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伟伟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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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第一帮会试读：
前言
浩浩荡荡的历史长河，从远古时代流淌到现在，时而急涛怒浪，时而壮阔舒缓，鱼跃龙腾，龟戏蛇游，承载了多少英雄豪杰，又淹没了多少奸佞败类。而大河之水生生不息，千淘万漉，千回百转之间，任由鱼龙翻腾，或名留青史，或遗臭万年，统统沉淀为历史，任由后人评说……
帮会，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小农经济主导下出现的奇特的民间组织，其间产生了众多的所谓英雄大佬或者小人奸匪，以及众多尽人皆知的历史事件。当下，是是非非大多难以断言之，只有重新翻开历史，还原当时真相，才能究其真谛。
帮会因为是非政府性组织，而且大多数活动与社会策略相背离，所以与许多国外的神秘组织一样，具有很强的隐秘性。就算是在最为活跃的鼎盛时期，也只是在半公开状态下进行活动，而为了保守秘密和识别本帮成员，黑话、暗语、口条等帮会特有的交流方式由此产生，所以外人很难了解帮会内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和层层内幕。我们现在所能了解到的帮会历史，一般都是帮会中极少数的成员，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及其他渠道获得的一些传说或者文字记载，编写成传记或者“秘籍”，从而给后人留下了可供参考的珍贵的历史资料。综合整理这些文稿，我们可以探究到各个帮会的起源、发展和灭亡的大概历史进程。中国历史伴随着农民一起不断发展进步，很多起义都是帮会力量促成的结果。这些帮会组织依托古代圣哲或者某种宗教导师作为自己的祖师爷，借此来显示自己的高深莫测的起源和至高无上的地位，大多都是正统宗教出身，而非旁门左道。
中国近代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帮会之一就是青帮。青帮大概创始于清朝初年，历经沧桑变故屹立不倒，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发展成为了显赫一时的帮派，在纷乱繁华的上海滩稳坐第一把交椅，达到了青帮的鼎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小到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大到整个国家的经济状况，还有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各大党派，以及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都与青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可以说，青帮对中国近代史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想要深入了解中国20世纪20—30年代的社会状况，就不能不了解青帮的历史。但是由于帮会组织的秘密性和排他性，关于青帮的起源，不论是民间传说还是文字记录，说法都大相径庭，有些甚至有许多矛盾之处。虽然据说青帮内部有记录帮会历史的文字资料，但是由于时代纷乱，战火肆虐，也都已经找不到其所在了，所以对于青帮发展的渊源，我们也只能从史集的只言片语中了解个大概了。
本书在搜集和整理众多历史资料的基础上，以纪实的手法向读者传递关于青帮的信息：历史起源、与洪门纠缠不清的关系、复杂的组织结构、严格的帮规、辈分划分、帮内师徒秘传的暗语等机密事项；另外向读者详细介绍青帮内几大举足轻重的大佬，以及他们对青帮发展所带来的影响。
不仅如此，青帮作为中国近代黑社会势力的源头，对黑道经济的控制和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与民国时期的豪强、富绅甚至政府相勾结，不断扩大经济来源和势力范围，掌控着上海甚至全中国的黑道经济命门，创建起了一个以青帮为中心的罪恶的“黑金帝国”。在时代变换的路口，又极力“洗白”，将所经营的黑道行业合法化，从而使青帮势力又进入了金融行业和正当的实体投资，使帮会“与时俱进”不断发展。从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佩服青帮大佬的远见卓识和对经济风云变幻的敏锐性。
经济与政治是从来不分家的一对基本权力手段，青帮从进入上海滩操控黑道经济开始，就不断与政党勾结，为政治活动提供资金和人力支持，操控政治局势，为自己创造有利的社会局面。书中所讲到的青帮与蒋介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以及青帮对中国近代革命的抵制和破坏，都是青帮出于帮会自身的利益而作出的政治选择，但是在无意间却影响着时代前进的方向。
青帮从一开始由劳工组成的单纯组织，历经风云沧桑，不断变换组织形式和性质，成长为了实力雄厚、称霸一方的强力帮会，在上海滩操控着一出又一出悲喜交加的人间闹剧。本书将透过这些真实的历史事件，为读者讲解纷繁复杂的社会背景，还原特定历史时期的真实青帮；为社会学界、史学界、司法界等专业研究人员进行学术研究提供参考。第一章青帮溯源漕运发家的民国第一帮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头的一声枪响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而统治中国二百多年的大清王朝也随着枪声进入了覆灭的倒计时，同时这一声枪响也宣告中国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民国时期。此后的三十多年中，中国进入了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相继发生，而就在战火将华夏大地炙烤得一片通红之时，却有这样一群人过着相对安稳的日子，他们有武器却不参与战争，他们没有任何政府头衔却有着自己的管辖地和势力范围，他们就是民国时期赫赫有名的青帮。提起青帮很多人的脑海中都会浮现出这样的画面：他们头戴黑色礼帽，身穿黑色绸衣，腰间别着匣子枪，一脸的横肉，嘴上叼着烟卷，不是开赌场和收保护费，就是欺负街坊四邻抑或欺男霸女、鱼肉乡民。总之，拜现代日益发达的影像技术所赐，青帮已经成为了“旧时代的黑势力组织团伙”的代名词——不可否认，这是青帮身上一个永远也不会撕下来的标签。但是，说起青帮的起源，这一标签却不能再贴在青帮的身上，或者说在很久以前青帮并不是“黑势力组织团伙”，因为在很久以前青帮是一个以天下为重、为国为民的民间秘密组织……1．以“反清”为旗帜的漕运水手
19世纪50年代末期，活跃在江苏北部地区的安清道友（安清会）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组织——安清道友在当时流行的罗教的影响下，以大运河的漕运水手为主要成员成立了这个新的组织，即青帮的前身。安清道友在成立之初还汲取了哥老会教的规矩传统，因此可以说青帮也是安清道友和哥老会的混合产物。
青帮的祖师爷是罗教出身。罗教是清朝末期的一个佛家教派，也是著名的白莲教的一个分支。罗教教祖罗清强将个人参悟作为修习的重点，主张士人以外的普通民众通过参悟改变自己的人生。事实上，罗清强的这种主张就是一种狂热的宗教鼓动，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时候非常流行，因而全国有很多人在这两个时期加入了罗教。
在明朝覆亡之后，罗教势力开始成为“反清复明”的民间组织。早在17世纪初期，翁岩、钱坚和潘清就开始在大运河上组织漕运水手和一些兵丁来发展罗教势力。正因为如此，他们三人被青帮尊称为“三祖”。
18世纪初，随着清朝政权的稳固，罗教的“反清复明”活动逐渐转入到了地下。当时，杭州（南方漕运的起点）成为了漕运水手们活动的集中地，而且就连罗教的祖庙以及“三祖”的陵墓也都在杭州，甚至“三祖”的庵堂逐渐成为了漕运水手们礼拜和集会的中心。当时，这些庵堂都是由退休的且非常有威望的水手去管理。实际上，罗教这时主要是为贫民提供临时住宿、医药、丧葬等，同时它也承担着传授一些行规的责任。
虽然罗教在转入地下活动之后暂时放弃了“反清复明”的行动，开始像后来传入中国的外国教会一样帮助贫苦民众，并为稳定江南社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由于罗教早期组织了“反清复明”活动，所以历代的清王朝统治者都非常关注它的存在。
1786年，清高宗乾隆皇帝开始为罗教在漕运水手中的影响力扩大而感到担心，于是他重申了对罗教的禁令，并动用士兵将杭州的罗教庵堂全部拆毁。有道是怕什么就来什么——乾隆皇帝的这一做法不但没有达到他预想的结果，反而让罗教再次站在了大清王朝的对立面——罗教开始强化组织，其行动的保密性和社团组织也较之前有了更大的发展。
罗教庵堂被拆毁之后，漕运水手们便开始转移到船上，每一个船帮中都有一条船被定义为“老堂船”，船上竖着一面绣着罗祖像的旗帜。“老堂船”取代了之前的罗教庵堂，成为了新的罗教帮徒们的集结中心。当时的罗教在转移到船上之后便分成了很多的帮派，每条“老堂船”上的头目被称为“老官”。“老官”都是辈分很高的人，由他们决定帮派中的人数、门规和帮众们的生活。可以说，“老官”就是当时罗教的实际控制者。
由于漕运水手一直以罗教教义为组织思想，因此在帮派的划分上也是由罗教的“三祖”衍生而来的。在19世纪初期，罗教分成了两个大帮派，一个是翁岩和钱坚两个帮派组成的“老安派”，另外一个是潘清的帮派成立的“新安派”。在分裂成为两个帮派之后，它们之间的斗争就开始变得更为频繁激烈，而且船帮之间的斗争冲突也开始大幅度升级。
19世纪20年代，随着清政府对于地方的控制能力逐渐减弱，船帮的势力开始增长。19世纪50年代的时候，由于大运河的漕运完全结束，再加上太平军占领南京控制整个长江下游，致使漕运水手们开始面临着失业的困扰。在失业的巨大压力之下，船帮开始分崩瓦解。很多漕运水手在失业之后投奔了太平军等反对清王朝统治的农民军队，但是也有很多人成为了私盐贩子。由于当时盐在中国是禁止私营的，贩卖私盐的利润非常巨大，于是很多漕运水手在转变为私盐贩子之后又开始拉帮结伙——因为他们需要和那些控制私盐产销渠道的盐枭打交道，没有一定的势力是根本行不通的。
随着漕运船帮的解体，在19世纪50年代末期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新的组织——安清道友。当时的安清道友主要是由“新安派”组成，其间也夹杂着一些私盐贩子。到19世纪70年代的时候，安清道友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完善的组织了。
早期的安清道友的主要活动就是贩卖私盐。当时的苏北两淮地区是清王朝划定的12个盐区中最大的一个，而当时这一地区也是太平军与清军战事频发的地区。所以，安清道友就借助太平军和清王朝斗争的间隙来发展自己的势力。
19世纪70年代的时候，太平军和各地的农民起义军已经被完全镇压，但是安清道友的活动区域却已经扩大到了长江下游的口岸，太湖和扬州已经成为安清道友活动的主要地区。等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安清道友的势力范围已经扩大到了河南、山东和直隶等地。而安清道友的性质也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虽然他们之前就做出过很多不义之事（林则徐曾语：“船帮水手皆凶狠之徒，或师傅盘踞老堂，或头船勒索伙党，偶遇风水阻滞，即借端勒加身工，甚至殴丁拆船，大为帮累。”），但是由于当时受罗教思想的控制，只有少数一部分人这样做。可实际上，这个时候的安清道友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扶弱救困的民间组织了，河南、山东等地很多贫民的加入，使得安清道友逐渐成为了土匪的代名词。
在这一时期，安清道友又和苏北最大的秘密社团哥老会联系在了一起。安清道友和哥老会最早发生联系是在19世纪50年代，当时驻扎在两淮地区的很多清军官兵在镇压捻军和剿灭盐枭的时候都成了袍哥，而很多当时失业的漕运水手也都加入了哥老会。这一时期最为著名的人物当数徐宝山，他既是安清道友的大头目，也是哥老会的首领之一。
随着时间的发展，安清道友才和哥老会在几十年之后终于融为了同一个组织。在安清道友和哥老会彻底融合之后，潘盛泰联合安清道友的其他头目重新恢复了南漕河运，称之为“安清中兴”。潘盛泰等人将新建立的船帮分为“兴武四”、“江淮四”、“嘉白”、“嘉海卫”、“杭三”、“兴武六”六个船帮。后来的青帮就开始在这六个船帮的基础上创建并发展起来——青帮并不是他们自己的称呼，而是老百姓给他们加上去的，因为在江南“青皮”就是对一些不学无术、甚至欺男霸女的混混的称呼，而当时的安清道友中聚集的大多数都是这种混混，所以“青帮”就这样被叫响了。
20世纪的前10年是青帮发展速度最快的十年——青帮成员迅速发展到了十多万人。但是由于没有统一的组织管理，大的帮派人数能够数以千计，而小的帮派却只有几十个人。所以，当时的青帮对统治者的威胁并不大，只是对普通老百姓的欺压日益加深。
后来随着青帮中出现了一些“天才式人物”，一些地方的青帮开始逐渐成为了当地的“隐形政府”，他们可以私设监狱，有自己的“法律”（青帮规矩），而且他们也可以像政府一样征税——收保护费等。这些青帮中的“天才式人物”后来影响到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比如杜月笙、黄金荣等。可以说，从最初的扶弱济贫、匡扶民族大义的社会组织到最后的黑帮组织，青帮的发展历程不但充满了坎坷，也充满了悲剧色彩——这就如同一个天性善良的孩子，在一个不够美满且争吵频频的家庭中逐渐成为了一个仇恨社会的杀人犯……2．神秘的近代青帮组织结构
青帮的组织结构一直都非常神秘，了解青帮的组织结构是了解青帮的最佳途径。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青帮开始发行自己的组织章程。这些章程都是以通草的形式来表述的，青帮通草的内容一般都是把公认的传统和当地的风俗结合起来，它们之间虽然没有多少关联，但是却各自提出了一整套的内容条款。
近代的青帮是由“新安派”和哥老会组成的，因此近代青帮的字辈结构和帮会体系是根据“新安派”的传统帮规条目来制定的，而近代青帮的拜把仪式和香堂体系却是以哥老会的方式来制定的。
近代青帮的成员组织是以虚构的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这些青帮成员都认为自己是属于一个不断扩张的宗教体系之中的。在他们看来，青帮就是自己的“家”，入帮就是回到“家”中。这种体系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使帮会组织的世系结构能够代代相传下去。
青帮的字辈结构也是由很多的行会师徒关系的等级制度来构成的。“师父”或“老师”都是对青帮之中高一辈头目的称呼，他们在体系中的权威就是因为他们有着更高的辈分。从理论上来说，青帮中能够招收“徒弟（新成员）”的人只能是“师父”。同时，新成员在进入青帮之后帮会会给他们一个按照辈分的字来决定他们在青帮中的身份地位。在20世纪初期，青帮中的四个字辈从低到高依次是“学”（有时候也称之为“觉”）、“悟”、“通”、“大”。因此“大”字辈是四个辈分之中最高的。
青帮的24个字辈是由创始人之一的金碧峰取的。青帮的通草记录显示：前四辈“清、静、道、德”是由青帮的创始人的名字命名的，金碧峰自己用了“清”字辈，而罗教的创始人罗清则属于“静”字辈，“陆祖”陆瀛则是“道”字辈，三个“后祖”翁岩、钱坚和潘清都是“德”字辈。
对于近代青帮中的最后四辈“大、通、悟、学”的起源也都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一些历史文献否认了它们是传统青帮中早期字辈结构中的一部分，认为最后四个字辈是在19世纪末期才制定出来的。而另有一些文献认为，早期的安清道友的字辈结构中只有20个字辈，其最后的“礼”字辈是在1911年才被开始授予的。
在近代青帮之中，辈分高的成员在青帮内很受尊重，但是这却不代表他们一定就有权力。比如说，20世纪上半叶叱咤上海滩的青帮大佬黄金荣在最初进入青帮的时候，他的辈分是很低下的。直到晚年的时候，黄金荣才成为青帮中辈分较高的成员，但是黄金荣较低的辈分却没有限制他在青帮中的发展。黄金荣正式加入青帮的时候被称为“空子”，也就是说他是没有正式辈分的。而另一个上海滩青帮大佬杜月笙也是辈分很低的“悟”字辈成员，在24辈成员中他排在第23辈，但是后来还是有很多的“通”字辈成员成为他的手下。
青帮中的实际行使权力和正式地位在权力争夺之间的矛盾一直都很严重，这也是了解青帮结构的一个关键点。一方面，它反映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世系在实际权力和正式字辈结构中经常出现背离的趋向；另一个方面也反映出青帮的结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状态。正是因为如此，青帮的组织结构才能够让黄金荣、杜月笙等人在青帮中获得极大的权力。
青帮中的正式组织结构有着很大的易变性，这就使得人际关系的处理成为获得实际权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非常有利于个人地位在青帮中的提升，特别是结义兄弟制度。青帮中的结义兄弟制度和洪门完全不同，洪门的主要方式就是歃血为盟，而青帮的兄弟结义则以焚香和宣誓为主。帮会成员在街头卖艺
青帮以结义兄弟的方式让手下的成员组成关系网，它有利于青帮头目更好地控制帮众，稳固自己的领导地位。可以说，结义兄弟就如同青帮中的权力组织变动的晴雨表——当一个头目的权力和威望正在下降的时候，他可能会和比自己地位低但是却有一定权势的人结成兄弟，从而增加自己的势力，巩固自己在青帮中的地位。比如说1924年，黄金荣为了巩固自己在青帮中的权势地位，就和张啸林与杜月笙结成兄弟。通常来说，这种以结义兄弟的方式让处在上升趋势的新人和下降趋势的头目之间达成了一种互相承认的“潜在协议”，从而使得青帮保持了自己的稳定性，并让青帮的传承性有了很大的提高。综合地观察青帮的发展史，兄弟结义的这种方式让青帮和政客、富商之间也建立起了不错的合作关系。比如说，在1927年，陈群、杨虎和法租界的青帮头目结成拜把子兄弟；后来的杜月笙也和国民党要员戴笠结成了拜把子兄弟；而在上海的资本家中，虞洽卿和王晓籁成为了黄金荣和杜月笙的拜把子兄弟，双方从合作中都获益匪浅。
另外，青帮中的“门徒”和“学生”也是维系青帮组织关系的一种重要方式。但是“门徒”和“学生”不属于同一个类型。“门徒”通过正式拜师仪式进入青帮且必须服从师父的命令，因此“门徒”和师门之间保持着直接的、永久的关系，他们在青帮之中都有着一定的辈分。要想在青帮中拜师，必须要参加一个拜师仪式。“门徒”在向师父递交了拜师帖之后，经师父的同意之后，“门徒”要在“师父”和六位先生以及罗祖和翁、钱、潘三位祖师爷面前焚香磕头。磕头结束后，每一个拜师的“门徒”都要再满满地喝上一大口水，称为“净口”，意思是青帮成员都是纯净的，是人生的“再生”。随后，师父就要向“门徒”问一些问题来考验他们是否愿意接受门规，最后将违背门规的后果告诉他们。而此时“门徒”拜师的仪式还没有结束，直到吃完最后的晚宴才算真正完成仪式。在19世纪末，每一个拜师的“门徒”都要向师父支付10元或12元作为拜师费，并换取一个青帮成员证书。旧上海的帮会营生
与“门徒”不同的是，“学生”只是把某一个头目认做是“先生”，“学生”没有字辈，所以，在青帮中“师徒”关系是最为重要的一种维护秩序和传承的方式，此外，不是青帮的人也能够以投帖的方式和青帮头目建立师徒关系，但是这些人通常都不会入帮。20世纪30年代，一些青帮头目就以帮外人建立自己的私人组织，比如说杜月笙的恒社和张仁奎的仁社等。
青帮也是由独立的分支或帮派组成的。比如说最早之前的漕运船帮。青帮中最有影响力的帮派是19世纪末形成的六大帮派——“江淮四”、“兴武四”、“兴武六”、“嘉白”、“嘉海卫”和“杭三”。这六个帮派并不完全是按照地域划分的，他们的帮派是以大头目的字辈和吸收的门徒的数量和影响力来定的。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浙江青帮中最有势力的当数“嘉白”；在20世纪20—30年代，上海青帮中最有势力的就是在法租界的“兴武四”和在公共租界的“兴武六”。
青帮在最早的时候帮规还是非常严的，凡是帮众做出危害社会的事情都会处以严厉的肉刑，情节特别严重的还会被处死。青帮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十大帮规，在十大帮规的基础上，为了维持青帮的组织以及精神，青帮还制定了“十戒”，这些具体内容将在后面的章节加以介绍。
虽然青帮的这些戒律要求非常严格，而且都是有益于社会的，但是从青帮的发展历程来看，这些戒律都是青帮用来吸引帮众和巩固势力的一种手段。除了这些戒律帮规之外，青帮还用一些附加的规范和禁令来维护青帮的发展与传承。比如说在20世纪初期的时候，吴虞公在撰写《青红帮演义》的时候，就将近代青帮直接用《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中的英雄谱进行了排列。
从青帮的神秘组织结构中我们会发现：神秘的青帮实际上只是一个相对隐秘的民间私密组织，其本身结构并没有超出旧中国时期民间社会团体的性质。后来再加上又有了一定的黑社会性质，青帮也彻底地变成了一个民间的黑社会团体——青帮的覆灭和这一黑社会团体性质的出现是分不开的。3．翁、钱、潘三位祖师
翁岩、钱坚和潘清在青帮中被尊称为“三祖”，但是历史学家往往将他们称为“后三祖”，将金碧峰、罗清、陆瀛称为“前三祖”。在青帮的发展与形成过程中，“后三祖”的贡献明显要大于“前三祖”——可以说，翁岩、钱坚和潘清三人的出现让原来的漕运船帮开始转向社会帮派，并为后来青帮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雍正年间，大清王朝因为屡屡征战，再加上皇室的内斗，在这一时期国库已经非常空虚，南北两地的贫富差距也在拉大。而在中国封建王朝史上，但凡国库空虚和贫富差距被拉大的时候，就会出现动乱。作为历史上比较有作为的皇帝，雍正自然是深明此理，所以，雍正开始大力整顿吏治，革除弊政。而在雍正所作的努力之中，有一个很著名的政策就是兴办水路粮运，而翁岩、钱坚和潘清三人就是在雍正的这一政策下开始着手改变原来的漕运水手帮的。
雍正四年，翁岩、钱坚和潘清揭下了皇榜，成立了运粮水道。水道运粮的航道主要是从浙江的杭州到北京的通州，其间总共有七十二个码头，共设立了一百二十八个帮。其中的“码头”就是指专门在运粮水道上做南北杂货生意的小码头，而“帮”就是指运粮水道上的帮派。
当时由于教育水平非常落后，运粮水道上的帮派都是由很多不识字的水手组成的。而当时翁岩、钱坚和潘清为了控制船帮，便开始以宗教的力量在船帮中发展自己的势力。由于翁岩、钱坚和潘清都信奉罗教，因此他们手下的帮众都是罗教教徒，而且归附于“三祖”手下的船员们都以罗教的戒律要求自己，几乎很少出现危害社会的不良教徒。
然而，在翁岩、钱坚和潘清三人以宗教的力量将船帮整合成为自己的势力之后，翁岩和钱坚却因病去世。他们的去世也让原本扶弱救困的船帮发生了质变——原来那个扶危济贫的船帮开始成为了一个“大家族”，他们变得自私，不再为民众着想，只是为帮会的利益着想。在翁岩和钱坚死后，潘清与手下的弟子们共同定下家规法则，在劝诫教徒们修德论道的同时也让一大批市井无赖加入了进来。
潘清强调师父带徒弟的制度，帮中的教徒的地位都是由字辈来决定的，而且潘清还要求帮中的新教徒都必须姓潘，被赋予一个潘姓名字，成为潘家的子弟。很明显，在潘清的一手改变之后，“后三祖”所创办的船帮已经不是一个帮会，而是成为了一个大家族。在这个大家族之中，“一师皆为师，一徒皆为徒，受四方长辈恩下”，这就让船帮成为了一个区别于其他社会帮派的组织。这为后来青帮的出现创建好了组织结构，奠定了框架基础。
乾隆三十一年，潘清在运粮的时候于凤林闸下去世。潘清去世之后，由其手下的开山弟子王降和关门弟子萧玉德扶柩回杭州武林门外，所以后世弟子对于“开山门”和“关山门”都非常敬重。
在潘清去世之后，帮中推举宿庆祥为帮主，并且在此后的数代都延续着潘清的做法。直到太平天国起义之后，潘清的做法才在船帮中消失。但是，潘清对于后世的影响却并没有停止，“后三祖”中的“潘门”弟子联合哥老会等民间帮派成立了一个新的帮派——青帮。4．上海青帮的由来
青帮对于中国近代史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影响，但是这个青帮一般都是专指“上海青帮”。那么，青帮是什么时候开始在上海出现的呢？
1843年正值上海开埠之时，当时社会风气已经开始从陈旧走向现代的上海自然成为了很多民间组织秘密结社的理想之地。而青帮最早在上海的结社是从闽粤水手开始的——青帮中的闽粤水手和当时特别活跃的洪门（三合会）开始联系，并且秘密结社。
1853年，洪门的重要分支小刀会在上海反抗清廷统治并夺取了上海的政权。就在小刀会夺取上海政权的过程当中，青帮也是出了一份力的——闽粤水手帮助小刀会筹集过武器，甚至还有人参加了小刀会。小刀会对上海的控制一直持续到1855年2月，在小刀会覆灭之后，清廷开始下大力气清查洪门组织。而洪门中的很多人就寄居在当时并没有引起清政府注意的闽粤水手的聚居地。
后来，随着清朝的统治势力越来越弱，洪门重新开始在上海活跃，而一直跟洪门藕断丝连的青帮也开始逐渐出现在上海滩。接着，在青帮中具有很重要历史地位的徐宝山的带动下，江淮地区的青帮一部分也开始进入上海活动。到19世纪末的时候，青帮已经成为了活跃在上海的一个重要民间组织。
青帮在上海的出现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上海作为中国近代的经济中心更有利于青帮的发展；第二个原因，19世纪末的上海作为漕运重要转运点的出现，让大量的外地农民在成为水手之后又进一步成为上海市民，使得青帮在上海的势力增大；第三个原因，上海是当时中国唯一存在着独立法制系统的地方，在租界内有着殖民性质的警察系统，而这些系统都喜欢和黑帮结交来获取利益以实现自己的统治。民国时期的上海外滩
正如前文所写的，在19世纪末从江南地区所兴起的南方漕运是通过海运而不是河运，原先用的沙船也改成了现代的蒸汽船。结果就是，这一变更让上海成为了南方海运的起点，在成为江南的海运起点之后，许多与河运有关的人又开始拥向了海运，再加上许多外地农民也加入到了海运这一行列之中，这就让原本以水手为主的安清道友的实力大增。
1873年之后，漕粮对于清政府来说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货物，而安清道友于这一时期在上海的活动也变得更频繁。在1876年的时候，上海的报纸上就已经开始出现关于安清道友的报道。1876年6月在《申报》上出现了这样一篇报道：“安清道友为之患久已，其名目始于安庆帮之粮船。嘉道间，惟粮船过境时，其党族无以为生，即散出各州县，名曰站码头，萃聚亡命，藐法殃民。初犹淮海一带，千百成群，今则蔓延江南北各郡，无地无之。立字派，别尊卑，逞凶肆恶，结尾死党。”从这一篇报道中可以看出，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青帮就已经开始在上海进行大规模的活动了，而近代青帮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出现的。
20世纪初期，上海作为全国最大的工业和商业中心，使得很多农民和商人纷纷迁居到上海谋生。结果就是在20世纪的前30年之中，上海的人口开始剧增。据一项统计显示：从1910年到1930年的短短20年之中，上海的总人口就由之前的100多万上升到了300多万，整整增加了2倍。而就在相对较为自由的租界内，其人口的增长更是惊人，从1895年到1910年的15年内，就由245675人增加到了501541人，而在增加的人口当中，以苏北人居多——受罗教影响巨大的苏北人中有很多人就是安清道友的道徒，这就为青帮日后成为上海第一帮奠定了人数基础。除了当时的贫苦农民之外，很多的落魄士兵、盐枭、土匪和地痞都拥入了上海。
20世纪初的上海是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因此上海也被认为是中国凝聚力最为薄弱的一个地方。因此，在上海，同乡关系就显得非常之重要——同乡关系是中国很多民间组织形成的重要关系基础，尤其是这一因素在犯罪组织方面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可以说，当时的同乡关系网就像一张犯罪组织网，很多的帮会组织头目在上海的活动范围就局限于同乡之间。比如说，当时在法租界的金久林和公共租界的顾竹轩的势力组成就是来自于他们苏北家乡的移民。
顾竹轩与虹口的同乡会的关系使得自己的势力大增，而后来的青帮大佬杜月笙则与浦东同乡会的关系密切。杜月笙在1932年与浦东同乡会建立关系之后，就开始以各种方式安插、渗透自己的势力，并在1936年的时候通过浦东同乡会来向一些迁入的居民收取保护费。
在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上海第一大帮派青帮的主要成员就来自三个地方——苏北、绍兴和宁波。在当时，绑架和持械抢劫已经成为青帮在上海的两种主要活动。绍兴帮以绑架为主，而苏北帮和宁波帮则以持械抢劫为主。在这一时期，上海的资本家都处于青帮的恐吓之中，他们尽量减少自己的活动，同时为了减少自己和家人的危险，他们雇用了大量的保镖来保护自己和家人。而那些影响力较大的资本家则通过与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等青帮大佬建立友好关系来寻求保护。结果这种为资本家提供保护的方式也成为了青帮的一个重要经济来源。
在20世纪的上海，遭受绑架的并不仅仅是资本家。当时青帮已经到了无恶不作的地步，他们在上海建立了一个规模庞大的贩卖儿童的犯罪组织，贩卖男孩被称为“搬石头”，贩卖女孩被称为“摘桑叶”。男孩一般都是被卖到寺院或广州甚至东南亚等地做苦工，女孩则被贩卖到中国沿海港口的妓院或华北地区的烟花之地。当时，为了解救那些不幸的孩童，中西慈善家协会成立“妇孺救济会”，这个协会在12年的时间内就从青帮手中救出了3800多人，其中80%是儿童。
20世纪20年代，上海市民对于持械抢劫最为担心。1919年的时候，国际军火交易协议就规定军火交易的禁令。但是西方国家依然将中国当做是全球主要的客户之一——遍地林立的军阀不断地发动战争，他们是西方军火商最青睐的客户。在当时，上海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了走私武器的主要通道，而势力庞大的青帮就成为了走私武器的主要犯罪组织。在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青帮中的帮众几乎人手一支自动式毛瑟手枪。正如上海公共租界的一位英国巡捕所说的那样：“德国人造的毛瑟手枪都被运送到上海，而且都交给了黑帮分子，可以说上海的恐怖气氛和德国人有着很大的关系。”
随着移民的增多和犯罪数量的增加，上海的治安情况也开始出现严重的问题。但是，由于当时上海的治安系统并不完善，再加上其装备力量非常落后，很多时候根本无法维护社会安全秩序。事实上，当时的上海之所以无法有效地抑制青帮等黑势力，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因为上海并不是一个城市，而是分裂为了三个城市——当时的上海是由法租界、公共租界和华界组成的，它们都有着独立的治安、行政和立法系统。这三个城区不仅有市政当局，还有司法系统，结果由于之间的职权不明，导致社会安全秩序无法维持。比如警察职能也会涉及国际关系。再加上当时三个独立的区域并没有达成惯例式的合作，就算有合作也大多发生在个别人或个别事件上。更令人惊讶的是，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为了各自的利益，很少进行合作，甚至出现了在法租界发生抢劫后，法租界的警察只要将罪犯赶到华界或公共租界就不会继续追查，理由是不在自己的职权范围之内。法国代理总领事梅雷格曾经就向法国租界董事局承认过，在1925年五卅运动发生之时，法租界根本没有和公共租界架起直通电话——这也清楚地反映出外国行政当局之间以各自利益为重的冷漠程度到了什么地步！旧上海的人力车夫
当时青帮在上海如此猖獗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政治腐败，青帮向统治者缴纳丰厚的贿金或者是直接拉政府人员下水。比如，在1922年的时候，法国总领事维尔就开除过一个接受青帮贿赂的警察小队（由一个探目和四个巡捕组成）。而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位被开除的探目最后利用手中受贿的600000法郎让他成为了法国一个著名的企业家。
在当时青帮已经同各个地区的统治者建立不错的关系，他们多数时候都生活在租界的交接地区，使得这些交接地区成为了著名的“三不管”地区。有人形容，当时的上海滩就是名副其实的“梁山泊”。
青帮在搞定上海统治者的时候，也不断地向警察部队渗透自己的势力。在20世纪初的时候，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华捕队的队长沈杏三既是黑帮大佬又是警察。在沈杏三任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华捕队的队长之时，整个公共租界的毒品买卖都是他一个人控制着的。20世纪30年代，沈杏三的继任者陆连奎也不例外，作为青帮头目的他几乎到了为所欲为的地步。当时一位很勇敢的中国记者在报纸上讽刺地说：“几乎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华捕队的每一个华捕都有犯罪记录。”而在后来的上海滩大佬黄金荣成为华捕队的队长之时，情况比之前更甚。
20世纪20年代在上海青帮的整合过程之中，张仁奎起到了重要作用。张仁奎生于1865年，山东滕县（今山东滕州市）人，他是青帮徐宝山的得力助手。1913年徐宝山被炸死之后，张仁奎就接替了他的位置。张仁奎与各地军阀的关系极为密切，1917年他担任通海镇守使的时候，就以青帮“大”字辈的成员身份开始在各地发展青帮势力。到了1919年他已成为上海的近代青帮和苏北的安清道友之间作为连接点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势力已经扩展到了山东南部和苏北地区，并且影响到了上海和江南地区。
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张仁奎成为了上海地区最有声望的头目之一，很多的青帮帮众都想成为他的门徒，而他的“兴武六”已经成为了青帮在上海最大的派别。根据20世纪30年代陈国屏所编纂的青帮史料记载，全国有40%的“兴武六”支派的通字辈成员都是张仁奎的属下。而在当时，张仁奎就是依靠着自己巨大的实力和影响力，顺利地使青帮成为上海第一帮派。
当然，青帮要在上海成为第一大帮派，仅仅依靠张仁奎还是不够，而另一个作出贡献的人物就是顾竹轩。作为苏北移民的顾竹轩最早只是上海的一名人力车夫，但是他后来开办了自己的车行，并通过加入青帮成为上海滩的大佬来谋取利益。而顾竹轩让青帮在上海成为第一大帮，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他的“嗜杀”，当地人有句话这样形容顾竹轩——“一个顾竹轩，愣是活活地杀出了天下第一帮。”
此后，在张仁奎和顾竹轩之后的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人又将青帮带上了顶峰——青帮成为了20世纪上半叶在上海的最大帮派，也是民国第一帮派。第二章青帮大佬威震上海滩的青帮老大
作为民国时期第一帮会的青帮，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青帮中那些举足轻重的首领，则以帮会为依托，以贩卖人口、走私鸦片等不法行为获取大量的财富，并以帮会的组织和规矩领导控制门徒，在近代中国的上海滩，上演了一场场属于他们自己的精彩。这些人在上海滩权极一时，耀武扬威。他们享受香车宝马的荣耀，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倏忽之间，又繁华落尽，盛宴散场。他们时而徘徊在历史舞台的正中央，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时而流落到舞台的边缘，接受历史的审判。这里面的人面对滚滚而来的历史潮流推给他们的课题，或支持革命，或全力抗日，或投敌卖国，或畏罪潜逃。这些周旋在正义与邪恶之间的青帮大佬的人生是复杂而深刻的……1．陈其美：身为革命志士的青帮大头目
被孙中山赞扬为“革命首功之臣”的陈其美，是民国时期同盟会的骨干成员，也是青帮“大”字辈的重要头目之一。陈其美
陈其美出生在浙江湖州的一个商人家庭，字英士。陈其美兄弟三人，他排行第二，他的哥哥名叫陈其业，是陈果夫、陈立夫的父亲。他的弟弟陈其采自小刻苦读书，聪明过人，青年时期去日本留过学，回国之后出任驻沪新军统带。陈其美年轻时不如弟弟这样优秀，他小的时候做过学徒，可是做了十几年也不能出师自立门户。后来陈其美看到弟弟读书优异，学成归来事业亨通，遂也有了去日本留学的打算。
陈其美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的弟弟，恳请资助。求学本是好事，没有反对的理由。于是陈其采和表叔杨信之给了他一笔不小的费用，让他东渡日本求学，这年陈其美28岁。
陈其美在日本的求学经历并没有大放异彩之处，唯一给他以后的人生最大的铺垫作用就是他积攒的人脉。
陈其美在日本求学期间，是中国革命酝酿已久、亟待爆发的前夜。尤其在日本，革命的思潮广为传播。正是赶上这样的历史机遇，陈其美很快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并认识了黄兴、宋教仁等革命领袖。当时的陈其美虽然在革命党中资历比较浅，不过他本人精明能干，行动敏捷，反应迅速。加上丰富的人生阅历，他很快成为革命党中的重要干部。
陈其美在留学期间，还认识了一位重要的人物，就是后来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蒋介石。当时的蒋介石在日本的清华学校学习日本语，两个人因为共同的爱好和理想走在了一起，陈其美建议蒋介石暂时放弃在日本学习语言，回国报考军事学校。蒋介石听从了他的建议，报考了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学习炮兵，后来被保送到日本学习军事。第二次来到日本的蒋介石经陈其美介绍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从此蒋介石有了一个更广阔的政治活动舞台，他也把陈其美看做是自己的知遇恩人。陈其美（第二排左5）与孙中山（第一排左5）等人的合影
陈其美归国之后开始从事反清运动，为了能够让革命活动获得更大的发展，也为了巩固自己在江浙一带的势力，陈其美必须获得当时重要的帮会青帮的支持。于是他很快联系到了青帮“大”字辈的头目应夔丞，吸收应夔丞加入了同盟会。此后，陈其美开始在青帮中活动，并一度成为青帮“大”字辈的头领。有正式的革命党人的身份，也在青帮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这时候陈其美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越来越大。在上海的酒楼、戏院以及其他的娱乐场所，只要是青帮经营和控制的地区，都成为了他的活动范围，也成为了革命活动的重要据点。
这时候的陈其美的确为革命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起义之初，反动势力十分强大。徐锡麟、秋瑾等人相继牺牲。同盟会因为内部意见不和，也不能游刃有余地指挥革命，这段时间成为自革命党建立以来最困难的时期，革命运动也一度陷入低潮。但就是在全国的革命形势陷入僵局的时候，陈其美依靠帮会的力量，使得上海的革命形势一枝独秀，同时他还创办了多份革命报纸，宣传革命思想。取得这样的成就，使得孙中山都对他刮目相看。
然而为中国的革命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陈其美，其实不能算是一个堂堂正正光明磊落的人物。虽然对革命有功，但是他的私人生活实在不敢恭维。陈其美本人很喜欢光顾花柳风月之地，并不惜将大把的银钱填在里面。加上他青帮大哥的身份，出入这些场所时没人敢阻拦。除了个人生活不检点，他还公报私仇，心狠手辣。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花钱雇凶，刺杀自己的革命同胞。震惊全国的刺杀陶成章案，就是他一手策划的。
陶成章幼年受过良好的教育，胸怀大志，以匡扶天下为己任。1904年陶成章加入了光复会，后来陶成章又加入了同盟会，并在1908年煽动“倒孙运动”。这引起了陈其美的强烈不满。陈其美和陶成章还在为人处世的观念上不同，陶成章以天下国家为己任，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革命，颇有大丈夫气概。然而陈其美虽然有功于革命，却经常去赌场妓院等下流场所。陶成章对这样的人十分看不惯，也不止一次地当面指责陈其美，令他十分难堪，故而两个人的关系一直十分紧张。
浙江光复以后，两人因为谁该担任浙江总督一职发生了更大的矛盾，这成为陈其美刺杀陶成章的导火线——陈其美对这个总督的位置垂涎已久，然而陶成章在浙江一带威望极高，大家都建议总督一职应该由他担任。甚至章炳麟都力举由陶成章来“代理浙事”。志不在做官的陶成章力辞不就，而且声明“贤能者均可，惟陈其美不可”。这样的言论引起了陈其美极大的不满，对陶成章切齿之恨无处发泄，欲杀之而后快。
陈其美联系到了自己的得力助手蒋介石，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当时的蒋介石还未成气候，而且对于陈其美的知遇之恩牢记在心，正思无以为报。不想报恩效力的机会来得这么快，于是当即点头答应。陈其美
陶成章也不是等闲之辈，对刺杀他的消息早有耳闻，因此经常闭门谢客，深居简出。可是天意难料，陶成章在一次外出就医的过程中，适逢大雪，在屋檐下避雪的陶成章正好被路过的蒋介石看见。蒋介石上去寒暄了几句，用自己的马车送他去了医院，并偷偷地记下了他病房的号码。两天之后，蒋介石和另外一名男子假扮成护士，进入病房，枪杀了陶成章。暗杀的消息很快见报，孙中山格外痛心，重金悬赏捉拿凶手。蒋介石为躲避追捕，逃亡日本。
这起暗杀事件不是唯一的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陈其美利用这样恐怖残忍的手段，先后杀害了徐宝山、郑汝成、夏瑞芳、陶骏葆等人，甚至在宋教仁的案子中都有他的身影。
然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经常暗杀别人的陈其美也最终难逃被暗杀的命运。陈其美因为坚决反对袁世凯，引起了袁世凯的极大不满。袁世凯决意要除掉这个眼中钉，于是花钱买通了冯国璋的手下张宗昌，张宗昌携带70万巨款来到上海，买通了陈其美的手下程国瑞，然后以给上海同盟会捐钱的名义想和陈其美碰面。于是在陈其美带着程国瑞去和张宗昌碰头的半路上，程国瑞掏出枪，射杀了陈其美。2．黄金荣：手眼通天的上海流氓“三大亨”之首
叱咤上海滩的风云人物黄金荣1868年出生于浙江余姚，字锦镛，小名和尚。黄金荣本来不叫这个名字，但是在他四岁那年得了天花，命硬逃过一劫，却落了一脸的麻子，所以就有了“麻皮金荣”的绰号。黄金荣的父亲黄炳泉原来是种地的，后来地产被姑母侵占，于是举家搬到上海南市张家弄。当时有很多的武官和捕快差役就住在张家弄内，所以黄炳泉也一度做过捕快的差使。
在黄金荣八岁的时候，父亲为他联系了一个私塾，但是黄金荣根本不喜欢读书，而是经常和那些不三不四的流氓混混待在一起，不务正业。于是读书不成的他像其他上海滩底层百姓的孩子一样，做了学徒，还一度重操父亲的旧业，做了捕快。
黄金荣的发迹大约从他二十二岁那时开始，当时上海法租界的巡捕房要招收一批华人巡捕，黄金荣觉得巡捕和捕快似乎也没什么区别，也算做回了本行，顺便诈取钱财。于是报名应试，结果歪打正着，真被录用了。黄金荣凭借自己灵活的头脑和耍奸撒滑的本事，一度升任督察长。
做督察这种工作，整天面对的都是流氓混混坑蒙拐骗偷盗抢的事情，而且很多做坏事的人可能还有帮会的背景，因此黄金荣觉得，要想让自己的工作可以顺利地开展下去，不和帮会搞好关系，是十分困难的。可是黄金荣并不认识帮会中的人，没有门路可以把他介绍进去。当时的帮会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叫做“许充不许赖”。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帮会之中某个人的徒弟，可是一遇到麻烦，或者觉得势头不好，就撒谎说自己不是，这就是“赖”。这样的行为是不允许的。不过如果你不是帮会中的人，却假充你是某某徒弟的行为是允许的。正是靠着这样的规矩，本来没有什么门路的黄金荣对外宣称自己是张镜湖的门人，张镜湖是青帮“大”字辈的领袖，黄金荣在“大”字上头加了一横，自称“天”字辈，其实青帮的辈分排号之中没有“天”字辈。黄金荣冒充青帮弟子还不算，而且打出青帮的旗号，以“天”字辈自居，开堂收徒。因为有着青帮的背景，而且还在警界中任职（巡捕房华探督察长），因此黄金荣的影响力一度扩大。警界做官，拉拢弟子，贩卖人口，倒卖鸦片……黄金荣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假冒的背景迅速在上海滩打出了名号，而他名下的资产也越来越多。
在黄金荣所收的徒弟中，有个人不得不提，他就是蒋介石。蒋介石和青帮老大的故事，还要从1920年说起。当时的蒋介石刚刚从日本留学回来，和身边的朋友一起在上海创办了“恒泰号”，这是一个证券物品交易场所。不料刚刚开办不到两年的时间，交易所的生意就进行不下去了，蒋介石也背了一屁股债。于是债主们雇用了青帮的部分流氓，到处找蒋介石追讨债务。走投无路的蒋介石听从了虞洽卿的建议，决定拜青帮头目黄金荣为师。于是，蒋介石来到了黄公馆，并递交了拜师帖。黄金荣也答应收下了这个徒弟。蒋介石有了黄金荣做靠山，谁也不敢再向他追讨债务了。3．杜月笙：在上海滩抒写黑色传奇的青帮老头子
杜月笙的原名是杜月生，之所以改名叫“笙”字，是因为其发迹之后，结识了国学大师章太炎，章太炎提议，将其名字改为“镛”，号“月笙”。根据是《周礼·太司乐疏》里：西方之乐为镛，东方之乐为笙。青年时代的杜月笙
杜月笙的童年十分坎坷，大约倜傥非常之人，少时必经挫折磨砺。出生之后不久，杜月笙的生母就离开了人世，父亲杜文卿续娶了一位太太，就是后来的张太夫人。亲生母亲虽然离开了人世，但是后娶的母亲给了杜月笙几年温馨美好的童年。杜月笙五岁之前，仍然享受着父慈母爱的关怀，这也许是他人生中唯一能体会的人间的温暖美好。不幸的是，父母亲对他的关怀并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五岁这年，杜月笙的家乡出现了夏秋大旱。旧中国的百姓，每遇大灾大难，多必外出逃荒，或可保命。杜月笙一家则不幸固守在杨树浦，之后事态更加糟糕。这年的冬天天气奇冷，杜月笙的父亲病重不能就医，死在了妻儿面前。当时杜家家境贫寒，实在不能妥善地处理尸体，只好将灵柩束以稻草，暂时安放在田塍上，和自己的原配妻子并肩而葬。
父亲的去世让这个穷困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当时的张太夫人，只是做点帮人洗衣服这样的粗活来贴补家用，尽管家庭条件很是困难，但是还是省吃俭用供年幼的杜月笙读书上学。然而好景不长，小杜月笙只读了四个月的书，就因为无法缴纳学费而被迫辍学了。最后母亲因为不能忍受家庭的困窘，毅然决然地离开了这个家，离开了这个还不能独自生活的男孩儿，一去无音信。杜月笙的小洋楼
只有七八岁的杜月笙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只好流浪在街角弄堂，和那些杂七杂八的孩子混在一起，随便捡些什么东西吃，随便捞些什么东西喝。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加，十二岁的杜月笙也开始有了自己的交际圈子，但是我们几乎可以想象，一个混迹于街头的小混混，他交际的人群也不过是些游手好闲的人罢了。古人说：“从善如登，从恶如崩。”杜月笙和这些混混的交往，也不过就是增加了自己身上偷、摸、赌诸种恶习，并未使自己有些许长进，甚至有把自己家里的东西拿出去卖掉，以还赌资的经历。
杜月笙自己也深知这样下去根本没有前途，将来也只能像其他人一样，终生做个混混，这是他不愿意承认的命运，他觉得，想要大展身手一番，必须出去闯闯，离开这个狭小闭塞的空间，离开高桥镇！于是杜月笙离开了家乡，只身来到了繁华热闹的大上海。杜月笙
为了能够生活下去，杜月笙到上海的十六铺鸿元盛水果行当了一名学徒。这时他十四岁，但是因为嗜赌成性，不久就被开除，去了潘源盛水果店做了一名店员。有了上次丢饭碗的教训，杜月笙这次变得乖巧多了，一心一意地做生意，逢年底甚至可以分到一些红利。但是人的本性是很难改变的，或许有些人完全可以做这样一个安分守己、平平淡淡的工作，但是杜月笙则不同，他永远都不满足，不能认可常人追求的一种平常的生活。他开始盘算怎么才能让自己更加富有，更加飞黄腾达起来。于是他找到自己的朋友，开始商量着去开一家水果店，照当时杜月笙的眼界，或许他也只能想到这里，不可能有太高的想法。
混混总有混混的本事，就像高俅当年因为踢了一脚好球，就以此为契机，最终飞黄腾达一样。杜月笙的本事就是水果皮削得好，速度快，而且厚度均匀，不浪费果肉，被人称为“水果月笙”。
然而这个可以混饭吃的手艺仍旧不能让杜月笙安分度日，他感觉这样的小利怎么能够满足在大上海这样的繁华场所挥霍生活？怎么能够享受到这个纸醉金迷的都市带给人的种种快乐呢？
为了能让自己飞黄腾达起来，他离开了上海，去了青岛，但是青岛并没有带给他更多的机会，无奈又回到了上海。这时的他更加嗜赌如命，而这样没有着落的生活，使他经常混迹于十六铺等混乱场所。上海的十六铺是个停泊船只的码头，自从建立了租界之后，鸦片生意就十分火暴。有利必有蝇营狗苟之辈，当时的“小八股党”独霸十六铺。而鬼主意多、聪明灵活的杜月笙很快进入其中，并且在“小八股党”里发展起来，称王称霸。
十六铺只是一个小圈子，然而杜月笙这个时候已经在这个圈子里小有名气了。为了在繁华的大上海生活下去，他处心积虑，投机取巧，终于在上海有了自己的小天地。然而这样的天地，还不足以满足一个野心勃勃的人的内心愿望，要想获得更大的发展，就必须寻找真正的靠山，这个时候需要遇到真正能够帮助他的贵人。
烟花巷里，不会有正派的贵人，但是邪派的总是有的，杜月笙在这样的场所，结识了绰号“套签子福生”的青帮陈世昌。陈世昌在青帮中属“通”字辈，司马迁说：“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这话放在杜月笙的身上，也是很合适的，可以说，陈世昌就是他生命中的一个贵人。成功人士，要么高人指点，要么贵人相助。认识了陈世昌，杜月笙崭新的人生从此就开始了。
陈世昌告诉他，要想在上海的地界混下去，就得有靠山，拜师父，并给他指出了一条“正确的出路”——投身青帮。于是，杜月笙经陈世昌的引荐，在宣读和背诵了帮派的诸多规矩和戒律之后，正式成为青帮的成员。杜月笙上海故居内景
之后的杜月笙可谓是一帆风顺，由于陈世昌等人的关系，他有机会进入当时青帮上海龙头黄金荣的公馆，在黄金荣的公馆里，杜月笙处处留心，时时在意。很快他就发现，在黄金荣的公馆里，并不是黄金荣说了算，而是黄金荣的太太说了算。因此杜月笙处处在黄金荣的太太身上用心，每次都将水果皮削得又薄又整齐，将这位太太伺候得十分到位。很快，这位太太就喜欢上这个勤快的小伙子，经常差他去办事情，渐渐把他看做自己的心腹。得到了黄金荣太太的认可，便也得到了黄金荣的赏识，很快杜月笙就成为了他的亲信。黄金荣在当时的上海是权势极大、一手遮天的人物，是上海滩的金字招牌。我们今天之所以熟悉杜月笙这个人物，很大的推动作用就是后面的黄金荣。
有了这个手眼通天的靠山，杜月笙在上海的手脚更大，更放得开了。他先是通过贩卖鸦片、开设赌场，聚敛了钱财。杜月笙本人很善于协调各个势力之间的关系，因此在黑道和白道上生活得游刃有余。少时的杜月笙因为家贫，只读了四个月的书，这是他本人的很大的遗憾，然而有财有势的杜月笙其实还是一个重视文化的人，绝不是我们简单想象的市井之徒，看来人是一个多面的复合体，很难简单概括。他练过书法，还学习文史知识，注重仪表，经常穿着长衫，打扮斯文，气质不俗。也正是少时家贫辍学产生渴望读书的念头，使得他也受到了政治要人、文人墨客的赏识，章太炎先生给他改名字就是一例。杜月笙上海旧居外景
不断提高的社会地位，也提高了他的名望和社会知名度。1927年4月，杜月笙、黄金荣等人为蒋介石镇压革命运动充当打手，因此获得蒋介石的支持。南京政府成立后，他担任陆海空总司令部顾问、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和行政院参议，这些位置其实是虚衔，但是有助于提高他的社会影响力。1929年担任公董局华董，这是华人在法租界最高的位置。
1888年出生的杜月笙到了1929年，已到不惑之年，但是却已功成名就了，年轻时追求的荣华富贵已经实现了。这样杜月笙就从一个不折不扣的底层混混，游走在大上海上流社会的阶层里。这个不知安分、追求权势的人，终于实现了他年少时的美梦。
然而这个从人渣堆里钻出来的成功人士，他以后的行为并不如我们想当然以为的那样，而是一个深明大义、明辨是非的人，虽然有过诸多的劣迹，但是在大是大非、民族大义面前，他仍旧表现出了铮铮硬汉的骨气。1937年日本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卢沟桥事变，后又大举进攻上海，发动了八一三事变。面对日本的飞扬跋扈，杜月笙毅然地迈出了抗战的步伐，参加了上海各界的抗敌后援会，并筹集了诸多的战略物资以供后方使用。甚至自己掏钱从国外进口防毒面具给八路军。今天的人们仍然可以回忆起杜月笙的那些豪言壮语：“如果日本人利用租界打中国人，我杜月笙要在两个小时内把租界全部毁灭！”1937年上海沦陷后，日本人想拉拢当时在上海极有名望的杜月笙，但是被其断然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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