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说美国的民主(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渡边靖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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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说美国的民主试读：

隋唐时代以来，日本在约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努力学习中国的学术、艺术、技术和文化。日本今日之发展，即仰仗中国伟大先哲长期以来的言传身教—这样说并不为过。中国，有学恩于日本。如今，借由新经典文化的翻译和出版，岩波新书来到中国读者面前，我想，这也算是对中国学恩的一点点谢意吧。

岩波新书与中国结缘已久。岩波新书创刊于1938年。前一年，日本加剧对中国的侵略，岩波书店创始人岩波茂雄对独断专行、破坏中日友好的军部感到强烈不满，遂决心创刊岩波新书。要想抵抗日益猖獗的军国主义思潮，首先必须要做的，就是实事求是地了解中国。岩波茂雄秉持着这种信念，最终选择了《奉天三十年》作为创刊的首部作品。《奉天三十年》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当时的沈阳努力推行医疗普及的爱尔兰教会医师克里斯蒂的回忆录。这本著作除了向读者展示了当时满洲发生的事情和民众的生活外，还是一本即便以今天的标准来看也颇有学术价值的著作。作为东亚的朋友，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切感情的岩波茂雄深受克里斯蒂的触动，将其回忆录翻译出版，以此开始了岩波新书的历史。

承先行者之志，岩波新书此后又出版了许多以中国历史、社会、文化、艺术为题的书籍。自创刊以来及至今日，由岩波新书发行的、以中国为主题的书籍已达140余册。我们对于中国的关注和热情从未衰减，对于岩波新书而言，“中国”已成为身边不可忽视的存在。

那么何谓“新书”呢？或许有必要向中国读者再次进行说明，因为新书是诞生于日本的独特出版物。

新书最大的特点是它“小而紧凑”。在字数上，新书大约在十万日文字左右。标题简练，通俗易懂。若是部头过大，则十分难读；若部头过小，则不能尽兴。而取其中庸的新书正符合日本人喜爱轻快节奏的心性。日本人就是喜欢新书这类书籍的人。

据说，目前日本已经出版了一百多种可称为“新书”的书籍。除岩波新书外，中公新书、讲谈社现代新书、筑摩新书、集英社新书、光文社新书等，以出版社冠名的新书种类数不胜数。各大出版社相互竞争，每月合计发售数十本新书。诸位读者日后来日本旅游时，也可顺路看看日本的书店。日本的书店会有一个“新书区域”，在这个区域，你会看到如同百花齐放般热闹的景象。

在百花齐放的新书领域，岩波新书是第一个在日本发行新书的老字号。创刊八十年以来，我们时时刻刻在满足着日本读者的求知欲和好奇心。岩波新书的一大特色就是其内容的可信度高。我们在各个领域拥有最权威的学者、编辑和作家，产出了许多可称为名著的作品。在岩波新书出版著作是一件很有荣誉的事，这已经是日本各界达成的共识。

岩波新书擅长的领域是学术和纪实。畅游在学术世界里的学者为将思考和研究成果凝聚成一本小小册子而倾注心血，执笔著述。行走在“真实”世界中的新闻工作者则冷眼审视时代变迁和社会动向，以锋利的笔触向世人传递信息。无论在哪一领域，以满腔热血活跃在第一线，这就是岩波新书。

日本有一个词叫“修养新书”，这也可以说是岩波新书的代名词。读者可以在书中养性修身，进而构筑一个美好社会和世界，这便是岩波新书的目标。不止步于获取知识，而是将获取的知识与自我的生活、生命相连接，所谓“修养”就在于此。将更多的“修养新书”带到这个世界，这就是我们岩波新书的使命和理想。

此次经新经典文化发行的岩波新书，是我们从出版的3 200本书中严格挑选出来的。无论哪一本，都是了解日本历史、文化、社会的绝佳之作，对此我们深信不疑。

最后，我想向中国读者，以及从中牵线搭桥的新经典文化主编杨晓燕女士和各位翻译、校阅的老师致以深深的谢意。已经捧得本书的读者，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你美好的人生伴侣。岩波新书主编　永沼浩一2018年8月出版说明

本书是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教授、美国研究专家渡边靖的著作。渡边靖留美十年，取得哈佛大学社会人类学博士学位；主攻美国研究方向，曾在波士顿进行为期三年的社会调查，对美国社会情况有深入了解。

顾名思义，本书是一部深入剖析美国式民主制度、民主思想特点与现状的作品。首先从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灾害入手，探讨了飓风给美国新奥尔良市造成巨大损失的原因，由该事件引出美国社会的种种弊病和美国式民主的困境。接下来分别介绍与探讨了美国人政治不信任感的根源和对安保的偏执追求、美国多样性的未来以及“美国主义”的特点。本书日文原名可直译为“美国式民主的悖论”，其落脚点在于“悖论”，也就是说，本书的重点在于探讨一下问题：为保障自由而建立起来的美国政治、法律制度是如何反过来阻碍了自由的进程，身为“大熔炉”的美国为何越来越闭塞、分裂，在他国眼中“富裕”“先进”的美国为什么难以解决贫困问题……

因本书出自日本学者之手，其观点难免体现出一定的局限性，请读者在阅读时独立思考、客观判断。第一章　美国式民主的光与影我仍将奋起你可以肆意歪曲，用满篇谎言将我写入史册；你可以将我踩进烂泥，但正如尘土，我仍将奋起。（略）你想看到我崩溃，垂头丧气，低眉顺眼，瑟缩双肩，泪流满面，脆弱不堪，从灵魂深处发出号泣？（略）尽管用你的言语之箭射向我，尽管用你的目光之刃斩向我，用你的憎恶杀死我吧，但正如空气，我仍将奋起。（略）把黑夜的惊慌恐惧抛在身后我奋起！走向黎明时分的澄澈明空我奋起！带着祖先的馈赠，我是奴隶的梦与希望。我奋起！我奋起！我奋起！——玛娅·安杰洛水崎野里子　译（《现代美国黑人女性诗集》，星期六美术社出版销售，1999年收录）

一、名曰“回归”的“变革”马克思之梦

可以确定的是，那时，美国人精神振奋，整个社会士气高昂。正是从这一美妙的“高昂”气氛中，我发现了美国式民主的最佳资质和潜能。2009年1月，第44任美利坚合众国总统贝拉克·侯赛因·奥巴马举行了就职仪式。

美国参议员黛安·费恩斯坦（民主党，加利福尼亚州人，当时职衔，以下基本相同）——曾任旧金山市第一位女市长——以总统就职仪式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宣布仪式开幕。这件事令我感触颇深：一位女性主持总统就职仪式，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在总统就职仪式上，按惯例进行祈祷的宗教人士是里克·沃伦牧师，他来自全美屈指可数的巨型教会（megachurch，基督教保守派教会）萨多尔巴克教会（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奥巴马很清楚，提拔并起用该牧师势必遭到自由派的强烈反对。然而，正是此事令人感觉到他非同寻常的决心——本着“求同存异”（agree to disagree）的原则，追寻“一个美国”的实现。奥巴马总统宣誓就职（2009年1月20日，©法新社　查克·肯尼迪　摄）

随后，奥巴马总统宣誓就职。身旁是他的夫人米歇尔。她手捧着亚伯拉罕·林肯总统于1861年宣布《解放黑奴宣言》时使用过的《圣经》。一想到这位夫人的祖先曾是南卡罗来纳州南部的黑奴，我便不由感到心潮澎湃。

黑奴曾参与白宫的基础建设，但黑人家庭入主白宫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此事距林肯总统宣布《解放黑奴宣言》一个半世纪；距马丁·路德·金发表热情洋溢的“我有一个梦”演说半个世纪。从这个意义上讲，奥巴马就任总统对美国来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瞬间。

曾几何时，当亚伯拉罕·林肯再次当选美国总统时，卡尔·马克思代表欧洲的劳苦大众发去了寄予厚望的贺电。对马克思来说，美国是“大约一百年前最先产生了伟大的民主共和国思想的地方，宣布了第一个人权宣言（《独立宣言》）和最先推动了18世纪欧洲革命的地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一事让人感觉到“民主共和国”的脉搏，正因如此，人们才超越了党派，分享同样的感动。

在亚拉巴马州南部，歧视黑人的传统根深蒂固，康多莉扎·赖斯国务卿（隶属共和党）就出生在这里。总统大选结束后的第二天，赖斯匆匆赶来参加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的例行记者招待会，在会上，她动情地说：“作为非洲裔美国人，我感到十分骄傲。……为了不让种族问题成为影响日常生活的重要因素，这个国家走过了漫长的旅程。尽管这项工作还未完成，但昨夜我们取得了惊人的重大进展。”这与奥巴马本人在竞选总统时表达的美国观不谋而合：“或许这个国家还达不到完全的社会融合，但是每一代的融合程度都在不断加强。”

在竞选中失利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发表了一段极富风度的败选宣言：一个世纪以前，西奥多·罗斯福总统邀请布克·T. 华盛顿（黑人政治家、教育家、作家）在白宫共进晚餐，全国有许多人认为这是一件骇人听闻的事。但今天的美国已经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了，残忍以及可怕的顽固一去不复返了。

之后，他又态度坚定地声明要和种族歧视说再见：再也没有比一位非洲裔美国人当选美国总统更能证明这一点了。我们要让所有的美国人都没有理由不珍视他们的国民身份，不珍视这个地球上最伟大国家的国民身份。

在越战期间，麦凯恩驾驶的飞机在越南河内上空被击落，当时受伤的后遗症令他至今双臂不能举过肩。经过一年的俘虏生活，其父升任太平洋地区司令官，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军方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决定释放他。然而，他却拒绝抛下同伴回国，于是又在集中营多待了四年。从这些经历来看，尽管在总统竞选中败给了奥巴马，但麦凯恩对美国理念的信念并没有丝毫动摇。我呼吁所有的美国人，就像我以前在竞选中说的那样，不要对我们目前的困难感到绝望，要相信，一直相信美国的前景和伟大，因为没有什么事情是必然的。

19世纪的法国思想家、外交家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在其1835年出版的近代民主主义经典著作《论美国的民主》中写道：“美国人的巨大优点不是在文化上比其他民族受到了更多启蒙，而是拥有纠正自身错误的能力。”

父亲出生于非洲肯尼亚，家境虽殷实但并非世袭政治家——拥有这般家庭背景的奥巴马却入主权力中枢白宫，这一事实雄辩地说明美国式民主确实颇具活力。在总统就职仪式举行时，我的一些同事和朋友、一些平日里总在批判美国的美国人，也发来了出人意料的电子邮件：“作为美国人，我们一直对美国政治和美国社会感到失望，每当看到星条旗飘扬的样子就感到十分丢人。但是今天，我们却感到十分自豪，甚至忍不住挥舞起星条旗。”奥巴马的保守性

奥巴马打出“变革”的旗号，无疑是针对乔治·W. 布什（小布什，若无特别提及以下皆同）执政八年间的情况。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若将其对布什政府的批评和不满归结为意识形态对立或党派对立，那就与小布什的心腹卡尔·罗夫之流以党派利益和党派策略为主导的时代无甚区别。奥巴马指向更高层次的目标，那就是超越长期以来腐蚀当代美国社会的“分离的政治”，将蔓延的犬儒主义“变革”为“希望”。这表明其志在“回归”“民主共和国”——或者说“理念的共和国”（由19世纪末政治学家约翰·W. 伯吉斯提出）——的理想和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讲，甚至可以说奥巴马本质上是“保守的”。

其证据便是，在担任美国联邦参议员期间，奥巴马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亚伯拉罕·林肯的肖像。这么说并不仅仅因为他们同为伊利诺伊州出身、同为出人头地的政治家，而且林肯还是黑奴解放之父；毋宁说，林肯在南北战争时代统一了分裂的美国，通过起用政敌为内阁成员来谋求国家团结，以“民有、民治、民享”为目标——这才是至关重要的一点。

在总统大选中获胜后，奥巴马于2008年11月4日晚在芝加哥当地发表了演讲，他并未因为取得历史性胜利而得意忘形，反而表现出对失败了的共和党支持者的顾念：让我们牢记，当来自伊利诺伊州的一位先生（林肯——作者注）首次将共和党大旗扛进白宫时，伴随着他的是自强自立、个人自由、国家统一的共和党建党理念。这也是我们所有人都珍视的理念。虽然民主党今晚大胜，但我们态度谦卑，并决心弥合阻碍我们进步的分歧。

紧接着，奥巴马呼吁国民团结一致：当年，林肯面对的是一个远比目前更为分裂的国家。他说：“我们不是敌人，而是朋友……虽然激情可能不再，但是我们的感情纽带不会割断。”

民主主义并不等于少数服从多数。毋宁说，其真正价值恰恰在于胜利者（多数派）能在多大程度上倾听失败者（少数派）的声音并赢得他们的信任和共鸣。若把“数字逻辑”当作挡箭牌，轻视失败者（少数派），那就成了托克维尔所担心的“多数派专制”。

奥巴马对林肯的敬意和景仰在其总统就职演说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部分再现了林肯于1861年乘火车前往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就任总统的故事；在林肯纪念堂举办有五十万听众参与的就职庆祝音乐会——《我们是一体》；并以“自由的新生——纪念林肯诞辰二百周年”为总统就职仪式的主题，这是引用自葛底斯堡演讲中“使国家在上帝福佑下获得自由的新生”一节。仪式后，为招待议会领导而举办的午宴上的菜单和林肯就任时的完全相同，甚至还使用了当时白宫陶器的复制品。由此可见在关于林肯的问题上，奥巴马是多么讲究细节。奥巴马夫妇抵达在林肯纪念堂举办的就职庆祝音乐会现场（2009年1月18日，©法新社　马克·拉尔斯顿　摄）二、另一个“回归”关于自由的争论

虽然奥巴马打出“自由的新生”这一旗号，但林肯曾就“自由”做过下述阐释：“我们都讴歌自由。然而，即便使用的是同一个词，也未必是同一个意思。”

比如，新罕布什尔州将该州的标语定为：“不自由，毋宁死”（Live Free or Die）。这句话颂扬了美国为从英国获得“自由”而进行独立战争的精神，该州的车牌上也都写着这句话。然而，在距今三十年前，曾发生过一名男子因故意遮盖车牌上的这句标语而被罚款之事。他分辩说：“我没有理由在生活方式上遵从政府的指示，我的生命只奉献给上帝。”双方的争执甚至惊动了联邦最高法院，结果法院出于重视信仰和言论自由的立场判定该男子胜诉。

这在顺从于中央政府的日本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不过，我们只要翻开美国建国以来的历史，就会发现关于怎样解释“自由”这个词的争论一直是推动美国社会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尤其是把联邦政府看作“对自由的威胁”还是“实现自由的手段”这个问题。

1776年发表的《独立宣言》讴歌了从专制君主制中的解放和共和制国家的诞生。然而，就建设什么形式的国家而言，主张建立中央集权式强大联邦政府的联邦派和其反对派发生了争执，并渐趋白热化。结果，为了防止联邦政府出现“专制君主化”的趋势，三权分立、民主主义、各州拥有自治权等各种各样的原则被写入了宪法草案。草案以微弱优势通过，根据正式宪法，乔治·华盛顿当选为第一任总统，于1789年4月在当时的首都——纽约的华尔街举行了总统就职仪式。当时，北卡罗来纳和罗德岛两个邦因为拒绝批准宪法而未加入联邦。

1861年，南北战争爆发。纷争的根本原因并不仅仅是奴隶制，而是早在宪法制定时就存在的以工商业为中心的北方和以农业为中心的南方之间的矛盾。北方试图通过保护贸易和建立国家银行来加强中央集权。与之相对，南方十一州则建立了美利坚联盟国（CSA），制定自己的宪法并选举杰弗逊·戴维斯将军为总统，与“USA”（美利坚合众国）对抗。如果当时与南方棉花种植园关系密切的英国支持了CSA，或许就不会有今天的USA了（英国因为接受林肯的《解放黑奴宣言》而倾向于支持北方）。

南北战争结束后，在北方的主导下，美国统一，开始作为近代工业国家飞速成长。但是，因为考虑到工商界的意见，共和党采取了自由放任的执政理念，最终导致了1929年经济危机的爆发。结果，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新思潮：为了救助社会弱势群体、真正实现公正而自由的社会，联邦政府的积极介入不可或缺。可以说，富兰克林·罗斯福以“修正资本主义”的立场施行的新政就是其象征。但我们也不应该忘记，新政招致了以实业界为首的一部分人的强烈反对，联邦最高法院甚至对其中的部分内容下达了违宪判决，可见联邦政府引起了人们多么强烈的警觉。

在美国，人们将这种与自由放任相反的政治思想称作“自由主义”（liberalism），和欧洲的“自由主义”在内涵上正好相反。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70年代，“自由主义”是最主流的政治思潮。以民主党为主导，战后的福利型国家、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都是其体现。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是在否定君主制和贵族制等身份制社会的基础上形成的，所以这里几乎不存在对近代本身持怀疑态度的欧洲式的保守主义，其建国思想是约翰·洛克等人所主张的尊重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启蒙思想。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曾做过一项著名的论断，她说，正是美国独立战争使个人契约，而不是君王或宗教成为制定社会规则的权威，这是近代史上唯一一个成功案例。

另一方面，美国社会一贯有注重自治和独立精神的传统。在这里，为了与传统的保守主义相抗衡，以政府权力为媒介、以激进方式实现社会平等的社会主义思想并未如在欧洲一般被广泛接受。也就是说，总的来说，欧洲的政治空间是由“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这三个轴组成的。而在美国，不论“保守主义”还是“自由主义”都是以（广义上的）自由主义为前提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差距原本就很小，甚至有人认为“保守主义”只不过是自由主义右派，而“自由主义”只不过是自由主义左派。走进“自治”时代

石油危机之后，美国财政状况拮据，管理机构臃肿，且深陷越战泥潭。这样，以合理主义、社会工学思维为基础的“自由主义”被视为一种“宏大叙事”而减色不少。“反主流文化”（counterculture）运动和唯我主义（meism）的流行就是很好的例子。另一方面，以南方白人阶层为中心展开的民权运动及其主导者民主党也招致了越来越多的反感。在1980年举行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纳德·里根获胜，这件事标志着“自由主义”因遭受否定而就此终结。里根在总统就职演说中提出了一个有名的论断：“政府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它本身就是问题。”

以里根为首的“保守主义联盟”主要由以下四种势力组成：①安全保障保守派，也即“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他们以越战的失败和冷战的现实为戒，追求恢复“强大美国”的权力；②经济保守派，也即“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他们提倡以减税、放松管制、民营化、自由贸易为象征的“小政府”；③社会保守派，以恢复被民权运动和反主流文化运动削弱的“传统价值观”为目标，以在政治上非常活跃的基督教保守派为中心，发展宗教右派势力；④传统的稳健保守派，即“老共和党”（Old Republican）。

在这一背景下，“自由主义”成了“软弱外交”“臃肿政府”“道德败坏”的代名词。在20世纪90年代的八年间，虽然民主党的比尔·克林顿总统夺回了政权，但他仍然不得不向保守势力妥协，采取了“（向右转的）中间路线”。

举例来说，2008年秋，以雷曼兄弟银行破产为导火索而爆发的金融危机，其原因之一就是银行业务和证券业务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银行远离其主业而向高风险投资倾斜。原本，美国在大萧条时期制定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严格区分银行业务和证券业务。但在放松管制的潮流中，克林顿于1999年——其任期内——废除了该法。

话说回来，“保守主义联盟”内部在执政逻辑上也并非完全一致。比如，自由至上主义者反对政府干涉经济和社会生活，或主张将这种干涉限定在最小范围内，而他们之中又有很多人出于对政府干涉婚姻和家庭这种私人领域的厌恶而反对政府禁止同性婚姻，这与宗教右派的立场截然相反。2003年，在美国对伊拉克开战之际，原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科林·鲍威尔等人便从较为稳健的立场上主张有限度地参战、重视国际社会的协调与合作，这与新保守主义的立场相当不同。

换言之，里根总统的“保守主义联盟”说到底只是乌合之众，将他们结合在一起的“最大公约数”是“自治”（selfgovernance）的理念。这就是说，对内排斥政府的干涉，重视个人、企业、社区的自由和自治；对外排斥其他国家、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干涉，保障作为国家的自由和自治。将政府看作实现自由的手段——自由主义者的这种想法是在大萧条这一极为特殊的状况下产生的特例。换句话说，美国社会的基本思想依然是“自治”（反之，在自由主义者眼里，保守派这种几近顽固的对政府的不信任恰恰是“反理性主义”的证据）。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2008年总统大选中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的口号“国家优先”（Country First）就十分耐人寻味了。对联邦政府的怀疑态度和“国家优先”的主张并存——这在日本人看来有些匪夷所思。尽管如此，信奉“自治”这一点却能将两者联系起来——这就是保守主义的美国。

里根总统最喜欢的口号“回复本原”（Back to Basics）的诀窍就在于“自治”，这也正是他力图“保守”的东西。甚至可以说，在向美国的原点“回归”这一点上，奥巴马和里根确有相似之处。只不过里根以采取否定自由主义的方式实现了“回归”，而奥巴马更注重“兼收并蓄式”的思想和手法，这是二者最大的不同。三、奥巴马主义“兼收并蓄式”思想和手法

这里所说的“兼收并蓄式”指的是“超越二元对立”和“尊重多元价值观”。奥巴马曾说“既没有自由主义的美国，也没有保守主义的美国，只有美利坚合众国这个国家”，“我们今天应该关注的并非政府的大小，而是政府是否起作用”，说明他试图超脱左右派意识形态的对立。

在布拉格演讲中，他用“无核武的世界”这一概念将国际社会的利益和美国的国家利益结合在一起，说明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不可分割。既重视硬实力，也重视软实力；既同鸽派接触，也同鹰派接触，不先验地排除任何一方。

他还说：“这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民族荣辱与共的信仰。假如，芝加哥南部的一个孩子无法读书识字，即便他与我非亲非故，我也会心怀忐忑。（中略）假如，一个阿拉伯裔的美国家庭未经律师辩护或诉讼程序就遭受不公正待遇，同样会让我寝食难安。”这令人想起约翰·F. 肯尼迪总统曾说的“如果自由社会不能帮助众多的穷人，也就不能保全少数的富人”。同时，这种想法也超越了自己和他人、内和外的矛盾。在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加深的当代世界，这成为支撑奥巴马对内采取干预政策、对外采取国际协调路线的思想基础。

从本质上来说，将乍看相反的立场进行折中——这种想法和手段允许了多元价值观的存在。这点对内表现为与林肯相似的、以“政敌团队”为基调的组阁方式，对外则表现为他在2009年6月开罗演说等场合中提出的“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和解”。

美国历来将自己比作“山巅之城”“昭昭天命”“地球上最后、最好的希望”，体现了一种近似于选民思想的自我理解方式。历代总统都通过这样的言论来谋求国家团结。父亲出生于肯尼亚，母亲是人类学学者，在印度尼西亚度过孩提时代，以少数群体的身份在位于太平洋中央的夏威夷长大——这样的奥巴马对美国的理解是多面的、多义的，至少与将美国的正义视为绝对并试图将其传播到全世界的态度截然不同。2009年11月访问日本时，奥巴马在皇宫向日本天皇和皇后深鞠躬，由此引发了议论。前副总统迪克·切尼批评奥巴马说：“美国总统没有必要向任何人低头。”从这儿可以看出二人的认识迥然相异。

奥巴马曾经引用林肯的话说：“与其说上帝站在哪一边，不如说我们站在上帝这一边。”其中蕴含了对小布什外交的讽刺，后者强调“上帝在我们这一边”，认为美国的正义是绝对的。奥巴马在诺贝尔和平奖获奖演说中表示要“以史为鉴，承认人类的不完美和理性的局限”，这和他本人对美国的认识是吻合的。

2009年1月，奥巴马作为总统签署的第一份文件就是《莉莉·莱德贝特公平酬劳法》（Lilly Ledbetter Fair Pay Act）。该法案旨在方便人们发起与工资歧视相关的诉讼，以一名七十岁白人女性的名字命名，该女性退休前曾在大型轮胎制造商固特异的亚拉巴马州工厂工作，长年来致力于同工资性别歧视做斗争。奥巴马夫妇在竞选总统期间和她相识，邀请她一起乘火车前往纽约参加总统就职仪式、参加舞会和法案签署仪式。奥巴马赞赏她虽然只是一名默默无闻的普通工人，但一直在为了下一代的权益斗争，并确认将让所有人——不论年龄、性别、种族，都能在社会和经济上得到公正待遇。奥巴马总统在《公平酬劳法》上签名。他背后的女士就是莉莉·莱德贝特（2009年1月20日，白宫主页）

几乎与此同时，奥巴马在“开放式政府”的两份备忘录上签名：第一份提出“在难以决定是否公开信息的时候，选择公开”的方针，是对小布什政府方针的纠正；第二份备忘录由“透明”“参与”“合作”三原则组成，承认“联邦政府的信息是全体国民的财产”，并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公开信息，出于“政府应充分利用广泛散布于全社会的知识”这一想法，提倡向公民征集意见、搜集信息，打破部门壁垒、协调合作，为国民提供行政服务。不管哪一项措施，其特点都是充分利用最新的网络技术，实现“新型公共服务”的精神。严峻现实

上述一系列措施集中体现了奥巴马的兼收并蓄式思维和手法，以及试图以“回归”的方式实现“变革”的政治意图。与之相通的是，他曾作为社区组织者促进芝加哥南部居民生活自立，也曾通过动员草根网络力量赢得选举战。

那么，美国社会在多大程度上认可这种兼收并蓄，又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回归到奥巴马提出的理想和传统价值观呢？

2008年总统大选带给我的最大感触是，美国政治中保守主义的潮流根深蒂固，要想对其实行“变革”，其实并不像日本人想象的那么容易。

共和党在2006年的中期选举中大败，此时偏又遇上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尽管如此，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依然获得了22个州（173个选举人）的选票。大萧条之后，在1932年举行的总统大选中，共和党仅仅得到6个州（59个选举人）的选票。对比一下两次选举的得票率，共和党在1932年大选中惨败，比民主党少18%，而在2008年却只比民主党少7%。体现“开放式政府”的一个例子：白宫网站网页原则上公开了白宫所有职员的工资

直到2008年8月，两党的支持率仍不分伯仲，保守派成员萨拉·佩林被指定为共和党的副总统候选人后，麦凯恩的支持率甚至一度领先。虽然奥巴马最终获胜，但很多州一直缠斗到最后阶段。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奥巴马的经济政策得到了著名投资家沃伦·巴菲特的支持，但依然被指责为“社会主义色彩浓厚”。

尽管奥巴马在选举宣传中投入的资金有麦凯恩的三倍之多，但白人——特别是低学历、低收入层的白人对奥巴马的成见依然很大。有13%的人始终误认为奥巴马是伊斯兰教徒。而且，直到最后，“自由主义”仍被当作“大政府”“左翼”“精英主义”的同义词而受到否定。奥巴马本人也只是勉强能称自己是“进步主义的”。

在他就任总统后，媒体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舆论调查，结果发现自称保守派的人依然比自称自由派的人多近两倍。从经济刺激政策、医疗保险改革、金融监管改革、移民法改革到温室效应应对措施和能源法案，各党派和各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也没有丝毫改观的迹象。美国人的政治归属意识注：1992年—2009年的数据为年平均值，2010年为上半年的数据出处：盖洛普公司

在内政外交各种重要问题堆积如山的情况下，奥巴马提倡的兼收并蓄式思维和手法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他所宣称要回归的美国理想和传统又有多大价值？对一方面重视原则和理念、另一方面又十分功利主义的美国人来说，这些是比赞不赞成某项具体政策和每天支持率如何变动更加重要的问题。

与此同时，从我个人的角度而言，不得不说这些现象背后横亘着美国民主主义最根本的问题，它超越了奥巴马本人的领袖魅力、资质和能力，也超越了华盛顿的政治状况和政治角力。

为了寻找其线索，让我们回溯时空，从再访新奥尔良谈起。四、再访新奥尔良悲剧的真相

2005年8月末，史上最大规模的飓风“卡特里娜”袭击了美国东南部，造成超过1 800人死亡。世界各国媒体对新奥尔良市乃至美国防灾救灾措施的不足进行了批判。此后再谈及新奥尔良市，即便不能说是“野蛮”，至少也有些陈腐。即便如此，我仍想再访新奥尔良，原因是当时从受灾现场传来的一个电视画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个画面捕捉到了灾难发生一周后的一个瞬间：雷·纳金市长命令警察强行驱离残留在灾区的一万多名市民，而部分居民一边开枪，一边与警察、民兵对抗。

我并非对市民拥有枪支这件事感到惊讶——这是受合众国宪法保护的权利。然而，居民自身仍处于有生命危险的状况之中，有开枪抵抗的必要吗？如此强烈的不信任感到底从何而来？这里的枪声是如何与美国社会的其他部分产生共鸣的？

抱着这样的思考，我在2008年2月初次访问了灾后的新奥尔良。这是一个冬日，距1 800名市民丧生已有两年半的时间。

我和新奥尔良大学的文化人类学教授马萨·沃德取得联系，请她带我在市内转一转。这位教授以新奥尔良市为调查领域，并以研究在当地有深厚传统的伏都教（Voodoo）而著称。市民手持宪法中的相关条款与强制撤离令对抗（2005年9月9日，©法新社　赫克托·玛塔　摄）

新奥尔良的海拔为负2米左右，四周湖河环绕，是俗称“汤盘”的地形。联邦政府、州政府等相关部门至少在五年前就已预想过这种“零海拔地带”遭遇强飓风侵袭的危险性，还为此实施过两次模拟演练。所以在卡特里娜登陆之前，85％的居民已经前往他处避难，平心而论，这个比例已经相当高了。

然而，发展中国家姑且不论，在发达国家美国，这种规模的自然灾害竟然造成了超过1 800名牺牲者，这是极不寻常的。至于背后原因，最广为人知的有两点：堤坝、排水等硬件设施的建设存在问题；灾后救济和重建工作进展缓慢。

但是，沃德教授认为其背景极为复杂，并不能单纯归结为一种因素。

比如说，佛罗里达州也同样多次遭受飓风侵袭，但是其救济和灾后重建工作所花费的时间很短。这里居住着很多退休人员和有钱人，当地人也多有购买洪水保险等各种保险，所以他们拥有灾后重建的能力。另外，佛罗里达州在历届总统大选中都是能够决定选举结果走向的所谓“激战州”（选票争夺战十分激烈的州），这样的政治环境使它更容易得到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迅速应对和赈灾救济。

与此相比，新奥尔良市所在的路易斯安那州是全美居民个人收入最低的州，贫困人口多，加入各种保险的人很少，缺乏自主重建的能力。而且，在总统竞选中，它是共和党的大本营，很少会成为所谓“激战州”，因而不容易得到政治上的关照。

为了赈灾和进行灾后重建，路易斯安那州动员了民兵。然而，当时相当于该州民兵总数三分之一的三千人已经被派遣到伊拉克。虽然得到了其他州的工兵部队和直升机支援，但也不能指望“外人”拥有立即作战的能力。虽然在2004年进行模拟演习时就发现救灾和灾后重建需要制定周密的计划，但当时受伊拉克战争经费增加的影响，联邦政府在飓风应对措施上的预算很有限。

此外，白宫（总统府）、FEMA（美国联邦应急管理署）、路易斯安那州政府、新奥尔良市当局（市长、市议会）等相关机构在处理灾情时也多有不当之处。

首先，就白宫方面的应对措施而言，沃德教授对小布什总统在2006年面向美国民众的演讲中将新奥尔良市市民称为“people down there”一事表示了强烈的愤怒。所谓“down there”是指“距离说话人较远的地方”，虽然是日常生活中的常用词汇，但也可以用来表示“那个落后的地方”，带有轻蔑的含义。沃德教授说：“1965年飓风珀翠袭击新奥尔良市时，林顿·约翰逊总统立即赶到了最贫穷的地区——第九区的低洼地带视察，还留在新奥尔良市亲自指挥赈灾活动。总统与我们同在——这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与此相比，小布什总统未免过于冷淡了。”她还说，直到现在，只要一下大雨，她就会感觉非常不安。

其次，FEMA作为直属于美国总统的独立机构，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以前曾获得过国内外的高度评价。然而，在2003年，它变成了以应对恐怖袭击为主要目的而设立的国土安全保障部的下属机构，遭到降级，预算和人员都被相应削减，包括机构领导在内、为数众多的灾害应对专家离职（受灾时有五百个职位空缺，相当于整体的五分之一）。在卡特里娜肆虐时，为了广泛动员联邦机构，有必要将其认定为“国家级自然灾害”。然而，国土安全保障部长官竟然在浸水开始一天之后才予以认定。

与同样受到飓风卡特里娜袭击的亚拉巴马州、密西西比州相比，路易斯安那州的灾后复兴工作进展迟缓。人们纷纷要求追究州政府，尤其是隶属于民主党的凯瑟琳·布兰科州长的责任。结果，这位州长放弃参与2007年举行的州长选举，只一任就下台了。据沃德教授说，在救灾应对和灾后重建等问题上，民主党州长和共和党总统有政见分歧。新奥尔良市低洼地带第九区（本书作者拍摄）

最后，就新奥尔良市当局来说，虽然民主党的纳金市长亲自组织了复兴委员会、制订了复兴计划，但市议会也另行制订了复兴计划，结果两者互相抗衡，难以并行。（不仅如此，FEMA也独自制订了复兴计划，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还有这样一种说法，当初之所以纳金市长在下达强制避难命令时犹疑不决，是因为担心如果飓风改变登陆路径、使新奥尔良免于受灾，民间企业会向市政府索赔损失。

结果，相关机构不仅没能协调合作，还互相推诿责任，甚至发展为情绪上的对立。再加上媒体连日报道各部门负责人政治上的腐败行为和缺乏紧迫感、思虑欠妥的言行，触怒了市民，就更加深了他们对政治的不信任感。“美国城市规划史上最大的犯罪行为”

自然灾害会暴露社会的阴暗面。有的人虽然接到了飓风警报和避难命令，却没有用于逃难的资金和汽车；有的人担心好不容易买到的家具会被抢走而留在家里；有的人因为没有食物和水而不得不靠打劫超市活命；有的人因为没有购买保险——或者因为滞纳保险费而领不到钱——而不得不露宿街头；尽管联邦政府决定支付每户人家两千美元的救助金，但有的人却连银行账户也没有。

2006年的人口动态统计显示，美国公民的贫困率（年收入不足21 000美元的四口之家）为12.3%，1968年林顿·约翰逊总统提出“与贫困做斗争”的口号时是12.8%，情况几乎没有得到改善。黑人的贫困率为24%。该统计数据还显示，和密歇根州的底特律、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一样，新奥尔良市的黑人人口占到居民的三分之二，比全美黑人人口平均比例13%高出很多，黑人的贫困阶层占比达到30%。

虽然卡特里娜飓风将黑人贫困层的存在或者说美国社会中存在的贫困问题暴露无遗，但其带来的最大启示莫如说是如何应对贫困层或者如何应对贫困这个问题。

当时，各种谣言甚嚣尘上，“新奥尔良市内强奸、抢劫及杀人事件横行”“新奥尔良超级圆顶体育场和会议中心有数十人惨遭杀害，尸体堆放在那里无人理会”“黑人灾民饥饿不堪，开始吃尸体”，等等，仿佛整个新奥尔良都变成了“无法地带”。尽管事后证明其中大部分都是空穴来风，但是，直到市内街道的治安得到保障为止，一切救灾举措都被暂停，食品和饮用水的配给直到灾后第五天才开始实行。

虽说灾害发生时流言造成损失是常态，但卡特里娜飓风灾害的特点是，“政府为消灭贫困阶层而炸毁了堤坝”这一类与政府相关的流言特别多。

另一方面，与新奥尔良市相邻的格雷特那市甚至出动了保安部队，将枪口对准来自新奥尔良的逃难者，阻止他们过桥拥入格雷特那市。格雷特那市当局解释说没有准备避难所和配给物资，但新奥尔良市方面则认定其背后原因是对治安恶化的担忧和种族歧视，因为白人占格雷特那市人口的56%，是多数派。

其中，争议最大的是“低收入者住宅小区”问题。早在卡特里娜到来以前，新奥尔良市就有五千户人家住在“低收入者住宅小区”。市民对那里的普遍印象是“犯罪和毒品交易的温床”，小区的运营管理问题也经常受到批评，但小区的设计和建筑质量却得到了很高评价：耐久性强，能够抵御气象灾害，是卡特里娜飓风灾害中受损最轻的建筑物之一。

然而，灾后，住宅都市开发部开始推动拆除上述小区的计划。据说他们准备在空地上建造多收入阶层混合型住宅（mixedincome housing）和大型购物中心。这就好像在表示拒绝逃难的居民回来居住。事实上，据《华尔街日报》（2005年9月9日）报道，由路易斯安那州选出的美国联邦众议员、共和党的理查德·贝克在灾难发生不久后曾对华盛顿的政治说客表示：“新奥尔良市住宅小区的问题终于解决了，我们虽然力有未逮，但上帝替我们做到了。”（该议员于2008年辞去议员一职，改行做政治说客。）

据沃德教授说，由于这项计划不慎泄露，出现了当地居民用链条把自己绑在小区前拆房用的推土机上进行抗议的一幕。《纽约时报》（2007年12月19日）批判这一计划是“美国城市规划史上最大的犯罪行为”。这样一来，就算质疑政府真实意图的流言满天飞，也实在没什么好奇怪的。低收入者住宅小区（本书作者拍摄）小区内激励人心的宣传牌（本书作者拍摄）

据沃德教授说，灾难发生时，大多数持枪违抗强制避难令的“残留”市民都是这一小区的居民。“以前就有拆除小区的动向，正巧这个时候卡特里娜飓风来了。虽然新奥尔良市小区被评价为‘全美国最好的公共住宅’，也几乎没有受到飓风损害，居民却被勒令撤离，于是大家积蓄已久的对政府的不信任感便一下子爆发了。”

促使我重访新奥尔良的电视上的那一幕，其背景也正在于此。五、悖论性现实“我们不是美国人”

沃德教授带我参观了一个低收入者小区。从娱乐街“法国角”（French Quarter）驱车到这里仅需五分钟。小区外观漂亮，构造也结实，和我在波士顿、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见到的公共住宅相比，明显这里的建筑质量更好。沃德教授愤慨地说：“居民一回来就能马上住进去，新奥尔良也有工作机会。虽然有惹是生非的居民，但毕竟只是一小部分人。政府无视居民想回来住的意愿，强行拆除这里的房子，自然会加深他们对政府的不信任感。”（该小区于2008年春天拆除。）

在附近高速公路的高架桥下，约有150人住在帐篷里，依靠教堂和慈善机构发放的物资糊口。整个新奥尔良市的无家可归者约有12 000人，比卡特里娜飓风袭击前增加了一倍。

路易斯安那州为了帮助受灾的有房者重建家园，为每户人家准备了最高15万美元的资金，但是因为手续烦琐，领取资金要花很长时间。一方面，租房需求增加致使房租一路飙升；另一方面，次贷（subprime loan）危机导致市场萧条，又加重了住房困难。

2006年1月，为了进行统一的灾后复兴工作，纳金市长的咨询机构新奥尔良市复兴委员会将市内划分为13个区，要求各区居民在四个月以内自行提交灾后复兴计划。若返回该区的居民不过半数、不能够制订重建计划，允许以飓风袭击前的实际价格征用土地。该方案被认为是一个“大规模征用土地的阴谋”，遭到了居民的强烈反对。

根据沃德教授的说法，灾害前拥有独栋住房的人可以优先分配到拖车房（trailer house）；只要得到房主的允许，原本租住在独栋房的人也能以比原本住在低收入者小区的人更高的概率分配到拖车房。她还说：“听说日本阪神、淡路大地震时，社会弱势群体能够平等地得到援助。但在新奥尔良市，有房子的人优先得到援助。虽然美国是一个发达社会，但其中的好处只有富裕阶层能享受，一般市民的境遇和第三世界国家没有什么不同。”

沃德教授在谈话时通常很注意数字、细节和措辞，她好几次顺势说出“难民”（refugee）这个词，又马上改成“幸存者”（survivor）或者“撤离者”（evacuee）。她这样的人竟会使用如此强硬的措辞，颇令我感到意外。“这并非阴谋论，”她又说，“8月27日，小布什总统虽然向路易斯安那州发出了紧急事态宣言，但适用区域并不包括新奥尔良市等路易斯安那州南部地区。8月31日，他提前结束夏季休假，坐着空军一号（Air Force One）从上空视察了灾区；9月2日才前往灾区实地视察，但也只拍了些媒体用的照片。总统对我们如此轻视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我一直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呢？“简而言之，我们不是‘美国’人。正如您所知，直到19世纪初，路易斯安那州一直是法属殖民地，有一百年以上的历史，时至今日，英语和法语都是路易斯安那州的官方语言；民法是以《拿破仑法典》为基础制定的；行政区划不是美国通用的县（county），而是教区（parish），也是受法国殖民主义时期的影响；再加上黑人占路易斯安那州人口的三分之二，克里奥尔语化（creole，说法语、西班牙语、印第安语等语言的人互相混淆）现象十分显著；从整个美国来看，这里也是天主教信徒特别多的地方；历任市长都是民主党，当时的布朗克州长也是民主党党员，还是一位女州长。对身为WASP（盎格鲁-撒克逊裔白人，基督教新教教徒）、信奉父权主义的共和党人小布什来说，这不是‘美国’。这不仅仅是小布什总统个人的看法，或许还是美国主流社会所共享的价值观。虽然卡特里娜飓风造成严重危害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我个人认为最根本的是这种歧视性眼光和偏见。”

我不能断定沃德教授所说是否正确，听起来既有合理之处也有不合理之处。但值得注意的是，连在细节、数字和措辞方面非常严谨的沃德教授都说出这样一番话来，可见整个新奥尔良市都弥漫着对政府的不信任感。

我问沃德教授，格雷特那市鸣枪事件的背后是否也存在种族歧视，她大笑着回答：“即便有，也实行得太不像样了。”不信任感和恐惧心理

卡特里娜飓风肆虐时，因为没有柴油燃料，无法启动备用发电机，紧急事态指挥部一开始就陷入了瘫痪。因为没有一部电话能够接通，市长和其亲信整整两天都与外界隔绝。除此之外，日常生活方面也不断出现诸如无法使用洗衣机之类的各种不便。这个时候，是志愿者和教会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新奥尔良市有非常深厚的天主教传统，但其半数设施在灾害中受损，于是新教及救世军（总部设在英国，在全世界115个国家和地区开展活动的国际基督教团体）发挥了力量。

沃德教授认为，从支持民主党这一点来说，自己可以算是“自由主义派”。但她并未掩饰自己对市内四所巨型教会的感谢，特别是他们向市民全面开放教会备用发电机这点。得克萨斯州休斯敦市的湖木教会——全美最大的巨型教会（信徒人数达44 000人）——也迅速组织起志愿者，将他们派到设在该市阿斯托洛圆顶体育场等处的避难设施。

在人道援助、灾后重建等各个环节，宗教团体敏捷的机动力量都起到了弥补政府职能的作用。小布什政府也曾积极利用教会，通过“基于信仰的邻里互助合作机构”（Faith-Based and Neighborhood Partnerships）为从事社会福利活动的宗教团体提供补助金。虽然该计划充分发挥了宗教团体在救济弱势群体、消除社会差距方面的作用，但因违背政教分离的原则而遭到了批评，也有人批判说它只是为了向支持小布什政府的宗教团体提供公费补助而制造的一个借口（奥巴马政权表示将以保障宗教多样性和公平性为前提扩大上述计划）。顺带一提，FEMA所指定的救援捐款受理窗口首先是红十字会，从第二位开始全部是宗教团体，代表基督教保守派的电视传教士帕特·罗伯特逊于1978年设立的“慈福行动”（Operation Blessing）位列第三。

然而，另一方面，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过后，罗伯特逊曾发表极受争议的言论。另外，他还曾批判实行反美左派政策的委内瑞拉总统。

对于卡特里娜飓风，基督教保守派组织“忏悔美国”（Repent America）的创始人迈克尔·马克贝吉也曾说：“这是上帝对每年举行一次同性恋庆典的新奥尔良的惩罚。（中略）虽然许多人的丧生令人悲伤，但是上帝毁掉了这座邪恶的城市。”进而，该派电视传教士约翰·海基站在反天主教的立场上表示“卡特里娜是上帝对罪恶之城的惩罚”，激怒了众多灾民。在2008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虽然海基支持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但后者并未接受他的支持。

卡特里娜飓风灾害发生后，新奥尔良市表现出对政治彻底的不信任感和对外人的恐惧。所谓“美国”便是一个由这些负面感情交织而成的公众群体（public）和共和国（republic）。这与“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的外交政策互相映照：它并未向世界宣扬乐观主义和希望，而是到处散布愤怒和恐怖。

美国以自由的代言人自居，现实却与之形成悖论。我希望能近距离审视这一现实，并从另一个角度观照当今美国民主主义的形态。卡特里娜飓风留下的问题并未停留在“贫困”和“种族歧视”的层面上，它们超越了华盛顿的政治状况和政治角力，涉及美国民主主义的本质，即便在“后奥巴马时代”的美国也是十分重要的。

新奥尔良正在全力进行灾后重建。

但是，卡特里娜飓风不会就此结束。第二章　政治不信任感的根源号叫

是什么水泥合金的怪物敲开了他们的头骨吃掉了他们的头脑和想象？

火神！孤独！秽物！丑恶！垃圾箱和得不到的美元！孩子们在楼梯下尖叫！小伙子们在军队里抽泣！老人们在公园里哭泣！

火神！火神！火神的噩梦！得不到爱神的火神！精神的火神！惩治人类的判官火神！

火神这无法理解的牢狱！火神这骷髅股骨自由化没有灵魂的监狱，这忧患的会合处！火神他的高楼是审判！火神这战争的巨石！火神这不省人事的统治！（略）——艾伦·金斯堡诹访优　译（《金斯堡诗集增补修订版》，思潮社，1991年收录）一、伊拉克开战决议之日选举是一桩大生意

曾历任众议员、参议员和副总统各八年的阿尔·戈尔——其父也是田纳西州选出的老派民主党参议员——在《攻击理性》（竹林卓译，兰登书屋讲谈社，2008年）一书的开篇部分介绍了这样一段插曲：这件事发生在美国进攻伊拉克前不久。西弗吉尼亚州资格最老的参议员罗伯特·巴德站到台前说：“我们的议会一片沉默，沉默得令人恐怖、令人不寒而栗。没有讨论，没有商量，甚至没有人尝试向公民们说明与这次战争相关的赞成和反对意见。什么都没有。在美利坚合众国参议院，我们就这样什么也不做，沉默着消磨时间。”

美国参议院为何选择了沉默？

对此，戈尔推测道：凡是像我这样曾经当过参议员、目睹了参议院至今变化的人，都会这样回答巴德的尖锐提问：议院空无一人，是因为议员都在别的地方。他们中的大多数正在为了筹集政治资金而出席某项活动。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下一次大选时要用到的三十秒电视广告筹集巨款。参议院之所以在美国进攻伊拉克前保持沉默，原因在于议员们感觉到，无论自己在议院里说什么，也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据“政治响应中心”（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一个旨在监视和调查政治资金的非营利团体——统计，2004年，美国联邦政府公职候选人和其所在政党用于选举活动的资金总额达42亿美元，与2000年相比增加了40%，2008年达到了53亿美元。其中，竞选总统投入了24亿美元，这个金额接近2004年的两倍和2000年的三倍。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FEC）表示，竞选开始以后，奥巴马筹集到的资金高达7.5亿美元，是美国总统选举史上最高的数字，不仅远超其对手麦凯恩的3.5亿美元，还超过了200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小布什和民主党候选人约翰·克里的资金之和。

1971年，美国制定了《联邦竞选法》（FECA），之后经过多次修改，对企业和个人的政治捐款做出了限制。但是，即便在今天，企业和工会都设立有政治行动委员会（PAC），以此为窗口，公司职员和团体职员可以进行政治捐款。奥巴马为了避免给人留下与特定行业勾结的印象，没有接受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款。但是在2008年的选举中，一般联邦议员选举资金的三成都要依靠政治行动委员会。

为了避免重蹈水门事件——1974年导致理查德·尼克松总统下台——的覆辙，美国联邦政府形成了向总统候选人提供政府补贴的制度。当初制定这一制度的目的是减轻总统候选人筹集资金的负担，但是，要想使用政府补贴就有义务遵守资金支出限制条款。因此近年来，特别是在总统预选过程中，呼声高的候选人往往拒绝使用这笔资金。（奥巴马开了不光在预选，甚至在正式竞选时也拒绝使用政府补贴的先河。）

受联邦选举委员会监督的资金被称作“硬资金”（hard money）。除此之外，还有“软资金”（soft money），一般用于对选举不会产生直接影响的政治活动（如政党组织运营费、选民注册运动、促进投票运动、舆论调查、政策研究等）。2002年制定的《超党派选举改革法》（又称《麦凯恩-费恩古尔德法》）对软资金的筹措和使用添加了许多限制。2008年总统选举党派色彩较强的PAC捐款额度明细表（节选）总额（美向民主党向共和党PAC名称元）捐款捐款全美不动产协会4 020 90058%42%国际电气行业工会3 344 65098%2%AT&T Inc.3 108 20047%52%美国银行家协会2 918 14343%57%2 869 00053%47%全美啤酒销售公司协会全美汽车交易商协会286 00034%66%国际消防员协会2 734 90077%22%电话接线员技师工会2 704 06787%13%美国司法协会2 700 50095%4%国际北美工会2 555 35092%8%哈内维尔国际2 515 61652%48%2 480 00046%54%全美住宅产业协会航空飞行员协会2 422 00085%15%全美信用联合协会2 362 89954%46%国际机械工- 航空机工联2 321 84297%3%合会2 316 55995%5%配管工工会服务行业从业人员国际2 285 85094%6%工会美国教师联盟2 283 25099%1%卡车司机工会2 248 95097%3%航空交通管制协会2 210 47580%20%制作：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出处：http://www.opensecrets.org/

但是，这样一来，和政治家、政党没有直接关系的非营利、非课税政治团体和所谓的“527团体”（来源于规定了由美国国内收入局管理政治团体的《国税法》第527条）数量便大大增加了，因为这些政治团体不受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的限制，可以通过不挑明与政治家、政党的合作关系自由地、无上限地使用巨额政治捐款。典型事例之一便是，在2004年的总统竞选中，共和党政治团体“快艇老兵寻求真相”在电视上播放中伤民主党候选人克里的广告，贬低他在越战中的功绩，对民主党阵营造成了重创。为了同这些“信口开河”的广告划清界限，现在各阵营都规定在播放正式广告时，候选人本人必须声明“我认可这则广告中的内容”（I approve this message）。

对近几年的情况，戈尔这样评论道：无论选举资金制度改革准备得多么周密，最终仍达不到目标的原因就在于此。只要谋求政治对话的主要手段依然是拍摄费用高昂的电视广告，美国政治就会被金钱支配。结果，思想本身的重要性将被不断弱化。另外，两党参众两院的选举运动委员会总是找大富豪做候选人的原因也在此，因为他们可以自己支付广告费用。联邦议会中富有议员的比例增加也是因为这个。（出处同上文）

看看2008年各阵营在选举广告中投入的费用：麦凯恩阵营为1.3亿美元（播放广告次数为27万次），而奥巴马阵营是3.1亿美元（播放广告次数为57万次），远超前者。进而，奥巴马阵营在竞选最后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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