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关系、和谐边疆与中国战略定位(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邢广程、李国强(主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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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关系、和谐边疆与中国战略定位试读：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出版说明

建院以来，我院广大科研人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智力支持和各学科基础建设方面，推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中每年完成的专著类成果就有三四百种之多。从现在起，我们经过一定的鉴定、结项、评审程序，逐年从中选出一批通过各类别课题研究工作而完成的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一定代表性的著作，编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集中出版。我们希望这能够从一个侧面展示我院整体科研状况和学术成就，同时为优秀学术成果的面世创造更好的条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分设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学语言研究、历史考古研究、哲学宗教研究、经济研究、法学社会学研究、国际问题研究七个系列，选收范围包括专著、研究报告集、学术资料、古籍整理、译著、工具书等。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2006年11月[1]导言

本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项目“对外关系、和谐边疆与中国战略定位——我国边疆安全稳定发展与周边国际环境新变化”的研究成果。2013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组织力量参加了院创新工程重大项目申报事宜。本项目是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项目指南”（2013年）中的“对外关系、和谐世界与中国战略定位”一题申报的。按照该指南的要求，中国边疆研究所没有对这一题目做大的改动，只是将“和谐世界”改为“和谐边疆”。为了强调该项目与中国边疆问题的关联性，我们在申报书上为该题加了副标题，即“我国边疆安全稳定发展与周边国际环境新变化”，以限定该课题的范围，明确本项目研究最主要的边界。一 项目解析

本项目题为“对外关系、和谐边疆与中国战略定位”，实际上由三个主要的学术要素组成。

一是“对外关系”。“对外关系”在本研究项目中是有特定含义的，这里所指不是我国总体外交关系，而是周边关系，中国与周边国家所展开的外交就是周边外交。而关于“周边”概念，一般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小周边”，即与我国直接相邻的国家；另一种是“大周[2]边”，即与我国相邻的周边地区，分为若干地区板块。我国外交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周边关系，周边关系是中国外交格局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周边外交是中国的外交重点之一。周边国际环境对我国的安全、稳定和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中国的崛起从根本上说离不开周边国际环境。中国的发展需要良好的国际环境，这是中国改革开放所需要的重要外部环境。但是，随着中国的崛起，其国际环境尤其是周边国际环境正在发生变化，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这都需要中国以战略的视野来观察、分析和应对。从中国崛起的外部环境上看，周边国际环境的演化与中国的崛起形成了高度的关联和互动关系。中国应该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出发深刻而稳妥地把握全面深化改革与全方位开放之间的关系，切实把握好战略机遇，继续沉着应对来自国际环境的各种挑战，顺势而为，应时而动。

二是构建“和谐边疆”。中国是陆海兼备的国家。如何治理中国的陆疆与海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话题。在讨论中国边疆问题时我们应主要围绕三个学术支撑点展开，即中国边疆的安全、稳定与发展。中国的陆海疆存在安全问题，尤其是最近几年，中国的陆海疆在安全方面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比如最近几年中国新疆地区出现多起暴力恐怖事件，这与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的大力支持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再如中国南海存在安全问题，菲律宾和越南等国不断向中国的海洋主权提出挑战；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中国陆海疆的安全、稳定和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2008年西藏的“3·14”事件和2009年新疆的“7·5”事件都表明中国边疆的稳定问题甚为重要，维护边疆稳定是中国政府治理边疆的重要战略目标。在中国迅速崛起的大背景下，中国边疆的发展问题提到了重要的战略位置，如何使中国边疆地区获得更快的发展，不仅是边疆省区政府和人民面临的重要任务，而且也是中央政府和全国人民需要共同应对的问题和共同的战略任务，因此，全国支援新疆和西藏的战略行动在不断持续地开展，援疆和援藏已经成为内地省份和其他边疆省区的重要任务和责任。

中国在治理边疆方面不断有新的战略及举措出台。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建设“海洋强国”也给中国边疆学提出了非常重要的研究任务，即为什么我国要成为海洋强国？如何将我国建设成为海洋强国？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建设海洋强国？我国建设海洋强国与周边国际环境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国际社会对我国建设海洋强国的目标持何种态度？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回答。

我们提出“和谐边疆”并不是说中国现实的边疆状态已是完全“和谐”状态。在我们看来，中国边疆的和谐状态包含两个层面，即中国边疆的内部和谐状态和中国边疆的外部和谐状态。中国边疆的内部和谐状态包括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经济发展、民生改善、边疆治理体系有效和政策得当、内地与边疆的社会经济差别逐步缩小等。中国边疆的外部和谐状态是指中国边疆与周边国际环境的和谐程度，实际上这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基本反映。从现实情况看，中国边疆总体上保持稳定发展的良好状态，但离“和谐边疆”目标还有较大距离，所以，我们谈“和谐边疆”不是指现实的边疆，而是研究如何通过治理边疆的内外环境，逐步克服制约中国边疆安全、稳定和发展的各种内外障碍和困难，使中国边疆逐步达到和谐状态。

三是“中国战略定位”。经过多年的实践，中国已经积累了与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丰富经验，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关系模式。比如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就是建立在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基础上的新型大国关系。这是中国与俄罗斯关系的战略定位，有着深刻而丰富的内涵。在中国与俄罗斯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上中俄两国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俄罗斯远东地区与中国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地区的区域战略合作正在不断地走向深入。这就是中俄相邻地区之间的战略合作定位。

要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首先要有良好的周边环境。周边是我国利益最集中、对我国影响最直接的地区。周边形势的好坏，与我国的国家利益息息相关，直接关系到我们能否抓住、用好并延长战略机遇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就此而言，周边外交处于首要位置。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同所有亚洲国家携手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亚洲。作为有世界影响的亚洲大国，中国和谐的周边国际环境对国家外交的整体布局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构建“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和国际战略，是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路线在新形势下的适时反映，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针对性，与此联动的即是“和谐边疆”的建构。构建“和谐边疆”，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是事关中国国家战略定位的问题，并不由人们的主观意志所决定，它是由本国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及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的因素所决定的，国家的战略定位也应该以追求国家和民族的最大合理利益为目的。

由此可见，本项目所研究的对外关系、和谐边疆与中国战略定位问题十分重要。

对外关系、和谐边疆与中国战略定位研究是边疆学学科构建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对于建立和完善中国边疆学具有重要意义。而“中国边疆学”学科的构建，无论从当前社会发展来看，还是就学科建设与发展而言，均具有重大意义和紧迫性。对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而言，由单一学科层面向多学科层面发展，既符合学术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凸显该学科的独特性。当仅仅依托单一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手段已难以全面诠释中国边疆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时，由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向中国边疆学的学术转型就成为必然。

1.总体思路：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加强对周边国际环境与我国边疆安全、稳定和发展这个重大问题的调研。深入、全面和系统地研究新形势下中国边疆与周边国际环境之间的关系，促进中国边疆学研究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的结合，加强中国边疆史地学科与现实问题研究的衔接。

2.研究路径：目前，中国边疆地区稳定与发展可以集中于四类：第一类是影响国家统一、领土完整与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第二类是邻国间争端影响到我国边疆安全、发展的问题；第三类是边境管理以及涉及邻国的非传统安全与跨国合作问题；第四类是中国边疆地区社会发展中的新问题。这四类问题基本上都与中国周边地区、周边国际环境有着密切联系，需要研究。

3.具体研究方法：本项目吸收已有成果，结合当前周边环境的内外形势，关注中国与邻国边境地区的动向，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推出有特色的创新成果：第一，深入研究中国与邻国边境地区的现状，研究近年来中国与邻国边境地区边界商谈的进展和分歧，探讨中国与邻国边境地区在争议地区的政策、措施及影响，分析今后边界问题的未来走向，并提出维护我国领土主权完整的对策、建议。第二，关注新疆、西藏、东北地区、内蒙古及海疆与西南地区，注重研究区域的整体性、关联性。今天，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边疆地区内部的经济合作、边境管理、非传统安全等方面的联系日益加强。第三，关注中国国家战略与边疆的联系，并以此为主题开展创新性理论探索，除了具有较强的学术性之外，更强调应用性和实践性。这一研究既严格遵循历史学的学术规范，同时也与法理依据的研究有机结合、协调一致，把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视为历史依据研究的出发点，科学、深入、全面地阐释我国和平外交、和谐边疆、战略定位之间的关系，从而最大限度地体现社会科学综合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4.研究手段和技术路线：拓宽领域，完善理论，注重研究内容的综合性和研究方法的创新性，着力解决历史上的疑点问题、现实中的热点问题、理论上的难点问题，在充分吸收国内外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努力推进相关领域的研究。因此，本项目要把历史与现实、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有机结合起来，运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多种学科的理论、方法，推动中国边疆研究的学科发展。采用国际关系研究及与国际关系密切联系的经济学、历史学、法学、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文化学等多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研究。

立足国家领土主权根本利益，关注与加强我国经济开发和社会发展。思路上主要依据翔实的资料和社会发展客观现实，从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角度探寻各自在边境地区采取的社会、政治、经济等诸多措施，结合新形势下各方关系的发展，探讨解决有关争端的办法以及对整个世界的影响，力求客观、公正，具有较大的可操作性和借鉴意义。

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为本项目奠定了学术上的基础，特别是本项目的专家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学术资料并发表了大量相关研究成果，又熟悉多种语言文字，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这为这一研究创造了充分的条件；本项目组成员与国内外同行有广泛的交流，并有过合作研究的成功经验，这就把本项目的研究置于国际范围的交流与合作的前提之下，有利于促进这一项目的研究成果达到国际领先、国内一流的水平。二 学术价值和研究意义

近年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我国周边环境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外交关系产生了一定影响，这与边疆地区——陆疆和海疆——的安全、稳定和发展密切相关。我国的边疆包括陆疆和海疆，陆疆9省区分别与14个周边邻国接壤，有2.2万公里陆地边境线，其中1.9万公里在民族自治地方；136个边境县中，有107个是民族自治地方；边境地区总面积212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面积的22%，其中民族自治地方占92%；边境地区总人口2050万，约占全国人口的1.6%，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51%；有30多个民族与国外同一民族相邻而居。在中国历史发展和疆域演变过程中，中国边疆与周边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有过多种形式的往来，周边邻国曾以朝贡、藩属等形式附属于中国王朝，一些邻国或其部分地区曾经是历史上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近代以来，由于列强入侵，中国与周边邻国的藩属体系瓦解，随之领土争端、边界谈判、跨界人员往来及跨国民族（部族、族群）迁徙等问题接踵而来并长期存在。这些虽然是历史问题，但至今仍影响着我国与某些邻国关系的发展。进入21世纪，中国提出了“安邻、睦邻、富邻”思想，积极落实“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政策，使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进入了历史新时期。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地区力量的急剧变化，中国周边地区形势也将继续处于快速变化之中，各种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将时有显现，并对中国安全提出复杂的新挑战。这些新变化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海上争端加剧，成为影响我国国家安全、边疆稳定的重要因素。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先后与12个邻国签订了陆地边界条约，并与印度、不丹的边界谈判取得阶段性的进展，这大大改善了我国的周边环境。与此同时，随着《国际海洋法公约》的实施和各国加速开发海洋资源，我国在黄海、东海、南海与韩国、日本、越南、菲律宾等邻国的海上争端加剧，2012年中菲就因黄岩岛、中日因钓鱼岛、中越因所谓“海洋法”等而出现纷争不断的局面。而且，印度加快与日本、越南等国的海上合作，美国利用“南海航道安全”、海上争端挑拨中国与一些邻国的关系，事实上形成“陆上、海上争端呼应”“黄海、东海、南海三海互动”“当事国与区域外大国联手”的局面。

二是中国周边环境变化直接影响或危及中国的沿边发展与安全。南亚、中亚、东北亚、东南亚地区局势不稳定，必然影响中国的西南、西北与东北沿边地区，影响中国西部大开发与振兴东北战略的顺利实施；境外各种民族分裂势力策划恐怖袭击与暴力破坏活动，威胁中国边疆地区的和谐、稳定。2008年西藏“3·14”事件和2009年新疆“7·5”事件充分表明我国边疆地区的安全和维稳问题、反分裂和反恐怖斗争远未结束，任务非常艰巨。

三是大国争夺加剧危害中国的地缘政治经济利益。苏联解体以后，中亚五国变成国际法主体，这使中亚地区地缘政治功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地缘政治变化自然带来新的争夺，中亚地区交织着世界大国和地区各国的战略和经济利益，中亚地区由苏联时期地缘政治上被边缘化的地区转变为一个战略利益的角逐场，该地区朝着“欧亚大陆心脏地带”演变。由于中亚各国是中国的近邻，因此，在中亚展开的激烈地缘政治利益争夺必然与中国的战略利益密切相关，如果中国不积极有效地发挥作用，那么中国西部的地缘政治将朝向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中国的和平发展进程也必将受到影响。

四是美国对中国周边不断输出的“民主改造”“颜色革命”，促使中国周边环境形势严峻化。美国“重返亚太”，搞战略再平衡，企图从多个方向、从陆地与海上对中国实施“堵截”。巴基斯坦、缅甸、朝鲜等“地缘支点”国家政局不稳，中国的地缘战略利益面临严峻挑战。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演习有增加趋势，也对我国颇为不利。美国国务院尽管表示美国在钓鱼岛最终主权问题上不持立场，但认为1960年签署的《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而认为《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实际上反映了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一定立场。

五是邻国政局动荡、极端与恐怖势力猖獗威胁中国的海外利益。大周边地区是中国经济“走出去”的重要方向，涉及中国开拓海外商品市场、投资场所与获取重要能源资源，关系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国际经济空间拓展。周边邻国政局动荡不定乃至发生政变与骚乱，严重危及中国的投资安全。周边极端势力趁机滋长、民族排外情绪发酵、恐怖活动泛滥，将严重威胁中国的境外机构与人员安全。

面对上述新变化和新情况，我国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又有明显的不足：一是已有的公开发表的成果主要集中于2011年以前的当代中国外交关系和西藏、新疆的稳定与发展等领域，较少对2012年以来的新变化、新问题进行深入的学术研究；二是不同学科的学者从周边外交、边疆区域稳定等不同角度进行研究，很少把构建“和谐周边”与“和谐边疆”结合起来，缺乏内外因素结合、外交关系与边疆治理结合、论证与调研结合的统筹研究。基于此，本项目把构建“和谐周边”与“和谐边疆”相结合，内外因素相结合，外交关系与边疆治理相结合，论证与调研相结合，充分利用国际关系、国际法、地缘政治学、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进行全局性和综合性的统筹研究，就相关问题提出一系列对策建议，因此本项目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又具有独到的应用价值和社会意义。

本项目研究具有很大的学术必要性。

1.积极贯彻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有关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中有关中国周边外交和中国边疆治理的指示精神。十八大报告所提出的外交战略布局涵盖了建立大国新型关系、推行睦邻安邻外交政策等方面。中国申明，将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在周边外交和治理中国边疆方面也发表了很多重要论述。2013年中央召开了周边外交座谈会，明确规划了中国周边外交战略、目标和实施路径，这是一次对中国周边外交进行顶层设计的重要会议；提出了“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战略思想，明确了“治国”“治边”和“稳藏”一体化的思想；2014年召开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将治理新疆的总目标设定为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对内蒙古、广西、云南和东北三省等边疆省份的经济发展做出重要指示；着力推进“海洋强国”建设，研究制定海洋发展战略，抓好海洋经济发展试点等。习近平总书记还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着眼于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尤其是着眼于中国与周边国家构建利益共同体。中俄蒙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都是中国尤其是中国边疆与周边国家建立紧密经济联系的重要平台。

2.国家安全战略的需要。30多年来，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深刻变化，使国家安全的内涵逐步发生变化，西方国家强势的利益扩张不断越过发展中国家的地理疆界、利益边疆和战略边疆，威胁和损害其他国家的安全利益，这就迫使中国必须重新审视边疆理论和自身的国家安全战略。

3.维护中国领土与主权完整的必要性。主要包括中国与东南亚有关国家关于南海岛礁及其海域的争端；中国与日本关于钓鱼岛及其附属海域、东海大陆架划分的争端等；中国与印度的边界争端等。

4.发展和平安定的睦邻友好关系的必要性。当前，中国的周边外交已经发展为大周边外交，大周边地区对中国正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战略价值。我们应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以推进中国大周边外交，延长中国战略机遇期，促进中国的和平发展大业。

5.稳定与发展中国边疆地区的必要性。中国边疆地区的社会稳定是中国内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中国边疆地区的社会稳定以和平稳定的周边国际环境、稳固的民族关系为前提。就当前中国边疆民族地区来说，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不断巩固和发展，总体上是稳定的，但由于不断变动的周边环境，也存在某些隐患，存在一些不稳定的因素。周边地区是我国对外维护国家利益的关键所在，其局势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中国国内的发展。而中国周边外交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为中国集中精力发展国内经济创造、营造与维护一个安定的周边环境，使其不致干扰、分散中国的主要精力，并竭力避免周边地区的战乱与动荡影响我国边疆地区。三 研究状况（一）东北亚局势对中国东北及北部边疆开放与发展的影响

1.东北亚区域开发

1991年10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图们江地区开发项目，该项目计划用20年时间在中朝俄三国交界的三角地区建立一个多国经济技术合作开发区。1995年12月，中、俄、朝、韩、蒙五国代表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正式签署了《关于建立图们江经济开发区及东北亚开发协商委员会的协定》等三个文件，成立了图们江经济开发区及东北亚开发协商委员会和图们江地区开发协调委员会。但此后图们江跨国经济合作开发区计划迟迟未有实质性进展。2009年，吉林省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图们江区域开发再度引发人们的关注。

可以说，图们江区域开发计划从提出之初就引发学界的热议，而且直至今日依然是东北亚区域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众多学者从东北亚国际环境和跨国区域合作的视角对图们江区域开发进行了深入探析。

曹桂发认为，图们江区域开发具有地理和资源方面的优势，区域内各国经济互补性大于竞争性，可以组成统一市场，走向共同繁荣；区域内如果能够形成自由贸易区，将对东北亚以及环太平洋经济贸易[3]区格局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对世界贸易格局的形成也将发挥作用。丁士晟认为，图们江区域开发既需要国际合作，也充满竞争；图们江区域将是世界经济的热点地区，我国“应加快图们江下游地区开放步[4]伐，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开发并引导其向有利于我国的方向发展”。李北伟认为，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东北地区已经形成七大生产基地、一个综合运输网和一条发达的产业带，是图们江区域开发的腹地；图们江区域开发可以凸显东北地区经济结构与东北亚各国经济结构的互补性，促进东北地区形成以图们江地区为先导的东西走向的产业带，[5]带动东北地区经济平衡发展。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图们江区域开发缺乏可操作性的弱点逐渐暴露，学者的研究视角和研究结论也开始发生转变。

王圳在指出图们江区域开发存在目标定位不实际、未对周边国际环境做出正确判断等缺点的基础上，认为图们江区域开发应沿着三个方向进行：一是突出区域经济合作，二是加大与私营部门的合作，三[6]是促进过境贸易，加强投资，增进区域内各国的经济联系。翟文奇分析了图们江区域开发举步维艰的东北亚国际关系因素，认为图们江地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国际政治力量聚集的一个地区，各国存在语言、文化、宗教等方面的现实差异和出海口、航行权等历史遗留问题，区域开发的“政治基础十分脆弱”，在图们江流域建立跨国[7]界的特别经济区过于理想化。

2009年，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学界从周边、边疆、腹地协同发展的角度再次对图们江区域开发展开热烈研讨，其中褒贬并存。

金英笋认为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战略是图们江区域开发的新机遇，将有力推动吉林省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使吉林省与日本、韩国、[8]俄罗斯、朝鲜的经贸往来进一步扩大，深化吉林省的对外开放。范力在分析了图们江区域开发存在的地区差异大、地区合作决策层次低、贸易环境差、资金投入不足等制约因素后，提出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应在探索边境地区开发和对外开放新模式方面实现突破，“长吉图先导区的建设将给图们江地区开放开发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加快开[9]放开发的进程”。刘丽琴认为，尽管中国将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上升为国家战略，有意加快推进图们江区域开发，但图们江区域开发仍存在区域内各国间战略利益关系复杂、金融危机后经济增速放缓和[10]区域内政治形势多变等诸多新问题。丁四保在回顾了图们江区域开发的进程后认为，由于并没有建立起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对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的推进机制，图们江区域开发进展并不大，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在受到高度关注和热议的同时，仍存在人们对如何推进图[11]们江地区开发开放的茫然。

综合来看，学界对图们江区域开发的关注始终伴随着开发进程，且以重大政策出台为时间节点，成果数量呈现起伏状态。从内容来看，相关成果多为对开发进程的梳理和对已经出现的问题的剖析，即反应式研究多于预见性研究。另外，现有成果虽然均从国内经济发展和国家间经济合作着眼，但对于如何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2.朝鲜半岛形势对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影响

白春明认为朝鲜半岛局势对东北地区参与东北亚区域合作和我国投资安全均产生重大影响，我国与朝鲜之间的经济合作应该抛弃以往的单方向援助方式，逐步实现互惠互利，走上正常的经济合作轨道；为了保证投资安全，中国应努力缓和半岛的紧张局势，敦促朝鲜放弃[12]拥核道路，对外开放，融入国际社会。

金强一对朝鲜半岛局势与东北地区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长期研究，他认为，朝鲜的封闭状态使得“战略缓冲地带”成为阻止东北三省发展的屏障，东北三省的发展必须与中国的东北亚区域合作战略联系起来，“把营造有利的国际合作环境设定为经济发展战略的第一个目标”，如果东北亚地区能够实现高层次合作，中国将从中得到[13]巨大的经济利益和安保利益。

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为例，金强一专文分析了朝鲜半岛对东北三省发展的消极影响，认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基本前提是对外开放，没有足够的开放度，现代社会的发展便无从谈起，东北老工业基地无法实现振兴的根本原因是对外开放度不足，而要想打破这种制约，必须解决朝鲜半岛问题。而对于解决之道，他提出两种方法：一是支持朝鲜半岛的和平统一，并由此实现东北亚政治格局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二是帮助朝鲜实现对外开放，尤其是中朝边界要实现开放，[14]消除边界对东北地区发展的限制。

金强一对于东北亚区域国际合作的政治环境也有专文阐述，其中，他将朝鲜半岛问题列为影响东北亚国际合作的重要因素之一，并提出三点理由。一是半岛问题是东北亚区域内各国战略选择的依据；二是半岛的冷战残留结构为美国提供了大范围介入东北亚区域事务并实施其控制东北亚战略的理由；三是半岛的分裂状态使日本的政治军事大国战略成为可能。他指出，朝鲜半岛问题的重要意义在于“如果我们不着手解决朝鲜半岛问题，或者说如果不以朝鲜半岛问题入手重组东北亚区域的政治结构，那么，我们也就不能指望东北亚区域的高[15]层次经济合作”。

在《中国的东北亚区域战略与东北亚政治结构》一文中，金强一再次阐述了他的观点，指出东北亚区域合作的最大难点是区域内各国战略指向的背离，各国关注的焦点是安保而非合作。而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朝鲜半岛问题，二是美国的亚太控制战略。“要想实施我国的东北亚区域发展战略就必须从解决朝鲜半岛问题切入，由此弱化美国对东北亚区域的控制力，并营造必要的政治环境，[16]使东北亚各国的战略指向转移到合作的层面上来。”

总体而言，金强一的观点是朝鲜半岛具有极强的地缘政治意义，而恰恰是朝鲜半岛造成的地缘紧张局势影响了东北亚区域内各国的经济合作，即地缘政治意义限制了地缘经济意义。对于朝鲜半岛地缘政治意义与地缘经济意义的关系，金强一在《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意义及其对我国的影响研究》（与人合著）一文中指出：“只有防止朝鲜半岛冲突状态下地缘政治意义的凸显，才能使朝鲜半岛形成对中国有利的积极的地缘政治意义，即当整个朝鲜半岛成为中国缓冲区域并凸[17]显出地缘经济意义时，其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意义最大。”

从现有成果来看，朝鲜半岛对于东北亚区域合作尤其是对我国东北地区发展的影响已经引起学界的重视，但现有成果多集中在理论层面，虽然不乏理论深度，但实证研究明显不足。由于缺少例证和数据的支撑，现有成果还不能成为指导实践的依据。

3.俄罗斯战略东移与中俄区域合作

加强远东地区的开发是俄罗斯战略东移的主要内容，开发远东必然要与周边国家进行区域合作，而我国东北地区与俄远东地区毗连，在参与区域合作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2009年，中俄两国政府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联邦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2009—2018年）》，使两国两地的合作具有了制度性支持。中俄区域合作尤其是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合作一直是中俄两国学者高度关注的议题。

在该规划纲要出台之初，学者普遍对双方的合作持乐观态度。陈岩等认为，两地的合作虽然存在一些制约因素，如俄罗斯仍存在以邻为壑和唯我独尊的心态，俄远东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等，但合作前景仍然良好，俄罗斯要发展经济就需要强化远东同中国东北地区的经[18]济合作，且两地经济互补性强，有利于开展合作。

A.B.奥斯特洛夫斯基认为，对华合作是俄远东经济增长得到保障的必要条件。同时，俄远东地区拥有实现最优化合作的巨大潜力，能够更积极地参与东亚的一体化进程。为促进俄罗斯远东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必须扩大远东边境地区与中国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务实合作，包[19]括劳务合作、旅游合作、环保合作、能源资源合作。

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合作进展缓慢、规划纲要落实不到位等问题逐渐显现，学者的观点也因之发生转变。

卢昌鸿从俄罗斯战略东移的视角分析了双方区域合作进展缓慢的原因，认为，俄罗斯政府虽然致力于远东开发，但要想取得实质性进展，仍面临过度依赖资源开发、政府决策不科学、欧洲中心主义情结具有相当影响力、投资环境差等诸多制约因素；俄罗斯战略东移的主旨是维护本国的政治经济利益，实用主义色彩明显，短期内难以取得实效；俄罗斯与中国虽然是战略伙伴关系，但对中国仍有一定的防范[20]心理，这将限制中俄经济合作。

Д.В.苏斯洛夫在充分肯定双方合作已经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指出了合作规划纲要存在落实不到位的问题，认为其中既有中方的原因，也有俄方的原因。中方投资者对参与远东地区加工项目建设缺乏兴趣，而更愿意参与资源开采项目；俄罗斯则存在法律法规不健全和资金注入过慢等问题；双方合作要想取得进展，必须加强合作的经济[21]基础，切实落实地区性重大合作项目。

A.B.奥斯特洛夫斯基也认为双方在合作规划纲要的实施方面所做的工作不够，各类合作项目进展缓慢。他对此提出五点建议：一是加快推进交通运输路线建设和中俄边境口岸建设，二是提高机器制造产品和高附加值商品的比重，以此优化中俄贸易结构，三是共同开展科技研究，创建自主新技术和新产品，四是鼓励俄罗斯企业参与中国东北老工业基地和西部地区改造，五是提高哈尔滨和乌鲁木齐经贸博览[22]会的地位和作用。（二）中亚地区局势与中国新疆地区安全和发展

关于中亚局势与新疆的安全，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

张宏莉从跨国民族的角度分析了中亚对新疆安全的影响，指出中亚国家的独立和由此引发的各民族政治经济生活地位的起伏和民族关系的变化，使新疆的跨国民族的民族意识和民族分立主义倾向不断增强，这对我国军事、政治和文化安全构成威胁。对于如何消除威胁，她认为应该加强国际合作，利用外交手段，宣传我国的民族政策，同时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与各方加强协调，打击民族分裂势力和恐怖[23]势力。

徐亚清、王转运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探讨了中亚对新疆安全的影响。在《中亚地缘政治态势发展与中国新疆安全》一文中，在梳理了中亚独特的地缘政治地位和主要政治势力在中亚较量的基础上，他们认为各大政治力量在中亚的竞争加大了新疆的安全压力，这种压力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大国竞争加剧了中亚国家政局的不稳定性，一些国家出现政局动荡，有可能殃及我国边界安全和能源安全，甚至对新疆的安全稳定形成冲击；二是美国在中亚地区的军事存在使得美国形成了对中国东西合围之势；三是宗教极端势力在中亚地区的渗透及其与“东突”恐怖势力的合流是威胁新疆安全稳定的重要因素。对于如何消除中亚地缘政治的消极影响，为新疆提供一个良好的安全环境，他认为应该“在综合考虑中亚地缘战略态势的基础上开展平衡外交，在加强与中亚国家的合作与交流的同时，利用有利条件发展与其他国家[24]或集团的友好合作关系”。

依明卡力·克衣木认为中亚地区的“三股势力”已经对新疆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为了维护新疆安全，我国应着手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注意吸取邻国处理民族与宗教问题的教训，认真总结我国民族[25]工作和宗教工作的经验，重视改善新疆各族人民的生活条件。

关于中亚局势与新疆的发展，学者们以区域合作为视角，进行了深入研究。

王海燕在充分肯定我国新疆与中亚五国经济合作层次不断提高，合作规模不断扩大，合作路径不断拓宽的基础上，指出双方合作还存在十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双方政策性问题突出，二是边贸发展严重不平衡，三是产业合作水平较低，四是地区性协调组织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五是金融限制多、出入境手续难办，六是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管理有待加强，七是新疆东联西出的力度、广度和深度不够，八是政府部门管理力度不够，观念更新缓慢，创新能力不足，九是双方合作仍不够规范，十是对中亚市场仍缺乏全面了解。关于如何加强新疆与中亚的经贸合作，王海燕认为应该进一步解放思想，处理好稳定与发展的关系、国家利益与地区利益的关系、优惠与规范的关系，提高产品的后加工能力，调整进出口商品结构，促进新疆与中亚五国的贸易平衡，使多元化外经贸与拓宽内经贸相结合，将新疆的地缘优势转化为[26]经济优势。

高志刚在阐述世界区域经济集团化发展和新疆面临的中亚国家次区域经济集团化压力的基础上，分析了新疆参与中亚次区域经济集团的有利条件。这些有利条件包括悠久的交往历史、民族的相通性和政策的开放性、优越的区位条件、中亚国家经济趋于好转等方面。关于新疆如何参与中亚次区域经济合作，高志刚认为新疆可采用三种模式，即“增长三角”模式、“跨国经济合作开发区”模式和“边境自[27]由贸易区”模式。

段秀芳认为新疆与中亚经贸合作面临八大机遇，一是世界和中国经济保持较快增长速度，二是中亚各国经济步入快速增长阶段，三是新疆与中亚的经贸关系日益加深，四是中亚各国市场化进程加快，五是中亚各国积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双方经贸发展提供了巨大空间，六是中亚各国经贸政策法规日益健全，投资环境日益改善，七是中国国内已经形成有利的市场、政策与法律环境，八是新疆出台了有利于[28]经贸发展的政策。

秦放鸣等提出新疆与中亚区域合作应在三方面着力：一是“内外联动”，加快新疆建设我国区域性国际商贸中心的步伐；二是在农业项目、工程项目、旅游项目、环保项目、人员培训项目方面与中亚实现互利共赢，开创区域合作的新格局；三是利用新疆的地理优势，建[29]设中亚—新疆能源、资源陆路大通道。

阿依古力·依明从促进新疆跨越式发展的角度分析了新疆与中亚开展区域合作的作用，认为双方合作虽然面临社会稳定问题突出、高素质人才匮乏、信息渠道不畅、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但新疆作为我国与中亚国家开展经济合作的窗口，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和资源优[30]势，已经在区域经济合作领域取得显著成效。

2013年9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首次提出了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目前，丝绸之路经济带已经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其中，新疆作为古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目前我国向西开放的前沿，其与中亚国家的交流与合作如何借助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实现快速发展，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闫海龙等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是新疆面临的前所未有的重大历史机遇，新疆将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核心区域。新疆如何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框架下实现快速发展和长治久安，并在区域合作中凸显自身的地位和作用，是必须认真思考的重大战略问题。对此，他提出几点建议。一是全面提升新疆向西开放的战略地位，二是建立与中亚国家的战略互利互信，三是积极推进新疆与中亚的文化交流，四是进一步改善双方经贸发展的软硬环境，五是调整优化经贸发展结构，六是加快推进中哈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步伐，七是积极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人

[31]才。

唐立久等提出，在历史机遇面前，新疆应立足自身实际和发展需要，建设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成为国家大型油气生产加工和储备基地、大型煤炭煤电煤化工基地、大型风电基地和国家能源资源陆上大通道。而要达到此目标，他提出“四方融合”“五化同步”是最为现实的选择，即新疆区域内的四方——地方、兵团、援疆省市和驻疆央企——应加强协调，以同步实现新疆新型工业化、农牧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和基础设施现代化为路径，共同致力于新疆发

[32]展。

李捷从新疆发展与稳定角度，论述了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新疆长治久安的关系，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将使新疆进入新一轮的加速发展，但如何使其对新疆的长治久安发挥积极作用，是必须明确的问题；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实现新疆长治久安不是相互冲突的，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将两者有效地协调起来。对此，他提出必须真正做到以经济带的建设来夯实长治久安的群众和民心基础，实现有群众基础的稳定[33]和广得民心的发展。

高志刚注意到新疆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存在的五方面的问题和障碍：一是基础设施是制约中国新疆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主要瓶颈，二是进出境限制严重制约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双边贸易投资的发展，三是贸易结构不合理及来自多方面的竞争压缩了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贸易增长空间，四是部分中亚国家不良的政治经济环境给双方[34]经贸合作带来了负面影响，五是对外贸易的金融支持不足。

综合来看，目前有关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与新疆发展的研究虽然成果颇丰，但研究内容仍集中在宏观战略层面，对新疆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理论与现实基础、合作机制与模式、潜在挑战和实现路径等亟须探讨与解答的问题，学界尚未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三）南亚国家与中国西藏的社会稳定、安全和发展

1.南亚国家与西藏的稳定、安全

关于南亚与西藏的稳定、安全，有学者分析“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等地从事分裂、恐怖活动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孟力认为，达赖集团在印度达兰萨拉成立的“西藏流亡政府”不断在国际上进行分裂活动，达赖已成为“藏独”势力的政治头目，而非宗教领袖；达赖集团的分裂活动破坏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冲击了我国宪法规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严重影响了西藏的社会稳定；达赖集团内部的“藏青会”在印度、尼泊尔和中国交界的戈帕坦开设了向中国境内运送物资和武器的通道，派遣间谍入境，对人员进行军事培训，扬言用暴力的[35]方式争取“西藏独立”。

索朗次仁从中印关系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认为“印度虽然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但仍然允许达赖‘流亡政府’在达兰萨拉活动，实际上把达赖集团作为其处理对华关系，特别是中印领土争端的一个重要砝码”；同时，达赖集团也在积极利用中印关系的起伏尤其是中印领土争端，怂恿印度对华采取强硬政策，“甚至不惜宣称印度比中国更有理由拥有对西藏的主权”，以换取印度对其“流亡政府”的支

[36]持。

张文木在分析了印度的地缘战略的基础上，阐述了印度对西藏的影响。他认为，印度在追求南亚霸权的过程中，将支持“西藏独立”作为营造有利地缘环境的手段，认为“西藏独立可使中印之间出现一个缓冲地带，可使印度在避免腹背夹击的条件下，在南亚大陆继而在印度洋地区采取更为大胆的行动”。他进而指出，冷战后南亚问题的焦点将从克什米尔转移至西藏，印度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步步紧逼将[37]极有可能成为西藏问题“国际化”的导火索。

姜运仓认为，印度继承了其宗主国英国的对藏政策，在文化上将西藏纳入势力范围，在国家战略安全上将西藏视为战略缓冲区，在中印边界问题上不断采取或明或暗的行动，在涉藏问题上，也不时发出[38]干涉中国内政的聒噪。

冯志瑞也将印度作为影响西藏稳定的国际因素之一，指出支持“西藏独立”是印度国家利益所在，利用西藏问题制衡中国、干扰中国是印度安全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达赖集团是印度制衡中国的工[39]具，“只要印度存在，‘藏独’势力就不会停止分裂破坏活动”。

2.南亚国家与西藏的发展

1991年12月13日，中印两国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关于恢复边境贸易的备忘录》，根据该备忘录，1992年7月5日，中国西藏的普兰和印度北方邦的贡吉口岸相互开放，中断30年的藏印边贸由此恢复。此后，随着西藏与南亚国家间贸易的发展以及西藏参与南亚次区域合作的不断深入，南亚国家对西藏社会发展的影响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

早在藏印边贸恢复不久，就有学者从西藏边贸的角度分析我国与南亚国家贸易发展的前景。卢秀璋在对西藏边贸历史与现状进行回顾、分析的基础上，对当时边贸发展的前景进行了预测，认为随着商品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和国际分工的加强，各国市场的开放度必然越来越[40]高，中国与南亚国家贸易的前景是令人乐观的。次旦桑珠认为，西藏发展与南亚国家的贸易具有地理和历史优势，且双方在资源结构、技术结构和商品结构方面具有互补性，虽然存在经济发展水平低、市场经济意识淡薄、管理措施不完善等不利因素，但只要双方本着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和资源优势，建立跨国贸易[41]区，改善交通条件，双方贸易一定会取得更大的发展。

2003年6月，中印两国签署了关于经由西藏与锡金之间的乃堆拉山口进行贸易的备忘录，亚东商路由此恢复开通。学界当时普遍认为此举将对西藏与南亚的边境贸易产生重要影响，并对西藏与南亚国家的贸易进行了深入研究。有学者指出，“亚东商路恢复开通后，南亚陆路贸易通道从拉萨可直通加尔各答，进入孟加拉湾，因此具有重要的国际影响”；乃堆拉山口的开放是中印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对南[42]亚次区域经济的发展将产生促进作用。张婷婷认为，中印关系的改善和经济利益的驱使是亚东商路开通的前提条件，乃堆拉山口的开放将使西藏与南亚的连接更为紧密，双方贸易将进一步发展，由此将[43]进一步促进西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陈继东指出，南亚市场对于西藏的特殊意义在于它有利于西藏扩大对外开放，培育商品经济意识，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新型产业培育；西藏应从发展边境贸易着手，充分利用国家的优惠政策，实现外贸、外经、外资“三外并举”，[44]同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打牢工农业基础。他同时认为，在中印双边贸易额进一步扩大、投资和技术合作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西藏[45]对南亚市场的贸易前景广阔。陈继东注意到中印关系对于西藏与南亚贸易发展的影响，并进行了专文论述。他认为，印度对华政策、中印关系和西藏对南亚贸易三者之间存在很强的关联性，其中，印度对华政策和中印关系对西藏开拓南亚市场存在积极和消极两方面影响。积极影响是中印经贸关系的发展为西藏与南亚经贸往来提供了基础和前提条件；消极影响是中印关系的起伏会阻碍西藏与南亚贸易的[46]发展步伐。李涛也认为南亚国家对于政治和安全的担忧制约了西[47]藏与南亚国家的经贸发展。

随着西藏与南亚经贸关系的发展，次区域合作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李涛认为，中央提出的建设南亚贸易陆路大通道战略使得西藏有机会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和贸易发展的新的增长极，这个战略的实施将推动西藏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促进西藏与南亚国家在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合作，这种合作的前景将是一个多边的次区域自由贸易

[48]区。戴永红等认为，目前中国与南亚国家关系良好，西藏开拓南亚市场已经取得一定成效，西藏与南亚国家的经贸通道正逐步完善，这些有利条件都为西藏与南亚国家开展次区域合作提供了可能性。西藏目前应该在制定区域合作战略、确定合作重点区域、建立组织和政[49]策保障机制、搭建合作平台等方面着力。关于具体实施路径，戴永红等提出了由地方政府主导的思路，认为在宏观层面西藏应进一步强化对南亚国家开放的意识，发挥比较优势，与南亚国家地方政府加强合作；在微观层面，西藏应将发展战略落实到具体措施上；对内层面，西藏应加强与中央的沟通；对外层面，西藏应加强与南亚国家的[50]交流，“建立经济合作定期会晤机制，并使之机制化”。（四）东南亚国家与中国西南边疆社会稳定和发展

1.东南亚国家与西南边疆社会稳定

学界普遍认为，民族宗教问题和边界线两侧民族交往过程中的不和谐因素是东南亚国家影响西南边疆社会稳定的重要表现形式。

孔令琼从缅甸国内民族关系的角度分析了东南亚国家对西南边疆稳定的影响，认为缅甸民族关系的走向会影响中缅边境局势的发展，其原因有三：一是缅甸国内的民族矛盾已发展成为战争形态，二是某些势力集团可能会利用已经被政治化的缅甸民族矛盾对中国施加压力，而西南边境地区正是这种压力的作用带；三是我国在处理中缅跨境民族问题时往往带有感情因素，令问题复杂化。关于这种影响的表现形式，她认为缅甸民族关系会首先影响中缅跨境民族的安全，继而增加中缅国家安全尤其是边境地区安全、稳定的不确定性因素，同时影响中南半岛的安全，增加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合作的难度。关于如何消除不利影响，她提出应加强中缅边境地区的合作，并依此为基点[51]深化中缅全方位合作。

张倍倍认为西南边境地区形势复杂，容易被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制造社会矛盾，扰乱社会秩序，威胁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西南边疆地区存在的毒品、走私和非法宗教传播等活动对民族关系和社会稳定[52]造成恶劣影响。

胡阳全也认为民族宗教问题尤其是境外的非法宗教渗透是影响西南边疆稳定的重要因素。他指出，由于西南地区地缘政治的复杂性和民族、宗教的多样性，境外敌对势力与境内民族分裂分子经常以民族自决、宗教自由、维护人权为名，对西南边疆地区进行分裂、渗透活动，扰乱边疆社会秩序；我国政府应该采取有力措施，抵制境外宗教势力向西南边疆社会的渗透和破坏，依法对边境地区的非法宗教活动[53]进行整治，确保边境地区的社会稳定。

张金鹏等分析了西南边疆地区与邻国间普遍存在的跨国婚姻现象对边疆安全的影响，认为跨国婚姻的存在增加了西南边疆地区的社会治理难度和治理成本，其带来的贫困人口增加等隐形社会问题，将影响西南边疆的发展历程，同时，跨国婚姻增强了边疆民族的族群认同，[54]弱化了其国家认同，对边境地区的安全造成负面影响。

2.东南亚国家与西南边疆发展

关于东南亚国家与西南边疆发展，学界主要从三方面展开研讨。

一是云南、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GMS）合作。沈建鑫认为，云南在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方面具有区位优势，而且随着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组建和合作的深入，云南与湄公河流域国家的[55]贸易额将会稳步提升。黎尔平认为，从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云南在GMS中仍有很大的合作空间；从流域内各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云南参与GMS的模式应该有别于中国沿海经济区、东北亚经济区，以及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区域经济模式；云南参与GMS应避免重蹈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俄边境贸易的覆辙，同时注重[56]生态环境的保护。杜远阳认为，广西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有利于提高中国在GMS合作中的影响力，推动中国与东盟的全面对接，顺应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要求，是我国南向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广西应以联合协作为主导观念，提高认识，积极推进合作，以优势特色项目为中心，充实合作内容，以提供政策支持为保障，优化合作环

[57]境。

二是泛北部湾合作。袁柳等从县域经济发展的角度分析广西参与泛北部湾合作的作用，认为泛北部湾经济合作有利于广西县域经济吸引外资，增加就业岗位，促进县域经济转型；广西应该加强对县域优势资源的发掘，引导县域合理选择重点发展产业，做好宏观调控，创[58]造投资发展的软环境，培育龙头企业，实现规模化经营。李世泽认为广西参与泛北部湾合作有利于把广西建设成为中国-东盟区域性海路交通枢纽、中国-东盟区域性物流商贸基地和中国-东盟区域性加工制造基地。关于实现路径，他认为广西应该明确合作目标，选准合[59]作项目，充实合作内容，规划合作战略，完善合作机制。

三是云南桥头堡战略。蒋兴明在分析云南发展城市经济、开放经济、资源经济、绿色经济和民族经济的现状和特点的基础上，认为把云南建设成为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是我国对外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云南应该在聚集发展城市经济、加快发展开放经济、创新发展资源经济、突破发展绿色经济和跨越发展民族经济等五方面[60]下功夫。张毅等认为桥头堡战略是云南发展的重大机遇，云南应充分发挥“桥头堡建设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组织协调作用，加快产业体系建设、完善跨境合作机制、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云南沿边[61]开放跨越式发展。（五）中国海洋权益的维护与和谐海洋构建

领土主权、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是我国海洋权益的三大诉求，目前学界在这三方面均有较为深入的研究。

1.关于领土主权

学界从历史依据和现实解决办法两方面对钓鱼岛和南海诸岛主权归属问题进行了研究。郑海麟在对《顺风相送》《使琉球录》《郑开阳杂录》《筹海图编》《日本一鉴》等史籍有关钓鱼岛的记述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指出“钓鱼岛列屿主权归属中国的史实，载诸典籍，斑[62]斑可考”。段西宁认为，无论从历史事实上还是从法理上，钓鱼岛都应属于中国；二战后美国和日本对钓鱼岛私相授受，使问题复杂[63]化，违背了二战后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刘江永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的非法性，指出根据《波茨坦公告》和《开罗宣言》，日本所谓私人岛主的地位和权利业已作废，日本政府的购岛行为和将古贺辰四郎开拓钓鱼岛的行为作为日本先占和实际控[64]制钓鱼岛的依据，在国际法上是站不住脚的。葛勇平认为，从历史上看，中国对南海诸岛具有发现权，进行了有效的占有和管理，且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可，因此，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符合国际法中的[65]先占原则。

关于解决办法，刘文波认为中国应该在坚持和平发展大战略和主张和平解决钓鱼岛争端的基础上，继续运用国际法等手段，维护钓鱼岛主权，增强包括军事实力在内的综合实力，同时采取多种形式积极[66]应对钓鱼岛舆论战，构建钓鱼岛争端管控机制。黄影从法理研究的角度指出国际法对历史的考量是非常有限的，“它更关注的并不是某一历史事实，而是这一历史事实是否在法律上产生效果以及产生何种效果”。黄影进而认为，我国不仅要在国际法层面上为自己的主张寻找依据，也要进行内部解构，对其他国家的主权主张进行剖析，应[67]以此找出自身主张的薄弱环节。葛勇平认为，对于南海诸岛，中国应在强调主权属我的同时，加强国防建设，坚持“搁置争议、共同[68]开发”的原则，与相关国家进行经济合作。

2.关于海洋权益与国家安全

对此，学界主要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进行了解读。姜姝认为，中日钓鱼岛争端具有深厚的地缘政治背景，中日目前围绕钓鱼岛所进行的博弈也具有浓厚的地缘政治色彩，其中，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实施以及美国对中日钓鱼岛争端的介入，增加了东海地缘政治的复杂性；为了维护国家安全，中国必须树立持久战意识，“以经济实力为基础，以军事实力为后盾，开展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等全面斗争”[69]。王东也认为“中日钓鱼岛争端既反映了东海地区地缘政治形势敏感度的不断升级，也折射出中日在东海地缘政治的博弈”；无论是[70]东海还是南海，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争端都是中国的首选。曾凡传在分析南海地缘政治环境的基础上，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对中国的南海战略进行了思考，认为南海是中国的战略屏障，是战争缓冲区和经济命脉，因此，中国应做到三个兼顾，即兼顾维权与维稳，兼顾区[71]内国家与区外国家，兼顾软实力与硬实力。李国强认为南海争端实际上是中美之间的较量和博弈，美国的介入使南海问题复杂化，给中国解决南海问题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外部环境；中国“应全面筹划南海战略，将南海战略置于国家安全和海洋发展的整体部署中”，同时[72]努力通过对话制约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干预行为。

3.关于可持续发展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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