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熊剑平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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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掌控：军机处试读：
小引
早些年我接触了清史，知道清朝统治者严密控制思想界和读书人，制造了太多的文字狱，由此逼出孜孜于考据的乾嘉学术。坦白地说，由于这样的认识，我对清朝的历史一直不很喜欢，甚至于看到电视上的清宫戏，长辫子甩来甩去的，都会觉得别扭（当然也会由此错过不少精彩）。在我的印象中，清朝是个太过于专制的朝代，除了少数满人过得舒坦之外，汉族，包括其他各民族，都过得不开心。至于晚清政府饱受凌辱、乞哀告怜，害得全体国人颠沛流离、含辛茹苦等情节，也在脑海中留有深刻印象。不喜欢清朝的原因，大概就是这些吧。
前几年在人民大学读博，清史是必修课，只好把不喜欢的清史当成专业课来修，陆续翻看了一些书。同学们热火朝天地学习清史的劲头，对自己多少有些感染。记得有一次讨论课，成崇德老师以“清朝取代明朝是进步还是退步”为题，让大家自由展开讨论。这实在是个可以自由发挥的好题目，所以课堂气氛非常热烈。有些同学认为这是历史的倒退，他们认为这是文化相对落后的满族的野蛮统治。有些同学则认为是进步，他们更多看到的是明廷的腐朽没落，认为清朝取代明朝既是历史的必然，也多少给中国带来了清新之气。
我默默地听着大家讨论，思绪就此飘飞得很远。在我看来，历史上的很多问题固然很能发人深思，却往往都是无解。历史可能会有轮回，却也不便假设。以当时的情形来看，由李自成做皇帝不见得会比满人入主好到哪里去。中原民族文化固然先进，统治者的御民之术也非常高超，对于人民的盘剥反而有可能会变得更加疯狂。事实上，满人入主中原之后，便是系统地学习了汉人，尤其是明政府的御民之术，从而成功地构建了一个专制而又集权的庞大帝国。满人正是从汉人身上学会了治理疆域和驾驭臣民的方法，清廷正是有效利用了明廷的力量才巧妙地推翻了明廷的腐朽统治。清朝治术，林林总总，其中最有心机、最具效应的莫过于“以汉制汉”。他们看清了不少汉族官员有着媚上欺下的劣根性，因而总能巧妙地加以利用。吾人一贯呼号“以夷制夷”，却不啻为痴人说梦；他者甫一推行“以汉制汉”，很快便能立竿见影。呜呼！
清代军机处是维系帝国大厦和维持集权统治的重要机构。起初阶段，它专为军情处置而设，目的是求得战场指挥效率，在被实践证明并不成功之后，却没有遭到废弃，反而是渐渐坐大，政情、社情、民情等都聚拢于斯，军机处由此而成为皇帝的耳目和心腹，进而取代内阁，成为新的中枢机构，帮助统治者实现集权统治。但是这一切并非完全出自清人的独创，仍然可从明代找到其前身。在明代，统治者为了实现集权统治，罢宰相之位，行特务之政，设立了锦衣卫和东厂、西厂，用间谍手段控制臣民，从而一举将封建专制统治发展到了一个高峰。在很多方面，清朝都是以明朝为师，正像汉承秦制一样。
我关注情报史已经有些年头，但是对于情报的地位和作用等，认识一直不够到位。通过考察清代军机处的创立及发展，慢慢地才有了些许改变。我逐渐认识到，对于国家和政府而言，情报机构始终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重要部门。情报对于政权机构的维系作用，情报对于朝政的辅助和决策作用，都是异乎寻常，不可替代。只有掌控了知情权、研判权和决策权，才算真正地掌控了权力。清代皇帝处心积虑地构建军机处，精心设计出一套严密的密折制度，无外乎是为了掌控政治、军事等重要情报，从而做到先机处置，进而真正实现对于统治权的掌控。
当然，军机处的职权并非掌控、传递并处置情报这么单一，从情报到决策的过程，也远非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简单。对于军机处的其他职权，以及军机处地位的转换等，我也努力地进行了若干梳理。在写作过程中，我尝试把更多的笔墨留在纷纷扰扰的具体事件之中，是想留给读者诸君一些独自体会的空间。至于效果如何，只能等待读者朋友们的评判了。
壹 初立背景：西北鏖兵
新皇的苦恼
公元1722年11月，清圣祖康熙皇帝在完成执政61年的使命之后终于驾崩。皇四子胤禛继承大位，是为雍正皇帝。
长久以来，人们对于这位雍正皇帝一直是毁誉参半，褒贬不一。赞誉他的人认为，正是因为他雷厉风行地整肃吏治，才为乾隆朝的兴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贬损他的人则始终抓住他的刻薄寡恩和猜忌残忍，包括对他的继位问题也一直纠缠不休，认为雍正并不是依靠正当手段获得皇位。
即便是胤禛即位多年之后，外面仍然是流言不止。当然，也有不少人怀疑这些流言的真实性，认为它们完全出自允禩或允禵的编造和污蔑。允禩和允禵当时都是皇位的有力竞争者，当他们多年的皇帝梦破灭之后，便用怨恨编织成一支支毒箭，暗中射向雍正，以求报复。而雍正则是在很久之后才发现这些流言的来源。他不得不花费很多时间与精力，与这些看不见的流言抗争，《大义觉迷录》便是雍正用来为自己进行辩护的官方出版物。至于将这些用心险恶的兄弟们一一绳之以法，则更需要绞尽脑汁，费尽心机。除了动用官方宣传优势力量之外，还要在政权机构的设置上采取一些必要的举措以限制藩王们庞大的政治、军事势力。军机处便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应运而生了。
军机处的成立是雍正朝的标志性成果，同时也是雍正留给清王朝的一份重要的遗产。军机处的成立，有着非常复杂的政治背景，雍正和藩王们之间的复杂争斗，是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在康熙晚年的皇位争夺战中，雍正虽然侥幸胜出，成为最后的赢家，却无法令其余皇子心服口服。他们经常联合一处，对雍正施政造成牵制。正是为了避免受到这些不该有的牵制，雍正不得不对这股政治力量进行弹压，更多地依靠自己的亲信人员办理政务。而这，可能正是雍正创设军机处的最根本原因。
当然，从“军机”二字可以看出，军机处一定与军事有着紧密联系。至于它的诞生，一定也有着军事背景。的确如此，军机处的成立，正与雍正朝在西北的用兵有着直接的关联。可以说，正是这场不期而遇的战争，为雍正创立军机处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借口和契机。
来自西北的威胁
雍正即位之初，一度期望能有一个稳定的环境以便他进行国内建设，他并不想为西北边陲分去太多精力。但是，有些事情你越想躲，它越会与你纠缠不清，正所谓“你说你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而雍正就遇到了这样的不利局面。
雍正元年（1723）五月，青海厄鲁特蒙古族首领罗卜藏丹津倚仗他在西藏和西北的强大势力，胁迫青海其他蒙古王公一同反叛。显然，罗卜藏丹津此举是瞅准了时机。他判断雍正皇帝刚刚即位，一定会先忙着稳定内部秩序，并没有多余的精力顾及西北，所以正好可以借机起事。在罗卜藏丹津的煽动之下，参加叛乱的人数一度多达20万之众。叛军所到之处，无不烧杀抢掠，百姓深受其害、怨声载道。
既然事情已经发生，那就必须勇敢地面对。马背上民族的征战血液再次被点燃，来吧，罗卜藏丹津，我们来决一胜负！
在象征性的劝告之后，雍正果断下令调集军队前往西北平定叛乱。川陕总督年羹尧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负责具体指挥平叛事宜。岳钟琪被任命为提督，听从年羹尧调遣。
岳钟琪率领六千兵马由四川松潘一路北进，并于雍正元年（1723）年底抵达西宁。与此同时，年羹尧另外组织兵马迅速收复西宁外围各镇。叛乱以郭隆寺一带最为猖獗，年羹尧和岳钟琪布置重兵集结于此。郭隆寺的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跟随罗卜藏丹津叛乱的喇嘛倚仗熟悉地形的优势，给清军以重创，但清军也运用火攻等战术，给叛军以沉重打击。此战最为惨烈，千余喇嘛逃进山洞躲避，清军果断发起火攻，喇嘛逃出山洞即被杀死，未能及时逃出的也被活活烧死或熏死。一番激战之后，叛军丢下无数尸首向西逃窜。战后，就连年羹尧自己也感叹：“自三藩平定以来，未有如此大战者！”
叛军西逃之后，年羹尧命令岳钟琪立即率领军队由西宁出发，进军青海。对此，岳钟琪表示异议。他认为，与其寻找敌军主力决战，不如派遣精锐之师直捣叛军巢穴，以达到“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的效果。两位将领的意见很快传到北京，经过一番斟酌，雍正采纳了岳钟琪的建议。他随即任命岳钟琪为奋威将军，全权负责此次突袭。
雍正二年（1724）二月，趁着春草未生，岳钟琪率领三路精兵迅猛扑向柴达木。此举完全出乎叛军意料。清军抵达叛军大营之时，叛军大多正在酣睡之中，兵器和马匹也散乱搁置。得知清军忽然来袭，完全丧失了抵抗力的叛军只得四散奔逃。罗卜藏丹津换上女人服装，才侥幸逃脱。岳钟琪指挥军队追赶，穷追数日无果，只得撤军。后来得知，罗卜藏丹津逃至准噶尔，为策妄阿拉布坦大汗收留。
平定青海叛乱，历时仅四个多月便宣告胜利结束，这让雍正相当振奋。他宣布此战“成功之速，为史册所未有”，对年羹尧、岳钟琪进行重奖，并且为年羹尧举办了规模盛大的庆功宴。几个月来，雍正紧张而亢奋地高度关注前线战事，此时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雍正非常看重此役，认为胜负结果事关新政权的稳固，故此，当战争以胜利告终之后，他长吁一口气，对于战果不免会有溢美之词。雍正甚至相信，从此之后，在西北地区乃至全国，年羹尧的战功完全可以超越当年皇十四子允禵的战功，成为新的传说。
罗卜藏丹津的叛乱没有掀起太大的波澜就被扑灭，这与年羹尧的正确筹划、岳钟琪的过人胆识密不可分。此役之后，青海地区暂时得到稳定，准噶尔部则失去重要羽翼，多少也为雍正彻底解决西北问题创造了良好条件。大家也在琢磨着，这位英明神武的年大将军会不会继续自己的辉煌，帮助大清帝国和雍正皇帝彻底解决准噶尔问题。没想到接下来的一切，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平叛首功之人年羹尧，很快被雍正抓捕治罪。
进与退
围绕年羹尧所上演的这出悲喜剧跌宕起伏，想必大家早已耳熟能详，在此无须赘述。虽说有年羹尧咎由自取的一面，但也与雍正的寡恩刻薄直接相关。而且，其上演节奏之速，还是让所有的人都来不及反应，甚至是目瞪口呆。
就在给年羹尧治罪的同时，雍正得知西北局势变化的消息。英明神武的年大将军被斩，让一直蠢蠢欲动的准噶尔人欣喜若狂。他们本能地判断，举事的时机又到了。
雍正五年（1727），准噶尔策妄阿拉布坦去世，其子策零继汗位，成为准噶尔地区的新领袖。相对于父亲策妄，策零更加独断专行，而且更加富有主见，以至于俄国人评价其为“所有土著民族中的最强者”。策零继位后不久，便用优惠政策号召民众耕作生产，同时努力发展军工，逐步走上与清政府武装对抗的道路。罗卜藏丹津逃亡至准噶尔地区之后，清政府多次要求策零交人，但策零一直拒不接受。为了与清廷对抗，他积极勾结俄国，引以为外援。雍正五年，策零以父亲策妄去世为由，向雍正申请派人入藏为其父“设供”。雍正非常担心策零有什么特别的企图和动机，故此一直不予允许，双方的矛盾也逐步表面化。
雍正在进行一番简单的廷议之后，决定加紧进行战争准备。大学士朱轼等人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建议战争暂缓。而另一大学士张廷玉则极力支持发起战争。张廷玉非常清楚雍正的用意，所谓廷议最多只是一个程序而已，雍正只不过希望为战争找到更为充足的理由，收获更多的支持和信心。
张廷玉的奋斗
张廷玉，安徽桐城人。康熙三十九年（1700）考中进士，此后他从默默无闻的角色一路爬升，直至担任内阁学士、刑部侍郎和吏部侍郎等职。雍正即位之后不久，张廷玉就迎来了自己的人生转折。雍正即位的第一年，他就被任命为礼部尚书，由此开始成为朝廷的股肱之臣，受到雍正的特别器重。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尤其是当战争进入实质性的准备阶段之后，雍正皇帝每天都要召见张廷玉，甚至有时会在一天之内召见十数次之多。如果是军情紧急，张廷玉即便是拖着疲惫之躯刚刚回到家中，也会受到雍正的突然召见。他不敢有丝毫怠慢，只能精神焕发地立即赶到雍正面前。
军机稍纵即逝，又至关重要。谁对军机有着更加精准的分析和掌控，谁就可以最大程度地发挥军队的战斗力。为了及时掌握和迅捷处置西北方面军情，同时也为了保密需要，雍正决定设立一个不受任何干扰的军情处理和军机谋划机构。从此之后，皇宫内廷靠近乾清门西侧多出了一个临时搭建的木板房。其布局稍嫌局促，陈设也非常简陋，张廷玉和他的助手们就在这临时搭建的办公室里安顿下来，随时等候雍正皇帝的传唤。军机处正式成立。
军机处从创立到运转，张廷玉功不可没。史籍中说：“军机处初设，职制皆廷玉所定。”这句话非常简明地说明了张廷玉对于军机处创立所作的贡献。雍正七年（1729），雍正在给岳钟琪的奏折批复道：“两路军机，朕筹算久矣。其军机一应事宜，交与怡亲王（允祥）、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密为办理。”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负责军机处的第一人应该是允祥，而大学士张廷玉和蒋廷锡则属于重要辅助人员。当然，由于允祥天不假年，早早去世，设计和规划军机处的重任，还是更多地落在了张廷玉的肩上。
军机处的具体设置时间，今天看来已经成为一桩公案。之所以会出现这个悬案，可能是受到该机构名称不断更换的干扰。据说起初阶段，它被命名为“军需房”，后来被更名为“军机房”，不久又改名为“办理军机处”。所谓“军机处”，其实只是一个简称。
包括张廷玉在内的许多人恐怕都不会想到，就是这个临时搭建的办公室和临时设置的机构，居然在经历风风雨雨之后，被几代皇帝高度重视和长期保留，直到大清帝国没落和覆灭才被最终撤销。它对于清朝皇权政治的深远影响，人们只能约略进行估量，却永远无法得到准确的结果。
军机初成
军机处是什么？此时此刻，恐怕就连雍正自己的感觉也是非常模糊。从机构名称的反复修改便可以得知，它多半是靠着雍正的摸索才逐渐定下来。最初阶段，它可能只是为了解决军需问题，但在接下来的日子中，雍正慢慢发现，情报传递和战略决策，乃至于情报的保密等等，都需要做通盘的考虑，于是才改称军机处。今天的人们仅仅从军机处这三个字便可以推测，它一定是和军事，尤其是和军机直接相关，这其实也是一种合情合理的猜测。
军机处是什么？对于眼下的张廷玉来说，他暂时也难以立刻说清楚。就成立之初的情形而言，它只是一个临时搭建，简易而又狭小的木板房，而且夏天闷热、冬天寒冷，办公条件非常简陋，但他必须每天前来签到值班。每天张廷玉都需要赶在日出之前便骑上快马，以最快的速度赶往这个木板房。他必须在雍正皇帝召见之前，将西北传来的军情及时地进行整理然后上报，并在得到雍正的指令之后，迅速拟定作战文书，然后命令探马飞速送往西北战区。
军机处是什么？不久之后，驿站的役卒们也有了他们自己的体会。对他们来说，军机处就是让他们跑断腿也得跑下去的发令枪。邮驿制度，古已有之。到了清朝，为了配合军机处，邮驿必须更加快捷而高效。清代高度重视驿站建设，并将其视为伴随着中央集权统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形成了以京师皇华驿为中心，向全国各地辐射的庞大军情传递网络。路网分布之广，组织建设之复杂，为历代之最。在清代，“马上飞递”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度，遇有紧急军情，一昼夜的传送速度可达600里至800里。这种高效驿传，为军机处命令的执行起到了有力保证。雍正和张廷玉都不会想到，就是这样一排简陋的木板房，日后会成长为一个“庞然大物”，它与清王朝的祸福荣辱休戚与共。帝国的道路、历史的走向，在军机处成立这一刻就已发生改变。影响这个国家方方面面的决策从这里发出，经强大的驿站网络辐射到疆域内的每一处角落，无数的命运在此交织纠缠，生长或消亡。
军机处是什么？远在西北的将士慢慢也有了体会。对于他们而言，军机处就是让他们奔赴沙场、赴汤蹈火的指令，也是时刻做到令行禁止的遥控器。从此之后，虽远在千里之外，他们的一言一行无不受到严密监控。战或不战，乃至于衣食住行等等，都必须得到朝廷的明确指示。春秋末期著名兵家孙武曾说：“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将军必须要根据战场情况灵活指挥，不一定完全听从于国君的命令。但在军机处的相关设置中，所谓“君命有所不受”显然已经不再适用。谁敢违抗君命，违背朝廷旨意，就会引来杀身之祸。
将领的“紧箍咒”
在设置军机处之时，雍正和张廷玉认为，既然有了快速而又高效的邮驿制度做保证，所谓“遥控指挥”不仅完全可以做到，同时也可以就此消除兵权在外、无法控制的隐忧。但是，战场形势终究是瞬息万变的，军机处会不会成为指挥员现场指挥和战争决策的牵制，他们倒没有做过更为认真的考虑。通过军机处来遥控指挥的这种办法，到底有多大的实际效用，甚至是不是管用，都需要留给战场和时间来检验。
张廷玉不仅支持发起战争，同时也积极为雍正推荐领兵作战的将军。经过张廷玉推荐，领侍卫内大臣傅尔丹被任命为靖远大将军，受到雍正的重用。不久之后，雍正设计了两路进兵的作战计划。靖远大将军傅尔丹率军2.4万，以振武将军巴赛为副将，由北路进攻；川陕总督岳钟琪则被任命为宁远大将军，四川提督纪成斌为参赞，率军2.6万，由西路进军。雍正计划尽快实现两路合围，直捣准噶尔腹地伊犁。与此同时，雍正命令河南、四川等地努力做好后勤补给，静待战争发起。河南总督田文镜收到命令，开始疯狂地在各地征调驮马。在经过一番周折之后，他将3000匹驮马送到岳钟琪手中。岳钟琪发现其中十分之一以上或老或病，纯属凑数，只得在陕西一带临时急购400匹，以备战争之需。
策零得知清军已经着手布置攻击计划，立即下令全员准备，积极做好战争部署。针对清军的攻势，策零决定先采用诡计迷惑清军。在此期间，罗卜藏丹津曾经试图发动政变谋杀策零，事泄被捕。策零便巧妙运用罗卜藏丹津来施行缓兵之计。他派人对岳钟琪说：此前他们也一直想将叛贼押送京城，无奈路途遥远，一直未能成行。此刻，叛贼罗卜藏丹津已经在押往京城的路上，听说清廷发兵，只得半途折回。岳钟琪不敢怠慢，随即将这一情报报给雍正皇帝。雍正以为自己的大兵压境已经让策零的态度发生转变，西北局势也已经迎来转机。他一面下令发兵计划暂缓一年，将岳钟琪和傅尔丹调回京城议事，一面派人前往准噶尔，联系册封之事。
就在雍正布置绥靖计划、清军主帅离位之时，策零偷袭了清西路军。当时，西路军交由纪成斌临时代管。满族将领查廪奉纪成斌之命在科舍图一带放牧驮马。策零召集两万兵马，趁着清军不备，向科舍图发起突然袭击。对此，狂妄自大的查廪完全没有任何防备，面对敌军的偷袭，反应也显得十分迟钝，结果好不容易才筹集的大批驮马，被准噶尔军掠走。后来经樊廷等将士奋力拼杀，才将准噶尔军击退，并夺回一部分驮马。恼羞成怒的纪成斌下令将查廪捆绑，并推出去斩首，幸亏岳钟琪及时赶到，才救下了查廪的性命。
岳钟琪非常清楚满汉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界沟。故此，他坚决喝停纪成斌，命令其刀下留人。至于查廪此后恩将仇报，反咬一口，让岳钟琪喝了个满壶，这倒是岳钟琪始料不及的。
名将之血——岳钟琪的悲喜人生
在官场上，岳钟琪几经历练，越来越善于处理各种关系；在战场上，他也是一位骁勇善战、善于指挥的名将。平定青海叛乱的过程中，岳钟琪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指挥才能，受到雍正的重视和火线提拔。据说他是宋代抗金名将岳飞的后人，而岳飞所抗之金其实就是满人的先祖。基于这个原因，一些反清复明人士一度希望能拉拢他，促其谋反，这让岳钟琪一度非常苦恼而又惶恐不安。倒是雍正一直用人不疑，对岳钟琪一直高度信任，直到让他做成了最高级别的将军。
当然，在西北战场，由于年羹尧事件的影响，雍正也注意对岳钟琪的兵权实施严格限制。这个时候，军机处正好可以派上用场。按照雍正旨意拟定的一道道军令，由军机处发出，再经过驿卒马不停蹄的投送，源源不断地传递到岳钟琪所部。岳钟琪每迈出一步，都可以感觉到雍正其实就在他身后，严密地注视着他。
当初，岳钟琪曾经专门密陈奏折，陈述对准噶尔的“十胜情形”，引起雍正的高度关注。由此开始，雍正特地下令，将西路军交由岳钟琪全权负责。可是，随着战事的进展，雍正的这种信任感正在渐渐消失。当初曾大力称赞岳钟琪“十胜之奏”的雍正，改为非常气愤地批驳他的“十胜之奏”完全失败，甚至是“无一可采”。
策零的假和谈其实就是经由岳钟琪上报，事后被证明完全是一个假情报。清军为此付出惨重代价，大量驮马被掠走，雍正此前所设计的两路合围战术因此无法施展。雍正心中的懊恼无处发泄，于是把怨气全部撒在岳钟琪身上，也彻底对其失去信任。雍正愤怒地骂道：岳钟琪当初所鼓吹的长驱直入战法，不仅不能奏效，反而被盗贼掠走了很多驮马，真是“既耻且愤”。盛怒之下，雍正甚至要求岳钟琪赔偿那些被准噶尔人抢走的驮马。
很快，岳钟琪所率领的西路军中便安插了两位副将，一位是雍正的心腹都统伊礼布，另一位则是鄂尔泰的爱将石云倬。这种明为帮忙、实为监视的人事安排，立刻让岳钟琪感到不寒而栗。他似乎隐约感觉出从千里之外的军机处所传来的阵阵杀机。
科舍图之战，策零虽偷袭成功，获得部分驮马，却也领教了岳钟琪西路军的战力，便把目标改向北路军。策零知道，岳钟琪没有得到雍正的旨意绝不敢擅自出兵，所以用兵更加大胆。
雍正九年（1731）六月，策零只用少部分兵马牵制西路军，另外集中三万大军向傅尔丹的北路军发起猛攻。在战争中，策零巧妙地运用诱敌之计，取得成功。他先是派出细作散布假情报，谎称准噶尔内部已经发生分裂，接着便做出退让之举。傅尔丹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战机，便亲率大军发起攻击，不料落入策零精心设置的伏击圈。清军在傅尔丹指挥下一路快速推进，当行进到和通泊一带时，突然听到笳声大作、鼓声四起，准噶尔士兵如同漫天乌云一般杀将过来。傅尔丹见势不妙，急命士兵仓促应战。经过一番激战之后，北路军几乎全军覆没，巴塞、常禄、查纳弼等一大批战将战死沙场，只剩下两千余人狼狈逃回。
岳钟琪早先拜访傅尔丹之时，发现傅尔丹在营帐之内布满精美兵器，于是立即向他讨教用意。只见傅尔丹答道：可以立威！岳钟琪走出营帐之后慨然叹道：作为大统帅，不知道谋略胜人却只知炫耀武力，他日必败！不想很快就得到了验证。
傅尔丹大败而归，雍正只是将其作降职处理，并没有予以深究。这与他对岳钟琪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同为大将军，一个是满人，一个是汉人，雍正厚此薄彼的态度非常鲜明。对此，岳钟琪只能报以一丝苦笑。
岳钟琪很快就迎来了人生噩梦。在一次设计伏击失败之后，他本想弹劾副将纵敌失职，没想到雍正对此将信将疑，要求军机处提出处理意见。鄂尔泰认为岳钟琪这是推卸责任，随即也对其提出弹劾。相比之下，雍正显然更加相信鄂尔泰的话，于是将岳钟琪调离前线，勒令其回京复命。满人查郎阿就此取代了岳钟琪主帅之职。
当初被岳钟琪从纪成斌刀下救出的查廪，正巧与查郎阿有亲戚关系。令人唏嘘的是，查廪此时非但不念救命之恩，反倒是反咬一口，将科舍图之战的责任完全推到岳钟琪身上。查郎阿迅速向雍正递交了一份弹劾岳钟琪的奏折。雍正本来就对岳钟琪不太信任，在看到这份奏折之后，不由得勃然大怒，宣布将岳钟琪关进大牢候审。一直以岳飞后人自居，把忠心报国视为己任的岳钟琪，差点丢掉性命。
西路军岳钟琪已遭关押，北路军傅尔丹也被降职，雍正忽然觉得西北战局已经乱如团麻，当初精心设计的两路夹击战术，至此也已经完全破产。七月，雍正由军机处拟旨，发布了由攻转守的命令：“果能固守，即伊等之功矣。”
策零怎肯就此罢手，他决心率领准噶尔军将战争进行到底。远在京城的雍正和身处军机处的军机大臣都坐立难安。没想到就这个危机时刻，父亲康熙所留下的一笔遗产，意外地帮助雍正得到了最后的解脱。
康熙的遗产
当初，康熙眼见准噶尔坐大之势不可阻挡，于是选择拉拢与自己地理位置更为接近的喀尔喀蒙古人，希望借此进一步孤立准噶尔。论起来，准噶尔人也属于蒙古的一个分支，在成吉思汗时代，他们和喀尔喀人（习惯称为东蒙古人）并肩作战，建立了赫赫武功。但在这之后，他们对于这些喀尔喀蒙古人非但没有兄弟之情，反而是虎视眈眈、步步紧逼。此后，喀尔喀和准噶尔之间频繁爆发战争。康熙二十七年（1688），准噶尔派出三万大军入侵东蒙古，逼迫数以万计的喀尔喀人涌向漠南地区。见此情形，康熙果断决定为喀尔喀人提供大量食物与住所。不仅如此，康熙还下令为喀尔喀贵族保全了权位，将他们按照满族建制特点纳入八旗体系。此举极大地安抚了喀尔喀人，也给了他们休养生息的机会，同时他们也不会再像以前那样惧怕准噶尔人。
当傅尔丹的北路军遭到灭顶之灾后，准噶尔人随即展开攻击喀尔喀的计划。小策零奉策零之命，率军三万一路越过阿尔泰地区，向着清军的要害部位进攻。清军得到消息，立刻组织军队迎战，但由于兵力处于下风，作战迅速以失利告终。至此，清军所倚仗的最后屏障也眼看不保。
正当小策零一路紧逼之时，却遇到了喀尔喀人的顽强抵抗。面对准噶尔人的入侵，这群成吉思汗的后裔用祖先们最擅长的长途奔袭，重新展示了蒙古人的血性，给了侵略者以惨痛打击。
当初，小策零率领准噶尔精锐之师一路寻战未果，便掠走喀尔喀亲王策凌的妻儿和牲畜，借以泄愤。策凌闻讯大怒，决心率领喀尔喀人与准噶尔军决一死战。由于此前小策零一路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对于喀尔喀人能够组织如此迅猛的反击多少有些预料不及。当他们从睡梦中惊醒之时，喀尔喀亲王策凌已经率领两万大军忽然杀到。面对从天而降的喀尔喀军队，准噶尔军或是人不及马，或是马不及鞍，只能是仓促应战。策凌指挥大军一路掩杀，等追至光显寺（额尔德尼昭）一带时，两军已先后经过十余场激战，准噶尔军损失惨重，三万军马在战争中消耗殆尽。只见山谷之间，尸横遍野，河水也为之改变颜色。
看到喀尔喀人勇猛杀敌，原本负责切断退路的清军将领马尔塞并没有受到丝毫感召。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没有接到军机处的出兵命令，还是因为自己畏战情绪作祟，马尔塞一直按兵不动，任由小策零从眼皮底下逃脱。
雍正皇帝一直处于紧张和担心之中，在得到光显寺大捷的消息之后，难掩喜悦之情。在忙着封赏策凌等功臣的同时，忘记了追究那些败军之将，也对无辜受到诬陷的岳钟琪表现出些许宽容之情。
最终的结局
远在京城军机处值守的张廷玉，焦急地等待着来自西北的战报。傅尔丹当初是他推荐，但他此刻却又极度不希望傅尔丹建功立业，得胜而归。看到雍正对傅尔丹百般回护，他清楚满汉界限永远不能抹平，一旦傅尔丹建立功业，自己就会在竞争中完全处于下风。也就是说，从私心出发，他不能不担心傅尔丹自此坐大，威胁到自己的地位。所以，当得知傅尔丹战败之后，他长出一口气，以为从此可以稳坐首辅之位。没想到的是，恰恰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叫鄂尔泰的满人站在了他的面前，成为了新的大学士首辅，入主军机处。
本想借西北战场一展军事才能的雍正，到了这个时候才算多少体会到一些胜利的滋味。可是，在得到战争损耗和军费开支等奏报之后，他却又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据统计显示，自雍正五年（1727）筹划用兵之后，军饷耗费巨大。一份史料记载，雍正年间，西路军和北路军需共用白银54390000两。可以说，雍正执政几年辛苦攒下的积蓄，在西北一役损耗过半。对此，雍正紧锁眉头，马上召集群臣商议对策。没想到的是，朝臣之中，主战派和主和派仍然争执不下。参赞大臣傅鼐跪奏：如果这个时候罢兵，真是社稷之福啊！这让雍正有了退兵之念。有点凑巧的是，正在这时候，准噶尔人也用释放俘虏等各种方式向清政府示好，表示出乞和意向。雍正紧锁的眉头渐而舒展，最终下达了撤军命令。雍正皇帝西北鏖兵的武功，可以说是倚仗喀尔喀人的一场大胜，才算惊险地打成了平手。当雍正匆匆为战争画上一个句号之后，彻底解决准噶尔的任务便就此留给了儿子乾隆。
毫无疑问，雍正此次用兵，在决策和用人等方面都出现了重大失误。两路夹击的方法固然不错，却因为战线过长，导致两军之间很难互相支援，给了策零各个击破的机会。就战场指挥而言，雍正本想倚仗军机处的马上飞递实现对前线的遥控指挥，却完全忽视了战场形势瞬息万变的事实。前线指挥员必须听从军机处的命令才能行动，否则不敢有丝毫擅自行动的行为，这让军队完全失去了机动能力，实则是一种僵化而迟钝的指挥，前线指挥员的手脚遭到严重束缚，完全失去了灵活运转的空间。
在战争中，刚愎自用的傅尔丹等满族将领的用兵能力一直乏善可陈，却由不懂用兵之法的张廷玉的推荐，一直备受重用。在战败之后，雍正也缺少对这些满族将帅的相应惩处。相比之下，善于指挥作战的西路军将领岳钟琪，待遇就差了许多。用兵过程中，他也明显地感受到了军机处的牵制和威胁。起初阶段，雍正尚且能对其委以重任，后面则因为听信军机大臣的谗言而全然失去信任，对他的作战指挥也无故横加干涉。正是由于军机处和军机大臣的过多牵制，岳钟琪丝毫不敢擅自作出主张。北路军遭到围歼之时，军机处无法获知第一手情报，岳钟琪也无法接到救援的命令，便只能按兵不动，北路军就此覆灭。更有甚者，因为战争问责的变形和走样，岳钟琪甚至遭到关押，这让清军在失掉人才的同时，也极大影响了士气。
所以，无论是就战争过程，还是就战争结果而言，作为军事机构和军情传报机构的军机处，其设计和运转都被证明是很不成功的，甚至可说是完全失败，至少是与雍正当初的设想差距甚远。
贰 宫室争权：军机处职权的伸展
雍正的算盘
通过西北战场的检验，军机处作为临时设立的一级军事机构，固然完成了大量的军情传递和辅助决策的工作，却在总体上难掩失败。然而，当战争结束之后，军机处的使命却没有就此结束。非但没有结束，它的职权和地位反倒得到了进一步提高，成为西北鏖兵留给这个王朝的最大财产。此后，不仅是雍正朝，包括乾隆、嘉庆等各朝，军机处长期扮演着政治中枢的角色，盘踞在权力的中心地带，深刻地影响了各朝的朝政。
出现这个结果，既出乎人们的预料，同时也在情理之中。之所以说出乎预料，是因为很难想象一个临时设置的机构能一直存在并渐渐坐大，直至成为清朝的决策中枢。但是，当我们考察雍正即位前后复杂的政治环境，和雍正猜忌之心过重等情况就会感到，军机处得以保留，其实一点都不意外。从表面上看，军机处完全是为了西北战事需要而临时设置的，实则它的成立一直夹杂着宫室争权的复杂政治背景，并非雍正的突发奇想。换句话说，军机处本来就是雍正向宫室争权的产物，西北鏖兵只是为它的成立提供了一个适当的契机罢了。
雍正设立军机处，受到前朝几位皇帝，尤其是其父康熙的很多启示。自努尔哈赤统一后金、为入关打下坚实的基础之后，清朝历代皇帝都在努力建设皇权，使得清帝国一步步走向集权。这种情形到了康熙时代，则变得越发明显。雍正则是在这个基础上更进一步。
从八王共治到南书房
由于后金政权一度实行较为原始的军事民主制度，努尔哈赤即便实现了统一后金的目标，他还是不得不对这一制度继续予以尊奉。基于这个原因，他于天命七年（1622），宣布实行八王（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通过这种政制，八王之间可以就此求得妥协和平衡，后金政权也可以依靠这种方式暂时维持完整和统一。在这种制度之下，八王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实际上就是和努尔哈赤共同治理朝政。也就是说，努尔哈赤当时并不掌握绝对权力。有些人认为，正是这个原因，努尔哈赤先后想让长子褚英、次子代善作为汗位继承人，但都因为得不到足够的支持而宣告失败。
此后，皇太极因为受到诸贝勒的推举而继承了汗位，但他短期之内仍然没有办法改变现状，只得继续沿用八王共治国政制。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皇太极逐渐开始尝试集权。他曾规定国人朝见之时，三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可以与他同坐受礼，但在不久之后便借故幽禁阿敏，处罚莽古尔泰，逐步改成由其一人“南面独坐”，从而将八王共治的政制废止。至于以贝勒为核心的议政会议，也是越来越为皇太极所操控。为了加强皇权，皇太极还有意仿照明朝政制组建政权，比较突出的一点就是对内阁制的继承。在这种政制之下，各贝勒虽然各自分管六部事务，但他们和皇太极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再是平行关系，而是严格的君臣隶属关系。
到了康熙时代，集权政治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南书房的设置，就是康熙出于限制内阁大学士权力所做的尝试，宣示着皇帝个人权力的进一步上升。在康熙一朝，内阁，包括内阁大学士的权力，曾出现过非常大的反复。从这种反复过程中，尤其可以看出康熙争取更大权力的心机和努力。在康熙的主导之下，内阁大学士的权力逐步坐大，但发展到后来，他又设法对内阁的权力做出种种限制，南书房便由此出现。
在康熙执政初年，由于四位辅政大臣的存在，使得康熙本人对于朝政没有多少话语权。鳌拜等人借口排斥汉化，极力打压汉族官员的政治权力。汉族大学士也因此受到排挤，最多只能做到正五品官员。鳌拜此举表面上是排汉崇满，实际上是不停往自己手中揽权。康熙很快就发现鳌拜此举的恶果：在抬高满族贵族地位的同时，也极大地削弱了皇权，并进一步加深了满汉民族矛盾。对此，康熙不得不出手进行干预。康熙八年（1669），在除掉鳌拜之后，康熙很快就恢复内阁旧制，规定满汉官员如果职权相同，则品级和待遇也一样，并通过重用汉族官员来打压满族贵族的权力。在这之后，内阁的权力逐步得到加强，与之相应的则是，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地位不断降低，议政的范围也日渐缩小，最后仅仅局限于军事要务及讨论和修改国家典章制度等事项。
正在这个时候，平定三藩的战争，给了康熙进一步提升内阁权力的机会。康熙下令，由于军情紧急，内阁大学士可以奉旨参加议政王大臣会议。此后不久，康熙也以军机紧要、不便耽搁为由，下令由内阁大学士直接拟旨颁行。这一系列决定不同寻常，内阁的权力由此逐渐提升，以议政王大臣为代表的满族贵族的权力，得到根本削弱。
有意思的是，康熙这种改变完全是由战时需要出发临时决定，但在战争结束之后并没有撤销。平定三藩之乱后很长时间内，他都一直沿用着这一惯例，给予内阁大学士更多权力。从代阅奏章，到草拟密诏，再到票拟批答，内阁的权力一直处于上升势头。这种情形直到罢黜明珠和索额图之后，才得到改变。
索额图是清初重臣索尼之子，出身非常显赫，但他同时也借助于皇太子胤礽揽权。明珠虽说出身并不显赫，却和康熙结有姻亲。相比之下，明珠善于团结满汉众臣，处事也更加圆滑老练，正好借助于康熙重视内阁的机会四处伸手，多方揽权。发展到后期，明珠已经完全可以操纵内阁票拟，即便是出现错误，其他官员也丝毫不敢进行辩驳。见此情形，康熙只得又通过设立南书房向内阁索权，把曾经给予内阁的权力一一剥夺。
康熙设置南书房，早期所选官员皆为文学侍从。康熙帝选择乾清宫西南角清要之地，经常与翰林院词臣研讨学问、吟诗作画。翰林等官员中，只有才品兼优者才可获得入值机会，入值之后称“南书房行走”。当然，这些南书房行走也需要秉承皇帝的旨意起草诏令，故此，康熙一定只会选择那些最为亲信之人入值。南书房因此便成为康熙的一个非常贴心的秘书班子，可以随时承旨出诏行令。而且，由于康熙的重视，南书房的权势和地位也日见隆起。
借助于设立南书房，康熙成功地削弱了议政王大臣会议与内阁的权力，故此，南书房可视为他发展集权政治的一个重要步骤。从此以后，内阁只是名义上的国家最高政务机构，真正的实权则被康熙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
赋予内阁特权，又通过一系列非常巧妙而特别的手段重新夺回，表面上看，康熙似乎是在重复着猫抓耗子的游戏，其实不然。正是在这种游戏规则的一次次轮回中，康熙完全实现了集权的目的。至少，清朝初年那种议政王大臣会议政制，已经在这几个轮回的游戏中，渐渐变得不再重要，进而逐渐消弭。满族贵族对于朝政过多的干涉和牵制，也就此无影无踪。从此之后，政治权力的中心就是康熙皇帝，再没有其他人、其他机构。康熙就像一个高明的魔术师，通过几个障眼法，得到了他自己最想要的结果。至于康熙晚年诸皇子之间的争夺，那完全是康熙他们的家事，与赵钱孙李周吴郑王没有一丁点关系。虽说此后皇权斗争还会有其他满族贵族或多或少参与其中，并且偶尔也会掀起一番小风浪，但更多的只能是作壁上观的角色。
雍正是最懂父亲心机的儿子，正是这个原因，他才可以在激烈的皇位争夺中笑到最后，夺取最终的胜利。军机处的设立，从时机的掌握，到运转和推行，都能隐隐约约地看到康熙的影子。与康熙一样，雍正同样是借助于用兵的机会得以施展他个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故而才会将军机处适时推出。与康熙一样，雍正在战争结束之后，不会将军机处撤掉，反而是逐步补充力量，任由其坐强坐大。
兄弟之间的斗争
从某种程度上说，雍正刚刚即位之时对自己政治地位的隐忧，要远远超过其父康熙在位的任何时期。雍正的竞争对手是诸位阿哥，虽说他们和自己都是亲兄弟，但亲情并不会就此冲淡权力争夺时的残酷性。事实上，封建皇权斗争的残酷就在于，它始终会把政治生命之外的东西一起牵扯进来，逼迫参与竞争的各方都要采取一些非常规手段，甚至是以消灭对方肉体来达到政治目的，所以才会泯灭人类社会本应具有的一切情感，包括父子之情、兄弟之情等等。李世民掀起玄武门之变，朱棣发动靖难之役，都是这种残酷竞争的生动例证。
雍正即位之时，一直觊觎大位的诸位阿哥仿佛没有什么过激表现，也没来得及作出什么过激的行为。一切都表现得如此安宁而又平静。但暂时的平静并不代表此后会一直安于现状。安静的表象之下，一直有危险的暗流涌动。
无可奈何而又不甘认输的其余诸皇子，对于雍正这位新君，或明或暗都带有一丝敌意。其中，敌意态度表现得最为明显的莫过于九王允禟和十四王允禵，而最具权势、深深隐藏敌意，并一直蓄势待发的，则是八王允禩。允禩不仅能力过人，而且心机很深。在康熙朝，当允礽被废除皇太子之后，允禩一直在悄悄积蓄力量，发展势力。朝臣曾一致推选其为皇太子候选人，可知其党羽之众。这个缘故，雍正即位之后，仍然不得不给他几分面子，让他充当总理事务大臣之类的要职，并封他为亲王。
至于允禟等人，则是允禩和允禵的重要助手。受到他们的指使，允禟总是冲锋在前，充当急先锋。在得知雍正即位的消息之后，允禟忽然跑到康熙灵柩前静坐，丝毫没有给新君雍正应有的尊重。不仅如此，允禟以“我辈生不如死”为由宣布出家，表示要与爱觉新罗家族彻底断绝关系，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宣布与新皇帝的对立。不久之后，他也试图利用饥荒之机操纵米市给雍正以下马威。当米荒残酷地威逼百姓之时，允禟和允祉、允祺等人却大量地买米囤积，致使米价一路狂涨不止。雍正很快查明实情，随即下令将国库所囤二十万斛米廉价卖给百姓，逼迫三人随市卖米，米荒才得以解除。
面对允禟这些充满敌意的行为，雍正不能不采取一些相应的打压行动。他也深知允禟和允禩的关系，清理允禟便是清理允禩的羽翼。所以，他很快便以西北战事紧急缺少人手为由，把允禟调离京城，同时命令年羹尧对其严密看管。允禟很快发现自己实际是被秘密囚禁，便在暗中与允禩等人联系，寻求脱身的机会。在写给允禵的密信中，他曾写下“时机已失，追悔莫及”的话，反抗雍正并寻机谋变的意图表现得非常露骨。雍正很快下令除去允禟贝子之职，并且下令，如有再以“九王爷”称呼允禟的，一律从严治罪。允禟自此被关押在保定的高墙之内，并且封闭所有门窗，不得与外界有丝毫联系。允禟的身体自此每况愈下，成为弱不禁风的废人。不久之后，直隶总督李绂禀奏雍正：允禟已经病死。当然，也有一种说法是，允禟在被关押在保定之后，忽然不明不白地上吐下泻，更像是被人用毒药害死。
重要心腹都被雍正捉拿，允禩开始变得惶恐不安。他揽权和谋变的行动不得不变得更加缓慢而又小心。雍正则借助于各种场合明确表明其打压朋党的坚决态度，努力削弱允禩一党的势力。到了雍正三年（1725），眼见时机成熟，雍正立即着手对允禩展开了最后的清剿行动。这年四月，雍正借口工部所制兵器粗劣，严厉谴责负责工部的廉亲王允禩。雍正宣称，自己一直对允禩怀有君臣之谊和兄弟之情，但允禩却一直阳奉阴违，造谣生事，因此只能选择与其彻底决裂。随后，他下令让三旗侍卫每天派出四人跟随允禩左右，实则就是对允禩实施监禁，不得再有自由行动的机会。
这时候，朝臣之中不少见风使舵者一拥而上，纷纷奏称允禩罪大恶极，一定要对其严加治罪。雍正随即在全国宣布允禩的罪状，下令革去其爵位，并由宗人府除名，改名为“阿其那”。允禩被囚禁之后，很快也患上了与允禟相似的症状，一直呕吐不止，不久之后便魂归西天。允禟和允禩，都是莫名其妙病死，而且时间相差仅仅月余。
长期以来，雍正似乎对自己的亲兄弟有着一种莫名的恐惧和仇恨。在有条件和雍正争夺储君之位的兄弟之中，能够保持善终的，少之又少。非正常死亡和长期被幽禁的兄弟们则有很多。只有个别人因为才能突出而且忠心不二，得到了雍正的器重，比如雍正的十三弟允祥。但与受到惩处和囚禁的阿哥相比，终究属于少数。雍正对于手足之情的漠视，对于亲兄弟的无情打击，一直为后人所诟病，也让他留下了残忍刻薄的骂名。
雍正有一个非常突出的性格特征，那就是猜忌之心过重。由于长期目睹皇子之间格外凶残的斗争，雍正对于亲兄弟已经毫无信任可言，对于朝臣，则更是如此。虽说防人之心不可无，但如果猜忌之心过重，就势必会对个人的行为和处事方式造成极大的影响，会情不自禁地让自己陷入四面为敌的假想境地而难以自拔。如果是普通百姓，这样的性格，也会让自己越来越孤立。如果是一国之君，则势必会对政治盟友缺少应有的信任，导致左右亲信越来越少。管理一个疆域广阔的国家，不可能事必躬亲。倘若抱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信念，每事都亲力亲为，除了过度劳累之外，也会背上专制的恶名。
猜忌之心过重的雍正皇帝不得不下定决心，每事都尽可能地亲力亲为，并借助于康熙的经验，精心设计了军机处，为自己推行集权统治服务。可以说，在雍正手中产生军机处，一方面与雍正即位前后所处的政治环境非常复杂有着很大的关系，另一方面则和雍正过重的疑忌之心有着直接的联系。
右臂允祥
对于亲兄弟，雍正采用的是两手策略，打击了一批，拉拢了一批。其中，受到打击者占了大多数。拉拢的人当中，值得他信任的，则少之又少。数来数去，似乎只有允祥一人而已。所以，雍正不仅将治国的重任让允祥分担，而且成立了空前强调保密和办公效率的军机处，并将执掌大权完全托付于他。军机处首批所设军机大臣共有三人，但排序非常严格：以允祥排第一，张廷玉和蒋廷锡只能分处第二、第三位。
允祥精于骑射，而且办事稳妥，一直深受康熙喜爱。在第一次废太子之前，康熙每次外出，都必定会带上允祥随行。只此便可以说明，允祥确属才华出众的皇子，也令康熙一度青睐有加。但事有蹊跷，就在废除皇太子允礽之后，允祥也被康熙下令圈禁。所以人们很自然地猜想，允祥之所以惹怒父皇，应该多少和废太子一事有关。但是，允祥和雍正一贯私交甚密，明显应当是站在反对皇太子一派，至于言语和行为哪里得罪了康熙，后人已经很难知晓。
雍正即位之后，破例直接封允祥为世袭的怡亲王，成为大清帝国开国以来的第八位铁帽子王。允祥受到雍正的高度信任，被授予管理户部和财政等大权，是雍正一朝的顶梁柱之一。
雍正之所以如此器重和信任，是因为曾和允祥朝夕相处，形影不离，对允祥知根知底。允祥每有诗作，即向四阿哥请教。二人之间互相酬答，一直保持多年。当允祥受到康熙斥责，并且就此失去陪驾机会之后，兄弟之间的关系依旧，允祥仍然会经常作诗相赠。这些诗作，雍正一直保存，共计三十二首。后来，雍正还将允祥的这些诗作放在自己的诗集后面，既向世人表达了他对允祥的爱护之情，也宣示着二人之间非同一般的感情。雍正太了解这个弟弟的为人和品性了。他相信，即便允祥权势盖天，也一定会恪尽职守、忠诚不二。
雍正刚刚即位之时，包括诸位阿哥在内的王公大臣，或冷眼视之，或造谣滋事，或阳奉阴违，或左右摇摆。雍正决心推行新政，难免会得罪保守势力，会遭到这些王公大臣或明或暗的阻拦。对此，雍正心知肚明。他一定要精心培植势力、扶植亲信。
既然遇到阻拦，不如干脆选择绕过。即便是发号施令的方式，雍正也决心打破常规，进行一些必要的改变。有时他亲自发布口谕，亲笔书写朱谕、朱批，有时则利用大学士或亲信大臣颁布旨意。这些能够替雍正转传圣旨的人，自然有着极不寻常的地位。允祥就是这样一个经常传旨之人。通过允祥，雍正多少可以部分实现他事必躬亲的想法。
朝廷内外很快都知道雍正不仅喜欢让允祥传达旨意，是距离雍正最近之人，也知道允祥是一个多少可以影响雍正的人。朝臣如果有什么事情不方便直接和皇上说，就选择和怡亲王说，或者是向怡亲王讨主意，再通过怡亲王报告给皇帝。在处理政务时，尤其是最高机密政务时，允祥在雍正和朝臣之间形成了一种非常微妙的联系：允祥经常代表皇帝听取官员的汇报，也可代表雍正发布命令。正是这种处理朝政的形式，构成了日后军机处的雏形。
雍正前期，允祥是整顿财政的首功之臣。雍正设立会考府以清查全国财务情况，令允祥担任负责人。雍正对允祥说：你如果不能进行清查，最后朕便不得不亲自动手。可以说，这句话既表示了他对允祥的信任，也给了允祥相当大的权力和责任。允祥很好地领会了雍正的意图，并采取许多灵活务实的做法，在最大限度追查欠款、充实国库的同时，没有引发深重的社会矛盾，深得雍正的赞赏。诸如“摊丁入亩”等新政的顺利推行，允祥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正是由于这个缘故，雍正曾经赞誉允祥：“公而忘私，视国事如家事，处处妥帖。”
允祥身居重位，却一直为人谦和，从不嫉贤妒能。每遇到贤能之人，他都能不避亲疏地积极向雍正推荐。十七王允礼一直被雍正认为是允禩党人，并惩罚允礼到遵化守陵。但允祥很了解允礼的秉性和能力，于是找到一个合适的时机向雍正举荐。雍正很快就采纳了允祥的意见，册封允礼为果郡王，管理理藩院事务，不久之后，又晋封他为果亲王。雍正通过此举，在培植了亲信的同时，也对改变他和亲王们的关系，尤其是改变其嗜杀亲兄弟的不利形象，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作用。
除了允礼之外，户部郎中李卫、福建总督刘世明等人，也都是因为允祥的举荐而为雍正所重用。雍正对于允祥的器重和信任，由此可见一斑。
允祥不仅富有政治才干，而且深明军机。雍正即位之初，曾任年羹尧为大将军，命其主持平定青海叛乱，但很长时间未建功业。这个时候，另一重臣隆科多便从中生事，试图劝说雍正放弃对年羹尧的信任和重用。允祥得知这一情况之后，及时对雍正进行劝阻。他使雍正坚定了“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信念：既然已经将西北平乱之事交给了年羹尧，那就应该放手让他施展抱负方能成功。允祥此言坚定了雍正的信心，也让年羹尧能够专心于前线战事。不久之后，青海果然传来捷报。
雍正对于允祥的信任，完全超乎常人想象，甚至多少也与雍正过重的猜忌之心不太符合。有一次，直隶总督李绂曾向雍正请示，是否将允祥督导营办水利之事立档。对此，雍正给出批示说，怡亲王所办之事，哪里犯得着你这样的府衙来立档备查。你们这些大臣，朕自管放心任用，但成百上千地加在一起也不如朕对怡亲王一人的信赖。在雍正眼中，允祥就是一个“能代朕劳，不烦朕心”的最为贴心之人。
一方面，兄弟们不合作的态度，逼迫雍正必须要另外组建班子，在推行政令时选择性地避开他们；另一方面，出于对允祥的信任，雍正已经在无形之中围绕允祥搭建了自己的秘书班子，可以将其他朝臣抛开。雍正关于王朝构建的一些设想，也因为允祥的忠贞和支持，得以逐步展开。当战争开始之后，雍正对于允祥的重视便被带到了军机处。
军机处的组建与构成
事实上也可以说，雍正正是在与兄弟们的这种争夺中，想到设置机构摆脱内阁等既有体制束缚的主意。但要想将相关设想变成现实，则需要等待恰当的时机出现，而准噶尔之乱恰好给了他这个机会。
在雍正皇帝的授权之下，允祥和张廷玉等人一手置办起军机处，开始在临时搭建的小屋子里办公。如前所述，西北鏖兵富有很大的戏剧性，正当清军溃不成军的时候，喀尔喀人的奋力一击，让这场危机得到暂时缓解。在战争中，负责处理军情并遥控指挥的军机处堪称败绩累累，甚至一无是处，但在战争结束之后仍然得以继续保存。乍看起来，颇令人费解，但如果深究起来，则也不难理解。因为就在西北鏖兵期间，雍正发现，自从有了这个军机处之后，他可以更方便地通过允祥、张廷玉等人顺利地把旨意颁行下去，而且成功地避开了诸位亲王的牵制。既然如此，为何不将它带入政治领域，用它来帮助自己施政呢？
显然，只要宫室内部的争权夺利没有结束，军机处便有继续存在的必要，只是其职能定位需要作出一些调整罢了。从此之后，军机处不再仅仅定位于“军事”，而是更多让位于“政治”。在西北鏖兵期间，军机处是负责军事情报的传输机构和决策机构，在战事结束之后，它转而更多地关注政情和社情。雍正帝关于西北军务事的朱批谕旨
雍正用兵，无足称道，与他父亲康熙相比，实在差距甚远。但就强调军情保密和快速传递、秘密处置这一点而言，雍正其实也是用心深远之人。军机处后来几经废立，却最终成为影响清朝政坛的一支重要力量，对维护清朝集权统治起到了非凡的影响力，其中有雍正的创举之功。曾经自诩“天下第一闲人”的雍正，通过军机处的设立和运作，成功地将自己塑造成为一代政治强人。通过军机处，雍正更可以找到每事都亲力亲为的感觉，从而将帝国的掌控权牢牢地把握在自己手中。
虽说军机处是专为西北战争而设，而且起初似乎特为军需一事，渐渐地才扩展为军情传递和处理，但其中玄机起初并没有多少人知晓。举凡机密事宜，均由雍正吩咐怡亲王允祥、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秘密办理。这种秘而不宣的策略，隐秘性极高，完全绕过了当时的王公大臣。这期间，军机大臣，包括整个军机处，所扮演的角色就是“贴身秘书”。他们的主要职责就是辅助皇帝批复奏折，草拟诏旨。
军机处的特点首先是临时性，或者也可以说是随机性。在雍正的设计中，军机处根本算不上是一级正式机构，编制无定、人员无定，都是雍正皇帝根据需要随时调来。被选入军机处的官员，也都属于兼职。成为军机大臣之后，一切依照他们原有的品级和地位，排定先后次序，品级高、资历深者则为“首席”、“首揆”或“首枢”，但军机大臣之间则互不统属，也就是说，互相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只需各自直接对皇帝负责。而且，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虽说身处权力的核心地带，却没有任何的决策权。一切只能听命于皇帝，只要认真完成皇帝交办的各项事务即可。
首批军机大臣只有怡亲王允祥和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三人。即便是加上军机章京，也不超过10人。在首批军机大臣中，允祥和蒋廷锡都天不假年，因此，一段时间之内，张廷玉完全成为雍正皇帝的随身“秘书”。据史书记载，凡有紧急事务，雍正则命廷玉立刻入宫，自己口授大意，张廷玉则于御前伏地书写，或是隔着门帘在案几书写，文稿书写完毕即呈雍正御览，随后立即颁行。如果事情既急又频，张廷玉甚至被每日召见不下十数次。
军机大臣因为与皇帝最为接近，地位之崇高为人所共知，但成为军机大臣之后，他们却没有了六部官员那样的实权。前面说过，军机大臣实际就是充当了皇帝的侍从和秘书。从日常职责来看，完全也是类似秘书职守。军机大臣的日常工作，概括起来就是上传下达。受到皇帝召见时，需要将“未奉御批”的各处奏折恭敬地进呈，等候皇帝钦批。“承旨”完毕，即可退出。遇有皇帝“明旨”，则由军机大臣拟写完毕，下发到内阁执行。至于不宜公开的“密谕”，则经由军机大臣“封交”，视缓急情况，经由“马上飞递”传送各地。
军机大臣之外，也设军机章京，由皇帝挑选满汉官员充任，主要负责缮写谕旨、记载档案、查改奏议等，同样是文墨秘书性质。满人负责抄写满文，汉人负责抄写汉字，分工明确。
军机处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非常强调秘密性。这个特点，其实从军机处成立之初就已形成。因为它特为处理军机而设。所谓军机，就是需要格外强调保密。西北战事结束之后，军机处仍然不从属任何衙署，其工作职权和范围也完全超出其他部门。雍正要求，军机处办理事务，“不必露行迹，稍有不密，更不若明而行之”。在军机大臣的主导之下，上传奏折和处理朝政，都可以完全避开内阁等各级衙门，只对皇帝一人负责，只和皇帝保持单线的直接联系，因此它格外需要做好保密。
军机大臣的劳苦生活
军机大臣必须始终处在距离皇帝最近的地方，遇到需要处理的事务，可以随时、快速地奉召入宫。这样便可以最大限度减少中间环节，避免因为假于众手而造成泄密。同时也可因为秘密行事而发挥最高效率。皇帝如果出行，则军机大臣在行宫附近设置临时办公场所，听候皇帝的随时调遣。某种程度上，雍正已经把军机处当成一件随身携带的物品，走到哪里都需要带在身边。无论是军机大臣，还是军机章京，都不能找任何借口逃开，只能随时跟随。
军机处除了没有正式衙署之外，更无印信。之所以如此设置，据说也是出于保密的需要。这种局面维持多年，一直到雍正十年（1732）春，雍正才下令由大学士等议定铸造印信之事。经雍正特批，军机处大印交由礼部铸造成形，但之后一直交由内奏处加锁保管，至于印匙则由领班军机大臣随身携带。需要使用印信之时，由值班章京凭“军机处金牌”到内奏处领取。开锁过程中，需要有数人监督。印信使用完毕之后，则立即交给领班章京，印匙要重新归还领班军机大臣，印信则要重新归内奏处加锁保管。对于一枚印信的管理，有着严格而繁琐的规章制度。由此可知，雍正在安全保密上真是煞费苦心，做足了文章。
包括皇宫在内，军机处办公场所并不豪华，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简陋，但一直有着严格的保密规定，挂设“枢密重地，非有特许，不许擅入”字样，禁止无关人员靠近。正是因为军机处行事极为机密，以致实行了“二年有余”之后，各省仍然对其一无所知。
如果说西北用兵期间，军机处尚且处于试运行阶段，而且仅仅局限于“军机”，那么在战争结束之后，雍正已经尝试将其范围逐步扩展，而且也找到了军机处的运作办法。这其中，为军机处特地铸造印信是一个标志，说明雍正已经充分意识到军机处在处理事务过程中的特殊作用，并且也开始有意加强对军机处的管理，使军机处逐步走向正规，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统计显示，雍正十年之前，雍正发布谕旨，多题“谕内阁”或“谕议政王大臣等”，而雍正十年之后，雍正发布谕旨已经常题“谕办理军机大臣等”，而且次数处于上升势头。由此可见，此时的军机处，已经逐步成为清廷决策的一个重要机构，而且抢夺内阁及议政王大臣权力的势头越来越明显。
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雍正越来越意识到，直接组织一个临时班子来帮助自己处理政务，阻力可以变得更小，政令推行起来更加得心应手，运转也更加畅通快速。于是，军机处办理政务的内容不断得到扩展，对于军机处的筹划和设计也越来越周密，雍正认为自己就此找到了治理这个错综复杂的庞大帝国的一把密钥。
通过一系列的运作之后，雍正终于渐渐实现了对帝国的主宰，真正有了君临天下的感觉。从此之后，亲王们只能永远地充当配角。如果连充当配角都不甘心的话，那就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甚至是要付出生命了。
叁 陈情密折藏玄机
狱中的名将
西北鏖兵虽说并不成功，但一干将士终究还是用他们的鲜血换来了一段时间的安宁，让雍正自此得以从容施展他的一套治国理念。一直被关在鄂尔泰掌管的兵部牢房之中的岳钟琪，当然也听说了战争的最后结果，但他却意外地发现，曾经在西北并肩作战的傅尔丹、纪成斌、王廷松等将军也都先后被关了进来。这不免让岳钟琪在咀嚼苦涩之余，又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当中的有些人被斩首示众，有的被无罪释放，只有岳钟琪被永久囚禁。事实上，直到乾隆即位之后，岳钟琪才得到释放，并重新获得执掌帅印、再战西北的机会。
身为岳飞的后人，岳钟琪同样是徒有精忠报国的热血，却最终无处挥洒，同样是因为小人的诬告和“莫须有”的罪名，遭到逮捕和关押。当然，岳钟琪有比先祖岳飞幸运之处，那就是他等到了牢底坐穿的那一天，所有的罪名得以一朝清洗。只是这必须要等到雍正王朝结束，直到乾隆皇帝即位的那一天。
在狱中，岳钟琪曾无数次回想自己在西北厉兵秣马的日子，回想他和傅尔丹、鄂尔泰等将帅之间的恩怨，更回想起他与康熙、雍正之间的恩怨往昔，尤其是和雍正之间曾经的相互默契。
岳钟琪清楚地记得，他曾用密折弹劾过副将石云倬，他本希望雍正知道，正是自己的副将违抗军令和贪生怕死，才失去了最佳的战机。殊不知这副将本是雍正安插在岳钟琪身边的耳目，专门用来监视他的。所以，密折呈上之后，非但没有引起雍正的重视，反倒被雍正看成是推卸责任。结果，死敌鄂尔泰的密折又适时出现，从纪成斌手下救出的查廪也恩将仇报，这进一步使他处于被动局面，并就此被雍正打入大牢。可以看出，正是这些几经辗转的小小密折，完全改变了岳钟琪的人生。
曾几何时，岳钟琪在雍正眼中尚且是最值得信赖的将军，是炙手可热的汉族大将，与当下所面临的糟糕处境相比，判若云泥。从喧嚣一时的曾静案可以看出，即使是面对诬告，岳钟琪都可以通过向雍正上奏密折而从容自救。
雍正元年（1723），岳钟琪奉命随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平定青海叛乱。在奏请雍正批准之后，岳钟琪率6000精兵，经过了长途的雪域行军之后，如同神兵天降一般出现在叛军面前。他率军直捣敌穴，从而一战成名，获得雍正极大信赖。第二年，他便被授予“奋威将军”；第三年，又被任命为甘肃提督兼巡抚。就在这年四月，年羹尧遭到解职，岳钟琪被任命为川陕总督。
岳钟琪连续获得提拔，自然会招来一些忌恨，包括告黑状的奏折也在所难免。很快便有谋反的流言指向了他。流言首先起于成都，有人向雍正报称成都一带都盛传岳钟琪即将谋反。对此，岳钟琪惊吓不已，连忙进呈密折辩解。没想到的是，雍正倒是对此非常不以为然。他一边下令调查谣言的起因，一边下诏书宽慰岳钟琪。雍正透露，“数年以来，谗钟琪者不止谤书一箧”，其中的不少还诬告岳钟琪是岳飞后裔，欲报宋金之仇。但这些都是诬告，所以不但不会惩处他，反而会付之重兵，委以重任。
在民间，岳钟琪越发受到反清复明的排满人士关注。不少人幻想着岳钟琪就是当年那个发誓“直捣黄龙府”的岳飞，一定会将满人驱逐出境。
雍正六年（1728），湖南永兴县有个叫曾静的秀才，听说了岳钟琪的英明神武，也天真地将他与一直致力抗金的岳飞联系在一起。在经过一番密议之后，他派遣弟子张熙前往长安投书岳钟琪，劝其谋反。
岳钟琪刚刚目睹前任年羹尧被雍正先捧后杀的惨况，自己又深陷谋反传言的困扰，不能不在为自己的处境感到担忧的同时，对这些制造谣言的不法分子怒火中烧。而眼下，居然有人自己找上门来。就这样，张熙被暴怒的岳钟琪重刑伺候，多次昏死过去。但他始终拒绝交代实情，反倒继续劝说岳钟琪谋反，甚至妄称他们反清复明的组织力量强大，广泛分布湖广、云贵一带，完全可以形成一呼百应之势，就此赶走满人。
看到这个架势，岳钟琪只得提笔书写密折，如实地向雍正奏明事件的前后经过。在密折中，岳钟琪先是如实禀报事件发生经过和审判进展情况，接着就是向雍正表明忠心，同时还提出请求，希望将案犯押解京城，由皇帝派出更有审讯经验之人受理。密折写好之后，岳钟琪马上交给驿站，由他们派人星夜飞驰，送往京城。
就在密折发出之后不久，岳钟琪忽然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攻陷张熙防线的妙招。他决定摆出假装谋反的架势，以此来拉拢张熙，诱使他说出实情。在昏暗的密室中，岳钟琪先是命令左右全部退下，然后对张熙善言抚慰。他告诉张熙，之所以动用大刑，本是想考察一下真假，同时也是为了掩人耳目。这一回合之后，张熙的心理防线彻底瓦解，然后说出了曾静的名字。
岳钟琪欣喜若狂，火速发出第二封密折，向雍正详细汇报审讯结果。就在这时，雍正对岳钟琪第一份密折的批复也已送到。雍正在表彰岳钟琪忠诚的同时，要求岳钟琪用“出奇料理”的手段展开审讯。一直惶恐不安的岳钟琪此时长出一口气，不能不在感激涕零的同时，深深折服于雍正皇帝的英明。
岳钟琪的第二封密折显然令雍正更为满意。他没想到岳钟琪可以这么迅速地用“出奇料理”的手法挖出重要线索。在给岳钟琪的朱批中，雍正皇帝甚至肉麻地说道：“朕与卿的君臣之情，乃无量劫之善缘同会。”这样的句子固然稍显一丝肉麻，但多少也可说是雍正和岳钟琪一段时间之内君臣相得、心有灵犀的产物。
不久之后，岳钟琪从张熙口中得到了关于曾静，乃至于吕留良的更多猛料，他不敢怠慢，立即写就第三封密折，向雍正皇帝禀报案件进展。此后的结果，张熙和曾静意外得到雍正的宽恕，已经去世经年的吕留良却受到牵连和惩处。吕留良除了被剖棺戮尸之外，著作也尽遭毁弃，子孙门徒，或被斩首，或遭流徙，酿成一桩千古冤狱。
在曾静一案中，岳钟琪通过密折和“马上飞递”躲过了一场深重的危机，但最终还是没躲过鄂尔泰的背后一剑。前面已经介绍，西北鏖兵的结果，岳钟琪和一干武将成为替罪羊。鄂尔泰身为军机大臣，善于捕捉雍正皇帝的心意，准确地抓住了雍正对岳钟琪失去信任的这一时机，把岳钟琪彻底扳倒。
有意思的是，鄂尔泰所使用的方法也是书写密折。可以说，正是这个小小的密折，让皇帝实现控制帝国的同时，也让政坛多了一分诡异之气。
掌控帝国的信息网——密折
密折，也称奏折、折子、奏书、奏疏等，是清代专门用来向皇帝陈情言事的一种文书。说起来，清朝以前各朝也有奏疏等公文，多少可算作密折的前身，但没有任何朝代曾经像清朝这样高度重视密折。清朝，尤其是康雍乾时期，围绕密折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而又严密的规章制度，并将密折与政治生活和政权安危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雍正设立军机处之后，是密折发展历史上一个标志性事件。密折制度对于朝政的影响，自此被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使之一举成为清朝皇权政治的重要标志之一。
据说清代自顺治朝已有奏折开始使用，从康熙朝开始，奏折更加受到重视。奏折之所以称为密折，也与康熙密不可分。康熙执政前期，奏折开始投入使用，但在相关奏折的办理、传递及保管等各方面，都没有步入正轨。也正是在这种试用和摸索过程中，康熙逐渐认识到奏折在了解政情、军情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作用。于是开始对奏折有所关注，并在传递和保管等方面做出规定。书写和呈递奏折也需要限定身份，奏折逐渐变成高级官员才可染指的带有一定秘密性质的文书。
有学者曾对康熙朝进折人员的身份进行过分类研究，并按身份和所属机构分为五类：其一是宗室姻亲、汉族异姓王公及内务府等皇室服务系统；其二是中央官员系统；其三是地方官员系统；其四是内外蒙古各部王公及青藏、准噶尔蒙古外藩系统；其五是难以归入上述各类的其他人员。从上述情况来看，奏折并非普通人所能使用，而是需要具有相当社会地位才行。就康熙一朝的情形来看，言事陈情之官虽有渐渐扩展之势，但范围终究非常有限。起初只是若干亲信人员，后来则发展为各旗的亲信，渐渐地才扩展到一些重要官员，但人员总数仍然不过200左右。
至于阅览奏折，更是有着严格的权限规定。康熙绝大多数时候都是自己亲自批阅奏折，只会在偶尔情况之下，才会将某些相关奏折交由内阁大学士批答。而且这种情形没有维持多久，内阁批阅奏折的权力很快就被剥夺。
康熙四十六年（1707）四月，甘肃巡抚齐世武奏报甘肃雨雪灾害情况。其时康熙正在南巡途中，密折被递交内阁处理。等康熙回京之后，发现本被密封的奏折已经拆阅，便严厉地责备齐世武“糊涂”。康熙对齐世武说：“朕不在之时，奏折应该送给掌事阿哥阅示才对！”
康熙不在京城，“掌事阿哥”可以代行批阅奏折，这掌事阿哥自然是康熙非常信任之人，正如同当初胤礽代理国事时所扮演的角色。从这起事件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两点：其一，其时内阁已经没有了阅览奏折的权力，可知内阁完全不被信任；其二，所谓奏折，其时已经发展成为密折，更加强调保密性。故此，康熙不在之时，只有他所指定之人才可以阅览。
康熙废立太子期间，流言很多，而且局势一度难以控制。康熙为了及时掌握情况，下令朝臣可以在请安折中随时报告所闻所见，但必须“如实密陈”。而且，康熙坚持亲自批阅奏折，不容别人插手。康熙执政的最后几年，一度因为中风而导致右手无法书写，无法正常批阅奏折，但他为了防止上传下达之中出现差失，给结党营私之人以可乘之机，便一直坚持用左手批阅奏折。显然，在康熙眼中，抓住了批阅奏折的权力，就是掌控住了大清帝国。小小的密折，俨然成为皇权和地位的象征，是大清帝国的宝器，不容任何人窥伺。
满人入主中原，除了学习汉文化之外，更是很好地学习了中原王朝的统御之术，尤其学会了让臣下“互相监视，并以密告别人的方式来表示自己的效忠”的方法，“甚至比以前的汉族封建君主还有之而无不及。”清朝设立八旗驻防制度，其目的就是试图建设一个严密的监控网络，尤其是对汉人和重要官吏实施严密监控。当然，地方行政官员也可以对驻军将领的情况进行监视，有紧急情况需要随时上报，同时鼓励职务较低官员对上级官员情况进行监视和密报。
神秘的粘杆处
为了加强对臣民的监控和控制，清朝在顺治初年就建立了粘杆处，以此来组织实施各种监控活动。粘杆处，实名为尚虞备用处。从工作性质来看，粘杆处就是负责内务情报的情报机构，其主要任务就是负责监视大小官员的工作情况和日常活动，如果发现重要情况就要迅速上报皇帝。
从功能定位上看，粘杆处注重收集政情和社情，军机处起初偏重于军情，但后来发生了很大改变，军机处也开始关注政情和社情。粘杆处曾利用特权大肆进行特务活动，但在乾隆之后被逐渐废除。之所以会出现这个情况，是因为粘杆处的职责已经可以交由军机处替代执行。既然军机处也开始关注并收集政情和社情，粘杆处自然不复有继续存在的必要。
军机处的命运，包括性质和地位等，都可以随着皇帝个人的旨意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粘杆处当然也不能例外。所有这些变化，都与雍正等人推行集权政治有着直接的联系。为了集权，可以临时建立粘杆处；为了集权，也可以成立军机处；为了集权，也可由军机处取代粘杆处。军机处从军情传递机构，发展到大包大揽，渗透国家管理的方方面面，甚而成为中枢决策的重要机构，统统都是因为集权统治的需要。
密折制度的推行，与粘杆处和军机处密不可分。有了严密的密折制度，它们监控臣民和辅助皇帝实现集权等使命，才能最终得以实现。而且，密折书写越来越强调规范，密折管理越来越趋于严格，说到底都是服务于政治的。
陈情密折藏玄机
康熙一朝激烈的党争，尤其是诸皇子之间长期的互相倾轧，只能让言官长久保持缄默。很明显，储位之争那是皇帝自家事，旁人不敢多言。康熙则深深苦恼于言路不畅，迫切需要有收集政情、军情的途径。密折作为传递情报之用的特殊载体，不能不受到康熙的格外重视。渐渐地，密折成为康熙了解驻防事务和政情、军情的一个重要渠道，并上升为高级官员可以普遍使用的正式官文。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康熙也很快意识到，密折制度的推行对于监控官员有很大好处。由于配合密折制度的推行，办理政务可以转为隐秘，而不再拿出来进行公开讨论。密折所陈之事，多为机密要务，大多需要紧急处理，强调办事效率，故而既有公文的处理模式也被打破。至于每一份密折如何办理，全等皇帝批示。有的时候，他会选择将密折存档，有的时候，他会选择将密折交由内阁或议政处阅处。只有皇帝才有权对密折作出程序和处理要求，内阁的职权则被大幅度限制和削弱。在这种情况下，铲除异己和贪腐官员，也可以变得神不知鬼不觉，密折由此成为威慑群臣的一种最佳途径。康熙曾对朝臣宣布：“尔等果能据实密陈，则大奸大贪之辈不知谁人所奏，自知畏惧。”处在严密监视之下的驻防将领和各级官吏，无不处于惶恐和畏惧之中。所以，密折的使用，“是清代君权高度集中及中枢辅臣权力进一步削弱的重要标志之一”。
这种监控行为，到了雍正年间更是发展到了极致。据《南亭笔记》记载，某省新上任巡抚在家与夫人、女眷等打牌，忽然发现一张牌不见了，怎么找也找不到，只好悻悻地休息。没过多久，巡抚得到雍正召见，在汇报一些施政情况之后，巡抚道别。可就在他将要出门之际，突然又被雍正叫了回来。只见雍正从怀里徐徐拿出一张牌来，笑着说道：“这是你家的东西，现在还给你。”巡抚定睛一看，大惊失色，原来雍正手里拿着的竟是前几天巡抚打牌时所丢失的那张牌！虽说《南亭笔记》所载多为遗闻逸事，其中故事的真实性还有待考证，却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对于官员的监控有多么严密。
还有一个关于帽子的故事，也足够反映当时对于官员的监控之密。有位大臣前一天买了顶新帽子，第二天入朝免冠行礼时，雍正特意提醒其注意别把新帽污坏。官员换顶帽子，当然犯不着日理万机的皇帝来关心，得到这种提醒的官员也只会在万分惊愕之余，感叹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被监视。但雍正却不会理会这些。他有时候甚至故意将所收到的情报透露给被监视的官员，“借以提高这种特务手段的威慑力。”很显然，暗箱操作式的密折制度，让清代皇权更多了一层令人恐怖的神秘感。
密折既然成为帝王了解政情和社情的重要途径，也是加强皇权的重要工具，便必须采用严密的规章制度进行管理，而且对办理和使用的权限都予以严格规定。雍正结合军机处的相关设置，除了借鉴康熙朝的某些做法之外，也对密折制度进行了改进，作了更为严格的管理要求。
很多人将密折制度和军机处比作为左右手，认为正是它们二者的密切协同、紧密相扣，最终帮助雍正实现了集权统治。其实，考察雍正对于军机处的设计便可发现，密折其实是军机处日常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密折制度的改革也始终和军机处息息相关。
在雍正朝，军机处更多局限于办理西北军务，尚且无法真正取代内阁中枢，但雍正相关密折制度和公文制度的改革，其实已经是在为军机处职权发生改变做了很好的铺垫，同时也是在为中央政府的决策体制全面改革进行了很好的准备。而且，通过这种改革，也已经部分实现了他自由行使皇权和高效处理政务的设想。皇权也由此在雍正手中呈现明显的加强趋势。
雍正更加重视奏折在中枢决策中的地位。与康熙朝相比，雍正朝具备具折奏事权力的官员数目明显增多，奏折涉及内容也更加广泛，奏折数量也呈现激增态势。有学者统计，康熙时期，具折言事官员不过一百余人，奏折总数约九千余件。而在雍正朝，具折言事的官员已经骤升至一千二百余人，奏折总量约四万件。奏折已经成为雍正了解政情社情和军情的最重要上行文书。举凡边疆军务、官员政务、民众疾苦和雨雪灾害等各方面情况，雍正都需要通过一份一份的奏折来获得了解。
雍正对于奏折制度的改革
雍正创建了奏折录副制度，也就是备份制度。雍正要求，奏折必须要在正本之外另外抄一份副本留底。此举有两个目的：一是防止奏折在办理过程中遭到不法分子涂改，二是可以有效防止因各种意外因素而导致的原件丢失事故。在军机处成立之后，雍正更强调奏折的录副工作。抄写奏折，是军机处日常工作之一。军机章京是军机处的日常办事人员，也称“小军机”，多从内阁中枢等官员中选调，对书法功底要求很高，因为机密奏折都需要军机章京亲手抄写。一般的奏折也需要备份留底，军机章京无暇抄写，便交军机处方略馆人员抄写。
副本抄写一律用墨笔。相对于正本，副本可以稍许潦草，行款格式也可以稍微自由，但内容必须与正本保持完全一致。皇帝在原折所作夹批，也必须完全照录，并在该行上方注明“朱”字以示区别。
除录副之外，雍正还创立了“廷寄”制度，以保证自己的旨意能够顺利传达下去。所谓廷寄，就是皇帝有关告诫臣下、指示方略、考核政事、责问刑罚等机要文书，为防止发生泄漏事故，不再交由内阁明发，而是直接交由军机大臣密封，在加盖军机处印信之后，交兵部捷报处寄送相关官员，封面上写有“军机大臣字寄某官开拆”或“传谕某官开拆”字样。
廷寄制度的起源，与军机大臣张廷玉有很大关系。康熙皇帝驾崩之后，雍正经常“席地而坐，晨昏涕泣，群臣入奏事则忍泪裁断”。这种情况下，雍正处理政务，多为口授大意，当时担任礼部侍郎兼内阁学士的张廷玉或于御前伏地书写，或隔着门帘在几案书写，随即呈雍正御览，之后便直接下发。在此之后，雍正对张廷玉越发信任。雍正三年（1725）七月，由于内阁书写谕旨多有讹误，雍正便将书写谕旨之事更多地交给办事谨慎的张廷玉。雍正曾这样表扬张廷玉：“朕嗣统以来，元年、二年内阁面奉之旨书写时，动辄讹误，自张廷玉为大学士，听朕谕旨，悉能记忆，缮录呈览，与朕言相符。”出于对张廷玉的信任，雍正办理军机要务，也由张廷玉书写谕旨，交兵部封发的汉文谕旨遂逐渐增多。谕旨写就之后，多以信件的方式直接交由兵部寄给相关人员，廷寄至此已经基本成型。
随着军机处的成立，廷寄的程序及相关制度越来越完善。皇帝向军机大臣指示机宜后，军机大臣承旨撰拟清折进呈，称为“述旨”。在经皇帝修改阅定之后，再由军机处密封发出。信函封口及年月日处，都加盖办理军机处印，然后交兵部捷报处递送。封函书“办理军机处封寄某处某官开拆”或“传谕某处某官开拆”，并根据事情的缓急，于封函注明驿递日行里数，或三、四、五、六百里不等。廷寄谕旨寄到之后，只许受命者本人拆阅，任何人都不得代拆。受命大臣在领旨以后，须将接到廷寄的时间、承旨寄信者衔名、谕旨的内容以及如何办理的情况，向皇帝一一复奏明白，以防止滥冒传旨的情况出现。
廷寄可以明显加快传递速度和办理速度，提高政务处理的效率。更为重要的是，本属内阁参与或撰拟诏旨的机要事务，完全避开了内阁，至此完全置于皇帝的直接控制之下，很好地实现了集权统治。除此之外，廷寄也很好地达成了保密的目的。
雍正一向高度强调保密。雍正朝的许多重大改革，都是君臣通过密折商议决定。雍正一再要求具折之人，把保密放在最为紧要的位置，不可令一人知之。出于保密的要求，雍正要求具折之人如果不能做到保密，就不要上密折。
不仅是具折人不得向外声张奏折内容，领受朱批谕旨之后也要保守机密。即便是密级较低文件，如果私自转让他人知晓，那就是违法。对于不遵守保密规定的人员，雍正制定了相应的惩罚措施。雍正二年（1724），雍正发现浙闽总督觉罗满保、山西巡抚诺蜗、江苏布政使鄂尔泰、云南巡抚杨名时等人都有私自泄露密折内容的行为，当即决定停止他们的具折权力。在这些受到惩处的官员承认错误，并一再请求之下，才出于处理政务的需要，恢复了他们的具折权。
为了加强奏折的保密管理，雍正采取了多项措施。
首先是及时收回朱批奏折。雍正要求奏折人在得到朱批谕旨后的一定期限内，必须将原折及朱批一并上交皇宫保存，本人不得抄存留底。同时，奏折中的朱批，亦不得写入题本，将其作为奏事的依据。
其二是打造奏折专用箱锁。雍正下令内廷特制奏折匣，并配备锁钥，发给具奏员。具折之人必须将奏折装入匣内，派遣专人送至京城。至于密箱的钥匙则只有两把，其一给具折人，另一把雍正亲自掌握，任何人不得私开。为了保证具折之人能够连续书写密折，雍正可为具折人发放四个奏匣。广州巡抚常赉的奏匣曾被贼盗去，只得借用广东将军石礼哈的奏匣，自己并不敢仿制。当然，在雍正朝，这种奏匣只有极少数人拥有。到了乾隆朝，奏匣仍然是一种赏赐之物，能够使用的官员仍然不是很多。有人青云直上，有人牢底坐穿，有人飞黄腾达，有人身败名裂，在权力的游戏中，小小的奏折成为其中的关键。清朝的皇帝们正是通过奏折来实现着对政情、军情、民情的了解，以及对整个国家的掌控。从某种意义上说，掌握了奏折阅览与批复的权力，就是掌
其三，奏折直接送往内廷。内廷之中，只有军机大臣怡亲王允祥，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等，才有转传奏折的权力。这些军机大臣也只是代转，不得私自拆阅。具折人也不得用任何方式向代转之人说明奏折的内容。
即便是允祥这样非常亲信的军机大臣，也没有阅览密折的权力。所有的密折，都只能由雍正一人亲自阅看，所以处理政务便只能由他独断专行。这不仅仅是强调保密，更是为了确保绝对的皇权。在雍正的设计中，军机大臣只能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传达的作用。密折经他们办理廷寄手续之后，转回到具折人手中，再由具折人按照朱批谕旨办事。
雍正精心设计和改革奏折制度，为他占有和掌控至高无上的皇权提供了条件。机密之事只能有皇帝一人知晓，其他官员则只能处于相互监督、彼此牵制，甚至人人自危的境况，这有效防止了官员的官欲膨胀和贪腐行为，同时也使得政权牢牢控制在皇帝一人手中。
一位神奇的师爷
阅览密折的大权全由雍正一人掌控，其他人都不得染指，这样长期下来，雍正培养出了对于密折的一种特殊嗅觉。具折人是书写密折之时需要明示皇帝的，当然可以清楚知道，但书写密折则要求一律使用馆阁体的正楷，要想知道密折书写之人就比较难了，而雍正恰恰就具有这种本领。雍正年间，有个叫邬师爷的幕友，曾经帮助多位大员书写密折，而他书写的密折每每都被雍正轻松认出。
雍正三年，李卫被任命为浙江巡抚。上任之前，雍正特意交代李卫：杭州有个邬师爷，可以安排他到府中任职。皇帝特意吩咐，李卫当然只能照办，还一直以为邬师爷是个什么特别人物，有着什么特别的才能，可见面之后才发现，邬师爷原来只是个百无一用的老学究。李卫不免感到一丝失望，但毕竟皇帝有言在先，他也只得好吃好喝地把邬师爷供养起来，并不敢吩咐这位老先生做什么实务。
转眼到了年底，按照惯例，李卫需要给雍正皇帝寄发请安折子。这种请安折子是奏折的一种，只是功能相对单一，无需陈情，也无需言事。李卫看邬师爷也做不成其他事情，便吩咐他书写请安折子。结果意外发生了，李卫的请安折居然收到了雍正皇帝的批复，批复上的内容更大大出乎李卫的意料。只见朱批赫然写着：“朕安，邬先生安否？”本来是作为一方巡抚的李卫向皇帝请安，皇帝并不回问巡抚安否，而是回问代笔的邬师爷安否，这种情形让李卫惊诧不已。有些摸不着头脑的他此后对邬师爷异常客气，不敢有丝毫怠慢。而且从此之后，无论浙江巡抚如何调换，邬师爷一直都受到优待，而且他每年的任务就是简单一件：给皇帝写一封请安折子。
据说雍正即位之前曾在杭州受过邬师爷精心款待，就此认识了邬师爷的字体，不知是否果真如此。即便这种传闻属实，作为帝王，能一直清楚地记住一个无名之辈的字体，这也已是一个奇迹，而且雍正对密折观看之仔细和嗅觉之灵敏，都足以让人称奇。
据说河南巡抚田文镜的发迹也与邬师爷有关，而且与书写密折有着密切联系。
原来，田文镜得知邬师爷本领非凡，也聘请他来到府中担任师爷。这位邬师爷见到田文镜之后，只对田文镜提出了一个要求：代替他向皇帝写一封密折，但田文镜不得观看，只需署上大名即可确保升官。这个非常特殊的要求一度令田文镜感到有些犹豫，但出于对升迁的渴望，他最终还是点头答应了。密折就此被呈送到雍正皇帝手中，而结果正如邬师爷所料，田文镜升任总督，加兵部尚书衔，不久之后，又兼任河南、山东两省总督。
那么，这又是一封什么样的密折呢？为什么它能有如此神奇的效果？是邬师爷特殊的字体，还是另有玄机？田文镜事后才明白，它居然和当朝权臣隆科多有着直接的联系，而且是弹劾这位自己根本不敢得罪的权臣。
隆科多不是一般人物。论起来，他还是雍正皇帝的舅舅。由于在雍正即位过程中，隆科多曾起到了关键作用，让雍正更是对这位舅舅另眼相看。不仅康熙皇帝的遗诏由隆科多宣读，身为步兵统领的他，还预先做了周密部署，让那些对皇位有勃勃野心的皇子们都动弹不得，有劲儿无处使。所以说，隆科多对于雍正皇帝而言有着特别的意义。
雍正即位之后，马上投桃报李，先是任命隆科多为总理事务大臣，不久之后又让其同时担任吏部尚书，袭一等公。至于对这位舅舅的财物赏赐，更是数不胜数，令人眼晕。步兵统领隆科多一跃成为雍正眼中最值得信赖的重臣。
没想到事情很快就发生了变化，第一重臣很快就变成第一权臣，于是不可避免地走上盛极而衰的道路。由于隆科多自恃功高，大量提拔亲信并把持朝政，很快就让当皇帝的外甥感到极为不满，那么，这样的舅舅就只能等着乐极生悲的时刻到来。
雍正对舅舅越来越厌恶，很想把他拉下马，但又苦于找不到借口，无从下手。一直以来，由于隆科多的政治地位，朝中没有人敢对他说一个不字。就在这个时候，邬师爷帮助田文镜写就的弹劾隆科多的密折悄然而至。邬师爷对雍正的心迹进行过仔细揣摩，他觉得此时时机已经成熟，便借助田文镜之手写成了这样一封密折，在帮助雍正找到铲除隆科多的借口的同时，也顺带帮助田文镜实现了升迁的愿望。
田文镜升官之后不免有些傲慢，对邬师爷也开始怠慢起来。一怒之下，这位邬师爷干脆甩手走人。田文镜很快发现，自己的密折无论写得多么精彩，总不能打动雍正皇帝，甚至会招致雍正一顿猛批。经过这样的曲折，田文镜只得再次重礼邀请邬师爷回府，给予他更高的礼遇。结果，神奇的情形再一次上演：田文镜上奏皇帝的密折重新受到重视。在一次邬师爷代写的请安折子递交之后，又得到雍正“温情脉脉”的回复：“朕安，邬先生安否？”对此，田文镜只能和李卫一样，除了惊奇就是感叹。
不是终结
邬师爷书写的密折每每能得到雍正的重视，应该和这位师爷善于揣摩皇帝的心意有着很大关系，但也充分反映出雍正对于密折的敏锐嗅觉和仔细观察。当然，从这个神奇的故事还可以看出，密折对当时的朝政发挥着重要影响。隆科多倒台、岳钟琪被捕，都是小小的密折使然。这种密折政治和军机处一起，成了那个朝代神秘政治和集权政治的代名词。
令人感到一丝意外的是，正当雍正找到了一把实现集权的钥匙，而且正准备用它来统御帝国的时候，一场疾病夺走了他的生命。他对军机处，对于大清帝国的设计都戛然而止。
雍正的辞世，多少有些突然。有人说雍正杀人太多，包括亲兄弟在内，都不肯放过，于是早早得到了报应。民间也有传说称，雍正是被江湖女侠吕四娘所杀，但这并没有可靠证据。更多的人则相信雍正是过度劳累致死。连续多年的勤政，使他的体力多少有些透支，并且也让疾病无法得到根治。尤其是雍正七年（1729）之后，西北战场的胶着和失利让他长期不得安宁。当战争赢得惨胜之后，巨大的消耗更让他变得患得患失、昼夜难安。除此之外，还有人认为，雍正的过早辞世，和他长期服用丹药、体内大量积毒有关。雍正晚年，为了提神和长生，有意加大丹药剂量，故此有人认为这才是他猝死的真正原因。雍正辞世之后，乾隆严厉惩罚向雍正推销丹药的道士，也足以说明这一点。
雍正虽然走了，但是军机处却自此留了下来，为儿子乾隆所继承。在这之后，乾隆对军机处进行了更为严密的设计，使得军机处得以按照雍正所设计的道路越走越远。
肆 乾隆即位与军机处的废立
弘历与康熙
康熙六十一年（1722）的一天，康熙皇帝四天之内连续两次驾临圆明园，就此认识了聪明乖巧的孙子弘历。此刻，康熙即将迎来自己七十岁生日，这位乖巧的弘历应该算是胤禛送给父亲的最好的一件生日礼物。此后，弘历便被康熙带到宫中抚养，命运也就此发生根本改变。事实上，由于儿孙太多，康熙皇帝又日理万机，孙子辈中估计多半都叫不上名字，更别说领到宫中抚养了。相比之下，弘历显然是一个幸运儿。
康熙亲自指导弘历读书，天资过人的弘历进步飞快，很能赢得爷爷的欢心。有一次，康熙说到宋代学者周敦颐的《爱莲说》，弘历居然倒背如流，令康熙龙颜大悦。此后，康熙甚至连围猎和批阅奏折都会让弘历在一旁侍奉。祖孙二人朝夕为伴，感情非同寻常。
有一次，弘历随康熙来到木兰围场打猎。康熙在用火枪射杀一只黑熊之后，眼看黑熊已经倒地，便让侍卫领着弘历靠近黑熊，教他射箭技术。不料黑熊却忽然间跃起，向弘历发疯般扑来。见此情形，侍卫们一时间都慌了手脚，但弘历却显得非常镇定。反应敏捷的康熙迅速举起火枪再次射击，将黑熊击倒，弘历才得以脱险。经过这次惊险之后，康熙围猎之时不敢再让弘历太靠近猛兽，同时也忍不住感叹弘历福大命大。
很显然，弘历少年之时就有幸得到两代帝王的宠爱和教诲，也因此而一直被各方所看好，都将其视为皇帝内定的储君。但弘历并不敢由此而自视甚高，毕竟他还是要一直等到父皇雍正去世的那一刻，才可以确切得知自己是否获得了皇位继承权。
雍正的良苦用心
雍正深深地体会到康熙朝皇子争储之祸，于是对建储制度进行了大胆改革，建立了秘密建储制度。雍正元年八月，也就是雍正即位之后第九个月，他就召集总理事务大臣和满汉文武大臣，宣布了这一决定。在雍正看来，此举可以有几个好处：第一，有效化解了皇室内部为储君之位而产生的争斗；第二，朝臣再不会围绕储君而攀龙附凤，结党营私；第三，皇帝本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旨意施政，不受任何干扰，也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实现皇权的顺利交接。
当然，秘密建储的最大弊端就是，皇位继承人选只能由皇帝一个人决定。皇帝的喜怒哀乐，都可以对其产生直接的影响。皇帝的英明与否，很大程度决定了储君的英明与否。至于储君是否称职，是否合格，也全都由皇帝凭借个人的主观意志判定，大臣们连建议和劝谏的机会都没有。是故，乾隆曾一度想废除这种秘密建储制度。
雍正在秘密建储的同时，也着意加强对弘历的培养。除了原来的老师福敏之外，朱轼、张廷玉、蒋廷锡、鄂尔泰等重臣，也都先后被选派担任弘历的老师。弘历在这期间系统学习了古代帝王的治国经验，为日后理政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雍正七年（1729）冬天，雍正皇帝患病，一度非常危重，经过多方治疗之后方才转危为安。在这之后，雍正开始有意委派弘历和弘昼代其参加各种礼仪活动，锻炼其理政能力。随着年岁的增长，弘历自己也能切身感受到父皇对于自己的重视和关注。储君之位对他而言，似乎已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事实上，就皇位继承而言，弘历所处政治环境已经和康熙朝发生了根本改变，弘历完全不必再像父辈那样明争暗斗，互相倾轧。饱读诗书的弘历非常清楚自己所处的地位，他所需要做的只是安分守己和掩盖锋芒。
除了在父皇面前小心谨慎，弘历也非常注意和朝廷重臣保持良好关系。军机大臣鄂尔泰和张廷玉，一直深受雍正宠信，是多少能够影响雍正施政和决策的重臣，弘历一直对他们优礼有加，表示出极大的尊重和关心。
雍正十年（1732），鄂尔泰奉命出征西北。弘历在获悉这一消息之后，立刻赋诗《遂毅庵鄂相国奉命经略西陲》相赠。在诗中，弘历除了对鄂尔泰表现出极大的关切之情、嘱托其保重身体之外，还将鄂尔泰比作东晋重臣谢安和晚唐重臣裴度，祝其早日凯旋。
雍正十一年（1733），张廷玉奉旨返乡，为其父张英入祀贤良祠举办庆典。弘历得知之后，也立即赋诗《送桐城张先生暂假归里》相赠。在诗中，弘历将张廷玉比作朝廷不可须臾离开的重臣，对他表示出极高的推崇之意。
弘历一生虽然留下诗作无数，却鲜有能让人记住的佳作，但他以赠诗来笼络人心的这种方式，还是非常高明的。雍正八年（1730）九月，雍正患病比较严重，因此做了托付后事的准备。他招来军机大臣张廷玉，将建储密旨密示于他，嘱咐他做好各种准备。雍正十年（1732），雍正又将建储密旨同时密示鄂尔泰和张廷玉，并且告诫他们保守机密，除了他们二人之外，不得再让第三人知晓。这个缘故，张廷玉和鄂尔泰其实都已经知道弘历被内定为太子的事实，看到弘历如此赠诗示好，只能是感激涕零地示以报答之情。
除了向鄂尔泰和张廷玉这样的军机大臣主动示好之外，弘历也非常注意和皇叔允禄、允礼经常保持联络，努力增进感情。即便是和自己年纪相仿的皇叔允禧等人，弘历也表示出足够的尊重之意。即使是一直为人所看不起的皇宫太监，弘历也是非常谨慎地相处，从不轻易得罪他们。总之，弘历一直都能和周围的人和谐相处，根本杜绝了类似于允礽那样四面楚歌的局面。
公元1735年8月，雍正皇帝在他执政的第十三个年头去世。在去世的前几天，雍正尚且在圆明园正常办公，没想到病情忽然恶化，而且病情之重和离世之速都令人感到意外。
登极
雍正的死因至今仍是个谜。乾隆在父皇死后，对长期围绕在雍正身边的炼丹道士进行了无情驱逐，让人不能不怀疑雍正之死与他不当服用丹药有关。也有不少人相信雍正是劳累致死。雍正的勤政，为帝王中罕见。雍正设计并建立军机处，给自己额外增加了太多的工作量。按照雍正的设计，皇帝阅读奏折之后，需由军机大臣根据皇帝的朱批和面谕拟旨，再经皇帝批准下发。皇帝如果不能及时地将奏折下发，军机大臣便不得其闻，所以会立即造成政务处理的梗塞现象。因此，皇帝每天不得不花去大量的时间批阅奏折。如此说来，这样做皇帝其实是非常辛苦的。聪明的乾隆不得不对此进行一些改进——这在后面还将进一步述及。清代的皇帝基本都很勤政，实则与这种设计也有关系。说雍正是被活活累死，其实多少也与他自己的这个设计有关。
由于雍正生前曾经对继嗣问题进行过周密布置，所以在他去世之后，政权的过渡进行得非常顺利。雍正去世不到一个时辰，在张廷玉的提议之下，大家取出雍正皇帝所遗密旨，并当众予以宣读，由此确定弘历继承大位。清朝历史由此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乾隆皇帝从此掌握了清政府的核心大权，站在政治舞台最中央的位置。
乾隆皇帝即位之后，按照父亲的生前布置，立刻任命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人为辅政大臣，由此构成了以弘历为核心的执政团队。
在之后的一段时期，几位辅政大臣都是这个帝国最为忙碌之人。除了治丧之外，他们还需要关心军政外交，以保持帝国的正常运转。但是，在他们开展工作仅仅三天之后，鄂尔泰和张廷玉便向乾隆皇帝提出更改“辅政大臣”名称的建议。他们所提出的理由非常正大光明：所谓辅政，出现在康熙皇帝执政初期，那个时期康熙年幼，辅政理所当然，而今乾隆皇帝已经成年，如果再用“辅政”这个词，多少显得对新皇帝有些不敬。基于这个缘故，他们希望能够沿用当年雍正皇帝居丧期间使用过的名称——总理事务。当然，他们希望改变名称还有一个深层原因：辅政大臣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康熙执政初期那个飞扬跋扈的权臣鳌拜，而这显然对这些辅政大臣非常不利。
乾隆当即同意了鄂尔泰等人的请求，立即将相关机构改称“总理事务处”，鄂尔泰和张廷玉等人则称“总理事务王大臣”。与此同时，乾隆也以西北无战事为由，宣布将军机处就此撤除，军机大臣鄂尔泰、张廷玉已经担任总理事务王大臣，另一资历稍浅的军机大臣讷亲则在总理处担任“协办总理事务”或“差委办事”。乾隆下令，从今往后，“启奏一切事件，俱著送总理事务王大臣阅看，再交奏事官员转奏。”
当然，乾隆所说的“一切”，并不包含密折在内，他深知密折对于了解政情和控制官员的重要性，因此牢牢把握在手中。关于密折，乾隆对朝臣提出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要求：“若有密封陈奏事件，仍令本人自行交奏。”乾隆此举，既给总理事务王大臣以充分的信任，也对其权力有所限制，对于确保自己的核心政治地位非常重要。
乾隆上台后的新举措
乾隆即位之后，在几位总理事务王大臣的辅佐之下，对雍正皇帝的许多执政理念都进行了全面的反思，对不少政策也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其中很多改变都受到朝野的热烈欢迎。
雍正执政十余年，对政府机构和赋役制度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效，使得国家财政状况取得明显好转，也为乾隆执政打下了良好基础。雍正设立军机处，并大力推行密折制度改革，都有效地加强了皇权，为乾隆时期围绕军机处的设计，进一步形成集权统治，既积累了经验，更奠定了基础。但是，雍正皇帝各种改革措施也遭到了种种非议和抵制，甚而其本人也深陷各种流言蜚语的中心。但雍正本人则对此不理不睬，对包括亲兄弟在内的反对势力采取了严酷打击，这固然为自己顺利推行施政理念创造了条件，但也使得他自此成为众矢之的，并背上了刻薄寡恩的恶名。
有鉴于此，乾隆对雍正时期一些过于严厉的政策措施进行了纠正。清人袁枚曾这样记载：乾隆元年，每推行一个新措施，下达一个新诏令，全国都会为之欢呼，认为尧舜这样的贤明君主重新出现了。乾隆首先本着“亲亲睦族”的理念，将允禵等被圈禁的宗亲一一释放，允祉等皇叔先后被恢复爵位，甚至允礽的两个儿子都被封爵。除此之外，乾隆还将当年受年羹尧、隆科多牵连的众多官员予以释放和平反，部分人员恢复了官职，被关押多年的岳钟琪也得到重新起用。当然，岳钟琪重新获得重用还需要等待很长的时间。
对于当年围绕岳钟琪而发生的曾静、张熙一案，乾隆也重新做出审判。曾静、张熙因为劝说岳钟琪谋反，被其设计诱捕。雍正通过他们所提供的线索进一步得知，允禩等人曾制造了大量的宫廷谣言来诋毁自己。这之后，雍正刊刻《大义觉迷录》广为散发，极力为自己辩解。但在乾隆看来，父亲的这些辩解只会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反倒令人加重对他的怀疑和猜测。所以，乾隆果断在全国范围内查禁《大义觉迷录》，并且将张熙、曾静二人凌迟处死。
除了这样的案子之外，对于雍正朝的很多重大要案，乾隆都在维护父亲威信的同时，尽量本着宽大为怀的原则重新进行判处。只有允禩和允禟这样特别敏感案件，乾隆没敢立即作出翻案，而是一直等到了执政晚年才做出改判处理。本着宽大原则，当初受到严厉打击的皇族成员中，大多获得释放，有不少人甚至重新获得爵位。即位三个月之内，乾隆就先后赦免了69名欠帑亏空的官员。一些因误判为朋党罪的官员，如总督蔡珽、御史谢济世等人，也被宽释。一段时间之内，乾隆通过大幅度抚慰措施，既收买了人心，也大大缓和了朝廷内外高度紧张、高度压抑的政治环境。
秘密建储的“后遗症”
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乾隆执政之初的这些大肆收买人心之举，也和他政治地位不是非常坚固有着直接的关系。由于受到秘密建储的限制，乾隆一直没有皇太子的名号，也因此无法培植自己的羽翼，更谈不上掌握什么政治权力。包括乾隆继承大位之后的一段时间之内，他仍然没有非常充分的人事任免权，对于政权和军权都缺少足够的掌控力。自康熙、雍正以来一直处于上升势头的皇权，此刻已然处于最低谷。也正是这个原因，他必须对来自各方的政治势力采取避让和妥协的策略。对于几位总理事务王大臣，与其说是信赖，不如说是依赖。
乾隆曾经对几位总理事务王大臣说：“政事有失，即为规谏，思虑未周，代为筹划。”一个“即”字，和一个“代”字，都生动地说明了新皇帝对于王大臣的这种依存关系。“即”的意思是不留情面而又迅速，“代”字的意思是“代理”，充分说明了王大臣此时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乾隆对于手下大臣使用这种语言，固然可以体现自己开明的政治思想，但其中所透露的也是执政之初无所依靠的窘迫局面。
乾隆和几位王大臣之间，尤其是和以允禄为代表的宗室之间的不愉快，渐渐显现。其中最明显的事情就是，庄亲王允禄所分管的宗人府事务，作为皇帝的乾隆竟然无从插手，无权干涉。乾隆元年（1736）十月，雍正皇帝的梓宫被送往易州泰陵安葬，治丧之事告一段落，乾隆需要开始挑起处理国家大事的重任。在这个过程中，乾隆总能不时感受到总理事务王大臣的牵制，内心多也少会感到不快。但他不能立即发作，只得暂时隐忍。此时此刻，乾隆想必已经越来越清楚地感受到政坛的复杂性：那些始终围绕自己的欢呼声背后，其实是盘根错节的各种政治势力在缠斗。这时，他开始越来越后悔当初撤除军机处的莽撞之举。可以说，在执政不长的一段时间之后，他就深切感受到多方的牵制，渐渐地懂得了父亲当初巧妙设置军机处的深远用心，同时也迫切希望迅速建立一个能够完全顺从己意的政权机构，培植自己的心腹大臣。
军机再现
在经过一段时间比较之后，他发现总理事务王大臣之中，皇叔们虽说是宗亲，却远不如非宗室的张廷玉等人忠心，甚至总是想着在利益面前分一杯羹。相比之下，鄂尔泰和张廷玉反倒是可以委以更多信任之人。残酷的现实令乾隆对有关政权机构设置和人员遴选的想法，慢慢地变得清晰起来。
乾隆二年（1737）十一月，乾隆借口三年服丧期将满，果断宣布撤销总理事务处，同时恢复军机处，并且在编制规模和人员设置上都较雍正朝有了较大突破。几位王大臣中，允禄和允礼两位皇叔并没有被列为军机大臣，作为宗室远支的福彭，也被排除在外，鄂尔泰和张廷玉二人重新得到任用，入值军机处。讷亲也重新成为军机大臣，此外还增加了海望、纳延泰、班第三人，使得军机大臣的数量达到六人，与雍正朝相比，增加了一倍。雍正年间担任军机章京的官员也全部恢复入值，人员数量上也有大幅度的扩充。
允禄和允礼此前担任总理事务王大臣，代表的是宗室力量，但正是这些宗室人员在被提升或恢复爵位之后，一直不能满足现状，给乾隆初期执政造成很大的牵制。有鉴于此，乾隆正好借助于军机处的恢复，对以允禄为代表的宗室势力进行打压。
当然，重权在握的两位皇叔，情况也有很大不同。允礼长期患病，对于职权没有表现出贪欲。军机处成立前后，又恰好染上足疾，行走不便，所以他的心思全在自己的身体上，王大臣一职被削夺，正好是一种解脱，可以安心回家养病。乾隆三年（1738）二月，允礼没有抵挡住病魔的侵袭，离开了人世，恰好也算躲过了乾隆打击宗室的一波风浪。
允禄则不然。允禄自康熙朝就一直受宠，雍正朝继续得到恩遇，到了乾隆朝则更是位高权重。此外，乾隆和这位皇叔之间还有一层非常特殊的关系。康熙晚年，出于对乾隆的喜爱，将其带入宫中抚养，生活上就是一直由允禄的母亲密妃照顾。因此，乾隆和这个皇叔之间的感情非同一般。
然而，正是这种特别的关系，让允禄有点忘乎所以。在这之后，允禄对于宗室事务的过多干涉，越来越引起乾隆的不快。而这种不快终于可以借助于军机处的成立得到彻底排遣，允禄就此被排除在政治权力的核心之外。
允禄明白自己已经失去皇帝的信任，不由得立刻想起雍正当年大肆清洗宗室、残酷打击异己的情景。由此开始，他渐渐变得瞻前顾后，唯唯诺诺，生怕惹出什么事端，招来什么祸患。没想到的是，允禄这种畏罪情绪和避祸心态竟然成了日后受到惩罚的罪证。不久之后，乾隆指责允禄只知专心取悦于人，遇事不肯承担责任，不知为国分忧。
乾隆给允禄列出的另一项罪名是营私结党，私下与弘皙、弘升等宗室成员密切交往。很显然，相比较第一条罪状，这一条罪状才是允禄获罪的根本。与父亲雍正相比，乾隆在处理和宗室的矛盾方面，态度相对温和许多。然而，宗室贵胄对于乾隆的示好之举并不十分满意，对于允禄受到打压也很多抱怨。一段时间之内，尤其是允礼去世之后，允禄就是宗室势力的代表人物。宗室贵胄认为，允禄至少拥有拥戴和辅佐之力，打压允禄显然有失公平。这之后，他们大多疏离皇帝而更多地向允禄靠近，庄亲王府成为弘皙等人聚集之地。
宗室内的风波
乾隆即位之后，对于宗室有了很大迁就和照顾，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宗室势力就此抬头，而且渐渐显示出难以控制的迹象。恰在这个时候，围绕允禄而发生了这些互相攀援行为，不能不引起乾隆的高度警惕。在经过一段时间调查之后，乾隆甚至发现，得到自己宽大处理的弘皙居然顺着杆子往上爬，有了窥伺皇位的野心。因为他经常会悄悄地请来巫师算命打卦，借助占卜询问诸如“皇帝还能活多久”、“自己能否升迁”之类的问题。
弘皙从小就知道父亲允礽是皇太子，作为允礽的嫡子、康熙的嫡孙，他不可避免地早早地做上了皇帝梦。然而，这一梦想随着父亲允礽的被废黜终于宣告破灭。雍正即位之后，封弘皙为亲王，此外还授予他不少特权。但弘皙对于这些优待并不甘心。他在内心深处仍然认为，大清帝国就应该由康熙传至允礽，再接着传给他。既然本该属于自己的嗣统被别人夺取，他便只能对雍正维持表面上的尊敬。当他受到乾隆的礼遇之时，也觉得乾隆是因为欠了他一个皇位才对自己这么客气，因而越发有了做皇帝的梦想。既然梦想着重新夺回属于他的皇位，他就不能不小心寻找周围可以结援的势力，当他注意到允禄的力量渐渐强大，就不能不赶紧攀附。
乾隆在摸清楚这些情况之后，很快对他们做出严厉的惩处：允禄被罚俸五年，弘皙则被永久圈禁。
这件事情给刚刚即位的乾隆提出了一个严重的警告：宗室之中总会有人质疑他的嗣统，而且也随时会有人试图取而代之。经过这次教训，乾隆对于组建执政团队渐渐有了一个明确的理念：回避宗亲。此故，他选择军机大臣也相应地确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回避宗亲。不管是可信的还是不可信的，都要完全回避。而且，这个原则渐渐形成了定制，在此后乾、嘉、道各朝凡一百多年，都一直延续此例，宗室成员鲜有能进入军机处者。乾隆对于宗室的态度，简单概括就是：可以给予足够优厚的待遇，可以给予足够规格的礼遇，但绝不可以染指最高权力。
福彭的沉浮
乾隆早期的亲信之中，福彭就因为是宗室成员，故而被刻意冷淡，从雍正朝的军机大臣最终沦为普通官吏。
福彭是努尔哈赤的八世孙，属于代善、岳托支裔。早年岳托曾因功被封可以世袭的铁帽子王，到了乾隆朝，福彭虽是远支宗室，仍然可以继续封平郡王。康熙的子孙很多，但能够被领到宫中抚养的只有弘历（乾隆）、弘昼等数人。福彭年幼时也享受过这一待遇，和弘历、弘昼可算作是同窗，这至少说明幼年的福彭很受康熙重视。
雍正即位之后，对于这位远支宗室出来的福彭也非常重视。雍正八年，福彭奉诏代皇帝前往盛京修理祖陵水道，不久之后，被委派管理旗务，提拔为宗人府宗正。雍正十一年（1733），福彭更是一跃成为军机处最年轻的军机大臣。在雍正朝，福彭表现出很强的政治军事才干，备受瞩目。雍正有感于西北之战的艰难，下决心整肃军纪。当时只有25岁的福彭就此被雍正任命为定远大将军，赶往边疆，担负起戍边的重任。
福彭治边，劳而多功。虽说是远离京城，但他的这番辛苦和政绩，乾隆一直洞察于心。乾隆和这个年长自己三岁的宗室同窗，一直非常友善。当福彭离京执行公务之时，乾隆经常会赋诗相赠，而且这样的诗作数量很多，体现出二人之间深厚的同窗之谊。在寒冷的冬夜，乾隆虽然身处温暖的书房，仍然会记挂着千里之外的福彭，特地写下诗歌相赠。当了皇帝之后，乾隆一度也非常重视福彭，并且将福彭视为可以倚重的力量。雍正去世时，福彭尚在塞外守边，被乾隆急命召回，协办总理事务处。这个临时机构在当时属于最高级别权力机关，福彭在其中排名仅次于允禄和允礼，而在另外几位军机大臣之上。由此可见，福彭至少在乾隆即位之初尚且很受皇帝的器重。
没想到的是，就在总理事务王大臣辅政期间，乾隆的施政理念和有关政权的构想，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对于宗室，即便是福彭这样的远支宗室，都在态度上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所以，福彭和允禄、允礼一样，都没有被列入军机大臣，自此远离政治权力的核心。
不可触碰的威严
雍正虽说一直希望成立一个避开宗室和内阁牵制的政权机构，但他必须要一直等到西北用兵才得到机会。乾隆恢复军机处却不用等这么久，三年服丧期满就匆匆解散总理事务处，主要是因为他真切地感受到了允禄的威胁。雍正设立军机处，用意在军事，但矛头也是针对宗室，或者说是为了避开宗室的牵制，真正的夺权是随着军机处的发展慢慢展开。而乾隆恢复军机处则是他掌握绝对皇权的一个重要步骤，目标显得非常赤裸裸，实施过程则非常干净利落。
和雍正一样，军机处必须挑选最为亲信之人。这个缘故，军机处虽说没有正式编制，但个个都是得罪不起的朝廷大员。毫不夸张地说，甚至连皇室宗亲，都得罪不起这些军机大臣。有谁胆敢挑战军机大臣，那就等于是挑战皇帝的威严，就会受到严厉的惩处。而乾隆在对军机处完成了更为精细的设计之后，他就可以运用军机处来打击宗室中的异见分子，消灭窥伺皇位的不法分子。即便是自己的亲弟弟，也不能例外。
乾隆在诸皇子中排行第四，大阿哥和二阿哥都早亡，三阿哥由于受到雍正惩处，也过早身死。这个缘故，乾隆即位之时只剩下两个弟弟：一个是五弟，名叫弘昼；一个是幼弟，名叫弘瞻。应该说，这两个弟弟和乾隆关系都非常密切。说弘昼关系密切，是因为他只比乾隆小三个月，两人一起长大，从小时候开始就是同吃同住同玩的一对伙伴。至于弘瞻，则是因为和乾隆年岁相差悬殊而受到乾隆的宠爱。遗憾的是，又是皇权，让亲兄弟的关系完全变味。两个亲弟弟，都因为得罪了哥哥而遭到惩处，先后都在非常变态的压抑之中，早早地离开了人世。
由于弘昼自小和弘历结伴长大，身份地位也一直相差无几，眼看哥哥成为皇帝，性格一贯孤傲的他多少有一点不服气隐藏在心底，并且迟早会找一个渠道发泄出来。或者说，在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他仍然没有把哥哥当成皇帝看待，至少是没有拿出应有的尊重。弘昼对于哥哥的这种抵触情绪，虽说也曾有意积压心里，但还是会在不经意之间爆发。但是，他几次爆发的场合和对象，显然都选择错了。
起先弘昼尚且不敢直接向乾隆发起挑战，于是乾隆的亲信——军机大臣讷亲便成了他撒气的对象。在一次议政时，弘昼居然和军机大臣讷亲发生争执。更为离谱的是，在争执过程中，弘昼居然向着这位军机大臣重拳相向，令场面一度显得非常尴尬。一个是自己的亲弟弟，一个是自己的亲信大臣，而且是当着众多重臣，乾隆当然不便立刻发作。俗话说，打狗还要看主人。乾隆看着怒气冲冲的弟弟，仿佛忽然之间体会到弟弟失态的真正原因，不由得不在悲哀的同时，也提起了一分警惕。
接下来的一次，弘昼的情绪爆发得更不是时机，因为他把矛头直接指向了乾隆。有一次，弘昼奉命主持八旗科目考试。由于时值中午，弘昼想请当皇帝的哥哥先去用膳休息，但乾隆和父亲雍正一样，也是个事必躬亲的皇帝，尤其害怕旗人子弟考场作弊，所以迟迟未动。不曾想，弘昼忽然之间就爆发了情绪。只见他极为不快地对乾隆说：“难道你连我也不信任？担心我被别人买通了？”面对弘昼突然之间的爆发，乾隆也愣住了，但他还是二话没说，转身离开。第二天，回过神的弘昼向乾隆请罪，乾隆毫不客气地说道：“我是不想和你顶撞起来，那样的话，你就只能是死罪。”
此后，弘昼大概是终于意识到曾经那个亲密无间的哥哥如今已是君临天下的帝王了，他的威严是不可触碰的，这时弘昼桀骜不驯的性格总算是有了一些收敛。没想到的是，不久之后，他还是再一次得罪了乾隆。在一次给皇太后请安的过程中，多少显得有些漫不经心的弘昼把跪拜的位置搞错了，居然抢占了皇帝的位置……不管是有意无意，弘昼已经铸成犯上大错。乾隆除了当场予以严厉斥责之外，还对弘昼作了罚俸三年的处罚。
乾隆对于弘昼的忍耐，大概在此时已经达到极限。从当初议政时公然朝自己的亲信——军机大臣讷亲挥拳相向，到各种场合有意无意对自己皇权的藐视，乾隆当然会觉得弟弟的反常举动都是故意找茬，不能再坐视不管了。弘昼得罪做皇帝的哥哥，并不是偶然现象。从这个角度来看，弘昼受到惩罚，多少也有点咎由自取。
此后，弘昼还是因为漫不经心而受到乾隆的惩处。有一次，他奉命和允禄等一起清点仓储，却只想敷衍了事，马虎处置完事。这再次惹恼了乾隆。乾隆当即命令宗人府对其议罪。宗人府哪里敢得罪这些王爷，只想从轻处置，结果令乾隆非常不满，除了对宗人府宗正进行处罚之外，还将此案移交都察院查办。都察院以为皇帝的意思是要严办，于是宣布将这位王爷革去爵位，没想到这仍然得罪了皇帝。乾隆当即宣布将都察院主要官员革职，只对弘昼作出罚俸一年的处分。
在整个案件审查过程中，无论是宗人府，还是都察院，都很难揣摩出皇帝的心思，以至于都先后因为处理不当而遭到乾隆的处罚。其实，不光是办案人员，就连乾隆本人在处置弘昼时也是怀着非常矛盾的心理：太重的处罚会让人觉得不近人情，太轻的处分会起不到对弘昼等人的警告作用。正是这个原因，乾隆才会表现出极度的犹豫，最终迁怒于人。
而弘昼总算领教了皇帝的威严，不得不向做皇帝的哥哥低下他那高贵的头颅。从此以后，弘昼经常会以一种近乎变态的方式来折磨自己，以此来发泄心中的愤懑和不满。事实上，他可能也是经过了漫长的思考，才最终决定以一种非常残酷的方式来避祸。弘昼经常把自己的房间打扮成阴森恐怖的灵堂，命令家丁把饭菜都当成祭品来做，更有甚者，他经常命令左右随从在他吃饭期间一直高奏哀乐，以此营造气氛。很显然，在常人眼中，弘昼完全就是一个精神病人，所作所为都令人匪夷所思。乾隆三十五年（1770），弘昼终于去世，结束了他这种痛苦而又漫长的非凡表演。
与弘昼的胸怀万丈抱负不同，乾隆另外一个弟弟弘瞻更像是一个标准的纨绔子弟，除了会写几句歪诗之外，几乎一无是处。弘瞻比乾隆小23岁。这种巨大的年岁差，让弘瞻感觉自己的一切都是被哥哥安排的。事实也的确如此：乾隆几乎安排了弘瞻的一切。
乾隆对于这个乖戾的弟弟，有时候也只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弘瞻则肆意挥霍这种宽容，继续肆意妄为，并且贪得无厌地私自敛财。
终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弘瞻伙同别人贩卖人参牟取暴利一事遭到告发。这令乾隆感到颜面尽失，立刻将弘瞻交军机大臣审讯。审讯结果，乾隆得知弘瞻长期罔顾王法，牟取私利，甚至企图和军机大臣阿里衮达成幕后交易，委托其安插自己的亲信进入官府。
乾隆得知这一结果后，完全震怒了。一直以来，他认为弘瞻只是贪玩暴戾，不谙世事，没想到他居然也悄悄干起结党营私之举，甚至将手伸进自己的核心机构——军机处。让他略感宽心的是，军机大臣阿里衮当时果断拒绝了弘瞻的请求，让弘瞻的不法企图落了个空。但即便如此，弘瞻的罪行也是不能饶恕的。新账老账一起算，乾隆下令将弘瞻革去亲王爵位，并永远停俸。
弘瞻长这么大以来第一次看到哥哥生这么大气，发这么大火，惊吓之余，竟然一病不起。乾隆得知弟弟病危，赶紧前往探视。而弘瞻自知罪责难逃，强拖病体向哥哥叩安。乾隆看到虚弱不堪的弘瞻，不禁心软，除了下令御医全力救治之外，还恢复了弘瞻的爵位。但没想到的是，弘瞻还是在两年之后离开了人世。
弘瞻的辞世，令乾隆悲伤不已。他完全没有料到一向乖戾的弟弟竟然如此不堪一击，被自己的惩罚和威严完全击倒，就此撒手人寰。在此之前，另外一个弟弟弘昼已经成为精神病人，而且永远无法和自己达成和解。可以说，两个弟弟先后都以非常极端、非常残酷的方式离他而去，乾隆不能不感到一种莫名的痛苦和孤独。而这种痛苦，总算可以在失去幼弟之时彻底地爆发。
乾隆不同于父亲雍正的生性多疑。对于宗室，乾隆也一度采取完全宽容之态，扶持远远多过打压。只有当他意识到宗室不可倚仗，甚而会成为牵绊之时，才选择亲信之臣组建军机处，从而避开宗室的干扰。在即位之初，他曾极力试图缓和宗室之间的关系，至少是要对其父过于严酷的打压进行一些弥补。当初遭到其父严厉打击和严酷处罚的宗亲，有很多都被乾隆予以宽释，甚至是完全恢复爵位。他是多么想避免父皇那种四面楚歌境地的出现，但他还是失败了。至少在两个弟弟面前，他永远是一个暴君的形象，而不再是可以亲近的哥哥。
俗话说，打虎亲兄弟，乾隆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亲兄弟可用，那么他如何治理江山，有效掌控帝国呢？对了，就是军机处。由此开始，他不能不对军机处投入百倍精力精心设计。
伍 逐步走向权力的中心
改变权力天平的砝码
相比雍正朝，军机处的职权在乾隆朝得到更大的扩张。在乾隆的精心设计之下，军机处逐渐成为朝廷政治决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真正成为皇帝最为贴心的秘书。下面我们不妨看看军机处在乾隆手中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也看看清朝的政治决策中枢发生了哪些变化。
乾隆首先是对密折制度进行了改进。在军机处恢复之前，乾隆就对密折的重要性有着充分的认识。刚刚即位之时，乾隆曾将一般日常事务交由总理事务王大臣处理，但他仍牢牢抓住密折的处理权，不容任何人插手。乾隆即位之初，曾对总理事务处极为信任，命令在京部院衙门和八旗官员启奏一切事件，都可以送总理事务王大臣阅看，再交奏事处官员办理，只要求密封陈奏事件必须由他本人阅处。但是，仅仅过了四天之后，他便借口由于从前一直在宫中读书，对外面的事情了解太少，所以收回前面的命令，改而要求各部官员遇到任何情况都必须“俱着照前折奏”。
在雍正朝，军机处之所以能从一个临时设立的机构发展成为可与内阁抗衡的中枢决策机构，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皇帝有意赋予军机处呈奏密折，甚至是辅助处理密折的权力。乾隆执政初期，一度题本与奏折并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题本逐渐被取消，奏折的地位越来越高。
题本与奏本是清朝前期两种最主要的上行公文，原则上公事用题本用印，私事用奏本不用印，简称“公题私奏”。当然，实际操作过程中，何谓公事，何谓私事，很多时候难以分清。所以实际使用过程中，二者非常容易混淆。这个时候，奏折使用范围日渐扩大，内容涵盖公、私两个方面，所以对奏本产生很大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精简公文，进一步提高办事效率，乾隆终于在十三年（1735）十一月废止奏本。
乾隆非常清楚密折对于了解政情和控制朝臣的重要性，所以一直牢牢把握在手中。此后，由于军机处得到恢复，密折使用范围也得到扩大，乾隆又必须有一个专门机构来协助自己处理数量庞大的奏折，军机处便顺理成章地成为这样的机构。乾隆又围绕密折进行了大幅度改革，使得密折制度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在乾隆朝，军机处的职权得到进一步扩张，与乾隆改进密折制度有很大关系。军机大臣正是在通过辅助皇帝处理密折的过程中，攫取内阁的职权，进而成为中枢决策机构和最为重要的辅政机构。
乾隆对密折制度的改革
乾隆首先是扩大了具折官员的范围。从康熙到雍正，拥有具折权的官员不断增加，但总体规模只是在一千余人。乾隆继位之后，明显扩大了具折官员的范围。乾隆规定：“于大臣九卿科道外，并准部属参领及翰林等俱得奏折言事，以收明目达聪之效。”此后，具有具折权力的官员不断增多：乾隆三十六年（1771）二月，三品官城守尉被特准可以具折言事；到了乾隆三十九年（1774）十二月，各省盐政、关差也可以具折奏事；到了乾隆四十一年（1776）六月，乾隆下令道员中有“委署两司者”，也可以具折奏事；乾隆五十二年（1787）六月，乾隆规定各省总兵遇有紧要事件也可以具折呈报。从这些情况不难看出，在乾隆朝，拥有具折权力的官员数量仍然逐步呈上升趋势。乾隆还会一直根据实际情况，对具折权限进行适当调整，以便及时掌握各地政情和军情，更好地实现对臣民的掌控。
与此同时，乾隆朝具折的内容也不断得到增加。在雍正朝，起初只有军机要务可以具折，但很快就可以通过密折来汇报官员履职情况，乃至渐渐扩大到雨雪灾害等内容。乾隆即位之后，除规定上述内容继续为具折内容外，还不断地增加了新内容，各地人口情况、粮食产量、案犯处置情况等，都必须如实密报。
具折内容和具折人员的不断扩大，固是乾隆需要迫切了解政情的需要，也是乾隆掌控臣民的需要。密折和军机处一起，在清廷中枢决策体系中担负起更为重要的角色。
随着具折人员的不断增加，呈报朝廷的奏折自然也会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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