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星儒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北京青年报》经典案例研究试读：
“新闻传播学实践教学系列”编辑委员会
顾 问 冯培张延平
主 编 邱鸣余海波
执行主编 曲茹
编 委
裴登峰 王政红 张喜华 赵琛新 曲茹
舒 虹 孙 庚 李 茵 刘 晖 王春枝
李星儒 李 琛 罗 强 唐恩思 马宪超
霍彬涛 刘 园
总序
有人说过，学者的工作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好比造楼，一类好比铺路。构建一个宏伟的体系，千门万户，可以藏之名山，这固然是大师的标志；铺一条康庄大道，让后进者振辔驰骋，也是功德无量的伟业。前者受人敬仰，而多做后一种工作，会被人感激。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以下简称“二外”）的新闻学专业，从2003年创办到今天刚刚走过了十年的路程。从初创时期的艰难求索到今天的桃李芬芳，其中的甘苦自不必言，值得庆幸的是，在这短暂的十年时间里面，我们打下了基础，为后来者铺就了一条可以继续前行的道路。十年磨一剑，但十年对于二外的新闻专业，还只是一个起步，因此，这套实践教学系列教材，更多的还是记录了新闻学专业的教师们面对未来的思考与批判，探索与努力。时逢二外50周年校庆，这也许算不上是最好的献礼，但至少，应该是一份令人欣慰的答卷。
新闻学专业是门实践性要求很高的专业，国际传播学院根据这一专业要求，积极拓展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的平台，这几年相继与北京青年报社、财经杂志社、腾讯网、北京日报社等多家新闻媒体建立了合作关系，借助他们成熟的媒体平台建设二外新闻学的校外人才培养基地。这其中与北京青年报社的合作最为全面，特别是在2012年7月，当二外与北京青年报社联合申报的校外人才培养基地获得北京市教委批准，成为北京市校外人才培养基地时，国际传播学院新闻学专业的实践教学抓住了发展的契机，插上了腾飞的翅膀。这个基地成为我们二外继首都旅游集团、中国外文局之后的第三个北京市校外人才培养基地。校外人才培养基地作为北京市“质量工程”中的创新型项目，对于提升人才培养水平、促进大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意义深远，能够获评市级基地，既是对他们曾经取得成绩的认可，也为他们未来的深入合作提供了新的平台。
在这里我们要深深地感谢北京青年报社，感谢张延平社长、余海波总编辑的大力支持，他们亲自参与了基地建设策划、培养方案设计、重大问题研讨等全过程中的重要段落；感谢北京青年报社团队对于二外新闻学专业学生的指导和培养，是这些优秀媒体人的敬业精神与专业态度让学生们切身体会到了什么是新闻、什么是媒体的社会责任。在实践中，学生们提升了学习的能力，这不仅仅是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有机会置身于社会生活之中，在了解、体验与感悟的过程中真正转化为新闻工作中必不可少的社会责任感。在实践中，这些活跃在一线的优秀的媒体人，他们的敬业精神与人格魅力、他们对于事业的执着和奉献，他们身上的点点滴滴都转化为对学生最直接的影响，他们用最具体的行动表达了自己对新闻基地的支持，推动了二外新闻学专业的成长。
在二外和北京青年报社的精诚合作下，基地以培养全媒体、复合型、应用性新闻传媒人才为目标，对新闻学的学生进行了系统专业的培训与指导，组织学生积极参与到各类新闻实践活动之中，为学生专业训练提供了非常优良的学习实践平台，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使二外新闻学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其中最重要的成果，就凝结在这套系列教材里，国际传播学院院长裴登峰、党总支书记王政红为基地建设和这套教材的编撰投入了很多心血，新闻学专业的老师们在曲茹教授的统筹和带领下，组织开展新闻实训教学系列课程的教材建设。新闻系的老师悉数加入到教材的写作过程中，孙庚、李茵、刘晖、王春枝、李星儒、李琛几位老师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这套教材的撰写；二外新闻传播学校内实训基地辅导老师舒虹、罗强、唐恩思、马宪超、霍彬涛、刘园、贾宁旨也成为团队的重要成员。本次教材建设打破以往的传统模式，每一本教材的编写均由教师组织带领学生开展新闻采访实践、进行经典新闻案例的回访寻踪，稿件整理完毕后，再由教师修改确认。这样的一种方式，让学生们深入接触鲜活的新闻生产过程，在实践中学习新闻采访报道，在实践中完成专业能力的培养和社会责任感的形成。
二外与北京青年报社共建的校外人才培养基地，不仅为人才培养搭建了平台，也为新闻学专业的学科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空间。希望双方今后在教学和实践方面开展更加全面深度的合作，创新人才培养理念，为学生们提供更加良好的学习和实践环境；面对未来，希望注重积累校企互动经验，努力将基地建设成为在北京市具有引领和示范作用的校外人才培养基地，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更多高素质的优秀人才。
能经得起时光考验的东西，毕竟不多，希望我们的共同的努力和理想，可以对抗时光和遗忘，也希望因为这种合作，有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让我们一同成长，共同超越。
是为序！邱鸣
序 敬畏真相克制叙述
在我自己就读大学新闻系的年轻时候，我一直希望，能有机会去接触那些写出了好报道的当事记者，面对面问他所有有关这些报道的选题、采访、突破、立意、结构和文本之类的问题。这些是大学新闻学的课本所不能提供的，对于新闻学的学生或者刚入新闻行的年轻人，这样的机会很有价值。
这本书前面第一部分占全书的篇幅很大，结合北京青年报的12个报道案例，对当事记者进行了回访，在回访之后，又刊载了采访当事记者的学生记者的手记。我对这12个报道熟悉而感到亲切。两年前我来到北青报任职，刚到的第一天晚上就跟张延平社长商议，要在每日新闻的“总编辑奖”基础上，增加评选“月度总编辑特别奖”，在下月的第一个周一大编前会会后举行颁奖仪式，第二年年初再举行“年度总编辑特别奖”的评选和颁奖，主要是想以“总编辑特别奖”来树立业务标杆，指引业务方向。这12个报道，全部是这两年“月度总编辑特别奖”的获奖篇目，大部分还是“年度总编辑特别奖”的获奖篇目，都在社会上引起过较大反响。这本书还原了采访时的很多细节，又呈现了学生记者另外视角的思考，虽然我对这些报道已经很熟悉，但读了仍感眼前一亮，别有感悟。时间过去了很久，似乎冲走了一切，这本书里的文字，或许不免粗糙甚至笨拙，但真实得可以触摸到上面的颗粒，颇有质感，在那些传播影响过去之后，曾经见报的每一个文字背后浮现出了当时真实的现实情境的反复冲突：焦灼与欣喜、失望与希望、晦暗与光明。见报的报道文本不足以充分展现当事记者彼时心境的复杂和现实的复杂，但这本书至少揭开了一角，或可以有助于砥砺新闻从业者的意志品质。《北京青年报》有自己的新闻理念，崇尚“新闻是有分量的”。我有时候在想，或者可以再增加一条，叫“新闻是有质量的”。“质量”，取物理学概念之意义，强调新闻的质地要扎实要厚实，要掷地有声。在今天这个时代，或许我们什么都缺，但一定不会缺情绪，这是一个情绪泛滥、人们都很容易被情绪煽动和左右的时代，追求有质量的新闻，可以温凉而不火热，可以粗糙而不滥情，秉持节制的态度，做有节制的叙述，是我希望北青报的同事们能够做到的。没有人能穷尽绝对真相，没有人能拥有绝对真理，敬畏而有节制，不迎合，不隐讳，除了追求尽可能接近和呈现真相，在我们的前方没有别的参照物。这本书里的报道案例，即便在当时我们也自知有诸多不足，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去做得更好一点，不能不说也是种遗憾，但关乎真实、冷静、理性、客观以及敬畏真相、克制叙述，却始终不敢有忘，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
这本书的第二部分，是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北京青年报》的一些思考、判断，还有我们具体工作的一些总结和梳理，或许对办报的同行会有些参考的意义，但实际上，也许只有我们这些身在北青的人，才能深刻理解我们曾经抉择的艰难。在这样的一个年代，办好一张报纸不易，想办好曾有着无限荣光的《北京青年报》，则更为不易。
我要特别感谢参与本书写作和编辑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学生和老师，他们在北青报做了大量的采访和其他工作，让我们有机会再一次反思当时操作的种种不足，这显然会对提升我们今后的业务水准提供帮助。
且以为序。余海波
第一部分 案例回访
“艾滋针”日记 绝望到重生的一个月零七天任建宇失去自由的457天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八周年国民党抗战老兵纪念专版——《我的荣归》9月15日一个西安车主的厄运春华秋实——人艺六十周年纪念一头大蒜的身价飙涨之路蓟县大火网传“百人名单”调查吞噬杨丽君的城市陷阱暗访“成人奶妈”地下交易斑马行动银行交易员的崩溃一天落马市长季建业的“学术之路”“艾滋针”日记绝望到重生的一个月零七天
案例简介：《“艾滋针”日记绝望到重生的一个月零七天》于2012年9月29日由记者李华良在《北京青年报》社会新闻版发表。报道一经刊出立刻引起全国多家媒体和社会对此事的广泛关注，并引发公众对“艾滋针”的新一轮热议。该报道随后获得《北京青年报》月度“总编辑特别奖”和《北京青年报》年度“优秀报道奖”。案例原文 “艾滋针”日记绝望到重生的一个月零七天
作者：李华良■导读8月21日乘坐出租车被“艾滋针”扎伤，昨天HIV病毒检测报告基本排除感染可能性。8月21日，从南京出差回京的徐天磊乘坐出租车时，被书报架内的注射器针头扎伤。注射器中残余液体内存在HIV病毒的可能性，让这个37岁东北小伙儿的生活一下子发生了改变。乘坐出租车被“艾滋针”扎了，可能会感染HIV病毒，在常人看来这更像是小说中的情节，而对徐天磊来说，这是一件现实得不能再现实的事情：女朋友很快选择了离开，每天都要吃大量会令人呕吐的阻断药品，不敢告知父母家人……昨天下午，徐天磊在地坛医院拿到了HIV病毒检测报告，在这份列着各种数据和说明的报告中，徐天磊只关心两个字——阴性，当得知自己已经基本排除被感染的可能后，徐天磊兴奋地用手猛砸了桌子一下，长长呼出了一口气。一个月零七天，徐天磊的体重从148斤降到了122斤，酒量不错的他想借酒消愁却发现一点儿也喝不下去……当然在这些日子里，徐天磊的生活中也并非仅仅充斥着悲伤的符号，他似乎也学会了用另一种眼光去看待周围的一切和自己。■8月21日“我被什么东西扎了……”刺痛猛然从右腿膝盖处传来，徐天磊放下跷起的二郎腿，对着前面的出租车司机喊道。出租车副驾驶座位靠背后的书报架内，一本杂志的底部露出一根针头，徐天磊用力一拽，拉出一个注射器，针筒内还有一些淡黄色黏液。8月21日晚上10点左右，从南京出差回到北京的徐天磊在五道口附近打到了一辆出租车，刚开到林业大学附近就被出租车座椅后书报架内的注射器针头扎伤。看着针筒内残存的淡黄色液体，徐天磊首先想到的就是新闻中曾经看到过的“艾滋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报警、去医院检查、转到疾控中心、再转到地坛医院、接受警方的问询，徐天磊三天两夜几乎都没合眼。8月24日，朝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快速检测结果显示，针筒内的残液极可能存有HIV抗体。当听到大夫告诉徐天磊这个结果时，徐天磊当时就软了。“刚开始是担心注射器里有病毒，一直希望不会有，没想到几率这么低的事就发生了，而且怕什么就来什么。”徐天磊说，“一点力气都没有，很长时间大脑一片空白，浑浑噩噩。”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小徐一直是浑身无力、大脑空白的状态，这突如其来的意外事情让他有点懵了，饭吃不下、觉睡不着，晚上躺着瞪着眼睛毫无睡意，也不知道在想什么。“心里特别乱，以前吧，一天抽烟10多根，（事发后）心理压力太大了，烟抽得特别勤，最多的一天抽了四盒烟。”医生为徐天磊开了抗HIV病毒的阻断药物，这种药物副作用非常大，“吃了药整天恶心呕吐，头晕，睡不着，视力模糊，身上起了大片大片的红点子。”小徐说，在这样大的压力下，他觉得快要控制不住自己了，为了不会遗漏吃药，每天他左右两只手都攥着药片，时刻提醒自己，“大夫说，必须严格按时间点吃，隔开12个小时，因此即便我睡一会儿，手里还是攥着药片儿。”更加让徐天磊无法接受的是，作为大龄青年的他在事发三个月前刚刚交往了一个女朋友，但对方在得知消息后，马上选择了和他分手。■9月1日“很多年没有在夏天回老家了……”老宅子的后院有一片空地，母亲种了茄子、辣椒、豆角等很多蔬菜，周围还长了很多野花，徐天磊不厌其烦地看这些蔬菜和野花，用手机拍摄了几百张照片，暂时让他忘却了身体的难受，放松了自己的精神。事情发生之后，徐天磊只把消息告诉了公司的负责人和自己的好友。公司负责人让他先忙此事并休息，暂时不要到公司上班。在接受警方询问和调查以后，接下来就是吃药和等待。医生告诉徐天磊，最终的检测结果会在11月份出来，但是9月份的检测结果将有90%以上的可靠性。“好多年一直在外打拼忙碌，很少有这么长时间休息，但这种休息却是折磨，”徐天磊说。为了度过这段难熬的日子，9月1日，他启程返回东北老家。10多年前就来京打拼的徐天磊做过很多工作，但回老家的次数却很少，其间曾经有五六年的时间没有回去过。他说，自己一直想努力打拼，多挣一些钱，让父母生活得好一些。这次回到家，却突然发现父母已经明显衰老，两个人头发花白了，走路也都不太利落了。为了不被母亲发现，徐天磊将药片分装隐藏起来，日常生活中也尽力掩饰自己的变化，但父母还是发现了一些异常：明显消瘦，情绪不高，心情不好，此外因为阻断药物的副作用，小徐吃饭很少，而且吃了饭会经常呕吐。父母过问过此事，但小徐以太累等理由搪塞了过去，并找了个理由住到了老宅子里。“我不想让他们知道这事，他们老了，不能再为我担心。”在老家，小徐休息了19天，以往每次回来的时候，黑龙江都是冰天雪地，这是他10多年来第一次看到老家的夏天。徐天磊去了很多小时候自己玩乐的地方，乡音、乡土让他略感到了一种轻松。虽然全家都住进了新房，老宅子也没有荒废，后院的空地上除了母亲种的茄子、辣椒、豆角，周围还长满了野花，“有时候就直接躺在地上了，怎么看也看不够。”19天的时间里，徐天磊用手机拍摄了数百张后院图片，难得的清静让他暂时忘却了身心的疲惫。■9月20日“即便我倒霉感染了，我也不会害别人。”从老家返回北京还需要等待几天才能看到检测结果，煎熬过后的徐天磊也渐渐地安静下来，很多早已忘记的人慢慢地回忆起来了。检测报告分为两项，出具报告的时间间隔三天，不敢承受两次刺激的徐天磊没有在第一天去医院。在压力最大的那些天，徐天磊每天都会做梦，“吃了那药以后，副作用太大，上午睡两三个小时，下午睡两三个小时，大脑昏昏沉沉，但到了晚上又不容易睡着。”徐天磊睡觉的时候特别爱做梦，因为压力大的缘故，梦的内容更是千奇百怪，血腥的、暴力的、甜蜜的、温馨的，徐天磊说这些梦格外清晰。9月20日，徐天磊从黑龙江返回北京，等待检测报告的结果，根据大夫的要求，抗HIV的阻断药物也暂时停了。“每天不看电视，不看书，脑子里什么也不想，”徐天磊说，这种煎熬最难受，就跟等着判刑一样，忐忑不安，焦急又无奈。“有时候感觉屋里太安静，自己就特别害怕，开灯，打开电脑、电视，让它们都运转起来。”小徐在安静的时候，不断地回想着过去的人和事，让他奇怪的是，很多早已忘记的人和事，竟然特别清晰地回忆了起来。这次检测报告分两项，原本徐天磊可以在本月24日来拿第一项，但他没有去。“我要等到这个周五一起来拿这两项检测报告，不然就要承受两次的刺激。”东北人在大家印象中都挺能喝酒，平时自认为酒量还不错的徐天磊曾试图“借酒消愁”，但只喝下了一瓶啤酒就再也喝不下去。“朋友让我求神拜佛，但我没有去，我是无神论者，我也没有做什么恶事，没有害人，上天不会那么残酷地对待我。”但徐天磊也在反思自己的行为，这件事也给他提醒，“以后我会向善，对自己好，对别人好。”在检测结果临近的日子里，小徐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其实我挺忐忑的，我知道这个检测报告很重要，如果阴性基本就排除了感染可能，但我也做好了接受被感染的结果。”徐天磊几次都坚决地说，即便他被感染了，他会自认倒霉，但绝对不会去害别人，更不会报复社会。“我母亲从小告诉我要好好做人，而这么多年的经历，我想我能承担这样的事。”■9月28日昨天北京是个少见的大晴天，天空湛蓝，国庆节前的北京交通异常拥堵，从香山乘公交车去医院的徐天磊在路上耗了近两个小时。比和医生约好的时间稍晚了大约半个小时，直到下午2点半，徐天磊才赶到位于京顺路附近的地坛医院分院皮肤性病科。与一个月前相比，小徐明显消瘦了很多，“一个月前我148斤，现在我才122斤。”因为变瘦的原因，小徐的衣服看起来肥大了很多。在皮肤性病科的分诊台旁，紧锁眉头的徐天磊拿着取报告的单子，递给了分诊台的护士。在等待护士查询、打印报告的几分钟里，小徐不断地攥紧拳头又放松，呼吸也很急促，头上冒出了细细汗珠。“阴性，你没有感染。”女护士抬头笑着对徐天磊说，小徐眼睛瞪得老大：“阴性！你确定没问题？”小徐不顾候诊的数十名患者，急切而大声地追问，在得到确定答案后他攥起右拳猛砸了一下桌子，长长呼出一口气，“这一个月可折腾死我了！”几乎要跳起来的徐天磊兴奋地走来走去，女护士被他激动的动作逗得捂着嘴直笑，徐天磊赶紧隔着桌子伸过手去与护士握手。随即，小徐匆忙掏出手机向自己的三个朋友“报喜”，“报告出来了，我没事，我没事了……”他控制着声调，也控制着心情，因为这时候他才发现，在这里候诊的人们都在看着他。狂喜和失态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很快，徐天磊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慢慢地坐在医院的椅子上。双手捂着脸的他似乎要哭出来，但双手拿开的时候，徐天磊的眼中并没有泪水。（应当事人要求，文中为化名）■对话 如果是另一个结果，我会去看看大海记者：以前你了解艾滋病吗？徐天磊：都是从电视、报纸上粗略看到过类似的知识介绍，只是知道握手不传染、感染HIV以后就无药可医等等，但总觉得离自己很遥远。记者：被针头扎了是不是很愤怒？徐天磊：我没招谁没惹谁，这么倒霉的事怎么就让我赶上了呢？到底是哪个缺德的人放的针管呢？说起来，艾滋病在我心中是一种很恐怖的疾病，是那种生不如死、极其痛苦的病，所以我当时想万一感染这种病，那种痛苦和被人歧视的感觉令我恐惧。当然我也感到很委屈，我才30多岁，年轻力壮，正是大好年华，父母还需要我去照顾和孝顺。记者：现在结果是阴性，基本可以判断你没有被感染。徐天磊：虽然如此，现在也只有我的几个亲友和公司负责人知道我的身份，与我一起租房的人都不知道，我也一直要求警察不要透露，毕竟这个社会上不是每个人都能正确认识HIV病毒，这种知识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掌握，一旦透露我的身份，可能会给我的家人、朋友带来很多麻烦。记者：如果今天的结果是另外两个字呢？徐天磊：这个结果我也想过了，如果真被感染了，我也有一些计划，我喜欢大海，我肯定去大海边，看看大海……记者：你现在最大的希望是什么？徐天磊：等待两个月后的最后一次检测结果，尽快恢复到正常生活，这样一次犹如“大难不死”的事，让我也想明白了很多事，将来我会善待自己，多孝顺父母，更能平和地看待社会上的一些事情。也希望警察尽快调查清楚此事，抓住制造此事的人，当然我也希望出租车公司给我赔偿。案例回访 一波三折的见报过程
学生记者：陈梦洁在《“艾滋针”日记绝望到重生的一个月零七天》之前还有两篇连续报道，这一系列报道用记者李华良说的“一波三折”来形容再合适不过。
仓促一见，能报道吗？
负责这篇报道的记者李华良当时隶属于社会新闻部，这个部门的新闻线索主要来自新闻热线、网络监测和线人报送等。接到艾滋针爆料电话的是编辑朱振华，电话打给了北青报新闻热线，说有人在出租车上被针扎了，怀疑针上有艾滋病病毒。打电话爆料的正是当事人小徐。
刚听到消息的李华良和朱振华对此事态度一致：怀疑。这件事情令人匪夷所思之程度超出一般人的想象。首先，虽然之前网络和社会上有过很多关于“艾滋针”的传闻，但都没有被证实过。其次，每天给北青报新闻热线来电的人很多，他们说着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事情，譬如曾经有人每天给报社打电话说自己是张飞，有人怀疑自己要被暗杀等等。再次，记者会接触各行各业形形色色的人，并不能保证这些人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的，也无法排除一些人想利用媒体实现个人目的的情况。综合以上考虑，他们初期的想法是先大概了解一下小徐当天的经历，对此事先做一个初步的真伪判断。
朱振华就此题与李华良联系并安排采访任务时，李华良正在海淀区进行其他采访，此地距离小徐进行艾滋病检查的顺义区地坛医院距离较远。以当时北京的交通状况而论，从海淀区到顺义区大概需要几个小时。李华良在快速完成手头采访后就第一时间赶到了顺义区地坛医院。
第一次见到小徐，虽然当时他已做完检查，但还需要等一个月才能拿到他是否被感染的最终结果。悬而未决的未来让他产生了极大的恐惧，人也显得特别焦躁和无助。见到这种状况，李华良并未立刻进行采访，而是先用言语安慰了当事人。在小徐情绪稳定后，李华良按照工作的一般流程询问了他的姓名、职业、事件发生时间、事件经过和一些细节。
尽管当时小徐的表现并不像是在做假，但李华良还是对此事的真伪抱有疑虑。譬如针头的来源就有很多种可能——针头有可能是司机的，或许是小徐自己感染艾滋病想将责任转嫁给司机，也有可能是其他乘客故意留下的。这个疑点在当天没办法证实。另一个重要的疑问则是针上是否真有艾滋病病毒。在李华良赶到医院时，医院和疾控中心已经下班，两方初步的检测结果均无法核实。很多事实也都需要第三方来证实，但在当时客观条件下已不允许继续求证，因此对该事件的报道并未在第二天见报。李华良认为，这是对新闻真实性的尊重，新闻就应当有一说一，宁缺毋滥。无论如何，作为媒体工作者都不能在缺少新闻事实的基础上进行报道，这样很容易出问题，出很大的问题。
接到小徐电话爆料的不只北青报一家媒体。在北青报介入之前，同样接到小徐电话的《新京报》早已进行了全面采访，他们到场时间更早，因此有条件对医院和疾控中心双方的信息进行核实。第二天《新京报》相关报道见报，立刻引起一些媒体关注并引发了社会的广泛热议。同时，媒体的报道也引起警方对此案的关注和介入。李华良并未因首次采访不利而感到受挫——记者的工作就是这样，会遇到很多预想不到的变数和障碍。每家媒体工作节奏和客观条件都不尽相同，记者也无法同时对所有事件进行报道。谁都无法保证自家报道能够占先，身为记者应当对此有心理准备。
小徐主动邀约媒体反被裹挟
随后两天，李华良和朱振华商定要首先对“艾滋针事件”进行两天的连续报道，做一个情况跟进；其次则是在一个月后小徐检测的最终结果出来时做回访，回顾一下小徐一个月来的心路历程。在报道采写过程中，李华良遇到了一些与新闻道德和伦理相关的情况。“偷拍”和“媒体压力”是其中突出的两个方面。
首先是媒体的报道引起了警方关注。《新京报》的报道见报当天，警察通知小徐和出租车司机到派出所进行了一系列勘测。警方在勘测现场围起了黄色警戒线，严格意义上来讲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允许对勘测现场进行拍照的，包括记者。为向读者交代勘测现场情况，李华良悄悄拍了现场照。这一举动中似乎包含着新闻价值与新闻道德的冲突，但李华良并不这样认为。他说当时警方的勘测工作是在露天环境中进行的，他们的一举一动即使是路人也都能看到，因此并未涉及保密与否的问题。命令是死的，思维是活的，在记者的采访工作中经常会遇到类似的情况，这需要记者自己来辨明当时的状况，做一些灵活机动的改变和适应。
第二个则是有关新闻剥削性的问题。虽然起初是小徐主动要求媒体介入的，但随媒体报道而来的影响和压力远超他的想象。检测结果未知带来的不安和因摄入阻断病毒传染的药品产生的剧烈排异反应让多年在外漂泊的小徐想到回老家。除了寻求家人的安慰，他也是想以此躲避媒体的来访和排山倒海的报道。自愿要求媒体报道的小徐最后为了躲避媒体消失，媒体力量的巨大与不可控性可见一斑。媒体的报道链条一旦开始工作就会将当事人或相关人物逐渐卷入其中，事态、舆论的走向也绝非个人所能预料和控制。
媒体在对小徐的报道中都较好地尊重了他的意见。小徐提出了报道中要使用化名和不出现正面照等要求，所有媒体都遵守了。李华良根据常年工作经验总结说，记者在日常采访中需要守住两条线。首先是“法律底线”，比如法律中提出对特殊人群、未成年人和残疾人要给予充分的尊重和保护的规定；其二则是“自我要求线”，尊重当事人的意见是记者们的默契，也是大家内心位置较高的一条控制线。但媒体和事件的影响并未因此而消减，后期小徐逃避媒体的原因除了检测结论不明带来的恐惧，还因为这次事件已经牵扯到他的工作，甚至女朋友也因此与他分手。困难接踵而来，可想他当时心情之复杂。“最终采写成功仅仅只是因为我还记得这事儿罢了，与能力无关”
一个月的时间过去，在最终检测结果出来的前一天，李华良和朱振华商量要对小徐做个回访，以便对他一个月来的生活和心理状况进行报道。提前一天商定采访是北青报绝大部分新闻采访采用的操作模式。因为早一天接触到核心当事人，记者就能早一天掌握第一手信息，这样才会有机会超越其他媒体。
虽然所有接触过小徐的记者从第一次采访时都会了解到出检测结果的时间是在一个月后，但最终来采访小徐的记者只有李华良一人。这与记者对新闻价值的判断能力有关，同时这与报纸的属性也有很大关系。李华良认为，就新闻操作层面来说，都市报每天都有很多类似的新闻事件，其中会有很大一部分新闻被浪费掉。新的消息不断覆盖着旧的消息，旧的消息则被彻底遗忘。但对李华良来说这次事件的新闻价值还没有完全体现。
李华良一直强调一件事：虽然最终只有自己能采访成功，但这与记者能力无关，只是他记住了比较重要的时间节点，因此没有留下遗憾。不过就这一个月李华良所做的工作而言，我们不能将他报道的成功简单地理解为偶然。在小徐回老家那段时间，李华良一直跟他保持着联系和跟进。李华良说自己是把小徐当做一个遭受不幸的普通人，而非采访对象来对待。即使不进行采访，他也会偶尔发短信、打电话问候小徐。这样的做法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采访者与被采访者之间所需要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李华良在采写过程中掺杂了个人情绪。李华良坦言自己当时的确对他心生同情，但他所做一切并未超越工作的界限。而且有时打电话小徐也会不接，但他并不介怀。因为尊重采访对象是每位记者都该明白的道理，尊重不为索取，不为换来报道权，只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行为。
检测结果出来的前一天李华良和小徐约好当天下午1点见面，但直到晚上8点小徐也未出现。李华良能理解小徐的心情，但并未放弃追踪，第二天他一早就来到医院门口等待小徐的出现。当来到医院领取最终检测结果的小徐看到李华良时就明白了李华良的用意，并允许李华良跟他一起进入医院。这与过去一个月中李华良与他一直保持着联系有密切关系，因为尊重是能够被对方感知的。在等待最终结果时，李华良竭力让自己做一个旁观者，只负责目击和记录，尽量让小徐忽略自己的存在，避免他因记者存在而言不由衷地说些大空套话，或是特意表现出些什么。小徐拿到未感染艾滋病的结果后抑制不住激动，立刻给亲朋好友打电话通报这个好消息。李华良等到小徐所有通话结束后才采访了他。因为摆正了姿态，李华良得到小徐的感受是真切的，采访的内容也都是具体可感的。
后期编辑工作同记者采写一样重要《“艾滋针”日记绝望到重生的一个月零七天》初稿的建构是按逻辑顺序进行的，李华良将整个事件打碎后提炼出几个要点，并配以小标题。读者阅读那份初稿需要一定的新闻背景，至少需要对相关事实有所了解。最后，编辑朱振华为提高稿件的可读性，将文章修改为以时间为主线，以便让以前不知道“艾滋针事件”的读者用最快速度来全面了解这件事情。此外，朱振华为提高新闻卖相，更好地体现当事人内心微妙的变化，他将有关小徐内心活动的部分信息改为用对话体进行呈现，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传播效果。新闻包装是编辑的工作之一，主要是为提高新闻稿件的卖相，即采用多种稿件配置方式、运用多种资料形式及丰富配图来展现新闻，以求向受众更有效和更生动地传达信息。
从这一过程中可以看出，在报道的成形过程中，编辑和记者是两个联系非常紧密的工种。见报稿件一般都是经过编辑修改之后的，与记者发来的原始稿件有很大差异。以“艾滋针事件”为例，编辑会因当天版面的新闻总量和新闻的相对价值决定“艾滋针事件”报道字数多寡和稿件在版面的具体位置。1500字和3000字、头条和倒头条的安排给读者暗示的重要性是不同的，但这主要是编辑的最终考虑。即使是针对同一事件的报道，不同媒体也会受到读者和社会完全不同的评价，这很大程度与编辑和后方领导对有关报道方式和方向的决策有关。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记者们几乎是同一时间拿到选题并同时到达现场。不同记者间的水平区分不是特别明显，大家掌握的资料和采写的内容也几乎一致。除了独家新闻，读者很难通过简单的事实内容来评价稿件的优劣。对编辑而言，记者发来的稿件一般是半成品，他需要对读者负责，需要运用通透和顺畅的内容及建构顺序让读者有效地掌握重要信息；对记者而言，编辑有权修改记者发来的任何稿件；而对报纸而言，则意味着只有记者和编辑通力合作方能成就一则成功的报道。
学生记者 手记他们和我们
文/陈梦洁搜集资料阶段感觉自己像极了侦探当时交给我这个选题时，李星儒老师给我发来成书的框架和我负责采访的记者作品标题。原以为网上会有很多李华良记者的相关资料和小徐事件的相关报道。待我网上搜索后，有关李华良的介绍反复就几个字——“北京青年报记者”，小徐事件的相关报道几乎就《“艾滋针”日记绝望到重生的一个月零七天》一篇。当时我掌握的所有资料就只有采访对象姓名和我要采访的新闻故事，除此之外我一无所知。读罢报道，能落在纸上的采访问题也只有5个，根本不能称之为提纲。正当我抓耳挠腮浏览微博寻找灵感之际，突然看到微博账号“北青张天蔚”，我灵机一动，在搜索栏打下“李华良”三个字，不出所料，最顶端就是，李华良实名认证的微博。我随即进入李华良的微博主页，翻到《“艾滋针”日记绝望到重生的一个月零七天》见报当天他的微博动态。这是李华良转发的为数不多的自己报道的新闻，可见他对这篇报道的重视程度之高。此外，我还浏览了他其他所有的微博，因此对李华良持有的新闻理念及他的性格有了大致判断，这些前期的工作最终转换为足够的心理准备，为日后采访的顺利进行打下了坚实基础。随后我给李华良发去私信，并在说明用意后询问了报道中的一些细节。第二天李华良通过电子邮箱发来了艾滋针报道的采访手记，其中记录了很多细节和事件，这奠定了我之后进行采访的基础。列采访提纲时记者需正确认识采访属性拿到李华良发来的资料后，我按“二外口述史”的采访套路拟写了初步采访提纲，即将资料中的信息直接变成了问题。用李星儒老师的话来说就是“把此次采访当做了电视采访”。李星儒老师说我并不需要去重复已知的信息和展现采访现场，而是要对手里的信息进行追问和深挖，找到新的东西。再次研读成书框架后，我发现自己最大的问题在于不清楚此次采访李华良的目的和这部分采访在书中所扮演的角色。经过调整后，我将与李华良的谈话定位为一场教学性质的问与答。李华良是老师，我是学生。采访过程中，他负责回答我对一篇报道从选题策划到见报整个过程的所有疑问。就这样，采访提纲修改稿出炉。当时自认为很完美的采访提纲被老师从头说到尾——有些细节不准确，有些核心事实出现疏漏，比如照片偷拍和媒体压力相关问题。在反复看了李华良发来的资料后，我认真读了每句话，不断思考和斟酌每个问题，两周后采访提纲最终版确定。采访与写作课上的理论知识“变现”在大二准备采写课的期末考试时，我一直在想背诵采访方法有何用。没想到在此次采访任务中，我就深切体会了一把使用追问、设问等一系列采访方法和采访技巧带来的满足感。彼时我对“学以致用”四个字深信不疑。其中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在说到朱振华编辑将成文的逻辑顺序改为时间顺序时，李华良提到了新闻卖相和可读性两个较为抽象的概念。这些概念对记者来讲并不陌生，但对新闻专业的学生是很抽象的。于是我追问了新闻卖相和可读性两者各指什么。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李华良又提到编辑拥有修改记者稿件的权利，随即我又对都市报中编辑和记者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追问。除第一个问题外，其他问题都是在现场捕捉到的，得到李华良详细回答的我对“聆听和适时追问”的采访技巧有了更为直接的体验。“不放弃”三个字出现在《“艾滋针”日记绝望到重生的一个月零七天》采访手记的标题中，可见这三个字在这段采访经历中给李华良的影响之深。当得知这篇稿子出来之前经历的一波三折后，我对记者这份职业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一篇报道的意义不仅局限于几千字的见报，更重要的是记者为报道背负的社会责任。北京有六七万辆出租车，乘坐出租车的人数每天大概有几百万，小徐检测的最终结果对这个群体是至关重要的。若李华良在“被放鸽子”之后放弃追踪，带来的不仅仅是一条新闻的损失，对公共安全来讲更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威胁。李华良虽对“社会责任感”闭口不提，但“被放鸽子”后他做的第二天在医院门口堵小徐的决定依旧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记者有时只需要再坚持一下，就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价值，这种自我实现并非仅关乎“完成”二字。关注新闻事件中的人可能与对事件的报道有关，但更为重要也更需要我们谨记的是：这种关注不应仅仅出于对新闻报道的需要，甚至有时应与报道毫无关系。至于柴静和《人物》的相关理念则是对新闻事件中“人”更高一层的认知，即关注新闻事件中人本身的价值。李华良所表现出的“对人的关注”是拥有并实践这一更高认知的基础。记者是一个经常放人“鸽子”和被放“鸽子”的职业在《“艾滋针”日记绝望到重生的一个月零七天》见报前，即小徐去地坛医院领取最终检测结果前一天，李华良记者与小徐约好当天采访。当天李华良从下午1点等到晚上八九点都没等来中途变卦的小徐，最终和他摄影记者袁艺打包撤退。在我采访李华良时，他对这段“被放鸽子”的经历描述得轻描淡写，令没有太多媒体从业经验的我很吃惊。好像记者除了记录和寻找真相外，接受一些突发变故也是其职责的应有之义。李华良在对小徐的采访中被百感交集的小徐放了“鸽子”，我在对李华良记者的采访中被百事缠身的他放了“鸽子”。我和记者李华良采访约在7月22日下午5点。当天早上7点45分甘肃定西发生6.6级大地震，李华良所在部门召开了关于定西地震的选题会，这是我和李华良约采访时谁都不能料到的突发事件。直到8点，在北青报一层大厅等了将近3个小时的我等来了选题会结束的李华良来电赴约的消息。在采访过程中，李华良频繁看手机，好像还有其他事要办，焦急就挂在脸上。李华良说等会儿还要跟领导出去一趟，可能采访不会持续太长时间。随即我调整了采访节奏，对核心问题进行了适时追问，最终采访到了大部分问题的要点。如果没有多次修改采访提纲的经历，如果没有浏览他所有微博的准备，如果没有一而再、再而三发私信给李华良和朱振华，突变节奏的采访不会这样顺利完成。再次感谢李华良和朱振华两位老师的配合与指导，以及李星儒老师在前期阶段给予我的帮助。任建宇失去自由的457天
报道简介：《任建宇失去自由的457天》发表在2012年11月21日《北京青年报》A16版本市新闻深度报道。记者满羿三入重庆，跟访35天，是全国第一个见到并采访到任建宇本人的记者。该报道回到原点，还原任建宇被劳教的事件经过及心路历程，兼具新闻热点深度与特稿文字美感，被编辑杨晓光称为“真正的深度报道”，并获得了月度“总编辑特别奖”。案例原文 任建宇失去自由的457天
作者：满羿“躺在笼子里睡觉，笼子越来越小。”任建宇说这是他曾经做过的一个梦，那时他刚进劳教所。这一年里，任建宇在“笼子”里苦苦挣扎着。■自由之夜睡得并不踏实重获自由的第一个夜晚，任建宇睡得并不踏实，用他的话说就是“太兴奋了”。昨天早晨7点，他和父亲任世六便已经坐上了从永川去往江北机场的车子，因为他的律师浦志强10点30分将从北京到达重庆。上午10点左右，在等待了一个半小时后，任建宇看到了其他赶来的“难友”，他们都曾经是被劳教者，现在有的已经成为清白的人，有的还在为清白而努力。这其中包括方洪，曾经因“一坨屎”案而被劳教，后来申诉成功，撤销劳教；彭洪，因为转发漫画，被劳教，后来申诉成功；谢苏明，因为跟帖被劳教，后来申诉成功。他们都赶来接浦志强，一同去参加任建宇的法庭宣判。在他们看来，每一位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劳教者都是战友——应为自身的清白和自由而努力。将近11点的时候，浦志强来了。在众人的簇拥下，他和任建宇紧握双手。浦志强摸着他的光头，含泪问道：“头发咋没先留起呢？”任建宇也含泪答：“我按时剃头，是不想让他们感觉到我急于出去，有意没留头发。”随后，大家一同坐上了车，奔往涪陵，那里既有劳教所，也有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现在的任建宇对那里已然不再陌生。■鸟笼之始：去往看守所2011年8月18日下午，让任建宇感到陌生的是看守所，那里是他失去自由的开始之地。直到戴上手铐，他都不能接受头一天参与调查他网上转发帖子案件的民警微笑着告诉他没什么大事，第二天自己就被重庆警方刑事拘留的事实。此时的他，早已经按照警察的要求，退出了QQ群，删了博文。他甚至还记得18日上午回郁山镇之前，在彭水公安局看到的那份文件，上面写着对他进行警告教育。“我当时很麻木，不知道做什么。”任建宇什么都没问，也不敢问。他此时已然不像17日在彭水公安局接受警方调查时那样惶恐了，但是他还记得自己根本吃不下有回锅肉的晚饭，而警察还对他说：“现在知道慌了？”他还是给女友打了电话，告诉她实情，随后他听见话筒那边的哭声。他嘱咐女友不要告诉家里，因为内心深处他依然没有觉得事情有多严重——拘留些日子也就出来了。去看守所的时候，警车走到一条小路时遇到了修路，只好绕路而行。任建宇给自己一个暗示：路是有问题的，我没问题，所以车才会绕。而他记得车上彭水公安局的民警还对他说，他们这里办的最大的案子就是偷越国境，如今却赶上了“颠覆国家政权”。■“两年时间太长了”进入看守所，任建宇一直没有剪头发，因为他笃信自己能够平安无事地出去，直到9月24日，他接到了劳教决定书。他无法接受的事实是原本聆询书上所写的一年，突然变成了两年。他的痛苦在于一方面由于认为一年时间不长，因此就放弃了聆询或者申诉的机会；另一方面，他已经想好了如何蒙哄家人，特别是骗外婆自己这一年不回家的原因，但是现在——“两年时间太长了，我怎么‘骗’啊。”任建宇说家里人一直认为他很不错，自己心里实在过意不去。那一天，他独自蹲在一个角落。一位管教民警还嘱咐狱友安慰他，但是他不和任何人说话，听到安慰也只能苦笑。“没事儿的，两年很快会过去的。”这是狱友的安慰。2011年9月26日，任建宇的父亲、女友以及同学、朋友和同事来到看守所给任建宇送行。隔着玻璃墙，任建宇看到了大家为他凑的数千元钱。穿着号坎的任建宇哭了。他对同事说：“给单位添麻烦了。”而同事们对他说：“你当村官两年，加上劳教所里的两年，只当上了4年的研究生。”他对女友说了无数个“对不起”，女友哭着对他说：“你没有对不起我。”■梦见了越来越小的笼子任建宇的宿舍在一栋楼的二层，一进去先能看到一个大铁门。进入大铁门以后要进行体检，把全部的衣服都脱光，还要下蹲，随后又迅速把衣服穿上，再去剃头。他与11个人合住。新人进来后先进“整训队”，早晨6点起床，上午训练，跑步、站军姿，下午做工，贴包装用的“纸板”，但是刚开始的时候他很少能够完成任务。■“慢慢地失去自己的思想”每天晚上6点到7点是劳教人员学习的时候，这也包括看《新闻联播》和唱红歌。对于唱红歌，任建宇当村官的时候曾经组织人家唱，但是现在他要按照人家的要求跟着唱，他选择了光张嘴不出声。任建宇在劳教所里结识了方洪。方洪说任建宇在劳教所里显得精神压力很大，平常不大喜欢跟人交往，不爱多说话，总是会考虑将来出去以后怎么办。而任建宇的女友黄英（化名）记得任建宇在信里曾对她提道：“每天都不断重复这种生活，不断地机械似地做着一种事情，慢慢地没有思想，失去自己的思想。”■经受考验的爱情任建宇和女友的爱情在劳教所内外经受了考验。他给女友的第一封信是一封分手信，他让黄英不要等他了，因为他知道自己一个朋友就是因为进了监狱两年多，从而和女友分手了。但是黄英写信对他说，如果此时和他分手，别人会如何看待她，她反问任建宇如果在劳教所里的是自己，他会提出分手吗？实际上两个人更多的就是通过书信来吐露心声的，因为每次20分钟的会面对于他们太短暂。任建宇有的时候每周会给黄英写三四封信，黄英最多一次一天收到了任建宇五封信。■我的坚持能改变劳教制度吗今年春天，电视播放的《新闻联播》让任建宇知道了重庆的变化。4月份，任建宇对探望他的任世六说：“20多年后，一定会给我翻案的。”但是任世六对任建宇说：“你一定不要在里面多说话，不要跟人家谈论这个。”4月份，方洪在离开劳教所之前，对任建宇说“我一定会救你出去”。任建宇记住了方洪留下的联系方式。方洪因李庄案讽刺薄熙来为“一坨屎”而被劳教，5月8日他起诉重庆劳教委，6月29日胜诉。方洪的胜诉让任建宇既看到了希望，内心之中也有隐忧。他督促黄英去联系方洪，但也对黄英说“别人给我扣的帽子略微大了一些”。黄英联系上了方洪，方洪又帮助他们通过网络联系上了浦志强。浦志强主动来到重庆找到了任建宇，这才有了今天的结果。任建宇到现在都没有后悔当初的行为，但是他也说自己与方洪不同，自己妥协得更多一些，但是在自己的清白问题上，永远会坚持下去。“我的坚持和努力能改变将来的劳教制度吗，哪怕是一点点？”任建宇低声问记者。他说他曾经在电视上看到了这样的信息：相关部门正在研究关于劳教制度的具体改革方案——语出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姜伟。■最新消息 任建宇劳教案申诉被驳回法院认定案件正超过3个月的法定起诉期限，任建宇表示会继续上诉。“我肯定要上诉。”从法院走出来，任建宇对各路记者说。2011年，重庆大学生村官任建宇因在网上转发“负面”言论被处劳教两年，2012年8月15日，任建宇向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重庆市劳教委做出的《劳动教养决定书》。11月19日，劳教委主动撤销了劳教决定，任建宇重获自由。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就此案做出一审判决，鉴于任建宇于2011年9月24日签收重庆市劳教委做出的渝劳教审（2011）字第3954号劳动教养决定书，于2012年8月15日才向法院提起诉讼，已超过3个月的法定起诉期限，法官因此驳回任建宇的起诉。■闭路电视公开直播昨天下午2点30分左右，位于涪陵区的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门外便已经聚集了众多媒体记者和法庭旁听者。法院大门右侧，人行道旁的闭路电视已经打开，向公众显示着第一法庭——重庆三中院最大法庭里的情况。这间法庭，即将迎来任建宇因劳教申诉一案的一审判决。下午2点40分左右，任建宇和他的律师浦志强来到了法院门口，引起人群的一阵骚动。被围在人群中心的任建宇，愁眉紧锁，回答他人问题时，不住地抿着嘴唇——据他说，这是他紧张时的下意识动作。但是面对镜头，任建宇还是会挤出一丝笑容。任建宇称自己知道胜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他还是会有信心，此外他还强调将会申请国家赔偿，并要求重庆市劳教委解决他的工作问题，恢复劳教之前的工作。“如果不是劳教，我的公务员资格不会在被公示的时候拿掉。”任建宇说。■诉讼超期限 起诉被驳回下午3点，法庭正式开庭，包括任建宇的父亲、媒体记者以及曾经的劳教申诉成功者20余人参加了旁听。被告重庆市劳教委方面只有一名委托代理人出席。据这位人士向法官说明，他是刚出差结束赶回来，另外两名缺席者缺席原因不详。开庭中只有一个环节，即法官宣判。审判长杨煜称重庆市劳教委已于11月19日以“处理不当”撤销了对任建宇的劳教决定，任建宇已解除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对重庆劳教委自行纠错行为应予认可。杨煜宣判时说：“任何公权力的行使都须依法、审慎，尤其是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严厉处分措施时，应遵循目的与手段相适应的原则，即使面对公民的过激不当言论，公安机关也应给予合理宽容……”但是杨煜随后称任建宇虽然在劳教期间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但是其会见、通信、通电话的权利得到保障，任建宇在此期间曾委托其父和女友代为提起诉讼或者行政复议，应当确认任建宇在限制自身自由时能够提起诉讼”。因此，法院认为任建宇主张人身自由限制时间不应计入起诉期间的诉讼理由不能够成立。因此法院判定“驳回原告任建宇的起诉”。■任建宇表示要上诉事实上，对于这个判决结果，任建宇及其律师浦志强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任建宇说，11月19日在涪陵劳教所里，法官已经就此事与他进行过沟通，但是他并不认可这个判决，“我肯定要上诉，”任建宇说。他的律师浦志强也同样不满意这个审判结果，他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法》出台过若干司法解释，其中第43条规定说：“因人身自由受到限制而不能提起诉讼的，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间内。”任建宇在劳教所里可以见面、通信和通电话，不等于他的起诉权利就不受到威胁和限制。对于为何当年没有及时替任建宇提出诉讼或者申请行政复议，任建宇的父亲任世六及其女友之前对本报记者说，一方面因为他们不懂这些事情，另一方面他们找过成都和重庆的律师，但是这个案子无人敢接。案例回访 等待任建宇的三十五天
学生记者：杜梦薇“你们北青也开始关注这种事了？”同在重庆采访任建宇事件的南方报系记者见到满羿时说。听到此，满羿心情复杂，但兴奋之情占多半。“这里面就有一个较量了，有点书生意气。但既然这么说咱们就得真枪真刀地去比一比。”然而，从记者满羿听到这句话到稿子见报，其间间隔35天。当劳教所里的任建宇自信满满地等待着他自由的那天到来时，满羿却在自由的天地里忧心忡忡地等待着“宣判”的那一刻。
满羿说，与那些跋山涉水穿大街小巷下乡村得来的稿子相比，这两篇关于任建宇的稿子，“累的是心，熬的是血”。
职业理想，下定决心
这是满羿做深度报道的第一年，之前他做了七年的热线记者。对他来说，任建宇因网络信息被劳教事件是个难得的机遇和题材。自微博上相关消息出来后他对此就有极大的兴趣，跟编辑于晓蓉商量了一下就主动接手了这个选题，但从一开始他就自我分析了报道风险和采写困难，也做好了相应的心理准备。
他承认，至少在“十八大”召开之前，没有人能够否认这个题材的敏感。当时即便薄熙来已经倒台，这个话题依然面临风险。因为任建宇事件背后剑指的是整个劳教制度，而这个制度并非重庆独有。“你敢做吗？你怕被毙吗？你怕被批吗？”当时满羿问自己。但另一方面，这并不是他现在才面临的问题，至少当他进入报社后总会遇到这样的困境。有时候他会用一个词嘲笑自己——自阉；有时候也会安慰自己——“到那儿就表明了一种态度”。此时，他不得不考虑的是在今天这个讲究投入产出比的时代，“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到底是“傻帽”之举，还是“勇士”之为。但他也清楚高风险代表着高回报，只要能见报，必会得“总编辑特别奖”；于深度报道部而言，这自然是一次题材的拓展和有益的尝试；于北青报而言，有动静的报道才会赢得声誉。“我们当时也请示了总编，觉得还是可以做的。当时重庆在纠偏，很多关于劳教的问题涌现出来，出现了很多因为错误劳教被释放的人，有一定的报道空间。而任建宇是大学生，还是村官，更惹人注意一些。”最终，部门下决心了，满羿下决心了，大家支持了。
满羿认为记者不能只从一个职业人的角度出发去考虑问题，一定要有胸怀和情怀，少些功利化的考量，多些理想主义的精神。“毕竟我们是职业人，也是记者；毕竟我们是记者，也是职业人。”
三入重庆，拿到独家
抢在《南方周末》之前或者至少与它同时发，是满羿最初定下的目标任务之一，这自然来源于“抢独家”的思维定势。事实上，在任建宇的律师浦志强的帮助下，到达重庆三四天后，满羿就拿到了这个案子的庭审记录以及警方提交给法庭的种种资料，随后也通过律师和其他记者提供的联系方式采访到了任建宇的父亲和任建宇在劳教所里的“所友”，按他的说法“至少可以动笔了”。此时的他，并没有太多灵感，只有一些素材。为了刺激大脑，他先后喝了三杯咖啡、一瓶红牛。燥热和心悸驱动着他的写作，但当他写到大约三分之一的时候，主编于晓蓉打来电话，传达了总编的意见，即任建宇没有出来之前，稿子暂时不发。他当时长出一口气，心想至少可以先舒缓一下，睡个好觉。但没想到咖啡加红牛导致他发烧了，第二天浑身酸软无力，不过，这下他可以好好琢磨一下于总编的电话了。满羿当时其实有点侥幸这个电话的到来，因为毕竟采访得比较单薄，主观性强，匆忙之下也不会写得太好看。但是这个电话会不会成为这次采访的一个转折点呢？满羿认为，很多时候追求速度并非仅仅是执着于媒体之间的较量，而是跟报道空间和政策尺度的“较量”。后来主编于晓蓉又给满羿打了一个电话，中心思想是“在这样一个敏感时期，以退为进养新闻，要比冒进而造成整体后退稳妥得多”。
对于满羿而言，“退一进二”还是“进一退二”，这个选择并不难。但在激烈的同题竞争之下，很多媒体在任建宇未获得自由之前，也就是无法获得最核心的当事人采访前，就用外围采访梳理事件的方式来做深度报道。但北青报深度报道组对此却有三个考虑——一是报道风险的问题。二是担心在该事件未尘埃落定之前，媒体报道会影响舆论进而影响司法。三是没有采访到核心人物的深度报道是不完整的。于是这就构成了新闻报道的一个矛盾——速度和质量之间如何博弈。满羿认为新闻不能太孤立，不能为了出稿而出稿，即使迫于媒体竞争，还是要遵循新闻规律和具体的业务要求。
暂时的停滞，让满羿能更好地思考业务问题。实际上，他对南周和南都周刊抢先发布的稿子并不是很满意，让他感到奇怪的是它们为什么没有重庆公安局提供的证据以及第一次开庭时的庭审记录。在他看来，这些资料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例如任建宇被抓的过程、任建宇同事对他的评价、任建宇的那些网络言论、他所写的“悔过书”……虽然这些都是警方提供的资料，但是大部分是客观事实，对于整个事件来说，并不带有倾向性。满羿认为南都周刊的稿子最大的问题在于，记者根据自己的感觉把任建宇塑造成了一个“英雄”，而这些感觉主要建立在任建宇的博客和微博上。记者对任建宇主观认知的客观依据，在文章中很少涉及。此外，对任建宇的概括总结也缺少细节支撑。
按法律规定的审判期限，2012年11月20日是宣判的最后一天，所以此时的满羿最多有一个月的等待时间。任建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到底是如何被劳教的？满羿希望利用等待宣判的空当搞清楚。于是，他的采访开始走向精细，事实证明深度报道的几大目标——用事实说话、让细节发声、促文章生动出彩，也因为这次漫长的等待而得以实现。
在这期间，满羿采访了任建宇中学和大学的同学以及他的女朋友，也去了任建宇工作过的地方，采访了他的领导和同事，甚至还去了涪陵劳教所。按他的话来说，就是“能接触多少就接触多少，踏踏实实完成了采访的每一步”，因此他获得了大量的信息和丰富的细节，他甚至清楚地记得任建宇工作的郁山镇政府前的台阶有61级。
然而，采访完所有内容后，满羿又回到了等待的状态中。这期间他又写了三遍稿子，每次都有新的内容。他并不知道稿子未来的命运，但他想至少要对自己有个交代——“学习本身也是一种收获”。随着10月份的结束，作为一名职业人，他不可避免地陷入“煎熬”，例如对工作量的考核、对政策尺度的恐惧，以及因报社的投入而感到的压力，“骑虎难下”就是他当时的心态。后来，他在获奖感言里说明了他当时的感受：“当我开始焦灼地等待任建宇的‘无期’裁决时，我只想到了工作量——生存是必需的；当我吃腻了重庆回锅肉时，我觉得反正也这样了，纠结工作量还不如踏踏实实再去走走任建宇涉足过的地方，即便等不出来，也给自己留些素材。”
这期间因为报社还有其他工作，他三进三出重庆，每次都小心翼翼，生怕错过了任建宇重获自由的时刻。当他第三次到达重庆时，他最终成了第一个见到任建宇的记者。
11月19号，满羿在广州做另一个选题，他计划当天即赶往重庆“堵”20号最后的时间节点。下午四五点左右他飞抵重庆，一开手机收到一堆短信，任建宇的父亲、律师还有北青的同事第一时间传来了任建宇被释放的消息。他立即给任建宇的父亲任世六打电话提出见面，任世六一直推辞，经过再三努力，满羿最终得知任建宇暂时落脚在他舅舅那里。于是一出飞机场，满羿就立马包了辆车，三个多小时后终于抵达目的地。然而任世六还是拒绝了见面采访的要求，满羿事后回忆：“这就得靠嘴皮子功夫了，而这些经验是我靠干七年热线新闻积累下来的。”经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一番劝解，晚上八点多钟，满羿在一家小餐馆里完成了对任建宇的一个多小时的“独家专访”，拍到了任建宇重获自由后的第一张照片。这次“较量”，满羿终于大获全胜。
在满羿看来，拼新闻首先拼的不是稿子，而是你能见到这个人，能见到最核心的当事人。我们普遍认为深度报道主要是抓第二落点，但现在看来新闻操作的第一落点和第二落点应该同时进行。第一落点——有关事件本身的内容是必须要做的；而第二落点要能做多大做多大，不给任何人留余地。这是由现在日益激烈的媒介竞争决定的。
成稿经过，报道得失
一天的时间内，满羿从广州到了重庆，又从重庆坐三个多小时的车见到任建宇，结束采访又迅速赶回宾馆，折腾到晚上十点多才正式开始写稿。
满羿虽然力图在这次采写中有所转变，但他认为他还是暴露了自己的不足——不够“凝练”。在任建宇出来之前，他的稿子字数多达万字，但是一个版只需要5500字，还要添加最新的任建宇被释放的现场报道，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选择重点便成难题。最终，迫于编辑签定版面的时间压力，满羿写了1000多字的对话配上独家照片作为最新报道，再删减原来的稿子做了任建宇事件的完整梳理。
第二天一早，满羿又跟着任建宇去机场接律师浦志强，一起到法院听取任建宇劳教案申诉的一审结果。满羿认为自己在开庭宣判这天的采写上也出现了时间把握不当的问题。他没有掌握好从涪陵到重庆市区的时间耗费，这就造成了最后写稿时间上的延误。一方面是签版问题，另一方面也使得他自认为很好的素材无法呈现，比如任建宇的“悔过书”，其中既有事实，也有任建宇本人的内心剖白，但迫于版面受限和时间紧张，最终他结合上一篇的删减材料和当天媒体群访的信息写成了人物特稿《任建宇，失去自由的457天》，由于其精妙的结构编排和细节呈现，在互联网上收获了巨大的关注。
对于这篇稿子，杨晓光编辑印象最深刻的是其开头和结尾，开头部分满羿用了任建宇一个梦境的描述引出“牢笼”这个带有隐喻的意象，表现了任建宇在失去自由的这457天里的心理状态和精神困境，一下子就抓住了读者。而结尾段落——“‘我的坚持和努力能改变将来的劳教制度吗，哪怕是一点点？’任建宇低声问记者。他说他曾经在电视上看到了这样的信息：相关部门正在研究关于劳教制度的具体改革方案——语出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姜伟。”不露痕迹又发人深省，充满了文本的张力和节制的力量。
在杨晓光看来“这是真正的深度报道”，最初选择操作该选题时，任建宇事件经过网络的发酵已经有一段时间，作为一个人物和事件兼具典型性、高社会关注度和影响力的热点事件，它涉及言论自由的边界、劳教制度的存废、公民权利甚至重庆政治等多个重大议题讨论。然而，深度报道组并没有围绕任何一个议题策划报道方案。记者满羿认为，深度报道这种提法，并不是根据新闻的某一具体的领域，而是较其内容的延展性和思想性的层面上来说的。他认为有时候这会让人们产生错误的思想，认为深度就是超出了事实只注重思想和意义，事实上这是非常错误的观点。在编辑杨晓光和记者满羿看来，判断和选择一个选题时必然是看重了它的意义，但在具体操作时一定要回到起点，去把这个事件本身搞清楚、弄明白，或者说是去调查、还原、呈现这个事情的真相，而这就是所有记者最根本的工作。
杨晓光编辑认为报道初衷就是要去认识大学生村官任建宇这个人，了解他因言论被劳教这件事，至于指向哪里并不重要，潜台词更不用跳出来表达。北青深度报道组当时有一个由编辑和记者共建的MSN群供大家一起交流，每个人都可以及时地把最新的信息提供给满羿参考；而在深度报道组，记者们也有很大的操作空间和自由度。至于网络舆论和媒体同题的报道，只是给记者提供了热点和相关的参考信息，让记者更好地看到事情可能达到的意义。但从另一层面来看，它也可能会混淆视听，会搅乱思维，这时就要回到记者的起点，立足于真相和事实。主题先行永远是深度报道的大忌。
此外，记者满羿认为深度报道的本质是要写一个故事而不是一份调查报告。支撑一个大稿靠的是细节，这些细节往往能体现出人物的特点，也能让稿子充满阅读的美感和趣味。只要能靠近新闻，体现新闻人物和新闻事件，这种细节就是有效的细节，就要努力地去观察和收集，至于对细节的把握能力则是逐渐锻炼出来的。满羿大学本科学的是电影，在他看来，深度报道要学习小说的起承转合、铺垫以及打动人的地方，也要从电影中学会对画面感的描述和对叙述节奏的把控。同时，在采访中对细节的追问是要有预判的，而预判是靠阅历和经历来积累的。“你在讲任建宇的一个故事，那么他人生变相的细节在哪里？被警察抓走时他下意识的动作是什么？这必须得很细致地采访。而这种培训必须经过时间的跨度才能获得，”满羿说。
但在深度报道中对细节的使用也会产生问题。比如，当事人的回忆和劳教所的生活细节往往是记者无法核实的信息，如何做到忠于事实没有偏差？在编辑杨晓光和记者满羿看来，这要靠外围采访来佐证，也要靠记者去做判断和取舍。
当时负责稿件具体修改的王笑编辑说，任建宇报道的两篇稿子他拿到手中时已接近成品，除了因版面受限的正常删减外，并没有做太多的改动，记者已经完成得非常出色。
整体来说，满羿认为任建宇一稿的采写过程并不复杂，也没有超出以往的艰辛，“任建宇事件是个单一事件，它没有更多的衍生品，它就是一条线，就是事件本身。那么调查事件本身跟调查一场普通的火灾没有本质区别，只不过这个事件承载的意义更大也更为复杂，”满羿说。但他也表示“任建宇事件的采写过程真正体现了记者的心路历程和生存状态”。而这篇报道也是他干了这么多年新闻中唯一一次“特别踏踏实实地、尽善尽美地完成的”，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最后在全国媒体的竞争中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任建宇重获自由后，满羿流泪了，他在微博写道，“终于等来了这天，为任建宇的命运，也为自己的稿子，因为自己的命运和任建宇的命运通过稿子联系起来了。”
对于这篇报道的评价，他还是那句话：“当你偶获总编辑奖，说明你赢了；当你将获奖视为目的，说明你输了。”
学生记者 手记按深度报道来操作
文/杜梦薇最近几年里，唱衰纸媒尤其是深度报道和长文阅读的声音不绝于耳，但李海鹏的一段话让我重燃热情：“传统媒体给深度报道留下了空间，一万个人掌握了最新的技术，能够把新闻传播带到全新水准，但发现意义的能力，是由其中最高的那个人决定的，这个人是80，那一万个人加在一起发现意义的能力就是80。传统媒体的空间就在这里。技术和人类理解一个事情的能力是两回事。”在我看来，其实篇篇报道不失水准、颇有天赋达到80的没多少人，大家也都看透了这一点，都争做优秀的一万人，但是80的标杆立在那里，不断学习才能不断进步。不管是报纸、杂志、电视还是新媒体，其实没有一样是可以脱离文本的，而且其根本的思维坐标还是有一致性的。而我个人私心地认为文本是最有创造性的，即使不是，从文本训练开始也绝不会错。之前我在《中国青年报》实习做解释性报道，现在做北青经典案例分析，就能看到深度报道和精致文本依然是优秀的内容生产，只不过要依靠更强大的技术传播手段。此外，在我的心目中深度报道一直是新闻报道的理想状态，也代表着一种探索求实的精神。呈现方式上，它关注联系、趋势、群体和背后的意义，关注社会情绪和世道人心，不局限于单一事实，承认世界的复杂图景；而在操作层面上，它耗时费力、消息源充足、采访精细、文本关注结构和细节、充满趣味和阅读的美感。它是新闻中的手工艺，是真正的技术活儿。这次既然做的是北青深度报道的案例分析，那么也必须按深度报道来操作！作为一个比较关注社会新闻的人，也考虑到在暑期实习时做过类似的选题，我选择了之前就关注较多的任建宇因网络言论被劳教事件。除了了解基本的新闻事实，写采访提纲前，我把该事件的相关报道尤其是南方系媒体的报道梳理了一遍。虽不是做媒体报道对比，但通过一番分析比较我找到了大致的提问方向和采访重点，也使得我能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选题，就像深度报道要求把选题操作放在一个时空坐标系里来考量一样。搜集信息永远是最重要也是最庞杂的一环，记者的相关微博可能记录了报道细节和采写感受，网友的相关评价可能是最直接的提问设计来源，如果能找到记者的采写手记就能最大限度地去还原报道过程。然而这些都是辅助，只有立足于文本才能发现记者每一处匠心独运的设计和付出的一点一滴的采写努力，只有报道忠实地记录了这一切。从材料搜集过渡到提纲写作是信息分类整理的过程，需要列出板块按着逻辑链条一点一点地修改调整，这是一个深入思考的过程，也是一个锤炼文本的过程。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在文字语言和口头语言间寻找一种平衡，这是为后续采访做好准备。经过老师的修改，发现我最大的问题就是在提问用词上过于绝对和强硬，采访是一种沟通交流，而不是寻找正确而唯一的答案。约采访是一个厚脸皮的工作，要耐心地等待短信回复和具体的时间安排，这次因为老师事先打好招呼，约访并没有难度，但还是要一开始就尽量给采访对象留下好印象。采访当天是约在满羿老师住地附近的一个咖啡馆里，我们前前后后聊了近三个小时，我也趁机请教了很多自己在新闻学习和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加上对杨晓光编辑近一个小时的采访，录音整理完近两万字，涉及了报道的方方面面。为了使信息更加完整，报道还原更加准确，我还电话采访了另一位责任编辑王笑老师和北青报的总编辑余海波老师。这样漫天撒网的好处是我得到了尽可能丰富的材料，但与此同时，在稿子写作中我会面临一个巨大的问题——提纯，如何精心地选料、如何细细地打磨、如何让这些要素集中在一个尺度里碰撞，这花费了不少时间，最终呈现的效果基本满意，但是文本并没有想象中精致有趣，尤其是小标题，有些庸常和琐碎。正如满羿老师所说，深度报道的文本呈现需要小说般的起承转合和电影般的场景描述，还有对细节的精准把握，而这些都是赖于深厚的积累和丰富的感受力，不仅仅是靠一个记者范畴内的工作素养，这是我今后需要努力和改进的一个方向，也是这次北青案例分析中我最大的遗憾。对于我个人而言，这组采访更像是一堂深度报道采写课。过去我一直认为深度报道就是要去赋予新闻事件新的意义，并围绕着这个意义来做选题策划。然而，北青深度报道部并没有对任建宇事件的选题策划做过多的阐释，就是最简单地去认识这个人、还原这件事。至于选题意义所可能触及的言论自由的边界、劳教制度的存废、公民权利甚至重庆政治等多个重大议题，编辑和记者并没有太大的“野心”，满羿老师说，“我们不用去赋予这件事太多的意义，这件事情戳在这里本身就是有意义的。”还原真相永远是记者的起点和初衷，是本心也是目标。同时，只有忠于事实，报道的言论空间和政策尺度才是最大的。满羿老师是任建宇重获自由后见到的第一位记者，他自己评价道：“可遇不可求。”而在我看来这机会是在所有人都掉以轻心离席时他等来的。一个多月枯燥而漫长等待里，他做了更多的外围采访，走了更多任建宇涉足过的地方，几次修改自己的稿件，试图最大限度地去呈现事实……当第一时间了解到任建宇获释的消息时，在对方几经推托下他说服了当事人接受采访并拿到独家消息，这是记者采访的功力，足以彰显深度报道的精神。激烈的媒体竞争和市场化的操作中，能平心静气、踏踏实实、不留遗憾地完成采写过程，是弥足珍贵的。就像这次北青报案例分析，尽管文本呈现和具体操作中有不少遗憾，但按深度报道来操作是最初目标，也是最终结果。尽管不完美，但踏实践行了每一步，而这会成为我以后新闻操作中的自我要求。特别感谢满羿、杨晓光、王笑、余海波老师接受采访以及李星儒老师的指导。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八周年国民党抗战老兵纪念专版
——《我的荣归》案例简介：2013年7月，民政部颁布政策，将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此举被解读为国家对国民党抗战老兵的全面承认和尊重。《北京青年报》天天副刊抓准机会，以“关怀国民党老兵”政策为新闻由头，以抗战胜利68周年为契机，策划了北京籍国民党抗战老兵的系列采访，从8月14日至16日，分三天三版刊登于C4版人物在线上。这组名为“我的荣归”的国民党抗战老兵纪念专版的报道由来自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15名实习记者和《北京青年报》副刊的编辑们协力完成，在那个炎热的8月里，他们共同为副刊第一次争得了《北京青年报》“总编辑特别奖”。案例原文 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八周年国民党抗战老兵纪念专版
——《我的荣归》■主题词“我的荣归”包含两个意思，即“荣”和“归”，请老兵讲述自己最难忘的一次战斗，这是其荣耀的一面；还要讲述在战后经历的沉默、坎坷和终被认可、称颂后，重归抗战英雄队伍的经历。■编者按上月，国家民政部发出通知，推出将国民党抗战老兵纳入社保等系列政策。此举被解读为国家对国民党抗战老兵的全面承认和尊重，在国民党抗战老兵及社会中引起很大反响。借此机会，副刊版组策划了北京籍国民党抗战老兵系列采访。分三天三版刊登。这次集中推出国民党抗战老兵纪念专版，既是对民政部“关怀国民党老兵”政策的集中响应，也是表达对昔日抗战勇士的敬重，同时更有留存历史的价值。■为刺杀汉奸，我被严刑拷打采访时间：2013年8月6日采访地点：朝阳区东大桥路受访者：叶于良（参加抗日“杀奸团”，刺杀日伪高级长官）实习记者：魏丹阳“七七事变”后，北平、天津相继沦陷。1937年冬，原天津青年救亡联合会成员李宝琦等人商量后，决定组建抗日杀奸团，直接打击日伪分子。“抗团”成员多为天津耀华中学、南开中学、汇文中学等十几所学校的学生。叶于良老先生就曾经是北平抗日杀奸团的一分子，参加过刺杀包括周作人和川岛芳子等人的刺杀行动。老先生今年92岁，身体还很硬朗，当我们到他家的时候，老人正在上网看新闻。●我们既要开枪杀死敌人，又要保全自己那天是“七七事变”的三周年，日伪政府要庆祝日本胜利三周年，所以就在中山公园里面搭了一个台子，大搞庆祝宣传，就是给日本唱赞歌，展示皇军怎么强大。我们当时有打算，就在他们庆祝三周年的时候展开我们的暗杀行动。我们都组织好，带着枪去的。当时我们组成了两个小组，一个小组是李振英和冯运修，负责杀死大汉奸吴菊痴；第二个小组就是刘永康和我，我们刺杀另一个汉奸陈辋子。在会场上，吴菊痴在台上眉飞色舞地大骂抗日军民。其实那时候我们就想上去给他一枪打死他，后来一看不行，这么多人，里面就有汉奸、特务和便衣，我们要是一开枪人家肯定也会拔出枪来对着我们，我们就不容易全身而退了。我们既要开枪杀死敌人，又要保全自己，所以最后决定等他们会开完了，跟着他们到稍微僻静点儿的地方再动手。后来他们到和平门外的同和轩饭庄吃饭，我们就跟进去了。吴菊痴进去没多久就出来了，待了也就不到一个钟头，李振英他们跟着车就下去了，到了现在的和平门外大街，以前那儿是师范大学的校址。走到那儿的时候正赶上一个出殡的队伍，吹唢呐的，敲锣打鼓的，时机正好，冯运修对准吴菊痴直接开了两枪。事情发生得太快，旁边的人都没有察觉。后来车后边的人发现车上死人了，赶快报案，日本的军警就出来了，要搜捕逮人。这时候刘永康和我还在等着陈辋子，他还没有出来。李振英赶紧通知我们立刻撤退，现在军警都戒严了，要搜身了，所以我们就回来了。这让陈辋子捡了一条命。●两次入狱，度过29个年头1940年的8月份，我被日本宪兵队关进了监狱。他们要求我把刺杀的事实都说清楚了，不说就严刑拷打。他们打人的时候就是解恨似的那么打，打完就判刑。把我们送到日本最高司令长官部，那儿有一个军法处，在那儿审我们。刚开始给我判的是死刑，后来一看都是学生，就从轻判改成了无期，终身监禁，直到抗战胜利后才放出来。新中国成立以后，赶上镇压反革命的运动，由于我是国民党，所以被判刑8年，又一次入狱。但是我实际上从1951年直接待到了1975年，赶上特赦才放出来的，这次在监狱里实际待了整整24年。在这之后我开始在服装厂工作一直到退休。退休之后，我就是在家读报，看看新闻，上上网。有机会还去参加那种抗日老兵的聚会。大家都90多岁甚至有的都100岁了，还能走路，我们还一起去了趟台湾，走走看看。聊天结束后，老人主动要求和我们合影，我们发现，老人珍藏着和每一个曾经采访过他的人的合影。他说这是记忆的一部分，回忆起来很有味道。■我在安康飞机场堆放战友尸体采访时间：2013年7月28日采访地点：北京市丰台区开阳里一街受访者：孙荫柏（自西南联大参军，14航空队59站翻译）实习记者：刘宇、刘奕孙荫柏，1918年生于河北唐山，后来到北京四中读高中，考入西南联大。1944年加入国民党军队参加抗战，成为中美空军混合团英文翻译。抗战胜利后教书十余载。现居住在北京市丰台区开阳里，今年8月9日满96岁。■打仗需要大批翻译，西南联大所有大四男生全都参战；闻一多先生教我英文，抗日战争胜利就算毕业我是唐山人，到北京来读高中，考上了北京四中。到四中上学的时候，日本正占领中国。日本兵侵略的殖民地惨极了！随便就杀人呀！西南联大在昆明成立，我去昆明上大学可费大劲了！从北京坐火车到天津，再从天津坐船到上海。船都是英国运煤的船，和煤住在一起。到上海的法租界买法国的护照，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再从上海坐船到越南。越南海防与昆明有滇越铁路，从海防到昆明，才能到西南联大。1944年，正值毕业，美国对日本宣战两年多了。来了那么多的军队，需要翻译。西南联大四年级的男生，都不毕业，都上前线、征兵、当翻译。四年级的学生都出来以后，成立了一个月的“译员训练班”，教我的是闻一多先生，他的英文很棒，也很爱国。800多名大四学生，抗日战争胜利了就算毕业了。●整个安康飞机场，就我一个翻译；工作紧张到吃不下饭，半杯威士忌成了我的救命药我被分配到中美空军混合团，陕西安康飞机场。整个飞机场里头，就我一个翻译，忙不过来的情况太多了。那时候年轻，24小时连续工作，睡觉就偷着睡会儿。什么都翻译，打仗、飞机、炸弹、汽油，吃喝拉撒我也得管。昆明、重庆、桂林、柳州，这些飞机场我都到过。美国参战，和日本宣战以后，派B-29飞机从四川成都起飞，炸日本东京。安康飞机场是中转休息的飞机场，机场不大，就在前线上。日本也不是好惹的，它有高射炮、驱逐机。美军飞机受了伤，回来以后，飞不了了，就在安康飞机场中途休息。有一架受伤的飞机回来，正在休息的时候，另一架受伤的B-29飞机又来了。安康飞机场跑道很小，这些飞机躲不开啊，而且都受了伤，结果两架飞机就互相切了。这一下，两架飞机20个人，尸体的头、脚都不完整了。这时，我就到飞机场里头，负责把他们的尸体堆起来。飞机场里也没有那么多的担架，就把门都拆下来，用门摆他们的尸体，头、脚都找到一块儿，给对上。当时我看到这种场景，紧张得很呐……堆起来以后，莫名其妙的，什么都不能吃了，太紧张了，就是饿也吃不下东西……这怎么办？美国军医的军官对我说：“我给你配药，你吃了就好了。”他拿了一个杯子，倒了半杯给我，说：“你把这个药吃下去，就能吃东西了。”我就问他：“这是什么药这么灵啊？”他说了个英文词，这我才明白，whiskey——威士忌酒！他说他有经验，太紧张的时候，刺激一下就能吃饭了。●荣誉、奖赏也不用，别是美蒋特务就行了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当了老师。在北京四中教了14年书，后来在四中当教导主任。1963年左右，我被调到一个新建校“安德路中学”。我看见红卫兵打死俩老师，我认识的。我也被打死过，又活了，没彻底死。那个时候，我在牛棚里头蹲了十个月，被说成是美蒋特务。我是1986年退休的，参军在重庆，工作在安康，可我的工资关系在重庆。在安康飞机场的时候，我也不能到重庆领工资啊，好在飞机场里头也没有花钱的地儿。结果，我在重庆的工资，好几年也没领。那时候通货膨胀，我那工资加起来能买盒烟。西南联大的教授中，确实有很多爱国人才，原子弹这样的发明，都是他们搞的。可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迫害了不少。受到迫害的人也没收到多少道歉或是慰问。对于老知识分子的平反，往往一说就过去了，真正的工资这方面的调整很少。哎，荣誉奖励没有也没关系，当年抗战的努力不被承认倒也是小事，但说我是美蒋特务，有些让人接受不了。好在现在都过去了，民政部将我们这些特别的老兵也纳入社会保障系统，这让我们感到了暖心；而这种认可，也让我们为自己曾经的抗日经历感到自豪。■凌晨苏醒后，继续寻找大部队采访时间：2013年7月28日采访地点：丰台区洋桥北里受访者：李志学（三十七军60师军医，参加长沙战斗）实习记者：罗媛元、杜梦薇我是河北保定人，1934年参加国民党军队去了南京，在第一陆军当卫生兵。在抗日战争中我参加的最主要的两次战争是1939年的第一次长沙会战和1944年在云南保山的松山战役。1939年我在第九战区三十七军60师178团的第一营，9月份第一次长沙会战的时候，我们营驻扎在新墙河附近。日本人在北岸进攻，我们在南岸阻击。日军用热气球和飞机进行侦查，我们的装备也有限，打不着他们。在新墙河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就奉命撤退了。日本人用汽船从洞庭湖旁的营田登陆，要从后面包围新墙河，所以我们才突然往东撤到平江。平江是一个大山区，主力部队都在山里隐蔽起来。后来日军攻到长沙，被国军阻击住了，同时在后方破坏他们的交通线。交通断了之后，日军的子弹、粮草等供给就不足了，没有粮食的时候他们就吃稻穗。后来，日军准备撤退，在长沙的主力部队随即向北进攻，山区的部队向南进攻，包围了日军。第一次长沙会战是一个大的胜利。●这次是与日本人面对面地搏杀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会战，日军提前获取了我们的作战计划，专门攻打指挥部。当时我们的部队驻扎在衡阳附近，要去支援湘北。我们行进到福临铺的时候已经是傍晚，所有人都很累，就休息了。日军好像知道我们的路线，当晚派了骑兵，走小路过来。路况这么不好，我们根本没有料到日军能到，都没有防备。刚睡下，日本骑兵就把师部包围了。这次是与日本人面对面地搏杀。在突围的过程中，我可能是给炸蒙了，凌晨醒来旁边已经没有人了，完全找不到部队，心里也害怕。后来四处乱碰地遇到一个士兵，两个人一起往南冲出去，到了长沙。走了整整一天一夜，途中没有碰到敌军，路上就在老乡家吃饭。一般在大的城市都有专门的收容站，帮助离散的士兵寻找部队。但那次打得太散了，子弹像雨点一样砸，整个师部都找不着了。我在当地也没有亲人，后来通过学医时候的同学介绍到了桂林，继续从军。1942年日军进攻占领了缅甸，当时广东、香港、越南、南宁都被占领了，外国支援的东西进不来，唯一的希望就是滇缅公路，我也参加了打通道路的远征军。1944年底准备反攻，攻打松山。松山就在滇缅公路附近，日军在松山挖了很多隧道，据说小汽车都能在里面通行。他们还修了很多战壕和碉堡，枪炮、粮食储备充足，很难突破。我们打了将近三个月，最后是从山底下开始挖地道，挖到山中间，把美国提供的炸药放进去，这才把松山炸下来。有很多日军死在里面，也有很多为国牺牲的烈士都不为人知。在打松山的时候我已经是少校了，主要负责协调七十一军的整个医疗器械、药品的调配和伤员的运送。但之前在第一次长沙会战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兵，有一次开着吉普车把伤员从前线往后方医院送，吉普车中间是担架，两边有两排座位，敌军的飞机就在头上追着炸，我对面那排的兵被枪一扫全死了。我也算幸运，很多次情况很危险，但都躲过了。●我因为曾经的身份，迟迟不能入党抗战结束后我到中央军医学校上大学了，1948毕业分到北京军区陆军医院实习，一直工作到离休。刚解放的时候，我准备加入共产党，但我妻子的叔叔是海外关系，尽管他“七七事变”之前就去了台湾，我都没有见过面，但我还是没能入党。有一段时间我为了学俄语，买了台收音机，不知道谁说我是国民党特务，也影响了入党。不过，当时一方面思想进步，另一方面文化水平也高，党组织对我还算信任。“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也有思想准备，动乱以后我把好多以前的东西都烧了，包括大学的文凭证书。我很舍不得那个证书，怎么说也是一段经历的见证，我想把它藏起来不烧了，但上面有蒋介石先生的相片和签名，那要是被知道了，就真给打成特务了，所以还是被我妻子烧掉了。后来，我被隔离审查了一段时间，但他们抄家的时候也没发现什么，所以没受太大冲击。上世纪80年代，台海关系缓和以后，有在台湾的同学从学校复印了一张我当时的毕业证书带过来，我很高兴，保存在书柜里，这一生也算没什么遗憾了。后来归置屋子，刷墙的时候搬到楼道，夹在一堆书里被偷走了。过段时间我儿子要去趟台湾，还会帮我复印一份。我没有作为国民党老兵的补贴，有医院的退休金。八几年的时候云南保山政协寄过一封感谢信——粉纸、铅印的，对我当年参加松山战争表示感谢。案例回访 一个编辑十个帮
学生记者：白逸云赵老师，这个老兵有顾虑，不接受采访怎么办？
赵老师，这个老兵需要提供记者证、单位证明怎么办？
赵老师，采完了老兵不肯签名、摁手印，说是联想到自己的“文化大革命”遭遇，怎么办？
赵国明是天天副刊一名普通的编辑，原本计划在8月初休假一周，带着上高中的儿子去海边儿玩玩。儿子参加了夏令营，父亲却没能闲着——他的手机在假期期间成了名副其实的“热线”，电话的那头，是来自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16名实习生。编辑、国民党老兵、学生，看似没有任何关联的三者，却因为《我的荣归》产生了奇妙的联系，在那个夏天休戚与共。
选题缘起：国民党老兵纳入社保
民政部将老兵纳入社保了。赵国明一听到这个消息，就知道今年的抗战周年纪念一定有得做。《京华时报》在7月4日的“京华聚焦”中推出了关爱抗战老兵专版，用大字号在主题中突出民政部针对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大代表王敏刚优抚老兵提议的答复，“建议各地政府重大节庆邀原国民党抗战老兵参加”。《北京青年报》也在7月8日以整版的篇幅报道了5名原国民党老兵受邀参加“七七”纪念活动的新闻，老兵们在得到政府承认后感叹“当年爱国没白爱”。《新京报》在7月21日推出了一组名为“七十年后的抗战老兵”的图片新闻，以短小的篇幅和简单的语言概括了四名国民党抗战老兵的经历，并在8月20日的人物版上集中报道其中一名“沉默六十年的少将”李昭东的故事。
还不够。在赵国明的眼中，这些还远远不够。无论是报道政策发布的消息本身，还是通过各自的视角小规模地采访抗战老兵，或是报道多个老兵参加抗战的纪念活动，新闻版面“赴机在速”的报道永远都围绕着新闻热点本身展开，缺少对于热点话题的纵深挖掘，但这正好为副刊留下了很大的操作空间。副刊相对于其他新闻版面最大的优势就是讲故事，用较大的篇幅来讲述个人的命运、遭遇、奋斗以及诉求。更为重要的是，民政部将国民党老兵纳入社保体系是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新闻由头，“国民党抗战老兵”原本是一个敏感的话题，而当这尘封数十年的“封印”被解除，副刊终于有机会将这样一个大众感兴趣的话题做广做深。这样的机会，赵国明不想错过。
与其他新闻版面不同，副刊常常采取“新闻由头，副刊化操作”的运作模式。之所以需要一个“新闻由头”，是因为有些具有新闻价值的重要事实虽然值得关注，但由于发生的时间久远或跨度较大，还需要寻找一个与新闻事件密切相关的最近事件作为由头，使“旧闻”成为“新闻”。每年都有抗战胜利周年纪念日，而每年的新闻点都不尽相同。过去的新闻也会报道相关的事件，但目光大都集中在共产党老兵的抗战经历上。今年，民政部出台的这一政策作为最大的亮点和最强的新闻由头，将国民党抗战老兵这个过去鲜有媒体涉猎的群体送进了大众的视野之中。
报道思路：秉承一脉相承的副刊特色
针对抗战胜利周年纪念日推出大型专题报道在副刊不是第一次。早在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北京青年报社与新华社解放军分社的记者合作完成了一项浩大的工程——“我的见证”。从7月7日开始，到9月4日为止，“我的见证”在北京青年报上连续刊发了60天，经由149名老兵的讲述带读者回到历史的现场。赵国明是在那年11月底进入副刊的，虽然与那次“存证历史”的机会擦肩而过，但他却在2013年夏天找到了新的契机。
第一人称自述体、难忘的战斗经历、照片、手印、签名……在版面呈现和操作流程上，“我的荣归”与“我的见证”一脉相承，但也具有明显的差别。“我的见证”中通篇讲述的都是战争中的故事和经历，而在赵国明的策划和设想之中，“我的荣归”必须有重点地突出两个故事：一个和过去的模式一样，讲述老兵在抗战的特定阶段的战斗经历；另一个则是国民党抗战老兵除了在战争中经历的荣誉、牺牲、奋斗之外，还有一个区别于其他老兵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他们在战后的遭遇和诉求。赵国明用自己敏锐的新闻嗅觉感知到了这一点，在他的印象中，很少有媒体报道涉及老兵战后的遭遇和诉求。对国民党和共产党老兵来说，抗战的艰苦卓绝和牺牲惨烈都是一样的，他们之间最大的差异恰恰就在于战后的经历，这也正是很多人所关注的。
在报道中使用第一人称口述的形式，一方面沿袭了“我的长征”、“我的见证”专题报道的传统，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符合“副刊化操作”的特点。口述实录通常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以第三人称转述的角度，在文中使用大量的直接引语。这种方式的好处是可以在文中穿插作者的感受，表达一些通过直接引语无法表达的想法。另一种途径则是以被采访者的角度和身份进行写作，将作者的感受和议论剥离出来，给人身临其境的感觉。赵国明认为，在这次的专题采访中，后者是更好的表达方式，因为第一人称叙述是还原历史、还原现场最直接的手段和最接近的方式，它会在形式上给读者一种亲临现场的冲击感，转述则会使这种冲击感大打折扣。
一切的策划都围绕着副刊“人文化”、“讲故事”和“现场感”的特点有条不紊地展开。除了借鉴过去报道的经验，坚持副刊的传统之外，让接受采访的老兵“摁手印”和“签名”更多是出于营造“现场感”的考虑。在所有可以见诸报端的表达形式之中，手印和签名是最能体现一个人的身体气息、反映他个人特性的东西，这也正和副刊的人文情怀相吻合。在最终见报的九个老兵中，只有四名老兵摁下了手印，但赵国明不认为这是遗憾——相反，他觉得这恰恰能够反映出历次政治风波带给老兵的伤痛。老兵们在“文化大革命”和历次政治风波中受到冲击，写反悔报告和检查报告的最后都需要签字、摁手印，这会使他们条件反射地想到这些经历所带来的痛苦。这样的缺憾包含了太多时代的烙印，能够引起读者的思考。
至此，赵国明和副刊编辑部副主任刘江华共同确定了此次报道的基本思路：以第一人称自述的形式重点讲述战时和战后的两个故事，并配以图片、签名和手印。起初，他们将此次专题报道的主题定为“我的荣光”，虽然这个题目很好地概括了老兵们在战时所历经的荣耀，但这只涵盖了两个故事中的第一个，如何将老兵们战后的生活经历和心路历程用一个字简明扼要地概括出来？他们想到了“归”。这个字眼代表着一种认同，一种回归，一种经历了沉默、坎坷后终被认可的感动和重归抗战英雄队伍的荣耀。彼时，二人对于能否寻找到老兵的下落并没有十足的把握，赵国明提议先做好策划工作，然后将选题报上去，如果报社领导审核通过，再做下一步细致的打算。
寻找线索：老兵在哪儿？
副刊只有两名自己的专职记者，而且分别都有自己的版面任务和采访方向，因此，副刊的稿件大多数通过征稿、约稿和自由来稿获得。面对这样的一次大型专题报道，赵国明和刘江华主要的担心却不是采访人员的问题，这得益于一批二外实习记者的参与。报社主管副刊的副总编刘峰审核后通过了这个选题，但同时考虑到记者的特殊性而提出了更为细致的报道要求——报道要语言平实，既不夸大老兵个人的贡献，也不要刻意回避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遭遇。
寻找老兵成了接下来一段时间悬在赵国明心中的关键词。他首先把希望寄托于实习生的身上，发动他们利用网络以及自己的人脉资源寻找北京的国民党老兵，但一周以后，只有一名同学了解到通州有几名老兵时常在一起活动，并没有取得联系方式，让实习生寻找老兵的方案就此宣告失败。在最初的设想中，赵国明打算做规模为五个版的专题报道，以每版三名老兵计算，至少需要联系到15名老兵，这个选题才有操作的可能。正在赵国明和刘江华一筹莫展之时，他们突然想到副刊的另一位编辑王永曾经做过一版介绍义务收藏国民党抗战遗物的公益志愿者杨国庆的报道，通过杨国庆，他们联系到了一名“民间关爱老兵组织”的成员薛刚。薛刚是“民间关爱老兵组织”的一名老成员，他一直关注着抗战老兵这个群体，为他们提供生活上的救助。老兵凋零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因此薛刚手中的名单每年都有所变动。薛刚提供给副刊的京籍老兵名单中共有30余人，但其中有9人已在去年离开人世，另有6名只有地址没有电话，最后能够确定的名单中，只有不足20人。
老兵名单终于尘埃落定，但是把这样具有历史性和重大性的一个选题交付给实习生去做，赵国明和刘江华的心里有隐隐的担心，甚至做好了选题夭折的准备。15名实习生中，有10名都是非新闻专业的学生，既没有扎实的新闻理论知识，也没有丰富的新闻采访经验，对于他们来说，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是具有很大难度的。针对这一点，副刊也从操作模式上做出了相应的调整。首先，他们决定将实习生分为两人一组，每组负责两名老兵的采访工作，这样既可以为实习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也可以让他们在采访中形成良好的合作与互动，一人侧重采访，一人侧重摄影，使整个采访更加完整。其次，副刊在文章体量上做出了调整。在2004年纪念长征出发70周年的特别报道——“我的长征”中，每版只讲述一到两个老红军的故事，因此对于记者的采访能力和文本要求都非常高。考虑到完成此次报道的记者还处于实习阶段，因此副刊决定每版刊登三名老兵的故事，将每篇稿子的采访控制在1000到1500字之内，这使得新闻采访更有侧重，写作时也更好把控，降低了每名实习记者的工作量，也降低了专题报道整体的风险。
7月23日，赵国明把薛刚提供给他的老兵名单裁成了很多细细的小条儿，纸条上印有老兵的姓名、家庭住址、参与战役和联系方式，有的还附上了子女的姓名和电话。他又找到2005年7月7日那一版“我的见证”的报纸小样，复印了20来张。报纸的整个版面被分为三个部分，由三名老兵讲述他们经历“九一八”事变时的情景，在他们的照片旁边分别附有各自的签名和手印。当天下午，赵国明带着这些材料来到了北京青年报社14层的会议室，并在那里对十余名参与该选题的实习生进行了短暂的培训，交代了对于采访和图片材料的细致要求。最后，每个小组的成员领到了印有他们将要采访的两名老兵详细信息的纸条，准备投入正式的采访环节。
采访之困：新闻“菜鸟”和“热线”编辑
为了契合抗战胜利68周年的契机，专题报道必须在8月15日前见报，实习记者需要在8月10日前交稿，以便给稿件的修改和编辑留下充足的时间。因此实习记者们有20天左右的采访时间，这相对于副刊日常选题只有一周的操作周期来说比较宽裕，但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初出茅庐的实习生还是难免遇到困难，每到这时，“赵老师”的手机就成了他们的“求助热线”。
说服老兵接受采访是所有实习生遇到的第一道关卡。国民党老兵大多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和历次运动的冲击，至今还心有余悸，担心采访中说了不该说的话会给别人留下把柄。面对老兵这样的顾虑，赵国明首先鼓励记者不要轻易放弃，一定要诚恳地向老兵说明这次采访的缘由。在这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记者完稿后一定要把稿件发回给采访对象，由其亲自进行修改。经过这样的努力，有两名老兵打消了原有的顾虑，最终接受了采访。
另一个阻挡实习生的困难是如何证明自己的记者身份，以获得老兵和家人的信任。实习记者没有记者证，人事科也不可以开具身份证明，面对这种情况，赵国明给实习记者的第一个建议是通过自己诚恳的态度和充分的沟通去说服采访对象，如果对方还是不信任，就由编辑部的部门领导或者编辑打电话来沟通说明。赵国明为了实习记者的身份问题打了四五个电话，向老兵说明了当下的新闻背景并详细介绍报社的想法。
老兵们大多年事已高，有的甚至处于病危状态，但他们仍有诉求，这种情况该怎么办？赵国明为实习记者指出了一个变通的方法，即由他们的子女或家人和老兵一起接受采访，代替老兵讲话。郭昭宁是15名实习记者中的一员，她的采访对象徐定华是一名年近90岁的老人，因此，采访前的全部沟通工作都在她与老人女儿徐女士之间进行。徐女士做事严谨，不仅对实习记者的采访请求考虑多日，而且把郭昭宁和其搭档的全部个人信息要去留底。在郭昭宁的不懈努力和沟通之下，徐女士终于在最后期限内同意了实习记者对她父亲的采访，并在采访时全程陪同。
采访的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个温暖的小花絮。有一位实习记者的母亲非常尊重抗战老兵，坚持让她采访老兵的时候带上礼物。赵国明没有刻意反对这一点，他认为这恰恰说明实习记者心中有爱，有人文关怀，这与副刊的一贯的人本主义精神不谋而合。
编辑之难：反复修改，去芜存菁
实习记者们有干劲，有热情，除去老兵外出或病危等特殊情况，最终成功采访到14名老兵，但他们交上来的稿件却让赵国明有些头疼。千字文章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只需重点突出两三个精彩的故事，但有的文章中竟然包括了七八个故事，这样一来，没有重点的文章自然写成了流水账。对于老兵韩玉衡的采访原本是一篇“流水账”，其中的每个故事都简略地几笔带过，连小标题都很难提炼出来。赵国明仔细研究后发现了三个亮点，抗战时期，韩玉衡在南撤途中当上了铁路警卫队员，后来在长沙报名入伍当通信兵。在长沙会战中他的棉衣被打了十多个窟窿。新中国成立后，韩玉衡曾多次因国民党的身份写检查交代自己的历史。赵国明针对这三个故事对韩玉衡老人进行了电话补充采访，深入挖掘，最终构成了这篇文章的三个主体部分。
除了重点不突出之外，稿件中还存在一些其他的问题，有的没有讲述老兵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经历，有的把老兵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故事讲成了先进事迹，还有的文章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内容太过触目惊心，也有老兵在言辞中流露出严重的不满。虽然民政部的通知为媒体报道国民党老兵打开了一扇大门，但在此过程中仍然会触及一些敏感点，这个尺度是需要记者和编辑共同把握的。在《联系船只时被打得满身“开花”》的最后一部分中提到，“新中国成立后韩玉衡曾在某报做校对员，其间多次写过检查交代自己的历史，住过两年牛棚”，这其实是编辑后期删改过的结果。在老兵原本的讲述中，不仅提及了报社的名字，还讲到了因为其子在1989年的表现而受到牵连再次被关的经历。但因为涉及了敏感的话题，赵国明在编辑的时候决定将报社的名字和此段经历隐去。
在把握敏感性话题的尺度的同时，编辑们还需在文章的语言和文字上进行把关。北青报对于文章标题的要求是要把文章中最精彩的一个故事浓缩成一个亮点体现出来。在过去做新闻版的时候，赵国明总是希望在标题中做一个概括性的总结，但后来他发现这样会使标题失去场面感。如果要给“我的荣归”的某篇文章起一个总结性的标题，譬如“我在抗战的那几年”，一定会流失很多的想象空间。同时，在报社的大标准之下，副刊对于标题提出了“文艺化”的小要求，要从一些比较硬的新闻要素中体现出文采。比如“联系船只时被打得满身‘开花’”，这是在老兵所说的“棉衣被打了十几个窟窿”的基础上用文艺化的表达提炼出来的。
编辑们对于实习记者的文章作了最大限度的修改和补充，其中大多数已经初具雏形，但仍有五六篇难以修改的流水账式的文章。在选题策划的时候，赵国明就觉得“我的荣归”有冲击“总编辑特别奖”的潜力，为了保证预想的五个版的体量而降低文章的质量是不明智的。于是，在8月14日的部门编辑会上，副刊主编王立文决定控制报道规模，去芜存菁，浓缩精华，将规模从五个版缩到三个版，努力保证每块版面、每篇文章的可读性和文本精致。确定了三个版的规模后，赵国明又面临着另外一个问题，这三个版应当在8月15日这一天一次性推出，还是分为三天“细水长流”？毫无疑问，一次性推出三版给读者的冲击力要远大于分期刊登，但考虑到为文本精致争取更多的编辑和修改时间，编辑部放弃了一次性推出的战略而选择了栏目式的刊登方式，这样相对长期的方式会给读者更多的期待，以方便读者慢慢品味。
延续报道：老兵故事，薪火相传
按照规定，当策划的选题超过了一个版的时候需要在版面上刊登“编者按”，以向读者解释策划选题的背景、原因、目的和价值，以及一些无法在正文中交代的问题，比如每天几版、分几天刊登。而“我的荣归”见报后，赵国明还为这一专题报道写了一段主题词。虽然不是规定动作，但是主题词的设计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荣归”的含义，进入“荣归”的意境。
在赵国明看来，这次专题报道的规模、文字的考究、版面的呈现等诸多层面都还有做精做深的空间，但它在一个媒体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将一个新闻点放大，让更多的人关注到了这个即将消逝的群体。参加过滇缅战役的老兵徐定华在接受采访时向记者展示了一首在他心里已经滚瓜烂熟，并时不时唱上几遍的抗战歌曲，他希望通过《北京青年报》的报道将这首《抗日悲凉小调》传播出去，提醒人们不要遗忘那段历史。在最终呈现的版面上，这一部分以“希望将他的抗日歌曲传唱出去”作为小标题自成一段，并在文中配上了一幅《抗日悲凉小调》词曲的照片。文字报道辅以图片呈现，赵国明尽自己的努力满足了老兵徐定华的愿望。在面对受访对象提出的要求时，赵国明的准则是在主题契合、内容相关的范围内给予报道，但作为媒体，报道之外的关怀是不允许的。“我的荣归”的定调是战时经历和战后诉求，“传播抗日歌曲”作为老兵战后的诉求纳入主题之内，合情合理。
在这次抗战纪念专版的报道中，副刊采取了“就近原则”，将采访对象集中在京籍国民党老兵当中，原因显而易见——这次报道需要依靠一群并没有太多实践经验的实习记者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完成，无论从时间上、金钱上还是人力上来说，都不允许把面扩得太大。因为受到地域和人数的限制，在讲述前半部分的战斗经历时，会对受访对象的代表性产生一定的影响。京籍老兵所参加的战斗大多集中在西南部分，但如果想了解其他地区当时的战斗情况，就无法从这些老兵的叙述中反映出来。相对来说，战后经历则基本可以反映整体的遭遇，国民党老兵在战后不分地域地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这一点是具有共同性的。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缺憾，副刊的主管副总编刘峰认为可以将此次报道作为“我的荣归”的第一个系列，在2014年1月再次推出十几个版面，内容由北京延伸至西南、华北、西北等各个地区的老兵，将这个选题继续扩充、深化下去。
学生记者 手记用心策划，用笔还原
文/白逸云当我到达副刊编辑部办公室的时候，赵国明老师热情地起身迎接我：“哎，小白，你的发型是不是变了？”细心的赵老师甚至注意到了我和暑期实习时发型的变化，这令我非常惊喜，也消除了心里原有的一丝紧张。当我坐在赵老师身边准备开始提问的时候发现，他的桌子上摆着2013年9月的北青报内刊，其中刊登着《时来天地皆同力》的那一页被轻轻地折起了一个角，那是“我的荣归”获奖后他所发表的编辑手记；在《新青年》的旁边还摊着几张报纸的复印页，其中的一些地方画着不太整齐的下划线，在一些边边角角的空白处，还有赵老师刚刚写下的标注。赵老师拿起《时来天地皆同力》，回忆起了“我的荣归”前前后后的故事。实际上，“我的荣归”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因为在暑假期间参与了业务培训、任务布置到老兵采访的各个环节，写起提纲来也是得心应手。我记得培训当天，赵老师给每名参与选题的实习生发了一张“我的见证”作为参考，经过上网搜索，我发现“我的见证”是北青副刊在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推出的大型系列报道，此外类似的专题报道还有“我的长征”。既然当时发给我们做参考，说明这二者一定有某些共通之处，那么它们之间有哪些区别？副刊为什么格外关注这一选题？我的提纲便从这样的一个小细节入手了。这次的案例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一个包括九篇文章的系列报道。它获得“总编辑特别奖”的原因并不在于文本的质量，而在于选题的策划。这也决定了我的提问应当将更多的关注点放在前期的策划与准备上。我从文章的中心内容、语言方式、标题特色和版面设计上分别设置了问题。除此之外，另一个特别之处在于此次报道的记者队伍是来自二外的一群实习生，作为其中的一员，我深知我们在采访和写作的过程中都存在很多的问题，因此，采访提纲的另一大块内容都集中在实习记者遇到的困难和解决方案上。这一点也让我进行了反思，倘若我不是实习记者的一员，我会不会注意到文章中的“实习记者”这一个关键词，并围绕这一点进行细致的提问呢？在网上搜索“我的见证”和“我的长征”的时候，我无意间看到了一篇北青报前总编张雅宾的文章——《在同质化竞争中保持鲜明办报特色》，文中论述了北青报如何在同质化竞争中出奇制胜，并提到了市场化媒体如何应对主旋律报道的问题。“我的荣归”是为纪念抗战胜利68周年而推出的，属于典型的主旋律报道，因此我在提纲的最后一部分针对这次报道的价值进行了提问，并引申到市场化与主旋律的关系。凭借自己对于选题的熟悉度，我用了不到半天的时间完成了一份在自己看来非常完整的提纲，并且得到了李星儒老师的肯定。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这份提纲却在采访的过程中暴露出了很多问题。譬如，如何寻找老兵下落、实习生遇到哪些问题、为什么几名老兵没有摁手印等问题都在赵老师的提纲中有所体现，这也说明我的提问还不够深入，仍然停留在一个较为浅显的层次。在完成了《蓟县大火网传百人名调查》的案例研究后，我一直有一个遗憾。虽然我的文章能够基本完整地还原从部门选题策划、记者现场采访到编辑最终修改的整个过程，但整篇文章就像一个流程记录一样，语言过于生硬，缺少阅读的美感。因此在做这一次的采访之前，我暗暗决心要朝着内容充实、文本精美的方向发展，也在提纲中提出了一些“特稿式”的问题，比如裁小纸条、复印报纸的准备工作是什么时候做的？把这些小纸条分发给实习生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只有通过这些可能并不属于案例研究范围内的细节描写，才有可能烘托出现场感，使文章更有灵性。可惜的是，采访的时候我没能问出这些问题。一来是出于时间的限制，当时我已经占用了赵老师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再问下去可能要耽误他的午饭。另一个原因则是由于自身的心理障碍，担心过于细致的问题会让受访对象产生厌烦的情绪，这也是很多特稿记者都面临的一个挑战。还没等我提问，赵老师先主动向我介绍起了这次选题从策划到实施的来龙去脉。他讲得非常细致，我一边听，一边手忙脚乱地在采访提纲上划去他已经提到的问题，避免重复提问。但在此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个两难的局面，有些地方赵老师虽然提到了，但讲解得并不是特别深入，或是疏漏了一两个我关心的点，我在当时打断他是不礼貌的，回头再问又会产生没有认真倾听导致重复提问的嫌疑，这一点让我很是纠结。最后在赵老师讲完之后，我选择了一些特别重要的地方进行了细致的追问，比如，他提到了实习生在整个选题操作中遇到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是一定不能不问的。围绕这一点，我还提问了当时编辑们的看法，比如对实习生操作这一选题有没有什么担心？这个选题操作的主要难度在哪里？有没有针对选题失败的B计划？这一系列更为扎实的问题为我的写作打下了基础，不然，文章可能只能是浮在空中的楼阁。虽然努力做到细致再细致，但是，在写作的过程中我还是遇到了很多问题。在写到赵老师看到国民党老兵纳入社保后捕捉到了这条消息的新闻价值时，我特别希望能用真实且富有现场感的文字来描绘当时的场景：“7月3日那天清晨，赵国明像往常一样翻阅着《北京青年报》的国内新闻，这时，一条‘国民党老兵纳入社保’的消息映入他的眼帘。呵，这下可有的做了。他腾地一下从凳子上跃起，大步跨向对面的刘江华的办公桌。”但是，最终呈现出来的只能是“民政部将老兵纳入社保了。赵国明一听到这个消息，就知道今年的抗战周年纪念一定有的做。”如果没有对于信息的绝对把握，前者的描写甚至越过了“合理想象”的范畴，成为了无稽之谈。文章写完之后，虽然没有达到自己预想中的“特稿”那般精彩，但是我努力做了一些调整以增强文章吸引力。为了避免按照时间顺序平铺直叙，我在开头处引用了《时来天地皆同力》中的实习记者的话，并从8月初选题进行到高潮的时候开始写起，之后再把笔锋转回选题策划之初。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弥补因为自己采访中的疏漏而导致的遗憾。9月15日一个西安车主的厄运
案例简介：《9月15日一个西安车主的厄运》由记者李然于2012年9月21日发表在《北京青年报》深度报道版面。见报当天，新浪头条微博转发量达数万次，成为当时的舆论焦点。随后本篇报道获得《北京青年报》9月“总编辑特别奖”。案例原文 9月15日一个西安车主的厄运
作者：李然■导读51岁的西安市民李建利原本是家里的顶梁柱，但是现在，他只能在医院神经外科的病房里僵直地躺着。李建利的左腿和左臂开始恢复部分活动能力，但身体的整个右侧却麻木瘫软，右腿只能迟缓地蜷缩，右臂和右手则完全不听使唤，除此之外，他的语言能力也受损严重，一次仅能说出一两个字的短语，比如“谢谢”、“饿”。西安市中心医院对李建利做出的诊断为，开放性颅脑损伤（重型）。幸运的是，在重症监护三天之后，他的意识基本清醒过来，一想到自己在9月15日的遭遇，眼眶便红了，无声地流出泪来，左手不太灵活地擦拭着。那天下午3点30分，他被人用一把U形钢锁重击头部，在头顶偏左的位置，颅骨被砸穿，当即倒地昏迷，浓稠的血与脑浆不断涌出，很快，嘴里也开始吐出血沫。当晚8点30分左右，医生为李建利进行了颅脑手术，11点30分手术完成，随后进入重症监护室，脱离生命危险后，18日转入普通病房。李建利遭此厄运，只是因为他开着一辆日系车。■“都是老百姓辛辛苦苦攒钱买的车，别砸行不行，我们买日本车不对，以后不买日本车了，好不好。”这几天，李建利夫妇俩正忙着帮大儿子李斌装修婚房，李斌今年26岁，计划明年结婚，赶在入冬之前把房子装好，时间正合适。老两口还有一个24岁的二儿子，也有了女朋友。15日一早，李建利开他的丰田卡罗拉，带着妻子、大儿子和准儿媳，赶到北郊的建材市场选装修材料，下午往回走，车子开到环城西路北段，遇到了反日示威的人群。按照以往西安反日示威活动的规律，他们原本以为，城墙外应该是安全的，示威抗议通常在城内进行，打砸日系车的情况也只是零星出现。但这次不同，从北向南开着开着，车子就陷入了密集的人流，他们想倒车，然后拐进小路，但已经是不可能了。李建利的妻子王女士发现，前面似乎有十几个人在砸车。很快，砸车的人群便来到了眼前，这些人手里拿着棍棒、砖块、钢锁，情绪亢奋，开始对卡罗拉动手。“我们下了车，在两边站着，想看看能不能劝他们不要砸。”王女士一个劲地跟周围的人说着好话，“都是老百姓辛辛苦苦攒钱买的车，别砸行不行，我们买日本车不对，以后不买日本车了，好不好。”努力讨饶着，车子另一边出了状况，王女士回头一看，丈夫倒在车头前，头顶血流如注，她马上扑过去，扶起丈夫的头，不知如何是好，顿时大脑一片空白，痛哭起来。■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交警跑过来，坐到副驾驶的位置，说：“打开双闪，我帮你们开道，”同时联络其他警察赶快疏通道路。对两旁密集的示威者和围观者来说，这一变故也超出了想象。十几个砸车人继续去寻找新的目标，一些围观者在拍照，有人建议打120，有好心人递来一卷卫生纸，王女士拿着它摁在丈夫的头顶，但血浆仍然不断地流，很快染红了一片地面。一名红衣男青年跑过来，提醒王女士，就算打120，救护车也开不过来，赶快到对面拦车，送伤者去医院，否则有生命危险。环城西路的内环车道尚且畅通，男青年、王女士、李斌三人抬着李建利来到马路对面，恰好有辆空驶出租车经过，男青年拦住车，用吼的方式问司机：“拉不拉？”司机看着他们和满头是血的伤者，愣了几秒钟，一点头：“拉。”李建利横躺在后座，王女士捂着伤口，出租车匆忙出发。可是，只前进了500多米，路上的人又多了起来，出租司机把头探出窗外，高声向正在城门外执勤的警察求援，一位二十多岁的莲湖支队交警跑过来，坐到副驾驶的位置，说，“打开双闪，我帮你们开道”，同时联络其他警察赶快疏通道路。出租车开到医院急诊处，王女士在满是鲜血的提包里找钞票付车费，司机急了：“都什么时候了，救人要紧，车钱不要了。”“挺对不住那个司机的。”王女士在病床旁边念叨了好几次，“车后座都是血，司机得清理好一阵子吧，给人家添了多大的麻烦。”好心人的帮助让王女士感动，这也是留在她内心的一点慰藉，但行凶者和打砸者的行为却让她困惑，“他们为什么对自己人动手”，王女士想了好几天，还是想不通。■韩宠光的态度是，如果示威会导致打砸，那他愿意放弃。韩宠光今年31岁，河北邯郸人，在西安的一家机电广场租了摊位，做五金生意。9月15日那天中午，姐姐告诉他，公安局打电话找他。在公安局，韩宠光不但看到了公安系统的相关人士，还看到了机电广场的经理，甚至他们所在街道的负责人，其实，这次会见很简单，韩宠光在日本宣布计划将钓鱼岛国有化的当天，得到机电广场数百商家的签名，向公安局申请9月18日抗议示威，公安局的相关人士希望他放弃这次示威申请，因为从15日的反日示威情况看，个别人借机打砸，出现了大家都不愿看到的变化。韩宠光的态度是，如果示威会导致打砸，那他愿意放弃。从公安局出来，时间已经是下午3点，道路上示威和围观的人很多，很快，身着红衣的韩宠光发现，情况果然出现了混乱，个别人似乎不是来抗议，而是专门来发泄、破坏的，不断有日系车被砸，甚至一些参与砸车的人还会“总结经验”，比如，要集中力量砸同一辆车，不要分散。韩宠光看到的这批人有十多个，砸了一辆尼桑天籁，打了车主，把车掀翻，之后，对一辆丰田RAV4如法炮制，在此之后，这批人甚至把路中间的隔离栏杆全部踢倒，堵住路拦车。很快，一辆尼桑被拦住，车上是两名女孩，韩宠光赶紧过去劝：“你们都是年轻人，不要欺负女孩子。”这伙人似乎很“义气”，果然被“将”住了，放过了尼桑。但是，1分钟之后，他们又拦住一辆日系车，开车的是一对母女，女儿看到有人砸车，吓哭了。韩宠光又来解围：“说好了不砸女孩的车，怎么又开始砸。”于是，这批人开始向前走，韩宠光想继续跟，但看到相反的方向过来了很多人，他赶快催促那对母女：“别往前开了，从倒着的隔离栏杆上轧过去，掉头跑。”但是，女孩车技生疏，精神紧张，试了几次不成功，韩宠光只好帮他们开，加大油门冲过栅栏，然后下车去追那批砸车的人。■韩宠光一人赶上了那批砸车者，但无法确认凶手，只能整体性地拍摄视频，希望能将凶手也纳入其中。数十米外，很多人围着一辆车，而那批人已经继续向前走，韩宠光跑过去，挤过人群，看到一位老人倒在白色卡罗拉前面。“老人头上咕嘟咕嘟地冒着浓浓的血，还大口大口地吐血沫子。”韩宠光想起来，因为申请示威的原因，自己有公安局一位所长的电话，打过去发现，对方已经到示威抗议的中心地带“钟楼”去执勤了，可能是钟楼一带接打电话的人太多，信号很差，电话里声音很不清楚，断掉之后再也无法接通。周围群众有人喊“报警”，有人喊“打120”，韩宠光回忆说，“我当时想，不能再耽误了，就帮助他们家人把伤者抬到马路对面，正巧，来了辆空出租车，我那时样子可能比较凶，大声问‘拉不拉’，司机想了想，一点头，我就把伤者塞进了后座，对伤者的老婆说：‘赶快走。’”“出租车走了之后，我就问他们家的那两个年轻人，后来知道是大儿子和未婚妻，问他们记不记得行凶者的样子，他们都说记得，我就带着他们去追那批砸车的人，打算找到行凶者之后，慢慢靠近，拍下照片，或者一直跟着，等到行凶者落单，再报警控制。”但是，他们三人走到玉祥门后，伤者的大儿子和未婚妻担心老人的伤情，要赶去医院。韩宠光劝他们：“医院里有医生救治，但如果你们现在不去锁定凶手，回头再找可就大海捞针了。”但两人还是放弃寻找，拦下一辆出租车赶去了医院。韩宠光一人赶上了那批砸车者，但无法确认凶手，只能整体性地拍摄视频，希望能将凶手也纳入其中。■“西安公安”又连发4条微博，提醒市民要“理性爱国，拒绝暴力”。李建利被打伤的地点位于环城西路中段外环、玉祥门以南530米左右，旁边是一家名叫“顺和”的商务酒店，附近还有建设银行、西安银行、唐久便利店、裕源茗茶等商家，但在事发时，这些商家的店员大多在紧张地看店，很少有人去围观。在裕源茗茶工作的廖小姐回忆，当时路边站满了人，虽然她所在的是茶叶店，但在那种气氛下，打砸起来很难有理性，自己的心里也很紧张。有商家目击称，路边围观的人中间很可能有人拍下了事发经过，因为“围着卡罗拉拍照的有上百人”。寻找凶手的工作在警方和民间共同展开，事发第二天，韩宠光、伤者大儿子、准儿媳来到西安市公安局莲湖分局环西派出所，警方将韩宠光拍摄的视频慢放，家属一眼便认出了现场行凶者，嫌疑人圆脸、身材较高、较胖，在视频中光着上身，手里拿着白色T恤，T恤上有血迹。不过，视频中，嫌疑人的影像存在时长很短，而且是侧脸，为了征集线索，韩宠光动用了早已注册却一直空白的微博“HCG5211”，将这张侧脸照公布，到目前为止，已有数名网友给警方提供了照片，有网友拍到的照片显示，嫌疑人的额头似乎在打砸中受伤，因此脱下了T恤擦拭血迹。伤者的家属也在微博中征集线索，希望目击者能向他们或警方提供线索。在西安全市范围内，9月15日的打砸烧事件造成了不少私人和公共财产损失，西安市警方9月16日发布通告，今后禁止在明城墙以内，特别是钟鼓楼广场、新城广场等区域举行集会示威活动。同一天，西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西安公安”连发5条微博，对9月15日西安市示威抗议中出现的个别打砸烧等情况做出表态：对广大市民和学生的爱国热情，我们非常理解，并予以保护。全力保护市民财产安全，坚决依法打击打砸烧违法犯罪分子。同时，西安市公安局公布了两部举报电话。随后，“西安公安”又连发4条微博，提醒市民要“理性爱国，拒绝暴力”，表示“爱国”不是挡箭牌，侵犯私产就是犯罪，同时公布了一个举报邮箱。■“要是我们晚到半个小时，砸车的那拨人就从玉祥门往城里走了，那样的话，我们就碰不上他们，唉，我的心，悔得呀。”丈夫的重伤让王女士的精神受到了巨大打击，一度神情恍惚，两天后总算挺了过来，她不能接受，这么可怕的事情怎么会落到他们的身上。闲下来的时候，王女士总在说：“要是我们晚到半个小时，砸车的那拨人就从玉祥门往城里走了，那样的话，我们就碰不上他们，唉，我的心，悔得呀。”王女士家的丰田卡罗拉是去年4月买的，精打细算，等到了经销商的促销活动，价格打折，还有赠品，车价10万多，低配，加上各种税费、保险，一共花了12万。王女士和丈夫都是莲湖区电器厂职工，工厂多年前效益不好倒闭了，他们的档案都被转到劳动服务公司。目前王女士已经办理退休，每月退休金1500元。丈夫李建利还不到办理退休年龄，现在和大儿子在同一家二手车中介公司工作，二儿子在类似的中介公司打工。买车对这个家庭来说是件大事，需要动用多年的积蓄，反复比较不同车型的性价比。王女士哽咽着说：“看着自家的车被砸，心里真是难受啊，舍不得，真舍不得。”她的丈夫李建利一向很珍惜这辆车，冒险阻挡了一下。大儿子李斌事发时和李建利站在车的同一侧，他看到父亲试图让砸车者改变主意，对他们说：“我也是中国人，我也保钓爱国……”这句话被两记重击无情截断。通常用在摩托车上的U形钢锁成了致命凶器，将李建利的颅骨砸了一个V字形下陷的洞，在X光片中清晰可见，在手术台上，医生从这个伤口中清理出数枚碎骨。李斌牢牢地记住了行凶者的样子：壮实，短发，穿白T恤、牛仔裤，T恤上印着一个黑色的字母“D”。李建利倒在车前，打砸的人没了阻碍，继续砸车。可能是李建利的重伤让打砸者有所忌惮，相比其他被砸毁掀翻的车，卡罗拉算是逃过一劫，以至于很多网友看到现场照片时怀疑那仅仅是个车祸现场。不过，头颅重伤给这个家庭带来的伤害远比车被砸要严重得多，谁也不知道李建利未来的康复状况会如何，如果身体右侧无法恢复基本的行动能力，将来的生活会十分艰难，这个普通家庭将陷入了困境。然而，未来的事情王女士还不敢去想，单是眼前的困难就已经令她有些束手无策。15日当天，李建利包括手术在内的医疗费用就高达1.8万元，之后每天平均费用都在4000元左右，短短六天下来，已经花去将近4万元。王女士说，她去问过了，由于打斗受伤的医疗费用，医疗保险不能报销，现在他们只好向亲朋好友借钱应急，“第一天的1.8万元是我侄子刷信用卡支付的，可是每天的费用都很高，也不知道需要治疗多久，不敢想”。王女士得到的另一个坏消息是，六个月之后，丈夫李建利还要接受二次手术，用一片钛铝合金修复破损的颅骨。同病房的患者刚刚完成了相同的颅骨修复手术，患者家属告诉王女士：“那片钛铝合金外壳的价格高达1.7万元，如果修复面积大，价格还要增加。加上手术费和治疗费，最后总花费大概在3.8万到4万之间。”■这次反日示威，他从一个申请者，变成了救人者，目睹了事件中令人沮丧、难过、费解的一面，看到了无理性宣泄的可怕。韩宠光说，15号那天晚上，他一直睡不着，那一幕像电影片段一样，在他心里反复：打砸者拦住那辆尼桑车，车上的母女躲到了一旁，女儿害怕得大哭，他拨开人群冲过去劝，“说好了不砸女孩的车，怎么又开始砸。往前走，往前走！”那批人果然“仗义”地走了，韩宠光帮母女开车，轧着翻倒的隔离栏杆调头，等到他继续追过去，拨开下一群围观者，看到的是一个老人倒在血泊里。韩宠光觉得，是他把凶手赶到了李建利一家那里，如果晚一点，虽然尼桑车被砸，但李建利会躲过重伤。“往前走，往前走！”如今，这句话在韩宠光听来，像一个噩梦。“我倾尽全力帮助李建利一家，也是在消除我的愧疚，我多做一点，愧疚就少一点。”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往前走”是无奈和唯一能够采取的方法，“先救眼前的，说服打砸者去找下一个目标，然后再去劝”。在一家已经提前关门的丰田4S店，那批打砸者破坏了卷帘门，甚至已经有人进入大厅砸车。大厅里摆放着多辆丰田普拉多和陆地巡洋舰，价值上千万。年轻的店主跪地求饶，闻讯赶来的年迈邻居从打砸者手中抢来一根铁棍，拼出老命帮忙护店。韩宠光又一次冲到前面劝解，说的还是相似的话：“可以了，可以了，往前走，大家往前走。”韩宠光是个性情中人，富有正义感，行动力强，平时热心公益。他和几个朋友特意做了统一的红色衣服，组成“义工之家”，为贫困地区孩子、残障人士和弱势群体服务。遇到紧急情况，他也爱见义勇为、拔刀相助。不过，他也说自己有时候过于直率，容易着急，得罪人。这次反日示威，他从一个申请者，变成了救人者，目睹了事件中令人沮丧、难过、费解的一面，看到了无理性宣泄的可怕。■经历了这次事件，韩宠光和很多人一样，深感理性、善良、正义的宝贵，在多数人围观、少数人打砸的状况下，站出来劝说、救人，需要强大的内心。不单单是日系车主，任何人都没有安全感可言，一家“浪琴”表店被一些打砸者认定与“日本浪人”存在关系，于是表店被砸，不易砸碎的手表遭哄抢，甚至有人看到，一名大学男生因为穿了日本品牌川久保玲的外套，一边被骂“卖国贼”，一边被扒得只剩内裤。经历了这次事件，韩宠光和很多人一样，深感理性、善良、正义的宝贵，在多数人围观、少数人打砸的状况下，站出来劝说、救人，需要强大的内心。在救人的路上，韩宠光也曾感觉势单力孤，搀扶李建利之前，他大声向围观人群求援，但无人响应。同一天的下午两点左右，在西安市长安中路由南向北方向的机动车道上，年轻人李昭手持一块纸板的照片打动了数以十万计的网友，纸板上写着“前方砸车，日系调头”。如果在环城西路北段，在韩宠光劝说打砸者“往前走”的时候，不远处还有一个“李昭”，李建利也许可以幸运地躲过这次厄运。案例回访 以小人物记录大事件
学生记者：王小羽对一个大事件，总会有一两个小人物留在历史的影像中，他们可能平凡甚至卑微，但依托大背景，他们的遭际和经历最终成为这个时代这个事件的鲜明烙印。所以，当一个大事件来临，我们能否判断并报道出这样的个体，往往就成为我们能否做好这一类报道的关键。《9月15日一个西安车主的厄运》就及时准确地找到并记录了这样一个鲜活个体的不幸遭际，报道因此获得强烈反响和广泛共鸣也就不足为奇了。那些日子的鼓噪已经远去，但更多的大事件依然在路上，我们不期待厄运重演，但可以期待更多的佳作问世。——北京青年报2012年9月“总编辑特别奖”颁奖词微博得到线索 联系“爆料人”
2012年9月15日，西安爆发反日游行，不理性宣泄肆意横行，进而演变为打砸日系车的暴力事件。2012年9月16日晚，北青报记者李然收到编辑于晓蓉的私信，说有人在“9·15”打砸日系车事件中受重伤，网友韩宠光在微博上公布了现场照片。李然找到了那条微博，并且给韩宠光发了私信，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在当前的媒介环境中，微博成为编辑和记者寻找新闻选题和线索的一个重要来源，而如果发布微博的是事件的当事人，就能为记者的调查节省很多时间。
西安车主的厄运涉及中日关系、民众游行乃至政府管理等多个敏感因素，报道这一类的敏感题材，报社必然会承担一定风险。但是很多时候一个选题并不在于能不能做，而在于怎么去做。所以一般会采取先让记者跟进，再根据记者了解到的事实以及记者最后的成稿方式来进一步确定能不能见报的操作流程。
9月17日中午，韩宠光给李然打来了电话。李然跟韩宠光了解了一下大致的情况，约好了采访的相关事宜。可是到了下午他就联系不到韩宠光了。这个时候李然还没有拿到伤者的电话，也不知道伤者具体的信息。傍晚的时候韩宠光发给李然一条信息：“我现在楼观台‘旅游’，有公安跟着。你懂的！”
楼观台离西安市区有几十公里。李然发短信问韩宠光：“你明天能回市里吗，方便的话把伤者家属电话告诉我一下。”结果短信石沉大海。
李然以为警察带走韩宠光是因为韩宠光在微博上发了伤者李建利的照片，所以他做了最坏的打算。如果韩宠光的手机被警察没收了，那短信就会让警察知道有记者要来，继而导致韩宠光“被旅游”的时间延长。为了预防这种可能，李然又给韩宠光发了一条短信，“报社研究了一下，暂时不去做这个题目了，多谢帮助。”发完这条信息后李然就订好了第二天去西安的机票，此外他还预订了距事发地20米的宾馆。尽管这个宾馆条件不怎么好，但是住在离事发地足够近的地方有很多便利之处，比如查看事发地的情况会很容易，有利于寻找事件的目击人，此外如果线人想带着记者去现场指认一些标志物可以省去很多路上花费的时间。
李然在微博上还找到了伤者李建利二儿子的女朋友。她在微博上感谢韩宠光对他们一家的帮助。李然联系了她，但是她没有回复。又一条线索断了，尽管焦急，但此时他只能等待韩宠光的回复。李然说，在采访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采访对象。有的人会直接拒绝采访请求，有的人可能会觉得直接拒绝不太好意思，就会沉默，不回复。因此要想寻找到有价值的线索需要记者有足够的耐心。
飞机晚点了五个多小时。漫长的等待过程中李然唯一的收获就是收到了韩宠光的短信：“我现在回到公司了。我估计你们领导即使同意做这个采访，到了西安这边也有阻力。”李然回复他：“可能会有转机的。”这样的回复是出于对选题价值的把握。记者就是“带着镣铐跳舞”，但有了镣铐不意味着不能跳舞，也不能因为镣铐就惧怕跳舞。在如此不理性的事件发生之后，有良知的媒体一定要站出来说这样做是不对的，但发出这样的声音要转变视角和思考角度。从伤者的角度深入了解事实，展现对一个无辜者的同情，比讲许多理性爱国的道理更容易让旁观者意识到打砸抢烧的荒诞和罪恶。
后来李然才知道，韩宠光被警方“旅游”，是因为他之前申请了在9月18日组织反日游行，而不是因为他在微博上曝光了李建利被打成重伤的事。警方可能觉得，既然15日的风头太大了，就先让申请的人换个地方，过了“9·18”这个风头，或许就没人再去关注这件事了。
探访新闻当事人
李然到达西安已经是18日晚上10点多。他给韩宠光打了电话，约好11点在宾馆见面。在宾馆，李然和韩宠光聊了一个多小时，了解了反日游行中打砸以及日系车主李建利受伤后的情况。韩宠光属于比较积极的采访对象，会主动说他经历的事。但是韩宠光和一般的采访对象一样，在陈述时会比较发散，只叙述大致的过程，忽略细节，还会过多地叙述主观情感。这就需要记者引导采访的方向，不因采访对象说的不相关的事就忘记自己需要的东西。同时还要追问时间、地点以及有几个人参加等等细节。在采访过程中，韩宠光提供了另一个新闻线索，他强烈建议李然去采访一家4S店的店主。这位店主给游行的人下跪，求他们不要砸店里的车。与李建利脑壳被砸穿相比，显然后者更符合新闻显著性的标准。
19日一早，李然去事发地点走访，希望能找到李建利受伤的目击人。但是收获不多，大部分人只是看到了拥挤的人群和络绎不绝的游行队伍。
下午一点，李然和韩宠光去医院看望被打成重伤的李建利。毕竟韩宠光帮助过李建利一家，李建利的家属对韩宠光应该没有那么重的防备心理，所以借助韩宠光可能会对顺利采访有所帮助。当时李建利住在神经外科住院部，已从重症监护室转到普通病房，头上缠着厚厚的绷带，右半身基本没知觉，脸上也看不出表情，每次只能短促地说一两个字，无法叙述他被打的过程。李建利的家属也不愿意接受采访。他们心存疑虑，更担心打砸的那些人看到报道追到医院来报复，李建利的妻子王女士一度连自己的全名都不敢说。
李然和韩宠光告诉李建利的家属，现在连凶手长什么样都没搞清楚，没有可能找到医院来。而且，如果李建利的事情不经过媒体报道，家属们仅靠自己的力量是无法找到凶手的，更别说赔偿等后续事宜了。经过长时间的沟通，家属终于相信媒体的报道也许可以帮到他们。但李建利的家属在面对采访时的表现依然比较消极，这与韩宠光形成了鲜明对比。李然认为，在面对这样的采访对象时需要先从对方的角度讲明道理，拉近距离，消除采访对象的疑虑，然后才能顺利地问到具体的事件以及细节。
在医院采访了两个小时后，李然和韩宠光离开了李建利的病房。在住院部楼下，韩宠光告诉李然，《华商报》和《南方都市报》的记者到医院门口了，他要去接一下。
如果没有这个插曲，李然或许也会像其他记者一样，跟着韩宠光按照反日游行的路线上的标志物，一个一个地去看，力图还原整个游行的场景。但是这两家报纸记者的出现，让李然有了新的想法。打车回宾馆的路上，李然和编辑发短信沟通，很快决定当天就发稿。虽然此时李然还没有掌握反日游行的全貌，但李建利的故事基本事实没有欠缺。媒体惨烈的竞争环境促使他们做出了这个艰难的决定。
之所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是因为此时已是下午3点多钟，考虑到要给编辑留出大约一小时的做版时间，一般的截稿时间大都在晚上11点。一个整版的特稿大约需要5000到6000字。这么短的时间写这么长的篇幅，还要随时搜集官方发布的各种最新消息，同时还要把故事写得好看，这对记者而言是极大的挑战。
交叉叙述还原事实 微博转发过数万
写作最开始的构思是比较费时间的。还好在去西安之前，李然已经想好了大概的结构——以不同线索进行交叉重复叙述。
对于还原复杂事实，交叉重复叙述是个时髦的好方法，近年来得到了不少电影导演的青睐，不过弄不好很容易搞晕观众。但写作上的交叉重复叙述风险就小得多，而五六千字篇幅的新闻报道跟长篇小说相比也更容易控制。用交叉重复叙述的方法从多个角度还原事实，也有利于让读者获得立体认知，避免枯燥的阅读感。
因此最后的成稿基本上是包裹在“9·15”游行事件中的两个故事——韩宠光的故事和李建利一家的故事。这是“9·15”游行中两个典型的片段，一个普通家庭，一个爱国青年，在群体运动中的非理性宣泄面前，他们都是受害者。通过两个故事的叙述，读者可以从中形成自己的判断。李建利受到了身体上的伤害，韩宠光经历了内心的冲击。前者只想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大儿子快结婚了，小儿子也有了女朋友，一切看上去都挺好的；后者是一个热衷公益的热血青年，做点小生意，平时参加义工组织的活动，看新闻说日本政府要购买钓鱼岛，他于是联合商城里几百名商家签名，向公安局申请游行。
文章中的两个故事交错叙述，有一些呼应和重复的片段，起到强调、解释和补充的作用。比如：“李建利的妻子王女士发现，前面似乎有十几个人在砸车……”；“韩宠光看到的这批人有十多个，砸了一辆尼桑天籁……”；“一个红衣男青年跑过来，提醒王女士，就算打120，救护车也开不过来，赶快到对面拦车，送伤者去医院……男青年拦住车，用吼的方式问司机：‘拉不拉？’司机看着他们和满头是血的伤者，愣了几秒钟，一点头：‘拉’……”；“韩宠光是个性情中人，富有正义感，行动力强，平时热心公益，他和几个朋友特意统一做了红色队服……”“韩宠光回忆说，‘我当时想，不能再耽误了，就帮助他们家人把伤者抬到马路对面，正巧，来了辆空出租车，我那时样子可能比较凶，大声问‘拉不拉’，司机想了想，一点头，我就把伤者塞进了车后座，对伤者老婆说：‘赶快走。’”
当天晚上11点多，韩宠光又打电话给李然，说自己接待完其他媒体的记者之后，觉得还有些事情一定得跟李然说一下。当时已经临近截稿时间，李然忙于写稿，时间已经很紧张。但韩宠光如此热情，李然不忍心拒绝他，于是韩宠光又来宾馆找到了李然。韩宠光谈到，他为了阻止打砸，一直在劝那群打砸者“可以了，往前走，往前走”。他觉得，如果不是他那么快地让那群人从前面的尼桑车处走开，李建利也许就能躲过一劫。
李然把这段故事变成文字放在了报道的最后，这段叙述很真实地展现出了人在混乱无序中的纠结、无力以及事后的痛苦、反思，让文章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结尾。而在韩宠光找李然之前，李然是没有想好文章该怎么结尾的。虽然新闻写作很多时候并不需要有特定的结尾，能将事实交代清楚就可以，但从写作的角度来说，恰到好处而又意味深长的结尾是最好的。临时加上的这一段结尾发到编辑部时，已经凌晨1点多了。到这个时候李然晚饭还什么都没吃，所以交稿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紧下楼找吃的。
第二天文章见报之后，微博@老榕在他自己的微博转发了李然的这篇文章。@老榕有将近60万粉丝，这篇文章经过他转发之后，获得了迅速传播，很快转发量达数万条，成为当天新浪头条微博。
第二天早晨，李然退掉了宾馆房间，搭公交车去了钟楼。这个时候钟楼周围已经恢复了秩序，除了主要接待日本游客的钟楼饭店玻璃破碎，处于停业状态，其他似乎没什么不同。游行示威就像一场群体狂欢，带给了人们短暂的“权利感”，狂欢结束后，人们依旧生活在平淡无奇中。
回京之后余波难平
李然在西安的时候很平静，回到北京之后，反倒发生了许多事情。
文章见报当天，西安市公安局莲湖分局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去医院慰问李建利，表示会全力破案，“顺便”嘱咐他们，尽量不要接受媒体采访，以免政府被动。之后，西安警方微博公布嫌犯照片，征集线索。
一家日本电视台通过报社总机问到了李然的电话，想要照片，或者采访。考虑到新闻行业颇多的涉外纪律和禁忌，李然果断拒绝了他们。
央视《新闻1+1》的编导打电话给李然要照片和李建利家人的电话，李然都给了。当晚节目播出了李建利的事情。第二天，西安市、公安局领导等很多人到医院慰问，并给了家属两万元慰问金。
李然一直在跟踪报道此事的进展，包括嫌犯照片公布、案发视频公布、嫌犯落网、西安市民要求信息公开、李建利向西安市公安局提起行政诉讼等等，直到王女士前往莲湖法院撤诉。
随着王女士撤诉，西安车主重伤事件告一段落。虽然李然觉得在后续报道方面还有遗憾，但自己的这篇报道让李建利重伤事件成为了当时的舆论焦点，引起了官方对此事的重视，很多网友看见报道之后还发布自己拍到的现场照片来帮助警方抓捕凶手，这些对于这件事情的解决都很有帮助。虽然嫌疑犯蔡洋没有赔偿的能力，李建利一家负债很多，但毕竟嫌疑犯依法落网，对李建利一家也算是个交代。
首先，这篇报道很巧妙地找到了大事件中典型的小人物，找到了恰当的切入点。其次，记者在处理这样的人物特稿时，运用了交叉重复叙述的文学手法，把故事讲得很精彩。这两点促成了这篇传播率很高的报道，以后人们提起西安打砸日系车，就会想起李建利，毕竟，每个人都无法和大环境脱离关系。
学生记者 手记要时刻记得自己要采访的是什么
文/王小羽11月21日收到了李星儒老师的短信——我拿到的选题是李然记者写的《9月15日一个西安车主的厄运》。首先要做的是写一份采访提纲，还原李然记者采访的过程，然后附加一篇采访手记。采访提纲要在24日晚上发给李老师。之前已经有同学做过这个项目，所以有成稿供参考，而且李老师还把李然记者的电话给我了，所以我感觉这次采访难度应该不会很大。当天我先在网上找到了李然的那篇报道。看完之后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李然好文艺。他的微博印证了我的想法。他对音乐和体育也有研究，在微博上很活跃，经常转发评论各种事。因为对文艺青年特别有好感，我当时想除了还原采访报道的本职，还可以跟他交流更多的东西，毕竟这也是一个很难得的交流机会。周日上午我发信息给李然，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然后想向他要一下当时的采访手记。他回复说：“好的，我给你发过去。”结果到晚上了还是没有收到他的采访手记。我以为他忘记了，毕竟记者的工作还是比较忙的。于是我发信息提醒他，却收到回复说：“不好意思，我找不到了。”这篇报道是2012年发表的，已经过去一年多，时间确实有点长，找不到采访手记也确实是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可是如果没有采访手记，我的采访提纲就只有几个粗略的问题，剩下的细节只能现场追问，这样采访提纲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我当时正在北青报实习，知道每个获得“总编辑特别奖”的记者都会在下一个月的北青报内刊《新青年》上发表一篇获奖报道的采访手记。这对于我完成任务大有帮助。所以我回复李然表示感谢之后就准备第二天去实习的时候找一下2012年10月份的《新青年》。当天晚上，我发给李老师的采访提纲的初稿只有14个粗略的问题，比如“您是如何得到采访线索的？”、“您有没有得到什么经验？”等等。我发的时候知道这不是一份合格的采访提纲，也觉得比较难为情。可是没有拿到采访手记，我只能硬着头皮交过去了。第二天下午三点左右，我去北青报资料室问还有没有2012年的《新青年》。资料室的老师告诉我，她那里保存的只是报纸，《新青年》是内刊，得去新闻研究室找。四点多我又去找了管理内刊的李老师。李老师打开了一个柜子，我在里面找到了2012年10月的《新青年》，封面就是李然记者的采访手记《两个热血青年的命运交织》。有了手记，我开始重写采访提纲。根据整个报道过程的时间顺序，我加了很多对于细节的提问。李然的采访手记说得比较详细，所以对于事实的提问可以少一点，要问的更多的是为什么那样做，应力图问出更多操作标准，对我们更有帮助，以达到这本教材的目的。第二天晚上，我把改完的采访提纲发给了李老师，她看过后电话跟我沟通了采访提纲存在的问题，从更高的理论高度提出了修改意见——我的提问局限于报道本身，没有把这篇报道作为一种类型的报道来看待。这篇报道涉及敏感题材，我可以对敏感题材报社可能会承担的风险以及有没有审核机制提问，这样更具有参考意义。此外，有些问题不够严谨，有点随便，甚至是为了提问而提问。比如采访提纲中有一个问题是：“发了信息后‘石沉大海’，您遇到这样的困难时有沮丧吗？”我之所以为这个问题，是觉得短信“石沉大海”这个地方应该问一下，但是又没想清楚该怎么问。李老师提醒我，还原报道的重点不在于关注记者的情感，我们要做的是还原他的报道过程以供学习参考。于是这个问题后来改为：“发了信息后‘石沉大海’，遇到这样的困难，您一般是如何应对的呢？”还有一个缺点是过分关注不重要的细节。有一个问题是：“确定选题后，您预想这个选题做出来后是什么样子？比如大概要写多少字，需要用几张什么样的图片？”李老师说这个问题没必要如此具体，否则反而局限了提问对象的回答空间。这个问题后来改成了“确定选题后，您对这个选题的设想是什么样的？您预想报道的方向是什么样的？”我还忽略了一个比较重要的细节是，李然报道发表之后又回了趟钟楼。我默认了他回去就是为了感叹一下发生过反日游行这么惨烈的暴力事件的钟楼依旧是平淡的样子。在李老师的提醒下我又加了一个问题：“您在采访完李建利家属的第二天又回了一趟钟楼，为什么又回去了一趟呢？”采访提纲改完之后，我约了李然周五下午采访。本来想在报社采访他的，后来他说当天他不去报社，而且他家离我们学校比较近，所以最后约在了学校里。我们在学校的小咖啡馆见面。他说他对我们学校比较熟悉，前几天还来操场踢过球。李然是2001年进报社的。当时北青报第一次面向社会招聘，他和小伙伴去考试，在800多名应聘者中考了第一名。刚进报社是从跑热线做起，一跑就是两年。随后因为对体育的热爱而去了体育版组，做了9年体育新闻和体育评论。后来报社整编，他加入了新成立的深度报道版组。采访开始就感觉到李然比较严谨、敏感，对周围的事物判断很准确。咖啡馆在播放音乐，当我拿出录音设备时他立刻说：“要录音的话是不是太吵了？”回去放录音时证实了他的判断，录音中说话声音比较小，杂音很大。虽然那篇报道距离现在时间很长了，他还是很努力地回忆细节，尽可能确认事情发生的时间以及当时他看到的事发现场标志物之间的方位关系。整个采访过程比较顺利。他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所以我要提问的内容他在叙述的时候基本都涉及了。采访时间比较充分，所以他除了讲述和那篇报道相关的故事，还讲了很多有关现在媒体生态、记者的生存状态以及与写作相关的内容。他说写作技巧层面的东西很好掌握，找几个喜欢的写作者，或者几篇写得好的文章好好模仿就好了，但写作归根结底还是思维表达的过程，只有思想高度上去了，写作水平才能不断提高，不会局限于技巧的瓶颈。他还提到，记者这个职业确实比较辛苦，而且收入也不高，很多入行的人无法坚持下来。坚持下来的一般有两种理由，一是确实有很崇高的新闻理想，非常想凭借自己的能力改变社会进程并且对此深信不疑；二就是对写作很热爱。我问他那您是属于哪种呢？他说应该算第二种吧，在体育版组的时候，就是靠写体育评论撑了好多年，要不然体育报道那么累，没办法坚持那么久的。李然还给了我一些个人建议，譬如在找工作的时候，要注重将来和什么样素质的人一起共事，整个工作环境适不适合自己等。因为工作后提升的机会还有很多，而周围人的影响往往比想象中要大很多。说实话我是带着崇拜的心情去的，所以就听他说了很多其他的话题。现在想这样的心态其实是不对的，记者和被采访者应该是平等的。否则，采访的效果将受到很大影响。还好这次不算严格意义上的采访，而且我之前已经拿到了李然的采访提纲，所以没有造成不好的后果。关于这次采访的体会之一是，面对面的采访一定比邮件采访或者电话采访得到的更多。面对面的时候记者可以看到被采访对象的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这对于更好地理解被采访对象是至关重要的。还有一点体会是，列在采访提纲上的问题都是书面语，而真实的采访环境往往是口语表达较多，所以在提问的时候不需要刻意地按照采访提纲提问，可以根据现场的情况选择合适的表达方式，否则会感觉这个人说话很奇怪。能参与到北青报案例的教材编写中我觉得很幸运。一方面原因获得了和李星儒老师以及行业精英交流的机会；另一方面，采访的过程增加了自己采访实战经验，提高了自己的写作水平。李星儒老师和李然记者给我的启发对我以后的学习以及工作都很有帮助，也希望我的采访成果能对以后看到它的人有所帮助。春华秋实
——人艺六十周年纪念案例简介：2012年6月12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六十周年，《北京青年报》文化版组为此推出了《春华秋实——人艺六十周年纪念》的专题。整个专题总共24个版面，从2012年6月11日开始，连续五天以特刊的形式推出。专题刊登后获得广泛好评，并获得2012年6月的“总编辑特别奖”。案例原文 春华秋实
——第一场这楼是我看着起的作者：朱玲伦兵王岩■导读《天下第一楼》说的是创建于清朝同治三年（1864年）“福聚德”烤鸭店的故事。但我们说的这座楼是明朝嘉靖年间就赫然在目的史家胡同的56号院（现址20号院）。1988年《天下第一楼》在人艺开演，但1952年人艺却是在史家胡同56号院建院，那里曾是人艺初建时的院部办公地，也是人艺的宿舍楼。不仅曹禺、李伯钊、焦菊隐、欧阳山尊等都曾在这个大院里办公、写剧本，导演出《雷雨》、《日出》、《王昭君》、《骆驼祥子》、《智取威虎山》等一部部名剧，梅阡、苏民、夏淳、舒绣文、朱琳、黄宗洛、于是之、蓝天野、梁秉堃、李婉芬、叶子、英若诚等著名导演、编剧、演员都和这座楼有不解之缘。这里是人艺的“天下第一楼”。这座楼凝聚着人艺的光荣与梦想，见证了人艺的风雨与辉煌。不远处，另一座楼与这座楼休戚与共，同样感受着这种凝聚和见证。这就是首都剧场。两座楼双峰并峙，构成了中国话剧的“天下第一楼”。■人艺最初42小时在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序厅挂着一张醒目的油画，画的是北京人艺的4位元老曹禺、焦菊隐、欧阳山尊、赵起扬正在进行著名的“42小时谈话”。“正是这次谈话，艺术家们达成共识，把北京人艺建成中国的莫斯科艺术剧院。”院长办公室设在向左拐的一个东跨院里，三间向阳的高大北房，一明两暗。房子里有一大两小的三张沙发，此刻上边坐着4个人，一位矮个儿，三位高个儿。他们是谁呢？戴金丝眼镜的矮个儿是院长曹禺，只有42岁；三个高个儿之一、同样戴金丝眼镜的是副院长焦菊隐，只有46岁；其他两位是副院长欧阳山尊和副院长兼党委书记赵起扬，前者只有38岁，后者只有34岁。最有意思的是，他们之间在年龄上是以4岁递增的：焦先生大曹禺4岁；曹禺大欧阳4岁；欧阳大赵起扬4岁。这4个人，就是后来被称为北京人艺“四巨头”的人。此刻，他们正在兴致勃勃地谈着话，议题就是：要把人艺办成一个什么样的剧院？谈话进行得既热烈，又紧张；既轻松，又活泼。在一个星期里，每天要谈上三四个小时，有时干脆就谈上整整一天。为了这个议题，他们共谈了42个小时之久，几乎到了一种难解难分的程度。他们每天沏上一杯茶，点上一支烟。欧阳山尊吸的是大烟斗烟丝，焦菊隐和赵起扬吸的都是香烟。只有曹禺是刚刚把香烟戒掉了，但他还总是时不时地要拿起焦菊隐或赵起扬的香烟来，放在自己的鼻子下边闻一闻，过上一把烟瘾。“四巨头”深深感到全院有几百双眼睛盯望着这里，他们每一个人肩膀上的分量都是沉甸甸的。“四巨头”过去都长期干过戏剧工作，有的在国统区，有的在解放区。曹禺演过戏，导过戏，更写过戏；焦菊隐当过中华戏曲专科学校校长，也是导演的大师；欧阳山尊是中国话剧创始人欧阳予倩之子，同样演过戏，导过戏；而赵起扬是在延安鲁艺工作团当过研究生，并且在《白毛女》首演的时候就成功地扮演过赵大伯。赵起扬事后回忆说：“我们这几个人，过去都干过戏，可是，谁也没办过正规的专业话剧剧院。现在，繁重的任务摆在面前，就不能不认真地想想究竟应该怎么办。”他们在一起满怀激情，又冷静思索；海阔天空，又深入探讨。最后，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的目光集中投向了莫斯科艺术剧院上，一致认为这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艺术上有严格要求的剧院，是一个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和理论体系的剧院，是一个艺术水平很高且已经享誉全球的剧院。因此，应该毫不犹豫地把北京人艺建设成为像莫斯科艺术剧院那样的剧院。■梁秉堃：周恩来总理推荐了曹禺1952年初夏的一天，在史家胡同56号院（现址为20号院）著名导演焦菊隐的家中，俗称“四大巨头”的曹禺、焦菊隐、欧阳山尊和赵起扬曾经在这里举行了42小时的商讨，从而确定了建立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目标。曾经在曹禺身边工作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编剧梁秉堃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这样描述：“说到北京人艺的建立，首先是在以周恩来总理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的关怀和亲自指导下进行的，当时的42小时会议也是在周总理的关怀下举行的。”梁秉堃说到周恩来总理的关怀时深有体会，他说：“周恩来总理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提出戏剧专业化的，他问彭真，北京要不要建立专业剧院？彭真说，要。于是，他要北京负责成立专业的话剧院，关于院长，周恩来总理推荐了曹禺。”■万方：莫斯科经历对父亲影响很深当时父亲是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我们住在张自忠路3号中戏的宿舍，但我经常去史家胡同56号院。父亲没给我具体谈过那42小时他们说了什么，只是老年总谈起人艺筹建时他看过的《三姐妹》。1951年人艺筹建阶段，他和丁玲去莫斯科，参加过纪念果戈理逝世100周年的活动，其间看了很多话剧。后来他不断谈到的，是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出的契诃夫的《三姐妹》，老年时都会回忆起当年看到的戏。我想，那一次莫斯科出访，对“北京人艺是什么样的剧院”有很大影响。因此，1952年的“42小时谈话”里，在苏联看到的莫斯科艺术剧院的运作以及他的感触，父亲应该都会讲。在我爸爸看来，不管什么剧院，舞台上呈现的东西，就是它的面目。他希望剧院长期有《三姐妹》这样的演出。应该说，我爸爸他不是一个管理型的人，绝对不是。更多的，对于创造什么样的艺术，他会有很强烈的表达。■北京人艺的老演员、编剧蓝荫海回忆：会场就设在庭院中据蓝老描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初期，院部设在史家胡同56号，院长办公室就设在56号的东跨院的三间大北房内。院长曹禺，副院长焦菊隐、欧阳山尊，党委书记赵起扬这4位新上任的院级领导，在这里围绕着怎样办好北京人艺这所专业话剧院的大题目连续讨论了一个星期。这次著名的“42小时谈话”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绘出了宏伟蓝图。1952年6月12日晚7时，新建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在史家胡同56号大院里召开了简朴而隆重的成立大会。蓝老回忆说，会场就设在庭院中，既没有张灯结彩，也没有鼓乐齐鸣，只是在庭院的一端摆放了几张铺着白布单的条桌和木椅，作为主席台。本院职工为欢庆这个大喜的日子，笑逐颜开地列队坐在一排排的马扎儿上，面向主席台。会上，吴晗代表北京市政府宣布批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宣布任命曹禺为院长，焦菊隐、欧阳山尊为副院长，赵起扬为秘书长。廖沫沙代表北京市委作了重要讲话。新任院长曹禺以激情满怀的发言表达了办好剧院的决心。■史家胡同20号院钩沉 这里是人艺的根史家胡同就在北京的市中心，但走进这条浓荫掩映的巷子，会让人感到闹中取静的别样清凉。据史料记载，胡同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明朝，因这里住着史姓大户人家而得名，还曾经供奉着史可法祠堂。然而史家胡同在北京的闻名不仅仅来自于历史，更是因为近代中国的许多文化名人都曾在此居住，而其中洋溢的人文艺术气息延续至今，更得益于这里的20号院落——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宿舍。“我从19岁起就在这儿住，到现在80了，可以说这一生的经历都与20号院分不开。”就在这里一进院门口的那栋看上去很陈旧的苏式楼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原创作室主任、著名剧作家蓝荫海先生向记者徐徐道来20号院与北京人艺的前世今生：“这座大院，原房主是何许人也，现已无据可查。听北京人艺已离休的老同志说：1949年北平解放时，这里已是一所无人居住的空房，当年华北人民文工团入城，有部分同志进驻此院。1950年文工团编制扩大，经政府批准，改建为包括歌剧、话剧、舞蹈、管弦乐等综合性的文艺团体，定名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现在惯称‘老人艺’）。院长是曾在苏联学过舞蹈、归国后参加了长征的老干部李伯钊同志，副院长是参加过延安文艺整风的欧阳山尊和金紫光二位同志。‘老人艺’院部设在西堂子胡同1号，史家胡同56号辟为演员队集体宿舍。住在这里的话剧演员，除叶子、沈默等几位资深的老演员外，大多数都属于艺龄较短的年轻同志，如后来被观众赞誉为表演艺术家的于是之同志当年只有22岁。”■轶事 “我就坐在这儿支持你”焦菊隐排戏爱发火，当初排《虎符》，他做了些实验，用京剧的锣鼓点节奏引入演员的动作中。有些演员不适应，认为他拿演员捏泥人，背地里叫他“泥人焦”，焦菊隐是一个脾气挺大的人，得知此事在排练现场生气后扬长而去。赵起扬亲自登门拜访。第一次，焦菊隐在家里假装睡觉，赵起扬一眼就看出他假睡，也不戳穿他，和焦菊隐的家人谈天说地聊家常。第二次焦菊隐还装睡，到了第三次焦菊隐被感动了，把自己掏心窝的话都说给赵起扬听。后来排《虎符》，赵起扬就拿了一把椅子坐在现场给焦菊隐坐镇，说：“我就坐在这儿支持你。”案例回访 一个团队，60天，24个版面
学生记者：罗媛元《春华秋实——人艺六十周年》的专题报道形式很特别——以五幕戏剧的形式串联，每天的一期特刊为一幕，每一幕都套用了人艺的经典剧目作为标题，以下每个版面又分为不同的场别，以人艺话剧的经典台词作为名称。以下为《春华秋实——人艺六十周年纪念》专题的主要内容：“最难的是策划”——四个人在四天里的头脑风暴《春华秋实——人艺六十周年纪念》特刊（以下简称《人艺六十周年》）总共有24个版面，按照报社的惯例，像这样规模的特刊需要提前两到三个月开始策划。但是，2012年上半年恰逢《北京青年报》内部人事调整，整个专题的制作在当年5月初报社人事安排确定之后才着手开始策划，这也是文化版组主编郭宇上任之后的第一个大选题。
在调任文化版组主编之前，郭宇做的是体育新闻，虽然二十多年前也做过戏剧记者，但他已经很久没接触这方面的内容了。“五一”节结束正式上班之后，文化部一直负责话剧、戏曲方面的记者郭佳向主编郭宇提出了制作人艺六十周年纪念专题的想法。两个人初步讨论之后组成了四人策划小组，新调任文化版组的两位主编助理——张向红、胡雅杰和郭宇、郭佳一起承担起前期最关键的工作。《人艺六十周年》是以特刊的形式推出的，策划和制作特刊期间文化版组负责的日常版面还是要照常进行。在刚开始的一段时间里，四人策划小组每天都从下午讨论到晚上，不同的观点在六到八个小时的时间里相互碰撞，不断地有各种各样的想法被提出、被否定。期间，也有部门内负责电影、高雅艺术方面新闻采写的记者偶尔参与进来一起讨论。
最开始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专题呈现的方式、报道的规模、报道周期和整个纪念刊的构架上。策划初期，有很多方案被提出来。比如，通过北青网等渠道向读者征集问题，然后分一两期刊登；从人艺形成的历史、人艺经典作品、人艺重要的人物、人艺的影响等几个方面入手来做一期回顾性的内容等。“尽管可以这么操作，但是大家对这些方案都不是很满意。”郭宇在回忆最初的几个方案时说。
第二天下午谈完之后也没有确定的结果。“当时大家都说休息一下，吃完饭再说，”郭宇说，“休息的时候我就突然冒出来一个念头，说可以不可以做一个剧本。因为人艺是做话剧的，我们做成剧本，至少在形式上是契合的。”
主编郭宇偶然间蹦出的一个想法得到了其他三个人的认可，最棘手的框架问题终于确定下来。
接下来，四位策划就开始讨论剧本的具体内容。在一轮轮相互补充的讨论之后，四个人确立了人艺形成的历史、人艺的艺术成就、人艺历史上丰碑式的人物、人艺的大家庭、人艺的未来等几个主要关注的方面。
为了从形式上最大可能地贴近人艺这一主体，四位策划决定用人艺以往演出过的剧目名字作为专题设计的五幕戏剧，使用剧中经典台词作为每一个场次的名称。在看过人艺从1952年到2012年所有演出过的剧目列表之后，四位策划最终选定了《茶馆》、《天下第一楼》、《北京大爷》、《家》、《人往高处走》五部戏剧。
回忆起整个专题的制作过程，主编郭宇和记者郭佳都提到最开始确立框架、创新形式的四天是最困难的部分，也是思想集中碰撞的一段时间。
前期的策划总共用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确定了每一个版面的主题之后，四位策划继续对每个版面的文章数量和体例、采访的对象、报纸的边栏需要的内容、每个版面要用的图片都进行了详细地设计，为后期的操作提供有效的指导。“这里边的一个核心人物是郭佳”——十一年戏剧记者的积累《人艺六十周年》的四人策划小组里只有郭佳一直都是文化版组的戏剧记者，当时刚刚调过来的郭宇、胡雅杰、张向红此前分别是做体育、房地产和本市新闻的。
主编郭宇口中郭佳的“核心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刚开始提出的专题制作想法，其次就是联系采访对象时提供的人脉资源。
郭佳2001年进入《北京青年报》做文化记者，直到现在一直负责的都是话剧、戏曲相关的新闻报道，多年以来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资源，用主编郭宇的话说——“人艺呀，从院长到伙房的，郭佳都认识。”
在整个专题的操作过程中，郭佳不仅参与了前期的文字策划，还负责全部图片的搜集和选取、采访对象的联系、部分重要的采访和后期的审稿校对。不管是确立报道方向还是联系采访对象，每一个环节的轻车熟路都来自记者日常工作中的积累。“日常的采访中需要积累一些人脉，但不是觉得这个人以后会对我有用才处心积虑地去保持一种关系，”郭佳说。
平时去人艺看剧或者做采访的时候，郭佳都会主动地跟人艺票房的接线员、停车场的保安还有食堂的工作人员聊天，这种不经意间建立起的联系给这次《人艺六十周年》的报道提供了重要的保障。“联系方面主要是郭佳，要不然的话两个礼拜，找人都够呛，”主编郭宇说。
人艺成立六十周年当天出的一期报纸借用《天下第一楼》的名称，从史家胡同20号院（人艺建立之初的办公室、家属院）开始讲人艺的历史。这个想法是由郭佳最先提出的，“那栋宿舍里故事特别多，整个成立大会就是四个巨头在里面谈了一晚上，所以我们一定要从那栋楼谈起，”郭佳说。类似这样的很多提议给整个专题增添了很多重要的细节，郭佳对人艺的了解也在提升报道深度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两大亮点 一个遗憾
人艺成立六十周年毫无疑问是很多媒体都会关注的一件大事，怎样在众多专题报道中做出自己的特点，是每一个媒体都要面临的难题。“从采访的对象上挖出更多东西并不容易，比如我们想写人艺成立的20号院，都已经有一本专门写它的书了。在内容上很难跟其他媒体区分开，所以我们就在形式上创新，把专题包装成戏剧的形式，”郭佳说。
四位策划人在策划的时候把重心放在形式创新上，《人艺六十周年》出来之后对它的好评也主要集中在呈现方式的创新和精美的制作上。
在资料搜集阶段，郭佳带着摄影记者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戏剧博物馆翻拍了大量的历史图片、剧照以及演出的海报，给美编提供了大量的素材。专题策划完成后，主编郭宇主要负责与美编的沟通，在整体的思路和风格上进行了很多交流。美编在最终的呈现中继续突出了策划中“戏剧”的元素，在几个彩色的版面中以红色为主色，使用了半拉开的幕布作为版面背景，使得报纸成品与策划理念更为贴近。
进入操作阶段之后，郭佳先拿着采访对象的名单到人艺的艺术处去找联系方式。碰巧在艺术处的桌子上看到几张宣纸，一问才知道是郑榕先生为人艺六十周年做的画。郭佳立即想到画可以用到报纸上，于是与人艺方面商量之后现场进行了翻拍。这几张画在美编的安排下在报纸中占了大约三分之一的版面，也算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
特刊最后一期“尾声”中的“名人谈人艺”部分专门给每个发表感想的名人都配了漫画头像，版面中间还有特意请姜文给人艺六十周年题的字。
总体来讲，整个特刊在图片的使用上形式多样，量也比较大。五幕戏剧的呈现方式本身就是一个亮点，再加上美编设计的辅助，给报纸的观赏性加分不少。“除了形式上的创新以外，我们跟其他媒体还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我们关注人艺的一些小人物，”郭佳说，“这些小人物不是指人艺的那些黄金配角，而是指食堂的大师傅、票房的接线员、保安队员、后台道具员一类的人群。”
大部分媒体在做人艺成立六十周年的专题时都会采访人艺的一些重要演员和编剧，但是郭佳认为人艺的很多小人物身上有着更为鲜活的故事。“比如食堂的大师傅，他甚至知道宋丹丹喜欢吃什么、濮存昕喜欢吃什么。他熟悉每个人的口味，哪个爱吃甜的，哪个爱吃咸的，一清二楚。”郭佳说。
对于人艺全方位的关注当然来自于郭佳对人艺深入的了解，同时也与她个人的价值观有关。一直以来，她都对这些人与剧院的故事很感兴趣，而这样的呈现方式也使得《北京青年报》的人艺专题变得有特色，使得报纸上的人艺作为一个大集体显得更为立体和丰满。
这次《人艺六十周年》的特刊从开始策划到最终成稿只有一个月的时间，给记者规定的采访时间只有10天。由于时间比较紧，文化部的10个记者全部参与到采访中。其中包括平时做展览、流行音乐等方面新闻的记者，他们对话剧和人艺并不是很了解，跟人艺方面的人也不太熟悉。尽管郭佳和其他几位策划提前对提问方向进行了设计，现场的追问还是有一些不太到位的地方，导致有的采访不够深入。
在谈到这次专题制作的遗憾时，郭宇和郭佳都提到了这种具体文本中的不足。
特刊制作中的报社部门间联动
虽然《人艺六十周年》特刊是文化版组负责的内容，但整个策划和操作过程也少不了其他部门的联动。“封面的评论文章是请评论部主任张天蔚来写的，她也是戏迷，对人艺也很熟。”时任文化版组主编郭宇说。《人艺六十周年》特刊分了五期推出，但所有版面都是同时完成的。文化版组自己的编辑没有办法同时负责24个版面，所以，郭宇从其他部门请来了3位临时帮忙的编辑。这3位编辑以前都做过文化新闻方面的工作，虽然后来到了其他版组，但对《人艺六十周年》特刊也有所了解。
对于文化版组本身来讲，《人艺六十周年》特刊是报社人事调整之后新团队的第一次集体创作。“我和当时另外两个主编助理都是刚来的，刚来做了这个事，就觉得这个团队还是可以打硬仗的，”郭宇说。
特刊的制作与日常新闻采写中的单独作战不同，从一开始策划就需要大家一起合作。也因为其相对独立性，对最终呈现的形式有更多风格化上的要求。因此，文字内容制作部门与摄影和美编部门的配合也显得尤为重要。《人艺六十周年》特刊最终成为《北京青年报》标志性的作品，也是部门合作的集体作品。
学生记者 手记身为记者
文/罗媛元我对话剧算不上了解，但这次参与《北京青年报》优秀案例报道还原时我却选择了《春华秋实——人艺六十周年纪念》的特刊作为分析采访的对象。因为太想跟懂话剧的记者聊天。在多次约访之后终于争取到了采访郭佳记者的机会。她2001年入行，今年已经是她作为记者的第12个年头，12年间她一直做的是戏剧口的记者。我问她现在做记者的心态跟当初刚入行的时候有什么不同，她说：“如果我今天下午要做一个比较大的人物采访，那出发前还是会忐忑。”忐忑？！我没有料到是这样坦诚的回答。眼前的郭佳老师被称为是“资深戏剧记者”，12年前获得北京大学国际政治和金融学的双学位之后放弃了留校的机会，开始做文化记者，12年间不知道看过多少话剧，采访过多少明星大腕儿，竟然还会紧张。“我怕采访对象会觉得没法跟我在一个平台上聊天。”“还是希望跟采访对象在思想上有交锋，希望别人觉得你是一个好的记者。”听完她的解释之后我脑子里立马就蹦出来一个词——赤子之心。我想，忐忑是因为在意，在意是因为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有追求。在采访郭佳老师前的一个月我曾跟文化版组的主编郭宇老师聊了一个多小时，谈到《春华秋实——人艺六十周年纪念》特刊的制作时，记者郭佳是绝对的女主角。“做特刊的想法是郭佳提出来的”，“这里面有一个核心人物——郭佳”，“联系采访主要是郭佳”，“好多图片都是郭佳带人去拍的”……郭宇老师前期的铺垫让我对接下来的采访充满了期待。跟郭佳老师约了几次，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未能成行。中途她给我推荐了参与策划的另一个老师，不想因为她个人的原因影响采访的进度。但其实在采访完郭宇老师之后整个特刊的策划过程已经比较清晰了，我一直想要采访记者郭佳，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她本人的敬佩和好奇。采访结束之后，好多疑问都有了答案。“每年年末的时候都会想一下下一年我这个领域有哪些大事可以做专题，”因为有这种职业惯性，所以郭佳老师在部门人事调整结束后立即就向新任主编提出了做人艺六十周年特刊的想法。“我对舞台背后的故事更感兴趣。平时我去人艺，会跟保安队长还有他的孩子什么的聊一聊。其实也就是进去停个车，跟他们打个照面。但他们碰到一些不公平的事就会给我打电话，每次我都挺愿意帮助他们的，有时候让热线新闻的同事帮忙去采访一下。”因为有对人艺每一个职位上人们普遍的关爱，所以才有郭宇老师口中的“郭佳呀，人艺从院长到保安她都熟”。“文化领域的人，经常跟他们聊，我会觉得我自己都会收获特别多。因为我从小对艺术都挺感兴趣的，所以，工作的时候，不管是看剧还是参加活动，心情都挺愉悦的，整个人的状态很好。”戏剧记者的身份对于郭佳老师来说可能从来都不只是一份工作，而是早已成为了她的一种生活方式。郭佳老师是一个亲和力很强的人，我总觉得她随时都能很轻松地跟采访对象成为朋友。而我属于慢热型的，在采访提问时偶尔会显得有些过于严肃，也不太会做类似于“暖场”的工作。这次算是我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之后第一次尝试着做出改变的采访，在郭佳老师的善意和坦诚中进行了一次难得的交流。处在大三的转角处，每天都会有很多关于未来选择的想法生长出来，免不了会患得患失。在这时候采访到郭佳老师，听她聊一些自己的从业经历和感受，我能从中体会到“专注”的幸福。郭佳老师说她很喜欢记者的职业角色给她带来的永恒的新鲜感，每天都能接触到不同的人和事。对于我来讲，在这次《北京青年报》优秀案例报道还原的采访中能够碰到她就是一个意外的惊喜。一头大蒜的身价飙涨之路
案例简介：《一头大蒜的身价飙涨之路》于2012年6月17日由记者关庆丰在《北京青年报》财经新闻版发表。记者深入大蒜主产地，调查“盘踞”了多年的大蒜价格飙涨现象背后的原因，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全民炒蒜”的真实情景。随后，该报道获得《北京青年报》当月“总编辑特别奖”和“财经版好新闻奖”。案例原文 一头大蒜的身价飙涨之路
作者：关庆丰■导读新蒜批发价两周上涨三倍，“蒜你狠”缘何今年再现？记者走进“大蒜之乡”，探访——“蒜你狠”又回来了。北京朝阳区的一家超市内，大蒜价格牌上的数字从5月中旬以来屡创新高，到6月初，每斤的价格已从3元多涨到6元左右。与此同时，全国各地蒜价“涨”声一片，十余个省（市）的蒜价两周内涨幅超过50%。在“大蒜之乡”山东省金乡县，自5月中旬以来，新蒜批发价两周内从每斤1元蹿升至每斤4元。蒜贩们发现，今年涨速之快为近年来罕见。新蒜价格涨得太疯狂，连特地赶去收蒜的大买家都不敢轻易接盘了。近日，记者在金乡县溯源大蒜价格飙升的真实原因。青黄不接、通货膨胀、自然灾害、蒜贩炒作等因素共同发力，在“产量减少”的预期下，把消失一年多的“蒜你狠”重新拉了回来。■交易现场 大买家终于现身了6月9日上午，金乡县山禄国际大蒜交易市场。如同夜空中突然闪现的信号弹，浙江、山西、东北三省牌照的汽车开始有规模地出现，令市场内的本地蒜贩们兴奋不已——大买家终于现身了。新蒜的价格和蒜贩们的情绪一样，持续上涨。皮色好、个头大的新蒜，批发价已经攀升至每斤4.4元左右。傍晚，市场管理者在官方网站总结当天交易情况：“今天上货量极大，成交非常热情。价格也随之上涨。然而下午4点左右，价格又略有下跌。”记者采访了十余位大蒜经纪人，当被问起蒜价走势，他们中的多数人释放着同样的信号：今年大蒜减产，蒜价肯定还会涨，建议客户尽早购入，如果不早出手，就被别人买光了。至于金乡大蒜减产对全国供给造成多大影响，似乎没人说得清楚。不过，有的经纪人感觉到，尽管市场内熙熙攘攘，但部分买家特别是大买家不急于出手，“观望”的气氛正在发酵。从辽宁盖州赶来收蒜的刘德生讲了一个身边的例子：2009年蒜价暴涨的时候，一位同乡的老板带300万现金到金乡炒蒜，不到几个月就赚了一倍。今年，这位老板率亲戚朋友近70人来金乡准备再赚一笔，但观察了半个月，觉得今年蒜价涨得太快，后市难以预料，又带着70人撤离金乡，准备待价格稳定后再来。“我是5月26日到的金乡，当时这伙人刚离开，”刘德生说。接近6月中旬，新蒜即将晾干，达到入冷库储藏的条件。从上周开始，经纪人李济顺的客户们逐渐从全国各地汇聚到金乡收蒜，有的客户已经在市场里转了两三天，但没进行一笔交易，其中不乏精明的浙商。他刚刚送走的4名河南信阳客户，对着计算器敲了一上午，模拟了各种可能的风险，最终决定离开金乡。“蒜价涨成这样，客户有顾虑。不像前一阵子，收货和出货都很干脆。”几天前，李济顺代卖的满满一车的大蒜，大约5吨，他喊价3.8元一斤，意外的是下家没怎么讨价还价，直接付钱成交了。对方的爽快，让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出价太保守。事实上，大蒜卖到每斤4元不算疯狂，只是今年的高价出现得太早、太急。价格不景气的2011年6月上旬，每斤大蒜不过1.6元；近年来行情最好的2010年，6月上旬大蒜批发价也不过3.3元左右。而这也是眼下无论是大蒜经纪人还是收蒜买家感叹的原因：最近几年没见过这么疯的行情。■导火索 “减产”成新蒜提价王牌在蒜农和蒜贩的口中，“今年大蒜减产”是提价的一张王牌，也是看好后市的一个依据。据金乡县政府统计，今年该县大蒜单产比去年减产27.9%。从山禄国际大蒜交易市场出发，开车大约半小时，就到了兴隆乡寻庄村。在全民种蒜的金乡县，寻庄村无甚出奇。正值中午，40多岁的村民苗彦彬刚刚吓跑了一批前来收蒜的蒜贩。他喊价每斤低于5元不卖，讨价还价时坚决不松口，蒜贩只能转身出门去别家打探。苗家11亩半耕地，今年亩产大蒜只有1000斤左右，比去年锐减一半。再加上今年化肥钱、雇人清地的费用涨了不少，为了保本，他只能提价。“减产”这一行情最先被敏感的本地蒜贩发现。本地蒜贩往往也是蒜农，家里种植着面积不等的大蒜，他们对生产环节熟络，了解当年是丰收还是减产。每年的收获季节，本地蒜贩开始游走于各个村庄收蒜，然后分级、装包后运到市场交易。今年很多本地蒜贩认为“减产”必然导致供小于求、蒜价上升，所以提前半个月下村收蒜，搅动了收购市场，这被认为是新蒜价格飙升的直接原因。金乡蒜价从5月中旬起两周内上涨了3倍，并带动了全国蒜价飙升。5月中旬正是金乡本地蒜贩开始下村收蒜的时间。■“蒜乡”故事●出租车司机一个月囤蒜30吨送记者去兴隆乡寻庄村的路上，出租车司机牛俊岭接了一个电话，言谈中他随口报出各种规格大蒜的近期交易价格。来电者是牛的表叔，他劝牛暂时放下出租车生意，跟着他到各村收蒜，牛当即答应。37岁的牛俊岭有两个职业——每年6、7、8月是蒜贩，其余时间是出租车司机。他出生的村子有140多户人家，其中1/3的村民和他一样，每年做三个月的蒜贩。5月下旬蒜价蹿升，他看准时机每斤花1.8元从蒜农手里收了20多吨，再加上父母家种的5吨，现在已经囤积了将近30吨。如果以近期市场价每斤4元出手，可净赚十余万元。但他准备捂到6月中旬，等外地买家聚集金乡时，以更高的价格卖出。牛俊岭做蒜贩三个月挣的钱，有时能赶上开出租车好几年的收入。2009年，他投入14万的本钱，净赚5万块；2010年，投入23万，每斤2块收的蒜每斤5块多出手，最后赚了9万；2011年大蒜丰收，蒜价遭遇“熊市”，牛俊岭幸亏脱身比较早，亏了几万块钱。去年，他从村子搬出来，在县里花29万元买了一套120平方米的楼房。还有很多本地蒜贩，靠操作更短线的交易赚钱。金乡马集村村民宋建国每斤1.6元收购的5吨大蒜，6月初以每斤3.3元的价格卖给另一位本地蒜贩。短短10天，净赚一倍。●交易经纪人拎着电脑移动“炒蒜”除了自己囤蒜外，很多当地人有另外一个身份——大蒜交易经纪人。大蒜的供求信息如迷雾，经纪人靠摸行情吃饭，代理外地客户收蒜、卖蒜，从中收取佣金。当地政府部门也摸不清经纪人的准确数量。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