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人物争鸣（下）试读：
简介
历史简单的概括就是：发生在以前对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的事，那历史人物也就不难理解了，当然就是在这些事件中起主导作用的人了。漫谈古今中外史，一览上下五千年。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青楼名妓秦淮风月。
第一章 历史云烟
毛泽东为什么偏爱文盲皇帝？
无聊读书，翻到一册《毛泽东评说历代帝王》，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毛泽东主席算得上大知识分子，然而在历代帝王中他却偏爱文盲，比如他认为：“明朝皇帝搞得好的只有两个，一个是太祖，一个是成祖。明太祖朱元璋皇帝做得最好，一个字也不识，是个文盲，明成祖皇帝做得也不错，是一个半文盲，识字也不多。”于谈论刘邦时更概括道：“书读多了就做不好皇帝”，“‘老粗出人物’，自古以来，能干的皇帝大多是老粗出身。”“可不要看不起老粗……一些老粗能办大事情”。看来，毛泽东偏爱文盲皇帝并非一时之兴起。
为什么偏爱文盲皇帝？就因为“老粗出人物”和“老粗能办大事情”？从逻辑上讲似乎说不过去，因为就算你举出若干实例证明了老粗中不乏杰出人物，但别人也可以同样举出知识分子中办出大事情的优秀代表。
不必讳言，毛泽东的思想系统里存有“反智论”的色彩。这其中是有渊源的。想当年，毛主席一度被留洋归来的高知王明等人排挤出中共领导层，毛所独创的游击战术和“农村包围城市”战略也被视为土包子弃置，其结果不仅是毛个人怀才不遇，而且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损失。这一挫折对毛泽东肯定是创巨痛深没齿难忘的。曾有学者指出，毛一生最厌恶和反感的就是“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其原因大概就肇始于此。“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当然是读书人才会有的，中外皆然，但把这两个主义和读书人紧密相连，“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几乎成为读书人的原罪，却是我们这个民族特有的历史积淀，否则你无法解释我们关于“书呆子”的笑话、故事为什么会如此之多。
有了深厚的历史积淀，再加上个人的遭遇，毛泽东与“反智论”的关系便不难索解了：从厌恶“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发展到不屑皓首穷经的书生，进一步便是对读书人这一群体感情的变化了，正如他1942年在延安的一次讲话中自述的：“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最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所谓“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云云，实无法用逻辑解释，只能从心理、情感上找原因。
受“反智论”影响，偏爱文盲皇帝便在情理之中了。其实按现代的眼光，中国之积弱就是从朱元璋的“厉行海禁”开始的，更不必提在这类铁腕主子治下辗转呻吟的小老百姓的痛苦了。
人类先民的“反智论”有睿智的一面——《老子》、《庄子》中就有许多这样的警句，它提醒我们警惕知识发展、文明进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但也仅此而已，如果成为“反智论”的俘虏，那就真应了“真理和谬误只差一步”这句老话了。走笔至此，我想起了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中的一件趣事：袁世凯对人评价张之洞曰：“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是讲办事的”，辜鸿铭对曰：“然要看所办是何等事，如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
震惊中外 解密1994年北京建国门外枪战
如果你有机会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去，留心的话会看到一个被7.62mm步枪子弹贯穿两个洞的钢盔，看到这个钢盔就会让你知道步枪子弹可以轻而易举贯穿任何头盔（当然包括头盔要保护的头骨），头盔的目的只是心理安慰，头盔设计的目标只是防手枪子弹和炮弹弹片的。再看看这个钢盔底下的主人姓名（东城分局民警曹付昆）你就会想知道这钢盔是被谁射穿的，这就牵扯出一个全世界军人都在模仿其动作的野战军人——田明建。
在野战军军人与武警和警察的你死我活的实战转播中，由于有了此人在全世界范围内第一次展示了专业高素质军人令人佩服的动作，在香港，好莱乌警匪片中，以及各国特种部队纷纷仿效的单手换弹匣的漂亮动作终于有了出处。
一九九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加拿大各大电视台突然播出紧急现场直播：“中国首都北京建国门外使馆区附近发生枪战，伊朗外交官和他九岁的儿子当场死亡”。人们在电视屏幕上看到，一辆黄色的“面的”挡风玻璃已经粉碎；一辆两节相连的公共汽车浑身弹洞；受了伤的伊朗外交官的孩子在车里大哭大叫；武警和警察在持着枪奔跑；人们抬着伤者急冲冲地撤离。与此同时，叭叭砰砰的枪声不断地爆响着。
中国政府在事件发生后，立即关闭了电视卫星传播，禁止各国记者进行现场采访。加拿大记者是因为枪战就发生在他们的外交公寓下面，而且是因为他们估计到了中国政府可能采取措施，在中国政府尚未“醒”过来的瞬间，抢在禁令之前转播了现场实况。这才使人们看到了几个珍贵的镜头。
国内的新闻媒介全部奉命对此保持沉默。只是当天的“北京晚报”被新华社授权刊登了的一条一百余字的新闻。以致于该报价格暴涨，洛阳纸贵，据说最高的被抬到了原价的五十倍。凶犯系驻守在通县的北京卫戍区三师十二团的中尉副连长，刚满三十岁，来自河南农村的田明建。
该人聪明机智，勤恳好学，军事素质极高，特别是枪法出神入化，而且为人精明，处事也算老道。曾被保送西安陆军学校深造，军事技术颇有造诣，特别是枪法，是学员中的尖子。在团司令部任参谋时，深受上司赏识，上下左右的关系也十分圆滑，许多官兵在涉及切身利益的关头，常常托他代为疏通，既然“一言兴邦”，自然也就少不了“一字千金”。一次，某战士重礼贡进，但求事无成，一气之下将他受贿的隐秘曝光，田明建遂被下放连队任职。副连长这个职务，按部队惯例是负责行政管理的。此前不久，一士兵请假探亲，田未批准。该战士平素与田关系不好，知道他借职权之便作梗刁难，与之争吵不休，田盛怒之下，对他拳脚相加。不打人不骂人是部队的纪律，殴打战士更是绝对禁止的。这就成为了轰动军营的事件。田明建停职反省，但一直思想不通，拒不承认错误，并与营团两级主管言语对抗，上级遂决定予以处分，而且，公开警告说：再不悔过，将令其还乡务农。
此时又发生的另一件事促成了田的铤而走险。田在农村的妻子曾与其生下一女，像大多数农村子弟一样，他一直盼望妻子能为其生个儿子，他受处分之前他妻子即已怀孕，由于农村严格的计生政策，他一直对部队隐瞒自己老婆怀第二胎的事，受处分后团里检查田的家信，得知其妻怀孕后即通知地方计生办，派人带其妻去乡里作强制人流，结果由于怀孕已近七个月，出了医疗事故，不但孩子（后证实为男婴）没了，连大人也因失血过多而死亡。田明建见似锦前程化作泡影，老婆儿子也没了，顿感心灰意冷人生绝望，他不甘于默默地沉沦，决心采取极端方式呼唤社会的注意。部队的惯例是：被停职反省而非隔离反省者，在正式处分下达前，只是不工作，不出操课，而无须办理交接。这给田明建向社会寻求报复提供了可能。九月十九日晚，他请枪库保管员吃饭，并从他手中借了钥匙。他从连队的武器库中取出一支部队刚刚装备不久的八一式步枪和满满六匣子弹。出操之前他把枪藏在检阅台旁边的椅子下面。
队员郑勇今年25岁，从警前为射击运动员，曾参加多种现场处置，可称“老枪”了。谈到“9・20”枪战，他心有余悸地说：当时现场很混乱，各部都用嘴喊，田犯原是部队军事尖子，他的八一式半自动步枪打的都是短连发精度射。咱们有的民警大大咧咧地站、蹲在灌木、车门后隐蔽；有的扣住扳机不撒手，带的子弹一下就打光了。
事件的发生时间正在国庆四十五周年的前十天，这个事件的发生，使得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当年的国庆讲话中，不得不加上了“我国一些地方社会治安还有许多问题”这样的话。
田建明事件反映出解放军中存在的很多问题。落后的管理体制。政工干部私拆他人信件，农村计生干部视人命如草芥，长此以往，必有大乱。
巷战，起码有三件不可或忘的要领，即：一，正面对敌，背有依托；二，敌众我寡，凭险据守；三，弹勿虚发，留有后备。田选择半自动步枪而非冲锋枪是对的。建国门枪战的全部资料所显示出来的田明建的战术动作，在低姿快速前进，利用地形地物，以及沉着冷静对敌方面相当有素养，可是，他在几十名武警和警察在街树，楼房，车辆掩蔽下向其逼近之际，竟然依旧背对对方狂奔，在最后，已经身陷包围圈中时，依然向空旷处寻求生路，而不是就近利用建筑物隐蔽自己，作困兽之斗。田在与武警接火之后，仍然胡乱扫射无关之物体，除了表明他意在闹事寻死之外，也表现出他缺乏一个职业军人在巷战中所应有的本能。（注：田明建不会开车）“田明建事件”后，北京卫戍区领导进行调整。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兼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何道泉中将（原任哈尔滨23军军长，何长工之子）降职为军区副参谋长，后任国防大学副校长），现已退役。北京军区副参谋长刘逢君少将对调，任司令员至今。北京卫戍区政委张宝康少将撤职，调南京军区政治部任副主任，现已退役。杨惠川少将调任政委。副司令员佟喜刚大校撤职、副司令员秦涛少将免职卫戍区警卫第叁师及12团的处分情况不祥，据称12团于1996年被撤销编制。
单手换弹匣：
单手换弹匣，是一个非常规的战术动作。我军中早已有之，但是扬名于天下居然是由于一名丧心病狂的杀人狂魔！
一九九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北京发生一起震惊中外的建国门枪战（或称使馆区血案或田明建枪案），北京卫戍区三师十二团的中尉副连长田明建，暗盗枪枝，出其不意，杀死数名军人（出操时），后又杀死数名社会无辜群众，随即，大批军警赶到，就在使馆区街道上交火，其间伊朗大使馆政务秘书尤素福穆汗默德皮什科纳里开车送孩子上学路过，尤素福当场被田明建击中身亡，四个孩子中一死两伤，田明建，一人，一枝八一步枪，六匣子弹，对抗数十全副武装的军警，居然有攻有守，后狙击手进入使馆区的高楼从背后将其击毙。
事件发生后和进行中，我国严密封锁了消息，但仍有加拿大记者（枪战就发生在他们的外交公寓下面）抢在我国禁令下达之前通过卫星转播了数个片段的录相，至今，北京居民应该仍对此事记忆犹新。
后记：
1、田明建不是一连副连长，他是一连连长，全团唯一红军连的连长，如果是副连长就不能让文书打开枪库，为他压子弹了。田明建军人素质较高，事发前，全团干部进行比武，还得过全团第二，出事后，他的照片还在光荣榜上张贴着。
2、他老婆并没有死，部队称“建国门”事件为“9.20事件”因为那天还是中秋节，9月19日他还在给他老婆打电话。
3、他的目的是什么，真正的原因是由于当年部队搞一个叫什么“双四一”的活动，军人天天除了背题就是拉动，特别是把卫戍区做为一个样板来搞，田明建所在的一连是全团唯一的红军连，也就是其它连队都是一些改编或者俘虍过来的，地位当然不能比了，全军的将军级人物都到该连参观学习，因此事，田明建被团里给了一个“团嘉奖”而该团团长则在事发前8天被提为警卫三师副师长。而田明建本人想得二等功，好办老婆随军，（副营随军）但希望破灭，而采取这样的极端行为。
4、田明建曾参加过全军大比武，给JZM都做过汇报演出，站姿、立姿射击战术动作相当不错，30发的弹夹，只打29发就能换弹夹（不会拉枪击）而当时部队全部是八一，没有冲锋枪，而全团也只有一连组织了实弹射击，所以有子弹，而其它连队是没有的，包括特务连，后来特务连还是到弹药库去拿的子弹。
5、田明建犯下如此大的错，应该说不对的，我们是感到失望的，但当时的体制和现行国家政策下，是应该考虑的，就拿现在来说，国家制定的和市政府制下发的文件，就是你拿到文件当到起说，地方的都不认，只送你三个字“生不逢时，现在是市场经济”我还想杀死这些人了，但我比他理智。
6、这件事发生后，张震同志很快的赶到了部队，而团里也组织特务连进行追击，特务连的一个战士后来将其打死，立了二等功，回家了，但是隔了两年，最后得了精神病。
7、处理了一打人，军务股长被判刑，因为是一个怕死鬼，枪响的时候，自己先躲起来了，文书被开除书藉，司令员何道泉，政委张宝康被降职，而副司令、三师师长、政委，三师副师长（原12团长）被撤职等等。十二团在事隔两年后编制撤销，至此警卫三师十二团在我军编制中消失，现该地方为北京卫戍区预备役2师所在地。全军“双四一”也不在搞了。
8、田明建虽然脾气不好，但是战士们还是比较喜欢他的，因为他针对的不是战士，而是当官的和这个体制，当时一个连长能拿几个钱了，所以了他闹出了“办假兵，收山羊”的笑话。但是他对工作还是可以肯定的，如果工作不出色，能让他当全团的龙头红军连的连长吗？能让他组织部队为全军“双四一”搞试点吗？能在全团没有子弹的情况下，唯独只有一连枪库里有子弹吗？连担当突发事件处理的特务连都没有。
9、至此，在全军的所以建制团，重新立了一个规定，统一成立一个战斗班，24小时呆在司令部，枪弹分发，随时准备处置突发事件（为什么9.20，田明建从通县可以杀到建国门了）路程至少有20-30公里，没有人阻拦了，就是因为当时没有这样的处理机制。
以下为引用一位当时身处北京事件周边朋友的证言：
应该是94年的中秋节前一天早晨（或者当天）。那时本人就住在光华路，枪战停止不久，本人刚好开车由光华路向西上二环（由于在早晨上班前的突发事件，当时并没有立即进行交通管制，也反映了当时政府处置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欠缺），大批警察在现场，警灯闪成一片，阵势挺壮观，当时凶犯尸首尚未被抬走（凶犯毙命地点是建国门国际邮局和亚太大厦之间的一片稍有凸起的灌木丛中，据说是被在他身后尚未竣工的楼上的阻击手一枪毙命的）。上文中的分析稍有些偏差，据说当时似乎是部队想自己追击解决（先头追击人员的弹药是临时从哨兵手里收集的）而未及时通知有关部门致使事态失控，凶犯被追击到雅宝路后才有警察到来，而当时使馆区的值勤武警配备的手枪也只有一发子弹，根本无法与八一式步枪（此枪可挂发枪榴弹）做正面抗衡，防暴狙击手是稍后才到的。记得当时的晚报在不显眼处登了豆腐块大的报道，大致说持枪暴徒滋事被击毙云云。
的确有过当时传言是田同志老婆难产，需要老公及时照顾，结果部队领导不批，田同志遂怀恨在心，遂于当日阅兵时打死所在部队主官，之后劫持一出租车行至雅宝路地段与围追堵截部队展开战，并被击毙。但田同志狗急跳墙，向过往行人及车辆扫射，人员伤亡不详，但据目击者说，当时看见前面的人不知为什么就倒在地上了。当时（94年吧）我们刚军训完，大家笑谈很多老百姓不知“卧倒”的动作要领就转瞬间趴在地上。有个同学的邻居一听枪响，扔下自行车跑回家中。呵呵，往事了。当时追捕过程中，有市刑侦的、防暴大队的，还有其它单位的，大家趴在草丛中，相互间喊话，乱做一团。由此导致我军手语的规范化。
94年建国门血案背后：持枪军人曾被评模范
邓小平拉着他的手说：“你比我还小10岁，还可以干一届”
1992年10月20日，北京人民大会堂。88岁高龄的邓小平红光满面，神采奕奕，接见党的十四大代表。当他走到张震面前时，突然停住脚步，紧紧拉着张震的手，亲切询问张震的年龄和身体状况。张震激动地回答说今年已经78岁了。邓小平欣慰地说：“你比我小10岁，还可以干一届。”并嘱咐张震一定要协助江泽民同志，用3年左右的时间，把我军各级领导班子调整好、建设好，保证各级领导权要掌握在忠于党的路线的同志手中。
张震知道军委副主席的工作过去多是老帅们担当的，他们在全党全军德高望重。现在，党把自己放到这个岗位上，自感差距甚远，如履薄冰。在此之前，他早有退休的思想准备。在当年4月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张震（时任国防大学校长兼政委）即表示：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军委的会议了，并就平时想到的有关军队建设的战略指导、体制编制、教育训练等方面的问题，敞开讲了自己的想法。随后，他又向军委领导同志写了书面报告，建议派一个合适的同志来接替他的工作。然而，就在张震准备离休的时候，9月中旬的一天，一位领导同志找到张震，传达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告诉他，中央根据邓小平同志的建议，考虑在党的十四大时，要他参加军委领导工作。听后，张震心中一怔，感到太突然了，没有一点思想准备。这天晚上，张震整晚没睡好觉。他深知这副担子的份量。衡量自己，文化水平比较低，高科技知识贫乏，也缺乏指挥现代战争的经验，特别是年龄大了，在全军在职干部中是数一数二的，恐怕难当此重任。但同时，他又想到党和国家正处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关键时刻，能否保持军队的稳定至关重要，这是党和国家进一步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基础。既然是邓小平同志的建议，是中央作出的决定，作为一名老党员、老战士，在党和国家需要自己的时候，应当无条件地服从组织安排。于是他给自己规定了9个字：“干实事，少出面，不越权。”努力工作，谨慎从事，不辱使命，不负众望。老骥伏枥，鞠躬尽瘁，努力再为军队建设作出一份贡献。
适应新形势，研究制定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
1992年11月9日，在军队的一次会议上，江泽民明确指出：“现在国际形势发展很快，要密切注视把握形势的发展变化，正确决定我们的军事战略方针。”其时，张震就坐在旁边，听后，他深入地思考着这方面的问题。
工作从哪里入手呢？张震和军委其他同志商量，并报请江泽民同意，于12月上旬开了一次军事战略问题座谈会。有关部门提交了研究报告，进行了认真讨论。一致认为，研究确定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很有必要，对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会议分析了世界战略形势和我国周边安全环境，研究了制定军事战略方针的基本依据和基本内容，并就此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江泽民看了有关材料，认为：“这样座谈，集思广益，很好。”
张震在座谈会结束时，即席发言。他肯定了这次会议的成果，着重回顾了新中国建立以来军事战略方针几次调整的情况，提出了研究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应当把握的原则，并突出强调，研究战略问题首先要认清国际形势。他在分析新的国际形势之后，指出：世界并不太平，局部战争在世界上接连不断，对此要予以应有的、足够的重视。强调“要立足于能够打赢一场高新科技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因为“未来战争要么不爆发，爆发了就是高新技术的战争”，“高科技一定融合在战争之中，不是能打不能打的问题，一旦发生战争，不能打也要打，客观上要求我们这样干”。张震认为，未来高新科技条件下的战争，有许多新的特点。特别是武器装备的信息化、智能化、一体化趋势，情报获取、处理、传递和使用的效率空前提高，高精度的远程攻击能力明显增强，各种武器装备结为一个有机系统，使作战效能成倍增长。战争形式、作战样式也随之出现了新的特征。在陆、海、空、天一体的电磁环境中，战争空间变得极为广阔，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地位作用更为重要；现代侦察技术手段使战场隐蔽伪装更加困难，高强度、全纵深的综合火力打击成为达到作战目的的基本手段；全纵深高速机动的非线式作战将成为基本交战方式；远距离的精确打击可望摧毁全纵深的各种重要目标；信息战贯穿于作战的全过程，争夺制信息权成为作战的一个关键问题。因此，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亟待创新。张震强调要着重探讨如何把作战力量、战场空间、时间和作战手段等制胜因素有机结合起来，发挥整体威力，有重点地打击敌军整个体系中的弱点与要害。他的这些论述，后来写入了《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总领条“军事科学”中。
在这次会议上，张震还强调“军事战略方针必须要与国家的发展战略相协调，要从国家安全与发展的全局来考虑”。“我们军队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军事战略应确保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
张震的讲话整理出来之后，他送呈江泽民审阅。江泽民仔细看了，认为“讲得很好”，并作了几处修改。
在研究制定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过程中，张震特别找来彭德怀元帅1956年在第二次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题为《关于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的讲话，学习老帅们当年研究和平时期军事战略方针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他还约请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曾庆红交谈，请曾庆红把彭老总的报告呈送江泽民参阅。
总参作为军委的总司令部，在张万年的领导下，积极主动地组织有关部门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向军委提出了关于军事战略方针的建议。军委常务会议经过多次认真讨论，采纳了总参的意见，于1993年1月正式向江泽民呈送了关于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问题的报告。在同月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江泽民代表军委明确提出，要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这一讲话，得到与会者一致赞同，标志着我军新时期战略方针的正式确定。
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的提出，抓住了军队建设的“龙头”。龙头一抬，全身皆动，有力地推动了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
从突发事件中吸取教训，大力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建设
1994年9月20日上午，北京建国门立交桥。一名现役军人手执自动步枪，疯狂地向过往行人扫射。刹那间，多名遇难者倒在血泊之中，其中甚至有驻华外交人员。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首都从未发生过的案件！案发原因不明。张震闻讯后，感到十分震惊，立即乘车赶赴出事现场。这时凶犯已被击毙，但现场还未清理，血迹斑斑。张震仔细察看着、审视着、思考着现场的一切。随后，总政治部主任于永波赶到，张震与于永波等一起到医院看望伤员，下部队调查情况，很快就弄清了真相。
凶犯是驻京郊某部的一名连长。此人追名逐利，个人主义恶性膨胀。对下随意训斥，甚至打人；对上则阿腴奉迎，为了升官，曾向团部领导送过礼。导致这一恶性案件的直接原因是，他在安排战士探家时处事不公，与一名战士发生矛盾，动手打了那名战士，又公然召开连队军人大会，讨论并表决开除这名战士的党籍。问题暴露后，上级机关决定派工作组到该连进行整顿。这时，那位收礼的团领导托人将礼品退回。于是这名连长感到提升之路已断，遂生报复之心，铤而走险，先在营区行凶，尔后劫车直往市区建国门发难。
张震还进一步了解到，对这样一个连长，有的领导曾经认为他敢于管理，把他所在的连队评为队列管理模范连。事发前不久，还在那个连队开过现场会，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张震认为，这个事件的发生，反映出该部队在党的建设、干部任用、思想教育、训练管理、基层建设等方面，均存在严重问题。同时，也暴露出在工作指导思想、领导方法、工作作风等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问题。张震郑重地说：“发生这个案件绝非偶然，是长期积累的多方面矛盾的综合性暴露。”在现场，张震对处理善后事宜提出了要求，初步总结了几条教训。
这个事件的发生，也惊动了江泽民。当张震和江泽民谈及此事时，张震还深深感到内疚、自责。他说发生这样严重的问题，作为军委领导成员之一，他的工作没有做好。这个事件给他敲响了警钟。军委对此作了认真分析研究，采取了一系列改进工作的措施，并对有关责任人进行了严肃处理。
在此后的工作中，张震按照江泽民的要求，针对部队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把它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着重抓好爱国奉献教育、革命人生观教育、尊干爱兵教育和艰苦奋斗教育，并进一步把党和红军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永葆人民军队本色。
加强干部队伍的“四化”建设
1993年1月，北京，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张震以浓重的平江口音向大会作报告。报告中，他根据邓小平的一贯思想和江泽民的指示精神，重点讲了干部工作。既充分肯定过去干部工作取得的成绩，又客观指出存在的问题，由此着重强调要大力选拔和培养好接班人。
讲这番话时，张震脑海里不断闪现在十四大前夕，邓小平对刘华清和他的明确要求：这几年的任务，最主要的就是选拔接班人。要在全军范围内选拔一批40到50岁的人，放到一定的岗位上进行培养。个别的要破格，特别突出的要有勇气提拔，在提拔过程中培养。
报告中，张震提高语气说：要严格掌握选人标准。要按照小平同志提出的任用干部的3条标准：第一，听党的话，是真正的共产党人；第二，有能力；第三，有好的作风。不能把那些吹牛拍马、送礼求官、只讲空话、不干实事的人提拔到领导班子中来。干部的任用，要由党委集体讨论决定，任何时候不能个人说了算。
张震强调要建设好一支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的干部队伍。
张震说，军队是要时刻准备打仗的，如干部年龄过大，则难以胜任。过去战争年代，我军的干部都比较年轻，许多人二三十岁就担任重任。那时候打起仗来，几天几夜不睡觉，不当一回事，饿了喝几口水，照样能干。现在能行吗？熬上两天两夜，就不打自倒了。再说，要准备打赢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实现干部队伍的知识化、专业化，就显得十分迫切。
军委首先抓了大军区领导班子的调整配备，在大范围交流了一批高级干部，其中大军区正职干部就有近20人，涉及到三总部和全军各大单位。这是继1985年之后交流幅度较大的一次。随后，军委又抓了军级领导班子的调整。张震和刘华清、于永波等同各大单位主要领导一个个地谈话。
对干部情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让张震逐步意识到，邓小平同志关于选拔接班人的嘱托，不是讲几次话，提几条要求，调整一下班子，就可以完成好的，需要有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有一些具体有力的措施。因此，他考虑需要搞一个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规划。于是与于永波、王瑞林等同志商量，他们均表示赞成，并就规划的内容、要求等提出了许多好的想法。经过几个月的准备，总政向军委呈送了《关于加强军以上领导班子建设的三年规划》的送审稿（以下简称《规划》）。
在制订和审定这个规划的过程中，各种议论都来了。有的担心《规划》强调年轻化，会重复以往出现过的片面性；有的顾虑《规划》目标定得过高，要求太急，会引起干部的动荡；也有个别人从自己的进退去留出发，讲一些不负责的话。有些熟悉的老同事、老朋友半开玩笑地对张震说：“不要干这种得罪人的事。”他听了，一笑置之。张震说，做工作哪有一点不得罪人的呢？只要组织工作稳妥，思想工作细致，坚持用邓小平思想和江泽民的指示统一大家的认识，问题是不难解决的。张震要求各大单位要按照干部“四化”建设方针和德才兼备的标准，下功夫把人选拔培育好，积极稳妥地抓好《规划》的落实。
经过多方努力，一大批优秀年轻干部脱颖而出，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到1995年度，三总部和大军区充实了一批50岁出头的干部，形成了比较合理的年龄梯次结构。同1992年相比，平均年龄普遍下降1—2岁，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提高到92.1%，经本级培训的提高到75.1%，后备干部更加充实。
重调查研究
在军委5年间，张震除了处理日常工作，每年都要抽出三四个月的时间，到部队特别是基层调查研究。每到一地，他不管多忙，都要找领导干部个别谈话。一般情况下，都是同干部本人当面谈，不去绕弯子。对干部的缺点、毛病，他讲在当面，讲在会上。考察干部，他多方听取意见。他特别强调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管理和监督。他常用家乡的那句“家神不正引鬼来”的俗话，提醒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
1996年7月20日，新疆军区发生了一起14人淹亡的重大事故。张震在京听到的汇报是：事发原因是突遇山洪，难以避免。张震听后总感到不大对劲。这些人到出事地点干什么去了？都没有讲。正好，张震在9月初要去新疆驻军调查研究。行前，他先派总政有关部门的人员去了解情况。到乌鲁木齐后，他专门听取总政调查组的汇报，参加军区党委常委会议，一起分析发生这起事故的原因。
经过实地调查，真相大白。原来，在自治区和全疆部队紧张地进行抗洪时，上级一个工作组到新疆检查工作。为欢迎这个工作组，新疆军区机关某些人便安排一次野餐活动，提前一天派人开着汽车，带着帐篷和食品去设营。为了玩得好，选择在河边的平坦草地上。结果，第二天清晨，工作组还没到，洪水却突然袭来，把打前站的人员连同装备、物资一起冲走，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事发后，有关责任人又统一口径，隐瞒事实真相，欺骗上级。
张震对此非常恼火。他说：这起事故，完全是由于违反军委廉政建设规定而引发的。在新疆军区党委会上，张震作出了严肃批评，责成军区领导认真总结教训，让他们扪心自问：如果淹死的是自己的兄弟姐妹，又该怎么办？他忍无可忍，气愤地说：“事发当天，在被冲走人员生死不明的情况下，个别同志居然还有心思举办舞会，还有没有一点同志感情！”为严肃党纪、军纪，军委对有关责任人给予了必要的纪律处分。对这件事的严肃处理，不但对新疆军区机关、部队震动很大，而且对总部机关、高级干部也是一次很好的教育。
1996年夏天，华南地区遭遇第15号、第18号台风袭击，驻该地区的海空军部队装备遭受了一定的损失，并造成一些人员伤亡。有人认为，这一损失是由于无可抗拒的自然力造成的。真的如此吗？张震深入到驻该地区的海、空军部队，与干部战士座谈，和有关人员一起分析事故的原因，他提出：这样严重的损失究竟能不能减少？有些损失能不能避免？到底有些什么教训？经过调研，得出的结论是：台风灾害是客观存在的，但从主观上讲，工作不落实，作风不扎实，领导失职，不按科学办事，是一个重要原因。如果各级高度重视，决策指挥正确，措施得力，损失是可以减轻的，有些也是可以避免的。后来，张震给江泽民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的调查报告中，总结了几条主要教训：一是麻痹大意。二是决策失误。三是措施不力。每条教训中，他都举出了实例，一针见血，毫不含糊。张震说，上述问题的发生，是源于领导机关存在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他在与部队座谈时强调：要进一步增强领导干部的事业心和责任感；要尊重科学，按客观规律办事；要加强训练，提高部队处置各种复杂问题的能力；要讲真话，报实情。
为了解到真实情况，张震有自己的办法。这就是每次下部队，既听取部队领导事先准备好的汇报，也临时出题目让他们回答；既同领导干部谈话，也同基层干部、战士座谈；既有工作组的集中活动，也有分散的安排；既到事先安排好的地方去看，也临时提出到没有安排的地方去。这样做，了解到的情况就比较全面、真实，还可以发现一些问题。一次，张震到某部队，部队安排他看一个连队，内务卫生搞得很好，整齐划一，战士用的暖水瓶都是新的，连炊具也多是新换的。张震觉得不大正常，便“自作主张”，转身到了附近一个连队，看到的却是另一种情景，饭堂缺这少那，营具破损严重。陪他的那个部队领导面红耳赤。张震没有批评他，因他已经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张震了解到部队的经费确有困难，便立即要总后帮助他们解决营具问题。
通过下部队调查研究，张震也从干部、战士身上不断吸取营养。在南京军区某部，他与一名刚入伍的战士攀谈，问那战士当兵吃不吃亏？那战士说：“如果我活60岁，我当3年兵保卫国家，其余57年，人家当兵保卫我，怎么吃亏呢？”从广大官兵的身上，张震看到他们在很艰苦的条件下，为了保卫祖国，建设国防，不计得失，甘愿吃苦，无私奉献，深受教育。官兵一致，团结奋战，试看天下谁能敌！
耄耋之年的张震，在军委工作5年间，至少有一年的时间在部队搞调研。一些熟悉的同志和他的子女，总是劝他少下几次部队，少跑一些地方。但他总认为，“既然在其位，就要尽其责，不下部队怎么行？”5年来，他跑遍了海军、空军、二炮、各大军区、省军区和师以上部队，还到了一部分院校、科研单位和军分区。到了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还到了中朝、中俄、中蒙、中哈、中缅、中老、中越边界，看望边防部队。在高温高湿的西沙群岛，他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晚上热得难以入睡也在所不辞。在青海高原地区，他不顾缺氧等困难，坚持下基层调研。下部队期间，有时为了赶路，他起早贪黑，一天要跑三四百公里，颠簸、劳顿，使他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留下的腰伤隐隐作痛，厉害的时候，腰都直不起来，但他不吱一声，照样坚持下连队。5年里，他只出过一次国，把有限的工作时间，全用在部队建设上。尽管他非常牵挂故乡——湖南平江，但此身早已许党许国，重任在肩不言归。张震直至卸任之后，才悄然回过故乡。
军队要“吃皇粮，开正门”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国家集中财力发展经济。军队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贯彻要“忍耐”的方针，军费减少，不足部分需自筹解决。于是以盈利挣钱、弥补经费不足为目的的经营性生产逐步发展起来。1988年前后，当时一位中央领导提出，要给军队一个政策，叫做“自我发展，自我完善”。此后，部队办工厂、建矿山、搞公司、搞生产经营的积极性更为高涨，干了一些按照社会分工不该由军队干的事。张震敏锐地看到，这虽然为部队解决了一些困难，但也引发了不少矛盾。江泽民主持军委工作后，多次强调“军队要吃皇粮”，重申了这一符合军队社会职能的思想。但由于整体军费满足不了需求，军队生产经营的规模就难以得到有效控制。据1993年上半年的统计，全军生产经营实体已达万个，从业人员80余万。这是个不小的摊子。更为严重的是，军队从事生产经营，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与民争利的事时有发生，引发了一些军政、军民矛盾。个别单位用人不当，为了赚钱，不择手段，行贿受贿，偷税漏税，走私贩私，影响极坏。一些单位的生产收益进了“小金库”，财务管理混乱，为铺张浪费、贪污腐败开了方便之门，腐蚀烂掉了一些人，包括个别高级干部。对此，张震早就深有感触。他在国防大学任校长兼政委期间，一次，留学生系买卖羊绒，亏损几十万元，引发班子内部矛盾。为帮助他们查明情况，处理善后，张震花费了不少精力和时间。还有一次，地方因经营纠纷，有关人员状告国防大学，张震作为法人代表，当然就成了“被告”。所有这些都使张震深刻认识到：生产经营，军队不能搞。在1991年底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张震在发言中就曾提出：“要充分认识搞生产经营对军队的危害。”1992年1月，他亲笔给一位军委领导写信，信中特别分析了军队搞生产经营的弊端，再次建议军队应该“吃皇粮，开正门。不然，认真查一下，不知多少人要犯错误”！1992年底，在军委常务会议上，经过议论，明确了军队生产经营不宜再扩大。对现有的摊子怎么办？要总后从调查研究入手，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1993年春节后，军委派出三总部工作组，分赴东北和山西调查。4月初，军委听取汇报后，明确指出，要对生产经营进行治理整顿。并继续组成三总部联合工作组，对其他地区驻军的生产经营情况进行调研，尽快提出切实可行的治理整顿措施。一个月后，总后汇总了各工作组的调研意见，向军委呈送了《关于全军生产经营状况及改进意见的调查报告》，同时，代军委起草了《关于改进和加强军队生产经营工作的决定》。7月中旬，军委常务会议用3个半天时间，集中讨论军队生产经营问题。一致认为，军队生产经营，对于弥补各项经费的不足，保证部队生活，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这样搞下去，弊端太多。牵扯了抓部队全面建设的精力，影响了战备训练。不少单位搞经营，还运用部队装备，挪用正常经费，实际上是转移国防费。如把这些扣除掉，真正的收益所剩无几，甚至是负数。还严重地损害了人民军队的形象，破怀了军政、军民关系，腐蚀了干部，滋生了一批贪污腐败分子。违法乱纪案件时有发生，令人触目惊心。
军委常务会议认为，整顿改革军队生产经营工作，刻不容缓，要根据会议讨论意见修改《关于改进和加强军队生产经营工作的决定》。尔后发各大单位党委征求意见，将《决定》标题中“改进和加强”改为“整顿、改革”。
1993年8月20日，江泽民亲自主持军委常务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军以下作战部队一律不得从事经营性生产。会议还决定，将军队在山西办的煤矿、洗煤厂、煤炭集运站等，全部移交地方管理。会后，张震即赴成都军区搞调研，将如何整顿改革生产经营，列为关注的一个重点。在部队的所见所闻，使他深感邓小平1978年的指示确实站得高，看得远，很有预见性。那时张震还在总后工作，为筹备1978年全军后勤工作会议，曾和王平政委一道向邓小平汇报、请示工作。邓小平当时就对军队生产经营问题作了明确指示：军以下部队坚决不办工厂，为盈利的一律停办，要断这条路……同时，张震也深感江泽民对整顿军队生产经营的决心下得对，不整顿确实不行，发展下去，会毁我长城。
然而，以安置家属就业为目的的家属工厂要不要停办呢？
张震到一些偏僻边远、条件艰苦的驻军部队调查时，看到由于地方经济薄弱，安排随军家属就业有困难，相当一部分要靠部队家属工厂来安置，家属工厂确有一些办得较好。云南某师一个花卉工厂，安排家属20多人，年收益50万元。家属月收入可达300元，使得干部很安心。但有些部队没有家属工厂或者没办好，干部思想就没有那么稳定。张震感到，在目前情况下，师以下部队的家属工厂不仅不能收，而且一定要办好。他让随行的人员给总部有关部门打电话，说明他的想法。并在给江泽民和军委其他成员的《关于成都军区调研情况的报告》中，也专门建议“部队以安置家属子女就业为目的创办的家属工厂，似也应允许保留”。这个想法与在京领导成员完全一致。最后，全军部队的家属工厂，一共保留了1800多个。
1993年10月30日，《中央军委关于整顿改革军队生产经营的决定》正式下发。《决定》要求对生产经营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军以下作战部队不再从事经营性生产，现有企业由各军区、军兵种集中归口，统一管理。《决定》提出实行军企分开，生产经营单列体系，使部队建设和生产经营按照各自轨道，分别运行……
同年11月3日，全军生产经营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张震代表军委讲话。他首先分析了军队生产经营的形势，指出得失利弊。讲问题比讲成绩篇幅多了一倍。他针对当时存在的突出问题，明确提出军队生产经营的指导思想一定要做到6个“必须”：必须放在适当位置；必须坚持为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的方向，这是我军从事生产经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规模适度，范围适当；必须实行军企分开，按各自规律办事；必须严格限制经商。张震提高声音强调说：“从历史教训看，军队经商是走向衰败的重要原因，必须遵纪守法，防止各种腐败现象的发生！”张震还专门讲了淮海战役中的一个例子。战役之初，国民党决定放弃海州、连云港，让其第九绥靖区的部队退守徐州。如是这样，敌人集中在一起，仗就很难打。当时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在海州开着几个盐号，为一己私利，竟事先告诉其经纪人，弄得满城风雨。这时国民党第九绥靖区司令李延年还蒙在鼓内，事后他感慨地说：“刘峙这样看重钱财，泄露军事秘密，不败何待！”这件事，张震后来在全军纪律检查工作会议上还再次提及。张震强调指出：“经商必然会引起军队的腐败，而腐败的军队都是没有战斗力的！”
为做好整顿改革军队生产经营的工作，张震提出4点要求：统一思想，服从大局；加强领导，精心组织；严格纪律，令行禁止；稳定队伍，提高素质。
会后，各单位积极行动，按照军委的决定，对生产经营进行了清理整顿，集中归口管理。1994年，军委又组织力量对此进行了检查、验收。6月，再次召开全军生产经营整顿改革座谈会，张震再次讲话。他联系军队在深圳经济特区等地进行生产经营中发生的严重问题，尖锐指出：“一直到现在，仍然有一些同志没有真正理解军委的决策，对生产经营有利一面看得比较多，对其产生的危害看得比较少。这是一种危险的思想倾向。如果部队继续大规模地从事经营性生产活动，各级都想着经营赚钱，就会腐蚀军心，涣散斗志，败坏风气，削弱战斗力。任其发展下去，甚至会自毁长城，改变我军的性质、宗旨，影响党和国家建设大局。”一语千钧，全场震惊！参加会议的同志知道中央军委领导对此决心很大，非得刹车不行，会后紧急行动。至1994年底，整顿改革军队生产经营的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盲目发展的势头得到了有效遏制，集中统管的企业超过60%。
党的十五大后，1998年3月，军委决定非作战部队也不搞经营性生产。7月，党中央又明确作出军队、武警部队不得经营的决定。张震坚决拥护这一加强军队建设的重大举措。
张震清醒地知道，涉及利益调整的事，历来难度很大。他从实际出发，在整顿改革生产经营中，指示总后，测算作战部队不搞经营性生产各项经费的缺口究竟有多大。测算结果，一个集团军的经费缺口，一般在3000万元至5000万元之间。军委在贯彻勤俭建军前提下，根据军费的可能，从1994年起提高了20项公务事业费标准。在经费分配上，特别向作战部队倾斜，向基层倾斜，保证了作战部队和基层建设的需要。
在整顿全军生产经营的同时，张震要求各部队大力发展农副业生产。1993年，他深入驻云南地区部队调研时发现有的部队不重视农副生产，不会利用自然条件，蔬菜不能自给，还要上街去买肉蛋。便建议他们充分利用云南四季能种菜的条件，把农副生产发展起来。他算了一笔帐：1993年全军共有390万亩耕地，高于全国人均水平，潜力非常大。在张震提议下，1994年军委批转了总后《关于进一步发展军队农副业生产的意见》。1996年秋，张震去兰州军区调研时，看到部队在戈壁滩上种植的瓜果长廊，硕果累累，高兴地摄影留念。他看到部队种在塑料大棚里鲜嫩的蔬菜，郁郁葱葱，当地群众纷纷上门求教，成了致富的新门路，心中就像喝了蜂蜜一样甜，兴奋地说：进行农副业生产，不仅改善了部队生产，还培养了战士的劳动观念，培养了一批种植、养殖人才，支援地方农副业生产，于国于军于民都有利。
组建驻港部队，实现香港顺利回归
张震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后，摆在军委面前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驻军香港。然而，当时在香港问题上与英国当局的斗争还很尖锐。我国政府根据党中央的决策，同港英当局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同时，积极周密地做好各种军事准备工作，力保香港届时顺利回归祖国。
张震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十分重视做好驻军香港的工作。1993年新年伊始，军委讨论驻香港部队的组建问题，提出了要适当加快组建进度。经江泽民批准，军委发布了《组建驻军香港部队》的命令。3月底，军委又批准成立了驻香港部队筹备小组。总政下发了《选调驻香港部队干部条件的规定》，总参、总政联合下发了《关于驻香港部队士兵条件的规定》。各有关单位、部门积极认真做好这一工作。广州军区就把在秋收起义中诞生的拥有“大渡河连”荣誉称号的连队调来了。
1993年4月，张震到广州军区搞调研时，看望了这支部队。因刚刚组建，人员来自四面八方，住在临时营区，条件相对艰苦一些，但部队情绪高昂。
为了加快驻港部队建设，张震同地方和驻军领导一起，勘察新营区建设。深圳新营地有几株古榕树，又高大又茂盛，因位置与营区规划有矛盾，有人主张砍掉，被张震制止，要求设法保留下来。结果成为营区一景。
张震同驻香港部队筹备小组座谈，特别强调三点：一要牢牢保持老红军的优良传统，坚持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能够经得起各种严峻的考验；二要加强学习，熟悉基本法和将要颁布的驻军法，了解香港法律，依法执行防务；三要充分认识驻香港任务的特殊性，摸索部队建设的特殊规律。
张震特别关注对驻港部队的思想政治建设，以使这支部队在长期保留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特区执行防务而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和优良作风。重点抓了干部队伍建设，严格进行考核，选派优秀干部。为此，相应提高了干部任免权限。同时重视兵源质量，严格把好政治质量关。并紧密结合部队特点和官兵的思想实际，有针对性地进行思想教育，坚决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蚀。实践证明，这支队伍经受住了复杂环境的考验，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
1994年八一建军节前夕，张震欣然接受香港《紫荆》杂志记者的采访。他介绍了我国政府在香港驻军问题上的一贯立场，介绍了驻港部队组建和教育训练的情况，并通过记者转告香港各界人士：“当1997年那个庄严的时刻到来之时，我驻港部队必将以文明之师、威武之师的精神风貌展现在香港市民面前，也必将以人民军队特有的风貌和实际行动，赢得港人的尊敬和爱戴。”其时，香港居民对我即将驻军的问题十分关注，但又不了解情况。专访发表后，引起较大反响。
1996年1月28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宣告：驻香港部队组建完成。
1997年5月，张震再次来到驻香港部队检查工作，听取汇报，看望部队，他还亲自去到现地我方一侧检查了3个进入香港的口岸。他欣慰地看到，经过4年的建设，驻香港部队的军政素质、风貌都有了很大变化，进驻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
根据江泽民主席“驻港部队一定要保持好的形象”“要以文明之师、威武之师的良好形象进驻香港”的指示，张震结合在部队了解到的情况，认真研究进驻后可能遇到的问题。回京之前，他与广州军区司令员陶伯钧、政治委员史玉孝和驻香港部队司令员刘镇武、政治委员熊自仁进行了座谈，提出驻香港部队必须做到：忠于祖国，热爱人民；艰苦奋斗，一尘不染；依法驻军，依法治军；纪律严明，军容齐整；训练有素，武艺精湛。要从这5个方面来树立驻香港部队的良好形象。
这期间，英方设置了种种障碍，拒绝我方提出的派先遣人员提前进港及先头部队进港等合理要求。经多次交涉、谈判，英方被迫接受我方的立场，同意我方先遣人员可以携带武器提前赴港；并于6月23日达成协议，同意我先头部队509名军事人员，乘坐39台车辆，于6月30日晚进入香港。
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随着江泽民主席的一声令下，6月30日21时，进驻香港的陆军地面部队从文锦渡、皇岗、沙头角3处口岸同时开进，准时到达指定位置，顺利地完成了防务交接。7月1日6时正，我陆海空主力部队先后开进，胜利完成了进驻香港的任务！
7月1日零时，中英两国政府香港交接仪式在香港隆重举行。张震在电视里看到，鲜艳的五星红旗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声在香港会展中心冉冉升起，心中高兴万分。随后，他在给儿时学友的信中写道：“耄耋之年，见此盛况，不虚此生。”
1999年12月20日，澳门顺利回归祖国。
2001年1月，离休后的张震和夫人马龄松获中央批准，去香港、澳门参观，期间分别会见了当地最高行政长官董建华和何厚铧先生，并得到他们的热情接待和周到安排。张震还应邀到驻香港部队看了看。
看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之后的繁荣景象，张震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他深情地怀念毛泽东、邓小平，殷切地希望，台湾问题也能够按照“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得到圆满解决，在他有生之年，能够踏上祖国宝岛——台湾。
这不是梦，这个愿望定能实现！
宋美龄偏爱蒋友柏 亲自指导如何追女生
爷爷蒋经国的撒手人寰，除了让年少的蒋友柏第一次感觉到亲人离世的悲痛外，感触最深的还有阳明山家门口一夜之间变得门可罗雀，父亲蒋孝勇的生活也骤然变得如闲云野鹤般散淡。以前一天往往有几拨人风尘仆仆地上山，前来请求蒋孝勇疏通关系的国民党军政大员更是数不胜数。现在蒋经国尸骨未寒，居然很多人立马就变了嘴脸。
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父亲蒋经国的话又一次回荡在蒋孝勇耳边——人在走路时，转弯最重要。这句话原是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的名言，蒋经国生前经常挂在嘴边。这时的蒋孝勇分明感觉到，他的人生和家族命运是该转弯了。
恰好蒋孝勇太太方智怡的姐夫张春旺在国外，曾经在加拿大东岸的魁北克省蒙特利尔留学并且工作过。因此，去加拿大的念头在蒋孝勇的心中萌生……
1989年3月，急流勇退的蒋孝勇带着全家准备离开台湾。他在临行前决定公开接受媒体的专访，这是他在即将告别台湾之时一次袒露心境的谈话，他认为这是一种必须和责任。
3月8日，蒋友柏一家人正式离开台湾，赴桃园机场送行的亲朋好友很多，将小小的贵宾室挤得水泄不通。这时蒋友柏的弟弟蒋友常却按捺不住远行的兴奋，说说笑笑。而蒋友柏却开始有点忧郁，因为要离开生于兹长于兹的家乡，心里总有难舍的牵挂。
当飞机滑向天空时，友常在一旁高兴地大喊。友柏却发现父亲默不作声，不住深情地看着那片绿色的岛屿渐行渐远，眼里噙满了泪。无限山河，别时容易见时难！
飞机载着这个特殊的家庭，飞向世界另一个角落。对于蒋孝勇全家的出走，台湾舆论界普遍认为，这是蒋家王朝根拔台湾、“家天下”气数尽散的表现，是一个时代的谢幕……“就让孩子们到美国来吧！”就在全家人为友柏、友常无法在加拿大升学一筹莫展之时，宋美龄对着前来美国的小孙子蒋孝勇心疼地说。
蒋孝勇曾特意从加拿大飞往纽约，为年近百岁的老祖母祝寿。宋美龄关切地问起了重孙的情况，蒋孝勇把兄弟俩因为法语无法过关而不能升学的情况实打实地告知。耄耋之年的宋美龄反应一点也不迟钝，听后立即给小孙子出主意说：“既然在加拿大过不习惯，可以让孩子们来美国读书，这样回家近点。”
宋美龄是希望蒋孝勇带着全家移民到美国，因为她一直以来对这个小孙子情有独钟。蒋孝勇小时候就很讨宋美龄的欢心，是宋美龄和蒋介石的小开心果。可能是爱屋及乌，友柏和友常也自然成了老夫人的心肝宝贝。当初宋美龄下决心离开台湾，也同意蒋孝勇移居加拿大时，就想让蒋家的子孙都远离政事日非的台湾，在她身边形成一个大家庭就再好不过了。
早在1975年，蒋介石逝世后一个星期，全台为蒋介石举行安厝之日的第二天，伤心欲绝的宋美龄下定决心去美国安度晚年。那年的9月17日，她和同行的20多个家眷、侍从飞往大洋彼岸，后来长期居住在纽约长岛蝗虫谷。
宋美龄在蝗虫谷的居所是她在赴美前两个月，私人掏钱专门修葺一新的。这幢房子原是孔祥熙家族的产业，而孔家没有后代在纽约。房子坐落在僻临郊区的地方，四周都是参天大树，年久失修而显得破败，经过宋美龄一番精心装修后，终于显现出它的华贵原貌。
不过，宋美龄在蝗虫谷的生活一直不是很安定。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她曾数次往返于台湾与美国之间，其间除了治病外，最主要的还是陆陆续续地搬东西。绝大多数都是她的私人用品，来来回回总共搬了3次才算搬完。
到1991年9月宋美龄再度离开台湾，这一去真的不再复返。这或许和她在台湾饱受了亲族凋零之伤痛有关。首先长孙蒋孝文的去世给她很大打击，祸不单行的是紧接着非常能干的蒋孝武又突然离世。老干犹存，新枝却一个个凋零，尤其是蒋孝武的去世，仿佛向世人宣布蒋氏家族正式退出政治舞台。虽然历经人生坎坷的宋美龄表面很平静，但是她内心还是犹如波涛般汹涌。
宋美龄在台湾看尽了兴衰分合，与其看不到未来的希望，不如一走了之，一了百了。
宋美龄来到美国后，没过多久因为蝗虫谷老房子的条件所限，不得不搬到纽约84大街的葛莱西官邸。
从宋美龄寓所大楼的外表看上去，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一栋15层高的普通公寓，宋美龄和她的侍从们分别住在9、10两层。房内装饰以红色为主色调，大量运用了锦缎修饰，地上铺满了地毯。公寓的正面对着风景秀丽的公园，紧邻宽阔平静的纽约东河，距离纽约市中心的各大医院也很近。大隐隐于市，比较适合宋美龄退隐而居。
蒋友柏对曾祖母宋美龄有着天然的感情，他的英文名字Demos就是曾祖母给取的，此语出自希腊文，意思是“人民、群众”。宋美龄取这个寓意深刻的名字，无疑带有浓厚的政治寄托。
在旧金山的时候，蒋友柏和弟弟每年圣诞都在曾祖母那里度过。在友柏眼里，曾祖母是位始终穿戴整齐、令人尊敬的优秀女性。她近百岁头发还没有全白，尽管比当年稀疏了一些，但黑发仍能长到腰际。每天都梳得整整齐齐，一丝不苟地盘在头上，风采不失当年。
蒋介石宋美龄罕见浓情照曝光
蒋友柏印象中，曾祖母绝大多数时间都在10楼，很少会下到9楼来，因为她每下楼一次都很麻烦，必须化妆、梳头，至少要花去一二个小时。友柏十分清楚，这与她的生活习惯不无关系，她一生始终坚守两个原则：没化好妆、梳好头，她是绝对不会下楼或是出门见任何人的，包括像友柏这样的小重孙子；她只要起身出门，一定要穿着长及脚踝的中式旗袍，带着珠宝首饰。连经常亲近她的友柏这样的晚辈，在纽约的6年时间里，一次也没见过她没有化过妆的样子。这对宋美龄来说是一种礼仪，所以蒋友柏每次看曾祖母一定会穿西装。
关于这条特殊的规矩，蒋友柏清晰地记得，曾经跟随过他们家多年的一位老侍从，有一年农历春节前夕来到纽约，提着两罐曾祖母最爱喝的乌龙茶去公寓探望，却被曾祖母拒之门外。这并不是曾祖母心高气傲或目中无人，了解她的人都知道她是不方便见客人，她每次见客都得又是化妆又是梳头的，年纪这么一大把了，为了见一位侍从这么来回折腾，真的没有这个必要。
宋美龄年纪大了也喜欢儿孙绕膝，一大家子一起热热闹闹的。每年到宋美龄的生日或者圣诞节，蒋友柏一家人都会到纽约去聚会。那时宋美龄已步入风雨飘摇的晚年，但友柏每次见到曾祖母还是像小时候一样，先是亲昵地抱住她。每当这个时候，在一旁的母亲方智怡总会连忙提醒，生怕儿子无意间会伤着老太太。但宋美龄每次都毫不介意地笑道：“没关系，抱紧点才好，越紧越好。”
在曾祖母宋美龄那里，无论是圣诞节还是祝寿，吃饭前是必须祷告的，宋美龄会指定一位带着大家一同祷告。以前在台湾则是轮流担任，小孩子们也得中规中矩地感谢上帝、感谢农人。不过友柏这时候并不懂什么上帝，只觉得比较有意思。每当大人在虔诚祷告时，他也睁着眼闭着眼装模作样地装作祷告。
此时的宋美龄虽然廉颇老矣，但童心未泯的她还是喜欢驾车外出兜风，有时候也叫小友柏作伴，陪着她一起到外面兜风。尽管宋美龄自己会开车，但却很少亲自把握方向盘，当然年纪也不允许了。
她一般让司机把车开到很远的地方，把大家带到郊外的公园，这时她便掏钱请大家吃冰淇淋。说是请“大家吃”，其实因为她本人很喜欢吃冰淇淋。友柏这只小馋鬼每次也能跟着大饱口福，像只跌到米缸的小老鼠一般。
冰淇淋和巧克力一直是宋美龄的最爱。有次她还亲自教友柏、友常他们小孩子做巧克力。她手把手地教友柏，先将一大块的巧克力慢慢融化，再用模型做成一颗颗巧克力糖。有时还让友柏陪她一起打桥牌。
当然也有让蒋友柏困窘的时候。曾祖母有次居然测试他外语水平，出了个题目让他现场写篇英文作文。蒋友柏抓耳挠腮地憋了半天，在小本子上磕磕巴巴地写下一篇千字文，最后毕恭毕敬地交了上去。没想到等他战战兢兢地拿回来时，上面却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红圈圈，简直是惨不忍睹。
友柏知道曾祖母的英文炉火纯青，当年抗战期间，她在美国国会发表即兴演讲，以略带美国南方口音的英语，把中国人英勇抗战的情况生动地介绍给美国人。她的演讲多次赢得雷鸣般的掌声，直至最后全体起立热烈鼓掌。一位议员说，从未见过这种场面。她的演讲通过收音机在全美转播，打动了千千万万美国人的心，每天有数百封来自全美各地的信寄到白宫，收件人都是宋美龄。美国媒体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作了大量报道，1943年3月初那一期的《时代》周刊就以宋美龄的头像作杂志封面。
宋美龄自小在美国受过良好的教育，她对英文文法要求非常严格，所以，小曾孙蹩脚的英文水准自然不入她老的法眼，理所当然要把友柏的作文改得面目全非。
蒋友柏下决心要把英文学好。从此他一有空就记单词、找人练口语、读英文小说，如此日复一日地用功学习，他的英文水平终于突飞猛进。
宋美龄对这个小曾孙十分偏爱，眼看着他个头一天天猛蹿，一眨眼工夫就长到了一米八了，她的担心来了，她觉得友柏这孩子内向，在女孩面前比较拘束，怕这位小曾孙不解男女之情，她甚至指导他如何来追女孩子。比如聊个天喝个茶，送女孩子手帕啦，写一封热情洋溢的情书啦……但友柏私下却认为曾祖母那一套做法已经大打折扣了，她那个年代的东西已经不实用了。
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在秦城监狱12年遭遇
1967年9月13日凌晨三点多，夜色苍茫之中，清冷的秋风阵阵掠过，一辆军用吉普车突然停在中南海光美的住所前，几个不速之客闯进住处，宣布对她正式逮捕。
刘少奇辞世三年后，王光美才在狱中得到消息在此前后，她受到了无数次围攻式审问，充满逼供、欺骗和辱骂。两个月后，王光美以“美国中央情报局长期潜伏的高级战略特务”的罪名，被投入秦城监狱，开始了隐秘的监牢生活，监号是67130。
她被单独囚禁在二层楼的一间牢房，里面又脏又湿，墙壁霉湿半截。平时要求必须坐着，脸朝门口，不能靠墙。有时她坐着没事，捻捻头发，哨兵就马上走过来，问：“你手上是什么东西？”12年里，她不知道当天是几月几号，只知道是上午、下午，抬头透过牢门上监视的小窗户才知道是阴天、晴天……
春去冬来，寒冬里北风尖厉地呼啸，铁窗外的天空中雁群一掠而过……王光美逐渐钝化的意识中，不断浮现出亲人们的身影。少奇怎么样？孩子们在哪里？幼女小小见不到妈妈会怎样？她一概不知。王光美后来回忆，那时她常想起少奇与她最后分手时留下的话，相信党和人民总会把问题搞清楚，历史总会恢复它的本来面目。不管遭受多大的冤屈和磨难，她坚定地要活下去。
她向监狱申请送些生活用品和换洗衣服来，没想到的是，东西送来后，意外地夹杂着一双少奇的袜子。她万分惊喜，忙把这双袜子珍藏起来，想念少奇和孩子们的时候，就悄悄看看这双意外得来的袜子。
在狭窄的斗室里，王光美坚持活动躯体，进行一些徒手锻炼。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努力让自己的心理生活在正常的世界，尽量做到身体被囚禁，精神却仍然健康和自由。
1971年9月，林彪出逃事件发生后，王光美的孩子们听说彭真、薄一波的子女相继见到了被关押的父亲，就给中央和他们熟悉的叔叔阿姨们写信，要求见爸爸妈妈。毛主席在宋庆龄转来的信上批示：父亲已死，可以见见妈妈。
当专案组向王光美说有孩子来见她时，倔犟的王光美并不同意。她想，我关在监狱里，这么个样子，算什么呢？不明不白地怎么能见孩子们呢？后来，监狱人员向王光美传达了毛主席的批示，她才同意。也就是在这一天，她才知道，少奇已经在三年前含冤辞世。她80多岁的老母亲，也被抓进监狱，惨遭迫害致死。
1972年8月18日，王光美的4个子女，刘源和刘涛、刘亭亭、刘小小历尽曲折，终于见到了他们的母亲。此时曾经容光焕发的母亲瘦弱不堪，满头灰白头发，连腰也伸不直。穿着一身旧黑衣，神情麻木、迟钝……
中央组织部在接管所谓专案工作的当天，就将王光美从监狱中接出来，安排她和孩子们住在一起。她被送到的地方竟是她当年参加革命的地方——翠明庄，这里已成为中组部招待所。命运仿佛画了一个大圈。
著名主持人杨澜曾这样记录她采访王光美及相关人士时的情景。
王光美：现在我走过翠明庄，我都觉得翠明庄与我有关系。
杨澜：刘红是翠明庄的工作人员，王光美出狱来到翠明庄时，她才19岁，被分配给王光美当服务员。
刘红：我记忆中她穿的是狱衣，就是她从车里走出来时穿的一身黑衣服，进我们房间就换普通衣服了，就像咱们一般的普通衣服，那种布的衬衫，头发都过肩了。我给她理完发就给她放洗澡水，赶快让她洗澡，洗干净后，她见到了他们家人，家人一起过来。
杨澜：孩子到这儿见到她，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刘红：当时孩子就喊她妈妈，都哭了，然后王光美也哭了。
刘亭亭：尤其是刚出来的时候，她看人一多，精神就比较紧张，有时她一做操，都是这种弯着手，这样做操，当时她那个屋子，就6平方米，她伸不直，后来我就说，有的是地方了，没关系，伸直了。
原本幸福美满的大家庭，在这个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冤案中，6人身陷囹圄，4人因迫害而惨死。王光美的幼女小小与父母分别时只有6岁，母女12年后相见时，彼此竟不识对方了。
1979年春节，王光美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春节联欢会。这是王光美12年来第一次公开露面。
1979年1月王光美出狱后第一次参加人民大会堂的春节联欢会，刘源和万里的两个儿子搀扶光美进入人民大会堂先是一部分人认出了她，走过来同她握手、拥抱，后来，人们越聚越多，把光美密密地包围起来，有的同志拉着她的手失声痛哭。被挤得东倒西歪的王光美，从一个个或熟悉、或陌生的脸上、眼里，看到了人们的怀念和敬意。她眼含热泪，向人们深深鞠躬，高兴地说：“我又和同志们在一起了，是人民解放了我！”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由于少奇的问题尚未最终解决，她不便过多露面。在一次会议上，她见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在主席台上，散会时，想过去打个招呼。邓小平看见她后，显得很激动，老远就从主席台上站了起来。他一站起来，主席台上的人也都站起来，会场上爆发出一片掌声。
人们向王光美投来敬慕的目光，给予她深情慰勉。胡耀邦安排王光美住进翠明庄后，还批示给王光美增加工资，批准为她配备专车。
第二章 历史秘闻
田家英为何吊死在毛泽东藏书室？触犯最大忌讳
田家英是“文革”还未全面开始时自杀的高级干部，他在1966年5月4日至26日标志“文革”全面发动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通过第一个“文革”纲领性文献《五一六通知》的会议）还未结束时就自杀了（23日）。众所周知，田家英当时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特别重要也最引人注目的，他是毛泽东主席的秘书。因此，他的自杀是震惊全党的大事。
田家英为什么自杀？是怎样自杀的？迄今45年过去了，这件事仿佛还未取得完全的共识。而真正厘清这件事，对了解“文革”乃至高层政治都是十分重要的。
是毛泽东秘书，也是毛的忘年交
田家英1922年1月生，原名曾正昌，四川成都人。3岁丧父，9岁丧母，11岁被迫辍学，在哥嫂开的中药铺做学徒。田家英生性喜爱读书，在辍学的日子里，靠着一本字典通读了《资治通鉴》、《史记》和许多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他性格倔强，不甘听凭命运摆布。他的床头挂着一副对联，“走遍天下路，读尽世上书”。1935年，田家英13岁时，就在报刊不断发表诗歌和文章，在川中被称为“神童”。“田家英”这个名字就是他发表文章时用的笔名。
田家英在中学读书时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他与同学经常到街头茶馆宣讲抗日、散发传单，还参加了由共产党员领导的抗日救亡团体“海燕社”，因此被学校开除。1937年11月下旬，田家英和志同道合的几个人告别故乡，踏上了去延安的路。12月到达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
1938年2月，田家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田家英相继在马列学院、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宣部等单位工作。1941年至1943年间，田家英在延安《解放日报》上陆续发表了《奴才的见解》、《从侯方域说起》等文章。《从侯方域说起》一文毛泽东特别赞赏，虽说那只是千余字的杂文，但从中可看出作者的文史功底和敏锐思想。文笔如此老辣深沉的作者竟是一位20多岁的小伙子，这让毛泽东颇为感慨。自那以后毛便注意田家英这个“少壮派”了。
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国。由于他长期生活在国外，汉语讲不好，毛泽东打算请一位老师教他历史、语文。这时毛泽东很自然地想到了田家英——田熟悉文史，又与毛岸英同庚。就这样，田家英当起了毛岸英的老师，与毛泽东的交往也就多了起来。
1940年代的最后几年，国共两党大决战的时刻，也是革命胜利的前夜，毛泽东的工作异常繁忙，需要增加新秘书。1948年8月，在陈伯达、胡乔木的推荐下，26岁的田家英开始担任毛泽东的秘书。
田家英深得毛的信赖、倚重，毛泽东的存折、稿费、印章都交给他。作为毛泽东的日常秘书，田家英把主要的精力与才华都用于协助毛泽东的工作。他事无巨细，凡是毛需要他做的他都尽力做好，从起草文件、下乡调查、处理信访直至保管存折，称得上是大管家。他对毛泽东极为敬重，在毛身边工作，更是深受熏陶与感染——两人有许多共同的兴趣、爱好，这使他们成了忘年交。
毛泽东有夜里工作的习惯，为此，田家英也努力适应毛泽东，与他同步工作。1961年11月6日清晨，忙碌一夜的田家英刚准备睡觉，连续接到机要员送来的毛泽东三封内容相同的信，都是让他查找“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这两句诗的作者、出处等。田家英知道毛泽东将有新作问世，凭着对古诗词的深厚功底，没费多大功夫就找到了，那是明代高启的《梅花》九首之一，是婉约派的诗词。这让毛泽东非常高兴。毛经常让田家英做这类事情，他都做得很好，满足了应急之需。
这里顺便说一件事情。近年网上传播一个说法——1995年6月，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校联合向中央书记处提出《关于〈毛泽东选集〉中著作原稿的审核、考证意见》的书面报告，该报告称：“经过中央有关部门的审核、考证，发现在《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160余篇著作中，由毛泽东执笔起草的只有12篇，经毛泽东修改的有13篇，其余诸篇全是由……（别人）起草的。”必须郑重指出，这个所谓报告及其内容完全是谎言。人们都知道，毛泽东写文章是不让别人代笔的。无数事实证明，毛泽东不仅会写文章，而且是大手笔。他自己在1964年一次中央会议上就明确说过：“我写文章从来不叫别人代劳，有了病不能写，就用嘴说嘛。1947年写《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时，我病了，就是我说别人记的……”毛泽东不仅自己这样，也希望和要求其他领导干部这样。当然也有例外——例外之一，就是八大的开幕词是别人替他起草的。八大会议上，毛泽东所致开幕词，受到代表们的热烈欢迎，多次被掌声打断，会议中间休息时，许多人还对开幕词啧啧称赞。毛泽东不掠人之美，坦然地告诉大家：“开幕词是谁写的？是个年轻的秀才写的，此人是田家英。”八大开幕词中有句话：“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是田家英起草八大开幕词的得意之笔，也是毛泽东十分满意的一句话。这句话，必将和古人说的“满招损，谦受益”一样成为不朽的格言。
特别需要指出，田家英为编辑出版毛泽东著作立下了很大功劳。他参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至第四卷的全部编辑工作，还主持编辑供广大青年和一般干部学习使用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同时，协助毛泽东编辑了《毛主席诗词十九首》和《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毛选第一卷至第三卷的注释，是田家英主持撰写的，其中一部分由毛泽东亲自撰写和定稿。四卷《毛泽东选集》出版以后，田家英和其他同志发现注释中有不少疏漏和不确的地方，从1962年起，他主持第一卷至第三卷注释的修订工作。田家英发表的文章，绝大部分是宣传和介绍毛泽东著作的。可以说，他把一生中最主要的精力倾注在毛泽东著作的编辑、出版、研究和宣传上，真正做到了殚精竭虑、呕心沥血。
田家英经历过长期的革命锻炼，是很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干部。在思想品质上，他诚实、正派、有骨气，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作为毛泽东的秘书，他敢于向毛泽东反映基层的真实情况，对重大政策的制定和修改也敢于提出自己的建议。田家英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自杀之谜：当事人的回忆
但这样一位好干部为什么在“文革”还未全面开始时就自杀了呢？这个问题应该述说清楚，否则就成了历史上的永久之谜。众所周知，对这个问题的说法很多，而影响最大、最值得重视的恐怕是胡乔木的说法。我不揣疏漏和冒昧，大着胆子就以胡乔木的说法为例谈谈此问题。
最近，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丁晓平著《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胡乔木在毛泽东和邓小平身边的日子》，一些报刊不断选载和介绍，被称为是一部“评价公允”、“真实可信的优秀传记作品”。该书关于田家英之死的情况叙述如下（转引自8月12日《作家文摘》）：
被加上“篡改毛主席著作”罪状的田家英（指在整理毛泽东1965年12月21日的谈话时，田家英主张删去“《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等词句——笔者注），早在1962年就被江青第一个戴上了“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帽子。这次又得罪了江青，厄运终于降临。1966年5月22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戚本禹等三人以中央代表为名，来到田家英在中南海喜福堂的家中，宣布罪状，停职反省，逼迫其限时限刻搬出中南海。“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田家英忍受不了对他的诬陷和侮辱，痛苦地在5月23日结束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丁晓平的书认为迫害田家英致死的首要责任人是江青，具体执行者是王力、戚本禹，他们到田家英家中，宣布田家英罪状，要他停职反省，逼他搬出中南海，他因忍受不了这种屈辱才自杀。当然，作者是沿用胡乔木的说法，但事情果真如胡乔木所说的这样吗？江青对田家英之死无疑有责任，不过我没掌握确实材料，没法具体说明；但说到直接导致这一悲剧的王力、戚本禹，他们对这件事情都有详尽的说明——若不因人废言，从“法律”上讲，也应该听听“被告”一方的意见。这里顺便说一下，胡乔木说王力、戚本禹1966年5月22日就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不准确，因为中央是1966年5月28日才发布通知宣告中央文革小组成立的。
下面，先看看2001年出版的《王力反思录》中关于田家英之死问题的说法：（一）在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检查以后，会上讨论对四个人的处理。罗瑞卿不在这个会上处理，由军委处理。大约是20日，少奇同志主持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一个组（那时不叫专案组）处理彭、陆、杨、田（家英）的问题，总的组长是周恩来，下分四个分组，彭、陆、杨、田各一个分组。彭组由周恩来自己负责，陆组陈伯达负责，杨组康生负责，田组安子文负责。（二）（二）安子文分组的成员是我和戚本禹。21日或22日，安子文突然打电话通知我和戚本禹到他家里去，坐他的车到田家英家里，怎么谈事先没商量，是安子文一个人谈的，我和戚本禹都没说话。我认为安谈的还是相当缓和的，不是那么气势汹汹。安对田说：“中央认为你的错误是严重的，不适宜担任现在的工作了，暂时由戚本禹负责。中央要你马上把有关毛主席的手稿、文件、编进毛选的原稿、印的东西清理一下，全部交出来。”这当然实际是撤职，这是毛主席决定的，少奇、总理都不能决定。（三）（三）23日继续开会，就在这个会上，汪东兴接了个电话后很紧张地跑到主席台上跟总理说，田家英自杀了。总理马上要安子文、王力、戚本禹立即赶到田家，这时田家英已经不能救了。他喝了一瓶茅台酒然后上吊。事先把公务员打发出去，布置了一大堆任务，很长时间才能回来，他自己倒锁了门自杀。等公务员回来敲不开门，最后报告中办把门撬开，把田家英放到地上，已经没有希望了，我们去时已死了很久。安子文光叹气，有话可以向组织上说嘛！我和田家英是朋友，私交很好，在文物方面有交往，我觉他死得很可惜。戚本禹也吓呆了。戚本禹对田家英一直很好，戚被打成右派，是毛主席让田家英解放他的，而且把他调到要害部门工作，田家英是他最大的恩人。戚对田家英的旧情还是有的。总之当时对田家英之死都感到惋惜。（四）（四）田死后当天下午，安子文找了我、戚本禹、董边（田家英的夫人——编者注），到中央组织部谈田家英死的经过。董边说，头天夜里田家英说了一句话：“中央把我当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我看是当成敌我矛盾了。”她说，她当时没有注意这句话，没有向组织汇报。7月份江青回京前，我们就听到传达江青的话，说陈伯达、康生（实际上是说周恩来）为什么不采取措施，让田家英自杀了？江青回来后又骂了好几次，说对田家英处理不果断，早就该隔离。她是把田家英当成敌我矛盾了。（五）（五）田家英之死的经过就是这样。最近出版的一本书《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刊载胡乔木的文章，说“王关戚一伙故意捏造罪名，五月二十二日戚本禹、王力等三人以中央代表为名，宣布田家英的罪状，逼迫田家英迁出中南海，田忍受不了这种污蔑和侮辱，不得不含冤去世。”（六）说法完全违背事实。（七）再来看看戚本禹关于这个问题的说法。戚本禹2002年写了《田家英之死——宗至今未了的历史要案》一文，着重批驳“荒诞无稽的流言”。同时，该文也说明了田家英之死的情况：（八）（一）1966年5月21（22？）日上午，安子文电话通知我：下午二时半，去中共中央组织部，会合王力，一起去中南海找田家英谈话。我到组织部的时候，王力已在，安子文说，总理交代马上要找田家英谈话，要他停职反省，由戚本禹接管他的工作，特别是毛主席的手稿，不要出差错。那时安子文在党内威信很高，他说什么就是什么，王力虽然也是中央部委的一个副部长，但对安部长的话唯命是从。于是，我俩上了他的车，一起去中南海。当时田家英住中南海永福堂。到达时，田家英不在家，只有夫人董边在。董边是安子文的老部下，两人很熟，她似乎有点紧张，说：“家英同逄秘书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她招待我们茶水，我们坐等。果然一会儿田家英和逄先知回来了，一看来了我们三个人，脸上显出焦灼的表情。安子文招呼他坐下，又叫董边和逄先知也坐下，然后安详地说：“家英，你犯了错误，中央收到反映，现决定即日起停止工作，进行检讨。你的工作、文件，特别是毛主席的手稿，都交给戚本禹，等一会儿就办交接手续。”安子文还说：“你的问题多大，怎样处理，要根据调查结果和你的态度决定。你要相信中央，相信主席。这几天就在家里反省不要出去了。”这以后，田家英问安子文，他从哪些方面开始检查？安子文说：“你自己先想想，从庐山会议到现在，自己有哪些错误。”在整个谈话中，安子文的态度都是平和的，不像书刊上说的一派训斥口吻。他只谈田家英有错误，但未谈到《海瑞罢官》的问题，也未谈公安部的报告，更没有当场要田家英搬出中南海的话。田家英的表现是无奈和委屈，不像书刊上说的那样激动，更没听他说一句怨恨毛泽东的话。固然，按他对毛泽东的了解，他知道，没有毛泽东的同意，是谁也不能让他停职检查的。王力和我以及董边和逄先知都没说什么话。（九）（二）这天深夜十一时许，田家英用红机子给我打电话，说他又找到一些忘了登记的遗留文件要交给我。我说，那么我派人来登记。他说，不，要亲自给我交代一下。我说，那好，我马上带王妙琼到那里。我的办公室离永福堂只有二百米的路程，一会儿就到了。田家英看到我来了，就向我交代遗留的文件。因为文件交接要经过他的秘书，我便到永福堂东厢去找逄先知一起来。田家英见此机会，马上跟过来，在卫生间拐角处紧张地问我：究竟出了什么事，是谁在害他？这是一种违反纪律的违规操作，他所以敢这样做，是因为我们两人有多年的交往。我从1950年进中南海起，就在他领导下工作，他很器重我，政治上、生活上都帮助过我。1957年“反右”时，我被中央直属机关党委打成反党集团为首者，他与我们共患难。此案在毛泽东的干预下彻底平反，这就是闻名全党的“八司马案”。因为有这层关系，所以他才敢大胆地、不顾纪律地进行违规操作。但由于我前几天刚为田家英的问题挨了批评（“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所以当时不敢说什么话。（十）（三）深夜电话事件后的第二天，即1966年5月23日上午八九点，田家英吩咐他的勤务员小陈出去买香烟和其它东西，自己则走进永福堂西厢，即毛泽东的藏书室，锁了门，然后把头悬在一根拴在两个书柜之间的带子里，自尽了。约十时许，小陈从西单回来，发现田家英自杀，他惊恐地跑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室报告，“八司马”之一的王象乾和行政科负责人路辉等飞快地跑到永福堂，从窗口跳进藏书室，急忙把田家英解下来，松开外衣，用人工呼吸和口对口吹气进行抢救，但终因死亡时间过长，无法起死回生。（十一）于是，他们打电话到人民大会堂向正在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我和汪东兴等报告，我们立即报告会议主持人。接着安子文、王力、汪东兴等坐车赶回中南海观察现场，处理后事。安子文当时还通知了董边，董边很悲伤，但她没能赶过来。田家英在解下时，舌头外伸，脖子上有印痕，明显属于自缢。当时到现场的人，无论是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还是中央领导人，谁都没有发现他身上有枪伤，也没有在毛泽东的藏书室或田家英的办公室发现任何血迹。当时所有到场的人都感到田家英不该这样，没有人幸灾乐祸的。（十二）除了上述内容，戚本禹一次和我通电话谈到胡乔木关于田家英之死问题的说法时，愤怒地说：“完全是胡说八道”。戚还说，我对有些人很鄙视，很看不起。他们在揭发田家英时，捕风捉影，任意夸大，无限上纲上线，材料写了一大摞，把他简直说成魔鬼，后来写文章、写书，又把他吹得白玉无瑕，圣人一般。戚认为，田家英既不是魔鬼，也不是圣人，也不是芸芸众生的普通人，实际上，应该说田家英是一个有缺点、有错误，但又很有思想，有能力，才华横溢的十分难得的中共高级干部。（十三）行文至此，我们小结一下。（十四）（一）从王力和戚本禹的说法中，可以看到，关于田家英之死，他们二人所说的情节基本是一致的。有所差异，无关宏旨。事实只有一个。在这个问题上，究竟是胡乔木说的符合事实，还是王力、戚本禹说的符合事实？当然，我说的符合事实，是说基本上符合事实，谁也不能肯定人们事后的回忆完全准确。事实上，已有人指出：“戚本禹的大部分叙述是可信的，但也有小部分记忆不够准确。”（2011年9月6日王凡给我的信）我相信，通过本文提供的材料，关于田家英之死的真实情况，人们会做出比较客观和公正的判断。（十五）（二）从王力的说法中我们看到，他直接和明白地说，在田家英之死问题上胡乔木的说法“完全违背事实”。（十六）好嘛），径直照抄胡乔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说法，这不应是历史工作者和研究者之所为。（十七）（三）在1966年5月处理田家英问题时，本来负责人是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王力、戚本禹是跟着去的，只是成员或随员，胡乔木却说成“王力、戚本禹等三人以中央代表为名”，根本不提安子文，这是为什么？这种做法同“实事求是”的原则和精神相距岂能以道里计？（十八）他为什么自杀（十九）上面所讲主要是田家英自杀的过程和情况，至于为什么自杀，谈的似乎还非常表面，没有触及实质。胡乔木说田自杀是因为“忍受不了诬陷和侮辱”，这是一句空洞的话头；我们看到安子文和田家英谈话，只是说中央认为他犯了严重错误，要他停职检讨，并没有什么“诬陷”和“侮辱”的语言。所以田家英究竟为什么自杀，还需进一步探讨。（二十）在一次会议上，遇到田家英的朋友李锐老人，因他耳聋，我大着嗓子问他：“李老，请问您：田家英为什么自杀？”李锐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毛主席不要他了嘛！”除此他再也没说什么。（二十一）2008年冬，戚本禹因事来京，我和他也讨论过这一问题。他说田家英自杀除了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外，最主要和最根本的是毛主席不信任他了，他觉得没希望了——我觉得戚本禹说的和李锐说的是差不多的意思。（二十二）2004年10月30日，凤凰卫视“鲁豫有约”栏目曾约请田家英的女儿曾自回忆她父亲田家英，曾自在谈到父亲的死时是这样说的：（二十三）父亲最后的遗言：“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二十四）我觉得父亲有一种极大的失望，他追求的事业，他一生献给主席的热爱，觉得主席最后把他否定了。我认为这是他结束自己的最最主要的原因。他如果觉得主席把他抛弃了，他就觉得没有希望了。他觉得主席对他形成概念了，把他划成敌人了。（二十五）文史学者王凡在给我的来信中，谈到田家英的死因，说：“我觉得是多重的，当然毛泽东的不信任和把他划到自己以外的阵营，是最重要的原因，这等于宣布了他政治生命的完结，而且他清楚这个‘宣布’的结果，（他住的）永福堂的前一位居者是彭德怀。”（这与戚本禹说法同，这二人都是在中南海工作和生活过的人，说的可信；《中共中央第一支笔》书中说田家英住“喜福堂”，不对，或许是笔误——笔者注）（二十六）我问戚本禹，毛泽东为什么不信任和抛弃给他当了将近20年秘书的田家英呢？他明确回答：这主要是田家英和刘少奇的关系。他说，毛泽东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时，田是主席办公厅副主任，当毛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而换上刘少奇时，田没有辞去主席办公厅副主任的职务，而继续留任。田给刘少奇打电话，询问应怎样工作，刘说：你过去怎么做还怎么做。在以后的日子里，他经常到刘少奇那里去。所谓“三年困难时期”，田和刘少奇都主张“包产到户”。田家英把这种主张向主席报告，主席问这是你的意见，还是别人的意见。田说是他自己的意见。主席认为他说的不是实话。（二十七）在这次和戚本禹见面时，他还说了一个情况：（二十八）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一次中间休息时，总理跟我说，主席意见，要你接替田家英中办秘书室的工作。我诚恳地跟总理说，我事情挺多，忙不过来，再说我的能力，怕胜任不了。总理亲切和蔼地说，这个问题中央已经定了，至于工作会有人帮助你的。（二十九）戚本禹说：（三十）后来我确实代替田家英负责中办秘书室的工作，主要为毛主席服务。我担任这个工作之后，江青有一次和我谈话，郑重地告诫我：“……在主席身边工作最忌讳‘结交诸侯’，这‘诸侯’既包括中央的，也包括地方的。”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不能“结交诸侯”这句话。我觉得田家英栽就栽在这个问题上。不能“结交诸侯”，这恐怕也是一切做秘书工作的人最重要的一条戒律。（三十一）听到这些话，不禁想到笔者给江青做秘书时，她第一次谈话的内容，现在看来也含有这个意思。她说：“……从今以后，你就在我这里工作，除了我之外，你不能再接受其他任何人布置的工作和任务，也就是说，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再向你布置什么工作和任务，这是党的纪律，你要对党负责，对我负责……”（三十二）若问这一切究竟为什么？只能说这是一种政治一种我们一般人还不怎么了解和懂得的政治。
尼克松评价江青：参加革命运动的妇女缺乏风趣
北京的政治“铁三角”不复存在，林彪的毛家湾消失了，只剩下毛泽东、周恩来的中南海，和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钓鱼台。
忽地，在钓鱼台不见康生了。虽说那里的八号楼仍保存着康生的住房，但是，他搬回家去住了——他的家，在北京旧鼓楼大街西侧的小石桥胡同。
康生为什么离开钓鱼台？
此人堪称老奸巨滑。他从林彪、陈伯达的垮台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已是仅次于毛泽东、周恩来的第三号人物，却自知“高处不胜寒”，说不定会成为下一次党内斗争中的林彪、陈伯达。何况，步步上升着的江青，迟早会嫌他碍手碍脚。经历了一次次党内斗争的康生，深知其中的奥秘。他称病在家，虽说他也确实有那么一些病。
康生朝后缩，江青向前进。随着毛泽东写给她的那封信的印发、传达，她的自我感觉越发“良好”，何况，江青的个性向来是好胜争强的。由于康生称病，她实际上迈入了第三号人物的地位——仅次于毛泽东和周恩来了！
北京传言颇盛：“江青要当副主席啦！”
其实，江青岂止是要当副主席，她还要当主席哩：因为她比毛泽东小二十一岁，比周恩来小十六岁，比康生也小十六岁，何况她有一张万夫莫敌的“王牌”——毛泽东夫人！虽说她没有上过井冈山，没有爬雪山、过草地，却也住过延安窑洞，吃过小米，跟随毛泽东转战过陕北。她不是“三八”式，是1933年的中共党员，论资历也还是过得去的……她在中共九大时，便要争当副主席。眼下，林彪死了，陈伯达倒了，康生“病”了，她怎不跃跃欲“上”呢？
1972年1月11日《人民日报》所载报道《首都隆重举行追悼陈毅同志大会，伟大领袖毛主席参加了追悼会》，清楚地显示了江青的政治地位。报道在提及“伟大领袖毛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之后，紧接着提到的便是“政治局委员江青”。《人民日报》的报道，明明白白地把江青排在第三号地位。
陈毅的去世，使江青又少了一个政敌。但是，两个多月后——3月26日，江青则失去了一个得力的政治伙伴，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等一系列要职的谢富治病逝了。
江青亲手“培养”的张春桥和姚文元，此时成了她政治上最为重要的“嫡系”力量。在中共党内，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地位，仅次于江青。当时的外电，称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为“文革新贵”。他们借着“文革”发家，平步青云，登上了权力的巅峰。
张春桥的自我感觉也极为“良好”。在庐山，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张春桥成为林彪、陈伯达一伙集中攻击的目标。如今，林彪、陈伯达一伙成了反革命集团，张春桥受他们攻击，成了不可多得的政治资本。张春桥不时估计着自己的政治前途：要么成为党的副主席，要么当国务院总理。
姚文元自从陈伯达倒台之后，取而代之，成为中国的“舆论总管”。这位以评《海瑞罢官》而一鸣惊人的“秀才”，对江青言听计从。他深知“第一夫人”的力量。他当年正是在上海骑着自行车前往锦江俱乐部，见到了这位“第一夫人”，才得以直上青云。
三位“文革新贵”踌躇满志。尤其是毛泽东、周恩来明显地衰老了，他们益发为自己的“年龄优势”而兴高采烈。不言而喻，中国未来的权杖，必定落在他们手中。
江青早在中共九大前就声言自己“有掌握国家全盘领导的能力，就是许多人不了解我”，此时江青更是要“掌握国家全盘领导”了！
1972年2月21日上午十一时三十分，锃亮的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降落在北京机场，成为举世瞩目的时刻。这时正是美国东部标准时间星期日晚上十时三十分，收看电视的黄金时间。中美双方精心挑选了这一时间，让美国总统尼克松和中国总理周恩来握手的时刻，出现在大洋两岸数以亿计的电视荧光屏上。
中美关系的冰河，从此解冻。
尼克松到达北京才四个小时，毛泽东便出乎意料地迅速会见了他。这是毛泽东临时决定的，虽然事先双方商定的程序表上列有这一最重要的会见，但没有确定时间——因为毛泽东正在病中，中国方面无法事先定下毛泽东何时能够会见尼克松。
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及他目击的毛泽东病态：
他身体的虚弱是很明显的，我进去时，他要秘书扶他起来。他抱歉地对我说，他已不能很好地讲话。周（引者注：指周恩来）后来把这一点说成患了支气管炎的缘故，不过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中风造成的后果。他的皮肤没有皱纹，不过灰黄的肤色看上去却几乎像蜡黄色的。他的面部是慈祥的，不过缺乏表情。他的双目是冷漠的，不过还可以发出锐利的目光。他的双手好像不曾衰老，也不僵硬，而且很柔软。不过，年岁影响了他的精力。中国人只安排我们会晤十五分钟。毛完全被讨论吸引住了，因而延长到一个小时，我注意到周在频频地看表，因为毛已开始疲乏了。
尼克松还描述会谈结束时，毛泽东显露的病态：
毛陪我们走到门口。他拖着脚步慢慢地走。他说他身体一直不好。“不过你气色很好。”我回答说。
他微微耸了耸肩说，“表面现象是骗人的。”
尼克松的目光是异常敏锐的，毛泽东确实在病中。就在几小时之前，毛泽东还不是出现在电视镜头上的“光辉”形象：他的头发很长很长，胡子也好多天没有刮了。急急召来理发师“突击”，给他理了发、刮了胡子，换上新做的“毛式”衣服，他这才变得“容光焕发”，才变成观众们熟悉的往常的形象。只是他的那双脚，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他的脚肿得很厉害，以致穿不进原先的鞋，不得不新做了一双格外肥大的圆口黑布鞋。尼克松注意到了他步履蹒跚，但他肿胀的脚被宽大的裤子遮住了。毛泽东的体质是不错的。虽说他年轻时得过肺病，但后来一直很健康。1971年林彪的严重挑战，使他的精神颇受打击。“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开始患病。他的沙发之侧，总要放着痰盂了，起初是感冒，转为支气管炎，转为大叶性肺炎。
考虑到毛泽东在病中，定于1972年1月10日下午举行的陈毅追悼会，没有安排毛泽东出席。毛泽东看到了有关陈毅追悼会的文件，于1月10日中午突然决定出席追悼会。当时时间已很紧迫了，他连睡衣都未换下，只是套了一身“毛式”外衣，就上车直奔八宝山公墓礼堂。
回来后，毛泽东显得异常疲乏。过了些天，毛泽东竟突然休克！
周恩来闻讯，火速跳上轿车，从中南海西花厅赶来。他竟由于过度的紧张，许久下不了车！
毛泽东是由于肺心病伴严重缺氧，导致休克。他的护士长吴旭君首先发现险情，马上告知毛泽东的随身服务员张玉凤，急请大夫。医生们随即赶来。心脏病专家胡旭东上前用手放在毛泽东的鼻孔处，发现呼吸已经停止。他马上采取了紧急抢救措施，对毛泽东进行人工呼吸。胡旭东原是北京阜外医院心内科主任，因医术高明，进入中南海，成为毛泽东的保健医生。
几分钟之后，毛泽东的心跳恢复了，救护车也赶到了。
毛泽东终于从休克中苏醒。他在病中仍不失风趣，说道：“我好像睡了一觉！”
毛泽东这次休克，表明七十九岁的他，已明显地在走下坡路。毕竟岁月不饶人，他老了！虽然报上仍用“神采奕奕”之类仿佛他的“专用词”来形容他，虽然“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口号声仍响彻中国大地，但是自然规律无法违抗，毛泽东已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了”。
在抢救毛泽东时，周恩来说了一句动情的话：“这个国家的担子，我担不起来，不能没有主席。”
那时，正处于美国总统尼克松准备访华之时，毛泽东和周恩来正忙于准备那历史性的会见。然而，毛泽东在病中，无法事先安排他和尼克松会面的时间。
正因为这样，在尼克松到达北京之后，毛泽东突然决定立即会见他，把身边的工作人员忙得团团转。
当毛泽东病倒时，在他身边护理的，除了护士长吴旭君，便是张玉凤了。
张玉凤本是毛泽东专列上的服务员。1968年，二十四岁的她，和在铁道部工作的刘爱民结婚。不久，她生下了一个女儿。
香港《文汇报》记者阮纪宏的《张玉凤回忆在毛泽东身边的日子》（注：连载于1988年7月23日至25日香港《文汇报》。）一文中，记述了张玉凤进入中南海的经过：
1970年7月的一天，张玉凤在北京专列处照常打扫着车厢随时候命出发。列车长及副书记来到她跟前，问张玉凤工作什么时候能完成，通知她去中南海一趟。早上十一时，张玉凤带着战战兢兢的心情来到中南海，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及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接待了张玉凤，问她是否愿意到中南海当服务员。
在疯狂的文革年代，在一般人心目中，能够到毛泽东主席身边工作是一种多么崇高的荣誉，多少人梦寐以求而不可得。在这种信念的支配下，毫无一点心理准备的张玉凤一口便答应下来，可是，不管怎样，当时二十七岁的张玉凤是无法估计接受这份工作，对她以后的人生将会产生什么影响的……
就这样，张玉凤从毛泽东专列上的服务员，进入了中南海，在毛泽东身边当服务员。那时，毛泽东已不住在丰泽园——1966年上半年，毛泽东几乎不在北京，当他在7月18日回到丰泽园，发现园内所有的房子都修茸一新，正房向阳一面还新修了一道双夹道走廊，安上双层玻璃。毛泽东大为不悦，因为这样的修缮未经他同意。他搬到中南海怀仁堂东侧的房子里去住了，一直住到1976年唐山大地震，住了十年。江青则在钓鱼台另住。
毛泽东的新住处，人们通称“游泳池”，因为他住在游泳池旁。那游泳池是毛泽东用《毛泽东选集》的稿费修建的。喜欢游泳的他，这样不出中南海也能游泳。游泳池分室内、室外两个。毛泽东住在室内游泳池之侧。他的住处，有一间不大的卧室，另有一间大厅，那是书房兼客厅。电影、电视和新闻照片中常常出现的，就是那间大厅。
张玉凤进入中南海不久，便遇上毛泽东患病。毛泽东的生活便由她细心地照护着。
江青在公众场合，总是要把这句话挂在嘴边：“我代表毛主席向同志们问好！报告同志们好消息，毛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实际上，江青已经不大来中南海。她在钓鱼台建立她的“独立王国”。只是由于“毛泽东夫人”是她的政治护身符，所以她总是要以毛泽东夫人的身份对公众发表讲话。对于她来说“毛泽东夫人”的身份，比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更为重要。
其实，江青当时并不能随便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吩咐，没有他的同意，江青不能进入中南海游泳池旁他的住处。
当时担任毛泽东的警卫战士陈长江曾回忆说：
江青见主席必须经过批准。
有一次，江青来几次电话要见主席，主席坚决不同意。我给游泳池南台检查站和北大门的哨兵交待了，没有得到命令批准，不开大门。
可是这次江青自己闯了来，气氛十分紧张。哨兵从小门往外看，见她向门口走来，板着脸。江青对哨兵说：“不要通知，我不到主席那里去，我到里面看看卫生。”
当时年轻的哨兵，也不好用手挡她。她在室外游泳池转了一圈，踱进室内游泳池北门，执意要看室内卫生。
当时，我和办公室副主任张耀祠在，见江青进来，预感风暴就要来临。果然，她见到了张耀祠就大骂：“你老糊涂了，不尊重我！”“哨兵为什么不让我进？”她头也不回往里走，我们又不好拦，眼巴巴地望着她走过南面小门拐进主席卧室。我心里有点儿紧张，主席吩咐过没有他的批准，不准江青进来。
主席发火了，把汪东兴主任找了去，问：“为什么不把江青挡住？她和其他人一样，没有我同意不能来。”
汪主任连夜把张耀祠、我及另一位同志找来，共同研究，确定下一条：任何人不经主席同意均不能进来，江青也一样。我当时做了检查：没有给哨兵和值班同志下死命令，让江青钻空子，总认为江青是主席的夫人，不敢挡，没有当做是一项工作任务。我要吸取这次教训，坚决执行任务，加强责任心，保证主席绝对安全。（注：陈长江口述，李忠诚、伏慧敏执笔，《跟随毛泽东二十七年一个警卫战士的自述》。）
江青知道张玉凤成了毛泽东身边的服务员。张玉凤回忆江青如何对待她：
毛泽东患病时的医护工作由汪东兴、张耀祠同志领导，同时，也有周总理的支持。经医护人员精心治疗以及毛主席的积极配合，他的病总算一天天好起来。
开始，江青与很多当时的领导干部一样，并不知道主席的病情。后来，她知道了消息，便说：“主席的体质是好的，怎么可能病得这么厉害，你们谎报军情！”还说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和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的领导同志是“反革命”、“特务集团”。
按理说，江青身为毛主席夫人，又是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应该对为毛主席健康付出了用语言无法形容的辛劳的人们充满感激之情。谁知她不仅没有给予鼓励与感激，反而扣上这个可以置人于死地的罪名。说实在的，那个时候听了江青这番话真让人感到寒心、紧张、茫然不知所措。事后，中办的负责同志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毛主席。
有一天，周总理陪江青来探望康复不久的毛主席，一起前来的还有汪东兴同志。
毛主席是了解人、理解人的，他当着总理、汪东兴的面对江青说：“你说这些人（原注：指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是‘反革命’、‘特务集团’，你知道这个集团的头子是谁？那就是我。”并用手指着自己。毛主席这句话不仅保护了我们这些无名之辈，也使身为政府总理的周恩来同志如释重负。
江青挨了主席的批评之后，心头的火无处发泄，她出得门来，便向我开火。她说：“你不懂医，又不是护士，走路这么重，一阵风吹着我了。”
我赶忙告诉她：“在这里，主席有规定，走路要响一些，好让他知道有人来了，免得他不知道给吓着。”
江青当着总理、汪东兴，还有五六个工作人员的面，厉声指责我：“你狡辩！”
周恩来总理为了不使这一状态持续下去，便走过来对我说：“你认个错吧。”也许，我当时作为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不知自量地回答“首长”责问，也是该挨批评的。我的头脑真的就是这么简单、直率，不知利害。
后来，发生了毛泽东休克事件。当时，并没有告知江青。当毛泽东醒来后，张玉凤这样回忆：
我们把周总理、汪东兴请到主席面前。主席说：“谢谢你们。”并邀他们两位一起到沙发上坐坐。他们问主席：“是否把刚才的情况告诉江青？”
主席看看大家，又看看总理，说：“不要告诉她，告诉她只会添麻烦。”江青在毛主席心目中的形象，便是如此，这是常人很难理解的，我们也不很理解。因为普通人的家庭，这种情况不是太多。
张玉凤的回忆，生动而逼真地勾画出当时毛泽东和江青之间“常人很难理解”的关系。“榕树的须再多一些。洪常青的装显得人短了。前奏曲应出现琼花主题。音乐上洋教条、土教条都要打掉……”江青从1963年起，便“指导排演”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把它树为“样板戏”。
1972年2月24日晚，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北京作为一项“极为重要的政治任务”演出。周恩来、江青陪同尼克松夫妇观看演出。这是江青第一次在重要的外事活动中露面。作为“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旗手”，江青让美国总统观看“革命样板戏”，心中充满了自豪之感。
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了他对江青的印象：
我从事先为我们准备的参考资料中得知，江青在意识形态上是个狂热分子，她曾经竭力反对我的这次访问，她有过变化曲折的和互相矛盾的经历，从早年充当有抱负的女演员到1966年“文化革命”中领导激进势力。好多年来，她作为毛的妻子已经是有名无实，但这个名在中国是再响亮没有了，她正是充分利用了这个名来经营一个拥护她个人的帮派的……
在我们等待听前奏曲的时候，江青向我谈起她读过的一些美国作家的作品。她说她喜欢看《飘》，也看过这部电影。她提到约翰·斯坦贝克，并问我她所喜欢的另一个作家杰克·伦敦为什么要自杀。我记不清了，但是我告诉她好像是酒精中毒。她问起沃尔特·李普曼，说她读过他的一些文章。
毛泽东、周恩来和我所遇到的其他男人具有的那种随随便便的幽默感和热情，江青一点都没有。我注意到，替我们当译员的几个年轻妇女，以及在中国的一周逗留中遇到的其他几个妇女也具有同样的特点。我觉得参加革命运动的妇女要比男子缺乏风趣，对主义的信仰要比男子更专心致志。事实上，江青说话带刺，咄咄逼人，令人很不愉快。那天晚上她一度把头转向我，用一种挑衅的语气问道，“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到中国来？”
当时，芭蕾的演出正在进行，我没有搭理她。
原来我并不特别想看这出芭蕾舞，但我看了几分钟后，它那令人眼花缭乱的精湛表演艺术和技巧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江青在试图创造一出有意要使观众既感到乐趣又受到鼓舞的宣传戏方面无疑是成功的。结果是一个兼有歌剧、小歌剧、音乐喜剧、古典芭蕾舞、现代舞剧和体操等因素的大杂烩。
舞剧的情节涉及一个中国年轻妇女如何在革命成功前领导乡亲们起来推翻一个恶霸地主。在感情上和戏剧艺术上，这出戏比较肤浅和矫揉造作。正像我在日记中所记的，这个舞剧在许多方面使我联想起1959年在列宁格勒看过的舞剧《斯巴达克斯》，情节的结尾经过改变，使奴隶取得了胜利。
中国的外事活动是十分周密的，讲究纪律性。江青陪同尼克松夫妇观看《红色娘子军》，是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同意的。可是，翌日晚，当尼克松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答谢宴会，事先并未安排江青出场。
晚六时三十分，江青自说自话来了，要求会见尼克松夫妇。
出于礼貌，尼克松夫妇只得跟江青会面，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可是，此时此刻，周恩来和众多的客人却在新疆厅里干等着。
这一回，轮到尼克松不断地看手表，因为他知道早已过了宴会开始的时间。
江青说了一阵子废话，这才站起来告辞——她并不出席宴会。
她的突然出现，无非是向即将离开北京飞往杭州的尼克松夫妇，显示一下她的存在——她是毛泽东夫人，中国的第四号人物。
江青是怀着嫉恨之情，离开了人民大会堂：美国的总统和夫人举行答谢宴会，她作为中国的“第一夫人”，怎么可以被排除在宴会之外？
她不满周恩来。
她见到尼克松夫人，也使她感慨万千。因为尼克松夫人仅仅是“第一夫人”而已，并没有她那样具有“政治局委员”、“第四号人物”那么显赫的职务，可是，尼克松夫人却随丈夫周游世界，频频出现于电视屏幕上，具有很高的国际知名度。
对于江青来说，她只具有中国知名度。就国际知名度而言，她无法跟尼克松夫人匹敌。
她早就注意到国际知名度的重要，企望着提高自己的国际知名度。
江青常常摹仿毛泽东。她跟毛泽东结合之后，就连写字也学“毛体”，以至1983年在北京军事博物馆展出的一份毛泽东手迹，经笔迹专家指出那出自江青之手，这才取了下来！江青成为“中央首长”之后，好在种种文件上写“批示”，那语气、那字体，也照搬毛泽东的样子。
当然，江青也注意毛泽东的种种工作方法、谋略，暗中摹仿着。
她曾细细读过美国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她知道，1936年斯诺前来陕北延安对毛泽东作了长时间的采访之后，写出《西行漫记》（英文版书名为《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和美国分别出版，为毛泽东赢得了国际声誉，提高了国际知名度。
1970年12月，斯诺再度访华，毛泽东又与他长谈。虽说此时的毛泽东早已名震世界，但他通过斯诺，把他的许多新的思索告诉了西方众多的读者。
她知道记者、作家手中的笔的影响力，她知道“无冕皇帝”的无比威力。
她寻觅着自己的“斯诺”。她希望她也有一本在西方广为传播的传记。
最初，江青选择了英籍女作家韩素音。
韩素音当然是很合适的人选。她比江青小三岁，1917年中秋节出生在中国河南省南部信阳周家谷。父亲是中国铁道工程师，名叫周映彤；母亲却是比利时人，叫玛格丽特。这个混血女婴，取名为周光瑚，又名周月宾。
周光瑚最初学医。偶然，她对写作发生了兴趣。1942年初，她在美出版了题为《目的地重庆》的小说，署名“HanSuyin”，亦即“韩素音”。那是她的笔名。“素音”，也就是小而平凡的声音。后来，她竟弃医从文，以写作为业，也就以笔名“韩素音”知名。
韩素音加入了英国籍，她是以英文写作的，她的作品在西方具有相当的影响。然而，她又能操一口流利的汉语。何况她对中国革命相当了解，在中国生活过多年。她跟中国当局有着良好的关系。
正因为这样，江青看中了韩素音。
不过，江青自己不便于直说，她让张春桥向韩素音转达了为她写传的意思。
韩素音向笔者讲述了当时的情景：（注：1989年9月12日，韩素音和笔者在北京饭店的谈话。）
在1971年夏天，江青请我和我的丈夫陆文星以及荷兰电影导演伊文思和罗丽丹吃饭。
那天，在一开始，我就得罪了江青。她问我有多高，我说不上来，就说不知道。其实，我真的说不上我有多高。江青显得很不高兴，就只顾跟伊文思说话了。
这时候，张春桥过来了，他跟我谈起了江青。他说，江青的一生很了不起，把一切都献给了革命事业。他又讲，听说你对样板戏很喜欢，样板戏就是在江青领导下搞出来的……
不错，当时我看过几个样板戏，确实说过一些赞扬的话。不过，张春桥却借这个做由头，暗示我为江青写传——江青自己不说，叫张春桥跟我说。
当然，我不能干干脆脆地说，我不写。我只好转了个弯，说自己很忙，一下子恐怕顾不上，推掉了。其实，张春桥的意思，就是江青的意思。江青听说以后生气了！
江青找错了人！韩素音跟周恩来有着深厚的友谊。韩素音跟周恩来的助手龚澎（乔冠华夫人）是燕京大学同学。借助于龚澎的介绍，韩素音得以在1956年5月访问新中国，荣幸地一次又一次会晤周恩来总理，前后进行了八次长谈。
尽管那时江青正是炙手可热的时候，韩素音还是婉拒了为她立传——因为韩素音知道，中国老百姓对江青没有好印象，虽说她当时对江青的认识并不那么深刻。“直到后来，我才知道江青的那些阴谋勾当。我庆幸没有去当她的‘斯诺’。”韩素音对笔者说，“我最崇敬的人是周恩来总理。正因为这样，我花费多年时间，在最近完成了《周恩来传》。”
在韩素音那里碰了一鼻子灰之后，江青仍在继续物色、寻觅着自己的“斯诺”。
在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后，随着历史性的文件——《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中美关系走上了正常化的轨道。
1972年7月19日，一架波音客机降落在北京机场，一群在当时中国罕见的穿高跟鞋的女郎款款走下舷梯。这是访问中国的第一个美国妇女代表团。
内中有一位三十四岁的女士，是代表团中的“中国历史学家”。她名叫露克珊·维特克（Roxane Witke）。她在美国纽约州宾翰顿大学讲授中国近、现代史、古代史以及日本历史。当时中国报纸称她是副教授，实际上她只是“助教授”。直至1978年，她才升任正教授。她的丈夫叫恩特洛·纳森，也研究东亚问题。
据维特克自述：她学过中文，能说简单的汉语，但是只能说略懂而已。
她曾在亚洲和欧洲做过两年研究，对中国问题很有兴趣。她对中国的现代史还是了解的。
她曾经就毛泽东的早期作品写过一篇论文，题目颇怪，叫做《毛泽东、妇女和五·四运动时期的自杀现象》。
她能够前来中国，据她自述，是富有戏剧性的：
1971年秋末，我照常到纽约参加在哥伦比亚大学举行的“现代中国”研讨会。那晚我住进了简朴的罗斯福饭店。第二天早饭后，当我正在饭店的大厅里浏览《纽约时报》时，一些人排着整齐的队伍从我面前走过，他们目不斜视，留着短短的平头，身着立领海蓝色制服。这些人立刻吸引了我的视线。他们无疑正是新近到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引者注：当时，联合国刚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到达纽约）。这些人暂时在十四层下榻，而与他们居于同一屋檐下的我，竟差点错失良机。
正好，我还有一点时间，于是便迅速跑进电梯，按了十四层。当时我的脑子里只是想要去看看这些面孔严肃的北京使者们是否保持着我五年前在台湾所了解到的那些饮食传统。他们也许正在大门口吞咽着大饼油条一种典型的华北早餐，说不定他们正在饭店的老式散热器上暖着他们的茶壶呢。
电梯口站着两位身材高大的警察和一名身着制服的侍者。“请说明您的身份”，一位警官对我说。我告诉了他。“你到这里干什么？”我正含糊其辞地向他解释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时，突然发现有一个身着睡衣的中国人，正好奇地从一扇门后探出头来张望。我用中国俗语向他打招呼：“你吃了吗？”并问他和他的伙伴们在这座美国城市里过得怎样。这个人警觉地抽身退了进去。
一阵忙乱之后，由后门走出一位身着短袖衫和肥裤子的瘦小男子。“我姓刘”，他很不自然地说，同时陪我进入一个小房间。落座后，他给我递烟上茶，用的都是中国货。我们夹杂着汉语、法语和英语礼貌地开始交谈。我们谈到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互换学生的可能（目前不太可能），以及在中美人民之间寻找共同的思想意识的可能性。谈话很空洞。但双方都未使用批评的言辞。我们没有提到毛主席的名字。
当时我告辞出来时，这位刘先生用低而温和的语调邀请我改日再来。
……
这次出人意料的会面，使我意识到：中国共产党人有时也是很灵活的，他们并不完全像自己在宣传中所说的那么死板。而冷战的阴影和学者的单纯曾经使我完全忽略了这一点。
几周之后，当我为了学术上的事再次来到纽约时，中国人已搬到西六十六街的另一家旅馆去了。在那里他们开始卓有成效地改变他们在持有偏见的美国人心目中的印象。我正好有几个小时的空闲时间，于是决定再拜访他们一次。可这回就不像上次那样容易了，我打了大约二十个电话才联系上，其中有一次是把电话打到了“中华民国（台湾）驻美联络处”（正准备撤回台湾），一个狂怒的男子在电话中对我吼道：“共匪们不住这儿！”
不久，我见到了刘先生的一位助手何理良女士，她是代表团的顾问，还是代表团团长黄华大使的夫人，而黄华在数年内一直是国外任职的中国人中职衔最高的。何女士那天下午抽时间会见了我。我们用汉语和法语（当时法语是她使用的主要外交语言）交谈，在场的还有代表团的二等秘书高良。高良显得活泼健谈，但她只说汉语。
从谈话中可以看出，她们已通过自己的渠道，了解到我正准备出版一本以中国女权运动为题材的书，而正是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熟悉了许多现在已成为“老革命”的人在青年时候的斗争事迹。她们还得知，我是一套十六卷本的名为《红旗飘飘》的书的合编者之一，此书是一些革命者的回忆录摘集……
需要说明的是，那时，中美之间的大门，才打开一条缝，来华的美国客人很少。另外，正处于“文革”之中的中国人，听说维特克翻译过《红旗飘飘》中的一些文章，也就把她划入了“友好人士”的行列。
维特克向中国方面再三说明，她为了了解中国的现代妇女运动，准备写一本关于中国女权运动的书。她希望会见中国妇女领袖，作些采访。
正因为这样，维特克受到了访华邀请。
维特克是这样自述的：
何理良问我，如果她和高良为我给北京写封信，推荐我去中国研究革命妇女和文化，我是否愿意去？因为只有亲眼看看中国，亲口和人们交谈之后，我才能避开那种仅以外国图书馆中能找到的、错误的或不可信的材料为依据来写作的“学术”俗套。
我当然乐于接受这样的机会。不过我也没太把她的建议当真。几周以后，高良给我打电话，她的声音因激动而有些颤抖：“中国人民对外友协（这是当时中国政府用以与那些尚未与之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打交道的机构）已邀请我在当年夏天方便的时候，以个人身份访问中国。所有在中国的费用都由中方负责。”
高良还告诉我，不必到渥太华申请签证，我只要把护照送去即可。
就这样，维特克的请求，得到了批准。
她来到北京，受到邓颖超、康克清的接见，回答了她关于中国妇女运动的一些问题。
在访问了邓颖超、康克清之后，维特克又要求访问江青。
其实，后来的情况表明，维特克访华的潜在目的，是访问江青。她提出“为了了解中国的现代妇女运动，准备写一本关于中国女权运动的书”，为的是便于被中方所接受，以求能够受到中方邀请。另外，她也无法预计能否受到江青的接见。所以，提出“为了了解中国的现代妇女运动，准备写一本关于中国女权运动的书”是最为名正言顺的。倘若她无法在中国见到江青，她就写“关于中国女权运动的书”。
她访华的真正采访目标，是江青。
维特克的自述，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1967年秋我回到了伯克利（引者注：指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大学），在此期间我曾研读过一些有关江青的材料，对她抱有很大兴趣。这位原来名不见经传的毛夫人，忽然成了中国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并向那些老人以及他们的既定立场发起了猛攻。我不惜把手头的工作全部抛开，以便研究这个人的历史。这个题目在当时看来几乎难以完成。因为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公开之前，共产党的新闻界对她的个人经历，以及她所扮演的政治角色，一直是避而不谈的。这种隐讳，使得对这位执掌重权的中国妇女感到惊异的中国观察家们不得不进行臆测。“在纷纭众声中，也有一些上了年纪的中国绅士宣称了解这位复出的旧日明星，说她当初只是一个貌不惊人、也未曾引起轰动的演员，但却以脾气乖戾、性格孤僻而闻名。与此相应的还有人们可以想象的各种桃色新闻，似乎在她走上政坛的路上，满是电影明星的罗曼史和一颗破碎的心。这些消息的准确性及其价值都很令人怀疑。如果所有这些传闻的主人公是位大权在握的男人，情况又会如何？曾有六个星期的时间我专心研究这些材料。”
所以，维特克是有备而来的，事先看了大量关于江青的背景资料。
维特克终于提出希望采访江青，中国的有关接待部门不能不郑重加以考虑：邓颖超早在1927年便担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解放后担任了全国妇联第一至第三届副主席；康克清在抗日战争时期担任中共中央妇委会委员，解放后担任全国妇联常委、副主席。她俩都是中国现代妇女运动领导人，由她俩接待维特克是恰当的。可是，江青并没有跟中国现代妇女运动有多大瓜葛，由她出面接待维特克并不合适。当然，更使外事部门担心的是，江青那么任性，说起话来没遮没拦，吹起牛来没完没了，所以外事部门极少安排她接待外宾。
不过，维特克的要求，又不能不向江青通报。不然，如果事后江青知道，追究起来，谁也受不了。
于是，维特克的报告，被呈送到周恩来那里。
此事理所当然使周恩来为难：不同意让她见江青吧，江青会不高兴；让她见江青吧，说不定会惹出麻烦来。
周恩来写下了这样的批示：
江青同志：
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
当时，江青正准备去外地休养，她见了周恩来的批示，又看了关于维特克的简介，她觉得才三十四岁的维特克，资历太嫩了点——“不过，斯诺当年去延安，也只这样的年龄。”江青曾如此说。
也真巧，维特克希望访问江青，而江青把她看作是自己的“斯诺”一方有所求，一方有所需，也就一拍即合。
于是，她打电话给姚文元，约定翌日——1972年8月12日下午，一起会见维特克女士。
北京，人民大会堂的江苏厅，那时几乎成了江青的专用厅。
当穿着一身连衣裙，显得年轻又漂亮的维特克，跟江青紧紧握手之后，寒暄不过几句而已。
江青说：“我非常高兴见到你。作为研究中国问题的副教授，你不远万里前来中国，我热烈地欢迎你！”
维特克说：“江青夫人，我见到您非常荣幸！今天，是我来到中国后最为高兴的一天！”
双方几乎一拍即合：江青正在物色着自己的“斯诺”，恰恰在这个时候，维特克出现了；维特克来中国了解现代妇女运动，所获甚少，正为难以出研究成果而发愁之际，江青热烈的握手，表明写作江青传记这一新课题远比研究中国现代妇女运动更容易获得成功。
后来，美国《基督教箴言报》这样报道：“江青和维特克女士第一次见面后，维特克女士就认为江青想确立她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所以两人‘合写一本书的意念’，马上形成了。”
据当时在场的外交部工作人员回忆，江青跟维特克见面之后，便这样说道：“关于我本人的历史，从来没有对外国人讲过，你是第一个外国人。”“我谈的都可以发表。”“斯诺写了一本《西行漫记》世界闻名，我希望你走斯诺的道路。”“我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都可以跟你谈。”
江青的态度如此明确，当然使维特克深为喜悦。
尽管周恩来批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江青不予理睬，第一次跟维特克见面，就谈了六个小时。
既然一个愿意谈，一个愿意写，谈六个小时当然是远远不够的。“合写一本书的意念”既已明确，江青就要跟自己的“斯诺”长谈。江青要飞往广州休养，她要把维特克也接往那里。
周恩来得知，加以劝阻。他通过外交部接待人员向江青传达：“不要多谈，只谈一次，最多两次，只谈文艺，不要谈其他问题。”
江青大为不悦，说道：“我的事，用不着你们管！”
维特克后来曾回忆说：“跟江青共同度过的一个星期，那是对我非常有影响的一个星期，它改变了我的生活。”（注：《〈红都女皇〉作者维特克女士访问记》，《新观察》1988年第9期。）
维特克所说的“非常有影响的一个星期”，是指1972年8月25日至8月31日。
原总参测绘局局长张清化，曾奉命于1972年8月18日前往广州。江青限令他于8月25日前整理出“解放战争西北战场情况（包括毛泽东主席行动路线），还要整理抗美援朝战争情况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况。各种材料要简单扼要，都要附图。”
张清化说：“江青于8月25日将维接到广州，维到后，当夜江青就与她开始谈话，之后，每天一次，一般每次都谈五六小时左右，长者达八九个小时，一直谈到8月31日。”
江青与维特克的谈话，前后共七次，六十小时。谈话时，有两位翻译，一个速记员，两个医生，一个外交部新闻司干部和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
在跟维特克谈话时，维特克当场作笔记。另外，江青还安排工作人员录音。江青答应把录音带复制一份送给维特克，并送一份根据录音整理的记录。
回到北京之后，忙坏了江青手下的一批工作人员。七个人用了三天时间，把录音带上的谈话整理成文字稿。
江青看了文字稿甚不满意，嘱令作修改、补充。她自己也动手改。
江青曾打电话要姚文元参与修改。姚文元平素对她言听计从，这一回却打起“太极拳”。他深知这稿子非他能改的。每一回江青派人送来稿子，他只说看过，未改一字，连错别字也不改。
文稿经江青改定，排印。1973年3月，江青跟维特克的谈话记录稿，印了出来，共印十本。
江青把记录稿，派人送到了周恩来那里，也送给张春桥、姚文元各一份。
不久，周恩来召集了一个会议，出席者是参加过接待维特克的工作人员和参加整理谈话记录稿的工作人员。
周恩来在会上郑重地宣布：“经请示毛主席，说记录没有必要送维特克女士。围绕此事的一切工作马上停止。所有的记录、录音、资料要逐件清理、封存。绝不能把这些材料外传，已经流入社会的要想法追回。”
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来了个急刹车！
虽然没有得到江青组织工作人员整理的记录稿，也没有得到复制录音带，维特克根据自己的笔记，在美国还是着手江青传记的写作。
据韩素音回忆，1973年4月，当她来到美国纽约时，她的当年燕京大学的同学、那时担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的黄华转告她，维特克希望跟她见面。
韩素音同意了。
韩素音提醒维特克：“中国的老百姓不大喜欢江青。你要小心点。”
维特克也说，她感到江青“有些专横跋扈”，她周围的一帮子人使她想到“慈禧太后”，“姚文元真像个太监”！但是，维特克认为：“江青将会成为中国极为重要的人物！”
维特克写出了关于江青的传记，书名为《Comrade Chiang Ching》，亦即《江青同志》。这本书1977年在美国出版，封面上印着江青1945年在延安所摄一帧披着军大衣的侧面照片。书前印着江青赠给维特克的一首诗的手迹，那是江青题写在她所拍摄的庐山汉阳峰照片背后的。全文如下：庐山汉阳峰江上有奇峰，锁在云雾中。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江青摄诗赠维特克夫人1972年8月30日
那是江青在与维特克第一次见面后翌日，题赠维特克的。
这首诗和那帧照片，是江青最绝妙的自我写照。照片上的庐山汉阳峰，在江边弥漫的云雾中孤耸着一座山头——那便是江青的“形象”。
后来，在1974年夏，江青又把这首诗和那帧照片通过别人拿给了《中国摄影》编辑部，指令该刊发表。诗署名“琅玡台”。当时，江青再三叮咛编辑部为她保密，对谁也不准说，特别是不能泄露作者的姓名。
1974年年底，当《中国摄影》编辑部把这首诗排出的清样送给她看，她又突然变卦了，不许该刊发表。
直至江青倒台之后，《中国摄影》1977年第一期发表了《中国摄影》编辑部批判组所写《篡党夺权野心的自供状——评江青在照片上所配的一首黑诗》，披露了那帧照片和诗。《江青同志》是在“四人帮”被捕后出版的。1977年由英国威德菲尔德与尼科尔森出版公司第一次出版，印了三万五千册，然后又不断重印，并被译成好多种文字出版。许多西方报纸、杂志加以摘载、转载，一时间，江青在西方成了引人注目的人物。
这里值得提到的是，维特克的《江青同志》，曾被误为《红都女皇》。
据传，《红都女皇》在《江青同志》之前，在“文革”中由一家香港出版社出版。《红都女皇》没有署名，是在维特克访问江青之后在香港出版的。《红都女皇》鼓吹在毛泽东之后，江青必定“主宰”红都，成为中国的“女皇”。
令人不解的是，《红都女皇》中，有不少内容是江青跟维特克谈话的内容。是维特克回到美国之后，向外泄露了跟江青谈话的内容，还是中国方面有人泄露了谈话内容，不得而知。
毛泽东见了《红都女皇》，异常震怒。据云，毛泽东写下对江青的批示：“分道扬镳，撵出政治局……”
关于《红都女皇》一书，传说是如此“有鼻子有眼”，然而经我多方查寻，却一直没有查到此书。香港的研究者在香港的诸多图书馆查找，也未能找到这本据说是在香港出版的《红都女皇》！
因此，《红都女皇》一书至今仍是一个谜。
还应提到的是，在2006年——“文革”四十周年之际，香港星克尔出版社推出范思译的维特克著《江青同志》中译本。为了吸引读者，封面上印着比书名更突出的“红都女皇”四字，使读者误以为这本书就是传说中的《红都女皇》。其实，这本书与传说中的《红都女皇》不相干。
不论《红都女皇》一书如何，不过，称江青为“红都女皇”，是再确切不过的了。
她的“女皇梦”，在1972年越做越美。
1972年1月，毛泽东突然休克，意味着毛泽东的余生已经屈指可数。他说：“我已经收到上帝的请柬。”
就在毛泽东休克不久，1972年4月，在例行的体检中，发现周恩来患有早期癌症！这表明，周恩来也余日不多了！
这么一来，排名于江青之前的毛泽东、周恩来、康生都在受疾病困扰，“第四号人物”江青充满信心，仿佛未来的党的主席非她莫属了！
数度刻薄：左宗棠为何看不起位高权重的曾国藩
初次见面，曾国藩对左宗棠一见倾心
曾国藩与左宗棠的首次见面，是在咸丰二年（1852）十二月二十一日傍晚。
曾国藩回湖南本是为母亲办丧事。没想到恰逢太平军横扫两湖，皇帝命他出任帮办湖南团练大臣。曾国藩墨绖出山，这一天赶到长沙。
到了馆舍，换过衣服，匆匆洗了把脸，曾国藩就坐下来，与前来迎接的湖南巡抚张亮基及其幕友左宗棠展开长谈。
论身份，在座的三人中，左宗棠最为卑微。曾国藩是在籍侍郎，也就是前副部长。张亮基是一省之主。而左宗棠出身仅是一个小小的举人，身份不过巡抚的师爷。然而谈起话来，左宗棠却成了主角儿。他不等张亮基开口，就详细介绍起长沙的防务安排，指手划脚，滔滔不绝，一副大权在握、舍我其谁的神态。一声不吭的张亮基似乎倒成了他的跟班儿。曾国藩也只有俯耳静听的份儿，一时插不上话。
然而曾国藩却并不觉得不舒服。相反，他越听，越觉得这个左宗棠确实名不虚传。此次会面之前，左宗棠之名对曾国藩来说已经如雷贯耳，太多朋友向他介绍过这位“湖南诸葛亮”是如何卓绝特出。交谈之中，左宗棠之头脑清晰，气概慷慨，议论明达，言中款要，确实令曾国藩颇为叹服。他在致胡林翼的信中写道：（腊月）二十一日驰赴省垣，日与张石卿中丞（张亮基）、江岷樵（江忠源）、左季高（左宗棠）三君子感慨深谈，思欲负山驰河，拯吾乡枯瘠于万一。盖无日不共以振刷相勖。[《曾国藩全集·书信》，岳麓书社，1990年，第111页。]
其实，何止曾国藩一见倾心。在会见曾国藩之前，这个小小的乡下举人早已经名满湖湘，令好几位大人物“一见即惊”了。二十二年前的道光十年（1830），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丁忧回湘，见到当时年仅十八岁的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农村青年左宗棠，即为其才气所惊，“以国士相待”，与他盘旋多日，谈诗论文，还亲自在书架前爬上爬下，挑选自己的藏书借给他看。道光十七年（1837），回到老家的两江总督陶澍见到二十多岁的举人左宗棠，“一见目为奇才”，“竟夕倾谈，相与订交而别”。不久又和他订下了儿女亲家。道光二十九年（1849），云贵总督林则徐回家途中，也因为闻听左的大名，特意邀左到湘江边一叙。林则徐“一见倾倒，诧为绝世奇才，宴谈达曙乃别”[罗正钧：《左文襄公年谱》，第29、34页，岳麓书社，1999年。]。
令这些阅人无数的官场大僚不约而同地倾倒如此，左宗棠的才华横溢可想而知。太平军起之际，湖南巡抚张亮基派人三顾茅庐，把他请出了山，通省要务，概以任之。虽然身份仅为一名师爷，却实际负担起全省军政要务，在湖南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张亮基反倒成了一块牌位：
制军于军谋一切，专委之我；又各州县公事票启，皆我一手批答。[《左文襄公全集·书牍》，转引自沈传经：《左宗棠传论》，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
曾国藩虽然是高居二品的京官，但想在地方上开辟一番事业，其实并不容易。因为他毕竟是在籍官员，而不是实任官员。现官不如现管，如果湖南地方官员不大力配合他，无职无权的他寸步难行。因此，对这个小小举人，曾国藩极为尊重，言必称兄。不论大小事情，无不虚心请教。他相信，有这位明敏强毅的师爷帮忙，他在湖南办理团练，一定会相当顺利。
v左宗棠看曾国藩：才略平平
然而，左宗棠对曾国藩的印象，却有一点复杂。
作为如今朝中官位最高、声誉最好的湖南籍官员，曾国藩早已为湖南通省士林所景仰。在见面以前，左宗棠也听许多朋友夸赞曾国藩学问如何精深，品格如何方正。一见面，左宗棠并没有失望。人言曾国藩“向无大僚尊贵之习”，此言确实不虚。二品大员曾国藩没有一点官架子。他看起来更像一介循循儒生，衣着简朴，神态谦逊，一脸书生之气。
而曾国藩言谈中所表现出的强烈担当意识，更让左宗棠刮目相看。晚清天下滔滔，官员们以敷衍塞责为能。在这种黑暗污浊的大背景下，曾国藩以清新方正之姿进入左宗棠的视野，如同鲍鱼之肆中吹入一股清风，不能不令左宗棠意外而且欣喜。因为曾氏的“正派”，“肯任事”，他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左宗棠在给朋友的信中谈到对曾国藩的第一印象说：
曾涤生侍郎来此帮办团防。其人正派而肯任事，但才具稍欠开展。与仆甚相得，惜其来之迟也。
这个第一印象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其中的这样一句话：“才具稍欠开展。”初次接谈，左宗棠就得出了曾氏才略平平的结论。这句评价奠定他对曾国藩一生轻视态度的基础。
在别人眼里雄才大略的曾国藩，何以在左宗棠眼里却“才具稍欠开展”呢？
曾国藩确实不是那种让人“一见即惊”的人。乍一接触，你不但会觉得他并无什么出众之处，甚至还会认为他有点笨头笨脑。许多人一见到曾国藩，都觉得有点失望。方宗诚见到晚年的曾国藩，觉得他不像一位总督和将领，而像一位土里土气的乡村老教师：“宽大和平，不自矜伐，望之如一老教师耳。”[方宗诚：《柏堂师友言行记》。]而后来英国人戈登见到曾国藩时，也大感失望：“曾国藩却是中等个子，身材肥胖，脸上皱纹密布，脸色阴沉，目光迟钝，举止行动表现出优柔寡断的样子—这与他过去的历史是不相符合的；他的穿着陈旧，衣服打皱，上面还有斑斑的油迹。”
如果测智商的话，曾国藩肯定不如左宗棠。曾国藩前后足足考了七次，二十三岁才中了个秀才，而且还是全县倒数第二名。梁启超说：“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曾国藩自己也说：“余性鲁钝，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读不能终一行。他人顷刻立办者，余或沉吟数时不能了。”身上没有一点“天才范儿”。
另外，曾国藩是典型的粘液质性格，这种人的特点是反应缓慢，行动拘执，谨慎内向，凡事只肯说三分话。他观察思考得比一般人细，下判断也比一般人要慢。周腾虎曾经说曾国藩“儒缓不及事”。他的学生李鸿章也当面指出他病在“儒缓”：“少荃论余之短处，总是儒缓。”他对周李二人的判断是首肯的，说“余亦深以舒缓自愧”，“驽缓多病，百无一成”。这种性格特点更加重了他的“笨拙”，使他眼中乏精悍之气，面上无果决之容。在左宗棠滔滔不绝指划天下之时，他只是默默倾听，认真思考，并没有在第一时间贡献出什么高明的见解。因此左宗棠才得出了“才具稍欠开展”的第一印象。
首次合作，短暂的蜜月期
曾左二人的首次合作却是十分顺利的。
所谓英雄所见略同。曾国藩俯察天下大势，判定清王朝正规军队已经彻底腐败，要想平定太平天国，必须赤地立新，编练一支全新的武装。所以到长沙不久，他就上了一道后来被认为是湘军成立之标志的奏折：
今欲改弦更张，总宜以练兵为要务。臣拟现在训练章程，宜参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
但人们很少注意到，就在曾国藩上这道著名的折子前三天，湖南巡抚张亮基也上过一道内容相似的折子，提出：
委明干官绅，选募……乡勇一二千名，即由绅士管带，仿前明戚继光束伍之法行之。所费不及客兵之半，遇有缓急，较客兵尤为可恃。[张基亮：《筹办湖南堵剿事宜折》，《张大司马奏稿》卷一。]
也就是说，委任明达干练之人，仿效戚继光练兵之法，练成一支精兵。所费既省，一遇缓急，又比从外省调来的“客兵”管用。
我们知道，所谓张亮基的折子，其实就是左宗棠的折子。两道折子思路、措施乃至用词（“仿前明戚继光”）如此相似，说明“湘军”的发明权不能由曾国藩独占，应该是曾左二人充分磋商后的产物。
除此之外，二人还在另一个问题上不谋而合，那就是要加强湖南防卫，应该从扫清湖南境内的土匪入手。这样，如果太平军再次进入湖南，才不会得到湖南本省土匪的呼应。
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曾左计议已定，具体事务由曾国藩来操作，而左宗棠则在调人用兵和办公经费多方协助。曾国藩初涉军事领域，两眼漆黑，幸亏左宗棠向他推荐了满族军官塔齐布作为帮手。塔氏为人忠勇，做事负责，后来成为湘军名将，他的帮助对曾国藩在军事上的迅速成功至关重要。对于这一切，曾国藩十分感激。这段时间，曾左往来信函极多，曾国藩探讨军务的信件干脆不再寄给巡抚张亮基，而是直接写给左宗棠，对左的称呼也从客气的“尊兄”变成了亲切的“仁弟”，显示出两人关系的日益亲密。
不过，这种良好关系建立在一种有点特别的交往形态上。按理，曾国藩科名既早，年龄又长，又是二品大员之身。当然应该是曾国藩发号施令，小小布衣举人左宗棠只有毕恭毕敬、小心建言的份儿。然而事实却是掉了个个儿。左宗棠在曾国藩面前毫不客气，对曾国藩动辄指手划脚，指示训诫，毫不客气。我们可以参考左宗棠在湘军成军之后写给胡林翼的信中生动描绘的场景，来想象一下曾左最初的合作状态：
涤公才短，麾下又无勤恳有条理之人，前自岳州归后，弟无三日不过其军絮聒之。伊却肯听话，所以诸事尚有几分。近来外人亦不尽以书憨嘲之。伊却自笑云：坏了几分矣。以后若再好几分，恐又行不去也。
那意思是说，曾国藩才能短浅，书呆气重，又没其他人相帮，所以全赖他处处出主意。好在曾国藩毕竟为人老实，“肯听话”，在他的指导下，诸事还算颇有起色。湖南官员们终于不再嘲笑曾国藩是书呆子了。
左宗棠的高已卑人、当仁不让之态在信中一览无余。这种做派在传统官场绝无仅有。
左宗棠的性格和曾国藩可谓截然相反。他是典型的多血质，这种人的优点是反应迅速，做事果断，尤其善于在纷纭复杂的局面中迅速发现机会，定下策略。缺点则是过分自信或者说自大，性情过于张扬外露。左师爷的傲慢，和他的才气一样有名，甚至比他的才气更为有名。在巡抚面前，他以救星自居，面对曾国藩，他更毫不客气。一般来说，多血质人格者和那种做事缓慢，反应迟钝，过于谨慎的同事通常很难合得来。而曾国藩恰恰是这种人。再加上刚刚出山办事之时，曾国藩远非后来的“老奸巨猾”，而是一个“官场愣头青”，在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上，书生气重，拘执生硬，令左宗棠看着着急，忍不住经常加以“指导”。好在曾国藩和张亮基一样好脾气，对左宗棠俯首听命，从善如流。因此才造成了这段难得的“同心若金”。
左宗棠拒做高级顾问背后的情绪
可惜的是，这段蜜月为期过短。咸丰三年，张亮基调任署理湖北总督，左宗棠也随之北上武汉。这两个人一走，曾国藩在湖南马上就寸步难行，处处碰壁。那些湖南官员早就痛恨曾氏越位侵权，此时团结起来，处处给曾国藩小鞋穿。曾国藩一怒之下出走衡阳，想脱离湖南官场，独力创建湘军。这个想法看起来解气痛快，实际操作却困难重重。刚刚来到衡阳曾国藩势单力孤，形只影单，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处境十分困难。恰在此时，张亮基调离湖北，左宗棠也归乡隐居。曾国藩闻讯大喜，立刻写信请他来帮助自己。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