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瑜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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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的水位试读：
自序 春天里
这本书是我近年的专栏和随笔集，其中第一部分主要是给《新世纪》的时评专栏，第二部分主要是更早些时给《南方周末》的国际时政专栏，第三、四部分主要出自《新周刊》的政治书评影评专栏，最后一部分则是一些更个体化的杂论。在此一并感谢，谢谢这些报刊曾给我提供的平台。
这些文字大多在网上都能找到——想省钱的读者可以放下此书，去买杯拿铁或一碗牛肉拉面。之所以仍然愿意结集出版，一则作为一个作者，还是希望自己各奔东西的文字能够有家可归，端端正正码一起，有“小团圆”的喜悦——尤其我近年想暂停专栏写作，这样的总结就成了对一段时光的留念；二则念及自己当初写作这些文字时的辛苦，希望它们配得上更持久的阅读，而不仅是一次性消费——我读过一些“专栏快手”的自白，有“两根烟功夫”写出来的，有“交稿前两小时动手的”，有“飞机上赶的”……我好像从未有这样的自信和从容，每次交稿前焦虑三天，酝酿两天，动笔一天，每挣1000块稿费平均要给自己买零食、咖啡、衣服、化妆品等1200元。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我相信这些文章集结在一起所传递的信息，相比它们零散的存在，其重量和清晰度是不一样的，而这些信息在今天的中国值得被反复和清晰地传递。环顾四周，被颠倒的“国”与“民”关系仍然远未被拨乱反正；习惯性谎言对人的智力羞辱还在继续；一句“制度的问题”反复被用以推卸作恶中的个体责任；政治问题道德化或经济问题道德化，为民粹主义培育着延绵不绝的土壤；以儒家观念或者西方极右话语否定“政治平等”之价值，将自身预设为精英然后翘着兰花指赞美前现代式的精英主义；对精致品味与审美旨趣的追求遮蔽了很多知识分子的真问题意识……这本书试图传递的信息是，既需要对国家之顽固、也需要对普通人之麻木，乃至知识分子之矜骄说“不”。
奇怪的是，尽管有如此之多的理由悲观，我仍然对中国——更重要的是，对中国人——的未来感到乐观；也许有一天情况会变糟，但也是为了变得更好而变得更糟。我见过香港人为捍卫自由而抗争的画面，也知道台湾地区转型期族群冲突再剧烈最后大体还是诉诸法治解决，我不认为中国人具有某种胎记式的国民性——事实上我认为，认定自由、民主“只适合西方”的看法是一种变相的种族主义，而种族主义是一种过于懒惰的世界观。
乐观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人性的信心。我不知道人性善性恶，只知道人人都追求快乐，而选择的权利——自由——是快乐的前提；同时，权力制衡——民主作为其维度之一——又是自由的前提。我不相信一个喜欢数理化的人一辈子只能读四书五经会快乐，不相信一个擅长经商的人一辈子只能给领导写报告会快乐……追求快乐的本性使每个人都成为潜在的革命者，而一个远离快乐的制度也许可以依靠信息控制维持很久，但在信息控制越来越不可能的世界，一条缝会渐渐变成一扇门。
乐观还来自于对情境的判断。有朋友在读清末民初史的时候感慨，一百年了，中国并没有真正的进步。我不这样认为。一百年来极左经济模式的全球性失败已经使多数中国人认识到市场经济与财产权利的重要性——而一百年前即使孙中山和胡适这样的进步人士对此也没有清醒认识；一百年前中国没有庞大的中产阶级，今天中国的中产阶级已颇具规模；一百年前绝大多数中国人是文盲，人均寿命三十几，今天中国识字率百分之九十多，人均寿命七十三；一百年前全球只有二十来个初级意义上的年轻民主国家，今天全球五分之三的国家已是民主国家……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已经为新的制度变迁创造基础，这种看法用学术语言来说叫“结构主义”，用崔健《蓝色骨头》里的一句歌词来说则是：爸爸，我就是一个春天的花朵，正好长在一个春天里。
当然不是说一个更好的制度会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自动”降临，观念的变化显然是必要环节。观念又怎样变化？除去经济社会发展所塑造的土壤，知识的传播与价值的澄清则依赖于人为的努力。我不认为一个人可以告诉他人他们所不知道的观念，事实是他只能告诉他人他们不知道自己知道的观念，所以所谓启蒙与其说是教育，不如说是对被蒙蔽理性的擦拭。将过于霸道的声音拧小，将被屏蔽的声音放大，将司空见惯的思维方式打上一个问号，将盒子里的光释放，这当然不是一本书可以做到，只希望其努力是往这个方向。
由于这些文字所登载的报刊及栏目性质不同，也由于写作断断续续跨越三年两国（我2010年夏天从英国回到中国），这些文章的风格旨趣有些差异，可能给阅读带来一些跳跃感，望读者有所谅解。此外本书中有几篇曾收入《送你一颗子弹》或其他出版机构的文集，但为保持自己评论系列的完整性，还是将它们收入此书，也望包涵。
一 观念·此处
素什么质
很多人可能都意识到，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很难译成英文，比如“突击手”、“不折腾”、“精神文明”……要是谁能译出“血染的风采”，那我简直想给他送一面锦旗。在此类词汇里，有一个就是“素质”。“中国人素质低，所以中国不应当……”，这句话如此广为传播，以至于“素质”这个词前面少了“中国人”，后面少了“低”，“素质”这个词都显得缺胳膊少腿。但素质翻译成什么呢？译成“quality”似乎最合适，但仔细一想，如果把前面那句话译成“The quality of the Chinese people is low，so China should not……”，显然不合适，因为这句英文再译回中文，就成了“中国人的质量很低，所以中国不应当……”。这是赤裸裸的种族主义，肯定不是说这话的中国人的本意。
一个词很难译成其他语言，肯定有很多原因。可能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个词所指向的现象本身含糊不清。比如“素质”，什么叫素质呢？直觉的解释是“文化水平”。但是最新人口普查显示，中国文盲率现在只有4.08％，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另一项2009年研究显示，中国18.3％的25-34岁人口拥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高于捷克（15.5％）、土耳其（13.6％）、巴西（10％）等诸多民主国家。可见中国人的文化水平怎么也不算很低。
如果“素质”指的不是文化水平，它还可能指什么？要不就是合作精神。据说中国人“一盘散沙”，这被视为中国人素质低的证明。社会科学里有个词叫“社会资本”，说的是人与人水平往来的粘性和密度。据一些学者论证，社会资本对于民主运转的意义，相当于机油对于机动车的意义。一盘散沙的社会，就是没有机油的机动车，开起来肯定稀里哗啦。
且不说后来有不少学者对“社会资本”的政治后果进行质疑，就算“社会资本”多多益善，又有不少研究者指出，其实中国的传统并不是一盘散沙。传统乡土社会有着细密的社会交往网络和自治传统。村里需要修个路通个渠，各家各户常常商量着集资解决；张三和李四闹个矛盾，族长或者乡绅往往根据村规给摆平……我在纽约的唐人街，看到已经离开故土上百年的中国社区，每到佳节还聚到一起舞个狮子敲敲锣鼓。很难说中国人基因里缺少凝聚力。
反倒是“全能国家”一登场，宗族、社团、庙会这些个“封建糟粕”被强拆，人们日趋原子化，政治成了唯一的粘合剂。至今强大的政治体制还抑制着社会资本的积累。“散沙们”想结合起来组织个农会，太敏感。工会，政府不是已经组织了吗？非政府组织？可以，但先得通过48道手续……所以中国社会散沙化不是强权的原因，而是其结果。如果我一边把你的腿铐住，一边说，看，你现在跑不起来吧，这证明了你没有跑步的能力，哦不，跑步的“素质”。这连“自我实现的预期”都算不上，这就是“自我证实的命令”。
素质要不就是指规则意识？中国人不爱排队，乱闯红灯……这些现象说明中国人素质差，所以中国民众需要“素质高”的精英群体给管束起来。成龙大哥所言“中国人是需要管的”，大约是这个意思。这些坏习惯我倒是深有感触，尤其是不爱排队这一项，有时候我简直希望每个商场柜台前都能配备一名交警。
但我也去过港台，也见过人口同样密集的港台市民自觉排队。既然他们也是中国人，说明规则意识这种“素质”也不是一遇到中国人就发生排异反应。更重要的是，就算中国民众的规则意识不足，实在看不出这如何就能推导出集权体制的优越性。集权体制的隐含前提是，“素质低”的民众需要“素质高”的官员去教化管束，但是放眼官员的素质，不免叫人胆战心惊。今天打开一张报纸，我们看到在一个官员因为贪污几百万锒铛入狱；明天打开一张报纸，又看到另一个官员因为贪污几千万而锒铛入狱；今天点击一个网站，看到政府强拆逼得某人上访；明天再点击一个网站，看到某政府官员飞机上打乘务员。当然此类官员也许不具有代表性，但此类故事层出不穷却是事实。这倒提醒了我们如何理解民众缺乏规则意识：如果“上面”经常在工程招标中玩内部交易、在土地纠纷中不尊重法律、公款吃喝屡禁不止……又怎么能指望“下面”毕恭毕敬尊重规则？一个随地大小便的人，如何教化别人不要随地吐痰？
所以就算中国人的“素质”有问题，它更多的是源于制度，虽然也恶化制度。我当然不相信制度的变革可以一夜之间改变文化，但是制度的变革至少可以打开一个公共生活的空间，而公民素养的培养首先需要一个公共空间，就像学会跑步需要首先解开脚镣。那些说“中国人素质低，所以中国不应该如何如何”的人，也许可以考虑把这话改成“中国人素质低，所以中国更应该如何如何”。
民意与伪民意
在我听到的各种为“大跃进”辩护的言论中，有一类是这样的：当时人民的积极性很高啊，大炼钢铁一拥而上，人民公社热火朝天，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那是民意！
对，还有人在给“大跃进”辩护，话说这是21世纪。
同理当然也可以运用于“反右”、“文革”等。如果我们能穿越时空隧道，跑到1957年10月的中国做一个民意测验，问民众要不要引蛇出洞揭批反动“右派”，测验结果多半说是“要”。或者穿越到1967年1月去做一个民意测验，问民众应该不应该修理“走资派”，给他们戴高帽游街批斗，估计民意也会万众一心地说：应该！岂止“应该”，他们还会在调查表里找有没有“再踏上一只脚”这一选项。
不奇怪。1936年到苏联去，“大清洗”也是民意。1939年到德国去，打波兰也是民意。
现在，假设我们是一场选美大赛中的裁判。主持人指着台上光芒四射的美女宣布：“你们有三个选择：你可以选择A，或者A，或者A。”
哇，琳琅满目耶。
什么？你想选择B？好的，谢谢你选择A。什么？你想选择B？好的，谢谢你选择A。
有一种民意叫伪民意。在一个多元意见、选择自由不可能的环境里，民意只能被认作是伪民意。即使它是真民意，你也无从知道它是不是真民意。
伪民意未必是假民意。它未必是数据舞弊，比如把35％的支持率用橡皮擦擦掉，改成95％。它也未必全然是政治恐吓的产物，虽然恐吓往往是其要素之一。在特定时刻，人们可能是真心地想要大炼钢铁、搞人民公社、支持“大清洗”、支持军国主义。1958年，当公社社员坐在堆出来的麦地上拍丰收卫星的照片时，观察他们脸上的笑容，笑得那可是货真价实。1966年，当红卫兵们将皮鞭抽向“地富反坏右”时，他们眼里的熊熊怒火，肯定也不是伪劣产品。
鉴定民意的真伪，标准不在于民众选择的那一刻是不是真诚，而在于他们在形成意见时讨论是否自由、观念可否多元、信息是否充分。没有自由讨论基础的民意，就像一年四季只吹西北风的树，长歪了毫不奇怪。如果美女A盛装在镁光灯下从观众面前惊艳地飘过，而美女B只能戴着口罩站在舞台后方黑漆漆的角落里。就是百分之百的观众百分之百真诚地选择了美女A为选美冠军，那能说明什么呢？说明那个镁光灯质量不错，以及那个口罩还挺严实。
最近我读到一篇关于“中国人民主观”的文章，就给我这种印象。这篇文章告诉我们，调查显示，中国人的民主观是“家长式”的，而不是“自由式”的。也就是说，在中国人看来，领导为老百姓着想，那就是民主了，民众自己犯不着参与到政治决策过程当中去。民众自己参与到决策过程中去，那是“自由式”民主，咱们不吃那一套。
既然是民意调查的结果，那数据肯定错不了。问题在于，如果被调查者天天生活在家长式民主里，每天听到的都是家长如何可亲可信可敬，却从未见过其他式民主长什么样，信息不对称不充分，这样的调查能说明什么呢？你说，让你选你爱吃猪肉还是爱吃恐龙肉，你怎么选呢？
小说《美丽新世界》里，福特纪元的统治者发明了一种“睡梦教育”，就是在本国人民睡着时不断地向他们广播重复信息。比如，“苹果是个坏东西”、“苹果是个坏东西”、“苹果是个坏东西”……等睡梦中的人们醒过来时，他们会伸着懒腰揉着双眼，喃喃自语：苹果是个坏东西。
当然制造伪民意不仅仅依靠宣传，还可以依靠贿赂：凡是选择A的，可以得到夏威夷浪漫之旅机票两张哦。还有煽情也很重要：从前，有一个美女叫A，她来自于一个贫苦家庭，而另一个丑女叫B，她的爸爸叫李刚……
1953年9月的政协会议上，梁漱溟发言批评政府的农村政策，说工业化大刀阔斧，农村却被忽视，毛主席听了很不高兴，说梁是野心家、伪君子、以及“用笔杀人的杀人犯”。不知好歹的梁漱溟较起真了，非要把事情讲清楚，说要看看毛主席有没有把话听完的雅量。毛主席还没彻底表态呢，台下群众不答应了：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梁漱溟滚下台来！停止他的胡言乱语！……梁漱溟赖着不走，不肯下台去，固执地跟毛主席要“雅量”。最后，会议只好用举手表决的方式来决定他是否有说下去的权利。
表决结果是什么呢？给大家一个提示：建国前三年，大约有两百万反革命分子给咔嚓了，在此次政协会议以前，有过镇反运动，三反运动，五反运动，批武训运动，土改中的批斗运动和诉苦运动，延安整风中的思想改造运动以及抢救运动，苏区的镇反运动。现在，你们猜，这次表决结果会是什么呢？
给理想一点时间
你相信头脑还是心灵？一次聊天中，一个朋友问。
我说我相信时间。
在总结国民党大陆失败的原因时，一个经常被提及的原因就是“国民党没有展开土改”，因而失去了农民。相比之下，共产党这边土改搞得轰轰烈烈，打土豪，分田地，翻身当家做主人。农民分到了土地，于是参加革命保卫胜利果实。
其实，严格说来，国民党在大陆期间也不是没有土改愿望。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理想众所周知，蒋介石政府也不是没有动作。从1930年颁布《土地法》到1946年《绥靖区土地处理办法》，从20年代末浙江二五减租运动，到蒋经国赣南土改实验，国民党并非没有意识到“平均地权”对于争取人心的作用。
问题在于，与“暴风骤雨”的暴力土改相比，国民党政府不但土改力度小得多，而且理念上奉行的更接近和平土改。所谓暴风骤雨式土改，其实是自古以来农民革命的升级版，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该杀的杀，该分的分。当然，既然是革命，就不单是起义，还有一整套革命话语和仪式来赋予其意义。于是“剥削”、“翻身”、“阶级斗争”这种陈胜吴广们没能想出来的词汇开始成为日常用语，于是有了“诉苦会”和“斗争会”这种“制度创新”。
而所谓和平土改，核心即赎买，政府用土地债券从地主手里买地，再让农民用数年分期付款的方式从政府手里低价买地。好处是地主和农民可能双赢：农民最后得到了土地，地主则得到了资本。国民党在大陆期间没来得及、也无力大规模推广和平土改，到台湾后推而广之，结果帮助很多台湾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而且加快了台湾的工业化进程。虽然中间也有诸多不公，但一批地主通过土改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转向工商业，推动了台湾经济起飞。
既然更接近双赢，为什么和平土改反而常常没有市场？仔细想来，无非是因为它“慢”。相比革命土改那种一夜之间“你的就成了我的”的变革方式，和平土改也许经济效果好，但是政治利润低。一颗钻石放在你面前，一个人告诉你，你现在就可以免费得到它，另一个人告诉你，你需要分期付款10年才能真正拥有它，你跟谁走呢？
自由主义在整个20世纪被左翼或右翼激进主义围追堵截甚至一度节节败退的命运，甚至今天仍难以在民众中扎根扩散，根源也许就在于这个“慢”字。当激进主义向民众许诺立竿见影的变革时，自由主义许诺的只是漫长生长期之后的瓜熟蒂落。要造就翻天覆地的急速变化，激进主义的前提必然是“万众一心”、“同仇敌忾”，从而为一元化体制铺平了道路，而自由主义则意味着人人各自为政，只通过一只“看不见的手”形成合力。激进主义交给你一个救世主，而自由主义仅仅是将你交还给你自己。
然而世上真有救世主吗？“一个强大到可以给你一切的政府，一定也强大到可以拿走你的一切”。50年代中期的集体化运动，正是对此的说明。钻石捧在手里还没捂热，通通交到国家手里。到50年代末，台湾农民开始实现“耕者有其田”，大陆某些地方却出现天灾人祸。那些不幸死于饥荒的农民是否想到，他们忍饥挨饿的痛苦与当年打土豪分田地的痛快之间，有种隐秘的联系。
相信时间，就意味着相信除了千千万万人日积月累的努力，历史没有进步的捷径。对于渴望一夜之间得到解放的人们，这可真令人扫兴。
在总结苏东转型之艰难时，一个解释是：制度也许可以一夜之间改写，但是企业家精神、商业头脑、市场意识，只有通过漫长的学习才能形成。对于急于宣布转型本身是个错误的人，显然又忘记了“时间”这个因素。20年后的今天，苏东诸多国家经济都逐渐步入了良性增长，再次证明时间的力量。众所周知，炖好一锅肉，油盐酱醋等调料固然重要，但“大火改小火慢炖”这个环节却总不可少。
历史也许会以进两步、退一步的方式螺旋式前进，某代人可能会在那倒退的一步中度过倒霉的一生，但我相信在所有的专制者中，时间是最专制的那一个。很多时候，人类一不小心误会了自己，把自己想象得太过聪明，或者不够聪明，而时间总是不徐不疾地将误会澄清。
1956年匈牙利政治风波后，总理纳吉因为失去“立场”而被判决绞死。在庭审中，他拒绝要求法庭宽大处理，并说：“我知道另一个纳吉审判会为我平反，总有一天还会有对我的重葬仪式”。1989年6月16日，“总有一天”到来了，匈牙利举行了纳吉的重葬仪式，10万民众参加了该仪式。
纳吉相信时间，他赢得了胜利。
不知道与宁可不知道
7·23动车追尾事件后，微博上对有关部门的反应骂声一片。我和一个朋友就下面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他们”知道这些群情激愤的声音吗？我的朋友认为：“他们”当然知道，点击微博观察民情，不就是举手之劳吗？再说了，“他们”不点击，“他们”的秘书、家人肯定会点击，然后再向“他们”汇报。而我的看法却是：“他们”中很多人有可能真的不知道，或者不那么知道。“他们”，当然指的是“有关领导”。
认为很多“有关领导”有可能真的不知道网络上的激愤程度，是因为我相信一个叫做“理性无知”的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当“无知”合乎人们的“理性”时，人们可能会努力保持这种无知，刻意逃避可能会干扰这种无知的信息。“理性的无知”最早是一些学者用来形容美国选民的。有调查表明，美国很多选民非常无知，比如，大约一半美国人不知道每州有两个参议员，四分之三不知道其任期；约一半美国人不知道代表本区的众议员是谁，40％不知道本区的参议员是谁……这些数字自从有民意调查以来竟一直相对稳定。在分析这种无知的原因时，有学者指出：这种无知对于选民是理性的——一张选票能改变整个选举结果的可能性极小，为了这张选票而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去了解政治实在“太不划算”。
在我看来，“理性的无知”这个概念可以解释的不仅仅是西方选民的无知，理性的内容也不仅仅是时间精力的投入产出分析。刻意的无知可能带来丰厚的利益报酬，在这里，无知是一种精明。选择性的失明则可能带来意识形态上的自我保护，在这里，无知则是一种逃避。“打开Fox新闻频道不也就是举手之劳吗？你认识的美国左翼有几个会愿意举起电视遥控器，点击到那个频道？”我给朋友举例说。Fox新闻是美国公认的右翼频道——当左翼们试图论证美国媒体里充满右翼“宣传攻势”时，总会提起Fox新闻。同理，美国右翼中又有几个愿意购买左倾的《纽约时报》呢？《纽约时报》可不贵，一个星期天天送也就5.85美元，现在电子版更便宜，降到每周三块七毛五。
所以，即使是在信息自由、充分的社会，人们对信息的关注和吸收也往往是选择性的。我曾经写过一些观察美国政治的文章，有读者曾问：你写这些是不是很容易，把在美国看到的事情给描述一下就行了？我答，可能不像你想象得那么容易。很多留学生出国之后关注国内超女选拔远胜于关注美国国会辩论，还有很多干脆顺着我们从小被灌输的意识形态框架，看见的永远只是“美帝”如何横行霸道，而不是这个国家的政治运作机制。一个人“看到”一个事物并不等于他能“看见”它，人们往往需要穿过重重固有的意识形态才能看见自己所看到的东西。说得如此饶舌，意思只是，“视而不见”其实更合乎许多人认知的惯性。
理性的无知，中国人当然不陌生。最极端的例子是“大跃进”。农民自己就是种地的，岂能不知“亩产万斤”的荒谬？科学家有基本常识，又怎会不知土法炼钢炼出来的都是什么东西？各层干部炮制假数据，又怎能不知“大好形势”后面的巨大灾难？至于毛主席，总有人用“他被下面的人给蒙蔽了”来为之辩护，要我看，与其说他不知道，不如说他不想知道。这个情境里，对于一些人，无知可以带来利益，对于另一些人，无知可以带来安全，对于还有一些人，无知则可以满足其意识形态的偏执。在这里，无知就像一块大肥肉，各路苍蝇、蚂蚁、豺狼可以蜂拥而至各取所需。
今天的中国与“大跃进”时代当然不能同日而语，但精明的无知和自我保护式的蒙昧却依然盛行。一位“体制内”的退休长者曾告诉我，他认为他们那一代人之所以有的人很开明有的人很保守，“一个重要的区分点就是上网还是不上网”。上网还是不上网，说起来只隔着点击一下鼠标这个简单的动作，但这个动作里包含的，却是一个人从成见里出走，与自我诀别，从温暖机舱跳向未知大地的巨大勇气。
万一降落伞打不开呢？他们可能担心。于是他们继续待在温暖的机舱，对地上的声音充耳不闻。于是“群众”当中，出现了一群越来越“不明真相”的领导。现在，令人担忧的是，那些坐在机舱里的人，和那些大地上的人，他们携带着各自眼中完全不同的世界，正在高速接近。有一些事实，那么多事实，我们知道，但他们不知道我们知道，而我们不知道他们不知道我们知道，这样两个疾驰的世界互相追尾时，该是怎样的场景？
恶之平庸
在网上找到了这个人的照片之后，我曾仔细端详他的脸。这是一张普通西方人的脸：细长的鼻子，略带鹰钩，眼睛不大，但是深，棱角分明的下巴，嘴唇薄。脸上挂着一丝微笑，几乎透着善意。这样的人，欧美的大街上到处可见。但这又不是一个普通人，他叫阿道夫·艾克曼，曾作为纳粹高官参与屠杀犹太人。根据对这个人的审判材料，学者汉娜·阿伦特写过一本书，叫《艾克曼在耶路撒冷》，不过此书的副标题更有名：关于恶之平庸的报告。“恶之平庸”。通过这个词，阿伦特想表达的是：阿克曼——很可能也是绝大多数纳粹分子——并非什么恶魔或者变态，从他交待的材料及心理医生的诊断来看，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几乎可以说是“可怕地正常”。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在特殊时代，可以无动于衷地杀害成千上万人。
为什么？“是纯粹的不假思索让他成为了当时最大的罪犯之一”，阿伦特写道。不假思索，意思是，当有命令从上级传达过来时，下级就不折不扣地去执行它。如果有一天有人追究罪责，这个下级就说：我只是在执行命令而已。“我只是在执行命令而已”，多么合理的解释，几乎应该表彰其敬业精神了。
最近我常想起“恶之平庸”这个词。原因是近期的盲人律师事件：在山东一个叫做东师古村的地方，这位盲人被当地政府派人层层封锁在家，既不允许他出来，也不允许别人去看望他——但凡有人去看望，就被暴力驱赶，以至于有人戏称该神秘村庄已经成了中国著名的探险胜地。
这个事情中，最令我好奇的部分不是当地政府的严防死守，而是那些参与看守、暴力驱赶来访者的底层公务人员或雇佣来的打手——据说有几十甚至上百人。我好奇的是，是什么力量在支撑这些“普普通通的人”如此顽强地守在那里？如果仅仅是钱，是什么说服他们那份看守的报酬比那个盲人的权利更重要，以及没有其他途径可以挣到更心安理得的钱？
我相信他们是“普普通通的人”，正如山西黑窑案中，那些每天路过黑窑但从未想到举报的人是“普普通通的人”，电影《盲山》里，那些联合起来看守被拐卖女孩的村民是“普普通通的人”，福建三网友案中，给三个网民因言定罪的法官们是“普普通通的人”……我能想象这些人爱打麻将，看《还珠格格》，唱卡拉OK，要是路上碰见个问路的，没准还会热情地指路。
西谚云：没有一滴雨会认为自己造成了洪灾。当一个恶行的链条足够漫长，长到处在这个链条每一个环节的人都看不到这个链条的全貌时，这个链条上的每一个人似乎都有理由觉得自己无辜。普通人甲，不过是那个给犹太人做种族登记的小办事员。乙，奉命把犹太人从家里押送到一个隔离区的警官。丙，把犹太人赶上火车的乘务员。丁，维持集中营治安的保安。戊，负责收尸的清洁工……凭什么让他们对这些人的死负责呢？他们不过是一个巨大机器上的小螺丝钉而已。但是，让希特勒一个人负责吗？600万呢，他一天杀一个，也得杀一万多年。
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津巴多曾经做过一个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24名学生随机抽签，一半当“狱卒”，一半当“犯人”。结果在一个星期的角色扮演过程中，演狱卒的学生越来越残暴，演犯人的则越来越卑怯。短短一星期，哪怕是在一个实验的环境，角色就可以改造人性，这事想想真叫人不寒而栗：现实中，有多少人经年累月地藏身于各种制度化的角色中，而其人性又在角色不断内化的过程中被劫持到了哪一个星球？
用角色开脱恶行，便利在于那个角色中的“我”不再是我，而仅仅是“他”：张警官，刘处长，陈法官，李主任……如果是站在东师古村村口的无名小卒则更好，因为彻底的匿名状态就意味着彻底的责任豁免。“我”不再是我，“我”只是一个巨大猛兽无数触角中的一个而已，所以“我”可以从恶如崩。而所谓人性觉醒，就是从自己所隐身的角色中抽身出来，恢复成独立、完整并需要为自己一举一动负责的人，从制度的深井中一点点爬上来，在更广阔的天空下，看到雨滴如何汇成洪水。
今天仍有无数“不假思索”的梦游者在体制的催眠下游荡。然而哪有什么抽象的制度？甲乙丙丁戊，你就是制度，舍此制度只是一张一捅就破的纸而已。在中国农村长期支教的德国人卢安克，曾说过一句朴素又闪光的话：“文明就是停下来，想一想”。是“停下来，想一想”，还是镶嵌在制度机器里，继续“不假思索”地转下去，对于所有普普通通的人，是一个问题。
贵族范儿
时不时和朋友讨论，为什么很多颇有学识的人，甚至有欧美留学经历的人，那么敌视自由民主制呢？不少朋友断言：利益呗，哪有什么真诚的观念，不过是逐利而动而已。
我倒不这么看。我向来不愿轻易假定与我观念不同的人道德水准低下，总觉得这个解释过于轻松——因为过于轻松，所以可疑。对上述现象，我有N种解释，其中一种是：自由主义的核心要旨太浅显，门槛低，不能满足很多知识分子的精神贵族需求。
难道不是吗？什么叫自由主义，不就是说“只要别害人，自己想干点啥就干点啥，别人想干点啥也别拦着”嘛，这叫什么智慧？我外婆都知道呢，还需要一个知识分子穷尽一辈子的“研究”得出这个结论？何况这些道理斯密洛克密尔几百年前都说过了，都21世纪了还在拾人牙慧，是不是有点寒碜？前两天还看见石康君在微博上说：“其实我们都知道，看洛克是根本不需智力的……”看看，还读洛克，你就自卑去吧。
民主就更不用说了。无论是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主义者，还是儒家复兴主义者，大多谈到民主，那都是要捂起鼻子绕道走的：民主？这个瘟神与以下病毒联系在一起：“暴民”、“庸众”、“羊群效应”、“乌合之众”、“多数暴政”……人家是每天站在窗前细细品味着自己淡淡智力优越感的人，怎么能跟“民主”这么下里巴人的事物联系在一起？
总之这些智力上的“贵族范儿”，不屑跟自由民主派玩。要搞就搞点德国18世纪神学——英美就别提了，也就德国思想家还值得搞一搞，或者新新新儒学，总之我们研究的这些东西，全球搞懂的人一般不超过20个，如果都有200个人懂了，那就掉价了。懒得搞研究也没关系，整点不屑于谈论时政的文艺精英范儿，读点卡佛听点古典音乐——时政？那不是臭不可闻的“公知”谈的事吗，我们关心的可是与永恒有关的事物。
在各种肯定一个人思想水准的褒义词中，有一个我一直不大懂的词汇：“深刻”。我一直不大明白，什么叫“深刻”呢？是指晦涩难懂吗？生僻复杂？引经据典？在我眼里只有两种思考者：一种是思考真问题的，一种是思考伪问题的。坚持思考真问题，并坚持问题的答案不在其标新立异、而在于其合情合理，这就是我眼里的深刻。或者说，在必要的时候坚持简单即深刻。
在陡峭的知识高峰面前坚持“外婆都懂”的常识感，确实有些难度。昨天谈论公民权利，今天还是谈论公民权利，明天还是谈公民权利，就这么一件事，说来说去烦不烦啊，能不能弄出点新鲜的？问题是，如果昨天发生的事情是强拆，那么强调公民权利是头等大事；如果今天发生的事情是刑讯逼供，那么强调公民权利还是头等大事；如果明天发生的事情是给人判“发帖罪”，那么强调公民权利依然是头等大事。一个道理的意义不在于它能创造多少美学上的新鲜感或者提供多少智力上的游戏感，而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回应现实中的真问题。知识分子不是好莱坞恐怖片导演，在设计出3600种谋杀现场后，接下来的任务是设计第3601种。早就厌倦了强拆、逼供、言论自由这些话题？可惜，这些现象并没有因为知识贵族们高雅的疲惫而销声匿迹。目睹今年以来乌坎、什邡民众艰难的维权之争，我想扩大民众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渠道还是当务之急。如果现实进步太慢，一个思考真问题的人只能不断敲击同一堵墙，做个唠唠叨叨的“祥林嫂”。如果祥林嫂无法追上您螺旋式上升的审美品位，对不起，您还是去冰淇淋店吧，那里有38种口味可以任您挑选，一种比另一种更精致。
前一段读到过一个儒家学者们的“儒家宣言”，要我说那篇文章可是拉菲味十足，说是中国应当有一个由儒家学者领导的“通儒院”代表天，还得有一个各界精英的子女组成的“国体院”代表地，最后才需要一个选举产生的庶民院代表人——其实这个治国方案意思也不复杂，概括起来说就是：“我吃大苹果，你吃小苹果”。其实我倒不那么反对贵族范儿，最近读罗马史读到贵族体制的部分甚至有些感动，说是罗马的贵族虽然享受更多的权力，但是打仗的时候也得身先士卒，出更大的人力物力，流更多的血汗。这种将“责任感”和“精英地位”联系在一起的贵族范儿，似乎更靠谱一些，不似我今天在中国放眼看到的贵族范儿：把冷漠当做品位，把懦弱当做清高，忙不迭地抢“大苹果”，又迫不及待地鄙视普通人——好像脖子仰着仰着，个子真会长高一样。
迷人的愤怒
据说中国人民的情感又受到了严重伤害，被一个叫加藤嘉一的日本人。
对加藤的指控很多，其中最严重的一项，是说前不久他在南京的一次讲座中，否认南京大屠杀，让中国——竟然是中国——反思历史……于是网民愤怒了，铺天盖地的叫骂席卷而来，轻则让他滚回日本，重则问候他全家十八代女性，有网友甚至悲愤地决定：以前我只是不买日本车和相机，现在我决定再也不吃日本零食了！
加藤作出回应：那不是我的意思，我从未否认过南京大屠杀，只是不明白其中关涉的数字和细节；此外我所说的“反思”，指的是中日双方都应对历史进行反思，因为双方都有不透明、不公开的地方，虽然双方问题的严重程度不同；当然如果我的言论引起误解，我诚恳道歉……我看了看当天他讲座的视频，觉得他的确没有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意思。当然很多愤怒的网民绝不善罢甘休，让他滚回日本的继续让他滚回去，问候他全家女性的继续问候，那个勇于牺牲的网友估计一时半会儿也不会重新开始吃炸芥末豌豆。
哪怕对方已经澄清自己的看法，一些爱国愤青还是坚持以最大的恶意来诠释加藤的观点，简直好像他们希望他是那个意思似的。好比街上有警察大喊“抓小偷”，前面的甲先生勃然大怒，在警察已澄清了他追的是乙先生后，甲仍然坚持勃然大怒。
我想愤怒是会上瘾的。
我们总能在媒体上看到各国青年在表达各种愤怒。穆斯林青年愤怒地抗议某某漫画家丑化了穆罕默德，美国青年占领华尔街抗议贫富悬殊扩大化，印度青年愤怒声讨一个腐败丑闻……有一次我打开一个视频，看到一个朝鲜美女主播在声嘶力竭地控诉，双眼喷出熊熊怒火，屏幕随时有被炸裂的危险，虽然我不懂韩语，不用说，她肯定是在痛斥美帝及其走狗韩国政府。
很多愤怒显然是合情合理的，腐败，贫富悬殊，政府暴力，有毒食品，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但有些愤怒却显得有点蹊跷，比如“舍近求远的愤怒”——近在眼前的无数起“看守所神秘死亡”案无法激起其愤怒，但是远在伊拉克的美军监狱虐俘案却令其勃然大怒；比如“避重就轻的愤怒”——一场饥荒中数千万人的消失不能使某些人皱一下眉头，但是一幅对某领导人的搞笑式漫画却使他们怒不可遏；比如“谄媚式愤怒”——其实我对三峡啊、转基因啊这些个事情也不大了解，但是既然很多人都在为这个事情愤怒，那我不愤怒是不是有点“脱离群众”了？还有“不由分说的愤怒”——警察澄清“我要抓的小偷不是你而是他”之后坚持怒不可遏……什么，你不是那个意思？你的意思不重要，你等我把造型摆完再说。
愤怒之所以令人上瘾，大约是因为愤怒是通向正义感的捷径。人是需要自我认同的，换个现在流行的说法，人是需要“存在感”的，而正义的自我认识是这种“存在感”的要素之一。当然通向正义的方式很多，比如像王克勤先生那样为几百万尘肺患者奔走呼告筹款捐钱，比如像钭江明先生那样数年不放弃寻找失踪的黑窑工，比如像许志永先生那样坚持为弱势群体打官司，但是这些方式看上去都太费劲了，哪有上网骂人这么高的性价比——这边义正词严地敲三个字，那边镜子里一个悲情英雄的形象就已经冉冉升起。何况是隐身于集体当中，又安全又温暖，还战无不胜。前面是张三李四，后面还有王二麻子，“同去同去”，占领不了别的高地，道德高地还占领不了吗。
对很多掌权者而言，民众的愤怒则是最好的政治兴奋剂。民心颓丧的时候，打一针兴奋剂就举国上下精神抖擞了。我们都还记得“文革”的大字报语言，“打倒谁谁谁，再踏上一只脚！”“党给一身造反骨，唇枪舌剑杀气腾”，“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叫一个气势如虹。要说那几十年革命的火焰为什么越烧越旺，不断地寻找敌人、调动愤怒，成了保持斗志的不败良方。找不到敌人了怎么办？制造呗。于是乎各种冤假错案，各种匪夷所思，各种天方夜谭。到最后革命对愤怒已形成“药物依赖”，不吃，斗争会因为燃料不足而熄火，吃，斗争会因为烧光一切而熄火。
今天我们的愤怒当然不会如此荒诞，但对愤怒的迷恋似乎已经深入我们的骨髓。看网上近期的辩论，从“方韩大战”到《非你莫属》风波，到加藤嘉一事件，大事小事，真事假事，都可以燃起人们你死我活的道德激情和杀气腾腾的怒火。“文革”过去了这么久，但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打倒×××，再踏上一只脚”的旗帜还飘荡在我们灵魂的上空。难怪有个叫施密特的德国哲学家在中国追捧者甚众，他说政治的要义就是“分清敌我”，对习惯于“敌我思维”的人，几千年来忙着划分忠奸、划分贫富、划分中外……这理论多亲切啊，简直是量身定做。
肩负自由的疲惫
奥巴马的处境不出我所料。刚当选时，他是美国人民——不，世界人民——的奥特曼，大家都期待着他能从怪兽布什手中拯救美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当时我说了一句扫兴的话：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果然。近70％的支持率，两年之后，滑到了43％。当年他对着如痴如醉的民众高呼：Yes，we can！今天，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反恐战争久拖不决，民众无精打采地看着他：No，you cant。
当然遭遇支持率危机的不仅仅是奥巴马。如果奥巴马想给自己打气，我建议他向东看看日本，向西看看法国。日本菅直人内阁的支持率据说在2010年11月初再创新低，只剩27％，而法国萨科奇的支持率最近就一直停留在25％，现在他每天早上推开窗户，就能看到抗议者叫他去死。在这场角逐“最不受欢迎领袖”的激烈竞赛中，没有最衰，只有更衰。
其他民主国家或地区也好不到哪里去。意大利总理的支持率最近“螺旋式下降”到了34％。德国默克尔的支持率一度由于预算方案等原因，跌至34％。10月底左右，马英九终于可以松一口气，因为他的支持率喜人回升，竟“高达”38％。英国——我在英国生活时，简直不忍心看时政节目，因为怕看见早已鼻青脸肿的首相布朗或者卡梅伦又被作为沙袋拉出来，被各类时评人胖揍。
相比之下，另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则过得惬意得多。比如，全国只剩一家反对派报纸的俄罗斯，普京同志的支持率就高达77％。又比如，公共权力已被逐渐个人化的委内瑞拉，查韦斯的支持率长期稳定在60％左右。至于朝鲜，据恶搞报纸《洋葱》报道，其政府支持率最近已经从120％急剧上升到了180％。
这是不是说明，西式民主制度已经日落西山，而俄罗斯模式或者朝鲜模式在蒸蒸日上呢？如果西方政府动辄陷入合法性危机、连他们的民众自己都不“尿它那一泡”，我们有什么必要紧赶慢赶地去跳火坑呢？事实上，据一项调查，在美国表示“非常信任政府”的民众已从1966年的42％降至2000年的14％，“非常信任国会”的民众从42％降至13％——同一趋势也出现在了几乎所有其他发达国家——如此缺乏信任的制度，一年四季都在民怨沸腾，没有掉入这个政治陷阱，我们简直应该弹冠相庆。
但，有没有一种可能，在一个地方，人们觉得刘嘉玲不够美，是因为他们把李嘉欣作为了衡量标准，而在另一个地方，人们觉得凤姐很美，因为他们把小月月作为了衡量标准？就是说，是衡量标准的不同而不是客观美丑的标准导致人们形成错觉：“凤姐要美过刘嘉玲”。至于为什么有些地方用李嘉欣作为衡量标准，有些地方用小月月做标准，据说有一种东西叫做“意识形态”。某些意识形态告诉民众“政府仅仅是民众的雇员”，而另一些意识形态则教导我们，“你都有裤子穿了，还不赶紧感谢政府”。
政治学里有一个词叫“批判性公民”（critical citizens）。根据这个理论，随着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民众权利和尊严意识提高，他们会变得越来越具有批判性。这些饶舌民众的基本特点是：大惊小怪、小题大做、不依不饶，一哭二闹三上吊。什么？法定退休年龄从60升到62？岂有此理，游行去。燃油税要涨7毛钱？天理难容，抗议去。政府要砍掉一半的大学生助学金？欺人太甚，扔臭鸡蛋去。
罗素说，所谓民主，就是选一个人上去挨骂。
所以在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当政治家，简直就是活雷锋。忘恩负义的批判性民众看到的永远是你做错了什么，而不是你做对了什么。奥巴马为刺激经济，辛辛苦苦减了一千多亿的税，结果调查显示，不到十分之一的美国人意识到他们被减了税。相比之下，他要给5％的高收入者加税，火星人都赶来抗议。好莱坞明星朝三暮四那叫风流倜傥，放在政治家身上那叫不要脸。经济学家没有预测出经济危机那叫谨言慎行，放在政治家身上那叫蠢货。CEO们用股东的钱吃香喝辣那叫商业拓展，政治家哪怕旅行借住富豪朋友的别墅都可以是惊人丑闻。
但同时，正是“批判性公民”的警觉，在推动政府完善公共服务。正是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在把这个政府改造得越来越值得信任。这也是为什么在民主国家，民众对政治机构的不信任虽然日渐加深，但这些国家民主制度的质量——无论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来衡量，还是清廉腐败指数，甚至经济绩效来衡量——都稳居前列。换句话说，民众对政府一定的不信任恰恰成了政治健康的表现。
不幸的当然是奥巴马们。他们每天被群众雪亮的目光翻来覆去地烧烤，做错一件事就随时可能把做对的九十九件事给一笔勾销。但“试图享受自由的人，必须承受肩负自由的疲惫”。如果权力的本意是责任，那么用他们的战战兢兢来换取制度的健康，这买卖其实还是划算。当然，如果权力的本意是当官，是吃住可以报销，出门前呼后拥，那么批判型公民确实招人讨厌。我不知道与“批判性公民”相对的叫什么，也许可以叫做“给力型公民”。他们永远心怀感恩面带微笑，有人喊“狼来了”，他们心怀感恩面带微笑。面对一地的羊骨头，他们还是心怀感恩面带微笑。也是，他们说，现代社会的一切问题其实都只是“心态”问题。
告别印象主义
胡适真是个老小孩。晚年时有人去看他，谈话间引用古人名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他回应道：“为天地立心”是什么意思？你能给说清楚吗？你祖父还是个天文学家，以后这种说不清楚意思的东西就不要再说了。
我想象他说这话时候的神情，一脸的孩子气，有点不耐烦。一辈子死不悔改的实证主义者，最看不惯的就是含糊其辞。
回想我自己的经历，也常常这样不解风情。比如，读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样荡气回肠的千古名句时，我就忍不住困惑：这里的一、二、三后面的量词以及量词后面的名词是什么呢？以及，为什么是三生万物，而不是四生万物、五生万物、十生万物呢？又比如，儒学大师朱熹讨论先有理还是先有气：“此本无先后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从来，则需说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别为一物，即存乎是气之中，无是气，则是理亦无搭挂处。”读到这样的文字，我又会不识趣地想：朱博导啊，能否定义一下什么是“理”什么是“气”？
实证精神大约是中国文化里最缺乏根基的传统之一。据说中国人崇尚的是“意境美”，不屑于西方人把鼻子画成鼻子、眼睛画成眼睛的透视观；又据说中国人精于“整体主义”观，看不上那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认识论，于是在意境美和整体主义的感召下，在中国大多学问都被搞成了文学。伦理学、政治学、哲学就不说了，连医学也是如此，“肝属木，心属火，脾属土，肺属金，肾属水”，修辞真工整，意境真优美，可以直接入选《古代优秀诗歌选集》。
这种语义含糊、逻辑不详、论据朦胧的“印象主义”在今天中国的知识界仍然大行其道。比如，这样的观点往往随处可见：“中国人只注重现世稳定，西方人才注重抽象权利”；“中国的小农文化根深蒂固，所以搞不了民主”；又比如，有一回我在美国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听见一位中国学者掷地有声地说：没错，“文革”的确带来很大的混乱，但是，我们中国人不怕乱！我们中国人就是热爱乱！台下的国际友人被感染得啪啪鼓掌。
而实证是什么呢？实证无非就是“推敲”二字，就是多问个“此话怎讲”以及“何以见得”。用科学的语言来讲，就是一讲逻辑，二讲论据。在讲求意境美的文化里追究逻辑和论据是讨人嫌的，主要是破坏气氛。人家在那翩翩起舞如痴如醉呢，你咳嗽一声说：这个这个，您的裤子拉链没有拉紧。
但是印象主义论断真的不需要推敲吗？学者Inglehart多年致力于各国观念调查，结果早在2001年就有数据显示，对于“民主太优柔寡断，太多口水仗”这个判断，中国1000个随机受访者里有65％不同意，美国才61％；对于“有民主经济就会变糟”这个判断，中国人里74％不同意，与美国78％的数据相差无几。可见奥黛丽·赫本在美国算个美人，在中国也算个美人。当然中国人很可能对民主的含义有误解，很多人以为多出几个包青天就是民主，但是从未见过鸭子跑听过鸭子叫，对鸭子到底长啥样有所误解也未必令人费解。何况又有研究显示，越来越多中国人从“程序和权利”的角度而不是“吃饱穿暖”的角度来理解民主的意义——越是受教育程度高、经济条件好的人越理解民主之普世含义，随着中国人教育、经济水平越来高，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文化不是司母戊大方鼎，两千年前长什么样，两千年后挖出来还是那样。
再说“小农意识”。又有不识趣的学者通过对江苏12县的调查发现，这12个县的抽样农民里，82％认为村支书应由选举产生，近60％认为最高领导人也应选举产生。多数被访者甚至坚持，即使选举带来混乱也不应放弃。至于市场经济，就调查当年来说（2000年），大多数农民支持市场经济，支持率比北京市民还高，可见这些小农真小农，急需长衫飘飘的知识分子们从天而降去启蒙。
当然印象主义者很可能要说：这些研究可靠吗？不可能。好吧，走街串巷得来的数据还不如一拍脑袋的感想靠谱，看来以后要比谁的学问更权威太简单了，就比谁的眉头更紧锁，或者比谁的风衣更飘逸。另外总有人说，论据论据，社会现象靠数据事例说得清吗？你这是科学主义。我想，现在要打倒一种思想真容易，在它后面加上“主义”二字即可。“主义”前再加上“帝国”，打击就更有力了。
一个简单的道理是：逻辑和论据当然不可能说清所有的社会现象，而且同一组数据完全可以有不同的诠释，同一个问题也可能找到不同的数据，但是有逻辑和论据总比没有更好一些。中国近当代知识分子里我最爱的还是胡适和顾准，因为在一个几千年陶醉于“意境美”的文化里，他俩一个讲实证精神，一个讲经验主义。不狐假虎威，不故弄玄虚，倾心于“此话怎讲”和“何以见得”这样朴素的思维方式。当然他们因此也分外孤独，在其所处年代里，简直可以说是孤鸿哀鸣。今天的知识界是否好些了呢？我放眼望去，一堆人在玩前现代，另一堆人在玩后现代，独独中间那一望无际的空地上，仍然人迹罕至。
今天您施密特了吗
现在房地产商卖房子很有技巧。为了在激烈竞争中吸引买主，策略之一就是给楼盘起洋名。比如明明是六环附近一个鸟不生蛋之处的楼盘，美名其曰为“香榭丽舍”，隔壁那个楼盘则叫“莱茵河谷”，再隔壁那个叫“曼哈顿寓所”。为什么呢？听起来洋气呗。
把产品打扮得洋气以促销的，不仅仅是房地产商或者化妆品商，现在的学者们也深谙其道。比如，明明是推销专制思想，你当然不能上来就“董仲舒说过”或者“张春桥指出”，你得说什么呢？你得说“施密特说过”。
施密特是谁？你可能会问。这就对了——如果连你都知道了施密特是谁，某些学者还怎么拿他来装神弄鬼。其实施密特，这个中国思想界的新款LV包，是希特勒第三帝国时代的一名知识干将。1933年加入纳粹党并被任命为纳粹法学家联盟主席，二战后差点在纽伦堡受审判，由于拒绝“去纳粹化”而从此被禁在德国任教职。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半个世纪后被一群中国学者八抬大轿抬到了中国的学术寺庙里供奉，虽然我理解“出口转内销”是乡镇企业提高产品价格的捷径，还是感到情何以堪。
比如，关于施密特，我国著名学者某某某、某某某和某某某分别写道：“在施米特看来，自由主义的毛病，就在于相信或幻想‘敌人’可以被转化或化解掉……自由主义者相信和平、理性、自由讨论和互利交换，但政治问题的最内在的核心，是‘保卫自己的存在方式’，是‘击退敌人’；它可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政治上的‘敌友之辨’不是玄学或纯思辨，而是最现实、最具体、最性命攸关的事情……自由辩论、私有财产、法律的形式公正和趋利避害的市民阶级理性都无法消解或转化政治的内在强度。”“在施密特看来，这种宪法至上的政治观念隐藏着深刻的政治危机。因为当一种政治力量准备摧毁整个宪政民主体制的时候，也就是说当政治陷入到施密特所说的‘非常状态’时，没有任何合法的力量可以挽救宪政民主体制……正是面对这种政治上最危急状态，主权概念才凸显出来了。换句话说，主权不服从宪政状态，而是在关键时刻拯救宪政状态。主权依赖的不是宪法，而是高于宪法的决断……施密特的理论实际上克服了自由主义的内在缺陷……正如施密特所说的，政治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人与朋友。在敌人与朋友之间，不存在自由的问题，只有暴力和征服。这就是政治的实质，自由主义者往往不敢面对的实质。”“把宪政搞成自由主义的法治形式，根本误解了政治形式的实质。施米特的决断论的含义是协调或并置政治原则和自由原则，强决策的国家并不缩减任何市民社会的自由成分。纯粹法学的自由主义宪政观念过于理想化，认识不到其中仍然存在国家的主权问题，自由的法治仍然必然表现为政治的专权。看不到自由主义国家中的政治（划分敌友）现实，要么是幼稚的，要么是自欺欺人。”
上述引文只是施密特中国粉丝团的众多言论之三而已，是我从上述学者们迷宫一般的文章里颇费周折地挑选出的三节最接近汉语的段落。由于字数关系，我只能挂三漏万。其实仔细一读呢，粉丝团的言论大同小异，翻译成大白话无非是：当社会的利益或者观念分裂到一个极端程度时，自由主义主张的理性辩论就可能没用了，而需要“主权者”分清敌我，借助于强力打击敌人。我不知道这样一个非常简单明了的意思为什么非要左一个“政治的反题”右一个“价值的僭政”来表述，甚至为什么需要绕道施密特来表达，但表述方式倒是次要的，关键是内容的千疮百孔。如果我是上述学者们课堂上的学生，肯定忍不住举手提问：
第一，我能理解“理性辩论”有不够用的时候，但谁来决定什么是需要“主权决断”的“紧急时刻”？1957年储安平质疑“党天下”的时候情况够紧急吗？1959年彭德怀庐山“反攻倒算”“大跃进”的时候紧急吗？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形左实右”的表现紧急吗？1976年清明节民众缅怀周恩来的时候紧急吗？如果“主权者”可以大笔一挥随便指认甚至无中生有地制造“紧急时刻”，我们该怎么办呢？
第二，施老师说政治的本质是“分清敌我”，那么，谁来“辨别”敌我以及怎样辨别“敌我”呢？希特勒揪出了犹太人和共产党员，斯大林揪出了“富农”和“托洛茨基分子”，我们曾经揪出了“地富反坏右”，为了继续讲政治，下一步我们该按照什么标准揪谁呢？存款100万以上的人？一切爱看《非诚勿扰》这样低俗节目的人？破坏稳定的“发帖犯”？“越级上访”的人？袁腾飞及其粉丝？如果“主权者”一不小心得了被迫害妄想症，大笔一挥随便指认甚至无中生有地制造“敌人”，我们该怎么办呢？
第三，就算“紧急时刻”可以为强权辩护，那么，如果政府可以“强权”人民，更强大的“霸权”国家“强权”我们时怎么办呢？自认倒霉吗？如果B压制A是对的，为什么C压制B就是错的呢？比如，小布什在“9·11”之后的“紧急状态”下非常“决断”地分清了美国人民和恐怖分子的“敌我关系”，并一举发动了伊战“打击敌人”、“保卫自己的存在方式”，如此“决断”的领袖，怎么不见施密特粉丝团叫好、只见他们叫骂呢？是不是因为在恐怖分子炸了楼的情况下布什才“分清敌我”，彰显出他不如那些极左或极右独裁者想象力丰富？而真正的“决断力”必须体现在无中生有的能力里？
第四，那个频繁出现的“主权者”是谁呢？某阶级成员吗？某党派成员吗？是公民吗？包括低俗节目爱好者、袁腾飞及其粉丝、存款100万以上的人以及发帖犯吗？如果不是公民，又是指谁呢？按什么标准认定？体重在100斤至130斤之间、双眼皮、不爱吃麦当劳这个标准如何？也许还应该加上一条“有生以来感冒次数为偶数”？
其实，把施密特推到极端，就是暴君或者暴民可以任意指定“敌人”、捏造不存在的“危险”、继而以“决断”的名义实施暴政，而这正是施密特能成为纳粹法学家的原因，也正是纳粹极权悲剧的逻辑链条，同时也是左翼极权悲剧的逻辑链条。这样一个逻辑上漏洞百出、伦理上早已破产的理论，竟然被一大群中国学者作为学术地沟油回收过来，炒出油光滑亮的论文和书籍，搞得年轻学子谁不施密特一下都不好意思出门，这次第，怎一个正龙拍虎唐骏读博。
不错，施密特的问题意识不是没有道理：自由讨论有其力不所及之处，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甚至可能依靠战争解决政治冲突（比如美国南北战争）。但是这种对强力的诉诸前提是“迫不得已”，即所有的对话空间都已被开拓和穷尽。换句话说，只有在罗尔斯的“公共理性”和哈贝马斯的“有效沟通”被穷尽的地方，施密特才可能有意义。但是在中国这种自由讨论仍然极不充分的情境下讨论自由的限度，在罗尔斯和哈贝马斯甚至都没出现的地方大谈施密特，好比一个300斤重的胖子刚减肥减了30斤，理论家们就开始对“他会不会太瘦了”这种“紧急状态”喋喋不休，问题意识错位到哪儿去了呢？直把加州当汴州了吧。
此事的另一个有趣之处在于，施密特中国粉丝团中的核心人物们很多都是反西方文化霸权的民族主义者。作为民族主义者，却如此钟情于用生硬的翻译体语言、晦涩的西方文本、掉西方书袋的方式翻山越岭来说教中国人，便是我，也感到了传说中的“吊诡”。我想，爱国是不是可以从爱汉语的轻盈灵动、从直视普通中国人的经验世界开始？一个女孩一边桀骜不驯地说“漂亮是普世价值吗？”一边悲愤地掏出了粉饼、口红和眼霜，这让我想起一个词，叫“自卑自负情结”。等等，我又想起一个词，叫“拧巴”。你能想象一群当代德国学者凑一堆，引用康有为捍卫德国，说着说着又对东方怒不可遏拍案而起吗？这个画面是如此之拧巴，简直是毕加索出品。对施密特迷们，我想说的是，其实，从朝阳区到海淀区，是可以不绕道阿尔卑斯山的，坐地铁10号线就行。
弹性的限度
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但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这话经不起仔细推敲，但有其有趣之处，套用到政体上效果类似：自由制度都是类似的，但是威权制度却各有各的威权形式。
威权与威权千差万别似乎不难理解，希特勒那种种族灭绝者叫专制者，李光耀这种开明治国者也被很多人视为专制者。要给威权体制分类，按照当政者的角色来分，有传统的君主制、军人当政、一党专政；按威权的性质来分，有所谓“暴政”和“开明专制”之分；不过我想，也许还可以根据威权体制的精密程度，将威权体制区分为“精致的威权主义”和“粗糙的威权主义”。具体这条线应该怎么划，当然非一篇小专栏所能处理，但是显然，像老电影中那样，国民党士兵歪戴着帽子，用枪比划着倒地的农民大喝：“你！交出你家老母鸡来！”这肯定不是精致的威权主义，而和风细雨地趴在你耳边说“挣钱吧，挣钱吧”，挣了很多钱之后让你当这委员那委员，那岂止精致，简直是行云流水了。
为描述这种精致的制度，有西方学者发明过“威权式弹性”这个词，甚至用它来解释中国政治体制的生命力。大意是，中国今天的体制不再笨拙僵硬，而是敏捷灵活。它在四个方面区别于传统的威权体制：有相对规范的权力交接制度；有以素质而不是派系为基础的人才吸纳机制；有组织上的专业化和层级化；能组织一定的精英甚至公众政治参与。总之，它不是卡扎菲或者金正日式体制，一个人霸占一个位置几十年不下台，捞钱的不是你大舅子就是你小外甥——弹性的威权主义下，一个人在位N年也得下台，别人的大舅子和别人的小外甥也可以挣钱。
其实“威权式弹性”这个说法，是近年比较典型观念的一个总结。类似的说法包括“非自由的适应性”、“政党的纠错机制”、“学习型政党”、“协商式威权”……云云，核心观点就是，别看没有西式选举，但是如果一个执政党懂得“知错就改”，不断“与时俱进”调整自己的政策，那它就有了生命力。你以为这坨面只能擀面条，结果民众爱吃饺子的它也能包饺子，爱吃包子的时候它也能包包子。别的国家需要通过吵吵闹闹的选举才能获得的问责和信息机制，威权式弹性体制下通过领导的明眸善睐就可以解决——还节省了那么多街头政治、议会吵架的时间精力，堪称一种“经济环保型”体制。
威权式弹性的说法当然不无道理。虽是同一个大的政治框架，却可以从“斗私批修一闪念”跨到“发展是硬道理”，从“领导干部终身制”跨到“到年龄就退”，从穿喇叭裤都被视为精神污染到现在有人街头裸奔却有可能被称为行为艺术，其“弹性”不可谓不大。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史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不断政策创新的历史。
但是，能无限寄望于这种“威权式弹性”来推动深入的改革和发展吗？这一点令人生疑。问题在于，有些政策领域似乎始终是“学习能力”的瓶颈，比如庞大的“三公消费”，比如屡禁不绝的腐败，又比如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医疗资源的城乡和官民倒挂问题，再比如高考招生标准区域歧视问题等等。二三十年来这些方面改革的呼声不绝于耳，但却始终难以走出困境。所以仔细观察，威权式弹性体制中的学习能力似乎有选择性的：导致帕累托改进的领域自然政策弹性很大——比如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和贸易开放，中下阶层付出改革成本的领域政策弹性也不小——比如国企改革和户籍改革，甚至打掉部门利益的领域也有一定政策弹性——比如工业向环保部门的一定妥协，但是，凡涉及既得利益集团作为一个整体的利益时，“弹性”似乎就失灵了——皮筋变成钢筋，怎么拽也拽不动了。
不但学习和纠错能力在政策领域方面呈现出选择性，它甚至可能也是边际递减的。随着改革和发展的深入，帕累托式改进的空间越来越少，中下层的权利意识逐渐觉醒，而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却越来越大和固化，政策弹性离利益壁垒就越来越近了。一米长的皮筋撑到五米也许没那么难，但是从五米再撑到十米就开始费劲了。
其实威权式弹性也并非什么新鲜事物，历史上屡见不鲜，只是弹性有大有小而已。汉武帝发“罪己诏”，是“威权式弹性”，乾隆帝热衷于救灾济民，是“威权式弹性”，慈禧当政时的洋务运动，又何尝不是“威权式弹性”？甚至连“大跃进”之后1961年的“巩固、调整、提高、整顿”，也是“威权式弹性”。问题是政策的弹性似乎也没能阻挡后面各种政治悲剧的发生，该爆发的还是爆发，该动荡的还是动荡，这大约是因为“威权式弹性”总是局限于政策的创新，但悲剧的根源却是在权力的结构。寄望于持续的政策创新来替代权力结构的改革，也许能走到莫斯科，却很难抵达罗马。一个人不可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一个国家或许也是。
怎样推销“糖果”
2012年夏天四川什邡政府的官员们肯定特别郁闷。辛辛苦苦给灾后重建的什邡拉来了“大项目”宏达钼铜，该项目能“增加财政，改善民生”，还通过了“国家级环评”。就是这样一个“利国利民”的项目，却被“不了解，不理解，不支持”的“部分群众”强烈抗议，在7月初酿成了重大警民冲突，特警打人的照片被四处传播，舆论对什邡政府骂声一片，最后项目停工。竹篮打水一场空不说，还落了一身骂名。
为什么会这样？什邡领导肯定无比委屈。他们苦苦思索，得出一个结论，“由于前期宣传工作不到位”。
于是，冲突发生之后，他们的补救措施也是加强“宣传”：在广播电视上滚动播出《市长答记者问》、《钼铜项目环境保护的情况介绍》、《环保专家谈钼铜项目》、《我市各级干部深入基层倾听民意解疑释惑》……“及时通过官方微博、舆情专报、手机报、公共信息应急平台发布相关信息”，同时发动各级干部“深入全市各企业、学校、乡镇及村组”，深入宣传解释政府的决策……总之，打了一场亡羊补牢式的“宣传战”。
如果什邡政府——或任何地方政府——从这场警民冲突中得出的教训是“以后做事一定要先搞好宣传工作”，或加上一条——“维稳一定要防患于未然”，那么他们这次所吃的苦头可以说是白吃了。不幸的是，这好像是很多地方政府在遇到群体性事件时得到的仅有“教训”。
问题不在于你所说的“部分群众”有没有听到，而在于在决策过程中“部分群众”自己是否有机会说。如果不能将公民参与纳入到决策过程当中，视为政治正义的一个内在部分，再多的宣传都会显得很可疑，甚至越多的宣传越显得可疑。如果街上有个陌生人突然塞给你一包糖果，告诉你“这包糖很有营养，你吃吧”，你敢吃吗？如果这个陌生人加大“宣传攻势”，用英法德三国外语就这包糖的营养价值进行了天花乱坠式的讲演，你因此就勇敢地吃了下去？还是会更远地推开它，心里嘀咕道：这里面肯定有猫腻。
如果真心想推销，推销者正确的做法似乎是：邀请对方来参观这包糖果制作过程——此所谓决策透明；允许对方在参观过程中增减自己爱吃或不爱吃的原料：加点苹果和奶酪，去掉菠萝和果冻——此所谓民主参与；如果加奶酪会败坏这包糖果的口味，而且有害健康，那么也许可以听听中立第三方营养学专家的意见——此所谓决策科学。在现代社会里，只有决策透明、民主、科学，才合乎程序正义，没有程序正义，你说你塞给我的是900块钱1克的山珍海味，我凭什么相信呢？
怎么能把政府比作“陌生人”？有人可能会抗议，政府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呀。这……民众看到过政府组织修建的高速公路，出资的合作医疗，但也看到过前仆后继的腐败官员，见识过政府给自己开支票盖豪华大楼吃豪华饭菜，所以政府官员到底是好过陌生人还是坏过陌生人，这事还真有点不好说。
试图绕过程序正义，依靠“宣传”、“维稳”来寻求民众合作，在一个民众理性能力和权利意识逐渐强大的时代，只会越来越捉襟见肘，甚至会陷入政府“怎么做都是错”的可悲境地：我给你的糖果富含维生素ABCDEFG，你看，标签上都写着A、B、C、D……你怎么还一手打掉呢？你到底要我怎么样？其实，你也不需怎样，只需要把民众“当成人看”——将他们视为有理性能力、对话意识和选择权利的成年人，而不是当做看到糖果就两眼放光、看到标签就上钩的儿童。如果不允许他们以思考、对话、选择等建设性的方式参与，最后他们很可能会以砸车、扔石头等破坏性的方式参与——人之为人的尊严总要一个表达的渠道。
当然政府可以以特警驱散人群，但被压制下去的愤怒只会在下一次冲突寻找出口。政府还可以叫停钼铜项目来安抚人心，但万一钼铜项目的环境危害果真不那么严重，却仅仅因为决策缺乏透明和民主而被叫停，这岂不是政府与民众的“双输”？悲哀的是，在民主程序匮乏的地方，政府往往不得不饮鸩止渴，以民粹政策来弥补程序合法性不足。
中国孩子在成长过程中，被父母打骂时经常听到这句话：“我这都是为你好！”每次听到这话我都纳闷：为他好就不能听听他的意见吗？打他是为他好，骂他是为他好，对他的感受不闻不问是为他好，那什么是不为他好呢？也许中国的“家长式政府”也应该停下来想一想，“用心良苦”是不够的，还需要把民众当做平等对话者。时代已经变化了，今天中国“主要矛盾”也许已经不仅仅是落后的生产力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之间的矛盾，而且是政府“我说了算”的习惯和民众“我说了才算”的愿望之间的矛盾。
标签战
以前看过一个段子，说中国人爱走捷径：因为懒得锻炼身体，所以特别推崇各种补品；因为不愿承受经营劳作之苦，所以好赌；因为嫌恋爱麻烦，所以嫖客文化十分兴盛……这话也许以偏概全，但有其闪光之处。近日观察各式网络论战，又想起这段话，原因是我发现，很多人在公共领域中辩论也爱走捷径，这个捷径就是——贴标签。“你为什么总是说美国好话？带路党！滚去舔你美国主子的脚丫子吧！”“你竟然认为这事政府没有做错？你这个五毛！什么？你从没从政府手里拿钱？那你就是自带干粮的五毛！”……放在15年前，大街上随便拽个人问什么是“五毛党”，什么是“带路党”，他肯定一头雾水，今天它们却成为网络上的日常用语。更开放的讨论空间有没有增进公共讨论的理性我不知道，但是它刺激出汉语的“创造性发展”，却有目共睹。
对于论战者来说，贴标签的好处就是省去论证的辛苦：你都是从政府手里拿钱的“五毛”了，我还有必要正视你的任何观点吗？或者，你都是时刻准备出卖祖国的“西奴”了，我用得着就你说的道理进行思考吗？为什么以及什么样的民主制度对于今天的中国是可欲的？这本是自由民主派需要论证的道理。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这本是民族主义者需要仔细厘清的概念。但原本可能要分十五个步骤才能论证清楚的道理，现在一个步骤就解决了：你这个××党！
岂止时政问题上，哪怕是经济或者科学问题，在“我们这儿”，道理之争也往往变成“标签战”。对主张放任自由经济的人而言，哪怕主张保留公立教育都可能被指责成“福利控”；对疑惧“新自由主义”的左翼来说，主张土地私有化就成了“权贵资本主义代言人”。你凭什么否定中医理论？这是“科学主义”！而你，竟然说中医把脉不是完全没有道理？那你肯定是“文科傻妞”了。总之各个领域的公共论争都有降格到“标签战”的危险，主张什么的似乎都会主张出四处揪斗的红卫兵气概。虽然有些人试图边讲道理边贴标签，但标签往往以辞害意，令人不愿听标签后面的道理。于是交锋不能深入，论争总是戛然而止。好比全中国人端个板凳，坐到电视机前准备看刘翔，起跑线上的刘翔突然站起来，走到罗伯斯身边给他贴个标签：“乌龟”。然后，不跑了。
以贴标签来代替说理，或不必要地以贴标签来强化说理，不知道是不是我们革命“战斗文化”的一个遗产。在历次党内斗争中，不但各种标签源源不断，而且这些标签还左右对称，因此不管你有什么倾向，都可被一网打尽。你不是“左倾冒险主义”？那你肯定是“右倾机会主义”。你不是“教条主义”？那你肯定是“经验主义”。你不是“个人主义”？那你肯定是“宗派主义”……总之不管你主张什么，你肯定都有问题，都需要改造思想，需要匍匐在唯一正确的思想面前伏法认罪。至于到底什么是“左倾冒险主义”、什么是“右倾机会主义”，这些概念是否经得起仔细推敲，那似乎就不重要了，标签的意义就在于屏蔽而不是展开思考。后来随着革命越来越深入，帽子工厂也变得越来越琳琅满目，当然也就不足为奇。
这大约也是为什么我们的公共生活十分贫瘠的原因之一。标签战伤害道理的微妙性，而道理几乎总是微妙的。比如一个人主张土地私有化，但同时主张发展一定的社会保障体系，那么他是“权贵资本主义代言人”还是“福利控”呢？又比如一个人认为民主制度的良性运转的确依赖于一定的民众素质，但他同时又认为今天中国民主化的主要障碍不是民众素质而是利益集团，这个人算是“五毛党”还是“带路党”呢？再比如一个人认为人权高于主权，但同时认为国族认同可以成为社会生活的润滑剂，这算是“卖国贼”还是“爱国贼”？在非黑即白之外还有很多思想的灰色地带，而这个地带往往最考验思想的精细，通过将他人的观点极端化取消其意义，恰恰是公共讨论中的避重就轻。
所以标签盛行的地方，理性则易于枯萎。在将对方以及自己的思维极端化的背后，是认知上的懒惰，以及对一劳永逸式教条的渴望。我始终相信一个好的民主制度不仅仅是对民意偏好的计算，更是对公民理性乃至德性的滋养。你说我五毛，那我说你西奴。你说我西奴，我说你脑残。你说我脑残，我说你傻逼。当辩论陷入这样的逻辑，标签战就彻底沦为骂街战，公共领域将从海德公园演变为一个脱衣舞池。下限低的争论者也许会赢，但争论本身却一败涂地。我们常常抱怨来自权力的打压伤害公共理性，但是伤害公共理性的何止是权力。
没来的请举手
因为时不时发点牢骚，被一个朋友教育：“中国现在发展得很好呀！你看——”顺手往窗外一指：“到处是高楼大厦！比国外很多地方现代多了！你看我们现在这个餐馆，还有周围的餐馆，全是满的……”
我承认，虽然空气能见度有限，顺着她的手指，我的确看到了窗外很多熠熠发光的高楼大厦。岂止高楼大厦，还有车水马龙——延绵不绝，完全可以用“唯余莽莽、顿失滔滔”来形容。此外，我可以以亲身经历作证，我生活和工作区域附近的餐馆，到吃饭时间几乎总是满的，这是对“内需不足论”的有力反驳。夏天的时候，我还经常在路边看到打太极的老太太，打篮球的少年以及卖烧烤的路边摊。如果张择端还活着，这些景象足够他再画一幅现代版的《清明上河图》。
正为自己的消极心态感到羞愧，我突然想起了以前读到的一个笑话。这个笑话说的是，老师对着全班学生点名：“没来的请举手”。
我问这个朋友：你知道薛某吗？她说不知道。我只好跟她解释：这是广东某村的农民，在该村的土地维权事件中与政府发生冲突，被带到看守所后，据说“心源性心脏病突发”死亡，而这只是神州大地上诸多“神秘看守所死亡”事件中的一个。
我又问，你知道韩某吗？她说不知道。我只好跟她解释：这是一位女性，因为参选地方人大代表，而受到种种困扰。
我又问，你知道雷某吗？她说不知道。我又只好跟她解释：这是一位普通的尘肺病人，因为没钱治病现在岌岌可危，而这只是无数得不到医保救助的尘肺病人及其他病人之一。
我一口气列举了十来个我的朋友从未听说的人，都是这个欣欣向荣的时代里“没来的人”。因为可能影响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形象，所以关于他们的信息总是模糊不清——虽然互联网上偶有透露，但相关信息总是倏忽即逝。又因为这是一个大众媒体的时代，所以如果他们不曾在大众媒体上存在和停留，那么他们就几乎相当于不存在。这当然不是说《清明上河图》上画的车水马龙是假的，但车水马龙的背面，还隐隐浮现着另一个不那么豪迈的世界。“这些都是发展中的问题，毕竟要看时代的主流！”我的朋友说。到底什么是时代的主流，我不大清楚，我只知道当一个人得了胃溃疡，医生不能视而不见，安慰他说：要看身体的主流嘛，除了胃，你的其他器官全都是好的！
据说知识分为三种：你知道的，你不知道的，以及你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薛某韩某雷某对于我这个朋友，大约就属于她“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那一类知识。因为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尽管性情善良，她甚至没有翻到《清明上河图》的背面去看看的冲动与好奇。因为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她相信北京五环内的所见所闻，就是“时代的最强音”。也是，在人类不知道火星的存在的时候，没有人会好奇上面都有些什么。
在一个信息传播受限的社会里，坐井观天几乎是认识的必然趋势。开着新添置的汽车、住着新装修的房子、手里捧着30块钱一杯的咖啡、另一只手举着iphone的人，的确会困惑：你说你都吃得起麦当劳穿得起七匹狼了，还嘟嘟囔囔，是不是太忘恩负义了呢？
除非你意识中国不仅仅意味着都市的“五环”。在海水的深处，阳光未曾照耀之处，还有薛某韩某雷某，并且每一个已知的薛某韩某雷某，很可能还对应无数我们尚未知晓也无从知晓的薛某韩某雷某。苍莽雪地里，要保持对那个被遮蔽世界的知觉，你得不断提醒自己不要睡着不要睡着不要睡着。
这个道理听上去简单，却未必人人知晓。20世纪30年代初，英国作家萧伯纳访问了苏联，被领着参观了种种社会主义成就后，他回到英国发表文章，驳斥了各种“污蔑苏联建设伟大成就”的言论。“我们想证实，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那里存在着经济奴役、匮乏、失业……在所到之处，我们处处看到充满希望和热情的工人阶级……”事实上，就在他参观苏联前后那几年，强制性农业集体化导致了约七百万人在饥荒中死亡。无独有偶，写作《红星闪耀中国》的斯诺，在1960年和1964年两次访问中国后，也将关于中国发生了饥荒的传闻驳斥为“冷战宣传”，他表示：“我在中国没有看到饥饿的人，绝对没有像过去那样的饥荒……”你看，没来的人都没有举手，说明大家都在这里，这是多么好。
法治何以可能
十年前中国一位政治学者提出一个概念“咨询型法治”，核心思想大致是中国需要法治，但不需要民主。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威权主义者们的这个观念与经济放任主义者们不谋而合——虽然他们在经济观念上大相径庭，但在政治上，都信奉“要法治但不要民主”。
法治当然诱人，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在民主不够深入的情况下，法治是否可能？最近几个拆迁案例似乎都对此打上了问号。一个例子是上海的“钉子户”潘蓉，虽然有《物权法》高高在上，却仍难逃住房被强拆甚至丈夫被关押的不幸；一个是也来自上海的孔东辉，虽然有已经颁布一年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却在要求政府公开相关拆迁信息时处处碰壁，甚至在起诉失职部门时被告知“没有原告资格”；更不用说另一个相关报道：河北农民王秀珍为暴力拆迁之事上访时，被镇领导呵斥：“有事别找我，跳楼去五楼”。在这些案例中，都不能说这些被拆迁户在申诉时“无法可依”，但是“有法可依”并不意味着“有法必依”，这是为什么呢？
一个威权主义者和经济放任主义者都经常忽略的事实是：权利的前提本质上是权力，在权力失衡的情况下，法治往往成为泡影。这其实不难理解，一个手无寸铁的人和一个拎着手枪的人谈“权利”，那个持枪者为什么要理会那个手无寸铁的人呢？如果那个手无寸铁的人是个会下金蛋的母鸡，也许持枪者还可以考虑和他“交易”。如果对方既无寸铁又无寸金，作为理性人，实在看不出持枪者为什么要放下武器交出权利。英国——这个被视为法治典范的国家——其法治传统的形成并非因为国王的良心发现，或某贵族上书要求“咨询型法治”，而是因为国王和议会的权力制衡，而这种制衡之所以可能，又是因为贵族们一不做、二不休，关键时刻拿起了武器。有句俗话也许可以用来理解英国历史上权利如何建立于权力的基础上：社会跟政府讲道理，政府就跟社会耍流氓；社会跟政府耍流氓，政府就跟社会讲道理。
在现代社会，权力制衡的实现显然不必要如此兵戎相见——选举就是一个权力平衡装置：不能用枪把独断专行者打下来，至少有可能把他给选下来。当女性有了选票，女权才变得有意义；当农民有了投票权，他才可能对公然歧视政策说不……对民主也许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其中之一是，它是而且仅仅是，一种权力平衡装置。这种平衡性也许不能保证法治，但至少使它变得更可能。
固然，民主不能包治百病，甚至可能带来诸多问题，比如传说中的“多数暴政”。但是在现实的代议民主制中，民主很少作为一种“光秃秃”的权力机制运行，它往往是浸润在各种错综复杂的权力机制当中，比如阶级（有些阶层由于经济实力具有更大的政治影响力），比如游说组织（有些人群组织程度高），比如教育，比如“文化霸权”……正是不同权力机制的相互作用，导致“多数”的人数优势往往在代议民主中被冲淡甚至抵消。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现代民主仅仅是个人数游戏，就无法解释仅占美国人口1.7％的犹太人为何在美国如此有权有势。
那么新加坡呢？“要法治不要民主”派最喜爱的例子似乎就是新加坡。且不说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在本党利益受到威胁时，向来不惮于无视法治，比如屡屡动用诽谤罪来打压反对派，也不说新加坡现在已非严格意义上的专制国家，被很多人认为是“混合政体”，关键是新加坡这个独特岛国的经验缺乏普遍性：它在独立之前有100多年的英国殖民史，而在此之前又缺乏自己的文化传统，于是一个文化真空被英国的法治传统浸染，而英国的法治传统又为母国的民主体制所维护——换言之，新加坡是搭了一个“便车”，其法治传统仍然是间接地来源于英国的民主制衡机制（这一点香港类似）；此外新加坡作为一个小国不存在中央地方关系，因而自上而下的制度监督成本很低；它高得惊人的公务员工资被很多新加坡人批评为“公开透明的腐败”；与农业经济形成的集权体制相比，它的贸易经济导致了不同的政治和社会结构……把新加坡经验普遍化，无异于刻舟求剑。对于一个人口众多、社会结构复杂、专制传统深厚的国家来说，潘蓉孔东辉王秀珍们追求法治的机会，恐怕还是来自民主的深入。
他也可以是我
苏格拉底说：德性即知识。两千多年后，我一个朋友说了一句貌似对称的话：笨是一种人品。
说笨是一种人品，大概是说，愚蠢常常不是智力不及，而是选择不去运用智力。也许因为利益，也许因为懦弱，也许因为“温暖的合群”，或者干脆因为懒惰，一些人选择荒废甚至屏蔽智力。在各种荒废智力的表现中，有一种是在迫害他人或为迫害他人摇旗呐喊时，竟然想不到：其实“他”也可以是我。
最近李庄律师在王立军、薄熙来出事后的表现颇让人感慨。他表示，尽管他曾被重庆方面“黑打”，但仍然愿意给王、薄等人提供法律辩护或咨询。李庄这种不计前嫌的胸襟令人感动，但不知王与薄如果得知此话会作何感想。当年他们陶醉于“打黑”的热情却忽视嫌犯基本权利时，可曾想到：眼前这个人，这个在更大的权力面前陷于无助和恐惧当中的“他”，也可以是明天的我。“他也可以是我”，是普遍人权理念的伦理前提。康德的“绝对律令”，意指只有当一个道德准则可以被普遍推广及他人时，才构成道德准则。奇怪的是有的人似乎通过推理就能明白这个道理，有的人却需要通过亲自倒霉才能恍然大悟。糊涂似乎也可以理解，“怎么能给‘坏人’权利？我反正又不是‘坏人’，所以剥夺‘坏人’权利跟我有什么关系？”。知识分子们在“镇反”中万马齐喑，因为他们不是“坏人”，结果“反右”来临时他们就成了“坏人”；农民在土改斗地主时斗志昂扬，因为他们不是“坏人”，结果人民公社运动中他们有谁想藏私粮，就成了“坏人”；干部们在历次肃反中火上浇油，因为他们不是“坏人”，结果“文革”一来，他们就成了“坏人”；造反派在打倒走资派时声嘶力竭，因为他们不是“坏人”，结果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时，他们也成了“坏人”。这么看来，每个人离“坏人”都只有50米远，说不准哪天就会“失足”。
好人变成“坏人”之后，开始痛感权利之可贵与权力之可怖。陈独秀身居党魁位置时曾为暴民焚烧《晨报》报馆而叫好，晚年成了政界边缘人之后，却认为言论和出版自由没有阶级之分；胡长清在位时享受着权力的无限风光，被抓之后开始感慨新闻自由之可贵；不知道管制中的王立军和薄熙来怎么想，我猜他们肯定希望自己有律师和证人，律师不被关押，证人不被胁迫，家里的财产和物品不被展览，媒体上不出现“××死，百姓欢”这样的标语。
人权这个概念被长期污名化，原因之一大约是很多人将权利看做任性的代名词。但这恰恰将普遍人权的伦理基础理解反了：普遍人权保护的不仅仅是“我”的自由，而且是作为“我”的他人的自由——在这种价值观里，社会由无数个尊严对等的“我”组成，而不是由一个身处顶点的“我”、数个身处中层的“你”、以及无数身处底层的“他”组成，也只有将社会理解成无数个尊严对等的“我”，普遍人权才变得必要和珍贵。换言之，人权观念的伦理基础不是任性，而是博爱。
当然博爱的起点是自爱。自爱加上同理心，才成为博爱。对国家和社会的未来，我常常显得比周围很多人乐观，这种乐观与其说来源于情感的需要，倒不如说来源于对逻辑的认同。一个为“大鸣大放大字报”唱赞歌的学者，在遭遇网络语言暴力攻击后，也会愤慨和痛苦；另一个隐晦肯定毛氏“大民主”的学者，在一场涉及自己学术诚信的辩论中，却愤恨痛斥为什么有些媒体的信息一边倒……这些人对抽象的普遍权利颇有微辞，却在自己具体的个体权利被侵害时表现得愤愤不平——我觉得，这种“愤愤不平”就是我保持隐隐乐观的理由。心理学“认知冲突”理论认为，追求逻辑一致性几乎是人类的本能，类似于饿了想吃饭，渴了想喝水，有汽车冲过来时想躲闪一样。所以只要一个人肯定自己的权利，根据逻辑一致性，尊重他人权利就具有“引力”。换言之，普遍权利观念之所以有力量，不仅仅因为它美好，更因为它是一种均衡。据说人人内心都有一个希特勒，要我说，人人内心还都有一个康德。
当然，走向均衡的道路未必通畅。有人说，中国过去一百年的悲剧是，任何一点进步都要以付出最大的代价为成本。本来两点可以一线走完，结果中国人过去一百年愣是在两点之间走出了一团乱麻。简单的事情被搞复杂，大约就是因为太多人只有自己亲自倒霉一场，才能体会到权利的可贵，好比一些孩子非要亲自被烫一次，才知道不能随便玩火，别人被烫时的痛苦却不能唤起他们的同理与同情心。数亿人只有通过被烫才明白火的危险，进步的代价能不大吗？这样说来，笨可能确实是一种人品。甚至还有不少人被烫了也未必明白火的危险，这种人据说叫做“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患者”——碰到这样的人，笨就连人品都不是了，它就是一种意志。
合同异
据说战国时期名家有一个学派叫“合同异”，这个学派认为“天与地卑，山与泽平”，万物看起来不同，其实都一样。这个伟大的“辩证法”可了不得，谁要是熟练掌握了它，辩论就能做到无往而不胜。请看：“你不也还吃肉吗？有什么资格批评归真堂活取熊胆？其实都一样。”“别听他说得那么好听，当政者都是既得利益集团。其实都一样。”“我们这公款消费几千亿，但有报道称奥巴马全家度假也花费公款几百万。官员乱花钱，其实都一样。”“我们是限制言论，但是维基揭秘一出来，西方政府不也气急败坏吗？政府都想控制言论，其实都一样。”“看守所神秘死亡和刑讯逼供是存在，但是美军的伊拉克监狱虐俘案呢？监狱虐待犯人，其实都一样。”
……
一句话，我站在粪坑里，所以我脏；你手里有泥巴，所以你脏。我们都脏，本无不同。“天与地卑，山与泽平”，哦耶。
一味“合同异”，要点就是否认量变之间的差异，否认差异就是否认了进步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从而为一切落后进行辩护。岂止否认，还要嘲讽。我仅仅是“坏”，你又“坏”又“虚伪”，我是真小人，你是伪君子，我呸。
最近网上热议新刑法草案第73条款时，果然，我又听到了那个熟悉的句式：美国不也那么那么了，我们就不能这么这么吗……其实都一样。
73条中最有争议的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内容，该条规定“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的人，可对其进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有人担心，这可能导致作为党纪的“双规”被司法化，甚至可能使收容审查死灰复燃。毕竟，“危害国家安全”是个含糊的字眼，在权力缺乏制衡的情况下，权力机构打击异己甚至官员公报私仇完全可能用这个罪名。时不时有人“被失踪”的现实，更加剧了人们的疑虑。马晓军律师就是一例：他因卷入李庄案而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一个月，其情形无异于被地方部门公然绑架和非法关押。有人担心73条的出台，则可能使这种行为变得“有法可依”。
这种疑虑本是现代公民对公权可能被滥用表达出的健康警觉，但有法学家说了：美国不还有《爱国者法案》吗？我们怎么就不能有73条？于是翻出《爱国者法案》里“可对恐怖分子嫌疑人进行无限期拘留”的条文。你看，你看你看，天下乌鸦一般黑。
在应该学习他国长处的时候，诉诸“国情”，在为本国不足辩护的时候，却诉诸“普世”，还真是辩论中的制胜法宝。好比一个孩子，在小明学习的时候说“我肚子疼，不能跟小明一样学习”，在吃垃圾食品时却肚子不疼了，说：你看，小明都吃了！
问题是，两人吃的是一种东西吗？
首先，《爱国者法案》出台于“9·11”之后，是明确地针对恐怖分子嫌疑人和资助者的法案，政府几乎不可能用它来打击美国内政的批评者。在那里，“国家安全”与“政府安全”是不可混淆的两码事，而在“我们这儿”，两者常常混为一谈。其次，嫌犯有相当的法律保护。“9·11”袭击中的“第20个劫机者”嫌犯——因偶然原因没能实施袭击的卡塔米——至今仍未审判定罪，甚至可能被释放，就是因为美国复杂的司法程序保护他。而我们这儿律师都常常自身难保。再次，《法案》从制定到实践，都有不同权力机构的横向制衡。比如对嫌疑人进行窃听，需要独立的法院批准方可实施。又比如《法案》中原有“秘密搜查”条款，但有法官以违反宪法第四修正案为由拒绝适用，导致《法案》后来修正。最后，《法案》备受社会各界的批评。多年来，抗议示威此起彼伏，诉讼不断，文化和媒体界更是极尽讥讽，甚至“美国图书馆协会”都决议谴责，认为要求查阅嫌犯借阅记录的做法侵犯民众隐私……总之，在权力制衡和民众虎视眈眈下，《法案》的每一个条款实施都举步维艰。同一个法案，在缺乏制衡和批评的环境里，则可能是给公权发张畅通无阻的通行证而已。这当然不是说《爱国者法案》没有问题，而是两者出台背景、适用范围和程序、舆论环境都很不同，混淆二者，不过是又一次运用“合同异”大法而已。
西谚云：不要让“最好”成为“更好”的敌人。意思是80分不完美，60分也不完美，但不要因为80分不是100分而否认从60分进步到80分的意义。不过中谚却说：五十步怎么可以笑百步？要我说，五十步怎么不可以笑百步，九十九步都可以笑百步。人类文明的进步靠的就是点点滴滴的努力，大的进步值得大的肯定，小进步值得小的肯定。别说什么“关了灯都一样”，21世纪了，为什么总要关着灯呢。
权力的道德捆绑
我以前在街边的水果摊买樱桃、葡萄之类的水果时，总想挑出其中最新鲜好看的，但是常常受到摊主的阻挠：“不许挑！不许挑！”也是，如果我把好的都挑走了，坏的他怎么卖呢？其实岂止卖葡萄樱桃，卖企业也是一样：几年前中国产权改革如日中天的时候，为了甩掉一些不良企业，据说一些地方政府采取的办法是：哪个投资者要想买好资产，就得接受与之“搭售”的差资产。可见无论是卖葡萄还是卖企业，好坏搭配是推销之道。
后来我慢慢意识到，很多集权政府的治国之道也是如此，甚至可以说，很多集权政府的成功秘诀正在于此：为了推销强权的苦咖啡，得搭售道德的白砂糖，咖啡加糖，专制也就打开了销路。其实道理很简单，要说服民众放弃权利、财产、自由是很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能让民众在打倒假丑恶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放弃其权利和自由，那么民众对集权政府俯首帖耳就水到渠成了。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朱元璋，其治国之策可以说是政治酷寒和道德狂热的成功会合。一方面，其治下不但有锦衣卫这种秘密警察制度，明初的里甲制度也比任何时代更严密，志在把全民都变成秘密警察，“如鸟之在笼，兽之在柙，虽欲放逸，有不可得”。朱元璋不但利用胡惟庸案、蓝玉案等清洗成千上万潜在的政治威胁，而且还用强制民众迁徙的方式开发地广人稀之地，用强制子承父业的方式干预民众的从业自由。其暴虐到什么程度呢？据说某个街头老妇没有尊称其为皇上，而称之“老头”，朱元璋一怒之下，不但杀掉老妇，而且顺便干掉了老妇所在街区的所有其他人。
但是另一方面，这位“老头”又对道德纯洁性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他不喜酒肉，不荒淫无度，别的皇帝用金制物品，他要求以黄铜代之，“朕本农夫，深知民间疾苦”。对贪官他疾恶如仇，“官吏宿娼，罪亚杀人一等”，贪污六十两银子，就剥皮实草。他对地方官员的“截访”行为也深恶痛绝，认为应当给民众伸冤开绝对的绿灯，有个地方官员试图截访，被他发现后，阉之为奴。他还要求各乡各里建申明亭作为思想品德教育的宣传站，提醒人们尊老爱幼长幼有序。
如果他是纯粹的暴君，民间可能早就揭竿而起了。但是朱元璋同时又是这样一个道德清教徒，很多人喝着咖啡加糖就给喝晕了：“杀贪官？好！”于是在迎接道德特洛伊木马的过程中，不知不觉也迎接了“木马”腹中的极权统治。
在极“左”年代，如何动员亿万群众加入残酷的政治斗争？很大程度上还是要靠权力和道德的“打包”。要让民众接受“错抄一句语录就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收听外国广播就要挨批斗”的制度安排，当然很难，但是假如接受这一安排的“收益”是可以批斗那些以前颐指气使的、享受特权的“土豪劣绅”或者“修正主义走资派”，“出一口恶气”，也许这个交易还算划算？所以革命期间每次政治清洗运动，往往都伴随着党内整风运动，前者目的是修理“地富反坏右”，而后者则是“让党员干部在群众批斗中过关”。一口咖啡一勺糖，革命群众在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张子善刘青山、打倒官僚主义的道德欢呼声中逐渐拱手交出自由和权利。
权力和道德捆绑也不是中国的特产。比如今天的某些政教合一的国家，女人穿衣服不能有伤风化，同性恋被抓住甚至可能被绞死，好莱坞电影一概取缔——谁让它充满了色情和暴力？这种对道德纯洁性的追求在某些宗教激进主义者中深得人心，而这些激进主义者刚好构成政教合一政权的统治基础。
早在中世纪，马基雅维利就在《君主论》中指出，一个成功的统治者要同时具有狮子的凶猛和狐狸的狡诈，要在被惧怕的同时被爱戴。当然，道德和权力的共生性未必只是统治策略：一些专制者很可能“真心”地追求道德纯洁性，而这种追求恰恰与人类对纯洁性的迷恋契合。纯洁性固然美好，但是它对世界丰富性和复杂性的敌视，它天然的非黑即白世界观，本身就为专制提供了最好的精神土壤。因为深知道德说辞如何在历史上给权力如虎添翼，所以我虽然敬重一切洁身自好的个体，但是对一切来自当权者的整风、反低俗文化、打黑运动都心存疑虑，此类口号一出，总想要打开特洛伊木马的肚子，看看里面到底有没有什么猫腻。
观念的水位
据说坊间盛行绝望。
有网友在微博上转播一次关于转型的会议的氛围：A教授表示自己的文字很绝望，但是自己的内心更绝望；B教授表示国民性决定了各阶层得一块儿“玩完”；C教授表示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将其利益制度化……总而言之，“改革已死”。大家所能做的，似乎就是坐在冲下悬崖的车里，眼一闭心一横，等待最后落地时的一声“咣当”。
类似的氛围我也经历过。饭桌上，朋友聚会中，媒体访谈里，每当我对改革的未来表示“审慎乐观”时，就会有朋友提醒我：你，是不是太幼稚了？
好吧，可能是幼稚。但也可能是他们摸着大象腿的时候，我恰好摸着了大象鼻子。
我心目中理想的社会变革应当是一个“水涨船高”的过程：政治制度的变革源于公众政治观念的变化，而政治观念的变化又植根于人们生活观念的变化。水涨起来，船自然浮起来了。所以我观察社会变革的动力，不那么关注船舱里有没有技艺高超的船夫出现，而更关注“水位”的变化。我近些年的观察心得是：变革观念的“水位”在升高。
观念水位变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以前在人们眼中不是问题的问题，开始变成问题了。比如政府部门财政预算公开——我有记忆以来，政府财政预算向来含糊不清，人们长期对此气定神闲，但最近几年它突然变成了“问题”，媒体上常常出现讨论和批评。比如国企被优待问题，银行从来给国企贷款多给民企贷款少，公众之前对此似乎并没有意见，但是近几年这样的嘀咕却开始屡见不鲜：“国企占了70％的资源，而民营企业解决了70％的就业、50％的税收……”此外我印象中城管90年代追打小贩比现在凶狠，但是90年代没能成为公众议题的事情，今天却成为热门议题。民工孩子不是这几年在城市上学难，其实可以说现在比过去容易，但是现在要拆并一所民工学校，却常常会引起轩然大波……此类变化，可以说不胜枚举。总之公众的视力突然变好了，过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事情，今天却开始“大惊小怪”。为什么？山不转水转，观念不同了。
民主的观念基础无非是两点：问责意识和权利意识，而上面所提及的观念变化，几乎都指向这两点。更重要的是，变化的政治伦理，生长于转变中的生活伦理。30年前，中国家长或老师打孩子似乎天经地义，今天却往往遭到舆论唾弃。20年前，人们提到同性恋还往往表情惊骇，今天，至少在大城市里，谁要有个同性恋朋友，简直可以拿来吹嘘。10年前，要是有人跟你说起“业主委员会”这个词，你可能一脸茫然，今天你则可能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所有这些，都是问责意识或权利意识渗透进生活之机理的体现。
观念的力量可不能小瞧。当年老老实实给地主打长工的农民，就是被灌输了“剥削”这个观念后，开始理直气壮地剥夺地主的土地。过去30年经济发展蹭蹭蹭，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观念倒了一个个儿：同一种活动，过去叫“投机倒把”，现在叫“市场经济”。80年代苏东剧变，并非经济有什么大危机，无非是变化了，过去曾经对着那件皇帝的新衣啧啧赞叹，现在一觉醒来，民众突然不干了——你害臊不害臊，怎么什么都不穿？
但是，有人说，中国人是利益动物，除非物价暴涨、股市崩溃、食品安全大乱……中国人不会参与社会变革。要我看，这是混淆了变革原因和变革导火索——变革导火索可能是民生问题，但变革原因则往往是意识形态静悄悄的解构与重构。一只蝴蝶的降落可能会使一个体力接近极限的举重运动员扔下杠铃，但不会有人说蝴蝶的重量是导致该运动员尝试失败的原因。
还有人说，水涨未必船高——如果有人硬要拿铁块压住船呢？这个可能性当然有。历史的发展既非单因，更不必然，否则就成了“历史决定论”。不过，正如我不相信民众是纯利益动物，我也不相信“上面”的人都是纯利益动物。有研究政治文化的学者试图用观念调查的数据说明，精英并非生活在真空里，民众的观念对他们也具有渗透性——当然民众的观念加上民众的实力，渗透性肯定更显然。所以问题很可能并不是水位足够但船没反应，而是水位积蓄其实还不够。今天的中国社会的“权利意识”和“问责意识”刚开始积蓄，势能不足，转化出来的动能也自然有限。
但似乎也不必急着“绝望”。既然水位在上涨，没有理由认为它会停止上涨。对于急于求成的人，变化不在2012发生就太慢，但对于“历史长河”来说，短短30年发生的观念变化已经足够波澜壮阔。又或者，“绝望”本身其实也是一种积极的力量：它蕴含着一种理想——这好过屈从，以及一种理想受挫后的痛感——这好过麻木。我一个剩女朋友在恋爱屡屡碰壁后说：其实，彻底绝望还挺难的。我想也是。一杯水摆在那里，对于口渴的人，想要忘记它的存在，肯定很难。
二 观念·别处
倒霉的英国议员
因为人在英国，以前有编辑朋友问我能不能写点“英国政治”的文章，我笑道：英国还有政治吗？这当然是玩笑。我的意思是：英国基本国泰民安，大风大浪的政治斗争已不多见，有的都是小修小补的技术问题，谈起来有点没劲。而事实是，政治问题的大与小，总是相对而言的：吃惯麻辣烫的人，面对一锅红辣椒都可以若无其事，而不习惯吃辣的人，菜里出现个把红辣椒就会吃得汗流浃背。在我看来鸡毛蒜皮的事，在英国人自己看来，则可能惊天动地。
最近英国的议员报销丑闻，大约可以说明英国政治之现状。
2009年3月，英国媒体开始报道女议员史密斯的可疑行为：她6年来以“第二套住宅津贴”的名义报销了11万英镑费用（大约相当于人民币110万左右）。众所周知，在英国议员是全职工作，一方面他们要在伦敦上班，一方面要跟自己的地方选区保持联系，所以法律规定外地议员可获第二住宅津贴，目的显然是鼓励议员在高效工作的同时能够“常回娘家”，保持和选民的联系。但问题是，史密斯的伦敦住处并不是她的，而是她姐姐的，她只是时不时住其中一个房间而已。她把它登记为第一套住宅，显然是为了能够享受“第二住宅津贴”，因为政府不直接补助议员第一套住宅。
这就成了英国政治里的重大丑闻了。对于“吃惯麻辣烫”的人来说，她堂堂一个议员，在伦敦连房子都买不起，在伦敦工作却只能借住姐姐家，这简直是清廉的标志了，何况借住的房子算不算第一套住宅，这本身也可以争议。当然对于“不习惯吃辣”的人来说，她把自己的主要住处注册成第二住宅，显然是在行骗。
媒体乘胜追击，干脆把史密斯的“第二住宅”报销账单翻了个底朝天，其中有：暖气104镑；电视机370镑；门垫14镑；洗衣机320镑；牙刷架2镑5；浴缸活塞8毛……一个议员连浴缸活塞都拿去报销，太糟蹋纳税人的钱了。但对“吃惯麻辣烫”的人来说，一个政治家连花8毛纳税人的钱都有记录在案，不得不说这个制度非常透明。在某些国家，别说8毛了，8千、8万、80万的消失都可能无声无息。“吃惯麻辣烫”的人甚至可能还会窃喜：洗衣机320镑、电视机370镑、门垫14镑……这个议员够穷酸的，我们家洗衣机还花了499呢。
史密斯丑闻只是一个导火索，接下来的一个月，媒体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报销曝光”运动。议员麦克纳提也被曝光，他12年来报销了6万镑的第二住宅津贴，但这套房子其实主要是他父母住的；贝克特报了129镑的下水道清理费；费莱特80镑的窗户清理费；卡梅伦1741镑的贷款利息……连首相布朗都不能幸免：他报销了清洁费和有线电视费415镑。英国人对这一切义愤填膺，我却有些嘀咕：首相看电视还得自己先掏钱然后再报销？领导看电视不应该是“下面的人”给办好吗，还什么钱不钱的。
虽然这些报销中的大部分严格来说都是合法的，但在议员们工资已经比普通人高的情况下，纳税人还要掏钱来为议员们请清洁工、通下水道、修花园，这显然又是不合理的。结论只有一个：“第二住房津贴”制度本身不合理，漏洞太多，需要改革。这也正是内阁对众怒作出的反应：布朗政府正展开调查，夏天将公布所有议员的报销收据；他还表示要废除第二住房津贴制度，代之以更合理的制度，预计明年推出。
可以看出，英国的“报销门”事件得以解决，政府信息公开是一个关键因素，但是信息公开本身，又依赖媒体自由、政党角逐、权力制衡等机制。仅仅依靠领导人的“决心”，信息公开很可能流于形式，甚至成为政治作秀。一般来说，谁也不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要想根治浪费公款，只有把“搬起石头”的权力交给别人。
这种“问题-曝光-改革”的政治链条大约是英国政治从大风大浪走向小修小补的历史路径。一有火苗就被发现，一被发现就被扑灭，英国政治就是这样变得“没劲”起来。相比之下，某些国家面对熊熊大火而不动声色的政治则“精彩”多了。就在英国首相为几百块有线电视费而受到公众质疑时，中国的公款消费则高达数千亿计。相比可以公款潇洒享受几千甚至几万元一桌饭菜的中国官员，花8毛公款都会被盯梢的英国议员们，真的是很“倒霉”，大约只能哀叹自己怎么就这么“不幸”，生在英国了呢。
提问时间到
卢梭曾这样无情地打击他的邻居：英国人自以为他们是自由的，这完全是错误的，他们不过是在议员选举的片刻自由罢了，一旦议员被选上，人们就又被奴役了，他们其实什么都不是。这个嘲讽显然针对的不仅是英国人，而且是代议民主制本身——在卢梭看来，只有直接民主才可能是真民主，而“代议”是不可能真正实现民主的。鉴于现代国家之庞大，让几千万人甚至几亿人去直接辩论、决策又几乎是不可能的，也许可以推断，从卢梭的角度来看，在现代大国，民主几乎是不可能的。
卢梭的嘲讽固然令人郁闷，但似乎是给现代民主判了一个过于仓促的死刑。投票这个瞬间行为，并不是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孤立事件，它只是一排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推动一系列的民众与政治家之间的互动。民众虽然不能直接坐在议会里辩论，但是他们的“幽灵”却会一直尾随着议员们，因为他们还要靠民众投票再次当选。所以，民众在议会里的“身体缺席”却未必意味着他们的“意见缺席”。而现代大规模民意调查的出现和及时更新，则更使民意的风吹草动都清晰可见，在相对成熟的民主制里，嗅觉灵敏的政治家们就得学会随着这风吹草动翩翩起舞。
最近我开始爱看的一个英国电视节目，似乎就是对“投票时刻之外民众什么都不是”这个说法的反击。这个节目叫《提问时间》（Question Time），每周四BBC一台播出，一期节目一个小时。节目形式是这样的：主持人David Dimbleby邀请5个嘉宾：其中一般来说包括英国三个主要政党的高层官员，另外两个要么是小党代表，要么是无党派人士。这几个人在台上弧形排开，台下则坐着黑压压的几百个普通观众。他们干什么呢？提问。
比如拿今年（2009年）10月15号的这期节目来说，嘉宾包括内务部长Alan Johnson（工党）、议员Damian Green（保守党）、议员Norman Baker（自由民主党）、小党独立党领袖Nigel Farage、记者Joan Bakewell。显然，这种人员构成就是为了鼓励对同一个议题发出不同的声音。这五个人像五个等待论文答辩的学生一样，毕恭毕敬地坐在台上，观众则像答辩中的导师们一样，可以尽情“开火”。
提的问题显然都是针对当下的热门政治议题。比如此期节目中的几个主要问题是：1.如果议员拒绝交还他们不合理的报销费用，他们应该辞职吗？2.英国民族党（一个种族主义政党）最近表示丘吉尔如果活着也会是其成员，你们怎么看？3.最近邮政工人罢工，合理吗？4.最近有人给3岁儿童抽烟并因此被捕，应该给他判刑吗？5.工党政府提案再送500个士兵到阿富汗去，这个提案合理吗？
面对这些问题，台上的嘉宾往往如坐针毡。首先，他们事先不知道会收到什么问题；其次，观众不但提问，而且可以就你的回答进行追问和质疑。几个来回的交锋下来，加上嘉宾内部辩论，时不时就会使会场充满火药味，“提问时间”也就变成了“拷问时间”。比如在对报销问题的讨论中，就有人不断追问内务部长，议员凭什么每个月拿200镑餐饮补贴？凭什么？凭什么？部长一脸窘迫，而观众则掌声四起。在阿富汗增兵问题上，怀疑反恐战争必要性的声音也异常尖锐。
但更多时候，《提问时间》仍是一个理性讨论的平台。每个问题的正反意见都会被讨论和聆听，无论嘉宾还是观众，都不能仅仅“泄愤”，还必须“有理有据”，不然就可能被嘘。比如对邮政罢工问题，反对方认为邮政工人的要求不现实，在网络时代，近年邮局年均失去10％的生意，还要保障就业和工资不可能；赞成方则有力地指出，既然我们有钱救助那些倒闭的私人银行，为什么就没钱救助国有企业的工人呢？在对阿富汗增兵问题上，两方同样各有道理：反方认为8年来不断增兵，阿富汗却不见起色，这样的战争有何意义？正方则认为撤兵将成为恐怖主义者的重大胜利，不但阿富汗、甚至巴基斯坦这样的核国家都可能落入恐怖主义之手。正因为正反方都有道理，只要表述精彩，同一屋子的观众往往会对两种意见都掌声鼓励。
可以说，《提问时间》作为一个公共讨论平台，代表了现代政治的许多核心价值：平等、公开、多元、理性。不过如果我是一个议员，很可能不愿去参加类似的节目，因为它实在太考验官员的神经了：你不但要有承受当面批评而保持风度的心理素质，还要有随时可以拿出道理和数据来说话的专业技能。话又说回来，政治家“日子不大好过”不是坏事，因为他们的诚惶诚恐可能意味着民众的大摇大摆。而在官员既无需风度也无需知识的国家里，官员的日子也许好过了，民众的日子则不一定。卢梭说英国人民不投票时是“奴隶”，在《提问时间》里，我看到的英国人民思想独立、言论开放、精神抖擞、在他们的“奴隶主”面前咄咄逼人，我想卢老师可真是瞎操心。
过去的怎样让它过去
都赫提先生，31岁。听到枪声，他慌乱中趴下，向街边的建筑匍匐，但是还没来得及抵达安全的地方，后面一颗子弹向他飞来，打中了他的后背。麦克吉干先生，41岁。看到中弹的都赫提跑过去施救，同时挥舞着手中的一块白手帕，以示他的救援意图，但是他还没抵达伤者，后脑门上也中了一弹，立刻倒地身亡。
这是1972年1月30日发生在北爱尔兰德瑞市的一幕。开枪的是英国军人，中弹的是成千上万个北爱尔兰游行示威者中的两个。除了他俩，那天还有11个人中弹身亡，此外还有18个人受到枪伤。这一天后来被称为“血色星期日”。
血色星期日是北爱尔兰现代史上的一个重大悲剧时刻。在此之前，虽然北爱尔兰天主教徒已经和英国军队冲突不断，但此后矛盾急剧激化。北爱尔兰共和军的队伍空前壮大，士气大涨，1972年也成为双方冲突最激烈的一年，近500人在冲突中丧生。直到90年代末，北爱尔兰问题才逐步缓解。
如果说有一件事情比生命的消亡更悲剧的话，那就是这种消亡的无意义。不被提起，不被纪念，不被反思，鲜活的生命无声消失在历史的记忆里，好像指纹被狡猾的罪犯巧妙抹去。那些生命似乎从未存在过，血当然是白流，亲友的痛苦也只是历史前进的狂欢中扫兴的岔音。对于不愿意面对伤疤的人来说，这种遗忘也未必是坏事，“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但是哲学家乔治·桑塔亚那曾说，“那些拒绝从历史中学习的人注定要重复它的悲剧”。
这种在历史面前的警醒，大约也是塞维尔报告的由来。1998年，布莱尔政府在推动解决爱尔兰问题的过程中，发现血色星期日这个疙瘩一天不解开，北爱尔兰的民心就一天还在纠结。于是它推动了新一轮的调查，即塞维尔调查。12年之后，也就是血色星期日的38年之后，一个详尽的调查报告终于出台。2010年6月15号，英国首相卡梅伦在议会下院宣布了报告结果，并正式向受害者的家属道歉。
他在演讲中说，虽然我很爱国，虽然我不愿意相信任何关于我们这个国家的负面信息，但这个调查报告显示，当年血色星期日的惨剧，是无可辩护的。他指出，虽然开枪的士兵自称受到示威者手中武器的威胁，但塞维尔调查显示那些中弹者手中并没有任何武器，而且士兵开枪前也没有给出任何警告，而是直接开火。虽然开枪并不是来自上面的指使，而是某些士兵当场的自发行为，但“政府最终要为其部队的行为负责，我代表政府、代表国家向受害者家庭表达深切的歉意”。
卡梅伦的演讲让聚集在广场上收听演讲的人群情雷动。对于那些受害者的家属来说，等了38年，终于等来了彻底洗清污点的一刻。一个死者的妹妹说：“38年前，他们说被杀死的都是武装分子，今天这个谎言终于被揭穿了。我哥哥威廉知道他是无辜的，我们也知道他是无辜的，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了。”但这个报告的意义绝不仅仅是为了让那十几个死者安息，它更是一次整个社会重新确认政府行为边界、重申正义以及表达对生命敬意的机会。正是因此，虽然该报告耗时12年、花费近两亿英镑、洋洋洒洒5000页，但英国社会愿意花费这个人力物力去确认这样一个道理：一个政府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去杀害手无寸铁的民众。
一个国家走向怎样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悲剧其实也可以是财富，而拒绝挖掘这个财富则往往导致一个国家在历史的死胡同里原地踏步。远的不说，拿现代史来说，“肃反”不反思，于是有“整风”。“整风”不反思，于是有“反右”。“反右”不反思，于是有“大跃进”。“大跃进”不反思，于是有“文革”。拒绝反思，“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导致的往往是苦难的死循环。
其实诚恳地反思过去，核心意义并不是“秋后算账”，而恰恰是在直面历史的基础上实现真正的和解与稳定。即使是塞维尔报告，也指出当时英国军队所面临的困境：在事发前三天，已有警察被北爱尔兰共和军打死，此前此后有上千个英国军人以及更多的平民被共和军袭击致死，正如军队滥杀无辜不可原谅，恐怖分子的行径同样可鄙。所以对历史的反思是恢复其复杂性，令所有的经历者共同反思，此事不应“宜粗不宜细”。
对于一个政治共同体来说，关于是非曲直的道理看不见摸不着，它不论斤卖，不以平米记，但正如交通规则不论斤卖不以平米记、没有它都市里的我们却可能寸步难行一样，正义也是和谐公共生活的前提。用秋菊的话来说，凡事需要一个“说法”，一个没有“说法”的世界是一个鸵鸟的世界，把头埋到沙子里，3年后，30年后，300年后，过去的还是不会过去。
沉默罪
2007年8月3号，一岁半的英国小男孩皮特死了。死的时候，他有八根肋骨骨折，脊椎断裂，肚子里还发现一颗自己的牙齿。他是被他的继父打死的。
此事在英国引起轩然大波。小皮特的死被称为英国的另一个“戴安娜王妃时刻”，他去世一年之后还有成百上千人举行纪念性游行，工党保守党也为此事辩论不休，媒体讨论更是层出不穷。人们反复追问一个问题：一个文明社会怎么能允许这样的暴行发生？这个问题之所以令人愤懑，是因为在皮特短暂的一生中，警方、医院、社会工作者曾跟他有过60次接触机会——医生曾注意到他身上的淤伤，警方曾拘捕他妈妈，儿童保护部门曾数次家访，所有这些可以挽救皮特的机会都被浪费了，他最后还是死在残忍的继父手里。
主要罪责当然归于小皮特的家长。他妈妈无业，在皮特3个月大时和他生父离婚，之后和新男友同居（她一直向警方隐瞒此事），该继父无业、文盲、是个新纳粹分子，不但虐待皮特，还强奸过一个两岁幼女。他们还有一个室友欧文，此人助纣为虐，帮助这对夫妇隐藏证据。在最近的法庭判决中，三人都被判刑，皮特妈妈和欧文被判无限期监禁，继父被判终身监禁。
然而，罪责不仅到此为止。对英国公众来说，这不是一个普通刑事案，还需追究政府责任。严格地说，政府并非没有及时介入：2006年12月，医生在给皮特看病之后，曾经向警察局报告其身上异常伤痕，皮特妈妈第一次被拘捕，皮特被托管5周。2007年4月，皮特身上又现不正常淤伤，皮特妈妈再次被拘捕。2006年12月到2007年8月，哈林格区政府曾安排社会工作者频繁视察，其中一个曾到访皮特家13次，好几次还是突袭。
所以对于保护幼童，英国政府似乎有一套严密体制。从医生到警察，从区政府到社会工作者，应当是保护小皮特的层层保险。这些保险机制竟然会一个个失灵，这恰恰是令公众愤怒的地方。两次拘捕，政府本可以不把皮特归还给他妈妈；国家公诉部门本可以起诉皮特妈妈，而不是放弃起诉；医生和社会工作者本应对皮特的淤伤更警觉，而不是敷衍了事……换言之，在此事中，政府的责任不在于它做了什么，而恰恰在于它没做什么。
面对众怒，英国政府不得不及时作出反应。布朗对此事几度发表声明，表示要强化儿童保护机制。2008年11月，儿童部部长波尔斯发起了对哈林格区政府、医院和警察局的调查。2009年初又展开第二次调查。针对调查发现的那些漏洞，政府开始着手改革。与此同时，作为对其沉默和作为不足的惩罚，2009年2月哈林格区儿童服务部主任被解雇；曾经给皮特看病的两个医生被解雇；2009年4月，四个社会工作者被解雇。
此事令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个法律问题如何延伸为一个政治问题。政府作为公共服务机构，其不作为和胡作非为一样可怕。央视《新闻调查》曾有一期采访一群杀夫女囚，发现其中很多囚人都是屡受家暴却投诉无门，无论当地政府、警察还是妇联都对其申诉置之不理，走投无路才犯下杀夫罪行。这就是典型的政府不作为——如果那些女囚应该对自己的杀人罪行负责，那些听到其申诉却无动于衷甚至不听其申诉的各级官员又该负什么责呢？有几个人为此被解雇呢？小皮特死之前至少还惊动了警察、政府、社会工作者的查访，中国那些家暴牺牲品又曾唤起多少援助之手？并且，英国政府对此案的处理不是“运动式”的，而是通过制度齿轮的运转使其长久停留在公众视线里。2007年9月此案爆发，两年过去，政界、媒体还在频繁地讨论此事。相比之下，中国同年爆发的、性质远更恶劣的黑窑问题，虽至今没有治愈，大多媒体和官员却早已因为“审恶疲劳”而不再追问了。
另外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司法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不仅仅是独立于政府，也是独立于“民愤”。此事曝光之后，英国也出现了如火如荼的网民声讨，曾有70万人网络签名要求严惩责任人。但抵制民意对司法的影响，却是英国司法体系的原则之一。从始至终，为保护当事人安全和司法公正，法庭没有公布皮特妈妈和继父的姓名照片地址。二审之前，媒体不许对二审有任何报道（事后可以报道）。当网民将当事人给“人肉”出来之后，不但各大媒体不能转载，警察还介入调查信息来源。陪审团成员更是被禁止使用互联网调研此事。当然我们可以说，只有一个独立于权势的法庭才应该同时独立于民愤，否则民愤很可能是平衡权势的一种有效方式。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