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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乔治·奥威尔

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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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试读：

译者序

于一九

二

这是奥威尔在一九四〇年为《二十世纪作家》撰写的《我的简历》里的一段话。即使这时候，英国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许多殖民地国家已经独立，“日不落帝国”的风光不再，但是，奥威尔这段文字里“大骗局的帝国主义”这样的提法和字眼，还是不大遭人待见的。如果说大英帝国的崛起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必然，那么把大英帝国鼓捣成“大骗局”的，弄文舞墨的文人难免有推波助澜之嫌，比如桂冠诗人丁尼生、一九〇七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鲁德亚德·吉卜林的写作，甚至E.M.福斯特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某些观点。更要命的是，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什么时候都是打压个人主义的最致命的说辞。不过，这些都阻止不了奥威尔的深层思考和深层表达。他的

第一部

一

我们都是靠抢劫亚洲苦力才得以生存的，我们中间那些“开明的”人都认为这些苦力应该得到解放，但是我们的生活水准，因之也是我们的“开明”，却要求这种抢劫继续下去。

这样的思考富于哲理而格外深刻，当奥威尔彻底回到英国，以一个作家的眼光和身份开始写作时，他发现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富足与贫穷以及相应的地位，同样“要求这种抢劫继续下去”。一九

三

五

四

一如他的文风，他一贯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人。但是，西班牙之行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所谓的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就真的是在单纯地打击法西斯，消灭法西斯吗？而事实上，是在大敌当前的恶劣环境里，照样窝里斗，既有内部清理，又有背后暗杀。他在前线被子弹射中喉咙而活了下来，却因为他对反法西斯联盟的窝里斗不满而差点被清理，被暗杀。

我在西班牙看到的，和自此以后我所看到的左翼政党内部运动的情况，给了我一种政治的恐怖。

一直到他去世，这种思想成为他的基本立场。他最为世人赞扬和推崇并且成为文学经典的两部小说《动物农场》和《一九

八

仅从文学元素、写作技巧和表达的层面上讲，《一九八四》这部政治虚构小说没有达到完美无缺的水准，但它所表达的内容却是完美无缺的：一个团体、部落、民族和国家，只需要少数几个独断专行、组织严密的独裁者，就足以把广大人民当作羔羊肆意蹂躏和宰杀了，而这种肆虐的恐怖力量，却来自广大善良的人们的沉默和盲目。

无须从头到尾阅读全书，仅从书中虚构的那个政府所设立的四大管理部门——真理部、和平部、仁爱部和富足部，就让但凡在那种体制下有一点经历的人感到毛骨悚然：任何一个部门都以漂亮的名字命名，但任何一个部门的所作所为，都以坏事做绝甚而黑白颠倒为宗旨。例如真理部大楼前面赫然在目的标语即是：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还有充斥全书的“老人家”“双重思想”“新话语”之类的表达，把“所有问题都说成是政治问题，而政治本身又集谎话、遁词、蠢事、仇恨、精神分裂之大成”。

一旦从头到尾把《一九八四》读完了，你不禁会暗自纳闷儿：奥威尔生活在一个民主的国家，思想独立、头脑自由是这种民主国家的立国之本，他怎么就能如此深刻地如此成功地塑造出温斯顿这样一个从肉体到脑子让他生活其中的那个被社会榨干压扁的形象呢？这自然归功于奥威尔的文学想象力和创造力。但是书中的所有细节描写都能在那样的社会里找到根据，这却只能是奥威尔思想独立头脑自由非同常人的结果。例如他写出过这样精妙而深刻的表达：

在有些家庭里，做父亲的会对他的孩子说：“你再这样我就揍你。”而做母亲的则是噙着眼泪，把孩子搂在怀里，爱护地低声说：“宝贝，你这么做对得起妈妈吗？”谁能说第二种方法不如第一种专制？

奥威尔一生从这样的角度审视社会，《一九八四》是这种视角写作的最高成就。他在破解极权主义社会的一个谜：一个社会怎么能专门成立一个机构，来控制人们生而自由的思想，从而让人们做牛做马呢？

奥威尔的《一九八四》的不朽，是理所当然的。

奥威尔本人信仰民主社会主义，反对极权主义的思想从他为数不多的散文写作中，可以探索到基本的脉络。一九四一年

六

社会主义一般认为是一种道德化的自由主义。国家会掌管你的经济生活，使你免于贫困、失业等等的恐惧。但是它无须干涉你私人的思想生活。艺术可以像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那样繁荣，而且只能更为繁荣，因为艺术家不再受到经济的压力。

这大概就是奥威尔终生信仰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定义。如果“国家会掌管你的经济生活，使你免于贫困、失业等等的恐惧”的表达，是指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失业救济金等等社会化的“经济生活”，而“它无须干涉你私人的思想生活。艺术可以像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那样繁荣”是奥威尔在这种经济保障基础上的一种设想，那么奥威尔的民主社会主义应该是从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一种社会主义。思想自由、独立思考是他骨子里的东西，因而他对极权主义的想象是正确的：

极权主义废除了思想自由，其彻底程度是以前任何时代闻所未闻的。而且认识到下面这一点很重要：它的思想控制不仅是被动的，而且是主动的。它不仅不许你表达——哪怕拥有——一定思想，而且它规定你应该怎么思想，它为你创造一种意识形态，它除了为你规定行为准则以外，还想管制你的感情生活。它尽可能把你与外面的世界隔绝起来，把你关在一个人造的宇宙里，你没有比较的标准。反正，极权主义国家企图控制其臣民的思想和感情，至少像它控制他们的行动一样完全彻底。

奥威尔对极权主义的描述如此准确和深刻，这完全归功于他的深邃思想和丰富想象力。然而，如同他的民主社会主义概念有致命的缺点一样，他关于极权主义的概念，同样具有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在这两个概念中，他都忘记了所有制问题；通俗一些说，就是社会财产归谁拥有和支配的问题。如果他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所有制是私有制，那么个人的经济保障，迟早会解决，因为人类为自己创造物质是基本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也绝不可能停止，挫折和困难是暂时的。如果个人创造归个人所有，极权主义的得逞是困难的，即便得逞也是短命的，因为独裁者垄断不了社会的财富，他们就无法全方位垄断个人的思想，至少不能像奥威尔描述的那样，彻底地“废除了思想自由”。尽管如此，奥威尔算得上思考并定义民主社会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先驱和贤者。

纵观二十世纪的思想发展，知识分子的“左”倾思想现象，或者说“左”倾知识分子，是不容忽略也忽略不了的。这主要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残酷性和资本主义一轮又一轮的经济危机造成的。知识分子为社会思考出路，是本职工作。英国的威尔斯、萧伯纳、依修伍德、奥登等，法国的罗曼·罗兰、纪德、萨特、加缪等，都是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的代表。唯有奥威尔特立独行，实话实说，有话直说，因此在整个左翼知识分子中，并不受欢迎。一些人攻击他的主要把柄是他不读马克思的著作。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奥威尔嗜书如命，读书的范围庞杂，这是公认的。他自称信仰民主社会主义，但是却对社会主义的祖宗马克思的学说置之不理，确实耐人琢磨。但是，这并不能说，他和马克思的学说没有发生过任何碰撞。

同样生活在英国，同样写作在英国，同样对在资本主义原始资本积累时期付出惨重代价的英国工人阶级生活状况做过调查和研究，虽然只是前后顺序，马克思得出的结论是“全世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而奥威尔则认为“几乎所有的人，不论他们的实际行为怎么样，在感情上都是响应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念的”，因此他相信社会的经济保障。马克思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造反，打烂旧世界，建立新世界；而奥威尔却说“革命毕竟意味着要把一切都翻一个个儿”，“一个是，你在没有改变制度之前怎么改善人性？另一个是，你在没有改善人性之前改变制度有什么用？”因此，奥威尔在他的文学批评经典长文《查尔斯·狄更斯》中，这样说：

道德家和革命家总是不断地互相拆台。马克思在道德家的脚下爆炸了一百吨的炸药，我们如今仍生活在爆炸的震天回响中。但是，在什么地方，已有地雷兵在工作，在埋设新的炸药，要在月球上炸掉马克思。然后，马克思，或者像他那样的什么人会带着更多的炸药回来，这样的情况就会反复继续下去，一直到我们无法预见的最后结束。主要问题是——如何防止权力被滥用的问题——仍未解决。

由此看来，奥威尔的民主社会主义信仰还是很耐人寻味的：“社会主义一般认为是一种道德化的自由主义。”道德化的自由主义，听来很新颖，但是究竟道德化到什么样的程度就算道德了，比如说，马克思是不是一个道德化的人，倘若奥威尔多读一些马克思的作品，他完全能够做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这是他的天赋所在，也是他的局限所在。

苏福忠第一部一

那是四月里一个明朗而清冷的日子，时钟正报十三点。温斯顿·史密斯把下巴缩到胸前，竭力躲避讨厌的冷风，急匆匆地穿过胜利大厦的一道道玻璃门，不过快归快，却无法防止随他刮进来的一股沙尘。

门厅闻得见熬圆白菜和旧席片的气味。门厅的一头，有一张彩色宣传画贴在墙上，在室内陈设显然大而无当了。那上面只画了一张硕大无比的脸，足足有一米宽：一张四十五岁男人的脸，蓄着一撇浓密的黑胡子，棱角分明的五官很漂亮。温斯顿径直走向楼梯——想坐电梯只能白想。即便在最好的时刻，电梯也很少运行，何况眼下是白天时间，电路早拉闸了。为过憎恨周作准备，节约用电势在必行。住房在

七

住房里，一个洪亮的嗓音在读一串数字，与生铁总产量有关。这声音来自一块椭圆形金属板，像一面模糊的镜子，构成了右边墙壁的一部分。温斯顿关掉开关，那声音低下去不少，只是说出来的话依然清晰可辨。这个装置（名叫“电屏”）可以调低声音，但是无法完全把它关上。他径直走到窗户前：他身材矮小，羸弱、单薄的身子越发凸显了那身蓝色的工作服，那是党的统一制服。他的头发金灿灿的，脸色天生红润，脸皮却由于使用劣质肥皂和钝剃刀片糟践得不成样子，更别说被刚刚过去的冬天的寒冷侵袭过了。

室外，即便通过关上的窗格，世界看起来也是冷飕飕的。下面的街道，阵阵冷风吹起小小的旋涡，把尘土和碎纸卷扬起来，尽管阳光耀眼，天空碧蓝，然而似乎任何东西都毫无色彩，只有宣传画张贴得到处都是。那张黑胡子浓密的脸占据了每个显眼的地方，咄咄逼人地向下注视。紧邻对面的那座房子的正面，就有这样一幅人像。老人家在关注你，人像下面的文字说，与此同时那双黑洞洞的眼睛直愣愣地逼视着温斯顿的两眼。下面街道沿路，还有一幅宣传画，一个角被撕破了，在风中一张一弛地摔打着，把宣传画上唯一的一个词儿“英社”一会儿盖住，一会儿露开。远处，一架直升机在屋顶一闪而过，像一只绿头大苍蝇盘旋一会儿，打一个弯儿飞走了。这是警察巡逻，在窥探人们的窗户。不过，警察巡逻无关紧要，要命的是思想警察。

温斯顿的身后，电屏上传出的声音还在喋喋不休地报告生铁总产量，以及第九个三年计划的超额完成情况。电屏管接收也管放送。温斯顿只要弄出声响，比低声细语稍大一点，电屏就会悉数接收；更有，只要温斯顿待在那个金属板可控的视野范围，就会被电屏看到并听见。不用说，你无法知道你是否被关注，随时随地被关注。多么经常，无论通过什么系统，思想警察介入任何个人的线路，都只能靠猜测了。甚至可以想象到，他们关注每个人，随时随地。总之，他们可以介入你的线路，肆无忌惮。你不得不依靠本能形成的习惯活着，习惯成自然地生活——那就是假定你弄出的每一个声响都被听见了，而且，除非在黑地里，你的每一个行动都被监控到了。

温斯顿一直背对着电屏。这样比较安全；虽然，如同他很清楚的，即便是脊背也会暴露问题。一公里远就是真理部，他上班的地方，大厦拔地而起，雄踞于肃穆的市景之上，白花花一片。这——他带着一种模糊的反感情绪想到——这就是伦敦，一号简易机场的主要城市。一号简易机场本身就是大洋国人口位居第三的省份。他努力搜寻一些童年的记忆，可以告诉他伦敦是不是一向就是这个样子。这城市是不是一向就是破败的十九世纪的房子组成的景象，山墙靠木头支撑起来，窗户上挡上了硬纸板，屋顶上覆盖了凹凸棱纹铁片，乱糟糟的花园墙壁东倒西歪，轰炸过的遗址上墙灰尘土弥漫空中，柳叶菜在碎石堆上杂乱无章；炸弹炸出来的空地上怎么就一下子冒出来鸡笼一样的一丛丛破烂的木头住房呢？不过想也没有用，他记不起来了，他儿时的景象什么都没有留下，只有一串明亮的场景，没有背景映衬，几乎辨别不出来了。

真理部——用新话语新话语是大洋国的官方语言。其言语结构和词源的描述，参见附录。来说叫“真部”——一眼看去与任何别的物体都迥然不同。它是一座巨大的金字塔式的建筑，白色的水泥闪闪发光，高耸入云，拾级而上，三百米凌空而起。从温斯顿站立的地方望去，正好看得见白色正面墙上凸显出来的大字，那是党的三句口号：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真理部，据说，仅地面上就有三千间屋子，和地面下的建筑构造大同小异。在伦敦城里，类似的样式和规模的建筑物还有三处。它们在周围的建筑中大有一览众山小之势，从胜利大厦的屋顶，你能同时把四座大楼尽收眼底。它们是四大部门的大本营，整个政府机构划分成了四个大部：真理部，控制新闻、娱乐、教育以及艺术；和平部，主管战争；仁爱部，维护法律和秩序；富足部，负责经济事务。它们的名字用新话语来说，即真部、和部、仁爱部和富部。

仁爱部是真正令人肝儿颤的部门，整栋建筑都没有窗户。温斯顿从来没有涉足过仁爱部，连半公里的范围都不敢涉足。那地方就不可能进入，除非办公事，即使办公事也得通过重重道刺铁丝网、铁门以及暗藏的机关枪掩体。就连通着仁爱部外围重重阻隔的街道，都有身着黑色制服的警卫站岗放哨，个个凶神恶煞，佩带了多节警棍。

温斯顿猛然转过身来。他立即把面孔换成了一副相当乐观的表情，这是面对电屏时最可取的脸色。他穿过房间，进入逼仄的小厨房。一天中这个时辰离开部里，他已经牺牲了食堂的午餐，他知道厨房里没有食物，只有一块黑色面包，却是硬省下来第二天早餐吃的。他从架子上取下一瓶无色的流质，上面拴了一个标签，标明“胜利杜松子酒”。这种酒给人一种病态的油腻腻的味道，如同中国的黄酒。温斯顿倒出来差不多一满勺酒，鼓起勇气遭一次罪，如同吞服一剂苦药，喝了下去。

瞬间，他的脸变得通红，泪水夺眶而出。这东西像硝酸，更有，吞咽下去顿时感到后脑勺上像挨了一橡皮棍，麻酥酥的感觉。不过，过了一会儿，他肚子里的烧灼感缓和下去，这世界开始看起来令人振奋了。他从一个瘪瘪的烟盒抽出一支香烟，牌子叫“胜利香烟”，毛毛糙糙地竖将起来，烟末儿洒落了一地。抽第二支香烟时，他保住了香烟的完整。他返身回到起居室，坐在一张摆在电屏左边的小桌子前。他打开抽屉，取出一个笔杆、一瓶墨水和一本厚厚的四开本空白笔记本：红色厚皮，大理石纹路的封面。

不知出于什么道理，安在起居室的电屏处于一个不同寻常的位置。按常理，它应该安装在端墙上，居高临下地监控整个房间，却不知怎么安装在侧墙上，正对着窗户。电屏的一侧有一个浅浅的壁龛，温斯顿现在就坐在这壁龛里，这地方在住房修建时，可能是准备用来摆放书架的。安坐在这壁龛里，向后贴紧身子，从视野角度看，温斯顿便能够躲开电屏的监控范围了。当然，他还能被监听到，不过只要他躲在目前的位置，被关注到就难了。大概因为这间屋子的布局不同寻常，他才受到启发，做起面前他正要干的事情。

不过，另外受到启发的则是他刚刚从抽屉里取出来的笔记本。那是一个令人爱不释手的笔记本。纸张光滑米色，存放时间长了有点发黄，这样的纸张至少四十多年来不再生产了。但是，他估计，这个笔记本远不止四十多年了。在本市一个破旧的贫民区，到底是哪个住宅区他记不得了，但他确是在一家脏兮兮的小旧货铺的窗台上看见了它，拥有它的欲望难以遏制，就马上买下来了。党员照理是不允许到普通店铺去的（去了就被称作“在自由市场上做买卖”），不过这一规定没有严格执行，因为像鞋带和剃胡刀片之类的各种小东西在别的地方是买不到的。他当时迅速把街道上下张望一下，随后把笔记本装起来，花了两美元五角钱。那时他没有想到买到笔记本要干什么。他把笔记本装在背包里，心中有鬼似的回到了家。即便笔记本里没有写什么，得到它也不见得稳妥。

他要做的事情是开始写日记。写日记算不上不合法的（没有什么事情是合法的，因为法律不复存在了），但是一旦被发现，十之有九的结果是被判处死刑，或者在劳动改造营里至少改造二十五年。温斯顿把笔尖插入笔杆，吮了一下，把笔尖上的油腻弄掉。这蘸水笔已是老古董，即使签字也很少使用了，他还保存着一支，是偷偷摸摸费了一番周折才得手的，仅仅因为他觉得这种漂亮的米色的纸张，配得上用真正的笔尖写字，不能用墨水铅笔在上面涂抹。实际上，他已经不习惯用手写字了。除了极其简短的便条，通常都是对着说写器口授一切，而他眼下要做的事情，显然是不能口授的。他把蘸水笔在墨水里蘸了蘸，随后踌躇一会儿。他的五脏六腑间抽搐了一阵。在纸上动笔，可是一个决定性的行动。他用笨拙的小字体，写道：

一九八四年四月四日。

他往后靠了靠身子。一种完全无助的感觉传遍全身。首先，他心中无数，一点不知道今年是不是一九八四年。这个年份大体上是肯定的，因为他很清楚他的岁数是三十九了，而且他相信他出生在一九四四年或者一九四五年；不过，在当今，一两年左右的误差记下任何日期，都是绝不可能的。

为了谁，他突然感到纳闷儿，他要记这日记？为了未来，为了还没有出生的孩子。他的脑子一时间为写在纸页上的这个可疑的日期翻腾不已，随后灵机一动，新话语中的一个词儿“双重思想”冒出来。他第一次感悟到他所要承担的事情有多么巨大。你如何才能与未来沟通呢？从本质上讲是不可能的。要么未来很像现在，那样的话未来就不会听他的；要么未来和现在截然不同，他的两难处境会没有任何意义。

有那么一会儿，他干坐着，不知所措地凝视那张纸页。电屏已经改换成了刺耳的军乐。不可思议的是，他似乎不仅失去了表达自己的力量，而且忘记了他本来想要说些什么。几个星期以来，他一直在为这一时刻作准备，他却从来没有想到除了勇气外还需要别的什么。真正动手写作并不是什么难事。他不得已做的是把在他脑海里多年来真切流动的独白，无休无止而又躁动不安的独白，用笔写在纸上。然而，此时此刻，就是那种独白也枯竭了。更有，他的静脉曲张的地方开始痒痒得不堪忍受。他不敢乱挠，因为如果乱挠一气，那地方就会发炎。时钟“嘀嗒嘀嗒”地响着。他只感觉到眼前纸页上那片空白、脚脖子上那块皮肤奇痒难忍、军乐的聒噪，以及杜松子酒引起的微微醉意。

突然，他开始动笔写作，心里忐忑不安，不大清晰他到底写下些什么。他细小而孩子气的字迹在纸页上潦潦草草地出现，开始只是省略了大写字母，最后连句号都省去了：

一九八四年四月四日。昨晚去看电影。都是战争片。一部电影很好，一艘载满难民的船在地中海某个地方被炸。观众津津有味地看到一个块头很大的胖子，身后一架直升机在追赶，他拼命地游泳逃脱。一开始你看见他在海水里像一头海豚一样上下翻滚，随后你从直升机的瞄准器看见了他，随后他弹孔遍身，他周围的海水变成了粉红色，他突然沉了下去，仿佛那些弹孔给他灌满了水。观众看见他沉没后哄然大笑起来。随后你看见救生船上挤满了孩子，一架直升机在救生船上空盘旋。有一个中年妇女，可能是一个犹太人，坐在船上，怀里抱着一个三岁大的小男孩。小男孩吓得哇哇大叫，头直往她的胸脯里钻，仿佛他一股脑儿要钻进她身子里去。那个妇女两条胳膊紧紧护住他，安抚他，尽管她自己也早吓得面色发青。她始终尽可能护着他，仿佛她以为她的胳膊能够挡住子弹射到他。随后直升机一下子往他们中间投下二十公斤炸弹，爆炸轰然响起，那只救生船一下子成了木头碎片。随后是一个精彩的镜头推出一条孩子的胳膊向空中伸去再伸去再伸去直升机头上装的摄影机对准了那条胳膊观众席上响起了一阵掌声可是在影院的无产者区一个女人突然开始大呼小叫起来说他们不应该在孩子们面前放这种电影他们在孩子面前放这种电影是不对的直到警察轰她把她轰了出来我推测没有对她怎么样没人关心无产者们说了些什么典型的无产者反应他们绝不会——

温斯顿停下写作，部分原因是他书写痉挛，手指不听话了。他不知道为什么他能这样像溪水一样倾泻这些垃圾话。不过奇怪的是，他这样倾泻的时候，一种截然不同的记忆在他脑子里清晰起来，清晰得明明白白，他觉得可以一字不差地写下来。他现在认识到，这是因为另一件事情发生了，他才突然决定回家并且今天就开始写日记。

这另一件事情是上午在部里发生的，如果有什么事情模糊一团却说发生就会发生的话。

眼看就到十一点了，温斯顿上班的记录司里，人们从小格子间往外拖椅子，集中放在大厅的中间，正好与电屏对着，为“两分钟仇恨”活动作准备。温斯顿恰好坐在中间一排上，这时两个他见过面却从未说过话的人意外地走进屋子。其中一个是姑娘，他经常在过道里擦肩而过。他不知道她的名字，但是他知道她在虚构司上班。推测起来——因为他有时看见她两手油渍，拿着扳手——她在那架虚构写作机器上做某件机械性工作。她二十七八岁，一头浓密的黑发，一张生有雀斑的脸，看上去一副果敢的样子，来去脚下生风，像运动员。一条窄窄的红绶带，青年反性团的团徽，在她工作服的腰际缠了好几圈，松紧得当，把她胯部优美的曲线凸显出来。温斯顿从第一眼看见她就不喜欢她。他知道原因。那是因为她竭力在自己身上表现出一股曲棍球场的气氛、冷水浴、团体远足以及总体思想纯洁之类的味道。

温斯顿几乎不喜欢所有的女人，尤其年轻漂亮的女人。女人，特别年轻女人，一贯都是党的最偏执的信徒，见口号就喊的人，业余都打小报告，见人思想不正统就告密，然而，这个特别的姑娘给他的印象比大多数女人更加危险。他们有一次在过道里错肩而过时，她迅速地斜睨了他一眼，似乎一眼看透了他，当场就让他心头充满黑色的恐怖。他脑子里甚至闪过了这样的念头，那就是她可能是思想警察的线人。当然，那是不大可能的。不过，他不断地感觉到一种特别的不安，其中还掺杂了惧怕以及敌意，只要她出现在他附近的什么地方。

另一个是男人，名叫奥布赖恩，是核心党员，担任某个十分重要且高高在上的职务，温斯顿对那个职务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椅子周围的人群看见一身着黑制服的核心党员走来，一时间寂静无声。奥布赖恩是一个粗壮结实的人，脖子短粗，一张粗暴、冷酷、残忍的脸。尽管他相貌令人生畏，举止倒是有某种魅力。他动不动就把鼻梁上的眼镜扶一下，这个不起眼的动作莫名其妙地令人放松——从某种难以界定的角度看，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文明内涵。如果有人用这样的尺度看，那个动作也许会让人想到十八世纪贵族人士递上鼻烟壶款待人。这么多年来，温斯顿大概见过奥布赖恩十几次。他感觉深深地为奥布赖恩所吸引，还不仅仅是因为他对奥布赖恩优雅举止和拳击手的体格的鲜明对比感兴趣，更因为他暗自相信——或者也许甚至不只是相信，完全是希望——奥布赖恩的政治正统思想不是百分之百。奥布赖恩脸上的某种东西暗示了这点，不相信也不行。再有，也许他脸上表明的甚至不是非正统，而索性就是智力。不过，不管怎样，如果你能躲开电屏单独和他相见，他的容貌表明他是那种可以交谈的人。温斯顿从来没敢轻举妄动，检验这样的猜测是否正确；的确，也没有机会这样尝试。这时，奥布赖恩扫了一眼手表，看见时间快十一点了，索性决定待在记录司，等到“两分钟仇恨”活动结束。他在温斯顿所在的那排的一把椅子上坐下，与温斯顿相隔两个座位。一个娇小、淡黄色头发的女人坐在他们之间，她就在温斯顿旁边的小格子间办公。那个一头乌发的姑娘坐在后面，近在咫尺。

接下来，一阵不堪忍受的讨厌的摩擦声，好像一台庞大机器没有润滑油还在运转，从屋子那头的大电屏一下传出来。那声音让你直咬牙，脖子后面毛发倒竖。仇恨开始了。

一如通常，伊曼纽尔·戈尔茨坦——人民公敌，在屏幕上闪现了。观众中响起了嘘声，此起彼伏。那个淡黄头发小个子女人尖叫一声，有恐惧，也有厌恶。戈尔茨坦是一个变节分子，异己分子，可他曾经，很久以前（到底有多么久，无人记得清楚了），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几乎与老人家本人平起平坐，可后来他从事反革命活动，被判处死刑，却神秘地逃走，消失了。“两分钟仇恨”活动每天都玩花样，不过万变不离其宗，戈尔茨坦都是罪魁祸首。他是头号卖国贼，最早污损党的纯洁性的异己分子。后来的一切背叛活动、阴谋活动、异端邪说、离经叛道，都是他教唆的结果。反正不知在什么地方，他人还在心不死，图谋不轨，企图东山再起：也许在海外的什么地方，在其外国主子的庇护下；也许甚至——时有这样的传言——就躲藏在大洋国的什么地方。

温斯顿的横膈膜紧缩了一下。他只要看见戈尔茨坦的脸，就会五味杂陈，痛苦袭来。那是一张消瘦的犹太人面孔，一头蓬松的白发，一抹山羊胡子——一张机警的脸，但是他生来有几分可鄙，修长的鼻子呈现一种衰老的痴呆状，鼻尖上架了一副眼镜。这是一张酷似山羊的脸，他的嗓子也有山羊的特质。戈尔茨坦正在对党的教条进行恶毒的攻击——一种全然言过其实、自说自话的攻击，连三岁小孩都能看穿，可是又貌似有理，让人油然产生一种警惕感，觉得其他不如自己头脑清醒的人会受骗上当。他在污蔑老人家，攻击党的专政，要求马上与欧亚国达成和约，一味鼓吹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思想自由，歇斯底里地叫嚣革命被出卖了——所有这番言论都使用了快速的连珠炮似的言辞，是对党的演说家惯用风格的拙劣模仿，甚至还用了一些新话语的遣词：的确，要比真实生活中任何党员一般使用的新话语词儿都多。与此同时，唯恐有人会对戈尔茨坦的花言巧语所涉及的现实有所怀疑，他脑袋后面的电屏上有没完没了的欧亚国军队列队经过——一队接一队强壮的士兵，脸上没有表情，在电屏上蜂拥而过，随后又是别的一模一样的士兵。士兵的军靴千篇一律节奏鲜明的踏步声，形成了戈尔茨坦叫嚣声的背景。

仇恨活动刚刚进行了三十秒钟，难以控制的愤怒的叫喊从屋里的人群中爆发出来。屏幕上那张扬扬自得的山羊脸，以及那张山羊脸后面欧亚国军队的可怕力量，让人不堪承受；还有，戈尔茨坦的露面及其思想已经使人自动地产生了恐惧和愤怒。比起欧亚国或者东亚国，他更经常地成为仇恨的目标，因为大洋国如果和这两个强国其中一个打仗，一般会与另一个和平相处。然而，奇怪的是，尽管戈尔茨坦遭人仇恨，大家都蔑视他，尽管每天，而且一天上千次，在讲台上、电屏上、报纸上、书本里，他的理论被驳斥，被痛斥，被嘲笑，当作可怜的垃圾话在大庭广众面前被剖析批判——尽管一切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然而他的影响似乎从来没有被削弱。总是有新笨蛋冒出来，被他欺骗。每一天，他指示下的特务和阴谋分子都在伺机而动，被思想警察所破获。他是一支庞大的隐藏部队的总司令，他们构成了一张阴谋分子的地下活动网，一心要颠覆国家政权。据传言，它的名字叫“兄弟会”。另有关于一本可怕的书的各种故事在被私下议论，那是一本收集有所有异端邪说的书，戈尔茨坦就是作者，人们随时随地都在暗中传递。这本书没有书名。人们如果提及它，只是说“那本书”。但是，人们得知这样的事情，都只是通过人云亦云的谣言。只要可以避而不谈，一般党员都三缄其口，既不提“兄弟会”，也不说“那本书”。

到了第二分钟，仇恨活动升温到了发疯的程度。人们在他们的座位上蹿上蹿下，扯尖嗓子高呼，想要把电屏上传出来的令人发疯的山羊般的叫声压下去。那个淡黄色头发的小女子脸通红，小口一张一合，像一条困在陆地的鱼儿。甚至奥布赖恩凝重的脸都涨红了。他在椅子上坐得笔直，强有力的胸部起伏不定，仿佛他在经受电波的攻击。温斯顿身后那个黑发姑娘开始喊叫：“猪猡！猪猡！猪猡！”而且猛然间她拿起一本厚厚的新话语词典，朝电屏扔了过去。词典打中了戈尔茨坦的鼻子，反弹下来。那个声音继续演说，不屈不挠。在神志清醒的瞬间，温斯顿发现他在和别人一起喊叫，激烈地在他的椅子的横档上乱踢脚后跟。“两分钟仇恨”活动的可怕之处，不是一个人被迫参与其中，而且你不可能不参与其中。三十秒钟过去，一切矜持都一扫而光。一种恐惧和报仇的可怕的狂妄，一种要杀戮、折磨、用大铁锤砸人面孔的欲望，好像一股电流，在整个人群中传输，甚至使你违背本意变成一个恶意尖叫的疯子。然而，你感觉到的这种愤怒的情绪是一种抽象的、无方向的情感，如同喷灯的火苗，可以被支配，从一个目标转移到另一个目标。因此，有那么一会儿，温斯顿的仇恨根本没有针对戈尔茨坦，却反其道而行之，针对上了老人家、党以及思想警察；在这样的时刻，他的心投向了电屏上那孤单的、被嘲弄的异端分子，一个谎言世界里真理和理智的唯一捍卫者。可是接下来，他又成了身边人群中的一个，一切攻击戈尔茨坦的言行在他看来都似乎很有道理。在这样的时刻，他暗地对老人家的厌恶变成了崇拜，老人家似乎高大起来，俨然一个所向披靡的无所畏惧的保护者，如同一块岩石岿然不动，阻挡从亚洲而来的乌合之众，而戈尔茨坦，尽管孤立、无援，而且让人怀疑是否有这样一个人存在，却似乎如同某个凶险的巫师，只管凭借他声音的力量就能够摧毁文明的结构。

有时候，你甚至能够通过自愿的行动，这样或那样地转移自己仇恨的目标。突然间，使用一种猛烈的努力，如同一个人在噩梦中从枕头上把头甩起来，温斯顿一下子把他的仇恨从电屏那张脸转移到了他身后那个黑发姑娘身上。生动而美丽的幻觉在他脑海里闪现。他恨不得用一根橡皮棍把她打死。他恨不得把她赤裸裸地捆在桩子上用乱箭射杀，像圣塞巴斯蒂安一样。仇恨到了顶点时，他恨不得强暴了她，随后割断她的喉咙。而且，比过去更清楚地认识到，他为什么这样仇恨她。他仇恨她，是因为她年轻，漂亮，却没有性感，因为他想和她上床却永远不能得逞，因为她美妙的柔软的腰际，似乎要求你用两臂把它搂抱住，那里却围了一条讨厌的红色绶带，那是咄咄逼人的贞洁的象征。

仇恨活动达到了顶点。戈尔茨坦的声音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山羊的咩咩叫唤，而且有那么一会儿那张脸变成了山羊脸。随后，那张山羊脸转化成了欧亚国士兵的形象，似乎在阔步前进，高大而威猛，他的轻机枪“哒哒”怒吼，好像从屏幕的表面飞溅起来，这样，前排的一些人在座位上真的向后躲藏。然而，与此同时，大家如释重负，深深地松了口气，因为那个敌对的人影转化成了老人家的脸，乌黑的头发，乌黑的胡须，充满力量，神秘的平静，巨大无比，几乎覆盖了电屏。没有人听到老人家在说什么。他说的只是几个鼓励的词儿，那种在战斗的喧闹中喊出的呼唤，每个字都听不大清楚，但是说了就会让人振作信心。然后，老人家的脸又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党的那三句口号，用粗大的大写字母呈现在屏幕上：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然而，老人家的脸似乎在屏幕上滞留了几秒钟，仿佛它在大家的眼球上制造的效果太强烈，不能马上消失。那个浅黄色头发的小女子一下子扑在她前面的椅子背上。一声出声的絮叨，听起来像“我的救星！”她把两条胳膊伸向电屏。接着，她把自己的脸埋在两只手里。显然，她在进行一次祈祷。

这时，整个人群中爆发出了一阵低沉、缓慢、有节奏的赞美：“老——大！……老——大！……老——大！”一遍又一遍，非常缓慢，“老”字先说出之后是一阵长长的停顿，然后是“大”字——一种沉重的絮叨的声音，有几分奇怪的野蛮味道，在其背景下，你似乎听到了赤脚踩踏声和手鼓的砰砰敲击声。大约过了三十秒钟，他们持续不断地喊叫。那是一种在情感压倒一切的时刻经常听见的反复吟唱。它部分是对老人家英明伟大的一种赞美，更多的是自我催眠的行动，有意地淹没意识，手段就是有节奏的喧闹。温斯顿五脏六腑似乎变得冰冷了。在“两分钟仇恨”活动里，他不能不分享那种普遍的狂妄状态，但是这野人般的“老——大！……老——大！”呼喊，却总是让他充满恐惧。当然，他是和别人一起呼喊的：换在别的场合也做不到。掩饰你的感情，控制你的面部，做大家都在做的事情，是一种本能的反应。但是，有那么一两秒钟，他眼中的神色很可能出卖了他。而且就在这个时刻，非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了——如果，确实，它真的发生了。

说时迟那时快，他捕捉到了奥布赖恩的眼神。奥布赖恩已经站了起来。他取下了眼镜，正在用他那个性鲜明的动作把眼镜戴在鼻子上。但是，就在一瞬间，他们的目光碰在了一起，而且在这目光相碰的瞬间，温斯顿知道——是的，他知道——奥布赖恩与他自己一样在想同样的事情。一个准确无误的资讯已经传递了。仿佛他们两个人的心扉已经打开，思想通过他们的眼睛彼此交流了。“我和你一起。”奥布赖恩好像要跟他说。“我很清楚你在感受什么。你的蔑视、你的仇恨、你的厌恶，我全都知道。但是别担惊害怕，我站在你一边！”随后，心心相通的感受过去了，奥布赖恩的面孔像大家的一样不可捉摸了。

这就是全部，他已经不大确定上述情况是否发生过。这样的偶然事件从来没有后续。他们做过的一切只能在心里保持信仰，或者希望，除了自己之外，别人也是党的敌人。也许，谣传庞大的地下阴谋活动的确是真的——也许，兄弟会真的存在！尽管逮捕、忏悔和处决没完没了，却不能肯定兄弟会不只是一个神话。有些日子他相信，有些日子他不相信。没有确凿的证据，只是一些飘忽不定的感觉也许就意味着什么或者什么都不是：偷听谈话的片段、厕所墙上模糊的乱写乱画——一次，甚至，两个陌生人相遇，手上一个微小的动作看上去仿佛是默认的暗号。这都是瞎猜：很可能他瞎想出了一切。他回到他的小格子间，没有再看奥布赖恩。他不再想顺着思绪追溯他们瞬间的接触。即使他知道如何处理这事，那也是危险的，这不难想象。一秒钟，两秒钟，他们交换过心照不宣的目光，可故事就此打住吧。然而，在你不得不活下去的封锁的孤独氛围里，瞬间的目光交流也是一个难忘的事件了。

温斯顿打起精神，坐直身子。他打了一个嗝儿。杜松子酒从他的胃里往上翻腾。

他的眼睛重新聚焦在纸页上。他发现他坐着无可奈何地默想时，竟然还在写，仿佛是自动的行为。所写的东西不再像以前一样是歪扭的笨拙的字迹。他的笔在光滑的纸上挥洒自如，又大又简洁的大写字母赫然在目——

打倒老人家

打倒老人家

打倒老人家

打倒老人家

打倒老人家

一遍又一遍，占了半页纸。

他不由得感到一阵恐慌。这很多余，因为写下这些特别的字，一点也不比开始写日记这样最初的行为更具危险；但是有那么一会儿，他还是忍不住要撕掉那些写了字的纸页，把这项工作统统放弃算了。

然而，他到底没有撕掉纸页，因为他知道那样做没有用的。他写了“打倒老人家”，或者压根儿没有写，两者是没有区别的。他继续写日记，或者就此打住不写，也没有什么区别。思想警察迟早会抓住他的。他已经犯了——即使他从来没有动笔，也已经犯事儿了——罪大恶极之罪，别的罪就不在话下了。思想犯，他们这样界定。思想犯是很难永远藏住的。你也许可以成功地躲过一时，但是他们迟早会逮住你，在劫难逃的。

行动总是在夜晚——秘密逮捕十回有十回都是在夜间进行的。突然从睡梦中搞醒你，粗鲁的手拉扯你的肩膀，光亮在你的眼睛前闪动，一圈阴沉的脸围在床边。在绝大多数的案例中，没有审讯，没有逮捕报道。人说没有就没有了，总是在黑夜发生的。你的名字在登记册上被抹掉，你过去做过的所有事情都被一笔抹掉，你曾经来过世上一次被否定了，然后被忘记了。你被消灭了，灭迹了：常用的说法是蒸发了。

瞬间，他被一阵歇斯底里的情绪紧紧抓住。他开始写起来，急不可待，字迹潦草：

他们会枪毙我我不在乎他们从脑后枪毙我我不在乎打倒老人家他们会从脑袋后面枪毙我我不在乎打倒老人家——

他仰坐在椅子里，为自己感到有点不好意思，接着把笔放下。紧接着他吓得魂飞魄散。门边传来敲门声。

居然就来了！他静静地坐着，像一只耗子，徒劳地希望不管谁敲门，敲一敲就走人了。但是，没有的事，门又敲响了。拖延是最不可取的。他的心通通跳得像一面鼓，但是因为长期养成的习惯，他尽可能不露声色。他站起身，步履沉重地向门口走去。二

温斯顿把手伸向门把手时，看见他留在桌子上的日记本没有合上。“打倒老人家”写满纸页，字体倍儿大，隔着房间看去都清清楚楚。这可是再愚蠢不过的。但是，他意识到，尽管惊恐不已，他原本就不想在墨汁没有干时合上笔记本，弄脏那乳白色的纸页。

他屏住气，打开了门。如释重负的暖流一时间传遍全身。站在门外的是一个没有血色、愁容满面的女人，稀薄的头发，面纹毕露。“哦，同志，”她干巴巴地开口道，声音呜呜咽咽的，“我觉着听见你回来了。你看你能不能过来一下，看看我们厨房的下水池？下水管好像堵上了——”

来人是帕森斯太太，同一层楼的一个邻居的妻子。（“太太”这个词儿也是党不大提倡的——你应该叫每个人“同志”——不过对有些女人来说，你会本能地使用这个称呼。）她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妇女，但看上去要老得多。你得到的印象是，她脸上的纹路里都是灰尘。温斯顿跟随她进入过道。这些业余的修理活儿几乎每天都让人恼火。胜利大厦是旧住宅，修建于一九三〇年左右，眼看就要坍塌了。泥灰不断从天花板和墙壁往下掉落，只要下雪屋顶就会漏水，供暖系统通常烧得半热，要不会出于节约的动机索性统统关上。修理的活儿，除非你自己动手，要不就不得已由高高在上的委员们批准才行，一拖就可能拖上一两年，哪怕是换一换窗户玻璃这样的小事儿。“当然只是因为汤姆不在家。”帕森斯太太含糊地说。

帕森斯的住家比温斯顿的大，从不同的角度看有些脏乱。每样东西看上去都磕碰过，糟践过，仿佛这住地儿刚刚闯入过什么大猛兽。运动行头——曲棍球棍、拳击手套、瘪足球、一条外翻的汗渍斑斑的短裤——扔满一地，饭桌上摆了一堆脏兮兮的碟子和卷角的作业本。墙壁上挂了青年团和少年揭发队的旗帜，还有一幅巨大的老人家招贴画。房间里那股熬圆白菜味儿一如既往，整栋楼里都习以为常，但是一种刺鼻的汗臭味儿又无处不在，那股味儿——你一下子就闻出来了，可就是很难说清楚为什么——是某个此时此刻不在场的人的汗臭味儿。在另一间屋子里，有人拿着一个蜂窝和一张卫生纸，正试着与电屏上发出来的军乐保持一个调子。“是孩子们，”帕森斯太太说，冲着那扇门瞅了一眼，一副放心不下的样子，“他们今天没有到外面去。不过当然——”

她习惯话说到一半欲言又止。厨房的下水池里满满的脏水，绿汪汪的，要比熬圆白菜味儿难闻多了。温斯顿跪下来检查那根下水管的拐弯接头。他很不情愿上手，他很不情愿跪下，这个姿势总是引发他的咳嗽。帕森斯太太帮不上忙，一旁干看着。“当然要是汤姆在家，他一会儿就修理好了，”她说，“他喜欢这类活儿。他手上利索，汤姆很在行。”

帕森斯是温斯顿在真理部的同事。他这人发胖，活跃，愚笨得没救，热情有余而能力不足——属于那种全然不问青红皂白只会表忠诚的走卒，甚至超过了思想警察，党的稳定靠的就是这种人。三十五岁上，他才恋恋不舍地脱离了青年团，而且在升入青年团之前还曾不顾超龄在少年揭发队多待了一年。在真理部，他就职于一个次要的岗位，不需要什么智力，但是另一方面他却是运动委员会的一个领导人物，该委员会所有委员都忙于组织团体远足、自发游行示威、节约运动，以及一般性的自愿活动。他会一边“叭叭”抽着烟斗，一边得意扬扬地告诉你四年来每个夜晚他都在社区活动中心出头露面。他走到哪里，哪里就会有一种难以阻隔的汗臭味儿，一种他生活向上的不言自明的证明，即使在他离去之后还久久不散。“你有扳手吗？”温斯顿问道，一边鼓捣接头处的螺丝帽。“扳手呀，”帕森斯太太答道，一种软弱无力的口吻，“我不知道，真不知道呢。也许孩子们——”

传来一阵靴子走动声和又一阵蜂窝喇叭吹出来的军乐，因为孩子们冲进了起居室。帕森斯太太拿来了扳手。温斯顿放掉脏水，取出一团堵塞下水管的头发，感到一阵恶心。他就着水龙头流出的冷水尽可能把手指清洗干净，然后回到另一间屋子。“举起手来！”一个野腔野调的声音喝道。

一个漂亮男孩从饭桌后跳出来，八九岁，凶巴巴的样子，用一把自动玩具手枪对准了他，而他的小妹妹，六七岁了，用一根木棍做着同样的动作。他们都身穿蓝色短裤，灰色衬衫，脖子上系着红领巾，这是少年揭发队的队服。温斯顿把两手举过头，但是感觉很不舒服，因为那男孩一副穷凶极恶的样子，根本不像在进行一场游戏。“你是卖国贼！”那个男孩叫喊道，“你是一个思想犯！你是欧亚国的间谍！我要开枪打死你，我要让你蒸发掉，我要把你送往盐矿改造！”

他们两个突然朝他扑过来，大喊“卖国贼”和“思想犯”。那个小姑娘学着他哥哥的样子，亦步亦趋的。这场面怎么说都有几分令人胆战，好比小虎崽在嬉戏，很快就会长大，成为吃人的大虫。那男孩眼光里有一种虎视眈眈的野蛮，显然渴望暴打或者踢翻温斯顿，而且意识到做到这步几乎唾手可得了。真是万幸，他举起的不是真枪，温斯顿心下思忖。

帕森斯太太的两眼惶惶地从温斯顿身上转向两个孩子，又转了回来。在起居室更亮堂的光线下，温斯顿很有兴趣地注意到，帕森斯太太脸上的纹路里果真有尘土。“他们闹死人了，”她说，“他们因为不能去看绞刑心里有气，不是因为别的。我很忙，没有工夫带他们去，汤姆不到时间下不了班。”“我们为什么不能去看绞刑？”那男孩歇斯底里地吼叫起来。“就要去看绞刑！就要去看绞刑！”那小姑娘学舌道，一边不停地蹿跳。

几个欧亚国罪犯因为战争罪，当天晚上要在公园被送上绞刑架，温斯顿记起来了。这种事儿一个月发生一次，成了一种广受欢迎的围观活动。孩子们总是叫嚷着让大人带着去看热闹。他向帕森斯太太道别，向门口走去。但是，他顺着过道还没有走出去五六步，他的脑后就挨了一下，一阵不堪忍受的疼痛袭来。那感觉像是一根烧红的铁丝捅进了他的身体。他立即转过身来，看见帕森斯太太把自己的儿子拽进了门道，那男孩正在把弹弓装进口袋里。“戈尔茨坦！”那男孩随着身后的门关上，吼叫道。不过，最让温斯顿难忘的是那个女人灰不溜丢的脸上无可奈何的神情。

回到住处，他急速地走过电屏，又坐在桌子前，不停地揉着脖子。电屏上的军乐声停止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脆生生的军人的声音在宣读东西，口气粗鲁，自得其乐，绘声绘色地报道停泊在冰岛和法罗群岛之间新式水上堡垒的武器装备情况。

养了这样的孩子，温斯顿想，那个倒霉的女人一定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再过一两年，他们就会日日夜夜地关注她思想改造的苗头了。当今之日，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很恐怖。最糟糕的还是，通过像少年揭发队这样的组织工具，他们被系统地改造成了无法管束的小野人，但是这却不会在他们身上产生任何反对党的纪律的倾向。相反，他们紧跟党，尊崇与党有联系的所有东西。歌曲、游行、旗帜、远足、木枪训练、高呼口号、崇拜老人家——在他们来说都是一种光荣的活动。他们的一切残忍本性都发泄出来，撒在国家敌人、外国人、卖国贼、破坏分子、思想犯身上。三十来岁的人都担心自己的孩子，已经屡见不鲜了。理由很充足，因为不到一个星期《泰晤士报》就会报道一条消息，描述某个偷听别人说话的小密探——“儿童英雄”，人们一般这样称呼——偷听到了大人们背地里的怨言，然后向思想警察揭发。

弹弓球射击的疼痛终于过去了。他半心半意地拿起笔，纳闷儿他能不能找到新东西写在日记里。突然，他又想起了奥布赖恩。

若干年前——究竟有多少年了呢？一定有七年了——他曾经梦见自己穿过一间漆黑的屋子。他走过去时，他身边坐着的一个人说：“我们将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见。”话说得非常平静，几乎是随口而出——一种陈述，不是命令。他继续向前走，没有停下。奇怪的是，在那时，在梦中，那句话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只是到了后来，一步步的，那话似乎显露出了非凡的意义。他现在记不起来，做过那个梦之前还是之后，他第一次见到了奥布赖恩；他也记不得他什么时候认准那就是奥布赖恩的声音。但是，他反正认准了。是奥布赖恩在黑暗中对他说话的。

温斯顿一直不能确定——即便在今天早上两个人的目光相遇之后依然无法确定——奥布赖恩是朋友还是敌人。连这点也似乎无关紧要了。他们之间存在理解的链子，要比友爱或者党派效忠更重要。“我们将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见。”他说过。温斯顿不知道这话究竟什么意思，只清楚这话无论怎样都会成为真的。

电屏的声音停止了。喇叭响了，清脆而美丽，飘向静止的空中。喇叭声不停地呱呱道：“注意了！请你们注意了！马拉巴前线传来急电。我们的军队在南印度打了一场辉煌的胜仗。我授权宣布，我们现在报道的这一行动，定会在不久的将来结束战争。急电如下——”

坏消息来了，温斯顿想。理所当然，骇人听闻地描述了一番歼灭一支欧亚国的军队之后，伤亡和俘虏的数字想说多大说多大，紧接着就要宣布，下星期开始，巧克力的定量供应会从三十克减少到二十克了。

温斯顿又打嗝儿了。杜松子酒的酒劲没有了，只剩一种令人沮丧的感觉。电屏——也许为庆祝这次胜利，也许为冲淡减量供应巧克力的记忆——开始播放《大洋国啊，这是为了你》。按要求应该立正。不过，处在目前的位置，他是没有人能看见的。《大洋国啊，这是为了你》播送完毕，轻松的音乐响起来。温斯顿走到窗户前，背部仍然朝着电屏。天还很冷，却晴朗。远处什么地方，火箭弹爆炸，传来一声沉闷的振动的轰响。一周之内，二三十枚火箭弹会在伦敦城落下。

下面街道上，冷风把招贴画吹起来，甩来甩去，“英社”两个字一会儿出现，一会儿消失。英社。英社那些神圣的原则。新话语，双重思想，篡改的过去。他感觉仿佛在大海底的森林里徘徊，迷失在一个魑魅魍魉的世界，他自己也是一个魑魅。他很孤独。过去已经死了，未来无法想象。他怎么能确定他身边现在还活着一个人呢？他怎么才能知道党的统治不会永远维持下去呢？如同一个答案，真理部白色的建筑前面那三句口号回到他脑际：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他从口袋掏出来两毛五分钱。这硬币上也用清晰的小字体刻上了这三句口号，而硬币另一面则是老人家的头像。就是在这硬币上，那双眼睛也在关注你。硬币上、邮票上、旗帜上、招贴画上，甚至在香烟盒上——无处不在。那双眼睛永远在关注你，那声音把你包裹起来。不管睡着还是醒着，干活儿还是吃饭，室内还是室外，在浴室还是在床上——躲都躲不开的。什么都不是你自己的，只有你脑壳里那几立方厘米的脑子。

太阳已经西斜，真理部数不清的窗户不再有阳光照射，看上去如同堡垒的小幽洞一样阴森可怖。在这庞大的金字塔形状面前，他的心一阵阵紧缩。它太强固，无法摧毁。一千枚火箭弹都不能把它炸烂。他究竟为了谁而写日记，他很犯嘀咕。为了未来，为了过去——为了一个可以想象的时代。可在他面前，没有死亡，只有歼灭。日记也许会化成灰烬，他本人也许会被蒸发。只有思想警察会看到他写了些什么，然后他们会清除日记的存在，清除记忆。当你没有痕迹留下，你还怎么向未来诉求？甚至一个写在纸片上的匿名的词儿都留不下，不能清清楚楚地留下，你怎么向未来诉求？

电屏敲响了十四点钟。他必须在十分钟之内离去。十四点半，他不得已回去上班。

很奇怪，钟点的鸣响似乎给他鼓起了全新的勇气。他是一个孤独的幽灵，说出了一个无人听见的真相。然而，只要他说出来了，其延续性就不知怎的不会被打断了。不是你自己被人听见而是保留心智健全，你才延续了人类遗产。他回到桌子边，把笔蘸上墨水，写道：

为了未来或者过去，为了思想自由的时代，人们你我各不相同，不再孤独地生活——为了真理存在的时代，所作所为都不再白干的时代：

告别千人一面千人一腔的时代，告别孤独的时代，告别老人家的时代，告别双重思想的时代——庆祝吧！

他已经死了，他思忖。他似乎觉得只有现在，当他已经能够支配自己的思想时，他才采取了决定性的一步。每一个行动的结果都包括在行动的本身里。他写道：

思想罪不会造成死亡：思想罪这一说法才是死亡。

既然他已经认识到自己是个死人，那么能够活着就好好活着，这就至关重要了。他右手的两根指头染上了墨水。这正是那种会出卖你的细节。真理部有人就是鼻子很长的信徒（也许是个女人；某个像那个淡黄色头发的小女人或者那个虚构部的黑色头发的姑娘），在午餐时间开始猜测他为什么写作，为什么使用一种老式蘸水笔，究竟在写些什么——然后向有关方面打小报告。他走进浴室，用一块粗糙的深棕色肥皂仔细地擦洗掉墨迹，这种肥皂像砂纸一样摩擦你的皮肤，这时用起来倒是很管用。

他把日记放进抽屉里。想把日记藏起来是白费心思，不过他至少要清楚日记放在抽屉里是否被发现了。纸页里夹根头发太显而易见了。他用指尖蘸起一粒很不起眼的白色尘土放在日记本封面的角上，只要有人翻动日记本，小小尘粒就一定会掉落的。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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