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马克· 格兰诺维特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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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与经济：信任、权力与制度试读：
序一
人们期盼已久的格兰诺维特积数十年思考的大作——《社会与经济》终于出版了。格兰诺维特早年的博士生，现在于清华大学任职的罗家德教授，是格兰诺维特的“忠粉”，他和王水雄夜以继日地把格兰诺维特的这本大作翻译成中文，即将在中国出版。家德嘱我为该书作序，我诚惶诚恐。我虽钟爱经济社会学，但就“社会与经济”这个大题目来说，颇感力不从心。所谓作序，也只能是从我的角度，谈谈对这本书的理解。
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格兰诺维特。他是一位跨界的奇才，可以说是当代社会学界最具有经济头脑的学者，也可以说是经济学界最注重非经济因素影响的人物，甚至被认为是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社会学家。他一生都在试图完成一项似乎难以完成的理论工作，就是构建一个逻辑自洽的人类行为动态复杂系统，使该系统既能解释个人对集体行动的建构，也能解释集体和制度对个人选择的约束。
格兰诺维特作为新经济社会学的代表人物，在全世界享有盛名。虽然他作品数量不多，但一出手就是经典之作。他在社会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等诸多领域都很有影响，并多次获得引文桂冠奖。他提出的“弱关系”（weak ties）、“嵌入”（embeddedness）等学术概念，甚至成为引领学术流派的一个符号。几乎他的所有作品，包括《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找工作：关系人与职业生涯的研究》《经济生活中的社会学》等，都已译成中文并出版，影响了一大批中国学者。中国是一个注重“关系”的社会，在格兰诺维特理论中，最为中国学者津津乐道的成果，就是他的“弱关系”理论。格兰诺维特发现并证明，在现代社会，亲朋好友之间交往频率高的“强关系”，在找工作的时候，并没有交往频率低的“弱关系”帮助大。他对这个研究结果给出了一个很新颖的解释，因为“强关系”传递的只是同质的信息，而“弱关系”才更可能传递有用的新信息。同样也是格兰诺维特“忠粉”的边燕杰教授，通过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证明在中国还是“强关系”起的作用大，因为所谓“关系”，只是传递的渠道而已，有的可能传递的主要是信息，有的可能更多传递的是权力、地位、金钱、人情的影响。
我早年就读过格兰诺维特的作品，并深受启发。我在提出社会结构转型是“另一只看不见的手”时，就借鉴了他关于经济活动“嵌入”社会关系网络的理论，并把它和经济学中企业组织对市场具有替代作用的理论融合在一起，分析社会结构转型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在对“羊城村”的研究中，《经济生活中的社会学》是我重要的参考著作。格兰诺维特强调经济行动是一种社会行动，嵌入在社会境况之中，经济制度是一种社会构成。这些论述激励我在《村落的终结》一书中寻找“经济生活的社会规则”。
在这本书中，格兰诺维特引述了大量的实证成果，不仅有他自己的成果，也穷尽了几乎所有的当代相关实证成果，用以论证他一生追求的宏大的命题，即“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社会性的”。格兰诺维特是那种既能从大处着眼，又能从小处入手的大家，他“烹饪”出一桌无所不包的理论大餐，每一道“菜”都做得那么精细、那么别致、那么有味道。毫不夸张地说，这本书可以看作是格兰诺维特多年研究的总结和升华，必定会成为传世之作和新经济社会学前行中的一座丰碑。
从社会学思想史上来看，格兰诺维特通常被认为是经验社会学的高手，他身上并没有那些理论社会学大家的光环，特别是在今天“一切都要证明”的美国社会学的氛围中，人们通常认为，他与那些酷爱思想演绎、经验归纳稍逊的社会学理论大家不是一个套路。但恰恰又是他，颠覆了重大的理论问题。
由于我的知识范围有限，我只能从以下四个方面谈谈他的“颠覆”，或者说得婉转一些，谈谈他的贡献和创新。
一是经济与社会的关系。社会学理论大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和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都有一本名为“经济与社会”的巨著，他们都在书名中把“经济”放在“社会”前面，他们的经济社会学实际上主要是强调经济活动对社会关系的建构和影响，这在工业革命高歌猛进的时代，似乎也一再被历史所佐证。但也有一些不同凡响的学者表达了不同的看法，如卡尔·波兰尼的著作《大转型》，把这种推论称为经济思想的“殖民”，即以市场逻辑支配和主导社会领域，把经济规则视为一切社会行动的标准。我觉得格兰诺维特的新经济社会学，从两个方面体现了“新”：一方面他重提经济对社会结构的“嵌入”，要为经济学“找回”（bring back）社会，使之成为一个具有当代意义的新命题；另一方面他未停留在从理论上“找回”，而是通过扎实的可验证的实证研究来“找回”，这是以前的理论大家都未能做到的。
二是制度与行为的关系。正如一句调侃的话所说的那样，在社会学家眼里，只有约束没有选择，而在经济学家眼里，只有选择没有约束。社会学的主流往往更加强调，人们的思维和行为被制度、环境和观念体系所制约。经济学的主流则通常被认为更倾向于强调个人偏好和理性选择的决定作用。社会学家彼得·布劳（Peter Blau）、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和经济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等人都曾试图在制度和行为之间发展出一种具有分析力度的理论。在这条学术积累的脉络上，格兰诺维特别具匠心，在批判了“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两种理论倾向后，提出了社会网络理论，从而在制度决定论和理性选择决定论之间找到了一个具有分析能力的理论框架，为宏观制度分析和微观行为分析成功地架起了一座连接的桥梁。
三是不同治理模式之间的关系。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同时还非常罕见地授予了女性经济政治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以表彰他们在治理领域的卓越贡献。威廉姆森的贡献在于，通过对交易成本的分析把企业的科层制组织治理和市场网络治理连接起来，找到经济治理模式选择的解释；而奥斯特罗姆的贡献在于，在科层治理和市场治理之外，发现了第三种治理模式——自组织治理，解决了如何管理公共财产的问题。格兰诺维特则另辟蹊径，提出社会网络是第三种治理模式，发展了威廉姆森“中间型组织”的论述。也正因为此，很多人认为他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强有力的潜在竞争者。
四是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关系。从学科发展史来看，经济学与社会学一直经历着文人相轻的漠视、理论假定的纷争及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复杂关系。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大概是经济学家中最注重社会问题研究的，他对诸如犯罪、教育、家庭等问题的研究和观点都独树一帜，让人眼前一亮。但他用经济学理性选择法则分析社会问题的方法，被格兰诺维特在这本《社会与经济》的开篇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作为立论的靶子。为应对这种“经济学的侵入”，格兰诺维特高举新经济社会学大旗，以社会学的原理，深入触及经济活动的“硬核”（hard core），如生产、分配、消费和信息网络等，类似一种“后殖民主义社会学”的呐喊。但不管怎样，这种“对话”，不是学者的意气之争，而是有学派才有学术。
这本书应是格兰诺维特《社会与经济》巨著的上册，我们期待着下册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以上杂谈，权作序。李培林2018年于北京
序二
大师的淡定2018年12月的一天，忙里偷闲的家德兄，到我办公室小叙。一落座，闲扯了几句时事，话题自然落到格兰诺维特教授的这部《社会与经济》大书上。
家德是教授的弟子，深得真传，这点在一年前他出版的著作《复杂：信息时代的连接、机会与布局》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不过，家德并未就此止步，他将教授的“社会网络嵌入”的理论，很自然地移植到中华传统文化的语境，用“圈子”、“关系”来透彻解读强连接、弱连接，以及网络中的机会与社会资本，当然他最为关注的是“自组织”。
教授的新著《社会与经济》，据家德介绍，是一部打磨了十几年的著作，很多章节的内容，家德都事先读到过，特别涉及东方文化的有关内容，教授都多次与家德仔细研讨。家德带来这部书（上卷）的打印稿，嘱我做一小序，虽力有不逮，然盛情难却，便应承下来。
利用半个月的时间，啃教授的这部大著，自然费力很多。更具有挑战的是，我对这部铺陈宏大、论梳细密的著作中所提到的诸多文献史料，并不完全了解。虽然蒙家德兄信任和鼓励，依然觉得难以做出更多有价值的评价。只能老老实实，放平心态，用一个“门外汉”的视角，对这部大著略谈几点读后感吧。
我读格兰诺维特教授的著作，一个机缘是2011年在北大给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研究生上一门“互联网前沿思想”的课程。课中有一个章节，介绍“社会网络”的理论。适时业界流行“社会计算”、“复杂网络”和“推荐算法”，格兰诺维特教授在《镶嵌：社会网络与经济行为》中的思想为我提供了很好的参照。
将经济行为纳入社会网络来审视，在技术专家看来，是非常自然的。美国学者巴拉巴西1999年的“随机网络中标度的涌现”和瓦茨、斯托加茨1998年的“小世界网络的群体动力学”两篇著名论文，开启了互联网结构与动力机制研究的新疆域。应用专家有了理论依托，技术工程师有了研究方向和工具，产生了一大批成果。
教授的弱连接、强连接、镶嵌思想，也迅速被公式化、代码化，纳入各种分析模型，为网络结构分析、节点动力机制分析，提供着丰富的理论营养。但以我之陋见，这似乎并非是格兰诺维特思想的全部。
格兰诺维特教授这部用力甚多的《社会与经济》，似乎意在“纠正”这种“埋头应用”的偏差。他试图让众人的目光，重新回到他数十年前提出的这个“元问题”上来。这个元问题就是“所有经济活动都是社会性的”。
承认“所有经济活动都是社会性的”，似乎从直觉上并不难，难的是教授的这一论断，需要冲破既有范式的重重障碍，冲破业已固化成型的“经济学—社会学”关系的认知模式。这一认知模式渐渐被过去200年来的社会学、经济学的学者大师们用汗牛充栋的论著、阐释、演讲挤压成型，变成有关人性、组织、生产要素、生产关系、信任、权力、制度、文化，以及理性、道德、正义、财富、公平、分配等词语的“接插件”，用理论、流派、范式、模型，以及某某主义等封装好的“标签”，作为探究活生生现实问题的工具。
教授从“低度社会化”、“过度社会化”开始，不厌其烦地像地质学家、考古学家一样，用探铲、手镐、毛刷在岩石断层或者整齐的探方中，仔细辨认着结构功能学派、有限理性学派、文化决定论的主干和枝枝蔓蔓的支流——我心想，真难为教授了啊！
以我这个门外汉的眼光看，教授之所以这么做——据家德介绍，他这部著作的下卷，是众多的案例和实证分析——是为了让自己在三四十年前的理论创见，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教授就像一位孤傲的绅士，宁愿一再延宕著作的出版，也要将穿缀而成的思想框架奠基在扎扎实实、经得起检验的文献疏证的基础上。
这是学术，是卡里斯玛（Charisma）。“卡里斯玛”是教授多次引用的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的概念，从早期基督神学引入政治学、社会学，并首次在1922年出版的《经济与社会》中，用来形容那种超凡脱俗的领袖气度，以及令人景仰的非凡魅力所形成的威权统治。这种卡里斯玛在文艺复兴以降的500年间一路下滑，伴随“理性精神”、“自由解放”的启蒙运动、科学革命和工业资本主义异军突起，渐渐失去了往日的辉煌。
文艺复兴之后，学术卡里斯玛所面对的圣像，发生了180°的转弯。从宗教意义的上帝，转移到“斯宾诺莎的上帝”。
但是，教授所面对的，却恰恰是这种“卡里斯玛”的精髓部分：诚如圣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所坚称的，罗马的衰败并非基督教所致，而恰恰是对基督精神的背离。对超凡脱俗魅力的景仰和向往，是柏拉图、毕达哥拉斯、托勒密传统中，热切追寻的那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万物至理，也是绵延上千年的中世纪炼金术士口中的至尊咒语和秘方。“斯宾诺莎的上帝”，依然有“上帝”的余晖。
所以，教授需要用同样的耐心、同样的方法，暂时放下建构理论的冲动，克制宏大叙事的诱惑，逐一指认在他看来把理解世界的逻辑“弄拧了”的前人的工作。教授是认真负责的，也是富有卡里斯玛情怀的。
插一个不算八卦的话，家德兄跟我闲聊间，不经意谈及与教授同一时期的学者，甚至是合作的学者如威廉姆森、阿姆斯特朗都先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云云，诸多同行纷纷议论说，教授是“离诺奖最近的人”。家德所转述的教授的淡定与洒脱，或许可以对这一绅士般的卡里斯玛情怀，做一点小小的脚注。“经济行为嵌入社会网络”，在我看来绝不是某种灵光一闪的观点，这是大智慧。尽管教授字里行间处处谦逊地回避各种建构范式的“嫌疑”，耐心地梳理数十年社会学理论范式的思想演进，但把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关系“倒一个个儿”，需要有极大的勇气和魄力，也需要游刃有余的功力。
从200年前法国社会学家孔德开始，社会学家就产生一个自觉不自觉的参照系，就是将社会学理论弄得跟物理学理论一样漂亮、坚实。经济学在我看来也有这股子劲儿（甚至更过分）。数量经济学就是如此，如果没法弄得特别靠近物理学，那就弄得特别像数学。
这股子劲儿，训练、熏陶了一代又一代学者，产生了一堆又一堆厚厚的文本，堆积成一座又一座山峰，就像炼钢炉旁边堆积的钢渣山一样，冷却下来后坚硬无比。教授面前的，就是这样的山峰。
经济学作为基础，就像一个插线板，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传播学等就像插头一样，奠基和依赖于经济学，这大致是旧的、宗教的卡里斯玛消退之后，普鲁士教育革命奠定的近现代大学范式中新的学术卡里斯玛。格兰诺维特教授和其他教授们都明白，这套卡里斯玛是用论文、数据、公式、影响因子说话的。
但是，互联网来了，情况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19年，世界网民和中国网民数量已经超越了自然人口的一半，信息已经成为毫无争议的新的生产要素，“斜杠青年”和自由职业者已经重新定义了组织，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两分法在信息经济面前已经了无新意，甚至这两个词语听上去都是“脏词儿”（携带着浓厚的工业文明的味道），新物种层出不穷——所有这一切，都使得旧的理论框架左支右拙，漏洞百出。
格兰诺维特教授关于“经济行为嵌入社会网络”的论断，我觉得已经不是一个学术假设，而是一个事实，一个绕不开的事实。
说实话，在拜读教授大作的同时，我多次掩卷长叹：除了向教授表达敬意，我私下里觉得教授其实可以更“洒脱”一点，用德鲁克畅论“21世纪的管理”、“后资本主义社会”时的快意文字，痛快淋漓地宣读一份对旧学术卡里斯玛的起诉书。教授其实可以撇开这么多厚厚的参考文献，直截了当地摆出自己的洞见和思想的言说，率性地做一次“没有参考文献的著述”。
当然，话说回来，教授所做的一切，其实也正是这个艰难旅程的一部分。顺便说一下，教授的弟子——家德兄，正是他思想精髓的拥趸，也是身体力行的鼓吹者和实践者。家德几年前将教授的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圈子”“关系”“韬略”“亲缘结构”结合在一起，用“自组织”、“社会网络分析”的视角重新审视的时候，我从他兴奋的神情中可以感受到满满的欣悦之情。也许教授想畅快表达的思想，弟子们已经在做了吧！
点滴杂感，不成文字，聊以为序。段永朝2019年元旦改定于北京
译者序
先谈一个有趣的现象，知道格兰诺维特的人一定都会觉得他是一位博学深思的理论家，他提出了“弱连带优势”（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理论和“嵌入理论”，在社会学引文中排名数一数二，对经济社会学的推动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确实，受教于格兰诺维特教授五年半，我从他那里学到的都是理论，但很奇怪的是，从他第一个学生伍迪·鲍威尔（Woody Powell）到和我同时在学的布莱恩·乌西（Brian Uzzi），以及之后在斯坦福大学任教的詹姆斯·埃文斯（James Evans），加上我本人及很多师兄、师弟，却都在做大数据和动态系统模型，就好像我们的老师教的是方法、数理以及计算机一样。一个纯粹只教社会学理论的老师为什么会教出一群做数理模型的学生？
其实从这本书中就可以找到端倪。进一步说，这本书在推动一个新理论的发展方向，也为新研究方法奠定了基础。
首先，本书第一章高举反化约主义大旗，提出用复杂思维分析经济社会现象。格兰诺维特的知名批判就是左批以新古典经济学和理性选择学派为代表的“低度社会化”观点，右批以文化决定论为代表的“过度社会化”观点，以下面这个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的图1为例，化约主义用集体的因素，诸如人口分布、社会结构、文化、集体心理等，解释集体的经济行动或行动的经济结果（economic outcomes），也就是图中“4”的过程；用个体的因素，诸如个人社会经济背景、价值观、态度、行为动机等，解释个体的经济行动或行动的经济结果，也就是图中“2”的过程。在用集体因素解释个体行动时，如图中“1”的过程，就是“过度社会化”观点，个人是没有能动性的，被集体的制度与文化所决定，只有牢笼中十分有限的自主权；而在用个体因素解释集体行动时，如图中“3”的过程，就是“低度社会化”观点，个体完全自主决策，集体只是个体行为的加总而已。
格兰诺维特在第一章阐明了这样的化约主义解释是不完整的，而且一位“低度社会化”观点的学者一旦接受了文化对个人也有影响的论点时，就会常常使用“过度社会化”观点。低度、过度两极论点融于一篇论文之中，之所以作者也不觉得违和，正是因为两者都是化约主义，而没采用复杂思维。图1 个体与集体研究的示意图
那么什么才是复杂的解释呢？一方面，个人受集体制度与文化影响，这在书中第二章将有所探讨，个人的行为绝对不是基于个人的自利与算计就自主行动的。其实，规则与价值形塑出来的心智结构也深深影响着个人的决策，但这个影响又不是决定性的，个人对利益的考量依然会带来能动性的需求，会通过关系、圈子与人际网等社会网结构获得自主决策的空间，甚至改变集体的制度与文化。另一方面，集体的制度与文化也通过一个人身边的社会网潜移默化地形塑个人的心智结构，这本书的第三章和第四章就探讨了两种最重要的关系——信任与权力，从而展开了社会网作用在图1中“1”与“3”过程中的讨论。
每一章中格兰诺维特都展现了如何利用这样复杂的思维方式来分析经济现象的方法，并以多个案例加以说明。比如第四章中讨论权力，尤其以科西莫·德·美第奇（Cosimo de Medici）和其子孙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意大利的权力运作为例，化约主义研究者总会将权力归因个人，如占有关键资源让别人依赖，或取得传统或科层组织的权威位置，或有个人的魅力。当然这些都对，但我们却要问，权力是嵌入人际关系与社会网结构中的，有权力掌握者就有权力屈从者，这些人之间的关系与网络如何展现？所以格兰诺维特探讨了结构洞的概念，即不管个人拥有怎样的权力特质，都是一种权力的结构性表现，也就是两群人之间的中介者拥有了信息垄断与“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利益。其权力成立的前提包括以下几项：两个分立的圈子各自拥有足堪权力剥削的资源，两个圈子有沟通的需要，而且依赖中介者的沟通。不仅如此，中介者还能操控两个圈子的分分合合：合了，“桥”就不需要了；分了，圈子各自孤立，“桥”就断了。不管这两种情况出现哪种，中介者的权力都不复存在。这就是一个较小的社会网结构中权力的运作案例。
从小社群中权力运作扩大到较大的复杂网，两个“圈子”可能就是两个阶级，因而中介者的权力变得极大，以美第奇为例，他们一方面靠婚姻关系打入并拉拢贵族权力阶级，另一方面靠生意与交友结交商业新富阶级。前者基本上瞧不起后者而不愿与之为伍，却又需要后者的财富为其权力服务，所以美第奇就稳稳地掌握着作为中介者带来的权力。而这样的分析又不能独立于集体的制度与文化分析之外，如果不是新富阶级崛起的历史背景，让我们看到时代文化、经济新兴势力的交叉踫撞，我们就很难理解美第奇取得的中介位置为什么这么重要。
反过来，我们又要问，一个集体中作为两个大社群的中介而取得权力的人有很多，处在历史机遇期和关键位置上的人也不少，但为什么只有少数人带来了集体制度与文化的改变？我们不得不考察美第奇在取得能动性的结构位置后，如何变成改革的代理人（change agent），如何动员利益相关方投入改变的社会运动中，又如何在改变的动态发展过程中维持良好的复杂网结构，以传播改革，并平衡各方利益，避免反作用力，从而维护改革，最终“涌现”出新的商业制度以及文艺复兴的新文化。
这样的案例在本书中还有很多。于是我们看到，在个人的权力因素之上，还要探讨权力关系的形成、小社群中权力的运作，以及复杂网结构的分析。这一方面让我们看到，集体制度与文化通过社会网对行动者心智结构的影响，以及对其行为的限制与造就，另一方面又能看到，个人通过关系、社群以及复杂网络位置带来的能动性，进而如何带动改变，涌现出新制度与文化。个人行动、关系、社群、复杂网以及集体的制度与文化在一个动态互动过程中形塑了我们要观察的经济现象。
本书是格兰诺维特一生的力作。记得1994年时，他就开始把其中的章节拿给我看，还就其中的部分内容，尤其是牵涉到中国的内容与我讨论，1994年，出版社就迫不及待地对外宣布本书即将出版，一些图书馆还列上了书库目录，但没想到格兰诺维特精益求精，一遍又一遍地改写，直到23年后才出版，还只是上册，也就是本书。这本书提出的理论观点，不但在经济分析视角上不同，而且在价值观与方法论上也建立了新典范。虽说社会科学理论应该价值中立，但实际上重要的大理论（grand theory）都会有其价值取向，理性选择视角下的经济分析强调的是个人利益驱动、算计、竞争与效率，社会网视角下的经济分析则看重社会因素驱动、积极心理以及合作与可持续性发展。其实人性之中，两者兼备，这本书正是想以复杂思维融于一炉而冶之。
方法论上的新典范则要回到我一开始提出的吊诡现象：为什么一位几乎只做社会学理论也只教社会学理论的老师却培养了一群做大数据与系统动态模型的学生？在不同理论的范式竞争中，理论的推理、定性分析固然重要，但不同理论社群寻找共同认可的“事实”，为“事实”找到操作性定义，并验证这个理论的解释效力高，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尤其是与已经完全数理模型化的经济学对话，更要“硬踫硬”地提出定量证据，并做理论比较。这就是为什么格兰诺维特的学生，乃至新经济社会学的学者会自学统计、建模、计算机等知识，只有这样才能使整个理论体系变得完备。
大数据的出现使这套理论思维得到高速发展，如上所述，反化约主义的复杂思维为理论体系注入了复杂网与系统动态的元素，过去这类定量资料很难收集，尤其是复杂动态网的资料收集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大数据自动地在大范围、长时段中积累着这类资料，其中脸书、推特、微信与QQ这样的社交网络资料更提供了复杂动态网分析的可能性。从而，个人行动、关系、社群、复杂网以及集体制度与文化的动态互动过程分析就成为可能。在这个范式里，理论与“实证”，大理论、中层理论与理论模型，定性与定量分析，结构化数据与大数据同时并用，缺一不可，所以研究者往往会组成一个庞大的研究团队，集社会学、经济学、经济管理学、计算机、物理学、统计学等领域的不同学者或学生在一起，类似一个理工科的“实验室”，而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往往是“实验室”的“领头羊”。
新范式在既有理论之上往往带入了很多过去很难深入研究的议题，如复杂网结构的演化，动态系统的自适应过程，复杂系统中的“涌现”现象——例如制度变革、社会运动爆发、引爆思潮、重大技术、商业模式的创新以及革命，还有系统的非常态变化、系统转型等。在方法上则在因果模型之上加入了系统模型，在静态分析或比较静态分析之上加入了动态分析，在结构化数据之上加入了大数据。新方法与新理论范式为过去一些很难分析的社会现象与经济现象提供了新的可能。
这本书虽然是一本纯粹的新经济社会学理论的著作，但为研究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开辟了一片蓝海。罗家德于清华园第一章经济社会学1.1 个人行动、经济结果与经济“制度”
在本书中，我将提出一套与经济行动和制度有关的论述，同时在纯粹的经济因素之外强调对社会、文化和历史的考量。因此这样的论述可以归类为“经济社会学”，一个在过去30年蓬勃发展的社会学分支学科。但是更基本地，我希望以一种跨越学科边界的方式来理解经济，不论其中的观念来自哪一个学科。
在本章中，我将对社会科学的性质提出一般性主张，一般性地解释经济行动、结果和制度的意义，以说明社会结构与经济的关系。后续的章节将阐述我的观点中一些重要的理论元素：经济中规范与其他心智结构的角色、信任与合作、权力与顺从，以及制度和人类有目标的行动间的相互作用。在下一册书中，我将用这一分析架构分析一系列的经验案例。
我将经济现象分成三个层次加以探讨。第一个层次是个人行动层次。马克斯·韦伯定义这个层次的经济行动为“需求的满足有赖于在个人的判断下，相对稀缺的资源以及有限的行动选择，而这一情境会呼唤起特定的行动。当然，理性行动的关键在于稀缺的存在以及行动因其而生”［Weber，（1921）1968：339］。韦伯继续写道，这样的需求“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从食物到宗教的教诲，只要是相对于需求而言紧缺的物品或服务”（339）。这和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对经济学最经典的定义是一致的，“一门研究人类行为的学科，探讨了目的与可作他用的稀缺手段间的关系”（1932：15）。唯一的不同是韦伯特别强调了在“手段与目的”的选择中行动者的主观导向性。
采用了经济行动的广义定义后，我探讨了一系列的议题，包括结婚、离婚、犯罪以及时间分配，如同加里·贝克尔这样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者”所设定的议题（Hirshleifer，1985）。但是我还是将我的探索限定在关于生产、分配、商品与服务消费的“经济”议题上——我们也许可以称它们为经济行动的“硬核”。但我的目的并不是相应地建立一个“社会学帝国主义”，而是去整合不同的方法与概念以增加我们对经济的理解，不管这些方法与概念来自哪一个学科。
第二个层次的经济分析关注个人层次之外的经济行动，我称为“经济结果”。举个例子，一件商品如何形成了稳定价格，不同阶级的工人为什么有薪资差异。因此，经济结果指的是个人行动的正常模式。
第三个层次是关于经济“制度”的。这可以与经济结果从两点上区分开来：（1）他们通常会涉及较大范围的复杂行动。（2）个人会视制度为做事情应该遵循的路径。如社会学知识所揭示的，制度传达着社会团结的假象，并不断地固化它，因而被认为是世界加诸我们的外在的客观存在，而非社会建构的产物，事实上后者才是制度的本质（Berger and Luckmann，1966）。经济制度也高度呼应这个社会建构的理论。举例来说，整个经济组织的系统，比如资本主义制度，或低一层次的特定的组织系统，如产业与专业，都是建构出来的。第五章和第六章将会对制度做更多的剖析。
一般而言，我们把这三个层次称为微观层次、中观层次与宏观层次。每一个层次都会产生一些适用于本层次的理论原则，但如何把这三个层次综合在一个架构内，展现某一层次如何受到另一层次的影响，又不以某一层次为决定性力量，是十分重要的工作。简言之，本书的主要章节将从第二章开始，会讨论个人的微观行动，然后进展到中观的议题，最后止于宏观的制度讨论。1.2 “教养”取代“天性”了吗
元假设（null hypothesis）就是一种不言自明、潜藏在所有经济解释的社会科学理论中的假设。我用它来指对人类行为和社会组成的基本前提预设，这是学者理解一组社会现象的概念原点。它是社会科学词汇的基本组成部分，并且对于谁被什么样的理论说服具有强烈的心理效果［像唐纳德·麦克洛斯基（Donald McCloskey）1983年发表的论文所生动表达的那样］。
元假设通常包括我们对“人性”的基本预设，因为在20世纪的多数社会科学中，“教养”取代了“天性”的地位，使我们明白说出这样的假设显得不合时宜，但它们却普遍存在，即使只是勉力低吟。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的元假设明显不同。大多数经济学是通过假设个人在可量化的动机引导下追求自己的利益来解释的。虽然只有不多的人支持刻板印象下的理性算计者，也就是“经济人”的假设，但建立在个人利益以及或明或暗地算计上的解释模型，相比那些不服膺于简单性与优美性的、强调“复杂”社会因素的模型，“经济人”的假设更受到重视。如同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指出的，针对一个“应用性理性预期理论”的做法是建构一个模型，其中“一个行动者及其可观察的行为总被定义为极大化他们的利益，而且预设了行为与利益的相合足以解释其行为”。但是，他也注意到，没有明确的证据足以说明这样的因果关系，“利益与行为刚好相一致也许只是一个巧合”（Elster，2000：693）。元假设在这里是如此强有力的存在，以至于我们会把巧合不假思索地当成因果。
社会学家就更讳言他们对人性的预设了，但100多年来社会理论却编排了一堆理由以假设个人是由社会环境所形塑的，如果没有他人做参照，以及在社会化过程中适应特定环境而有融入社会的感知，他们甚至无法想象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因此社会学家把个人描绘成受造者，受造于各类社会影响力，包括在社会圈子之内和之外、社会规范、意识型态、社会阶层，或基于宗教、经济、政治这样复杂体系建构出来的社会制度。
所有学者都会欣赏简单而又有效的解释，但简单有效的标准却并不存在。标准因你偏好的元假设而不同，这决定了你认为哪一个层次的分析才是关键，以及社会科学中的化约主义研究是可接受的，还是不够有效的。在科学史中，很多学科都常有这样的企图，就是展示一个解释架构比另一个更为基础，从而可以取代后者。传统的生物学化约为分子生物学获得了巨大成功，因而鼓励了更多的跟进者。
虽然大多数社会学家都服膺于埃米尔·杜尔凯姆（Emile Durkheim）在20世纪之交时提出的社会是不可化约的真实存在，但社会学的论述与理论百家争鸣未定于一尊，从而使这个学科成为别的思潮所欲征服的对象。当B.F.斯金纳（B.F. Skinner）第一个将社会生活化约为“刺激-反应”的行为规律时，社会学家中却少有跟从者（Homans，1971）。将社会行为化约为生理学要素曾经是社会生理学者E. O.威尔森（E.O. Wilson）及其门徒的主要研究方向（Wilson，1975），首先，他们的假设主要是基于个人基因层次的自然选择，其次是群体基因（更引发争议的论点）的作用，使个人建构了社会关系。如我曾提到的，始于贝克尔对社会学很多议题的研究，如爱、婚姻、犯罪和时间分配（Becker，1976），同时反映了杰克·赫舒拉发（Jack Hirshleifer）所宣称的“经济学确实建构了社会科学的普遍文法”（1985：53），一些经济学家建构了他们的化约主义方案，名为“经济学帝国主义”。
因为他们提出的观点简洁有效，所以相比其认识论上的敌手，化约主义者的方案吸引了更多的追随者。相反的，在很多领域中的整体论（holistic或wholistic）支持者，包括那些系统论与功能论的支持者则宣称，如果不了解个体所在的较大的社会背景，就无从了解个体。
康托普洛斯（Kontopoulos，1993）则指出在很多科学领域中，化约主义与整体主义都会让步一种更复杂且细致入微的方案，他们试图了解研究中不同层次的对象如何通过交互影响整合在一起，并认为没有一个层次是主要解释因素。本书就持这个观点。我论述中的每一点，都试图探索微观与宏观的分析如何连接在一起，并探索我们所称的“中观”分析如何在理解这样的连接产生的动态过程中成为关键。只因为中观层次分析的关键性，“社会网”将一直在我的论述中占据关键位置。但我要强调的是，它们并不是一个优先的因素，甚至在大多数情境中它们只有相对温和的解释力。1.3 适者生存、社会资本与历史
因为化约到个人层次的解释经常不能令人满意，所以它的反对者会补充其他的论述。在社会科学中，两个最主要的反对者分别是功能论与文化论。而令人讽刺的是，这两者可以归类为整体主义者的工具。
行为、实践与制度的功能主义解释指的是它所解决的“问题”。比如在企业世界的研究中，有限责任公司的制度可以解释为，很少有人愿意承担完整的企业家任务才出现的一种安排，因为当公司失败时他们的个人财产将被完全剥夺。把个人与公司财产分开，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才能出现企业家。但如果调查实际历史就会发现，在跨国企业中，有的国家有这样的制度，有的没有，这就无法解释有限责任公司制度的优越性。像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有人会主张，其实制度并不是为了改善普遍性的企业家精神，而是为了服务一小部分人的特殊利益。在第六章中，我将阐述中世纪意大利佛罗伦萨合伙人系统中较为复杂的案例。通常，假设任何一个经济制度都可以被当作解决某些问题的办法是非常危险的。因此，安德鲁·肖特（Andrew Schotter）认为经济学家的责任之一是发展出“社会制度的经济理论”，因为了解一个制度需要我们“推论出制度发展过程中因不断演化而存在的问题。所有演化中的经济问题都需要一种社会制度去解决它”（1981：2）。
这样的主张很像社会生理学家的工作，他们认为任何物种的演化都是为了解决生存问题。在这里，科学事业的创造力被用来畅想什么是可能的。在一个大范围的批判中，斯蒂芬·杰·古尔德（Steven Jay Gould）与理查德·勒温庭（Richard Lewontin）称这样的解释为“适者生存”的故事，并评论道：“对一个适者生存故事进行否定后，往往会有新的故事取而代之，而不是出现对不一样解释的需求。我们的想象力有多丰富，适应的故事就有多无所不包，新故事总可以想出来。如果一段时间内没有新故事了，论者也总会祈求这只是暂时的搁置，并坚信以后还是能想出来的……演化论者经常……只要编排出了一个可能的故事，就以为他们的工作已经完成。可能的故事总能找得到。历史研究的关键点在于找到标准以提出针对走向现在结果的整套可能路径的适当解释。”（1979：153-154）
如同古尔德与勒温庭在对社会生态学的批评中提出的，“适者生存”的故事的基本问题在于，从原则上诉诸历史方法时，他们实际上是诉诸了一个“必须”发生的猜想而越过了历史研究。同样地，当你让一个问题“必须”演化到值得关注的程度才去解释一种经济制度时，你已经暗示选择了均衡状态的比较静态研究，而不是研究制度在历史中被创造的动态过程。这样的论述多少预设了系统现在的均衡状态，因为一个还在演化的制度无法通过考察来揭露它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而演化的。
这样的解释策略或明或暗地涉及了物竞天择机制，也就是那些无法解决环境问题的物种会倒毙路旁，只有有可见的制度解决方案者才能存留。这类论述最经典的展示是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53年发表的极具影响力的论文《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1953：16-22）。在经济学中，这种论述逐步演化并指出，没解决的问题代表了可能的利润，理性的个人一定会利用这样的机会。无效率一定会被套利而消失，现代经济学的部分台词就是“你无法找到躺在街上的钱”。这假设了一种制度在它能被写进经济学辞典之前必须解释出它以何种方式增加了效率，尤其在新制度经济学中，“效率分析”意味着说出一个关于制度适者生存的故事。这部分来自对“旧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反应，后者往往考虑制度起源于法律、社会学或历史的因素。
即使在生理学中，达尔文式物竞天择的基因机制也是十分清楚的，但古尔德与勒温庭还是注意到任一特定的适者生存的故事其实都只是臆测，甚至和实际发生的事实十分不同（1979）。他们十分漂亮地列举了这样的臆测带来的错误。在经济中，物竞天择机制最可能就是竞争市场的惩罚，但却很少有这样的竞争市场足以把所有的无效率清除出去，并把所有问题解决。而我主张经济行动和制度基本上来自行动者的复杂网欲执行的多种多样的目标，而且如果不了解历史演化过程和相关行动者的社会网，我们就很容易误读它的经济结果。
随意求助于达尔文式的修辞学，将得到对行为模式与制度过于乐观的观点。功能论解释的缺陷早已被细数了许多遍（Merton，1947；Nagel，1961；Hempel，1965；Stinchcombe，1968；Elster，1983），并且我们也严格要求一个被解释变量必须被其所声称的要解决的问题加以清楚解释。如果要概括它们的理论，我只简单地建议，在一个功能论者的解释被接受之前，应先回答四个很实在的问题：（1）在什么意义上“问题”真的是一个问题？如果所谓的“问题”只是被理论提出来当作必须解决的理由，那么这样的解释就立刻失去了意义。（2）“解决方案”真的是答案吗？即使问题是真实的，我们审视的制度最好能真正解决它；如果不是，功能论的解释就不具有说服力。（3）我们知道这个解决方案的产生过程吗？回避了这个问题，我们就只是假设了所有问题都必须自动地解决，如前所述，这是一个并非人人都能支持的观点。
功能论部分解释了必须回答预设的问题为什么和如何真正地解决了。然而，一旦我们知道了在什么情境下解决方案能够产生，其实我们也就知道了什么情境下它不能产生。在实践上，这就意味着问题总在那里，但解决方案却不可能总是出现，而是有时出现。所以这样的解释模型要求我们更深入地去了解被解决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案能够出现的条件。这导致了第四个问题：（4）为什么是这个方案？一个问题可能的解决方案在哪里？在何种情况下会出现其他方案？这就好像是问题（3）的答案，将会使我们渐渐远离原始的功能主义解释，从而缩小了一个静态的功能论与基于历史进程的动态理论间的距离。
功能论看起来十分合理，因为经济制度似乎和当下经济环境十分契合。但这可能肇因于制度本身在重塑环境，从而使相容性大为提高。比较静态的分析很少能揭示这样的过程，因而取而代之的是说服大家视环境为创造制度的外生变数。当然经济环境会限制制度的组成结构，但这样的限制可能比我们想象的广泛得多，结果可能会是稳定的数个均衡解：系统的历史轨迹会决定哪一个方案真实发生，这使动态研究成为必须。
经济史的研究者采用了技术发展的相关论述，称为“路径依赖”。举例来说，保罗·大卫（Paul David）指出，QWERTY（全键盘）的安排方式其实是极其没有效率的，但却从19世纪90年代起就成了产业标准。即使有非常多更有效率的设计，但是因为QWERTY已经被大量的机器和使用者所“锁定”（locked in）而变成了产业标准。在更一般化的推论中，布莱恩·亚瑟（Brian Authur）提出了一个随机模型，表明一个早期阶段的随机事件如何锁定后来的结果，而和整体的效率毫不相干。在一个“路径依赖”过程中，人们能看到规模带来的渐增报酬，一旦一种技术的使用人数在数个竞争者中暂时领先，就会使它对多类的行动者变得有利可图，而大家既会改进它，也会调整环境促进它的更多应用。更多的应用又会进一步带来改善，同时使较少为人使用的竞争技术变得没有利润。最终，一连串的事件可能会把原本较没效率的技术“锁定”（Authur，1989）。
这样的论述扩展开来，只有历史分析才能解释经济结果。与之相较，我们假设任何技术的采用都是报酬递减的，此时静态分析就是充分的了。经济结果是唯一解，且与市场形成过程的微小事件或选择发生的顺序无关。相反地，如果在报酬递增的假设下，各种结果都会成为可能。不显著的情境在正反馈中不断放大，“颠覆”了整个系统去“选择”现在既有的结果。一些历史上的小事件变得十分重要。当看到一个技术的支配地位或一个经济结果从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时，我们必须十分谨慎，避免只是找出方法说明胜利者“与生俱来”的优越性以致适者生存（Authur，1989：127）。
这些研究基本上关心的是技术，但我将在后面几章中论述，很多其他经济结果和制度过程中也有“锁定”的现象，并且不必然导因于随机的“小事件”，而是该分析利益相关方的行动所形成的网络，绝非寻找问题的解决方案。而且在经济研究架构中认为的“随机事件”常常在社会学的解释中是可以被系统性考察的。“锁定”的技术概念相当于社会学中的“制度化”，就好像那些没能广泛使用的技术被人遗忘且被视为技术水平不足，同样那些制度的另类选择没有真的发生，也会被遗忘，而且适者生存的故事还会论述留存下来的制度是如何在既有环境中不可避免地被选择的。经济制度的社会学解释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在什么情境下这样的故事可能是正确的。在下一册中，我对美国电力产业的分析就十分符合这样的描述。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支持方法论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的学者也常常支持功能论，主张一个仅与个人行动精细相连的自我平衡系统。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不必处理行动与制度如何共同演化的历史细节。另一个十分相似的解释策略是，用文化差异解释经济结果与制度，这也能诉诸相似的思路。“文化主义者”的站位并不来自于经济逻辑，而是强调不同族群产生的不同文化信仰、价值观，以及决定其可见行为的族群特质解释了经济结果与制度。基于最近的理论发展，这样的论点经常被总结为“社会资本”。被归类为有着“新教伦理”的族群，会更勤奋地工作，并产生更多的成功企业与其他的经济结果；一个在层级中有合作文化导向的族群，也就是个人会顺从社会的族群，会发展出较平顺运作的工业企业（常被认为是日本的文化特色，请参考Ouchi，1981），而一个信任限于家族圈子中的社会将很难管理规模很大的经济组织（Fukuyama，1995）。在次文化层次中，不同企业会有不同文化，而文化差异会抵抗并购或至少使并购成本增加。
如果一个族群的行为真的完全是由其文化所决定，那么我们就可以忽略制度的历史演化细节。只要文化保持稳定不变，就不会有这样的共同演化。就和很多功能论的主张一样，这样的文化论总是令人不安地悬在循环论证之上，因为文化信仰和可观察行为之间的关系总是从行为推论信仰，而不是有什么客观外显的证据。
更糟糕的是，这样的文化研究视其为一种对个人行为静态并机械式的影响：一旦我们知道了一个被有效社会化的个人的社会位置，其他关于行为的一切也就都自然而至了。个别行动者的主动性被完全剥夺，这和主张个人主动性是最重要因素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大相径庭。文化成为外在的力量，就如同自然神论中的上帝，把事物用力一推后就不再进一步施加影响了。一旦我们知道了一个人的行为是如何被影响的，有目的的行动和既存的社会关系与结构就都无足轻重了。社会影响已充斥在每个人的大脑中，所以在实际决策时，这个人就和“经济人”一样是完全原子化的，只是有着完全不一样的决策规则。而一些对文化影响力更为深邃的思考（Fine和Klienman，1979；Cole，1979；Swidler，1986；DiMaggio，1997）清楚地指出，文化影响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持续在互动中建构与再建构。它不只形塑其族群成员，同时成员也部分因为他们自己的策略因素而反过来形塑文化。因此我在这里不是要贬损文化影响人类事物的重要性，只是反对它被误用，被当成循环认证逻辑和仅仅用来解释残差的事项。我将在第二章更深入地探讨这一问题，思索文化、规范与其他心理因素对经济行动的影响，并会在第五章和第六章中讨论文化和制度的关系。1.4 低度社会化与过度社会化
关于人类天性的元假设以及相关的概念导致了不被明说的关于人类行动本质的系列理论。当我们的推论太急时，这些概念就受到很大的扭曲。举例来说，社会学总以为行动者高度敏感于他们所处社会的刺激，这一观点就被社会学家丹尼斯·朗（Dennis Wrong）所批判，认为其是“现代社会学中对人的过度社会化概念”（1961），也就是认为人过度敏感于他人意见的一种概念，因此会完全服膺于建立在规范与价值上的规定，在社会化中将之完全内化，所以服从是不假思索、自然而然的，丝毫感觉不到负担。
朗注意到，“社会学家最常有的任务就是提醒大家注意人类在各种情境中强烈地渴求并争取身旁朋友的良好意见，尤其是那些过度强调他人动机的理论与意识形态。因此社会学家会描述工厂工人更在乎其他工人的态度，超过他内心的经济动机的召唤……我的目的并不是要批判这类研究的发现。我反对的是，虽然社会学家也会批判过去为试图找出人类某一行为的基本动机而进行的一些尝试，但他们自己心中却一直存在着人们的另一种渴望，就是想要得到一个良好的自我形象以赢得他人的认可”（1961：188-189）。
因为塔尔科特·帕森斯的缘故，这样的论述在1961年达到了顶峰，在其里程碑式的著作《社会行动的结构》中，他试图通过强调社会共有的价值来超越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提出的秩序的问题（1937：89-94）。帕森斯把霍布斯的观点归类为“功利主义”传统，从而攻击了视个人为原子的观点，反对个人不受别人或更广泛的文化及社会传统的影响。当然，我们如果仔细阅读功利主义者，如大卫·休谟（David Hume）、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以及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著作，就不会支持这样的分类。相反，这些社会学者还是展现出很大的兴趣去研究社会制度、规范与互动如何修正和形塑个人的行动（Camic，1979）。
帕森斯所谓的“功利主义”传统与“实证主义”传统大多数指的是古典经济学或20世纪的新古典经济学。传统中最典型的论述就是化约主义，并且我们可以称为“低度社会化”的观点，它拒绝了所有关于社会结构与关系对生产、分配或消费的影响。在一个完全竞争市场中，没有生产者与消费者能显著地影响总供给与总需求，进而影响价格或其他的交易条件。如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所注意到的，这样理想的市场包括，“大量的作为价格接受者的匿名购买者与销售者提供完整的信息……交易双方没有任何持久的个人或社会性接触也能让交易运作良好。在完美竞争下，不会有讨价还价、协商沟通、相互劝告或相互调整，以及其他各种能促使双方相互熟知的重复接触或维持关系的操作，进而使合约成功地执行”（1982：1473）。
古典经济学家把社会关系当成竞争市场的累赘。因此，亚当·斯密（Adam Smith）抱怨说，“同一个交易中的人很少会见面，即使为了娱乐消遣。但如果为了密谋对抗公众或发展一些提高价格的策略，他们则会有所对话”。他的放任性自由主义的政治态度又不容许他提议反托拉斯的措施，但他确实曾主张撤消一项规定，不再让同一交易中的人登记在公开的名簿中，因为“这样公开披露信息会使交易中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去哪里找其他交易者”［（1776）1976：145］。比这个毫无说服力的政策建议更有趣的是，亚当·斯密隐含了一个假设，就是真正的完全竞争市场需要社会原子化。这样的立场一直持续到20世纪，比如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在《价格理论》一书中表示，“如果经济主体间有个人关系，经济关系就不可能是完全竞争的”（1946：24）。
虽然一些古典经济学家（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以及一些非主流经济学者（如马克思以及德国历史学派），仍然对经济行动的一般社会条件感兴趣，但源自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更严谨和定量化传统却不断地缩小了研究的焦点，把非经济的因素排除在外。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方法论大论战中，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主义者”辗压了德国历史学派，从而使这样的排除获得最终胜利。边际主义方法，尤其是被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极大化”的数学方法，化约地用供给与需求决定的市场价格“解决”了古典的价值问题（Deane，1978，第七章）。
但是在“过度社会化”观点与我们可以称古典或新古典经济学为“低度社会化”观点之间，存在一个理论上的疑惑：两者都预设了原子化个人的行动。在“低度社会化”观点中，原子化来自个人利益的狭隘追求；在“过度社会化”观点中，则导因于行为模式被内置，从而很少受到社会关系的持续影响。即使经济学中个人的效用函数是开放的，让人的行为可能受到影响，但这样“过度社会化”下的、取决于社会价值与规范的内置化社会因素，并没有在这方面带来和经济学本质上的差异。“过度社会化”与“低度社会化”概念在个人原子化上取得了一致，进而把当下的社会背景排除在研究之外。这类疑惑的一致性却早为霍布斯的“利维坦”（Leviathan）所预示——深深陷在“自然状态”中的人产生了完全的无序，然而一旦把权力交出去，权威的力量就变得温驯而高贵；靠着一纸“社会契约”的巧妙安排，人们就从“低度社会化”完全地倾向了“过度社会化”。“低度社会化”与“过度社会化”观点的一致性正好说明了，为什么现代经济学家如此容易就接受了关于文化的决定性力量的“过度社会化”的观点，后者与化约主义相一致，以为个人一旦接受了文化的洗礼就不再需要注意社会位置与互动网络，其行动仍能得到有效分析。即使有一些关注社会关系的经济学模型（Becker，1976），也还是会抽离于关系的历史与他人关系的相对位置之外。在这些模型中，人际关系都被描述为类型化的、平均的、“典型的”——缺乏特定的内容、历史或结构位置。行动者都是有代表性的，从他们的角色位置和角色组合就可以推导出他们的行动。因此我们可以推论出工人与主管、丈夫与妻子、罪犯与执法者双方如何互动，但这些关系并没有超过已有角色赋予他们权利与义务之外的个人内涵。这样的分析过程正是结构社会学家对帕森斯社会学的批评——把个人关系的细节让位给一个整体概念架构中的微小角色，相比于来自终极价值导向的规范性质角色和惯例的长期结构，这只是附带现象。
一个可以结出累累硕果的人类行动分析，包括经济行动，要求我们避免隐含的原子化观点，不管是从“低度社会化”的极端，还是从“过度社会化”的极端的角度。事实上，行动者既不会像原子一样孤立在他们的社会脉络之外做出决定、采取行动，也不会盲目遵从他们刚好所属的社会文化族群为他们的特殊类型所写的表演脚本。相反，他们有目的的行动背后的意图嵌入在社会关系具体且不断发展的系统中。这些关系网络构成了联结个人行动、社会制度和文化间的中观层次的关键部分，而如何用中观层次联结微观与宏观层次现象正是本书主要的兴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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