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崔石头,陈贵兴
出版社：三晋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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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盂县历史述略试读：
引子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全民抗战的宣言，大声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实行全民族的坚决抗战，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新长城，才是我们的唯一出路，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7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亲自召开共产党员和机关干部紧急会议，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者，要随时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最前线去。中国工农红军也在陕北集中，随时准备奔赴抗日前线。由于国民党军队采取片面抗战的路线，在华北战场上节节败退，使得日军气焰更加嚣张。7月30日，北平、天津失陷，数万日军在飞机、坦克掩护下疯狂向华北大举进犯，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了伟大的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盂县是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这片土地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这里的人民在共产党八路军的领导下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殊死的搏斗，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本书将那一段历史做一简要记述，旨在让人们牢记国耻，长鸣警钟，加强国防意识，时刻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确保我们的民族不再遭受蹂躏和侵略。
一、七七事变前盂县的社会形势
1．盂县的自然地理状貌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山西省就在华北地区占有很重要的战略位置，而盂县地处山西的北中部，属于太行山区的偏僻之地，地理形势呈现多样化。北部地区地貌是高山深谷，龙华河、滹沱河贯穿而过，水资源丰富，盛产核桃、柿子、花椒等，西北与本省的五台县、定襄县紧邻；南部地区属于小丘陵地带，人口比较集中，工商业比较发达，地下煤炭资源丰富，冶炼业有着悠久的历史，铁制品制造业发达，交通便利，东南与本省的平定县、阳泉镇（当时阳泉是平定县的一个镇）几乎无界限；东部地区高山峻岭，交通不便，水资源奇缺，东北与河北省的平山县、井陉相接且海拔落差较大，从东关头村经过冀晋两省的分界岭十八盘盘旋而下，就到了河北地界；西部一马平川，沃野百里，古称西野云禾，西南与本省的阳曲县、寿阳县紧邻，平川与丘陵相间且交通便利，是阳泉去太原的大路。县境内物产丰富，以盛产米、粮、煤、铁驰名。南部距离正太铁路线上的阳泉火车站仅有45公里左右。所以，盂县这种特有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在抗日战争中适合进行游击战的战略地位，同时，盂县这种物产多样化的资源优势也自然会成为日军侵略占领的目标。
2．盂县境内国民党党员的活动情况
1926年冬，盂县在太原读书的一部分学生侯定帮、李沈定、刘碧海、郑新吾、刘云门等在放寒假期间，受国民党山西党部的委托，回盂县筹备成立中国国民党盂县党部。他们带着大批书报、小册子、《三民主义》《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建国大纲》《建国方略》以及工会、农民协会、商民协会、学生会、妇女协会等组织章程进行宣传，于1927年春正式成立了“国民党盂县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为侯定帮、李沈定、刘碧海、郑新吾、刘佐仁等5人，下辖4个区党部，约有党员二三十人。
当时，国民党在共产党帮助下进行了改组，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国内形势一片大好，人民群众对北伐战争给予很大的希望，对国民党还是比较认可的。所以，盂县的国民党也曾在县城和各区组织过工、农、商、学、妇女等民众团体。但是，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突然发动了反革命政变，破坏国共合作，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到7月间，蒋、汪合流，把共产党当作敌对势力看待。盂县国民党县党部奉命成立了“清党委员会”，委员有侯定帮、李沈定、刘碧海，干事刘云门、赵一桂。清党的目的就是逮捕共产党人和真正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分子，盂县的国民党党部彻底成为反共的机构。1927年冬，山西省国民党党部指派时任盂县中学校长的李北海为盂县县党部书记长，李任职到1928年离开盂县中学后卸任。
1928年李沈定从太原回来，组织盂县国民党党员临时登记处，李沈定为指导员，之后是赵锡（苏家泉人），最后是刘浩。这个临时登记处下辖城关、上社、牛村、西烟、北娄、盂县中学、县政府7个区分部。登记过的党员有47人，县外加入的13人。到了1929年阎、冯倒蒋、中原大战时，山西国民党暂时停止活动。1930年，中原大战中阎冯失败后，各县县党部又恢复起来，李沈定从太原回来，成立盂县党员联合办事处。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山西省党部因反对学生抗日运动，枪杀学生穆光政，制造了“一二·一八”惨案，被迫停顿。随后各县县党部也一律停止活动。1935年，李义田到盂县中学担任教员，只进行过一些秘密活动，国民党党员随之不再明目张胆地进行活动。
因为盂县地处偏僻，七七事变后，盂县境内成了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阎锡山的正规部队没有在盂县与日军进行过交战，国民党军队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远远没有共产党的影响大。所以国民党的活动也仅仅是一些务虚的活动。可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盂县境内抗日主流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和广大人民群众，盂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红色根据地。
3．牺盟会组织对盂县的影响
1936年冬，华北发生了著名的“绥远抗战”和“西安事变”两件大事，这两件大事对全国形势的转变起到了促进作用。西安事变的发生并咋中国共产党的调解下实现和平解决，基本上结束了中国现代历史上的十年内战，初步实现了国内和平，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形成了发动全民进行抗日战争的大好形势。全国形成抗日高潮后，山西太原的牺盟会总部于1936年10月，通过考试招收了一批思想进步的爱国青年，举办村政协助员训练班，经训练后的村政协助员被派往全省各县农村，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鼓动工作，并发展扩大牺盟会的组织。盂县爱国青年郝光（原名郝攀桂）经训练后分配到朔县工作。1936年后半年，牺盟会总部通过往全省各县农村派村政协助员的方式，派牺盟会会员到各县宣传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国工作。分配到盂县工作的村政协助员有六、七人，负责人姓潘（晋南人），联络处设在县城东关“庆泰生”饭店内。他们主要在盂县城四关开展活动，也到西烟、牛村、上社、东会里等较大村镇宣传抗日，发展牺盟会员，建立牺盟会组织。贾格林（盂县人）就是在盂县城东关加入牺盟会的。后来，他又介绍20多人参加了牺盟会。东会里村有李谦、付兴华等16人自愿加入了牺盟会。李谦为牺盟会秘书，付德民为组织委员，付兴华为宣传委员。东会里村牺盟会组织建立后，经常开会学习，牺盟会员小学教师武宝一，还编排许多小歌剧，利用春节假日在街头演唱，如用小放牛曲调演唱的：
问：什么时失陷沈阳城？什么人强占东三省？沈阳原是谁家地？东三省住的是哪里人？答：九一八失陷了沈阳城。日本人强占了东三省。沈阳原是中国地。东三省住的是中国人。
这些宣传演唱，深受群众欢迎，起到了宣传抗日救国的作用。
1937年，村政协助员离开盂县，山西牺盟会总部又派苏应民、张秉国来盂县任特派员，正式挂出“盂县牺盟会”的牌子，地址设在盂县城内育婴堂。7、8月间，孟健夫从太原回到盂县，从事牺盟会工作。红崖头小学老师刘金垒，经张秉国荐举，也开始从事牺盟会工作。他们深入农村，宣传抗日，发动群众，动员青年参加抗日游击队。
牺盟会的活动在盂县起到了撒播火种的作用，在七七事变前，盂县就有了宣传抗日的组织，通过这些宣传，在盂县人民群众心中已经扎下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深根，为七七事变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盂县境内的抗战打下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二、七七事变后的盂县社会形势
1．死灰复燃的盂县国民党党部及其活动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铁蹄迅即侵入山西腹地，国民党阎锡山的军队一触即溃，国民党军政大员逃之夭夭。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挺进敌后，建立了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当时共产党内以王明为主要领导，允许国民党在边区建立组织。不久，晋察冀边区国民党办事处成立。办事处四处活动，到处建立组织。
1938年冬，边区国民党的负责人刘奠基、阎锡山军队的新二师师长金宪章等人来到上社镇，在第四高级小学内召集李沈定、周德昌、赵华甫、崔付岩等人开会，筹备在盂县恢复国民党党部，确定李沈定为盂县国民党筹备负责人。这一年，他们以“解放剧社”为掩护进行活动。
1939年春，日军占领上社，李沈定调边区国民党党部，随后即派郑文华任盂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王尔彰任组织委员，刘云门任宣传委员，赵本贞担任文书。盂县国民党县党部于7月15日宣告恢复。
盂县国民党县党部恢复后，把工作重点放在了发展党员上。他们通过亲友、师生、同学等各种关系发展党员。有个别人只是打了个招呼就记上名字，成为国民党党员。他们还通过以熟人关系引诱的做法甚至利用反动宣传进行恐吓拉拢。比如他们宣传“共产党是先甜后辣，时间长不了”等言论，拉拢了一些上层人士和知识分子加入组织。国民党县党部的刘云门和四区分部的武星璧曾这样宣传说：“共产党那一套不行，在江西吃不开了，才跑来北方。”“参加国民党有前途，将来晋东北的县长都要换成国民党人，就是村政权也要掌握在国民党手中。”通过这些活动来发展党员。据统计，当时国民党曾在盂县建立了11个区分部，发展国民党员1600多人。
正当八路军宣传动员扩大抗日部队之际，国民党党员、夫城口小学教员韩云山煽动说：“你们参什么军哩，一出去还不是一个也回不来。”国民党党员、赵家岔小学教员韩毓春对村长说：“你们不用那样积极干了，给八路军效劳有什么好结果呢？阎司令长官快回来了，回来的时候，每个国民党员要发给一支手枪，呢子大衣一件。”他们还造谣诬蔑说：“共产主义就不适合中国国情，你们看，共产党不是这里不行，跑到那里，那里不行又跑到这里，终归他们是在哪里也站不住脚的。”
刘云门曾与阎锡山派来边区的视察员张志伟（阎锡山的特务）合作，调查边区的抗日政权、抗日武装、群众运动等情况以及盂县抗日政府所在地，县级领导及一般干部姓名，部队番号、人数、武器、装备及部署等情况，报告给王靖国和阎锡山。边区国民党党部还派李沈定、张兰庭到新二师组织党部，密谋策划，企图组织武装力量，瓦解和打击八路军，争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政权。
1939年，盂县国民党党部曾与住在陕西秋林镇的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取得联系，派朱梅（兴道村人）、武星璧（西小坪人）、韩怀达（牛罗湾人）去受训。1941年，国民党山西党部派朱梅回盂县活动。1939年3月，日军占据了西烟、上社、牛村、东会里等主要村镇，势力范围扩张到全县东、西、南、北四境。八路军抗日政权活动在乌河、龙华河下游、滹沱河沿岸以及后东山等边缘地区。国民党也在四处活动，到处发展党员，破坏八路军领导的抗日工作。1940年初，中共盂县县委决在全县范围内进行3个多月的反汪派斗争。查封了盂县国民党县党部，逮捕了盂县国民党头子刘云门，镇压了罪恶严重的韩毓春、韩云山两个首恶分子。对受骗或盲从者一概不咎既往，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从此，盂县境内国民党活动的踪迹逐渐消失。
不难看出，在1937年前后，盂县这片土地上，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开展抗日宣传和发动工作的同时，之前成立的国民党党部也在活动，他们在国共合作的幌子下，仍然从事防共反共的活动，他们没有从抗日的大局出发，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而是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视共产党为敌人，破坏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工作。所以当时对他们的行径必须给以打击。
2．薄一波率领决死队来盂县宣传抗日
1937年8月，盘踞在山西的军阀阎锡山还统治着盂县，阎锡山委派的县长赵鸿春以及阎的“动员实施委员会”、“公道团”等顽固反动势力，把持着盂县的政权，严重阻碍着八路军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的开展。为了尽快唤醒民众开展抗日，遵照中共中央华北局的指示，县特派员苏应民、张秉国等组织发动盂县中学学生和民众1000余人，在盂县城的东坡底召开镇压汉奸军民大会，坚决要求驱逐阎锡山委派的不积极抗日的县长赵鸿春。大会上，群众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铲除汉奸卖国贼！”等口号，群情振奋。赵鸿春见势不妙，几天后悄悄溜离盂县。
9月，遵照中共中央、中共北方局的指示，薄一波同志率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称决死队）从太原出发，分别到晋东南、晋西北，配合八路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薄一波率领的“决死队”第一纵队一总队1500余人，从山西五台县来到盂县上社镇一带，进行抗日宣传活动。
这支队伍一到盂县，就积极宣传抗日，教唱救亡歌曲，维持社会秩序，打击汉奸恶霸，大大地鼓舞了群众的抗日信心。薄一波一行在上社镇驻扎较短时间后来到了盂县城。在盂县城牺盟会驻地见到了先期来到盂县的朱雅珍、苏应民、张秉国、孟健夫、刘金垒等同志，分析了当前抗日形势，并对牺盟会工作做了重要指示。
当时，阎锡山委任的盂县抗日游击县长胡仁奎（共产党员）和牺盟会负责人朱雅珍等已经以牺盟会为主在盂县开展了抗日救亡工作。薄一波到盂县城后就住在县政府，很快与胡仁奎、张秉国接通党的关系。按照中共中央华北局的指示，“决死队”和县政府的主要任务就是贯彻中央“洛川会议”精神，迅速开展救亡活动，掀起抗战高潮。“决死队”的官兵们在盂县驻扎的日子里，与县政府、牺盟会紧密配合，开展宣传抗日的工作，主要进行军事整训和整编，在盂县并扩充部队120余人，做了大量的抗日救亡工作。
薄一波同志还亲自到盂县一中就抗日形势、任务和动员全国人民组成全民族统一战线，实行全面抗战的方针政策向300余名晋中师生做了抗日救亡报告。他强调指出：抗日战争的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人民，日本强盗只能猖狂一时。薄一波同志的讲话对晋中师生教育鼓舞很大，后来有许多学生都参加了抗日工作。在给盂县中学师生做了报告后，牺盟会的张秉国、苏应明、朱雅珍、刘金累、孟健夫等人和县政府共同邀请薄一波等在县城武衙门举行了抗日救亡“谯会”，薄一波指出：“盂县地理位置很重要，日军侵占阳泉后就会向盂县进犯。鼓励大家在日军还未到来之前，要尽快发展抗日武装，动员全县民众组成统一战线，在农村积极发展党组织。不要被暂时的曲折和困难吓到，胜利是属于中国人民的。同志们要有信心坚持到最后胜利。”薄一波离开盂县时，为充实盂县地方抗日力量，将“决死队”队员王成鸿、程舜玉（女）等留在县政府工作，把后勤人员马学斌、高特、李希庚、郝光、张元书等留在盂县参加了工作团，坚持开展敌后工作。
10月初，日军沿着正太路向娘子关进攻，中共中央北方局指示薄一波，在日军侵占娘子关之前，“决死队”的第一纵队第一总队必须开赴正太路以南，到晋东南配合129师开创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薄一波同志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率领“决死队”在盂县城关驻扎20多天后，于10月上旬离开盂县，越过正太路向晋东南挺进了。
3．战地工作团对盂县的领导以及五县特委的建立
七七事变后，中共中央北方局（驻太原）和八路军总部指示，从部队和地方抽调一批精干的党员干部，组成“抗日战地工作团”（称工作团），到华北最前线和当地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配合八路军，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根据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山西立即组成“抗日战地工作团”。当时在120师359旅担任要职的刘道生，遵照王震、萧克、关向应指示，组成了359旅抗日战地工作团，主要成员是359旅教导大队的班排以上干部和在太原吸收的一批地方干部和青年学生，共计500余人。工作团在太原作了短暂的整训，于9月中旬由太原出发，首先到达五台县东治镇，又到河北省平山县。因石家庄已失守，刘道生就率领工作团驻扎在平山县，与河北省委党组织取得关系，向平山周围的井陉、正定、新乐、灵寿、曲阳、获鹿、行唐等县派出7个抗日战地工作分团，每个工作分团有60余人，分别到各县开展敌后游击战。
10月初，刘道生、陈宜胜、廖庆祥、贺相龙、李雪瑞、彭龙飞、王江峰（王坤骋）、王志才等80余人（包括火线剧社20人），从平山城出发，经洪子店来到盂县牛村镇停留3天。陈宜胜、李雪瑞、王江峰、王志才等30余人留在牛村开辟抗日工作，刘道生和廖庆祥、彭龙飞、贺相龙等50余人到平定、阳泉、平潭垴一带开展工作。刘道生等同志到达平定、阳泉，先派章安春（谷容章）去找地方党组织，章安春通过单线联系找到了李一清和王达成，工作团便与山西省党组织在平定、阳泉活动的王达成接通党组织关系，筹划在平定、阳泉一带开展敌后游击战的事宜。
阳泉、荫营一带早在1926年就有了共产党组织的活动，群众基础较好。工作团到达后，以当地的工人（阳泉煤矿、铁厂的失业工人）和贫苦农民为主要依靠，组成游击队，之后，向紧邻阳泉的盂县境内发展。10月上旬，刘道生、王达成等率领工作团100余人，由荫营动身，经三郊、三都、河底进入了盂县的清城镇，作短暂停留，到达盂县城。
在这段时期里，在牛村一带开展救亡活动的陈宜胜、王江峰等同志，工作进展也很顺利。他们以牛村镇为中心，向东会里、仙人、白土坡、獐儿坪、岭底、石旧都等较大的村庄派出工作人员，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组织发动群众，维持社会秩序。在陈宜胜机智果断的指挥下，在牛村镇巧设“鸿门宴”，收编了冯钦哉部下散兵70余人，缴获步枪70余支，在牛村镇周围村庄开展抗日工作，壮大了游击队，起到了鼓舞民心的作用。刘道生来到盂县城的第二天，陈宜胜从牛村镇专程赶来，汇报了牛村镇一带抗日工作的情况，受到了刘道生等领导的表扬和鼓励。
刘道生来盂县后，很快与胡仁奎、苏应明、张秉国等接通了党的关系，就住在县政府里。刘道生带来的几十名游击队员也搞到一些枪支，在县政府门口设立了武装站岗人员，挂出了“抗日战地工作团”的牌子。
经过短时间的工作，10下旬，战地工作团就在盂县建立盂（县）平（定）阳（曲）寿（阳）榆（次）五县特委。以抗日战地工作团的名义，公开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活动。工作团实际就是中国共产党在盂县建立的党组织，也是党领导下的地方行政机构，主要任务是根据“洛川会议”精神，宣传抗日，组织群众，建党建政，扩充游击队，开展敌后游击战，开辟抗日根据地。刘道生既是工作团的主任，又是盂、平、阳、寿、榆五县特委书记。王达成担任特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
五县特委成立后，各县抗日工作活跃起来，盂县广大群众纷纷奔走相告，一传十，十传百，家喻户晓。他们兴奋地说：“八路军和咱们民众一道抗日了”, “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才是真正的抗日队伍”, “只有抗日我们才做不了亡国奴！”“只有抗日中国才有希望！”广大群众把共产党八路军当作救星，主动给八路军工作团筹粮筹款，安排食宿。有的贫苦农民、青年学生和爱国知识分子参加了工作团和游击队。如刘金累、李远定、孟健夫、李枝功、张瑞仁、史希贤、赵学智、刘尚文（中社人）、郭觐光等人就参加了工作团、决死队和游击队，投入了抗日的洪流。工作团人员迅速增加，游击队人数不断扩大，盂县抗日救亡运动很快打开了局面。
此时，五县特委以盂县为中心，向平定、寿阳、阳曲、榆次各县派出干部开展工作。10月下旬，刘道生奉命调离盂县，去平山县和李仲德、栗再温等组建第四分区。五县特委改称为五县中心县委，中心县委书记由陈宜胜担任，组织部长王达成，宣传部长徐树桂，秘书王江风。在盂县建立的中共五县特委改为盂平阳寿中心县委，陈宜胜担任中心县委书记。
不久，寿阳县城被日军占领，从寿阳撤出来的一批抗日政府的人员候爱科、李奋征、李勇祯等到盂县的岑峰、石窖、温家山、东梁和西烟镇，在中心县委的领导下，继续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当时，中心县委的任务十分艰巨，八路军正规部队已开赴前线，盂、平、阳、寿、榆五县的抗日工作主要靠中心县委以及领导下的200多名游击队员坚持。中心县委根据中共北方局“在晋东北尽快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在盂、平、阳、寿、榆地区开展了五项工作：一、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安定民心，鼓舞抗日信心，克服悲观失望情绪。二、改造和充实地方政权，在较短时期内向盂县的旧一、二、三、四区委派了区长，把旧区政权改造成抗日区政权，将166个编村的村政权改造为抗日村政权。三、由贺相龙、彭龙飞组建的抗日支队（游击队）迅速扩展到200多人，不久改称七大队，由阮平接任队长。同时，还给正规部队输送了大批新战士。四、千方百计克服经济困难，实行合理负担，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人出人，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减轻人民负担。五、创建农村基层党组织，打击汉奸，开展敌后游击战，开辟抗日根据地。通过上述工作，五县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12月下旬，中心县委书记陈宜胜到寿阳检查工作时，在西南管村与日军遭遇，经过激烈战斗，身负重伤，牺牲在王村沟的小连巅村。谷容章接任五县中心县委书记，与组织部长王达成、宣传部长徐树贵、秘书王江风共同主持中心县委的工作。
五县中心县委是在战地工作团的领导下建立起来的。根据当时的局势，晋察冀边区政府指示刘道生同志，以盂县为中心、为基地，尽快建成包括平定县、寿阳县、榆次县以及河北的平山县在内的中心县委，全面负责领导这一地区的抗日工作。盂县的地理位置优越，高山峻岭易于隐蔽，而且群众基础很好，老百姓对八路军很信任，很适合中心县委开展工作。可以看出，盂县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是比较重要的。以盂县为中心建立的五县特委，为在华北地区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对中共中央华北局的工作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使盂县以及其他四县地区，成为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不可缺少的很重要的抗日阵地。
4．日军侵占盂县城
从1937年9月12日开始，山西北部重镇大同失陷，华北战略要地石家庄相继失守，10月下旬，娘子关、阳泉相继被日军侵占，华北地区的大片国土沦为日军之手。日军侵占阳泉后，就把侵占盂县城作为它的重要战略目标。
1937年的10月21日（农历九月十八日），多架日军军机空袭盂县城，向东关、东园村投掷重型炸弹6枚，炸死炸伤10余人，炸毁房屋30余间，从这时开始，日本军机几乎每天在县境上空盘旋侦查。1937年12月16日（农历11月14日），日军135联队一部约1000余人，配备汽车、马队等，在三本太郎司令官的指挥下，从阳泉出发，经荫营、河底，第一次进犯盂县城。沿途大肆抢劫烧杀，到达盂县城时，已是黄昏时分。次日，日军在城内大肆抢掠，烧毁盂县中学的校舍教室数十间，城内的文庙（孔庙）、大城殿、城隍庙和县衙门以及许多商号、民宅都遭到洗劫和破坏，还枪杀无辜居民多人。因日军初入城内，地形不熟，不敢久留，只住一宿，次日下午退回阳泉。1938年1月9日（农历腊月初八）驻阳泉的日军1000余人，纠集300余名汉奸伪军，沿阳盂公路第二次向盂县城进犯。沿路村民在日军到来前早已躲走，阎锡山的晋绥军早已撤退。但日军很害怕在半路上遭到八路军的袭击，一路上枪声大作，杀气腾腾，到下午才进入盂县城。自此，盂县开始成为日军的占领区。但是，盂县境内地面广大，地势多崇山峻岭，日军因兵力所限，只能在较大的村镇驻扎，大部分偏僻山区，日军只能突然袭击，不能久留，很适宜八路军开展游击战。所以，日军对盂县城的占领，也标志着盂县境内的抗日战争拉开了序幕。
盂县城被日军占领后，中共盂县县委、县政府工作机构迁到上社镇办公，县级群团机关也撤到上社镇秘密工作。主要领导成员有：县长刘鸿达、秘书赵铁如、马学冰、农救会主任王子华、青救会主任张布、妇救会主任陈舜玉、牺盟会领导朱雅珍、武委会主任温长宝、基游队队长武长珠、高特，七大队大队长阮平，（人称阮司令）等同志。这些领导机构都转入地下活动，领导着全县人民与日军侵略者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
日军占领盂县后，对盂县人民进行了残酷的杀戮和蹂躏，给盂县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面对日军的残暴，盂县人民没有屈服，没有退让，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起与日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5．盂县抗日群团组织相继成立
牺盟会和工作团的到来，唤醒了盂县这片土地上的广大民众。一大批抗日群团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的建立起来。
八路军战地工作团首先深入各村，发动农民参加农民抗日救国会（简称农会），并在农会中秘密发展共产党员，建立党的基础组织。到1938年1月，有100多个较大村庄，秘密创建了村农会组织。1938年2月9日，在上社镇成立了盂县农会，王子华任主任，赵焕平（赵成山）任组织委员，薛同连任宣传委员，齐学增任秘书。随之，各区的区农会也建立起来。四个区的农会主任分别是：一区梁仲金，二区武耀平，三区南玉志，四区韩吉斌。
县区农会遵照县委关于加强组织领导，积极发展会员，整顿了工作团前期创建的村农会，又发展了部分村农会组织，健全了村农会委员会，严格审查登记会员，并建立了会议、汇报等工作制度。县、区政府和各村的“动委会”，鼓励富绅募捐，救济贫民，清理阎锡山统治时期旧村长的账务，实行合理负担，宣传减租减息政策。农会组织在农村的威信逐步提高，打击了顽固封建势力的威风。到1938年6月，全县有112个村庄成立了农会，会员发展到3927人。
1938年3月1日，晋察冀边区农会成立，公布了《农会组织章程》。盂县农会经县委审查批准，编印了《盂县农会组织章程草案》，在全县会员及农民群众中进行了学习和宣传，有力地推动了农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当年秋末，县农会在徐峪沟村举办了农会干部训练班，由各区选派工作认真、正直可靠、联系群众的140名村农会干部，自带给养，参训40天，这批受训干部回村后，大都担任了党的小区干部和村委会主任，在工作中起了模范带头作用，壮大了农会组织。到1938年底，全县村农会组织发展到310个，会员增至6540人。
1938年3月，盂县工人抗日救国会（以下简称工会）在上社镇成立。在中共盂县县委领导下，全县农村雇工、羊工和兼农为生的铁木（匠）工人，积极行动起来，建立工会组织，工会主任是李凝冉。1938年7月，苌池村也建立了工会组织，会员55人。1939年冬，李凝冉调走，焦润田接任工会主任，刘国栋担任副主任。为了适应当时的形势，全县已经由4个区先后划分为14个区。到1940年夏，14个区都配备了工会干部，以工会组织为掩护，担任党的区委委员。在各区区委领导下，全县除敌占区外，100户以上雇工和羊工较多的大村，如东梁村、西梁村、王村、潘村、御枣口、北木口、石家塔、盂北、土塔、北下庄、獐猊坪、仙人、东庄头、山北、白土坡、东南舁、西南舁等60多个村，先后都建立了工会组织，会员达到1850人。
1938年2月，在盂县县委书记袁兴纯的主持下，在上社镇正式建立“盂县青年抗日救国会”，张布任县青委书记。1938年12月张布调离，史万修接任主任，刘尚文任青委书记。1939年7月，史万修调离，刘松汝接任。1941年1月，刘松汝调任区委书记，王子衡接任。1942年8月青救会并入抗日救国联合会。
盂县青救会建立初期，全县所属各区、村也相继建立了区、村青救会组织，各级青救会都设有主任、副主任和组织、宣传委员等，同时在青年中积极发展会员。为了团结教育广大青年积极抗日，凡是16到25周岁的青年，不分男女，只要愿意抗日，都可参加青救会。
各级青救会建立后，发展了大批会员，在县委的直接领导下，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活动。深入农村、学校，组织青年参加各种抗日活动。如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教唱抗日歌曲，编演抗日文艺节目，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动员青年参军参战，开展打游击，割电线、破敌交通、站岗放哨、捉汉奸、抬担架、送公粮，以及协助党和政府推行合理负担，减租减息、反对封建迷信，移风易俗等，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1938年春，盂县中学的部分学生，成立了“抗敌剧社”，在李远定、武宝仁的带领下，深入农村演出抗日戏剧，深受群众欢迎，鼓舞了群众抗日积极性。1939年，4区青救会在后东山一带的石塘、殊寺、榆林坪等村，仅10天内就动员了70多名青年参加了盂县游击大队。在“百团大战”和反“扫荡”斗争中，抗日根据地的青年，在支援和配合地方武装和主力部队对敌作战中，人人争先恐后，抬担架，送伤兵，运弹药，烧汤做饭，护理伤病员，收军鞋，送情报，执行各项战勤任务，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涌现出了许多英雄模范。
1938年2月，盂县妇救会建立。第一任主任是陈舜玉。1938年末，陈舜玉调离，盖志良接任。1940年盖调离，芦醒接任。1941年秋，芦醒在日军大“扫荡”中牺牲，郑健担任。1942年8月，随着盂县改变行政区划和精兵简政的实行，妇救会并入抗联会，于廷珍（张明）负责盂阳县妇女工作，郑健负责盂平县的妇女工作。
盂县妇救会建立不久，全县四个区的妇救会组织相继建立。县区妇救会干部，纷纷深入农村，向广大妇女宣传抗日救国道理，组织建立村妇救会，举办妇女识字班，宣传男女平等，反对封建桎梏，鼓励和组织妇女参加抗日斗争。凡是没有被日军占领的地方，几乎都有妇救会干部活动的足迹。滹沱河和龙华河两岸一直到后东山、王村沟、苌池川、乌河、阴山河一带，妇救会工作尤其活跃。
1937年底，晋察冀边区成立人民武装总指挥部，各专区也设立区队部，各县设立总队部。1938年2月，盂县人民抗日自卫队建立。盂县民兵组织走上了有组织、有领导的轨道。自卫队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建立各级人民武装组织，对自卫队员进行抗日形势教育、军事训练、站岗、放哨、传递情报、担任向导等。自卫总队部的第一任总队长温藏宝（河北平山人）、副总队长张垣桓、指导员高特（河北人，1941年牺牲）。温调离后总队长由王俊锋担任。王调离后由赵捷兵担任。各区先后建立大队部，区大队部设大队长、副大队长、指导员等职。当时盂县管辖四个区，一区大队长武长珠（阳泉市苏家泉人），二区大队长王益（盂县芝角人，后投敌叛变），三区大队长赵捷兵（盂县石旧都人）、四区大队长张锡恒（又名张丽泉，盂北村人）。农村普遍以编村（大村）建立中队部，凡年满18至25岁的男女青年，编为抗日先锋队；26至35岁的男女青年编为模范自卫队（基干民兵）;36至45岁编为普通自卫队；46至55岁为自卫队。全县自卫队员发展到1万余人。
这些组织的建立，使盂县的男女老少都发动起来，真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日军虽占据着武器精良的优势，但是面对盂县2442平方的国土，面对20多万盂县人民，他们无异于掉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6．晋察冀军区第二分区在五台、平山、盂县的活动
1937年10月，晋东北游击司令部在五台县东冶镇成立，红军干部赵尔陆任司令员兼政委。1937年11月13日，晋东北游击司令部改组为晋察冀军区二军分区，驻扎在晋东北五台县东冶镇，又建立中共晋东北特委。二分区军力主要由总部特务团的司政后机关、警通排、卫生队和三营营部带领的重机枪排、二个半步兵连组成。以团部司政后机关组成军分区的司、政、供、卫部门，以三营的部队分别组成四、五、六三个大队（相当于三个团，辖有营一级单位）。赵尔陆任司令员兼政委，辖五台、盂县、繁峙、代县、崞县、定襄、忻县、应县、浑源、山阴等县。
五县特委成立不久，赵尔陆带领吕建东（吕善昌）、徐树桂、袁兴纯、阮平以及数十名红军战士，于10月下旬由五台县东茹村来到盂县上社镇一带开展抗日活动，随即到了盂县城。当时盂县抗日民主政府由王承鸿接任胡仁奎担任县长，同时还有阳泉失守后由平定县到盂县二区工作的郭梦秋、史星三、史万修、刘鸿达、赵铁如等同志和陈宜胜、王江风等从盂县二区牛村镇来到盂县城。不久，寿阳县城被日军占领，从寿阳撤出来的一批抗日政府的人员候爱科、李奋征、李勇祯等，也到盂县的岑峰、石窖、温家山、东梁和西烟镇，在中心县委的领导下，继续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此间，刘道生来盂县与陈宜胜、赵尔陆一起研究部署工作，将吕建东等留在盂县，赵尔陆重返五台县负责第二分区工作。二分区的下属部队12团和4团，就长时期驻扎在盂县境内，成为打击日军的主要军事力量。
1938年9月20日，日军以23000兵力分兵10路向五台山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大“扫荡”。晋察冀军区部和群众，在五台、繁峙、代县、盂县等地开展了反“扫荡”斗争。日军独立第四混成旅团大队长清水率部从盂县县城出发，向北进攻五台县东南的柏兰镇。这是日军进攻晋察冀边区的其中一路。
9月28日，日军翻过药王岭，沿着猫铺沟而来，望见对面高耸的窑圪洞槐尖，怕有八路军把守，就停在御枣口河滩向山头发射五六十发炮弹，并派飞机侦察，发现没有八路军后才淌过滹沱河，在路经梁家寨、椿树底、山羊崖、长一铺等村途中，日军一路上遭到沿路游击队和民兵的打击，9月28日晚，才到了牛道沟掌，在牛道岭遭到八路军的猛烈袭击，机关枪、步枪、手榴弹把日军压在山底一个干涸沟里，两面的山崖又陡不可攀。日军进退不得，只好缩在山下与山上的八路军对峙射击。由于炮弹落在山上炸飞的石块会砸下山去对日军造成伤害，所以日军很少打炮，战斗一直持续到天黑，双方才停止射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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