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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意)玛利亚·蒙台梭利

出版社：中国发展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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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台梭利早期教育法试读：

中文版序

玛利亚·蒙台梭利，意大利教育家和医生。出生于意大利的安科纳地区。她是意大利第一位女医学博士，于罗马大学毕业后，在本校附属精神病院作临床助手，致力于弱智儿童教育的研究，后成为弱智儿童学校的主任教师。没过多久，蒙台梭利又进罗马大学学习心理学、教育学、哲学等，并创办了第一所“儿童之家”。她在实验、观察和研究基础上形成的对世界教育带来革命性变革的蒙氏早期教育法，赢得了各国同行的尊敬和崇高评价，如英国教育家赞誉她是“20世纪赢得世界承认的、给科学带来进步的最伟大的教育家之一”；美国教育家认为，“当代讨论学前教育问题，如果没有论及蒙台梭利体系，便不能算完全”；德国教育家更是不吝溢美之词，“在教育史上能像蒙台梭利这般举目众知的教育家并不多见。在短期内能够超越国界、世界观、宗教上的差异而在世界上普及的教育理论，除了蒙台梭利教育之外，别无他选。”从蒙台梭利成名至今，世界各国的孩子已经和正在通过她的著作所传播的理念，接受着与传统教育完全不同的自主教育。迄今为止，蒙台梭利的著作已被译成37个国家的文字，在世界许多国家都成立了蒙台梭利协会或设立了蒙台梭利培训机构，完全的和不完全的蒙台梭利学校遍及110多个国家。在日益重视素质教育的中国，以她的思想为基础创立的蒙台梭利婴幼儿班和学前班，也越来越受到家长和幼儿园的青睐。Ⅱ

蒙台梭利教育法之所以能影响整个世界的教育体系，关键在于她在总结卢梭、裴斯泰格齐、福禄贝尔等人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革命性的儿童观念。她认为儿童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内在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是一种积极的、活动的、发展着的存在，它具有无穷无尽的力量。教育的任务就是激发和促进儿童“内在潜力”的发挥，使其按自身规律获得自然的和自由的发展。她主张，不应该把儿童作为一种物体来对待，而应作为人来对待。儿童不是成人和教师进行灌注的容器；不是可以任意塑造的蜡或泥；不是可以任意刻划的木块；也不是父母和教师培植的花木或饲养的动物，而是一个具有生命力的、能动的、发展着的活生生的人。教育家、教师和父母应该仔细观察和研究儿童，了解儿童的内心世界，发现“童年的秘密”；热爱儿童，尊重儿童的个性，促进儿童的智力、精神、身体与个性自然发展。她还利用第一手观察资料和“儿童之家”的实验，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儿童发展的规律。

儿童发展有一个“胚胎期”。即人有生理和心理两个胚胎期，其中心理胚胎期是人类特有的，新生儿期就是这个胚胎期的开始，它是儿童通过无意识地吸收外界刺激而形成各种心理活动能力的时期。成人应专门设置能满足儿童各种内在需要的环境，以尽量排除不利于生命力成长的各种不利因素。

儿童发展有一个敏感期。“正是这种敏感性，使儿童以一种特有的强烈程度接触外部世界。在这一时期，他们能轻松地学会每样事情，对一切都充满着活力和激情”。她还通过观察，总结出儿童所具有的各种敏感期，以此作为对幼儿进行教育、引导和帮助的参考，促进幼儿的心理正常发展，以免延误时机，给儿童的心理发展造成障碍。

儿童发展具有阶段性。第一阶段（0～6岁）是儿童各种心理功能形成期，其中从出生到3岁是“心理胚胎期”，这一时期儿童没有有意识的思维活动，只能无意识地吸收一些外界刺激；另一个是个性形成期，儿童逐渐从无意识转化为有意识，慢慢产生记忆、理解和思维能力，并逐渐形成各种心理活动之间的联系，获得最初的个性心理特征。第二阶段（6～12岁）是儿童心理相对平稳发展时期。第三阶段（12～18岁）是儿童身心经历巨大变化并走向成熟的时期。

儿童是在“工作”中成长的。蒙台梭利认为，游戏会把儿童引向不切实际的幻想，不可能培养儿童严肃、认真、准确、求实的责任感和严格遵守纪律的行为习惯。只有工作才是儿童最主要和最喜爱的活动，才能培养儿童多方面的能力，并促进儿童心理的全面发展。她将儿童使用教具的活动称之为“工作”，而将儿童日常的玩耍和使用普通玩具的活动称之为“游戏”，儿童身心的发展必须通过“工作”而不是“游戏”来完成。她通过对儿童的观察和研究发现，儿童在工作中有一种对秩序的爱好与追求：他们要求独立工作，排斥成人给予过多的帮助；他们在工作中要求自由地选择工作材料、自由地确定工作时间；在工作中非常投入，专心致志；他们对于能够满足其内心需要的工作，都能一遍又一遍地反复进行，直至完成内在的工作周期。Ⅲ

为了让中国读者全面了解蒙台梭利的思想，学习与借鉴她所总结的教育方法，我们推出了这套《蒙台梭利幼儿教育原版翻译教材》。《蒙台梭利早期教育法》，是蒙台梭利博士的第一本儿童教育专著，被译成20多种文字在许多国家出版，本书是她对自己亲手创立的“儿童之家”的经验总结。正是这本书的问世，使她成为全球儿童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方面最有影响力的教育家之一。本书是蒙台梭利博士对她所进行的教育创新背后的理论原则的揭示，向父母、教师和教育行政人员传授如何“让孩子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自由地学习”。本书向人们介绍了蒙台梭利方法的指导原则，通过本书所介绍的方法，孩子能发展自己的秩序意识和逻辑思维。蒙台梭利儿童教育手册》，是蒙台梭利博士在美国传授蒙台梭利教育方法期间，应无数对她的教育方法感兴趣的父母和教师的要《求而写作的一本操作性手册。该手册向人们传授了“儿童之家”所运用的教具和技术，如何为孩子们提供一个进行“自我教育”的环境。从蒙台梭利创办第一所“儿童之家”至今，所有蒙台梭利教室的教具都极为相似，蒙台梭利博士在本书中解释了如何对学前儿童使用这些教具，以刺激他们的观察力、认知力和判断力的成长。蒙台梭利博士强调，对每个孩子的施教方法是不同的，成人的作用，无论是老师还是家长，应该让孩子自己去试验，让他们自己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让他们在学习中自己冒必要的风险。它是蒙台梭利方法的全面传授，堪称父母、教师和教育家的必备手册。《童年的秘密》，阐述了揭开儿童成长奥秘的革命性观念，是一个最富爱心的教育家对儿童发育与成长特征的最生动刻画。正如蒙台梭利所言：“儿童只有在一个与他的年龄相适合的环境中，他的心理生活才会自然地发展，并展现他内心的秘密。”她认为，一个儿童之所以不能正常地发育和成长，主要是因为受到了成年人的压抑，是社会赋予了成年人截然相反的使命：让他们有权决定儿童的教育和发展。在本书中，蒙台梭利博士详细而生动地描绘了儿童的生理和心理特征，揭示了成年人对儿童心理发育的忽视和抑制，提出了儿童发育中有一个“敏感期”的观念，刻画了儿童在智力、秩序感、行走、节奏感、观察力等方面的发育特征，是一本了解儿童发育和成长秘密的最生动的著作。《发现孩子》，揭示了如何培养孩子的新观念和新方法。蒙台梭利认为，每个孩子都有去观察、对外界作反应、去学习、去集中注意力，甚至让自己独处的需要。为此，她一直致力于打破已有的教育传统，去寻求了解孩子和爱孩子的新方法。在本书中，她描述了孩子的特性，以及如何更充分地唤起孩子学习热情的方法。正如她所言：“即便是对那些非常幼小孩子的教育，我们的目的不应是为他们上学作准备，而是为了他们的生活。”《有吸收力的心灵》，是蒙台梭利博士的封笔之作，是集她思想和方法大成之作。本书是蒙台梭利博士最受欢迎、并且最能表现她富有革命意义理论的书。在本书中，我们处处能见到她那至今仍显得超前又十分重要的思想。如，教育并非“老师做了什么”，而是人类自身自然发展的结果；孩子的知识不是通过教育得到的，而是通过儿童在他们特定的环境中吸取经验而得来的；教育不应该再停留在课程和时间表上，它必须符合人类自身的实际，等等。国际蒙台梭利协会会长克劳德·克莱蒙特这样评价此书：“如果我称本书为有史以来最为重要的著作，也许有些言过其实。但我却无法说出有哪本书对人类的未来福祉比这本书更有价值。”

PART 1　重塑教育和教学方法

在过去的十年中，沿着医学发展所走过的足迹，人们讨论了很多有关教育学发展趋势的问题，这些讨论已经超越了纯粹的理论阶段，而把结论建立在实验结果基础之上。从韦伯、费克纳到冯特，生理学或实验心理学已经被创办成一门新科学，就像旧时的形而上学心理学为哲学心理学奠定了基础一样，这门新科学肯定也会给新型教育学奠定良好的基础。用于研究儿童身体状况的形态人类学也是新型教育学发展的一个主要成分。

尽管在教育学领域出现了许多良好的发展趋势，但是到目前为止科学教育学还没有建立，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我们所谈论的科学教育学只是一种模模糊糊而实际还不存在的东西。我们可能会说，到目前为止科学教育学还不过是一种科学的直觉或者科学的建议。借助于曾经更新了19世纪思想的实证科学和实验科学，科学教育学必将冲破重重云雾而出现在人们面前。人类借助于科学进步创造了一个新世界，人类也要借助于新型教育学来培养和发展自己，但在这里我并不打算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

几年前，一位十分知名的外科医生在意大利创办了一所“科学教育学校”，其目的是让学校的教师加入到这项新运动中来，教育界已经能够感知到这项新运动的发展。这所学校在二三年里就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应当说是非常巨大的成功，以至于意大利全国各地的教师潮水般地蜂拥到这里，米兰市当局还给学校捐赠了许多良好的科学仪器设备。实际上，这所学校创办伊始就很顺利，得到了许多人的鼎力援助，人们希望通过在那里进行的实验，建立起一门“培养人的科学”。

这所学校之所以受到人们热情的欢迎，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杰出的人类学家塞吉，他给予这所学校热诚的支持。30多年来，塞吉一直勤恳地在意大利的教师中倡导一种以教育为基础的新文明理论。他说：“今天，在我们的社会中，一种迫切的需求使它感觉到，必须重建教育方法。我自己就在为实现这种伟大的事业而奋斗，为了人类的再生而奋斗。”在他那本书名为《教育与训练》的教育作品全集中，在该书的讲稿摘要中，他鼓励推广这一新运动。他认为，人们期待的人类再生之路就是要以教育人类学和实验心理学为指导，对受教育者进行系统研究。

塞吉说：“多年来，我一直在为形成一种指导和教育人的观念而奋斗，我对它考虑得越深入，就越觉得它正确、有用。我认为，为了建立一种自然而合理的教育方法，必须把人作为个体进行大量的、精确的、合理的观察，重点是观察一个人幼年时期的情况，因为这段时期是奠定一个人教育和文化基础的年龄。”

他还说：“测量一个人的头部、身高等，这绝不真正意味着我们在建立一种教育学体系，但是它指出了通往这一体系所要走的道路，因为如果我们要去教育一个人，就必须对他有明确的、直接的了解。”

塞吉的声望足以令许多人相信：如果具备了人类个体的知识，那么教育人的技术就会唾手可得。但是，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塞吉的这种论调使他的追随者在思想上产生了混乱，一些人只根据字面意思进行解释，另一些人则夸大了这位大师的说法。他们的主要问题是混淆了对学生进行实验性研究和对学生进行教育二者之间的区别。他们认为，既然对学生的实验性研究是通往对学生进行合理教育的道路，那么通过这种研究，学生的教育也应当得到自然地、合理地发展，于是他们把实际上的教育人类学直接命名为科学教育学。这批塞吉的皈依者高举“传记表”（一种记载学生的性格、健康、智力等情况的表格）的旗帜，认为这面旗帜一旦牢固地插到学校这个战场上，那么它就会赢得胜利。

因此，所谓的科学教育学学校，就是指导教师掌握人体测量方法，使用触觉测量仪器来收集学生的心理学数据，他们认为这样就形成了一支新型科学教育学的教师队伍。

应当说明的是，在这场教育学新运动中，意大利与时俱进，跟上了时代发展的步伐。此外，在法国、英国，特别是在美国，学校在小学中开展了人类学和心理教育学方面的实验，希望在人体测量学和心理测量学中找到学校的再生之路。但是，几乎没有任何教师参与这方面的尝试性研究，在多数情况下，这种实验是由对医学而不是教育更感兴趣的外科医生进行的。通常情况下，他们往往通过实验对心理学或人类学做出贡献，而不是通过进行实验和研究实验结果来建立人们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科学教育学。我们对这种情况进行简要地总结发现，人类学和心理学还没有致力于学校儿童教育方面的问题，在学校里接受过科学训练的教师也没有达到真正的科学家水平。

事实上，学校要取得实际进步，需要把现代的多种进步趋势在实践和思想上进行真正的融合。这种融合会把科学家直接引入到学校这一重要领域，与此同时，还会把教师低劣的智力水平提升到科学家水平。为了实现这一崇高理想，克里达罗在意大利创立了教育学方面的大学，他们为了实现这一伟大的目标正脚踏实地地工作着。学校的目的在于提高教育学的地位，把它从过去从属于哲学的次要分支科学，明确地提升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并如同医学那样具有广泛的、多种多样的研究领域。很明显，教育卫生学、教育人类学和实验心理学是与教育学密切相关的分支学科。

从真正意义上讲，隆勃罗梭、德·乔凡尼和塞吉三位大师的祖国意大利，有资格为它在教育学研究方面取得的杰出成就而引以为荣。事实上，这三位科学家可以被看作是人类学发展新方向的奠基人：隆勃罗梭在犯罪人类学方面独领风骚，德·乔凡尼是医学人类学领域的排头兵，而塞吉更是教育人类学方面的权威。非常幸运，他们三个人都是他们所在领域公认的权威，他们在科学世界中发挥了杰出的作用，他们不仅培养了一大群敢想敢做的优秀学生，而且还给大众的头脑灌输了他们所倡导的科学再生的思想。

毋庸置疑，所有这一切成果都值得我们的祖国引以为自豪。然而，今天我们在教育领域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完全是为了全人类和文明发展的利益。在如此伟大的事业面前，我们认识到，我们只有一个祖国——即整个世界。在这一极为重要的事业中，所有为之做出贡献的人，哪怕只是进行了尝试而还没有取得成功的人，也值得整个文明世界里的人的尊敬。因此，在小学教师和学校巡视员的努力下，意大利的各个城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许多科学教育学学校和人类学实验室，虽然在它们尚未形成一定的规模之前，人们就抛弃了它们，然而它们仍然具有很重要的价值，因为有激励它们的忠诚信念，也因为它们为理性的人们开启了探索科学教育学之门。

不用说，这些尝试性研究都是不成熟的，人们对尚处在发展阶段的新科学的粗浅理解，导致了这种研究的不成熟。每一种伟大的事业都是从不断失败和不断完善中诞生的。当阿西斯的圣·弗朗西斯在幻觉中见到上帝，并接受了上帝的命令——“弗朗西斯，重建我的教堂吧！”时，他认为，上帝所说的教堂就是他正在里面跪拜的小教堂。他立即开始着手完成上帝交给他的这一伟大任务，亲自搬运石头来重建教堂倒塌的院墙。后来他才醒悟，明白了上帝交代给他的真正任务是通过劳苦大众的精神来复兴天主教堂。但是最初纯朴地挑石头的弗朗西斯和后来神奇般地引领人们取得精神胜利的伟大宗教改革家，是不同发展舞台上的同一个人。因此，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的我们也是同一个人，那些追随我们从事这项伟大事业的人最终会实现这一伟大目标，因为在他们之前有一大群人相信这一伟大的事业并会为之辛勤工作。像弗朗西斯一样，我们相信，只要把实验室那些坚硬的、光秃秃的石头搬运到学校的断壁残垣上，我们就可以重新建造一所崭新的学校。就像当初圣·弗朗西斯希望用他肩膀上扛的花岗岩石块来重新建造那所小教堂一样，我们也曾期望借助于唯物主义科学和机械科学的各门学科来重建新型科学教育学。

就这样，我们在重建教育学上走上了歧途，走上了一条错误而狭窄小路，如果我们想要建立培育后人的真正而有生命力的教育方法，我们就必须迷途知返，走出这条狭窄的小路。

用实验科学方法培训教师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即使我们尽可能地使用最正确的方法指导他们掌握人体测量学和心理测量学，我们也不过是创造了一种教学机器，而这些教学机器的用处是很令人怀疑的。实际上，如果我们按照这种模式引导教师们进行实验，那么我们将会永远只停留在理论的领域。旧时的学校按照形而上学的哲学理论培训教师，对教师进行培训是为了让他们掌握某些被认为是权威人士的思想。在谈论这些权威思想时，他们唇枪舌剑、滔滔不绝，在阅读这些权威思想时，他们目不转睛、聚精会神。然而，我们理想中的科学教师不仅要熟悉某些教学仪器，而且还要了解如何动手去操作这些仪器。除此以外，还要通过一系列典型的实验对他们进行智力培训，使他们掌握一定的实验知识和技能，至少要让他们学会用简单的和机械的方法进行这些实验。

尽管做到了这些，他们还是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因为最本质的差别不可能只存在于外部技术上，而更主要的是存在于人的内在精神上。目前在培养新型教师时，我们还没有把他们完全引领到科学的实验领域，他们仍然停留在真正的实验科学的大门之外。我们并没有让他们进入最卓越的、意义高深的科学实验研究领域——科学的实验可以造就出真正的科学家。

那么，实际上究竟什么是科学家呢？目前人们还没有对科学家进行准确的定义，那些物理实验室里懂得如何去操作所有实验仪器的人、或者化学实验室里能够灵巧并能安全地处理各种化学反应的人、或者生物实验室里了解如何制作显微镜下观察的生物标本的人，或许都会被人们称为科学家。而实际情况却是，科学家的助手往往比科学家本人的实验技术还要熟练，但他们并不是我们所说的真正科学家。那些通过实验方式来探询生命奥秘、揭示生活真谛的人揭开了令人着迷的神秘现象面纱的人，感觉到在自己内心深处油然而生地产生了一种喜欢探询大自然的神奇奥秘的情绪、并且因为这种情绪特别强烈以至于自己都无法控制的人，才可以被称为真正的科学家。真正的科学家并非是那些能够熟练地操作实验仪器的人，他是大自然的崇拜者，就像宗教教徒虔诚地笃守宗教的教规那样，从他的外部特征就可以看出他对大自然的狂热。真正的科学家就像中世纪的特拉普派苦行僧那样忘记凡尘俗世的人；就是一头扎进实验室里忘记了衣食而对自己的衣食漠不关心的人；就是那些长年累月不知疲倦地在显微镜下进行观察而害瞎了眼睛的人；就是那些对科学具有炽热的感情而把结核病菌接种到自己身上的人；就是那些为了迫切了解疾病的传播途径而触摸霍乱病人粪便的人；就是那些明知某种化学实验可能会爆炸而仍冒着生命危险坚持试验他们理论的人。这就是从事科学的人所具有的高贵情操。对于他们，大自然愿意自由地向他们展示自己的神奇奥秘，赏赐他们发现大自然奥秘的荣誉，以表彰他们忘我辛勤的工作。

科学家的“精神”是远远高于他的“机械技巧”的。当他们的精神战胜了机械的时候，科学家就达到了他成就的最顶峰。当他达到这一点时，他对科学的贡献不仅在于他揭开了大自然的秘密，而且他还对纯粹的思想进行了哲学综合。

我认为，我们应当在教师中培养这种为了科学而勇于献身的科学家精神，而不是简单的机械操作技巧。也就是说，我们对教师的培养方向应当是“精神”，而不应当是“机械操作”。比如，如果我们在对教师进行科学培训时仅仅考虑让他们掌握科学技术，那么我们就根本没有尝试着使这些小学教师变成完美的人类学家、专门的实验心理学家或儿童卫生学家。我们所做的只不过是希望把他们引入到实验科学的领域，教会他们在某种程度上熟练地操纵各种仪器设备。然而，现在我们则希望通过联系教师自己的专门领域——学校，来指导他们，努力使他们在内心深处真正意识到科学精神已经向他们敞开了大门，让他们拥有更广泛、更有前景的未来。换句话说，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希望从教育工作者的头脑和心灵深处唤起他们对各种自然现象的兴趣，从而使他们能真正热爱大自然，他们将会理解一个人准备进行实验并盼望着从实验中揭示某个问题的那种急迫的和满怀期待的心情。

实验仪器就像字母表一样，如果我们想要了解大自然，我们就必须了解如何操作和使用它们。但是正如一部揭示作者最伟大思想的书一样，字母表中的各种字母只是组成了它的外部符号或者文字，而大自然则通过实验的机械装置，向我们显示出她无穷无尽的现象，也向我们吐露了她的奥秘。

即使剧本印刷得清晰无误，也没有人在仅仅学会了机械地拼写课本中所有单词的情况下，就能够以同样的方式读懂莎士比亚剧本中那些单词的真正含义。一个只知道做纯粹实验的人，就像在单词拼写课本中只是拼写出单词的文学含义的人一样。如果我们把教师的培训只是局限于技术能力方面，那么他们也只能停留在技术水平上，而不可能具备真正的科学知识。

我们必须设法把他们培养成为大自然的崇拜者和解释者。他们必须像那个已经学会了单词拼写的人一样，有一天他突然发现自己也能够理解莎士比亚、歌德、但丁作品中隐藏在字面符号后面的思想了。可以看出，二者之间有很大差别，如果要达到后者的水平，前者仍然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然而，在这里我们却犯下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错误。一个掌握了拼写课本上所有单词的孩子给我们的印象是，他已经知道了应该怎样读书。但是，他实际上只能读懂商店门口的招牌、报纸的名称和出现在他眼中的每个单词，而不求甚解，不明白其字里行间的真正含义。如果这个孩子走进一家图书馆，他就会被假象迷惑，也认为他能够读懂那里的每本书籍，这很正常。但他在真正开始读书的时候，他很快就觉察到自己“只知道如何机械地去理解书本的字面含义”，这其实一点用处都没有，自己还需要重新返回学校进行学习。我们通过教授人体测量学和心理测量学来培训科学教育学教师的这种做法，情况也是如此。

我们姑且不谈培训真正科学教育学教师时所遇到的困难。我们甚至不打算概要性地描述一个培训科学教育学教师的培养方案，因为这样会把我们引向不必要的讨论。反过来，让我们做一个假定，假定经过我们长期而耐心的培训，我们已经使教师做好了进行自然观察的准备，比如，我们已经把他们引导到了那些研究自然科学的学者所具有的忘我的工作精神，那些科学家会在夜间动身出发，走进树林和田野，他们或许会对他们所感兴趣的一些昆虫家族的睡醒和那么早就开始活动而感到惊奇。在这里我们假定有一个这样的科学家，尽管由于长途跋涉而变得困倦不堪，但他仍然充满了警觉，他没有意识到他身上是沾满了泥浆还是布满灰尘，也没有注意到雾水已经打湿了他的衣服或是炽热的太阳在烘烤着他，而是专心致志地隐藏起自己，以连续不断地对昆虫进行观察。他希望观察到昆虫平静地保持着它们的自然动作时的情形。我们假定这群教师已经达到了这位科学家的立足点，而科学家却对他们视而不见，仍在通过他的显微镜观察一些长着特殊纤毛的微生物。对于这位科学观察者而言，这些生物以自己的模式彼此相互避让，并以自己的方式来选择食物，它们的智力低下。然后，他通过电刺激打乱了它们呆滞的生活，观察这些微生物中处在正、负极两组的情况。进一步通过光刺激实验，他注意到了一些微生物是如何爬向光源的，而另外一些微生物是如何飞离光源的。他观察到了这些情况以及一些类似的现象，他在脑海中始终思考着这个问题：是不是昆虫逃离和走近刺激物是同样的特性，这个特性就是它们彼此避让或选择食物——也就是说，是否它们对刺激物不同反应的原因是它们意识迟钝，而不是由于像磁铁那样同性相互排斥、异性相互吸引呢？让我们假定这位科学家发现的时间已经是下午4点了，而他却还没有吃午饭，他快乐地发现原来自己一直是在实验室而不是在家里工作，几个小时前，为了让他回家吃饭，一些教师曾经来喊过他，打断了他那饶有兴趣的观察。

现在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这位教师不依赖于科学训练就已经对观察自然现象具备了这样一种兴趣，在工作时达到了忘我的、痴狂的精神境界。这当然很好，但是这还不够。事实上，教师的特殊使命不是观察昆虫或细菌，他要真正懂得他观察的对象是人。他不是根据人在日常生活中所展现出来的身体习惯来对人进行研究，不像研究昆虫家族的那位昆虫学家那样，早上一睡醒就开始观察昆虫的活动，教师要研究的东西是在人清醒的时候研究他的智力活动。

我们希望培养教师对于人类研究的兴趣，这种兴趣必须具有如下特征：观察者和被观察的个体之间具有亲密的关系。而研究动物学或植物学的学者与他所研究的自然形态之间则不存在这种亲密的关系。一个科学家如果没有做出自我牺牲，他就不会喜欢上他所研究的昆虫或者化学反应。从世界观的角度来看，这种自我牺牲精神，包含着不惜生命的代价来追求自己热衷的事业，这简直就是在殉道。

但是，人与人之间的爱是一件极其亲切的事情。她是如此纯朴，简直无时不有、无处不在。所有的人都拥有这种爱，爱并不是只有受过教育的知识阶层才具有的一种特权。

为了说明教师培训的第二种模式——即心理培训，让我们设想一下耶稣基督的第一批弟子的头脑和内心世界，想一想当他们听耶稣基督给他们到那个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王国——比地球上任何国家都伟大的王国、一个无比庄严神圣的王国时的情形。他们天真地问耶稣基督：“主啊，请您告诉我们，谁是天国最伟大的人？”耶稣基督听了这个问题，便抚摸着一个小孩的头，这个小孩眼神中充满了崇敬而好奇的神情，正瞪大眼睛望着耶稣的脸，然后回答说：“谁能变得像这些小孩，谁就将成为天国中最伟大的人。”现在让我们想象一下，有一个热情的、虔诚的信徒牢记了耶稣基督的所说的每一句话。崇敬、爱戴、神圣的好奇心和对实现这种灵性伟大的期盼等复杂的感情交织在他的心中，于是他便开始认真观察这个小孩的一举一动。即使把那样的一个观察者放入到一个满是孩子的教室中，他也不是我们希望培养的那种新型教师。但是，如果我们尝试着在他的心灵中灌输科学家自我牺牲的精神和耶稣门徒那种崇敬虔诚的爱，那么我们就培养出了教师的科学精神。从这个孩子身上，他会学会如何完善自己，如何成为一名完美的教师。

让我们另外举一个例子来研究一下这位教师的心态。在你的脑海中想象这样的一个人，他是一位有技术观察或实践经验的植物学家或动物学家，是一位为了研究天赋存在原始环境中的“某种真菌”而去野外进行观察的人。这位科学家在野外进行了精心的观察以后，又回到实验室，借助于显微镜和其他一切实验室仪器，尽可能详尽地进一步开展他的独创性研究工作。实际上，他是一名真正的科学家，他懂得研究大自然的重要意义。为了进行这次实验研究，他精通了现代实验科学所提供的所有工具和手段。

现在让我们设想，由于这位科学家所做的独创性研究工作，他被某所大学任命为大学的科学部主席，其任务是利用膜翅目昆虫进一步开展他的独创性工作。让我们假定，在他就任科学部主席之后，有人给他看了一个盖着玻璃盖的盒子，这个盒子里面装着许多美丽的蝴蝶，它们的翅膀张开着，被一些大头针固定成了标本，一动不动。这位科学家会说，这只不过是一种小孩子的玩意，并不是科学研究中所使用的仪器。更确切地说，他认为这个盒子里面的蝴蝶标本更像是小孩子游戏的一部分，孩子们追逐蝴蝶，并用网子捉住了它们。如果这位实验科学家使用这样的东西进行实验研究，那么他将会一事无成，得不到任何有用的实验结果。

如果我们把一位已经按照我们的要求进行了科学培训的教师安置到一所公立学校里，那么他也会遇到类似于我们上面所讲的那位科学家所遇到的情况，因为在公立学校里孩子们受到了严格的约束，不能无拘无束地展示他们的个性特点，被约束的简直如同死人一般。在这样的学校里，孩子们如同盒子里被大头针钉住的蝴蝶标本一样，被固定到属于他们自己的地方——课桌旁边，伸展着他们所获得的贫瘠乏味、毫无意义的知识翅膀，而实际上这种翅膀已经失去了振翅高飞的能力。

使我们的教师们准备好科学的精神还不够，我们还必须为他们准备好学校，让他们能够进行科学观察和科学实验。如果在学校里诞生了科学教育学，那么学校就必须放松对儿童的约束，允许他们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展示他们的个性。这是一种根本性的改革。

没有人能够断言，我们现在的学校中已经出现了这种科学教育学。有一些教师受到了卢梭教育思想的启迪，他们呼吁还给孩子们自由，并提出过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和模糊不清的愿望，这是事实。但是，对教育工作者而言，他们实际上并不真正了解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他们往往把鼓励人们反抗奴隶制度的那种自由，或者把社会自由与真正的自由等同起来。尽管社会自由是一种更崇高的思想，但它仍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限制。“社会自由”就像是雅各在梦中所看见的天梯那样的一级阶梯。换句话说，它只是表明了一种不完整的自由，一种部分的解放，是属于一种国家、一个阶级或一种思想的解放。

然而，鼓励教育学所发展的自由概念要宽泛得多。当19世纪的生物科学为我们提供研究生命的手段时，它就已经向我们显示出了这种自由。因此，如果旧式的教育学预见或者模糊地表达了在学生接受教育前要对他们进行研究，要让他们自由自在地展示出他自己的个性，这种不明确的和模糊的直觉思想，也只是由于上个世纪实验科学的贡献才变得切实可行。在这里我们并不是要辩论或者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只不过是阐明我们的观点。如果有人说我们今天的教育学中已经具有了自由的原则，那么我们就会笑他，认为他就像一个小孩子，站在那个装着蝴蝶标本的盒子面前，坚持说蝴蝶还活着、还能飞翔。奴隶制的教育思想一直充斥在教育学中，因此，学校里也同样弥漫着奴隶制的束缚思想。我们只需要给出一个例证——学校固定学生的桌椅，就能说明这个问题。我们这里有一个明显的例证来证明，早期的唯物主义科学教育学思想是错误的，这种教育学思想满怀错误的热情和干劲，搬运着科学贫瘠的石头，去修复学校那早已破烂不堪的断壁残垣。最初，学校里只有一些长长的、窄窄的板凳，学生们只好一个个挤坐在这些板凳上。后来，科学的到来改进了这些板凳。在板凳改进这项工作中，最近的人类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学校在设计学生的座位时考虑了他们的年龄大小和身体的高矮，把他们的座位安排到了合适的高度。学生的座位和课桌之间的距离经过了精确的计算，使他们坐着听课时保持直立的姿势，以防止他们的脊柱发生弯曲变形，后来，学校把学生的座位彼此隔开，认真仔细地计算了其间的宽度，每个座位上只能勉强坐下一个人，学生根本不能做侧向运动以舒展身体。学校这样设计学生座位的目的是把学生与他的邻桌隔开。这样设计课桌的主要目的是使学生坐着不动，并且可以被教师看见。把学生隔开的一个目的是防止教室里出现不道德的行为。在教育中只要一谈到性道德准则就会被人们认为是一种可耻行为的社会状态里，我们又能对学校的这种审慎作法说什么呢？因为我们担心这样会玷污孩子们的纯真心灵。然而，我们却引导科学向这种虚伪的形式发展，使他们变成了“捏造事实的机器”。不仅如此，热心助人的科学还做了更为过分的事情，它以限制学生自由为代价，改进了学生的板凳，最大限度地限制了孩子们的自由，让他们坐着不动，这样就约束了孩子的每一个活动。

所有一切就是这样安排的，当孩子坐到他的座位上时，课桌和椅子迫使他采取那种直立的坐姿——一种被认为是有利于他身体健康的舒适坐姿。学校精心地安排好了学生的座位、脚凳和课桌的位置，以至于孩子们在学习时不能自由伸展他们的身体，而只能专心于他的功课。他获得的那一点有限的空间只能让他挺直了身体坐。教室里的课桌和板凳就是以那些方式朝着完美化发展的。每一个所谓的科学教育学的崇拜者都会设计出一种科学型的模范课桌。很多国家对它们所设计的“民族课桌”极其自豪——在课桌发展的激烈竞争中，这些各式各样的课桌还被授予了发明专利。

毫无疑问，建造这些板凳具有一定的科学依据。在人体测量和年龄诊断的时候利用了人类学，在研究人体肌肉的运动时利用了生理学，在考察直觉的反应中利用了心理学。最重要的是，学校在努力防止学生的脊椎骨弯曲时利用了卫生学。这些课桌的确是有科学依据的，是学校对儿童进行了人类学研究以后才建造的。如上所述，学校所建造的这些桌椅就是我们机械地照搬科学，把它应用到学校的一个例子。

我相信，不久以后我们将会对学校的这种做法感到极大的震惊。很难理解，人们普遍在关注婴儿卫生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以及人类思想的综合进步时，竟然没有及早地发现学生课桌的这种根本性错误。如果我们考虑到，近些年来几乎每个国家都在流行一种保护儿童的运动，那么我们就更会对这件事情惊奇不已。

我相信，无需多少年，人们就会不再相信这些关于科学板凳的描述。也许人们就会满心好奇地用他们的手来摸一摸这些防止学生脊椎骨弯曲的桌椅，看看这些令人惊奇的桌椅。

这些科学板凳的发展意味着学生们受到一种束缚制度的支配，即使他们生来强壮、腰板挺直，学校的这种束缚体制也可能会让他们发生驼背！从生物学观点来看，脊柱被认为是人体骨骼中最主要的、最基本的和最老的一部分，是我们身体中最坚韧的一部分骨骼，因为脊柱是生物体中最坚固的部分——当原始人与沙漠雄狮决斗时、当他战胜猛犸象时、当他开采坚固的岩石以及为了使用方便而塑造铁器时，在他与外界的殊死斗争中变得坚忍不拔的强壮脊柱，竟然被学校束缚的沉重枷锁压弯了，再也没有抗拒压力的能力了。

很难理解，那种所谓的科学板凳竟然没有受到正在世界各地蓬勃发展的社会解放运动的一丝启迪，竟然还在学校中完善了一种奴隶制下的工具来束缚和抑制学生。科学板凳的年代也就是劳动阶级要求从不公正的劳动枷锁下获得解放的年代。

很明显，社会生活中的每一方面都显示出了向社会自由发展的良好趋势。民众领导人把社会自由作为他们的口号，劳苦大众反复地呼吁，要求获得自由，科学出版物和社会主义出版物表达了同样的呼声，我们的报刊杂志中充满了这样的文章。吃不饱饭的工人没有要求得到滋补品，他要求改善经济条件以预防营养不良。由于矿工每天都要弯着腰工作数个小时，所以他的腹股沟非常容易破裂，但他并没有要求给他们配备腹部的支撑物，为了能像其他人那样过上健康幸福的生活，他要求减少他们的工作时间并改善工作条件。

同样是在这段社会发展时期，当我们发现教室里的孩子们正在不卫生的条件中学习，妨碍了他们正常的发育，甚至他们的脊柱都发生了变形时，我们对这种糟糕情况所做出的反应却是，设计一种科学的板凳，以矫正他们脊柱的变形。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做法，简直就像给矿工提供腹部支架或给吃不饱饭的工人提供砒霜一样。

不久前，有一位女士认为我赞同和支持有关学校的一切科学革新，她自鸣得意地向我展示了一个叫做保护架或者支架的学生用装置。她发明了这个装置，她认为这种装置完全可以起到作为学生的板凳所起的作用。

外科医学还有其他治疗脊椎弯曲的手段。我或许得提一下整形仪器、支架和定期把孩子悬挂起来的“悬挂疗法”。这种方法通过把孩子的头或者胳膊定时悬挂起来，以使他的身体重量伸展并拉直他的脊柱。在今天的学校里，这种课桌形状的整形仪器非常受宠爱，一些人甚至建议使用支架进行脊柱支护——这是一种进一步的整形措施。这就意味着，使用悬挂疗法来矫正学生的脊柱变形，这等于给学者们上了一堂系统的课！

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把科学方法具体应用到颓废的学校所产生的必然结果。非常明显，真正能防止学生脊柱弯曲变形的合理方法是改变他们的学习方式——不要强迫他们一天到晚长时间地保持那种有害的姿势。学校需要的是给予孩子们自由，而不是改进板凳的结构。

即使这种固定不动的座位有利于孩子的身体发育，但是由于这些座位没法搬动，所以在打扫卫生的时候，很难彻底地把教室打扫干净，那就会使教室变成一处既危险又不卫生的环境。由于孩子们的脚凳被固定不动，他们的小脚白天从大街上带来的灰尘很快就会堆满脚凳。现在，人们家庭中的家具普遍都发生了改变，它们已变得更加轻便、更加简单，这样人们就可以轻易地挪动它们，打扫它们的灰尘，甚至还可以对它们进行清洗。但是，学校看起来却无视社会大环境的这种转变，依然故步自封，坚持着它们那些错误的做法。

这迫使我们进一步思考，那些在这种人为束缚的环境中成长以至于骨骼都发生了变形的孩子们，他们的精神世界会怎么样呢？当我们谈起工人的补偿时，人们通常总是认为，要消除诸如贫血或疝气之类的痛苦，其实，除此之外他们还有其他的伤口，那就是他们的心灵正在遭受着奴隶般束缚的折磨。当我们说必须给予工人更多的自由来补偿他们时，我们所指的是这种更深层的错误，也就是应当消除他们的心灵所受的折磨。我们非常清楚，当一个人的血已经被耗尽或者他由于长时间工作已变得饥肠辘辘时，黑暗就会压抑他的心灵，他就会变得毫无知觉，甚至他的内心还会被摧毁。奴隶的道德堕落是人类进步的沉重负担，人类要奋力前进，就要甩掉这种包袱，甩掉这种精神负担。所以，我们是在为了拯救人们的灵魂而呼喊，而不是为拯救人们的肉体而呼喊。

那么，面对儿童教育的问题，我们应该说些什么呢？

我们十分清楚教师的窘境。通常在上课的时候，她要向儿童的头脑中强行灌输一些支离破碎、枯燥乏味的知识内容。为了成功地完成这种单调无聊的任务，她发现有必要约束她的学生，让他们坐着不动，并强迫他们注意听讲。教师必须强迫那些去听他课的学生头脑和身体都要保持一定的姿态。对他来说，奖赏和惩罚措施是一种现成的、有效的辅助手段。

如今，就像奖赏已经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一样，在学校里，有必要正式地废除鞭笞和习惯性的殴打处罚，这被人们认为是合适的举措，这些局部性的改革措施得到了科学的认同。它们是另外一种类型的支撑物，支撑着颓废的学校。如果允许我表达我自己的看法，我认为这些奖赏和惩罚简直就是灵魂的板凳，就是奴隶制压迫人的精神工具。然而，在学校里，它们并没有被用来减轻学生身体的畸变，而是被用来制造学生身体的畸变。如果使用奖赏和惩罚措施来激励学生努力学习，那么学生的这种努力就被认为是被迫的，因此，我们绝对不能肯定地说，孩子的自然发展是与奖赏和惩罚有关的。职业赛马骑师在跳上马鞍之前会给他的马一块糖果，马车夫打他的马以让它对缰绳发出的信号有所反应，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的马都比不上田野上自由飞奔的骏马，没有它们跑得那么雄伟壮观。

那么，针对教育的情况，人类会给学生套上枷锁吗？

诚然，我们说，社会中的人就是戴着社会枷锁的自然人。但是，如果我们放宽我们的视野，看一下社会中的道德进步，那么我们将会看到这种枷锁正在一点点地放松，换句话说，我们将会看到自然或生命正在逐渐地走向成功。奴隶的枷锁被仆人的枷锁取代，而仆人的枷锁又被工人的枷锁替代。

奴隶制的所有形式——甚至是女性奴隶，都在一点点地日趋削弱和逐渐消失。人类文明的历史就是一部进行征服和得到解放的历史。我们应当问一下自己，我们究竟处在文明发展的哪个阶段。我们也要扪心自问，人类文明的进步必须要有奖赏和惩罚的措施吗？如果我们已经走过了这个发展阶段，却还应用那样一种教育形式，就会把新的一代人拖回到一个较低的文明水平，而没有把他们引领到真正进步的优良传统中去。

在社会中，存在着非常类似于学校的这种情况。为了整个国家的利益，职员们日复一日地辛苦工作，但是他们却并没有感觉到或看到他们工作中的利益——没有得到任何奖赏或酬劳。这就是说，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政府是通过他们日常的工作来行使它的伟大职责的，并且整个国家都会受益于他们的工作。他们得到的直接好处就是职务上的晋升，好像学校里的孩子从低年级升到高年级一样。一个看不见他工作所具有的真正伟大目标的人，就像学校里一个被降级的小孩，被放到了一个比他的真实水平低的班级中。他作为人的尊严被贬低了，贬低到如同一台只有加油才能运转的机器一样。一切琐事，诸如渴望获得勋章或奖章等，都只不过是一种人工的刺激，它们只能短暂地照亮一个人所走的黑暗而荒芜的小路。

我们在采用完全相同的方式来奖励学校里的儿童。就像学生由于担心不能升入到高一年级而努力读书一样，职员们则由于担心得不到升迁，迫使他们不想离开他们目前的工作岗位，把他们束缚到了单调乏味的工作中。职员们的上级对他的指责完全就像老师对学生的斥责一样。对职员糟糕的工作进行斧正修改，完全类似于老师给学生拙劣的作文记一个坏分数一样。二者几乎完全相同。

但是，如果政府的行政部门没有以那种看起来能使国家强大的方式运行，如果贪污腐败能很容易施行，那么在雇员心目中就没有了人所追求的真正伟大的含义，为就把他的视野局限到了那些琐碎的小东西——他视作为奖赏和惩罚的直接依据的小东西身上。一个国家之所以能屹立不倒，就在于她有许许多多正直清廉的雇员反对贪污腐败，并且遵循着不可抗拒的正直诚实。就像社会中的生命战胜贫困和死亡并开始征服新的困难一样，自由的本能也会征服所有的障碍，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这是一种个人所具有的生命力量，是一种经常潜伏在心灵中的力量，它推动着世界前进的步伐。但是，一个完成了真正的人所做的工作，一个做出了伟大的事情并取得胜利的人，从来不会通过那些被称为“奖赏”的东西来激励他的工作，也不会由于担心“惩罚”而激发他努力工作。在一场战争中，如果一支伟大的军队与一群不期望得到升迁、肩章、奖章或者担心被射杀而战斗的人作战，如果这支由巨人组成的军队与少数充满了爱国精神的矮人作战，那么胜利将属于后者。在一支军队内，当真正的英雄主义消逝的时候，奖赏和惩罚所起的作用只不过是使他们完成颓废的工作，让人走向腐败和怯懦。

人类的所有胜利和进步都是建立在人的精神动力之上的。

一个年轻人如果靠他的兴趣来激励他学习，把医学当作真正的天职，那么他就有可能成为一名伟大的医生。但是，如果他的工作是希望得到遗产或得到合意的婚姻，或者是受到物质利益的驱动而工作，那么他永远都不会成为一名真正的大师或一名伟大的医生。这个世界也永远不会因为他这种工作而前进一步。一个只有受利益驱使才进行工作的人，他永远也不会成为一名内科医生。每个人都有一种特殊的脾性、特殊的天职，奖赏制度却可能会使一个人转变他天职的方向，或许会使他选择一条对他来说毫无意义的错误道路，并迫使他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人类的自然活动或许会被扭曲、减少，甚至会被消除。

当然，确实存在着一种对人类的外部奖赏。比如，当演讲者看到听众的表情随着他所唤起的感情变化时，他就仿佛经历了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此时只有用强烈的快乐感来形容他这种情感。这使他发现，人们非常喜爱他。我们的欢乐就是感动并征服别人的灵魂，这是一种能够带给我们真正补偿的奖励。

有时，在很短的一瞬间，我们会幻想我们自己成为这个世界上的一个伟人。一个人得到的这些幸福时刻让他感觉到他还可以继续平静地生活。或许是因为我们得到了其他人的喜爱，或许是因为一个孩子送给了我们一件礼物，在某些时刻，我们感到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我们更伟大。在那样的时刻，如果有被别人奉为权威人士的人站出来给我们颁发奖牌或者奖赏，他就成了我们得到的真正奖赏的最大破坏者。

正常人的心灵会由于心情舒畅而变得完美，惩罚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束缚人的形式。惩罚或许会使那些在邪恶环境中长大的人的、性格变得更加低劣，但是这种情况只是极少数，社会不会受其影响而停止其前进的脚步。如果我们不能老老实实地遵守法律给我们规定的条条框框，那么刑事法规就会用惩罚来威胁我们。但是，我们不会因为害怕法律而变得忠诚老实。我们之所以没有去抢劫、没有去杀人，那是因为我们热爱和平，因为我们的生命的自然倾向引导我们向前发展，引导我们明确地远离那些低俗而邪恶的行为。

如果不去深入地考虑这个问题的道德因素和纯哲学观点，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一个违法者在犯罪之前了解惩罚的存在，那么他肯定也已经感觉到了刑事法规对他的威慑力量。他已经知道刑事法规，或者已被引诱而犯了罪，他自欺欺人地认为他能够逃脱法律的惩罚。他的脑海中也出现过犯罪与惩罚之间的斗争。无论刑事法规是否有效地阻止了犯罪的发生，但是毫无疑问，它是为极为有限的一类人制定的，也就是说，是为罪犯制定的。绝大多数市民都是忠厚老实的人，他们不会考虑任何法律的威胁。

对正常人来说，真正的惩罚就是没有意识到个人力量的伟大，这才是一个人精神生活的源泉。在这种情况下，教育经常会对人有所帮助。今天，我们让学生进入学校学习，用那些损害他们身心健康的工具——课桌、物质奖赏和惩罚，来限制他们的活动。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他们坐着不动、保持安静，这会把他们引导到哪里去呢？经常无法把他们引向明确的目标。

我们对儿童的教育经常是向他们的智力中灌输学校计划中的知识内容。学校的教育计划经常是官方的教育部门编制的，法律强迫老师和儿童必须使用这种计划。

唉！孩子们的内心中正在滋生着那种愚钝而无知的无视生活的情绪。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应当羞愧地掩藏起我们的头，用双手捂住我们内疚的脸！

塞吉真诚地说：“今天的社会迫切要求，要重新改造教育和教学方法。那些为了这个事业而奋斗的人，就是为了人类的再生而奋斗的人。”

PART 2　蒙氏教育法源起

实验科学的每一门分支学科都是来自于把一种方法应用到它自身的结果。正是运用隔离方法和细菌文化才产生了细菌学的科学内容，而犯罪人类学、医学人类学、教育人类学所取得的进步，则归因于人们把人类学方法应用到了诸如罪犯、精神病患者、临床病人和学者等各种各样的人身上。因此，从出发点来说，实验心理学需要对实验中所使用的技术进行精确的定义，而要精确地定义某种方法和技术，等待从实验科学的应用中得到确切的结果，而是只有通过实验研究才能得到，这点非常重要。在对实验进行解释时，实验科学不带有任何影响最终实验结果的偏见，这是它的一个重要特征。比如，人的大脑与人的智力差异是密切相关的，如果我们希望对人的大脑发展进行科学的观察，进行这一实验就必须具备一个条件，那就是在对被研究的学者中那些最聪明的人和最迟钝的人进行测量时，不带任何偏见。那种认为最聪明的人大脑发育会更完善的先入为主的想法，会不可避免地改变我们研究的结果。

做实验的人应当去除所有个人成见。如果我们希望利用实验心理学的方法，那么首要的事情就是要抛弃以前的所有信念，在寻找真理的过程中通过实验心理学的方法，并使之付诸实践。也就是说，我们一定不要怀有任何教条思想，而我们在儿童心理学这个问题上或许就有这种教条思想。为此，我们去掉已有的教条思想，尽可能地使儿童得到彻底自由，如果我们想通过对儿童自然行为的观察得到某些有用的结论，而这些结论将会引导我们建立真正科学的儿童教育学，那么我们就必须抛弃头脑中的所有教条思想。

要构建儿童心理学和儿童教育学的科学内容，就必须通过实验方法连续不断地战胜各种偏见。

因此，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要建立一种特别适合于实验教育学的方法，这种方法不能是其他实验科学中所使用的方法。科学教育学被卫生学、人类学和心理学包围着，尽管它把自己的研究范围局限在仅对被教育的个体进行特殊的研究，但它采用了这三种学科的部分技术方法特性，这是一个事实。目前的研究工作有部分与实验教育学使用的方法有关，它是我在“儿童之家”的两年工作经验所得到的结果。我只是给这种研究方法开了一个头，它可以应用对3～6岁儿童的研究。我相信这些尝试性的实验研究将会成为启发人们持续开展这项工作的工具，因为它们给出了一些令人吃惊的研究结果。

实际上，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中，经验的作用非常显著，这一点已经得到证实，尽管截止到目前教育体系尚未完全建立，我们所建立的这种教育体系也并不完善，还不能实际应用到所有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进行孩子们管理的学校中。

当然，我说目前的研究工作来自于我过去两年的工作经验，这句话或许并不确切。实际上，“儿童之家”使用的这种教育体系起源已经很久远了，我们应当记住它是来自于先前从畸形儿童的教育实践中得到的经验。它体现了人们为探索正确的教育体系而进行的长期的、颇有见地的努力。

大约15年前，我那时还是罗马大学精神病治疗诊所的一名助理医生，我有机会经常出入精神病院，对精神病人进行研究并为诊所挑选研究对象。由于这一工作，我开始对研究弱智儿童感兴趣，那时他们都住在普通的精神病院里。当时甲状腺器官疗法已经十分发达，这引起了外科医生对身体有缺陷儿童的注意。我在完成正常的医院工作以后，也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对儿童疾病的研究上。

就这样我对弱智儿童的研究产生了兴趣。我精通了爱德华·塞昆针对这些不幸儿童所设计的特殊教育方法，学习了这种教育方法的整个思想。“教育疗法”对于诸如耳聋、中风、白痴、佝偻等各种精神性疾病疗效显著，外科医生中开始广泛流行这种思想。人们认为，在治疗疾病的时候，必须结合教育学和医学两种方式。这种论调是时代进步的产物。因为有了这种思想倾向，通过体育锻炼来治疗疾病的方法开始流行起来。然而与我的同行观点不同，我认为人的智力缺欠主要是一种教育问题，而并非一个医学问题。在研究如何治疗和教育弱智儿童的医学大会上，人们发表了很多不同观点。1898年在意大利都灵举行的教育学大会上，我发表了一篇题为“精神教育”的演讲，表达了自己不同的观点。我相信，我拨动了已经在震动的琴弦，因为我的这种思想在外科医生和教师中产生了反响，由于它给学校提出了一个生动有趣的问题而迅速传播开来。

我的导师盖都·巴克西里这位伟大的教育部长曾拜访过我，他让我给罗马大学的教师们讲一堂有关弱智儿童教育的课。之后我又在我已经管理了两年多的州立行为心理学学校讲授过有关弱智儿的教育课。

在这所学校里，我全天都给儿童上课。他们在小学里被人们认为是头脑愚钝、无可救药的学生。后来，在慈善机构的帮助下，成立了一所医学教育学院，我们除了接收公共学校的儿童外，还接纳了罗马所有疯人院的全部白痴儿童。

在同事的帮助下，我花费两年时间为罗马的教师们设计出了一种特殊方法，用来观察和教育弱智儿童。我不仅对教师进行培训，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我为钻研一种教育弱智儿童的切实可行方法而往伦敦和巴黎呆了一段时间后，我自己也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儿童教育的实际工作中去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就是一名小学教师，因为我要直接给孩子们上课，从上午8点不间断地一直上到晚上7点。这两年的实践使我在教育学方面得到了第一个学位，实际上也是我所得到的一个真正学位。在我刚开始从事有缺陷儿童方面的工作时，我就认为，我所使用的方法在教育弱智儿童方面确实有明显不同的地方。我相信，与人们正在使用的方法相比，我们的教育原理更加合理，借助于这一方法，儿童低下的智力能够获得发展和进步。我在这方面的感情如此深厚，它已深入我的内心，在我为了寻求教育弱智儿童的更好方法而离开学校以后，它差不多控制了我的全部思想。我逐渐确信，如果把相同的方法应用到正常儿童身上，它们将会神奇地、令人不可思议地发展和解放儿童的个性。

从那以后，我开始真正详尽地研究矫正教育学，希望从事正常儿童教育学及其原理的研究。为此我注册成为一名大学哲学系的学生。尽管我还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验证我的思想，但是，被一种伟大的信念所鼓舞，为了深化和拓展这种观念，我放弃了其他一切工作。我差不多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承担这项未知的任务。

对弱智儿童教育方法的探索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一位外科医生的工作，那个外科医生所取得的成就在医学史上具有显著的地位，他是医学分支学科——耳疾的奠基人。他是第一个尝试对人的听觉进行教育的人。他曾在佩雷拉于巴黎创建的一个聋哑人机构进行实验，并成功地使那些还未完全丧失听觉的人能够听清了。后来他又用8年时间去看管一个被人们称为“阿威龙野孩”的白痴男孩。他的方法在治疗人的听觉能力方面取得了良好成效，他还把那些方法扩展到了治疗人体所有的感知官能。

伊塔德的教育学著作也非常有趣，它详细描述了自己的教育成果和经验，任何读过这些作品的读者都承认，这些教育成果和经验实际上是人们在实验心理学方面进行的最早尝试。不过，正是爱德华·塞昆完整地建立了真正的弱智儿童教育体系。他最初是一名教师，后来成了一名外科医生。他把伊塔德的教育经验作为自己的出发点，通过对疯人院的弱智儿童长达十年的研究，并把这种经验应用于巴黎的鲁·皮加勒的一所小学。1846年，在巴黎出版的一本名为《白痴儿童教育中的心理卫生治疗》的书中，他第一次阐述了这种方法。后来，塞昆移民去了美国，他在美国创立了很多教育机构用于教育弱智儿童。在总结了自己20年的工作经验以后，他出版了此书的第二版，来阐述他的教育方法与理论。第二版的标题与第一版迥然不同，为“白痴及其生理学方法治疗”。这本书于1886年在纽约出版。在这本书中，塞昆详细解释了他的教育方法，他把这种教育方法称为生理学方法。在这本书的标题中，他没有再提及只是用于“白痴教育”的方法，他现在陈述的是用心理学方法来治疗白痴。

当我在精神病诊所做医生助手时，我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了爱德华·塞昆的法文版。20年后它的英文版才在美国纽约出版事实上，尽管这本书以英文形式出版，但它在英国并不出名，这让我想到，人们并没有真正理解塞昆的教育体系。实际上，尽管所有涉及弱智儿童的机构在它们的出版物中都不断引用塞昆的教育方法，但是，它们所讲述的却与塞昆的教育体系大相径庭。

我发现，应用到弱智儿童身上的教育方法，都或多或少与应用到正常儿童身上的教育方法有相似的地方。特别是在德国，尽管在弱智儿童学校的教育博物馆里四处摆放着特殊的教学仪器，而实际上这些仪器很少被使用。该国的教育工作者一直坚持用教育正常儿童的方法来教育弱智儿童。

我在比色特呆过一段时间，我看到那里的老师手中尽管也拿着塞昆编写的法文课本，但他们只是使用了他的教学仪器，并没有采用他的教育方法。他们的教学纯粹是机械式的，每个教师只是严格按照字面含义去执行相应的规章条例。然而，在我去任何地方甚至伦敦和巴黎，我所期待的那种新鲜教育方式和经验只不过是一个幻想而已。

在对整个欧洲的教育方法进行研究以后，我在对罗马进行了两年弱智儿童教育工作。我按照塞昆书中所介绍的方法进行教学，也从伊塔德的著名实验中得到了很大帮助。

在这两人所做工作的指导下，我制造了大量各式各样的教学仪器。我可以说在任何机构都没有见过如此完整的教学仪器。它们在那些知道如何使用它们的人手中，变成了一种最出色、最有效的工具。

我能理解那些从事弱智儿童教育的人为什么会感到泄气，我也能理解为什么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会放弃这种方法。人们认为，教师应当把自己和被教育的人摆在同样的地位，这种偏见把弱智儿童的教师贬低为一类没有感情的人。他自认为他正在教育一个智能低下者，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才没有成功。那些教师经常通过游戏并常常用愚蠢的故事来接近弱智儿童，尝试着把自己和弱智儿童放到同样的地位。我要求他们应知道如何唤醒潜伏在儿童心灵中的那个真正的自我。我相信这不是教学仪器所能做到的，而是要发出向他们呼喊的声音，唤醒这群孩子，鼓励他们使用这些教学仪器，通过这种仪器来教育他们。在我的工作中，对这些不幸儿童的深切关心和如何使周围的弱智儿童醒来的关爱深深地影响了我。

在这个问题上，塞昆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我在对他的那些尝试性工作进行研究之后清楚地理解到，他所使用的第一台教学仪器是一台心灵的仪器。事实上，在他出版的那本法文书的结尾部分，作者曾简要地介绍过他的研究工作，他说，如果学校教师在他们的工作中不做好准备，那么他所建立的一切都将失传或者根本毫无用处。他对那些培训弱智儿童的老师有一种独特的期待，他要老师们看起来很和善、声音悦耳，对他们个人容貌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要非常在意，尽最大努力使他们具有迷人的魅力。他说，他们必须使自己的声音和举止具有吸引力，因为他们的任务就是唤醒弱智儿童脆弱而疲倦的灵魂，引领他们掌握生活的美丽和力量。

我们必须遵照心灵来做事这种信念是一把揭开秘密的钥匙，它为我开启了对爱德华·塞昆所作的精彩教学实验的真正理解，在对白痴儿童的教育中，这些被人们正确理解的实验是真正最有效的工具。通过使用这些实验，我得到了最惊人的成果。同时也感悟到，我们所谓的鼓励、舒适、情爱、尊重等都是来自于人的心灵，我们给予它们越多的自由，我们就会越多地恢复和振作我们生命的活力。没有这种精神上的激励，这些弱智儿童对任何最完美的外部刺激都会视而不见。

从此，我自己开始独立地进行这一新的实验。我在这里并不想介绍这些实验，我只是要说明一下，我正在尝试一种教学生进行阅读和写作的新颖教学方法，这是儿童教育的一部分内容，而这种方法在伊塔德和塞昆的著作中，都不太完善。

我成功地教会了许多来自于精神病院的白痴儿童，使他们具有了良好的阅读和写作能力，我还带他们到公共学校与正常儿童一起参加考试。他们都成功地通过了考试。

看到这些成果的人会对此感到不可思议，对我来说却并不奇怪。之所以那些来自于精神病院的孩子们可以和正常的儿童同场竞技，原因就在于他们接受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教育方式。在他们心灵的发展上，他们得到了帮助，而正常儿童心灵的发展却受到了阻碍与抑制。我自己在想，如果有一天这些使白痴儿童得到奇迹般发展的特殊教育方式能被应用到正常儿童的教育上，我的朋友们所谈论的“奇迹”就不可能再出现了。一旦正常儿童得到了全面发展，那么白痴儿童愚钝的智力和正常儿童正常的智力这条鸿沟就永远不可能架起一座桥梁。

当人们还在羡慕我在教育白痴儿童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时，我却在探询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普通学校里的这些健康快乐的儿童的智力停留在那么低的水平，以至于在智力测试中，我的那些不幸的白痴学生都和他们不相上下。

一天，一位弱智儿童学校的女校长让我给她读一段伊齐基尔的预言，因为这段预言就像是对弱智儿童教育的预言，所以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上帝的手抚摸着我的头，把我引领到了他的圣灵中，把我放到了一条满是人体白骨的河谷中央。上帝让我走过这些白骨，我在开阔的河谷中目睹了大量的白骨。瞧！它们都枯干了。上帝对我说，孩子，这些白骨还能活吗？我回答说，哦，上帝，只有你能知道答案。上帝又对我说，你去对这些白骨进行预言，哦，这些枯干的白骨听到了上帝的话语。上帝就这样对白骨说，看哪！我将让气息进入你们的身体，你们就会活过来；我将在你们上面挂上筋腱，赋予你们血肉，给你们覆盖上皮肤，给你们注入气息，你们就会活过来；你们就会知道我就是上帝。因此，我按照上帝的吩咐进行了预言。当我预言的时候，我听到了一种声响，看到了白骨在摇动，这些白骨聚拢到了一起，还有了骨架。当我目睹这些的时候，瞧，这些白骨又有了筋腱和血肉，并覆盖上了皮肤，但是它们还没有呼吸。然后上帝又对我说，预言风，孩子，去预言，去告诉风，就像上帝说得那样；风啊！从四面八方吹来吧，哦，呼吸，呼吸这些风，它们就能活过来。因此我遵照上帝的旨意进行了预言，气息进入了这些白骨，它们活过来啦，它们用脚站了起来，变成了一支伟大的军队。后来上帝对我说，孩子，这些白骨是以色列的整个家族，瞧，它们说，我们的骨骼枯干了，我们的希望没有了，我们被切成了碎块。

实际上，在我看来，这些话——“我将让气息进入你们的身体，你们就会活过来，”是指教师在指导学生学习功课，鼓励、唤醒并帮助学生，准备好对他们的教育。至于其他话——“我将在你们上面挂上筋腱，赋予你们血肉，”使人想起了概括与总结塞昆全部方法的基本短语：“从肌肉系统的教育到神经和感官系统的教育，我们都要对儿童进行引导，或者说亲手引领他们。”就是这样，塞昆才教会了白痴儿童如何走路、如何在最困难的身体运动中保持平衡——诸如爬楼梯、跳高等动作。他从一开始就让他们接触和了解温度差别，对他们进行肌肉感觉的教育，一直到训练他们有特殊感觉的教育，最后教会了他们如何进行感知判别。

但是，如果不对弱智儿童进行进一步训练，那我们就只能使这些孩子适应一种低等的生命方式。我们要做到“唤醒心灵”，正如预言中所说的那样，让心灵进入白骨，使白骨具有生命。实际上，塞昆改变了对白痴儿童植物般呆板单调的生命方式教育做到了“从感官能力到普通观念的教育，从普通观念到抽象思维的教育，从抽象思维到精神上的教育。”正是在完成了这件神奇的工作以后，通过详细的生理学分析和教育方法的逐步改善，白痴儿童才变成了智力正常的人，不过与智力正常的人相比，他的智力仍然不及其他人，他还是一个永远都不能全面适应社会环境的人。

所有人都感觉到了这一点，许多人说：“对于智力正常儿童的教育，仍有很多工作要做！”

我相信塞昆的教育方法是正确的，在对弱智儿童进行教育的实际工作中，我证明了这一点。之后，我又开始更详细地研究伊塔德和塞昆的著作。我感到我需要进行深思。我做了一件我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或许没有几个学生愿意去做那种事情——我把伊塔德和塞昆的著作翻译成了意大利语，自始至终我都亲手进行抄写，这有助于我编写自己的书。

我之所以选择进行亲手抄写，主要是为了能有时间斟酌每个字的含义，使自己能真正领悟作者的精神。当从纽约收到1866年出版的塞昆英文版著作的一个副本时，我刚刚抄写完了他那本600多页厚的法文版著作。在一位英国朋友的帮助下，我把它翻译成了意大利语。这本书中并没有太多有关新型教学实验方面的内容，但是它涉及了第一部作品中所描述的经验哲学方面的内容。对正常儿童进行了三十多年研究的塞昆认为，生理学方法的基础是对个体进行研究，它通过分析人的生理和心理现象形成了相应的教育方法，它肯定也会被应用到对正常儿童的研究中。他相信，这种手段将会为人类完美的再生指明道路。

塞昆的声音就像正在狂野地呐喊的先驱者的声音，它可以彻底改变学校和教育的状况。

到这一时期，我已经注册成为一名哲学系的大学生，学习实验心理学课程，意大利的大学——确切地说，就是都灵、罗马和那不勒斯三个地方的大学，最近才设立这些课程。与此同时，我还在小学里开展教育人类学的研究，以这种方式来研究正常儿童教育中所使用的组织方法。我的这项工作使得罗马大学添加了教育人类学方面的课程。

很久以来，我就希望能使用这些教育弱智儿童的方法来对小学一年级的正常儿童进行实验，但是，我却从来没有想到过利用看管年幼儿童的学校或机构进行实验。就在1906年年末的时候，我刚从米兰回来，在米兰举行的一个国际展览会上，我作为其中的一名委员给科学教育学和实验心理学领域的人颁奖。这时，一个伟大的机遇来到了我的面前，因为我得到艾多阿多·塔拉莫的邀请，这位罗马优质建筑物协会的局长邀请我去组织创建模范公寓里的儿童学校。把公寓里所有住户家中3～7岁的小孩都聚集到一个大房间，这是塔拉莫先生理想中的想法。这些小孩的玩耍和功课都要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而老师在公寓住宅中有自己的房间。他设想每所住宅都要有相应的学校。由于优质建筑物协会在罗马已经拥有400多栋公寓，这项工作看起来会有极好的发展前途。1907年1月，在圣洛伦佐区的一座大型公寓住宅里建立了第一所学校。优质建筑物协会在圣洛伦佐区已经拥有了58座大楼，按照塔拉莫先生的计划，我们很快就能创办16所这样的“住宅学校。”

奥尔加洛蒂是我和塔拉莫先生共同的朋友，他给这种新型的儿童学校起了一个幸运的名字——“儿童之家”。使用这个名字，我们的第一所儿童学校于1907年1月6日正式开张。这所学校交由肯迪达·奴西特里管理，而我则负责对它进行指导和监督。

同一年，即1907年4月7日，第二所“儿童之家”在圣洛伦佐区开张。1908年10月18日，慈善家协会在米兰市的工人居住区创立了另外一所学校。慈善家协会的工厂还承担了另外一项任务——制造我们使用的教学仪器。11月4日，第三所“儿童之家”在罗马开张，这所学校没有设在平民居住区，而是设在了一座中产阶级居住的现代化大楼里，这座大楼坐落在维阿·法吗高斯塔。1909年1月，瑞士开始对其孤儿庇护所和儿童收容所进行改造，抛弃了过去所使用的福禄贝尔教育体系，转而使用我们目前在“儿童之家”所采用的教育方法和教学仪器。“儿童之家”具有双重的重要性。一方面，由于它采取在住宅中建立学校这种独特的办学方式，所以它具有社会重要性；另一方面，它在对幼儿进行教育时所采用的教育方法，又使它具有教育的重要性。我目前正在对这种教育方法进行试验研究。

我说过，塔拉莫先生的邀请给了我一个极好的机会，使我可以把弱智儿童的教育方法应用到正常儿童的教育上。我所说的正常儿童的年龄并不是上小学的儿童那样的年龄，而通常是婴儿收容所里婴儿那样的年龄。

如果弱智儿童和正常儿童的智力有可能相同的话，那么肯定是在他们非常年幼的时候才可能出现这种现象，那时他们还没有发育的能力，在某些情形上，那些智力还没有发育的儿童与此类似。

对于非常年幼的婴儿来讲，他们的肌肉运动还不能协调进行，因此他们走路不稳，无法完成诸如扣上和解开外衣等正常的生活举动。他们的感觉器官——比如眼睛的适应性调节能力，还没有得到完全的发育。语言是人最基本的行为，通常那些非常年幼的婴儿会有语言缺陷。很难固定注意力、身体通常站不稳等，是正常婴儿和弱智婴儿所共有的特点。在普雷耶对儿童的心理学研究中，他也阐明了由疾病引起的语言缺陷和正常儿童发育过程中的语言缺陷是相同的。

那些可以增长弱智儿童智力的教育方法同样会有助于幼儿的发育。因此，我们应当对之加以调整，让它们构成一种可用于正常人品格教育的重要部分。许多儿童之所以由暂时的缺陷变成了永久性的缺陷，比如语言缺陷，就是因为在婴儿发育这一最重要阶段，即在他3～6岁这段，形成并建立他最主要身体器官功能的时期，对他的发育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由此就会形成一些永久性的缺陷。

这表明我在“儿童之家”的教育实验是非常重要的，它代表了我所做的一系列实验取得的成果。在这些实验中，我尝试着使用教育弱智儿童的方法去对正常儿童进行教育。我的工作并不只是任何一种形式的应用，它只不过是一种塞昆教育幼儿的纯粹而简单的教育方法，任何看过塞昆著作的人都会很容易地看到这一点。不过，可以肯定的一个事实是，这两年的教育实验为正常儿童的教育奠定了实验基础，这种实验基础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时期，它代表了伊塔德和塞昆两个人一生中最热心的事业。

对我来说，在塞昆的第二本书出版30年以后，我又开始继续利用他的教育思想，甚至可以说，我是在精神饱满地继续从事着这位伟人的事业，而塞昆则是从他老师伊塔德那里继承了这一事业和思想。在这10年中，我不仅按照他们的教育方法进行实验，而且我还通过自己虔诚的思考，吸收了这两个崇高而神圣的伟人著作中的思想，他们为人类留下了最生动的证据。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十年的实验工作可以被认为是对伊塔德和塞昆两个人40年工作的一个总结。从这一点来看，在这只有两年时间的极其短暂的实验之前，我们已经进行了50年的勤勉工作，为这两年的实验工作做好了准备，我认为这些实验代表了从伊塔德到我三位外科医生连续不断地工作。我的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它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们已经沿着精神病治疗法的道路迈出了第一步。

毫无疑问，“儿童之家”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展，因此值得我们单独撰写一本书来详细描写它。实际上，“儿童之家”通过乌托邦般的儿童教育方式，解决了很多社会问题和教育问题，是学校进行现代化改革的一部分。可以肯定，这种改革很快就能够实现。在这一方面，它们直接接触到了社会问题中最重要的一面——涉及到了人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和家庭生活。

PART 3　孩子们的理想家园

让我们来想象一下。假如现在有人对着你们大喊：“走，让我们去看一看那些悲惨的贫困家庭吧。因为他们那里出现了幸福、洁净和和平的征兆，他们将拥有自己理想的家。在贫困和罪恶严重的地区，一场道德拯救工作正在进行中。人们正在从罪恶的麻痹和愚昧无知的阴影中走出来。小孩子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家’。新生的一代正在步入一个新时代，一个人们不再为贫困与不幸而悲痛的新时代。在这样的新时代里，罪恶和悲惨不幸都已经成为过去，生活中再也找不到它们的踪迹。”如果了解到这些，我们将经历多大的情感转变啊！我们一定会加快脚步，就像那些在梦想和希望之星指引下的有识之士一样，赶紧到那些贫困家庭去看看吧。

我讲这些，就是想让你们了解到这间简朴的房子的伟大意义及其里面真正美好的东西，它看起来就像母亲从房子里分出的给孩子玩乐的小空间。这就是建立在圣洛伦佐贫民区的第二个“儿童之家”。

圣洛伦佐区是一个著名的地方，因为所有报纸每天都会刊登发生在这里的恶性事件。然而，仍有许多人并不熟悉我们城市的这个居民区的起源。

人们一开始并没有打算在这里建立一个居民区。事实上，圣洛伦佐区并不是一个居民区，它是一个贫民区。这里居住的都是低收入的、失业的工人。刑满释放的犯人在被监管期间也会到这里居住，他们聚集在一起，混杂在一起。

圣洛伦佐区是1884～1888年期间建设大热潮时期兴建起来的。这些房子既不符合社会标准也不符合卫生标准，它们只是在地面上一英尺一英尺地垒起来的墙。所有这些都完全忽视了其对将来造成的严重后果。很显然，没有人会关心他所建的房子是否坚固，因为建筑工人是不会住在这种房子里的。

1888～1890年大风暴爆发时期，这些房子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厄运，它们长期无人租住。不过后来，随着对房屋需求的增加，这些房屋又渐渐开始出租出去了。但是，那些亏本的投资者不愿意进行再投资以修缮和维修这些房子，因此，这些初建时就完全不顾卫生法的房子，在作为临时住所使用后，情况就变得更为糟糕了，它们现在逐渐地成为了城市最贫困阶层的居住地。

可是，这些不是专为工人阶级建造的套间，都太大了，每个套间有五六个甚至七个房间。虽然租金相对于其面积而言是相当便宜了，可是对于任何一户穷家庭来说还是太贵了。这就导致了转租现象。有的房客以每月8美元的价格租赁一个有六个房间的套间，然后他再以每间每月1.5美元或2美元的价格把这些房间分租给那些只能承担这个租金的房客，甚至把房间的一角、或一个走廊租给更穷的房客，这样他的月收入就能达到15美元或更多，远远超过了他的租金。

他这样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自己的生存问题，并可以在每次交易中通过放高利贷来增加收入。二房东在房客们处于极端困境的时候，就以一定的利率借给他们一小笔钱，通常，2美元的贷款每星期要付20美分的利息，相当于500%的年利率。

这就在转租中出现了高利贷这种最残酷的方式，只有穷人才知道这些欺诈穷人的高利贷方式是多么残酷。

我们在这些地区还发现了诸如生存环境拥挤、混乱、罪恶和犯罪等情况。报纸不时地向我们披露这样的情况：一个大家庭里，成年男孩和女孩睡在一个房间，而房间的角落里却住着一个外地人，她是一个每晚都接客的妓女。他们的所作所为都被孩子们看到了，邪恶的念头在他们心头激发出来，于是犯罪和流血事件就出现了。这些只是大量悲惨描述中的一个小小的细节。

无论谁第一次进入这些屋子的时候都会感到惊讶和恐惧，因为展现在他眼前的真正悲惨的景象，根本不是想象中的那种过分夸张的虚构场景。我们进入了一个阴暗的世界，这里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黑暗，即使是在中午，我们也很难看清房间里的摆设。

当我们适应了这里的昏暗后，我们看到了一张床的轮廓，上面蜷缩着一个人——可能是病了。当我们给他们送互助金时，我们必须在数钱和签署收据时点燃一枝蜡烛。遗憾的是，每当我们谈到社会问题时，通常总是含糊其辞、不切实际的，而不是对客观事实和真正具体环境进行认真调查，然后再做出明智的判断。我们常常热情洋溢地讨论孩子的家庭学习问题，然而，家对于许多孩子来说仅仅意味着是一个黑暗的茅屋角落里铺着的稻草垫子。我们希望建立一些流动图书馆，这样穷人就可以在家阅读了。我们计划送一些书给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这将有助于他们形成自己的文学知识，通过书的影响力他们将会逐渐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我们希望这些书籍能使他们懂得一些关于卫生、道德和文化方面的知识。但是，这恰恰反映了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目前迫切需要的东西。他们中的许多人根本没有灯光条件来阅读这些书籍！目前急需社会改革者解决的问题，实际上是改善穷人生活质量的问题，而不仅仅是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

谈到出生在这个地区的儿童，我们甚至不得不改变我们习惯的表达方式，因为他们不是“一睁开眼睛就看到了光明”。他们来到了一个阴暗的世界，他们生活在阴暗笼罩的有害环境中。这些孩子身上必然是肮脏的，因为一个套间的水原本是计划供应三、四个人使用的，而现在要二、三十个人共同使用，这几乎连饮用水都不够！

我们意大利人把意大利语中的“家”（casa）提高到英语中近乎具有神圣意义的“家”（home）的地位。这是一个充满温馨、只有亲人才能进入的圣殿。

但是现实状况却远远不是一回事。许多人没有“家”（casa），他们只有苍白可怕的墙壁。在这苍白的墙壁里，连最隐私的生活行为都被曝光示众，让人笑话。这里没有隐私，没有谦逊，没有亲切感，甚至经常没有阳光，没有空气，没有水！然而，我们却在这里大肆宣扬我们的观念：家是普及大众教育的必要条件，它作为必需设施，是社会建设的唯一的坚实基础。在这一点上，我们不是实际的改革者，而像是好幻想的诗人。

我认为，穷人还不如露宿街头，这比我刚刚所描述的环境还要更有秩序、更清洁。但是这些街道经常发生流血事件、争吵事件，甚至发生几乎不可思议的恶性事件。报纸上有报道说，妇女被她们的醉鬼丈夫追杀！年轻的女孩更害怕的，也许不是死亡，而是卑鄙的男人向她们扔石头。我们还目睹了一件难以言状的事情——一个可怜的妇女被一个醉鬼强奸后，被扔进了水沟里。天亮后，附近的孩子都聚拢到这里，像一群食腐动物围着死尸一样，大喊大笑，肆意嘲笑着这个可怜的妇女，甚至用脚去踢她那躺在水沟污泥里的伤痕累累的污秽身体！

这种极端残忍的事件可能会发生在这个文明的摇篮、艺术王国的国际大都市的门口，因为过去的几个世纪从来没有这样的事实：即对贫穷大众的隔离。

在中世纪，麻风病人被隔离了；天主教徒曾隔离过犹太人区的希伯来人；但是从来没有这么大张旗鼓地把贫穷看作是多么危险和可耻的事而必须隔离穷人。穷人们的家散落在富人家中间，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在我们现在的文学作品中是很常见的。事实上，我上小学的时候，老师在道德教育课上就经常用一些这样的例子：善良的公主常帮助隔壁木屋里的穷人。或是富人家的好孩子常给附近顶楼里生病的妇人送食物。

现在，所有这一切都像神话故事一样，是不真实和虚幻的。穷人再也不会从他们富人邻居那里学到礼仪和好的教养，穷人再也不能奢望在他们急需帮助时得到富人的帮助。我们把他们驱赶出我们的居住区，远离我们，不给他们房子住，让他们在饱受绝望折磨中相互了解野蛮和罪恶的残酷。任何一个有社会意识的人都会清醒地意识到：我们就这样创造出了一个严重危害城市的传染区。即使我们原本想按照贵族式的理想，希望建造一个美好、光明的城市，但我们却给这个城市强行带来了一切丑恶和疾病。

当我第一次走过这些街道时，我仿佛置身于一个刚经历过大灾难的城市中。我仿佛看到了与命运抗争所留下的阴影依然折磨着那些不幸的人们。他们苍白的脸上充满了恐惧，失魂落魄地走在寂静的街道上，与我擦肩而过。这种寂静仿佛意味着这个社区的生活已被中断了、崩溃了。这里没有车水马龙声，没有街头小贩欢快的叫卖声，更没有街头卖艺人的琴声，甚至没有贫民区的喧闹声，整个街道显得如此忧伤，就像死一般的寂静。

看着这些坑坑洼洼的街道，歪歪斜斜、破烂不堪的门阶，我们几乎可以想象这里曾发生过大水灾，洪水冲走了这里的泥土。但是我们看到这些空荡荡的房子，破损不堪、千疮百孔的墙壁，我们由此认为也许一场大地震刚刚席卷了这个地区。后来，我们再进一步观察，我们发现在这些地区周围连一个商店都没有。这个社区简直太穷了，连一个最普通的提供人们日常生活用品的廉价商店都没有。仅有的是一家廉价的酒店，它敞着门，从里面散发出一股低劣的酒味。看到这一切，我们深深感到，人们所受的最深重的苦难并不是来自自然界的灾难，而是来自贫穷——与罪恶密不可分的贫穷。

我们不时地关注着这些不幸和危险的状况。报纸上那些关于暴力事件和不道德的犯罪的新闻报道，震撼着每一个慈善工作者的心灵和良知。也许有人会说，每种苦难形式都会有相应的解决方法，然而我们已经尝试过了所有的方法：从挨家挨户宣传卫生准则，到建立孤儿院、“儿童之家”和社区诊疗所。

但是慈善工作到底是什么呢？它充其量只是一种表示悲痛的方式，这种形式的慈善行为的收益不可能很大。由于缺少持续的收入和必要的组织，它仅局限于一小部分人。另一方面，这种大范围的罪恶危险，需要一个广泛的、全面的工作组织来指导整个社区的拯救工作。只有这种为他人谋福利的组织，才有可能同全人类共同发展并繁荣起来，只有这样的组织，才能在这样的社区从事工作，完成这项持久的有意义的事业。

罗马住宅改善协会所从事的宏伟慈善事业，恰恰满足了这种迫切需求。根据协会总干事爱德华·塔拉莫的计划，协会工作正以先进的高度现代化的方式进行着。他的计划是首创性的、全面的、且切实可行的，在意大利或世界其他地方都是独一无二的。

这个协会是三年前在罗马成立的。它的计划是首先取得城市的地产权，然后对其进行重建改造，改善其居住条件，并像一个好父亲管理一个家庭一样，妥善管理它们。

协会购买的第一批地产包含圣洛伦佐区的大部分房子，现在协会在那儿已拥有58栋房屋，占地面积约30000平方米，包括底楼和1600个小套间。这样，成千上万的人将从协会房改中获益。承包这个有益的慈善项目之后，协会开始着手按照最现代的卫生、道德以及建筑标准改造旧房屋。建筑结构的改变会给他们带来实际的利益和不断的增值，而卫生和道德状况的改变，可以提高居民的居住环境，从而使这些公寓的租金更加物有所值。

因此，建筑协会制定了一系列逐步实现这个目标的计划项目。分步进行是有必要的，因为房子紧缺，一次性腾空一栋房子是很不容易的，而且整个进程我们都要注意到人道主义原则，这也使重建工作不可能快速进行。所以，到目前为止，该协会在圣洛伦佐地区仅仅改造了三栋房子。随后的改造计划如下：

1.拆除建筑中那些不是为了居住而是纯粹出自商业角度，为了多收租金而建的所有部分。也就是说，新的工程要拆除旧建筑中那些阻挡了中心庭院的部分，拆除那些阴暗的、通风差的套间，从而使其他房间有充足的空气和光线。宽敞的通风的庭院取代了通风差、采光不好的房子，使剩余的房屋更有价值，当然更令人满意。

2.增加每栋房屋楼梯的数量，以更切实可行的方式划分房间的空间。把一个有六七个房间的套间改造为带厨房的一居室、二居室或三居室。

房改工作的重要性可以从经营者的经济角度和承租者的实际利益角度两方面来看。增加楼梯的数量就可以减少由于人多而对墙壁和台阶造成的过分损害。房客们会更自觉地爱惜这些建筑设备，养成清洁、有序的好习惯。不仅如此，还能减少每个套间里房客们的接触机会，尤其是深夜，这大大提高了居民的道德健康水平。把一栋房子分成几个小套间有助于改善道德水平。这样每个家庭都被分开，就有了真正意义上家的概念，而且从根本上解决了转租所带来的过分拥挤和不道德而造成的罪恶威胁。

这种房屋改造，一方面减轻了住户们的负担，另一方面也增加了经营者的收入，他们现在也获得了过去分租体制中不合法的收入。当经营者以每月8美元的价钱租出一个六个房间的套间后，把它分成三个小的、有阳光、通风的、带厨房的一居室。很明显，他由此而增加了收入。

现在看来，当时房改的道德意义是非常巨大的，因为它消除了坏影响，降低了过分拥挤和男女混杂接触的机会，第一次给这些人带来生命，让他们第一次有那种自由呆在自己家中的感觉，第一次有了家庭的亲密感。

然而，协会的计划还远不止这些。这些房子不仅为住户提供了充足的阳光和空气，而且提供了良好的秩序和后勤保障，一切似乎都闪烁着光芒，散发着纯洁和清新的气息。但是住户如果想享受这里美好的东西，就必须承担一定的责任：他必须上缴一定的爱护房屋税和善意税。住户必须保持这里整洁的环境，必须保护楼房里从公共走廊到自己房间的所有墙壁。那些保持房子良好环境的住户将得到表扬和尊重。这样所有的住户一起努力搞好卫生，最后就有可能完成这样的简单任务：保护完美的生活环境。

这里确实有一些新颖的东西！到目前为止，只有国家建筑才有持续的维护资金。而现在，这里房屋的维修都委托给一百个左右的工人，也就是说，这里所有的住户。他们对房屋的爱护心几乎是接近完美的。他们把房子保护得很完美，没有一点污垢。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建筑两年来完全处于房客们的保护之下，所有的维护工作也都交给了他们。令人惊讶的是，我们的家很少有像穷人的家那么整洁、清新的。

我们这个试验的结果是值得人们注意的。人们用爱心一起建造家园，并保持这里的整洁。他们更多地希望美化自己的家园。为此，协会在院子和大厅的周围都种上了花草树木。

出自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他们对新社区自然而然地有一种自豪感，正是这种自豪感使所有住户更加细心地照顾这所房子，去追求更高更文明的生活质量。他们不仅是住在房子里，而且他们知道如何居住，如何爱护他们所居住的房子。

初步的房改引起了其他方面的改革。他们从房屋的整洁转到个人卫生。他们再也不能容忍脏家具摆放在干净的房子里。长期住在整洁的房子里的人也逐渐要求个人卫生。

该协会最重要的卫生改革就是对浴室设备的改造。每栋改建的房子都有公共浴室，浴室里有浴盆和淋浴喷头，并且供应热水和冷水。所有的住户都可以轮流使用浴室，就好像大家轮流使用院子里的水池洗衣服一样。这大大鼓励了人们爱清洁的习惯。房子里的冷热水浴相对于一般公共浴室而言是一大进步。用这样的方式，我们就有可能使他们同时得到健康和清洁，那些在罪恶黑洞里曾经有的恶劣习惯也消失了。

但是，当协会在努力进行大楼维护时，又遇到了一个困难，即，那些学龄前儿童在父母外出工作时不得不整天单独留在家里。这些小孩子不能理解要求他们父母爱护房子的真正意义，于是成为了无知的捣蛋者，他们在墙壁和楼梯上乱涂乱画。这样我们就有了另一项改革，其花费由住户间接承担，我们用住户上缴的“爱护房屋税”创办了“儿童之家”——一个专门属于学龄前儿童的家。在外工作的母亲可以很放心把孩子托付在“儿童之家”，从而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但是如果住户不上缴“爱护房屋”和“善意”税，他们就不能享受这样的待遇。“儿童之家”墙上贴的制度规定：

母亲有义务把孩子干干净净地送到“儿童之家”，与教员共同教育孩子。

母亲有两个义务，即在身体上和精神上照顾好自己的孩子。如果通过交谈，孩子表现出家中的那种态度，破坏了学校的教育工作，那么他就会被送回到父母那里，以让那些父母得到教训，使他们懂得要好好珍惜这么好的机会。那些生活质量差、爱打架、行为粗鲁的父母会感到教育孩子的重担。他们明白自己曾经过着被人忽视的黑暗生活，他们不想让自己的孩子重新过这种日子。也就是说，父母必须学会享受“儿童之家”给他的孩子带来的良好教育。

只要父母们有“美好的愿望”，愿意按照协会的要求去做就足够了，因为女教员都做好了准备，并很愿意教这些孩子。规章制度规定，母亲每周至少要与女指导员交谈一次，以了解孩子的情况，接受女教员提出的有益建议。这些建议无疑会对孩子的健康和教育有很大的启蒙作用，因为“儿童之家”会给每个孩子指派一名医生和一位女教员。

女教员通常充当母亲的角色，她作为有文化、有教养的人，是这栋房子里居民的榜样。她必须住在这栋房子里，与她的学生生活在一起。这一点非常重要。生活在这些几乎是粗野的人中间，没有人敢在夜里赤手空拳地进入这些房子。她们来到这里不仅是为了教学，她们还要过他们那样的生活。一个文化人，一个专业教育者，决定把自己的时间和生命都用于帮助她周围的人！她是真正的传教士，是他们中的道德女王。只要她有足够的技能和热忱去工作，她将在工作上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功。

这个居住区真的很现代，就像一个无法实现的梦一样。在此之前确实也有人尝试过，他们曾努力走到穷人中，与他们生活在一起，教育他们。但这样的工作是不实际的，除非穷人的房子有良好的卫生条件，让他们可能过上更好的生活。除非这些有共同利益的住户向着美好的目标共同努力，否则这个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

居住区很现代，也因为有了“儿童之家”这种教育机构。这不仅仅是一个可寄托孩子的场所，它不只是一个儿童收容所，而是一所真正教育孩子的学校，它的教学方法是根据科学的教育学基本原理而形成的。

我们这里重视孩子们的身体发育，我们从人类学的角度研究每一个孩子。我们所进行的语言训练、系统感官训练以及直接锻炼孩子适应实际生活的练习，这些形成了我们教育工作的基础。这种教学工作有明确的目的，而且需要非常丰富的教学用具。

在这里，我不可能叙说学校的所有细节。然而，我必须提到的是，学校里已经有了浴室，孩子们可以洗热水澡或凉水澡，他们可以学会洗手、脸、脖子、耳朵。如果有可能，罗马住宅改善协会还会为孩子们提供一块空地，让他们学会在上面种一些日常的蔬菜。

我有必要在此谈谈，“儿童之家”作为教育机构在教育学上取得的进步。这是很重要的。那些熟悉学校主要问题的人都知道，目前特别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家庭和学校在教育目标上要协调一致。这个原则是理想化的，是不现实的。家庭总是与学校有一定的距离，而且常常违背它的理想。这是学校无法插手干涉的。家庭不仅同教育进步，还常常同社会进步切切相关。在这里，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实现人们长期谈论的教育理想的可能性。我们已经把“儿童之家”学校建在居民区，但这还不够。我们把学校当作居民区的一种集体财产，我们要把老师完成神圣的教学任务的整个生活都展现在孩子家长面前。

学校的这种集体所有的概念很新颖，非常美好，并具有很大的教育意义。

家长们都知道，“儿童之家”是他们的财产，是由他们交纳的一部分房租来维持的。母亲们可以随时去观察、评价、思考那里的生活。他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不断反思并帮助他们自己的孩子。母亲们都喜爱“儿童之家”，也很尊重女教员，这些好心的母亲非常关心孩子们的老师，他们经常在教师窗台上放些糖果或鲜花。

经过“儿童之家”这样三年的训练后，母亲把他们的孩子送到普通小学，为此他们就能很好地配合教育工作，并且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她们通过自己的行为和自己的品德证明她们值得拥有这么有教养的儿子。“儿童之家”作为教育机构所取得另一个进步是与科学的教育法有关。到目前为止，教育学仍建立在对学生人类学研究的基础上，它仅仅涉及到了教育改革中的一些实际问题。因为人不仅是生物体，还是社会的产物。在受教育过程中，个人的社会环境就是家庭。科学的教育法如果不能成功地影响新一代的生长环境，那么它想教育好新一代的努力也是徒劳的。因此，我认为，我们只有在居民区宣传新的真理，取得文明的进步，我们才能解决新一代直接的环境问题，才有可能实际运用科学教育法的基本原理。“儿童之家”的另一个成功之处是，它迈出了家庭教育社会化的第一步。居民们发现能在他们的屋檐下，能有这么一个方便地寄托自己孩子的好地方——“儿童之家”，这里不仅安全而且对孩子还很有益。

让我们记住这些，居民楼所有的母亲都能享受这种特权，她们可以轻松放心地去工作。以前社会上只有一个阶层可以享有这种特权。有钱的女士们可以把孩子放在保姆或女佣那里，自己出去工作或去娱乐消遣。现在，住在这种改建过的居民楼的妇女们也可以像贵妇人一样说“我已经把儿子留在了保姆和女佣那里了”。除此之外，她们还可以像公主一样说，“家庭医生照料他们，指导他们健康成长”。这些妇女，就像英国和美国最先进阶级的母亲一样，她们有孩子的“成长登记表”，女教员和医生为母亲们在上面登记了孩子的成长和健康状况。

我们的“儿童之家”在意大利或其他地方是独一无二的。它的意义是十分深远的，因为它符合时代的需求。我们不再说“儿童之家”所提供的服务可以使母亲不再承担那些自然的社会责任，即照顾和教育孩子的责任。是的，现在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要求职业女性去赚钱，并强行剥夺她们认为最重要的责任！母亲能在任何时候丢下她的孩子，甚至要忍受她的孩子被遗弃的痛苦。“儿童之家”所带来的好处不仅仅局限于劳动阶级，它也会给中产阶级中的许多脑力劳动者带来好处。教师、教授经常在课余时间要给私人上课，经常把孩子留给粗鲁的、无知的全职女佣来照顾。实际上，对“儿童之家”最初的需求是来自一些高级阶层人士，他们纷纷来信要求在他们的社区里也能进行这些有益的改革。

那时，我们正在社区里把“母亲的职能”——女性的职能共有化。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个举措解决了许多似乎无法解决的妇女问题。有人会问，如果妇女都离开了家，那么家会变成什么？家的功能将会被转化，家将承担妇女的责任。

我们以“社区医务所”为例。妇女天生就是家人的护士，但是又有谁知道最近她经常不得不忍痛离开她病床上的亲人而出去工作。竞争是很激烈的，她不上班就可能丢掉这份谋生的工作。现在可以把生病的人送到“社区医务所”里，她可以在晚上随时来探望，这显然对这样的妇女大有帮助。

家庭卫生状况也取得了很大进步！这与隔离和消毒有关。难道有人会不知道当穷人的孩子得了某种传染病后把他同其他孩子隔离起来是多么的困难？这样的穷家庭一般在城市里没有亲属和朋友，因而不能把其他的孩子送到别处去。

更远的，但并不是不可能的，是社区食堂。住户早上在社区食堂订餐后，哑巴侍者就会把饭准时送到各个家庭的餐厅里。事实上，这在美国已经成功试行了。这对那些中产阶级家庭来说是很有益处的，因为他们过去必须把自己的健康和餐桌上的欢乐交到一个无知的、常把饭菜做坏的仆人手里。目前解决这种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走出家门，到餐厅里吃便宜的快餐。

事实上，社区改革弥补了家庭妇女成为职业工作者后的家庭损失。这样社区已成为一个中心，集中所有迄今为止所缺乏的好东西：学校、公共浴室、医院等等。

因此，这种趋势大大改变了整个社区，原来是罪恶和危险的地方，现在已变成教育中心、文化中心和娱乐中心。这里除了为孩子们兴建学校外，还为居民们建立了俱乐部、阅览室，这是有帮助的，尤其是那些男人们，他们就可以愉快地正当地打发晚上的时间。社区俱乐部就像“儿童之家”一样，在社会各阶级中都是切实可行的、有用的。这些俱乐部将促使关闭那些赌博场所和酒吧间，大大有益于人们的身心健康。我相信，优质建筑协会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在圣洛伦佐地区那些改建的社区里建立这样的俱乐部。俱乐部建好以后，居民们可以在俱乐部里读书看报，还可以听一些简单的有益的讲座。

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事实：由于变化的社会和经济状况，妇女们被迫用她的时间和精力做一些有偿工作。但是我们不要因此而担心家庭的解散。家本身充当了家庭主妇的角色。也许会有这样的一天，住户们只要付给经营者一定数目的钱，就能换回舒适的生活环境所必需的东西，换句话说，管理部门将变成家庭的管家。

可以这么认为，这个“住房”（house）经过演变后，将包含英语单词“家”（home）更崇高的意思。这个家不只是由墙壁组成，家将不仅仅只是这些。它是有生命的！它是有灵魂的。可以这样说，它像母亲一样张开温柔、宽容的双臂去拥抱她的亲人；它是道德和幸福的给予者；它关心、教育、哺育着这些孩子。在家里，疲惫的工人可以得到很好的休息，以崭新饱满的精神去迎接生活。他在这里能找到家庭的幸福与快乐。

获得新生的妇女，像蝴蝶一样脱蛹而出，她们不再是男人的附属品。她将像男人一样，成为一个独立的人、一个自由的人，成为一名社会工作者。她将像男人一样，能在改建过的住所里得到幸福和充分的休息。

她应该希望被人爱，而不再是一个供人享乐和消遣的玩物。她应该希望不再做任何奴役性的工作。人类爱情的目标不是实现自我满足，它的崇高目标是增强人类的自由精神力量，从而使爱情变得更加神圣，最后在这种美好纯洁的爱情里，传宗接代。

这种理想的爱情曾在尼采所描述的查拉士特拉的妇女身上具体表现出来：她真诚地希望自己的儿子比自己幸福。她问他的男人，“你为什么需要我？也许是因为独居生活的危险吧？”“如果是那样的话，请远离我吧。我希望你是一个可以征服自己的男人，一个心胸宽广的男人。我希望你有整洁健壮的身体。我希望我们的身体和灵魂都结合在一起，来创造我们的儿子！创造一个前所未有的、更好更完美健壮的儿子！”

男人婚后的目标就是这样：有意识地培育更优秀的后代。但是这个崇高目标很少有人去想。将来社会化的家充满了生机，它是有远见的，是很亲切的，它既是教育者又是安慰者。那些有意识地培养更优秀后代的并使人类繁荣延续下去的夫妻非常期待的这样的家，他们认为这才是他们真正值得的家。“儿童之家”的规章制度罗马住宅改善协会在××号居民楼建立“儿童之家”，凡居住在该居民楼的居民的学龄前儿童均可入学。“儿童之家”的主要目的是：为那些需要外出工作无人看管的孩子的父母提供免费服务。“儿童之家”着重关注儿童的教育、健康、身心发展情况。我们将根据孩子的年龄采取合适的工作方法。“儿童之家”聘请女教员、医生和保育员各一名。“儿童之家”的计划和时间表由女教员安排。凡本居民楼内3～7岁的儿童均可入“儿童之家”。凡愿意享受“儿童之家”这种优惠待遇的家长，无需缴费，但他们履行以下义务：1.家长必须按规定时间把孩子送到“儿童之家”，保证孩子身体和衣服都是干净的，并穿上合适的围裙。2.家长必须尊重“儿童之家”的女教员及所有工作人员。在儿童教育方面必须同女教导密切合作。母亲们每星期至少与女教员交谈一次，向她介绍孩子在家中的表现，并听取教员的有益建议。凡发生下列情况，孩子将被“儿童之家”开除：1.那些没有梳洗、或穿着脏衣服被送到“儿童之家”的孩子。2.那些屡教不改的孩子。3.那些家长不尊重“儿童之家”工作人员、或家长的恶劣行为破坏了“儿童之家”的教育工作的孩子。

PART 4　儿童之家的教育方法

儿童心理学研究只有通过外部观察的方法才能进行。我们必须抛弃进行内心记录的任何念头（想法），因为内心只能通过实验对象自身的内省世界才能反映。用于教育学研究的心理测量仪器至今为止还局限于触觉研究时期。

我还打算尝试其他的研究，但又要保持自己研究的独立性，不带有任何的偏见去从事自己的研究工作。作为最精华的部分，我记住了冯特的一个主张或者说是定义，即“实验心理学所有研究方法可以归结为一种方法；那就是对实验对象进行详尽的记录观察”。

对儿童进行研究，我们有必要考虑到另一方面：儿童发育的研究。在这里，我也保持相同的一般标准，但是不坚持任何根据年龄区分孩子活动的教条主义。人类学研究

对于儿童身体发育的研究，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对儿童定期进行人体测量的观察，并选择最重要的进行观察。

我设计了一种米制人体测量仪器，它的范围是0.5～1.5米。我们可以把一个高30厘米的小凳放置在这种人体测量仪器的地面台上来测量儿童的坐姿高度。我现在建议设计一种立柱两侧带有刻度的人体测量仪器，一侧量立高，一侧量坐高。在测量坐高的一侧，把零刻度指向30厘米，也就是相当于放置的小凳子的高度。立柱两侧的指示刻度是相互独立的，我们可以同时测量两个儿童。这样我们就能避免挪动凳子带来的不便和时间的浪费，同时也能避免不同刻度换算的麻烦。

配备了这样的研究技术后，我决定每月测量儿童的高度：坐姿身高和立姿身高。为了使这些定期测量尽可能准确地反映他们的发育情况，同时也为了使教员研究工作更具规律性，我做出规定，我们必须在孩子满月当天进行这些测量。为此我设计了以下的登记表：

每个日期数字对应的空格用来登记每个儿童的出生日期。这样教员就知道哪天测量哪些孩子，并把测量结果填写到相应的空格里。用这样的测量方法，我们就能获得一张非常准确的儿童体重登记表（参见下表），而且不会让教员们感到负担过重或者很疲劳。

关于儿童的体重，我安排他们在洗澡前用浴室里的磅秤每周测量一次。根据孩子们的出生日期，如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等，我们在孩子们准备洗澡时，测量他们的体重。如果我们假设一个班级有50个学生，那么这些孩子们就被分成7天洗澡，每天有3～5个孩子洗澡。当然，理论上我们需要每天洗澡，但是要做到这些，我们需要一个大浴室或者许多小浴室，以便我们能立即给许多孩子洗澡。即使每周给他们洗一次澡也给我们带来很多困难，为此我们有的时候不得不放弃。在许多时候，我们安排测量体重就是为了安排和确保孩子定期洗澡。

我似乎认为上述人类测量、身高体重的测量和记录应该是女教员需要从事的唯一事情，因此事实上也是我们应该在校园内从事的唯一事情。我计划让一个已经成为或者准备成为儿童人类学专家的内科医生进行其他测量。同时，我自己也会进行这种特殊测量。

内科医生的检查必须是综合的。为了使这些测量简单便利和有规律性，我设计并印制了以下体检表：

编号________

日期________

姓名________

年龄_________

父母姓名____________

母亲年龄____________

父亲年龄____________

职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遗传情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情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体素质情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肌肉状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肤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发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备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上所见，这些体检表非常简单。我之所以把体检表制作成这样，就是希望医生和女教员能够自由独立地使用它们。按照这种方法，人类记录将会有次序地进行，同时操作的简单性和体验表的清楚性将保证我们顺利进行这些基本的观察。根据医生的成长登记表，我建议我们每年进行一次以下测量：头围；头部的两大直径；胸围；头部指数；体重指数和身高指数。关于如何选择这些测量的进一步信息可以参阅我的论文《人类教育法》。这些测量要求医生在孩子满一岁的那个星期或者至少那个月内进行，如果有可能，最好在生日当天进行测量。这样医生的工作就变得很简单，因为它具有规律性。我们学校每个班级最多50个孩子，他们的生日分散于365天里，这就使医生能不时地进行测量工作，工作负担不是很重。教员的职责就是通知医生孩子们的生日。

进行这些人类测量对于孩子们也有教育的一面。当他们离开“儿童之家”，他们就知道怎么清楚肯定地回答以下问题：

你的生日是星期几？

你的生日是几月几日？

你的生日是什么时候？

而且通过进行这些测量，他们将会养成有条理的习惯，最重要的是，他们将形成自我观察的习惯。事实上，我可以在这里说，孩子们对测量非常感兴趣。一听到老师说要量身高，孩子就立即开始脱鞋子，欢笑着跑到人体测量器的地面平台上站好。他站得非常标准，教员只要操作指示器并读出结果就行了。

医生除了用普通器械进行测量外（测径器和金属码尺），他还要对孩子们的肤色、发色、肌肉、淋巴腺及血液情况进行观察。他注意观察任何的畸形情况，并向家长详细描述任何的病理症状（佝偻病、少儿麻痹症、视觉缺陷的任何迹象）。对儿童进行这种有目的性的研究，将指导医生在适当的时候同孩子的父母讨论一下孩子的病情。如果后来医生发现有这个必要性，他会给孩子家做一个全面的清洁检查，建议采取必要的治疗方法，从而使他们避免湿疹、耳炎、发烧症状、肠功能紊乱等疾病的干扰。

我们手头这种仔细的工作可以得到居民诊疗所的大力协助，他们可以对孩子进行直接治疗和持续观察。

我发现，我们在诊所里对病人进行的常规询问不适合在我们学校使用，因为这些住户的家庭成员大部分是非常健康的。

因此，我鼓励女教员们从她们与孩子母亲的交谈中收集一些实际的信息。她必须了解到孩子父母的教育程度、习惯、工资水平，他们花在房子上的钱等等信息，并从这些信息中了解每个家庭过去的情况，这种做法大多基于让·布莱采用的次序。当然，这种方法只有当女教员同孩子们居住在一个社区时才是可行的。

然而，医生告诉母亲如何对孩子进行清洁照料，以及提醒他们注意清洁的用法说明，这些证明都是非常有用的。女教员应该是这些事情的中间人，因为这些母亲相信她，她可以把医生的建议转达给母亲，这样母亲们就很自然地采纳这些建议。为孩子创造良好的教育环境

观察方法，无疑必须包括对孩子形态发育的系统观察。但是我重申一下，虽然这种观察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其方法的建立并非基于这种特殊的观察。

观察方法是建立在一个根本基础上——学生自发表现的自由原则。

当看到这时，我首先想到环境问题，这当然包括教室设备。我想，作为学校环境的重要部分，我们应考虑建一个带有花园的大操场，这不是一个新建议。

新颖的部分可能是如何使用这些户外空间，它应与教室直接相通，这样孩子们就能整天随意地自由出入。我将在后面详细叙述这些。

学校设备最主要的改动就是撤掉所有的课桌、课椅或固定椅子。我制作了一些又大又结实的八边形桌子。它既稳定又轻便。实际上，两个4岁的孩子就能轻易地把它搬动。这些桌子是矩形的，而且足够大，可以容纳两个孩子。如果孩子们坐紧一些，这张桌子可以容纳三个孩子。也有一些只可容纳一个孩子的小桌子。

我也设计和制作了一些小椅子。我一开始计划用竹制椅子，但是经验表明竹制椅子对孩子的衣服磨损非常大，为此我现在改用全木制椅子。他们非常轻便而且外形美观。除此之外，我还在每个教室配备了许多舒适的木质或柳条制的小扶手椅。

学校的另一类设备就是那些小脸盆架。脸盆架非常矮，即使是3岁的孩子也能用。它外面漆成白色防水瓷釉。盆架除了有一些较宽的放白色瓷盆和带柄杯子的上下架子外，侧面还有一些小格子可放肥皂盒、指甲刷和毛巾等。教室里还有一个水容器，用来盛放倒出来的脏水。如有可能的话，我们还将为每个孩子配备一个小橱柜，放各自的肥皂、指甲刷、牙刷等。

我们还为每个教室配备一排存放教具的矮长橱柜。橱柜门要容易打开，孩子们自己负责照管这些教具。这些柜子顶上将放一些植物盆、小鱼缸、或者各种各样的给孩子随意玩的玩具。我们有很多大黑板，挂的非常低，连最小的孩子都能在上面随意画画。每块黑板旁边都有一个装粉笔的小盒子和一块擦黑板的白布。

在黑板上方的墙壁上挂着许多漂亮的图画，这些图画都是精心选择的，代表了那些能自然引起孩子们兴趣的简单景色。在我们罗马“儿童之家”教室挂的图画中，我们选择了拉斐尔的“圣母像”作为“儿童之家”的象征。其实，这些“儿童之家”不仅代表了社会的进步，而且代表了人类的普遍进步。它与母性观念的提高、妇女的进步以及保护子孙后代事业密切相连。在这副美丽的图画里，拉斐尔不仅向我们展示了圣母是一位怀抱着比她自己还要伟大的婴儿的神圣母亲，而且在所有母性象征的旁边，展现了代表人性的圣约翰。因此，从拉斐尔的图画中，我们可以看到人性是人们对母性的敬意；母性，是人性胜利的崇高事物。除了美好的象征意义，这幅图画的价值还在于它是这位意大利伟大艺术家的得意之作。如果有那么一天，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儿童之家”，我希望在所有“儿童之家”学校的每个教室里都挂上拉斐尔的图画，并且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最早建立“儿童之家”的国家是意大利。

当然，孩子们不能理解“圣母像”的象征意义，但他们从中看到了比在其他更多普通画里更加美好的东西，他们看到了爸爸、妈妈和小孩。长期与这幅图画相伴将唤醒他们心灵的宗教情感。

这就是我为孩子选择的教育环境。

我知道那些习惯于旧式教学方法的人首先反对的是：孩子们在学校里到处乱跑，会打翻小桌子，会制造噪音和造成混乱。这是人们长期以来存在的偏见，没有确实的根据。

许多世纪以来，人们认为襁褓对于新生婴儿、学步椅对于刚学走步的孩子而言都是必需的，为此他们也认为，在学校里，有必要把笨重的桌子和椅子固定在地板上。所有这些都基于这样的一种观点：孩子们应该在不动的环境中成长。这些想法都根源于这种奇怪的偏见，即在实施任何教育活动时，我们必须保持一种特殊的身体姿势，就像我们祈祷时必须呈一种特殊姿势一样。

我们的小桌子和各式各样的椅子都非常轻，容易搬动。我们允许孩子自由选择他认为最舒服的位置。他能舒坦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这种自由不仅是自由的外部象征，而且是一种教育方法。如果孩子们由于笨拙的动作而把椅子翻倒在地板上制造出噪音，他就会发现并改正自己的缺点。如果同样孩子绊倒在固定椅子之间，孩子就不会注意到自己的过失。因此，孩子就有改正自己的一些方式。这样做以后，孩子将拥有改正自己不足的实际能力：它可以无声地把这些小桌子和椅子放回原位。这清楚地表明孩子已经学会了控制自己的行动。

在旧式教学方法中，纪律建立在与此完全相反的事实上，即孩子们必须保持不动并保持安静。这种不动和安静的环境阻碍孩子学会举止文雅，辨别准确，并让他处于不锻炼的状态。当他一旦处在一个板凳和椅子都不固定在地板的环境时，他不把这些轻便的桌椅翻倒就不能走动。在“儿童之家”，孩子不仅学会了举止文雅和得当，而且逐渐明白了这么做的道理。他在这里获得的能力将对他终身有用。虽然他仍是个孩子，但是他已经能举止文雅得体，而且还完全自由。

在米兰，“儿童之家”的女教员在教室窗户下做了一个可放小桌子的狭长架子，桌子上可摆放图画课备用的金属几何模型。但是这个架子太窄了，孩子们在选择自己想用的模型时，常常让小桌子掉到地板上，桌上的所有金属模型也被摔得怦怦作响。女教员打算把架子加宽些，但是木匠迟迟不来。就在等待木匠的时间里，她发现孩子们已经学会小心去取用这些模型。虽然这些架子很窄并有些倾斜，但是小桌子再也没有被碰落到地板上。

通过小心地指导自己的行动，孩子们已克服了这个狭长架子的不足。外界设备的简陋或不足常有助于增强孩子的主动性和灵敏性。这就是我们应用于“儿童之家”的教学方法的惊其之一。

看来，一切都富有逻辑，现在一切都被事实证明并付诸行动。毫无疑问，对于每个人来说，它就像哥伦布的鸡蛋那样简单。[1]蒙台梭利医生的身高指数包括站时的身高和坐着时的身长指数。[2]衡量指数是由身高和体重结合起来得出的。

PART 5　纪律与自由

只有当他成为自己的主人并遵循一些生活规则时，他才能管住自己的行为，我们才认为他是一个守纪律的人。这样的纪律具有灵活性的概念既不易被理解又不易被采用。但它包含一个伟大的教育原则，它不同于旧式教育里那种绝对的、不容辩驳的高压政策下的“不许动”的原则。

如果那些教员想让孩子终身受益，并不断完善他们的自制能力，那么她就要有一些引导孩子遵循这些纪律的特殊技能。一旦孩子们现在学会了走动而不是坐着一动不动，那他就不是为学校而学习，而是为自己谋生活了。他将通过自己的习惯和实践变得很能干，在社会或社团活动中谈吐自如、举止得体。塑造孩子性格的环境不仅局限于学校环境，还可以延伸到社会环境。

当然，孩子的自由应该被限制在集体利益之内。从行为方式上，他们要达到我们普遍认为的有好教养。因此，我们必须察看孩子是否有冲撞或激怒他人的行为，是否有粗鲁或不礼貌的行为。至于其余的行为，不管是怎样的行为，表现为怎样的行为方式，教员一方面要允许，另一方面还必须进行观察。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教员在经过科学训练后，不仅要有能力，而且要有愿望去观察这种行为。在我们的体系中，教员必须是一个被动的观察者，而不是一个主动并施加影响力的观察者。她的被动性应该表现为一种带着渴望的科学好奇心，而且必须绝对尊重她所观察到的一切。这个教员必须理解和遵守作为一名观察者的立场：灵活性就体现在现象中。

这一原则肯定适用于学校里那些首次展示出自己心理的孩子。可怕的是，我们竟然不知道扼制孩子刚开始表现出来的积极的自发行为的后果，此时也许我们扼杀了生命本身。人类在幼年时期所表现出来的智慧就如早晨初升的太阳、含苞初放的花朵。我们必须虔诚地尊重孩子个性的初次展现。无论任何教育行为，如果它要行之有效的话，它就只能是帮助生命充分发展。要达到这样的效果，我们就非常有必要避免那些抑制自发行为和任意强加的行为。对那些没有进行过科学观察训练的教员，我们有必要对他们进行实际的训练和实践练习，以让他们适应这种新的教育方法。那些已习惯了普通学校那种旧式教育方法的人，尤其有必要接受这样的训练。我在学校训练教员的经验使我深信：这两种教育方法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别。即使是一个理解了这一新教育原则的聪明教员也会发觉，把它付诸实践也是很困难的。她不明白她要从事的新工作是那样被动，就像地球在太空高速旋转时，天文学家只能坐在望远镜前一动不动一样，正是生命扮演着生命本身。为了去研究它、探索它的秘密或指导它的活动，我们有必要不加干扰地观察和理解它。我认为，这种想法是很难被人理解并付诸实践的。

只有经过训练，教员才能完全学会成为学校的自由活动者。因为长期以来，她的职责就是抑制孩子的行为。当她刚到“儿童之家”的日子里，她没有让孩子保持次序和安静下来。她看上去很尴尬，还表露出请求人们原谅她，并期望那些在场目击者证明她的清白。我们不断向她说明，开始时期的混乱是必然的。实在不行的话，我们责成她不要做任何事，只是看着孩子。她请求说，她这样做还不如辞职，因为她觉得自己不再是一名教员。

这个旧学校的教员感觉自己很空虚，开始询问她是否不适合她的新工作。实际上，由于没有经过科学训练准备，她会长时间感到困窘和无助。然而，这位教员在实验心理学的科学文化知识和实践经验越广泛，她就能越快地适应这个工作，越快地创造她生命中的奇迹。渐渐地，她开始发觉她的责任是辨清哪些行为应该制止，哪些行为应该进行观察。

诺塔利在他的现代习俗批判小说《我的百万富翁叔叔》里，极具说服力地旧式纪律教育方法的例子生动描述了这位“叔叔”小时候做过许多调皮捣蛋的事，简直闹翻了整个小镇。后来他无可奈何地被限制在一所学校。在这里，人们叫他“福福”。他在这里第一次体验到了自己想做善事的心灵经历。当他接近美丽的小福费塔时，发现她非常饥饿还没有吃午饭时，他的内心第一次被感动了。“他向四周看看，又看看福费塔，站起来拿起自己的小午饭篮子，一句话没说，把篮子放在她的怀里。”“接着，他就跑开了。他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低下头，突然大哭。”“我的叔叔不知道怎么解释他自己抱头大哭的原因。”“他第一次看到一双满含伤心泪水的善良的眼睛，他感觉自己被感动了，同时他感觉自己非常惭愧，惭愧自己竟然在一个饥饿的人面前吃东西。”“他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心灵的冲动，也不知道怎么请求她接受这个午饭篮子，更不知道如何找借口证明提供午饭给她是正当的，他只有让自己幼小的心灵承受第一次深深的感动。”“小女孩福费塔非常困惑地飞快地跑向他，她非常温柔地挪开他藏在脸里的双臂。”“不要哭，福福，”她轻轻地对他说，好像在恳求他。她好像在同她喜爱的布娃娃说话，她的脸是如此慈爱和专注，她的举止温和文雅。“接着，小女孩吻了他。我的叔叔内心的感动让步了，他双臂搂着她的脖子，仍然沉默着，哭泣着，回吻了小女孩。最后，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擦掉了脸上和眼睛里的泪痕，又开始笑了。”“就在这个时候，刺耳的声音从院子的另一头传来。”“喂喂，你们两个在那里干什么，你们快，快进教室，你们两个！”“那是他们的监护人——教员。她用盲目的粗野行为粉碎了叛逆者第一次的轻微激动，她就像在处理两个孩子打架一样。”“现在所有人都回到教室，每个人都必须遵守规则。”

我发现我们“儿童之家”实验学校的老师在最初日子的行为就像上面述说的一样。他们不自觉地想要求孩子“不许动”，没有观察和识别他们制止的行为的性质。有这样一个例子，一个小女孩把她的伙伴们召集到身旁，她站在他们中间开始一边讲话，一边打手势。教员立即跑向她，抓住她的手臂，告诉她不要动。但是我观察了这个小女孩，发觉她是在扮演别人的教师或母亲的角色，教他们做早祷，向圣人祈祷和画十字架。她已经把自己当作一名教员。另一个孩子，他经常做一些无组织和捣蛋的行为，被认为是叛逆的人。有一天，他非常小心地开始搬动桌子。不久，他就被教员要求站在那里不要动，因为他弄出了太大的噪音。然而，这是孩子第一次想好好表现，这本应该是值得尊重的行为。事实上，从那以后，不管是搬动任何小东西或者在他自己的桌子上摆放任何东西，他都像其他孩子一样，开始安安静静、高高兴兴地去做。

在“儿童之家”，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当女教员把用过的教具放回到盒子里，一个孩子就会走近，拿起这个教具，想模仿教师。但教员的第一想法就是让孩子回到座位上，他对孩子说：“别动，回到你的座位上”。然而，孩子只是想通过这个来表达他们想成为有益的人的欲望。本来对于女教员来说，这次是教会孩子东西要摆放有序的一个好时机。

有一天，一群孩子又说又笑地围成一个圈，圈中间是一盆水，水里浮着一些玩具。我们学校有一个两岁半的小男孩，他独自一个人呆在圈外。很显然，我们看到他充满了好奇。我在远方很有兴致地观察着他。他首先走近那些孩子们，试图挤进去。但是他不够强壮，接着他站在那里看着他的周围，他脸上的表情是非常地有趣。我希望有一架照相机把这个情景照下来。他看到了一张小椅子。很显然，他打算把它放在这群孩子的后面，然后爬到椅子上。他开始向椅子走去，脸上闪烁着希望。但是这个时候，教员用双手残酷地（或者他可能说是轻轻地）抱起孩子，把他举过其他孩子，让他看到了这盆水，说：“来，可怜的孩子，你也可以看到的”。

毫无疑问，小男孩看到了浮在水中的玩具，但他却没有享受到用自己的力量克服困难所得到的快乐。看到那些玩具并不算什么，而他所作的努力将开发他的内心智慧。在这个事例里，教员阻碍了孩子的自我教育，没有给他任何补偿的机会。这个小家伙打算让自己成为一个征服者，但他发现自己被压制在一双手臂之间，无能为力。让我大感兴趣的是孩子脸上那高兴、焦急和充满希望的表情，但是现在它们慢慢地消失了，留在脸上的只是孩子知道别人会为他做任何事情的傻傻的表情。

当教员厌烦了我的观察方法后，他们开始允许孩子任其所为。我发现，有的孩子把脚放在桌子上，有的孩子把手指塞进鼻孔里。但是没有人去纠正他们。我看到有的孩子推搡他们的伙伴。在他们的脸上我看到了暴力的表情。这也没有引起教员的任何注意。后来，我不得不去干涉一下，向他们指出孩子哪些行为绝对要阻止，哪些行为要逐渐制止，以及他们必须不能做的行为。只有这样，孩子们才能慢慢地辨别清楚好与坏。

一旦采用这种维持纪律的方法，我们就必须这样做下去。最初的日子是教员们最困难的日子。为了能够积极遵守纪律，孩子学会的第一个思想就是能辨别好与坏。而教员的职责就是观察孩子们有没有混淆好与不好、坏与不坏这些概念。旧学校的纪律常常混淆这些概念。所有这些是因为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积极的纪律、工作的纪律和有益的纪律，而不是一个不动的、被动的和顺从的纪律。

所有孩子在教室里走来走去，做一些有益的、充满智力的自觉活动，没有任何的粗鲁行为。在我看来，这样的孩子才是真正遵守纪律的。

在普通学校里，教员让孩子一排排坐着，给每个孩子分配一个空间，并告诉孩子安静地坐着，整个教室就像集会一样井然有序。我们在以后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这是集体教育的开始，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必须全体就坐并保持安静，如我们参加音乐会或讲座。我们知道即使是我们成年人做到这样也不容易。

当建立了个性化纪律后，我们将安排孩子各就各位，让他们到自己喜爱的位置，保持秩序。我们要尽力让他们明白这样的道理，即，这样的安排看起来很好，这样的井然有序是件好事，房间的布置非常好并令人愉快，他们为此应保持秩序，安静地呆在教室。后来，他们就安安静静地默不作声地呆在自己位置上了。这是一种教育的结果，而不是强迫接受的结果。让他们明白这个道理，而不是强迫他们去做，让他们采用这种集体主义原则，这才是最重要的。当他们明白了这个道理后，他们就再也不会不加思考地站起来，大声说话或者坐到另外的位置上了。即使他们这么做了，也是因为他们希望站起来，或希望大声说话等。也就是说，他们要离开那种安静有序的状态，去做一些自发行为。这是可以理解的。当他们知道这些行为是被禁止的后，他们就将有新的冲动去记住并区分好与坏。

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孩子有序的活动将变得日益协调和完美。事实上，他们已经学会了反省自我的行为。现在孩子们已经明白了有序的道理，我们则已经观察到了孩子们从无序行为过渡到自发的有序行为。

孩子们经过这样的训练后，他们就在一定程度上有了可以选择自我行为的倾向。这种倾向一开始被与不知觉的无序活动相混淆。我们可以说，只要这样进行下去，孩子将能清晰地表现自己的个性。他们将自觉地自由地展示自己。

也有一些孩子，他们静静地坐在座位上，显出毫无兴致或昏昏欲睡的样子。有的孩子则会离开位置，去同别人争吵、打架或打翻各种各样的木块和玩具。后来则有另外一些孩子开始做明确的判断性行为，如，把一张椅子搬到一个特殊的地方，然后坐在上面，把一些不用的桌子搬过来，像她们玩游戏一样布置它们。

由于孩子生来具有的不能自立的特性以及他作为社会个体的性质，他总是被镣铐限制着自己的活动。我们必须采用以自由为基础的教育方法，来帮助孩子克服这些各式各样的束缚。换句话说，对他的训练应该用合理的方式帮助他减轻约束他活动的社会镣铐。独立性

没有独立就没有自由，因此，我们必须指导孩子的个性得到自由、积极的表现，使之通过自己的活动达到独立。小孩子从断奶起，就开始努力走上这条独立的道路。怎么样的孩子是断奶的孩子？实际上就是不依赖母乳的孩子。他可以用各种各样的食物来代替母乳。对他而言，生存的方式增多了，虽然他一开始只是局限于一种营养食品，但是他能在一定程度上选择自己的食物了。

不过，他仍有依赖性，因为他还不会走路，还不会洗衣服和穿衣服，也因为他还不会用清楚简单的语言要东西吃。他在很大程度上仍处于被所有人控制的阶段。当到了3岁时，他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独立自由地表现自己了。我们之所以还没有彻底认识独立的最深刻含义，是因为我们居住的社会仍是极具奴役性的。在文明时代里，只要有仆人，生活中就没有真正意义的独立概念。我们的仆人不依赖我们，而是我们依赖他们。在奴隶制社会，自由的概念也是被扭曲的，被弄模糊了。

我们普遍接受仆人作为我们社会结构的一部分，而不考虑其对道德产生的巨大影响，这种做法是不可能的。我们常认为，我们是独立的，仅仅因为没有人命令我们，而我们则可以命令别人。但是，那些需要仆人帮助的贵族，由于才是真正有依赖性的无能的人。瘫痪病人不会脱鞋是由于病理因素，王子不会自己脱鞋则是由于社会因素，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却被归结为同一原因。

有些国家接受了奴役的思想，并认为人必须服侍人。这些国家本能地承认奴役性，这样，我们很容易学会奉承谄媚，还美其名曰：谦恭、礼貌和仁慈。事实上，那些被服侍的贵族其独立性非常有限。这位贵族应明白：我不想让别人服侍，因为我不是无能的。而且他们必须在感觉自己真正自由之前明白这个道理。

有效训练小孩的所有教育活动，都必须帮助孩子们在独立的道路上前进。我们必须帮助他们学会走路，学会跑，学会上下楼梯，学会捡起掉落的东西，必须学会自己穿衣服和脱衣服，自己洗澡，学会清楚地讲话，并清楚地表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我们必须帮助他们，使他们有可能达到自己的目标和欲望。所有这些都是独立教育的一部分。

我们总是习惯性地侍候孩子。这不仅是在奴化他们，而且还很危险，因为这将抑制他们有益的、自发的活动。我们倾向于认为孩子就像木偶，为此我们像对待洋娃娃一样给他洗澡，喂他吃饭。我们从来不会停下来想一想这些什么都不知道的孩子的感受。孩子必须自己做这些事情。大自然赋予了他们进行各种活动的身体条件和学会如何去做的智力因素。我们对他们的责任是，在任何时候帮助他们征服大自然所赋予他们的有益活动。如果喂养孩子的母亲没有尽一点力教孩子自己去怎么拿住勺子，然后把它放到嘴里；没有给孩子亲自示范她是怎么做的，这样的母亲就不是一个好母亲，她就伤害了她儿子最基本的尊严。她把他当作洋娃娃一样看待，而不是当作大自然委托她照管的一个人看待。

谁都知道，教一个孩子自己吃东西、自己洗衣服和穿衣服是一件多么单调乏味且困难的工作。这需要付出比喂养孩子、给孩子洗衣服和穿衣服更多的耐心。但是前者是教育者的工作，后者则只是仆人的简单低微的工作，这样的工作尽管对母亲而言很容易，但对孩子却很有害，因为它关闭了孩子自我学习的大门，并在孩子成长的道路上设置障碍。

这类父母采取这种态度所带来的后果，实际上是非常严重的。那些拥有许多仆人的贵族不仅越来越依赖他们的仆人，直至最终成为他们的奴隶，而且他的肌肉由于不运动会变得越来越虚弱，最后丧失了活动的自然能力。那些自己什么也不做而只会发号施令的人，他们的思想会变得非常沉重和迟缓。当有一天，这个人清醒地意识到他的处境，想重新获得独立的时候，他将发觉他已经再也没有能力独立了。如果特权阶级的孩子想使用他们的特权，我们应该向他们的父母告诫这些危险性后果。不必要的帮助才是自然力发展的实际障碍。

东方妇女喜欢穿裤子，而西方妇女喜欢穿裙子，这是事实，而且前者所接受的“不许动”的教育比后者更多。这样的教育导致了男人不仅要为自己工作，还要为女人工作。妇女浪费了她的自然力和活动力，并在奴役中衰退。她不仅被人养着，服侍着，而且它作为人的个性也一点点消失。她作为社会成员的一分子，成了一个不重要的人。她放弃了她在生活中保护自己的能力和资源。

让我举这样的例子。一辆载着爸爸、妈妈和孩子的马车正沿着乡间小路行驶。突然一群有武装的土匪拦住了马车，并大声喝道：“要钱还是要命”。面临这样的情况，马车里的三个人表现出三种不同的方式。男人是一名神射手，手里有一把左轮手枪。他迅速拔出手枪进行反抗，孩子只有一双自由轻快的腿，哭喊着，拔腿就跑；而这名妇女既没有枪，又跑不动（因为她的双腿好久不活动，而且被裙子裹着，没法跑），被这个场面吓呆了，坐倒在地上，晕倒了没有知觉。

这三种不同的反应与这三个人各自所处的自由程度和独立状况密切相关。土匪们发现了那个昏倒女人的包袱，他们都忙着去捡丢在地上的东西。这样，她才有机会脱逃。

奴役和依赖的危险性不仅在于它们造成了“生命被白白地浪费”，导致了人的软弱无能，而且它们使得正常人的个性发展明显出现了堕落和退化，这实在令人感到遗憾。在这里，我尤其要谴责那种盛气凌人和专横跋扈的行为，这样的例子在生活中屡见不鲜。对于有专横跋扈习惯的人而言，他们同时也有软弱无能的一面。专横跋扈的人是想让别人来为他工作，以达到他们征服别人的目的。这些人情绪状态的外在表现就是专横跋扈。所以，我们经常看到，主人对待仆人的态度简直就像暴君一样，这就是奴隶主对待奴隶的心态。

让我们看看，有一个聪明而熟练的工人，因为在他的工作环境中具有管理和指导一般操作的能力，因此他不但能够既好又快地制造产品，而且还能向车间提出合理化的建议。因此，这个工人是他工作环境的主人，也就是说，他能驾驭他的工作环境。当别人遇到问题而恼怒时，他会微笑以对，表现出良好的自我控制能力，而这种自我控制能力来自于他对自己工作能力的自信。然而，当他回到家里，如果妻子做的汤不合他的口味或者没有按时开饭，这个能干的工人就会对妻子大发雷霆、一顿斥责，这毫不奇怪。在他的家里，他不再是那个能干的工人，而这时能干的人是侍候他、为他做饭的妻子。在能够表现他的能力、证明他是强者的工厂里，他是个安详而快乐的人。但是在得到妻子伺候的家里，他就变成了一个专横跋扈的人。如果他也学会了做汤，也许他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完美的人！一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完成满足自己生活享受和发展所需要的一切事情，这样就征服了自我，并且在努力工作的过程中，增强了自己的能力，成为一个完美的人。取消奖励和惩罚

一旦我们接受并建立起这些原则，奖励和惩罚形式就会自然取消。一个享有自由并自我约束的人，会追求那些真正能激发和鼓励他的奖赏。当他的内心具有了人类的力量和自由时，他就会迸发出强烈的积极性。

在我的经历中，我经常看到的事实也确实如此，令人惊奇。我在参与“儿童之家”的最初几个月，就曾发现老师们还没有学会实际运用有关自由和纪律的教育法则。尤其有一个老师，当我不在的时候，她就自作主张地采用了她以前习惯使用的教育方法。有一天，当我意外走进教室的时候，看到班上一个最聪明的孩子的脖子上用一条精致的白色带子挂着一个很大的希腊式银质十字奖章，而另一个孩子则坐在教室中最显眼的地方的一把扶手椅上。很显然，前一个孩子受到了奖励，而后一个孩子是在接受惩罚。不过当我在场的时候，那个老师对孩子没有再进行任何干预。于是我也没有出声，静静地坐在某个地方继续观察。

我发现，得到十字奖章的孩子来回地忙个不停，他把自己用的东西从自己的桌子上搬到老师的桌子上，把其他的东西搬回原处。他高兴地忙着自己的事情。当他来回走动的时候都要经过受罚的孩子坐的地方。他的奖章在走动的时候不小心从颈上滑下来掉到了地上，受罚坐着的孩子把奖章捡了起来，提着缎带摇晃着，翻来倒去地看，然后对他的同伴说：“你知道你掉了什么东西了吗？”那个掉了奖章的孩子转过身无所谓地看了一眼那个小玩艺儿，他的表情好像是在责怪别人打断了他，他回答说：“我对它无所谓。”受罚的那个孩子平静地说：“你真的无所谓吗？那么让我戴一下吧！”他回答：“行，你戴吧。”语气中好像是在说：“你让我安静点好吗？”

受罚的那个孩子小心地整理一下缎带，把奖章挂在自己粉红色的兜肚前。这样他就可以欣赏奖章的式样和光泽了，然后他调整一下坐姿，把手搁在扶手上，舒服地坐在小椅子里，神情显得那么轻松愉快。事情就是这样，也完全合乎情理。虽然十字奖章能够让那个接受处罚的孩子感到满足，却不能满足那个积极主动、内心充实、愉快工作的孩子。

有一天，我带一位女士参观另外一所“儿童之家”。这位女士高度赞扬了孩子们。然后她打开了带来的一个盒子，拿出系有红色缎带闪闪发亮的奖章给孩子们看。她说：“你们的老师会把这些奖章戴在那些最聪明、最优秀的孩子胸前。”

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用我的方法来指教这位来访者，因此就没有作声，让老师接过了盒子。这时，一个静静地坐在小桌旁的很聪明的4岁小男孩，皱着眉头表示抗议，并一次又一次地喊到：“别给男孩子！别给男孩子！”

这给了我们一个多好的启示呀！这个小家伙已经知道他属于班上最聪明的孩子之列，尽管谁也没有这么对他说过。但是他不希望受到这种奖励的伤害。由于并不知道如何维护自己的尊严，他只好借助于他作为男孩子的优点，不让那位女士把奖章颁发给男孩子！

至于惩罚，我们曾多次遇到一些喜欢干扰别人、而又根本不注意纠正错误的孩子。这样的孩子应该立即由医生进行检查。如果检查结果证明孩子是正常的，我们就要在教室的一个角落里放一张小桌子，让他坐在那里，用这种方式来孤立他。我们让他坐在舒适的小扶手椅上，可以让他看见自己的同伴们学习，同时给他最喜欢玩的游戏和玩具。这种孤立总是能成功地使这样的孩子安静下来。在他的座位上他可以看到全体伙伴的学习情况，这对他来说是一次比老师讲什么都更有效的直观教学课。渐渐地，他就会明白，如果能成为在他面前忙碌的伙伴中的一员，他将感到非常优越，他就会真的愿意回去和其他孩子一样学习。我们可以用这种方法教导那些原来不守纪律的孩子，使他们很好地遵守纪律。被孤立的孩子总是应当受到特别的照顾，就好像生病的小孩应当受到特殊照顾似的。我自己就是这样，一走进教室，首先就直接走向这个男孩，去关心他，好像他是最小的孩子似的。对于我们必须进行纪律教育的孩子而言，我并不知道他们的心灵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但可以肯定一点，那就是，经过纪律教育，这些孩子都将变得很好，而且这种良好的态势会持久稳定下去。他们能学会如何学习和如何表现自己，对此他们深感自豪，他们对老师和我也总是表现出亲切之情。在教育学中自由的生物学观点

从生物学的观点来看，在儿童接受教育的早些年里，自由的概念应当被理解为：儿童成长的环境必须最有利于其个性的发展。因此，不管从生理上来说还是从心理上来说，自由的概念都包括大脑的自由发展。教育工作者必须有一种对生命的尊重感，并由此深受鼓舞。当他带着极大的兴趣去进行时，他必须要尊重儿童生命的发展。这样，儿童的生命就不再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而是每一个儿童真实的生命。这里只存在一种真正的生物形式：活生生的个体。对于每个被观察的个体，都必须对他们进行直接的教育。我们应当这样来理解教育，即教育有利于儿童生命的正常发展，它为之提供了积极的帮助。儿童有着正在成长的身体，有着正在发育的心灵。正是生理和心理构成了一个神圣的整体，它们共有一个永恒的源泉——生命本身。我们既不能损坏也不能抑制这两种正在成长的神秘力量，但是我们必须等待时机。我们知道，这种力量的表现形式将会陆续展现出来。

环境无疑是生命现象的第二个重要因素。环境既可以有利于生命的发展，也可以阻碍生命的发展，它可以改变儿童的生命表现，但他永远不能创造生命。从纳格利到德夫利斯都认为，现代的进化论研究了两大生物分支——动物和植物的发展。他们认为，内因是生物种系和个体变异的基本因素。物种和个体发展的原因都源于内部。儿童成长并不是因为给予他营养，不是因为他可以呼吸，不是因为他有了他适宜的温度条件，他成长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他潜在的生命力在发展，这种发展是可以看得见的；是因为他生命的胚胎正在按照生物遗传规律发育壮大。青春期的到来不是因为孩子的欢笑、跳舞和做体操或者有良好的营养，而是因为他已经到了那个特定的生理时期。生命本会表现它自己，也就是说，生命是自我创造的。反过来，生命的发展又受到了某些无法逾越的规律的限制和束缚。物种的固有特性不会改变，只会出现某些变异。

聪明的德夫利斯在其物种突变理论里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概念，他非常鲜明地指出了教育的限制性。我们可以影响与环境有关的可变因素，影响物种和个体有限的微小可变因素，但是我们决不可能影响到其突变。生物突变恰恰被一些生命起源的神秘因素所制约的，并且这种神秘的制约力量对生物体的影响远远超过了环境因素的改变对生物体所产生的影响。例如，一个生物种类不会通过任何自适应现象而突变或改变为另一个种类。另一方面，一个伟大的人类天才不会被任何条件限制所遏制，也不会被任何错误的教育形式所窒息。

环境对个体生命的影响作用越强，个体的生命就会变得越发充满活力和强劲旺盛。但是，环境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它既能有助于生命的成长，也能将生命窒息。在热带地区，棕榈树的种类繁多，就是因为那里的气候条件有利于它们的生长，但是许多动物和植物种类由于不能适应这种气候条件而在热带地区灭绝了。

生命就像那至高无上的上帝，他通过不断地克服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永远地向前发展。无论是一个生物种类还是一个生物个体，只有那些生机勃勃的具有旺盛生命力的生物，才能不断地保持前进，并最终成为胜利者，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PART 6　如何给儿童授课

在我们所用的方法中，上课和实践是一致的。教师对实验心理学的方法了解得越深刻，他就越知道如何对儿童进行培训。的确，如果想使方法用得恰当，就必须掌握特殊的技巧。一个教师要想掌握教学方法的基本原理，并学会应用这种方法，他们至少要参加“儿童之家”培训班。在培训中最困难的部分就是如何进行纪律训练。

在“儿童之家”创办之初，孩子们根本就不懂得集体秩序的概念。只有后来通过纪律训练，孩子们才学会了如何分清好坏，并在他们的头脑中建立了集体秩序的概念。刚开始时，教师不能让孩子们在一起上课，其实，教师也很少给孩子们上这种集体课。因为孩子们开始最需要的是自由，我们没有必要强迫他们安静地呆在教室里听老师讲课，或者看老师在做什么动作。事实上，集体授课并不是很重要的，现在我们基本上已经取消了这种授课方式。上课要简单、明了和客观

由于上课是针对个体而言的，因此，简单必须是给学生上课的首要特征。但丁给教师们提出过一个很好的建议，他说：“让你说的每句话都要算数。”我们越是少说废话，那么我们上课就越是精彩。教师在准备上课的时候，她应该特别注意考虑和衡量她说的每句话是否有价值。“儿童之家”给学生上课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明了。教师必须免去那些不合事实的内容，注意在讲课时要掌握分寸，不要得意忘形。这也包括在简单这一特点之中。第二个特点和第一个特点其实是密切相关的，因此，教师在选用词语的时候，要尽可能地简单易懂、符合事实。

第三个特点就是要客观。在讲课的时候，教师要将自身的个性收敛起来。在她希望讲述一件事情以引起孩子的注意力时，一定要保持事情的真实性。教师应当认识到，简练易懂的授课内容就是对客观对象的解释以及怎样让孩子使用的说明。

教师在上课的时候，其授课的基本指导方法必须是观察法，其中包括让孩子得到并了解自由的概念。因此教师应当观察孩子是否对观察的对象感兴趣，以及他是如何对它感兴趣的，对它感兴趣的时间能保持多久等，甚至去注意观察他脸上的表情。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是，教师在观察的过程中要避免违背自由的原则，因为如果她冒犯了孩子的自由，就会使孩子的努力变得不自然、不真实，那么她就再也无法了解什么是孩子的自然行为了。

如果教师严格地按照简单、明了和客观真实的要求去给孩子们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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