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的新政治经济学(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聂永有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大国崛起的新政治经济学试读：

所谓大国，有多层含义。可以是拥有辽阔领土之国，可以是经济实力雄厚之国，也可以是军事力量强悍之国，还可以是政治影响力强大之国，等等。

无论用什么指标去衡量，中国都是名副其实的大国。

然而，若要问起目前的中国是不是已经成为世界强国了，恐怕我们的回答就没有那样毋庸置疑了。顾骏教授在《大国方略》中指出：“中国具有相当的经济实力，但数量胜过质量；中国具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但离世界强国还有距离；中国具有国际影响力，但仍然较为有限。”这或许是对目前中国现状的较为准确的描述。

中国的大国崛起之路，就是从大国走向强国之路。如何实现中国的强国梦？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中国的崛起之路指明了方向。

创新。创新是引领大国崛起的第一驱动力，大国之争在根本上是创新竞争力之争。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创新是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动力。在未来的创新制高点竞争中，中国提供了通过“新型雁行模式”实现赶超的机会。创新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石，创新能力是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的动力。21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纷纷把推动科技创新作为国家战略，我国也明确提出了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发展战略。

协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成长，使得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速的放缓，产业面临转型。如何统筹协调全社会资源，发现新的比较优势，对传统过剩产能加以淘汰或升级，并扶持符合现代经济特征的新兴产业的发展，将经济发展的目标从量的增加转变为质的提升，成为当前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必由之路。为成功实现产业升级，我们需要协调和完善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之间的关系，充分认识到现有产业结构存在的不足，积极开拓新的产业投资点，辅之以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功能型产业政策，实现我国产业结构成功迈向高端化。

绿色。“绿色经济”是未来全球经济转型和发展的方向。在中国经历了30多年经济飞速增长之后，人们面对的是这种增长模式必然存在的极限。资源和环境对经济增长的约束不单是自然界和人类经济社会的作用关系，更与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发展理念等人类社会内部的因素息息相关。中国对于现今面临的“增长的极限”问题，并不仅仅是节约使用资源或者保护环境这么简单，其背后所反映出来的是政府在治理理念、法律制度建设、经济制度改革中所要作出的转变。这一转变的方向和方式将影响到中国是否能够借着“第四次绿色工业革命”的浪潮，把握历史机遇，突破增长的极限，进入一个新的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开放。在世界近现代史中，大国的兴衰成败，为我们留下了各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和经验教训。历史证明：开放则兴，闭锁则衰。当前中国正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这一进程关乎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世界格局。今日中国所面临的发展矛盾和崛起难度不容低估。我们应该实施何种战略，重新走向世界的中心，走出自主开放的大国崛起之路，形成中国特色的科学发展模式？未来中国须从全方位对外开放走向“相互开放与融合”，从融入型开放进入到影响型开放，从经济崛起转向文明崛起，以主动开放赢得长期发展空间，从主要向发达国家开放转向主动拓展对发展中国家的开放，从融入国际秩序到主动建构新秩序，用“一带一路”、亚投行等开放战略来赢得更安全、更有利的国际环境，积极拓展多双边经贸关系，构建衔接紧密、优势互补的产业链、价值链，实现与更多国家和地区的互利合作与利益共享。

共享。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总量的增加并不一定代表人民福祉的改善，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在获得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遇到经济增长带来的一些问题，如收入不平等加剧、环境污染问题、腐败问题严重等。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将会大打折扣，经济增长的前景将不甚乐观。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共享”发展理念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可持续发展方向。根据“共享”理念，经济发展应当服务于全体民众，其成果应在最大程度上为全体民众所共享，从而从真正意义上实现经济福祉的最大化。

因此，中国的大国崛起之路该如何走、这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重大问题，也是本书所要探讨的核心问题。

本书的出版，是上海大学经济学院、上海大学智库产业研究中心一批专业教师在探索如何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的一项阶段性成果。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本书的书名中用了“新政治经济学”一词，但这并不是一本系统的纯学术著作。本书的作者试图围绕赶超与引领：大国崛起之路如何走、供给与需求哪一侧决定增长、用什么配置资源、什么是引领未来的第一驱动力、如何提升我国的产业能级、怎样实现绿色经济转型、中国如何走向世界、民众如何共享崛起成果等八个问题展开研究，从制度和历史的视角，借鉴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用通俗的语言来分析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国家与市场、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阐述转型升级、政策选择、资源环境以及开放战略等问题，力图寻求合乎逻辑和中国实际的大国崛起之路。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上海大学智库产业研究中心主任 徐旭教授第一章追赶与引领：大国崛起之路如何走？

大国崛起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从公元1500年前后的地理大发现开始，一些主要国家就开始了相互间的竞争，从而拉开了大国崛起的序幕。不同国家在不同时代相继创造着自己的辉煌，成为傲视群雄的大国和强国。曾经创造过灿烂文明的中国，却在西方列强的枪炮之下，经历了百年的屈辱，直到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才重新站了起来。改革开放使中国用3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历程，目前的中国正处在从大国走向强国的历史进程中。全球都拭目以待这条东方巨龙的作为。

正如唐太宗李世民所言：“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国从来都不缺乏大国心态，无论是面对从地理大发现伊始的西方国家的崛起，还是重翻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的屈辱历史，这个伟大的国家都选择了以广阔的胸襟和开放的心态去看待与直面这段历史与现实。

随着中国的飞速发展，世界各国在感叹东方大国再次崛起的同时，更加明白一个真理：真正的强国不仅勇于面对本国的不足，吸取经验与教训，还更应该看清世界格局以谋求共同的发展道路。大国的衡量标准是集经济、军事、国力等为一体的综合体现，而强国之道则更加注重其在国际中解决世界性难题，引领世界共生共赢的智慧与魄力。

现今的中国在几代人的努力下，已然成为世界广泛认可的大国，担负的世界责任也越来越重。中国正在用独有的“中国力量”为世界提供动力源和发展机遇。在复兴中华民族、引领世界前行的强国道路上，展现在中国前方的是不可预期的重重挑战与机遇。那么，中国到底在西方国家崛起的历史中看到了什么？面对半封建半殖民时期的种种屈辱，中国人是怎样重新站起来的？面对未来，中国应如何从一个大国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强国？历史上大国是如何崛起的？

中央电视台原台长赵化勇在2006年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播出的12集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的序中曾说：“今天的世界，是一个既充满希望，又遍布危机的世界。”我们必须认识到，世界是一个合作与竞争并存、进步与落后共生的大舞台，各个国家都在这个舞台上扮演各自的角色，而大国仍是拥有举足轻重的力量，不断左右世界剧情发展的主导者。

在历史长河中，大国更替从未中断。500年来，在这个充满希望而又遍布危机的发展舞台上，相继出现了9个世界性大国，包括早前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和后来居上的德国、日本、俄罗斯与美国。那么这些大国是如何崛起的？它们在不同的时代里是怎样创造自己的辉煌的？又是什么原因使它们兴衰交替？

在许多历史学家看来，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是从公元1500年前后开始的，在这之后，相互割裂的世界才慢慢开始连接起来，而这个历史大幕是由地处伊比利亚半岛的两个国家——葡萄牙和西班牙共同开创的，它们就是16世纪上半叶的第一代世界性大国。这两个大国崛起的关键途径是争抢海洋的权利，由于它们的抢夺，造就了近代殖民主义狂潮的开端。意大利人哥伦布首航发现新大陆美洲，促使了两国争夺海洋权的觉醒，这个地理大发现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国际反响，使葡萄牙和西班牙两个国家都更加意识到并确信必须掌握新发现地区的独占权。1494年6月7日，葡萄牙和西班牙在西班牙卡斯蒂利亚的托尔德西里亚斯签署了被称为“第一个瓜分世界”的条约《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两国的海洋远征考察活动范围以东西分界线相分。可以说，这个条约不仅是大国瓜分殖民地的先例，更是西方世界进行全球扩张的开始。

正是对海洋不断的探索，使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两个地处欧洲最西端的小国成长为世界性大国。葡萄牙是12世纪从西班牙独立出来的，应该说是背着世界商业中心的压力走向大海。葡萄牙崛起主要有两个阶段：首先是葡萄牙恩里克王子穷其一生的时间与财力进行航海事业，他开办了航海学校、建立了天文台、图书馆、港口和船厂。他从葡萄牙周边的马德拉群岛和亚速尔群岛开始，跨越了“黑暗的绿海”，在1444年开始了非洲探险，并进行岛屿分封与奴隶贸易，使被葡萄牙画进地图的非洲西海岸达到4000公里。其次是对远东的探索，1487年8月若昂二世命令迪亚士率队起航去远东，最终发现了好望角，开启了香料的贸易道路。而此时的西班牙光复国土战争还未结束，直到1491年年底西班牙攻克了格拉纳达，终结了持续800年的光复运动。在西班牙统一之后，伊莎贝尔女王决定同意哥伦布伟大的西航计划，欧洲人在西半球看到了第一片陆地圣萨尔瓦多岛，也开始了海洋探索之路。

两国在签署《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之后，分别继续向东向西的海洋探索，开拓了西欧到印度这条通往东方的新航线。海外贸易和殖民地的垄断使财富源源不断流入两国，葡萄牙与西班牙率先成为世界性大国。然而非常不幸，葡萄牙与西班牙的大国之路并不长久，海外事业的过度扩张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经济实力与动力作为坚实后盾，一些王公贵族还因为害怕工商业的发展带来新力量的崛起，使得两国工业停滞不前，最终没落，拱手让出打下的江山。

如果说西班牙与葡萄牙的航海事业拉开了连接世界的序幕，那么英国就是世界科技力爆发的发源地。不同于西班牙与葡萄牙不重视工业技术，英国最终是靠工业革命成就“日不落帝国”称号的。在成为大国之前，英国是一个在地球边缘的、一度游离在欧洲主流文化之外的小国。这样一个小国是如何从一个15世纪不被重视的岛国发展为在19—20世纪的庞大帝国？应该说，夺取海上霸权与完成工业革命是英国崛起的关键道路。英国的崛起之路可以分为两个重要的阶段：一是相继与西班牙、荷兰与法国通过战争与条约夺取海上霸主的地位，二是工业革命的爆发促进了英国生产力的空前发展，成就了英国世界工业霸权地位。

由于特殊的地缘条件和伴随地理大发现而来的海上贸易与拓殖，决定了英国的崛起也将由海洋战略开篇。英国获得海洋霸权的序幕要从1588年英西海战说起，西班牙由于海上霸权地位受到威胁，派遣“无敌舰队”进攻英国，然而西班牙并未取得此次战争的胜利，从此“海洋霸权衰落”。英国因未参与西班牙与法国争夺欧陆霸权的战争因而储蓄了实力。到了17世纪，英国为了保护本国海外贸易利益，于1651年通过了《航海条约》，该条约指向当时已成为商业霸主的荷兰，使其受到沉重有力的打击，直接导致两国从1652年到1674年的三次战争，最终英国夺取了海上优势地位。这期间，英国在1688年通过“光荣革命”确定了君主立宪制。而此时法国签订推进欧陆霸权的《奈梅根和约》，激起了长达9年的奥格斯堡同盟战争，战后的《里斯维克和约》阐明了英国舰队相对于法国具有海上优势。英法两国的矛盾终以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收场，英国在战争中的优势进一步增加，并通过不断海外殖民成为“海上霸权国家”。这个阶段为其日后崛起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英国并没有重蹈西班牙与葡萄牙工商业失败的覆辙，18世纪60年代爆发的工业革命最终成就了这个“日不落”帝国。这场以蒸汽机的发明为标志的革命给英国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其影响接连波及其他生产部门。进入到19世纪中，英国凭借工业革命成为“世界工厂”，经济力量和综合实力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发达水平，称其为“全球性霸主”也不为过。“它的工业生产能力比全世界的总和还要大，它的对外贸易额超过了世界上其他的任何一个国家。”与此同时，工业革命不仅在英国的各个部门蔓延，新技术也传播到了其他国家，对世界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影响。

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宠儿”，但仍未能逃脱日后丧失大国地位的境地。第一次工业革命通过海上传播有了很大的溢出效应，美国与德国的实力在这期间不断储备与增强。随着19世纪70年代第二次工业革命，英国的相对实力受到了削弱，加上与法国7年战争使英国财政入不敷出，最终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结束了“不列颠治下的和平”，权利中心开始向北美洲转移。

英国的衰落与战争、殖民地反抗有关，而美国就是在这个乱世中打出一片天下的代表。美国在1775年前还只是英国在北美的13个殖民地，而驻扎在殖民地的英国军队与马萨诸塞州莱克星顿镇的民兵发生的冲突最终升级为预示开展变动世界格局的美国独立战争。1776年7月4日，13个英属殖民地联合签署了《独立宣言》，在之后经过长达8年之久的战争，英国最终宣告失败。这只是美国开始走上世界舞台的一个开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其超过英国成为世界大国的原因，而其不断完善的制度体系与储蓄强大的经济与军事力量令其坐稳了超级大国的位置。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就已经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这得益于联邦政府从欧洲搬来的金融和财政体系及美国经济逐渐成熟的制度体系。美国早在1791年就建立了全国性银行，证券市场、交易所和股份公司相继出现，并筹资修建了各类基础设施。与此同时，美国成为移民重地，60余年增加了2700多万人口，带来大量欧洲推动工业化的科学与技术，使这个才发展了100余年的国家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超越了欧洲强国。1929年，美国虽然爆发了经济危机，但罗斯福新政有效地使美国经济走向好转，保住了经济强国的地位。

美国真正成为“乱世英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它带来了机遇。在两次战争中，美国无疑都采取了不主动与强国直接正面对抗的战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大量出口给欧洲军火和钢铁，这不仅使其成为欧洲的最大债权国，拥有了世界40%的财富，更是活跃了美国的工业生产与技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与法国、英国等都是战胜国，但英国由于在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实力有所下降，而美国却从中攫取了大量的财富，抓住了工业技术发展的机会。在之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最初仍然没有加入到战争中，之后被迫加入到反法西斯阵营，其强大的经济与军事力量使其对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美国获得了世界的领导地位，随着苏联在1991年12月解体，美国最终在20世纪后期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

美国成为超级大国的过程可以说是一部“乱世英雄史”，其不主动、不直接挑战欧洲强国霸权的战略和抓住战争的机遇提升自己经济与军事的力量，到最终拥有世界领导地位，意味着通过经济实力的提升是成为强国的必由之路。直至今日，美国仍然在世界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引领地位。

从大国崛起的时间长轴上，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个重要的历史机遇，这也是大国兴衰的重要原因：首先是在公元1500年前后葡萄牙与西班牙对海洋探索的觉醒与探索行动开启了世界连接的大门，两国以瓜分海洋权为契机迅速扩张发展；其次是贸易之路的开启使其他国家的工商业迅速发展，海洋权的二度争霸带给了荷兰、法国与英国重要发展机遇，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爆发终使英国崛起；最后是以美国为代表，诸如德国、日本与俄罗斯在一战与二战期间发展内部经济与军事力量成就了一代大国。大国兴衰更替的故事是全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中国以怎样的胸怀与态度看待这些在近代史上相继崛起的大国？中国又是怎样追赶大国的脚步与开拓强国之路呢？中国如何实现从追赶到引领？

古代中国曾是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其他先后崛起的大国无一不对繁盛的中国怀着憧憬与向往之情。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取得了辉煌的文明成就，数千年走在世界前列，相继出现了西汉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等历史上鲜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繁荣的时期。可以说，中国的经济实力直到19世纪中期都是排在世界首位，并有着频繁的中外经济交往。

纵观世界历史，古代中国堪称是少数几个始终领先的国家之一，无论是经济、文化还是政治，中国都是举足轻重的角色。秦国的统一开启了中外大规模交流的序幕，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尽管秦朝确立的是“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但其统一货币与度量衡、修驰道与拆关塞，使得地区间的物产交流畅通。至汉朝，中国的对外贸易与交流得到了更深的发展。张骞二度出使西域，开拓了我国古代与外国交流的主要通道“丝绸之路”，并在西域设立都护府与亭栈，满足了频繁的中西交通和经济文化交流的需要；汉武帝时期的“盐铁会议”，决定将制盐与制铁变为国有，是历史上最早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唐宋盛朝，中国不仅在经济上飞速发展，器物、制度与思想等各个领域都领先于其他国家。比如，盛唐确立的科举制度被其他国家纷纷仿效，被认为是中国对世界政治的最大贡献；宋元时期，技术发明诸如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等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世界文化普及与军事的发展；发达的海外贸易造就了闻名世界的商业中心，当时宋朝的工商业在国家财政收入比重中超过了农业，这是极为少见的。明清时期，中国开始奉行“闭关锁国”政策，但国内经济仍然取得长足发展，迎来了康乾盛世，坐稳四方经济雄主的宝座。

古代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盛世绽放长达数千年之久，而清代中期的中国却因封建与君权日益衰落。清朝中期之后的中国由于闭关自守政策而孤立于世界，以家族宗法制为核心的社会结构使得昔日强国沦落到国弱民穷、哀鸿遍野的境地，自绝于世界先进潮流的中国被落后与屈辱吞噬。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最终击碎了“天朝大国”的迷梦，《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被列强强行瓜分。毛泽东曾说：“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的领土与主权遭到了破坏，帝国主义不但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还控制了中国的政治与军事，俨然成为统治中国的“太上皇”。

这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并没有吞噬掉仁人志士的爱国心，中国人民对外来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反抗，爱国人士致力于光复中华，地主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前仆后继，不断反抗与牺牲的救亡图存活动才换来中国的追赶机遇。在这个过程中，尽管大多数的反抗以失败告终，但新中国成立前的100多年来英雄们不停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才使复兴中华的使命没有在列强的残暴轰炸下毁灭。

地主阶级的自救与寻求变法之道。在近代变局之中，面对日益深化的民族与社会危机，地主阶级中的一部分成员开始总结中国衰退的教训，寻求变法之道，先后发起了洋务运动、清末新政。鸦片战争击破了中国人的“天朝迷梦”，促使地主中的积极改革派开始“睁眼看世界”。林则徐作为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代表，堪称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组织翻译西方人的《地理大全》《夷情备采》，编成《四洲志》《海国图志》，以“借法自强”“师夷长技以制夷”等观念在中国社会封闭的硬壳上凿开一个缺口。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和张之洞为首的洋务派开创了“经世致用”的思想，主张引进“西技”，倡导“西学”，涉及军事、经济与教育等方面。1901年开始的十年“清末新政”包括振兴实业、整顿军队、新式教育与地方自治，试图挽救自身的统治。但由于这些运动仍未能脱离封建性，皆以失败告终，但他们为中华复兴谱写了开篇。

农民阶级的自发斗争与反抗。农民阶级进行的艰苦抗争，不仅打击了本国的封建统治者，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列强的力量。鸦片战争爆发后，广州人民自发进行了武装抗英斗争，即三元里人民抗英，这是近代中国人民第一次大规模的反侵略斗争。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起义作为历史上农民起义的一面旗帜，沉重打击了清朝的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俄国作家冈察洛夫曾这样评价：“太平天国运动对新加坡、印度、英国和美国来说，好像是地震似的打击。”义和团的“扶清灭洋”作为反洋教斗争的典型，破坏京津铁路、洋货，攻打外国大使馆。这些农民起义付出了成千上万人死伤的代价，打击了西方列强与清朝的封建势力，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农民阶级在这个阶段展示了其强大的力量。

民族资产阶级的“实业救国”。在外国资本的直接刺激下，中国的资本主义已然产生，许多民族资本不断努力追求中国民族资产独立发展的进步与中国近代化的正确方向，是中国一次次进步的探索与基础的奠定。甲午战争的惨败使一些爱国的民族资本家和工商界人士发出了“实业救国”的呼声，举起了“变法”“维新”的旗帜，形成了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和严复为主要代表的维新派。维新派上书反对不平等条约，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呼吁设立学堂与兴办报纸，此乃史上的“百日维新”。“百日维新”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封建专制，但新政的推行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尝试。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使维新派在民族危难加深与群众自发斗争的推动下毅然决然站了出来，最终成为辛亥革命的中坚力量。毛泽东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以孙中山为领导的中国同盟会提出三民主义，并多次发动武装起义，终结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

工人阶级的成长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工人阶级作为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产物，成为革命时代的领导力量。辛亥革命的失败让仁人志士不断思考，陈独秀说：“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新文化运动提出了民主与科学两大口号，唤醒了一代青年。而第一次世界大战背景下爆发的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使共产主义成为一股有力的思想潮流。在这样的道路引领下，工人阶级与学生等新的社会力量得以成长与壮大，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直接激起了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全国规模的革命斗争——“五四运动”，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在各方的努力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召开，实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

从鸦片战争到中国共产党诞生，这80多年里不同阶级的爱国人士都在不断为中华复兴而努力，推倒了中国数千年来的封建文化，但离真正的和平和民主仍有很大的距离，列强的势力还未被驱赶出中国土地。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从局部侵华成为全面侵华。而在亡国灭种的危机前，中国军队并没有畏惧，奋力抗战。在七七事变后，国共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对日本侵略者发起反侵略斗争，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这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这期间，数以万计的抗战英雄冲在前线，不顾牺牲，在全世界面前展示了中华民族的不屈不挠和伟大团结精神。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又进行了三年半的解放战争并取得胜利，击垮了国民党反动派，拉开了中国崛起发展的帷幕。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毛泽东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新中国的成立，让孙中山先生在19世纪末提出的“振兴中华”有了实现的可能。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部“反抗史”历经了足足100余年。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

但当时的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如何追赶上世界的脚步，是它面临的全新并充满挑战的课题。这个探索是艰难曲折的，在1949—1978年30年的追赶过程中，中国既有过重大成就，也遭受过严重挫折。这期间的失败与成功不断交织，推动复兴中华的伟大使命越来越接近成功。

在中国确立社会主义这一崭新的社会制度后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经济都有了较大发展。西方发达国家诸如英国、法国和联邦德国等很快完成了经济恢复，战后的科学技术进步促成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开拓了人类生产和生活的新领域。这些发展对正在积极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中国来说是难得的历史机遇，中国也顺利完成了“三大改造”，执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为开拓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开了一个好头。

但随之而来甚嚣尘上的阶级斗争迷雾使历史发展深陷巨大波折，“大跃进”运动与“文化大革命”导致中国的飞跃迟滞了20余年。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是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尝试，而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偏离正确方向。“大跃进”运动期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唯心主义口号铺天盖地。错误的“左”倾发展使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不可避免，“打倒一切”的全面内乱使中国陷入空前的混乱中。从196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阻碍中国的前行步伐，直到“四人帮”的覆灭才结束了这场浩劫。

如果说阶级斗争阶段中国是在曲折中前行，那么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的启动阶段中国则是在徘徊中前行。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之后，中国获得了有利的发展机遇，但十年浩劫留下的后遗症却让中国在1976年到1978年间徘徊不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历史遗留的重大问题进行了纠正；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作为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随之开始的平反冤假错案与拨乱反正使中国的面貌大为改观，改革开放的脚步也随着农村改革的突破与对外开放迅速迈开。

自改革开放38年来，中国用十几年时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建设到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方面都有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国民福利都得到了实质性的提高。正如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如今，中国已经登上了世界舞台的中央，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二大经济体、第三大对外投资国……一股“中国力量”已震动世界。

中国伟大复兴的道路从未停止。早在2012年11月，习近平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发表讲话，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国梦已经成为凝聚13亿中国人民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动力，也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指明灯。可以看到，从鸦片战争打响开始，中国的仁人志士一直在为强国梦而努力奋战，各个阶层都是复兴中华的冲锋队，他们或是为了反帝反封建而壮烈牺牲，或是为了社会主义发展而不断变革，为中国努力追赶世界大国的脚步，向强国的梦想进发。那么，而今的中国面对历史、展望未来是怎样的心情？在全球化挑战日益严峻的今天，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担当是否能够为世界注入新的活力和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中国是否能够实现“天下大治，大国担当”的抱负？中国应该以何种角色，走何种道路才能成为引领世界的强国？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一书中说：“21世纪中国的崛起并非新生事物，而是历史的重现。无论按何种标准来看，中国都已恢复了它在世界上影响最为广泛的那几个世纪中的地位。”在全球化进程日益深入的今天，世界格局已经开始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关键时期，中国的迅速崛起成为世界舞台上一道最为亮丽的风景。

无论是从人口、地域还是国力看，中国都已称得上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截至2014年，中国人口超过了13.6亿，占世界总人口的18.84%，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面积，仅次于俄罗斯和加拿大，居世界第三；综合国力上中国已跃居世界第二，国内生产总值（GDP）达10.38亿万美元，是美国的60.5%，是日本的2倍、德国的3倍。在媒体关于“当今世界哪个国家是全球性大国”的调查中，经过国际影响力、科技创新力、经济实力、文化认同度与军事实力等主要考察后，中国的得票率为90.17%，仅次于美国。这表明，中国作为全球性大国的身份已被普遍认可。

上海大学教授顾骏曾说：“西方发达国家筑成了发展之路，中国在追赶之路上从未停歇，而如今中国已经与发达国家走在一起，探求与挖掘新的前方道路是当下中国必须担负的使命！”中国的崛起被世界视为这个时代最重大的事件，这个占全世界人口约五分之一的国家实现复兴，使全球重心从西方转移到了东方。德国副总理施泰因曾说：“解决全球性问题不能没有中国。”新时代的中国要实现的是“天下大治，大国担当”的抱负，如何从大国走向强国，成为世界发展这场舞台剧的重要角色，是现今中国面临的重大课题。

中国从大国走向强国的道路有迹可循。现今的中国，从外交、经济、军事与软实力发展等方面都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可以说，中国已坐上了一辆开往春天的列车，车速惊人但足够稳定、方向精准，驶出了从前的泥潭，驶过了布满荆棘的曲折道路，而前方是愈发宽敞与明亮的强国之路。

展现独具“中国力量”的外交政策。2015年以来，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走出国门，短短的时间里出访了亚、欧、美、非四大洲的诸多国家，在每个世界性问题上充分彰显了大国主张、大国智慧与大国担当：“一路一带”倡议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动力源；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极力维护世界和平，承担大国责任，60年共向16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近4000亿元人民币援助，派遣援助人员达60多万；承诺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永远不会把自身曾经经历过的悲惨遭遇强加给其他民族。这让各国看到，世界正前所未有地需要“中国力量”。

作为全球经济版图中腾飞的巨龙，中国已然有了自己的王牌，这就是时速达300公里以上的高铁。早在2014年初的两会上，李克强总理曾这样说：“中国的经济要升级，出口产品也要升级，我们不能总是卖鞋子、衣服、玩具。”他将中国高铁视为“黄金名片”，每次出访或接待外宾都当起高铁的“超级推销员”。而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则为中国经济提供了在世界版图上延伸的机遇。《联合早报》文章称：中国“一路一带”的构想堪称人类历史上第二次地理大发现，它的最大历史意义在于它又将地球翻转了过来，令我们看到了已经沉睡了500年的欧亚大陆。其中作为代表的亚投行由习近平提出建立，从2013年的愿景提出到2015年迎来一大波创始国家申请，体现的是中国这条巨龙已经具备了主导全球事务的能力。正如习近平在2015年的G20峰会上所说：“中国有信心、有能力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继续为各国发展创造机遇。”

强军梦成为中国梦的有力支撑。2015年9月3日，中国举行了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被西班牙《世界报》称为中国重申其“大国地位的一刻”。阅兵仪式有约1.2万名受阅官兵出场，84%的中国国产新型主战装备首次亮相，31位外国元首和19位政府高级代表以及10位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阅兵式。这是中国甩掉“历史屈辱带来的受害者心态”的一场阅兵仪式，它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中国强大的军事实力。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进程让它不再是那个过去任外国势力欺辱的被动者，1840年鸦片战争及之后的生灵涂炭将不会重演。习近平在2015年的军事改革工作会议上说：“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是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时代要求，是强军兴军的必由之路，也是决定军队未来的关键一招。”中国在军事改革上的作为与效果表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脚步从未停止，强军梦将会是中国踏上强国之路必不可少的坚实后盾。“软实力”彰显中国智慧与魅力。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让全世界动容与震撼，但中国并未止步于几千年以来的文化积累，而是以中国智慧与中国魅力在国际上大放异彩。中国智慧在两位中国诺贝尔获奖得主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莫言作为有史以来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一个新起点，是中华软实力走向世界的鲜明标志；中国药学家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宣示了中医药学的伟大，是中国古老文明在世界舞台上的重新绽放。而中国对于不同文化和文明都抱着开放和包容的态度是中国魅力的体现：提出建立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崇以合作为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新中国外交实践的厚积薄发；外交中不仅注重彰显中国风，也充分认同各个国家的文化成果，比如习近平谈反腐问题时巧用美国热播剧《纸牌屋》做比喻。中国的软实力正在不断提升，中国智慧与中国魅力有效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成为中国赢得国际舆论的有力支持。

中国在走向强国之路上已有很多重大成就，在许多国际事务中已然具备大国风范并成为主导者。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在《中国2020：一个新型超级大国》中说，2020年中国将成为成熟、负责任、有吸引力的超级大国。那么，中国到底以何种角色担当这强国重任？如何引领世界？答案非常明确，中国完全有能力并且值得被信任担当世界引领重任，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担当正在并将一直为世界各国共同发展注入更多活力，带来更多机遇。中国引领世界之路将不会脱离“世界和平”“共同发展”“增长动力”这些关键词。“维护世界和平，担当大国责任”是中国有关全球治理的理念。2015年9月，习近平在联合国宣布，中国将设立为期10年总额10亿美元的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建立8000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今后5年向非盟提供总额1亿美元的无偿军事援助等等。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多个外交场合指出应放弃“零和博弈”思维，崇尚和平，追求合作共赢的发展方式。追求霸权的扩张之路不是中国要走的强国之路，和平共处与共同发展才是长久之计。“推进全球治理体制，承担天下大治之责”是中国引领世界的方式方法。2015年10月12日，中国首次明确公开提出全球治理理念。习近平指出：“现在世界上的事情越来越需要各国共同商量着办，建立国际机制、遵守国际规则、追求国际正义成为多数国家的共识。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把世界各国利益和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很多问题不再局限于一国内部，很多挑战也不再是一国之力所能应对，全球性挑战需要各国通力合作来应对。”中国的全球性大国地位在各代人的不断努力下被世界广泛认可，也已然成为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中坚力量。

当今世界不同国家利益、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制度有分歧甚至对立，但正是这些不同使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超越个人、国家、民族或者是制度、观念、信仰去拥抱一个更加辽阔的未来。而这个和平共处、有序竞争、共赢未来，让各国联手打造共生共赢“地球村”的是：中国，正在提起画笔为人类描绘美好未来的蓝图！第二章供给与需求：哪一侧决定增长？

微观和宏观层面的均衡价格与均衡产量（或总产出）形成时，（总）需求和（总）供给各起何等作用？其实，这犹如一把剪刀剪纸时，我们难以判断哪一个刀刃起决定作用。不过，经济增长，即总产出的变动，完全可能仅由总供给或总需求中的某一方决定。本章着重分析，在什么情况下需求侧可能决定经济增长，又在何种条件下，经济增长取决于供给侧。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和意义，以及如何推进双侧改革，实现供需再平衡。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全年经济增长率为6.9%，这一增长速度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在政策层面，我们通常会看到这样的表述：如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坚持扩大内需，……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新局面。”又如在2015年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主席强调要“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那么，究竟是需求还是供给决定着一国的经济增长？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界定什么是需求和供给。需求和供给恐怕是最基本的经济常识，任何买过东西或卖过东西的人都多少有一点关于需求和供给的概念，尽管他们不一定使用这两个词。殊不知，当我们谈论哪一侧决定增长时，我们需要区分微观和宏观这两个层面的需求和供给。从微观经济学角度讲，需求是指个人需求，只涉及单个商品市场。某个消费者在任一给定价格下愿意并且能够购买的某种商品的数量，称为消费者对该商品的有效需求。例如，市场上苹果价格为10元1公斤，张三愿意并且能够每周购买5公斤苹果，这是有支付能力的需要，可以称为需求。再如，如果现在房价为5万每平方米，张三想要一栋160平方米的公寓，但无力购买，这种情况下就不能叫作需求，他就被排斥在这种大户型的商品房市场之外。微观层面的供给是指单个生产者在一定价格下愿意并且能够出售的某种商品的数量，在这里，对“愿意并且能够”的理解与前面的需求概念类似。微观经济学主要考察各个市场的需求和供给的相互作用如何决定各种商品和要素的价格，这就是价格理论。

宏观经济学以整个国民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考察社会总体经济问题以及相应的经济变量的总量的决定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因此，宏观经济学角度的需求，也称总需求（而不是单个消费者的需求，也不是所有消费者对单个商品的需求），是指在一定时期内整个经济社会在任一给定价格总水平下对所有最终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总量。总需求由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各级政府部门的消费和投资需求以及国外对本国产品和服务的净需求构成。总需求衡量的是经济社会中各部门的总支出，即在各种可能的价格总水平上，各部门计划购买的最终产品和服务的数量。恰如微观层面，在其他条件不变时，某种商品价格上升，市场对该商品的需求量将会下降，在宏观层面，经济社会对商品和服务的总需求也会随价格总水平的上升而下降。总供给是经济社会在一定的价格总水平下愿意并且能够供给的所有最终产品和服务的总量，也就是在一个给定时期内经济社会的所有厂商计划生产和出售的全部产品和服务的总和。

经济学中大量使用均衡概念来说明许多经济变量如何被决定。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在讨论微观层面的需求和供给时，采用局部均衡分析方法，即在假定各种条件（如技术、资源、收入、偏好和其他商品价格等）不变情况下，孤立讨论了某一市场中某种商品或服务的价格怎样被供给和需求这两种相反力量的作用所达到的均衡来决定。也就是说，在微观层面，供给和需求这两种力量的对比，影响和决定了单个商品市场上该商品的均衡价格以及与这一均衡价格相对应的均衡产销量。例如，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消费者对苹果的需求和种植者对苹果的供给共同决定了市场上苹果的均衡交易价格和均衡交易数量。由此可见，微观的需求和供给只能影响和决定某个商品市场的价格和产量，不会直接影响和决定一国经济增长。

宏观层面的需求和供给虽然和微观的需求与供给一样，也描述的是一个价格与产量的关系，但这个价格不是某种单一商品的价格，而是经济社会中所有最终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总水平，或者说是所有最终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按照一定规则编制的一个价格指数；这个产量也不是单个市场的产销量，而是整个经济社会对所有最终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和需求总量，它是对单个最终产品和服务市场的需求量和供给量的加总。因此，我们通常称宏观层面的需求和供给为总需求和总供给。总需求和总供给相互作用，决定了一个经济社会的均衡总产出或国民收入（从而该经济社会的就业水平）以及一般价格水平。宏观经济学以国民收入（就业量）的决定和变动为研究主线，因此也称为国民收入决定理论。由国民收入的决定可以引申出宏观经济学的一系列目标，如促进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稳定物价等。显然，总需求和总供给才是影响和决定一国总产出，或者说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供给决定增长？

到现在为止，我们知道，微观层面的需求和供给决定的是某种商品的价格。那么，商品价格究竟是由需求还是由供给决定的呢？起初，经济学家们认为商品交易价格是由供给决定的，接着，到了19世纪6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商品价格是由需求决定的，最后，在1890年，马歇尔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为这场争论一锤定音：争论是供给还是需求决定商品的市场价格，就好像在争论到底是剪刀的上刀刃还是下刀刃剪开了纸一样。所以，经济学界现在达成了一个共识：市场价格是由需求和供给共同决定的，任何一方不可能单独决定价格。

也像剪刀剪纸片一样，均衡国民收入（和均衡的价格总水平）须由总供给和总需求共同决定。但经济增长问题，也即国民收入（就业量）的变动，完全可能仅由总供给或总需求中的某一方决定。究竟哪一方起决定作用，取决于我们对总需求曲线和总供给曲线的位置和效率作出何种假定。

总供给—总需求模型是研究国民收入和一般价格水平决定的基本宏观经济模型，它并不像微观中的需求和供给曲线那么简单，这些总量曲线背后隐藏着更多更复杂的东西。总需求曲线反映的是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达到均衡时价格总水平与国民收入的依存关系。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价格总水平上升时，国民收入就下降；当价格总水平下降时，国民收入就上升。也就是说，总需求曲线是向右下方倾斜的，其机制在于：如果价格总水平下降，以货币表示的资产的购买力上升，人们的消费需求会增加，同时，在经济社会的名义货币存量既定的情况下，这也会导致实际货币余额上升，货币市场上出现货币的供给大于货币的需求，从而利率水平下降，刺激投资需求增加，因而增加总需求。从价格变化引起利率变化、税费变化和进出口变化等角度也可以推导出物价总水平与总产出的负相关关系。

总需求描述了价格总水平和国民收入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在这一点上，经济学家们能达成普遍的共识，但总供给理论却是宏观经济学中最具争议的领域之一，不同的学派有不同的总供给曲线。总供给曲线是基于工资、价格、就业和产出之间的联系而确立的，它不仅反映了产品市场，而且也反映了要素市场，特别是劳动力市场的条件。我们先来看古典学派的总供给曲线。在古典情形下，劳动力市场被假定为总是处于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如果经济社会的所有劳动力都就业了，那么即使价格水平上升也无法使得产出高于现行水平，因为不存在为生产额外产出而可资利用的额外劳动力，所以，在与劳动力充分就业相对应的充分就业产出水平上，总供给曲线是垂直的（垂直于充分就业产出水平）。实际上，总供给曲线的斜率取决于劳动力市场对名义工资变动的反映程度。隐含在垂直总供给曲线背后的假定为：价格和名义工资具有完全灵活的可伸缩性，可以瞬时调整。对企业或劳动者来讲，重要的是实际工资而不是名义工资，对劳动的需求和供给都取决于实际工资水平。实际工资是名义工资与一般价格水平的比率，当名义工资上升幅度小于价格总水平上升幅度时，实际工资就下降，反之则反是。如果工资和价格总水平可以完全灵活地调整，那么就业量的决定就完全独立于价格水平的变化。因为物价上升时，名义工资水平会同比例上升，由于实际工资不变，劳动力将恢复到原来的均衡状态，就业量也恢复到原来的水平。这样，就业量就不随物价水平的变化而变化，从而总产出也不随价格水平变化而变化。总供给曲线就是一条位于充分就业产出水平的垂直线。例如，假定起初经济处于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由于某种原因导致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动，在现行价格水平下，经济社会需求的产品和服务数量增加了，全社会的厂商为适应这一变化，都试图获得更多的劳动力以生产更多的产出，每个厂商都力争雇用更多的劳动力，甚至不惜高薪聘请，但是经济中已经没有可资利用的劳动力了，在厂商争雇工人的竞争中，厂商只是哄抬工资而已，由于工资水平上升，厂商为其产品索取的价格也随之提高，但是总产出维持在充分就业水平上不变。

如果把上述向右下倾斜的总需求曲线和垂直于充分就业产出水平的总供给曲线放在一个坐标轴上，从几何上我们可以发现，任何政策的变化或外生的冲击导致总需求曲线发生移动，都只能导致价格总水平发生一对一的移动，国民收入保持不变；相反，如果某种原因导致供给曲线向右移动，国民收入会增加。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影响总需求的因素都只能影响价格水平，无法影响国民收入，但任何可能促进总供给增加的因素，都会推动国民收入和就业水平的提高，刺激经济增长。持有这种观点的经济理论我们称之为供给侧经济学。

实际上，我们可以暂时抛开总供给—总需求模型，从更直观的事实来理解为什么供给决定经济增长。在市场经济中，所有的生产者生产商品都不是为了满足自身的消费需求，而是为了交换。生产者生产了一种产品，总希望立即把它卖掉，换成货币以后，他同样希望用这货币买进他需要的产品。在通过出售一种产品换取货币，再用货币换取自己想要的商品这一系列交易过程中，货币只是起到交易媒介的作用，在交易结束后，我们会发现，交易最终表现为用一种商品交换另一种商品。因此，本质上我卖就是你买，我买就是你卖。既然一种商品总是用另一种商品购买的，而且作为支付手段的这另一种商品也同样是由劳动、资本和土地所创造的其他产品所组成的，这个事实表明，一种产品生产出来，就为其他产品创造了需求，开辟了销路。总之，生产或者供给本身就能创造需求。无论是单个人，还是一个国家，就怕生产不发展、不发达；如果生产发展、发达了，自然就会有收入和需求。这在经济学上就是著名的“萨伊定律”。按照这种理论，经济增长的关键是生产或供给的增长。没有供给的增长，经济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从亚当·斯密到马歇尔，都是供给侧经济学的倡导者。斯密指出，增加国民财富靠两种方法：第一是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第二是增加生产工人的人数。

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有赖于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而劳动力的增加则依赖于劳动人口的不断增长和资本不断积累。从供给侧看，对什么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经济学家们已达成某种共识，即资本积累、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资本是广义的，包括物质资本（机器设备与建筑物等）以及人力资本（劳动力的教育、培训、经验等）。根据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不可能仅凭资本存量的增加而使经济增长永远持续下去。例如，著名经济学家索洛证明，储蓄或资本积累本身不能解释持续的经济增长，高储蓄率引起暂时的高增长，但经济最终会达到资本与产出不变的稳定状态。索洛通过改进生产函数，引入劳动与资本的可替代性，所得结果表明，在要素市场价格的作用下，资本—劳动比率会自动调整，从而保证经济增长始终稳定在一定水平上。具体地说，如果没有劳动力增长和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将始终为零，在考虑劳动力增长和技术进步的条件下，经济增长率将稳定地等于劳动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长期中，人口增长可以解释总产出的持续增长，但不能解释人均收入水平的持续增长。只有考虑技术进步因素后，我们才能最终理解人均收入持续提高的原因。根据索洛及后来的新增长理论或内生增长理论，是技术进步导致了人均收入的持续提高，技术进步是经济持续增长的不竭源泉。需求能决定经济增长吗？

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指出：“古典学派的假设条件只适用于（充分就业的）特殊情况……而不适用于一般通常的情况，古典理论所假设的特殊情况的属性恰恰不代表我们实际生活中的经济社会所含有的属性，如果我们企图把古典理论应用于来自经验中的事实的话，会把人们引入歧途，甚至导致灾难性的后果。”“经验中的事实”是什么呢？第一件，也是最具影响的事实就是1929-1933年爆发的“大萧条”，在这个萧条期间，美国和许多国家经历了大量的失业和国民收入大幅度的下降。在萧条最严重的1933年，美国有四分之一的劳动力失业，而实际GDP比1929年以前的水平低30%。这与古典学派坚持认为经济总是处于充分就业状态，任何观察到的失业都纯粹是摩擦性失业（即工人变换工作引起失业）的观点相去甚远，摩擦性失业能导致高达25%的失业率？！而且由于古典学派假定工资能够瞬时作出调整，这意味着劳动力市场状况与工资行为毫无联系可言，即工资根本不是由失业而是由生产率和货币对价格的影响决定的，但观察到的事实却是，在短期内，工资的变动率与失业率之间存在着系统性的关系，这一关系被描述为菲利普斯曲线。基于这两个事实，许多经济学家开始怀疑古典理论，他们提出一些新的假设来解释观察到的经济现象。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名义工资不是完全可伸缩的，而是具有向下的刚性。这种情况下，现实经济中即使存在失业，工资水平也不会下降；但当劳动力处于过度需求状态时，工资却可以向上调整。这样，在刚性的名义工资下，如果物价水平上升，实际工资水平就会下降，劳动力需求就会扩大，经济的就业量和总产出就会增加，我们会得到一条向右上倾斜的总供给曲线。结合向右下倾斜的总需求曲线，我们会发现，这时如果由于某些原因导致总需求增加，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动，虽然物价水平会随着需求的提高而上升，但总产出水平也会随之提高。和古典理论不同，现在经济增长不完全取决于总供给，总需求的增加或刺激总需求也会促进经济增长，或者说，总需求也可以决定增长。这条向右上倾斜的总供给曲线称为短期总供给曲线，或凯恩斯主义总供给曲线。因为在短期，工资和价格具有刚性，劳动力市场会存在失业；但在长期，工资和价格可以实现充分调整，劳动力市场可以达到充分就业状态。所以古典理论适用于长期，凯恩斯主义适用于短期。因此现代宏观经济理论，不论其出发点如何不同，都倾向于这样一个共识，那就是，在短期内，总供给曲线是向右上倾斜的，而在长期则是垂直的。

凯恩斯本人说：在长期中，我们都死了。因此他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名义工资具有完全的刚性，此时总供给曲线就是一条水平线。隐含在凯恩斯总供给曲线背后的思想是：由于经济社会存在大量非自愿失业，当总需求增加，厂商因此增加产出时，以前大量闲置的资源，包括劳动力，重新回到就业岗位，这些闲置要素的价格并不会上涨，这意味着厂商可以在现行工资水平固定不变的情况下雇用他所需要的任意数量的劳动力，厂商的平均成本也不会随产量水平的变化而变化。这样，需求增加引致产出增加时，物价水平不会上涨，或者说，在价格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厂商也愿意供应任意被需求的数量。在凯恩斯框架里，总供给并不能影响总产出和就业，唯有总需求能决定经济增长。总需求扩张，价格水平不变，产出和就业水平随之增加。这一观点通常被称为“需求决定供给”，或“凯恩斯定律”。

按照凯恩斯或凯恩斯主义的思路，我们同样可以从直观上理解需求侧经济学。在市场经济中，如果产品生产出来没有销路，没有人购买，就只不过是在仓库里的一堆废品。企业生产出来的大量产品如果堆在仓库里卖不掉，资金就不能回笼，职工工资就发不出来，也不能继续购买下一期生产用的原料和燃料等。不仅生产不能扩大，连简单再生产也无以为继。接下来，个人就要失业，社会经济就会陷入萧条和衰退状态。因此，经济增长归根结底是由需求决定的，这个需求是指有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而不是人们想不想购买的主观愿望。大量事实证明，有购买能力的需求对经济的发展很重要、很关键。商家在某个地方开设大超市的原因是那里有市场需求。苹果公司之所以大量生产iPhone、iPod和iPad等产品，就是因为苹果公司知道这种产品的销路非常好。为什么短期中经济增长由三驾马车决定？

无论总供给曲线是垂直的还是向右上倾斜的，都意味着总需求可以决定经济增长。当我们说经济增长由总需求或有效需求决定时，实际上等于说是由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者决定。其中消费是指私人消费支出，包括家庭部门对耐用消费品、非耐用消费品和服务的支出。投资支出包括私人部门购买机器设备、厂房、住宅以及存货投资的支出等。净出口就是出口减去进口的余额。出口就是将货物卖给外国人，不管外国人是否再转卖，从出口国的立场看，就是出售给了最终使用者。出口货物的价值就成为本国生产的最终产品价值的一部分，成为GDP的组成部分。出口代表外国人对本国产品的需求。然而，对外贸易中除了出口还有进口。进口是进口国对国外货物的需求，也是该国消费、投资和政府购买的需求的一部分。进口国的消费者可能会购买进口消费品，厂商会购买国外的机器设备，政府会购买国外的武器等，这都会使进口国的收入流到国外，因此，在计算进口国的总需求时要把进口货物的价值扣除。出口减去进口就是净出口。

众所周知，生产的终极目的是消费。在市场经济中，产品生产出来主要仰仗私人部门的购买，其中最主要的是私人部门的消费。经济社会生产的所有产品都是直接或间接为消费者生产的（资本品是为下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