉县曾经是凉山彝族自治州首府，从奴隶社会一步跨千年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昭觉县是农业大县，有农耕地60余万亩，草场226万亩，林地164万亩，森林覆盖率40.9%；农作物以马铃薯、荞麦、玉米、燕麦为主，是全国半细毛商品羊生产基地，全省无公害肉牛、肉羊和乌金猪生产基地。目前昭觉仍是凉山州的国定贫困县，还有部分农牧民居住在高寒山区，连温饱问题都未解决，饮水问题，行路难，看病难，子女入学难、辍学率高等问题仍然存在。彝区“三房”（茅草房、木板房、石板房）改造计划仍然作为政府的主要工作目标。
在凉山这一区域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及建设什么样的新农村，已经成为凉山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面临的重大问题。因此，以昭觉县为例探讨凉山彝族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模式，对于推动凉山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而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2研究综述1.2.1 国外相关研究
为了消灭阶级、消灭工农城乡和脑力体力劳动的差别，莫尔、欧文、傅立叶等人曾先后发起了以农村为核心的城乡一体、工农结合的新村运动。
20世纪50年代初期，欧洲各国农村和城市的差距日益扩大，各国政府先后制定了新的农业法，着手解决城乡矛盾，“改善农业与其他产业的生产差距，提高农业生产力，并增加农业就业者的收入，使其能与其他产业就业者享受平等的生活”。先后有瑞士的《农业法》（1951年）、德国的《农业法》（1955年）、荷兰的《促进农渔业产品产销及适当价格的形成和维护农渔业产品消费者利益的新法案》（1957年）、法国的《关于农业发展方向的法律》（1960年）、日本的《农业基本法》（1961年）等法律颁布实施。
恩格斯最早、最系统地阐述过“城乡融合”理论。他认为：当工农业发展水平足够高的时候，工人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会消失，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也将消失，将实现“城市和乡村的融合”。英国城市学家埃比尼泽·霍华德认为旧社会结构形态是城乡对立的，需要由城乡一体的新社会结构形态来取代。通过梳理城市的发展史，美国学者刘易斯·芒福德指出城市与乡村不能截然分开，应当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在对亚洲一些国家进行长期研究后，加拿大学者麦克（TG McGee,1991）强调城乡之间的统筹协调和一体化发展，提出建立在区域综合发展基础上的城市化。毕雪纳·南达·巴拉查亚（Bhishna Nand Baj racharya,1995）强调小城镇建设对促进乡村发展的重要性。麦克·道格拉斯（Mike Douglass,1997）通过对泰国东北部的研究，认为建立城乡联系的区域网络系统可以促进区域城乡经济共同增长，提出采取城乡一体化的方式。从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背景入手，大卫·约瑟夫（David Jeseph）与罗斯卡利特·爱泼斯坦（Rsearlett Epstei,2001）提出了包括乡村增长区域、乡村增长中心和城市中心的二维城乡合作模型。通过论证农村发展与减贫之间的关系，古斯塔沃·安里格斯（Gustavo Anriquez）和科斯塔斯·斯塔默里斯（Kostas Stamoulis,2007）则强调了农业发展的重要性。
鉴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乡村经济与社会条件各种问题纠结在一起，为了改善乡村大众的生活状况、增加乡村的生产力、发展计划及地方的自立性，减少对传统生活方式的干扰等，大卫（David A.M.Le）及乔德里（D.R.Chaudhri,1983）提出整合乡村发展的观念。伊纳亚图拉（Inayatullah）把乡村发展的意义着眼于三方面：传播适当及改进农场技术的过程，产生新技术与新观念的过程，包含技术、社会、文化与政治等因素的过程。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认为乡村发展的行动重点在于提高农业生产率，开发和保护自然资源，扩大乡村基础设施和市场准入，加强知识创造和传播能力以及对最贫困人口的直接援助。世界银行在《世界银行乡村发展战略》中强调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必须在减少饥饿和贫困战略中发挥核心作用。
1986年，巴山德等人提出内生式发展的理论——落后地区社会经济的有序发展可以由充分认识和利用地区自身资源来实现。内生发展模式理论重视“地区自身创造力量”的解放（劳什科），关注地区文化、社会、政治和生态价值（巴山德）。古斯托·内梅什和苏珊娜·法洁卡什（2007）提出了“农村综合发展”的正式定义，强调多功能农业和内生发展模式。
由于历史与国情的差异，国外相关研究缺乏普遍适用性，但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和一定的理论基础。1.2.2 国内相关研究1.2.2.1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涵、路径和优先序研究“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概念，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过。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提出“小康社会”概念，其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1982年以后的多个中央1号文件都有过基本相同的提法。“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每一次出现都不是一个简单的重复，而是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对当时农村发展的重要探索。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所提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则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在全新理念指导下的一次农村综合变革的新起点，必将极大地促进农村的发展和建设。
张荣杰（2007）认为，当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三个主流学派，由三位著名经济学家担纲。林毅夫提出以国家投资农村基础设施为抓手，拉动内需、缩小城乡差距、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消费水平。温铁军进行了一系列的乡村建设实验，强调农村现实国情，认为应该以发展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为中心。贺雪峰认为文化建设要重于经济建设，要不断提高农民的生活满意度，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是重建农民的生活方式。郭杰忠（2005）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指在社会主义条件或社会主义制度下，反映一定时期农村社会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以社会全面进步为标志的文明状态。”马晓河（2006）将“新农村建设”概括为五新：新农民、新社区、新组织、新设施、新风貌，主要体现在以人为本上。陈锡文（2006）则认为，新农村建设是一个涵盖整个农村深化改革、促进发展的宏伟目标，包括产业、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的提高，村庄环境的整治，农民文明程度的提高，村一级组织的加强。李昌平（2006）指出，今日的新农村建设既是100年中国乡村建设的延伸，又有自己独特的内涵。由此看来，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个涵盖广泛、动态发展的范畴。
叶祥松、罗海平（2006）认为，要解决“小生产与大市场”的基本矛盾，分散弱质的小农经济要能够对抗市场风险则必须以“仿股制”企业“农联”为载体来发展“集体经济”。陈锡文（2006）以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为落脚点来阐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申端锋（2006）阐释了“中国本位的乡村现代化之路”。郑新立（2006）认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应是农村区域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项目、直接面向村庄的公益类建设项目和农户自主参与农民直接受益的项目。贺雪峰（2006）则强调乡村组织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要发挥主导作用。“生产发展”一般被放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优先序的最突出位置，特别是对欠发达地区来讲更是如此。如蒋远胜（2007）通过对乡村干部的调研，总结出在西部地区应该以发展生产作为首要任务。温铁军（2006）强调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应从文化建设着手，林毅夫（2006）把“村容整洁”放在了优先选择的位置，姜长云认为需要将培养新型农民作为优先领域，郝志忠（2006）提出应该优先解决乡村债务问题；陈锡文（2006）提出最迫切和最紧要的发展方向是加快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事业的发展；贺雪峰（2006）等认为应该优先重建农村的村社权力。1.2.2.2 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模式的研究
我国是大国，地理气候和人文经济等因素使得区域间差别很大，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模式的多样性，“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是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没有所谓的最佳模式可供直接搬用。各地区已经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既有成功的典型，也有失败的教训。这些实践模式与经验为学者们进行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研究包括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郭杰忠、黎康，2006）、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路径选择（林祥松、罗海平，2006）、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评价体系（邱小华，2006）、国外新农村建设经验研究（蒋建忠，2006）、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模式（胡玮，2007）、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思路（林毅夫，2009）等。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模式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以地域为划分标准的模式研究，以产业为划分标准的模式研究，以多维度结合为划分标准的模式研究。
温立新以地域为标准，在《国内外新农村建设现状的分析》一文中，总结出六种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模式：浙江模式、赣州模式、遵义模式、湛江模式、云浮模式、德庆模式。
胡玮通过对产业的划分来定位新农村建设模式研究。分析能人、人才、土地、劳力和资金等11个关键因素，总结了工业企业带动模式、商业贸易带动模式、特色农业模式、旅游休闲产业带动模式、劳务输出带动模式、小城镇建设带动模式和生态农业模式七种比较典型的发展模式。孙佑民（2005）将其归纳为六类：①资源型；②工业型；③生态型；④城镇型；⑤农庄型；⑥第三产业服务型。孙君、王佛全在《典型案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模式参考》一书中，通过一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基础较好的村庄作为示范村，详尽地介绍了他们的建设概况、规划和实施方案，涉及国内外新农村建设的典型案例，还分析了创建生态文明新村的对策。周璨（2006）总结了六种新农村建设模式：①资源型（资源集约型）新农村；②工业型新农村；③生态型新农村；④城镇型新农村；⑤农庄型新农村；⑥第三产业服务型新农村。车国旺总结了四种参考模式：准城市化模式、现代农业模式、现代农村工业化模式、休闲旅游农业模式。张利庠（2006）比较详尽地总结出8种可资借鉴的起步模式及条件：①工业企业带动型。该模式需要有发展工业企业的基本要素，如土地、资源、信息、技术、资金和能力强威望高的村庄领导人。②特色产业带动型。这一模式要求具有生产某种特色产品的历史传统和自然条件；有相应的产业带动，市场需求旺盛；需要“能人”通过产业集群形成规模。③畜牧养殖带动型。其必要条件是有规模化的畜牧龙头企业、特色的养殖品种和相应的市场需求。④休闲产业带动型。采用这一模式应具备交通便利、有怡人的自然环境和满足城市游客食、住、行基本要求的基础设施。⑤商贸流通带动型。该模式也要求具备便利的交通、完善的基础设施及配套条件和相关产业发展的支持。⑥旅游产业带动型。其基本条件是必须具有可以挖掘的旅游资源和自然与人文资源。⑦合作组织带动型。要求以各种农民合作组织为依托。⑧劳务经济带动型。其主要适用于缺乏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的地区。
刘庆华在《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模式研究》一文中将地域与产业结合起来，共总结了12种模式。但是这些多维度分类研究因为多加了分类标准反而划分得有些混乱，概括性不强，缺少现实指导意义。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模式方面，专家学者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研究成果也有部分被采纳，应用到实践当中，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以往的研究，国家层面、省（区）层面的研究多于县域层面的研究，实证层面的研究多于理论层面的研究，同时对于凉山彝族贫困区关注甚少，而这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区域。本课题拟借鉴已有研究成果，以昭觉县为例，对这一地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模式进行研究，以设计出符合彝区农民生产生活实际的建设模式，并对其适用范围及实现路径进行分析。1.3本课题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1.3.1 研究视角
以规模经济理论、利益集团理论、合作博弈理论、产业集群理论等相关理论为依据，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在分析昭觉县自然资源条件、经济和社会发展现状及其特殊性的基础上，通过评价凉山州贫困地区已有的新农村建设模式，结合当前和今后发展的实际，设计出新形势下适合昭觉县乃至凉山州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模式，进而提出相关的建设路径。1.3.2 研究方法
本课题研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理论联系实际，在实地调查和资料分析相结合的基础上，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调查研究法、比较分析法、系统分析法等。通过期刊检索和网上查阅等方法，认真收集相关资料；通过个别访谈和局部调查，了解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模式选择的具体现状，并做相应的分析研究；通过理论和实践的结合，针对现状，提出针对昭觉县情况的具体模式，进而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的参考。
我们设计了基层问卷和农户问卷（见附录）。昭觉县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我们大致划分了城郊农村地区、公路沿边农村地区、二半山区农村地区和高山区农村地区四种类型，每个农村地区随机抽样发放调查问卷100份，共发放400份调查问卷并全部回收。实地调查则是8个典型彝族乡。基于问卷分析和调查报告，基本摸清楚了昭觉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现状，对其中包含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模式以及存在的问题有了直观的感受。1.4本课题研究的理论意义及应用价值
本课题首次对昭觉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模式进行研究。本课题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密切联系凉山彝族贫困地区实际，着力对彝族聚居区昭觉县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急需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研究，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有利于民族团结。课题组成员为彝学、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等方面研究人员，已对彝族文化、彝族经济进行了前期研究，使研究能够多学科有机融合。同时，本课题与本地区彝族经济和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在推动民族地区文化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步中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本课题是在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具有较强的应用性。尤其对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本课题研究不但丰富了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而且为当地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为昭觉县乃至凉山州政府解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际问题提供了决策参考。第2章基本理论与国内外成功模式及借鉴意义2.1“二十字方针”
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容是十分清晰的，就是“二十字方针”——“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具体来看，它既包含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又包含了农民收入、生活质量的提高；既包含了农村整体面貌、环境的变化，又包含了农民素质的提升，还包含了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可以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精神等方面，是一个全面而完整的系统工程。
生产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中心环节，是物质基础。重视城市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应该考虑到农村。农村，其实一个半封闭的市场，但由于种种原因而制约着这个市场的拓展。生产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目的。生产发展的目的是消除贫困，让更多的农民享受宽裕的生活，这也是衡量农村工作的基本尺度。农民收入上升了，衣食住行改善了，生活水平提高了，新农村建设才可以说取得成效了。乡风文明，是农民素质的反映，是体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在物质层面得到巨大改善的同时，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也应该抓起来。用先进科学的技术启发农民，用“三农”政策方针引领农民，用丰富的知识武装农民，不断丰富农村、农民的生产和生活，以提升农民的综合素质。村容整洁，是展现农村新貌的窗口，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管理民主，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政治目标，显示了对农民群众政治权利的尊重和维护。扩大农村基层民主，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实现党务、村务、财务三公开，让农民参政议政，真正让农民当家做主。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以发挥农民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主力军作用。
着眼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十八大报告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从“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来看，“生产发展”和“生活宽裕”是经济建设，“乡风文明”是文化建设，“村容整洁”是生态文明建设，“管理民主”是政治和社会建设。
四川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总体上也应该围绕“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来设计，但在具体的指标上根据实际情况有所差异。结合民族地区实际，依据四川民族地区发展战略，以及《四川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划纲要（2006—2020年）》和《四川“三州”民族地区新农村规划》，庄天慧、张海霞等学者建议在经济发展指标下重点考察畜牧业等特色经济的个体指标，并将“生活宽裕”修正为“生活保障”，同时应该加大生态环境类指标的比重。2.1.1 “生产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物质基础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优先序上虽然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政府和大部分学者认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是生产发展，生产发展是实现其他目标的物质基础。
要达到生产发展的目的，就要激活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劳动力。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民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主体，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与农村经济乃至国家经济和社会稳定密切相关。当前我国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已经成为影响农业竞争力的制约因素。通过培训使农民成为文化素质高、科技素质高、懂得科技种田、能够进行产业化经营的新型农民成为时代的需要。因此，加强农民科技教育培训，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是一项十分紧迫而艰巨的战略任务。农业部2002年提出“新型农民科技培训计划”，由“绿色证书工程”“青年农民科技培训工程”“新型农民创业培植工程”“中西部百万乡村干部培训工程”“乡镇农民培训示范基地建设工程”五个“工程”构成了一个“新型农民科技培训”的完整培训体系。“农村工业化”是指通过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包括技术、生产组织、经营方式、工具装备、管理制度等）来改造包括传统农业在内的农村产业和经济结构，促使农村经济系统向现代化转型，最终达到城乡经济一体化上的国民经济一元化目标，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支撑，会对农业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加快农村工业化，就要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加快城镇化建设。
小农经济难以应对自然灾害，也无法抵御市场风险，是农民贫困的根由；基于此，小农经济也无法实现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目前在反贫困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都强调以产业发展为重点，对农业产业化寄予厚望。其实施思路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以公司为引导，实行公司+农户，龙头+龙尾，最终实现农业产业化。农业产业化推崇垄断企业与农户合作的经典模式：“公司+农户”，合约双方签订的基本上是纵向供应合约，即农户负责为企业提供初始农产品，企业以农户作为原材料的生产基地。为迎合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扩张，通过土地经营权流转达到土地规模经营，则称为“公司+基地”模式。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让分散的农户通过资本（公司）面对市场，实际上是肯定和固化小农经济，农民并没有真正被组织起来。在“农户-公司”和“农民工-公司”关系中，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农户利益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获得保障，这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在少数民族地区，放任市场竞争而形成两极分化是非常危险的。
提高农民的组织化水平是破解“三农”问题和解除贫困束缚的根本措施。关键是要改造小农经济，切实把农民特别是贫困农民组织起来。要让贫困农民通过自己的组织来对接扶贫资源，要让这个组织平台发挥提升他们意识和技能的作用，真正实现贫困农民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反贫困工作中的主体地位。一般认为，需要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通过各种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把分散的小规模农户组织起来，以合作组织成员的身份整体进入社会化大市场，使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成为现代农业市场竞争的主体，尤其是作为农产品营销的主体。在贫困农民与政府之间，确实需要能维护成员自身权利的农民组织作为中介，完成对接。目前各类农民合作联合的带动主体主要有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改造后的传统农村合作组织（供销社、农信社）、专业大户和农民经纪人等。这六类带动主体被确定为经济层面的组织化水平要素，体现农民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分工和协作程度，体现农民与农民、农民与其他经济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当前在组织农民的思路上遵循的是农业产业化的市场逻辑，对我国曾经的合作化道路则缺乏足够的重视与研究。
生产发展类指标紧紧围绕农业生产现代化这个根本目标，努力实现农业经济结构优化、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生产发展类指标共设置5项评价指标，包括农业本身及农村非农产业两个方面的指标。具体指标包括：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农产品商品化率、村均各类政策性农业贷款数额、非农产业产值占GDP比重、非农产业从业人员占总劳动力比重。2.1.2 “生活宽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核心目标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经济建设，主要指在全面发展农村生产的基础上，建立农民增收长效机制，尽可能增加农民的收入。只有增加农民收入，激发广大农村的巨大消费潜力，才能达到生活宽裕的目标。
建设与改善农民生活直接相关的基础设施，是农民生活宽裕的条件之一。农村基础设施除了产生经济效益外，还会产生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这既是农村基础设施效益的综合性，例如，农村道路的发展，可以为农业生产提供便利条件，能够缩短农业生产者与市场之间的距离，减少农产品进入市场的时间，降低人流与物流的成本，从而促进农业经济的增长，也可以为信息的畅通提供基础，利于农业生产技术的扩散，使农业生产者更容易进入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促进经济作物的专业化。水、电、道路、信息通讯等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需要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引导社会力量共同参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坚持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完善个人账户制度，健全多缴多得激励机制，确保参保人权益，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坚持精算平衡原则。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推进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统筹发展。该决定全面准确地阐释了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所涵盖的内容和范围，指明了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的方向和重点。只有解决好了农村的社会保障问题，特别是农村社会的医疗、养老问题，才能维护整个社会的稳定，才能实现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保证现代化的实现。
目前，农村商品市场总量不足、分布不尽合理，同时假冒伪劣产品较多，这给农民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建立健全农村市场体系，形成现代流通方式下的农村消费经营网络，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不可或缺的方面。
生活宽裕类指标体系反映了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扩大农村公共服务等客观要求。一方面指农民收入水平较高，衣食无忧，生活水平较高；另一方面指农民有较好的社会保障，不会因病因老致贫，也不会因病因老返贫。具体包括农民人均纯收入、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贫困人口脱贫人数、农村社会保障覆盖率、每百户大件耐用品拥有率等5项评价指标。2.1.3 “乡风文明”——提高农民整体素质
乡风文明，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要求之一，也是开展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工作取向。乡风文明本质上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问题，内容包括文化、风俗、法制、社会治安等诸多方面。
现在农村普遍存在着的一些问题，严重制约着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影响着乡风文明的进程，归纳起来，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村文化设施匮乏，群众文化生活贫乏。作为西部欠发达地区，多年来各级政府都重视对农业企业、种养殖产业的扶持，对于农村文化设施几乎没有投入，农村文化设施严重匮乏，农民劳作之余的娱乐方式单一，文化生活单调，精神生活贫乏。老年人通过烧香拜佛寻找精神寄托，有的还被邪教组织利用；年轻人不思进取，蹲茶馆打牌掷骰消磨时光。二是农村人口流失严重，乡风文明缺少建设主体。农村相当部分青壮年劳动力都外出打工，或经商，或从事非农产业，村里的留守人口，大多是妇女、儿童和老人，即所谓“386199”部队。这不仅影响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还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乡风文明建设失去了主体力量。同时，外出打工者子女的隔代抚养方式使其缺乏亲情关爱和正确引导，这些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也成为较大的社会问题。三是村容村貌脏乱差，乡风文明建设任重道远。特别是远乡僻村，农民房前屋后、室内室外随处可见家畜家禽粪便，有的甚至人与畜禽同处一室，居住环境极为恶劣。四是村干部“系统性腐败”现象触目惊心。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城市中出现的人情淡漠等现象，在农村地区也出现了苗头。因此，移风易俗，使广大农民拥有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任务。
乡风文明是指在社会主义新农村里，农民有文明的生活方式，健康的娱乐活动，具备文明健康的公共活动场所。乡风文明还意味着村民关系和谐，法制意识强，形成了依法办事、依村规办事的新风尚。两方面共计设置了6项评价指标，具体包括户均生育子女数、义务教育入学率、村级文体设施建设率、农民文化教育与科技培训率、农民文化娱乐消费支出比重、农村万人刑事案件立案数。2.1.4 “村容整洁”——改善农民生存状态
村容整洁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也是新农村建设的外在体现。随着收入的增加，农民群众对改善生态环境、人文环境和基础设施环境的要求越来越强烈。长期以来，大部分农村地区的人居环境不能令人满意。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村容整洁”的要求，最主要是为农村地区提供更好的生产、生活、生态条件。村容整洁是指社会主义新农村村镇建设规划合理，基础设施完善，卫生整洁、环境优化，形成新住宅、新设施、新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局面。具体包括住房统一规划率、居住钢筋混凝土结构住房农户的比重、安全饮水的农户比例、清洁能源使用率、村内公共厕所建设、村级垃圾站建设等6项评价指标。2.1.5 “管理民主”——健全村民自治制度
扩大农村基层管理民主，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有力保障。目前，我国农村地区实行村民自治制度。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工作的基础，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一是确保村务、财务公开落到实处，并设立由村民代表组成的监督小组进行监督。村两委每季度都按照要求将村集体经济收入支出、财务财产以及村民关心的其他重要事项，通过设立固定的公开栏、定期召开党员大会和村民代表会议等不同形式，及时向村民公开，消除误解，凝聚民心。二是加强民主管理。定期召开党员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凡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决策，要按照村“两委”充分酝酿，经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的程序付诸实施，从而保证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三是加强工作作风建设。紧紧抓住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有利契机，不断巩固和扩大先进性教育成果，引导广大村干部不断增强宗旨意识和为民意识，自觉深入群众，主动为群众排忧解难，提高办事效率和依法治村、民主管理的水平。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层政府应该是由行政型转为高度自治的服务型的政府，即实行村民自治政策。具体包括村委会选举制度落实率、村民自治率和村民对村务公开的满意度三项评价指标。
根据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内涵、目标与任务的理解，指标体系的层次分为子系统和个体指标两个层次。指标体系子系统层次由五个方面组成，分别是生产发展类、生活保障类、生态环境类、乡风文明类和管理民主类。经过多次专家论证后，确定了28项个体指标。指标体系构成见表2-1。表2-1 民族地区县级区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续表2-12.2理论借鉴2.2.1 规模经济理论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详细分析了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必须以大规模的生产与协作为前提的主张。他认为，大规模生产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有效途径，是近代工业发展的必由之路。真正意义上的规模经济理论起源于美国，它揭示的是大批量生产的经济性规模。规模经济理论是指在某一特定时期内，企业产品绝对量增加时，其单位成本下降，即扩大经营规模可以降低平均成本，从而提高利润水平。
在昭觉县，单个农户的经营规模参差不齐，绝大多数农民并不清楚如何确定经营规模和方式，经营存在盲目性，总体上农户的经营没有形成规模。如果在昭觉县能够有更多的农民依据自身实际，适当地扩大经营规模，就能够降低平均成本，同时也对土地起到了保护作用。因此，从规模经济的视角、本着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开展生产生活实践，对于昭觉县的长远发展有着重要意义。2.2.2 小集团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在他的第一本书《联合行动背后的逻辑：公共物品和群体理论》中提出了这样的理论：只有独立的和有选择的动机才能激励一个理性的个人在一个潜在的组织中采取组织方式的行动。也就是说，只有行动产生的利益惠及特定的组织，这个组织才会有人加入并长久地持续下去。这就意味着个人愿意联合提供私有物品而不是公共物品。有组织的联合行动背后有其内在的逻辑关系。由于搭便车行为的存在，理性、自利的个人一般不会为争取集体利益做贡献。集体行动的实现其实非常不容易，人们往往选择对整个社会似乎是不负责任的做法，这种现象在公共选择理论中被称为“理性的无知”，在经济学中被定义为“搭便车”或“外部性”问题的一类。奥尔森通过研究，发现了集体行动产生的两种特定条件：集体成员的“不对称”和“选择性激励”的存在。
单户经营存在着很多的自然风险和经济风险，根据小集团理论，较小规模的集团的集体行动比较容易产生。因此，在凉山州一些具备条件的地区，农民形成小型集团进行联合经营，对于农民来讲有一定的现实意义。2.2.3 合作博弈理论
合作博弈是指一些参与者以同盟、合作的方式进行的博弈，这样一来，博弈活动就变成了不同集团之间的对抗。在合作博弈中，没有利益受损者，因而整个社会的利益有所增加。合作博弈研究的重点是收益分配问题。合作博弈能够产生一种合作剩余，至于合作剩余在博弈各方之间如何分配，取决于博弈各方的力量对比和技巧运用。合作博弈存在的两个基本条件是：（1）对联盟来说，整体收益大于其每个成员单独经营时的收益之和。（2）对联盟内部而言，应存在具有帕累托改进性质的分配规则，即每个成员都能获得比不加入联盟时多一些的收益。在彝区农村，强调贫困农民自我组织而放任不管是不现实的，不能因为对公权力的戒备而回避政府责任。彝区地方政府应该重视和梳理当地农民组织的资源与形式，拿出一部分扶贫资金，动员一部分组织能力，引导和带动贫困农民组织起来，以整体的力量来反对贫困和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昭觉县有烤烟、马铃薯、苦荞麦等特色产业，但缺乏专业的合作组织和能人牵头，农业产业化水平较低。如果能组成农民的合作组织，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相互合作机制，就能提高农民的个体和整体收益。2.2.4 产业集群理论
产业集群这种现象最早出现在西方国家，有关产业集群的研究也以西方国家为主，随着产业集群的发展，有关产业集群的理论也出现了不同的学派，他们对产业集群做了不同的定义和解释。一般认为，迈克尔·波特在20世纪90年代创立了产业集群理论。在一个特定区域的一个特别领域，集聚着一组相互关联的公司、供应商、关联产业和专门化的制度和协会，通过这种区域集聚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构建出专业化生产要素优化集聚洼地，使企业共享区域公共设施、市场环境和外部经济，降低信息交流和物流成本，形成区域集聚效应、规模效应、外部效应和区域竞争力。一个国家在国际上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其企业在地理上呈现集中的趋势，通常聚集在某些城市或某些地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有了快速的发展，其中产业集群在东部沿海地区发展较快。产业集群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日益凸显。我国的一些专家、学者也开始对产业集群进行研究，主要体现在对国外理论的研究和我国产业集群的实证研究上。
经过改革开放和数年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已经在凉山州有些县城和乡镇取得了较好的发展，形成了相对完善的产业体系，具备了成为中心城镇的必要条件，一部分农民已整体搬迁至这些县城或中心城镇。今后，围绕这些县城和中心城镇进行城镇化建设，可以充分利用已有的产业体系，形成产业集聚效应。2.2.5 人力资本理论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者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首次提出人的才能与其他任何种类的资本同样是重要的生产手段的观点。西奥多·W．舒尔茨在1960年美国经济学年会上的演说中系统地阐述了人力资本理论。其中心论点就是，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远比物质资本的增加重要得多。舒尔茨还进一步研究了人力资本形成方式与途径，并对教育投资的收益率以及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做了定量研究。
由于凉山州特殊的地理位置、历史背景以及较薄弱的经济基础，导致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偏低，各种人才匮乏。与其对农民提供直接的物质援助，还不如设法提高农民的受教育水平，增强农民的从业能力。因此，加大对凉山彝区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对推动凉山彝族贫困地区的长远发展至关重要。2.2.6 可持续发展理论
可持续发展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绿色运动”。20世纪60年代，非洲及南美各国土地发展过度且缺乏规划，加上水土流失、滥用农药及过度消费行为持续扩大，令土地贫瘠甚至沙漠化，引致饥荒和经济崩溃。“可持续发展”的出现，就是要纠正过去的错误，避免其他国家重蹈覆辙。
1987年，以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为主席的联合国世界与环境发展委员会发表了一份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并以此为主题对人类共同关心的环境与发展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受到世界各国政府组织和舆论的极大重视，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可持续发展理念得到与会者的共识与承认。总之，可持续发展就是建立在社会、经济、人口、资源、环境相互协调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的一种发展，其宗旨是既能相对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能对后代人的发展构成危害。可持续发展强调经济体系内的发展必须环环相扣，并得以自给自足。
凉山州是长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凉山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必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必须依据自身的资源禀赋条件，尤其是充分发挥凉山州资源丰富的优势，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实现农民增收和经济发展，并获得较好的生态效益。凉山州生态环境的变化不但影响当地，而且会影响四川乃至全国。要在保障生态环境不被破坏且逐年改善的前提下，研究在彝族贫困地区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可行之路。2.3国内外成功模式及借鉴意义2.3.1 国外成功模式介绍2.3.1.1 日本模式
我国与日本同属东亚国家，农业、农村的特点有许多相似之处。日本农村跟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村很相似，农户分散而居，人均耕地少，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日本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同时也是亚洲第一个实现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农业人口急剧减少，工农和城乡差距日益扩大，出现了农民收入低、生活水平差、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和农村青年对农业和农村失去信心等诸多难题。针对这些情况，日本开始了新农村建设运动。1956—1962年，日本进行第一次新农村建设。日本政府在确定1956年国家预算基本方针时，将新农村建设作为农林、渔业的重要政策纳入国家计划。第一次新农村建设的政策目标确定为在国家政策和财政支持下，最大限度发挥农民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在强化农业基本建设的基础上，推进农民合作，提高经营水平。第一次新农村建设主要做了三项工作：一是确定推行区域，二是建立新农村建设推进体制，三是加大对新农村建设的资金扶持力度。由于小规模零散的土地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普遍得到整治，不仅提高了农产品的产出率，而且还为大规模实行机械化作业奠定了基础。大批农村公共设施的建立，促进了农民的进一步联合。更为重要的是调动了广大农民建设自己家乡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农村青年更是重新焕发了务农的热情。1967—1980年，日本进行第二次新农村建设。1967年，日本政府制定了《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强调全力推行综合农业政策，将新农村建设置于推进农业及农村现代化的核心位置。第二次新农村建设的区域规模及资金扶持力度远远大于第一次。推进第二次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宗旨是在第一次新农村建设的基础上，继续加大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基础建设力度，全面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水平，其主攻方向首先放在提高农业经营现代化水平上。同时大力推进保护农村自然环境，为农民建立集会活动场所，充实学校、医疗单位，建立农村保障制度并加大扶持强度。鼓励城市工业向农村转移，为农民提供非农就业机会。日本在农业的发展过程中，非常注重高效农业，日本“造村运动”就是典型，其中最具知名度的就是“一村一品”运动。平松守彦指出，所谓“一村一品”就是在一定区域范围内，以村为基本单位，按照国内外市场需求，充分发挥本地资源优势、传统优势和区域优势，通过大力推进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和市场化建设，使一个村（或几个村）拥有一个（或几个）市场潜力大、区域特色明显、附加值高的主导产品和产业，从而大幅度提升农村经济整体实力和综合竞争力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
日本充分发挥政策、资金、科技这三大要素的保障作用，并将这三大要素融为一体，形成独特而卓有成效的保障机制，从而顺利地完成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过渡。2.3.1.2 韩国模式
2006年第十届中韩农业合作委员会在韩国首都首尔召开，中国众多省区纷纷派出考察团赴韩国考察新村运动，韩国开始为中国公务员进行“新农村建设”的培训。20世纪70年代的韩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加快，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衡，农民和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加大。和中国当下的情况相似，韩国人多地少，资源贫乏，农业机械化程度低，鄙视、逃离和离弃农业、农村风气蔓延，农业基础薄弱，农村教育落后，农民普遍缺乏自信，文化素质有待提高。韩国20世纪70年代后形成的以农民为主体、媒体和专家深入参与、各个阶层充分沟通的发展模式，是韩国转型成为现代化国家的关键。现在韩国的农民减少到全国人口的6%左右，新村运动也升华为新国家运动。
韩国新村运动一开始由政府主导，叫“官主导”，后来通过改进，逐步过渡到由政府和民间共同主导，叫“官民一体”，再后来就变成“民主导”，完全由非政府组织和机构负责组织、协调、宣传和评价，建立了全国性组织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韩国政府重视对农业的补贴和扶持，如免除购置种子、化肥、农机具等生产资金的贷款利息，后来连本带息都免除了。促进农民合作组织的建立，农协银行与农业银行合并，成立农协银行，为农民提供比商业银行低息的贷款，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韩国政府最终建立了中央各部委统一领导小组和工作协调机制，定期研究、监督和评价。此外，还设立了由学者广泛参与的咨询组织和咨询报告制度，各大学都先后成立了新村研究所。新村运动的核心是新村教育，其最大特色就是农民参与讨论的培训，媒体积极配合，公务员、学者、军人、企业家都参加过新村教育。新村运动是农民靠自己的力量勤劳致富，始终以农民为主体的创造与建设运动，给农民带来实惠的实践运动，激发了全体国民参与的积极性。2.3.1.3 欧盟模式
欧盟有50%左右的人口居住在占国土面积90%的农村地区。在这些国家，农业和林业是最大的土地使用者，并且深刻影响着农村地区的自然资源。欧盟共同农业政策是欧盟共同政策的核心问题，也是欧盟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研究欧盟共同农业政策四十年来的发展、变化和改革，对于我国目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欧盟农业支持政策逐步从市场价格向生产者直接补贴转变，从挂钩的直接补贴向脱钩的直接补贴转变，但总体支持水平仍然很高。欧盟共同农业政策从单纯关注农业发展转移到农业和农村发展并重，强化对农村发展政策的支持力度。欧盟新的共同农业政策将环境保护纳入农业支持政策的范围。欧盟共同农业政策虽然在不断改革，但是对农业支持的趋势一直没有改变。王锐在《欧盟共同农业政策改革及其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一文中指出，借鉴欧盟经验，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应该注意：（1）调整农业补贴方式和补贴的粮食品种，直接补贴给农民；（2）充分发挥专业合作组织的桥梁和纽带作用；（3）制定和完善农村社会发展政策，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4）注重环境保护，发展生态农业。2.3.2 国外成功模式对新农村建设的借鉴意义
欧盟、日本以立法为主要手段，采取温和的渐进方式，促进农村发展；韩国则以行政运动为主要手段，采取迅猛的激进方式，推进农村发展。就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来看，各国新农村建设面临的问题和困扰都有相似之处，各国建设经验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尽管各国农村发展道路不同，但以农民收入为主，发展农村经济，靠政府扶持和引导，改善农民生产、生活的基础设施条件，重视教育等内容是基本一致的。
我国地域辽阔，多民族聚居，各地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水平差异大。因此，在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充分借鉴国外新农村建设的成功经验，另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国外新农村建设的成功模式不可复制，必须根据我国地域差异、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制度等条件进行综合考虑，统筹规划，找出适合我国各个地区发展特点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模式。当前一些地方组织大批干部到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考察农村建设工作，回来后生搬硬套，使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走了样。如有些地方只依靠行政命令的方式，将新农村建设等同于新村庄建设，搞大拆大建，严重损害农民利益，违背了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初衷。2.3.2.1 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
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是“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党和政府在农业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要目标和奋斗方向，同时也是广大农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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