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人、非常事、非常言(套装共3册)(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李异鸣

出版社：北方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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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人、非常事、非常言(套装共3册)试读：

非常人

修身第一

自吴淞设防以来，老将陈化成在西炮台边的帐篷里住了两年，风雨寒暑，与士兵同甘共苦。1841年，台风夹带暴雨，水势漫溢，部将们劝他移帐于干燥高处，他摇摇头说道：“大帐一移，三军担忧，且我就高燥，而士卒湫隘，于心何安？”到了严冬，他踏雪巡视营伍，命给衣单的士兵发放棉衣。他从不接受任何贿赂，民谣有“官兵都吸民膏髓，陈公但饮吴淞水”之句。他时常激励将士：“武官临阵，斯为奉职，死生固度外事，若畏死，不作武官矣。”

袁隆平生活极其简朴，整日与50多名工作人员吃住在一起，身上的衣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有些人见他不修边幅，便笑他“老土”，可他只是说：“穿得挺挺刮刮的，怎么下地？”

护国战争之前，蔡锷对梁启超说：“失败就战死，绝不下野；成功就归田，绝不争权。”

蔡元培从德国回来的时候，为约束自己而立了三个原则：一不做官，二不纳妾，三不打麻将。当时称为“三不主义”。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先生为促成南北统一，毅然辞掉临时大总统的职务，由袁世凯继任，并于当月19日，南下福州。当船抵马尾时，孙中山看到欢迎人群中晃动着“欢迎孙大总统”、“孙大总统万岁”的纸旗，就立即命令把纸旗去掉，方才登岸，他还生气地对福建都督孙道仁说：“总统交卸后就是平民了，怎么还称我总统呢？‘万岁’二字是封建专制皇帝要他手下的臣民对他的称呼，我们的革命先烈为了反抗‘万岁’二字，流了多少鲜血，丢了多少头颅！我如接受这个称呼，如何对得起先烈呢？”

段祺瑞从不接受他人的巴结与贿赂。如果有人给他送礼，他要把礼物细细看上一阵，然后只选一两样不值钱的留下。江苏督军齐燮元送他一套镶嵌着各种宝石的围屏，他的家人喜欢得睡不着觉，好几个人不约而同地半夜爬起来摩挲。可他只轻轻一挥手，就叫人把东西抬出去了。只有冯玉祥送给他的一个大南瓜他收下了，因为实在没有办法把南瓜切一半还给冯玉祥。

王国维遗体入殓之时，清华师生均向其遗体行三鞠躬之礼，惟有陈寅恪身着袍子马褂，跪地三叩头。陈行孔孟之道，并非只此一回，早在国学研究院时，他的学生到上海拜访他的父亲散原老人。谈话期间，所有人均坐，惟独陈寅恪站在一旁，并一直坚持到谈话结束。

徐特立任长沙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时，在他的办公室的前廊上挂了一块黑板，每天在上面题诗一首，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徐生活简朴，办校也力循勤俭方针，他常把别的教师用过的粉笔头儿拾起来留着自己用。他在学校的近两年中，几乎没有用过新粉笔。有学生笑他吝啬，他在黑板上写诗作答：半截粉笔犹爱惜，公家物件总宜珍。诸生不解余衷曲，反谓余为算细人。

陶行知幼年时，家境不好，母亲省吃俭用持家。为了节约开支，陶母一把剃刀剃了三代人的头。1934年，陶母去世。陶行知为遗物剃刀写了一首纪念诗：“这把刀，曾剃三代头。细算省下钱，换得两担油。”

南京夏日燠热，傅斯年在阅读北宋刊印的《史记》、《敦煌卷子》等珍贵资料时，坚持不开电扇，不抽烟，虽然他人很胖，烟瘾也很大。

朱自清与叶圣陶时常到西湖边去，有时下湖，有时只喝喝酒。在校时各据一桌，朱只预备功课，叶却老是写小说和童话。初到时，学校领导来看过他。第二天，朱问叶：“要不要去看看他们？”叶皱眉道：“一定要去么？等一天罢。”后来始终没有去。

日本驻沈阳领事林权助拜谒张锡銮，说有要事相商。张锡銮有意回绝，但宾客来访礼数又不能少。寒暄后，张锡銮不等对方开口，即说：“我患了痢疾，片刻离不开茅厕。公乃外宾，理应接见，现在有话不防告知传话人，我内急已经不能再等了。”说完就走。林权助哭笑不得。

梅贻琦一生廉洁奉公，持身以俭。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时，主动放弃可以享受的一些“特权”，自己付家里工人的工资；自己付电话费；不要学校每月免费供应的两吨煤；从不让他的家人乘坐小轿车办私事……其生前长期独司数十万美元的清华基金，逝世后，却没有留下任何遗产。林公侠说他“在贪污成风的社会竟能高洁、清廉到这样的地步，真是圣人的行为。只这一点，已是可以为万世师表”。

民生公司创立之初，卢作孚的月薪仅为30元。当时四川省主席杨森请卢作孚担任公职，月薪500大洋，卢作孚断然谢绝。后来，民生公司不断发展壮大，卢作孚的月薪也不过百元，而当时民生公司一名船长的月薪可达300大洋。和卢作孚相熟的人都知道，去卢作孚家里做客，如果人多一点，就得站着吃饭。

于右任不留日记，是不愿有是非。1946年，于由重庆乘飞机回南京，在飞机上百感交并，追忆数十年来往事，填词一首：“一拳打碎黄鹤楼。二水中分白鹭洲。八年苦战今难受。望园陵，人白首。旧江山浑是新愁。念不尽神明大咒，说不清乾坤自由，听不完楚汉春秋。”

齐白石早年做过木匠，成名后作画常用“鲁班门下”一印，以示不忘昔日的贫苦生活。

弘一法师58岁时，居青岛湛山寺，市长沈鸿烈要宴请他，他征引北宋惟正禅师的偈句婉言谢绝：“昨日曾将今日期，出门倚仗又思惟。为僧只合居山谷，国士筵中甚不宜。”

解放前夕，政府经济完全崩溃。陈寅恪生活窘迫，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想赠其一大笔美元，陈拒不接受。后来，陈决定将自己的藏书卖与胡适，来换胡的美元。于是，胡适派专车到清华，从陈家里装了一车极为珍贵的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语言的西文书，而陈只收了2000美元。这个数目在当时虽不算少，然而同那些书相比，却是微不足道的。在这些书中，仅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词典》的市价，就远远不止2000美元。

罗瑞卿是新中国第一任公安部长。有一次，罗瑞卿去火车站接客人，因为时间晚了，没来得及买站台票，就直接来到了检票口。随行的同志对检票员说：“我们是公安部的，来接客人！”说罢，便让罗瑞卿进了站。在回来的路上，罗瑞卿忽然就问：“进站买站台票了吗？”随行的同志摇摇头。等把客人送到住处之后，罗瑞卿对那位随行的同志说：“现在你马上到车站去，补交三张站台票钱！要知道中国古人有一句话，‘不以恶小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公安人员应当做守法模范，不能有特权思想！”

成舍我少时家穷，在北京读书办报，常吃不饱，甚至挨饿。后来情况有所好转，成依然节俭朴素，剩菜从不许倒掉，留在下一餐吃，一点儿汤汁也留着拌面。在台北时，他住丽水街，张佛千住永康街，相隔只有三分钟的路程。有一天张到成家串门，两人聊到中午，张佛千要回家，成坚留并笑曰：“今天有菜。”果然有鲜汤及红烧鱼。

胡颂平回忆胡适：先生平时交给我的工作，无论是写一封简单的信稿，或是摘录一些参考资料，或是出去接洽一件事情，总是说：“我想请你帮我做一件事，你有空时去办，不忙，不忙。”等我办好复命时，也总是说：“谢谢你”，或是说：“太麻烦你了，多谢多谢。”去年12月里，他在台大医院特一号病房里养病，有一天夜里，他的被头不曾盖好，夜班的护士看见了，轻轻地过去帮他盖好。这时他已经睡着了，但他在睡梦中对这位特别护士说：“谢谢你。”第二天，这位护士告诉他时，他自己一点也记不起了。我8点半到了医院之后他对我说：“刚才护士小姐说的话，如果我睡着真的会说‘谢谢你’三个字，我相信这是我的好习惯。”

顾颉刚喜欢把自己的心情和盘托出：“我的心目中没有一个偶像，由得我用理性作公平的裁断，……我固然有许多佩服的人，但我所以佩服他们，原为他们有许多长处，我的理性指导我去效法；并不是愿把我的灵魂送给他们，随他们去摆布。”

1960年3月，朱德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川北大巴山。到家的那天，有位老人正坐在门坎上晒太阳。听见脚步响，瞪圆眼睛一看，突然惊叫道：“是你呀！咋个就这么着回来了！”这位老人就是朱德的堂弟，他见朱德穿得那样朴素，不禁感叹道：“你给老百姓办了这么多好事情，身经百战，出生入死，是咱全中国的总司令，天底下有名望，怎么就穿这一身衣裳回老家来啦？”“穿着不冷就行了嘛！”朱德爽朗地说。“亏你是总司令，总得大车小车、护兵马弁拥护着来呀！”“总司令是个啥子嘛！没有大家，没有群众，还有啥子司令！总司令也不那么稀罕。”兄弟俩说罢，一齐哈哈大笑起来。

马三立十分注重保健，他每天“早晚共走一千六百步，坚持搓脸、磕牙、搓头发……扭腰转身，拍打前胸后背”。“文革”时期，马三立被关到了牛棚里。他仍然坚持健身，不能有明显动作的他，就每天搓脸两次，磕牙两次。一次，他偷偷磕牙的时候，被人发现了，硬说他是对党“咬牙切齿”，于是各种批斗接踵而来，马老这才停止了磕牙。

谢冰莹晚年时因意外失去了右腿，她用智慧、毅力和宗教信仰克服了断腿的痛苦。她说：“有时，我也会这么安慰自己：‘和当年比起来，我现在所受的疼痛又算得了什么呢？那时都忍过去了，现在不也可以忍过去吗？’每当深夜，我的腿疼痛不堪，辗转床笫时，我就劝自己要学海明威的《老人与海》里的那位老人，要老当益壮，不要老而无用。”

赵树理说：“……钱是人民币，来自人民，再交到人民手里就行了。”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赵树理的许多著名小说，除在国内发行，还被苏、美、日、法等国家翻译出版。所以，他经常收到从国内或国外寄来的稿酬，其中有些稿费他根本不取，就直接交了党费，他还向组织提出建议，取消对自己既拿工资又得稿费的双重待遇，并自动放弃了国家给他的薪金。

齐如山常说：“人家做媳妇的不出闺门，我这大男人也8年未出过门。”他本是个爱热闹的人，但在抗日战争期间，他为了不做汉奸，只好在家呆着，每天写作。

黄苗子在其遗嘱中说：“我坚决反对在我死后开什么追悼会、座谈会，更不许宣读经过上级逐层批审和家属逐字争执仍然言过其实或言不及实的什么‘悼词’。否则，引用郑板桥的话：‘必为厉鬼以击其脑。’”

钱锺书80岁生日当天，家中的电话响翻了天。机关团体、亲朋好友，纷纷要给他贺寿。钱钟书所在的社科院也准备为他开一个学术研讨会庆祝。对此，钱钟书一律谢绝。他说：“不必花这些不明不白的钱，找些不三不四的人，说些不痛不痒的话。”

骨气第二

1855年3月7日，林凤祥在指挥作战时负重伤，东连镇为僧格林沁攻破，林凤祥在地窖被擒。5月31日，李开芳于山东茌平冯官屯兵败被擒，北伐军全军覆没。在敌酋僧格林沁面前，林凤祥慷慨陈词：“余奉命讨胡，功败垂成，恨不能捣穴犁巢，上为上帝报瞒天之仇，下为中国解倒悬之苦，妖奴，汝快砍吾首去，毋污我！”3月15日，林凤祥在北京英勇就义，年仅31岁。临刑时，“刀所及处，眼光犹直视之，终未尝出一声”。

僧格林沁逮捕了张乐行，僧格林沁诘问：“何故反？”张乐行答道：“行不好反，官反之耳！”4月5日，张乐行与儿子张喜、义子王宛儿在亳州义门集周家营惨受酷刑而死。临刑时，他大骂叛徒，不许儿子喊痛。

谭嗣同就义前赋诗云：“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又有绝命语：“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章太炎16岁那年，受父命参加“童子试”，当时试卷的试题是：论灿烂之大清。考场上非常安静，考生们都在埋头答题。章太炎想起鸦片战争后，中国所遭受的苦难……这怎能证明大清灿烂呢？于是把自己的积愤洒于字里行间。不到一个小时，便完成了答卷。交卷后，章太炎正要离开考场，只见主考官拍案而起：“你的胆子真够大的啊，竟然……”章太炎非常镇定地说：“我之所思，件件合乎当今国人之思；我之所论，桩桩合乎国情之实，何罪之有？”顿时，考场出现了一阵骚乱。主考官无法驳倒他，为了不把事态扩大，他令人将章太炎挟出考场。出了考场的章太炎依然镇定自若。

1907年7月6日，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后被清军捕获。就义前，他神色自若地说：“功名富贵，非所快意，今日得此，死且不悔矣！”

1912年，袁世凯当选为大总统后，利用各种手段试图控制国会。1913年在宋教仁遇刺及大借款案发生后，国会议员对政府提出四大弹劾案，一些省份的议会也对袁世凯的人为宠佞、戕害言论自由提出弹劾，要求其到议会作出解释。袁于是对地方大员大肆行贿，但多数议员正直无私，并不买袁的账。李烈钧做寿时，袁送上200万元作为寿礼并晋勋爵。李毫不客气地拒绝。对此，李烈钧后来说：“余思建勋于国家，岂丑类所得诱饵。袁见不能利诱，嫉妒颇甚，欲去余尤急。”

民国初，在昆山花园，一黄包车夫与一外国水手评理。水手坐车，两毛钱车费只付一毛，车夫不服，要他补足，水手回过头来打了车夫一记耳光。路人愤愤不平，同声喊“打”！车夫说：“许多人打一个不算好汉，让我一个人来和他干。”说着，只一拳一脚就把水手打翻在地。水手乖乖地付足了车费，溜之大吉。

刘师培经不住富贵利禄的引诱，先变节为清廷密探，后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刘师培曾拉黄侃称说帝制，黄侃声色俱厉地说：“如此等事，请先生一人任之。”然后拂袖而去。

胡沁园见齐白石的画上无印，便给他几方寿山石，让他去找刻印名家丁可均刻一方印。齐白石把印送去时，丁可均爱理不理，齐白石把石头放在刻桌上就走了。第二天他去取印，连叫三声“丁师傅”也不见答话，齐白石气了，大声叫了一下，丁才回过头，把那方寿山石往齐白石身上一丢，说：“拿回去磨平再来。”齐白石为这方石磨磨送送已是五次了，他再也忍不住，一气之下把石章拿了回去。当晚，他用修脚刀自刻一方“死不休”印。“五卅惨案”发生时，教育家孟宪臣正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任教。由于美籍校长拒绝悬挂中国国旗，孟愤而离校，随后创办了光华大学。

蒋百里留日回国后担任保定军校校长，段祺瑞担心蒋“坐大”，故对保定军校百般刁难，要物不给，要钱没有。蒋百里拿着总统批示的条子来提钱，徐树铮在段的纵容下说：“既然是总统批的条子，你就去找总统要钱吧！”蒋百里悲愤交加，星夜赶回保定军校召集全体学员开大会，他哽咽道：“我从来没想到中国的事情太难办了，这里难办，别处也一样难办。我对不起大家……”说完，拔出手枪，对着胸口就是一枪。

1921年，徐悲鸿在法国留学期间，有个外国学生当面挑衅其说：“中国人愚昧无知，生就的当亡国奴的材料，即使把你们送进天堂里深造，也成不了才。”徐悲鸿被激怒了，他说：“那好，我代表我的祖国，你代表你的国家，等学习结业时，看到底谁是人才，谁是蠢材！”

黄埔军校开学不久便成立了特别党部，作为国民党员的蒋介石很快就以校长、特别党部的名义下达文件，直接指定各党小组长，还规定党小组长每周直接向校长书面报告党内活动及工作情况。被指定的共产党小组长宣侠父对此表示抗议，专门上书特别党部，把矛头直指蒋介石。蒋气极之余，令宣侠父写悔过书，否则将开除出校。宣侠父不但没写，而且在3天后愤然离开了军校。临走时，给同学留言：“大璞未完总是玉，精钢宁折不为钩。”

1924年7月，鲁迅到西北大学演讲，讲题为《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其间，陕西省长、军阀刘镇华邀请鲁迅为驻扎在西安的陆军下级军官演讲，目的非常明显，想让鲁迅在演讲中对自己大加赞扬一番，以抬高自己的威信。鲁迅在受邀时指出：“我可以向士兵做演讲，但是我要讲的题目仍然是小说史，因为我只会讲小说史。”结果，鲁迅为官兵上了一回小说课，刘镇华的如意算盘落空了。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远在苏联的莫斯科孙逸仙学院群情激愤。当时蒋经国正在该校学习，在一次全校性的声讨会上，他第一个冲上台，振臂用俄语高呼：“打倒蒋介石！”“打倒反革命蒋介石！”蒋经国因此事在莫斯科大大出名。

1927年4月28日，军阀张作霖在北京京师看守所秘密杀害了李大钊。在此之前，敌人除了用酷刑折磨他外，还对他施以利诱劝降，李大钊慨然作答：“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蔬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民族气节；绝不能为了锦衣玉食，就去向卖国军阀讨残羹剩饭，做无耻的帮凶和奴才。”

1928年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厅长、中将严重抛掉所有职务，独自隐居于庐山，在太乙峰下建草庐“劬园”。“劬”者，劳累也。蒋介石曾多次拉拢他，并以高官重爵请他出山，严不但不为所动，还在其草庐的墙壁上贴满标语：“不耕而食、不织而衣者皆自然界之扒手，社会之蟊贼也！”

1931年秋，吉鸿昌率团到美国考察。在纽约，吉鸿昌常被人误认为日本人，吉总是郑重严肃地告诉对方：“我是中国人！”一听是中国人，美国人的眼里充满了不屑和鄙夷。面对洋人的嘲笑和侮辱，吉鸿昌气愤异常，他亲自做了一块纸牌挂在自己的胸前，纸牌上用毛笔写着“我是中国人”5个大字。

1931年8月17日，因为第三党内部投机分子陈敬斋的告密，邓演达和其他12个第三党干部在上海愚园路愚园坊20号被捕了。被捕后，开始把他们关在静安寺捕房，第二天由捕房引渡到上海警备司令部，同日又秘密押送到江苏第一分院候审。当时蒋曾派人去警告他说，如果你能从此反悔，停止反蒋活动，那么不但可以获得自由，而且还可以坐上南京军政部长这个位置。邓斩钉截铁地答复：“愿枪决，不愿反正。”

东北伪满洲国成立四周年的时候，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要致送一份贺礼：由4位书画名家联袂合作的一幅堂屏。溥儒是日方拟邀的画家之一。然而当派遣军参谋长携重金亲至西山邀请时，却遭到了断然拒绝。日军参谋长碰了钉子，非常生气，又不敢发作，于是就把润金留下，拂袖而去。朋友们听说了这件事后，很为溥儒的安全担心，溥儒则毫无惧色，还托人把润金退了回去。大概由于溥儒在艺坛的名声太大，日本军阀也不敢轻易为难他，于是终告无事。

1933年3月，陈赓被国民党逮捕。蒋介石知道陈赓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中的优秀人才，是难得的军事指挥官，因此想留为己用。于是亲自出马，准备说服陈赓。当初在第二次东征中，陈赓曾冒着危险救过蒋介石的性命。蒋便把这件事挂在嘴边上，装作“知恩报恩，感激不尽”的样子，笑着对陈赓说：“你是校长的好学生，我很佩服你的才华。虽然你在政治上犯了错误，但看在我们过去的交情上，我还是能原谅你的。”陈赓清楚蒋的用心，冷冷地答道：“谢谢你的好意。不过，我并不需要你这种原谅。”停了片刻，蒋递给陈赓一张纸，皮笑肉不笑地说：“只要是肯写几个字，什么事都好商量……”“写什么字？”“自首……”陈赓猛地一把夺过蒋介石手中的纸，挥笔疾书，一下写满了“打倒蒋介石！打倒卖国贼！”等口号。蒋气得头昏脑涨，连叫道：“你这个态度，你这个态度！……”然后命令把陈赓押下去。

1934年，吉鸿昌英勇就义。临刑前，他让敌人给他拿把椅子，他坐在椅子上高声向刽子手说道：“我为抗日死，死得光明正大，不能背后挨枪，你在我眼前开枪吧！我要亲眼看着子弹怎样打死我的！”

1935年冬，日军组织重兵“围剿”抗联队伍。在一次战斗中，为掩护部队突围，赵一曼受伤被俘。在监狱里，她受尽了折磨，但从未屈服过。1936年8月2日，日寇将赵一曼绑在一辆马车上押到珠河县枪杀。刑前，日军问赵一曼：“还有什么话要说？”赵一曼昂然回答：“为抗日斗争而死是光荣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了寻找侵略中国的借口，利用御用文人杜撰“满蒙”在历史上非中国版图之所有。为驳此谬说，傅斯年主持并邀史学界同人，挑灯夜战撰写《东北史纲》，一面驳斥日本指鹿为马的胡说，以正视听；一面让国人了解东北历史，激发国人的爱国激情。同时，他又托人将《东北史纲》的主要部分译成英文，递交给“国联”，迫使“国联”做出了东北三省“为中国之一部分，此为中国及各国共认之事实”的结论。

陈序经在西南联大时，没有参加过任何政治活动。1941年，国民党政府规定，所有在大学中担任行政职务的负责人，校长、教务长、秘书长、院长等都要加入国民党。当这一命令传达到联大后，陈序经破口大骂：“什么东西！我就不入国民党！”

1942年春，因叛徒告密，廖承志不幸被捕。在监狱中，他横眉冷对蒋介石的威胁利诱。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进行谈判，中共代表团就释放廖承志等人的事一再和国民党交涉。这此，廖承志已被从江西转移到重庆，关在国民党的杀人魔窟歌乐山下面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牢房里，蒋介石迫于形势，曾找廖承志谈过一次话，企图引诱他投降国民党。他试探着问：“如果放了你，你还是要回到你的组织中去吗？”廖承志气宇轩昂地说：“那当然！”蒋介石气急败坏地说：“放了你，于公于私都说不过去。”廖承志毫不退让，回答说：“这就是说，如果我不放弃自己的立场，你就不会给我自由了，既如此，还有什么可谈的！”说完，转身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廖承志被关在监狱里时，蒋介石很害怕何香凝去重庆找他评理。何香凝在机场，有人劝阻她上飞机；她要赴重庆，就立刻有人送去巨额支票。何香凝知道是蒋从中作梗，便在支票背面写了两句诗：“画幅岁寒图易米，不用人间造孽钱。”原封不动地把支票交来人退回。

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在香港的梅兰芳悲愤不已，沦陷的当天，他毅然留起了胡子。家人为之奇怪，梅说：“我留了胡子，日本鬼子还能强迫我演戏吗？”

抗战期间，有一次马寅初准备在重庆大学商学院大礼堂演讲，台下混进了国民党特务，情况很危险。马老带了女儿和棺材上台。他说：“为了真理，我不能不讲。我带了棺材，是准备吃特务的子弹；带女儿来是让她亲眼看着，特务是怎样卑鄙地向她爸爸开黑枪的，以便她坚定地继承我的遗志。”接着，话锋一转，就针对国民政府的种种腐败状况、四大家族的企业、财产等等算了一笔细账。他大声疾呼：“如今老百姓穷得连饭都吃不饱了。还要这个捐，那个税，我看要捐、要税，首先应该向四大家族开刀！”他的演讲赢得了阵阵春雷般的掌声，混在台下的特务始终不敢下手。国民党当局大为震惊，连连派人去与马老“交谈”，以高官、美金为诱饵，劝他不要再发表此类演说，然而均被马老严词拒绝。逼得蒋介石亲自派人去请马老，说有事叙谈，马老照样拒绝了。

抗战期间，张奚若作为一名“国民参政会”的议员，曾多次在参政会上对现行的政治制度进行激烈的抨击，呼吁政治民主在中国的实现。在受到蒋介石的一再压制后，张一怒之下拂袖退出了参政会，回到联大。当国民参政会再次开会，请他赴渝出席时，他给蒋介石发去了一封8字电文：“无政可参，路费退回。”

1948年夏季的一天，吴晗找到朱自清兴冲冲地说：“我找你签名来了。”朱自清当时患了严重胃病，却无钱治疗。因为那时物价飞涨，他全家十二口人吃都不够，哪有钱去治病呢？他看着吴晗，问道：“签什么名啊！”吴晗展开折叠的大纸，只见抬头有一行醒目的大字：抗议美国扶日政策，拒领美援面粉。朱自清只看了一眼，便用颤抖的手拿起笔来。吴晗看见朱自清太贫困了，便凑过来说：“这次您……”“宁可贫病而死，也不接受这种侮辱性的施舍。”朱自清推开吴晗的手，在宣言上一丝不苟地签上了名字。

1948年8月6日，朱自清因胃疼住进北大附属医院，借钱做手术，却被误诊为盲肠炎，等后来发现是胃溃疡时，已经来不及了。8月12日午时，朱自清逝世。临死前，他还不忘叮嘱夫人陈竹隐：“我已拒绝美援，不要去买配售的美国面粉。”

解放前，梅兰芳在上海演戏，由于名声响亮，很多富商名流不免想借他的名望笼络人心，牟取暴利。一天晚上，梅兰芳演完戏，到后台卸妆，只见一个衣着华丽的富商，笑眯眯地迎了上来，恭维地说：“梅先生艺高绝伦，可贺，可贺。一点意思，聊表寸心。”说着递过来一张一万元的现金支票。梅兰芳接过支票，看也不看，从袋里掏出一盒火柴，随手“嚓”的一声，把支票点燃起来。旁边的人大吃一惊，那个阔佬气得脸色铁青。梅兰芳笑笑说：“艺术不是能用金钱收买的，你走吧。”来人无奈地怏怏而去。

1958年5月4日，北京大学举办60周年校庆，陈伯达出席并作纪念讲话。陈冲着坐在主席台上的马寅初，厉声说：“马寅初要对他的《新人口论》做出检讨！”马闻听此言，微微扬着脸，望着陈伯达的头顶，一言不发，视若无物。

蒋介石请胡小石为其撰写寿文，胡以“只会给死人写祭文，不会替活人写寿文”为由拒绝。

学道第三

王国维自述其经验：苟考之古事与制度文物以知其时代之情状，本之诗书以求其文之义例，考其古音以通其义之假借，参之彝器以验其文字之变化，由此而之彼，即甲以推乙，则于字之不可识、义之不可通者，必间有获焉。然后阙其不可知者，以俟后之君子，则庶乎其近之矣。

胡琴圣手孙佐臣，早年练功，于严寒时将双手插入雪中，冻得僵硬麻木，才开始胡琴练习，非到手指灵活，掌心涔然汗出不止。

1875年初春，章太炎6岁，其父章浚邀请十余位文人、亲友来家中饮酒作赋。春雨霏霏，情趣盎然，一位与章浚同宗的章老先生乘兴之余，令小太炎应景诵诗一首。小太炎略作思考答诵：“天上雷阵阵，地下雨倾盆。笼中鸡闭户，室外犬管门。”

丁日昌幼有神童之誉，20岁中秀才。但此后连年赴举不第。由于久不得志，愤然赴县衙击鼓鸣冤，高呼：“青天白日，饿死秀才！”这件事让惠潮嘉道道员李璋煜知道了，将他招至幕中，从此进入官场。

魏源主张将帅要多读兵书，并对“纸上谈兵”作了新的解释。他说，人们动不动就讥笑研读兵书的人为“纸上谈兵”，殊不知纸上的功夫有深浅之分，如能掌握学习要领，对前人的用兵韬略领会其精神实质，做到融会贯通，那么，遇到战争，就会灵活运用，使“纸上”之功变为“马上”之功。

程潜少年时，学习十分刻苦。夜阑人静，也经常点着油灯苦读。一次，一个盗贼光顾程家，看见程潜正在一遍一遍地诵读《诗经》，正襟危坐，琅琅有声。小偷被少年的抑扬顿挫深深吸引，于是不偷。后来，他对乡人说起程潜：“程家的后生书读得非常认真，将来必有出头之日。”

谢无量10岁时，父亲命其以风筝为题写一篇论说文，他却写了一首《咏风筝》的诗：“儿童心怀巧，剪纸作飞鸢。不是麻绳系，乘风直上天。”

齐白石年轻时是个雕花木匠，那时叫齐纯芝，人称芝木匠。胡沁园见其天赋才气过人，且有刚直不阿的品格，决定收其为徒。胡问他：“你愿不愿意读读书、学学画？”芝木匠回答：“愿意倒是愿意，只是家里穷，年岁又大了，怕学无所成。”胡说：“怕什么！《三字经》里面的‘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你才24岁，只要有志气，什么都学得好，我有意收你为徒，你可以在我家一面读书，一面卖画养家。”自此，齐纯芝开始了习文作画的艺术生涯。

华罗庚在父亲的杂货店里利用帮工的空闲时间自学数学，后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数学论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一日，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在办公室里打开《科学》杂志，当看完这篇论文后，他神色凝重地问周围同事：“这个华罗庚是哪国留学生？”没人知道。再问：“他是在哪个大学教书的？”同事们仍然面面相觑。恰好有个江苏籍的教员在旁，突然想到他弟弟有个小同乡叫华罗庚，便说：“这个华罗庚哪里教过什么大学，仅念过初中，听说在金坛中学当事务员。”熊庆来惊讶不已，立即作出决定：“这个年轻人应该请到清华来！”

黄远生是我国新闻史上第一个有地位的记者：参加中国最后一届科举考试，并中了进士。按当时的制度，考中进士的黄远生本可以迅速走马上任当知县，可他却选择了去海外留学。在他的再三恳求下，清朝以新进士的资格派他去日本中央大学专攻法律。黄远生在大学里的表现很突出，不仅成绩名列前茅，而且被教师和同学推举为课堂翻译。

苏步青念小学时，天天背诵《左传》、《唐诗三百首》，到毕业时，这两部书已能背诵如流；到中学后，老师不信他能写出作文《读〈曹刿论战〉》，便顺口举出一篇《子产不毁乡校》让他背，小苏步青一口气背完后说：“整部《左传》，我都可以背出来。”

陆费逵6岁随家由汉中迁居南昌，水陆途中历经84天。到南昌后，他就能将沿途所经大小地名依次回答出来，无一遗漏。

谢冰莹4岁识字，两个月后居然背出了随园全部女弟子诗。

洪业庭训时，就能背诵1400多首杜甫诗和30余篇杜甫文，后来在美国写《杜甫传》巨著，全凭记忆所储存，不需再去查找杜甫诗文。

严北溟5岁进私塾，所读《三字经》、《千字文》一两遍就能背诵。他后来能背诵唐诗、宋词3000多首。

熊十力10岁时，父亲讲授《三字经》，他一天就背熟了。熊能背诵很多书，他著书立说，案上仅文房四宝，而没有一本参考书。

冯玉祥在常德求学时，十分努力，每日读英文两小时。上课时，关上大门，门外悬一牌，上书：“冯玉祥死了！”不准外人进去，课毕始启门除牌云：“冯玉祥复活了。”

李公仆幼时非常顽皮，他在私塾里读书，那些小同伴常常叫他为“嫌人”，意思是说他顽皮得讨人嫌。有一次，有个小学生骂他，他跑去告诉老师，让老师叫了那个小学生来问：是说他“嫌人”还是“贤人”？镇江口音，嫌和贤，是同音的，那小学生站在老师面前，很委屈地说是圣贤的“贤人”，因为他不敢承认是在骂人。老师就趁着给他们调解，讲了些故事，说了些道理。两个孩子很受感动，重新做了朋友。

初中毕业证是华罗庚所拥有的唯一一张文凭。1936年，26岁的华罗庚到英国剑桥大学留学，他不愿读博士学位，只求做个Visitor（访问者）。因为做访问者可以冲破束缚，同时攻读七八门学科。他说：“我来剑桥，是为了求学问，不是为了得学位的。”

梁启超被学生们尊称为“老博士”，梁闻后说，我还年轻，并没有老。一个学生说，那么称“先秦博士”如何？先生不是正教我们先秦政治思想史吗？梁说，不敢当，不敢当，不过可以加一个“准”字，称“准先秦博士”。

饶余威说：“钱钟书上课从不记笔记，只带一本与课堂无关的闲书，一面听讲一面看自己的书，但是考试时总是第一。”

陈登科在2岁时，被一个老塾师判定为“只能放猪，不能读书”的孩子。陈并未因此而气馁，参加新四军后，他在仅识几百字的情况下，写了篇报道自己亲身参加战斗的稿子。令他颇受鼓舞的是，他第一次向《盐阜大众报》投稿，文章就被登出来了，虽然全文的60多个字中，被编辑订正了的错别字就有34个。

民国时，章太炎曾一度在湖北主持县长考试。应试的人，大多为清代的读书人，熟读经史。章太炎出了两个试题：“宰相出自州郡”、“区田荒旱之法”。考生面面相觑，不知出自哪部经典，没法下笔。有一位应试的老夫子，站起来请主考官大人对题目加以解释。章太炎大怒曰：“这样简单的题目还不能作，怎么能做父母官、百里侯，你们自己去想一想！”

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时，写过一副对联自勉：“贵有恒何必三更起五更睡；最无益，莫过一日曝十日寒。”

顾颉刚出生在书香门第，家教极严。一次，外面下了大雨，顾颉刚借故不想去上课，对母亲说：“今天雨太大了！”母亲回答他：“你不想去吗？就是下铁，你也得去！”

华罗庚在初二那年，读胡适的《尝试集》，他只看了前面的“序诗”，就掩卷不看了。他说：这首诗中的两个“尝试”，概念是根本不同的，第一个“尝试”是“只试一次”的“尝试”，第二个“尝试”则是经过无数次的“尝试”了。胡适对“尝试”的观念尚且混淆，他的《尝试集》还值得我读吗？

1906年，梁漱溟考入北平顺天中学堂。他的各门功课自学进度皆超过老师的课堂教授进度。他大量阅读课外读物，国文作文成绩经常名列前茅，更因为善做翻案文章，从不落俗套，而深得国文教员的赏识，曾得到“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批语。

蔡元培第一次向北大全校学生演讲时说：“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责，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还说：“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其他目的的人去应用的。”

王国维治学的两次转向，由哲学转而文学，又由文学转而古文字学、古器物学、古史，既不全属于倒退，也未尝不是坚持自身学术个性并反省和调整自身的明智之举，其间选择的痛苦与解脱、执著与寂寞心，未尝不造成了他在学术上的“无我之境”，即追求学术本身相对存在的客观价值及长远功用。其言谓：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日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事物无大、无远近，苟思之得其真，纪之得其实，及其回归，皆裨于人类之生存福祉。

某西方学者评论辜鸿铭：“这个怪人，谁能跟他比呢！他大概是没出娘胎，就读了书了，他开口老庄孔孟，闭口歌德、伏尔泰、阿诺德、罗斯金，没有一件事，他不能引上他们一打的句子来驳你，别瞧那小脑袋，装的书比大英博物馆的图书还多几册吧？”

末代皇帝溥仪和他的几位先祖一样，有时也喜欢舞文弄墨。他的寻常书画，过去钤印为“宣统御笔”或“宣统宸翰”。到“满洲国”后，常用的印则换成了“所其无逸”、“缉熙敬止”、“无逸斋宝”等。

潘光旦在清华读书时，因跳高致伤而锯掉了右腿。有一次他问学校代理校长严鹤龄：“我能否出洋？”严回答说：“怕不合适吧，美国人会说中国人两条腿的不够多，一条腿的也送来了！”一位美籍女教师闻之，便打抱不平地说：“他的功课门门总是考第一，他不能出洋，谁还能出洋！”

章太炎说话有浓重的江浙口音，讲国学时，方言古字错综复杂，听者难懂。在武汉中华大学上课时，不得不让学生黄侃做“翻译”。

金岳霖赴美留学之前，曾就如何选择专业向其兄长征询。其兄建议他学薄计学。金岳霖到美国后开始按部就班地学习，后因无兴趣，便改学政治学。就这次更改，金专门致信兄长，说：“薄计学，是雕虫小技。我堂堂七尺男儿，何必学这雕虫技艺。昔日项羽不学剑，就是因为剑乃一人敌，不能当万夫。”

陈寅恪博闻强记。一次，一个学生来问他一个材料，他说，你到图书馆去借某一本书，翻到某一页，那一页的页底有一个注，注里把所有你需要的材料都列举出来了，你把它抄下，按照线索再去找其余的材料。

钟敬文在岭南大学时，与冼星海毗邻而居。一日，冼突然拍着钟的肩膀说：“米司特钟，我们可以作一种学问上的交换吗？”“交换什么呢？”冼对钟说：“你教我学中国古诗，我教你拉梵阿林（小提琴）。”

俞平伯在大学教书时，非常注重文人气的体现。有一次，他在红楼贴出告示：本周没有心得，停课一次。

齐白石未成名时在北京琉璃厂卖画，陈师曾偶识其画便察其非凡，遂雨夜造访。陈在看完齐白石一大箱子的画后说：“很有味道！酷似八大、青藤、大涤子，犹如先贤再世……如果稍加变通，定会锦上添花。”陈师曾的这番话，令57岁的齐白石痛下“衰年变法”之决心。

邹韬奋在中华职业学校教英文课时，学生第一次答不出问题，被罚在原位站。第二次答不出，罚上台上去站。第三次答不出，罚上放在台上的那张桌子上面站。

沈从文教导黄永玉说：“摔倒了要赶快爬起来，不要欣赏你砸的那个坑；充满了爱去对待一切；死死抱住自己的业务，不要放松。”

徐复观到重庆北碚金刚碑勉仁书院拜见熊十力，请教应该读什么书。熊十力让他回去读王船山的《读通鉴论》。徐说他早年已读过了。熊十力很不高兴，说：“你并没有读懂，应当再读。”过了些时日，徐复观再去，告诉说《读通鉴论》读完了。熊问：“有点什么心得？”徐觉得自己读得很认真很仔细，不免有些得意，说了与书中很多地方不同的看法。还没等他说完，熊十力就怒声斥骂起来：“你这个东西，怎么会读得进书！像你这样读书，就是读了百部千部，又能得到书的什么益处？读书是要先看出它的好处，再批评它的坏处，这才像吃东西一样，经过消化而摄取了营养。譬如《读通鉴论》，哪一段是多么有意义，哪一段理解深刻，这些你记得吗？你懂得吗？你这样读书，真是太没有出息！”

闻一多给学生上课，先在黑板上写了一道算术题：2+5=？学生们虽然对此感到非常疑惑，但还是给出了回答：“等于7嘛！”闻一多说：“没错，在数学领域，2+5的确等于7。但是，在艺术领域里，2+5=10000也是有可能的。”为了能更好地说明这一点，他拿出一幅题为《万里驰骋》的国画叫学生们欣赏。只见画面上突出地画了两匹奔马，在这两匹奔马后面又画了五匹马，大小不一，这五匹马后面便是许多黑点点了。闻先生指着画说：“从整个画面的形象看，只有前后七匹马，然而，这幅画给人的感觉就是万马奔腾的景象，这难道不是2+5=10000吗？”学生们听罢，恍然大悟。

郁达夫应福州文化界之邀，作一次学术性的演讲。演讲前，郁先跑上讲坛，在黑板上先写了三个大字——“快短命”。台下的人看到这三个字后，面面相觑，不知何意。隔了约两分钟后，郁才下台发言：“本人今天所要讲的是文艺创作的基本概念，就是这三个字要诀：快——就是痛快，写得快；短——要精简与扼要；命——不离题，词达意。说话和作文都是一样的，如我现在所说的，就是这个原则。不要说得天花乱坠，离题太远，或者像缠脚布那样又臭又长。完了。”

吴宓在清华代理外文系主任时，制定外文系培养学生的目标：（甲）成为博雅之士，（乙）了解西洋文明的精神，（丙）熟读西方文学名著，（丁）创造今日的中国文学，（戊）交流东西方的思想。

张伯苓教育学生说：“在校要认真读书，但不可死读书，只有会玩的人，才能把书读好。”

张伯苓在南开女中毕业典礼训词中说：“你们毕业了，将来结婚要相夫教子，要勤俭持家，要为公为国。不可教你丈夫升大官发大财。他升大官发大财以后，第一个看着不顺眼的人就是你。”

陈寅恪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郭绍虞曾问顾颉刚：“你写文章何以会写得这么快？”顾颉刚说：“我是学梁任公的。”梁氏的文章，尤其在早年，洋洋万言，真可谓才气横溢。顾读梁文，替它另标小题目，先找出它的脉络条理，对于任何长篇都能轻易驾驭，而自己写时，也就井然有序不假思索了。

萧雷南一直对恩师游国恩礼敬有加。他在给学生上课时，先在黑板上写：“游先生曰。”然后说：“同学们，我是游先生的弟子，你们是游先生的再传弟子。我上课，写文章，凡是引用恩师的教示，必称‘游先生曰’。你们今后也要这样，这是我们的家法。”

有一次，冯玉祥将军的侍卫奉命去请老舍先生出来谈话，侍卫去而复返之后，冯氏就问他：“你是怎么说的？”侍卫答说：“我告诉舒先生，您有话对他说，叫他来一下。”冯氏一听，立刻变色，大声责骂说：“‘叫他来’这个话你也能说？你应该很恭敬地说，我请他来，问他是否愿意出来谈谈话才对呀！”

李叔同上课时，有同学不遵守课堂纪律，以为李先生并未发现。其实李叔同都知道，但他并不立刻责备。下课后，李先生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郑重地说：“某某等一等出去。”于是某某同学只得站着。等到别的同学都出去了，他又用轻而严肃的声音向这位同学和气地说“下次上课时不要看别的书”或者“下次不要吐痰在地板上”。说过之后他微微一鞠躬，表示：“你出去罢。”

女人也能学画吗？对于这个问题，张大千说：男女的才能并无二致，女人学绘画少有大成就的原因是为别的事分心太多，不能专心绘画造成的。不仅如此，张大千还最反对“三分人事七分天”的说法，这句话应该改成“七分人事三分天”，用功人人能成功。

夏承焘在给学生上第一堂课时，笑容满面地说：“今天我们上第一节课，先聊聊天。你们喜欢之江大学吗？”同学们之间还不熟悉，女生更是胆怯，因而只有很少的学生回答“喜欢”，且声极小。夏先生便说：“要大声地说喜欢。我就非常喜欢之江大学。这儿人情款切，学风淳厚，风景幽美。之江是最好的读书环境。一面是秦望山，一面是西湖、钱塘江。据说之江风景占世界所有大学第四位。希望你们用功读书，将来使之江大学的学术地位也能升到世界第四位甚至更高。”

夏承焘教导学生：“案头书要少，心头书要多。一般人贪多嚼不烂，满案头的书，却一本也未曾用心细读。如此读书，如何会有成就？”

巴金曾反复对萧乾说的一句是：“写吧，只有写，你才会写。”

1939年，由于欧洲战争正打得如火如荼，本已考上了英国伦敦大学的张爱玲无法成行，于是就进了香港大学。她读书非常勤奋，每门功课都是第一，一位教授对人说：“我教了十几年的书，没有给过别的学生似张爱玲这样高的分数。”

汪曾祺1946年到上海，因为找不到工作，情绪很坏，写信向沈从文求助。沈回信说：“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中有一枝笔，怕什么！”

侯宝林一直想买一部明代的笑话书《谑浪》，然而跑遍了北京城所有的旧书摊也未能如愿。后来得知北京图书馆有这部书。时值冬日，他顶着狂风，冒着大雪，一连18天都跑到图书馆去抄书，终于把一部10多万字的书抄录到手。

老舍某次讲演：“青年作家们应该有创造心理，不能模仿。比如说今天人家说‘祖国’，我也写‘祖国’，明天人家说‘大地’，我也写‘大地’，这是没有进步的。诸位请看，我老舍的文章里，就没有一个‘大地’，也没有一个‘祖国’。如经发现，我愿罚银一元。”听众哄堂大笑。

林语堂说：“读书，一定要选择与自己兴趣相投的；而且要专心一意地去读，吸收他人著作中的精华；我相信用这种方法，读一本书，抵得过别人读十本书。”“至于写文章，最要紧的是写你自己心里的话，要自然，要诚实，不要无病呻吟，不要狂妄浮夸，脚踏实地写去，一定会成功的。”

苏青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小学毕业就进了著名的宁波中学。这个学校校风很好，教学认真。每到学校的周会日，学校就会把浙江的名流请来讲学。受这种氛围的熏陶，苏青成了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学校的校刊上，经常发表她的文艺作品，很快她便引起了学校的关注，同学们称她是“天才的文艺女神”。

胡适曾向人们发出这样的勉励：敬爱的朋友们，让我们都学学大海。“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得一家人。”“他们”的石子和秽水，尚且可以容忍；何况“我们”自家人的一点子误解，一点子小猜嫌呢？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从今以后，都向上走，都朝前走，不要回头睬那伤不了人的小石子，更不要回头来自相践踏。我们的公敌是在我们的前面；我们进步的方向是朝上走。

南怀瑾能把枯燥无味的古代哲理文化课讲得妙趣横生。据台报报道，成功大学学生最讨厌的课程是三民主义、四书、五经，并把最不受欢迎的讲课者称为“三四五教授”。南先生得知后自告奋勇到成功大学讲四书五经。不到一个月，他上课的教室人满为患，学校只好安排他到礼堂授课。

琦君回忆说：瞿师（夏承焘，字瞿禅）边走边吟诗。有的是古人诗，有的是他自己的得意之作。他（瞿师）说：“作诗作文章，第一要培养对万事万物的关注，能关注才会有灵感。诗文看似信手拈来，其实灵感早在酝酿之中。比如‘松间数语风吹去，明日寻来尽是诗’。看去多么自然，但也得细心去‘寻’呀。”他站在高岗之上就信口吟道：“短发无多休落帽，长风不断任吹衣。”弟子们看着他的长衫，在风中飘飘荡荡，直觉得这位老师有如神仙中人。

梁漱溟常说自己是问题中人：有问题就得思索，就得想；问题未得到解决前，他比什么还要痛苦；他可以不吃饭，不睡觉。他曾对朋友说：“我初入中学时，年纪最小。但对于宇宙人生诸问题，就无时不在心中，想到虚无处，几夜——简直是常常睡不着觉。那时我很憔悴，头发有白了的，同学们都赶着叫我小老哥。”

朱光潜晚年常沿着北大图书馆的那条大道踯躅散步。学子们骑自行车经过此地，老远便跳下车来推着走，走过他身后，才复骑车驰去。

刘心武说：我上中学的时候，语文老师教我读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后来我当了中学语文教师，又教我的学生读《多收了三五斗》，再后来我娶妻生子，不知不觉中儿子高过了我的头，上到中学，有一天我见儿子在灯下认真地预习课文，便问他语文老师要教他们哪一课了，他告诉我：“《多收了三五斗》。”这其实还算不了什么，我的母亲，我儿子的奶奶，今年已经84岁了，她就几次对我和她的孙子说：“中学时代读过的课文，一辈子也难忘。我就总记得读过叶绍钧的《低能儿》。”叶圣老就这样用他的文学乳汁哺育着跨越过半个世纪的三代人。

秉正第四

杨味春在禾郡任职时，治理有方，恩威并著，颇受百姓爱戴。朝廷知其贤名，升其为巡警道。卸任当日，百姓惋惜不已。杨味春走后，满人英霖继任，此人非但不懂政事，而且跋扈专权，待属吏尤为刻薄。曾有人写对联戏称：“杨大人多福多寿，英小鬼绝子绝孙。”

魏源对清军将领的腐败无能深恶痛绝，强调指出“兵无强弱，强弱在将”，有了智勇双全的将领，“就能一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把整个部队带动起来。他反对那些趾高气扬、庸碌无能和浮滑取巧的纨袴子弟充当统兵将领，主张从部队中考核选拔那些技精胆壮、奉公守法、善于管理部队和懂得用兵韬略的人，分别担任初级、中级和高级指挥官，借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1888年，李鸿章吹嘘北洋海军的力量已经很强大了，能够保卫渤海门户，于是奏请太后、皇上御驾亲临津门检阅，然而太后却下旨派醇亲王和总管太监李莲英代表朝廷莅津检阅。朝中有位御使为此上了一本奏章说：“总管太监李莲英，随醇亲王奉旨赴天津阅兵，将恐遭玄宗宠臣为监军而使唐亡之覆辙。我朝家法严驭宦侍，世宗（雍正）宫中立铁牌，昭为法守；圣母太后垂帘，安德海假公出京招摇处以斩罪，是以纲纪肃然。而今夏巡阅海军，李莲英随醇亲王并驾齐驱，莅临天津，百姓纷纷议论，谅宫廷当道有不得已之苦衷，非廷外小民所能喻也。然而，阅军大典，今阉宦侧乎其间，将何以肃军纪而维体制？从古阉宦，巧于逢迎，而昧于大义，结党营私，拨弄是非，在宫廷之内，售其小忠小信，窃取作威作福之柄，我皇太后、皇上明目达聪，岂能受李莲英之欺骗乎？”

袁世凯任吴长庆将军部下时，有一名武官殴伤了韩国人。袁世凯擒武官准备杀之，吴将军求情希望可免除死罪。袁世凯佯装答应，取案上图书让将军阅览，自己偷偷出去杀了武官，然后进屋请罪。将军说：“执法就应该像这样。”从此，将军一直告诫在营中做事的亲族，说：“不可犯法，如若犯法，袁廷尉定不会饶恕。”

1898年，维新人士在上海创办的“务本女学”和“经正女学”等学校是中国近代最早设立的女子学校。维新人士大力提倡兴办女学，认为女子求学是妇女独立的必由之路。康有为专门指出：“无专门之学，何以自营而养生；无普通之学，何以通力而济众；无与男子平等之学，何以成名誉而合大群，何以充职业而任师长。”

刘晦之在新闸路上开了一间小校经阁，他把自己历年收集的龟甲骨片，请人拓出文字，集为《书契丛编》二十册，托人交予郭沫若，郭据此编撰出在甲骨文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殷契粹编》。在该书的序中，郭写道：“此均赖刘氏搜集椎拓之力，得以幸存，余仅坐享其成，自无待论。”

胡适在1922年时曾讲过这样一段话：“整治国故，必须以汉还汉，以魏晋还魏晋，以唐还唐，以宋还宋，以明还明，以清还清；以古文家还古文家，以今文家还今文家；以程朱还程朱，以陆王还陆王……各还他一个本来面目，然后评判各代各家各人的义理与是非。不还他们的本来面目，则多诬古人。不评判他们的是非，则多误今人。但不先弄明白了他们的本来面目，我们决不配评判他们的是非。”

1926年11月，厦门集美大学校长叶渊邀请鲁迅来校演讲。办学方针趋于保守的叶，自知鲁迅是一位“思想前进的文人”，为了不让鲁迅说出与自己相左的观点，他先请鲁迅吃了点东西，然后才把他带进礼堂。但鲁迅登台就讲道：“我在厦门的时候，听说叶校长办学很拘束，学生极不自由，殊不敢加以赞同。……刚才叶校长又请我吃面。吃了人家的东西，好像要说人家的好话，但我并不是那样的人，对于叶校长办学的方法之错误，以及青年身心的发展，和参加社会的活动之必要等等，我仍旧是非说不可的。”

1927年1月23日，鲁迅应广州世界语言学会邀请前往演讲。一位姓黄的组织者为了能让鲁迅应允演讲，对鲁迅恭维了一番，说鲁迅在北京时就曾极力提倡世界语，鲁迅连忙否认，说那不是他，而是周作人。第二天开会，黄登台致辞，说鲁迅为提倡世界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即请鲁迅演讲，而鲁迅一登台就又声明那不是他，而是周作人。

鲁迅曾应邀去广州中山大学演讲，在进校门时，由于不修边幅，被门房赶了出去。鲁迅并不在意，转身就走。到演讲的时候，校方久等鲁迅不到，就去问门房。门房说：“没有鲁迅这个人到来，只是有个不像样的人来过，已经把他赶了出去。”校方知道鲁迅是蓬头布衣的，想到那人一定是鲁迅，于是立刻到处找，竟在附近的豆浆摊中找到了他，他正在蹲着吃豆浆，于是道歉之后，把他请回讲台。他一开口，就大讲广州，说这里是革命的策源地，怎么糟糕到如此？自然，他所讲的是整个广州的社会现象，而不是被赶走的这点小事，于是大家只好听着他骂，并且以为他骂得对。

陈独秀说：“鲁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国有着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进的。在民国十六七年，他还没有接近政党以前，党中一班无知妄人，把他骂得一文不值，那时我曾为他大抱不平。后来他接近了政党，同是那一班无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层天以上，仿佛鲁迅先生从前是个狗，后来是个神。我却以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

冰心在燕京大学任教时，曾在课堂上问学生：“余之文艺创作何如某某与某某？”良久未有人答。她又再三发问，吴世昌始站起来说：“弟子认为先生幸而生为女性，始能成为女作家之翘楚。然而，小说全面描写之深刻辛辣，先生不及鲁迅远甚；至于新诗方面之隽永超逸，先生亦逊于徐志摩。”

陈寅恪外表看上去好像是一个文弱书生，但他却能坚持原则，不轻易迁就。在清华大学的一次硕士考试中，吴宓先生为了一个微小问题决意否决一个学生的及格，陈不惜据理力争。又有一次在中央研究员的评议会上，有一个不合理的议案，寅恪先生独仗义执言，直至该议案取消。

潘光旦当教务长时，安徽省主席刘振华有两个儿子要求来清华旁听。潘拒绝道：“承刘主席看得起，但清华被人瞧得上眼，全是因为按规章制度办事，如果把这点给破了，清华不是也不值钱了吗？”

傅斯年是知识分子中少有的敢在老蒋面前跷起二郎腿说话的人，他在一份关于蒋介石欲为孔祥熙（中央银行国库局案）说情的绝密文件上勾出要害处，并在“委座”的名侧大笔一挥批道：“不成话。”

马寅初在浙江省财政厅任职时，一日，一个陌生人找到他家。马老不在，那人对在马家打杂的老潘说：“老兄，我是德清县来的，有桩事想请你帮帮忙。这300块银洋给你吸烟，这2000块银洋是送给马先生喝茶的。小弟被提名为县长，报到省里已一个多月，至今尚未批下。马先生德高望重，又与批放县长的某君是莫逆之交，望老兄在马先生面前美言几句，请他帮我在某君处催一催。倘若事成，定当重谢。”话一说完，即告辞而去。马老回来，老潘如实禀报。不等他讲完，马老已眉头紧锁，大声骂道：“真是无耻之极！这像蚊子叮菩萨——找错了人。这种人，今天用2300块银洋来打通关节，万一当上县长，一定也是一个贪官污吏，单凭这一点，他就没有资格当县长。老潘你千万牢记，今后绝不能收这种臭钱，你马上把这笔钱如数还给他。”

50年代初留英归来的物理学教授王竹溪（杨振宁在西南联大时的老师）到山东大学讲学，讲座中途，束星北走到讲台上说：“我有必要打断一下，因为我认为王先生的报告错误百出，他没有搞懂热力学的本质。”接着捏起粉笔一边在王先生写满黑板的公式和概念上打叉，一边解释错在哪里，一口气讲了大约40分钟，而王竹溪一直尴尬地站在一边。

傅斯年接任台大校长后，有人在报上发表文章指控台大“优容共产党”，说某某把院系变成亲共势力的温床。傅斯年则针锋相对地在报上批驳说，“我不是警察，也不兼办特工”，反对肆意在师生中搜捕共产党。

傅斯年对部属管理甚严，大学毕业生到研究所，先关门读三年书，第四年才准许你发表文章。一次，他发现一位年轻助研冬天好晒太阳，不刻苦。某日，他有意堵在门口，不让其出门，不客气地说：“你昨日已晒够了。”

齐白石晚年变法，以画虾名闻天下。老人以卖画为业，曾出一告白：“白石画虾，十两一只。”人们熟知老人一生克俭，求画时从不讨价还价。一次，有个乖巧人拿了35两银子，向老人购画，自以为得计，必有赚头。待他回家打开画时，只见3只虾和几株水草，细一看，还有半只虾隐在水草之中，只见虾尾，不见虾头。

成舍我不苟言笑，从小就对子女要求十分严格。子女长大后，他却实行“三不干涉”政策：一不干涉子女的政治倾向，二不干涉子女的职业选择，三不干涉子女的婚姻家庭。

1960年，周总理到河北省农村调查。一天早晨，总理正在一个农民食堂察看，遇到一位妇女，她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提着个泥罐，等着打饭（玉米面煮菜汤）。周总理走上前去询问这位妇女，农村办这种食堂好不好？谁知这位妇女二话没说，怒气冲冲地指着总理大声喊：“都是你们上边让下边这样瞎搞！用不了多久，我们这些农民都要饿死！到时候，你们这些人也得饿死！”周总理虽然不断地安慰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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