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淡风轻 岁月无痕(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黄素逸

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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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淡风轻 岁月无痕试读：

第一篇：似水流年

记忆中几乎一片空白的童年

不知为什么，我对自己的童年几乎是一片空白。不是现在年纪大了记不起来，读大学时（时年16岁）也是如此。我是1939年12月17日（农历）出生的，属兔。是家中的老大。出生地方是湖南湘潭仙女乡“大韶号”（只记得这几个字的音，具体是哪几个字就不知道了），我六七岁学校放寒假时还去过“大韶号”两次（当时我在长沙读小学），但一直记不起“大韶号”的样子，只记得门口有个小池塘。至于我启蒙的小学（在乡下）在哪里，叫什么名字至今我都不知道，更何况小学同学更是一个都想不起来。后来小学读四年级时我转学到长沙读一师附小（我记得当时一师附小就在中山路国货陈列馆旁边），读了半年就转学到城西三校，后来就考上了明德中学。

明德的初中同学至今也记不起一个人来，真是十分奇怪！而我身边的亲人如士子（我的太太）、坚石、曼兰（我的弟弟、妹妹），对他们童年的往事都记得十分清楚，对小时候的同学、朋友都有深刻的印象，有的人至今还保持亲密的关系。对小时候的事情，闲谈起来，更如数家珍。每当这个时候我就感到一片茫然：为什么我会这样，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小时候我能记起的事很少。最记得的是，1946年父母把我们从乡下接回长沙，租住在北门外文昌阁，黄一娭毑家后面两层楼的楼上，前后两间。当时父亲在明德、周南、长郡等中学教物理。父亲是所谓中学名牌物理老师，不在一个学校专职，而是在多所名牌中学的高中兼课，这样虽然辛苦，但是收入较高，以此养活我们一家兄妹四个。父亲有时来不及就座黄包车从一个学校赶到另外一个学校上课。母亲当时没有工作，在家操持家务，家庭生活尚可维持。

1947年父亲得了一场大病，具体什么病我也不知道。只知道整日躺在床上，咳嗽不已。有一年多没有上课，家庭收入全无。只能靠变卖一些首饰、银元维持生计。日子过得比较艰苦。当时我七岁，经常拿着母亲给的首饰或银元，从北门外文昌阁一直走到南门的司门口八角亭去兑换。我一个人，只比柜台高一点点，但当时社会风气很好，店铺也很讲信任，往返多次，从来没有出过问题，我也没有害怕过。这种事要是拿到今天，几乎不可想象。想不到过了七十年，人们的物质大大丰富了，而精神境界却大大地退步了，特别是安全感差。呜呼！

父亲的心愿和当时的许多教书匠一样就是想努力工作，赚点钱买一套房子，当时周南中学的总务主任万子才（不知是不是这两个字，父亲和其他先生都叫他万夫子）开了一个钱庄，他和许多中学教师都很熟，于是很多先生就将自已多年的积蓄存在他的钱庄。父亲也是其中的一个顾客。 然而世事难料，当时国共内战正酣，经济萧条；万夫子又自已盖一栋房子挪用了钱庄的钱，致使钱庄倒闭。许多先生的多年积蓄付之东流，我父亲也是其中受害者之一。当时许多先生（债主）成立了一个讨债委员会，希望万夫子将他新盖的房子卖掉，偿还一部分债务，但当时时局不稳，房子也卖不出去。

我记得讨债委员会开过几次会，每家都要去一个代表，七八岁的我就代表父母参加会议（现在这也是不可想象的）。讨债委员会主席是周南中学的教导主任周世昭（字敦元）先生，他是国文教师，也是我父亲一师的老师。他与毛主席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是同班同学，解放后经常去北京看主席，后来被钦点湖南省政府副主席，住在教育东街。他与父亲私交很好，解放后父亲经常去他家打麻将，吟诗品茶，是要好牌友和诗友。当时我父亲病在床上，收入全无，父亲还时不时打发我去万夫子家讨债，以度过难关。幸好万夫子家不远，就在西园，而且万夫子也很客气，每次都给我几块银元。他的确拿不出多少钱，房子虽然漂亮，又脱不了手，我当时虽小，但也觉得他够可怜的。

记得的第二件事是，刚到长沙读小学，我身体比较瘦弱，逢寒假父亲就送我到湘潭乡下“大韶号”，说那儿空气好，菜新鲜。当时我二伯父就住在“大韶号”，他每次都派一个雇工来长沙接我。我不知道雇工的名字，他个很高，大家都叫他“杨一长子”，估计就是姓杨。为了省钱，“杨一长子”和我都是走路去湘潭“大韶号”，路程90里。我们一大早出发，傍晚赶到。至于路上的具体情况也是一片空白，只记得中午吃一次饭，还要坐一次渡船。想想我当时才六七岁，能够一天走90里，身体的体质应该是可以的，所以小时候冬天很冷，冰柱从屋檐挂到窗口，我也不用穿棉衣。

寒假在“大韶号”是怎么度过的也记不起来了，只记得每天早上我都会到厨房去吃一碗米汤冲鸡蛋（没有糖，只放一点点盐），这算是对我最大的优惠，其他人（包括我的堂姐妹）都是没有的。因为我是黄家唯一的长房长孙（我生下来就过继给我的大伯父，因为我大伯父只有三个女儿，二伯父也是三个女儿。我一直叫我的亲生父母叔叔婶婶，直到15岁）。

我的童年是幸福或不幸福，是勤奋或不勤奋，我是否聪明或不聪明，是否早熟？我至今也不清楚。只觉得童年的一切都懵懵懂懂的。至今记得的都是高中以后的事情，而且记得相当的清楚。不知从科学和心理学角度是否能给予解释？是否也有类似的例子？求学时期的我

难忘的明德中学

我的初中、高中都是在长沙市明德中学度过的。初中我只读了两年半，当时中学每年都有两次招生，一次春季，一次秋季。但1953年起改为每年只有一次秋季招生，于是我提前毕业了，少读了半年。

长沙市明德中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其前身是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3月29日，由近代教育家胡元倓先生创办的湖南省第一所私立中学——明德学堂。明德学堂校名取自《大学》之“明德”——“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从百度上可以搜索到如下的明德中学的历史变迁：

1920年，因办学经费奇缺不得已停办小学，专致力于中学。

1924年，因感中学招生不易，又恢复开办小学。

1932年，蒋介石视察明德，和师生合影，题写“止于至善”四个大字以赠。

1934年，附属小学再次停办。

1937年，胡元倓在陈果夫、陈立夫帮助下得到一笔中英庚子赔款返还款四万元，欲购买三汊矶田地八十亩建校。

1937年11月，李四光率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迁至广西桂林，并准备建设文化城。胡元倓计划与地质研究所合作，在桂林新建分校，但因时势变化，未能实现。

1938年2月，受日本侵华战争影响，迁校于衡山、湘乡、湘潭交界处的霞岭之曾氏宗祠，原欲购买三汊矶田地八十亩建校的事宜因此作罢。

1941年，明德学校改名为湖南省立明德中学。

1944年11月，日军大举南犯，时任明德中学教务主任胡少煃带领师生迁至蓝田，借用国立师范学院校舍及校具，筹备复学。为防止战事恶化波及蓝田，同时租赁距离蓝田四十五里的樟梅乡刘姓房屋为备用。

1945年4月，日军进犯新化，蓝田吃紧，学校随即迁至樟梅乡刘姓地主破旧木房子并复课。

1945年8月，学校迁返蓝田开学。

1946年3月16日，迁回长沙泰安里校区重新开学。

1949年以后，学校又曾先后更名为长沙市第三中学、新三中、动力机五七中学。

1983年，学校更名为长沙市明德中学。

2004年，学校被评为湖南省首批示范性高级中学。

从百度上还可以搜索到如下的明德中学得知名校友（我谓之曰“岁月有痕”人物）：

政界、革命志士：任弼时、黄兴、陈天华、陈果夫、沈立人

中国科学院院士：艾国祥、肖纪美、李薰、向达、田奇王隽、吴耀祖（外籍）、丁夏畦、唐稚松、张孝骞、金岳霖、陈翰笙

中国工程院院士：俞大光、刘经南

中央研究院院士：张伯毅、柳诒徵、蒋廷黻

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廖山涛

在此我不是拿大旗作虎皮，因为明德中学的毕业生中95%，还是和我一样的芸芸众生，不过他们依然如我一样的快乐地活着，并为曾在明德中学读过书而自豪。

我的高中生活

我读明德中学高中时，学校已改名为长沙市第三中学。我在高13班，整个年级有四个平行班，即高11-高14。当时明德对全省招生，我们班差不多有一半是来自湖南专县。来自湖南专县的同学只能寄宿（住校），其余来自长沙市的同学就走读。也有长沙市的，因家离学校远，也选择住校。像我、何玮祜、繆忠强就是其中之一，但人数很少，就几个人。因此班上自然而然的分成两拨，当时叫寄宿生和通学生，但两拨人之间并无隔阂，彼此关系也比较亲密。只是因为作息时间的关系，寄宿生多和寄宿生玩在一起，走读生和走读生玩在一起。当时和我关系密切的寄宿生有：华容县的姜建国、安乡县的胡行安；长沙的何玮祜（他家住在黑石渡，父亲在邮局工作和士子的妈是同事），罗岳琪（家住在河西，父亲在有色金属学校当老师）和雷振东。通学生中和朱耀庭、张先亮走得比较近。

高中时我读书并不努力，比较好玩。特别喜欢打篮球和棒球。当时我们的体育老师是徐祖本，体育的那一套教学都是学美国的，上课时也只教篮球和棒球。他对棒球很熟悉，一口江浙口音，怎么击球、跑垒讲得头头是道，上课时经常将学生分成两组打棒球。我对棒球很感兴趣，只是因为场地和设备的问题不能常常玩，更多的是打篮球。有时玩得高兴，星期天也不回家去。

我的成绩应该处在班上第一梯队，但并不是很突出。寄宿生中姜建国最冒尖，通学生中好像朱正雄最好，后来他们两个都考上清华大学（也是我们那一届唯一的两个考上清华的）。我的数理化成绩中，以化学最好，代数次之，物理中等，我最怕几何（一直到读大学我的空间立体概念都不强）。我的语文不错、对历史、地理很感兴趣，成绩也很好。

读高中时我特别喜欢古典诗词。最先是对唐诗着迷，能背诵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许多长诗，后来又喜欢上宋词，觉得长短句，受束缚少，比唐诗更能表达感情。于是苏轼、辛弃疾、柳永、秦少游、黄庭坚等著名词人的词和他们的文章都成了我的主要课外读物。我记得当时苏轼的前、后赤壁赋、王勃的滕王阁序、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我都能背诵。

笔至此刻，我当然不能背诵了，但其中的开头和精彩句子依然记得。如苏轼的前赤壁赋：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食……。王勃的滕王阁序：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

有一段时间我忽然对新诗很感兴趣，现在我还记得其中一些新诗的片段。如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生是为了爱情和美酒，死是为了祖国而牺牲，谁要是有这样的命运，谁就是最幸福的人”；“麦子成熟了，天天都很热。我的爱也成熟了，但愿你，亲爱的，就是收割的人！”。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共产主义一切公有，除了牙刷！”；“用铁锤和诗句啊，赞美这年轻的国土！”。我国诗人何其芳：“生活是多么广阔，又多么芬芳。凡有生活的地方，就有快乐和宝藏！去参加歌咏队，去演戏，去建设铁路……”。

当时我和很多年青人一样对生活充满好奇和热情，但对以后面临的

高考

和我最要好的同学是姜建国，个子高瘦，不但学习成绩优异，而且篮球打得好，是校篮球队的一员。当时明德中学的篮球队在市里很出名，另一个著名球队是雅礼中学，常常是这两个球队争夺市冠军。姜建国待人诚恳热情，和大家的关系都比较好，他还到过我家几次，父母亲对他的印象也很好。另外和我走得近的同学还有胡行安、何玮祜和罗岳琪。胡行安精瘦的小个子，打篮球很灵活，成绩很好。何玮祜也是小个子，但长得很结实，歌唱得好，男低音。罗岳琪班上化学成绩最好，小名“罗化学”。

高中期间，由于明德地势低洼，又紧邻湘江，发过两次大水。有一次学校围墙被水冲垮了，大水直接涌进操场。由于是半晚上，大家都没有发现，直到水淹进我们宿舍的一楼，同学们才发觉，纷纷拿上衣物，拥上二楼。当时我们班住在二楼，衣物都没有受什么损失。第二天起来，水已经淹过一楼的窗口。学校停课了好几天，直到大水退去才上课。我则回家去避难了几天。因为岳麓山地势较高，从来没有被大水淹过。

当时的明德中学是长沙市唯一的一所男中，故没有男女恋爱的困扰。与明德中学仅隔有一小巷子的周南中学则是一所女子中学。因为我们年级同学有的有亲戚或初中同学在周南读书，因此他们往往成为我们开玩笑的对象。我记得，我们班有位寄宿生叫徐焕国，他有个侄女在周南读书，和我们同年级，姓易。逢假期他们也相约一起回家去（也在洞庭湖边，具体地方我记不起来了）。于是他也成了我们开玩笑的对象。很巧的是，后来徐焕国考上武汉医学院（现在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我们还间常联系；而女方则考上华中工学院（现在的华中科技大学），并留校至今。

我印象中，我们临近毕业时，还和周南中学对应的班级的女生搞过几次联欢活动，但活动内容，何人发起和联系都记不起来了。我估计，因为高中三年我在班上年龄最小，也从未当过学生干部，又好玩，是个不太起眼的小角色，估计除了几个玩得好的同学外，别的同学印象不会太深，我对有些事也不太在意，这些都造成我对班上的大事记忆模糊。

我的高中生活是快乐的，也是懵懵懂懂的，但它为我今后走向社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再见了，难忘的明德中学！高考

当年的高考基本上和现在差不多，60年不变的中国独特的高考制度！但考生的心理压力和家长的期望值一定没有现在高。

59年前我参加高考的具体情况现在已记不太清楚了，只记得先考语文和物理。语文是我的强项，考前已事先写好几篇不同类型的文章，并将其背熟，以备不时之需。考试的作文题目已记不清了，但考试后感觉良好，因为我准备的一篇文章基本上可用上，因此有较多的时间思考和对作文进一步润色和修饰。物理是我最怕的一门课，平时我的物理成绩一直不稳定，起伏很大，虽然父亲是教物理的，也知道我物理成绩一般，但他从来也没有过问过我学习物理情况。这次物理考试后，我自已很满意，一是所有试题我都做完了（很多同学时间来不及，没有把试题全做完），二是和同学对答案时，基本上都做对了。

第二天考数学，数学是我最强的一门课，平时代数、三角总是拿满分，就是几何差一点。至今我还记得，那天我很快地先看数学试卷第一道题，不会做，再看第二道题感觉也不会做，看第三道题一下子也不知从何着手，于是心有点慌了，再往下看好像也有点棘手（通常对数学题我一看就知道从何着手），这时整个脑袋都懵了。此后就一直迷迷糊糊的，最后怎么答题、交卷都不知道了，只知道考得极差。出来后和同学交流，连两个三角形同底等高，面积相等这样简单的证明题都做不出来，十分可笑。幸好数学考试并没有使后面的考试蒙上阴影。可见当时的高考对我来说，心理压力并不是很大。

考完后，同学们都觉得很轻松。寄宿生大多没有回家，在学校狂欢了几天，我也一样。当时的感觉是大家都没有把高考的结果放在心上，只觉得高中阶段终于结束了，大有松了一口气的感觉。我整整玩了一个多星期才回家去。

父亲多年来一直是湖南省高考阅卷物理组的组长。当时阅卷很严格，每份试卷阅卷最后都要由阅卷组长审查。虽然看不到考生的名字和考号，但父亲认识我的字，而且知道我答题时有一个习惯，就是会在答案前面写上“【解】”，于是阅卷审查时，特地留意，结果发现我得了86分（满分100分），当年物理很多人考得不好，主要是题没有做完。父亲还特地留意我附近的几份卷子的成绩，因为他知道是我同学的。事后父亲告诉我，当时他非常高兴，因为我的那个成绩在全省排第四，他还告诉我，你前面的一个同学考得也很好，有80分，而你后面的同学中有一个同学非常可惜，最后的整版题目都没有做，估计是粗心大意，以为全都做完了。

前面的一个同学是姜建国，他后来进了清华大学；后面一个同学姓刘，名字我记不起来了，他当时被保送苏联学习，只要高考过关就行。因为物理不及格，苏联没有去成，只进了湖南师院物理系，这件事给他的打击很大，后来也很少与班上同学联系了。

我报考的第一志愿是清华大学机械系，父亲知道物理是我的弱项，考出那样好的成绩虽属意外，但进清华应无问题。但我自已心中有数，数学考得那么差，是不可能进清华的。果真成绩一出来，我的数学只有37分，因为其他各科成绩不错，最后被华中工学院动力系录取（我的第五志愿）。

1956年的高考我们班同学全部都被录取了，只有一位同学是专科，其余的都是本科。录取到华工的就有9人之多，是四个班中考得最好的。

初进华中工学院

华中工学院（当时都简称华工）坐落在武昌喻家山南麓。1952年11月，中南行政委员会所属文化教育委员会召开高等教育计划会议，决定在武汉新建三所工科院校---华中机械学院，中南动力学院和中南水利学院。但1953年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部决定将筹建中的华中机械学院、中南动力学院合并为一校，撤销中南动力学院的建制，机电互补，命名为华中工学院。由原武汉大学、湖南大学、原南昌大学、广西大学等4所大学的机械系全部和电机系的电力部分，以及华南工学院机械系的动力部分、电机系的电力部分合并组成。是当年全国四大工学院之一【四大工学院为：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和大连工学院（现大连理工大学）】。

1956年8月我只身来到武汉，当时的华工刚刚初具规模，沿着喻家山南麓在东西边各建有几栋教学大楼、学生宿舍，一个大食堂和一个风雨操场。中间则是图书馆和实习工厂。这个格局是因为按原计划此地是建两校的，即华中机械学院和中南动力学院，前者在东边，后者在西边。当时为了公用资源就将图书馆和实习工厂建在两校之间，东西两边再各自建教学大楼、学生宿舍、食堂和风雨操场。后来两校合并就成了这个格局。机械和材料学科（当时叫机械一系和机械二系）在东边；电力系和动力系在西边。老师和学生都习惯叫东边和西边。东、西边之间就是农田和荒地。这个格局不但使华工在全国大学中是唯一一个有两个风雨操场的大学，学生体育活动场所最好，而且还是当时全国占地面积最大的大学。这一优势为华工后来的发展创造了很有利的条件。

我虽只有16岁，是第一次出远门，但因为高中住校，独立生活能力较强；加上童年的经历，胆子也比较大，且善于和人交流，能较快地适应陌生的环境。特别是华工体育活动条件比中学好很多，一有空闲我就去操场打篮球。开始我们新生没有分班，都住在西一楼的大教室中。我学的专业是热能动力装置，有四个班。去华工不几天，一位头发有点白的新生主动和我搭讪，用长沙话问我是不是长沙明德中学的，一交谈方才知道他是明德高12班的，叫石克辉，因不同班，他又是通学生，故我们彼此并不认识。他爸是湖南省公路局的总工程师。他从小没有离开过家，刚到武汉又不认识一个人，有点胆怯。认识我后十分高兴，他也喜欢打篮球，此后他就天天跟我在一起。分班时他主动去找领导，一定要和我分在同一个班。我们热能动力装置专业有4个班（34、35、36、37），于是我们就一起分到了36班，正式开始了我们的大学生活。

大学第一年的生活是十分快乐的。明德高13班我的同学朱耀庭、雷振东、陈天籁在无线电系，何玮祜、繆忠强、王惠龄在机械系。此外张先亮在武汉大学，万自立、汤学瑛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徐焕国在武汉医学院。因为初到大学，大学的同学来自中南六省（当时华工只能在中南六省招生）并不熟悉，因此几乎每个周末我们中学同学都会聚到一起，开心的玩耍，我记得我们到武大和水利电力学院都是从南望山小路走，然后坐小渡船过东湖到武大。有一次周末在我们华工聚会，我们在学校东湖游泳池租了两条小船，一直划到了磨山，在东湖上悠悠地转了一天。当天太阳很好，风和日丽，划船热起来，大家都脱去上衣，尽兴地玩。我们当时都不知道在幽幽的湖面上，是感觉不到太阳的厉害。当天回去后，几乎每个人身上都火辣辣的，随后几天上身都脱了一层皮，难受极了。由此我们也学了一招：此后去游泳池划船，必穿长袖衣服。

华工地处乡下，只有一趟15路公交车，从汉阳门到现在的青年园门口（当时没有青年园，只有一个不起眼的候车棚），每45分钟才有一趟车，而且收班很早。到武昌或汉口一趟，华工人都叫“进城”（此习惯用语对老华工人一直沿用至今）。那一年我大概只进城过几次，而且每次都是与中学同学聚会。大学的第一年就这样匆忙的过去了。

第一次中学同学的聚会

 1957年暑假，我们班的同学绝大部分都从天南海北回到各自家乡。现在已记不清是谁发起班上的第一次聚会，也记不清是哪一天。只记得聚会地点是在烈士公园，到了很多同学，其中好些是从专县赶过来的（请记住：不要用今天高铁的时代去想象当时的交通，专程从专县赶到省城还是相当不易的）。聚会气氛非常热烈，那天天气也特别好，站在烈士亭看烈士公园湖面，十分开阔。当时大家的心情特别高兴。你完全可以想像到一群年轻意气风发的大学学子，面对此情此景的心情和热闹程度。大家一起叙旧，一起畅谈各自所处城市、大学的情况、见闻、轶事、理想、人生，谁也没有想到暑假后回到各自学校的风云变化，有些同学从此改变了自已的一生！

 长沙的同学聚会都来了，专县来的我记得有姜建国、胡行安、李思云、谭泽藩（名字可能有误）、卿楚顺等。胡行安、卿楚顺在天津大学，李思云在西安冶金学院，谭泽藩在北京地质学院。记得最清楚的是，聚餐时喝的是啤酒，当时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同学都是第一次喝啤酒，很不习惯，觉得难喝极了，因为啤酒泡沫多，不知谁说：像马尿一样，还有人喝，引起众人哄堂大笑。殊不知很多年后在场的许多人也喜欢喝啤酒了。可见习惯是可以改变的。

聚会后同学们都要陆续赶回学校，姜建国邀请我去他家做客，我欣然同意了。他家在华容县的一个小镇，紧靠洞庭湖边。我准备玩完后从华容直接回武汉，他的女朋友和我们同一届，在华中农学院读书，也是华容人，叫曾宪红。姜建国准备送她回武汉，然后在武汉玩两天再回北京。我是第一次自已出门，而且是第一次坐大帆船横穿整个洞庭湖（要走一整天）。当我面对烟波浩渺，水天一色的美景，才真正对父亲讲的有关“虫二”故事有深切的体会：洞庭湖的确风月无边！有关“虫二”故事，请见第二篇中我的父亲一节。

在姜建国家住了一个星期，他是家中独子，父母对他十分疼爱，见到儿子最要好的同学来玩，更是盛情招待我，每天吃的都是新鲜鱼虾、新鲜鸡蛋和蔬菜。六十年前的洞庭湖真的非常美丽、富裕，物质丰富，物价便宜，水质清澈，空气清新，天天都是都是蓝天白云。我在那儿过了一周非常快乐的日子。

我和姜建国、曾宪红在武汉玩了几天，然后送姜建国回北京。以后曾宪红还偶尔和我有联系。直到一年后她告诉我，姜建国不和她好了，也没有说明原因，希望我问问姜建国。后来姜建国告诉我的话，我至今还记得：难道真的要工农联盟一辈子？这句话现在的年青人很难理解，当年大学毕业生是由国家分配工作，不服从分配不但会失去工作回原籍，而且因为档案中记了一笔，找工作是很困难的，就是因为两地分居或家庭原因想调动工作也是极其困难，而且国家规定探亲假一年就12天。姜建国、曾宪红不但不在一个城市，一个学工，一个学农，要想毕业后分配在一起，几乎是不可能的，就是结婚后调动也是很困难的。这就是他们两人分手的原因。

后来姜建国和他的同学归琪相好，毕业后双双留在北京工作，姜建国留在清华大学电机系，归琪分配在一机部工作，我到北京出差还见过他们。曾宪红以后就一直没有联系，在此祝愿她一切安好！

谁也没有料到，这次长沙同学的第一次聚会，几乎成了最后绝唱。直到2005年4月才在长沙第二次聚会，时隔48年，有的同学已失去联系，个别同学已驾鹤西去，其中的原因“你懂的”。

鸣放反右

一场鸣放反右的政治风暴不但对老知识分子、民主党派，甚至对老革命都始料不及，何况我们年轻的大学生们。几十年过去了，具体的印象已十分模糊。只记得我们宿舍的黄镇南（广西人）在鸣放时写了一张大字报，其具体内容已记不得了，好像是对年级党支部和团总支提了些意见。我们宿舍的几个广西老乡在大字报上签了名，要我和石克辉也签名（石克辉和我住同一个宿舍上下铺），我当时懵懵懂懂的，对石克辉说，那是他们广西老乡的事（因为年级党支部和团总支、学生会的领导都是广东籍的同学），我们不介入，没有在大字报上签名。

当时在学校露天电影场常有辩论会，辩论会有不同的主题，现在我记得的只有其中的一个：“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这些辩论会我和石克辉都不参加，一有时间就去操场打球，是典型的逍遥派。也有比较积极参加活动的同学，例如35班的程南山，他也是我在明德中学的同学，但是不同班。他知识面广，对历史、政治、地理都很感兴趣，鸣放时热情很高。

谁知不久风云突变，一场席卷全国的反右运动铺天盖地展开，不少老知识分子、民主党派，甚至老革命都被打成右派，十八九岁的青年学生也不能幸免。后来我才知道我们明德班上的李思云、谭泽藩、繆忠强都被打成右派，程南山也未能幸免。被打成右派的原因也各式各样，如李思云，益阳人，出身贫农，在班上成绩很好，只是因为考试时失误，被分配到西安冶金学院。李思云文学功底不错，初到西安看到城市脏兮兮的，遍地灰尘马粪，忽然想起唐朝王勃滕王阁序中的佳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于是开玩笑地说西安是：灰尘与马粪齐飞，万物共黄土一色”。就是因为这两句话李思云后来被打成右派，遣送回原籍。谭泽藩、繆忠强打成右派后，先在学校劳动，一年后也被遣送回原籍。这些年青的右派回原籍后不但找不到工作，只能打零工，而且每次运动来，都处在风口浪尖上。等到接到一纸平反书时，已头发花白，真是欲哭无泪！

因为我和石克辉没有在大字报上签字，平安地度过了这场风暴，而且还在领导中留下较好的印象。不能不感叹幸运的我！

反右后，接着是教育革命、拔白旗等一系列运动，学校的教学秩序也打乱了。这时强调教育与实践相结合，系里要派一批学生到青山电厂去参加新机组的安装劳动，计划是去一年时间。当时我们36班的班长周展麟被派去青山电厂（石克辉也被派去了，此后我和他就联系很少了），系里指定我当班长（为什么要我当班长，我至今也不知道）。于是随后的全国大办钢铁、学校大办工厂、花山公社抗旱都是我带领同学一起干的。这一段生活没有给我留下什么深刻印象，但随后的变化却改变了我的人生。

留在武汉工作的高13班的同学（左起：雷震东、我、朱耀庭、张先亮、王惠龄）

提前毕业

1959年初，由于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很快，高校师资缺乏。于是学校决定抽调一部分学生提前毕业当老师。全校大概抽调了两百多人（具体数字我也不清楚），主要是充实基础课和技术基础课。我们36班魏秉武、卢壬和我被抽调到热工教研室，同时抽调到热工教研室的人还有我们同年级的邓贤满、吴贤耀、何汝柏，梁德盛，万民钟和机械系的王惠龄等三人（王惠龄是我明德的同班同学，其他二人现在已记不起名字了）。

当时热工教研室主任是王崇琦，教研室分成三个小组：热力学、传热学、热工学。热力学、传热学是为本系（动力系）学生开设的最重要的技术基础课，热工学是为非本系学生开设的技术基础课。按当时的教学计划几乎所有的外系都开设热工学。故热工学小组的教师最多，是教研室副主任杨昌俊兼组长。传热学小组是教研室副主任姜为珩兼组长，热力学是教研室副主任黄卫枢兼组长，组内最著名的是蔡名芳教授。魏秉武、卢壬、何汝柏和我分配在传热学组；邓贤满、吴贤耀分在热力学组；机械系的王惠龄等三人分在热工学组。

所有提前毕业的人，都春节开学后报到上班，工龄从1959年3月算起。当时是按什么标准提前毕业，我至今不知道，从表面上看，似乎主要是以学习成绩为标准。例如我们班的陈昌浩分在力学教研室，有一次力学的课间考试，王君健老师出的题，全大班只有他一个人做出来了。我们当时只读了两年半书，于是按专科毕业的待遇，每个月的工资为37元，按当时的生活水平已足够一个人用了。

我们的身份是助教，主要工作是改作业，带实验课和筹备新实验。我在工作之余也抽时间去听专业课，如锅炉原理、汽轮机原理、火力发电厂、热工仪表和自动化、泵与风机等（因为基础课、专业基础课都学完了）还随学生去工厂实习，尽量弥补专业上的不足。

工作一年后，不知何故，学校又叫一部分提前毕业的教师回原专业去再读书，如我们教研室的何汝柏、梁德盛，机械系的两个人又回去学习了。我们应该是1961年毕业，1961年秋季我们继续留校当老师的提前毕业的人都拿到了1961年毕业的毕业文凭。从1961年起我们的工资也调整到每月53元，和大学毕业生的待遇一样。

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提前毕业的人是幸运的。1961年毕业的同学恰逢三年困难时期，分配的地点大多数是东北、西北、西南等许多偏僻地方的电厂、煤矿的自备电厂。如云南的保山电厂、东北的鸡西煤矿。个别不服从分配的同学（主要是广东同学），回原籍后因为档案问题也找不到固定的工作。因为我们那届的同学绝大多数都是南方人，分配到单位后，不但生活不习惯，而且个人婚姻问题也得不到解决，十几年来一直孤身一人。很多人改革开放以后想尽各种办法调回南方，才有了稳定的生活。我熟悉的何汝柏、石克辉都是这种情况。 留校任教时的我

南京永利宁厂

我提前毕业后不久，大概是1959年5月，当时强调知识分子要和工农相结合，系里派我和吴贤耀、蔡名芳三人去南京永利宁厂劳动锻炼三个月（是谁联系的，为什么派我们去，至今我都一概不知）。

我在百度上搜索得到南京永利宁厂的如下历史：“永利宁厂于1937年为民族資本家范旭东创办，同年即被日寇占領，經历了八年的日寇殘暴摧殘后,又在国民党腐敗政权的统治下，生产长期处于半停工状态，从未达到設計水平。解放后,党和政府立刻貸款,调拨原材料,帮助这被摧殘得奄奄一息的工厂恢复生产。1952年7月,接受了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成为公私合营”。

南京永利宁厂位于江北大厂镇，当时每天只有几班轮船从大厂镇至南京中山码头，行程约两个多小时。我们三个都在检修部门劳动，上白班，住在集体宿舍。我在电焊班，他们两个在机修班。当时很少知识分子在基层劳动，工人师傅对我们都很好。蔡名芳当时已经五十多岁，是知名的热力学教授。一九三三年清华大学毕业，后又去美国加州大学。他最喜欢和我们讲当年他从美国加州绕道苏联回国的情况。在集体宿舍他还一定要睡上铺。蔡先生上过我的热力学，我的感觉是：学问不错，但表达不行，江浙方言很重。加上热力学本身就难学，特别是基本概念“焓”和“熵”很难理解，学生们开玩笑说：“焓”是含含糊糊，“熵”就是伤脑筋。

我分在电焊班，对电焊我并不熟悉，但我的学习方法高出一筹。我先在书店买一本“电焊工人入门”，先科普一下，了解电焊的基本常识和关键技术。例如造成焊缝泄漏的主要原因是电焊药皮跑到融化的铁水中去了，因此焊接时要利用电弧的吹力将浮在铁水表面药渣吹走，不让它混入铁水中；又如焊接时焊条越烧越短，你要时刻记住焊条到工件的距离应等于焊条的直径；无论是平焊、角焊、顶焊，焊条与工件的角度都有一定要求；焊接时根据工件的厚度如何调节焊接电流的大小。初步掌握了这些基本知识后，我每天一有时间就在废钢板上练焊接的基本功，先练平焊、角焊，后练要求很高的顶焊。练习一段时间后，我手越拿越稳，焊缝也来越平整、光滑。二个月后参加电焊考试，我还考了一个三级电焊工。师傅们都大吃一惊。在以后的实验室的建设中，我的电焊技术一直发挥了作用。

在南京永利宁厂期间我一共去南京三次。第一次是专门去游中山陵。中山陵是中国近代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陵寝，包括附属纪念建筑群，面积达8万余平方米。中山陵自1926年春动工，至1929年夏建成，历时三年。是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首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和国家5A级旅游景区。

当我第一次到中山陵，就被它雄伟的气势镇住：前临平川，背拥青嶂，东毗灵谷寺，西邻明孝陵，整个建筑群依山势而建，由南往北沿中轴线逐渐升高，主要建筑如博爱坊、墓道、陵门、石阶、碑亭、祭堂和墓室等，都排列在一条中轴线上，庄严简朴，别创新格。此外音乐台、光华亭、流徽榭、仰止亭、藏经楼、行健亭、中山书院等建筑环绕在陵墓周围，形成了众星捧月庄严的气氛，真不愧为“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第一陵”。

南京的新街口、鼓楼、鸡鸣寺也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这一次南京永利宁厂的劳动，也可以说是我的第一次出差，心中充满了好奇。当时大跃进的余毒未清，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工厂忽视安全生产。我在南京永利宁厂劳动时厂里出过两次大事故。一次是在煤气生产车间，由于煤气炉加料时违反操作规程，致使加煤时炽热的煤气外喷，当场烧死几个人。后来了解煤气生产车间生产水煤气的煤气炉是自动控制的，其生产过程分五步，其中一步是上吹（从炉子底部向上部吹蒸汽），加料时操作规程规定必须先关闭自动机。操作员没有关闭自动机，将煤气炉顶盖打开加料时，正逢上吹过程，于是上千度的炽热气体猛烈地喷出，剩下的就是烧焦的尸体，当时我们正好在车间（陪我们系的老师参观）真的很可怕！

另一次是发生在化学品生产车间，车间外有一个储气罐，按图纸要求，应该用12mm厚的钢板，钢板卷板后，还要焊上加强筋加固。当时生产秩序紊乱，说找不到12mm厚的钢板，就不按图纸要求采用8mm厚，而且也没有焊加强筋。结果试运行容器通气时，发生爆炸。容器所在车间的自行车棚连同几十辆自行车一起炸飞了，还伤了几个人。

南京永利宁厂之行增长了我的见识，丰富了我人生的阅历。有趣的是，44 年后我作为南京市政府321 计划引进的高端人才，在大厂镇所在的化工园区成立了一个公司“南京安唯节能新技术有限公司”，我任董事长。化工园区为我提供了资金、办公室和公寓房。也许大厂镇会成为我的一块福地。

三年困难时期

我们提前毕业后恰逢三年困难时期，当时我除了助教的工作外，还兼任了若干行政和社会工作。首先是任系教学秘书，协助马毓义主任工作，包括制定教学计划、排课表、教学检查、各教研室之间协调等。此外我还兼任系工会副主席（主席是翦天聪老师-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之子，汽轮机方面的专家）、教工团总支书记。当时各种运动很多，天天有会，我每天忙得团团转，几乎完全没有时间用在业务学习上。三年困难时期每个月只有24斤粮食，食堂里是双蒸饭，根本吃不饱。幸好我胃口不是很大，胃口大的同事，日子真有点难过。我记得，有一次，作为工会负责人的我，费了很大力气从花山公社弄来一车白萝卜分给教工，每个人可分得40来斤，大家都非常高兴。后来听说，有的人当晚就吃掉20斤，由此可见当时粮食的匮缺。

当时为了改善生活，我和几个要好的同事也想了很多办法。有一次我们在操场边的水沟里抓了鱼，用报纸做燃料，将鱼煮熟后加点酱油，吃得津津有味。那时鲁巷有小店可供应早餐（豆浆、甜酒冲蛋。偶尔还有油条），但数量很少，卖完为止。先是我和魏秉武（我和他住在教五舍同一间房）天蒙蒙亮起床，从小路穿过田野（那时到鲁巷的小路完全是一片荒野）赶到鲁巷，吃完热乎乎的早餐，真感觉是一种美好的享受。后来杨昌俊也加入我们的队伍（为了方便，他还搬到我们房间，三个人一起住）。我们有时踏着薄薄的雪花去鲁巷。这种情况持续了半年，直至鲁巷小店关门。

有时我们还从农村买来鸭子改善伙食，我记得当时大家都不会杀鸭子，我自告奋勇，杀完后，不一会鸭子又从地上爬起来，摇摇摆摆地在阳台上走起来，大家都哄堂大笑。每逢周末，晚上我们打桥牌，总要弄点红枣稀饭吃，同事们都羡慕不已。现在想起来，苦中作乐也何尝不是一种解脱的方法。

造成三年困难的原因，是天灾？是人祸？只有留给后人和历史去评说。

西安交通大学进修

1962年为提高教师质量，教育部启动进修教师计划，即各高等学校可以派遣青年教师到专业水平更高的其他高校进修。暑假前系里通知我：去西安交通大学进修一年。听到这个消息我非常高兴。一则西安交通大学当时是我们这个学科水平最高的学校（西交大的副校长陈大燮先生是热力学的权威，热工教研室主任杨世铭先生是美国回来的博士，传热学的权威），另外这几年我一直忙于工作，完全没有时间读书，更没有机会提高自已的业务水平。我当时也是我们系第一个派出的进修教师（我记得第二年是派邓贤满去哈尔滨工大进修热力学），这次进修为我今后专业上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西交大的进修生活是难忘的。因为进修教师基本上不参加教研室的政治活动，西交大也没有安排我的教学工作，我就有大把的时间用于学习。西交大图书馆的条件比华工好多了，教师可以自由地进书库。因此我几乎整天泡在图书馆。当时的第一要务是学习俄语。我初中时上了一年英语，执教的是著名的英语老师蒋娄（当时福湘女中的校长），他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英语非常好。可惜的是，后来学习苏联，英语课停开了，我现在的英语就全靠这点英语底子，这也是我英语基础不好的原因。

高中开始上俄语课，教我们班的老师是汤锡强（好像倪培林老师也上过），他们两原来都是英语老师，也是我父亲的老朋友之一。当时的外语课不像现在这样重视，每周就两节课，学生兴趣也不高。读大学时我们上的也是俄语课，学生们也不重视。留校当老师后，我才知道外语的重要。西交大进修给了我提高俄语的机会，因为学外语是个拼时间的活。我采取的方法是看俄语的专业书，这样既学了俄语，又学了专业知识，而且学习时不枯燥。这一年的确成效很大，既为我以后《力学文摘》的翻译工作打下基础，也使我的俄语上了一个台阶。

西交大进修的另外一大收获是，我的热力学知识也上了一个台阶。当时国内知名的大学热工教研室都是分成热力学、传热学、热工学三个组，各个组之间关联并不密切。我的那么一点的热力学知识还是停留在蔡先生教的基础上。而我认为热力学其实是热工学科的核心，你对热力学的理解和掌握深度将影响你今后的研究工作。于是我特地去听苏长荪先生的热力学课，并翻阅相关的经典书籍。苏先生热力学课讲的非常好，不但概念清晰、逻辑性强，而且联系实际，层层分析，引人入胜。苏先生的教学方法也给我很大的启发。

利用西交大图书馆的优势，我还看了不少相关书籍，目的是扩大自已的知识面。当然也阅读了一些中外名著，日子过得相当潇洒。

进修教师三个人一间房。和我同住的有太原重型机械学院的朱元乾和汉口机械学院的杨乐之。朱元乾比我大十来岁，是学锻压专业，他已经是太原重型机械学院的教务长。杨乐之比我高一届，是学压缩机的，后来70年代汉口机械学院并入华工，他在动力二系（我在动力一系），以后动力一系和动力二系合并，我们就是同一个系的老师，直至退休。当时我校电机系的女老师赵炳武也在西交大进修，她也是湖南人，有时也和我们一起结伴去西安市游玩。

西安中国最古老的皇城，名胜古迹甚多。当时我最想去的是华清池和北岳华山，因为大雁塔、小雁塔、碑林都在市内。朱、杨二位都不想远行，于是我一个人趁春假去华清池。华清池是唐代帝王游幸的别宫，位于西安城东30公里的骊山。因其亘古不变的温泉资源、烽火戏诸侯的历史典故、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而享誉海内外。但华清池给我的印象并不深刻，远不及中山陵，也许是“盛名之下其实难符”。飞霜殿、昭阳殿、长生殿、环园和禹王殿等建筑群和山上老母殿、老君殿、烽火台、遇仙桥等景点也没有太大的特色。著名的“关中八景”之一“骊山晚照”我没有体验到，因为当时交通不发达，我要赶回交大。

当时交大热工教研室人才济济，热力学有陈大燮、苏长荪，刘桂玉等，传热学有杨世铭、陈钟颀等，热工学的两位老先生的名字我已记不起来了，但热工实验室主任吴清金老师我依然印象深刻。我和交大热工教研室老师的关系都很好，因为我是他们教研室的第一个进修教师，而且年纪最小，大家都把我看做小弟弟，有什么需要都热情的帮助。其中和我关系最好的年轻教师有传热学组的王启杰、李娬，热力学组的吴沛宜，（陶文铨当时是杨世铭的研究生，只见过几次面）他们给我的帮助也最多。回校后我和他们一直有联系，只可惜吴沛宜后来英年早逝。

当我1963年7月离开交大时，依依不舍之情至今还历历在目。当时交大的老师们，包括我自已都认为，我们不久就能再见面。然而历史常常是不可预料的，和交大老师们的这一别就是15年（这中间的原因各位都知道的），直到1978年9月，我去参加西安的国际太阳能、氢能研讨会才有机会去交大专程看望昔日的老师们。当时交大的老师们都非常高兴，每个老师带一个菜在刘桂玉老师家聚会欢迎我。那热烈的气氛使我至今都非常感动！

快乐而难忘的交大生活，谢谢你们，交大热工教研室的老师们！

偶遇与缘分

1963年初我从西交大回家度寒假，一天下午我和坚石、曼兰还有他们的几个同学（他们和我们是邻居，都住在师院新至善村）围坐火炉边烤火聊天，聊得正浓时，一个模样清秀的女孩带着另一个年龄稍长的女孩来找我，这个女孩我不认识，但坚石、曼兰和他们的同学似乎都知道她。一问才知道：我回家时有人帮我介绍一个女朋友（其实我当时根本没有这个打算），年长的女孩是来看我这个女朋友的（要知道当时根本没有公用电话可以事先通知），女朋友不在，于是想看看是不是在我这儿。她的街坊邻居正好在师院物理系读书，于是请她带路到我家。当时天气很冷，我们请他们一起烤火聊天，他们也欣然同意了。有了漂亮女孩的加入，大家天南海北、海阔天空地聊得更起劲了。我的感觉是，当时气氛十分和谐，坚石和他的同学更是聊劲十足，似乎有卖弄之嫌。年长些的女孩也很健谈（后来我知道她叫汤贻远，是曾士的好朋友之一），年轻的女孩更多的是听。近两个小时的时间很快过去了，两个女孩子都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

事后我才知道在师院读书的女孩叫曾士，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名人、文正公曾国藩之弟、忠襄公曾国荃的第六代孙。因为是师院舞蹈队的成员，经常上台演出，形象和风度都很好，在师院小有名气，所以坚石等师院职工子弟大都认识她，而且一些好事的子弟还专门打听到了她和她的家庭情况。当时我父母亲对介绍给我的女朋友并不满意，主要是觉得学历低了，另外形象也不是很突出。坚石、曼兰也有同感，并都认为曾士是最佳人选，我听了也只是笑笑而已。一则年龄上差距较大（当时的观点是男女相差两岁最佳，而我们相差5岁多），而且我因为经历的关系，外表上显得比较老；二则听说追求的人很多，我们又没有合适的牵线搭桥的人；三则她才读大学一年级，未知因素太多，今后彼此见面比较困难，很难深入了解，建立稳固的感情。我记得虽然母亲自告奋勇表示愿意想办法与曾士直接接触，但议论之后，觉得难度很大，也不了了之。

之后我也没有与曾士再见面，虽然我返回西安时，汤贻远还托我给她在西安的姐姐带点东西（当时根本没有快递，给亲友捎东西，通常都是托熟人捎带），但此后也再无联系。这次偶遇虽然在我内心激起过一阵漪涟，但很快的平静下来。

此后岁月匆匆，进修结束我回到学校，接着我就被学校派往

武昌电厂劳动锻炼

1965年暑假，要去参加四清运动的前夕，我回家度假。回来不几天的一个下午，我在湘江边游完泳，准备返回的时候，忽然看到一个身影，似乎有点熟悉，当时我心中一惊：难道是她？快步走近，果然就是她——曾士！我当时不知何故胆子很大，冒昧地问她能不能晚上到我家坐坐，她似乎不置可否。回家后，我心里突突地跳：不知她会不会来？晚饭后更有点心神不定。突然她出现在家门口，我稍有点惊慌，随后心静了下来：天上真的掉下个林妹妹！

此后的20多天里我们几乎天天见面，两年后我们结成伉俪，相爱至今。后来我才知道，一般放暑假，她都早早回家（她家在河东古稻田），一直到开学才回学校。而我住在河西岳麓山，所以我每次暑假回来都碰不到她。这一次是同学留她暑假后玩几天，过两天就打算回古稻田。如果不是这次天赐的机会，我和她的命运都会有所不同。这就是缘分，你相信么？ 年轻时的曾士

建设实验室

1963年9月回到学校后，我的主要工作是建设实验室。动力工程的三大技术基础是热力学、流体力学和传热学。它们都是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即使在计算技术和计算机如此发达的今天，依然如此。计算机，通俗的讲就是一部算得非常非常快的机器，你把计算模型、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包括计算对象的物理性质和边界上计算对象与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输入计算机，它就能用你想象不到的极快速度计算出一个结果。至于这个计算结果对与不对，它是不知道的（当然如果你的计算模型或计算方法不对，或给出的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有矛盾，它也会算不出结果）。因此验证计算结果的正确性就显得特别重要。通常验证计算结果的正确性的方法就是通过实验。我们使用的计算程序为什么正确，就是在编制程序时，不断地用实验的方法来检查和修正程序。当该计算程序的正确性得到验证后，它们对同类的问题就能给出正确的结果。

当然作为教学实验则更多的是验证学过的知识，加深学生对课程内容的理解；此外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潜能也是教学实验的重要任务。由于物质条件和经费的限制，建设实验室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我们建设的是有关传热学的实验，主要是由我和魏秉武负责。传热学顾名思义是一门研究有关热传递的科学，众所周知，只要存在着温度差，热量就会自发地由高温传向低温，因此热传递过程是自然界中基本的物理过程之一。它广泛见诸如动力、化工、冶金、航天、空调、制冷、机械、轻纺、建筑等部门。大至单机功率为130万千瓦的汽轮发电机组，小至微电子器件的冷却都与传热过程密切相关。从中学时大家都知道，热量的传递可以分为导热、对流和辐射。我们建设的传热学实验项目也涵盖导热、对流和辐射等几个方面。

通过我们一年多的努力，我们建设和改进了如下的实验装置：用平板法测量保温材料导热系数实验台，用球体法测量颗粒材料导热系数实验台，用热线法测量液体导热系数实验台，用非稳态法测量材料的热扩散系数实验台，长杆导热实验台，测量空气横掠单管和管束对流换热系数实验台，横管自然对流换热试验台，大空间沸腾换热试验台，比较法测量固体发射率实验台，套管式换热器实验台，热电偶电容焊及温度曲线校正实验台。此外还制作两个很有特色的演示实验台：自然对流和强迫对流的边界层演示，沸腾换热临界热负荷演示。我们的工作极大地改变了我校传热学实验落后的情况，使我们开设的传热学实验的个数处于全国高校的前列。

其中对我而言，最大的收获是锻炼了我的实验动手能力，不但是有关钳工、冷作、装配等机械方面的动手能力和知识，而且有关测试仪表、电工方面也上了一个大台阶。令我想不到的是，这些知识，特别是操作技能在我随后去武昌电厂劳动、去嘉鱼咸宁农村参加四清运动时大大派上用场(在后面将涉及到应用的细节)。真好像上天有意安排。

在实验室建设中，我要特别感谢热工实验室的几位工人师傅。李东海、颜岳云和邓光芳和我接触最多，印象也最深刻。李东海是老师傅，知识面很广，有关加工方法和材料选择我常常请教他。颜岳云的钳工手艺特别好，做出来的东西十分精致。他开始学习制作测量速度用的毕脱管，不久做出来的毕脱管几乎根根不用校准。后来派他到上海学习制作3孔、5孔探针（探针可同时测量速度的大小和方向），后来他做出来的探针直径很小，达到当时国内先进水平。我们的大空间沸腾换热试验台、毕脱管、多孔探针都是他亲自加工的。邓光芳不但能干钳工活，而且电工、机械加工都可以，是实验室的多面手。这三位师傅，特别是颜岳云和邓光芳师傅，在实验室建设方面对我帮助很大，而且令我十分感动的是，对我的请求他们都是有求必应。于今斯人逝去，写至此，不禁悲从心中来，谢谢你们，三位师傅！

遗憾的是，几十年过去了，现在的热工教学实验还不如那个时候，而且实验室最缺乏的就是像他们那样勤勤恳恳的老师傅。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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