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钧
出版社：武汉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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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钧品任正非试读：
前言
在这个时代，让人敬佩或崇拜并不是什么难事，高密度的媒体炒作让一切富人都有可能成为大家追捧的对象，一个又一个没有根据的富豪榜受到的关注远远超过有根有据的慈善榜和纳税榜。但是，让像杨元庆（联想集团董事长）、郭为（神州数码控股有限公司总裁）、周鸿祎（原雅虎中国区总裁）这些性格迥异的知名企业家叹服乃至敬佩的人，在这个时代可能只有任正非一人。
不仅仅在中国，任正非在世界企业界也享有广泛的声誉。2005年，任正非的名字与微软总裁比尔·盖茨、苹果计算机公司董事长乔布斯等全球IT名人的名字一起出现在了美国《时代周刊》评选的“2005年度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人”的名单上。从2万元创立华为到带领它进入国际舞台，任正非一直以一个战略家的姿态导演着一个中国企业的骄傲。
不过，这位极富传奇色彩的电信设备大王却“神龙见首不见尾”，出奇低调、军人、土狼、硬汉、战略家……各种光怪陆离的评价和代号交织在一起，使得他被人称为“中国最神秘的企业家”。
任正非的低调是出了名的。“亡而为有，虚而为盈”，任正非执掌下的华为几乎从来不主动宣传自己，哪怕遇到攻击的时候，也往往不“争辩”。“穿着发皱的衬衣，身上可能还有墨迹，一大清早就在深南大道上活动，外人绝对不会想到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华为总裁。”这是华为员工眼中的任正非。而任正非又并不是一个沉默内敛、严肃无趣的人。他做事雷厉风行，言谈直抒胸臆，实为性情中人。他的《我的父亲母亲》、《北国之春》、《华为的冬天》等文章饱含感情和思想；他不会为好事的媒体费一点口舌，但可以为最小的客户竭尽全力……“土狼”是外界给华为的称号，而这个称号最早来自任正非首倡的“狼文化”。华为的图腾物是“狼”。“狼性”代表着一种强烈扩张的欲望和积极进取的心态。任正非把狼的优点总结为三条：一是敏锐的嗅觉；二是不屈不挠、奋不顾身的进攻精神；三是群体奋斗。创业是艰辛的，因此军人出身的任正非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强调“狼性”，外界也将他称为“头狼”。
有人说，任正非是一个不可复制的成功企业家，因为他身上拥有多种智慧。他不是一个政治家，却有着政治家的隐忍谨慎和敏锐眼光。他选择不面对任何媒体，或许正是为规避许多不可预知的风险。他不是一个军事家，却有着军事家的胆识与谋略。用毛泽东军事思想治商，虽不是任正非首创，但纵观华为的市场攻略、客户政策、竞争策略以及内部管理与运作，无不体现着毛泽东式的智慧……
做企业就是做人，如果我们将企业的“企”字拆开来看，会得出一个有趣的结论：企业“止”于“人”。任正非个人的一切成就了华为的企业文化。或许多少年后，当后人从故纸堆里寻找中国企业文化发展的线索时，“任正非”这个名字是无法回避的。
上编 “头狼”任正非
1.贫寒伴成长
任正非和许多“子承父业”的企业家不同，他是在白手起家的基础上创办了华为。任正非之所以能够创立如此伟业，那是经历苦难后才结的硕果。苦难造就了任正非，而任正非造就了华为。
苦难是财富。谁认真地对待苦难，把吃苦当作一种幸福，以苦为乐，那么他必将取得非凡的成就。我国伟大的汉代史学家、巨著《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就在他的《报任安书》中写道：“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惟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些古代先贤，面对苦难毫不惧怕，凭着顽强的毅力和坚定的信念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灿烂的一笔。
孟子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大凡天下成功人士都是经过“非人”的考验走过来的。许许多多的成功人士被人采访，采访者希望从这些人身上得到一些成功的秘诀，但是往往得到的回答只是两个字：勤奋。在面对苦难时，他们不是退缩而是迎难而上，不是把困难当作痛苦而是当作上天对自己的恩赐。
任正非和许多“子承父业”的企业家不同，他是在白手起家的基础上创办了华为。任正非之所以能够创立如此伟业，那是经历苦难后才结的硕果。苦难造就了任正非，而任正非造就了华为。
任正非，1944年出生于贵州安顺，祖籍是浙江浦江。父亲任摩逊，是一个文化人，因父母去世无法完成大学学业；任正非的母亲程远昭自学成才，成了学校的一名教师。抗日战争国共合作时期，任摩逊在同乡会的介绍下进入国民党一家军工厂当会计。后来土改时期任摩逊来到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筹建了一所民族中学，担任校长，母亲则在这家学校当一名普通的老师。
任正非在家里排行老大，下面还有6个弟妹。据任正非的家庭资料显示，在他50岁之前过着非常贫寒的生活。小时候他们一家9口人只是靠父母微薄的工资过日子。和父母相处的青少年时代，三年自然灾害给了他最深的印象，使他永生难忘。任正非在他的回忆文章中写道：
我们兄妹七个，加上父母共九人。全靠父母微薄的工资来生活，毫无其他来源。本来生活就十分困难，儿女一天天在长大，衣服一天天在变短，而且都要读书，开支很大，每个学期每人交2~3元的学费，到交费时，妈妈每次都发愁。与勉强可以用工资来解决基本生活的家庭相比，我家的困难就更大。我经常看到妈妈月底就到处向人借3~5元钱度饥荒，而且常常走了几家都未必借到。直到高中毕业我没有穿过衬衣。有同学看到很热的天，我穿着厚厚的外衣，说让我向妈妈要一件衬衣，我不敢，因为我知道做不到。我上大学时妈妈一次送我两件衬衣，我真想哭，因为，我有了，弟妹们就会更难了。我家当时是两三人合用一条被盖，而且破旧的被单下面铺的是稻草。“文革”造反派抄家时，以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专科学校的校长家，不知有多富，结果都惊了。上大学我要拿走一条被子，就更困难了，因为那时还实行布票、棉花票管制，最少的一年，每人只发0.5米布票。没有被单，妈妈捡了毕业学生丢弃的几床破被单缝缝补补，洗干净，这条被单就在重庆陪我度过了五年的大学生活。
在任正非高三临近高考的时候，由于复习消耗体力多，经常都是饥肠辘辘，饥饿难眠。在家复习功课实在饿得不得了的时候，他就把米糠和菜和在一起，然后烙着吃。有的时候被他父母发现，他们看了都很心痛，隐忍的泪水在眼眶打转。那时候任正非的家里穷得连一个能上锁的柜子都没有，粮食只能放在瓦罐里。可即使任正非饥饿难耐，他也不敢私自抓一把粮食，因为他明白，那样做的话他的弟妹们就会有人饿死。在高考最后的三个月，任正非的母亲常常在早上的时候悄悄地塞给他一块小小的玉米饼，才得以安心复习功课，顺利考上大学。任正非深深地明白，这一块小小的玉米饼是从父母和弟妹嘴里省出来的。“饿则思变”，任正非实在忍受不了饥饿的折磨又没有东西可吃的时候，就和弟妹们上山采一些红刺果，把蕨菜根磨成浆，青杠子磨成粉混着吃。有的时候他的妹妹采几颗蓖麻子炒一下当作花生吃，吃完却不停拉肚子。后来他们在荒地上种了一些南瓜，又发现了一种叫美人蕉的花根部是可以煮来吃的。任正非回忆：刚开始吃美人蕉根的时候，怕中毒，母亲只准每人尝一点。后来看大家都没有事，胆子就大一些，每天晚上儿女围着火炉，等着母亲煮一大锅美人蕉的根或南瓜来充饥，家庭和和睦睦。
任正非的家里根本就没有独立的厨房，更不要说有多余的空地了。兄弟姐妹们挤在一个卧室里，“厨房”也在这个卧室里。在床前的地上挖一个坑，做一个地炉，一家人就在这里做饭吃。冬天大家围在一起吃南瓜，暖融融的。但是一到夏天，房间就像个蒸笼似的，那种拥挤和闷热可想而知。任正非就这样度过了青少年时光，直到他参军才离开那个艰难但温暖的家。
贫寒的家境和饥饿的童年使任正非依然保持简朴节约的生活作风，即使在华为年销售额达到60亿美元的时候也没有改变。这也深深地影响着每一位华为人。
1997年末，华为的高层领导在珠海召开战略规划会议。吃午餐的时候，每张桌子都坐了七八个人，但是奇怪的是每张桌子却只有三四个菜。如果按照“级别”来上菜的话，宫廷宴都不为过，再说当时的华为已经是颇有实力的企业。任正非笑着说负责会务的人员服务不周到，但华为的高层领导都明白，那是为了不让任总看到不必要的浪费，大家都做到吃得不够的时候再添菜。虽然任正非勤俭节约，但是并不是一根筋地搞一刀切。2000年之后，华为为了接待来访的贵宾或企业合作者，在深圳的坂田基地建立了高档的豪华餐厅。一些经常和华为有业务来往的人员说，任正非每次请宾客吃饭的时候，总是把自己那份吃得干干净净的。任正非在他的《我的父亲母亲》一文中提到：“父母一生勤俭，而且不断以身作则来教育我，让我不要大手大脚。其实我的一生都是非常节俭的，她（母亲）只不过用过去的苦日子作标准来度量。”任正非的节俭行为影响到很多华为人，使他们自觉地感觉到浪费是可耻的。现在华为上下都有一种节约的风气，可以说是受任正非的影响。
经过多年的发展，华为形成了一股艰苦奋斗、勤劳节俭、同甘共苦、无私奉献的精神。任正非把他所历经苦难形成的优良品质灌注到华为的企业文化中。华为在任正非的带领下，在良好的企业文化的氛围之中，正朝着一个安全的方向航行。“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在这个世界上，想要获得成功就必须有付出，付出得越多，收获也就越多。任正非是从大风大浪里走过来的，尽管这条道路上充满荆棘和坎坷，但他却获得了常人难以企及的成功。苦难，是让人成功必须经历的阶段，正如任正非一样。
2.坎坷“文革”路
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就像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有的人丢了性命，有的人存活了下来。任正非写道：“从现在的回顾来看，物质的艰苦生活以及心灵的磨难是我们后来人生的一种成熟的宝贵财富。‘文革’对国家是一场灾难，但对我们是一次人生的洗礼，使我政治上成熟起来，不再是单纯的一个书呆子。”
任正非是从“文化大革命”中走过来的人。那段特殊的岁月给每一个经历过的人都深深地打上了烙印。任正非当时即将大学毕业，也被卷进了这股洪流。他是如何度过这段“激情燃烧”的岁月的呢，他又是如何在别人狂热的时候沉下心来埋头苦读，这段岁月对他以后执掌华为又有什么样的影响？这是值得深究的问题。
任正非在他的《我的父亲母亲》一文中写道：“文革”中，我家的经济状况陷入了比自然灾害时期还困难的境地。“中央文革小组”为了经济上打垮走资派，下文控制他们的人均生活费标准不得高于15元，而且各级造反派的层层加码，真正到手的只有10元左右。
任正非是老大，下面还有6个弟妹，可想而知生活是一种怎样艰难的状态。
不仅如此，任正非的父亲因为抗战时期曾在国民党的军工厂担任会计，在“文革”中被揪出来，打为“牛鬼蛇神”并关进了牛棚。受父亲的背景影响，任正非弟妹们的入学资格一次又一次地被否定，以致他们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任正非自己也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到来，大学只读了三年，尚有一年没有读完。“文革”的动乱完全破坏了学习的氛围，任正非回到老家看望父母，但是在回家的路途上却发生了任正非自己也未曾预料到的事情。1967年的重庆武斗搞得如火如荼，任正非在当时混乱的情况下扒火车回家。他后来回忆说：“因为没有票，还在火车上挨过上海造反队的打，我说我补票也不行，硬把我推下火车。也挨过车站人员的打，回家还不敢直接在父母工作的城市下车，而在前一站青太坡下车，步行十几里回去。”
任正非回到家后并没有像预想的那样在家里长住，而是在父亲的劝阻下很快地又回到了学校。临走前父亲语重心长地跟他说道：“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以后有能力要帮助弟妹。”肩负着这种重托，任正非毅然地回到了已是“枪林弹雨”的重庆。
回到重庆后的任正非埋头苦读，他把书上的高等数学题从头到尾做了两遍，连已经做得非常熟练的题目也不放过。此外他还读了许多关于逻辑、哲学等方面的书，并自学了三门外语。虽然任正非说自己并非语言天才，但是可看出他惊人的学习能力和环境适应能力。在这段时间里他自学了数字技术、自动控制等方面的书籍。可以说这是任正非人生的黄金时期，他积累了丰富的基础知识，为他以后创建华为打牢了坚实的基础。作为一个企业的总裁，任正非的广泛知识、渊博学识不是一般的经理所能比拟的。
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就像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有的人丢了性命，有的人存活了下来。任正非写道：
从现在的回顾来看，物质的艰苦生活以及心灵的磨难是我们后来人生的一种成熟的宝贵财富。“文革”对国家是一场灾难，但对我们是一次人生的洗礼，使我政治上成熟起来，不再是单纯的一个书呆子。“文革”对任正非的影响是深远的。“文革”中，许多受人尊敬的上级、前辈或老师被打倒并游街示众，这些都使任正非深刻地认识到人性中的弱点和阴暗面。他时刻保持警惕，不会乱说话，不会轻易相信人，这成为了他性格中的一部分。经历了“文革”的“洗礼”，无论取得多么大的成功，他都充满着恐惧感和不安全感。特殊、复杂的家庭背景，使任正非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原罪感”，滋生出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忧患意识，在他眼里人生的目的就是通过不断地奋斗、拼搏来达到赎罪的目的。在谈到华为进入世界500强的问题的时候，任正非庄重地讲：“华为在三代之内不谈这个问题。三代并不是讲三代领导人，而是讲垮了再起来，再垮，再起来的三代。”相反海尔却大张旗鼓地说：“海尔，明天的世界500强。”在IT产业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任正非却告诫每一位员工：“华为的冬天要来了。”可见任正非的忧患意识非同一般。在“文革”动荡不安的年代，培养了他的这种意识。“文化大革命”中父母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也使任正非产生了深深的思考。他思考后这样写道：
革命的中坚分子在一个社会中是少的，他们能以革命的名义，无私无畏地工作，他们是国家与社会的栋梁。为了选拔这些人，多增加一些审查成本是值得的。而像父母这样追随革命，或拥护革命，或不反对革命的人是多的，他们比不革命好，社会应认同他们，给以机会。不必要求他们那么纯洁，花上这么多精力去审查他们，高标准要求他们，他们达不到也痛苦，而是要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一同来支撑，以物质文明来巩固精神文明，以一种机制来促使他们主观上为提高生存质量，客观上是促进革命，充分发挥他们贡献的积极性。
在华为的管理中，任正非对待员工，包括辞职的员工都是宽松的。任正非只选拔那些有敬业精神、献身精神、有责任心和使命感的员工进入干部队伍，只对高级干部严格要求。形成这种宽容的品性是在“文革”中任正非见证父母思想改造的结果。“文化大革命”结束，“四人帮”倒台后，任正非的日子越来越“好过”了。因为他两次填补过国家空白，又有技术发明创造，合乎那个时代的要求，突然一下子成了“标兵、功臣……”但是“文革”对任正非最重要的影响还是在华为诞生之后，这笔宝贵的“财富”令任正非终身受用。
3.无恩也图报
“我认为出身贫寒并不羞耻，而思想与知识贫寒，出身高贵也不光荣。我的青少年时代就是在贫困、饥饿、父母逼着学中度过来的。没有他们在困难中看见光明、指导，并逼迫我们努力，就不会有我的今天。”韩信报漂母一饭之恩的典故可谓家喻户晓。楚国灭亡后，韩信穷困潦倒，饥寒交迫。常常去南亭亭长家里混饭吃，日子久了，招来厌恶。一日，亭长一家早早地就把饭吃完了，韩信赶去吃饭，扑了个空。韩信知道自己蹭饭招嫌，人家这样做是为了羞辱他。没什么吃的韩信只好去河边钓鱼。在河边洗衣服的漂母见韩信饥饿可怜，于是把自己的饭分成两份，给了韩信一份。韩信非常感动，说要报答漂母，漂母却说：“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后来韩信在刘邦处屡建功业，终于实现心中的伟大抱负。韩信衣锦还乡后，找到当年的漂母，以千金报之。
像韩信这样知恩图报的故事还有很多，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是，当一个人在贫寒交迫中长大且并没有得到任何的帮助，而能像春蚕一样地回报社会，则更显得难能可贵。韩信是属于知恩图报的人，而华为的任正非则是那种无恩也图报的人。
任正非是从贫寒中走过来的人。弟妹多，家里又没有粮食，于是任正非带着弟妹们一起上山挖野菜充饥。任正非回忆十四五岁那时艰难的情景：“母亲那么卑微，不仅要同别人做一样的工作，而且还要负担7个孩子的教育、生活。煮饭、洗衣、修煤灶……什么都干，消耗这么大，却从不多吃一口。我们家当时是实行严格分饭制，控制所有人欲望的配给制，保证人人都能活下来。不是这样，总有一两个弟妹活不到今天。我真的能理解活下去这句话的含义。”高考又是另一个艰难的时段。任正非因为面临高考，而营养又跟不上，所以很难把注意力放在复习上，实在受不了的时候就把米糠和菜混在一起烙着吃。后来因为每天一块小小的玉米饼才顺利考上大学。
高中学习的饥饿使任正非常常想起那段岁月，仿佛当时的一切就在眼前。这些经历也引发了任正非对贫困孩子、落后教育的关注和支持。
1997年我国高等教育制度实行改革，开始向学生收取教育费用。当时大多数家庭的经济水平还处于一个比较低的阶段。任正非明白，对于贫困家庭来说，这是一项巨大的开支。对于那些有能力上大学而又因为家庭困难不能上大学的学生们来说，这是人生的一大遗憾。任正非相信知识改变命运，于是华为向教育部捐献了2500万元作为寒门学子基金。
在这次捐献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小插曲。任正非把这个基金叫做“寒门学子基金”，后来有人建议改叫“优秀××”基金，任正非听后非常气愤，他说：“我认为出身贫寒并不羞耻，而思想与知识贫寒，出身高贵也不光荣。我的青少年时代就是在贫困、饥饿、父母逼着学中度过来的。没有他们在困难中看见光明、指导，并逼迫我们努力，就不会有我的今天。”最终，还是将其命名为“寒门学子基金”。
华为公司对教育的贡献不断增加。多年以来华为在陕西省安塞县和甘肃省永靖县捐助建设了五所希望小学和一所希望中学，帮助贫困的孩子上学接受教育。按照计划，华为将捐助建设更多的希望学校。1998年8月，中国遭遇特大洪涝灾害。华为捐助了价值2500万元的无线通讯设备，用于被洪水破坏后的通讯基础设施的恢复。此外，华为的员工还捐献了1500万元现金，用于受灾地区学校的重建，使灾区的孩子尽快地重返校园。同时，海外的华为办事处人员也积极为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2005年底，在印度办事处的每位员工将他们半天的工资捐献给了向失学孩子提供受教育机会的非政府机构parikrma。
任正非非常关心教育，特别是贫困学子和贫困地区的教育。他的这种回报社会的理念也影响了华为的所有员工。任正非明白，自己走过的路太艰难了，为了下一代避免重走自己的路，他要尽应有的能力。在华为的人才招聘上，任正非经常对那些招聘人员说：“我们要多收一些出身贫寒的学生，他们从小吃苦耐劳，在以后的工作中更加能够经得起挫折和磨难。”华为每年都要招大量的新员工，很大一部分是来自贫困山区的大学生。1992年，任正非出访美国考察，回到国内后就中国的落后感慨地说：“我们的国土和美国的国土大致相等，但西藏、新疆就占去大部分，云贵高原的大山又占去一部分，余下不到一半的国土却生活着近十亿人民（2007年中国内地的人口总数达到13.0628亿）。教育经费的缺乏，文化素质的低下，是中国不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
任正非所走过的路影响着华为的每一步行动。因为明白贫寒学子求学的不容易，如同自己，所以设立“寒门学子基金”；因为明白知识的重要性，如同对于华为，所以在教育的支持上不遗余力。对于任正非来说，他成长的过程中社会对他并不公平，父亲是一个老实的文化人但却在“文革”中被批斗，母亲需要照顾好7个孩子，精神上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是任正非并没有抱怨这一切，只是默默地耕耘，实现着“中华有为”的梦想。在自己变得富裕后，不忘伸手助人一臂之力。汉赋大家司马相如言：“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任正非就是这样一个非常之人。
4.英雄不褪色
任正非在一次采访中指出：“建立一支宏大的、能不畏艰难困苦英勇奋斗、能创造成功的干部员工队伍，首先必须自己艰苦奋斗，起一个带头作用。”任正非的这种品格，对自己是一种激励，对公司是一种财富。
2000年《福布斯》杂志的排行榜上，任正非成为中国大陆排行榜上的第3名，估计个人资产为5.4亿美元。至于这个数字是否确切，尚无定论，正如记者采访胡润核实数字的确切性时得到的答案：能对数字负责，当然也只是估计出来的。任正非自己直言：“我看公司并不富裕，我个人也没多少钱，你们看我像有钱人吗？你们最了解，我常常被人误认为老工人。财务对我最了解，去年年底，才真真实实还清了我欠公司的所有账，这世纪才成为无债的人。”任正非对外界一直低调，相信没有人知道他有多少资产，但可以肯定的是，华为2006年的销售额为84.5亿美元，折合人民币为656亿元，是全球华商高科技500强排名第二的公司。作为华为公司总裁的任正非资产必定可观。
出身贫寒的中国企业家身上往往存在一种矫枉过正的现象。因为以前吃苦太多，一旦发达之后就挥霍无度，但是任正非是个例外。华为创办之初他就和员工同吃同住，现在也常能见到他去食堂排队吃饭。任正非讲到的常常被人误认为老员工之事就是发生在食堂里面。一些新到的员工见到任正非穿得那么朴素，就觉得他是老员工。任正非很少穿西装、打领带，被员工形容为一副和蔼可亲的“农民伯伯”形象。
有一次任正非和公司的几名干部出差，半路上下起了大雨，道路满是泥泞。车不小心陷到一个泥坑里，任正非二话不说跳下车，捋起裤腿就开始推车。其他人看到后十分吃惊，也纷纷下车来推。回到车上有的干部就讲任正非作为公司最高领导不应该做推车这种事，任正非说：“做事是不分等级的，我和你们一样是一名工人，在同一辆车上，就必须做任何事，而且要尽力去做。”如今的华为人在敬佩任正非的同时也在学习任正非。
华为的销售额达到100亿元时，任正非还开着一辆二手的标致轿车。这辆车常常出毛病，半路抛锚的事情时有发生，直到2000年任正非才在大家的劝说之下，换了一辆宝马。而此时华为已有不少员工开上了高档小汽车。换宝马最大的考虑是为了商务的需要，因为洽谈业务、接送客户，用宝马作为座驾无疑会给他们良好的印象。但是任正非坚决不配驾驶员，无论去哪里，路途多远，他都自己驾车，而他的秘书则坐在副驾驶员的位置上享受着“老板”的待遇。
由于任正非经常出差，所以关于车的故事就特别多。有一次任正非去新疆视察工作。新疆办事处的负责人员不懂任正非的脾气，于是派了一辆超豪华的林肯轿车到机场迎接。任正非见到后十分气愤，把新疆办事处的主任骂了一顿，任正非说：“派这样的车纯属浪费，办事处的一般车就可以了，即使办事处的车辆不够，我完全可以打的过来。再说，你只要派司机来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你亲自来接？现在的你应该呆的地方是客户的办公室，而不是陪我坐在车里。”主任被骂得哑口无言，本来是想让老板满意自己的表现，没想到却适得其反。在经过这件事之后，华为的每个员工都知道任正非不喜欢铺排浪费，类似的事情基本上没有再发生过。
任正非虽然对自己苛刻，但是对待客户却很大方。1996年，华为就有20多辆小轿车用来接送客户，其中最好的汽车是林肯。这些高级轿车基本上高层人员都不能用，只有特殊时期才可以使用。给客户最好的服务一直都是华为所坚持的。香港的半岛酒店为了接送重要的人物，一次性就订购了14辆劳斯莱斯加长型小轿车。任正非认为，在服务客户上不要有穷酸相，对于自己则应该节俭节俭再节俭。如今华为的业务发展到全球各地，与任正非的这种服务理念是分不开的。
任正非的办公室非常朴素，完全没有那种公司最高领导人的办公室的气派。他的办公桌是一张大号的平面桌。桌面的有些地方油漆都脱落了，甚至一些角都磨损了。桌子的后面是一张大椅子，但不是豪华的旋转沙发椅，只是非常普通的木椅。椅子后面靠墙的地方则是一张可以折叠的行军床，床上只有一床硬邦邦的竹席，任正非午休的时候就在上面休息。任正非创业初期就以公司为家，和员工一起吃住在公司里。十几年过去了，虽然公司的快速发展已不需要他在公司里过夜，但是公司总裁在办公室放张床午休还是少见的，是难能可贵的。任正非在一次采访中指出：“建立一支宏大的、能不畏艰难困苦英勇奋斗、能创造成功的干部员工队伍，首先必须自己艰苦奋斗，起着一个带头作用。”任正非的这种品格，对自己是一种激励，对公司是一种财富。
企业家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之后就丢失了创业时期的那份艰苦奋斗、节俭朴素的作风，最终导致企业衰落，这是屡见不鲜的事情。古者云：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其实对于一个企业来讲又何尝不是如此。任正非在华为获得辉煌的成就的时候，依然艰苦朴素，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是值得所有企业家学习的。
5.为儿子导航
人们常说富不过三代，无非是说儿孙们不如长辈。无论是家族企业也好，还是其他形式的企业也好，要想“基业长青”，就必须培养好“下一代”。我们无法得知任正非的儿子是否会子承父业，但是，在任平前进的路上，任正非是个好的引路人。
孟子小时候和母亲住在墓地边。孟子非常顽皮，经常和邻居的一些小孩子学大人跪拜、哭嚎的样子，甚至还玩起了办理丧事的游戏。孟子的母亲觉得这样对孩子成长不利，于是他们搬到街市上去住。没想到孟子在街市上又和邻居的小孩子学起了商人做生意的样子。孟子在街上一会儿学鞠躬欢迎客人，一会儿学招待客人，一会儿还做讨价还价状。孟母见状只叹息：“这个地方也不适合我的孩子居住。”第三次他们搬到了学校附近。在这里孟子开始变得守秩序、懂礼貌、喜欢读书，再也不调皮捣蛋了。这就是“孟母三迁”的故事。对于人的成长来讲，外部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孟母才会这么执著地为孟子寻找良好的成长环境。
1994年，任正非把自己的儿子任平送到位于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让他在科技大学的少年班学习。中国科技大学无论在地理位置还是在知名度上都无法和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相比，因此很多人都不解其中缘故。1997年，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杨叔予访问华为，此时任正非才说出了把儿子送到中国科技大学就读的原因。任正非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许多大学的学生都失去了“悬梁刺股”的苦读精神。只有在科大，不仅晚上各个教室灯火明亮，而且还能看到许多没有占到位置而在路灯下看书的学生。他感叹地说：“中国之大，只有科大能够容得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任正非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中科大，除了中科大本身的实力不可小视外，还有就是看中了中科大“独一无二”的学习环境。
任平自然少不了华为其他员工的宠爱，有时会显得特别顽皮。任正非为了教育好任平，请了华为公认的聪明人郑宝用来当儿子的老师。郑宝用回忆那段日子说：“我除了正面的说服教育之外，有时还动用自己的皮带来教育。打过几次任平都很怕我了，温顺得像只猫似的。当然这么大的权力都是任总给的，我是不敢轻易动手的。”
任平在中科大读书的时候，常借用华为合肥办事处的车辆。任正非知道后马上给当时市场部的副总裁徐直军和合肥办事处的主任刘京青写了个批示，严厉训骂了他们两人，并且要求他们保证以后不再发生此类的事情。任正非还调查了任平在学校借车是干什么用、有无认真学习等情况，并给儿子阐释了一些私人和公司之间的关系，此后任平再也没有借用过公司的车。
每年任正非都会在走访合肥办事处的间隙去科技大学拜访任平的老师并看望任平，了解任平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如果任平表现得好任正非就会夸赞他，如果他表现得不好就少不了一顿臭骂。任正非希望老师对待任平要像对待其他学生一样，千万不能惯坏了他。任平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在科大毕业后去英国攻读MBA。事隔多年，现在的任平早已参加工作多年了，但任正非还是会经常拜访任平在科大少年班的老师。这种举动深深地影响了任平，他懂得父亲当年对自己是真正地充满希望和关怀。
任正非明白读书就是要吃苦耐劳，所以也要求自己的儿子能吃苦耐劳。任平在英国读书期间，任正非严格控制他的生活费用，并不时地去看他。对于任平的要求，只要是学习上的，无论多难，任正非都会办到；如果任正非认为没有必要的，就坚决不允许。任平回国后，在和朋友聚会的时候常常说起在英国的那段时光。那时候有很多在英国读书的中国留学生，他们都是有家庭背景的人，特别有钱，甚至有许多人去赌场挥金如土，而自己却处处寒酸，显得另类。但是现在如果有人问他对父亲有什么抱怨，他会说他非常感谢父亲，是父亲让他明白什么样的人生才是真正有意义的。
任平回国后没有像人们预想的那样进入华为高层直接从事一把手或者是二把手的工作，而是在父亲的吩咐下到生产部的库房和申办处工作。这些都是十分需要体力的工作。作为留学高材生的任平做这样的事情许多人都认为这是大材小用，甚至有的部门要求把任平调过去，但都被任正非否决。任正非告诫他们，任何事情都要从小事做起，没有经验空有理论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后来再也没有人“做好事”了。一般人认为任平接替父亲的位置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任正非似乎并没有这方面的意思。任正非希望任平开一家和华为没有任何关系的公司，独立创一番自己的事业。如今的任平正在自己的路上苦苦求索，他希望自己也能做出像父亲一样的伟业。
父母的爱是天下最伟大无私的，但这种爱如果发展成了溺爱，那就不是“爱子”，而是“害子”。这就是为什么“可怜天下父母心”，而子女真正能够成龙成凤的却很少的原因。任正非在教育儿子时，不仅舐犊情深，而且有章有法、严格要求，可以说是中国人的育子榜样。
6.曾是一个兵
有些军人可能没有上过战场，也没有经历硝烟的磨练，但是他们却在复员转业后、在他们引以为豪的军人生涯结束后，用他们在军营锻炼出的坚强意志和特殊品格，在没有硝烟的商海中奋勇直前，成为另一种杰出的战士。任正非在军队曾经是一个杰出的军人，现在则是一名杰出的企业家。
就像中国的大企业家中有许多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一样，也有许多大企业家有参军的经历。比如联想集团的总裁柳传志，他曾经说：“企业的成功跟我有一定的关系，但我在军队里养成的性格影响更大，是军营塑造了我。”国内房地产老大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王石也是军人出身。其他军人出身的企业家还有被称为运筹帷幄的服装“巴顿”、杉杉控股有限公司的总裁郑永刚、华远集团公司总裁任志强等。
这样一批军人可能没有上过战场，也没有经历硝烟的磨练，但是他们却在复员转业后、在他们引以为豪的军人生涯结束后，用他们在军营锻炼出的坚强意志和特殊品格，在没有硝烟的商海中奋勇直前，成为另一种杰出的战士。任正非在军队曾经也是一个杰出的军人，但现在则是一名杰出的企业家。
1968年，任正非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毕业。鉴于当时国内的形势和父母的建议，任正非应征入伍，成为了一名工程兵战士。
在任正非前期的军旅生涯里，他的日子并不好过。因为父亲曾经在国民党的军工厂任过职，很长一段时间内任正非在部队都没有享受到应有的待遇和荣誉。任正非说：“无论我如何努力，一切立功、受奖的机会均与我无缘。在我领导的集体中，战士们立三等功、二等功、集体二等功，几乎每年都有大批涌出，而惟我这个领导者从未受过奖。”虽然任正非在军队里有一官半职，是领导级的人物，但是任正非从来都不以“官”自居，而是像一名最普通的战士那样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在所有人中，他总是做事最勤快的、表现最突出的，所以他手下的战士都严守纪律，积极配合他搞好科学研究。在任正非的带领下，他的集体能够获得那么多的奖项也就不足为奇了。
就像在华为企业要做最好的领导者一样，任正非在部队里也是要求自己做得最好的领导者。据那时候和他一起生活过的战士透露，任正非经常为了解决一个难题而废寝忘食，以致深夜的时候还在科研室里研究。但这样一个勤奋的人，却没有获得任何形式的回报。而任正非却表示：“我从未有过心中的不平，我也习惯了不得奖的平静生活。这也是今天我不争荣誉的心理素质。”在获得了今天的巨大成功后，任正非依然保持着他的英雄本色。一些商人趋之若鹜的工商联副主席席位和全国性大会的代表资格，他无心理会；企业家需要花巨资才能出席的媒体盛事，任正非也一概婉谢。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记者对任正非做过采访，可见任正非不为荣誉和表面虚荣所动的品格。
1976年10月，“四人帮”粉碎了，这使全国人民都得到了解放。任正非的生活整个翻了过来，因为他两次填补过国家的空白，又有技术发明创造，合乎了那个时代的需要，部队和地方的奖励铺天盖地向任正非涌来，但他不为所动，颁奖大会也不去出席，许多奖品都是别人代领的。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那些领回来的奖品都被任正非分给了大家。任正非获奖无数，但却是个“一穷二白”的获奖者。
任正非的军人经历对他创立的华为公司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最近几年，总有不少境外媒体猜测华为有中国政府和军方的支持，依据就是任正非是一个退伍军人。在国内，由于华为并不向外界透露信息，加上华为的发展又如此迅速，不少媒体也在猜测或渲染华为的军方背景。美国国防部也以此为借口不断对华为展开各种调查。
事实上任正非虽然是军人出身，但华为并没有军方支持。由于军队的特殊性，军方需要考虑到国防安全，的确在采购的时候会偏重于国内企业。为此，华为、中兴、大唐等国内企业在军方市场上竞争得十分激烈。华为在电信运营商市场突飞猛进，但在军网的开拓上却并不顺利。华为的销售收入是中兴的一倍以上，但在军网的市场份额却不及中兴。这点就足以说明，华为并没有像他人所说的那样有军方支持，如果有的话，华为的军方市场份额绝对不会长期处于低迷状态。不可否认的是，任正非14年的军旅生涯的确对华为公司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为任正非在军队负责科研，他才会创建华为这样一个以制造通讯设备为主的公司；因为他在军队形成了宠辱不惊的坚韧品格，才能使华为在市场经济和企业全球化的潮流下平稳快速前进。
部队是历练人的场所，一块白铁扔进去，出来的或许就是精钢。14年军队中的摔打磨练经历，是任正非的巨大财富，堪比“文革”十年对任正非的磨练。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其实性格是由环境造就的，确切地说，是环境决定了命运。这个环境不是具体的某个环境，而是他所经历的所有的路程。军旅生涯磨练了任正非的意志，使他懂得了没有拿不下来的山头，没有不敢啃的硬骨头。
7.军人意志
任正非用军人的意志战胜了一切困难，使华为这艘大船从惊涛骇浪中平稳行驶过来。这种意志来源于军队的培育，也来源于华为公司所面临的激烈竞争环境。军人的品质强调：只要顽强拼搏、努力进取，就没有达不到的目的。
军人不可缺少的就是坚强的意志。意志的强与弱，对军人能否完成任务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凭借“小米加步枪”打败了“飞机加大炮”的日本军队，靠的就是一种坚强的意志力。
军人意志有三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在意志支配下的军事行动，总是在行动前就经过周密思考，确定了预期目的和行动的具体方案。对作战目的认识得越透彻、深刻，奋斗意志就越坚定。二是意志总是与克服苦难密切联系。在不超过客观条件和违背作战规律的前提下，通过意志的力量，克制头脑中出现的与行动目的相反的愿望和消极情绪，克服客观存在的各种艰难险阻，并与来自对手的精神打击作斗争。三是以随意动作为基础。军人的随意动作是由意识指引的、在军事训练中所掌握的动作，如战斗车辆的驾驶、刀枪剑棍的使用等在战斗中要掌握的技能。如果不具备这些技能，战斗中的意志行动也就无法实现。
战场上拥有这种意志力就能战无不胜，令敌人胆战心惊。如果把这种军人意志用到一个企业的发展上，又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如今在中国有许多军人企业家，他们的军人意志使这些企业在国内的市场上大放异彩。任正非成功地把他的军人意志施展在华为的方方面面，使华为一跃成为最受人们关注的企业。
1998年，任正非向华为培训中心推荐了第一本书。这本书是美国西点军校退役上校赖瑞·杜尼蒿写的《西点军校领导魂》。这本书介绍了美国西点军校如何培养军队的领导者。西点军校的全称为美国陆军军官学校，是美国培养陆军初级军官的学校，因校址在纽约市北郊的西点，人们又称其为西点军校。西点军校建成后的近190年来一直被称为美国陆军军官的摇篮，它培育了一代又一代军事人才，其中有3700多人成为将军，2人成为美国总统（格兰特和艾森豪威尔）。据1993年统计，美国陆军中有超过40％的将军是西点军校的毕业生。从南北战争到海湾战争，西点毕业生都创下了辉煌的战绩。而西点军校的许多学生也成为美国商界的领袖。任正非认为，军队的领导哲学和企业管理是息息相通的。任正非还曾把麦克阿瑟将军在演讲中要求西点军人始终坚持的三大信念——“责任、荣誉、国家”修改为“责任、荣誉、事业、国家”四点，并要求华为的员工必须永远铭记这四点。
任正非明白，对军队最重要的就是责任、荣誉和国家，这是高于个人生命的东西。但是对作为企业家的任正非来说，事业也是最重要的。军人可以为了国家利益放弃生命，同样也可以为了自己的事业舍弃一切。华为的迅速崛起，就是任正非强烈事业心的见证。
2001年，爱立信、朗讯等跨国电信公司出现了巨额亏损，而且互联网的旗手思科也出现了高达10亿美元的亏损。这种全球性的衰退使华为在2002年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这一年华为的净利润下降了将近60%。2002年，“华为的冬天”最冷的时候来临了，公司出现了多年来的首次负增长，再加上公司内部创业所造成的严重打击，华为上下的士气降到了冰点。这无论对于华为员工还是任正非来讲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一个企业处于危难时刻的生死边缘，需要企业家有一种顽强的战胜困难的意志。当所有人都在动摇的时候，企业家必须独自面对决策、也必须独自面对困境和危险的考验。也许除了自己没有人相信、除了自己没有人能理解，但是企业家却要说服自己，还要说服整个企业。任正非凭着这种锲而不舍的意志终于带领华为走出了冬天，迎来生机勃勃的春天。
经过3年漫长的“冬天”，华为在2004年终于见到了明媚的阳光。任正非带领华为走向了世界市场。在海外市场上，华为不仅销售额达到22.8亿美元，占到总销售额的41%，而且已经全面登陆欧洲主流市场。与此同时，历时5年的以集成产品开发、集成供应链为核心的业务流程变革，也从试运行进入全面推广期。据IBM顾问的评估，华为已经基本度过了“削足适履”的磨合期，逼近及格线。更重要的是，随着大批创业人士的回归，华为内部军心趋于稳定，又开始回归到上升的轨道。
华为员工对于任正非的意志力感到十分惊讶。有些员工反应，每天早晨总能听到任总用大嗓门朗读英语，而这时候的任正非是将近六旬的“老前辈”了。海尔的总裁张瑞敏说：“中国企业的领导人，主要有一个比较致命的问题，不太肯学习。环境的问题啦，政府有些部门的问题啦，企业家会把这个看得很重。”任正非苦读英语使得华为员工纷纷效仿，大家从任正非的学习中意识到英语将在华为起着重要作用。果然不出所料，任正非在一次董事会上说：“将来董事会的官方语言是英语，我自己58岁还在学外语，你们这些常务副总裁就自己看着办吧。”
任正非用军人的意志战胜了一切困难，使华为这艘大船从惊涛骇浪中平稳行驶过来。这种意志来源于军队的培育，也来源于华为公司所面临的激烈竞争环境。任正非坚信，只要顽强拼搏、努力进取，就一定可以取得预想的成功。
8.军人性格
军人的性格大到对于自己的国家、小到对于自己的事业、家庭都会产生重要影响。我们从任正非由部队退役到南下谋生、到他创立华为公司的全程，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位中国军人的影子。
军人这一特殊职业决定了军人的性格与普通人的不同。军人往往是“勇敢”、“果断”、“顽强”、“坚韧”、“自制力”、“纪律性”的代名词。军人作为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是维护国家政权稳定、社会安宁、人民生活安康必不可少的因素。军人受着严格的纪律约束，具有不同于一般人的坚定意志力、雷厉风行的作风、崇高的责任感以及对祖国、对人民永不动摇的忠诚之心。人们常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性格一旦形成了，往往终生都无法更改。在军队中磨练形成的军人性格大到对于自己的国家、小到对于自己的事业、家庭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任正非从部队退役后南下谋生，透过他一手创立的华为公司，人们可以看到军人的影子闪现其间。
新员工在进入一家公司后接受培训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像军队一样培训新员工的公司却很少见，而华为就是其中一家。任正非要求新员工的培训必须是封闭式的并且为期长达五个月。培训的内容不仅仅包括企业文化的培训，还包括军事培训。其他的培训项目还包括车间实习、技术培训、市场演习等。这五个月的生活就是炼狱，但能够熬过来就是获得了新生。
任正非对新员工说：“实践改造了也造就了一代华为人。你想做专家吗？一律从基层做起，这已经在公司深入人心。进入公司一周以后，博士、硕士、学士以及在原工作单位取得的地位均消失，一切凭实际才干定位，这已为公司绝大多数人接受，希望你接受命运的挑战，不屈不挠地前进，不惜碰得头破血流。不经历磨难，何以成才。”任正非始终坚信，磨难就是财富，就像在战场——打的仗越多，胜利的几率也就越大。
负责训练华为员工的主教官是中央警卫团的退役教官，训练的标准也是严格按照正常部队的要求。在训练中达不到要求的新员工将直接遣送回去，只有经过几轮筛选的幸存者才能留在公司。五个月下来，很多员工对这次“折磨”刻骨铭心，但是他们也确实能够感受到自己的巨大变化。
任正非以遵从严明的纪律著称，不仅对自己，对整个华为也是如此。有一次在深圳体育馆召开6000人的大会，任正非在开会开始前就声明要求保持会场的安静和整洁。在这次历经4小时马拉松似的会议中，没有出现一次呼机声或者是手机声，离场后，会场的地上也没有留下一片垃圾。
任正非的低调是众人皆知的，从1988年开始至今将近20年的时间里，任正非没有接受任何一家媒体的正式采访。军人有一种实干精神，不喜欢夸夸其谈地表现自己，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一个企业家比得上任正非。2002年的北京国际电信展上，华为总裁任正非正在公司展台前接待客户。一位上年纪的男子走过来问他，华为总裁任正非有没有来？任正非问，你找他有事吗？那人回答，也没什么事，就是想见见这位能带领华为走到今天的传奇人物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任正非说，实在不凑巧，他今天没有过来，但我一定会把你的意思转达给他。任正非虽然有着军人的“冷酷”，但是却喜欢用大合唱的方式来拉近全体华为员工的距离和凝聚全体员工的战斗力。
大合唱是华为每年年终的保留节目，每到年终，大合唱就像波浪一样在华为蔓延开来。华为的大合唱地点也从食堂换到了深圳体育馆。大合唱不仅仅是一种歌曲的演唱活动，更是一种激励斗志的群体活动。许多员工把歌词加以改变，以表达自己为华为不懈努力的决心。1996年元旦，市场部演唱的《志愿军进行曲》的歌词就被改成了：雄赳赳，气昂昂，跨过太平洋，去欧洲、进美洲、奋战在非洲，华为好儿女艰苦勤奋斗，平等、真诚，华为精神振全球……
1997年大合唱的时候，有个部门的合唱团前面站着几个人，高喊：“华为前进！华为前进！”其他的人也高喊：“华为前进！华为前进！”全场“华为前进”的喊声一浪一浪地压过来，使人精神振奋，血脉汹涌。华为的员工这样写道：那个场面，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热情澎湃，忘乎所以，我在于异性前面表现冲动的大学时代也没有看到这样令人振奋的场面。在华为有一首被人们认为改得非常好的歌词，也是经常会拿来唱的歌曲，这就是根据《咱当兵的人》改变的《华为电气人》，歌词如下：
咱华为的人，有啥不一样，只因为我们肩负着民族工业的希望。咱华为的人，有啥不一样，自从进了华为就进了更大的学堂。说不一样，其实也一样，都是青春年华，都是热血儿郎。说不一样，其实也一样，智慧和知识放射生命的光芒。咱华为的人，就是不一样，全都是优秀的儿女，才情放在事业上。咱华为的人，就是不一样，为了国家兴旺，贡献青春和力量。说不一样，其实也一样，都在渴望辉煌，都在赢得荣光。说不一样，其实也一样，不同的岗位构建共同的辉煌。
创作于1939的《黄河大合唱》之所以能够一下传开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首歌成为了抗战救亡的精神号角，激励人民取得战争的胜利。部队做思想工作的最好方式就是大合唱，从此可以看出任正非热衷于大合唱的原因了。任正非每次听大合唱都会热泪盈眶，想起过去在部队的生活，又想到华为艰巨的任务在自己身上。
任正非不苟言笑，说话大嗓门，而且心直口快，往往会得罪不少人，这些都是部队教给他的。如果说小时候的成长经历塑造了任正非性格的一部分，那么在部队则塑造了任正非性格的另一部分。军人性格是一笔财富，任正非的这种性格影响着华为的成长，也影响着华为的每一位员工。
9.敬畏科学
任正非崇尚科学、热爱科学，时时紧握科学这杆大旗引导着华为前进。任正非要求华为每年不低于销售额10％的资金投入研发，这一比例在全国电子百强中排名第一。
全球著名的科研制药机构美国默克公司的创始人默克说：“我只相信科学，科学对我来说太有诱惑力了。”2000年，默克公司在美国聘用了800多名科学家，他们都是来自于顶级的学院或是科研机构。默克公司吸收这些最优秀的科学家，致力于突破性的产品研究。公司还增加内部投资，通过与40多个研究单位和大学合作，确保默克公司在尖端科技上的领先地位。从华为过去20年的经营方式看，把任正非称作“中国的默克”一点也不为过。
任正非是一个十分热爱科学的人。进入部队之后，他一直负责技术钻研工作。最初，任正非是贵州安顺地区一家军工企业的通讯兵，由于技术过硬，他被抽调去参与一项代号为011的军事通讯系统工程。在中央军委高度重视科技作用的大背景下，任正非努力学习，刻苦钻研，有过很多项的发明创造，而且两次填补了国家科技发明的空白。任正非的优异表现也为他带来了许多荣誉。
1978年3月，任正非作为军方代表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这次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国家百废待兴时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中国科技发展史上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盛会。邓小平在这次大会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这次会议澄清了长期束缚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理论是非问题，打破了“文化大革命”以来长期禁锢知识分子的桎梏，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在这次大会中有6000多名代表，但是35岁以下的只有150余人，当年任正非33岁，而且还是军方代表中少数无党派人士。这次大会对任正非的影响是重大的，不仅使他对自己的能力有了认可，更对他以后创立华为有着深远的影响。
任正非崇尚科学、热爱科学，时时紧握科学这杆大旗引导着华为不断前进。任正非要求华为每年不低于销售额10％的资金投入研发，这一比例在全国电子百强中排名第一。华为在北京、上海、南京、杭州、西安、成都建立了6个国内研究所；在美国的硅谷、达拉斯、瑞典、印度、俄罗斯建立了5个国外研究所。随着华为的不断壮大，华为先后与英特尔、摩托罗拉、微软等大企业成立了合作实验室。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统计，自2002年以来，华为的专利申请量一直处于中国企业的第一位，与其他跨国公司不相上下。截至2006底，华为累计申请国内专利近2万件，申请PCT国际专利和国外专利2122件。
任正非为了警示员工要牢牢绷紧科技创新这根弦，他把坂田基地的道路都以科学家的名字命名，像贝尔路、居里夫人路、冲之路、张衡路、稼先路，等等。华为的员工都知道有这样一些路名，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是任正非亲自命名的。
1997年，任正非访问美国公司，参观了他情有独钟的IBM公司。任正非怀着十分愉悦的心情参观了贝尔实验室。
贝尔实验室是晶体管、激光器、太阳能电池、发光二极管、数字交换机、通信卫星、电子数字计算机、蜂窝移动通信设备、长途电视传送、仿真语言、有声电影、立体声录音以及通信网等许多重大发明的诞生地。自1925年以来，贝尔实验室共获得2500多项专利，现在，平均每个工作日获得3项多专利。贝尔实验室的使命是为客户创造、生产和提供富有创新性的技术，这些技术使朗讯科技（LucentTechnologies）公司在通信系统、产品、元件和网络软件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任正非参观贝尔实验室时说：“我青年时代就十分崇拜贝尔实验室，仰慕之情超越爱情。”任正非参观了大厅中的贝尔实验室名人成就展，一向不愿意照相的任正非在巴丁的纪念栏下照了相。巴丁发明了晶体三极管，开创了人类的电子新纪元。贝尔实验室的管理人员把一个纪念巴丁发明晶体三极管50周年的纪念品送给任正非，任正非感到极大的荣幸并说道：“巴丁不仅是贝尔实验室的巴丁，也是全人类的巴丁。”任正非对科学和科学家有着神圣的崇拜之情，尽管他把科学的入口处称为地狱的入口处，而现在的华为正脱离地狱向天堂入口迈进。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任正非对科学的痴迷本质上是认同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作用。华为作为一家技术密集型的企业，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科技兴则公司兴，科技亡则公司亡。任正非崇敬科学，他把科研进行到底作为自己的使命，才造就了华为今天成为世界上科技领先的企业。
10.内贫外困创华为
在香港有让人崇敬的艰苦创业的李嘉诚，在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有艰苦创业的任正非。任正非以难以想像的毅力与员工同甘共苦，共渡难关，终于迎来了华为的光辉岁月。
有人说“创业容易守业难”，这是一句不怎么负责任的话。纵观从古至今白手起家的创业者，哪一个不是在经历千辛万苦、千锤百炼才走上了成功的道路，开创了一番自己的天地。曾蝉联亚洲首富、长江实业集团公司董事局主席兼总经理李嘉诚的成功最有说服力。李嘉诚14岁在一个小茶楼里做伙计，每天的工作时间长达16个小时。一年后，李嘉诚离开茶楼去了一个钟表行谋生，一干就是两年。在这段时间里他常常强迫自己比别人做得更好，勤奋加上聪明，他成了钟表行里的一把好手。此后，17岁的李嘉诚又去做了一名五金厂的推销员。在寒风里，在烈日下，李嘉诚穿梭在每条大街小巷。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和经验的积累，李嘉诚选择了独立创业，起初因为产品质量问题，顾客纷纷退货，工厂面临倒闭的危机。为了获得高新技术，李嘉诚选择去一家外资工厂当清洁工，在此期间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李嘉诚凭着坚强的意志和诚恳的为人，把长江实业做成了一个大型的集团企业。
在香港有让人崇敬的艰苦创业的李嘉诚，在与香港相隔一河的深圳则有一个艰苦创业的任正非。
1988年，解放军团级干部退役的任正非，与几个志同道合的中年人以2.4万元人民币创立了华为公司。公司在深圳湾畔的两间简易房内办公，业务就是代理香港某公司的程控交换机，利用差价来获得利润。
后来华为的办公大楼搬到了南油工业园。所谓办公大楼其实每一层都是仓库型的房屋，华为公司就租用了里面的十多间仓库。当时华为员工的生活极其艰苦，他们的吃住睡都是在这些仓库里。员工们在仓库的一头用砖头切开一些单间，员工就睡在这些单间里面。仓库是很少有窗户的，这些单间在白天都像是地下室一样，阴暗又不透风。在仓库的另一头堆满了从香港公司购买的交换机的配件和组装好的整机。员工在仓库的其他空地开发用于作配件的板件，将买来的配件组装成整机，再运送到市场上销售。任正非和员工一起吃住在公司，与员工一起加班、熬夜。
在《华为发展十年回顾里》有这样的描述：
创建之初，办公条件简单，蚊子又多，张燕燕躲在蚊账中写信封，向用户发信函，令人难以忘怀。郑宝用同志从40门交换机做起，又做生产工人，又去前线装机。一个搞激光的外行，经历摸索后，大胆地提出来瞄准世界最先进水平、赶超AT&T5号机，又碰到任正非这个傻子，他们多么像现代的堂吉诃德。……回想起来，全身发抖，全世界没有我们这么搞科研的，同时采用这么多新技术，没有样机借鉴，一步到位地从头设计，幸亏我们成功了，失败了后果真不堪设想。历史上只有敢想才能敢干，只有敢于革命才能善于革命。他们这种敢于创新之魂，终于流入中央研究部数百人之魄。一个25岁身轻如燕、骨瘦如柴的李一男，担负起中央研究部总裁的担子，任期内要与国际接轨，不仅要在技术上，人才的质量与数量上也要与年科研经费数十亿美元、研究人员16600人的爱立信靠拢，担子之重，可以想像。
创业初期的任正非和父母、侄子挤在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间里。做饭是在狭小的阳台上，吃饭是挤在狭小的房间里。“当时广东在卖鱼、虾，一死就十分便宜，父母他们专门买死鱼、死虾吃，说这比内地还新鲜呢！晚上出去买菜与西瓜，因为卖不掉的菜，便宜一些。”任正非回忆那段创业初期的岁月，感慨万千。
华为创业之初不但有“内忧”，而且“外患”也很严重。当然，这种问题时时刻刻都是存在的，只是对于那时尚处于“幼稚”阶段的华为来讲，更是一种考验。在《华为发展十年回顾里》有这样的描述：
华为创建在深圳倒买倒卖的时代，知识无用论有过于“文化大革命”，那里只要会21寸、方角、遥控就行了，搞技术人家说是傻子。外部环境的不协调，华为的创业艰难可以想像。又经历了深圳的泡沫经济时代（房地产、股票），一个真真实实做学问的公司受到的冲击可以想像。在开放之初法规不健全，腐败四生，华为要在这种环境建立自己洁身自好的队伍是非常艰难的。在创建之初，员工每月工资200多元，后来升到300多元，还要拼命努力，许多人累垮了身体，看着人家轻松地倒买倒卖就可以舒适生活，勤劳的人有何感想。华为创建在中国提倡科技个体户的时候，要重建集体奋斗的组织平台，是何等的艰难，何等的悲壮。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复杂，变化越来越快，高科技产业稍有不慎，就会落在后面，以致消亡。
如今的华为再也不是以前的那个华为了。华为公司在任正非的率领下，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据资料显示，2005年全年的销售收入达到了453亿人民币，比上一年增长40％左右；到2006年，全年的销售业绩达到656亿人民币，比上一年增长45％左右。截至2007年2月，华为在全球累计获得了67个3G的商用合同，WCDMA的合同达到35个，其中12个来自欧洲。日前，华为已经累计为“全球电信运营商50强”企业提供服务，并且实现规模进入日本、欧洲、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市场，成功实现了走出去的战略。英国经济学家评论：“华为的崛起，是外国跨国公司的灾难。”曾经和华为有过“官司之交”的思科公司，其董事长这样评价华为：“在今后几年里，思科将只有一个竞争对手，就是华为。”
华为经过20年的发展，在任正非的领航下，由小小的代理商变成了如今国内首屈一指的大企业。华为的国际化战略也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并在业界初步树立起国际化的品牌形象，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国际运营商的认可。任正非也被许多创业者视为心中的英雄，学习的榜样。
11.长子责任心中藏
任正非是长子，下面有6个弟妹，因此任正非还需承担照顾弟妹的责任。任正非照顾弟妹，既严厉又温情。任正非也把这份情感转移到了华为的管理上。
战国时期的孟子提出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道德规范。到了西汉，董仲舒对“五伦”观念做了进一步的发展，提出了三纲和五常之道。“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是指仁、义、理、智、信。虽然一提到“三纲五常”就被人们认为是封建社会的渣滓，是与现代社会发展所不容的事情，但是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这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像仁、义、理、智、信这些品德，是每个人都应该具备的。无论是“父子有亲”也好，还是“父为子纲”也好，都说明了父子之间的密切关系。在任正非的观念里，“父为子纲”不是愚忠父亲的教导，而是接受父亲经历风雨后至理至善的教诲。
任正非是家中长子，所以父母对于他的期望和影响特别大。在特殊历史环境下，作为长子的任正非所承担的必然要比一般的孩子承受的多，也因为这些压力，使任正非成熟得非常早。
1967年重庆武斗非常激烈的时候，任正非扒火车回到了家。谁知第二天一早就被父亲赶回学校，父亲对任正非说：“别人不要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学而优则仕是几千年证明了的真理。以后有能力要照顾好弟妹。”任正非穿着父亲脱下的一双旧反毛皮鞋就走了。他感受着父亲的一言一行，在“战火纷飞”的重庆牢记父亲的话潜心学习。1995年，任正非的父亲永远地离开了他，任正非此时虽然不要再照顾弟妹了，但是依然改不了那份作为长子的性情。
任正非对待普通员工很好，从来都不会轻易地批评普通员工，而且对他们的事情特别关心。有一次华为的几名员工在电梯里抱怨华为为何不在基地建立财务系统，让他们不再为了出差结账和报销的事情在基地和总部来回奔波。大家都没想到的是当时任正非恰好也在电梯里，直到他走出电梯的时候大家才发现了他。员工们以为这下坏事了，可是没想到的是十几天之后财务系统就建起来了。
曾任华为总裁办主任的胡红卫这样评价任正非：第一，任正非是发自内心地期待别人好，“真心为你好”这一点是掩饰不住的；第二，处理问题公平公正。任正非对待离开的员工也非常宽容，从不设卡。
任正非希望有志有为的员工都能创立自己的事业，当然能够留在华为一起创业是任正非更愿看到的。当年华为的第二号人物李一男要离开公司，谁都明白这对华为来讲是一种非常巨大的损失。但是任正非和孙亚芳还是宽容大度地欢送了李一男。原华为员工张晓离开华为后，创立了深圳立信卓翻译有限公司。1999年立信卓接到的第一份大订单就是华为的。从华为离开并创立自己的事业的员工不计其数，但是任正非不是抱着敌对的态度而是抱着合作的态度继续与他们交往。有些创业的员工感激地说：“没有华为就没有我们创业的成功。”
任正非虽然是一个商人，但他不像一般商人那样惟利是图，而是充满慈祥和包容，因为任正非能够体会到普通员工的不易，也了解人人应该有自己的权利。有一件事使任正非至今难忘。在任正非结婚的时候，弟妹们凑了100元钱送给他，这些钱是弟妹们在冰冷的河里挖沙子、修铁路时冒着被塌方的泥土掩埋的危险挣来的。任正非爱他的弟妹们，也爱他的员工们，把员工们像家人一样对待。
任正非希望员工们有出息而员工们又达不到的时候，少不了挨他的批评。2001年，任正非到杭州拜访客户。一天任正非召集全办事处的人员开会，会中任正非突然发问：“邵书文，安圣电气的人来了没有？”得到的答案是“没有”。任正非一听就来气，猛地一拍桌子，声音巨响，说道：“邵书文，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开会一定要把安圣电气的人叫来……”任正非为了表示对邵书文的惩罚，扣掉了他500元工资。
作为长子的任正非对弟妹们要求严格。虽然任正非的家族成员绝大部分都在华为任职，但是他们全都是以能力来选定职位。如果家族的人员需要人事变动，或升职或降职都按公司的法定程序来进行，不得越级而行，至于任正非自己更是不过问这些事情。有人称他为“铁面无私”。任正非明白，即使是亲戚关系也不能随意而行，如果那样做的话，得到的仅仅是个人的一丁点好处，失去的或许是整个公司，任正非是绝对明白其中的轻重。任正非宁愿在其他方面帮助家庭中需要帮助的人，也不愿在公司方面给他们半点不正当的好处。现在任正非的弟妹们都生活得很好，因为他从来都没有忘记父亲任摩逊的话，父亲一句“以后有能力要照顾好弟妹”的话深深地埋在他心里。
长子在中国的家庭中有着特殊的含义。长子意味着需要更多地排忧解难，意味着要照顾好弟弟妹妹，意味着在父母离去的时候承担起“父母”的责任。长子经历得多，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性格，理智、实干、公正是他们最明显的特征。任正非作为6个弟妹的兄长，既对他们仁爱，又对他们严厉。任正非又把这种长子情结带到了华为，使华为的管理方法与众不同，充满着温情。
12.不给面子的任总
任正非就是这样的脾气，他这样做绝对不是去侮辱人，也不是去印证自己的权威，更不是一个失去理智的领导，仅仅是一种自我真情的流露。尽管任正非有的时候做得并不是很得体，但有不少员工把他当作“一位足够让我一辈子尊敬的人”。
在万科集团有个被员工称为“王老虎”的人，这就是万科的老总王石。万科有的员工这样评价他们的老总：暴躁易怒，不随和，不可亲，对下属要求过高。王石言语不多，言辞简练到必须琢磨才能把握他说话的方向，发脾气时用词十分不注意，口不择言。以致员工上班时神经绷得紧紧的，下班时还心有余悸，担心不已。曾经一段时间，王石的办公室经常传出地动山摇的拍桌子的声音。有人这样形容当时的紧张气氛：三天一次大硝烟，两天一次小硝烟。20世纪80年代万科创业初期，王石与员工谈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教训人，言辞激烈，永远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员工常常被训得喘不过气来。
事实上，王石发脾气只是针对事情而不是针对人的，正是在王石“恨铁不成钢”发脾气的氛围中，他的团体才日益进步，攻城略地，取得了骄人的成绩。王石的这种严格要求，正是他对下属“大爱”的一种表现。他不是为解闷而拿员工开心，而是真诚地帮助错误的员工培养才能。开创了“企业家承担社会责任时代”的小托马斯，其脾气比王石更大，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包括GE在内的所有企业的CEO的崇拜对象。
无独有偶，在深圳这片土地上还有一个脾气暴躁的人，这就是华为的总裁任正非。
任正非对华为高层人员的脾气暴躁和出言尖刻是出了名的，以至于华为的高官对任正非都是敬而远之。与任正非亲如父子的李一男，在华为有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但一旦李一男做错事，任正非就会破口大骂，完全不顾“父子”之情。有一次，华为召开工作会议，任正非在对各级干部进行审查时，任正非对财务总监说：“你最近长进很大，从特别差变成了比较差。”华为的高官说能够得到任正非的表扬就好比太阳从西边出来，挨骂则是家常便饭。开会的时候，如果会议的发言人不直入正题，任正非就会站起来打断发言，有时甚至会冒出一句“少放臭屁”之类的话来。
1998年，江泽民同志视察深圳，并且准备视察华为公司。任正非对此事十分重视，亲自安排接待事宜。安排任务完成后不久，任正非到生产部门查看准备得如何。在检查中，他发现生产设备被重新摆放过，而不是按常规生产那样摆放。任正非非常生气，他觉得这不是欺骗国家领导人吗？任正非把负责的总监叫过来，气得说不上话的任正非竟然提起脚向总监踹去，总监本能地闪过了他的飞腿，随后就跑，任正非说：“你还跑，回来啊，把设备摆回去。”在场的那一幕使人惊呆了，虽然任正非“打人”事件迄今为止也就这么一次，但是确确实实的让人领教了他的火爆脾气。
见过任正非的一些人会觉得这个人说话霸道，强人气十足，不给人台阶下。有一次任正非去中关村，拜访联想集团主席柳传志。北京一位知名的企业家知道此事后，向任正非提出会面请求。此位企业家满心期待地以为任正非会接见他，谁知任正非却抛出一句：“不见，此乃败军之将。”那位企业家闻讯后尴尬至极。
或许是性格使然，任正非总是不给人台阶下，或者是无意地让人下不了台阶。
2000年下半年，任正非来到浙江，他和办事处主任一起去见浙江电信的高层领导。当时浙江电信局局长、三位副局长和所有的处长都来了，任正非首先就公司的形势向各位领导作了报告。报告做完后本来是让领导发言的环节，但是任正非已经完全投入其中，又高屋建瓴地开始讲述中国加入WTO后电信市场的开放带给运营商的影响，一说就是好久。后来有人提醒任正非：“你要让人家局长说话啊。”双方才终于交流起来了。主管建设局的沈局长说：“我认为未来杭州应该以高科技兴市。”话音未消，任正非就接上来直截了当地说：“沈局长，你说错了，我认为杭州应该发展旅游业，只有城市漂亮了，才会有人才来。”当时的沈局长脸色非常难看，但他也赞同了任正非的说法。任正非这样做绝对没有人会觉得他是处心积虑，都认为他是性子使然、有话直说。
香港回归那年，华为召开驻深员工全体大会，2000多人齐聚一堂，场面之热烈不难想像。任正非在讲话时，突然说：“华为的高层都长得丑，你看李一男，还有胡厚昆，长得多丑啊！”随后任正非叫两位站起来让大家看，他们两人也正儿八经地站起来对大家秀了一把，引得哄堂大笑，任正非自己也忍不住笑起来。幸好后来这两人都没有把此事放在心上，笑过大家也就忘记了。如果换作女员工的话，如此一般“羞辱”可能连死的心都有了。任正非就是这样的脾气，他这样做绝对不是去侮辱人，也不是去印证自己的权威，更不是一个失去理智的领导，仅仅是自我真情的流露。尽管任正非有的时候做得并不是很得体，但有不少员工把他当作“一位足够让我一辈子尊敬的人”。
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人往往顾这顾那最后连自己都迷失了，而最成功的人往往是把自己的性格发挥得淋漓尽致的人，是活得最真实的人。任正非就是这样一个人。
13.英雄也多情
采访离开华为的员工，他们都从心底感叹说：“任总是真的关心员工。”任正非自己也说：“回顾我自己已走过的历史，扪心自问，我一生无愧于祖国、无愧于人民，无愧于事业与员工……”
对于许多公司的普通员工来讲，高层领导往往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这些领导们在自己的世界里忙碌着，永远不会在普通员工面前流露真实感情，他们或者是刻意伪装，或者是刻意躲避。相比而言，任正非是一个完全袒露自己心怀的人，让广大的员工见到了他充满着人性光辉的一面。
任正非基本上没有什么爱好，除了工作之外就是看书，看的书非常杂，包罗万象。任正非外表强硬，内心却很细腻、赤诚，常常看书时看到动情处热泪盈眶。
华为非常喜欢搞大合唱之类的大型活动。一年年终，华为的部分员工在公司的7楼小会议室里举行集体大合唱。任正非坐在前排的位置上听员工唱着雄壮的革命歌曲，不久他就会泪流满面。有的时候任正非到深圳民俗文化村参观，看到表演或听到唱歌，都会热泪盈眶。任正非最喜欢听的音乐是一首日本的曲子《北国之春》，这首曲子表达的意图是歌颂创业者和奋斗者，饱含着对劳动者的无尽赞美。任正非出访日本的时候曾经和一群日本的老人合唱过这首歌，每一次听都被歌中朴实无华的歌词所震撼而暗自流泪。任正非写的《北国之春》也是一篇情感丰富、文字优美的散文，包含着对日本企业深深的敬意和对华为发展深深的忧虑。
任正非影响最大的文章就是关于纪念父母的《我的父亲母亲》。此文被翻译成日文、英文等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流传，一时洛阳纸贵。许多人看了之后无不为文中的情感所打动。有人说，如果任正非不是一个企业家的话，他将会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作家。当然现在的任正非也算是半个文人，他写的许多文章都流传甚广。
华为是一个有着4万多名员工的大公司，所以不时有员工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离开华为，对于每一个员工的离开，任正非都很动情。
1997年对任正非来讲是非常难忘的一年，因为这一年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人去世。1997年2月12日，华为市场部的原秘书主任杨琳在海南休假时遭遇车祸而死亡。任正非接到消息后，泪如雨下。悲痛之余任正非写了一篇纪念性文章发表在《华为人》上。文章充满着对死者的思念之情，并且提到自己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同杨琳说过几句话，谈过一次心。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同志逝世，任正非听到这个消息后茶饭不思，处于强烈的悲痛之中。任正非在华为的7楼设置了灵堂，用来悼念中国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有员工见到任正非在邓小平的追悼会上穿着一身旧衣服，显得非常憔悴。他一直在人群的周围走动着，要大家往前站，往里站。全体员工都看到他在整个现场都显得非常悲伤，目光呆滞，满含泪水。他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当然不会忘记这位伟大工程师所带来的福祉。
任正非非常关爱自己的员工。有个员工到华为的人力资源部不久，一次晚上加班，想记录些东西，写着写着发现任正非站在窗边静静地看着他，看一会儿后毫无声息地背着手离去了。那个员工后来感性地写到：“我永远忘不了他的眼神，他并不是在分辨你在写什么，也不是在审查你是不是在加班，就是关注、温和、爱护。就像父亲看着自己的孩子，是从内心深处透出来的欣赏和随意，不为什么，他就是来看你几眼。”
华为的员工经常都能感受到任正非那种发自心底的关怀，虽然任正非的脾气非常不好，但都能够得到员工的理解和支持。有一个员工讲到这样一个故事：当他还是一个普通员工时，他从外地出差回到深圳，任正非也恰巧刚从外地回来，两个人在机场碰上了。这名员工本想当作没看见就算了，低头而过，谁知任正非主动走过来，问他住在哪里，问过之后就把他先送到家，然后自己才回家。
离开华为的员工们都从心底感叹说：“任总是真的关心员工。”任正非自己也说：“回顾我自己已走过的历史，扪心自问，我一生无愧于祖国、无愧于人民，无愧于事业与员工……”
任正非在经商合作上，也是有情有义的。2001年，华为将核心业务安圣电气卖给了美国的爱默生公司，获得了60亿元的收入。华为的工作人员都以为安圣电气卖出去了就可以撒手不管了，对安圣电气的事情不甚理会。一次任正非召开部分员工会议，看到安圣电气的工作人员没来，于是大发雷霆，重重地捶了一下桌子。当时与会人员还不知何事，你看我，我看你。任正非突然说道：“我跟你们说过多少遍了，开会一定要把安圣电气的人叫来，我们不能因为把安圣电气卖给爱默生了，把人家的钱收了，就可以甩手不管了，我们还要把别人扶上马送一程。”
我们看过很多有“个性”的人，但却很少看过像任正非这种冰火两重天的性格。如果用一个词语来形容任正非的这种性格，想必“侠骨柔情”这四个字最适合。华为有今天的成绩，离不开任正非这种人格魅力，以及这一魅力带给华为的凝聚力和坚韧不拔的战斗力。
14.此中有深意
在《我的父亲母亲》一文中，任正非一方面是在为父母鸣不平，其实更重要的是在说华为公司。华为是一家民营企业，而不是国有企业，相对来讲，不算是社会的主流。任正非想表明的是，社会主流不要怀疑华为的纯洁度，而是要用包容的态度接纳它，认同它。华为也像其他国有企业一样照章纳税，遵纪守法，从不乱说乱动，诚心希望主流社会不要用有色眼睛看待华为。
泰始三年（267年），晋武帝召李密为洗马。李密是蜀汉旧臣，对于晋灭蜀汉不服，不愿意为晋效忠。但当时又不能直接拒绝，于是写下了著名的《陈情表》，借家有老母之辞拒绝征召。晋武帝看后不但没有怪罪李密，还赏赐奴婢两人，以表嘉奖。
华为总裁任正非2001年写了一篇纪念父亲母亲的文章，引起了广泛的反响，这就是感人至深的《我的父亲母亲》。这篇文章读来同样催人泪下，被人称为现代的《陈情表》。任正非的《我的父亲母亲》一文之所以被称为现代的《陈情表》，那是因为任正非也同李密一样借文章曲折地表达了另一层含义。
任正非在文中深情地写道：
父母虽然较早参加革命，但他们的非无产阶级血统，要融入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取得信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不可能像普通农民、工人那样政治纯洁。他们是生活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这个社会又是多元化组成的，不可能只有一种纯洁的物质。他们有时会参加各种复杂的活动，例如抗日演出，这种演出的背后有人插手。妈妈参加过抗日演唱队，有人说，参加演唱队的人，都集体参加了什么组织……人一生有不知多少活动，如果不以人的目的来衡量，以人的品德来衡量，以及现实中他们对历史的认识与承诺来衡量，而是以形式来衡量，那么就会复杂到任何人都无法清理自己而谨小慎微。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都向党交心，他们思想改造的困难程度要比别人大得多，所受的内心煎熬也非他人所能理解。他们把一生任何一个细节都写得极其详尽，希望组织审查。他们去世后，我请同学去帮助复印父、母的档案，同学们看了父、母向党交心的材料，都被他们的真情感动得泪流满面。终其一生，他们都是追随革命的，不一定算得上中坚分子，但无愧于党和人民。父亲终于在1958年国家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时，入了党。当时向党交心，不像今天这样信息发达，人人都可以看到中央精神，与中央保持一致。那时，其实就是向几个党员交心，向支部书记交心，即使有报纸公布上面的精神，但精神的执行还得有人理解后，再来贯彻。那时，反对个别党员，有可能被说成反党。我们亲眼看到父母的谨小慎微、忘我地拼其全力工作，无暇顾及我们，就如我拼死工作，无暇孝敬他们一样。他们对党和国家、对事业的忠诚，已经历史可鉴。我今天要忏悔的，是我没有抽时间陪陪他们，送送他们。
回想起来，革命的中坚分子在一个社会中是少的，他们能以革命的名义，无私无畏地工作，他们是国家与社会的栋梁。为了选拔这些人，多增加一些审查成本是值得的。而像父母这样追随革命，或拥护革命，或不反对革命的人是多的，他们比不革命好，社会应认同他们，给以机会。不必要求他们那么纯洁，花上这么多精力去审查他们，高标准要求他们，他们达不到也痛苦，而是要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一同来支撑，以物质文明来巩固精神文明，以一种机制来促使他们主观上为提高生存质量，客观上是促进革命，充分发挥他们贡献的积极性。我主持华为工作后，我们对待员工，包括辞职的员工都是宽松的，我们只选拔有敬业精神、献身精神、有责任心、使命感的员工进入干部队伍，只对高级干部严格要求。这也是亲历亲见了父母的思想改造的过程，而形成了我宽容的品格。
从这两段中，我们可以看到任正非的父母为了向党交心、跟上社会主流是多么的尽心尽力，但是往往得不到期望的结果。所以任正非希望社会主流认同他们，给他们机会，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让他们为社会做更多的贡献。
任正非一方面是在为父母鸣不平，其实更重要的是在说华为公司。华为是一家民营企业，而不是国有企业，相对来讲，不算是社会的主流。任正非想表明的是，社会主流不要怀疑华为的纯洁度，而是要用包容的态度接纳它，认同它。华为也像其他国有企业一样照章纳税，遵纪守法，从不乱说乱动，诚心希望主流社会不要用有色眼睛看待华为。
任正非曾多次强调，华为主要对政府负责，对企业的有效运行负责。对政府负责就是遵纪守法，依法纳税。在《华为的冬天》里任正非这样告诫员工：“国家的事由国家管，政府的事由政府管，社会的事由社会管，我们只要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就完成了我们对社会的责任。只有这样我们的公司才能安全，稳定。不管遇到任何问题，我们的员工都要坚定不移地保持安静，听党的话，跟政府走。严格自律，不该说的话不要乱说。特别是干部要管好自己的家属。”任正非如履薄冰地走着每一步，任何的风吹草动都会使他提心吊胆，夜不能寐。任正非提醒员工要关心时事，关心国家与民族的前途命运，但是不要卷入任何政治漩涡，指点江山。他要求员工必须跟着社会潮流走。如果员工卷入政治漩涡，公司不会支持，也不会保护。在这样一种大环境下，包括任正非在内的所有员工都回避媒体，低调行事。
任正非渴望跟上主流社会，一直不断地寻求官方的认可和政府政策上的支持。1994年，那时华为的销售额只不过9亿元，任正非就得到了江泽民的接见。这给任正非带来了惊喜和希望。2000年，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亲自点名任正非随团访问非洲，任正非的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后欣喜地说：“政府信任就好，只要企业干得好，其他都会随时间的证实而过去的。”任正非的父亲把任正非和党中央领导合影的照片，做了一个大大的镜框，挂在墙上，全家人都引以为豪。如今华为总部长长的走廊上，挂满了任正非和国家领导人的合影，成为了一条独特的风景线。
政治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不可轻易提及。任正非为表达自己的愿景，颇费一番周折。如今在任正非和全体员工的努力下，华为已经完全获得了主流社会的认可。
15.低调的智慧
任正非认为让自己处于暗处，媒体处于明处，让媒体永远看不清自己在做什么，但企业又可以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媒体的动向。这既有利于保护自己，又可以抓住机会主动出击，借用媒体的力量达到自己的目的。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彭剑峰教授认为，在中国，企业家与媒体的最佳关系只能是若即若离，既不能过于亲密也不能过于疏远。媒体是一把双刃剑，能把你捧上天，也能把你打入地。企业家与媒体过于亲密，容易让媒体抓到把柄，甚至连私生活都会大白于天下，一不小心把自己就给赔进去了。企业家要善于与媒体打交道，要善于驾驭媒体。任正非深谙此道，虽然任正非在媒体面前非常低调，但这并不影响他成为最受关注的人。
任正非的低调是众人皆知的。任正非在十几年前就规定，公司的任何人都不可以随便接受记者的采访，公司一致对外。任正非对员工说：“国家的事国家管，政府的事政府管，我们把企业依法经营好就行了。”他还告诫员工：“媒体有媒体自身的运作规律，他说你好你就好了？我们要安安静静的，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南风窗》杂志总编辑秦朔的《“冬天”的震撼——华为给中国企业界的启示》一文中说：“华为也许是中国企业界最令人捉摸不透的公司。迄今为止，几乎没有任何传媒能够采访它的最高领导人，能够对它的发展历程进行详细报道。你当然可以进入它的网站，进入‘新闻中心’，但当你点击‘媒体报道’时，它却毫无反应，一如这家企业面对传媒时的态度。华为的公司简介非常朴素，主要内容为介绍其各类产品，完全没有要做出大公司气派的意思。”因为华为的低调，到现在还没有记者对华为的发展历程做过详细的报道，没有任何研究机构能够摸清华为的财务状况。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国内诸多媒体都试图采访任正非，但都遭到拒绝。
有一年，广东省一名主要领导请任正非等一些知名企业家吃饭。这名领导说要把华为树立为广东民营企业发展的榜样，任正非马上就说道：“领导请吃饭我感到非常荣幸，榜样就不要树了，榜样一树，华为就垮了。”相比于一些企业争当“形象工程”的举动，华为的这种行为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任正非在一次讲话中给出了答案，他说：“因为我们不是上市公司，所以我们不需要公示社会。我们主要是对政府负责任，对企业的有效运行负责任。”
媒体的干涉是任正非绝对不能容忍的事情。2000年，《福布斯》杂志评估任正非的资产为5.4亿美元，居大陆富豪榜第三位。当时估计华为公司的价值为104亿美元。任正非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就马上派人到香港与《福布斯》杂志的相关人员进行协商，声明以后不再上这个榜单。从此以后，任正非就再也没有出现在这个榜单上。
2003年，华为的元老级人物刘平状告华为。事先刘平为了给自己的官司创造一个良好的舆论氛围，特意请了一些记者朋友吃饭，希望发布一些消息。但是事后竟然没有一家媒体发布这则消息，后来才得知，是华为有关部门要求媒体不要报道此事。在2003年5月27日，该案第一次开庭审理，但是没有公开审理。
华为对媒体的低调与冷漠，反而激起了更多媒体对华为的探索欲望，于是很多记者通过各种关系打听华为的点点滴滴。更有些记者根据一些极其有限的资料肆意揣摩，胡乱推测。2001年华为出售安圣电气的时候，深圳某报的一位记者未经华为同意写了一份报道登了出去。没想到的是，刚见报的第二天，华为律师就找上这家报纸，要求以后不得再发生这种情况。
任正非与媒体这种关系其实是华为“以静制动”公关战略的体现。因为在企业与媒体的关系中，媒体在暗处，企业在明处，一举一动都在媒体的摄像机下，处于被动的地位。如果调换过来，让自己处于暗处，媒体处于明处，让媒体永远看不清自己在做什么，但企业又可以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媒体的动向，这样做既有利于保护自己，又可以抓住机会主动出击，借用媒体的力量达到自己的目的。任正非永远置身于媒体所能接触的范围之外，构建了一层无形的保护网。其实这也是任正非的一个无奈之举，如果能够与媒体和谐共处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情。华为有些做法容易引起媒体的误解，如果任由媒体“自由发挥”，必定会引起不必要的争议，破坏企业的形象。
华为对外界媒体低调，但是对内部绝对是“高调”的。华为内部有许多的出版物供员工学习交流，了解华为的大事小事。如《华为人》、《华为技术报》、《华为文摘》等等，它们主要是向员工、客户和潜在客户派送，华为总裁任正非也经常在《华为人》上发表文章。这样高调与低调的结合，才使华为走得如此顺畅。
16.“八股文”中的新意
任正非读过很多遍马克思的《资本论》，但他读得最多研究最深的还是《毛泽东选集》。华为高层的人认为，长期研读毛泽东的著作使任正非举手投足都显示出不同于一般人的气质和特点。不但如此，从任正非所写的一些文章中，也可以发现毛泽东对他的巨大影响。
八股文是明朝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八股文专讲形式、没有内容，文章的每个段落死守固定的格式，连字数都有一定的限制，人们只是按照题目的字义敷衍成文。这种文体分为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部分。八股文在人们的印象中就是“呆板”、“无意义”的代名词。在漫长的历史中，它不仅极大地束缚了仕人的思想，而且也败坏了学风。
任正非写的大部分文章也有浓厚的八股之气，不过这里仅仅取“呆板”之意，是就其常“模仿”的形式而言的。至于实用性，有个熟读任正非的文章的企业家曾这样说道：“把任正非的文章全部收集起来看，绝对要胜过看任何一本管理学方面的书。”
任正非除了对文化知识的学习，还非常热衷于政治方面的学习。据任正非的战友反映，任正非在部队期间是“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他读过很多遍马克思的《资本论》，但是读的最多研究最深的还是《毛泽东选集》。华为高层的人认为，长期研读毛泽东的著作使任正非举手投足都显示出不同于一般人的气质和特点。不但如此，从任正非所写的一些文章中，也可以发现毛泽东思想对他的巨大影响。
1995年12月26日，任正非在市场部整训大会上，作了一个题为《目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的演讲。让人几乎无法相信的是，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也写过一篇题目一样的文章——《目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月份相同，日期前后相差一天。这两篇文章的背景也十分相似。1995年底华为完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任务，开始迈向“最后夺取城市”的阶段；毛泽东写的文章背景是解放战争从战略防御走向战略反攻的转折点。任正非写这篇文章有巧合的成分，但更多地表现了他对毛泽东的崇拜以及对毛泽东思想的活用。
1998年，任正非以对《华为基本法》的阐述为主要内容写下了著名的《华为的红旗究竟能打多久》一文，让人们想起毛泽东在井冈山革命时期写的那些有名的文章。同一年，任正非在公司举办的“产品研发反幼稚大会”上，以《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为标题发表了重要讲话，这句标题是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访问苏联时对中国留学生讲的话。1957年，数千名中国留苏学生和实习生赶到莫斯科大学期望能见毛主席一面。当时陪同的还有邓小平、彭德怀、胡乔木、杨尚昆等人，毛泽东高兴地走到讲台的前端，不断地向学生们招手致意。他对学生们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他还教导同学们说：“青年人应该具备两点，一是朝气蓬勃，二是谦虚谨慎。”在讲话中，毛泽东纵论天下，旁征博引。通过这篇讲话，任正非鼓励华为年轻的研发人员既要认识到自己身上所存在的幼稚毛病，又要对华为未来充满信心，相信华为未来一定能够成为世界级的大公司。
1996年，华为市场部改组后，持续三个月创造出历史最好成绩。同时，在上半年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多好的成绩。为了庆祝这些成就，华为举行了表彰大会，任正非在大会上做了题为《再论反骄破满，在思想上艰苦奋斗》的讲话，任正非在讲话中说：“繁荣的背后都充满着危机。这个危机不是繁荣本身的必然特性，而是处在繁荣包围中的人的意识。艰苦奋斗必然带来繁荣，繁荣以后不再艰苦奋斗，必然丢失繁荣。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历史是一面镜子，它给了我们多么深刻的启示。忘却过去的艰苦奋斗，就意味着背弃了华为文化。”
1948年9月起，解放战争在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后，百万中国人民解放军准备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当时，国民党负隅顽抗，尚有一些战斗力，就在这全国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发表了题为《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讲话。他在讲话中说：“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任正非受毛泽东的影响是深刻的，所以他才会不自觉地模仿毛泽东的言论和表现。但是任正非对毛泽东的模仿不仅仅是表面的，最重要的是他学到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并把这些经验运用到华为的企业管理上。从华为的发展来看，任正非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学习不仅是形式上的学习，更重要的是本质上的学习。
17.群众运动和群众路线专家
华为是一个善于做群众工作的企业。群众路线的含义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行群众与领导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最终达到胜利的目的地。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了一切为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贯穿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始终。
任正非是“学毛标兵”，因此走群众路线也成了他领导华为走向成功的一件法宝。任正非曾经在一次总裁办公会上说道：“毛泽东会打枪吗？谁见过毛泽东打枪？他要打枪恐怕要打到自己的脚趾头上。但是毛泽东会发动群众，会发动干部。”华为在许多事情上都是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群众路线的含义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行群众与领导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最终达到胜利的目的地。
1995年，视察过华为的上级领导都称赞华为的企业文化好，任正非慢慢发现，员工干部们后来就经常把企业文化挂在口头上，可企业文化究竟是什么，他们却根本说不清楚，因此任正非觉得，只有把员工和干部组织起来讨论才可能把企业文化变得更清晰。1995年9月，华为公司发起了“华为兴亡，我的责任”的企业文化大讨论。讨论下来，才发现任正非赞同的观点往往与大多数人的不同，如“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样的观点就被任正非否定，通过这次大讨论，华为员工在企业文化的认同方面取得了较高的一致性。
1996年，华为启动《华为基本法》大讨论。据起草人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吴春波回忆说，起草者们在华为调研时，华为的高层每个月都会牺牲两个周末的上午休息时间来参与讨论，有时候甚至停产停工，全公司员工都参加讨论会。《华为基本法》完成初稿之后，任正非又发起“群众运动”，发动所有干部员工参与讨论并提出意见。“基本法”第四讨论稿登刊在《华为人》上，任正非要求所有华为员工带回家读给家人听，然后回公司提出建议。这也算是员工工作积极与否的一种表现。《华为基本法》修改到第八稿的时候终于定稿，前后共进行了十次删改，从初稿到定稿前后花去了整整三年的时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华为基本法》是全体华为员工的共同结晶，是华为走群众路线的产品。任正非在一次谈话中讲到，无论如何绝对不会抛弃“基本法”，这是经实践检验的正确法规。
华为的大事件都是由广大员工一起参加，人数之多，影响之大，令人叹为观止。2002年7月，当时的华为正处于困难时期，华为财经经营管理部的领导倡议，要求所有总监一级的干部自愿降薪10％。此提议一出，华为公司的各大部门纷纷响应。2003年春天，以任正非、孙亚芳等为首的华为高层和总监级以上的干部自愿降薪10％的454份申请送到了人力资源部。但这次降薪仅限于总监级以上的干部，技术骨干和业务专家都不允许参与。这次申请中有92人没有被批准，在公司渡过难关之后所有人员也恢复到以前的工资。这次集体降薪很容易使人想起1996年市场部的集体大辞职，都是公司掀起的“群众运动”，对于华为来讲，这些事件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任正非主持会议少不了的就是会后讨论与学习。他每发表一次重要的讲话，都要在华为公司上下展开声势浩大的运动，要求全体员工学习、讨论、交流心得，最后还要写学习体会。有些华为的新员工对这种学习方式非常不适应，有人私下说：“这就像是政治大会，而不像一个企业的学习大会。”
2000年之后，任正非开会的这种模式有所改变，开始向西方先进的管理模式学习。任正非在内部会议上说：“我们要的是变革而不是革命，我们的变革是退一步进两步。”在变革中任正非处理矛盾的手段显得更加成熟。华为这一系列改变中惟一不变的是华为的大合唱，但这并不是一种单纯的文艺活动，而是一种团队精神的训练课。
1996年，当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的朱丽华参观华为，并且与任正非等公司高层进行了交流。会后朱丽华在其他的场合评价说：“任正非是一个企业家而不是一个政治家。”任正非听到后曾私下表示：“其实我就是一个政治家。”任正非之所以有这样强烈的自我政治认可感，主要是源于他对毛泽东思想的修习和运用以及他极强政治的敏感度。在热衷“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企业家里面，他是运用最成功的一位。
18.用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去商战
游击战在华为主要体现为“农村包围城市，逐步占领城市”的市场策略；运动战则主要体现为华为著名的“压强原则”。在成功的关键因素和选定战略的关键点上，以超过竞争对手的财力、物力、人力，使竞争对手没有还手的余地，实现重点突破。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于当代中国革命战争和军队问题的科学理论体系。其内容主要组成部分是人民军队思想、人民战争思想以及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毛泽东军事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防建设历史经验的升华，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在毛泽东人民战争战略战术中，包括比较常用的游击战和运动战。游击战的原则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运动战的原则是：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华为在开拓市场上对于这两种战术都有运用，并且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效果。游击战在华为主要体现为“农村包围城市，逐步占领城市”的市场策略；运动战则主要体现为华为著名的“压强原则”。在成功的关键因素和选定战略的关键点上，以超过竞争对手的财力、物力、人力，使竞争对手没有还手的余地，实现重点突破。
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其基本内容是：中国民主革命首先在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发动农民武装暴动，建立人民军队，建立革命根据地，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政权结合起来，使之建成支持长期革命战争的战略基地。依托根据地积累发展革命力量，随着革命战争、人民武装和根据地的发展，逐步造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态势，最后夺取全国胜利。
任正非经过实际考察发现，农村市场线路条件差、利润非常薄，国外的厂商都不愿意或者是没有精力去开拓农村市场，只是盯着国内的各大城市进行业务拓展。这就给华为这些国内通讯设备企业带来了商机。任正非要求全部销售人员深入到县城和乡镇市场。华为从广大农村和福建、江西这些稍落后的省份开始入手。在这些落后的地区，通讯设备的供应几乎处于真空状态。如进入黑龙江的时候，当时爱立信等跨国公司在该地区的办事处只有三四个人。华为进入之后，常年都有200多个人驻守那里。华为的实力单薄，因此它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县、市的网络项目。市场的争夺使华为慢慢地强壮起来。一路由小做大，逐渐进攻到省级、国家级的骨干网络市场。2002年，华为建立了200多个地区经营部。到2005年，华为在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思科，位居全国第一。
在已攻占国内市场的情况下，华为开拓国际市场也依然沿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战术。相比于欧美的一些发达国家，亚非拉国家无疑是“农村”。海外攻占的重点是规模较大的俄罗斯和南美地区。2000年开始，华为开始在其他地区展开全面进攻，包括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市场以及中东、非洲等区域市场。2001年华为在这些地区年销售额达到3亿美元，华为的品牌在第三世界国家开始逐步打响。华为的最后一步就是“围攻城市”，即抢占欧美市场。2006年和2007年，欧美市场的销售成为了华为销售的重要推动力。
运动战这种作战方式一般被认为是对战场地形有了解的一方采用的一种积极进攻方式，一般而言，运用这种作战方式的部队通常会利用广阔的活动空间来转移军事力量，作战兵力经常昼夜兼程前往一个预定的战场进行埋伏，趁敌方分兵行动时，集结数倍于一个分队的力量展开包围战进行歼灭。
华为将运动战的战术发挥得淋漓尽致。任正非认为，要战胜敌人，就必须要集中多于敌方数倍的力量去攻击它，才能取得胜利。任正非要求华为集中全部力量专注核心网络技术的研究开发，形成自主的核心技术体系。任正非坚信只有技术领先，才能打倒对方，才能在这个行业生存。
华为把主要竞争对手的力量引向它们薄弱的地区，拉长战线，这样就分散了对手的力量。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提道：“这种时候，敌军虽强，也大大减弱了；兵力疲劳，士气沮丧，许多弱点都暴露出来。红军虽弱，却养精蓄锐，以逸待劳。此时双方对比，往往能达到某种程序的均衡，或者敌军的绝对优势改变到相对优势，我军的绝对劣势改变到相对劣势，甚至有敌军劣于我军，而我军反优于敌军的事情。这样就可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了。”
2003年1月23日，思科正式起诉华为公司及华为美国分公司，要求华为停止侵犯思科知识产权。这是华为国际化路程上不能不提的一场战役。其实，思科之所以起诉华为，看到了在美国市场上华为对自己的威胁是一个重要原因。为打赢这场变相的市场争夺战，任正非亲自指挥了这场长达一年之久的战役。在思科状告华为侵犯知识产权时，任正非就是运用拉长战线的战略使思科力量分散，无法应对。任正非一方面在美国聘请当地最好的律师对阵，另一方面与思科的死对头3Com公司结盟。这次结盟使华为的力量空前强大，并且使思科公司认识到自己在这场诉讼中并不占有优势。在思科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华为思科案最终和解，而和解就意味着华为的胜利。
从1999年的5000万美元到2003年的10.5亿美元，华为的国际市场销售额保持着连年翻番式的增长。2006年，华为的全年合同销售额达到110亿美元，比2005年的82亿美元增长了34%。据华为相关负责人透露，目前，华为的NGN系统全球市场占有率已达18％，排名第一；交换接入设备全球出货量连续3年居第一；光网络市场份额全球排名第二。华为今天的成就与“农村包围城市”战略、“运动战”战略是分不开的。
截至2004年底，在中国排名前500位的企业中，曾经参过军的总裁、副总裁就有200多人。华为的任正非、联想的柳传志、华润集团的宁高宁、华远的任志强、科龙的潘宁，等等，都是从毛泽东思想这所大而无形的“学校”中培育出来的。把毛泽东军事思想用到企业的拓展上来，既是灵活运用，也是一种创新。在这一点上，任正非无疑是佼佼者。
19.思想政治工作也是生产力
不仅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思想政治工作也是生产力。我们知道，思想政治工作简单地说就是做人的思想工作，用先进的理念、远大的理想、执著的信念鼓舞人去做有价值的事情。
1981年6月，邓小平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它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根据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经济决定政治，但是政治也会促进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下层建筑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下层建筑具有反作用。思想政治工作是物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好与坏，直接关系到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最终决定劳动能不能带来更大的价值。所谓思想政治工作的经济价值，就是指思想政治工作对经济建设的效用，即思想政治工作主体（包括思想政治工作组织和个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为一定的生产关系的建立、巩固和完善提供服务，为推动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可靠保证，从而推动整个经济的发展。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做思想政治工作用的最多的方法就是开会、讲话和学习讲话。最著名的有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篇文章曾引起巨大的反响。任正非也是一个搞思想政治工作的高手。他主要采取的方式也是开会讲话、学习讲话，写学习心得等。
华为的一位员工曾经做过统计，他最多一周内参加过10场会议，写过8份会议总结。过多的会议让许多员工疲于应付。一位在华为的中研部工作过两年、现在在加拿大从事软件开发的人说：“华为的管理有点像中国‘文革’时的那一套。动不动就召集起来进行政治学习，学习老板的某某重要文章，然后要挨个发言，谈谈对该文章思想的认识，然后要表表决心。每个人的发言都有秘书记录在案。老板对五六十年代的各种所谓精神十分欣赏，整天号召大家做雷锋、焦裕禄，提倡无私奉献。”虽然员工多有抱怨，但是华为的会议之多依然令人咋舌。公司规模扩大后，官越大，级别越高的会议就越多。许多管理人就是开完这个会开那个会，一天到晚都是沉浸在文山会海里面，根本就没有太多的时间用来从事业务管理。华为的员工反映，开会是必要的，但是过于频繁就不好了。会议过多，流程又特别复杂，这样需要消耗大量的财力、物力，人力，长此以往，不但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而要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任正非也慢慢发觉太多的会议、学习讲话并没有实际的用处，许多员工开会根本就是应付，无心听讲，于是他决定多做实事，减少会议量，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了思想工作。
任正非的思想工作不单单表现在开会上，在其他场合他也擅长做思想政治工作。在华为并购港湾之后，为了化解港湾中华为旧将的顾虑，任正非对他们讲：“分分合合也是历史的规律，如果把这个规律变成沉重的包袱，是不能做成大事的。患难夫妻也会有生生死死、恩恩怨怨，只要大家是真诚的，所有问题都可以解决……从现在开始，前半年可能舆论界对你们会有不利的地方，但半年后，一定是十分正面地评价你们的行动。”安抚港湾员工的同时，任正非也想方设法稳住华为内部员工的情绪：“战争只是手段，战争的目标是为了争取和平。因此我们在‘和平解决’的基本条件成熟的时候就应该有战略眼光和决断……我们上下要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应该以宽阔的胸怀迎接这个和平时刻。”在任正非的“游说”下，华为和港湾真正成了一家，快速走上了正常轨道。
任正非认识到，在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也应该随之变化。经济学家指出，思想政治工作应围绕企业提高效益的总目标来确定工作目标，切实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完善新机制、增强新优势、发挥新作用、展示新作为，精心策划、组织一些直接为生产经营服务、体现时代特征和企业特点的主题活动，让职工视野得到开阔、思想受到启迪、市场意识和效益意识得到增强，进而促进企业生产经营任务的完成。
现在华为的思想政治工作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再也不是以前那种徒有形式的会议、讲话、学习讲话了，取而代之的是务实的具有直接目标的思想工作。在占据绝对的市场前提下，华为的思想工作主要是鼓励大家专心科研，保持在市场上的优势地位，对于还没有进入到的市场，则鼓励人员奔赴前线开拓。精神鼓励结合物质上的回报，在这样的氛围下，华为有了朝气蓬勃的活力。原在上海研究所做研发的吕晓峰，因受鼓舞而请求调往销售部，最后决定前往阿尔及尔及、突尼斯开拓市场。在人性化管理过程中思想政治工作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灵魂作用。换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不仅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思想政治工作也是生产力。我们知道，思想政治工作简单地说就是做人的思想工作，用先进的理念、远大的理想、执著的信念鼓舞人去做有价值的事情。
任正非作为一个优秀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企业家，必然知道思想政治工作也是生产力的原理。他注重思想政治工作在企业中的作用，并且能够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改进自己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华为员工能够造华为快速发展的神话，跟任正非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分不开的。
20.时势造英雄，花开在深圳
非常时代给了有作为的人成就非凡事业的机会，他们的出现也同样推动着时势的发展。因此，英雄与时势之间应该是一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作为企业家一定要有责任感、感恩的精神，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英雄。
时势造英雄，在一些特定时代，旧事物与新事物发生激烈的碰撞，一批人不可避免地走出历史舞台，另一批人却重新成为了主角。但不是所有处在历史变革中的人都能成为英雄，只有那些能够把握时代脉搏、主动抓住机遇的人才能够最终脱颖而出。《孙子兵法》通篇上下，十分强调“将”的作用，把“将”视为取得战争胜利的关键，其实也就是强调变革中帅才的重要性。孙子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这也就是说作为一名将领，一要足智多谋，二要赏罚有信，三要对部下真心关爱，四要勇敢果断，五要军纪严明。这也正是现代企业领导者必须具备的五种基本素质。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使社会进入了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大转变的历史时期。这是一个产生英雄的年代，有些人一夜暴富却昙花一现，有些人则成为了真正的英雄，笑到了最后。华为公司创立者、现任华为公司总裁任正非先生就属于后者。
当时，中国突然开放的空气使许多人不知所措，浮躁与投机风气盛行，被划为经济特区的深圳，成为了“淘金者”的天堂。从全国各地涌来的“淘金者”都做着一夜暴富的美梦，也许沉浸在美梦中的人们没有闲暇去想，靠自主研发、创立自己的产业才是正途。结果，他们在深圳倒买倒卖的阶段中成为了第一批牺牲品，随后又遭受了泡沫经济时代的致命一击。可任正非率领的华为公司存活了下来，并且开始初露锋芒，因为他们没有掉进“淘金”浪潮中，他们走了自主研发的道路。
任正非和极少数的一些企业家从那个时代闯了过来，可是大部分人却消失在历史的巨浪中。可想而知，要想在当时的环境中生存下来，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这就像在任何一个变革时代，真正能成为最后的英雄的，只是凤毛麟角，而大部分人要被淘汰。所谓“英雄”，他们不仅需要非凡的胆识和魄力，而且必须具备敏锐的时代嗅觉，任正非及华为公司就是时代的英雄。
改革初期，刚刚起步的中国民族工业毋庸置疑地处于劣势。民族企业不仅在管理、技术上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的企业，而且国家为了引进技术、吸引外资还制定了许多特别优惠政策给外资企业，导致民族企业基本上是在夹缝中生存，中国当时的电信业也不例外。外国企业凭借技术与资金的优势垄断市场，导致了当时中国的许多领域都出现了产品价格过高的局面，这让任正非找到了一线契机。
任正非认为：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中国要发展，就必须靠自强。技术自立是根本，没有自己的科技支撑体系，工业独立是一句空话，没有独立的民族工业，就没有民族的独立。他非常明确地指出，必须发展民族工业，立足于自己进行科研开发。
华为逆潮流而上的行为，无疑是非常危险的，但这是中国企业的惟一出路，如果没有像华为这样的英雄敢于坚持走自己的路，中国的发展就没有希望。当时，华为并没有太在意自己还只是香港一家公司的程控交换机代理商，他们凭着已经积累的一点点资金和技术开始了孤注一掷的行动。要知道，相对于国外企业，华为当时的技术、经验、资金、管理方法、设备等方面都是远远落后的。任正非一句“只有技术自立，才是根本”的豪言，让华为走上了自主研发的道路。
可以这样说，如果当时华为的自主创新没有成功的话，它也会像那个时代的其他许多私营企业一样，马上烟消云散。因为当时国外同行的产品成熟、性能稳定、技术更新快，只要一倒下，它们可以让你永远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可是任正非以一个开拓者的角色，坚定地迈开了第一步，并为自己的事业做好了一切准备，他在研发动员大会上说：“这次研发如果失败了，我只有从楼上（五楼）跳下去，你们还可以另谋出路。”这一豪言壮语不仅对公司上下产生了极大的鼓舞，而且为中国民族企业带来了一线希望。
这就是作为一位时代英雄所应具备的魄力和素质。当今微软公司董事长、曾经蝉联世界财富排行榜首富多年的比尔·盖茨先生，也曾向世人展示了一个时代英雄的本质特征。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发现时代英雄们其实都有一些类似的特征。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正将发生一场由电子计算机引起的生产科技大革命，还在哈佛大学读书的比尔·盖茨毅然决然地放弃学业，投入到了电脑软件的开发与商业活动中。最终他获得了成功，并被美国许多知名人士认为是20世纪继爱因斯坦之后，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人物。
在这位美国商业巨子的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的民族企业家任正非的影子。他们都是时代的英雄，都具有超前的眼光和智慧，并具备非凡的胆识与气魄。时势造英雄没错，正是非常时代给了任正非这样有作为的人成就非凡事业的机会，但他们的出现也同样推动着时势的发展。因此，英雄与时势之间应该是一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
现今我们的国家仍处在一个发展变革的时期，社会的上升空间非常大，给每个人的机会都很多，勇于创造、积极奋起，应该成为每个人的精神面貌。
如今，华为公司在技术上已达到了先进水平。欧洲、日本、美国等一些与华为接触过的著名公司，一致认为华为领导着中国通讯行业的技术潮流。华为已向一些国外公司转让了好几种芯片的研发技术，比如向西门子公司转让了7号信令技术。当然，华为的成绩远不止这些，有任正非率领的华为团队今后还会走得更远。我们每个中国人在看到华为的成就时，更应该感悟到一种精神，即为了信念而不懈努力，成为有社会责任感的时代英雄。
一个企业或者创业者只有拥有了社会责任感，才能最终得到社会认可，并最终获得生存的主导权。任正非在创业伊始就提出了发展民族企业的宣言，他的这种思想境界是支持华为坚持走下去的关键。
21.不放过任何机遇
在我国上下五千年文明史中，有多少英雄因为把握了时机而永载史册，又有多少人因为一时怠慢而铸成千古遗憾。任正非带领华为公司抓住了中国改革开放、社会体制重大变革、市场突然开放的大机遇，在“七国八制”中迅速崛起。“机不旋踵，时不再来。必发今宵，无贻后悔。”古往今来，凡是成就过一番事业的人，都能够及时抓住机会。罗曼·罗兰说：“如果有人错过机会，多半不是机会没有到来，而是因为等待机会者没有看见机会到来，而且机会过来时，没有一伸手就抓住它。”在中国古代，有关机遇的名言警句也不胜枚举，唐朝名相张九龄有言：“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在我国上下五千年文明史中，有多少英雄因为把握了时机而永载史册，又有多少人因为一时怠慢而铸成千古的遗憾。秦末起义军首领项羽因为在鸿门宴上不忍心杀掉刘邦，错过时机、铸成大错，致使历史被改写，但这位中国历史短暂的主宰者，却曾经因为在巨鹿之战中把握了机会才成为了中国历史不可缺少的人物。
公元前208年，秦将章邯攻取赵国巨鹿。赵王歇求救于楚国。楚怀王命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军，率军往赵国去营救。不料，楚军到达安阳之后，宋义突然畏缩不前，安营扎塞46天不前进一步。项羽按捺不住，劝宋义立即攻秦救赵，宋义不听。
当时正值天气寒冷，雨水又多，将士们饱受风寒尚且不说，而且粮草消耗殆尽，饥肠辘辘。宋义却无动于衷，还遣自己的儿子到宋国做相，大摆宴席为其饯行，还亲自千里迢迢送其到无盐。
项羽看出宋义不能成大事，在他手下不会有什么出路，一怒之下，把宋义杀了。消息传到国内，楚怀王只好正式命项羽为上将军，继续营救赵国。项羽便率领楚军砸掉锅灶，凿沉渡舟，向军士示意：退路已断，惟有拼死向前。因此楚军九战九捷，歼灭了秦军主力，解除了巨鹿之围。
项羽杀宋义是他一生的转折。假如在这一关键时刻，项羽没有做出果断行动，他将不是历史上英雄盖世的西楚霸王，而不过是一骁勇武将。
反过来观看今天的华为公司，我们不能不说，是机遇使它成为了一个跨国性的超级大公司，因此我们深深地佩服抓住机遇的人——任正非。
首先，以任正非为首的华为人抓住了中国改革开放、社会体制重大变动、市场突然开放的大机遇。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的讲话对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改革与社会进步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邓小平在讲话中强调：“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事业。”在这一背景下，华为公司应时而发，坚决走自主创新的道路，于1994年推出了2000门网大型交换机设备C＆C08机。业内众多研究人士认为，华为在通信核心技术方面的第一次突破就是推出了C＆C08机。1992年开始研究开发的C＆C08机，在它进入市场的1994年一年内，华为公司的销售额突破亿元大关，利润上千万元。
要知道，在当时的环境下，能够把准时代的脉搏，抓住机遇是非常不容易的。1992年前后的深圳，很多人梦想着一夜暴富，认为知识无用，这种现象刺激了当时的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在房地产方面，1992年，上千亿元的资金涌向南方几个地区的房地产市场。其中，海南800亿、北海300亿、惠州150亿，一场房地产狂潮风起云涌；在股票方面，1992年8月，深圳以发售认股抽签的方式发行5亿元新股，从8日起，有超过100万的全国各地准股民涌向深圳，从而上演了中国证券史上著名的“八一○”风波。
在这样一个浮躁的历史时期，连当时颇有声望的电子科技企业四通集团也对房地产进行了投资。而一向以“想好了再做”闻名的柳传志竟也不由自主地卷进了房地产浪潮，结果造成了不小的损失。事后，柳传志在回忆自己这次失败的经历时说：“如果再让我来一次，我很可能不会这样选择。”
可见，任正非让华为公司在这样的背景下完成自己的第一次转折是多么的睿智，他以超前眼光把握机遇的能力，值得所有创业者学习与研究。任正非后来在《华为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一文中提到了那个时期：“大家知道，深圳经历了两个泡沫经济时代，一个是房地产，一个是股票。而华为公司在这两个领域中一点都没有卷进去，倒不是什么出淤泥而不染，而是我们始终认认真真地搞技术。房地产和股票起来的时候，我们也有机会，但是我们认为未来的世界是知识的世界，不可能是这种泡沫的世界，所以我们不为所动。”足以可见，在浮躁不安的历史环境中，任正非没有被现实所迷惑，而是以超前的眼光，把握住了机遇，赢得了未来。
其次，任正非抓住了国外公司留下技术和市场空缺的机遇。在华为公司诞生的20世纪80年代末，在中国大陆，从农话到国家骨干电话网用的全是进口的设备。在当时的中国通讯市场上，存在着美、法、日、英、德、瑞典等7国的程控交换机，但使用的却有8种标准，其中日本有两种，因此当时行业内流传着“七国八制”的说法就是这样得来的。
之所以会出现“七国八制”的局面，主要是因为当时的中国政府为了加快经济建设，但限于国家财力不足的情况，只好引进外资，“以市场换技术”。“以市场换技术”的做法明显带来了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就是华为的机遇，它及时抓住了这个机遇。
外国公司垄断下的“七国八制”的中国电话市场出现了网络互联互通困难、通话质量低下的局面。这一问题导致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政府不得不出面制定统一的标准，在语音网上采取了7号信令，而在智能网上采取了“inap”标准，但情况仍然不佳。
外国公司垄断下出现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市场需求迅速扩大，一方面中国企业生产的电信设备质量低下，而另一方面外国企业垄断下的市场产品价格过高，这导致市场供需之间存在严重的矛盾，而这是华为公司崛起的绝佳机会。
在这样的情况下，任正非抓住了一次市场与技术空缺的机遇，坚决搞自主研发。推动华为下这一决定的任正非被人称为“任疯子”。1994年，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后，华为推出了2000门网用大型交换机设备C＆C08机。这标志着任正非成功地抓住了这次机遇。
机遇对于成长中的企业来说，可能只有一次，但就是这个惟一的机遇，只要抓住了，企业的命运可能从此改变。一位出色的企业家，就是一位最能把握机遇的人。他需要有超前的眼光和敢于决定的魄力。一位企业家，或者一个企业，每抓住一个机遇，其结果都是一个大的飞跃。
22.巧借东风
《孙子兵法》说：“势者，因利而制权也。”作为一个企业家，不仅要关注自身的经营管理，还得关心国家与民族，关心整个社会的发展趋势。只有这样才能“借”好“东风”，才能使企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在中华民族的智慧里，“借术”是一种大学问，岂不闻“借风使船”、“借尸还魂”？作为一个好的领导者、企业家，应该能够清楚地认识外部形势，并且巧妙地利用外部力量，推动自身的发展。按中国的古话说，就是“借势”。《孙子兵法》说：“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善于借势的人能够在外力的帮助下，使自己的势力如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特殊国情的国家，政府的一项政策往往会影响一批企业的命运，而企业也可以借政策的大“势”，获得飞跃式发展。
如果大家关心民族企业的发展，一定会记得1996年的“国内自主研制开发的程控交换机用户协调会”。在这一会议之后，国产交换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电信业迅速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冲破了“七国八制”的格局，这就是因为国家政策上的扶持，而华为也在这一时刻不失时机地“巧借东风”，迅速崛起。
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为了加快通信事业发展而进行了超前扩容的政策性投资。这一股“东风”，为“巨大金中华”（巨龙、大唐、金鹏、中兴、华为）这些民族通信产业中的龙头企业的起步和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当时，国家提出非常明确的政策：“在同等条件下，优选国产设备，提高国产化比例。”这无疑在政策上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民族通信产业的发展。在这一股“东风”下，华为公司凭着比国内同行更早起步的优势，坚持走研发型企业的道路，终于成为国内企业中最有实力的一家。
这次“巧借东风”对于华为来说绝对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因为如果没有及时借助这次政策帮助，华为可能早在“八国联军”的围剿中夭折了。任正非还非常清晰地记得1994年6月19日江泽民同志在深圳接见他时的情景，他回忆说：“我说到程序交换机技术关系到国家的安全，一个国家没自己的程控交换机，就好像没有自己的军队一样。江泽民同志明确地答道：说得好。是谁说的？我说是广东省邮电管理局石清泉处长说的。中国电子工业中，惟有程控交换机有可能成为中国的拳头产品。国家要强力干预，使之健康发展，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一个拳头产品。”（见任正非1994年《对中国农话网与交换机产业的一点看法》）
在那次接见后，中央有关领导很快表示，国家要有主力机型，要逐步以国产为主。国家很快取消国外交换机利用商业贷款获得免除关税、增值税的政策，保护国内工业，使国内外工业处于公平竞争中。
凭借这次国家有利的政策扶持，国内许多电信业厂商抬头了，由国外企业垄断制造的高价迅速被拉下来。进口的程控交换机在中国市场上的售价从90年代初期的每线300~500美元下降到了1998年的50美元，已经远远低于国际市场价格。
在这次众多抬头的企业中，华为公司是佼佼者，也是这次借助扶持政策的最大受益者，因为华为公司“巧借东风”的本领比其他企业更胜一筹，华为迅速由一个没有政府背景的企业变成从政府获利最大的企业。任正非利用这次东风，让华为迅速从跨国公司无暇顾及的县城做起，在第一时间抢占了政策的果实，如爱立信当时只有三四个人负责盯黑龙江的本地网，任正非却派出200多人常年驻守，对每个县电信局的本地网项目寸土必争。
在我国，存在一些专门挖掘政策“宝藏”的企业，它们的一些做法对于我国的其他企业有很大的借鉴作用。比如中国北车集团山西永济电机厂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北车集团永济电机厂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在2003年1月1日至2005年12月31日之间，对其锻压分公司生产销售的用于生产机器机械的商品锻件实行先按规定征收增值税，后按实际缴纳增值税额返还35%的优惠，实现了返还140万～160万元的节税目标。此项资金将依照政策规定，用于公司2003～2005年的设备改造计划。
当然，永济电机厂并不是一家完全靠国家政策吃饭的企业，它在一次次的“借东风”的过程中，认识到坐等国家优惠政策的到来犹如“守株待兔”，只有事先做好充分准备，才能不断借好风、行好船，使企业核心竞争力得到提升。于是，经过短短的3年时间，永济电机厂配套于石油钻机的Y208、Y208A电机列入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开发研制的大功率风力发电机列入国家技术创新计划；中国质量协会用户委员会授予永济电机厂的直流牵引电动机、脉流牵引电动机、石油钻井直流电动机“2002年全国用户满意产品”的称号；永济电机厂在形成“行业多元化，产品多元化”格局后，电机、电器产品占全国铁路内燃机车的70.5%、电力机车的30.4%、石油钻井的98％市场，成为中国机车电传动装置研制基地的“领头羊”。
企业永远是社会的组成部分，其存在和发展离不开社会最高建筑中起关键作用的政治，正所谓“上层建筑影响经济基础”。作为一个企业家，不仅要关注自身的经营管理，还要关心国家与民族，关心整个社会的发展趋势。只有这样才能“借”好“东风”，才能使企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巧借东风”并不是要企业为了寻求一个好的发展环境而被动地等待政府政策的出台。作为企业应该永远掌握自己的命运，不断寻求突破与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有准备地迎接国家利好政策的出现。
23.立足国内，放眼国际
企业只有在自己的国家内站稳了脚跟才能将其枝叶伸展到其他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的大国内的企业，得到了国内广大消费者的信任，就是具有了参与国际竞争的强大实力和坚强后盾。
2007年10月1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接见美国财政部长斯诺等人时说：“立足扩大国内需求，是我们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这可以说是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形势和对外经贸原则。
改革开放后，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它们凭着深厚的技术、管理、资金实力，在竞争中占据着明显的优势。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国内企业面临与外国企业在同一个环境条件下竞争的局面，这既是挑战，但同样又是巨大的机遇。中国的企业不仅要打好国内市场这场战，同时要把自己的眼光放到更广阔的国际市场，但必须认准的一条原则是：“在走出国门之前，一定要站稳国内”。
2005年，任正非让华为公司的海外市场在发展中国家稳步发展的同时，也在发达国家市场获得了实质性突破。在世界电信运营商前50强中，华为已经进入28强，除中国运营商以外还进入了英国电信（BT）、西班牙电信（Telefonica）、荷兰KPN、泰国AIS、南部非洲MTN、巴西TELEMAR等世界著名的运营商。2005年华为海外销售额所占比率达到58%，首次过半，而2006年华为海外销售额所占比率更是达到了65%，尽管如此，任正非仍然认为华为应该立足国内市场。早在2004年华为副总裁邓飙就说过：“我们绝对不会放弃国内市场。”
企业只有在自己的国家内站稳了脚跟才能将其枝叶伸展到其他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的大国内的企业，得到了国内广大消费者的信任，就是具有了参与国际竞争的强大实力和坚强后盾。
华为公司在进入国际市场之前，与国内的企业展开了一场血淋淋的较量，终于具备了冲向国际的坚固基础。1995年，华为公司在C＆C08万门局数字交换机的技术和市场上获得重大突破，从而在中国市场占领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任正非认为，华为在国内市场的基础并不牢固，于是继续发动了“三大战役”。“三大战役”的成功真正奠定了华为在国内市场的地位。
首先，华为公司于1996年在北京召开全国交换机产品订货会，并邀请各个省市电信系统主要官员、行业负责人到会参加。华为为这次订货会投入了空前的精力，准备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开会期间，华为从全国各办事处和公司总部抽调了400多人，各办事处主任、项目经理、高层主管等都到会参加，确保了会议期间各个省市的主要领导、电信局局长都有专人全天候跟进，坚决保证了从每个省市都拿到第二年的订单。当时与会的各省市领导总共才40多人，华为参加会议的人员与与会领导之比为10∶1。
当时也有国内其他的一些企业参加了这次交易会，但它们所投入的精力都没有像华为公司那么大。任正非认为，要成为国际性企业，打好国内这张牌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对于国内的宣传，花再大力气也是合算的。
其次，在1998北京召开的19省市GSM交换机展览订货会中，任正非又从全国各地办事处和公司总部抽调了500多人，对展会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在展会期间，华为两天内花费了上千万元，这种气势在全国引起巨大的轰动。为了起到最大的宣传效果，华为公司租了会场里规模最大的展位，用了最多的人手，实施了多种宣传手段。结果“皇天不负有心人”，华为的这次努力换来了280万线的订单，相当于整个订货会成交量的1/3。当年华为的名字被各大媒体屡次提及，可谓是“红透半边天”。
最后是1999年任正非在内蒙古召开的华为第一台移动交换机开通及现场观摩订货会。当时，来自各地的客户都住在北京。为了让这些客户屈尊远赴内蒙古现场参观，任正非可以说是煞费苦心。他花费巨资从美国租用了一架直升机，又以最快的速度从国家民航总局申请了国内临时飞行许可证，然后用直升机把客户运到内蒙古。不仅如此，任正非为了让这些“上帝”满意，还紧急从上海空运了一批大闸蟹和一位高级厨师，为客户们现场清蒸大闸蟹。这次订货会华为的花费同样是巨大的，但收获也是空前的，其中一个省的订单就达到了几亿美元。其实，华为的收获绝不仅仅是这些，而是国内客户对它的信任、是稳固国内市场的后盾。
中国的企业在走向国际化的道路上，都总结出一条这样的规律，要走出去，首先应该依托国内市场，明基公司便是其中一例。经过多年国际化的道路，明基终于明白，国内市场是明基重振手机业务的关键所在。
2007年2月，明基公布了本年度的发展规划，规划中除了要求液晶显示器、投影仪、电脑等传统优势项目要继续保持高速发展之外，对手机产品开始做出调整，确定了以国内市场为重点的新思路。
而在此前，明基董事长李焜耀在接受《通信产业报》记者专访时也曾表示，中国市场是一个成长型的市场，这也是明基手机未来发展的关键。
明基中国营销总部总经理曾文祺接受《通信产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明基手机整体产品定位逐步往中高端市场挺进，我们在国内市场的销售目标是每个月50万台。”“去年，我们在国内市场共设立1000家专卖店，今年要在这个基础上增加1500~2000家左右。”明基网通事业部总经理姚鸿州告诉《通信产业报》记者。
事实证明，在未来的发展战略中，明基要更加紧密地依托国内市场。明基已经在上海投资兴建新工厂，并将苏州、台湾等亚洲工厂的产能集中到上海。李焜耀称，明基计划在2007年第三季度前完成这一工厂的建设，这将成为明基全球惟一的工厂，包括德国、巴西、墨西哥、中国台湾、苏州等地的工厂均将被关闭。
对于中国的企业，在权衡国内与国外市场份额方面，曾文祺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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