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可时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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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经济改革与乡村城镇化发展：张可时文集试读：
作者简介
张可时（女），1942年12月生，汉族，中共党员，1965年7月毕业于沈阳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系。曾从事教学和图书管理工作，在干校农村插过队（1969～1972年），1979年10月开始在辽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1993年晋升为研究员，历任农村经济研究室主任，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院务咨询委员。
主要社会兼职：辽宁省农业经济学会副理事长，辽宁省畜牧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管理科学院科学进步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农村综合发展研究所特邀研究员，天津社科院城郊发展研究与开发中心特邀研究员，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农业经济问题》杂志特约通讯员，辽宁省社会科学系列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评委，辽宁省乡镇企业经济系列高中级职称评审委员会评委，辽宁省社科规划评审小组成员，辽宁经济发展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共沈阳市委沈阳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并任农村经济组组长，还曾担任辽宁省社会科学界女高级知识分子联谊会副会长。
在多年科研工作中，亲自参加和主持了十多项院、省、国家各级重点科研项目和国家基金项目，以及“七五”“八五”社科规划研究项目。尤其在农村经济、城郊经济和城乡关系等领域，加深研究力度，取得一些造诣较深的科研成果。在经济研究工作中，撰写并发表了科研报告、论文、论著等170余篇（部），280多万字。其中有21项科研成果，分别获得国家优秀论文奖2项，省政府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省优秀成果一等奖2项、二等奖2项、三等奖4项，省级优秀论文奖7项，市级优秀论文奖2项。
在从事经济研究工作中，常应邀参加国际、国家、省、市、县政府机关和学术团体的学术讨论会、成果论证会、决策咨询会。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学会工作者，优秀会员，还被评为省直机关优秀女职工（省直4万女职工选100人）。
总序
时值壬辰，辽宁社会科学院走过了波澜壮阔的五十年征程。经过精心策划和编排，“辽宁社会科学院学者文库”终呈其面，令人欣喜，从中不难窥见中国学术传统的映像和传承，感知社会科学工作者栉风沐雨、砥砺研磨的艰辛劳苦，雄立潮头、凯歌行进的激情与欢乐。
社会科学研究事业于人类的生存发展意义重大。自有人类社会起，就开始了各种方式的对社会规律的探索，以叩问社会之道，寻求社会的良性发展。这些探索已成为人类探索自身的一部分。社会是人的活动域，有关这一场域的属性、构造、关系、机能等的规律性的研讨构成了社会科学的内容。康德生动、精准而有趣地表述了自然、人、社会的关联：“大自然迫使人类去加以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建立起一个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人类结成社会以解决来自大自然的威胁，或者说人类以社会的方式告别了自己的自然之属。从那一刻起，社会就作为人的结构的一部分而存在，它和人的关系是那样的密切，以至于建设社会就是建设人自身，研究社会就是研究人自己，在对社会的研究中寄托着人类的希望。一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社会关联着人类的未来，在马克思的理想中，“人的社会”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理想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社会“创造着具有人的本质的这种全部丰富性的人，创造着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作为这个社会的恒久的现实”（《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人类未来的期许成就了社会科学研究充类至尽的学术积淀，成就了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光昌流丽、兴旺发达。
社会科学研究事业有着不可忽视的学理传统，即要着眼于基础理论的研究。人类社会代有其变，但有着基本的规律贯穿其间，对这些基本规律的研究延续在数千年来对人类社会的体认之中，其成果构成了社会科学理论的深厚传统，凝聚为人类文明的珍贵积淀，影响着各个时代、各种体制下的社会建设。“天有显道，厥类惟彰”（《周书·泰誓》）。分门别类，彰显根本，对社会之道的追问是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职责；对人类文明成果的积淀与守护，探索人类社会的运行法则和进步理念，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社会科学研究事业是与时俱进的，这是它的时代性，它由此建立起有差异的合法性、权威性，建立起与所处时代的血脉关联，并以此回应时代之问。时代精神赋予了哲学社会科学分析现实的视角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它必须与时代一同发展，葆有向新而在的敏锐性、先锋性，敏锐地在学理传统中整合进时代的质素，以此推进社会的积极发展。对于当下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而言，要处理好八种关系，即学术与政治的关系、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求真与务实的关系、动机与效果的关系、调查与研究的关系、科研与科普的关系、有为与有位的关系、治学与修身的关系，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做好本职工作，积极推进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
社会科学研究又是一项脚踏实地的事业，它的理论不是面向空中筑楼阁，而是朝向坚实大地的实践结晶，呈具象于大地上繁衍生息的各个人类共同体之中，与具体的生活、建设、发展相联结。它的应用性体现在作为社会管理、政策制定的智库，为具体的社会发展服务。由此，社会科学研究要继续“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光荣传统。事实上，倡导调查研究是现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固有的学术传统，早在20世纪初，中国大地上开展的一系列社会调查孕育了现代形态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事业，其卓越的成果不仅构架了中国社会科学的基架，而且为中国社会的大变革提供了学理上的合法性依据。当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也必须在调查研究中切实致力于发现、认识并解决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把自己打造成党和政府的智囊团。这是它安身立命的价值所在，任何一种脱离了社会现实和应用的社会科学都是没有作为、没有生命力的。
辽宁社会科学院起步于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1962年，其前身是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迅速发展于改革开放之后，进而蔚为大观。五十春秋，筚路蓝缕，薪火传承，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奉献了弥足珍贵的学术成果，并作为辽宁省委、省政府的智囊团，为推动辽宁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文化繁荣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并在此过程中，造就了一支学有专攻、术有所长的学者队伍，涌现出一批学术精英人才。以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的“十一五”时期为例。辽宁社会科学院共完成学术成果3500项，出版著作104部，发表论文、研究报告3266篇，有236项成果获胡锦涛、李长春、刘云山等国家领导人及省部级领导批示，总字数达5056万字。诸多成果不仅显示了特有的学术价值，而且被转化为新政策、新举措付诸实施，带来可观的社会经济效益。有关专家成为辽宁省重点学科——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经济、金融学、社会学、民俗学、中国语言文学、东北边疆史地史、明清史、东北近现代史、区域经济学的学术带头人。
展望未来，刚刚踏入“十二五”时期的辽宁社会科学院，志在通过五年的努力，建成体制完善、机制灵活、人才聚集、学科布局合理、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在国内位居上游水平、在辽宁省内具有权威地位的哲学社会科学综合性研究机构，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研究和传播中心、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战略咨询服务中心、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和信息交流中心、地方党委与政府名副其实的思想库和智囊团。
辽宁社会科学院因时而生，为民而谋；孜孜以求，唯兴国以为宏志。共襄五秩盛典，无不鼓舞欢欣，豪情满怀。往事可追，前程在望。感慨系之，谨以为序。
序言
为纪念建院50周年，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决定出版一批专家文集，作为辽宁省社科院科研成果和学术精品的记载与典藏，这项工作十分必要。
我是一名新中国培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在中学、大学读书期间经常下厂、下乡参加劳动。对城乡、工农、脑力与体力之间的不同有了一定的体会。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走“五七”道路，到农村插队三年，农村生活使我更加了解农村经济、农民的生活水平和生产状况。我是学农业经济的，充分认识到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改变农村和农民的生活方式，缩小城乡之间、工农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等问题，是当代社会应当解决的重要的基本问题。我认为，这是祖国人民和当今社会赋予我们的使命。虽然，这是长期的艰巨的使命，但这是人类生活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光辉大业。我愿意在其中贡献自己最大的力量！
1978年的春天，第一次全国科技大会的召开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科学发展带来了春天。尤其是召唤科技人员专业归队，使我受到极大的鼓舞。于是，1979年，我以一篇题为“三大差别在生产力发展中产生和消亡”的论文，通过考核，迈入了辽宁社会科学院的科学研究殿堂，从事多年渴望的科研工作。我怀有一种坚定的志向，就是沿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的路线，为人类实现共产主义而努力工作，从此开始步入科研道路并从事科研工作。
在经济学界，我是从事城郊经济研究较早的成员之一。多年来，我研究探索“城郊农村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新型城乡关系，推进乡村城市化、城乡一体化”的课题，可以说是经历了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过程。
最初，以“建立社会主义新型城乡经济关系”为理论基础，首先选定了“大城市郊区副食产品生产和沈阳郊区蔬菜生产供应问题的调查研究”课题。该课题被列为经济所计划项目，由农经研究室主任庞振华负责，我和张乃贤参加，共同合作。我们于1980年秋考察研究了上海、南京、天津、北京和沈阳五大城市郊区的副食品供销状况，[1]撰写了《五大城市郊区的副食品生产考察报告》，并在此基础上对“沈阳市蔬菜生产供应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和实证分析。文章揭示出1980年代初，我国城乡关系仍然是“城市依靠广大农村供给粮食、依靠城市郊区供应蔬菜等副食品”的供应关系，仍然停留在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所奠定的计划经济和产品经济为基础的城市及工业剥夺农村和农业的城乡对立关系上。由于我们发表的关于沈阳郊区蔬菜生产供应问题的调查报告，提出了改革蔬菜购销方式和采取合理调价制度，打破统购包销政策，调动生产者和经营者的积极性等建议，在推动商品经济发展上起到一定作用，受到中央有关部门重视。作为全国重要调研报告，被红旗杂志社经济部编入《经济调查》丛书第一辑，由红旗出版社1982年出版发行。
接着，在1982年召开的全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调整农村经济结构学术研讨会上，由天津、湖北、上海、辽宁和北京五省市社科院和北京农业大学农经系代表倡议，提出开展中国大城市郊区农村经济研究课题，被中国社科院和国务院农研中心批准。1983年3月，我受庞振华主任的委托，有幸参加了全国大城市郊区县经济结构研究协作组成立大会。之后安排我承担了课题研究任务，并担任“沈阳课题组”组长工作。在1983～1985年的3年中，我与陶渊华以及沈阳市农委徐智远等同志合作，进行了大量调查和收集资料工作，对沈阳市郊区、县的经济发展历史、现状及与城市的密切关系等，作了详细的分析研究，撰写了《沈阳市农业经济结构问题研究》和有关沈阳市郊区县的林业、牧业、淡水渔业、旅游业、科技教育和小城镇建设发展的10余篇论文和研究报告。为沈阳市经济发展战略决策提供了咨询建议，受到市农委、计委的好评。在大量研究资料的基础上，我撰写了《城郊农村经济概论》，这是一篇在理论上具有突破性的高度概括的论文，为城郊农村经济理论奠定了初步基础。我认为城郊经济在区域上处于城乡结合部，是介于城市经济和乡村经济之间，形成一种城乡经济互相依托，联系密切、商品生产比较发达、综合发展的区域性农村经济。它一面连着中心城市，一面连着广大农村腹地，因此城郊经济是城市经济联结的纽带，是发挥城市中心作用的基地，是广大乡村经济发展的先导，是实现缩小城乡差别和乡村城市化的第一梯队。该论文发表在《经济资料与文稿》1985年第2期上，后被《沈阳农村经济》1985年第1期刊载，辽宁省农经学会评其为优秀论文。与此同时我参加了全国大城市郊区县研究中心组，与其他成员共同研讨撰写了《中国大城市郊区县经济发展方针》，该文上报国务院农研中心和政研室，被国家在制定城郊经济发展战略方针政策时采纳。此后，我还参加中心研究组撰写专著《中国城郊经济研究》（执笔第二章“城郊型农业经济”）；参加撰写了中国第一本《中国城郊经济学》的第八章“城郊[2]农业经济”。《中国城郊经济学》为我国经济学科填补了一项空白。通过对城郊经济的研究，我们揭示出发展城郊农村经济，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乡经济关系，走出一条中国式城乡融合、城乡一体的农村城市化道路的重要途径。
此后，在参加方秉铸和徐兴田主持的辽宁省“七五”社科规划项目《辽中南经济区发展探索》和国家中华基金资助项目《东北经济区发展研究》中，尽可能创造机会继续研究城郊经济和城乡关系问题。其中我撰写了《辽中南经济区城郊经济的特点和发展道路》一文。这一研究成果对辽宁中部城市群和沿海城市带的城郊经济特点与发展趋势作了全面分析论证。由于辽中南地区大中城市多，密集成群，各大城市间距离较近，对城郊农村和广大乡村，所发挥的城市中心辐射作用重叠，互相影响渗透，显示出明显的聚集性、高效性、商品性和中心性的特点。因而辽中南经济区城郊经济比较发达，在促进城乡结合、经济协调发展过程中，城郊经济发挥着先导作用、基地作用、屏障作用、腹地作用。而且在城市经济辐射能力作用下和城乡经济网络制约下，城乡结合、经济协调发展的关系不断增强，城郊地区首先与城市实现一体化。在缩小和消灭城乡差别，实现城乡融合的历史进程中，辽中南地区的城郊农村一定会走在全国前列，成为农村城市化的第一梯队。
另外，通过“发展新型农村合作经济，完善双层经营体制”和“县级经济体制的综合改革”的研究论述，阐明了实行“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进一步形成多种形式、多层次的，既有分工又能协调发展的多种产业、多功能的城乡联通、社会化县乡经济网络体系。尤其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驱动、影响下，进行县级经济综合改革，才更有利于城乡结合、城乡一体化发展。尤其是在《市领导县体制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重要模式》一文中，不仅论述了城乡一体化的丰富内涵及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且早在1986年就论述了确定市带县适度规模的理论和原则，认为辽宁实行市带县的规模范围不合理，应进行调整。建议调整沈阳、鞍山等大城市的“大马拉小车”，领导县过少，而铁岭、丹东等市的“小马拉大车”，领导县过多的状况。这一具有可操作性的超前建议和理论依据，受到辽宁省、市领导和决策部门的重视，已于1990年作了调整。这项研究成果丰富了“消除城乡对立、城乡分割，建立城乡融合、经济协调一体发展”的城乡关系理论。这些研究成果，以及《辽宁城郊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等论文，都获得了全国区域、辽宁省社科规划和经济学会的优秀成果一、二等奖。
在小城镇与城市化问题研究中，除了1984年对沈阳郊区小城镇和卫星城镇的探讨外，我们还在1993年结合中国百县市调查对辽南城镇化发达的海城市小城镇的建设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为我承担辽宁省计委1996年课题《辽宁农村小城镇建设与经济发展研究》奠定了基础。这项研究是通过对42个小城镇发展建设状况的调查，对辽宁城市化历史进程的剖析，揭示了辽宁城市化发展规律、特征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推进城市化进程的新思路。建议制定高起点、高标准、城乡一体化的科学规划，尽快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城乡一体化的各种配套制度。如全方位改革二元结构的户籍管理制度，实施城乡一体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等等。我撰写的《辽宁农村小城镇建设与经济发展研究报告》被省计委评为科技进步二等奖；《辽宁城市化和加速城市化进程的新思路》，获得了1996年在井冈山召开的全国农业和农村工作研讨会颁发的优秀论文成果奖。
在城镇化课题研究上，我取得了一些成绩，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实施。然而面对世界、中国、辽宁省层出不穷的新社会经济发展实践，应有更新的创造性思维，去探讨、研究，并担当起职责。作为社会科学的探索者，我依然任重而道远。必须善于学习，吸取一切有益知识，坚持良好学风，深入实践调查研究，秉持脚踏实地的科学态度，发挥自身优势，与业内同人协同攻关，为科学事业努力工作。注解：[1] 《经济资料与文稿》1981年第2期。[2] 农业出版社1989年5月出版。第一篇农业生产与经济体制改革[1]试论农业生产专业化问题
农业生产专业化问题是农业现代化的基本问题之一。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这个问题作过一些讨论，对探索农业生产现代化问题起到极好的作用。为了迅速改变我国农业生产力的落后状况，笔者认为，现在仍然有必要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一 农业生产专业化的客观必然性
所谓农业生产专业化，就是指在农业生产内部进行生产分工并进行科学生产的组织形式。其特点在于按不同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把用途、结构、生产程序和生产工艺相同或相似的农产品集中在一定的地区、部门或生产单位进行生产。当然专业化生产并不意味着绝对的单一化经营。因为农业生产限制因素多，条件极为复杂，应根据地形、土壤、水利、气候等各种不同的条件，可以同时生产一种或几种农产品。这与农业生产专业化的概念是不矛盾的。
农业生产专业化是怎样产生的？农业生产专业化是社会生产劳动分工的必然产物，也是商品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自从一些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以后，农产品的生产就不仅是为了满足自身生存的需要，而且是为了拿到市场上去卖，进行农产品的交换，供给从事其他行业的生产者进行消费。这就形成了农产品的商品生产。社会劳动产品交换的进行，使农产品也具有了商品的性质。随着社会分工进一步发展，商品生产和市场的扩大，客观上要求把制造整个产品的某一部分的生产率提高，就必须使这部分生产产品生产专业化，使它成为可以采用先进生产手段生产更多的产品的特种生产。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下，农业生产专业化就成为必然的，而且成为必要的生产方式。农业生产专业化的主要标志是生产一种或两三种主要产品，并由这些主要产品在同类产品的商品部分所占的比重来确定。主要产品在商品性产品中所占的比重越大，则标志专业化水平越高。社会分工、商品生产和专业化的关系，正如列宁所说的：“哪里有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哪里就有‘市场’。市场量和社会劳动专业化的程度有不可分割的联[2]系。”
可见，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的发展及由此引起的专业化生产都是生产力发达到一定程度的结果。农业生产专业化程度同样是随着农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而提高。因此，农业实现生产专业化，不是人为凭空构造的，而是农业生产发展的必然产物，并且是现代化农业发展的普遍规律。世界上农业发达的国家都是走农业生产专业化道路。美国就是农业高度专业化的国家，1950年以来，作物平均单产提高60%，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商品率都很高。但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农业生产专业化受到生产资料私有制的限制，农业资本家以榨取最高利润为目的，彼此进行残酷的竞争，在客观上显然也促使农业生产走向专业化，并能大幅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高速度地增加总产量。然而资本主义固有的各部门、各行业自发的不平衡发展，经常引起农业经济结构内部比例失调和造成土壤破坏流失、虫灾泛滥、环境污染、水源短缺、能源浪费等。这样的农业专业化、现代化并不完全符合科学规律，其根本问题在于专业化生产引起生产过程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相矛盾。相反，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农业生产进一步分工和实现生产专业化和社会化，首先创造了前提条件。实行计划经济，对于各部门、各企业实行专业化与协作，将更有利于高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并能大幅度增加农产品总产量。
新中国成立30年来，我国农业有了很大发展。但是发展速度仍然缓慢，因为广大农村还是用落后的生产方法和简陋的生产工具进行手工生产。政社合一的组织形式和靠行政命令追求产量指标，使农业生产不管当地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如何，只顾眼前需要；在狭小的生产规模内种植种类繁多的作物，使多数地区的人民公社摆脱不了“小而全”或“大而全”的小农经济状况。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商品率十分低下，无力扩大再生产，严重地阻碍农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我国农业发展又经历了两次大挫折，一次党内由于犯了“浮夸风”、“共产风”和“瞎指挥风”的错误，另一次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党的各项经济政策被破坏，挫伤了广大农民和干部的生产积极性，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没有得到认真贯彻执行。单一抓种植业、抓粮食，忽视林业和牧业的生产，进行掠夺式生产，不但破坏了农业生态平衡，而且造成了不合理的农业生产结构，违背了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不是用发展生产力的办法改变自然经济结构，而是用改变生产关系提高所有制公有化的程度来推动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切主要是“左”的路线干扰破坏的结果，也是封建主义和传统的小农经济思想流毒的影响。
因此，我国实现农业生产专业化必须首先打破自给自足的落后的小农经济思想的束缚，要认真调整农林牧渔不合理的比例关系，建立符合科学发展规律的农业生产结构。根据“以粮为纲、多种经营、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方针，按照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原则，搞好农林牧副渔各业的综合平衡。在保证种植业发展的同时，增加林牧渔业在农业中的比重；保证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相对稳定的同时，尽最大努力发展经济作物生产。在近两年经济调整工作中，扭转了单一抓粮食生产的状况，林牧业都有了一定发展。但千万不要忽视粮食是一切问题的基础，这是关系九亿多人吃饭的大事情，决不可掉以轻心，调整粮食生产势必量力而行，积极稳妥推进。如辽宁省粮食播种面积不得少于4000万亩，占全省总播种面积70%左右为宜。
其次，建立合理的农业生产结构，还要打破现有的行政区划老框框的束缚，根据不同类型地区的自然和经济地理特点，进行农业区域规划和作物布局，实行生产区域化、专业化和协作化。专业化与协作化是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专业化与协作化是矛盾统一体，相辅相成不可分割。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专业化与协作化会向更高阶段发展。二 实现农业生产专业化的重要意义
实现农业生产专业化对农业生产发展的影响是很大的。
第一，农业生产专业化可以合理、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人们通过对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的科学分析，在不同的条件下生产某一个或某几个品种，由此进行不同的农业投资，投放相应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因地制宜地发挥自然资源和经济条件的优势，使各种农作物向着适合它生长的高产地区集中；使林业、牧业、渔业能够按照各自要求的生长环境进行合理安排，向着适宜生长的地区发展。
第二，农业生产专业化有利于提高每一个生产者的科学技术水平，并能按科学要求安排每一个生产环节的有效生产。由于生产的专业化，生产者在自己的岗位上从事着简单的劳动项目，更能集中精力钻研科学，不断提高劳动熟练程度，把科学技术应用于生产中，使每一个生产环节更加科学、合理地组织起来，从而培养出各种专业人才。
第三，实行专业化生产最大的作用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国内外专业化生产经验都证明，只要实行专业化生产，产品产量可以大幅度提高，生产者的收入也可以大幅度增加。北京郊区四季青公社是从1978年实行区域化、专业化生产的。该公社设有8个蔬菜专业大队，9个管理站。1979年各项生产都超过了上1年。每个劳动力平均收入从1978年的536元增加到1979年的738元，最多的可得1000元，少的也得到了600元。
第四，专业化生产便于建立健全农业生产责任制，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实行专业队、专业组或专业户，为采取联系产量计酬的劳动管理方法，创造了方便条件。再通过实行“包定奖”等管理办法，集体生产与社员个人物质利益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从而有效地贯彻多劳多得的按劳分配原则，有利于充分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
第五，实行农业生产专业化有利于实现农业生产机械化和提高农业机械的利用率。由于农业生产受到季节性影响，农机利用率没有工业机器利用率高。如果在一个农场、一个生产队进行多种生产，什么都种、什么都养，就需要购置多种农业机器，而每种机器一年只利用几天或十几天，这样做不但不能有效地发挥机械作用，也极不经济。因此应有重点地种一种或两三种作物（饲养一种或两三种畜禽），这样可以充分发挥农业机械的作用，做到增产节约。实践证明机械化和专业化是相辅相成的。生产愈专业化，农机利用率也就愈高，农业机器愈可能配套齐全，使每一项作业都能做到机械化。三 实现农业生产专业化的途径
我国自然经济条件极为复杂，而现阶段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又低，要实现农业生产专业化，需要抓好以下几项工作。1.实现农业生产专业化首先应抓好农业生产布局和区域专业化工作
农业区域专业化的原则是根据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经济条件、生产方式和结构特征，生产项目和产品品种在一个地区范围内的相对集中。各个地区必须在对自然资源、经济状况进行综合考察、摸清情况的基础上进行农业区域规划。进行区域规划必须强调因地制宜，适应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由于我国国土广大，农业生产水平各地差异极大，在农业各种类的布局上，要考虑各方面的相互关系，既要突出重点，又要进行综合平衡，绝不能粗枝大叶和搞“一刀切”。
例如，辽宁省工业比重大，城市人口多，为了满足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需要，在全省范围内调整农业生产结构。从实际出发，合理地开发和充分利用“六山一水三分田”的资源及广阔的海岸带。要查明辽宁省的土地资源、水利资源、气候资源和生物资源分布的情况，依据生态学原理和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得出比较符合实际的数量统计和质量分析，然后才能科学地评价农业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条件，合理地作出全省一级综合农业区域规划。根据辽宁省农业区分划研究所提供的材料，辽宁省已划分五个一级农业区和一个农业类型，即（l）东北山地林产区。（2）辽东半岛经济作物水产区。（3）中部平原粮产区。（4）西部低山丘陵农牧区。（5）西北部风沙低丘农牧区。（6）城郊农业类型。各地区进行各自的重点项目（或种类）的专业化生产。之后，再根据一级综合农业区划内容，由各市县区、农场和社队，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自然、经济特点，分期分批作出相应的二级、三级或四级农业区划和各项专业区划。又如沈阳市东陵区，则应根据它所在城郊地理位置和承担供应大城市农副产品的任务要求，对本区的农作物生产分区划分为：近郊各公社共11万亩耕地，以生产蔬菜为主；中郊各公社共21万亩耕地，以生产水稻为主；远郊各公社20多万亩耕地，以生产旱田作物为主。各区都有自己的农业专业化的生产任务和特点。
农业区域规划，更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科学的农业生产区域化不但是实现农业生产专业化的重要前提，也是发挥地区经济优势的重要前提。2.实现农业生产专业化要依据不同的经济基础，采取不同的专业化形式
我国农业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长期束缚下，农业专业化生产的发展过程极为缓慢。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专业化才逐渐形成和发展。但各地区发展很不平衡，凡是在农产品商品率较高的地区和单位，如大城市郊区、国营农牧场、经济作物产区等，实行专业化生产历史较久，发展也快。相反，在广大农村社队，仍然是“小而全”的半自给的自然经济，专业化生产水平极低。鉴于我国农业生产状况，要在不同的经济基础上，采取不同的农业生产专业化形式。
首先，广大农村生产落后的社队，要采取专业户、专业组或专业队等形式。因为广大农村自给自足小农经济为主要特点的社队，占我国农业中相当大的比重，在实现专业化生产中就要从这个实际出发，因地、因人制宜，按各种不同自然资源条件确定专业化生产内容和生产项目。具体来说，要根据生产特点、专业性质及社员的专长划分各种专业队、组或人。如有山林的地方，建立林业专业队、组；在有水面的地方，建立养鱼专业队、组；在有工副业原料的地方，建立专业工厂或副业队；还有如植棉队、蚕业队、果树队等。此外，还可以根据当地资源种类的多少，实行一业为主、多种经营为辅的专业化生产。如以粮食生产为主的生产队，可建立辅助的牧业或菜、果、渔业等专业队、组或专业户；以果树为主的生产队，可建立辅助的粮或菜、蚕、牧业等专业队、组或专业户等。另外在一些集体经济基础较薄弱的地方，可以利用特有专长的技术人员及一些多余劳动力，组织各种专业生产户。如养猪户、养羊户、养鱼户、植树造林户等。近年来辽宁省实行专业户生产，发展很快。沈阳市专业户发展到目前为止，已达83944户。
在组织建立专业队、专业组、专业户时，注意其规模大小，经营项目、生产门路都应当同现有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同时要逐步改变农林牧副渔各业不合理的比例关系，增加牧业、林业、渔业的比重，做到种植业与饲养业并举，以保证各业专业化生产的进一步发展。
其次，生产力水平较高的社队，要巩固和发展产品专业化生产形式。在集约化生产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水平都高于一般地区的人民公社和生产队，经济基础雄厚、农产品商品率和社员收益水平也较高，在生产上已经开始了专业化生产。这样的农业社队在经济作物产区和大城市郊区是很普遍的。例如，辽东半岛上有以经营蚕业生产和果树生产为主的社队，都是农产品专业化生产单位，它们的产品商品率极高，而且具有悠久的栽培历史，积累了丰富的专业化生产经验，但还没达到高标准的专业化生产水平，需要在产品专业化生产中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农业生产越趋向专业化，农业生产力越有较大提高，对国家贡献也就越大。例如，沈阳近郊区自实行合作化以来就开始了以蔬菜为主的专业化生产。其中南塔大队就是一个专业化生产历史悠久的蔬菜生产基地。现在该队建立了六个蔬菜专业队，一个为蔬菜育种的科研队，其次还有果树队、积肥队、基建队、奶牛场、养猪场、养鸡场等。其产品除以蔬菜为主外，还有肉、蛋、禽、奶、果等，专门供应城市需要。商品率达85%以上。近年来蔬菜总产量稳定在5000万斤左右。1979年为城市提供商品蔬菜4200多万斤，猪2250头，鲜蛋13.5万斤，牛奶56万斤，水果15万斤，肉鸡183吨，白酒48.5万斤，淀粉130万斤，支援了城市建设。同时社员生活水平也显著提高。1979年年终全大队总收入达到621万元，大队总积累达1000万元，人均收入358元以上。年终社员一次存款达40万元。因此，农业生产专业化的结果是生产力大提高、生产规模扩大、社员生活富裕。当前应对这样的专业化生产较早的地区和单位，因势利导，使它们加速向现代化农业前进，以带动广大农村共同富裕。
最后，国营农牧场要实现农业企业专业化生产。实现农业企业专业化生产的国营和集体农（牧、林）场，它们都是农业生产专业化程度相对比较高的农业企业，不仅劳动生产率和集约化水平高，而且农业机械化也有基础。国家要求农牧场建成商品粮基地、工业原料基地、农畜土特产品的出口基地、城市副食品生产基地。因此，为了加速发展农业生产，必须首先在农场内部调整不合理的生产布局和经营项目，加强专业化生产，逐步趋向生产一种或两三种农产品，以尽快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的商品率。同时应使农业集约化经营向纵深发展，在生产技术上实现农业、畜牧业生产机械化，育种、蔬菜生产工厂化，灌溉、打药和施肥自动化，等等。当农业企业专业化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产品产量不断增加，农业生产不仅要求专业化，而且要进行协作化、联合化。即农产品从生产、加工到销售要实行联合经营，朝着农业生产社会化方向发展。四 农业生产专业化的发展趋势
农业生产专业化进一步发展，自然要求生产程序的各个环节也实行专业化生产，把生产过程的前几道程序分别独立出来，成立专业公司并实行分工协作。目前成立的种子公司、饲料公司等就是这种分工协作形式。当然，繁育优良种子需要设立种子农场或种子公司，并实行专业化生产；牲畜的饲料，要由饲料公司专门生产和供应；化学肥料和机械化农具都由工业部门或专设的肥料公司和农机公司来生产和供应。同时生产过程的后段程序如产品运输、农产品加工也需要分离出来，设立专业公司承担运输及加工任务，并实行专业化经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专业公司能为农业提供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并可以减少流通环节，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这种农业专业公司专业化程度高。它反映着社会生产水平的进一步发展，可以为将来农业生产的工厂化、科学化奠定基础。
农业生产专业化不仅要求种植业专业化，林业、牧业、渔业自然也要专业化。因为农林牧渔是相互联系的，不能割断它们之间的联系而孤立地实行专业化，应建立各业的分工协作关系。这种协作现在是在一个农场内部进行，将来要发展为不但在各农场之间，甚至在几个地区之间进行。总之专业化生产的发展，不但要求农业生产中各个工序环节分工愈细，并要求各工序之间密切协作；还要求农业内部各生产单位之间的协作；要求农业与工业、商业的协作。由工业部门提供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加工农产品，需要商业进行采购、运输、销售农产品。把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和销售三个主要环节有机地结合为一体，形成农业、工业和商业的联合企业。
当前，我国正在试办各种类型的农工商联合企业。笔者认为，凡是专业化和集约化生产水平高的地区和单位都可办起农工商联合企业。因为它确实能促进农业内部各业朝着专业化、社会化的方向发展。通过自己加工及销售农产品能为农业现代化积累资金和安排多余劳动力。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带动其他地区和单位加速专业化和现代化。因此在一些地区的某种产品如水果、牛奶、蚕丝、蔬菜、茶叶、甘蔗、棉花等，都可以试办农工商联合企业。今后应逐步打破农村农副产品运到城市加工的传统，建立农工商联合企业要将加工业的利润一部分返还给农民，使农村尽快富起来。
可以预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农工商联合企业也必然要发展到高级阶段，将使集体所有的一些联合企业，根据生产和生活需要，联合建设大型的机械化综合体，或建设共同需要的温室、道路、灌溉系统、文化生活中心等，这些共同兴建的生产项目和生活项目，促进了生产的社会化。此外，国家所有制的农工商联合企业，因不断壮大再生产，进一步同工业企业、科研教育单位联合成跨单位的综合体。即把农业、加工业、科学和服务领域统一联合起来，形成跨部门、跨行业和跨地区的专业协作的一体化机构。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它必将打破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之间的界限，在国营经济与公社经济之间，公社与公社经济之间，组织起各种形式的新型农工商联合公司。注解：[1] 原载《经济资料与文稿》1981年第2期。[2] 《列宁全集》，1957，第83页。[1]庭院经济发展与立体农业一 庭院经济的兴起及理论依据
我国国情的特点之一，是人口众多，耕地面积少。目前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只有1.9亩，仅为世界人均耕地数量的1/3强。在大城市郊区、县，由于人口密度大于一般农区，而且人口是继续增长的趋势，所以人口平均拥有的耕地面积就更少了。如上海市人均耕地面积为1.15亩，武汉市为1.34亩，成都市为1.07亩，沈阳市为1.14亩等。随着人口逐年增加，耕地面积在逐年减少；相反，随着人口的增加，居住使用的土地面积也不断增加。这样在有限的耕地上发展农业生产，按照传统农业的经营方式，获得的农产品，不可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生活需要。过去受“左”的思想影响，农村经济落后，农民生活困难，为了生存，养成了在庭院里“养鸡下蛋、喂猪攒钱、种园吃菜”的习惯。但是这种习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尾巴，越割越短，庭院经济发展不起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经济有了较大发展，特别是1982年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有了经营自主权，发扬了已经养成的勤劳致富的习惯，在庭院里的小小空闲地上，进行种植业、养殖业和加工业的生产，使家庭增加了收入，生活富裕起来了。
庭院经济的兴起和发展，一个直接因素，就是它可以获得比一般农业较高的经济收入。沈阳市苏家屯区白清寨乡农民何玉文在农艺师郭文涛的指导下，进行盆栽人参。仅培养西洋参种苗一项，在12平方米土床上就培育出一年生种苗共3600株，每株售价0.8元，共收入2880元。新民县西郊村的七个重点户共32人，其中整半老弱劳动力15人，可利用的庭院土地9.5亩，1984年上半年在庭院种蔬菜平均每户收入4932元，人均收入1150元，平均每亩庭院耕地收入3634元。一亩庭院土地收入，等于一亩收入300元的高产大田的16倍。可见，发展庭院经济，是农民劳动致富的一条重要的途径。
庭院经济发展从理论上分析，有两个方面的依据。
第一，庭院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庭院经济是发展商品生产的好形式，它具有投资少，见效快，经营灵活方便的特点。农民在进行大田农业生产和集体劳动之余，利用庭院中小块土地，利用闲余时间和家庭中的辅助劳动力，从事各类生产活动。获得了高质量、高产量的农副产品，在商品交换中获得高收益。可见，庭院经济的发展，已经从满足农民自身需要转向了满足全社会需要。而且城市郊区邻近大城市，是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在城郊发展庭院经济是以因地制宜地面向城市市场、服务城市为宗旨，所以城郊庭院经济的发展，就更为突出地体现了商品生产的特性。
第二，在庭院发展农业经济，农民可以获得较高的土地级差地租。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讲“级差地租第Ⅰ形态”是由于土地肥沃程度不同和土地的地理位置不同而产生。肥沃土地的产量比瘠薄土地产量高，收益大。庭院的土地虽然是零星小块，但由于投入方便而比较肥沃，能获得高产高质的产品。土地位置不同，通常是指距离市场的远近不同，会使土地产品运到市场去出售时所支付的运费不同，因而在离市场近的土地上生产的产品，比距市场远的土地上生产的产品取得更多的利润。城郊区域由于邻近城市市场，所以与农区同等条件下，城郊的庭院经济会比农区的庭院经济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另外，发展庭院经济主要是利用庭院土地，庭院土地具有离劳动者日常生活环境很近的特点。农民经营庭院土地十分方便，可以利用早晚休息时间，利用家庭中老、弱、病、残等辅助劳动力资源，在房前屋后，精耕细作，仔细料理，进行高度的集约化经营。庭院土地离生产者近，能够就近投入水和肥，肥源充足，不用专门储运，既省工、省时、省费用，又得到了优质肥沃土地。发展庭院经济还能够充分利用庭院自有的小气候条件使用塑料薄膜，利用院墙和其他设施等，经营一些农田中难以经营的产品。因此，可以证明一个道理：“土地位置离劳动者日常[2]生活环境的远近，所取得的收益，也会有很大差别的。”这应当是级差地租理论的又一个重要方面。正因为有这样的理论根据，庭院经济成为一种独特的经济类型，而且在城郊地区发展这类庭院经济更具有实际意义。二 庭院经济经营的类型和发展的趋势
庭院经济的发展，是以商品生产为目的。从生产经营上可分为以下几个类型。
专业型。是专门经营一个生产项目，一种产品，在房前屋后或庭院内的几分土地上，进行集约经营巧安排，如专门经营蔬菜，或只栽种药材等。
兼业型。是同时经营两种以上的产品或项目，如养猪（养鸡）的同时又种蔬菜，或栽种果树的同时又养花养蜂等。
立体型。是充分利用空间、地面、地下搞多种经营。如栽葡萄利用空间，葡萄架下建猪（鸡、鸭）圈，猪圈地下挖地窖贮藏葡萄和蔬菜等。
循环型。是利用生物生态循环发展庭院多种经营。如养鸡，用鸡粪喂猪和喂蚯蚓，再用猪粪和蚯蚓喂鱼，再出售鸡、蛋、猪、蚯蚓和鱼。或者养母猪和奶羊，用羊奶喂仔猪，猪粪发酵办沼气，沼气池上扣塑料棚种蔬菜、瓜果等。
加工增值型。用庭院生产的产品，经过再加工生产产品出售，来增加收入。如种薯类加工粉条，用大豆加工豆制品，豆渣喂猪等。
劳动密集型。充分利用劳动力和现有的设备，发展加工业和手工业生产。如在庭院建立服装厂加工服装，成立编织厂生产编织品。
庭院经济的发展，是因地制宜地发挥家庭经营优势的典范。它之所以这样蓬勃地发展起来，除了得到党和政府制定一系列富民政策的鼓励外，主要是由于发挥了每个农民家庭各自具有的特点和优势。（1）庭院经济能充分利用庭院中被建筑物分割的零星小块土地，不用再占耕地，提高了土地利用率。（2）庭院经济能充分利用剩余劳动力，无论男女老少，强弱病残，都可以参加庭院生产，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提高了劳力利用率。（3）庭院经济能充分利用农民的闲余劳动时间，由于在居住房屋附近从事生产活动，时间运用上机动灵活，提高了时间利用率。（4）庭院经济可以充分利用每个家庭现有的房屋建筑及生产工具和设备，做到就地取材，可以节省资金、原料和能源，提高了物质利用率。（5）庭院经济具有生产周期短、见效快、收益高的特点，平均收益均在50%以上，有80%以上的产品交售国家和进入市场，发挥添补不足、调节淡季、繁荣市场的作用，提高了产品商品率。（6）庭院经济能充分挖掘农民的智慧和技术才能；发挥每人所长，实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力，有利于集约化发展劳动密集型、科学密集型的综合经营。
庭院经济经营自主，效益高，适应性强，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但是，庭院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受土地面积少、生态环境小、经营规模小等因素的限制，生产力薄弱。为了扩大再生产，庭院经济的发展趋势已经开始向社会扩展。第一，从土地范围看，由庭院向村外田间发展；第二，从生产时间看，由季节性向常年性发展；第三，从经营形式看，由单家独户向联合经营发展；第四，从经营内容看，由单一项目向多种经营、多层次经营方向发展。三 庭院经济是立体农业的一种较好模式
目前，在人多耕地少的地区，提倡发展立体农业。特别是在城郊地区和城市内发展立体农业，更具有现实意义。所谓立体农业是相对于传统的地面上发展的平面农业而言的。严格说来，“立体农业”的概念就是在一定范围的土地上充分利用平地和空间的土壤、水分、空气、养料、光能等要素或条件，进行生物体的生长繁殖，为人类带来投入少、产出多的高效益。这里的核心就是设法更好地发挥土地作为立体空间的作用。在立体农业生产中，使土地上的高层空间和低层空间并用，而且使利用的土地空间从低层到高层的距离更大些。那么，相对的“平面农业”，就是在土地上，只利用低层空间，进行生物体的生长繁殖，为人类创造生产、生活资料。所以平面农业比立体农业在同等投入量的条件下，效益要低得多。
一般情况下土地在农业生产中所起的作用主要有：第一，作为生产和人们从事农业劳动的空间；第二，作为生物生长所需物料的天然仓库和人工投入容器；第三，作为阳光的接收器；第四，是生物得以竖立、存在的支撑物。生物生长繁殖离不开土地所发挥的作用，虽然这几方面不同时起作用。动物和微生物饲养虽然没有利用土地、土壤，但它利用了空气、光、水、人工物料等进行生物再生产，这就是立体农业的一种形式。农民在庭院里进行养殖牲畜、种植各种作物或进行各类加工业生产，利用了庭院内的土地和空间，因此说庭院经济就是立体农业的一种较好的模式。庭院面积虽小，但利用其空间各层次进行农业生产，给人们带来了比平面农业所创造的价值高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利润。有的庭院没有提供生物生长繁殖的场所和肥料，但利用水泥地面阳台、屋顶，用盆栽方法，通过阳光照射作用，使院落和房屋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农业土地，发挥其空间效益。这对于城郊地区人多耕地少而强调发展立体农业很重要。这不仅是城郊农业发展的重要趋势，而且，在城市、村镇的庭院和房宅中，发展立体农业，也是一个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途径。四 庭院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庭院经济的兴起和发展，对振兴农村经济、繁荣城市市场，使农民早日跨入小康水平具有现实的意义。特别是在城郊地区，由于农业生产技术水平高，设备条件好，农村剩余劳动力丰富，土地资源更紧缺，所以更适宜发展庭院经济，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充分利用这些优越条件，发展多形式、多层次、多类型的庭院经济，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其一，可以做到庭院和房屋占地面积的增加，而不减少整个土地的收入。于洪区是沈阳市的近郊区，从事庭院经济生产，种植业收入千元以上，养殖业收入2000元以上、工商业收入3000元以上的农户共有6900多户，占全区总农户的15%，从业劳动力共1.5万人，占劳力总数的12.5%，总收入3900多万元，纯收入2200多万元，占农民收入总额的12%。全区出现100多个万元院。
其二，利用庭院具有的优势，发展农村多种经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大发展。沈阳北郊北陵乡大含屯农民徐大成有4分多庭院，过去只种一点蔬菜，现在修建了20平方米的花窖，培育近千盆名贵花卉，建了一个150平方米的塑料棚，除了种植几种鲜细菜外，在棚内贮藏10万斤元葱，到冬季出售元葱使元葱增值2倍，他家的庭院被称为“万元院”。
其三，庭院经济可生产多种农副产品，丰富了城市和乡村市场，为城郊农村更好地服务于城市，增加了新的内容。过去城市居民冬季吃到的很少量的而且是冻坏的鲜细菜，均由南方调入。现在可以在农贸市场和早市上经常买到本地生产的鲜嫩细菜，如可以常年吃韭菜、菠菜、香菜、芹菜，还有西红柿、豆角、黄瓜等。市场上新鲜蔬菜品种繁多，既满足了城市居民生活需要，农民又增加了收入。
其四，庭院经济的发展，以较少的投资取得较多的收益，农民在几分土地上集约经营，所获得的收入比高产农田高几倍甚至十几倍，所以庭院经济是目前农村治穷致富的一条好路子。
其五，庭院经济的发展，使人们更加珍惜土地资源，促进农村更合理地利用土地。使住房向高层发展，节省出的土地进行生产，开发新的致富门路。
总之，我国农村商品经济发展中，庭院经济是一种商品生产的好形式，尤其在城郊人多耕地少的地区发展这种庭院经济。立体农业，对繁荣城市市场，服务城市，富裕农村具有重要意义。注解：[1] 原载《经济资料与文稿》1986年第3期。[2] 《农业经济问题》1984年第4期，第32页。[1]不放松粮食生产 积极发展多种经营
绝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在保证粮食生产稳步发展的前提下，使棉品、油品、麻品、丝品、茶品、糖品、菜品、烟品、果品、药品、杂品各项经济作物和其他农副产品得到普遍增长，这是我国现阶段发展农业应遵循的一项战略方针。深刻理解这项方针，正确处理发展粮食和发展多种经营的关系，是辽宁农业生产中的一项重大课题。现仅就这个问题，笔者谈一下个人看法。一 处理好发展粮食和发展多种经营关系的战略意义
长期以来，辽宁省农业内部结构比例失调很严重。种植业比重过大，林牧副渔业比重较小。粮食作物比重大，经济作物比重小。1978年以前，在农业总产值中，种植业产值占70%左右，林牧副渔产值只占30%。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各地认真贯彻党的一系列发展农业的政策，广泛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多种经营等重大措施，充分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使辽宁省农村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农业内部结构开始向良性转化。种植业产值比重由1978年的68%下降到1980年的63.4%，而林牧副渔业产值比重由32%上升为36.6%，其中副业产值增长较快，比重由13.1%上升到17.9%。农业产业虽有可喜的变化，但这仅是个良好的开端，仍需进一步创造条件，使之更加合理。从生态学看，发展多种经营，可以建立良好的生态系统，防风沙，保水土，调节气候，创造增产的有利条件。发展多种经营，可以充分开发、利用荒山、林地、草原、水面、滩涂等各种自然资源，可以安排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生产的深度广度进军；可以改变人们食物构成，利于改善人民生活；可以为轻工业提供多种多样的原料，生产更多的消费品，满足人民的需要；还可以提供更多的出口物质，增加外汇收入。总之，发展多种经营可以增加集体和社员收入，为扩大农业再生产积累资金，有利于国家、集体和个人，对加速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大作用。辽宁省地貌结构是“六山一水三分田”，自然条件优越，又兼有山地、丘陵、平原、河流、海滨等多种地理特点，生物资源和水利资源也十分丰富。林业用地有8600万亩，占全省土地面积的39.4%；天然草场有3400万亩；滩涂200多万亩；淡水水面200万亩。这些都是发展多种经营的有利条件。尤应引起注意的是，解放后到现在辽宁省人口增加较快，耕地逐年减少，人均占有耕地由1949年的3.9亩减少到1980年的1.6亩。人多同耕地少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如果我们只靠5000多万亩耕地搞单一经营，不可能满足辽宁省庞大的工业和3500万人的生活需要，也不利于农村尽快富起来。因此，必须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充分发展商品经济。当然，发展多种经营并不排斥粮食是农业的基础作用。人民天天要吃饭，没粮也不行。按目前人均的摄入水平，摄取热量的70%～80%，蛋白质的50%～60%，还得靠粮食、植物油。发展粮食生产对食品工业、酿酒工业、制糖工业、制药工业、纺织工业、化学工业、饲料工业等的发展也有很重要的作用。粮食是稳定市场及物价的重要商品，粮食产量的多少和价格的高低，对其他的农产品的发展也有较大影响，它同人民生活密切相关。这就是说，粮食生产上去了，也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安定团结。所以粮食生产和多种经营作为战略问题，都很重要，它们之间互相关联，互相制约，是辩证统一的。然而，粮食和多种经营之间也有争地和争生产资料的相互矛盾的一面，这是在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种植作物布局过程中尤应注意的问题。我们认为，在提高单产保持粮食产量继续增加的情况下，也要适当再增加些经济作物面积，保证多种经营上得快些。尽管辽宁省耕地面积很少，但也需要这样做。当然，发展经济作物还不限于这一条途径，还可把荒山、荒地、荒沟、河沿等闲散地充分利用起来。这都需要在进行区规划时予以重视并要合理安排的。二 发展粮食生产和多种经营要从省情出发，兼顾国家大局，确定合理的递增率
辽宁省是全国重工业基地之一，大中城市多，人口多，特别是非农业人口比重大，占全省总人口的35.5%，要有大量的农副产品满足工业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但是辽宁省农业生产水平还很低，仍是国民经济中的薄弱环节。1980年农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1.3%，是全国农业比重最低的省份。粮食、副食品和工业原料都很不足。为了满足辽宁省工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最低水平的需要，平均每年要调入粮食大约25亿斤。1980年，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还调入22.9亿斤；油料调入5700多万斤；生猪调入138万头，鲜蛋调入更多，达6829万斤。农产工业原料严重不足，1980年棉花就调入180万担，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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