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小托马斯约翰沃森彼得彼得,杨蓓(译)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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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帝国缔造者：小沃森自传试读：
前言
I N T R O D U C T I O N1956年，我的父亲去世了——就在他将IBM公司托付给我六周之后——我顿时成了全美国最惶恐不安的人。十年以来，他一直教导我、栽培我，好让我来日可以继承他的事业。而我也因此成为了一个浮躁、狂妄、急不可耐地想要接掌公司权柄的年轻人。突然一下子，我真的接管了公司——却再也没有父亲做我的坚强后盾了。我听过太多杰出人物的后辈在商界一败涂地的故事，完全能够想象那些年轻人在发现自己不能胜任父辈工作时会有多么挫败。我担心自己也会那样，不过在我父亲逝世一周年时，我欣喜地对我妻子说：“我办到了！过去这12个月里，没有了父亲的支持，我还是办到了！”
接下来的一年平稳度过，然后又是一年。计算机时代来临了，IBM成为了时代的弄潮儿：在我担任首席执行官期间，公司的效益增长了十几倍。1971年我辞去首席执行官职位时，公司的年收益为75亿美元，想到父亲应该会为此感到欣慰，我也心安了。他过去常常预言说，终有一日，IBM会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公司。
我一直紧随着父亲的脚步前行。我发自内心地觉得自己应该这样做，也许是想让父亲为我感到骄傲，也许是固执地想向整个世界证明，我也能像他那样做事。我从未觉得我做到了像父亲那样出色，因为我的许多决策，都是源自从他那儿学来的策略和经验。不过我想，至少我可以当得起“虎父无犬子”这个说法了。
我完全可能走上另一条人生道路，因为我是个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孩子——私立学校、环球旅行、大把财富——这样的孩子成大后往往会成为纨绔子弟。从小我就知道我应该沿着父亲的路走下去，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我敬畏我的父亲，但我俩有着同样火暴的脾气，曾经我一度觉得很难同他共处一室，更别说试着向他学习如何运营一家公司了。
年轻时，我没多少上进心。在布朗大学念书时，我把太多时间花在开着飞机四处闲荡上，差点毕不了业。在毕业年鉴里，每个人要在个人照片后面写下四年大学生活的简述，而我能写的只有我曾上过的预科学校的名字，别的就再也没可写了。我没有得过奖项，没有个人成果，那一行含糊的简述只能让别人对我感到同情和不能理解。当时的我真的完全可能成为又一个纨绔子弟、花花公子。
要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我可能永远不会成为现在的我。
1939年后，我最爱的消遣项目——飞行，一下子成为了一项严肃的工作。我加入了美国空军，成为一位战斗机机师，在驾驶满载士兵的战机过程中学会了怎样做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男人。我远离父亲的羽翼庇护，在军队接受历练，并且在1943年时荣升中校。尽管之后我再未获得升迁，但当我复员返家时，却生平第一次充满了自信，觉得自己有能力运营好IBM公司。但是因为我在参军前的表现给父亲留下了太深的印象，所以他对于我并不是十分看好。他花了好些年时间来说服自己他的儿子已经变了，但我觉得其实他心里面一直是有点不确定的。你可以去看看《纽约时报》上那张他将IBM公司转交给我时的照片。照片上我俩都穿着细条纹西装，在一个书橱前面亲密握手。我脸上是一副自信满满的表情，显然很是享受那一时刻；而我父亲则露出一个不确定的浅笑。
父亲运营IBM公司42年时间，我接手后担任了15年的首席执行官——加起来，沃森家族管理这个公司将近60年时间了。我的工作在于将公司引领进入计算机产业，而父亲才是那个创建IBM的人。他白手起家，到我加入空军时，IBM已经成为一家年收益将近4000万美元的公司了。
在当时美国的工业产业中，IBM只是萤火之光，不值一提，但多亏我的父亲托马斯・约翰・沃森的商业天才，它迅速成长起来，获利丰厚，吸引了众多关注。父亲同所有商业天才一样深谙规划之道。在1939年的纽约世界博览会上，设有通用汽车公司（GM）开放日、通用电气公司（GE）开放日，还有IBM开放日——我们同两家商界大鳄享受了同等的待遇。我们甚至请到了纽约市长菲奥雷洛・H.拉瓜迪亚作为我们开放日的嘉宾。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那之前就已经将父亲引为知己，也在当天发来了贺电。
二战结束后的十年间，父亲在同我一起工作的时候将他的经营之道倾囊相授。我们的关系如同暴风骤雨般激烈汹涌。在公开场合他会毫不吝惜地夸奖我，从他人之口我也听到诸多父亲对我的溢美之词，像是说我精明能干，天生就是当管理者的料。但在私底下，父亲和我常常吵得不可开交，这样的争执一次又一次将我们的关系推向疏离的边缘。这些争吵通常以泪水收场——我泣不成声，父亲也老泪纵横。
我们的争执围绕着经营中的每一项重大议题——怎样为IBM的发展提供资金，对联邦政府提起的某桩反托拉斯诉讼案是应该调停解决还是应该抗争到底，我们家其他成员应该在IBM里担当何种角色。大约1950年起，我将经营目标设立为尽可能快地推广计算机——这也是我和父亲从未达成过一致的问题之一。这意味着我们得雇佣数以千计的技术人员，花费数以千万计的金钱来设立新的厂房和实验室。这样的风险令父亲犹豫了，即使他已经像我一样早早就意识到了电子产品所蕴含的巨大商机。
当我最终接掌公司时，真是为这一权力更迭兴奋不已。计算机应用是一项全新的产业，我一直觉得，如果IBM不抓住这个机遇，就会有别人捷足先登。正是因为对这一事实洞若观火，我们的经营得以迅速扩大，速度如同脱缰野马，让其他公司望尘莫及。我们的发展如此之快，以至于在一些年里不得不将这样一个问题提上议程：怎样才能妥善培训那每年两万乃至更多的新雇员。
我总是待在雇员们目光能及之处，事事当先，从不懈怠。我从父亲那里学会了怎样抓住机会实施有力举措，从而为IBM的行事之道作出表率——像是亲自接待某位员工的投诉，大幅降低某款表现不如人意的新型计算机的售价。同时我也常常渴望能够从公司事务中暂时抽身，这对于我父亲而言肯定是难以理解的。在办公桌最上层的抽屉里，我放着一张清单，上面记着我梦想成行的冒险活动，像是攀登马特洪峰，循着库克船长探险南太平洋的航线航行，可我完完全全没有时间。
所有这些在1970年有了改变。我遭遇了一次心脏病发作。当时我仅仅56岁，我想许多珍惜时间的高级管理人员，肯定会在三重心脏搭桥手术留下的疤痕尚未痊愈之前，就回到办公室投身工作。但是我在医院的经历改变了我的人生。
一天午夜，我感到胸口疼痛，于是就自行驱车到急诊室。医护人员给我戴上一个监护仪，但第二天清早我叫住医生说道：“您看，我得出院了。我最好的朋友去世了，我得去参加他的葬礼，然后我还得径直飞去梅奥医学院做场演讲，然后——”医生打断我说：“你哪儿也不能去。你犯的是心脏病！”他们把我送进了重症监护病房。
这位医生就是马克・纽伯格（Mark Newberg），在那之后我越来越喜欢他了。接下来的三个星期里，我们进行了许多次长谈，最后，一天早上，他直视着我的双眼，问道：“你为什么不现在就离开IBM呢？我想你已经证明自己做到了你在那儿能做到的一切。”
说完他离开了。那天中午我一点胃口也没有，我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到晚餐时分，我开始思索这许多年来我担负的责任，开始思索在经营公司之外我能做的一切事情。第二天，我在破晓时分醒来，走去护士站倒了一杯咖啡。当我回到病房时，阳光透过窗户洒了满地，几十年来我从未像此刻这样感觉良好。那感觉就像突然有人从我背上移走了一个沉重的包袱一般。
出院之前，我将自己离职的想法知会了公司。董事会竭尽全力挽留我，他们或是单独或是成群地前来说服我。但我知道我作出了正确的决定，因为相比经营IBM而言，我更想活着，活出自己的人生。这样的决定，父亲永远不会做，但我想他肯定会表示尊重。
这本书讲述了父亲和我在执掌IBM公司岁月里的故事，以及我离职至今所做的事情。父亲一手创建了这个了不起的美国企业，在公司里，我们激烈对抗，又彼此深爱。我为它的创立和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并在20年前离开了它。在这段人生历程中，我学到了许多关于权力的东西：服从权力、争夺权力、获得权力、支配权力以及放弃权力。我体会到父辈是怎样对做子女的寄予厚望，而做子女的又是怎样因为此等期望而倍感重负。许多做子女的人问我，他们是不是应该沿着父辈的路走下去。我的回答如下：如果你能承受，那就去做吧。第一章捣蛋鬼汤米・沃森
1987年春天，庆祝完73岁生日之后不久，我便驾驶直升飞机出发，追寻童年的足迹。我独自上路，就像我过去想要看看什么地方时常做的那样。直升飞机噪声很大，有时还很难驾驭，但好处就是能够精确无比地把你送到想去的地方。你可以降落在茫茫大海中一块不过10平方英尺见方的礁石上，抑或是轻巧地停在好友的屋后花园中。那个春天，我一心想要看看自己成长的地方还有几分旧貌依然。
我沿着哈得孙河靠近曼哈顿的一侧飞行，在百老汇大街处转而向西，那是父亲下班后搭乘渡轮的地方。过了河便是新泽西州，父亲在这里换乘列车。我顺着铁轨的方向轨道西行，飞越新泽西州连绵起伏的群山和原野，父亲乘坐列车的这一路上，会同其他那些早年间居住在郊区的人谈论政治，像是《商业周刊》的创始人马尔科姆・缪尔（Malcolm Muir），洛克菲勒中心的主要设计者之一、建筑工程师安德烈・福伊霍（André Fouihoux）等。
我的童年时光是在距离纽约20公里的肖特山度过的。在20世纪20年代，它是一个高档的小社区，主要居民都是像我父亲那样往返于市区与郊区之间，被称为“都市精英”的成功人士。那里有一个火车站、一座圣公会教堂、一所私立学校和一所公立学校。每户人家的房子都很大，占地面积均在3～5英亩。我很容易就认出了儿时那栋有山墙的大房子。它坐落在一座小山的顶上，几乎完全是按照我家第一所房子的样子重建起来的。原来的老房子被父亲不小心烧成了灰烬，那是我5岁时候的事情，当时父亲的事业刚刚起步，尚处在艰难拼搏、债务缠身的时期。他不过是想演示下壁炉的用途，不料却引发了火灾。此后他变得非常注重防火——重建的房子屋顶都是由石板瓦搭成的。
屋后曾有一处鸡舍，一块大大的菜园和一个马厩；现在它们都已经不见了。不过我看见了那条蜿蜒的长车道，我11岁的时候，母亲就是在那儿教我开车的。接着，我认出了不远处的两个池塘，童年时我曾在那儿度过了不少好时光。遥想当年，新泽西州的这个地区几乎还是乡野之地，就在距离我们镇子不远的地方，还有人靠在当地的沼泽地里设置陷阱捕获野生动物为生。我们搬来的时候，那两个池塘周围根本没有人家居住，只有一座木制的大冰库，冬天的时候会有马拉的雪橇往里拖运巨大的冰块。十一二岁的时候，我还有我的朋友们经常会把小姑娘带到这座冰库后面玩亲嘴的游戏。
我想停下飞机四处走走。但今时今日池塘岸边已经盖满了房子，根本无处着陆。于是我拉升飞机，沿着那条蜿蜒的车道飞向父亲的乡间地产：他在1927年买下的一座农场。当时他创立IBM公司已经13年，正处在收获第一桶金的兴奋之中。这座农场被我们称作“溪谷地”，它临近奥德维克镇（Oldwick），在肖特山西边二十英里处。我很轻松就找到了奥德维克镇，但当我将目光投向镇子外边时，看到的全是密密麻麻的公路和公司大楼，溪谷地农场已不知所踪。
儿时的我在肖特山算是小有名气，人称“讨厌鬼汤米・沃森”。不管哪里闹出乱子，似乎都与我脱不开干系。20世纪20年代，青春叛逆期的说法还未曾流行，所以像我这样的孩子并不多见，绝大多数孩子都觉得我是个只要逮着丁点儿机会就上房揭瓦的家伙，没人把我放在眼里。我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朋友，其他那些孩子都不屑与我为伍。更为糟糕的是，我对于他们避着我的事实又非常介意。
10岁那年，我和一个名叫乔的朋友在邻近的街区闲荡，偶尔发现了一桩正在修葺的房子。纱门敞开着，我们看见门廊里放着一罐罐油漆、刷子和松节油。我们拿了两罐油漆，嘻嘻哈哈地把它们全涂在了一条街道上。
母亲问我们这是怎么回事，我们老实交代了偷油漆的事实。之前她曾经因为我小偷小摸的行为而训斥过我，但我只当耳旁风，想来这次她是下决心要使出些雷霆手段，否则我将来肯定会落得锒铛入狱的下场。母亲平日里温柔和蔼，但如果她觉得事情显出了失控的苗头，就会当机立断，毫不手软。于是她把我们两个小孩带到警察局。她肯定事先跟警长通过电话打了招呼。警长同我们握了握手，说道：“很高兴见到你们，我想给你们介绍下关在这里的都是些什么人。他们有的是杀人犯，有的是抢劫犯，不过被我们抓进来的，大部分还是小偷。”
此时我们的眼睛都睁得大大的。我们在这个警察局里见识了一样前所未见的东西：一个直立的笼子，大概有半个电话亭那么大。笼子的前面可以打开，被关在里边的人要两腿分开跨骑在笼子中的木条上。这肯定是为讯问嫌疑犯准备的。人在里面能够稍微活动身子，但别想出来，我能想象被关在里面的滋味。接着警长把我和乔带到后面，让我们走进一间牢房。“一旦进了监狱，你会发现自己身处何等可怕的境地，”他说，“大多数人会变成惯犯，进出监狱便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后来我曾梦到过这样的情形：被抓起来丢进监狱，而我压根儿什么坏事也没干。
实际上，母亲因为照顾我们忙得不可开交。她结婚很晚，29岁才结婚，婚后六年间生了四个孩子——我、我的妹妹简和海伦，还有我的弟弟亚瑟，大家都管他叫迪克。尽管我是最大的孩子，母亲却也没指望我帮着照看我的弟弟妹妹们，于是我落得清闲，可以自在地做些那个年纪的男孩会做的事情。我很喜欢迪克，但他太小了，还不能同我结伴去干那些有趣的事情。二妹海伦一直是我亲密的朋友。要是她看到我拿着一袋偷来的糖果，她会刨根究底问个明白，但是我永远能够信任她不会把这事捅到爸妈那里去。简同我的年纪最相近，但我们却有点处不来。有时她会参与到我的越轨行径中来，但过后她会感到内疚，便向父亲招供。于是，我就有麻烦了。更要命的是，简是父亲最喜爱的孩子。父亲对她太宠爱了，想尽办法满足她的要求，而她见了父亲总是称呼“我的情人”，而不是“爹地”或“父亲”。这开始不过是小孩子表示亲昵的叫法，但她长大以后还是这样，一直保持了整个一生。母亲觉得父亲表现出对某个孩子的偏爱很是不妥，但对此她也无能为力。
我不是父亲最喜爱的孩子，这个事实并未让我感到意外。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就确信自己身上缺少某些东西。我做起事情来从未能与其他人合拍。
家里有段我一年级时候参加演出的录像，是我父亲在1921年拍摄的。片子里，男孩子们都打扮成大黄蜂的模样，围绕着小女孩子们扮成的花朵穿来穿去，发出嗡嗡嗡的声音。我是其中个子最高的一个，长手长脚，笨拙别扭，你一眼就能看到我：当其他的男孩子都整齐划一地挥舞翅膀时，我却在胡乱扑腾，而且我的翅膀还歪到了一边，我不停地向后探手，想把它们扶正了。
我不是个“好孩子”的事实似乎并未对父亲造成什么影响，他在肖特山的社会影响力与日俱增。他加入了网球俱乐部和学校董事会，还成为了当地银行的董事会成员，父亲可能还是肖特山唯一一个每两年便带着全家在夏季一起去欧洲的男人，尽管那是商务出行。父亲迅速地成为肖特山圣公会教堂的支柱人物，尽管他原本不过是个出身寒微的卫理公会教徒。一些人家把他视作暴发户，很是瞧不起他，但父亲得到了绝大多数邻居的赞赏。
父亲又高又瘦，并不强壮，总是打扮得整整齐齐，仪表堂堂。在我们很小的时候，他还懂得怎样放松自己，同我们玩得很开心。我有一些家庭录像，记录了一次后花园游行派对，片子里他穿着西装三件套，吹着号角，同我们一起踏步前进。当我们的叔叔阿姨和堂兄堂妹们周日来我家共进晚餐时，父亲会使出浑身解数活跃气氛。有时候他会同母亲一起悄悄上楼，母亲拿出自己的裙子，帮着父亲费尽力气地穿上。然后他出现在楼梯口，戴着帽子、蒙着面纱、穿着高跟鞋，一手攀着楼梯扶手，一手由我母亲扶着，一路踉跄地拾级而下。当我还小的时候，我觉得他是我心目中最快活的父亲。但是出于某些原因，他身上那些轻松幽默的气质渐渐消失不见，到我10岁抑或12岁的时候，父亲已经变成全然刻板淡漠的人。那般温暖愉悦的父子关系不复存在。这一度让我很是难过，但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年龄是其主要原因。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已经39岁，他比绝大多数我同龄人的父亲年长十岁，这使得我们很难成为亲近的朋友。他不是那种喜欢出门同孩子们打球的人，也从不曾邀我一同去野外远足。
父亲对于他那不好相处的暴脾气肯定心知肚明，因为每次需要执行“家法”时，他总让母亲代劳。渐渐地，这些“家法”衍生出了一套固定的程式。我会被父母带到楼上他们那间铺着白色瓷砖的大浴室里。父亲站在洗脸池旁边看着，我抓着毛巾架，由母亲拿小鞭子打我。
经由这些责罚，我迅速地有了公正、公平的意识，在我看来，有时候的责罚是全无道理的。我永远也忘不了10岁时挨的一顿鞭子。那是三月份，冰雪正在消融，父母给我买了一双新的橡胶套鞋。我一穿上就冲出房子，急不可耐地想试试这双新胶鞋的防水性能。我找了个有水的坑洞一脚踏进去，谁曾想坑里的水比我预料的要深，径直没过靴口，灌了满鞋。母亲和父亲坚持认为我是故意把鞋子弄湿的，于是我又面对着毛巾架挨了一顿打。
但是，这并没能让我改掉调皮捣蛋的习惯。第二年冬天，我一再请求父亲给我买件皮外套。当时市面上有种专为儿童设计的中长款双排扣皮上衣。最后父亲终于买了一件，作为我11岁生日的礼物郑重其事地送给我。第二天放学回家的路上，我和一些小伙伴生了堆火——对于小孩子来说，玩火是非常让人着迷的事情。之前我曾读到过印第安人利用烟火传讯的故事，于是我脱下那件刚刚穿了一天的漂亮皮外套，同另一个小伙伴一起把它围在火边以制造浓烟。之后我试图想办法将它弄干净，但徒劳无功。外套上到处都是扎眼的烧痕。对此我感到非常懊恼，但我对父母坦承悔恨之情丝毫于事无补，他们依然抽了我一顿。
我在学校的日子也没好到哪儿去。我和弟弟妹妹们都在肖特山中学念书，那是一座外表朴素的建筑，砖石结构，建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离我家很近，走路就能到。学校的课程设置非常传统，学起来并不是很费力，大部分课上我都在看着时钟盼望下课。校长办公室里有座主时钟，学校里各个教室也挂着时钟。教室里的钟并不是轻快顺畅地从一分钟跳到下一分钟。它们会停留在9:04，等到主时钟划到9:05，它们才会一股脑儿地“嘀嗒”一声跳到9:05。每次到下午2:56的时候，我总是想：“再有四下嘀嗒声，我就能解脱了。”
我成绩单上总是一堆D和F，偶尔会有个把A或B。我是个“实践派”，自己动手远比通过阅读书本的效果好，这也许是因为我有点阅读障碍，不管何时我试着去读书页上的文字，它们总是好像在疯狂地扭动。我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学会自我调整，不让那些在我眼前飞来飞去的东西干扰正常的阅读。在学校里，我的品德成绩特别引人注目——倒数第一。肖特山中学规定，一个学期批评超出50次的学生会被劝退；我的记录总在30次以上，有时甚至超过40次。批评的处罚是在周六那天绕着学校大楼跑圈子，每个路过的人都能看到。有时候我得跑上整整50圈，而其他受罚的孩子们只用跑10圈。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处罚只会让我愈发调皮捣蛋。我12岁那年，有一天碰见了克雷格・金斯伯里（Craig Kingsbury），他是个野孩子，比我大不了多少。当时，他正要去附近的一处沼泽地设陷阱捕捉动物。之前我打到了一只松鼠，于是我拉着他问询该怎样剥松鼠皮。他偶尔提到自己还剥过臭鼬的皮，我立即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问道：“你怎么处理它的臭腺？”金斯伯里告诉我，他是把臭鼬腺汁挤出来放到瓶子里。于是我买了一些。
到了学校，我在晨会集合前溜下了楼，跑到锅炉房，检查了通往各处的管道，我想，要是把什么东西放到主通风管中，它的味道就能弥漫到整座建筑里。于是我把那一整瓶臭鼬腺汁倒了进去，然后跑回楼上，跟随大部队去了举行晨会的大厅。大厅里坐了一百来个学生，还有老师们和校长兰斯先生。兰斯先生是个古板的人，很讲究清规戒律，对我的劣行也十分了解。
空气中渐渐飘起恶臭，我们坐的时间越久，臭味越浓。最后兰斯先生开口了：“有谁知道这股子可憎的气味是怎么回事吗？”
底下一阵长长的静默。我们有着荣誉制度，所以最后我举起了手。“沃森！”“在，先生。”“起立！”“是，先生。”“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我供出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包括我是怎样拿到臭鼬腺汁的，还把那个瓶子从口袋里抽出来想拿给他看。所有人都避之不及。
接着老师们打开了所有的窗户，试图把那股子臭气扇出去。最后兰斯先生决定学校今日暂时修课。这个光辉的胜利时刻属于我。不管接下来会怎样，我都觉得值了。
兰斯先生不知道该怎么处置我。他最开始的主意是把那个装过臭鼬腺汁的空瓶子系在我脖子上。不过这个处罚只是毛毛雨，因为那时我已经习惯了那股子臭味，觉得根本算不上什么。
他接下来的举措就管用多了。当天晚上学校召开了董事会。兰斯先生等人到齐之后就开始绘声绘色地陈述我的违纪行为——好让我身为董事一员的父亲懊恼不已。
父亲回家的时候已是怒不可遏。他开始数落我，因为我让学校被迫停课，使得我的姐妹们和其他守规矩的孩子因此失去了学习的机会。父亲从没打过我，不过这次他差点得手，幸亏我跑得快。他一边追我一边咆哮：“不用老子动手！老天自会惩罚你的，你这个臭小子！”第二章做旅行推销员起家的父亲
父亲出身贫寒，原本可能一辈子挣扎在温饱线上，但他最终赤手空拳拼下自己的一片江山，这一点最让我钦佩。他是一个移民家庭中唯一的男孩。我的祖父是苏格兰-爱尔兰混血，在纽约州以伐木和种地为生，日子过得很清苦。
19世纪80年代，父亲的孩童时代，纽约州还非常落后。父亲有四个姐姐，全家人住在佩恩提德波斯特镇（Painted Post）附近一座小小的木屋里，木屋只有四个房间，还没有自来水。父亲的第一份工作是驾着运货马车向农户们兜售钢琴、风琴和缝纫机，当时他17岁。推销是他进入社会的敲门砖，他常常饶有兴味地讲起早年间走街串巷做推销的故事。“做成一桩生意是一切的开端，”他曾这样说过，“如果没有买卖，就根本不会有美国的整个商业贸易。”作为一个推销员，父亲走的并不是自来熟的路子，他有着审慎而体贴的举止，让人自然而然地心生好感。一开始你可能只是被他的翩翩风度、含蓄谈吐和体贴周到而吸引——接着，不知不觉中你就买下了他推销的东西。
他的第一个老板对他极尽剥削之能事。那是个当地的五金商人，叫作W.F.布朗森，他借给我父亲一辆运货马车，每周付给我父亲12美元的工钱。父亲以为这笔钱很多——比方说，佩恩提德波斯特镇银行出纳员挣得都没这么多——直到有一天，风琴公司的一位销售代理跟他说：“你的业绩真不错。能拿多少钱呀？”当父亲自豪地回答他之后，那人惊呼一句：“天哪！”接着那人解释道，推销员通常是拿佣金而不是死工资的，要是按佣金指标算的话，布朗森每周付给父亲的应该是65美元。于是，父亲第二天就辞职不干了。从那以后，他总是希望按照佣金制度计算薪酬，这样他才能确保自己拿到应得的那份子。
父亲总是说他的抱负是逐步增长的。他见识的世面越大，想要取得的成绩就越大。他记得自己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曾站在一条泥泞的马路边，看着康宁玻璃公司的创始人小艾默里・霍顿（Amory Houghton Jr.）驾着马车从自己身边疾驰而过，便在心里埋下也拥有一辆车的愿望。当他提升了几个档次，成为收银机推销商之后，他又有过一次与财富的“偶遇”：他之前打过交道的一位芝加哥律师邀请他到自己位于密歇根湖畔的豪宅做客。这位律师说，他跟我父亲一样，也是农场孩子出身。于是父亲又一次调整了自己的奋斗目标。
最初那些年里，父亲看起来似乎注定要失败。他19岁时，去往布法罗城(Buffalo)寻找工作机会，但对于将要面临的境况，之前他那些向农户出售缝纫机的经历似乎并不能帮上什么忙。
19世纪90年代的布法罗正处在一场经济萧条中，杂乱无章、充斥暴力，是个很不友好的城市。工作很难找，很快父亲就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曾告诉我说，有段时间，为了节省开支，他不得不睡在一家杂货店地下室里的一堆海绵块上。他只有一套西装，当他攒够钱将这套西服拿去洗熨时，只能穿着内衣在裁缝铺内间等着衣服熨好。
父亲在布法罗城遇到的第一位“伯乐”是一个名叫C.B.巴伦的推销员，他雇我父亲做他的伙计。倒霉的是，巴伦是个浮夸油滑的城市佬，他往返于伊利湖沿岸地区兜售北纽约州住房储蓄贷款合作社的股票。父亲觉得巴伦是他见过的最老成、最有魅力的人，涉世不深的父亲根本没看出那是个骗子。巴伦每到一个镇子，都会租下当地旅店最好的套间，然后交代侍者领班说：“我是C.B.巴伦。我想请你在我用晚餐的时候派侍者过来招呼三次。这么做我自有道理，对你来说也只是举手之劳。喏，这是给你的两块钱小费。”于是消息很快就会传开：镇上来了个大人物，出售住房储蓄贷款合作社的股票。巴伦出售的股票本身没有问题，股民们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同储蓄理财计划差不多。不过巴伦会把第一次付款的款项作为佣金塞进自己腰包，这使得他的日子过得相当奢侈。
从父亲一张当时的照片中可以看出巴伦对他的影响。照片上，父亲坐在一截树桩上，看上去就像漫画里那种20世纪初的巡回推销员形象：头戴大礼帽，身穿双排扣长礼服，脚踏高帮皮靴，穿着条纹袜子，留着滑稽的翘八字胡。父亲从出售住房储蓄贷款合作社股票中赚得的佣金加起来比他之前的人生中亲眼见过的钞票还多，于是他决定张罗些自己的买卖作为副业。他在布法罗开了家肉铺，还打算着以后跟着巴伦干，赚更多的钱开更多的分店。当时连锁店才刚刚在美国兴起，而我的父亲已经开始对经营一个零售帝国的想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可惜还没过一年，父亲的这个梦想就破灭了。在有一次外出销售旅途中，一天早晨爸爸醒来时，发现巴伦带着所有的现金不翼而飞。父亲没有存款，因而别无退路，他没能开张第二家肉铺，相反，连第一家都不得不卖掉了。
父亲有着这样的能力：克服那些可能会让别的年轻人心灰意冷打道回府的挫折。在后来，他经由这种乐观主义精神提出了许多IBM公司里人人须知的口号——“创造可能”“永远前进”“做最好的自己”等等。他知道怎样在别人忽略的地方寻找机遇，就像他在出售那间肉铺时做的那样。之前他曾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为那间肉铺买了一台收银机，当他到市区的国家现金收纳机公司办理付款责任人转移手续时，趁机凭着口才，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份工作。这是他事业上一个幸运的转折点。“现金公司（Nation Cash Register Company）”——当时大家都这么叫它——是全美最著名的公司之一。这家公司的拥有者是约翰・亨利・帕特森（John Henry Patterson），这位大实业家出身代顿市，个子很小，却魄力十足，此时他正打响一场战役，旨在让现金收纳机成为全国每一家现代商铺必不可少的设备。因为有着亲身使用收银机的体验，父亲觉得自己能够让其他商铺拥有者们信服它的优点，果然如此——他很快就成为“现金公司”最顶尖的推销员之一。
在美国商业史上，帕特森被誉为“现代推销术之父”，事实上，他也堪称我们家族企业的“祖父”。父亲为他工作了十八年，日后创建IBM公司时的许多理念都是从他那儿学习而来。帕特森的天才是把一些像父亲一样的质朴的、文化教育程度不高的但又野心勃勃的商界游荡者挑选出来，把他们训练成美国第一流的推销人才。帕特森创建了一套标准化的推销术，让手下的推销员们熟记和应用；他通过宗教一般的集会激励推销员们；帕特森激发推销员们之间的竞争，逼迫他们冲击极高的销售定额。帕特森的创举之一是划分出一个个单独的销售大区，这样推销员们就不用担心其他同事偷走自己的客户。由于“现金公司”实际上已经在收银机行业中处于垄断地位，所以这种区域划分便格外有价值。帕特森支付的薪酬出奇地高——每周100美元，就购买力而言相当于今天的1500美元，这对于一个仅有数年工作经验的人来说可是很不寻常的。在20世纪初，推销员是一份低微的工作，而在帕特森手下，它几乎成为了一种信念的代言。
父亲在现金收纳机公司的地位不断攀升，到16年后与我母亲相遇之时，他已是帕特森的第一助手了。父亲身材高大，仪表堂堂，穿着得体，综合这些，他成为了代顿市的黄金单身汉。他经常开着一辆帕特森先生赠予的皮尔斯银箭跑车出现在公众场合。他有钱了——有钱到足够在我祖父患糖尿病去世之后成为家里的顶梁柱，接过负担家庭的重任，供我祖母和姑妈过着体面的生活。他在纽约罗切斯特购置了一栋气派的石砌大屋供她们居住，还在那儿管理一个销售办公室，另外还为我姑姑觅得一位成功的推销员作为夫婿。但在自己的终身大事上，他却一再拖延，他曾向我解释道，那是因为他见过许多成功人士没有仔细考量将来，就匆匆结婚，结果发现自己的妻子成了令人烦恼的包袱——当他们走得越来越高越来越远时，他们的妻子却跟不上他们的脚步。他们会因此饱受折磨，或者最后以离婚收场。父亲在认识我母亲之前有过几个女朋友——他说他曾动过念头想娶其中一位为妻，那个姑娘在费城当歌剧演员——但他想要的是一位真正的终身伴侣。于是他等待着，希望某天能够找到一个聪明能干，能和他齐头并进的人。
父亲最喜欢对IBM的员工讲，他此生最成功的推销就是说服珍妮特・基特里奇（Jeannette Kittredge）成为自己的妻子。母亲的家庭在代顿市颇有名望，我的外祖父经营着巴尼-史密斯铁路车辆公司（Barneyand Smith Railroad Car Company），那是一家制造铁路客车车厢的公司，母亲讲过许多她少女时代乘坐漂亮的新车厢的故事，那些车厢内里都漆得富丽堂皇。她还常常说她第一次注意到我父亲是在一次乡村俱乐部的晚宴上，当时她环顾餐桌，发现除了自己之外，我父亲是唯一一个滴酒不沾的宾客。我的外祖父是一位严格主张禁酒的长老会教徒，我母亲知道自己挑选的结婚对象必须经过他的同意。母亲有着跳跃性的思维，她马上想到：“那就是我要嫁的人。”
外祖父对于这桩婚事很是赞同，帕特森先生也是如此——自己的手下能在代顿市社交圈里赢得一席之地，他再高兴不过了。当我的父母度完蜜月回来时——一次兼具观光和商务出行的西海岸之旅——帕特森送给他们一份惊喜大礼：一把房门钥匙。那桩新房就位于帕特森自家府邸的附近。父亲似乎终于过上了自己梦想的生活。但就在下一年，我刚来到这个世界之后，我的父母却被迫在艰难的境况下离开了代顿市。在提拔重用我父亲多年之后，帕特森突然掉转枪口，将他赶出了现金出纳机公司。
对于这个结果，我父亲也许不应该感到意外。从他的描述看来，你很难想象还会存在比帕特森更加专横武断、不可捉摸的上司。帕特森通过施压和恐吓来管理手下。一次冗长的销售会议上，帕特森觉得一些人没有认真听讲，于是抓起一把消防斧，在讲台上把一台示范用的收银机劈成了碎片。他喜欢的管理人员能得到高得离谱的薪酬，而对那些不讨他欢心的人，他的态度有时候真是冷酷无情。父亲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位主管，并不知道帕特森对他十分恼火，一天早上他去上班，发现自己的办公桌和办公室里的什物正堆在现金公司前面的草地上，浇了煤油点了火。那人连公司大门都没进就转身离开了。尽管后来父亲因在IBM公司独断专行而闻名，但同帕特森相比，他的作风简直称得上是“温柔”了。
帕特森总是解雇手下最出色的员工。他几乎拥有国家现金出纳机公司的全部股份，却无端地担心有朝一日某个雇员会将公司从他手中夺走。父亲之所以被扫地出门，只因为一个叫爱德华・迪兹（Edward Deeds）的副总经理向帕特森告了状，说我父亲在普通雇员中的追随者正与日俱增。1913年，我父亲正在一次销售会议上发言，帕特森走上了讲台，打断了我父亲。他开口将在场的其他人大力褒扬了一番，却完全无视我父亲的存在。父亲的办公桌倒是没有被拖出去烧掉，但从那以后父亲不再被叫去开会或是参与商议重要决策。父亲感到非常吃惊和难过，几个月后，他提出了辞职。奇怪的是，对此父亲从未表达过怨言，而且一直到他去世那天，都对帕特森保有敬重之心。他过去常说：“在经营事业上，我所知道的差不多每件事情都得自于帕特森先生。”父亲恨的人是迪兹，认为他才是罪魁祸首。父亲后来多次遇到过迪兹，但从未开口同他说过话。
1914年初的那个冬天，对于我的父亲而言肯定相当难挨，尽管他还远不曾到破产的地步。
逼我父亲离开之时，帕特森支付了一大笔遣散费，足足有五万美金，他还让我父亲留着那辆皮尔斯银箭跑车。但父亲精心营造的生活保障没有了，他失业了，而且马上就要踏入不惑之年。他结婚不久，尚在襁褓中的儿子嗷嗷待哺，一家人却没有安身之处——代顿市的那桩房子在帕特森名下。因为感觉在代顿再没有其他合适的工作机会，父亲带着母亲和我启程前往纽约。
对于下一份工作，父亲当时可真是深思熟虑、反复思考，这点一直让我非常钦佩。他曾经对此作出过解释，因为他声名远扬，人们觉得他几乎什么东西都卖得出去，所以他确信自己能找到一份工作。他很快拒绝了电船公司的工作邀约，这家公司为海军制造潜水艇。同样被他回绝的还有雷明顿武器公司。当时战争在欧洲一触即发，这些工作机会将带来不菲的收入，但父亲明白，一旦战争的硝烟散尽，这两家公司也将走向衰退。他还放弃了道奇汽车公司，因为道奇兄弟不能提供父亲所期望的合同——父亲想成为一个像帕特森那样的企业家，在公司收益中占有自己的份额，而不单纯只是一个受雇的经理人。但是父亲既没有资金购买自己的公司，也没有可以商品化的好点子。
如果事情一直这样发展下去，父亲最后很可能会陷入焦虑不安的境地。但甚至还没过两个月，他便遇上了查尔斯・R.弗林特（Charles R.Flint），弗林特创建的公司正是IBM的前身。当时弗林特是华尔街最炙手可热的金融家，名声如日中天，人们将他称为“信托大王”。当时这个小个子男人大概65岁左右，留着连鬓胡子，唇上两撇山羊须。在创建美国橡胶公司的过程中，他扮演了关键角色。弗林特在军火买卖中赚过大钱也折过本。在1904年的日俄战争中，他是沙皇的军火代理商。
弗林特聘请我父亲担任CTR公司（计算制表计时公司，Computing Tabulating Recording Company）的总经理，他在1911年合并成立了这个小小的联合企业。公司的产品堪称大杂烩，只是在弗林特眼中大体可以归为“亲族”：天平、磅秤、打卡机和穿孔卡制表机。产品的设想倒是不错，可惜弗林特让公司负债过多，公司已经面临着倒闭的危险。公司的1200名员工看不到未来，士气低迷，连董事会都在沮丧地讨论是否要停业清盘。身为董事会成员的弗林特决定出面干预，他打算找个新主管来让CTR起死回生，或者至少是减轻一点股东们的损失。
父亲之所以对CTR产生兴趣的原因在于其产品与办公事务相关。这里他指的产品是打卡机以及特别值得一提的穿孔卡制表机。穿孔卡制表机是由一位叫作赫尔曼・霍勒瑞斯（Herman Hollerith）的工程师发明的，旨在为1890年美国人口普查结果的统计工作提供帮助。到20世纪初，一些初期的霍勒瑞斯穿孔卡制表机已经在铁道和保险公司的财务部门得到应用。父亲看到了改进这种机器的办法以及其广阔的商业潜力。美国的产业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发展，如果大公司们不想被与日俱增的文书工作淹没，就必须寻找使档案管理和财务工作自动化的途径。
父亲在CTR采取的首批举措之一，是前去拜访公司最大的债权人——担保信托公司（Guaranty Trust Company），并提出再贷款4万美元作为研究、开发新产品的资金。当银行指出CTR已经欠下担保信托公司400万美元的债务，现在的情况已经不能为进一步贷款提供担保时，父亲回答：“资产负债表只能说明过去，而这笔贷款是为了将来。”这句话是他最出色的推销词之一。担保信托公司勉勉强强提供了贷款，这些资金使得穿孔卡制表机得到了极大改进，而改进后的制表机又使得CTR极大地拓展了市场。
父亲还运用了一些帕特森式的手段来鼓舞士气低迷的CTR员工。他想出CTR公司口号、谱写CTR公司歌曲、创立CTR公司报纸、开办CTR子弟学校，所有这些都是效仿现金出纳机公司，但父亲只模仿帕特森好的经营方式，不好的就扬弃。他为CTR员工制定的纪律守则同“现金公司”的一样严格，但他的管理哲学要人性化许多。
帕特森喜欢解雇人，而父亲在到CTR的第一天就表明了不解雇任何一个人的态度。他对员工们说，以后全靠大家了，他的工作就是帮助大家重拾信心，走出困境。因为父亲自己就是从底层出身的，所以他深知，要赢得下属的忠心，首先得尊重他们。多年以后，当我进入IBM公司时，公司的高薪酬、高福利以及员工对父亲高度的忠诚已经闻名于行业内了。但在父亲上任伊始，几乎没有什么钱可以拿出来分福利的情况下，他只能靠言语来赢得人们的忠心。
父亲喜欢回忆弗林特向他发出工作邀约的那天，他俩关于我父亲报酬的商讨。当时他对弗林特说：“我希望得到一份体面的薪酬来养家。而且希望股东分红之后公司的盈余利润能够有我的一份。”弗林特立即心领神会，说道：“我懂的，你希望自己的付出能得到应有的回报。”当弗林特将这一协议提交给其他董事会成员时，他们颇不以为然，因为当时大家都很难想象能够见到CTR有盈余利润可供分红的一天。不过到我上大学的时候，他们出于客套同意的这个薪酬协议可能已经使我的父亲成为全美国薪水最高的人了。
后来的日子里，父亲会随手拿起铅笔计算他的钱款和资产净值。这些匆匆涂就的纸头被他弄得到处都是。有时候我看到了会随手扔掉，有时候我会把它们保存起来。从这些纸头上可以看出，父亲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才不再为债务问题所困扰。也就是说，父亲苦尽甘来、真正过上安乐富足生活之时，已经步入花甲之年了。
他拿钱财冒险的胆识令我惊叹。在他婚后的前八年，手头相当拮据。在任何时候他都可能正背负着10万美元的债务。他一点资产都没有积攒下来，头两次带我们去欧洲渡夏天，也就是1922年和1924年，旅费都是他以IBM世界贸易公司的名义借来的。
一旦有了点钱，他就会拿去买CTR的股票。他觉得那是最划算不过的买卖了。在一开始的时候，他以保证金的形式购买股票——也就是在只需支付票面价格的10%就能买下股票的时候。当股价上涨，他那些做股票经纪人的朋友们就会说：“汤姆，你该兑现点利润了。”而每次有人建议他抛售股票时，他回到家里就会气哼哼的。不止一次地，他这种投资策略——如果它真的能被叫作“策略”的话——看起来都像个错误。因为父亲扩张过速，CTR在1921年的经济衰退时差点倒闭。只是靠着大量的借贷，才设法让公司和他自己没有触礁。
经济大萧条时期，他又面临了一次这样的危局。1929年第一波股市大崩盘来袭时，当时已经以IBM之名为人熟知的公司有惊无险地挺了过去，但到了1932年，股票已经下跌了超过200点，父亲不得不四处借贷以维持他的保证金支付。他曾告诉我说，当时股票只要再下跌三四美元，他就颗粒无收了。再也没有地方能让他筹到钱了。
尽管他从未拥有超过5%的公司股份，但实际上他的全部身家都在IBM。如果公司倒了，他也就完了。他唯一做过的一次两手准备是在20世纪30年代末买下印第安纳州的一处农场，当时战争正如箭在弦上。他觉得还是有那么些可能性，IBM会因为某些无法预见的灾祸而覆灭。他告诉我说，如果那样的话，他希望我们一家人能够有个地方可去。
除此之外，他一秒钟也不曾有过存钱的念头或是担心钱的想法。他想要在这个世界上出人头地，所以他知道自己必须舍得。当手头吃紧的时候，他从来不会恐慌；我觉得他的头脑永远不会被这样的想法占据：自己再也不能挣到更多的钱了。就算这种想法浮现出来，也会被他摒弃脑后，全然不能动摇他。
在父亲眼里，钱财只是个单纯的工具——他用它来表达慷慨，用它来巩固自己的家庭和公司，用它来让自己一路向上的征途走得更轻松顺畅些。第三章童年家庭生活——父母间伟大的爱
其实，母亲并不一定适合嫁给一个满心想要出人头地的商人。虽然受过来自优渥家庭以及寄宿学校的那些教育，她却始终保有淳朴的秉性，这在肖特山是相当难能可贵的。母亲很节俭，在家里有时会为了关一盏小灯而走下整整两段楼梯。她还非常朴素，父亲坚持买给她的那些巴黎时装，她并不是很喜欢穿上身。我有一张母亲在20世纪20年代参加肖特山社区表演的照片，照片上的她美极了，气质迷人，高贵典雅。但在我的记忆中，她却是个终日操劳的母亲，一边抚育四个孩子，一边管理那栋有山墙的大房子，保证它以父亲希望的样子井井有条地运转。母亲经年累月地忙于维持帮佣之间的和谐相处，忙于以女主人的身份招待父亲带回家来的那些宾客，她表现得十分出色。
某天晚上，一位保守古板的瑞士商人在我家留宿，临睡前将鞋子脱在了客房门外。“他还真把这当王宫了呀。”妈妈笑着说，然后亲自动手将那双鞋擦拭上蜡。
父亲从她那儿获益匪浅。当他们相识之时，父亲已经学会了像绅士那样穿戴谈吐，但有时一些细微之处还是会出卖他的真实出身。母亲在这方面给予了他很大帮助。我们小的时候，曾见过她纠正父亲的发音用词，提点他的餐桌礼仪，劝告他不要动怒失态。
她的提点有时会非常干脆直接。20世纪30年代，父亲赚了不少钱，一天，他回到家来，得意洋洋地送给母亲一个戒指，上面镶着一颗硕大的钻石。这是他买的第一件贵重首饰——钻石的品质并非上佳，只是个大，足有一颗阿司匹林药片那么大，肯定有两克拉重。母亲直言不讳地指出它有瑕疵，并且说相比之下，自己宁愿要一颗更小但没有瑕疵的钻石。父亲被打击了，讪讪地把戒指收了回去，几年之后，他又送给母亲一个钻石戒指，这回的钻石同上回一样大，并且完美无瑕，肯定花了他一大笔钱。
母亲个子不高，可能只有五英尺四英寸，而且相当纤瘦。她有一头灰褐色的长发，总是梳拢到脑后挽成发髻。由于经年的操劳，她的双手自然是长满了老茧，每天晚上她都会用浮石打磨双手，好让它们变得柔软些。她有着线条柔和的双唇，迷人的双眼和挺秀的鼻子。虽然父亲经常扫她的兴，但我们这几个孩子都知道母亲其实是个非常有趣的人。当1925年左右查尔斯顿舞流行的时候，她邀了几个朋友，请了位舞蹈老师，就在我们家的地下室里学起舞来。地下室的天花板上横七竖八地扯着晾衣绳，母亲和她的朋友们在练舞的时候会拉着那些绳子来保持舞步的平稳。
因为母亲的手比父亲巧，所以她干了许多理应由男人干的家务杂活。保险丝烧了，她换；煤用完了，她铲。后来她告诉我说，这样的分工开始于他们新婚后不久。
一天晚上他们正要就寝，这时母亲开口说：“你应该去检查下炉子。”
父亲回答说：“为什么？”“因为我父亲在就寝之前都会去看一眼炉子。”
父亲肯定错误地理解了这句话，他一下子就炸毛了。当时他还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小青年，于是他嚷嚷道：“让炉子见鬼去吧！”于是母亲只得自己下楼检视炉子，虽然她压根儿不知道该怎么做。过了两天母亲找了个人来教，学会了有关炉子的所有事情。
1919年2月一个寒冷的夜晚，他们没有如同往常一般执行这种分工，于是我们家经历过的最大一场灾祸降临了，父亲把整栋房子烧成了平地。当时他想试着去做一个好丈夫、好父亲，于是对我母亲说：“卡洛不知道怎么生火。我来演示给他看。”他往壁炉里塞了高高一堆劈柴和木头，然后点着了。大概过了一个小时，我开始在楼上哭起来。当时我刚五岁，经常夜啼，于是父亲说：“那，亲爱的，我去哄那个小家伙。”他开始上楼，紧接着听到我在尖叫：“我房间里有奇怪的光！”火焰已经舔到了窗户：从壁炉烟囱里蹿上去的火星点着了木瓦板，整个屋顶已经烧了起来。母亲从未为这事责怪过父亲，尽管这场大火烧掉了她从代顿带来的全部陪嫁宝贝。
在年满15岁进寄宿学校之前，母亲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存在。她比父亲要平易近人许多，而且总能让我们感到被关怀、被呵护、被怜爱。我觉得她深深地理解我那些古怪淘气的行为都是出于缺乏自尊心，因为她总是想方设法地让我参与生活、让我对这个世界产生兴趣。当我加入童子军时，获得荣誉徽章会让我的信心倍增，而母亲则对这种正面促进善加利用。
有一天，我决定努力争取一枚社区家政奖章，于是她同我一起去了菜园。我生了一堆火，挖了两个土豆，扔进火里。她就在那儿陪着我，看着我从头折腾到尾。等土豆熟整整花了一个小时，于是我们就在那儿绕着火堆走来走去。最后我从余烬里刨出一个焦黑的土豆，把它掰开。我甚至连勺子都没带，就用一根小树枝挖着吃。用这种方法炮制的土豆吃起来十分香甜。我分给母亲一块。“噢，”她尝过以后说，“汤姆，味道好极了。”就是从这时开始，我开始爱上了烹饪。
我越是与母亲亲近，就越是因为印象里父亲对待她的方式而感到难过。有段时间，IBM正处在发展的决定性阶段，需要父亲投入大量的精力。他办公室里的办公桌上有个按钮，只要一按，就会有人进来，然后父亲说一句“把信送了”，哗，信就送走了。有时候在家里，他会不假思索地要求母亲也如同这般对他言听计从。而母亲发现这事实在难以忍受，所以父亲工作压力最大的那几年，家里的气氛也十分紧张。我记得当时他们之间争吵不断。虽然他们关着卧室门，但我们几个孩子还是能隐隐听到里面愤怒的争执声此起彼伏。有时父亲会很生硬地对待母亲，过了半个小时又对我们训话，大谈一番我们是多么应该对母亲好些之类的话。而我从来没有勇气回一句：“那你自己为什么没这么做呢？”
父亲有时候表现得就好像已经完全不记得在他们婚姻生活的早期，他曾多么仰仗母亲的助益。那时候他会从城里一个电话打回家说：“喂，珍妮特，我邀请了所有的分区经理今晚到咱们家吃个便饭。”那可能意味着有八位客人，而母亲接到这个消息时已是下午三点。已经操持了大半日家务的母亲再尽心竭力地准备这样一顿“便饭”，最后肯定会累到浑身散架。同时，父亲开始积极出席纽约的社交场合，经常逼着母亲和他一同赴宴或是看戏。
另一个造成他们之间关系紧张的原因是钱。对于母亲那样一个俭朴的人来说，眼看着自己家的这种生活方式，眼看着父亲大举借债，实属一种折磨。
后来，经过大概十年的不和之后，也就是我大概14岁、最小的弟弟才9岁的时候，母亲突然表现得像是让步了。这让我很是震惊——我觉得她这是放弃了对自己的维护。但是多年之后她向我坦承，事实上，就在那个时候她向我父亲提出了离婚。“我告诉他说，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她这样说道。
听到她这样说我心里真是说不出的滋味。我问道：“那后来你为什么……”“你父亲，他看上去那么吃惊、那么难过，那让我意识到他对我的爱有多深——于是我再也没有提过那两个字。”
当她有意识地作出维持婚姻这个决定之后，便再也没有发出过怨言。哪怕有一大群客人不期而至，自己身边又连一个能帮厨的人也没有时，她也只是微笑着说道：“厨子今天没来，不过我们可以吃三明治和水果。”
当我们出门在外的时候，大家似乎相处得更好。父亲和母亲经常带着我们一起去华盛顿，去海边，去大型展览会，同行的还有他们的朋友或是亲戚。我们经常是开着两三辆房车，满载着亲朋好友或是IBM的主管们一路前行，就像原始部落大家庭一样。周末的时候，我们会驱车前往父亲在奥德维克镇外的那座农场；夏天我们会去波科诺山区或是缅因州避暑，父亲会前来跟我们共度周末。出门在外的日子给予母亲在家里感受不到的自由，她喜欢这种感觉。至于父亲，他生下来就是个不拘于室的人，也从未真正停下过他的脚步。终其一生，只要他乘坐的汽车或火车一开动，他的心情就会平静下来，整个人都变得宽和很多。
尽管他们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但父亲和母亲却选择将我们家第一次乘飞机旅行的“殊荣”留给了我。甚至还没长大到能够骑脚踏车的年纪，我就已经爱上了飞行，这种热爱此后伴随我的整整一生。我们的出行之中，我最喜欢的是去拜访代顿市的外祖父家，因为代顿是怀特兄弟的故乡，陆军航空团在那里也有一处飞机场。在那里，看到飞机就像看到汽车一样平常。我有一张老报纸上剪下的照片，上面是母亲和她的姐姐，照片配的标题是“首批造访蓝天的人”。照片上，基特里奇家的两位千金站在离自家乡间别墅不远的地方，旁边是两位有着瘦长双腿的军队飞行员，他们正懒懒地倚靠着一个大家伙的支架——那个由杆子和帆布构成的新奇玩意儿正是传说中的莱特飞行器。海伦姨妈当时正受到其中一位飞行员的追求，他名叫梅杰・柯比。他们最后没有在一起，但我觉得他非常了不起，因为他说起飞机来头头是道。
父亲是在一次周日郊游之后对飞机产生了畏惧心理的。那是20世纪20年代初，我们前去参加一个乡村集市。集市上，我们路过一块空地，那里摆着一架从一战退役下来的詹尼斯飞机，一位驾驶员正在招揽顾客，每人次5美元。父亲曾在代顿生活了那么多年，所以要说他对乘坐飞机从未有过跃跃欲试的心情，那才是怪事呢，他甚至还亲眼见过莱特兄弟呢。他买了张票，加入排队的行列。但就在他要登机的时候，我们几个小孩子开始围着他吵起来：“你答应过给我们买冰激凌的！”父亲没办法，只好跟驾驶员说自己半个小时后再回来乘坐飞机。等我们返回的时候，那架飞机已经坠毁了，三人因此殒命。
他把这看做一个自己不该乘坐飞机的征兆。我必须承认，在当时，他有充分的理由不去坐飞机。二战之前，飞机经常失事。但凡是个冒险家，基本上都有架飞机，但要是那些飞机发生一些故障，或者驾驶员犯个错误，下场就是机毁人亡。然而父亲的迷信说法从未让我产生过丝毫动摇。那架詹尼斯飞机失事一年后，有个家伙贴出海报，宣布自己将驾驶飞机降临在肖特山附近的一个高尔夫球场上。他将进行飞行表演，然后搭载乘客上天，费用是一分钟一美元。当时父亲正在我们家里召开地区经理会议，我私底下缠着那些叔叔伯伯，问他们每人讨要一美元。虽然父亲发现此事时十分恼火，但他还是耐心地跟我说：“我不会让你坐那架飞机上天的。我觉得它们还在不断改进之中。不过要是你把那些绅士的钱还回去，我们会带你去看看它。”他带着我去了，还付了那个驾驶员两美元，让我爬进驾驶舱摸了摸操纵装置。自那以后，我常常会坐在母亲的厨房里，用一根扫帚柄以及抵在脚底充当机舵的木板模仿飞行员驾驶飞机。
每当父亲在欧洲有生意要谈时，都会带着我们一起去。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我们总共做过五次这样的长途旅行。CTR的记账机在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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