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他山的历史(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钱乘旦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寻找他山的历史试读：

自序

1978年，我29岁。这一年，我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随蒋孟引先生读英国史，开始了我的研究生学习。

两年前，“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了，烽火硝烟终于在中国大地上慢慢消散，全国人民松了一口气。此后不久，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大学也全面招生。我当时非常兴奋，希望能考上大学，好好读书，接受一次真正的大学教育。

但我很快就失望了，因为按照当时的规定，我没有报考资格。我从1973年起当过“工农兵大学生”，就算已经上过大学了，因此没有必要再上第

二

我觉得很委屈，谁都知道“工农兵大学生”是怎么回事，我一直不认为我上过大学。1973年，张铁生大闹考场。那一年，全国有很多知青参加了一场考试，那是“文革”期间唯一的一次“高考”。“张铁生交白卷”成为一个政治事件，此后就有很多省份取消了录取结果，以此来杜绝“修正主义的猖狂反扑”。但江苏省没有推倒重来，于是我就以“一县状元”的身份走进南京师范学院，开始了我的“上、管、改”(1)生活。不过“上、管、改”的经历却是蓄意不让人学习的，因此像我这样一个想悄悄学点东西的人，就被认定有“白专”倾向，毕业后回到原地，除了在身份上取得“教师”的资格外，我觉得我学到的只比我插队五年间自学所学到的多一点点。为此我感到十分失望，于是就渴望能上一次真正的大学。

然而当真正的大学开始招生时，我却没有资格。我当时的心情极其沮丧。

1978年，新的机会又来了，谁也没有想到形势会发展得那么快。国家恢复研究生制度，开始招生。我作为“文革”以后的第一批研究生，被录取在南京大学历史系。

我报考的是世界史专业，没想到考取了。从内心说，我确实不认为我有过本科的经历，但又失去高考的资格，所以就只好背水一战，“跳级”报考了研究生。按照当时“计划经济”的办法，我被分配给蒋孟引教授，学习英国史。主管的老师没有忘记征求一下我们（共

三

后来证明我错了，一旦走进英国史大门，我就被完全吸引住了。英国在世界上发挥过特殊的作用，而它的近代史，几乎涉及半个世界。不仅如此，英国又是第一个走进工业化的国家，我读它的历史，就觉得有许多事怎么会那么眼熟，就好像发生在我身边。我读着它就会联想起我所生活的中国，联想起我每天看见和听到的事。我熟悉这些事，也了解这些事，相似的情景隐隐浮现在脑中，甚至埋藏在我的无意识中。虽说它们形影飘忽，又发生在他乡异国，但我却能触摸它们，似乎是“心有灵犀”。这种感觉让我很惊讶，因为英国和我相离万里，我和历史又远隔经年，英国的历史怎么会让我感到熟悉，很多事就仿佛发生在身边？我突然想到：历史和现实之间是否有某种关联，它让人超越时空，感悟社会最深刻的本质？

这种想法慢慢在我脑子里定型，我现在确信：历史与现实是分不开的，历史是历史，它同时也是现实。这不仅是说，历史和现实有承继关系，历史是现实之源；而且是指，历史在塑造现实，现实也在塑造历史；历史和现实是一双叠影，你看到的历史必定是某种现实，而你看到的现实也一定是一种历史。从这个角度说，历史与现实是同生同在的，历史规范着现实，现实也规范着历史。

这就是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但这只解决了一半问题，在“时”、“空”两个维度中，我们只谈了“时间”的维度。在时间维度中，过去与现在互相叠映。但“空间”维度也提出同样的问题：空间的距离会使历史分开吗？不同国家、不同地域、不同文明的历史，是否可以相互叠映？

这就提出了历史的共同性问题，在这个标榜特殊性的时代，共同性似乎受到围剿。

不过我确信共同性是有的，只是有多少的问题。共同性的最小通约数是人，我们都属于人类社会。

我最近看到一本书，那上面说：在农业文明出现以前——几百万年的时间里——分散在世界各地、彼此间几乎毫无关联的人，呈现出惊人的共同性。是农业文明将人类的共同性瓦解了：自农业文明产生的那一刻起，世界就日益变得不同，“文明的差异”出现了，历史的共同性也日益缩小。但工业文明又逆转了这个过程，直至今天再形成“全球化”。换一个说法就是：农业文明扩大了差异，工业文明则倾向趋同(2)。我觉得它说得对。

按照这个思路，人类的历史总是有共同性的，而工业时代的历史会有更多的共同性。若果真是这样，那么不同历史的沟通就有了基础，而跨国家、跨地域、跨文明的历史思考就可以进行。换句话说，不同的历史可以互相为影映。

这就是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以上这些是我在学习英国史的过程中渐渐领悟出来的。我渐渐体会到：外国的历史可以帮助中国人思考自己；而由于共同性的递增，外国的近代史会比古代的中国史更有益于中国人思考现在的自己。

历史学一向有两个功能，一是复原过去，二是启示当前。在历史学领域中，复原过去始终是一个迷人的目标，许多人为此奋斗不已。但历史的复原一定是在与当代对话的过程中进行的，于是历史的当代意义即启发作用便隐藏于背后，指导着历史学家的活动，而无论他们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是承认还是不承认。其实，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早期的历史学家都把“还原过去”和“思考现时”融为一体，而东方史学和西方史学也一直坚持着两轨并举。不过在世界彼此分割的时代，也就是在大航海和全球贸易尚未开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时代(3)，东方和西方——事实上是世界的各个地方——都只能还原各自的过去，思考各自的现时，相互学习和相互借鉴并不存在。今天的世界却不同了，今天的世界只是个“地球村”，彼此学习和借鉴已不可避免，中国当然也不例外。于是在历史学的功能中，学习和思考的对象，就必须是全世界的历史。进而，在今天中国追求现代化的现实背景下，外国史具有更直接的启示作用，因为外国的现代化过程——无论已经过去或正在经历的，都能为中国现代化提供更多的思考。在这方面，外国史承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对一个年轻幼嫩的学科而言，却是一项沉重的使命。

尽管外国史在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已经取得很大进步，但相对于它的使命，却需要更大的努力。

(1)所谓“上、管、改”是指“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学生是大学的主人，从工厂、农村、部队来的“工农兵学员”担负着建立“社会主义新型大学”的使命，在这些使命中，却不包括“学习”。那时的情况，现在的年轻人已很难想象了。

(2)Felipe Fernández-Armesto, The World, A History, Pearson Prentice Hall, New Jersey, 2007, 参见该书第三章。

(3)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提法，参见《德意志意识形态》，引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51页。

一九八〇

纪事

下面这篇文章完全是在无心之中写成的，当时我读研究生第二年，就英国史而言，差不多仍是个门外汉。导师蒋孟引先生给我指定许多书，让我一本接一本地看。看完一本，就和我谈一次，听我说说体会，谈谈读书心得。他会作一些点评，但说得很少，基本上是听我说。隔一段时间，他会让我写一点东西，无论是读书报告，还是短文，或者几节翻译，总之是要我“练练笔”，免得不会写东西。“

论工业革命造成的英国社会结构变化

一

英国工业革命引起深刻的社会变化，这已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但这个时期经济上的变化和政治上的变动之间有什么内在的联系？本文试图就这个问题作一初步的探讨。一

工业革命前，英国社会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农业仍然是全国最重要的经济部门。人口的多数以土地为生，居住在农村。交通落后，生活闭塞，充满田园风味。从表面看，仿佛与中世纪别无二致。但在表面之下却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这表现在贵族地主改变了剥削方式，而采用资本主义的经营方法了。贵族中有些自己成为农场主和农业改革家；还有些把领地划成小块，分块出租，造成大量中小农场和租地农业家。新型的贵族们雇工剥削，发展农业技术，从中获取大量利润。由于土地的重要性，大土地贵族是全国最富、最有势力的集团。例如纽卡斯尔公爵的收入一年不下十万英镑，小一点的土地贵族，收入也在一万镑上下。为适应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议会从安妮女王时期起，就通过一项项圈地法令，用暴力剥夺农民，使他们变成工资劳动者，或者离开土地，造成大量自由劳动力。但此时土地尚未圈完，敞田制还大量残存，农民仍可依照旧传统在田地上放牧拾草，弥补家计。

第二，手工业虽已发达，但除了炼铁、采矿，所有的手工业都是分散的，星星点点，散布全国。城市很小，除伦敦之外，在现代人眼光中都只是乡镇。此时的手工业，除了根深蒂固的行会传统外，最大的特点是商人控制生产。手工工匠从商业资本家那里领取原料，进行加工，在一定期限内交回一定数量的制成品，并领取工资。商人们还往往出租生产工具，折取租金。在这种形式下，工匠们表面上看来各自独立，与中世纪无甚差别，实际上，产品已归商人所有，而散居各地的工匠只是商人的雇工而已。

第三，商业是当时最活跃的经济部门。成百上千的内地商贩，赶着成群驮马，在崎岖的小道上往返奔波，把原料和百货运进制造业区，又收走各家各户的手工产品，运往伦敦、布里斯托尔、利物浦……再由更大的商人转运出海，把英国资本主义的触角伸向全球。如果没有商人这个活跃的阶层，英国一定还是四分五裂的中世纪社会，绝无统一市场可言的。确实，在社会财富的阶梯上，除了大土地贵族，就数商人最富。一个出身卑微的人要想发财，就必须经商。这几乎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于是，重商主义理论盛行，商业“使富人的人数加倍增长，使地产比以前大为值钱，并且在地产之上，又加上另一笔财产，它也和土地本身一样值钱”；商业还带来“一个附加的帝国”(1)。当时人们就是这样看待商业的。

以上这些特点使贵族和商人控制了英国，他们互相融合，形成一个寡头集团。有许多贵族从事巨额海外贸易，或参加伦敦的商业活动。他们的幼子则在东印度公司任职；更有许多商人，拨出自己的红利，买下土地成为地主，作为政治上进身的阶石。婚姻的沟通更为频繁，经过几代人之后，地主和商人几乎不分彼此。正如著名作家笛福所说：“商业在这里远不是与绅士不相调和的，简而言之，在英国，商业造成绅士。因为，在一代或两代人之后，商人的儿辈或至少是他们的孙辈，成了和那些出身最高、渊源最古的世家子弟一样卓越的绅士、政治家、议员、枢密员、法官、主教和贵族。”(2)

但这样一个寡头统治的社会，却在蒸汽机的隆隆声中永久地结束了。二

工业革命的结果，可以归结为三个比例的变化，即工农业比例、手工业和大工业比例，以及城乡比例的变化。其中工业压倒农业、农业国成为工业国是最深、最根本的变化。

工农比例的变化首先表现在农业人口越来越少。1696年格雷戈里·金曾估计全国550万人口中，农村人口410万，约占总数四分之三。阿瑟·扬1769年则说：在英国这种“繁荣的国家里”，“全国的半数是在城里”。他提供的数字是：地主和农民共360万，占全部人口的40％略多，再加上教区贫民及教士等需要农业赡养的人口，大约正是人口的一半(3)。这和金氏的时代已大不相同了。但到19世纪变化更大。据官方人口普查报告记录：1831年全国从事农业的共96.1万户，包括地主、农场主、自耕农和雇工，还不到全国总户数的30％；二十岁以上的男子，1831年有30％从事农业，约40％从事工商业（包括手工业），到1841年，就只有25％从事农业，而工商业的比例则增至43％了(4)。《维多利亚地方史·白金汉郡志》记载：由于该郡花边业发达，到1800年前后，“在这个郡中已找不到任何妇女为农业生产而劳动了”(5)。

从工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来看，结论也一样。试看下面这张国民收入表（单位：万英镑）：农林渔工矿建筑商业运输房租国民总收入19309905602504800英格兰和威尔士 1688年122大不列颠 1801年75505430405023200010750(17262505010301101811年6)0179760093004640291001821年02201831年79501171059003400003701841年9990155508330452300

再过二十年情况就更加突出了。这时工业部门的收入是农业的两倍还不止，达24360万镑，商业和运输业也超过了农业，达13070万镑，而农业收入只有11880万镑(7)。

就这样，在工业革命结束时，英国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国，获得了“世界工厂”的称号。

手工业和大工业比例的变化也是非常显著的。大工业首先意味着蒸汽动力和机械化。在这方面棉纺织业步伐最快。1813年英国有动力织布机2400台，1820年就达14000台了，1829年有了55000台，四年之后，竟达10万台；1775—1800年的二十五年间，瓦特和波尔敦在英国共安装289部蒸汽机，其中84部是用于棉纺织厂的(8)。但其他工业也逐渐采用蒸汽机。据统计，1835年英国和爱尔兰有1953部蒸汽机，此外还有1297部水轮机(9)。随纺织业之后，一个个生产部门都实行机械化，连动作最慢、困难最大的农业，也在1790年前后开始使用打谷机了。到19世纪五六十年代机械化过程基本完成时，手工织工在全国只剩下几千人。另一方面，机械工业的产生可以看作是机械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在瓦特发明蒸汽机的时候，几乎无机械工业可言，因而瓦特不得不亲自奔波，去修理他售出的蒸汽机。但到了19世纪，机械工人的力量就不可忽视了。1824年他们组织了一个“蒸汽机制造工协会”，1826年又成立了一个“蒸汽机制造者职工会”，1851年他们组织了第一个也是最富裕、最有名的所谓“新模范”工会——“机械工人混合工会”。机械工业的产量增长也相当快，除满足国内需要外，出口迅速增加。19世纪20年代取消机器出口的禁令后，仅七年中，出口量就从1822年的11.6万镑增至1829年的25万镑，翻了一倍多(10)。

除了机械化，大工业还意味着工厂制产生，这是随阿克莱特的水力纺纱机问世而出现的一种全新的工业组织形式。开始时工厂必须设在河边；随着蒸汽机的使用它们可以不必受河流的限制，而在任何有煤炭供应的地方都能建造起来了。这就引起工厂制的迅速发展。从1771年建立第一个工厂算起，到1835年全国已有棉纺织厂1262家，其中一半以上是在兰开郡(11)。1820年时，手织工还几乎是工厂织工的两倍（分别是24万和12.6万），1840年工厂织工已经是手织工的两倍还不止了（26万和12.3万）(12)。几千年平和幽静的田园风光，就好像碰见了阿拉丁的神灯，一瞬之间无影无踪。英国突然烟囱林立，汽笛轰鸣。被逐出土地的农民，被夺去饭碗的工匠，从四乡僻野蜂拥而来，一支庞大的队伍组织在工厂的屋顶之下了。

工厂的出现使城乡比例发生变化。1760年时，除伦敦之外，只有布里斯托尔的人口在5万以上。但到1841年，大伦敦人口223.9万，是八十年前的三倍；全国10万人口以上城市9个，5万以上24个；在大小所有城镇中，以工厂为中心的小城镇发展特别快。例如欧德姆从1760年的三四百人增加到1831年的3.8万人，布雷德福从1801年的1.3万增加到1851年的10.4万等。1801—1831年间人口增加一倍以上的城市，大部分都是这一类新兴工业城镇，如博尔顿、伊普斯威奇、普雷斯顿、斯托克波特……除这些新兴工业城镇外，人口增长迅速的就是利兹、曼彻斯特等工业大都会了(13)。就这样，随着工业的发展，随着工厂制的产生，英国成了一个城市国家。中世纪的、乡村的、田园般的英国一去不复返了。三

经济比例的变化很快就反映到政治结构上，引起了阶级关系的变动。实际上，工业超过农业说明工业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压倒贵族地主阶级；大工业挤垮手工业意味着工厂主排挤商人对生产的控制，因而商业资本让位给工业资本；工厂的兴起和城市的昌隆则表明工业无产阶级的诞生和壮大。但所有这些比例变化都是在很长一段时间，比如说80年内，相当缓慢地完成的，因而政治上的相应变化也就相当慢。对此切不可估计过高。

工业超过农业的结果，是把工业资本家推上了财产的顶峰。这个阶级的产生、成长和成熟的过程，是和工业革命的步伐完全一致的。

真正的工业资本家可说在18世纪20年代就有了。当时托玛斯·隆伯利用他兄弟从意大利偷运出来的捻丝机，在德文特开了一家使用水力的丝厂。1719—1730年的十二年间，他积累了12万镑财产并封了爵士。在他之后，资本雄厚的工业家也时有出现，如罗巴克和加伯特1759年创办的卡隆铁工厂（第一部蒸汽机就在这里试制），开办时就有资本1.2万镑，雇用工人1500名。但工业资本家真正成为一个阶层，却是在阿克莱特建立克朗福德水力棉纺厂之后的事。

理查德·阿克莱特（1732—1792年）是理发匠出身。上半生穷困潦倒，几经风霜。后来，他的发明天赋使他成了水力纺纱机的创始人。当时正是棉纺织业疯狂扩展的时期，水力纺纱机的出现真可说是应运而生，因此阿克莱特也就成了天之骄子。在别人资助下，他很快取得专利权，并且在克朗福德建立起全世界第一个工厂（1771年）。他死的时候，留下六个工厂，50万镑财产，在“十年的一瞬间从一个不值五镑的穷鬼，成为拥有马车仆役的采地主，并买下了价值二万镑的地产；而千百名妇女，当她们能得到工作时，就必须挨过那长长的一天，把那5040码棉线梳啊，纺啊，卷啊，为此她们只得到四五个便士，绝无更多”(14)。在他死时，《绅士杂志》说他留下的“制造厂其收入比大多数德国王公都要多得多……”(15)

英国的工业资产阶级有三个方面来源。首先，是那些工业革命的暴发户。这些人多数未曾经商，更不是贵族，没有光荣的族谱和坚强的后盾。他们的祖父曾种过地，他们的父亲破了产，他们自己则贫困潦倒，飘零半生。在工业革命的风暴中，他们凭自己的创造才能取得发明专利，更凭精明的算计和心狠手辣开办工厂，在社会财富的梯级上越爬越高，成为万人瞩目的首屈大富。保守党首相皮尔的父亲曾经是个自由持有农，在圈地的浪潮中他眼看要遭灭顶之灾，就卖地投资。到1802年，他已是雇用12000名工人，每年向国家交纳4万镑国产税的大工业家了。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也是在1789年借了100镑作资本，后来成为拥有1600多名工人的新拉纳克工厂的厂主的。铁业巨子克罗谢是一个农民的儿子，空着两手逃离家庭，后来掌握了英国最大的铁工厂西法尔斯法，1810年死时留下的财产值150万镑。这个厂原来的主人安东尼·培根以铁商起家，发了大财，后来成为议员。培根还转卖过另外三家铁厂和一个大炮合同，并在默瑟尔附近向塔波特勋爵租了40平方英里的土地。在玻璃业，五家最大的玻璃公司1833年共缴国产税23.1万镑，其中艾萨克·库克森公司一家就缴6万镑。

但也有些贵族投身到工业革命的洪流中，成为英国工业化的开拓者。比如说，最早开凿运河的是布里奇沃特公爵，他也是英国最大的煤矿主之一。弗利勋爵死后留下每年获利7000镑的矿山、获利21000镑的不动产和50万镑的公债。当然，贵族真正从事制造业的并不多或者说几乎没有。他们总是凭借手中的地产成为矿主，或是投资于运河、公路、铁路等，坐取红利，很少去费经办工厂的神。另一方面，本来控制手工业生产的商人或工场主就不同了。随着蒸汽机的出现，随着大工厂的产生，他们本来经营的手工生产已经岌岌可危。他们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识得时务，采用机器，转成工厂主；要么被机器工业所排挤，落入完全经商（如果资本充足）或完全破产的境地。总之，商人控制生产的局面是一去不复返了。这就是大工业挤垮手工业造成的社会后果。

马修·波尔敦可说是手工业主转化为工业资本家的典型。波尔敦是个银器商的儿子，年轻时发明了一种供上层社会使用的镶嵌带扣，使他父亲的商店大为兴隆。1762年，他把厂子迁到梭和，成为欧洲著名的铁工厂，生产从仿古的赫丘利与九头蛇象，到附有装饰品的小牙签，大受时髦社会的欢迎。1767年，他的产品毛利从7000镑增加到2万镑，连俄国女皇凯瑟琳也买了他的货。但波尔敦真正的事业却是资助瓦特制成蒸汽机。1769年，瓦特原来的资助人罗巴克破了产，而第一台蒸汽机又试验失败，瓦特陷入深深的失望中，准备另谋生路。就在这时，波尔敦不顾自己的经济困难而与瓦特签订了继续试验蒸汽机的合同，把这项伟大的发明从绝境中拯救出来。1776年，试验成功了，而梭和铁工厂也就成了世界上第一个蒸汽机厂，为机器大工业的诞生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就这样，到工业革命完成的时候，一支工业资产阶级的强大力量终于形成了。他们中有白手起家的冒险家，有商人和工场主中的成功者，也有少数贵族中的有识之士。这些人在国家经济中的作用与日俱增，终究成为民生国计的中流砥柱。这可从国家税收的变化看出来。“光荣革命”之后及整个18世纪，国家的税收主要是三项：土地税、关税和国产税。各项税收的多寡在平时常受到政府更替和政策变化的影响。所以要从中看出各阶级经济力量的消长，只有看战时。因为只有战时统治阶级才会迫不得已地基本按照财富的比例分配税务。这样我们看到奥格斯堡同盟战争结束的前一年，1696年，土地税征收了252.8万镑，比关税和国产税加起来还要多；1712年，西班牙王位战争的倒数第二年，土地税215.2万镑，仍然是最多的，关税148.1万镑，国产税180.5万镑，土地税和关税加起来有国产税的两倍（莫忘记此时的国产税取自手工的制造品）。此后国产税就越来越重要了，特别是60年代后，可以说是飞速增长。从七年战争开始，这项税收就一直维持在土地税和关税的总和上。另一方面，土地税则越来越无关紧要，比如说，1814年（拿破仑战争的最后一年）国产税2750万镑，关税1440万镑，而土地税只有790万镑，几乎只有关税的一半了。如果我们记住土地税主要是对地主的抽税，关税是进出口商的赋税，而国产税则由制造业主承担的话，上述这种变化就很容易理解。而且从国产税的增长来说，也分为前后两个阶段。1760年以前的五十年中大约从200万镑增至400万镑；1760年以后的五十年则从400万镑增加到2700万镑左右，在这里又可以看到工业革命的影子。国产税后来随着工业资产阶级政治力量的增长，其比例又逐渐减少。这个过程刚好开始在哈斯基森的财政改革时代，并不是偶然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工业资产阶级为什么热衷于议会改革(16)。

随着工业资产阶级经济力量的增长，他们在政治上的要求也越来越强。1832年，他们成功地进行了有利于自己的议会改革，爬进了统治阶级的行列。1846年他们强大的压力迫使政府废除谷物法，使英国从此进入自由贸易的黄金时代。一个工厂主统治的英国真正产生了。

但在工业资产阶级壮大的同时，它孪生的仇敌工业无产阶级也在形成。这就是城乡比例变化的真正含义。

工业无产阶级无疑是这一时期人数增长最快的阶级。这个趋势又得到圈地运动的推波助澜。由于工业革命的刺激，圈地运动在这个时候达到了最后、最疯狂的高潮。1760年以前的五十年中圈地共40万英亩，以后的五十年则圈围500万英亩(17)。至此，作为中世纪时期英国民族骄傲的自耕农阶层即告消亡。这些人大部分都沦为无产阶级，使无产阶级人数大增。1841年时在工业部门就业的男女工人共325.9万，占全国在业人口的46.8％（124.4万的家庭佣工不包括在内）。此外，还有160万的无业男子和500多万的无业女子。即使不把妇女计算在内（考虑到她们的家务），这也是一支很庞大的劳动后备军了(18)。除了人数众多，工人阶级的另一特点是有组织。工厂制的产生使工人高度集中。1835年全国平均每个棉纺厂有工人170多人；有些大棉纺厂规模很大，例如罗伯特·皮尔，1802年工厂法的作者，就在伯里镇及其近邻雇用了15000多工人（包括手工的散工在内）。集中使工人便于组织。他们组织的友谊会、共济会等互助团体，在1800年共有7000个以上。据官方一项报告统计，1815年拥有成员92.5万。1825年的一个审查委员会说，它们“在很多场合下都是由同一行业中的劳动者组成的；组成社团的习惯和机会……无疑为提高工资和其他一切非法目的而进行的结社提供了便利”(19)。这种集体的力量可从工厂工人比手织工人工资固定这一点上看出来。1840年的《手织工人报告书》曾就此解释说：这是“因为制造商发现，比起那些互相隔绝并且由于人手过剩而随时准备相互出卖的三四十个户外织工来，想降低同在一个厂房工作而互相联系的三四十人的工资，就要困难得多”(20)。

但无论如何，这支庞大的队伍当时还不成熟。这首先表现在他们之中有很大一批手工工人。即使在工厂制最为发展的棉纺织业中，也还是如此。1829年，国会改革高潮的前夕，工厂织工还只有手织工人数的四分之三；直到1840年，“尽管有动力织机的剧烈竞争，纺织工业这一分枝使用的手织机却不仅很多，并且一切证据都说明简直和过去任何时期一样多……”(21)此外，仅伦敦一地的裁缝和制鞋匠就比诺森伯兰和达勒姆的所有矿工加在一起还多，而这些矿工采掘的煤是全英格兰和威尔士用煤的四分之一；家庭女佣人的人数也远比棉织厂女工多得多。这种手工工人人数庞大的情况，使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和阶级力量都受到很大影响。即使真正的产业工人，他们也刚刚从手工工人或破产农民中脱胎出来，不可能形成一个成熟的阶级。当时遍及全国的友谊会和共济会，只是一种生老病死救济应急的组织，其活动主要限于平时积累会费帮助会员渡过难关。它们排斥没有学徒资格的人，具有很强的行会习气。1812年卢德运动的背后就隐藏着手工工人的深重怨苦，而这恰恰是无产阶级不成熟的表现。1824年议会曾废除禁止工人结社的法案，但1825年又加上新的限制，实际上取消了工会争取提高工资和改进劳动条件的活动权力，使它们失去经济斗争的手段。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工人群众才隐约感到参加政治斗争的必要性；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才大规模地登上政治舞台的。

1815年以后，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风起云涌。正是借了他们的力量，工业资产阶级才有可能以革命相威胁，完成1832年的议会改革。但改革结果使工人阶级大失所望，他们要求的东西一样也没有实现，反倒成了把工厂主抬上统治宝座的垫脚石。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切断了和工业资产阶级的同盟关系，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宪章运动。但他们队伍的不成熟性在运动中再次得到充分表现，奥康诺提出“回到土地去”的计划吸引了大批破产农民，反映了他们向往的旧日良辰，因而扭转了运动的方向。反过来，宪章运动的失败又对日后的英国工人运动发展道路产生了极深刻的影响。这一点是不能不看到的。

至于旧的统治阶级土地贵族，他们为了保住自己垄断国家政权的特殊地位，曾对工业资产阶级的进攻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在这些斗争中，他们往往“装模作样，似乎他们已经不关心自身的利益，似乎只是为了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才声讨资产阶级”。他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22)，宣扬回到中世纪“快乐的英国”去。但每当工人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群起奋斗，威胁到整个有产阶级的共同利益时，贵族乡绅们又总是毫不迟疑地站到工厂主一边。1779年西兰开郡的手工工人暴乱，横扫十个工厂。军队被招到克朗福德，以保护它免遭被摧毁的厄运。当时《曼彻斯特信使报》刊登一封来信说：“近邻的所有乡绅都决心支持阿克莱特先生，保卫他的工厂，这些厂对这块地方太有用了……”(23)

随着工业革命最终完成，土地贵族终于逐渐与工业资产阶级融为一体。到四五十年代，旧的辉格党和托利党分别转为自由党和保守党，各自代表了一批工业资本家的利益；而到七八十年代，再经过两次议会改革，工业资产阶级最终掌握了包括教区在内的一切地方政权，这时两党在政策上就不再有根本的分歧可言了。原载《群众论丛》1980年第4期

(1)原载《旁观者报》第69号。转引自康拉德·吉尔：《18世纪的商人和水手》 (Conrad Gill, Merchants and Mariners of the 18th Century), 伦敦1961年版，第11页。

(2)转引自阿诺德·汤因比：《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讲义》 (Arnold Toynbee, Lectures o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f the 18th Century in England), 伦敦1920年版，第41页。

(3)汤因比：《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讲义》，第12—13页。必须说明这些数字都是极不准确的，因为第一次国情普查迟至1801年才进行，在此之前无官方数字可循。

(4)《人口普查报告，1811—1921》，载B·R·米切尔编辑：《英国史统计摘要》 (B. R. Mitchell, Abstract of 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 剑桥1962年版，第60页。

(5)转引自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1964年中文版，第235页。当然这种说法是夸张的。

(6)这个数字是因为拿破仑实行大陆封锁造成的。当时欧洲粮食不得进口，英国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农业养活全国，因而引起生产扩展和粮价暴涨，使农业产值突然增大；但战争结束后很快就跌落了。

(7)菲利斯·迪恩和W·A·科尔合著的《1688—1955年的英国经济增长》，载《英国史统计摘要》，第366页。

(8)见哈孟德夫妇：《近代工业的兴起》，1959年中文版，第170页和120页〈注一〉。

(9)L·C·A·诺尔斯：《19世纪的工商业革命》 (L. C. A. Knowles, Th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Revolution during the 19th Century), 伦敦1922年版，第73页〈注二〉。

(10)见《英国史统计摘要》，第295页。

(11)哈孟德夫妇：《近代工业的兴起》，第176页。

(12)《皇家统计学会会刊》（1910），载《英国史统计摘要》，第187页。

(13)1851—1951年人口普查的《报告书》，载《英国史统计摘要》。

(14)《曼彻斯特信使报》1788年5月13日。转引自菲顿和沃兹沃思：《斯特拉特一家和阿克莱特一家，1758—1830》 (Fitton and Wadsworth, The Strutts and the Arkwrights, 1758—1830), 曼彻斯特大学1958年版，第96页。

(15)同上书，第96—97页。

(16)可参看《会期文件》第35号，载《英国史统计摘要》。

(17)巴兹尔·威廉斯：《辉格党的优势，1714—1760》 (Basil Williams, The Whig Supremacy, 1714—1760), 伦敦1952年版，第104页〈注一〉。

(18)《人口普查报告，1811—1921》，载《英国史统计摘要》，第60页。

(19)《友谊会法审查委员会》，转引自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第269、372页。

(20)转引自诺尔斯：《19世纪的工商业革命》，第86页。

(21)《1840年关于手织工的报告书》，转引自诺尔斯：《19世纪的工商业革命》，第55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4页。

(23)菲顿和沃兹沃思：《斯特拉特一家和阿克莱特一家》，第79页。

一九八一

纪事

这一年，硕士学习临近结束，论文是关于1832年英国议会改革的。当时选这个题目，是觉得英国的历史很特别，改革发挥了重大作用。这种情况和我们教科书的说法大不相同，因为在那时，一般教科书几乎是不提改革的，如果提，也只是负面评价，并且寥寥数语。我对改革问题充满好奇，于是问蒋先生：可不可以拿它作论文？我知道在那个时候，研究“改革”相当敏感，谁不记得“文革”中对“改良主义”的激烈批判呢？可是蒋先生很平静地说：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呢？于是选题就定下来了。很显然，是蒋先生的支持，让我迈出了研究“改革”的第一步，并且这一步就确定了我后来几十年中学术研究的发展轨迹。

1815年战后英国的工人运动及激进主义问题

1815年，打了二十几年的拿破仑战争结束了，英国终于获得胜利。人们本来期望和平会带来繁荣和富裕，却不料停战引起需求骤减，经济猛衰，出口贸易直线下降，失业人口大大增加；加上连年歉收，人民生活已苦不堪言。当政的托利党反动政府为维护地主阶级利益，却操纵议会通过《谷物法》，引起全国怨声载道。英国战后的工人运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爆发的。

一

战后的工人运动，有经济性质的，有政治性质的。我们这里讨论的，是这一时期的政治运动。

运动从宣传开始，其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威廉·科贝特 (William Cobbett)。科贝特是《每周政治纪事》报的主编，1816年，他创办此报，面向劳动群众，号召他们参加政治运动，要求议会改革。他的文章在工人群众中影响很大，正像丝织工人班福德 (Samul Bamford) 所说：“在南兰开郡的工业区，在莱斯特、德比和诺丁汉，以及许许多多的苏格兰工业城镇中，几乎每一座村舍炉边都在读这些文章。”班福德说，这是因为科贝特“给他的读者指出受苦受难的真实原因——劣政，指出适当的纠正方法——议会改革”(1)，因而很合工人口味。

与宣传相对应的，是工人群众组织的发展。1812年，议会改革运动的元老卡特赖特上校 (John Cartwright) 在伦敦中上层人物中组织了“伦敦汉普登俱乐部”(2)，但当时中上层人物对议会改革不感兴趣，在这种情况下，卡特赖特被迫转向劳动人民，在工人中组织俱乐部。到1816年底，俱乐部运动规模就相当大了，几乎遍及北、中部工业区。因此在1817年初，各地派代表80人在伦敦召开代表会议，向议会呈交请愿书，要求议会改革。这种情况使托利党政府认为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民运动高潮又在重现，于是匆匆制定镇压性立法，把俱乐部压了下去。

但运动并未就此结束。工人本来就有秘密结社的传统，因此俱乐部虽然解散了，工人结社仍然存在；等到镇压性立法期满失效，公开组织又大量涌现。科贝特出走美国后，一份工人改革派报纸《黑矮人报》填补了空缺，加强了宣传攻势。科贝特是极力反对工人结社的，他主张无组织的个人行动；《黑矮人报》却大力提倡工人组织起来，说“那些诅咒俱乐部的人要么是不懂他们能够做到什么，要么是希望什么也不要做”(3)。它向工人大力推荐1818年7月在赫尔成立的“政治新教徒”组织形式。在1818年至1819年间，类似的工人组织在各工业区纷纷成立。为避免政府镇压，它们不再叫“俱乐部”，而是用新的名称如“政治新教徒”和“政治同盟”等。这些组织在工业中心地区十分活跃，比如英国棉纺织业中心曼彻斯特及其邻近地区就出现许多政治组织，像“曼彻斯特宪法会”、“曼彻斯特政治同盟”等。

由于受科贝特等人影响，更由于传统的非暴力合法活动在工人运动中十分盛行。据记载，斯托克波特政治同盟的活动除阅读政治书籍、讨论等活动外，还开办文化补习班(4)。他们很重视文化教育，认为这是提高工人觉悟，组织他们参加政治运动的最重要手段。

所有这些组织的政治要求和汉普登俱乐部一样，是改革议会制度、争取普选权。他们认为普选能给劳动人民带来政治发言权，从而迫使议会倾听工人声音，解决工人疾苦。因而这个时期，工人的政治运动就表现为争取议会改革的斗争。通过政治手段谋求经济解放，这就是所谓的“工人激进派”。工人激进派在战后四年中十分活跃，但其斗争手段又相当温和，合法主义几乎是工人激进派根深蒂固的传统。

经过1818年的组织准备，1819年斗争进入高潮，从年初起，各地就纷纷召开群众大会，参加者往往成千上万。伯明翰甚至选出自己的“立法代理人和人民代表”，表示蔑视议会的权威。在这种形势下，出现了战后工人运动的高峰事件——“彼得卢”。

8月16日，曼彻斯特八万男女工人身穿节日盛装，整队涌向圣彼得广场，去参加工人激进派组织的群众大会。据大会组织者之一、工人班福德说：大会章程是“整洁”、“严肃”、“秩序”、“和平”。但正当大会井井有条地进行时，地方当局却动用军队冲击会场，造成11人死亡、近600人受伤的流血惨案。参加屠杀的军队有一支是在滑铁卢大战中立下卓越功勋的第15骠骑兵团，因此人们把这次事件称作堪与滑铁卢媲美的“彼得卢大战”。事件发生后，政府不仅立即表态嘉奖，而且迅速通过所谓的“六项法律”，中止了一切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并赋予地方官无限大的权力。对手无寸铁的人民群众如此大规模屠杀，在英国史上还是第一次。因此连后来是保守党首相的迪斯雷利 (B. Disraeli) 也指责他的先辈说：“像一切虚弱的人一样，他们乞灵于所谓的坚强措施，决心镇压群众。”(5)一切没落阶级在行将灭亡时都求助于血腥镇压，这大概是历史的规律，托利党贵族也终于走上了这条路。二

1815年战后，是继18世纪90年代英国人民运动蓬勃发展的又一个高潮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什么呢？

首先，它反映了深刻的社会变化。工业革命在19世纪最初20年中发展到成熟的阶段，英国已从一个农业的、乡村的国家转变为工业的、城市的国家。这种转变在运动中反映出来，表现为活动的中心转移到北、中部工业区，伦敦反而相形见绌了。1817年各地汉普登俱乐部向议会呈交的请愿书中，来自中部工业区的有87份，兰开郡和柴郡76份，苏格兰工业区65份，约克郡52份，伦敦和米德尔赛克斯郡24份，西部各郡6份，东盎格利亚6份，爱尔兰3份。可见工业化集中的地区运动最活跃。作为这一时期运动高峰的彼得卢事件，发生在英国棉纺织业中心曼彻斯特，就是这种变化的必然结果。这种社会变化连最保守的地主乡绅阶级的代表人物也看到了。1819年11月首相利物浦 (Lord Liverpool) 就承认说：“工业人口的巨大增长，这些人口中很大一部分对国外需求的依赖，以及机器的改进……近来已使这个国家陷入了我们过去所不熟悉的祸害之中……”(6)社会面临的是“不熟悉的祸害”，掌权的政府却依然是乡绅地主，用乡村的陈旧眼光看待工业化的新英国，其结果就必然是彼得卢的流血事件了。

其次，与18世纪90年代不同，此时的人民运动不是中下层人民的联合，而是劳动人民的单独行动。“中等阶级”是以个人身份参加到劳动人民的斗争中去的，科贝特、卡特赖特都是这样。工业革命使老的中等阶级——商人、中小乡绅、自由职业者等相对削弱了，新的“中等阶级”——工业资本家暂时又不肯站进斗争的行列。这种状况造成劳动人民在20年时间里孤军奋战，没有同盟军。战后的工人运动，正是在这种最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它说明只有劳动人民才是最坚定的议会改革派，离开他们，议会改革绝不可能成功。这在后来的事态发展中表现得十分清楚。

第三，既然战后的人民运动基本上是个工人的运动，它的性质又如何呢？前面已说过运动的纲领是议会改革和普选权，这种要求在科贝特文章中表现得最清楚。1816年他在著名的《告帮工及劳工书》中说：劳动人民贫困的原因在于“数不清的赋税，政府强迫我们去交纳，来养活它的军队、它的官吏、它的扈从等等”。要改变这种状况的唯一方法是“改革下院或人民院，让每一个交纳直接税的人都在选举中有一票，并每年选举议员……”(7)这和18世纪90年代下层劳动人民的政治要求一脉相承，可见它就是当时运动的直接延续。

再看运动的成员。据班福德介绍，兰开郡当时主要的激进派领导人中，有手织工3人，丝织工3人，棉厂主2人，印刷工2人，鞋匠、石匠、木屐工、毛织工、制帽工、学生、裁缝、绸布商各1人。彼得卢大会的参加者也基本上是这些阶层的人员。因此也和90年代一样，这时运动的参加者主要是手工工人和工匠。他们独立营生，有少量的生产资料，显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

这样一个政治上要求议会改革，组织上多是手工工匠的政治运动，显然不是产业工人阶级的运动。当时产业工人作为一个整体才刚刚产生，他们的斗争也刚刚开始。1818年曼彻斯特的纺织工人大罢工是产业工人的运动，各工业中心区产业工人的工会运动是产业工人的运动；但这些斗争还都停留在经济斗争的水平上，未发展成政治斗争。整个议会改革期间很少发现产业工人出身的政治领袖即是明证。

当时积极参加政治运动的，是工人中手工工人这部分。他们的斗争历史较长，政治成熟较早，经济上相对独立。他们在90年代就掀起过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是当时工人政治斗争的主体。这样一个运动是什么运动呢？是工人激进运动。

恩格斯早就对英国的工人激进运动有过论述，他说：“民主党是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和无产阶级同时并在无产阶级内部发展起来，在法国革命时期强大起来并且在缔结和约后成为‘激进的’政党。……它曾经和自由资产阶级联合起来迫使旧议会寡头政客通过了改革法案，从那时起，它已是一个愈来愈巩固的和资产阶级对立的工人政党了。……工人的激进主义是和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携手并进的。”(8)可是我国史学界长期以来对工人激进运动存在一种偏见，提到“激进主义”就认为它是“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充其量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尾巴。这是与史实不符的。

英国工人运动起始于18世纪90年代，其最初的表现形式恰恰是激进主义。什么是激进主义呢？激进主义是英国工业革命时期中下层人民争取宪政改革和社会进步，反对贵族地主寡头统治的群众运动。它没有固定的政治纲领，却有共同的奋斗目标，即议会改革。在这个目标下，激进主义分为两支——工人的激进主义和“中等阶级”的激进主义。这两个分支间没有领导和被领导关系，而是同盟军。工人激进主义从一开始就是独立的，尽管它从先产生的中等阶级激进主义那里接过了一些现成的口号，但它有独立的组织，也有不同于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它一直独立活动，特别是在战后四年里，正是工人激进运动以昂扬的姿态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斗争，在没有同盟军的条件下战斗不息。中等阶级的激进主义只是作为工人激进主义的回声，才在这一阶段存在。科贝特若不以工人激进主义的代言人出现，《每周政治纪事》报就没有影响；卡特赖特若不向工人激进主义求援，汉普登俱乐部就只是泡影；而当科贝特和卡特赖特都消沉时，正是工人们走向了彼得卢的斗争高峰。因此，硬说工人激进主义是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附庸，是没有道理的。

有人用激进主义的目标是议会改革，而议会改革只使资产阶级获利来说明激进主义的资产阶级性质。但这是用结果来证明原因，是不能成立的。我们不妨设问：难道因为农民战争只能导致新王朝的建立，就可以说农民起义是“地主阶级性质”吗？

我们承认：议会改革确实使资产阶级获利，逐步完成了工业资产阶级对国家政权的控制。但是它靠什么为动力呢？靠的是激进运动，而激进运动的主力又是工人激进主义。激进运动用和平的、合法的斗争手段来达到改革和渐进的目标，这当然和法国式的革命道路不同。但各国有各国的历史条件，向完善的资本主义过渡的道路不能强求统一。法国从1789年大革命到1870年第三共和国成立，经过多次革命，完成的也是工业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英国走的是另一条路，即英国式道路；除英国外，世界上还有许多国家走了同一条路。可惜的是，有些同志只承认法国式的革命道路，而否定英国式的改革道路，因此对近百年的激进主义运动嗤之以鼻、不屑一顾，对激进运动的斗争成果——议会改革也轻描淡写，不予重视。显然，否定了激进主义，就否定了工业革命时期的人民运动；不承认工人激进运动，就看不出1832年改革的真实意义。

我们还是回到战后的工人运动上来吧。把它放到激进主义的整个历史上考察，就不会认为它是孤立的、许多零星事件中的片断了。它的斗争声势，特别是彼得卢的流血事件，震惊了整个统治阶级，使许多人认识到英国不能再按原样继续统治了。因此，辉格党贵族在20年中止改革事业后，又开始考虑“政府体制的全盘改变”，以避免整个制度的崩溃(9)；乔治四世“对国内的恶劣情绪感到震惊，认为撤换政府可以部分地平息不满”(10)；连托利党阵营也感到不稳了，后来成为保守党首相的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惊呼“公众舆论从未如此影响过政府的措施”，因此怀疑“我们还能不能抵抗下去”(11)。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了20年代托利党较为开明的保守时期。但开明保守是维持不了多久的，它要么倒退，重新走上镇压老路；要么继续前进，引起变革。英国终于选择了后一条路，使议会改革获得成功。从这个意义上说，战后工人运动迎来了一个新时代，这个时代在英国史上叫做“改革时代”。原载《南京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

(1)Samuel Bamford著："Passages in the Life of a Radical"（1840年），载G.D.H. Cole和A.W. Filson选编的史料集British Working Class Movements,（伦敦1951年版，简称 "Movements"），第119页。

(2)汉普登是17世纪长期议会的领袖之一。

(3)转引自E.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英国企鹅社1968年版，第740页。

(4)载Max Morri选编的史料集From Cobbett to the Chartists, 伦敦1951年版，第50页。

(5)转引自R.J. White著Waterloo to Peterloo, 伦敦1963年版，第86页。

(6)Liverpool 1819年11月14日致Lord Grenvilie信，载David Douglas主编的史料集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第十一卷，伦敦1959年版，第334页。

(7)载 "Movements", 第122—123页。

(8)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16—517页。

(9)辉格党领袖，后来完成议会改革的首相格雷语。载John Cannon, Parliamentary Reform, 剑桥大学1973年版，第184页。

(10)Lady Cowper 1820年4月10日致其兄Frederick Lamb信，载Tresham Lever选编的The Letters of Lady Palmerstone, 伦敦1957年版，第30页。

(11)Cannon前引书，第182页。

一九八二

纪事

下面这篇文章在《世界历史》上发表后，引起了不小的震动：首先，它对英国1832年议会改革作出了正面评价，而在此之前一切改革都是受批判的，为改革张目也没有好下场，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这个背景。其次，《世界历史》是中国世界史学界最权威的杂志，刊登一篇在读学生的论文，在它是第一次。

同一期《世界历史》还刊登了英国史前辈程西筠先生的一篇文章，她从另一个角度肯定了英国的改革。程先生那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副所长，同时是中国英国史研究会的副会长。对历史上的改革方式作肯定评价在“文革”后是第一次，于是这期杂志就似乎是个信号，百家争鸣的时代在世界史研究中应该到来了。

试论英国各阶级在第一次议会改革中的作用

1832年英国议会改革，从根本上说是旧的政治制度不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结构，因而必然发生的。但这次改革又不是简单的直线运动，也不单纯是资产阶级与土地贵族的斗争成果。它是各种政治力量纠缠扭结的结果。从这个结果中，人们可以看到某种合力。为此，本文拟深入探讨：参加这场斗争的究竟有哪些力量？它们间的关系如何？它们在斗争中各起什么作用？改革的结果究竟如何？

一、社会力量分析

英国当时有三大阶级、六种力量。它们的经济地位不同，对议会改革的态度也不同。

首先是工业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经济实力从19世纪初起就以加倍的速度发展着，用当时流行的说法，叫做“万锭纱爵爷”已经和“万亩田爵爷”平起平坐了。但政治上他们却几乎无权，处处低人一等。他们有许多“苦”要诉，比如说国家干涉经济活动过多，税务负担太重，关税太高，影响国外竞争能力，等等。他们要求自由贸易，特别反对《谷物法》。为解除这些“疾苦”，他们多次申诉请愿，得到的只是议会轻蔑的拒绝乃至嘲弄。直到这时，他们才懂得议会中应有自己的代表，才要求改革议会选举法。“五十年前我们不需要议会代表，现在我们需要了。因为那时我们几乎完全为国内消费而生产……现在却大不相同了——我们现在为整个世界生产，假如我们没有自己的议员来促进和扩大我们的贸易，我国商业的伟大纪元就结束了”(1)，工业家弗赖尔在1832年讲的这些话，充分表述了工业资产阶级要求改革的原因。

但工业家是到20年代末才开始提出改革要求的。而且他们提出的改革要求也是很温和的，如把衰败选邑的席位逐步转让给大城市，逐步取得选举权等。议会中曾多次动议把某些席位转让给曼彻斯特、伯明翰和利兹三大工业城市，以此来满足工业家的愿望。但托利党控制的议会始终不肯让步。1826年，关于东雷特福和彭林二镇的选邑权转移问题在议会讨论三年，仍然给了乡村，这才燃起了他们的怒火，工业资产阶级的议会改革运动才猝然爆发。

运动的中心是伯明翰——英国黑色金属工业的心脏。1830年1月25日，银行家托玛斯·阿特伍德发起成立伯明翰政治同盟，很快成为改革斗争中影响最大的资产阶级政治组织。其成立宣言要求“改变”“工业和商业的利益几乎全无代表”的状况，坚称“下院中‘市镇公民’代表应是真正的‘市镇公民’，即经营实业，积极关心它，将其毕生的财产与幸福委托于它的人”(2)。可见，这个阶级的阶级意识是十分清楚的。

但工业资产阶级并非是唯一的“资产阶级”。在他们之外还有一支重要的资产阶级政治力量，即以商人、业主、批发商、作坊主为骨干，加上医生、律师等知识界和自由职业者在内的一批工业革命之前就存在的旧“中等阶级”(3)。他们可说是现代资产阶级的先驱。在工业革命前他们曾有过自己的黄金时代，为英国的经济发展立下过汗马功劳。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他们在勃然崛起的工业资产阶级面前黯然失色，越来越失去自己独立的地位了。他们的经济地位和从事生产的方式仍有别于工业家，他们的数量依然庞大，因此在第一次议会改革期间，仍是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

这个阶层有悠久的斗争传统，最先开拓群众性议会改革运动的就是它。18世纪70年代，正当威尔克斯事件(4)如火如荼时，他们首次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要求。80年代又在美洲战争的高潮中成立了著名的中等阶级激进团体“宪法知识会”。90年代，他们和下层劳动群众紧密联盟，借法国革命之势大闹英伦三岛(5)。到19世纪，尽管改革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