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威尔·杜兰特,阿里尔·杜兰特
出版社：理想国|天地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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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故事7：理性开始的时代试读：
致读者
我原希望以第7卷《理性开始的时代》结束撰述文明史的工作，该卷包括自伊丽莎白一世登基到法国大革命爆发这一时期的欧洲文化发展情形。但是，这段历史越接近我们自己的时代和利益时，就呈现了越来越多依然生动地影响今天的人物和事件。这就不是刻板的罗列所能竟其功的，而是需要做人性的透视，对篇幅的要求也要增加。因篇幅扩充，使原先作为最后一卷而开始的工作增加到3卷，而且现作者之一，年事虽不称，但在继续完成这最后一段行程中却变成了女主角。
3卷中的两卷已完成初稿，另一卷已改写完成，即是现在要付印问世的。该卷包括自伊丽莎白一世登基（1558年）、培根（1561年）和莎士比亚（1564年）降生起，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Treaty of Westphalia）（1648年）、伽利略（1642年）和笛卡儿（1650年）逝世为止的欧洲诸国，及土耳其和波斯伊斯兰国家的经济生活、政治人物、宗教、道德、礼仪、音乐、艺术、文学、科学和哲学史。在这一时期，基本的发展是民族主义的兴起和神学的式微。
除非作者或文明上有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第8卷《路易十四时代》准备于1963年问世。倘残躯许可，最后一卷《伏尔泰时代》将于1965年印行。这3卷的统一主题是理性的成长。
这几卷或以前各卷，都无意依赖当代的资料和文献写成政治、经济或军事史。那样做要贯穿欧亚各国世世代代的活动，穷个人一生之力也难以完成。但是，就作为本卷主旨的文化史来说，几乎完全采用原始资料：每一种主要宗教都研究过其发源地，每一部文学巨著都会一读再读，每一件艺术杰作都曾亲临研摹，每一个哲学上的主要思潮都曾深入探讨。
由于宗教和科学之间的大论战是近代思潮的主流，所以在篇幅中对这方面的记载，远比寻常见到的更坦诚。大家向来认为宗教信仰在维持个人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方面担当的功能太重要，公开讨论其纷争是不当的。就这个观点而言，要说的太多了，我们会找出一些代表性的人物来说明它。但是，很显然，它并不能卸去史学家在近代欧洲文化史中去寻求和叙述其基本演进过程的职责，不过可使他在选择和陈述事实、人物及有关他们对事情的发生和结果上的影响时，保持公正不阿的立场。我们将会听到帕斯卡和波舒哀及斯宾诺莎和伏尔泰的宏论。
对我女儿埃塞尔打印几乎不忍卒读的二校稿及改正一些错误的耐心和技巧致以由衷感谢。对C.爱德华·荷普金博士、弗罗拉、莎勒、玛丽及哈瑞·考夫曼处理资料上的帮助，同致谢忱。
杜兰特夫人在最后这几卷中做了实质性的工作，我们的名字必须并列在卷首。威尔·杜兰特1961年5月于洛杉矶 第一部理性的觉醒伊丽莎白一世，又被称为“处女女王”或“圣伊丽莎白一世，又被称为“处女女王”或“圣洁女王”。她有力地推动了当时的英格兰在政治、商业和艺术上的优势地位，其在位期间被称为伊丽莎白时代。第一章伟大的女王（1558—1603）善用逆境
1558年11月17日，一位递送快信的信差急驰进伦敦以北36英里的哈特菲尔德宫（Hatfield），禀告伊丽莎白·都铎（Elizabeth Tudor）：她已是英格兰的女王了。其异母姐姐玛丽女王带着恶名，在天未破晓时逝去。在伦敦，国会接到这个消息后，高呼“天佑伊丽莎白女王！愿其长治吾民！”——谁也未曾想到，那会是45年的统治。教堂嘹亮的钟声充塞在空气中。英格兰民众像欢迎玛丽登基一样，在街上排桌欢宴，当天晚上他们还燃放象征永恒希望的焰火。
19日，星期六，王国的重要贵族、贵妇及国会议员齐集哈特菲尔德宫，向伊丽莎白宣誓效忠。20日，伊丽莎白极为庄严高贵地对他们发表演说：
诸位爵士：自然法则使我为我的姐姐悲伤，落在我肩上的责任使我感到惶恐。但是，由于我是上帝所创，注定要服从他的决定，因此我决定尽力去做。我由衷地希望现在给我的任务能得到上帝的帮助，使我成为天意的执行人。就实质而言，我虽奉天承运而成为国家的统治者，但也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因而我希望你们全体，特别是贵族们，应根据你们的地位与力量来协助我。我职司统治，你们努力为国服务，这样才可在全能的上帝面前有良好的表现，并在世上留给我们后代一些福泽。
28日，伊丽莎白身着紫色丝袍，在仪队的簇拥下，骑马穿过4年前她被囚禁待死的那座伦敦塔。沿途人群向她喝彩欢呼，齐声歌颂她的光荣，小孩大声向她背诵他们苦记的致敬词，街市被隆重地装扮，欢迎的场面极为庄严，这一切预示着英国在人类心智尊荣方面大放异彩的前所未有的朝代即将开始。
经过25年的考验，已使伊丽莎白了解应该如何君临天下。1533年，有亨利八世这样的父亲是幸运的，但是有安妮·博林（Anne Boleyn）这样的母亲却很危险。其母亲的不贤德及被处死，给未懂事的孩子打上烙印（1536年），而这个阴暗的遗产带来的痛苦一直伴着她的年轻时代，只有登基为王才能忘却。国会曾通过一项法案（1536年），宣称安妮的婚姻无效，使伊丽莎白顿成非法子女。不少卑鄙不堪的闲话谈到她的父亲究竟是谁的问题。无论如何，对于大多数英国人来说，她是其母与人通奸所生，其合法性从未再被确立。但是国会的另一项法案（1544年）承认其在同父异母弟弟爱德华及同父异母姐姐玛丽之后继承王位的权利。爱德华在位时（1547—1553年），伊丽莎白信奉新教，但信奉天主教的玛丽入主时，她宁愿保留生命而不坚持自己的信仰，于是改信罗马旧教。在“怀亚特的叛变”（Wyatt’s Rebellion，1554年）无法迫使玛丽退位后，伊丽莎白被控参与叛变，并被送往伦敦塔。但玛丽判决其犯罪证据不足，将之释放并软禁于伍德斯托克（Woodstock）。玛丽死前承认其妹为其继承人，并送王冠珠宝给她。之所以有伊丽莎白王朝，实应归功于那位“血腥”女王的仁慈。
伊丽莎白能继承王位，她接受的正式教育发挥了很大作用。其著名的家庭教师罗杰·阿谢姆（Roger Ascham）夸赞她“说法语和意大利语与英语一样流利，而且随时可以很流利地用拉丁语与我交谈，希腊语也讲得不错”。她每天有固定的神学课程，对新教教条极为精通，但是其意大利老师把得自蓬波纳齐、马基雅维利及文艺复兴的罗马文化的某种怀疑精神传给了她。
她从来不敢确定会入继王位。国会（1533年）又曾确认其母与其父的婚姻无效。国会与教会均认为她为非法私生，却漠视“征服者”威廉的英格兰法律，禁止她即位为王。整个天主教世界——此时英格兰多数人仍为天主教徒——相信英国王位的合法继承人为亨利七世的曾孙女玛丽·斯图亚特（Mary Stuart）。伊丽莎白明白，假如她与教会妥协，则教皇自会洗刷其为非法私生的羞耻，并承认其统治的权利，但她并不倾向于妥协。成千上万的英国人拥有亨利八世和爱德华六世时代国会没收教会所得的财产。这些财产所有人深恐恢复天主教势力会导致强制归还那些教产，都准备为这位新教徒女王作战，而且英国的天主教徒宁可拥她为王而不愿再发生内战。1559年1月15日，在信奉新教的伦敦城的欢声雷动下，伊丽莎白终于在威斯敏斯特加冕为“英格兰、法兰西及爱尔兰女王”——自爱德华三世以来，每位英国国王例必宣称自己为法国国王。女王登基诸事进行得极为顺利，并未发生任何事端。
现在，她25岁，具有成熟妇人的各种风韵。她中等身材，体态优美，容貌亦佳，皮肤呈橄榄色，双目明亮照人，红棕色的头发，灵巧的双手。这样一位淑女，似乎不可能成功地处置各种动乱。当时有互相敌视的教派在玩弄权势，并执武器作乱，使英国濒于分裂。贫穷是普遍性的，虽有亨利八世的严刑峻法，仍有流浪汉。伪币阻碍了国内商业的发展。半个世纪的伪币盛行，使国库信用极低，政府举债付息竟高达14%。玛丽专心执力于宗教，在国防方面极为吝啬，堡垒乏人照顾，海岸也未设防，海军不良，陆军待遇、补给均差，其军官遗缺往往不补。英格兰在托马斯·沃尔西（Thomas Wolsey）时代主宰欧洲的均势，如今却是软弱无力，夹在西班牙与法国当中任人摆布。法军驻扎在苏格兰，而爱尔兰正待引进西班牙军。教皇利用开除教籍、停止教权及天主教国家的入侵等威胁，紧紧地控制着女王。1559年，外国入侵行动确已成形，日复一日，伊丽莎白均生活在可能被暗杀的环境中。依靠敌人的不团结、谋臣的智慧及其自身勇敢的精神，她终于得救了。西班牙大使惊讶于“这个女人的精神……她是受了魔鬼附体，魔鬼引导她去取代其地位”。欧洲各国以前从未预想到会在一个女孩的笑容后面发现一位帝王。伊丽莎白政府
伊丽莎白选择大臣时，即表现出其知人善任的能力。与其随时备战的父亲一样——虽有哈特菲尔德的政治性演讲——她仍选择无显赫家世的人，理由是多数老贵族是天主教徒，而且某些人自认为比她更适宜成为英王。她任命威廉·塞西尔（William Cecil）为其首席顾问，其人勤政善治，女王成功得力于他颇多，以至于不了解她的人认为他才是国王。塞西尔的祖父是一位富有的自由人，成为地方乡绅；其父也是自由人，替亨利八世掌管衣橱；其母的嫁妆使全家生活舒适无虑。他毕业于剑桥大学，未取得学位，曾在格雷法学院学习法律，在伦敦公地垦种野生燕麦，23岁即进入平民院（House of the Commons，即下议院，1543年），并娶米尔德里德·库克（Mildred Cooke）为第二任夫人，她的严守新教道德与教义促成他加入新教的行列。他替护国主萨默塞特（Protector Somerset）工作，不久又在萨默塞特的敌人诺森伯兰（Northumberland）手下服务。他支持简·格雷（Jane Grey）继承爱德华六世为英王，但是适时改为支持玛丽·都铎为王。在玛丽·都铎的影响下，他成为虔诚的天主教徒，受命前往迎接红衣主教波尔进入英格兰。塞西尔是一位事业心很重的人，绝不容许自己宗教上的反复无常影响政治上的平衡。伊丽莎白任命他为大臣时，她像往常一样对他说：
我给予你的任务是担任我的枢密院大臣的职务，要为我及我的王国努力不懈。我对你的判断是，你不会收受任何贿赂而腐化，你会忠心为国，而且你不会顾及我的私心而能给我最佳忠告。同时，你若知道某些事只宜向我秘密报告，你会只禀告于我。我可在此保证我对此也会保持应有的沉默，基于上述理由，我在此赋予你这一任务。
他是否忠实能干，从她让他做了14年的枢密院大臣，任财政大臣长达26年以至老死，就可以看出来。他主持枢密院会议，处理对外关系，指导全国财政和国防，并协助伊丽莎白在英国建立新教的教会。像黎塞留（Richelieu）一样，他认为国家的安全与稳定有赖君王单一的专制统治，以对付好斗的贵族分裂疆土的野心、贪婪的商人及手足相残的各种教派。他采取某些马基雅维利式的手段，虽不算残酷，但是对反对派却极为无情。他一度想派人刺杀威斯特摩兰（Westmorland）伯爵，但那仅是半个世纪的耐心掌政及个人真诚行为中偶有不耐的时刻而已。他广布耳目和间谍，认为永远的警戒就是保持权力的手段。他颇好利，生活极为勤俭，但是伊丽莎白因其智慧而宽宥了他的贪财，并欣赏他因过分节约而积蓄了一笔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资产。如果没有他，她可能会被那些轻浮浪费的人物，如莱斯特（Leicester）、哈顿（Hatton）、埃塞克斯（Essex）等人引入歧途。西班牙大使报告说：“其智慧高于枢密院其他的大臣，因此遭受各方面的嫉恨。”有时伊丽莎白听信其敌人的话，不时对他苛责，他离开她时极为伤心，因而落泪，但事后她知道他仍是王国稳固的支柱。1571年，她封塞西尔为伯利爵士，为新封贵族的领袖。他虽面对着众多敌视的贵族，终能支持女王，并使王国日趋强大。
女王手下地位较低的臣子，即使在那个短暂的历史中也值得一提，因为他们以廉洁、能干、勇气及很少的报酬服务一生。尼古拉斯·培根爵士（Nicholas Bacon）是弗朗西斯·培根之父，从女王登基至他老死为止（1579年），一直是掌玺大臣。弗朗西斯·诺理斯爵士（Francis Knollys）自1558年一直是枢密院参赞，至其死前一直担任皇室内府大臣。尼古拉斯·思罗克莫顿爵士（Nicholas Throckmorton）为女王驻法国大使，善于周旋。托马斯·伦道夫（Thomas Randolph）则驻苏格兰、俄国和德国。在鞠躬尽瘁和政治才能方面仅次于塞西尔的是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Francis Walsingham）爵士，他自1573年起至老死止（1590年），一直担任国务大臣之职。这是一位高雅敏锐的人，埃德蒙·斯宾塞（Edmund Spenser）称之为“当代的麦西纳斯”，他为危害女王生命的种种阴谋而倍感震惊，因而组织保护女王的间谍网，从爱丁堡到君士坦丁堡皆在其监视范围内。正是依靠沃尔辛厄姆，才逮住了苏格兰那位富于悲剧性色彩的女王。统治者有这么多干练、忠诚而待遇微薄的部属是很少见的。
英国政府本身很穷困，私人财产胜于公共财富。1600年，国库收入为50万镑。伊丽莎白几乎就不曾课征直接税，她的关税收入也只不过是3.6万镑而已。通常她依靠皇家土地的收入、英国教会的赞助款项及富人的“贷款”，这种贷款虽是强迫性的，但政府总是准时偿还。她承诺偿还其父亲、弟弟及姐姐时代遗留下来的债务，而且赢得清还债务的名誉，因此可以在安特卫普以5分息借债，而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常常一点钱也借不到。然而，她在服饰及给予宠幸者经济特权作为礼物方面，颇为慷慨。
她很少也不愿召集国会来提供财政援助，因为她难以忍受敌对、批评或监视。她不认可人民或议会主权的理论，她相信荷马和莎士比亚天无二君的论调——她既为亨利八世的骨肉又含有他的傲骨，为什么她不该为王呢？她主张君权神授说。她未经审判而且不宣告原因，即以她的意志拘禁人犯，而且其枢密院组成“星室法庭”（the Court of Star Chamber）审判政治犯，停止人身保护状和陪审团制度。她惩罚阻碍实现其目的的国会议员，向操纵国会选举的地方富绅建议，假如他们选择对于言论自由持严谨看法的人为议员候选人，则政事进行一定方便得多。因为她需要金镑，却不要议员的瞎扯。早期的国会高贵大方地顺从她，中期的国会愤怒地服从她，晚期的国会却几乎要起来革命。
她之所以能够随心所欲，是因为全国宁愿接受其合理的专制，而不愿见到派系争权的混乱局面。没有人想到要让人民来自治。政治——永远如此——就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一项竞赛。大部分的英国人讨厌伊丽莎白的宗教政策，几乎所有的英国人都厌恨她的独身生活。但大体说来，人民也感激女王赐予的低税率、商业繁荣、国内的秩序、长期的和平、盛典及“皇家出巡”等。她不时出巡，不厌其烦地听取别人的意见，参加公共盛会，而且用近百种方法“勾引男人的灵魂”。西班牙大使虽然痛心于她的新教，但在上书西班牙的国王菲利普时说：“她如此受人民爱戴，人民围绕在她身旁，如此地信任她，而这都是实情。”试图杀害她的阴谋反而增加人民对她的拥戴，甚至受她迫害的清教徒也祈祷她的平安。其登基周年纪念日已成为全国感恩和庆祝的佳节。
她是否是实际的统治者，或只是英格兰低级贵族和伦敦的商业寡头政治中受人欢迎的前锋呢？其参赞虽惧其愤怒，经常可以改正其政策上的错误，但是另一方面她也常常改正他们的错误。他们对她讲不悦耳的真话，给她意见相反的忠告并服从她的决定。她“统而不治”。西班牙大使报告称：“她发布命令，其专制犹如其父亲。”塞西尔也很难预知她的决定，因为她经常拒绝他的苦心忠告而使他焦虑不安。他劝她不要与法国谈判而应依赖新教的支持时，她颇为严厉地斥责他说：“大臣，此事已了。我要听听法王的计划。我将不再跟你或你的基督教兄弟结盟。”
她的政治家风度赢得朋友与敌人的眼泪，在决定政策时，其迟疑不定令人烦厌，但很多事件因她的镇定而获益。她知道如何利用时间，因为时间比人更能解决问题。她善于静心等待的习惯，往往使初时复杂的情形终现端倪。她羡慕寓言中的哲学家——这些哲学家在答复问题以前，先默念字母以求心情平缓。她的座右铭是：“我了解，但我沉默。”她发现政治犹如爱情，欲速则不达，容易成为失败者。假如说她的政策善变，那是因为只有这样，各种势力才能发挥作用。四面为危险和阴谋包围，她要以值得宽宥的小心向前探路，一度采取某路线，继而改变，她的不即刻做决定是由于这个善变的世界。她的善变虽然导致一些严重的错误，但使英格兰在壮大前一直保持和平。她继承了一个政治混乱、军队腐化的国家，其唯一可行的政策是避免英格兰的敌人联合起来对付它，鼓励胡格诺教徒（Huguenot）反抗法国专制君主，鼓励荷兰人反抗西班牙的统治，鼓励新教徒反抗与法国关系至深的苏格兰女王。这当然不是正大光明的政策，伊丽莎白相信马基雅维利的学说：负责国政的领袖不应有所顾忌。不论透过其诡谲的弱点采取的是什么手段，她使其国家免受外国统治，维持和平——中间有短暂的间歇期——有30年之久，并使英格兰在物质和精神方面均较以前富有。
作为一个外交家，她在情报灵活、因利制导、深不可测方面，给予当时许多外交首长不少教训。她是当时最善于说谎者。有四位女人——玛丽·都铎、玛丽·斯图亚特、凯瑟琳·美第奇及伊丽莎白——代表约翰·诺克斯（John Knox）所谓的16世纪末“妇人的奇异统治”，其中伊丽莎白无疑在政治能力和外交技巧方面棋高一着。塞西尔认为她是“有史以来最聪明的妇人，她知道同时代各国君王的利益和脾性所在，而且对其王国有很清楚的了解，任何参赞无法告诉她前所未闻的事”。——自然，这点仍有存疑。她的优点是不必通过翻译和中间介入，即可直接以法语、意大利语或拉丁语与各国使节会商。西班牙大使说：“这个妇人是十万名魔鬼的附体，但她假装自己是活跃于寺院中的修女，每天由早到晚地祈祷。”欧陆各国政府谴责或赞扬她。教皇西克斯图斯五世说：“假如她不是异端分子，那么她的价值就等于整个世界。”多情的处女
伊丽莎白在外交上的秘密武器是她仍为处女。当然，其情形今人所知甚少，历史学家也难以确定。塞西尔看到伊丽莎白老与莱斯特调情，就会有刹那的疑惑，但是两位西班牙大使并非恨到必须毁坏女王的名誉不可，他们的结论是相信女王的清白。本·琼森（Ben Johnson）向霍桑顿的德拉蒙德报告，有宫廷谣言说：“她是石女（membrane），不能接近男人，虽然为了快乐她试过许多男人……一位法国外科医生试图加以割治，但是她因为害怕不敢尝试。”威廉·卡姆登（William Camden）在其《年鉴》（Annales，1615年）一书中说：“人民诅咒女王御医休伊奇（Huic），因为他认为女王的身体有某种缺陷而不宜结婚。”但国会屡次奏请她结婚，显然认定她有生育能力。在这方面，多数的都铎王族似乎都有某种疑问：也许阿拉贡的凯瑟琳生子所发生的不幸是受到亨利八世梅毒的感染所致，其子爱德华因某种难以描述的病症早夭，其女玛丽热切想要怀孕，结果是误将水肿当作怀孕。伊丽莎白虽则尽情与人调戏取乐，但从来不敢结婚。她说：“我总是因畏缩而不敢结婚。”早在1559年，她即已表达保持处女的意愿。1566年，她向国会承诺：“在适当的时候我会尽快结婚……我希望会有小孩。”但是，塞西尔告诉她玛丽·斯图亚特已生一子时，她几乎落泪表示：“苏格兰女王已是漂亮男孩的母亲，我却是干枯不毛的树干。”那时她终于泄露了永久的悲哀——她不能生育。
政治上的意义加深了这个悲剧。许多天主教徒相信她的无生育能力是对其父罪恶的最适当的惩罚，也保证了天主教徒玛丽·斯图亚特将入继为英王。国会及其他英格兰的新教徒害怕这种结果，请求她结婚。她努力去做，可是一开始就钟情于有妇之夫。罗伯特·达德利爵士（Robert Dudley）高大英俊、多才多艺、彬彬有礼、勇敢过人，是那位诺森伯兰公爵的儿子。公爵曾迫使玛丽·都铎去位改立简·格雷为王，因而被杀。达德利娶艾米·罗布萨特（Amy Robsart）为妻，但未与她同住，谣言称他是无耻的玩弄感情者。其妻在坎诺厅失足跌下楼而断颈致死时（1560年），他正在温莎宫（Windsor）陪伴伊丽莎白。西班牙大使及其他人怀疑是他和伊丽莎白安排了这样愚拙的解决方法，尽管这是不公正的，但顷刻之间达德利成为亲王的希望也破灭了。她自以为已濒临死亡之际（1562年），要求封他为护国主。她承认爱他已久，但是可以在神的面前作证，他们之间绝无“不适当的行为”。两年后，她把他介绍给苏格兰女王，并封他为莱斯特伯爵，以提高其吸引力，但玛丽讨厌与其对手的爱人同床。伊丽莎白赐予他种种专卖权以示安慰之意，而且在他死前一直宠幸不止（1588年）。
塞西尔以高贵的敌对态度来忍受这段罗曼史。他一度曾想要辞职抗议，因为他另有一个与欧洲某强国联姻以加强英格兰与该国友谊的计划。有无数外国追求者在这25年内常出现在女王身边。一位大使说：“有12位大使在追求女王陛下。霍尔斯坦公爵（Duke of Holstein）是另一个代表丹麦国王的追求者。芬兰公爵为其兄弟瑞典王求婚而来，威胁要杀害其他国王派来的人，因而女王深恐他们会在她的面前互相残杀。”基督教世界最伟大的君主菲利普二世适时提出联姻要求时（1559年），她应该感到自豪才对，但唯恐使英格兰成为西班牙的一个天主教属国，她拒绝了联姻的要求。她花了很长时间去考虑法国国王查理九世的联姻提议，因为当时法国国王表现得非常良好。法国大使埋怨说：“创造世界也只是花了6天时间，可是她已经花了80天仍然没有决定。”她技巧地答以世界是“由比她高明甚多的艺术家造成的”。两年后，她允许英格兰代表和大公爵查理讨论联姻问题，但应莱斯特的要求，她又放弃了这个计划。国际局势有利于幽默的法国国王时（1570年），很多人鼓励艾列森公爵（The Duke of Alecson，亨利二世和凯瑟琳·美第奇之子）成为37岁女王的丈夫。谈判因遇到三点障碍而触礁：公爵信奉天主教，他太年轻，又有酒糟鼻。5年后障碍之一已不复那么严重，当时为安茹公爵（Duke of Anjou）的艾列森又被列为考虑对象。他被邀请至伦敦，5年多的时间里伊丽莎白一直玩弄着他和法国国王。经过最后的追求不成以后（1581年），这项快乐的追求终于渐告结束，安茹公爵退出情场，挥舞女王的袜带作为战利品。同时她却使他未能与伊莎贝尔·克莱拉·尤金妮娅公主（Isabel Clara Eugenia）结婚，因而得与英国的两个敌国法国和西班牙结好。一个妇人因为不能生育而获利如此之多，因为处女而获得如此多的快乐，真是少见。伊丽莎白及其宫廷
对于伊丽莎白女王来说，接受朝臣的献媚比与患有梅毒的年轻人做爱更为让人满足，这种献媚可以让她感受到一种非凡的快乐。因此伊丽莎白常年享受别人的逢迎阿谀，而且贪婪地陶醉其中。贵族为取乐于她而极尽奉承之能事；舞剧和露天历史剧宣扬她的美德；诗人献上十四行诗和颂词；音乐家演奏她的赞曲。一首小情诗歌颂她的眼睛有征服别人的魅力，她的胸部就像“那座美丽的小山，其中蕴有德行和圣洁的灵巧”。雷利说她走路很像爱神维纳斯，打猎像狩猎及月神戴安娜，骑马像亚历山大大帝，唱歌时像天使，演奏时像阿波罗之子俄耳甫斯。她几乎相信这是真的。她极其爱慕虚荣，仿佛整个英格兰的繁盛都是她眷顾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这倒是实情。由于不相信身体的魅力，她要穿最昂贵的衣服，而且几乎每天更换一套。她死时留下2000套衣服。她在头上、手臂、手腕、耳朵及衣服等处戴上珠宝。一个主教责备她太爱服饰时，她就警告他别再提起，否则他有早登天堂之虞。
她的举止有时会令人焦虑不已。她掌掴或抚爱其朝臣，甚至那些外国使节。达德利跪受伯爵之位时，她竟搔其颈背。她倾听时会流口水——有一次流在昂贵的大衣上。通常她总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但她说话太快，滔滔不绝而不让别人有争辩的余地。她像海盗（若是可以这么说的话，她的确是一个海盗）一样起誓诅咒，“天杀的”（by God’s death）是其缓和的诅咒之一。她有时很残酷，如与玛丽·斯图亚特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囚禁格雷夫人在伦敦塔受苦至死，但在本质上她极仁慈，恩威并施。她常常发脾气，但很快又恢复镇静。高兴时大声喧笑，那是常常可以听到的。她热爱跳舞，在69岁以前一直喜欢作芭蕾舞步的转足尖。她热心赌博和打猎，喜爱舞剧和戏剧。命运不佳之际，她也神采奕奕。面对危险时，她充满勇气和智慧。她饮食甚为俭朴，但喜爱金钱和珠宝。对没收富有叛徒的财产，她乐此不疲。除了贵族献上珍藏的宝石，她仍要设法取得苏格兰、勃艮第、葡萄牙皇室的宝石。她并不以感恩和慷慨驰名。有时她也试图赞许其臣仆几句，可是在其吝啬和傲骨当中，显然有爱国主义的存在。她即位时，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尊敬英格兰；她死时，英国夺得了制海权，并向意大利和法国的学术盟主地位挑战。
她究竟具有何种心智？她具有女王应有的学识。她一面统治英国，一面继续研修语言。她用法语与玛丽·斯图亚特通信，用意大利语与威尼斯大使交谈，以流利的拉丁语责骂波兰使节。她翻译萨卢斯特和波伊提乌的作品。她的希腊语修养很高，可以研读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并翻译了欧里庇得斯的一出戏剧。她自称读书之多与任何基督教君主一样，而这也是实情。她几乎每天都读历史。她编诗和乐曲，弹奏维忽拉和小键琴。但她对自己的成就也能自嘲，了解知识与睿智的分别。一位大使赞扬她在语言上的成就时，她说：“教一个女人会说话不算稀奇，教一个女人不说话那才是难事。”其心智犹如其言词一样敏锐，而且其智慧足能赶上时代。弗朗西斯·培根记载称：“她惯于训其大臣，说他们就像衣服一样，初次穿上很紧身，但穿久便逐渐松了。”其书信和讲辞以英文写成，风格完全是属于她自己的，迂回、包容、感人，富于古怪有趣的转折，在流利和风味方面颇见水平。
她的睿智超乎智性。沃尔辛厄姆称她“拙于处理任何有分量的大事”，或许这只是一种片面的讽刺。她做事技巧是来自女性天赋微妙与敏锐的悟性，而非基于严密的逻辑推理，但有时其结论却证明狡猾若猫的试探较之依赖推理更见智慧。她那种无法解释的锐气困扰了欧洲，振奋了英国，促成英国的兴盛繁荣。她重新进行宗教改革，更重视文艺复兴——尽情快乐地度过尘世一生，每天都要享受和美化人生。她不是道德的典范，而是富有生命力的完美人物。约翰·海沃德（John Hayward）爵士——他因传播反叛的观念而被她送入伦敦塔监禁——在她监禁他的9年后，已对她相当谅解，写道：
如今若有人具有天才和手段能赢得民心的话，那就是这位女王。假如她曾经如此自诩的话，一定出之温和与高贵，而对最卑贱的人她也会示以高贵的关怀。她的全部才能皆已付诸行动，而每种行动皆很适当。她眼睛注视一个人，耳朵倾听另一个人，判断集中于第三个人，却对第四个人说话。她精神似乎分散各处，却又无分神之虞，就像一点也没有分散他处一样。有人受她怜悯，有人受她赞扬，有人受她恩谢，其他人则受她愉快促狭的揶揄，但是她不会轻蔑别人，也不会轻视自己的职务。她技巧地向人展露笑容、美丽的容貌及优雅的风度，因此人们倍愿证明他们喜欢她。
其宫廷代表了她的本性——爱其喜爱之事，提高音乐、运动、戏剧的鉴赏力，欣赏诗、情歌、戏剧、歌舞剧当中栩栩如生的词句及英国前所未闻的散文。在白厅（Whitehall）、温莎宫、格林尼治宫、里士满宫及汉普顿宫中，贵族与贵妇、骑士与大使、艺人与侍从，均被轮替的王家庆典和盛会吸引。一个特设的“典礼处”专司准备各种娱乐，内容包括猜谜和双陆棋戏，乃至复杂的舞剧和莎士比亚的戏剧。耶稣升天节、圣诞节、新年、圣诞后第十二夜、圣烛节、忏悔节，通常均有种种娱乐，举行体育竞赛、马上比武、哑剧表演、戏剧、歌舞剧等。歌舞剧就是伊丽莎白时代从意大利传入英国的。伊丽莎白喜欢戏剧，特别是喜剧。假如伊丽莎白和莱斯特受到清教徒的攻击而不支持戏院，莎士比亚的戏剧有多少会搬上舞台或留传后世呢？
不以其五宫为满足，伊丽莎白几乎每年夏天都要“出巡”全国，一方面让别人瞻仰她，另一方面也巡视其贵族，并享受他们勉强的致敬。宫中部分人随她出巡，一面为改变环境而雀跃不已，一面对食宿设备和啤酒啧有怨言。镇上穿着丝织衣服的乡绅致辞并呈献礼品来欢迎她，有的贵族甚至因为款待她而破产。受到很大压力的贵族，祈祷她不经过他们那里。女王骑马或坐在软轿上，高兴地同拥挤在路上的臣民打招呼。人们战栗地见到了他们的无敌女王，在其高贵的问候和具有传染性的愉快态度中，他们又有了新的效忠观念。
宫廷迎合她的欢乐，采纳其自由的态度、豪华的服饰、热爱庆典及理想绅士的条件。她喜听华丽衣服的沙沙声，故她身旁的男士将东方式的衣料裁成意大利式的服装。欢乐是宫中的日常节目，每个人随时都要准备在大海上进行英勇的行动。勾引宫女要很谨慎，因为伊丽莎白自觉为了宫女母亲的荣誉，有保持其贞洁的责任。因此，她将彭布罗克（Pembroke）伯爵驱逐出宫，因为他使玛丽·费顿怀孕。和其他王宫一样，阴谋常常织成很复杂的网，女人无耻地竞争男人，男人则竞争女人，而大家又追求女王的宠幸，赏钱的多少则依此而定。那些善于作诗歌颂可歌可泣的爱情和道德的绅士，渴望领取干薪，收贿或行贿，取得专卖权或分赃。贪婪的女王却纵容其侍从贪污不法。通过其赠予或得其允许，莱斯特成为英国最富有的贵族，菲利普·西德尼爵士（Philip Sidney）在美洲取得大片的土地，雷利在爱尔兰取得4万英亩田庄，第二代埃塞克斯伯爵垄断了甜酒的进口，而克里斯托弗·哈顿（Christopher Hatton）爵士由女王的走狗摇身一变竟成为贵族院（House of the Lords，即上议院）院长。伊丽莎白重视英挺的双腿而不重视敏捷的头脑——因为这些“社会的支柱”当时尚未为裤子包住。纵然她有这些缺点，她使英国的精英发挥他们的潜能，鼓励他们建立事业，唤起他们的进取精神，并培养他们高贵多智的仪态，促进诗、戏剧和艺术的发展。英国最伟大时代的全部天才几乎都集合在那个炫目的王宫和女王身边。伊丽莎白与宗教
在宫廷和整个国家中，宗教改革的激烈争斗不断，构成一个严重的问题，许多人认为这将会困扰、毁灭女王。她是新教徒，可是全国有2/3或3/4的人口为天主教徒，多数司法官和全国僧侣皆为天主教徒，新教只在南方港口和工业城市发展。他们在伦敦占优势，欧陆各国的难民进入该城，使新教徒人口剧增，但在北方和西方的乡村里——几乎完全是农业地区——他们是微不足道的少数人。不过，新教徒远较天主教徒热心。1559年，约翰·福克斯（John Foxe）出版《教内事件述评》一书，热烈地描述新教徒在前朝受到的迫害。该书于1563年被译为《伟绩与丰碑》（Actes and Monuments），更出名的叫法是《殉道书》（The Book of Martyrs），对英国新教徒影响至深，历时一个世纪之久。16世纪的新教代表一种为将来而战的新思想的热能，天主教则具有深植于传统信仰和生活方式的力量。
在少数派的逐渐增加中，宗教纷争已经产生了怀疑主义——甚至到处产生无神论的主张。教派之间的冲突、抨击、互不宽容及基督徒信念与实际行为之间的强烈对照，促使某些抱实际观念者怀疑所有神学的价值。罗杰·阿谢姆在《教师》（Scholemaster，1563年）一书中说：
意大利人首先以《圣经》攻击英国裔的意大利人，意指他们生活的虚荣不比他们在宗教上的猥亵意见更厉害……他们重视西塞罗的《论政府》一书比保罗的书信更甚，他们重视薄伽丘《十日谈》中的故事较《圣经》故事为甚，而且他们把基督教神灵奇事视为寓言。他们认为基督及其《四福音书》只对教化人民的方策有利，是以不管任何宗教（新教或天主教）对他们均无所谓好坏。有时他们公开推广这种宗教，可是在某地他们又在私底下诋毁它们……在他们敢于言说的地方，和他们喜欢的友伴一起，他们就大胆地嘲笑，蔑视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他们对《圣经》毫不关心……他们嘲笑教皇，他们责骂马丁·路德……他们向往的天国就是让他们快乐和获利的地方。由此他们简单地宣告了他们的宗派：那就是在生活上主张伊壁鸠鲁派的享乐主义，在理论上则坚持无神论。
塞西尔抱怨（1569年）“那些嘲笑宗教的伊壁鸠鲁派和无神论者到处都是”；约翰·斯特赖普（John Strype）宣称（1571年）“许多人完全脱离教会，而且不再参与宗教礼拜”；约翰·李利（John Lyly）认为（1579年）：“从未见到异教有这么多的宗派……也未见到不信教的人有这种异端邪说，像现在的这些学者中的分歧一样。”神学家及其他人写书攻击无神论——不过那可能意味着信上帝而不信基督的神性。1579年、1583年和1589年，凡否认基督神性的人皆受火刑。有几位戏剧家——格林（Greene）、基德（Kyd）、马洛（Marlowe）——均为著名的无神论者。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在其他方面都能广泛地表现人生百态，唯独很少表现宗教纷争，反而出现了取材自异教神话的伟大戏剧。
在莎士比亚《爱的徒劳》（Love’s Labour’s Lost）一剧中，有两行意义模糊的句子：
哦！矛盾！黑色是地狱的徽志，
地牢的色彩及夜间的学院。
许多人把最后一句解释为意指在瑟本（Sherbrone）的雷利寓所的夜间集会，座中有雷利、天文家托马斯·哈里奥特（Thomas Harriot）、学者劳伦斯·基米斯（Lawrence Keymis），也包括诗人马洛、查普曼（Chapman）及其他人在内，讨论天文、地理、化学、哲学及神学。哈里奥特显然是这群人的领袖，据古董家伍德（Wood）的说法，“他对《圣经》有奇特的看法，而且总是低估创造世界的旧故事……他著有《哲学的神学》（Philosophical Theology），其中已扬弃了《旧约》”。他信神，可是拒绝基督的启示和神性的说法。耶稣会教士罗伯特·帕尔森（Robert Parsons）于1592年写道：“雷利爵士的无神论派……揶揄摩西和救世主、《新约》和《旧约》，而且这些学者不再重视上帝的特殊地位。”雷利被控曾静听马洛宣读一篇无神论的论文。1594年3月，政府设在多塞特（Dorset）的瑟恩寺（Cerne Abbes）——雷利的家就在该地——的委员会奉命调查邻近一群无神论者的谣言。就我们所知，当时并未立即采取行动，可是其后在雷利受审时（1603年），罪名之一却是无神论。在其《世界史》（History of the World）自序中，他特别提到要扩大其对神的信仰一事。
有人怀疑伊丽莎白抱有自由思想。格林说：“没有一个女人像她那样根本没有宗教观念。”依弗劳德（Froude）的看法：“伊丽莎白并没有明晰的情感上的信念……对于伊丽莎白来说，新教的教义并不比旧教为真……她对神学的教条主义抱着宽容又轻视的看法。”她吁请上帝——发着令其大臣惊怕的恶誓——毁灭她，以使她可以不遵守嫁与艾列森的诺言。可是在私底下对他的自夸，她屡加讪笑。她对一位西班牙使节表示，纷争中的基督教各派之间的差别是“小事一桩”——因而使他认为她是无神论者。
虽然如此，就像1789年以前的多数政府一样，她也认为这些超自然的力量和道德制裁的宗教，对社会秩序和国家稳定是不可或缺的，直到她稳固其地位为止。她一度显得摇摆不定，意在让天主教君王抱着她会改信旧教的希望。她喜欢天主教仪式、教士独身的生活及弥撒的富于戏剧性，假如不是唯恐屈服于教皇之下，她会与教会保持友好。她不相信天主教，因为那是一种外国强权，可能使英国人对教会的效忠超过对女王的忠贞。她在其父的新教熏陶中成长，那种新教等于没有教皇的天主教。她想在英国建立的就是这种宗教。她希望英国教会采取半天主教礼拜式，可以缓和乡间天主教徒的情绪，至于抗拒教皇，则可以满足城市的新教徒。她同时希望国家控制的教育使新的一代接受自己的这种措施，因而宗教纷争可以就此告一段落。在宗教方面，犹如其婚姻，她也迟疑不做决定，以便达成其政治目的，直到其强有力的敌人面对既成的事实。她让他们对她存有幻想而彼此分裂。
许多势力怂恿她完成宗教改革。欧陆改革者写信感谢她恢复新教，他们的信件感动了她。教会财产的占有者祈祷她做出有利于新教的决定。塞西尔劝她自己成为欧陆新教国家的领袖。伦敦的新教徒取下圣托马斯的铜像丢到街道上，表达他们信新教的情绪。其首届国会（1559年1月23日—5月8日）成员多为新教徒。国会毫无保留地拖延通过拨款的决议，并向所有人征税；无论是教会还是世俗人士。新的《统一法案》（Act of Uniformity，1559年4月28日）颁布克莱麦（Cranmer）的《通用祈祷书》（Book of Common Prayer），重订英国礼拜仪式，并禁止采用其他的宗教仪式。弥撒被废止了。法案还规定英国人均应参加国教的星期礼拜，否则应付出1先令以救济贫苦。一个新的《神圣法案》（Act of Supremacy，1559年4月29日）宣称伊丽莎白是英国不分世俗与宗教的各类事务的最高管理者，教士、律师、教师、大学生、地方法官及教会或皇家官吏均应起誓承认女王的最高地位；主张主要圣职的任命和教会的决定均由政府指定的高级宗教法庭发布；主张教皇在英国有权对初犯处以无期徒刑，再犯处死（1563年）。1590年，英国教会成为新教教会了。
伊丽莎白假装不压制舆论自由，她说，任何人只要不违背法律就可享有思想和信仰自由。其唯一要求是为了全国的团结须有表面的一致。塞西尔使她确信“宽容两种宗教的国家不可能有安全”——但是伊丽莎白仍要求信奉天主教的法国容忍新教徒。她不反对和平的伪善矫情，可是表达意见的自由不得转而解释为言论自由。在重要事件上有异议的传道士或被强迫缄默，或被解职；处置异端的法律重新确定范围并加强执行；唯一神教派和洗礼教派被宣告为非法；到伊丽莎白的统治结束，共有5名异端分子被焚杀——在当时，这个数目不算很多。
1563年，神学家的一项集会确立了新的教义。大家赞成预定论：上帝凭其自由意志，在创世之前，不管人类个体的善恶与否，已选择了某些人为其选民，注定得救，其余诸人则被扬弃受地狱的折磨。他们接受路德信仰得救之说——那就是说，选民的得救并不是因其善行，而是信仰上帝的慈悲及耶稣为救人类而流血。不过，他们采取加尔文教派的主张，认为圣餐是与基督在精神上而非物质上的交往。通过一项国会法案（1566年），规定此种新神学的“三十九条款”（Thirty-Nine Articles）为英国教士的义务，它们至今仍是英国正式国教的教义。
新的礼仪也是一种折中。弥撒虽已撤销，令清教徒看不惯的是，教士布道竟穿白袍法衣，主持圣餐则着长袍。圣餐礼竟须跪受，而且仍然使用面包与酒。向圣者祈祷的仪式已被每年追念新教的英雄取代。坚信礼和任命圣职礼仍然列为圣礼，但不再视为耶稣建立的圣礼，只在临死时人们才被鼓励向神父忏悔。许多祈祷书保留罗马天主教的形式，但披上英国的外衣，成为英国文学中辉煌的一部分。400年来，这些祈祷书和赞美诗，在庄严高贵的天主教和俭朴尊严的各教区礼拜堂中，由僧侣和会众朗诵，给予英国家庭灵感、安慰、道德纪律及精神上的和平。伊丽莎白与天主教徒
现在轮到天主教徒受迫害了。虽然他们占大多数，但不得做天主教礼拜及拥有天主教书籍。政府下令毁坏天主教堂中的宗教偶像，并把圣坛移走。6位牛津学生拒绝从大学教堂移走耶稣受难像，因而被送到伦敦塔监禁。多数天主教徒悲哀地服从新规定，也有相当数量的教徒宁愿付出罚金而不愿参加英国国教礼拜。皇家委员会估计英国有5万名“不参加国教礼拜的天主教徒”（1580年）。国教派的主教向政府抱怨民间家庭仍然做弥撒，公众礼拜还杂以天主教仪式，以及新教徒在某些激烈的城市里不安全。伊丽莎白责备大主教巴尔克执行不力（1565年），其后法律更严予执行。在西班牙大使礼拜堂中听弥撒的天主教徒均被下狱；政府搜查伦敦民房；发现陌生者即命其说明其所属的宗教；下令地方法官处罚藏有罗马天主教神学书籍的人（1567年）。
我们不宜通过17世纪和18世纪哲学家及革命赢得的相对宗教宽容来看这些立法。当时各教派互相斗争，受政治影响而更加复杂——宗教宽容的范围受限。16世纪各党派和各国政府均认为宗教意见不同就是一种革命。教皇庇护五世自认经过很长时间的忍耐后才发布教谕（1570年），不但将伊丽莎白驱逐教籍，而且不允许臣民对她忠贞，禁止他们“服从其指示、命令及法律”。法国和西班牙当时想与英国结好，故压制该教谕的传布，但是其中一份教谕却让人秘密地贴在伦敦主教寓所。犯禁者立刻被抓获，处以极刑。面对这种宣战，大臣请求国会制定更严厉的反天主教法律。国会通过法案规定（其间称呼女王为异端、阴谋家、篡位者、暴君），凡传播教皇教谕于英国或使新教徒改信天主教者，均犯死罪。政府授权高级宗教法庭审问所有嫌疑犯，并处罚其违法而未受处罚之罪，包括与人通奸。
欧洲天主教君主无法抗议这些严厉的措施，因为他们自己也采取类似的措施。多数英国天主教徒仍然不抵抗，伊丽莎白政府希望习惯会使他们接受，时间一久会使他们改变信仰。为防止此事发生，一位逃难的英国人威廉·艾伦（William Allen）在当时西班牙属地荷兰的杜埃（Douay），创设一所学院和教士养成学校，专门训练英国天主教徒在英国传教。他热切地表达其目的：
我们最主要的课题是要在天主教徒的心中激起反对异端的热情及正义的愤怒。我们的方法是让学生看清天主教在我们现在住的地方表现的那种特别高贵的礼仪。同时，我们要唤起大家注意家乡那种可悲的对照：一切神圣的事物皆彻底毁灭……我们的朋友和亲属，我们尊敬的人及其他无数的人，均在教派纷争及无神状态中遭到毁灭的命运。监牢和地牢人满为患，监禁的不是小偷和不法之徒，而是基督的教士及其信徒及我们的亲友。我们不应受伤害，也不应旁观我们的国家深陷于痛苦中。
直到1578年加尔文教派攻占杜埃，该校才封闭，然后改设在兰斯，后又迁回杜埃（1593年）。《杜埃圣经》（The Douay Bible）——拉丁《圣经》本的英译本——在兰斯和杜埃（1582—1610年）成稿，“詹姆士王《圣经》本”出版前一年，该版译本才发行。1574年至1585年，该校将275名毕业生封以圣职，并派遣其中268人至英国传教。艾伦奉召至罗马，升任红衣主教，其工作仍然继续进行。续有170名僧侣于1603年伊丽莎白死亡以前，奉派至英国工作。在438名僧侣当中，98名遭受极刑。
英国传教士的领袖地位后来传给耶稣会教士罗伯特·帕尔森，此人热心勇敢，善做神学辩论，也是杰出的散文家。他坦白宣称，教谕已驱逐伊丽莎白，即使她被刺杀也是正当的。许多英国天主教徒感到震惊，但教皇格列高利八世的秘书托罗米奥·加利（Tolomeo Galli）赞成其主张。帕尔森呼吁天主教国家入侵英国，西班牙驻英大使谴责这项计划是“愚昧犯罪”的，耶稣会会长埃韦拉德·梅尔库里恩（Everard Mercurian）于是禁止他干政。但他不为所动，私自决定入侵英国。他化装成自荷兰服役归来的英国军官，其军人威武的神情，其金边外衣及羽毛帽，使他骗过了关卡的守吏（1580年）。他又协助另一位耶稣会教士埃德蒙·坎皮恩（Edmund Campion）化装成珠宝商随他进入英国，之后秘密住在伦敦市中心区。
他们访问了被捕的天主教徒，发现他们并无受虐待的事实。他们广征世俗和僧侣助手，开始鼓励天主教徒继续对教会忠诚，并促使最近改信新教者回头。隐藏在英国的世俗教士，感到这些传教士太过胆大，因而警告他们迟早会被人发现并被逮捕，若为人发现，势必使英国天主教徒的境况更加恶化，所以请求他们返回欧陆。但帕尔森和坎皮恩坚持不肯放弃。他们潜往一个又一个城市，举行秘密集会，听人忏悔，做弥撒，并祝福把他们当作上帝使者的崇拜者。他们抵英一年内——自称——已使2万人皈依。他们建立印刷厂，广事宣传。伦敦街上发现了短文，宣称伊丽莎白在为教皇驱逐出教后已不复为英国的合法君主。另有一位耶稣会教士被派往爱丁堡劝请苏格兰天主教徒自北方入侵英国。威斯特摩兰顺应梵蒂冈（Vatican）的召唤，自罗马带金银无数回佛兰德斯以资助自荷兰入侵英国之举。1581年夏，许多天主教徒均相信，阿尔瓦（Alva）的西班牙军队将越界侵入英国。
受到政府密探的警告，英国政府加紧逮捕耶稣会教徒。帕尔森越过英伦海峡逃生，坎皮恩却被捕（1581年7月），押送时经过同情他的乡村和敌视他的伦敦，被禁于伦敦塔。伊丽莎白指名传唤并想挽救其生命。她问他，他是否承认她是合法君王？他答是。但是对其第二个问题：“教皇逐我出教是否合法？”他却和许多饱学之士一样，都无一致的看法，致使她无所适从。她把他送往伦敦塔，并训令好好看待他。塞西尔命令用刑追查其同谋。经过两天的苦刑，他说出几个名字，接着政府开始一连串的逮捕行动。后来坎皮恩恢复了勇气，向新教神学家挑战，要求公开辩论。经委员会允许，在伦敦塔礼拜堂举行了一场辩论，朝臣、犯人及公众均获允参观。那位耶稣会教士虽双腿疲软，仍然站立数个小时为天主教神学辩护。两方面均无法令对方心服，坎皮恩受审时，其罪名并不是异端，而是阴谋以内乱和外患颠覆政府。他与其他14人被判有罪，1581年12月1日受绞刑而死。
天主教徒正确预测耶稣会的任务会迫使政府采取进一步迫害行动，伊丽莎白将她与那些试图取代其王位者和谋刺者之间的是非诉诸其子民。1581年的国会法律规定：改信天主教者以叛国罪处罚；任何做弥撒的教士应罚200马克并处一年的徒刑；拒绝参加国教礼拜者每月应付20金镑——除了最富有的天主教徒外，任何天主教徒皆会因此破产。不能支付罚金者即予拘捕并没收其财产。不久，监牢里面到处都是天主教徒，许多旧城堡也改为监狱。局面起伏不定，随着玛丽·斯图亚特的即将处死及与西班牙和罗马间的冲突日益激烈而日趋紧张。1583年6月，一名教皇使节向教皇格列高利八世提供了一项由爱尔兰、法国及西班牙三国军队即时进攻英国的详细计划。教皇对于这项计划深表同情，并预先准备了特别的措施。但英国密探已预先得到风声，也有应对的准备，该计划只能搁置。
国会以更富压制性的立法来报复。自1559年6月起受封圣职的僧侣，依然抗命不承认英王最高地位而起誓者，在40天内应离开英国，或以叛逆罪处死，庇护他们者将被绞死。依据该法及其他法律，伊丽莎白在位期间，共有123名僧侣和60名俗人被处以死刑，或许另有200人死于狱中。新教徒抗议这些立法过于严苛，某些人改信天主教。塞西尔之孙威廉逃亡至罗马，向教皇誓死效忠。
多数英国天主教徒反对以暴力对抗政府。其中一派向英王伊丽莎白请愿（1585年），表达其效忠之诚，并请“仁慈地考虑（彼等）遭受的迫害”。但犹如证实英国政府宣布这些措施可由战争获得证明一样，红衣主教艾伦竟发表一篇文章（1588年），试图使英国天主教徒支持西班牙人即将进犯英国的行动。他称女王是“一位乱伦的私生子，是恶名狼藉的妓女在犯罪中所生”，并指责“她……由于难以描述、难以置信的贪欲好淫，对莱斯特及其他人广施色相，滥用其肉体”，要求英国的天主教徒起而反抗这位“不道德、受诅咒、遭受逐籍的异端”，同时允诺任何人只要协助放逐“当代罪恶及厌恶的主要对象”，即可得到永久的赦罪券。英国天主教徒却与新教徒一样，勇敢地抗拒西班牙的无敌舰队。
对抗西班牙获胜以后，迫害继续不停，仿佛是一场无休止的战争中的一部分。1588年至1603年，共有61位僧侣和49名俗人被绞死。12位教士在女王逝世那年向女王提出动人的诉愿，请求准许其留在英国。他们驳斥否定女王继承王位权利的主张，并反对教皇有逐其去位的权利，但是依据良心他们无法承认除教皇以外的任何人为教会的领袖。请愿书在女王死前数天才送到女王手中，其后果如何尚无记载；但在无意之中，包容了两个世纪以后解决问题的各种原则在内。女王死时仍是其执政期间一次最伟大斗争的胜利者，但这次的胜利比以前沾染了更多的污点。伊丽莎白与清教徒
在对付那群表面上较弱的清教徒方面，她却未获胜利。他们是受加尔文影响的教徒，其中某些人是玛丽统治时期流亡于外的难民，他们曾经访问加尔文教派重地日内瓦，多数人曾经阅读日内瓦加尔文教派翻译并注释的《圣经》，某些人曾听过或读过约翰·诺克斯的鼓吹文章，某些人也许听过威克利夫“可怜教士”罗拉（Lollard）的回声。以《圣经》为绝对可靠的指南，他们发现伊丽莎白将主教权利和教士法衣由罗马手中夺取转交于英国国教，在《圣经》上找不到根据。一方面，他们发现教士除基督外并不受国王的统治。他们承认伊丽莎白是英国国教的领袖，但其目的只是要摒弃教皇而已。他们在心中杜绝国家控制宗教之说，反而希望以其宗教来控制国家。1564年，他们开始被称为“清教徒”——这是一句骂人的话——因为他们想澄清英国新教《新约》未有记载的各种信仰和礼拜的形式。他们采取预定论、上帝选民论及天罚论，并主张唯有生命的各方面合乎宗教和道德标准，才能脱离炼狱之苦。严肃的星期天他们在家中研读《圣经》时，面对着《旧约》中善嫉和记仇的耶和华，耶稣的形影仿佛已经消失了。
在剑桥大学神学教授托马斯·卡特莱特（Thomas Cartwright）发表演讲，强调早期基督教教会长老组织与英国国教主教组织之间的对照比较时，清教徒攻击伊丽莎白已具体化了（1569年）。剑桥的许多教职员支持卡特莱特的主张，但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院长约翰·惠特吉夫特（John Whitgift）在女王面前谴责他，使他被解除教职（1570年）。卡特莱特移居日内瓦，在西奥多·德贝兹（Theodore de Beze）的领导下，吸收了加尔文教派神权国家论的精华。回到英国后，他与沃尔特·特拉瓦斯（Walter Travers）及其他人合作，建立清教徒的教会，依其意见，耶稣已经安排让各个教区、各省及各国选出的牧师和世俗长老拥有全部教会权力。如此组成的教士和长老会有权依据《圣经》决定教条、礼仪和道德律。他们应与每个家庭联系，有权促使大家至少表面上过着“事神的生活”，并有权将抗命者驱逐教籍，处异端以死刑。民政官应执行戒律，但国家不得侵入宗教管辖权的领域。
1572年，旺兹沃思城（Wandsworth）首先按照这些原则建立了第一个英国教区，而在东部和中部乡间也兴起了相似的“长老会”。此时，多数的伦敦新教徒和平民院议员是清教徒。伦敦技工阶级，已为法国和荷兰加尔文教派难民所渗透，纷纷攻击主教组织及其礼仪。城市商人把清教派视为新教，抵抗在传统中不同情高利贷者的天主教条及中产阶级的中坚。加尔文对此也有严格限制，可是他曾经鼓励放息，而且承认勤勉节俭的美德。就是女王也发现清教有某些优点。假若玛丽·斯图亚特能入主英国，塞西尔、莱斯特、沃尔辛厄姆及诺克斯均有望借重清教来对付天主教。
但伊丽莎白觉得清教运动阻碍其减少宗教纷争的整个计划。她把加尔文教派视同与约翰·诺克斯的理论一样，而约翰·诺克斯轻视妇女统治者永不被她原谅。她轻视清教教条主义实较天主教为甚。长久以来伊丽莎白一直喜欢耶稣受难像及其他神像，她即位初期，反偶像的狂潮曾摧毁了一切圣画、圣像及染色玻璃，她下令赔偿损失与牺牲者，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