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近代史全译本（上卷）(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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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史·近代史全译本（上卷）试读：

前言

本书涵盖了从1500年到1900年的世界历史演进、嬗变的整个过程。全书共六章，分为上、下两卷，上卷包括前三章，下卷包括后三章。

本书之所以以1500年为起点，以1900年为终点，是基于以下几种理由。第一，世界近代史就是一部资本主义在西方上升、发展、向全世界扩张并由之在全世界产生巨大影响和反响的历史，而导致资本主义在西方上升发展的一系列变化、一系列事件，几乎都与地理大发现息息相关。特别是地理大发现直接诱发了商业革命和西欧诸国的海外殖民扩张，对于西欧资本主义工业化起了最有力的催化作用。没有地理大发现，就没有工业革命，也就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更没有随之而来的世界历史向整体发展的根本转折。地理大发现发生在1500年前后，因此，以1500年作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是合乎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的。

第二，资本主义在西方上升发展的历史，也就是从地区隔绝向世界形成统一整体过渡的历史。只是随着地理大发现，西方国家的海外殖民扩张，以及世界市场的形成，过去长期存在的各国、各地区、各民族间的相对隔绝状态才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被打破，整个世界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才逐步形成为密切联系的、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一体。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以1500年为世界史的起点，也是再适合不过的了。

第三，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因此世界历史近代与古代的分期断限，应该以有世界意义的重大经济形态变化为主要依据。1500年前后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如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等，导致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引起了遍及世界各地区的社会经济的重大变化。因此以1500年为世界近代史的上限，是合乎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马克思说：“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恩格斯说：“现代自然科学，和整个近代史一样，是从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算起，这个时代，我们德国人由于当时我们所遭遇的民族不幸而称之为宗教改革，法国人称之为文艺复兴，而意大利人则称之为五百年代”。

第四，逐步在全世界取得支配地位的各发达国家资本主义从自由向垄断的过渡，约当19世纪末20世纪初之际。因此1900年可以视为已在支配世界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发生巨大变化的标志。以这一年为世界近代史的下限，显然是适宜的。

本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力图在体系、结构及内容等方面有所创新和改进。

本书立足于全世界全人类，从宏观的角度考察了1500—1900年世界各个地区、各个国家是如何打破隔绝状态，最后形成为一个互相倚伏、互相影响的整体的。全书把这个过程分为四步。1500年以前，世界各个地区之间互相隔绝，亚欧非三洲的居民根本不知道天地间还有美洲和澳大利亚洲。但是，地理大发现打破了这个隔绝状态，实现了彼此之间的直接的接触，这是加强地区间联系的第一步。此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和英国先后向海外扩张，分别在海外建立殖民地，到1760年前后欧洲与这些殖民地之间已经形成密切的经济关系，这是世界地区间联系加强的第二步。18世纪后半期到19世纪初期发生的英国工业革命，使英国成为“世界工厂”，由此得以利用所产工业品先后渗透、控制和征服世界许多地区和国家。1850—1870年间，以英国为中心形成了世界市场。这意味着世界各地区之间联系加强的第三步。1871年以后，资本主义工业飞跃发展，导致了垄断组织的形成。垄断的形成又推动了列强瓜分世界的狂潮，到19世纪末，世界终于瓜分完毕，资本主义势力伸到世界各个角落。这是世界地区间加强联系的第四步。世界到此时已形成一个互相联系、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整体。可以说，近代世界由分散向整体发展的观点贯串全书。

本书在编写方法上采取了纵横交错的方式。既叙述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纵向演变，又注重各国、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政治及文化的横向联系，进行跨国家、跨地区的综合性的比较研究，并且探索一些重大历史现象从发源地向外扩散、传播及发生影响等的来龙去脉。比如在叙述明治维新部分对中国和日本作了比较，探讨了在社会变革中中国失败日本成功的原因。在叙述18世纪启蒙运动时，没有把它单纯视为法国一国的现象，而是把它视为一个国际现象，对它的历史背景及特点做了广泛、综合的探讨。

本书重视中国在近代世界史上所处的地位，在阐述东、西方历史发展的不同特点时，就为什么到近代开端时中国从一个曾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的、在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方面都是先进的国家，沦为一个落后国家的主客观原因，提出了一些可供参考的历史反思。而且，关于明代后半期和清代前半期的中国政治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本书重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特别是意识形态之间的辩证关系。世界近代史既然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上升、发展并向整个世界扩张的历史，所以本书把为资本主义经济服务的资产阶级社会政治思想放在重要地位，并且从1500年一直写到1900年，中间没有断线。而且，书中还把资产阶级社会政治思想分成几个时期，不但把它和同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情况有机地联系起来，而且还指明了每一时期的思想主流。

本书第六章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标题下，写了1500—1900年的400年间欧美诸国在衣食住行、家庭生活、社会风尚、生活习惯等等方面的演变过程，使读者于政治经济史之外，还略知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西方社会史，了解复杂的资本主义社会现象。

当然，这一切都只是尝试，问题一定不少，切盼广大读者批评指正。总序吴于廑

世界历史是历史学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内容为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述。世界历史学科的主要任务是以世界全局的观点，综合考察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运用相关学科如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的成果，研究和阐明人类历史的演变，揭示演变的规律和趋向。

在中国，约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主要由于历史专业的分工，人们习惯于把中国史和世界史对举，几乎把世界历史作为外国历史的代称。实际上，世界历史绝非把中国历史排除在外的域外史，而中国历史也和所有其他国家历史一样，是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全过程的组成部分。

关于世界历史的分期，至今还没有完全一致的意见。早在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就已有了把历史分为“古代”、“中世纪”和“近代”的说法。这种主要基于欧洲历史的分期，在西方史学界长期沿用。有不少史学家又在三时期之后加上“当代”或“现代”，从而形成四阶段分期法。马克思主义史学也采用四阶段分期法，其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理论，与以政治兴替或其他“重大事件”为分期标准者有本质的不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对世界史的分期，一般都以“古代”相当于原始社会及奴隶社会阶段，“中世纪”相当于封建社会阶段，“近代”相当于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而“现代”则是指以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开端的一个新的时期。有的学者认为“中世纪”一词只适用于西欧历史，没有世界历史上的普遍意义，所以改用“中古”一词标示“古代”和“近代”之间的阶段。这种分期法从理论上说是完全可行的。但是人类历史的发展并不平衡，世界各不同地区进入某一社会经济形态有早有迟，在某一社会经济形态中经历的时间也有长有短。特别是自历史进入文明时期以后，很少看到绝对纯粹属于这一阶段或那一阶段的社会经济形态，也很少看到绝对整齐的、单一发展的由低级社会经济形态逐层向高级社会经济形态的过渡。因此在世界史的分期断限问题上，目前仍然存在着分歧。古今历史学家对世界历史的不同认识

远在古代，历史学家就已经把记述历史的范围扩大到他们当时已知的世界。由于世界历史在当时还远没有象后代那样形成一门专门的学科，即使是视野扩及全部已知世界的历史学家，一般也不会对所写历史标名为世界历史，也不会完全意识到是在写作当时已知世界的历史。但是，他们毕竟把已知的地理范围视为一个世界，并且把发生在这个范围内的历史记录了下来。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为这个已知地理范围所写的历史，就是他们各自所处时代的世界历史。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所著《历史》9卷，主题在于记述希波战争中希腊人的胜利，但其涉及的范围，包括地中海地区、多瑙河外、两河流域、波斯，以及在此以北的草原地带，这大体上就是希腊人当时所知道的世界。因此可以说，希罗多德的《历史》，就是当时希腊人已知世界的历史。比希罗多德晚出的中国古代历史学家司马迁所著《史记》，全书的主体是汉天子统治之下的中国。但其所记史事的地理范围，却扩及公元前2世纪中国人所知道的世界。司马迁沿用中国古代的习惯说法，笼统地称这个已知的世界为“天下”。这个“天下”东起朝鲜，西迄大夏、安息，几乎是亚欧大陆的一半。对于为这样一个广阔的地理范围记载史事的史书，把它视为一部当时中国人已知世界的历史，看来并不为过。罗马时代的希腊人波利比奥斯著有《历史》40卷，现存前5卷及一些残篇，记述的中心是正在扩张中的罗马。但中心之外，所记范围还包括公元前212～前146年期间地中海的周边世界。波利比奥斯在《历史》的第1卷第3节中说，他以第140届奥林匹克大会（公元前220～前216）为全书叙述的起点，在此以前，“世界上的行动是分散的”，而在此以后，“意大利、阿非利加同希腊、亚细亚的局势联结了起来”，由此“历史就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波里比奥斯对当时罗马周围世界由分散而联系为一的历史认识，十分可贵。

随着生产和交往的发展，人们所能知道的世界的范围日益扩大。但是历史学家笔下的世界，却受到这样或那样的局限。4世纪基督教神学家圣·奥古斯丁关于历史的终极是“上帝之国”在人间实现的思想，支配着中古时代的西欧史学。基督教史学的世界，等于基督教传播所及的世界。这个世界以欧洲为主体，外于此者，按基督教教理，除了圣地巴勒斯坦，是应受天谴的异教土壤，理应排斥在沐受神恩的这个世界之外。因此，中古欧洲的所谓世界历史，实际上是起自上帝创世，以希伯来为序幕，以欧洲为主体的基督教世界的历史。12世纪德意志历史学家弗赖辛的主教奥托（约1114—1158）所作《年代记》是这一类历史著作的代表。以此为代表的世界史观，在欧洲一直延续到17、18世纪。法国人J.B.博叙埃（1627—1704）所著《世界历史通义》以及A.A.卡尔梅特（1672—1757）所著《教俗世界史》均属此类。

中古时代与基督教世界并立的是伊斯兰世界。伊斯兰历史学家在编纂他们当时已知的世界历史时，和同一时代基督教历史学家一样，往往也受宗教意识的支配。塔巴里（838—923）所著《历代先知与帝王年代记》，伊本·赫勒敦（1332—1405）所著《阿拉伯人、波斯人及柏柏尔人史》，都以当时最渊博的“世界史”著作见称，其内容则是以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诸国为主体。伊斯兰历史学家心目中的世界，实际是伊斯兰教传播所及的世界。其周围地区，不过是这个世界的化外而已。

中国自司马迁之后，从班固的《汉书》开始，所修的正史都属中国的断代史。但是历代史家大都继承了司马迁的传统，在撰写本国史的同时，还记叙了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他们著述的范围固然详于本国，薄于“蛮夷”，但毕竟包括了同时代已知的世界。而且，与中古西方基督教史学不同，中国史学著作所记述的是以人为主体的活动，人在一定社会环境里的个体和群体的活动，可以称作以人为本的历史。它们所记叙的世界或“天下”，是个体或群体的人从事活动的世界或“天下”。这种把当时已知世界历史视为人的活动过程而非神意展现过程的思想，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

在15、16世纪人类对世界的认识空前扩展之前，历史学家们所写的已知世界的历史，无论是古代的还是中古时代的，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都存在着局限，首先是地理知识上的局限。当时历史学家所知道的世界，远非16世纪以后人们所知道的世界：或者是地中海周围，或者是亚洲东部和中部，或者是亚欧大陆及其附近的北非等等，总之，不出世界的某一局部。因此，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写作包括全部世界在内的世界历史。其次是民族或宗教意识上的局限。历史学家把属于本民族的或属于同一宗教地区的历史作为历史的主体或中心，忽视或蔑视即使已有所知的异族或异教地区的历史。于是或以罗马为中心，或以汉帝国为中心，或以基督教世界为中心，或以伊斯兰教世界为中心，以及如是等等。就中古西欧史学和阿拉伯史学而言，所受宗教意识的局限尤为明显。

具有近代意义的世界历史著述开始于西欧文艺复兴时期和稍后的启蒙运动时期。这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的发生和迅速发展以及由此出现的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上一系列历史性的重大转折相联系的。15、16世纪以后海上交通的空前发展，东西方之间和各大陆之间闭塞状态的打破，大大丰富了人们的地理知识，使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大为开阔。对中世纪教会和神学思想的批判以及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又逐步把人们从宗教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这些都为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克服前人的某些局限，把世界历史著述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创造了条件。

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人文主义历史学家A.萨贝利科（1436—1506）著《恩奈阿德》，记述了从古代到16世纪的世界历史。这是具有近代意义的世界史著述的开端，特点是一反欧洲中世纪史学的神本思想，开始把世界历史理解为一个世俗的、以人为本的演变过程。到了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著《风教通义》（或译《论各民族的风格与精神》），不仅进一步突破基督教神学对史学的束缚，而且突破自古以来传统史学以局部世界为全部世界的局限，试图勾划一幅新的、完整的世界历史图景。从纵的方面说，伏尔泰废洪水创世之说，从他当时认为最远古的中国讲起。从横的方面说，他跨出欧洲的狭隘范围，把欧、亚、非、美几个大洲的国家和民族都写入历史。他嘲讽西方的传统史学，说“历史号为世界史”，而实际是“在我们西方造作的”。在这些方面，伏尔泰确实为后来世界史的编著开辟了道路。继此之后，德意志受启蒙运动理性主义思潮影响的格丁根学派历史学家，也致力于世界历史的著述，如J.C.加特勒尔（1727—1799）的《世界历史要览》以及A.L.von施勒策尔（1735—1809）的《世界历史概略》等等。19世纪中叶，德国兴起了由L.von兰克首倡的客观主义批判史学。兰克晚年编著、身后由其弟子据遗稿补足的《世界历史》7卷，是一部以拉丁、日耳曼六大民族为主体的世界史。这部世界史反映了西方殖民大国在近代世界日益上升的支配地位，由此形成西方史学中的“西欧中心论”，借兰克批判史学的权威而广泛扩散影响。把各国历史汇编为世界史的作法，开始于18世纪中叶。1736～1765年，英国J.坎普贝尔等人辑集了一部《自远古迄今的世界历史》，全书多达38卷。德国格丁根学派曾译出30卷，终因其体例驳杂而中止全译。此后，新的大型汇编相继出现。其中最著名的有英国的“剑桥三史”，即《剑桥古代史》、《剑桥中古史》和《剑桥近代史》以及法国的《人类文明进化史》等。参与这类新型汇编的历史学家，既有近代发现和搜集的大量文物遗迹和文献为依据，又重视和运用近代实证科学的方法。由他们的著作辑集起来的大型汇编，在学术界有很大影响。但也存在着缺陷：第一，在总的倾向上，仍然以欧洲尤其是西欧为世界历史的中心，把欧洲以外的地区视同陪衬；第二，没有把世界历史作为一个由分散发展为整体的过程，分区分国的编列体系在专题专章的记述中依然可见；第三，忽视物质生产是历史发展的基础，因而也就难以从最根本方面探索和阐明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的规律和趋向。

中国学者直到鸦片战争前后才把视野扩大到整个世界。鸦片战争前夕，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时主持译刊《四洲志》，内容包括五大洲30多个国家的地理和历史。后来魏源在《四洲志》稿本的基础上，广泛搜集有关的史志和中外著述，写成《海国图志》50卷，于1842年出版，1847年增为60卷，1852年又扩充到100卷。这部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世界许多国家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以及船械制造等，是当时东方国家中最为详备的列国志式的世界历史与地理巨著。与魏源同时代的徐继畲所著《瀛环志略》，对各国的史地沿革，社会演变，也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不过，两书的作者都没有摆脱中国传统的史学观念。魏源以为“万里一朔，莫如中华”；徐继畲认为“坤舆大地，以中国为主”，而万方对中国则仰之如辰极。这一传统史观到19世纪后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历史学家的笔下开始发生变化。这两派历史学家都从外国历史寻求变法或革命的借鉴，因之所写外国历史多偏重于各国之治乱兴衰，目的在于说明变法和革命是国家强弱存亡之关键。但他们还没有能够用变革的思想编写综合性的世界历史，据以编写某些外国历史的蓝本又多半是直接间接地出于西方学者之手。但在西方近代史学的影响下，他们已开始对中国中心论的传统史观提出异议，力斥“中华外夷”乃千年之谬论。

20世纪初期，“欧洲中心论”在西方史学中的统治地位开始动摇。对资本主义前景暗淡的忧虑促使一些西方史学家对前一个世纪的历史信念提出疑问，因而开始以新的眼光对待欧洲历史以外的历史和西方文明以外的文明。另一方面，随着西方史学向专门化的发展，对各国、各地区、各时代、各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日益深入缜密的研究，也必然要提出在此基础上对人类历史进行综合考察的问题。形态学派历史学家适应这一发展，从历史的综合比较研究中得出他们不同于兰克的世界历史的观点。O.施本格勒（1880—1936）和A.J.汤因比（1889—1975）把世界历史看作是多种文明的生长和衰灭的历史，而非单一文明发生和扩散的历史，这在一定意义上是对“欧洲中心论”的突破。20世纪40年代，G.巴勒克拉夫在他的文集《变动世界中的历史》里提出西方史学必须放弃“西欧中心论”，并须重新定向。他后来主编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和集中由许多历史学家执笔的文字说明，也都体现出同一倾向。与此同时，对分国编列式的世界史体系，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L.S.斯塔夫里阿诺斯近年出版的《全球历史》，就试图打破分国、分地区的编列方法，更多地注重不同时代世界各地区的共同形势以及各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是，近代西方史学的缺陷并没有因此得到根本克服。唯心史观，基于民族偏见或文化偏见而形成的关于东方历史即将消逝或必然长期停滞的宿命观点，仍然阻碍着世界历史这一学科的发展。

苏联科学院于20世纪50—60年代出版了多卷本《世界通史》，这部通史具有和西方同类编著相区别的明显特色。它以社会经济形态作为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准，重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重视被压迫、被侵略民族的历史，并且力求在物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探讨历史发展的规律。苏联学者的这一著作，深化了人们对世界历史的认识，为世界历史这一学科的发展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是这部巨著也存在着缺点：它没有完全从“欧洲中心论”的陈旧观念中摆脱出来，仍然以欧洲历史的分期决定世界历史的分期。在这个分期的框架之下，它多少是按社会经济形态依次发展的模式分述各民族、各国家和各地区的历史，以此突出客观历史规律的统一。关于历史如何发展为世界历史的问题，在全书中不占主导地位，因而没有得到作为一个学科主题应当得到的全面和高度的重视。

在中国，辛亥革命之后的三四十年间，世界历史研究的进展很慢。40年代初周谷城开始把世界历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教学和研究，于1949年出版了《世界通史》三册。这部书首先在中国打破用国别史编列为世界史的旧框架，反对以欧洲为中心，从全局来考察世界历史。周谷城认为写世界历史应该诸区并立，重视各个地区的相互交往、相互渗透、相互竞争，但又不排斥某一时期以某一区域为重点。对于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这些观点不仅足资参考，而且因其蕴蓄甚广，也富于启发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有了很大的进步，40年来出版了许多国别史、地区史、断代史、人物传记及各种专著。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编辑出版的《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等刊物，成为中国世界史学者发表研究成果、开展学术讨论的重要园地。1962年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出版，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部综合性的世界历史著作。这部书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以时间的延续为经，以地区的分布为纬，比较系统地叙述了整个世界从人类的起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历史，体现了中国学者当时对世界史的认识和研究水平。近些年来，还陆续出过几部世界史，各有改进。如何运用正确的理论和方法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进行全局的而非割裂的、唯物主义的而非唯心主义的考察，是中国当代历史学家面临的方在开端的任务。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

近代资本主义的大工业和世界市场，消除了以往历史形成的各民族、各国的孤立闭塞状态，日益在经济上把世界连成一个整体，从而“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K.马克思、F.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对世界历史所作的论述，最早地、也是最为鲜明地突破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唯心史观和民族偏见，因而“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史观，世界历史不是各民族、各国家、各地区或者按形态学派的说法各文明历史的堆积，而是其自身有规律地发展的结果。

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两个方面：纵向发展方面和横向发展方面。这里说的纵向发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马克思主义者根据人类社会内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本矛盾的不同性质，把人类历史发展的诸阶段区分为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和共产主义制五种生产方式和与之相应的五种社会形态。它们构成一个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纵向序列。这个纵向序列并非一个机械的程式，不是所有民族、国家或地区的历史都一无例外地按着这个序列向前发展。有的没有经历某一阶段；有的长期停顿于某一阶段；即使属于同一阶段，其发展形式又往往互有差异。但是不同民族、国家或地区在历史上的多样性，和世界历史的统一性并非互不相容的矛盾。总的说来，人类历史由低级社会形态向高级社会形态的更迭发展，由原始的无阶级社会到直接生产者遭受不同形式奴役和剥削的阶级社会，又由阶级社会到未来共产主义没有奴役和剥削的无阶级社会，尽管形式各异，先后不一，这个纵向发展的总的过程，却仍然具有普遍的、规律性的意义。基于这一理解，马克思主义史学在阐明人类历史的纵向发展方面已经作出了不少可贵的成绩。

所谓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而言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在史前时代，处于原始状态的人类以氏族部落或村落为单位，分散地生活在地球的各个点上。尽管考古学家以实物证明，这些分散的点并不是完全彼此孤立和隔绝的，曾经有过某些偶然性的接触，但是，由于当时物质生产水平极端低下，各个点都还不可能有多大程度的分工，不可能有多大程度的彼此交换和交往，也不可能有多大范围的开拓活动。因此，点与点之间基本上是相互闭塞的，其横向联系几乎没有，即有也极其有限。在进入农耕和畜牧之后，随着物质生产力的发展，私有财产的形成，一些地区先后出现阶级社会。这就突破了原始氏族部落的极端狭小的孤立状态，开始结成有一定领域范围的国家。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也开始出现较多的交往，包括和平的和暴力的交往。但是，在阶级社会的前资本主义诸阶段，即使在经济发展比较先进的农耕地区，基本上都还是自给自足的经济。社会分工和交换虽有所发展，但毕竟有限，手工业和商业都还处于附属的、补充的地位。只要生产没有超出自然经济的范围，各民族、各国、各地区间相对闭塞的状态就依然存在。到了15、16世纪，资本主义在西欧萌芽滋长。随着“地理大发现”，西方国家的海外殖民扩张，以及世界市场的形成，过去长期存在的各国、各地区、各民族间的闭关自守状态才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被打破，整个世界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也才逐步形成为密切联系的、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一体。马克思曾经指出：“世界历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这个历史结果是经历了15、16世纪以来一系列重大转折之后才出现的。前资本主义时代不是一直存在的世界历史，直到这时才真正开始了它的存在。

推动历史从原始人类分散生活的各个点到最后联结为世界一体的这一横向发展过程的决定力量，同样是物质生产的不断发展。在物质生产不断发展的基础上，人们对新地区的开拓，与相邻地区的交换和交往，必然不断扩大。这种扩大必然导致彼此之间闭塞状态的突破，彼此闭塞状态逐步突破的过程，也就是历史逐步发展成为世界历史的过程。尽管各地区在不同发展阶段打破闭塞状态的程度和先后并不一致，历史的横向发展过程仍然具有理论上的普遍规律性的意义。

在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的漫长过程中，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并不是平行的、各自独立的。它们互为条件，最初是缓慢地、后来是越来越急速地促成历史由分散的发展到以世界为一整体的发展。纵向发展制约着横向发展。纵向发展所达到的阶段和水平，规定着横向发展的规模和广度。处于较低社会发展阶段的人类，不可能形成复杂的社会分工，不会有程度较深的生产社会化和专业化。与此相应，人们就不可能在较广阔的范围内进行经济上的以及其他方面的交往。不达到较高的物质生产水平，没有程度较深和方面较广的生产社会化和专业化，历史就只能是各个地区相互闭塞的历史，而非联系密切的、结为一体的世界历史。这是历史在前资本主义时期诸社会发展阶段中的基本状态，尽管诸阶段的闭塞程度因物质生产发展水平不同而存在着差别。只有当生产方式日益完善、社会形态走向较高阶段即资本主义时期，物质生产的发展才使愈来愈互相依存的社会分工、地区分工和民族分工成为必要，人们对社会的依赖也就愈来愈超越过去对自然的依赖。由此造成的密切而频繁的交换和交往，也就愈来愈超越地区、国家和民族的界限。一旦物质生产发展到这样的水平，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从野蛮到文明、从低级社会阶段向高级社会阶段的纵向发展，制约着它从部落到国家、从分散的各地区到联结为一体的世界的横向发展。

横向发展一方面受纵向发展的制约，一方面又对纵向发展具有反作用。横向发展与一定阶段的纵向发展相适应，就往往能促进和深化纵向发展。希腊人的早期城市公社发展到一定水平，便开始向周围地区移民，广泛建立移民点。这些移民点和许多由之分出的城市公社之间，存在着各种联系，特别是扩大奴隶来源方面的联系，而这类联系又促进了希腊城市公社向更高水平的发展。公元3世纪及稍后，中国北部的鲜卑、拓跋诸族，欧洲的日耳曼诸族，当他们有了铁器，知道农耕，开始进入阶级社会，从而具有一定向外扩张条件的时候，或者和平迁徙，或者暴力侵犯，向与他们邻近的先进农耕地区扩展。这在他们的历史上，是适应纵向发展的横向发展。这个横向发展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打开民族之间的闭塞局面，而且加速了他们向先进的封建社会形态过渡。这就是说，横向发展促进了历史的纵向发展。在历史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代，横向发展对纵向发展的反作用表现得尤其明显。这个时代西方国家的海上商业扩张和殖民活动，导致世界各地区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密切交往。而这种世界性的密切交往，又转过来促进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促进资本势力对封建农业体系的瓦解，乃至后来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出现。如果一个地区缺少与其他地区的横向联系，其纵向发展必然迟滞。美洲的玛雅文明，虽曾达到较高的水平，而且创造了文字，但在横渡大西洋的欧洲人到达美洲以前，和外界处于完全隔绝的状态。玛雅文明之所以长期停滞，缺少与纵向发展相适应的横向发展，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

由上可见，历史的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是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过程中的两个基本方面。它们共同的基础和最终的推动力量是物质生产的进步。马克思、恩格斯说：“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抽象行为，而是纯粹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确定的事实，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一事实”。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发展理论的唯物主义基础。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发展，是决定历史纵向和横向发展的最根本的因素，它把历史的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个统一的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之中。世界历史全局概览

人类的历史，从早期人类的出现，直到当前的世界，是历史纵向和横向发展由极端缓慢到加速前进的结果。

大约距今300～350万年前，地球上出现了人类。人类历史的史前时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即原始社会阶段。原始社会的绝大部分时间属于旧石器时代，人类在这一时期中经历了能人、直立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等阶段，最后完成了从原始人向现代人的转化。旧石器时代原始公社内的劳动产品绝少剩余，因而没有剥削，没有阶级，也绝少交换，不同原始公社之间极端闭塞。然而随着地理气候的变化和寻找新的食物采集基地的需要，早期人类不得不分支向新地区移徙。从已知的考古发掘材料来看，处于能人阶段的人类主要只是活动在东非和南非。到了直立人阶段，人类分布的范围除了非洲中部偏南之外，已经扩大到亚欧大陆的广大地区。到了智人特别是晚期智人阶段，人类移徙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一部分由西伯利亚极东跨过当时可能存在的陆桥进入美洲，一部分由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进入大洋洲。人类的这种移动是非常缓慢的，大约经历了300多万年之久，但毕竟是对原始孤立状态的一种松动。在移动的过程中，人类把自己的原始生产技术和社会组织等从一个地方带到了另一个地方，这是历史向世界历史发展的最初起步。

距今1万年左右，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从采集植物果实和猎取动物的实践中学会了栽培植物和驯化动物，发明了原始农耕和畜牧，从而由食物的采集者转变成为食物的生产者。这是人类物质生产史上第一次历史性的飞跃。从此，气候和土壤适宜种植谷物的地区逐渐以农耕为主，干旱而牧草间生的地区则以畜牧为主。农耕的发生，使人类有可能逐步转入相对定居的生活，形成村落。从公元前8000～前7000年起，在西亚、东亚和东南亚、中美、南美以及非洲内陆，先后形成几个各有特色的农业中心。农耕所特具的优越性以及由此而来的农耕地区人口的增长，使各农业中心必然不断向周围扩散。美索不达米亚最早培育的小麦和大麦，在3000多年中先后沿东西两大方向扩散到欧洲和亚洲偏南直到印度的广大地区。中国和东南亚培育的水稻，中美、南美培育的玉米，也逐步向各自的周围地带扩散。于是，就亚欧大陆而言，中国由黄河至长江，印度由印度河至恒河，西亚、中亚由安那托利亚至波斯、阿富汗，欧洲由地中海沿岸至波罗的海之南，由不列颠至乌克兰，乃至与亚欧大陆毗连的地中海南岸，都先后不一地成为农耕和半农耕地带。由此构成一个绵亘于亚欧大陆东西两端之间的、偏南的长弧形的农耕世界。在这个农耕世界之北，是宜于游牧和半游牧的地区。随着游牧和半游牧的不断扩展，东起西伯利亚，经中国的东北、蒙古、中亚、咸海里海之北、高加索、南俄罗斯，直到欧洲中部，也形成自东而西横亘于亚欧大陆偏北的游牧世界，与偏南的农耕世界并列。在其他各洲，也先后出现农耕地带与游牧地带的区分。

人类自从进入新石器时代并从事农耕和畜牧以来，剩余产品日益增多，私有财产随之出现。至新石器时代之末、金属器时代之初，氏族公社原始共产制趋于解体。在农耕地带，生产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都较高。食物丰饶以后，有更多的可能分出劳动力从事农耕以外的活动，如手工制造、金属开采和冶炼、河渠开凿、土木建筑、社会管理、宗教祭祀等等。因而农耕地区的阶级分化较快，也较早地出现了公共权力，诞生了文明。约在公元前第4千纪后期，西亚两河流域首先突破原始公社各自孤立的状态，在较大范围内形成并加强村落与村落之间的横向联系，出现了居民密集的聚落，由此兴起了很多以城为中心的小国。稍后，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黄河流域、爱琴海地区等，都先后诞生了文明，出现与两河流域类似的、并立的小国。历史从此步入阶级社会，同时开始在更大范围内的横向发展。在游牧地带，由于生产增长率较低，社会分化相对缓慢，因此原始部落牢固存在，长期停留在淳朴而落后的状态。由此而后的亚欧大陆，南方农耕，北方游牧，南方富庶而发展较快，北方贫穷而发展迟滞，这是直到近代资本主义大工业出现以前长时期中的基本形势。

亚欧大陆各农耕中心进入阶级社会之后，在世界历史上划分奴隶制阶段和封建制阶段，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从许多专门研究可以看出，古代世界物质财富直接生产者被奴役、被剥削的方式，生产资料的占有制，包括残存的原始公社共有制，不同地区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完全丧失自由的奴隶、半自由的处于依附地位的劳动者以及自由劳动者在各自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各地也不一致。这种情况不仅在通常以公元5世纪为下限的古代世界是这样，5世纪之后，在中古时代封建制下的直接生产者被奴役、被剥削的方式，以及依附农民与自由农民在经济中的各自比重，也是这样。因此，前资本主义的两个阶级社会，即奴隶制社会与封建制社会，都很难以某一地区历史实例作为典型，也很难以某一实例所达到的发展阶段作为世界历史上划分两个社会形态的标准。而且，古代社会生产关系中处于依附地位的劳动者，与中古时代的封建依附农民，往往不易分清界限。两种依附劳动者在各自所属时代的存在，并非一个是偶然的，一个是普遍的，而是各自在其所属时代都占有相当的比重。诚然，这种比重也因地而异。不仅依附劳动者是这样，将分别存在于古代世界和中古时代的自由劳动者作相互对照，其情况也是这样。这就使在世界历史上区分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成为十分复杂的问题。象通常那样，采取统一的、超越地区差别的划分界限，把早于此限的纳入奴隶制，晚于此限的纳入封建制，看来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因为，非常明显，除了少数如西方古典奴隶制的一些中心而外，这个划限的方式很难说明前于此限的依附劳动者和自由劳动者怎样一越此限，就成为后于此限的依附农民和自由农民。他们为什么一个时期打上了奴隶制的烙印，另一个时期又涂上了封建制的色彩？在目前，这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

但是，这个问题之暂难解决，并不能构成一种难以逾越的障碍，使对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的前资本主义的历史进行概略性的横向考察成为不可能，或者说，成为学术上一种无所依据的徒劳。

在整个前资本主义时期，即15、16世纪以前，进入文明的、阶级对立社会的亚欧大陆农耕世界，一般都是以农为本，农业是奴隶制社会的基础，也是封建制社会的基础。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在从事定居耕作……的民族那里，象在古代社会和封建社会，耕作居于支配地位。”这也无异说，不论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都是以农为本。既然两者在经济上都是以农为本，那么，虽然世界上各民族、各地区奴隶制社会形态和封建制社会形态还不能一一清楚地划分，也无妨就其具有共性的历史发展问题作通贯前资本主义时期的考察。

前资本主义时期阶级社会农本经济的根本特点，是在最大限度上实行自给自足，为谋生而非为牟利，为消费而非为交换，因而必然具有闭塞性。手工业和商业同在当时整个社会经济中占绝对优势的农业相比，是末，不是本。它们当时所达到的发展水平，终究不能改变农耕世界以农为本的这一根本状态。前资本主义时期各民族、各国、各地区之间的互相闭塞，是附随这一根本状态而必然存在的现象。在与农耕地带并列的游牧地带，除了在大移徙、大冲击浪潮中形成多部族的广泛联合而外，各部落、部族之间，也是基本上处于闭塞状态，生活很少越出狭小牧地的范围。因此，在孕育人类最初文明社会的亚欧大陆及其毗连的北非，包括农耕和游牧两大地带，在资本主义出现以前，闭塞状态是普遍存在的。不打破普遍存在的闭塞状态，历史也就不能发展为世界历史。

闭塞状态的打破，有待于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交往的增多。交往是随着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而日渐增多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是交往增多的决定性因素。由于农耕经济比游牧经济先进，所以各民族、各国、各地区之间的交往，首先而且主要地是在亚欧大陆偏南的农耕地带逐步频繁起来的。古代文明中心小国林立的状态演变为大国统一和大国之间彼此对峙的局面之后，特别是西亚、北非和东部地中海地区，不论是在中心范围以内或中心与周边地带之间，闭塞的状态都因交往频繁而打开了孔道。经常的交往一般都是通过和平的途径。生产技术、各地特有物产、艺术品以及文字、科学知识、思想、宗教信念等等，都在日益扩大的范围内通过商人、使节、游历者、学问家、求道和布道者而直接、间接地交流，并逐渐地向中心凝聚。人们的活动空间和视野都因此而渐渐开阔了起来。分散在周边的许多孤立的点，也渐渐与文明中心发生微弱的、却又有发展前景的联系。但是和平交往并非交往的唯一方式。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势力强大之后，往往因开拓土地、移殖人口、掠夺资源、控制商路而与邻近国家、部族发生冲突，以暴力的方式进行交往，这在大国并立的形势下尤其如此。暴力交往不可能成为经常采取的方式。它是间歇的，具有破坏性的，但又具有和平方式所不具有的冲击力量。一次猛烈的冲击过后，随之而来的，往往是对闭塞状态的重大突破。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东侵以后，从爱琴海地区到印度河流域，经济文化发生了范围空前广阔的交往。13世纪蒙古军横越亚欧大陆，随着帝国的建立，东西陆上交通为之大开。历史上这两次破坏力甚大的暴力交往，都起了重大突破闭塞的作用。

亚欧大陆的古典文明世界，从黄河流域到地中海沿岸，是以最长距离分隔着的东西两极。在这两极之间，自古就断续发生了分段而又相连接的交往。陆上，逐渐形成了丝绸之路，由中国西部进入中亚，然后经大夏、波斯同波斯帝国遗留下来的驿道和通向黑海的道路相连，辗转通往罗马。在大夏境内，南通印度的道路也与之相接。丝绸之路的形成，从历史的发展看，其意义的重要不在于丝绸的转运，而在于有了这条通达的道路之后，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可以随着时代的演进而络绎往返。佛教和佛教艺术、波斯工艺图案、伊斯兰教和阿拉伯的星历医药，先后经由此道或假道它的一段传入中国。中国的造纸和印刷两项对后世文化发展影响极大的工艺，可能还有凿井法以及其他技术，也循此道传入中亚和西亚，后来造纸术和印刷术又转传欧洲。海上，据记载应是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的使者，于中国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自日南徼外来献珍物。从历史的发展来看，这一事件最足引人注意的，不在于东西方的皇帝之间有了最早的通聘，也不在于来者究竟是商人还是使臣，而是在于自红海、阿拉伯海、经孟加拉湾以迄中国的南海，在这时已经形成了联结东西方的海上通道。此后阿拉伯商人之活跃于唐宋时期的中国东海沿海，明代郑和西航遍历自东南亚迄东非30余国，都使人不得不追忆这条海道的最初开辟。中国在亚欧大陆几个文明中心之中，所处的方位是比较僻远的，能够较早地和其他中心发生陆上和海上的交往联系，说明古代各地区之间的闭塞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印度孔雀王朝与叙利亚塞琉西王国以及远至希腊、埃及之间，也是较早地就有了经济和文化交往，同样说明闭塞是相对的这一历史事实。逐步打开这种相对的闭塞，是从古就已开始的历史发展的趋势。

但是，不能对历史上这种横向发展估计过高。不论是陆上或海上，当时交换的物产较多是贵重珍品，数量不大，来往也不多，海上交往则更加有限。15世纪末以前，海上交往大都局限于近海，或者附岸航行，或者逐岛跨渡，离陆地都不远。腓尼基人和希腊人在犹如一个大湖的地中海的活动是这样，中国人、印度人、稍后阿拉伯人在东南亚和南洋诸岛的经商、移民和传教布道也无不是这样。中国和日本之间，因为海面较阔，往来受到很大的限制。北魏之际及以前，日本人来中国必须经朝鲜遵陆而行。7世纪末至8世纪，当遣唐使全盛时期，才由日本横渡东中国海，到达长江口。但是因风漂失以至舟覆人亡的事故时有发生，因之往来仍然有限。在航海和造船技术有较大的改进以前，除了印度洋上因季候风的发现可作季节性的跨海航行而外，海上交往只能限于近海。就长距离而言，海路只能处于陆路的补充地位。这种补充不经常、不稳定，因之不可能充分发挥海运载量大、行程远的优势。渡越大海的航行，在前资本主义时期，不能说完全没有。北欧的诺曼人、维金人，曾经到达冰岛，漂过北大西洋到达格陵兰和文兰。但这是偶有的例外，对历史上的横向发展没有多大的实质意义。这样，依靠骆驼、马、人力的陆上交往，在古代和中古的亚欧大陆农耕世界，仍然是沟通各地区的主要通道。距离越远，行程的连续性越难保持，打开经济上互相闭塞的作用也就越有限度。离开亚欧大陆及与之毗连的部分非洲，远洋以外的世界就更一无所知。陆海交通的发展水平也限制着暴力的交往。任何古代的强大国家，不论是奴隶制帝国如罗马，或封建大帝国如唐代中国和阿拉伯帝国，其所进行的对外扩张，都不得不受农本经济发展水平所能提供的对军事的支持能力的限制，包括交通技术上的限制。而且，即使在这些强大国家统治所及的范围之内，占支配地位的也仍然是闭塞性的农本经济。农本经济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种闭塞状态就不会仅仅由于发生了和平或暴力交往而被彻底打破。

值得注意的是，在前资本主义闭塞状态中的亚欧大陆，随着陆上和海上的有限交往，各种思想意识和宗教信念却四向传播，分别在相当广泛的地区内移植、生根，留下长期的不可磨灭的影响。起源于西南亚一隅之地的基督教，逐步向西方广泛传播，在一个长时期内在全欧洲成为支配社会生活的精神力量。中国儒家思想也传遍东亚，其在朝鲜、日本、越南的地位，直到近代以前，几乎和在中国不相上下。印度的佛教在缅甸、斯里兰卡以及东南亚其他国家被普遍接受，传入中国后形成中国化的佛教，又由中国传到了日本。伊斯兰教因阿拉伯人的扩张而传遍中亚、西亚和北非，后来又进入南亚与东南欧，形成与欧洲基督教世界并峙的伊斯兰世界。狭隘的、地方性的、相互闭塞的农本经济，在亚欧大陆各个主要地区，却支撑着越出国家和民族界限的三大宗教信仰和一个起着近似宗教作用的伦理思想体系。这是农耕世界不同地区间在横向联系中积累起来的一项极有历史意义的后果。

在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之间，也进行着和平的、有时是暴力的交往。游牧世界需要农耕世界的粮食、布帛和金属工具，农耕世界需要游牧世界的马匹和皮革。双方都要通过和平互市来满足各自的需要。但也存在着矛盾：游牧世界的各族，其中包括趋向农耕的部族，有时要进入富庶的农耕世界；农耕世界的统治者有时也要开边拓土，略取游牧世界的土地。从公元前第2千纪中叶起，迄公元13世纪，游牧世界各部族先后对农耕世界掀起了三次历时长久的移徙和冲击浪潮。最初的一次断续绵延到公元前第1千纪，进入农耕世界的主要是来自偏西北方的印欧种人，东至印度河，西至爱琴海，中部至两河流域和小亚细亚。也有闪米特人，进入两河流域和埃及，他们带来马驾的双轮战车，稍后南下的还使用了骑兵。第二次浪潮始于公元2、3世纪，直到7世纪。最早发动的主要是匈奴人、突厥人，后来还有进入黄河流域的鲜卑和拓跋诸部，进入波斯和印度的嚈哒，在匈奴压力下冲入罗马帝国的日耳曼各族以及稍后的斯拉夫各族，游牧的阿拉伯人则于公元7世纪冲入西亚和中亚，以后扩张到北非和西南欧洲。最后一次浪潮起于13世纪。主要入侵者是蒙古人及与之联合的突厥人，冲击的范围最广，遍及亚欧大陆，但延续的时间却最短，到14世纪仅余尾声。自此而后，历经3000多年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的矛盾大体定局。游牧世界各族在入侵时期的军事优势，一当他们进入农耕地带，就在各自农耕化或进一步农耕化的过程中逐渐消失。农耕世界一次又一次地把入侵的游牧、半游牧、趋向农耕的各部族吸收到自己的经济文化体系中来。三次移徙、冲击浪潮的结果，是游牧世界的缩小，农耕世界的扩大。亚欧大陆农耕世界以农为本的相对闭塞的经济，在与游牧世界的长期矛盾运动中，显示了它的优越性和韧性。彻底打破植根于农本经济的各民族、各国、各地区间的闭塞状态，还有待于新的历史力量，有待于跨入一个新的阶段的历史纵向和横向发展。

当亚欧大陆农耕世界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时期的前夕，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内陆，美洲的中部和南部，都已兴起了文明和国家，其基础也在于农业。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和北非伊斯兰诸国进行穿越撒哈拉大沙漠的贸易，用黄金、象牙换取手工业品，在交往中接受了伊斯兰教。它们在经济和文化上都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美洲中部和南部的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国家则处于完全和外界隔绝的状态。他们的远祖是从亚洲移去的，但他们和亚欧大陆的文明却没有联系。古代中国人远渡墨西哥之说，目前不能论定，即使属实，也对15世纪以前美洲的闭塞状态无所裨补。中国在商朝已经有车有马。美洲印第安人在和西班牙殖民者最初接触的时候，还无车无马，连在同一大陆上的两大中心之间的交往都有困难，更不用说同美洲以外的文明发生横向联系了。孤立、闭塞，必然造成文明的停滞。

从15、16世纪开始，历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时期。亚欧大陆农耕世界的相对闭塞，撒哈拉以南非洲与亚欧大陆之间在更大程度上的闭塞，美洲、大洋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完全隔绝——这些现象都逐步发生全面改观。15、16世纪是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时期。转折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在亚欧大陆农耕世界的内部，首先在西欧，社会经济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根本变化。人类历史的前资本主义时期因这个变化而归于结束，资本主义开始以其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出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

资本主义在西欧的萌芽和发展，不断侵蚀以农为本的自然经济。资本主义通过市场交换以实现利润的经济和闭塞的农本经济两不相容。资本主义一经产生，就必定不断扩大市场交换的范围，伸入并占有原来封闭的农本经济的阵地，无止境地向可能达到的各个角落扩展。它突破地理的自然界限和国家疆域，最大限度地为销售其商品而开拓市场。由中古后期积累起来并得到改进的航海和造船技术，适应西欧新兴资产阶级的需要，为他们的海外扩张提供了必要手段。C.哥伦布打开大西洋的航线之后，西方资产阶级走遍全球，凡海水所及之处，几乎无处没有他们的踪迹。于是，世界不再是亚欧大陆加上地中海南岸的世界。南北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东西两岸、稍后还有大洋洲，都加入以亚欧大陆为主体的文明世界。世界的范围空前扩大了。与此同时，由于各民族、各地区之间在经济上的联系越来越密切，闭关自守状态越来越彻底地被打破、世界也变得更为紧缩了，由分散的世界渐渐成为一个初见其全貌的整体世界。历史发展到这个时期，才开始成为世界的历史。这是从原始人类为寻求食物分支向地球各地移动直到资本主义开辟世界市场这一经历悠远行程的历史发展的结果。历史的横向发展，到这时达到空前未有的广度。

约自16世纪起，资本主义发展较早的西欧国家一反农本的传统，采取重商主义政策，借以促进海外贸易和殖民活动、鼓励资本原始积累，扶植为适应国外市场的工业生产。由农本而重商，是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西欧国家在经济上的重大转变。在同一时期，亚欧大陆东部几个发展水平即使不超过但也绝不低于西欧的国家，包括中国和日本，却故步自封，限制甚至放弃海上活动，以闭关自守为得策，维护传统的农本经济。在西欧，尤其是在英国，资产阶级推翻封建统治取得政权以后，重商政策有力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到18世纪中叶，英国首先发生以大机器生产和广泛采用蒸气动力为标志的工业革命。这是人类物质生产史上继农耕和畜牧的发生、亦即人类由食物采集者转变为食物生产者之后又一次意义深远的飞跃。

英国发生工业革命之后，法国以及西欧其他国家跟踪而起，工业产量和对外贸易大幅度增长。从此，原来亚欧大陆农耕世界东西两端发展水平大体相当的局面，最后失去了平衡。西方经过重商主义阶段实现了工业革命，摆脱了传统的农本经济，从而对固守农本的其他国家取得了决定性优势。这个优势是新涌现的工业世界对农耕世界的优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挟此优势向世界各个地区实行了猛烈的血与火的扩张，任何闭关的壁垒都在这个优势的冲击下失去抵制的能力，到处门户洞开，成为资本主义的国际市场、原料和劳动力供应地、投资牟利的乐园。美洲、非洲、西亚、南亚、西南太平洋诸岛、大洋洲，先后沦为殖民地，虽则美洲由白人及其后裔居留的部分殖民地稍后取得了独立。共他地区，包括很多欧洲国家，都不得不在西欧工业巨大优势的影响和压力之下，先后不一地作出反应。反应是曲折的，但其主要内容总不出两点：第一，推倒或改造建立在农本经济基础上的封建统治；第二，实现工业化。

反应的总的结果是新兴工业世界范围的扩大。中欧、南欧、北欧、东欧、包括沙皇统治下的俄国，最先步武西欧的后尘，或者在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之下，或者适应资产阶级的要求，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农业也脱离封建主义农本经济的旧轨，在经营方式上，在耕作技术上，开始了与资本主义工业化相适应的发展。由此而东，亚洲的几个主要国家奥斯曼帝国、萨非王朝的伊朗、莫卧儿王朝的印度、清朝统治下的中国、幕府统治下的日本，也各各作出不同的、后果不一的反应。日本的反应取得很显著的效果。封建的幕府被迫还政天皇。通晓西方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改革家与日益壮大起来的商人、企业家相结合，实行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维新，迅速把日本引向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见明治维新）。中国建立在农本经济上的专制统治已经有了2000多年的历史，农民反封建反殖民侵略的斗争遭到它的镇压。在日本维新30年后，中国一部分力量微弱的开明派也推动维新，但是“百日”而已，转瞬失败。19世纪，奥斯曼帝国也先后进行了改革，发生过政变，但其短促命运与中国清末的维新相去无几。萨非王朝的伊朗和莫卧儿王朝的印度也在19世纪发生过反封建、反殖民统治的人民起义和各种改良运动，但同样以失败结局。这些国家的革命和民族独立，到20世纪还要经历一番曲折的过程。在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控制或直接支配之下，这些东方国家的民族工业虽多少有所发展，但在日益扩大的、以西方为中心的工业世界中仍处于一种依附的、无自主权的地位。亚欧大陆农耕世界自莱茵河以东迄日本列岛，各国对西欧新兴工业世界的冲击所作的不同反应，经历了新旧制度、新旧社会阶级、新旧思想意识的批判和斗争。是近200年世界历史横向发展的一大主题。

两个多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工业世界经历了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以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诸阶段。它以工业革命和现代科技的巨大动力，实现了人类历史空前未有的纵向和横向发展，不论是发展速度或规模，前资本主义的任何时代都无与伦比。但在不断扩大和发展的同时，它面临着难以解救的矛盾。首先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这个矛盾不断表现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斗争有张有弛，矛盾却从未消失。不仅如此，与资本主义势力国际化的形势相应，这个斗争又发展为国际化斗争，形成有完整政治纲领的、联合全世界无产者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其次是殖民地附属国与殖民主义宗主国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遍及亚、非、拉美诸大洲，发展为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广泛结合，形成对资本主义工业世界国际秩序的巨大威胁。同时，存在于各大殖民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还曾引起多次的殖民争霸战争，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爆发为两次世界大战，更番削弱了各殖民大国的统治势力。以殖民主义大国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工业世界，其历史支配地位并不巩固。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中欧、东欧、亚洲国家人民民主革命、特别是中国革命的胜利，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局面。由此开始，历史上就出现一个与资本主义工业世界相对立的、以实现生产资料公有、消灭阶级剥削为特征的、方在新生阶段的社会主义工业世界。这对于在近两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居于支配地位的资本主义工业世界，是一个无可回避的历史性冲击。是资本主义工业世界的继续存在和发展，还是社会主义工业世界的成长壮大以至最后代之而起，成为当代世界全局性矛盾的焦点。人类已有的历史智慧还不能断言，这个全局性的矛盾将怎样解决，要经历多少代人才能解决。不过，随着近若干年来形势的推移，有一点可以说已初见端倪：两个世界正在由对抗转向对话，并存和互相竞争的局面，亦即从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不断较量彼此的实力和影响力高低胜负的局面，已在逐步形成。人所共知，以现有的条件，并存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以军事手段一举而消灭对方。所以可以预期，这个并存和互相竞争的局面虽然会有这样那样的变化，但是作为一个历史的过程来观察，这个多变化的局面将不会短暂。并存与竞争是相联系的，并存的任何一方为求得和保持超越对方的优势，必将采取各种改善自己所处地位的措施：资本主义工业世界各国将实行缓和自身矛盾的改革，社会主义工业世界各国也将实行完善自身体制的改革。在并存和竞争的长过程中，任何一方实施的变革都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另一方的制约和影响。因之可以设想，两个世界并存、竞争的局面，同时也是两个世界在相互制约、相互影响下不断发生变革的局面。

社会主义工业世界各国建国的历史还很短，取得革命胜利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最早的至今也不到四分之三世纪。它们原有的经济基础都比较薄弱，现代工业化水平不论在深度或广度上都还难以和有较长工业化历史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相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低，决定着社会主义工业世界对资本主义工业世界冲击力的强弱。迄今为止，新生的社会主义工业世界所能加于资本主义工业世界的冲击力，还不足以比拟当年新生资本主义工业世界所曾加于传统农耕世界的冲击力。社会主义工业世界还远没有象当年资本主义工业世界那样，在向对立一方的冲击中取得压倒的优势。不仅如此，近几年在欧洲方面还一再遭受严重的挫折。但是，从历史的长期趋势说，目前存在的两个世界力量的差距，不会到此就成定局。随着两个世界并存和竞争局面的持续存在，在不断变革中的双方力量的对比，必将不断发生改变既存状况的变化。如果历史学家可以稍稍越出既成的历史，略一展望资本主义工业世界和社会主义工业世界的未来，那么，对于两个世界在长期并存、竞争局面下各自面临的问题、形势所要求的变革倾向、以及由变革导致的可能前景，都不妨作一概然的、趋向性的估计。

从长期而论，资本主义工业世界必须面对的根本问题，仍然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亦即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曾经为缓和这一矛盾采取各种改革措施，如运用立法手段实行劳动者权利和生活福利保障的社会化、资本的部分所得的社会化、文化和教育设施的社会化等等。可以说，资本主义世界各国的这类改革，已经比较明显地具有社会化的倾向。未来两个世界长期并存和竞争的局面，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类改革，无疑将会给予新的推动。改革社会化的倾向不仅将持续下去，而且还会出现这样的可能，即一旦社会主义工业世界在改革中取得了显著的进展，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社会多数对抑制资本强化了要求，这类变革就可能迫于竞争的形势，不得不越出已有的范围，进一步向所有制领域延伸。近些年来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在大企业国有化方面屡进屡退，不只是当政者在政策上摇摆不定的反映，也是变革生产资料所有制在资本主义国家已非禁区的反映。资本主义制度是历史上较有弹性的制度，它能包容和承受一些开明的或出于社会下层要求的社会化变革。一旦这类变革深入到资本所有制的领域，由此引起资本所有制发生多层次的变化，以至突破资本主义制度所能包容和承受的限度，那就势将在所有制这个规定社会阶级结构的根本问题上向资本主义制度的临界线外跨越。由此而来的可能前景，将是实现资本主义制度对其自身否定的历史蜕变。实现这一历史蜕变的方式，将取决于各国社会化变革的历史积累和阶级关系，以及未来世界的历史环境。一个国家发生这样的蜕变，很可能，接着就会在情况类似的其他国家产生连锁反应。所以应当看到，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化变革的历史积累，以及由此可能导致的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蜕变，是估计未来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社会主义工业世界面临的问题和资本主义工业世界有本质上的区别。它并非出于社会主义制度自身所固有的不可解救的矛盾，而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非短期所能克服的困难：一是工业化起步晚、水平低；一是历史传统负荷重，经济和政治体制不健全、不完善，不能适应现代工业化的要求。当前，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改革，总的倾向是消除历史遗留的困难，有选择地吸取资本主义工业世界的科学技术、管理方法和市场机制等经验，以此加快现代工业化的进度。在未来两个世界长期并存的局面下，这一改革倾向势将持续。不如此，不足以强化与资本主义工业世界竞争、较量的能力。这一改革越持续深入，越是在改变束缚经济活力和劳动创造力的僵化体制方面、在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其他成分经济为辅方面，在扩大政治民主、确定公私权益界限、健全法制方面，以及在更新全社会思想意识和文化素质方面，都一一取得成效，那么，社会主义工业世界吸取人类历史经验并且创造性地用于自身发展的能力就越强，在工业化水平上赶上以至超过资本主义工业世界的可能性也就越大。由此而来的可能前景，将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逐步成熟和完善，不仅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方面，而且在生产力发展水平方面，都将显示出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一旦社会主义工业世界出现了一个或几个领先的国家，在工业化的主要方面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工业世界的发达国家，两个世界的力量对比就必将随之发生根本变化，整个世界的形势也将大为改观。曾经徘徊于两个工业世界之间的、基本上还滞留在传统农耕世界的国家，将会更多地倾向社会主义，经由不同途径走上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社会主义国家坚持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在不断改革中趋向成熟和完善，以及由此引起的对世界历史的深远影响，是估计未来世界的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

当代两个世界的问题，比以上所概述的远为复杂。在两个世界并存和相互竞争的局面下，两种社会制度的矛盾和斗争不会自然消失。资本主义世界的敌视社会主义势力，在反对其内部变革的同时，仍然会以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手段，以公开或隐蔽的方式，向社会主义国家渗透，甚至伺机颠覆，借以实现其“和平演变”的战略意图。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反对派，也会利用国内建设中的困难，特别是利用由于人为不臧而造成的困难，起而与外部敌对势力呼应，阻挠和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进而改变国家政权的性质。面临这种形势的社会主义国家，为巩固和发展改革的成果，必将采取相应的反渗透、反颠覆、反“和平演变”的措施，对国际和国内敌对势力实行遏制和反击。两个世界各有许多历史不同、现状互异的国家，在历史新旧嬗递之际，各国变革的轻重缓急、进退成败，将呈现出纷繁多变、风波迭起的局面。但就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和前文估计所及而言，两个世界并存和竞争、较量的局面，在经过相当长期的、不能预见其断限的演变之后，有较多可能会引向有利于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蜕变和社会主义制度自身的完善。这两大变化一旦成为现实，整个世界就会出现一个全新的趋势：资本主义工业世界将由此趋向收缩；社会主义工业世界将由此趋向扩大。世界历史的纵向和横向发展，也将由此进入一个更高层次的新的时代。

当前的人类社会，正在面临能源日渐枯竭、环境严重污染和破坏等巨大难题的困扰。世界历史新时代的来临，必将使科学技术的发展纳入为全人类而不是为私有资本服务的正轨。对困扰人类社会的难题也将有可能在全世界的通力协作之下，排除因私有资本维护其既得利益造成的障碍，求得合理而有效的解决途径。当前多数贫国与少数富国之间加速扩大的差距，也将随着各种公开的隐蔽的殖民剥削方式的废除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广泛发展而逐步缩小以至消灭。世界历史的合理未来——合理地生产、合理地分配、合理地应用科学技术、合理地满足人类群体和个体不断提高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不在于资本主义工业世界的补苴延续，而在于社会主义工业世界的更新继起，在这个更新继起之中，也包括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蜕变。历史是很少直线发展的。资本主义工业世界的削弱、收缩、以至蜕变，社会主义工业世界的成长、扩大以至最后遍及整个世界，必然要经历悠长的、曲折艰难的道路。但是，悠长、曲折、艰难都改变不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向。黄河九曲，终将流归沧海。

世界历史这门学科正在发展之中。既然历史在不断的纵向和横向发展中已经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世界历史，那么，研究世界历史就必须以世界为一全局，考察它怎样由相互闭塞发展为密切联系，由分散演变为整体的全部历程，这个全部历程就是世界历史。把分国、分区的历史集成汇编，或者只进行分国、分区的研究，而忽视综合的全局研究，都将不能适应世界历史这门学科发展的需要。世界从15、16世纪起就已跨进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以世界历史为研究对象的这门学科，也要相应地跨入一个新的阶段。

注：本书“总序”系据吴于廑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撰写的“世界历史”一文全文转载，转载前由作者对原文最后几个段落略作修改。原文第一部分关于19世纪后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中国学者在外国历史及世界史方面的编著和研究工作的论述，系毛昭晰撰写。第一章　16世纪资本主义曙光下的西方·同一世纪东方中国和日本

1500年左右是世界近代史的开端。这首先是因为1500年以前的世界基本上处在闭塞的状态，新旧大陆之间更是互相隔绝的，只有到1500年左右完成地理大发现——哥伦布发现美洲、达·伽马开创绕非洲的新航路、麦哲伦等绕世界一周——之后，这种状态才被打破，过去处于相对隔绝的各地区才开始进行直接的接触。这是人类向全世界联系为一体迈出的第一步。1500年是人类史上的关键性年代。

以1500年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也是因为只是从1500年左右地理大发现以后，西欧人走向海外，开始殖民征服，欧洲贸易才走出地中海的狭小范围而扩大到全世界，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从而促进了欧洲的封建生产方式迅速地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施加了极大的影响。

地理大发现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与它同时或前后发生的，在西方还有两大运动，一是文艺复兴运动（14—17世纪初），另一是宗教改革运动（1520—1570年）。这三者之间是有联系的。地理大发现及宗教改革的发生都受到文艺复兴的影响。文艺复兴所表现出来的人文主义精神是一种为创造现世的幸福而奋斗的进取精神，而地理大发现就是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完成的。文艺复兴也推动了宗教的改革：人文主义者之谴责天主教教会的黑暗腐败，为宗教改革派提供了攻击天主教的论据，人文主义者之研究《圣经》的原文及基督教的原始教义，也为新教教义的形成开辟了道路。而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及宗教改革，又各从不同的方面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鸣锣开道：地理大发现为资产阶级开辟了大显身手的广阔天地；文艺复兴向资产阶级注入了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力量；宗教改革为资产阶级在欧洲不少国家推倒了作为封建势力顽固堡垒的天主教教会的统治，并且为资产阶级锻炼了象加尔文教那样的精神武器。

16世纪也是西欧民族国家形成和君主专制制度产生的时期，这二者都庇护了新生的、远非象后来那样强大的资本主义。

这样，1500—1600年在世界史上是取得重大成就的100年，在这100年中，西欧人在向海外扩张的同时，也在文化、思想、宗教及政治等领域内完成了重大的变革，而这些变革都象征着资本主义曙光的来临。西欧以东的许多国家，包括东欧诸国、西亚伊斯兰诸国、南亚印度、东亚中国和日本，在世界历史这一重大转折时期，都还不曾出现类似上述西方的变革。明代中国正由盛转衰，郑和西航不但后继无人，而且也绝不能引发商业革命。印度莫卧儿帝国虽方兴未艾，地跨欧亚非的奥斯曼帝国虽正处于全盛期，但从它们的社会经济结构中也还看不出新时代的征兆。第一节　世界地区隔绝状态的突破·商业革命

哥伦布发现美洲，达·伽马开辟绕非洲到东方的新航路及麦哲伦等人之完成环球航行，便是地理大发现的主要内容。紧随着地理大发现，发生了商业革命和西欧诸国的殖民扩张。这些划时代的大事，“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一、地理大发现和商业革命的背景

地理大发现和商业革命的动因地理大发现和商业革命，是多种因素交错在一起促成的。

首先是经济上的动因。16世纪以前，欧洲早有与外部世界进行贸易的传统。欧洲需要外来的商品，比如欧洲人在饮食上离不开香料，而香料就是从东南亚运去的。欧洲对外贸易主要是对东方国家如中国、印度及东南亚诸国的贸易。这项贸易到13世纪末有很大的发展，从东方辗转输入的商品比12世纪初增长10倍，其中主要是香料（丁香、肉桂、胡椒等）、樟脑、檀香、丝绸、宝石、布匹等等。这些商品在欧洲市场上最受欢迎，价格昂贵。贩运这些商品，获利不止倍蓰。

但是，到15世纪中叶形势突然发生了变化。1453年，奥斯曼帝国的军队攻陷君士坦丁堡，占领巴尔干、小亚细亚及克里木等地区，从而控制了东西方之间的通商要道。不但帝国军队肆意抢劫商旅，而且帝国当局还规定对过往商品课以重税。这实际上等于堵死了这一条重要的商路。结果，欧洲市场上的东方商品的价格猛涨。在这种情况下，西欧商人很自然地渴望另辟一条通往东方的商路。

对黄金的追求，是另一经济动因。1500年左右，欧洲商品货币经济日益发展，货币成了普遍的交换手段。封建贵族用货币购买奢侈品，农民也用货币交纳地租。商人和手工工场主需要更多的货币以便扩大经营，而黄金是最贵重的交换手段，有了它就有了一切，人人都渴望黄金。哥伦布对黄金着了迷，他说过：“黄金是一切商品中最宝贵的，黄金是财富，谁占有了黄金谁就能获得他在世上所需要的一切，同时也就取得把灵魂从炼狱中拯救出来，并使灵魂重享天堂之乐的手段。”。自从《马可·波罗行记》在欧洲流传以来，欧洲人一直把东方，特别是中国看成是遍地黄金的人间天堂，所以到东方去实现黄金梦的人比比皆是。

其次，传播基督教是推动西欧人向海外发展的一种精神动力。

基督教与欧亚其他广泛传播的宗教相比，更多地渗透着普救主义。它从一开始就以博爱人类为教旨，并以全人类的宗教自命，因而有一种强烈的使人人都接受基督教的要求。他们甚至相信，为了普及基督教，即使使用武力也在所不惜。这种近似好战的传教精神，在与几乎具有同一精神的穆斯林势力长期对峙中日益滋长。十字军的多次东侵，就是受这种精神鼓舞的。从中世纪以来，在西欧还流行一个传说：祭司王约翰是东方一个强有力的基督教君主。西欧的基督徒梦想和这位君主建立联盟，以便共同攻打穆斯林的势力。热心于航海事业的葡萄牙亨利王子的动机除了企图夺取香料贸易之外，便是与东方的祭司王约翰联盟，发动一次新十字军运动，传播基督福音于全世界。1500年前后完成地理大发现的航海家们之从事于海上冒险活动的动机之一，便是宏扬基督教于海外诸国。

第三，人文主义思想对西欧人向海外发展，也起了积极促进作用。按中世纪天主教的神学思想，人们最关心的不应是现世，而是来世，是死后上天堂。天主教还认为人生而有罪，但禁欲苦行，可以赎罪。文艺复兴运动扫荡了这种神学观念。人文主义者讴歌现世生活，相信人的力量，认为人应当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发挥自己的才能来创造幸福。人文主义思潮实质上反映了资产阶级的个人进取精神，是海外冒险事业的一种思想动力。

地理大发现和商业革命的条件地理大发现和商业革命的发生，还因为具备了一定的客观条件。这些条件主要有：

第一，航海技术的改进。在1500年以前的300年间，欧洲船舶平均每艘的吨数增大四倍，载重量只有150—200吨的脆弱的单层甲板大帆船，让位于载重600—800吨的圆形船体的帆船。到13世纪已在船尾安装了舵，中国发明的罗盘针也已于12世纪末13世纪初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这大大提高了航行的效率。14世纪葡萄牙人改造了阿拉伯人的三角帆，因而加快了航行的速度。这样，船身增大了，速度加快了，操纵也更加灵便了。改进了的帆船又可减少100—200个划手，相应地减少了为这么多人载运的粮食，因而也更经济了。此外，1485年葡萄牙人第一次使用星盘，不久又为更廉价的象限仪所代替。这是确定经度所必需的仪器。早在14世纪西欧绘制地图的技术已相当发达了，开始出现标明海岸线及港口位置的航海图。在造船技术方面，葡萄牙人走在最前面，能建造多桅大船，在中间主桅上挂上更多的帆，适应不同的风向及海流。到1500年为止，西欧人已经能建造结构结实、船身更大的海船。强大的龙骨、坚实的肋骨、双橡木船壳板——这一切足以经受住重炮发射时的反跳。航海技术的改进，为地理大发现及西欧诸国的海外殖民扩张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第二，海上武器和战术的进步。西欧诸国在海外扩张时期，之所以能所向无阻，征服一个个国家和地区，原因之一是“船坚炮利”，有先进的海上作战的方法。在此以前，西欧在海战方面是落后的。当时的海战主要是甲板上的短兵相接。只有到15世纪，欧洲的战舰才装备大炮。这种所谓大炮仍是小型的，发射的石弹重只几盎司，而不是几磅。它可以杀伤敌人。但不能伤害敌舰的舰体。因此这种小型炮的装备、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旧的海上战术。15世纪欧洲人在陆战中已使用大型大炮。这种大型大炮太笨重，无法把它运上军舰，更无法把它架设在军舰上发射炮弹。

16世纪20年代出现了转变：弗兰德斯、德国的冶金家发展了铸炮的技术，铸成的新型大炮有5—12英尺长，发射的圆石弹（后来是铁球），重50—60磅，在射程300码中能击破敌舰舰身。这种大炮可以安装在军舰上，操纵也容易，在新设计的军舰上多的可载40门。由是海战战术也发生了变化，从甲板上短兵相接过渡到用大炮轰击敌舰。海上武器和战术的进步，使处于海外扩张期间的西欧在海上占了优势，从而有可能控制联结各大洲的海洋。

第三，商业上的进步。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采用复式簿记。1494年意大利数学家路卡·帕乔利发表一部关于簿记的著作，建议商人在进行一切交易时，都要在总帐里记入两次，一次作为贷方，另一次是作为借方。这种记帐方法使人们能在任何时候都可对于一项生意的财务状况了如指掌，也使经营者加强盈利意识。（2）银行业和信贷业的发展。意大利商业比较发达的城市，早在12世纪就使用简单的汇票。到1408年已出现银行。银行逐步扩大它的经营范围，包括储存、借贷、汇兑等有利资金流通的业务，这给商业活动带来了很大的方便。（3）观念上的改变。在中世纪，在基督教的影响下，人们普遍谴责求利的行为。教会禁止放贷取利，认为这是“一个在上帝看来是可恶可厌的罪恶”。但是，随着商业的发展，到16世纪中叶法国法学家查理·杜莫林已经要求人们承认“温和的、可以接受的高利贷行为”。于是，以借贷取利的活动不再被视为不义，高利贷可以畅通无阻了，经商非贱业更是理所当然的了。（4）股份公司的出现。荷兰、英国及法国的东印度公司，还有利凡特公司，莫斯科公司以及哈德逊湾公司等等，都是股份公司。股份公司这个组织形式的产生，是商业上的重大变革，在这以前商人从事商业活动，是个人负责到底的，他们从投资、转运到各种买进、卖出等活动，都是亲预其事，合伙经营也是如此。股份公司则不同，它把投资与经营管理、商业活动分开，使投资者从经营管理的责任下解放出来，可以调动大量资金投入商业冒险事业。任何想把少量资金投于贸易事业的人都用不着自己操心，只是以认购股票的形式进行投资就可以了。股份公司在组织上逐渐趋于完备，一切管理事务都委托给通过选举产生的董事会，再由董事会选出可靠的人去管理经营业务。这种商业组织形式有利于把分散的资金集中起来，用于大规模的商业冒险事业，是动员经济力量从事海外贸易的最有效的工具。

商业上的这些进步给西欧的商业带来了活力，从而加强了西欧向海外殖民扩张的力量。

第四，专制政府的支持。西欧诸国君权集中的专制制度形成于15—16世纪。作为从封建国家向资产阶级国家过渡时期的政治上层建筑，专制制度与新兴资产阶级是有一定程度的联系的。专制制度的形成和维持，要靠资产阶级经济上的支持，同时资产阶级也需要专制政府保护它的经济利益。专制政府支持发现新航路，支持海上发展，用海军保护本国航运业及海外贸易，有时不惜为此发动战争。16世纪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就是如此。她甚至投资于英国的海盗事业。而且，专制国家还可以调动社会上一切力量——经济活力、技术进步、新教徒的进取精神以及如是等等，把它们汇合成一个整体引向海外。西欧专制制度就这样成为向海外扩张的强有力的后盾。

在西欧国家中，在海上探险方面走在最前头的是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这主要是因为：第一，两国都在大西洋沿岸，这个地理位置使它们先天地倾向于向海外发展。两个国家向海上发展的第一步是在15世纪先后攫取了距非洲西海岸不远的一字儿排开的四个群岛。葡萄牙占领了马德拉群岛、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群岛，西班牙占领了加那利群岛。这四个群岛不但在地理位置上有极大的战略价值，有可以泊船的港口，而且也有很大的经济价值：土地肥沃，盛产甘蔗、葡萄及木材。在得到这几个群岛作为海上据点之后，西、葡向海外发展更为积极。

第二，两个国家都掌握航海技术，特别是葡萄牙。在这里，不能不提到葡萄牙的亨利王子，他的绰号是：“航海家”，他做了许多工作，为葡萄牙的航海事业铺平了道路。他的业绩在于：使水手及造船技术的传统经验与理论知识相结合，从而改进葡萄牙船舶的航海性能。亨利王子曾积极筹划绕过非洲到东方的航路，他派一支接一支的探险队去勘察非洲西海岸。

第三，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的宗教热情特别强烈。这是在与伊斯兰教的斗争中形成的。他们过去长期处在外来穆斯林的统治和压迫之下，历时几个世纪的收复失地运动，把他们反对伊斯兰教的感情与虔信基督教的感情交织在一起，使他们宏扬基督教的信念更加强烈而坚定。这种信念是推动他们积极寻求东方新航路的一种精神动力。二、地理大发现的过程

欧洲直通印度新航路的发现最先探寻通往印度航路的是葡萄牙人。多年来，葡萄牙人不断派遣探险队沿非洲西海岸向南摸索到东方去的航路。当时欧洲尚未发明经线仪（到1760年才发明出来），所以在航海中无法测定经度。但是，用简单的方法可以测定纬度：根据中午太阳的倾斜度。早在1487年，当巴索洛缪·狄亚斯沿着非洲西海岸航行遇到大风时，他的船失去控制，随风向南飘去，一连13天不见陆地。当风力缓和下来时，迪亚斯让他的船向东方（因为他认为陆地是在东方）航行，但是不久他发现已经在不知不觉之间越过了非洲南端而进入印度洋了。由于船员筋疲力尽，乃掉船回去。在归途中他发现了非洲最南端的海角。迪亚斯回国后，葡萄牙王命名该海角为“好望角”。

继承迪亚斯事业的是达·伽马。他在1497年7月8日率领四艘海船从葡萄牙启航。他具备一个好的条件，就是已知道“好望角”的纬度（这是迪亚斯在发现好望角时测定和记录下来的）。他不是靠近海岸航行，而是远离海岸，这样既无浅滩之险，海风又吹得强烈而均匀。他在安全地到达预定的纬度（即与好望角相同的纬度）时，便朝正东方向驶去，终于绕过好望角，沿非洲东岸航行。1498年4月，船队进入今肯尼亚的马林迪，在这里雇了一个阿拉伯水手引航，横渡印度洋，于5月20日到达印度西海岸的卡利卡特（亦称科泽科德）。达·伽马在印度出卖他从葡萄牙带来的商品——小型物件及毛织品之后，便买进胡椒、肉桂等东方物品，在1499年9月返回葡萄牙。这批货的卖价，为这次航海费用的60倍。这是人类史上第一次完成从西欧绕非洲来到东方的航行，从而开创了东西方之间最短的海上航路。

当然，葡萄牙人开创这条新航路的目的是为了做买卖，所以他们决心垄断新航路上的全部贸易。为此，他们采取了野蛮的暴力手段。达·伽马在一次航行中洗劫了从麦加归来的非武装的阿拉伯商船。

哥伦布航抵新大陆当葡萄牙人沿着非洲海岸向印度探航时，西班牙的航海家却朝着另一个方向前进。克利斯托弗·哥伦布（1451—1506年）是意大利航海家，他在15世纪晚期一心一意想寻找到东方去的新航路，并为此制定了一个海上探险计划。他计划从西欧出发一直向西航行，目的地是东方的中国、日本及印度。当时人文主义者重新发现的古代希腊人关于大地是一个球形的学说，在西方已经为不少人所知晓，但是关于地球之大小及陆地、海洋的距离，尚在茫昧臆测和估计之中。哥伦布的这个计划是建立在对于地球距离的错误估计上面的。他所依据的估计有二：第一是马可·波罗对于亚洲东西两端之间的距离及对于日本与亚洲大陆之间的距离的估计（他估计为1500英里），而这两个估计都是错误的，因为估计得过多；第二是托勒密对于地球周围长度的估计，而这个估计又过小。他由此得出错误的结论：从西欧经过大西洋到日本去的距离不足3000英里，向西航行是西欧到亚洲去的捷径。而当时葡萄牙人根据精密的计算，正确地认为到东方去的最短途径是从西欧出发，绕非洲南端，然后折向东北方向航行。因此，当1484年哥伦布向葡萄牙王室提出他的航行计划时，遭到了拒绝。两年后，哥伦布出现在西班牙宫廷中，经过他的再三恳求，女王伊萨贝拉由于对于地理的无知，终于接受了他的计划，答应向他提供人力物力。这里出现一个既饶有兴味又耐人深思的历史“假若”的问题：幸亏哥伦布作了错误的估计，假若他估计正确的话，他一定不会向西航行，从而也就一定发现不了美洲新大陆。历史的客观后果，往往是超越身当其事的历史人物的估计。

1492年8月3日，哥伦布率领三艘帆船，从西班牙的巴罗斯启航，船员中有可靠的水手和有能力有经验的军官。9月6日离开加那利群岛，扬帆出海。幸而一路上都是顺风，航行得很顺利，但是一天一天地过去，一周一周地过去，所见到的只是一望无际的波涛浩淼的大洋，连陆地的影子都看不到。水手们越来越不安。为了安慰大家，哥伦布向他们谎报了航行的距离。10月7日看到飞鸟了，但仍不见陆地。甚至连哥伦布自己也发愁了，因为按照他的计算，已经应该到达日本了。10月9日他向众人表示如果在三天内仍看不到陆地，就转回去。但是就在这几乎绝望的时刻，船上的守望者突然发现远远的水天相接处有一个黑点，黑点越来越大，原来是一个海岛（这属于巴哈马群岛），大家高兴得犹如绝处逢生，一同舍舟登岸。对于人类来说，这是一个关系到世界历史重大转折的时刻，因为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从而也就打开了新旧大陆之间不知经历了多少个世纪的闭塞。但是哥伦布到逝世前，一直相信这是亚洲的一个海岛，他命名为圣·萨尔瓦多，意为“救世主”。

哥伦布在离开圣·萨尔瓦多后，继续航行，又来到古巴和伊斯帕尼奥拉岛（海地），然后返航回西班牙。这是他第一次航行。

西班牙君主热心支持哥伦布的航海事业，又拿出大量资金，帮助他继续进行远征。

1493年，哥伦布率领一支大舰队，又离开西班牙扬帆出海。这个舰队有三桅船、轻帆船和双桅船，总共17艘。参加远航的1200人中，有教士、军人、工匠及农夫。舰队也运载一些农业用品（农具、种籽、牲畜等）。这次航行的直接目的不是开辟新的贸易市场，也不是征服东方的王国，而是到伊斯帕尼奥拉岛上定居，建立一个既采矿又从事农业的殖民地，并且以这个殖民地为基地到中国及印度去。这一次到美洲后，伊斯帕尼奥拉殖民地是建立起来了，他当了第一任总督。但是这个殖民地始终没有兴旺起来，主要是因为哥伦布缺乏管理的才能，尽管他是一位杰出的航海家和探险家。1498年他又进行第三次远航，当他到达伊斯帕尼奥拉时，这里发生骚乱，但是他没有用武力镇压，而是向举行骚乱的西班牙移民让步：把岛上的印第安人分给这些移民充当奴仆和庄园劳工。这种分派劳役制后来稍加修改，便在西属西印度群岛普遍地建立起来。哥伦布虽然作了让步，心怀不满的西班牙人在回国后仍把他的统治说成是暴政。1499年，西班牙国王委派新的总督博瓦迪利亚去代替哥伦布。新总督上任后，把哥伦布遣送回国。但是国王不久又恢复了对他的信任，1502年又派他作第四次远征。他沿着美洲大陆进行探查，经过洪都拉斯和哥斯达黎加，但还是看不到中国的影子。在回西班牙后，他失去了西班牙王的信任，在1506年郁郁去世。

教皇子午线的划定哥伦布和达·伽马的地理发现提出了关于新发现地区的主权归属问题。当时流行两种观念：第一，基督教国家有权力占领异教徒的国土；第二，教皇有权力决定尚未被基督教统治者所占领的土地的主权归属。早在1454年，教皇尼古拉五世就颁布一道敕书，把葡萄牙人在非洲海岸发现的领土送给葡萄牙人。

当哥伦布在第一次探险中发现美洲后回到西班牙时（当时他相信他所到达的地方就是印度），西班牙宫廷害怕葡萄牙和它争夺这个新发现的“印度”，便要求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承认西班牙对于这块土地的主权。1493年5月4日教皇确定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群岛以西100里格（约等于3英里）的子午线为分界线，并且把该线以西的一切土地都划归西班牙，该线以东的一切土地都划归葡萄牙。1494年，西、葡两国又缔结托得西拉斯条约，把这条线向西移动270里格。当时西班牙人认为自己在这个条约中占了便宜，相信到印度去的航路是在西方。但是实际上这条分界线使得葡萄牙人取得了绕非洲到印度去的航路上的所有据点。

麦哲伦的环球航行葡萄牙人之独占绕非洲去东方的航路上的贸易及他们所获得的惊人的利润，推动欧洲其他国家的冒险家们寻求到东方去的其他航道。哥伦布寻找中国的美梦虽然连续失败，但人们还是渴望向西航行到达亚洲。西班牙冒险家巴尔波阿的发现更加鼓舞了他们。巴尔波阿在达利安地峡（巴拿马）寻求黄金时，看到了另一个海洋（后来称为太平洋）。于是人们开始相信横渡这个海洋就可以到达东方。

因此，16世纪初，出现了想进行这个尝试的一批职业冒险家，大多数人是葡萄牙人或意大利人，其中有阿美利哥·维斯蒲西（意大利人）、卡波特父子（意大利人，后移居英国）、及斐尔南多·麦哲伦（葡萄牙人）。但是其中只有麦哲伦发现了通过太平洋到亚洲去的航路。

麦哲伦是西班牙政府派出去的探险家。西班牙人对于葡萄牙垄断东西贸易（特别是贩运香料）一事垂涎三尺。他们声称托得西拉斯条约所定的分界线是围绕全球一周的，所以他们在派麦哲伦去探险时，是希望他能够在分界线的西班牙一侧找到生产香料的岛屿。

麦哲伦的远征是一个空前的壮举。他在1519年9月20日从西班牙圣卢卡尔港出发，一共有五艘船，每艘约100吨。船队渡过大西洋，翌年3月抵达南美巴塔哥尼亚。但是在这里停留期间发生船员哗变，麦哲伦勉强把它平息下去。5月中旬，一艘船在探航中沉没。10月，船队到达后来以麦哲伦命名的海峡。船队通过海峡时遇上了狂风暴雨，用一个多月时间才穿过海峡进入新的大洋。11月初，另一艘船离开船队驶返西班牙。麦哲伦率其余三艘船沿智利海岸航行，在到达北纬50度的地方折向西北前进。在以后的80天内只看到两座无人居住的荒岛。1521年3月6日到达一个海岛（可能是关岛），在岛上补充了食品。同月16日到达菲律宾。为了占领这块新发现的土地，麦哲伦干预了诸岛的内讧，他在攻打马克坦岛的战斗中，被当地人杀死。其余船员乘两艘船在当地水手的帮助下绕过婆罗洲（今印尼加里曼丹）北端抵婆罗乃（今文莱首府斯里巴加湾市），不久驶抵香料岛（今马鲁古群岛）。这是1521年11月的事。他们在这里遇到了驻在当地的葡萄牙人的袭击，但仍得到了大量的香料，在新推选的船长第·卡诺率领下，经南印度洋驶向非洲南端。途中一艘船被葡萄牙人掠去，剩下的一艘船“维多利亚”号历尽艰险，绕过好望角，沿非洲西海岸驶返西班牙。1522年9月6日当该船回到圣卢卡尔港时，船员仅剩18人。但是船上的香料很值钱，足够全程的费用。这是人类史上第一次绕全球一周的航行，历时三年。

不久，西班牙又派出一支探险队，它在1524年到达香料岛，但是当时葡萄牙人在这里的统治已经巩固。1529年西班牙与葡萄牙订立萨拉哥萨条约，西班牙放弃了对于香料岛的一切要求，葡萄牙则向西班牙交纳350000杜卡（当时欧洲一种银币单位）作为交换条件。该条约还把分界线向东移15度（经度）。三、近代早期的殖民征服

地理大发现只不过是伊比利亚人进行海外扩张的序幕，葡萄牙和西班牙很快就走上了殖民征服的道路，分别在东方和新大陆建立了各自的殖民帝国。

葡萄牙东方殖民帝国的建立葡萄牙人从15世纪起就在非洲西海岸的几内亚、刚果、安哥拉等地设立了许多据点。16世纪初，葡萄牙又占领了东非海岸的莫桑比克、索法拉、基尔瓦等地，并把这些据点作为从西欧到达东方这条航线上的补给站。为了控制绕非洲到印度的航路，葡萄牙夺取了作为红海和波斯湾锁钥的索科特拉岛和霍尔木兹岛。1509年，葡萄牙人在阿拉伯海的第乌港附近击败了数量上占优势的穆斯林舰队，进而确立了印度洋上的海上霸权。为了控制印度，夺取卡利卡特的企图虽然失败了，但却于1510年攻占了果阿，建立自己在东方的殖民总部。接着入侵了锡兰（今斯里兰卡）。1511年，它夺去了马六甲，这是通往东南亚的交通咽喉。后来，葡萄牙人继续侵占了印度西海岸的第乌、达曼及孟买。此外，还在苏门答腊、爪哇、加里曼丹及摩鹿加群岛（今马鲁古群岛）建立商。站在中国又夺取澳门，作为经营东亚贸易的中心。

随着葡萄牙东方贸易帝国的创立，往日与印度进行贸易的阿拉伯商人和威尼斯商人的地位逐步下降。这个帝国由少数岛屿和散布于绕非洲去东方的航道上的沿海商埠组成，它们在战略上都是重要的据点。葡萄牙人依靠它们得以控制伸展在半个地球上的航路，保证了葡萄牙商船畅通无阻地往来于欧亚之间，而且在航路上每隔一定距离都有一个停泊处，以补充食物和修整船只。葡萄牙就这样成为垄断欧亚之间及中国、日本和菲律宾之间贸易的霸主。

为什么人口只有200万的葡萄牙人能够入侵有高度文明的人力物力并不匮乏的亚洲诸国？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葡萄牙有强大的海军，特别是其战舰上的大炮及射击技术，是举世无敌的，能摧毁对方的舰只，这就使得葡萄牙人能打败阿拉伯商人的势力，从而控制了印度洋。第二，葡萄牙人征服的成功，也是由于利用印度内部的弱点。当葡萄牙人到来时，北印度正在被莫卧儿人征服，而莫卧儿人对商业又不感兴趣。而南印度，特别是马拉巴海岸则处在互相争夺不已的印度地方势力的统治之下。

但是葡萄牙人的力量也有其局限性，他们不擅长陆地作战，（人力有限），因而未能征服印度次大陆，他们只能控制沿海据点。

葡萄牙人也插手美洲新大陆，它入侵美洲是在1500年。这一年葡萄牙国王派卡布拉尔率远征队准备去印度，但是途中在赤道海流的冲击下离开了航道，结果飘流到南美洲巴西登陆，于是巴西就成为葡萄牙的领地。

西班牙对中南美洲的殖民征服西班牙在海外建立的殖民地，要比葡萄牙的殖民地大得多，其主体部分在美洲新大陆。新大陆盛产金银，与东方香料有同等或更大的价值，因此西班牙便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到这里。1564—1571年对菲律宾群岛的入侵和征服，是西班牙在美洲殖民势力向太平洋西南角的延伸。

1500—1518年是对新大陆的探险时期，在这个时期，继西班牙人之后，西方各国派来的许多航海家在新大陆上到处探索。1519年，西班牙贵族出身的赫南多·科泰斯离开十年前已被征服的古巴，去远征北美大陆上的印第安人阿兹特克帝国，这就开始了大陆殖民地征服的时期。科泰斯1519年3月在离今韦腊克鲁斯不远的大陆海岸登陆，率领的队伍只有600人，携带少数小型炮及13支步枪，16匹马。为了表示决心，在登陆后他就凿沉了船只。

科泰斯十分阴险狡诈。在与印第安人进行一些战斗后，他就和与阿兹特克帝国为敌的印第安人部落达成协议，得到他们的种种帮助，如供应粮食及人力等等。同时，他又诱使阿兹特克“皇帝”接待他进入“帝国”首都。乘这位皇帝不备之际，科泰斯背信弃义地擒获了他，作为人质。于是他轻而易举地征服了这个帝国。但是他毁坏印第安人寺庙的行为激起了印第安人的愤慨，他们于1520年起义反抗。阿兹特克“皇帝”在战乱中被杀，科泰斯趁黑夜仓皇逃出首都。这次起义使他失去1/3的人力及大部分辎重。但是和他结盟的印第安人继续援助他，古巴也派来增援部队。数日后，他带领800名西班牙士兵，25000印第安人，与阿兹特克人进行了激烈的战斗。1521年8月，阿兹特克残余的守城者终于被迫投降，阿兹特克帝国就这样沦为西班牙的殖民地。

更残忍恶毒的是西班牙对于印加“帝国”的征服。西班牙征服者的首领是弗兰西斯科·皮萨罗，他从西班牙国王取得了侵占巴拿马以南太平洋沿岸的权利，并且事先就被封为秘鲁的统治者。1531年，他和他的四个兄弟一道率领远征军入侵印加帝国。当时他只有180人，大炮2门，马2匹，1532年11月15日他的队伍到达卡贾马卡城。第二天印加的统治者阿塔华尔巴应皮萨罗的邀请前来赴会，后者却乘机抓住了这位手无寸铁的“皇帝”，当场屠杀了“皇帝”的许多随从。这位“皇帝”被迫拿出大量赎金——22英尺长17英尺宽的一间屋子里堆满7英尺高的金银财宝。在夺取了这些财物后，皮萨罗背信弃义地杀死“皇帝”。在打败印第安人的抵抗后，皮萨罗进入“帝国”首都库斯科城大肆抢劫。这样，印加“帝国”也被西班牙人征服了。1535年，在海岸建立了利马城，作为秘鲁的首府。

科泰斯和皮萨罗的征服鼓舞了西班牙的许多冒险家，他们也都通过阴谋、暴行以及欺骗等手段在各地建立西班牙的统治。到1550年为止，西班牙已征服葡属巴西以外的整个南美、整个中美及北美一部分土地。1565年西班牙又征服了佛罗里达，在北美建立了第一个殖民地。

西班牙的征服者们多半是不通文墨的武人，他们恃强凌弱，在征服各地过程中，作出种种伤天害理的事。在完成征服后，他们个个都成为各霸一方的统治者，形成群雄割据的局面。西班牙政府不能容忍长久的混乱局面，决定委派官吏到美洲接管各个地方政府，由此建立一个严密的多层次的统治机构，以加强对美洲殖民帝国的控制和榨取。

这个殖民帝国的最高机构是印度等地事务委员会，设在西班牙本国，由国王密切监督。该委员会负责任命殖民地官吏，对殖民地事务行使总的管辖权。在美洲殖民地置两个总督管区，一为新西班牙总督管区，它包括北美所有的西班牙领土、西印度、委内瑞拉及东方的菲律宾，首府在墨西哥城；一为秘鲁总督管区，它包括南美的全部西班牙领土，首府在利马。两个总督管区的首脑就是总督，拥有管区内军事、行政和司法的最高权力。总督管区下又分设委员会管区，16世纪两总督区共有十个委员会管区。委员也从国内委派的律师担任。

土著印第安人是帝国的基本居民。在如何对待印第安人的问题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征服者及其后代主张实行以强迫印第安人劳动为基础的地方领主的统治。但是强大的天主教会出来反对，著名的多明我会的修道士拉斯·卡萨斯宣称印第安人也是国王的臣民，也应享有西班牙臣民的权利，欧洲人应该自食其力，不应靠印第安人的劳动生活。结果建立了一种折衷的制度：地方殖民当局有权向印第安人的村庄定期抽取贡税，并可在付给相应工资的条件下强迫印第安人服徭役。但是这个有偿徭役制不久变质。西班牙人在墨西哥及秘鲁区开办银矿，征发印第安人入矿劳动，实际等于奴隶。银矿中繁重的劳动，使印第安人成批地死去。但是银矿主却靠此发了大财，西班牙政府也得到了额外的财政收入，矿主向国王政府纳税的税率为产量的1/5。1500—1650年间从美洲流到西班牙的金银多得令人咋舌：16000吨白银，180吨黄金。

在西属殖民地上，畜牧业和农业也发展起来。大牧场使用印第安人劳动，这些印第安人实际沦为农奴。大种植园生产单一农作物，使用的是从非洲贩运来的黑人奴隶。

西班牙一开始就对美洲殖民帝国实行杀鸡取卵的短视的政策。它不象后来的英国，不知道怎样对北美殖民地实行那种有系统的榨取，也不知道怎样使殖民地成为宗主国的工业品市场和廉价原料供应地，而是一昧贪婪地搜刮美洲的金银财富。当然，这种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客观条件所决定的：一方面美洲有大量金银可采，另一方面西班牙国内的经济发展，还没有达到向殖民地提供工业品的水平。西班牙国内之缺少工业，与阶级结构有密切关系。贵族和高级教士只占全人口的2%以下，但是所拥有的土地却占全国土地总数的95—97%，并且享有免税的特权；占总人口95%的农民几乎都是无地的；占总人口3%的商人、下级牧师和自由职业者都够不上中等阶级，他们经济力量薄弱，社会地位低下，还不足以发挥新兴资产阶级在发展经济上的作用。商人一旦富有，所渴望的是取得地产，购买贵族头衔，借以分享贵族的特权，对投资工业则望而却步。美洲金银的大量涌入，对工业发展也起了消极甚至破坏作用：金银数量的激增造成通货膨胀，工资上涨，工业成本随之昂贵，产品因而无力在国际市场上竞争。这样，美洲金银的榨取，与国内工业的落后形成恶性循环。同时，精力充沛的西班牙人都奔向美洲去做发财梦，相应地忽视了发展国内工业。

西班牙国内工业落后，再加上它的航运业落后，结果导致荷、英两国经济势力向西属美洲殖民地的渗透。荷兰和英国这两个工业及航运业都日趋发达的国家，不但用自己的船只把自己的工业品向西属美洲殖民地输出，而且几乎垄断西属美洲工业品的进口，据计这类进口约有90%是由荷、英两国商船运往的。本来，西班牙法律禁止外国商人从事对西属美洲的贸易，这次贸易为塞维尔港的商人公会所独占。但是法律的屏障终于抵制不了荷、英两国的经济渗透力，结果在对美洲贸易中荷、英商人排挤了西班牙商人。塞维尔商人公会也变为荷、英商人的代理人。

在殖民地贸易方面，西班牙之所以在同荷、英两国角逐中相形见绌，可以说，是自食掠夺美洲的恶果。其原因主要在于：西班牙对于美洲殖民地墨西哥及秘鲁的榨取，使得西班牙的半封建的、以土地为基础的贵族的经济和社会的重新改组成为不必要的了。在1600年以后，当欧洲的近代化国家正在对特权、“绝对主义国家”、好战的教会、以权谋私利、重视金银而忽视生产的理论和实际提出异议的时候，这些制度和态度却在西班牙和西属美洲更加强了。四、商业革命

新航路的发现，对于欧洲经济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首先引起了商业革命，表现为世界市场的扩大，流通商品种类的增多，商路贸易中心的转移和人类眼界的开阔。

新航路发现以后，世界上原来互相隔绝的地区沟通起来，这可以说是世界各地区之间联系加强的第一步。于是，欧洲和亚洲、非洲、美洲之间的贸易日益发展，世界市场扩大了。

世界市场的扩大也意味着新的产品出现在各国市场上。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美洲特产传播到欧亚大陆。美洲许多农产品是欧亚非诸国人民从未见过的。如玉米这一美洲特产，地理大发现后很快传到中国西南部、非洲及东南欧。马铃薯、菸草、可可等美洲特产，也传到亚欧非诸洲。非洲所产的咖啡传到欧美，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

美洲农产品之传播到世界，增加了人类的食物供应，也因此促进了人口的增长。非洲人口的剧增（特别在西非），原因之一是美洲农作物的引进。

世界贸易的中心也转移了。由于美洲及新航路的发现，欧洲的贸易中心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沿岸。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等商业城市衰落了，代之而起的是里斯本、塞维尔等城市。稍后，北海两岸的港口更是后来居上，愈来愈占有海上贸易的中心地位。

地理大发现和随之而来的世界市场的扩大，也开阔了人类的眼界。地理知识不再囿于一个地区或一个大陆，整个地球的外形弄清楚了，接近真实的世界地图也制成了。在15世纪初葡萄牙人开始沿非洲西海岸南下探险之前，欧洲人只是对北非及中东有确切的知识。他们对于印度的了解就很模糊；关于中亚、东亚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他们所知甚少。他们根本不知道有美洲及澳大利亚，更不用说南极了。

但是在地理大发现之后，人们对世界外貌的了解完全变了样。世界大部分地区的主要海岸线在不同的程度上被摸清了，如美洲的大西洋沿岸，南美的太平洋沿岸，非洲的整个轮廓以及南亚和东亚的海岸。在某些地区，欧洲人对于内陆也有所理解，如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熟悉墨西哥、中美及南美的一部分。人类对世界海洋和陆地了解的加深和扩大，是世界日益联系为一个整体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新航路开辟的另一个经济后果便是“价格革命”。美洲的白银大量涌进欧洲，引起通货膨胀及物价上涨，这在历史上称为“价格革命”。白银首先流进西班牙，再从西班牙流向热那亚，最后甚至流入奥斯曼帝国。在白银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向东流动时，它所经过的地方必然发生下述现象：物价迅速上涨，货币贬值，出现伪币，投机活跃。

在一个世纪之内，西班牙的物价上升四倍以上。欧洲其它国家虽然没有达到这样程度，但是这个价格革命却打乱了传统的经济关系。从事商业的人发了大财，新兴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愈益增长，有固定地租收入的封建地主的地位削弱了。这在英国成为推进圈地运动的重要动力之一。

在“价格革命”中，粮食上涨最为显著，生产粮食变得有利可图。这也是推动中欧（特别是东普鲁士）出现“农奴制再版”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是也应指出，许多学者发现，“价格革命”的发生，也有其它原因，如人口增长比粮食产量增长的速度更快。

总之，地理大发现以及随之发生的商业革命和殖民扩张所造成的各种后果，集中到一点，便是资本势力的增长，一个新兴的拥有资本的阶级——资产阶级首先从西方登上历史舞台。西欧几个国家的银行家、商人和工场主的地位骎骎日上，他们注定要通过政治革命和工业革命，建立自己的政治经济的统治，由此加速西方社会经济的根本变革，并且影响整个世界。马克思指出：“在16世纪和17世纪，由于地理上的发现而在商业上发生的并迅速促进了商人资本发展的大革命，是促使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个主要因素。世界市场的突然扩大，流通商品种类的增多，欧洲各国竭力想占有亚洲产品和美洲富源的竞争热，殖民制度——所有这一切对打破生产的封建束缚起了重大的作用。”第二节　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是14世纪中叶到17世纪初在欧洲发生的思想文化运动。这个运动意义重大，这不仅是因为在运动中天才辈出，灿若群星，他们创造出绚丽多彩的文学、艺术作品，写出有重大影响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方面的著作，而且也因为它改变了人们对于生活的态度，从而适应了一个新的、初见曙光的资本主义时代。诚然，文艺复兴只限于社会上的少数英才——学者、文人和艺术家的活动，但是它所宣扬的思想不啻是向长期以来在基督教神学笼罩下陷于沉闷窒息的西欧社会送来的一股清新的气息，令人的精神为之一爽，并且把绝大部分有文化教养的人士从中世纪的昏睡中唤醒过来。

文艺复兴，从表面上看来，是欧洲思想文化界人士复兴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运动。在他们心目中，古代希腊、罗马是欧洲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在这个时代欧洲文化达到高度繁荣和高度完美的境界，但是到中世纪却衰落下来甚至湮灭了，中世纪的欧洲几乎成了文化沙漠。因此他们怀着一种复古的心情去挖掘古代遗产，力图恢复古典文化艺术，使之“再生”。这是“文艺复兴”一词的由来。

但是，文艺复兴并非对于古典文化的“亦步亦趋”的简单模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创新，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在14、15世纪，资本主义已经出现在意大利沿海城市，到16世纪又陆续出现在西欧其他国家。新生的资产阶级为了求得自身的发展，必须首先在思想上从中世纪的宗教神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为此，他们便不得不借用作为基督教神学的对立物的、富有生活气息的、世俗的古典文化来表达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实际上，文艺复兴在许多方面超越了古典希腊、罗马的文化，这个时期产生的文学、艺术作品及政治、哲学著作都鲜明地表现出新的时代精神。

第一，重视现世生活，藐视关于来世或天堂的虚无飘渺的神话，因而追求物质幸福及肉欲上的满足，反对宗教禁欲主义。

第二，发挥人们的聪明才智及创造潜力，反对消极的、无所作为的人生态度。文艺复兴的一位作家亚尔伯蒂说：“人是能够从心所欲地改造自己的。”另一位作家彭塔诺说：“我创造了我自己。”这都表现出一种奋发有为的精神。

第三，在文学艺术上表达人的真实感情，反对虚伪造作。

第四，重视科学实验，反对先验论。

第五，强调发展个性，反对基督教之禁锢人性，因而在道德观念上要求放纵，反对自我克制；提倡所谓“公民道德，”认为事业的成功及发财致富就是一种道德的行为。

第六，表现了乐观主义精神，反对悲观主义。埃拉斯谟表达了这种生活态度，他说：“我几乎愿意再年轻几岁，这是因为我相信在最近的将来一个黄金时代就要来临”。

第七，有一种求知欲和追根究底的探求的精神，对于一切事物都要研究个究竟，决不满足于一知半解。

这些特点概括起来，就是人文主义精神。人文主义就是为创造现世的幸福而奋斗的乐观进取的精神。新兴的资产阶级就是在这个人生观的指引下开拓和发展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1500年前后完成的地理大发现，就是这种人文主义精神的外在表现。哥伦布是热那亚人，卡波特也是热那亚人，他们都出生在作为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意大利，这决非巧合。地理大发现与文艺复兴二者有内在的联系。一、意大利的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滥觞于意大利，这并非偶然，因为资本主义萌芽最早出现在意大利。但是也必须看到：意大利之成为文艺复兴的发源地，还有其他原因。首先，意大利虽然还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战争频仍，纷争不已，但在经济上呈现一种特有的繁荣。一些城市共和国商业和手工业十分发达，有雄厚的财力。这就为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利的物质环境。其次，定居于这些富裕城市中的，有不少博学多识的学者，对古代罗马文化深感兴趣。这些城市共和国的统治者和豪商巨贾，对来自各方的诗人、学者、艺术家，竟相延纳，加以庇护。这就使许多才智之士获得多方面的帮助：舒适的生活，优越的创作机会及条件，高层的社会交往，以及对作品的推许揄扬等等。佛罗伦萨的统治者科西摩·美第奇说过：“应该把这些有特殊天才的人们作为天上的神仙对待，而不应该把他们看成是驮畜。”科西摩的话代表了很多上层人物的看法。同时，意大利有一个独特的文化环境，在这里留下了不少古代罗马的建筑遗址，足以引人抒发思古之幽情。承袭罗马帝国东半壁的拜占廷这时在唤醒意大利人鉴赏古典希腊文化方面也起了独特的作用。14世纪初期开始的土耳其人的入侵，迫使拜占廷联合罗马教会，以争取西方的支援。因之，君士坦丁堡与意大利之间，使者、学者接触频繁，希腊语在意大利传播日广。意大利学者乔伐尼·奥里斯巴在1423年把238部希腊文手抄稿带回意大利。另一意大利人费列尔佛在君士坦丁堡从事七年的研究，收集了不少希腊文手抄稿，回意大利后又从事亚里士多德、普鲁塔克等著作的翻译。1453年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后，拜占廷学者西行讲学者络绎而至。对希腊古典著作及艺术的研究与鉴赏，在意大利更蔚然成风。

早期文艺复兴早在14世纪，意大利的学术和文化的先驱已从事希腊罗马古典著作的研究，同时进行了新的创作，从而揭开文艺复兴的序幕。但丁（1265—1321年）辉映于前，彼特拉克（1304—1374年）和薄伽丘（1313—1375年）接踵其后。他们的文学创作以及对中世纪长期沉埋在寺院中的希腊罗马古典著作抄稿的探讨，对推动意大利早期文艺复兴，有巨大影响。

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文学创作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的作品。但丁的不朽名作是《神曲》，它采用梦幻文学的形式，通过对但丁幻游地狱、炼狱和天堂三界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类人物的描写，抨击教会的贪婪腐化和封建统治的黑暗残暴，歌颂自由的理性和求知的精神，要求思想解放和宽待异教。《神曲》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恩格斯说：“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

彼特拉克擅长十四行体的抒情诗。他的《歌集》歌颂了对恋人劳拉的爱情，摆脱了教会的禁欲主义的束缚，表现了人文主义者以个人幸福为中心的爱情观。彼特拉克反对意大利的割据状态，渴望祖国的统一。他还猛烈抨击罗马教廷，比之为“野蛮凶狠的庙堂”、“邪教徒的寺院”。彼得拉克创作的十四行诗成为欧洲诗歌中的一种重要体裁。

薄伽丘的代表作是短篇小说集《十日谈》。全书共包括100个故事，据作者说是佛罗伦萨的10名贵族青年男女因躲避黑死病到乡间别墅居住的10天内为了破除岑寂而讲的。故事中揭露和讽刺了天主教僧侣和封建贵族腐朽糜烂的生活，他们的卑鄙、虚伪和残暴，批判了封建社会的阶级不平等和男女不平等，赞美了现世生活和青年男女的爱情，描写了商人、手工业者的智慧和勇敢，反映了新兴市民阶级对禁欲主义的反抗。《十日谈》以其通俗的格调，传播了人文主义思想，有力地促进了欧洲小说的发展。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艺术也充分表现了人文主义精神。乔托（1267—1337年）是这一方面披荆斩棘的拓荒者。他第一个与神学思想支配下的艺术模式决裂，打破了中世纪的绘画传统，为近代现实主义绘画开辟了道路。帕多瓦的阿累那礼拜堂壁画是保存得最完整的乔托的作品，人物形象具有现实感，画面充满生气。他为佛罗伦萨金圣徒教堂绘制的《圣母像》，驰名至今，画面充满欢乐情调，圣母面容带有农家妇女的特征。乔托笔下的人物形象具有某种立体感，但从解剖学来看不够准确，色彩缺乏细致的层次，宗教气息仍很浓。这些缺陷很快地被意大利后起的艺术家们弥补了。鲍罗·马克塞洛创造了新的透视画原则。利用这个原则，意大利画家安托尼欧·波莱渥洛描绘出肌体逼真的男性裸体，给人以真实之美感。

15世纪早期，意大利在建筑方面也出现了大师。费利波·布鲁内列斯奇设计了圣·斯皮利托的大教堂的圆屋顶。列昂·阿尔贝蒂为一个富商装璜了桑他·玛利亚·诺威拉教会的正面建筑。阿尔贝蒂曾这样概括自己的工艺造诣：“所有的部分都达到和谐和协调的地步，增一分或减一分都只能造成损害。”

全盛期文艺复兴16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进入全盛时期。如果说14世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只缺少了一个中心，而15世纪佛罗伦萨成为这样的中心的话，那么到16世纪初这个中心已转移到罗马。这与教皇对于艺术的保护有很大关系。这个时期的教皇都热心于保护罗马帝国的遗迹，喜用壮丽的教堂及美轮美奂的宫殿来装点罗马城。为此，教会便不得不向世俗的爱好让步，向人文主义艺术家提供发扬才智的机会和条件。关于这点，19世纪英国的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写道：“意大利文艺复兴中的主要事实便是：[教皇与世俗的宗教批评者]之间的冲突是以容许新人的某种不敬神的精神进入僧侣统治集团为代价而得到避免。”

艺术家全盛期文艺复兴的三位伟大代表都是艺术家，他们是达·芬奇、米开兰基罗和拉斐尔。

列奥纳多·达·芬奇（1452—1519年）多才多艺，既是画家，又是数学家、力学家和工程师，身后留下了7000多页手稿。达·芬奇绘画的代表作是壁画《最后的晚餐》。它取材于《新约》马太福音犹大出卖耶稣的传说，描绘了耶稣突然在餐桌上向门徒宣布“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之中有一个人要出卖我”这句话时各个门徒的姿态和表情。这幅画在构图和空间透视处理方面，可谓匠心独运。耶稣处于透视的焦点，自然成为统辖全面的中心人物。通过耶稣背后窗外景色的描绘，加强了画面的纵深感，处理光和影的技术臻于完美。达·芬奇的另一名作是肖像画《蒙娜·丽莎》。一个微有笑意的妇女端庄娴静，显示出一种自在、怡悦的心情。在运用明暗作为造型手段上，这幅画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米开兰基罗（1475—1564年）的成就标志着文艺复兴艺术的高峰。他一扫意大利宁静和精巧的艺术风格，所做雕像以豪放、刚健、雄伟的人体美为特征。他的大理石雕像《大卫》，塑造了一个舒展自如，昂然挺立，肌肉健实，巨人般的裸体青年形象，表现了古代英雄大卫即将投入战斗时的神情，以夸张的手法表现了大卫雄伟的体魄。后来，佛罗伦萨政府把大卫的雕像放在市政厅前，作为市民政治理想的象征。另一雕像《摩西》把一个古代犹太英雄塑造成半神半人的形象，表现出嫉恶如仇、无比英勇和刚强坚定的神态，被认为是近代雕刻的最高成就。米开兰基罗的绘画杰作有罗马西斯丁教堂天顶壁画《创世纪》和墙壁上的祭坛画《末日的审判》。《创世纪》包括9幅主体画，共塑造了300多个英雄式的人物，其中有的与《圣经》内容无关，表现了人的力量和善良，以及对邪恶势力的仇视。《末日的审判》也是取材于《圣经》，描绘世界末日来临时基督召集万民，善者升入天堂，恶者打入地狱的景象。全画共塑造了200多个巨人，均以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为模特，表现了对人的讴歌的现实主义精神。

拉斐尔（1483—1520年）是与米开兰基罗并世的著名画家和建筑家。他博采众家之长，融合了意大利艺术的精华，形成了秀美、典雅、和谐、明朗的艺术风格。他一生创作了300多幅作品，以所绘多幅圣母像为世著称，美术史上称为“画圣”。拉斐尔在他创作的几十幅圣母像中，以世俗的描写方法处理宗教题材，塑造的圣母纯朴善良、和蔼可亲，完全是欢乐的人间少妇形象，从而歌颂了普通女性的美，表现了世俗的理想。其中最著名的有《花园中的圣母》，以圣母侧身而坐，望着嬉戏的孩子为主要画面，线条柔和，形象优美。拉斐尔后期所绘祭坛画《西斯丁圣母》，以圣母怀抱天使降临人间为主题，表现了人民希望圣母下凡保护自己幸福生活的愿望。从1508年起，拉斐尔应教皇朱利叶斯二世的邀请，历时十年在梵蒂冈宫从事总名为《教廷成立及其巩固》的以教会史为题材的宏伟壁画创作。这批壁画分布在四个大厅，气势宏伟。其中《雅典学院》塑造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伊壁鸠鲁等古代著名哲学家聚集一堂进行讨论的场面。画的构图成功地运用了空间构成和透视的方法，画面协调集中，色彩丰富，为拉斐尔壁画中最优秀的作品。另一幅壁画《教义论争》（又称《圣礼之争》）描绘了出席圣礼仪式的各代教皇和高级僧侣。画为半圆形图，以两个弧形和远近法透视加深空间效果，画面层次分明，人物神采各异。拉斐尔的绘画有一些虚构和夸张的缺点，但是瑕不掩瑜。拉斐尔对17和18世纪以后的古典主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如果对米开兰基罗和拉斐尔这两位艺术大师加以比较的话，拉斐尔的绘画不如米开兰基罗有深度，尽管它着色细腻，看起来很有魅力。两人各自所画的肖像也说明了这一点。拉斐尔肖像清晰的面庞，具有女性的阴柔美；米开兰基罗肖像的容貌带有皱纹，有凹凸不平的鼻子及表明意志坚定的颚部，表现出一个撼人心弦的，甚至是使人望而生畏的头部形象。米开兰基罗的全部作品都宏伟富丽，在构思及技巧上都是无疵可寻的，从而是崇高的，感人的。因此，他不愧为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最有创造力的艺术大师。而和他比起来，拉斐尔则稍逊一筹。

提香（1477—1576年）是另一与米开兰基罗并世的画家，也是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画派的杰出代表。这一画派崇尚色彩，而把线条放在次要的地位。提香是多产画家，一生创作了1000多幅作品。《圣母升天》是他最有名的宗教画，全画分上、中、下三部分，描绘在众多教徒目睹下上帝和天使迎接圣母升天的奇迹。画中没有任何神秘色彩，圣母酷似一个世俗妇女，洋溢着人生欢乐的情调。16世纪20至30年代，提香在一系列以裸体女神的题材的作品中，表达了反对禁欲主义，歌颂人的内心美和女性美的特点，体现了人文主义精神。但由于这个时期提香主要是为上流社会创作，作品中享乐主义成分有所增长。

政治思想家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在政治思想上也大放异彩。16世纪是西欧封建主义开始瓦解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时期，同时也是欧洲封建国家解体和民族国家形成的时期。君主专制政体是欧洲许多国家普遍出现，国家权力在一些国家高度地集中于君主之手。欧洲政治生活发生的这些变化必然地在政治思想领域内明显地反映出来。在意大利，马基雅维里的政治思想就反映了这个政治现实。

马基雅维里（1469—1527年）出生在佛罗伦萨的一个律师家庭。他曾参加推翻美第奇家族的专制统治的起义。起义胜利后，他在新成立的佛罗伦萨共和政府中供职。1512年，美第奇家族重新上台掌政。他被逮捕，不久获释，乃归隐乡下，以著述自娱。他的名著《君主论》就是在1513年写就的。《君主论》主要论为君之道，君主应具备哪些本领和条件，应该如何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马基雅维里特别重视权术，主张一个君主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即使背信弃义，也在所不惜。他认为，争雄的办法有两种：一种是遵循法律，另一种是凭借暴力。前者是人的方法，后者是兽的方法。为君者必须二者兼擅。既然君主不能不懂得如何行若野兽，他就得效法狐狸和狮子，“既是能识别陷阱的狐狸，又是能威慑豺狼的狮子”。最能效法狐狸的人，得到最大的胜利。但人君的狐狸性格应巧妙地伪装起来，让臣民以为他具有种种美德。

在马基雅维里看来，政治归根结底是力量问题。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力量是不可缺少的。他说，即使你认为正义的一方真的战胜，那也是因为这一方拥有优势力量。他还认为在外交上也应该依靠实力，没有必要遵守信义和诺言。

他直言不讳地否认在政治上讲求道德。他举例说，伐伦丁诺公爵派一个残暴的官员去治理罗曼那，这个官员用严刑峻法恢复了全境的秩序。但后来公爵认为目的已经达到，为了平息人民的不满，便诿过于这个官员，把他处死，并暴尸于市场之上。

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里把“强权政治”的理论发挥得淋漓尽致，把“道德”完全排除于政治之外。这与中国战国时代的韩非的法家理论相比，在反映时代的政治要求上真可谓异曲同工。韩非著书立论是为了韩国能在战国争雄中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马基雅维里著《君主论》之时，意大利正处于分裂状态，教会权力又凌驾于世俗政权之上，人们普遍要求在一个强有力的君主的领导下实现意大利的统一。然而，马基雅维里之提倡政治权术及强权政治，在历史上起了有害的作用，远非他所能预期，400年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又成为法西斯推行独裁统治的理论根据。

比马基雅维里稍晚的另一位意大利政治思想家是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康帕内拉。康帕内拉（1568—1639年）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长期在修道院工作。1598年他组织了反对西班牙政治的秘密人民起义，因此被捕入狱，受尽酷刑。他在狱中写成《太阳城》一书，构想了空想社会主义制度。康帕内拉同莫尔一样，认为私有财产是一切社会邪恶的根源，必须彻底废除。书中的太阳城居民实行普遍的义务劳动，一切产品和财富均为公有，由公职人员分配。太阳城20岁以上的公民出席每月举行的民众大会，在会上每个人可以对国家官员的工作进行批评，大会有权提名和更换国家一般官员。太阳城的领导人是最高宗教祭司，称“太阳”，是德才最高的人，为终生任职，由他指定接班人。《太阳城》提出劳动光荣，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思想，主张对儿童进行普遍的社会教育，对全体人民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以戒备敌人，保卫国家。但是，“太阳城中民主制原则推行得不彻底，居民仍迷信宗教，相信灵魂不灭，实行人祭制度和公妻制，这些是康帕内拉学说中的糟粕。二、西欧诸国的文艺复兴

15世纪后期，从意大利开始的文艺复兴运动逐渐传播到德国、英国、法国、西班牙、尼德兰等其他西欧国家。

埃拉斯谟出生于鹿特丹的埃拉斯谟（1466—1536年）是阿尔卑斯山以北富有影响的人文主义者。他精通希腊、拉丁古籍，但他不单单是一位古典学者，他的目的是以古典著作为津梁，去发掘圣经原文的本义及基督教的原始教义。他发现基督教的原始教义为中世纪的经院学者们曲解了，在教会的腐化中湮没了。埃拉斯谟编订的希腊文本《新约》圣经及其拉丁文新译，揭示并纠正了教会通用拉丁文本圣经中的许多错误，这就严重打击了教会解释教义的权威，在人们的思想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1509年，埃拉斯谟写下了传世名作《愚颂》。他采用讽刺的手法，把“愚蠢”人格化，假“愚蠢”之口，对国王，教皇、主教、僧侣等的愚昧无知、贪婪欺诈、荒淫无耻进行了辛辣的嘲讽。他把那些自负的神学家，描写为满口尽讲些“污秽和野蛮的隐语切口并胡言乱语”的人，而僧侣们则是一些目不识丁的自封的“虔信者”。“当他们在教堂中像驴叫似地高声朗诵圣诗时，他们只记住它的词句，并不理解其意义，但是他们以为他们正是把最滑润的香油涂抹于上帝的耳上了。”《愚颂》对教会黑暗的揭露，有力地促进了路德派的宗教改革。

人文主义作家在英、法、西班牙诸国的文艺复兴中，还产生了一批杰出的人文主义作家。

英国最早的人文主义作家是乔叟（1340—1400年），他是英国资产阶级文学的先驱。乔叟出身于富有的市民家庭，主要作品为《坎特伯雷故事集》（1387—1400年）。他以一批从伦敦到坎特伯雷去朝圣的香客的旅行为线索，写成24个短篇故事。这批香客中有骑士，侍从、地主、自耕农、贫苦农民、僧侣、修女、市民、商人、海员、大学生和手工业者等。作品生动地描写了他们的外表、举止和精神面貌是14世纪英国社会的画卷。故事取材于民间传记和口头文学、骑士文学和宗教文学，有很大一部分以爱情和婚姻为题材。乔叟否定骑士式爱情，反对买卖婚姻，主张夫妻互敬互爱。故事讽刺了僧侣的虚伪，揭露教会对人民的压迫和金钱的罪恶，暴露了封建阶级尤其是教会的腐败，体现了反封建倾向和人文主义思想。乔叟的作品反映了市民的立场和情感，在人物塑造、叙事和语言运用等方面都表现了现实主义精神。他运用伦敦方言来写作，语言生动活泼；他是英语的奠基人之一。

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文学以戏剧的成就为最大。16世纪末，英国产生了几十个有成就的剧作家，其中以莎士比亚（1564—1616年）最为杰出。莎士比亚出生于英格兰斯特拉福镇一个富裕市民家庭，20多岁来到伦敦，开始舞台演出和创作生活。他在20多年时间里写作了37个剧本、2首长诗和154首十四行诗。莎士比亚的剧作展示了16世纪至17世纪初广阔的社会景观，表现了社会各个阶层的世态。莎士比亚前后期作品的基调有所差别。17世纪开始前他的作品基调是乐观的，所写9部历史剧反映了英国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表达了反对封建割据、拥护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希望实现开明君主统治。这个时期的悲、喜剧更多地表现了人文主义者的理想。以“爱征服一切”为主题，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反映了爱情理想与封建偏见的冲突，赞美了青年纯真的爱情。《威尼斯商人》则描写了旧式高利贷商与新兴工商业资本家之间的矛盾，揭露了高利贷者的贪婪。1601至1607年为莎士比亚创作最光辉的时期。这个时期英国王权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已趋于紧张，资产阶级受到封建势力压迫，但尚不成熟，表现出软弱性。这个时期莎士比亚作品以悲剧为主，是封建社会后期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反映，表现了人文主义理想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剧作《哈姆莱特》以12世纪丹麦史的一个复仇故事为主题。在悲剧的中心人物哈姆莱特身上注入了作者人文主义的理想，塑造了一个热爱人民也为人民爱戴的形象。作品揭露宫廷的仇杀，指出这是一个“整个时代脱榫”的问题，整个世界成了一座监狱，纵有重整乾坤的愿望，但已力不从心。这样一种悲剧的结局反映了人文主义者本身具有的软弱性。《李尔王》则描写了人文主义者向往的真正的爱、真诚理性和社会正义与权威的矛盾。

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大都是写给他一个理想的情人的。他在表达爱情中流露出肯定生活，要求个性解放的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情感。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在文体上比彼特拉克前进了一步，改变了意大利的格式，按四、四、四、二编排，发展了十四行诗这一外来形式。

法国作家拉伯雷（1494—1553年）写有长篇小说《巨人传》共5部，1532年以后陆续出版。小说以法国民间故事中的高朗古杰、高康大和庆大固埃祖孙三代巨人国王为主角，通过描写他们游历的故事，用浪漫主义和极其夸张的手法来塑造这三位巨人，表现人文主义的理想。拉伯雷批判蒙昧主义和禁欲主义，抨击教会靠“人类的罪过”过活，嘲笑愚昧无知的僧侣全然不懂自己所诵念的经文。拉伯雷主张个性解放，通过教育解放人的力量，依靠知识巨人改造现实社会。《巨人传》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教育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它表述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和原则。

塞万提斯（1547—1616年）是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社会经历复杂。代表作为长篇小说《堂吉诃德》，以虚构的穷乡绅堂吉诃德和他的侍从桑丘·潘沙的游侠史，反映了16至17世纪初西班牙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小说的主人公唐吉诃德是一个矛盾复杂的人物，梦想要按已经消逝的骑士传统行事，荒唐的行为却往往出于善良的动机。他自许做骑士就应当侠义为怀，应当锄强扶弱。但当他奋全身之勇，横矛猛击，受其冲击的却只是臆想的而非现实的敌人。骑士制度已经过时，他却要坚守这个制度下骑士立身的准则，这就是堂吉诃德的悲剧。正是由于这样的悲剧，堂吉诃德的形象也就成为文学上一个理想脱离现实、落后于历史的典型概括。

政治思想家西欧诸国文艺复兴中出现的重要政治思想家有博丹和莫尔。

博丹（1530—1596年）是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家。他毕业于图鲁士大学，曾任省议会议员和三级会议中第三等级的代表，著有《国家论》（6卷）。他系统地提出了关于国家主权的理论，认为国家起源于家庭，众多的家庭为了共同的利益和防卫需要而最终结合起来，共同接受一个主权，即国家。他给国家下的定义是：“国家是主权力量对无数家庭及共同事务的公正处理，”国家是民族利益的集合整体。他认为主权是国家最本质的特征，“主权是一个国家绝对的和客观的权力”，主权不能分割，它具有不可转让性和永久性，凌驾于其他权力之上。在博丹的国家理论中，国家主权是作为一种脱离社会并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统治力量而出现的。国家主权包括不经任何人同意颁布法律的权力，宣战、媾和与缔约的权力，赦免权以及官吏任命权。这种国家权力既与统治者的权力相区别，也与臣民的权力相区别。这样，国家概念完全抽象化了。他认为政权可以通过不同形式来建立，它可以属于国王和一院制议会，也可以属于国王和两院制议会。博丹把法治的原则纳入国家定义中，认为国家应按法律来治理。他认为主权只是在国家政权活动范围内才是无限制的，它不适用于那些由神祇法和自然法，以及私有财产决定的先于国家存在的关系。博丹的政治思想包含有反封建主义的内容，他在强调君主拥有一切权力的同时，又附带说明君主的权力是有限制的。博丹的国家主权思想反映了欧洲民族国家正在形成的现实。

16世纪的欧洲除了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外，还出现了最早批判和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学说，这便是以莫尔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

托马斯·莫尔（1478—1535年）出生于伦敦富裕市民家庭，就学于牛津大学，后入林肯法学院。早年以律师为职业，后被选入议会下院。1510年担任伦敦市的副执行官，和人文主义者埃拉斯谟是挚友，受后者思想影响甚深。莫尔的代表作为《乌托邦》（1515年）。他在书中批判了英国现行的政治和社会制度，认为“它们不过是富人假借国家的名义并在国家的招牌之下，为追逐一己私利而进行的某种阴谋而已。”又全面批判了当代社会的种种弊端，认为私有财产是产生这些弊端的根源，而法律保护富人的利益，与正义毫无共同之处。莫尔在书中描绘了理想的社会制度“乌托邦”。乌托邦中实行生产资料公有，一切人都必须参加体力劳动，劳动时间不长，但可以保证得到一切必需品。社会实行民主政治，所有的公职人员都由人民选举产生，他们是人民的公仆，应当为人民利益工作并向人民报告工作。国家元首也由选举产生，重大问题由乌托邦全体居民讨论。这种社会结构的优点可以使居民具有崇高的道德品质，国家只需要很少的法律。莫尔同情劳动群众，在书中批判了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在思想史上第一次设想了共产主义蓝图。他成为空想社会主义的奠基人，却找不到实现这种理想的社会阶级力量和现实的途径。莫尔博学多才，1518年以后深受亨利八世的重任，先后担任了枢密顾问官、财政副大臣、下院议长和大法官。后因宗教改革问题与亨利八世发生严重分歧，被处死刑。三、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

近代世界与古代和中世纪世界的重要区别之一，便是科学的重大作用。可以说，没有科学，便没有近代的世界。而科学就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奠定基础的。

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是人文主义精神的重要表现。因为人文主义意味着重视现世，重视发挥人的创造力，重视探索，重视科学实验。

中世纪的学者们把自己关在哲学神学的象牙之塔里，很少关心自然界和科学实验。他们只是把依靠抽象推理得出来的理论看作真理，而不管它与客观事实如何矛盾。这种倾向妨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但是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有助于锻炼人的思维能力，客观上为16、17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准备了条件。这正如P.S.艾伦所指出的，“在它的伟大的大师大阿尔伯特和托马斯·阿奎那下面，经院哲学被锻炼成一个能够理解一切知识和表现每一种精美的思想的工具；……而且，创造这个工具的头脑敏锐的人们，只要把他们的探讨延伸到自然科学，就会轻而易举地在几个世纪前就预料到近代的发现”。

天文学这个时期天文学的发展是飞跃性的。中世纪以来为人们所公认的是托勒密的理论：地球居中央不动，日月星辰都围绕地球运行。首先推翻这个理论的便是哥白尼。

哥白尼（1473—1543年），是一位波兰教士。他在年轻的时候旅居意大利，接受了文艺复兴气氛的熏陶。他对天文学甚感兴趣，孜孜不倦地从事天文学研究。他很早就相信太阳处在宇宙中央，而地球则作双重运动，即每天自转一周和每年绕太阳公转，但他迟迟不肯公开发表。他终于在他的主要著作《天体运行论》中公开了这个理论，但是这部著作在他逝世那一年（1543）才出版。

哥白尼的这个发现引起了教会人士的震动，甚至新教领袖路德和加尔文也起来反对他。

在哥白尼逝世后，丹麦的天文学家泰寇·布刺（1546—1601年）提出了折衷的观点，他在1577年宣称：太阳和月亮都环绕地球运行，但是各行星都环绕太阳运行。但是他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根据天文观测，发现了777个恒星，制定了一个恒星表。他也发现了一个新的彗星，从而推翻了托勒密的旧的宇宙观，因为这个彗星运行的轨道，正穿过了托勒密认为是不可能穿透的透明的水晶天体。他观察所得的资料，成为开普勒研究的根据。

开普勒（1571—1630年）是德意志的学者，他本来是一位数学家，曾试图发现某种数学公式，藉以解释自然界形形色色的现象，结果失败了。但是他靠锲而不舍的毅力，在天文学上却取得伟大成就。他在1609年发现了一条重要规律：行星沿椭圆轨道绕太阳运行，太阳居这个椭圆的一个焦点上。他发现的这一条规律纠正了哥白尼的不甚确切的理论，因为哥白尼认为行星是沿圆形轨道运行的。开普勒还发现物体围绕运转的那个中心，是一个物体，而不是一个空间点。

继承哥白尼和开普勒的理论并且加以发扬光大的便是意大利的伟大的科学家伽利略（1564—1642年）。他接受了太阳中心体系，并且在这个基础上。通过观察和推论，在天文学和动力学方面完成了重要的发现。他在帕多瓦大学从事教学多年，颇受学生欢迎，讲课每有人满之患，学校特意为他提供设有2000个座位的大教室。他兢兢业业地从事科学研究工作，1609年他自制了一个望远镜，借助于这个望远镜他发现了银河是千千万万颗单个的星球集合成的。他观察到金星的周期性的盈亏现象。这种现象哥白尼曾推论出来过，但是只有伽利略通过观察证实了它。伽利略也观察到月球及其他星辰的表面形态及斑点。伽利略之所以能够作出如上的观察，完全依靠他所制造的望远镜。这种望远镜是荷兰人李伯希在1608年发明的。

天文学上的这些新发现新理论，促使关于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的想法发生了变化。在中世纪，人们普遍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而人类又是地球的主人，宇宙万物都是为了人类生活这个“目的”而由上帝创造出来的。但是，到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时代，天文学的新发现证明地球不过是围绕太阳运行的一颗小小的卫星，在无限大的宇宙空间，地球不过是沧海中之一粟，这就使得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显得渺小多了。因此，“目的论”也就没有存在的余地了。这一点看来会有伤人类的自尊心，但是实际上却产生相反的效果，因为科学的辉煌成果，使人的自尊心复活了。

其他自然科学在文艺复兴时期，解剖学也有很大的进展。比利时医生维萨里（1514—1564年）是近代解剖学的奠基人，他多年从事人的尸体解剖，根据解剖详细记载了人体构造，纠正了古希腊学者盖伦解剖学中的许多错误，对于近代医学科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17世纪初西班牙神学家塞维塔斯第一次发现了心肺之间的血液循环。但是，只有英国人哈维才创造了比较完善的血液循环的理论（1628年）。他根据实验研究，证实了动物体内的血液循环现象，阐明了心脏在血液循环中的作用：由于心脏的压力，血液才沿动脉流向全身，再沿静脉返回心脏，川流不息。

在其他科学方面也有了重大成果。吉尔伯特（1540—1603年）在1600年发表了论磁体的巨著。雷文胡克（1632—1723年）发现精细胞，又发现原生动物，即单细胞有机体，甚至发现了细菌。

数学也有重要发展。第一篇代数论文在1494年问世。1505年欧几里得几何学的拉丁文译本出现。魏德曼发明了正负符号。更重要的是卡丹在代数和几何学上作出的贡献。他的“Ars Magna”（伟大的艺术）在1545年问世，它首先讨论了三次方程式、四次方程式。维尔特和斯泰文两人首先使用小数点。

科学思想家在自然科学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几位卓越的科学思想家。

布鲁诺（1548—1600年）是意大利唯物论和无神论者，是反对宗教蒙昧主义的伟大思想家。他早年攻读神学，获神学博士学位，后来接受了唯物主义思想和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怀疑基督教教义，因而被革除教籍，在瑞士、法国、英国和德国到处宣传唯物主义世界观。1593年他为宗教裁判所逮捕，1600年被活活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布鲁诺热情地阐述和捍卫哥白尼的学说，提出宇宙无限性和统一性的新理论，认为宇宙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是无限的，没有固定的中心，也没有界限。他提出了太阳和恒星绕轴运转的猜测。他认为真正的哲学应当依据科学的实验，抛弃经院哲学中那些僵死的定义，重视经验知识。布鲁诺有辩证法思想，他认为最大和最小是对立的统一。他强调物质和形式不可分割。以及物质的不可创造性。但他没有彻底抛弃神的概念，相信自然界普遍存在灵魂的泛神论。

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年）是近代归纳法的创始人。他23岁就当选为英国下院议员，1617年任掌玺大臣，1618年当了大法官。晚年他专心致志从事著述。培根的重要著作有《崇学论》和《新工具》。他特别重视知识，说过“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认为人类借助科学发现和发明，就有驾驭自然的力量。他反对唯心主义和经院哲学，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由分子构成，并且是有规律地运动着的。但是同时他又提出“二重真理”论，把真理分成理性真理和启示真理，主张作为理性真理的科学与作为启示真理的神学互不干扰，这反映了他的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

作为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培根提出了归纳法。古代及中世纪的大多数学者在研究工作中采用了亚里士多德的方法。即演绎法。演绎法就是从一般到特殊的推理方法。以某种普遍原则作为前提，然后通过逻辑推理从这个前提引伸出结论。滥用演绎法妨碍了科学的创造发明。培根提倡的归纳法，要求在制定一种普遍原理之前，必须小心认真地观察事实，然后从观察所得的材料中归纳出一条原则。培根的归纳法可以成为演绎法的重要补充，从而使科学方法臻于完善。

但是，培根瞧不起演绎法，也轻视数学，大概他以为数学的实验性较差。实际上，演绎法在科学工作中也有其重要作用。当一个假说必须验证时，从这个假说到某个能由观察来验证的结论，往往有一段漫长的演绎程序。这种演绎通常是数理推演，所以培根之低估演绎法和数学的作用，是错误的。

而且，培根的归纳法，由于对于假说的不够重视，也带有缺点。在培根看来，只是把观察所得的资料加以系统整理，正确的假说就会轻而易举地产生出来，但是事实上很难做到。一般来说，构想出假说，是科学工作中最难的部分。通常，有某种假说是搜集事实的必要的先决条件，因为在对事实的选择上，要求有某种方法确定事实是否与题有关。离开这种东西，单单一大堆事实，会让人束手无策。

但是，不管怎样，培根的归纳法在科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勒内·笛卡儿（1596—1650年）是法国人，他既是哲学家，又是物理学家、数学家和生理学家。他曾经在尼德兰、巴伐利亚、匈牙利的军队中服务，并且作为巴伐利亚的雇佣军参加过三十年战争。他善于思考和求索，据他自己讲，在1619—1620年的寒冷的冬天他躲到一个农家的烘房里呆了一天从事冥想。他强调科学的目的在于“造福人类”，使人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和统治者”。他特别反对经院哲学，主张怀疑一切。但是他提出“我思故我在”的原则，认为不能怀疑以“思维”为其属性的、独立的“精神实体”的存在，并且论证了以“广延”为其属性的、独立的“物质实体”的存在。他主张以上两种实体都是“有限实体”，并且把二者并列，这说明在本体论上他是一个典型的二无论者。而且他还证明“无限实体”即上帝的存在，认为上帝是“有限实体”的创造者和终极的原因。但是，他终生坚持相信科学不应该依据于书本，而应依据对于事实的观察。他指着他即将解剖的一筐兔子告诉一位访问者说：“这里便是我的书籍”。他的两部著作《方法论》（1637年）和《哲学原理》（1644年）阐明了科学方法。他继承和发扬了培根的理论，着重指出：只有依靠实验，才能取得新的知识。他指出：如果想了解人体的构造，不应该相信希波克拉底或其他希腊权威所说的话，而应该把兔子加以解剖，并且亲自用眼睛观察心脏和肺在什么地方。观察和思考是他提出来的新的科学方法的两大原则。

文艺复兴的历史意义如果说地理大发现是人类向未知的物质世界的进军的话，那么文艺复兴则是人类向未知的精神世界的进军，是在精神世界中进行的探索。这个探索在文学、艺术、政治思想及自然科学领域内创造了丰硕的成果。

文艺复兴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它促使欧洲人从以神为中心过渡到以人为中心，在于人的觉醒，在于人们把重点从来世转移到现世。它唤醒了人们的积极进取的精神、创造精神以及科学实验的精神，从而在精神方面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胜利和确立开辟了道路。

必须看到，文艺复兴之所以发挥这样重大的作用，也是与欧洲印刷术的进步分不开的。大约在1450年左右德意志的美因兹人约翰·古腾堡开始用活字版印刷书籍。1465年，另外两个德意志人瑞因海姆和帕纳兹在意大利创办一家活字版印刷厂。1470年还有三个德意志人在法国的索尔本建成一个活字版印刷厂。活字版印刷术在1477年传到伦敦，在1499年又传到马德里。可见在欧洲最早使用活字印刷术的是德意志人。但是活字版印刷术的发明权应该属于中国。据宋人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载，毕昇在宋代庆历年间发明活字排版，活字可以多次使用，既经济，又方便。显而易见，德意志的活字版印刷术是从中国传去的，尽管西方书刊一般对此避而不谈。采用活字版印刷术，既可以大量印书，又可以降低书价，对于普及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及著作起了巨大作用。

文艺复兴在欧洲历史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它在欧洲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重大影响。

第一，它把人们主要是有教养的人们从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发扬了为创造现世的幸福而奋斗的乐观进取的精神。资产阶级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创造近代资本主义世界的。

第二，虽然文艺复兴在哲学上成就不大，但是它摧毁了僵化死板的经院哲学体系，提倡科学方法和科学实验，这就为17、18及19世纪的自然科学的大发展打下了基础。

第三，文艺复兴时期创造出来的富有魅力的精湛的艺术品及文学杰作，成为人类艺术宝库中的无价的瑰宝，永放光芒。

第四，文艺复兴为以后的思想进步扫清了道路。它之打破经院哲学的统一局面，使得各种世俗哲学兴起，其中有英国的经验论唯物主义。它也推动了政治学说的发展，为后来的“自然权利学说”、“社会契约论”、“人民的革命权利”、“人民主权”以及“三权分立”等学说的产生提供了思想渊源。

然而，文艺复兴也不免有一些缺陷。首先，这个时期的艺术家、文人和学者们虽然大力表现和发扬人文主义精神，认识和揭露天主教会和教皇的腐朽、罪恶，但是他们还是乐于接受教皇及教会的保护和豢养，对教会势力抱和解的态度，而不愿走上宗教改革的道路。其次，大多数人文主义者把在古代受到维护的那些迷信落后的东西保留下来，如魔法、巫术和占星术等等。第三节　宗教改革一、宗教改革的背景

16世纪首先在德国爆发，随后迅速席卷西欧的宗教改革是一次大规模的、意义深刻的社会政治运动。它由新兴资产阶级所发动，得到广大农民和城市平民强有力的响应，个别国家的君主大力支持，部分下级贵族也积极投入，对封建的天主教会展开了猛烈的冲击，促使天主教会发生分裂，涌现了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基督教新教派。中世纪西欧的罗马天主教会是封建主阶级的精神统治工具，它给封建制度披上了神圣的外衣，为封建统治辩护；天主教会也是各国最有势力的封建领主，它拥有天主教世界地产的1/3；教会还是各国的特权组织，成了西欧国家实现政治统一的障碍。因此，恩格斯指出：“要在每个国家内从各个方面成功地进攻世俗的封建制度，就必须先摧毁它的这个神圣的中心组织。”16世纪的宗教改革实质上是早期资产阶级的反封建斗争，它为西欧资本主义因素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

天主教会的精神统治和“异端”分子的挑战恩格斯指出：“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这是针对西欧的情况作出的结论。中世纪西欧的整个文化思想领域受天主教的神学思想统治，以资产阶级为首的广大群众要求冲破封建神学思想体系的束缚，获得解放，这是16世纪宗教改革发生的根本原因。

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是“原罪”和“灵魂救赎”。所谓“原罪”就是认为人类的祖先犯了罪，人一生下来就有罪，是带着罪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由于人有罪，在基督教的原始教义中宣传说，是救世主耶稣的流血牺牲，才在上帝面前替人赎了罪，凡是信仰上帝，跟随耶稣的都能得救，获得死后永生。这种原始教义经过历代神学家的延伸和发挥，逐渐发展成为中世纪系统的天主教神学体系。在灵魂救赎的问题上，新约《圣经》记载的使徒保罗的“因信称义”，强调个人内心信仰的作用，后来的神学家在个人信仰之外，又加上了参加神圣的宗教礼仪和行“善功”，即所谓的“圣礼得救”“善功赎罪”。圣礼有七种，又称七件圣事，其中最重要的是“洗礼”、“忏悔礼”和“圣餐礼”。“洗礼”是为洗刷掉人们生前所犯的罪过；“忏悔礼”是为使犯了罪而又愿意悔悟的人得到赦免；“圣餐礼”是共同吃面饼和喝葡萄酒，作为吃喝耶稣的身体和血液而和耶稣基督连成一体。至于“善功”，其内容可以由教会作任何解释，13世纪最著名的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将善功论发展完善，规定为三个内容，即遵守《圣经》上记载的十条诫命；接受新约《福音书》上所说的基督的“劝勉”，实行禁欲，过贫穷和独身的生活；履行“圣礼”，他说这是最重要的善功，它是使人获得上帝恩典的有效途径。人没有自救的能力，必须依靠上帝的恩典，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绝无得救的可能。“圣礼”是把上帝的恩典传授给人们的必不可少的媒介。而“圣礼”是必须由教士主持的，天主教会把“圣礼”说得越神圣、越重要，教会在拯救人的灵魂上作用就越大，教徒也随之越受教会的支配。中世纪西欧天主教会的权威就是靠帮助人们拯救灵魂而树立起来的。

中世纪西欧的天主教国家几乎人人信教，都是天主教徒，只有占人口极少数的犹太人除外。因此每个人从生到死都和天主教会发生密切关系，思想和行动都受教会的监督和支配。天主教会对广大群众施行了严密的精神统治。在一定意义上说，这种精神统治甚至比公开的镇压还要厉害，它是一种无形的压迫，一种潜在力，使群众不知不觉地屈服于教会的权威，也会置人于死地。

因此，天主教的神学思想常常遇到来自反对天主教正统教义的“异端”分子的攻击，首先发起挑战的是城市市民，而后是新兴的资产阶级，他们先后成为群众反对封建神学体系和教会的先锋。市民的挑战突出表现为12、13世纪法国南部的阿尔比派“异端”，14世纪英国的威克里夫运动和15世纪捷克的胡司运动。阿尔比派异端攻击天主教会组织，反对天主教的某些教义和仪式，不信来世，不信神职人员的权威。威克里夫也不承认神甫是教徒与上帝之间的中介，坚持《圣经》具有最高权威，是信仰的源泉，拒绝接受酒、饼是基督血肉之驱的化体说，并且提倡教士结婚等，得到市民的热烈支持，起来与教会对抗。威克里夫的许多主张后来传到捷克，被胡司所接受，广泛宣传，掀起了反教会的斗争。虽然“异端”分子都遭到无情的镇压，但是他们的活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16世纪的宗教改革作了准备。

罗马教廷的控制和各国实现教会民族化的开始在西欧封建制度鼎盛时期，天主教会是巨大的国际中心，是封建统治的堡垒，当统一的民族国家形成时，世俗君主和人民群众同教会的冲突不可避免。

中世纪天主教会的最高统治机构是罗马教廷，由住在罗马的部分枢机主教、教士和法律家组成。它的首脑——教皇掌握行政大权，他颁布的命令任何人不得驳回，大主教、主教等神职由他任免，僧侣也归他管辖。最高立法机关是总委员会，在教皇的监督下制定教规，教规只有通过教皇批准才能生效。教皇还掌握了天主教世界的财权，各国教会每年要把收入的一部分上缴罗马教廷，供教皇支配，教皇领地的收入自然也归他掌管。教皇还是天主教世界的最高法官，接受各地的上诉，是各国之间纠纷的仲裁人。为了对付“异端”分子，教皇成立了“异端裁判所”，分布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尤其是西班牙的异端裁判所以残酷镇压反对者闻名于世。

西欧各国的天主教会都直接受罗马教廷支配，是“国中之国”。大主教、主教、神甫和僧侣都不受当地政府管辖，拒绝向世俗政权效忠。教会的财产又享受免税特权。各国天主教会还设立法庭，不但审判犯罪的教士，而且也审理世俗教徒的某些案件。教皇有权向各国派出特使，以监督他的训令在各国执行的情况。13世纪，当教皇的权势发展到顶峰时，他甚至可以肆意干涉各国的内政，可以为神圣罗马皇帝加冕，可以将皇帝或国王放逐，并且可以解除一国臣民对该国君主的效忠誓约，如果他认为某国的法律损害天主教会的利益，他也可以宣布该项法律无效，禁止人们服从。

但是，14、15世纪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欧的英、法、西班牙等国在城市经济发展，市民阶级成长的基础上先后形成为统一的民族国家。每一个民族国家都以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字和共同的民族意识为其特色，并且出现以专制君主为核心加强中央集权的趋势。德国虽然尚未统一为一个民族国家，它分裂成许多诸侯国，但是一些大诸侯国也都建立了君主制度，向集权的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独立于世俗政权之外的天主教会就成为中央集权发展道路上的严重障碍，把教会置于王权的控制之下已成为时代的要求。这时的罗马教皇权在经历了“阿维农的囚禁”（在1307—1378年期间，教皇均为法国人，受法王控制，教廷被迫迁到法国南部的阿维农城）和“天主教会大分裂”（1378—1417年）之后，逐渐走向衰落，就在教皇权衰落的同时，西欧各国开始摆脱教廷的控制，以实现教会的民族化。

14世纪中叶，英国颁布了教职选举规章和“王权侵害罪法”，前者规定英国教士的选举不受教皇干涉，概由本国解决，后者则禁止人们把司法案件从英国带到罗马教廷上诉，否则按侵害王权罪论处。法国在15世纪中叶颁布了“实利准许法”等法规，在任命教职、解决司法纠纷和征税三个问题上限制教皇的权力。1516年法国国王同教皇缔结的“波伦亚协定”更明确地规定，国王有权任命本国教会的高级教职，有权向教士征税，只允许教皇保留在法国征收年捐的权利。西班牙国王斐迪南（1479—1516年）于1482年通过同教皇签订的一项协定，夺取了高级教职的任命权；接着又以法令规定本国教会的法规必须得到国王批准才能颁布和执行；同时宣布教士也要纳税，剥夺了教会的免税特权。西欧国家为了彻底排除外来势力的干涉，建立完全独立的民族教会，必定会同罗马教廷展开更加深入的斗争。

教会的腐败、搜刮和群众不满情绪的增长天主教会的腐败和搜刮，引起各阶级阶层的强烈不满，这是16世纪宗教改革爆发的直接原因。

中世纪西欧天主教会是一个庞大的经济实体，它拥有大量地产，是大大小小的封建剥削者中最大的一个，它向农民收取高额的封建地租。教会又向广大居民征收什一税。此外还有其他的苛捐，如赦罪费、法庭诉讼费等等。更有甚者罗马教会还利用权势和宗教迷信肆意敲榨，例如出卖赎罪券。1476年教皇颁布了一个法规，把购买赎罪券可以帮助已死的亲人拯救在炼狱里的灵魂定为信条，为出卖赎罪券这种欺诈行为大开方便之门；又如提倡崇拜圣物，使展览和出卖圣物成为一种勒索的手段；再如鬻卖神职，行贿受贿，这也是教廷发财致富的重要途径。买卖圣职的现象在教会中始终存在，16世纪达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设官不是为了宗教事务的需要，而是把它作为一种生财之道，教廷还为此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据估计，1521年有2000多个神职可以用金钱买到。

教会内部贿赂成风，教皇的选举与贿赂、争权夺利结成了不解之缘，几乎所有教皇都是靠贿赂枢机主教当选的。席克斯特四世（1471—1484年在位）通过贿赂当选为教皇后，与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的罗伦佐争夺权势和名利，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甚至不惜采用暗杀手段，以致弄得声名狼藉。继任的教皇英诺森八世（1484—1492年在位）同样是通过贿赂登位的，在位期间，他靠出卖神职所积累的财富多达百万。罗马教皇大都任人唯亲，任命自己的亲信为各国教会的首脑，西欧各国教会的肥缺多半落到教皇的宠幸手里，这些宠幸主要是意大利人。一些意大利人被任命为西欧国家的主教、大主教，但是本人却继续住在罗马，享受教士俸禄，过着豪华的生活。

以教皇为首的高级教士收入越多、越富有，生活越奢侈腐化，荒淫无度。作为教士本应遵守独身的规定，但是教皇英诺森八世据说就有八个私生子。教皇作恶多端，各级教士竞相效尤，有的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瑞士教会的一个主教把他管辖下的一个修女院修女变为自己的情妇。巴黎圣母院的教士甚至把自己的住所变成了赌场。

总之，教会的欺诈和无耻的掠夺，负担最终落到了广大劳动群众身上，他们看到教会获得的大量财富不是用于宗教目的，而是被教士（特别是高级教士）用在追逐尘世的享乐上，因而感到无比愤慨，教士的种种丑闻又使天主教会威信扫地，他们对天主教会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城市市民也不满教会的统治，这不仅是因为教会是封建制度的强大支柱，而且因为天主教的许多清规戒律对工商业的发展不利。世俗君主和贵族则觊觎教会的财产，出于个人利益的打算，也站到了反对天主教会的行列里来了。在这种形势下只要有人振臂高呼，即会掀起反对天主教会的斗争浪潮。

15世纪一个枢机主教出于维护教会的目的，曾提出忠告：“种种恶行引起了人们对于一切教会神职人员的仇恨，如果不予以纠正，我担心世俗人将效法胡司的先例，攻击教士的所作所为……”他预言如果德意志教会不立即加以改革，在波希米亚的异端被粉碎之后，另一个更为危险的异端会很快地兴起。他接着说：“因为他们将认为教士们是不可救药的，不想改正他们的恶行。在他们对于我们的改革失望之际，他们就要攻击我们。……剩下的一点点儿的对于神职人员的尊敬心理将一扫而光。他们将把这一切恶劣行为的责任加到罗马教廷身上，因为罗马教廷被认为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而它也未作出必要的改革。”著名学者胡登所写的一系列讽刺书信，嘲笑教士们的愚昧无知，不学无术，揭露罗马教廷掠夺德国财富的种种手段。也有人认识到腐败的根源在于天主教的整个体系，包括教会组织及其神学和实践。他们反对教会现存的臃肿庞大的机构，希望精简机构，反对繁文缛节的宗教仪式，希望代之以《福音书》为根据的、更为简朴的宗教仪式，反对教士干预个人的信仰，主张依靠个人的虔诚。

宗教改革运动之发生，也得力于文艺复兴。首先，文艺复兴中的人文主义者通过文学、艺术及其他形式对天主教会的腐败现象揭露得淋漓尽致，为马丁·路德等宗教改革家提供了攻击天主教会的炮弹。其次，阿尔卑斯山以北的人文主义者研究了圣经的希腊文本，发掘出基督教的原始教义。这些原始教义，由于印刷术的发明和推广而迅速地在文化阶层中传播，结果人们发现当代天主教会对于基督教教义所作的解释及天主教会的整套组织制度及仪式，与《福音书》中的记载大相悖谬。这就为宗教改革派提供了反对天主教会及实行改革的有力根据。二、马丁·路德与德国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前夕的经济政治状况宗教改革之所以首先爆发于德国，是由于德国存在特殊的经济政治情况。

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德国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封建经济仍占统治地位，但个别工业部门已经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因素，出现了分散型甚至少数集中型的手工工场。德国银矿开采和冶炼技术的进步尤其突出。从1460—1530年间，德国的银矿年产量增加5倍，最高年产量约300万盎司。商业也相当繁荣。德国位处欧洲商路中心，东西新航路发现后，商路虽有转移，但从印度经过意大利运来的东方商品，仍需经由德国运往北欧。这时，出现了一些著名的银行家，佛该尔家族在1564年已经拥有470万古尔登的巨额资本。德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是它的分散性。全国没有形成统一的市场，大城市多半分布在边区，和外国的联系要比和本国的联系更为密切。

经济的分散性影响了政治的发展。与当时已经形成中央集权制的英、法不同，德国从中古以来形成的分裂割据局面依然存在。16世纪初的德国在名义上虽然是“神圣罗马帝国”，但实际上不过是一个地理概念，在这块土地上有大大小小许多封建领主，其中有七个选侯、十几个大诸侯、二百多个小诸侯以及上千个骑士。这些领主在自己的领地上俨然是独立的君主，他们有自己的行政组织，自己的军队，自己的法律和自己的货币。帝国领土上除了这些独立领地外，还有几个自由市。中央虽然有神圣罗马皇帝，但是他无权干预这些领主的内政。皇帝不是世袭的，而是由七个选侯选出的。中央除皇帝外，还设置一个帝国议会，它由七个选侯和一些诸侯、主教、修道院长及自由市代表组成。皇帝只有在帝国议会授权下，才能行动。皇帝及议会既无财库，又无军队，需要用款时向诸侯摊派。

德国在天主教世界是受罗马天主教会榨取最重的地区，也是劳动人民最受剥削的地区，因而是灾难最为深重的地区。德国的教会神职人员，从大主教、主教到最低级的神甫，都必须把收入的一部分上缴教皇。神职人员在上任的第一年必须把全年的薪金贡献给教皇，称为安纳茨。教会的其他收入也部分地流入教廷金库。罗马教廷利用德国的政治分裂，加重对德国的榨取。16世纪初，罗马教廷每年从德国榨取的财富，达30万古尔登，这个数目比神圣罗马皇帝的年平均收入要高出好几倍，等于1497年皇帝所征的税额的21倍。而教廷从德国榨取的财富，归根结底都来自广大劳动人民的血汗。

德国劳动人民中的绝大多数是农民，而且少数农民仍处在农奴地位。一般说来，农民命运每况愈下。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地主胃口更大了，他们加重了地租和劳役剥削。农民还要向教会缴纳什一税，要受商人的剥削和高利贷者的重利盘剥。可以说农民处在德国社会最底层，其灾难之深重是无法形容的。

这样，在德国，民族压迫、阶级压迫与宗教压迫交织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宗教改革首先在德国爆发，德国宗教改革发展为大规模的农民战争的原因。

马丁·路德和宗教改革的开始在德国宗教改革中，首先发难的是马丁·路德（1483—1546年）。路德出身于富裕市民家庭，18岁进入爱尔福特大学攻读法律，信仰十分虔诚。1505年，他断然放弃学业，进了奥古斯丁修道院，当上了修道士，希望通过苦修，以求上帝赦免自己的罪。1510年他受修道院的差遣到罗马朝拜时，那里的世风恶浊及教廷的腐败，使他大失所望。他开始对教会的赎罪得救制度发生怀疑。

路德终于在《圣经》里找到了灵魂得救及赎免罪孽的方法。1512年，路德获神学博士学位，并被任命为维登堡修道院副院长和维登堡大学神学教授。他利用大学的图书馆潜心研读《圣经》。在钻研中，他发现天主教会的一整套制度及其神学理论和实践，远远背离了基督教的原始教义。他在《圣经》的《福音书》中看到了早期基督教会的民主、平等的精神，耳目为之一新。《福音书》告诉他：耶稣基督之死，业已代人类在上帝面前赎了罪，信徒只要相信耶稣，就可以得救。换言之，他从《圣经》中悟出了“信仰耶稣即可得救”的道理。具体说来，第一，人要想自己的灵魂得救，要依靠个人的虔诚的信仰，而不需要教会神职人员的干预。第二，信仰的唯一依据是《圣经》，而不是天主教会一手制定的神学。实际上，这就是否定教皇的权威，而肯定《圣经》的权威。

这样，在维登堡大学任教期间，路德已经在思想上否定了天主教神学的基本观念，否定了教皇的权威。1517年一个偶然事件推动他公开走上反抗的道路。

亚尔伯特是通过贿赂教皇的手段当上美因兹大主教的。贿赂使他欠下银行3万弗洛林的债，为了还债，他自愿充当教皇的代理人，负责替教皇兜售“赎罪券”。在销售“赎罪券”时，他到处宣扬：购买“赎罪券”的人，只要支付金钱，就可以被上帝赦免本人的罪以及已死亲属的灵魂的罪，死者的灵魂就立刻被从炼狱中拯救出来。消息传到路德耳中，他怒不可遏。1517年万圣节前夕（10月31日），他在维登堡的卡斯尔教堂大门上张贴了《九十五条论纲》。在《论纲》中痛斥出卖“赎罪券”的作法，并且提出了“信仰耶稣即可得救”的原则，反对用金钱赎罪的办法。他写道：“每一个基督教徒，只要感觉到自己真诚悔罪，就是不购买赎罪券，也同样可以得赦罪或全部免罪。”“很显然，当钱币扔在钱柜中叮作响的时候，增加的只是利得心和贪欲心。至于代祷之是否有效，完全只能以上帝的意志为转移。”这实际上就是否认了教皇的神权。这个《论纲》是用拉丁文写的，但是很快地就被译成德文，其内容不胫而走，很快地传遍全德，并且引起了全民的讨论。这件事也很快地传到教皇利奥十世耳中。最初他感到这不过是小小的争吵，但是不久他就认识到问题很严重，下令把路德唤到罗马来，对这个论纲进行答辩。当时萨克森选侯腓特烈同情路德，他劝教皇不要追究此事。因此，教皇把这个问题暂时搁置起来。

1519年，路德在莱比锡参加了辩论会，他的对手是知名的天主教神学者艾克，此人在辩论中滔滔不绝地引证权威言论，其中包括教皇敕令、宗教会议的决议、早期基督教领袖的著述等等，想借此来压倒路德。他还恫吓路德说：路德的某些观点，特别是关于每个信徒都可以直接与上帝发生关系而无须教会的媒介的论点，简直与一个世纪前被处死刑的异端分子约翰·胡司的观点一模一样。但是路德并未被他吓倒，他侃侃而谈，坚持认为宗教会议和教皇都可以犯错误，并且指出罗马天主教会已经失去了神圣的权威。结果双方都愤愤离开会场。

此后路德埋头写文章和小册子来宣传自己的观点，以便赢得广大群众的支持。他在标题为《最神圣的圣餐论》的文章中把罗马天主教会关于圣餐中的面包和酒可以变成基督的肉和血的实体转化论驳得体无完肤。1520年8月他发表了《致德意志民族基督教贵族公开书》，在信中他痛斥罗马教廷对德意志的专横、掠夺，呼吁世俗君主建立不受罗马教廷控制的民族教会，企图以民族的世俗权威取代凌驾于国家之上的神权。他主张基督教贵族“应该发号施令，从此不准任何俸禄再落入罗马手中，并且以后一切委任都不得从罗马领受，所有的教士职位都应该脱离那暴虐的教皇，并且要恢复地方主教的职权”；“应该规定，凡属俗世的事都不应该送到罗马判决，只应该由俗世当局处理”。这些内容的实质是使德意志民族从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彻底摆脱罗马教廷的控制。这是激发德国人民族感情的有力的控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在标题为《教会被囚于巴比伦》的小册子里有力地攻击圣礼制度，主张“即令没有圣礼，信心也能救人。”在另一篇文章《论基督徒的自由》中，路德全面论述了“因信称义”的宗教改革理论。他指出，人的获救，只在信仰。“上帝的道不是用什么行为，而是单用信才能领受爱慕的。因此，既然灵魂为它的生命与义所需要的只是信，那么，灵魂称义显然单是因信，而不是因任何行为”。这样，曾经是人类救赎中必不可少的教皇、教令、教律，面对信仰的权威，便都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这在当时可算是十分激烈的思想主张。

这时，路德的论著不仅传遍全德，而且也传到巴黎。天主教世界围绕他的宗教思想沸腾起来了。

在迟疑一个时期后，到1520年6月2日，教皇利奥十世终于发布了开除路德的天主教教籍的敕令。不过，这个敕令并没有把大门关死，它给路德留下60天的宽限，希望他能在60天内撤回他的《九十五条论纲》中的41条。但路德不为所动。在宽限期满那一天，维登堡的居民燃起篝火，路德当众把教皇的敕令付之一炬。

路德不但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而且也得到萨克森选侯的保护。但是神圣罗马皇帝并没有支持路德，因为他依靠天主教来维护自己在德国的皇帝地位。1521年4月他在沃姆斯召集了帝国议会，以便讨论如何处理路德的问题。皇帝的代表在会上宣读教皇颁布的关于开除路德教籍的敕令，并且要求帝国议会宣布把路德置于法律保护之外。但是议会并没有照办，而是召唤路德本人出席议会，以便由议会听取他自己的申诉。路德担心出席议会吉凶难卜，但他还是勇敢地应召赴会，当他进入沃姆斯市时，受到了全市居民的热烈欢迎。在全市形成了一种反对教皇而同情路德的气氛，甚至议会也受到感染。教皇代理人在写给教皇的信里也证实了这一点，他写到：“每一块石头和每一棵树都喊出‘路德’的名字”。路德在议会席上义正辞严地为自己申辩，拒绝认错。当时在场的皇帝想逮捕他，但是他在群众的保护下安然离开了会场。

在沃姆斯会议后，路德便被萨克森选侯腓特烈保护起来，一个时期他在瓦特堡过着世俗的生活，留了长发，因为他不再是天主教修道士了。他仍孜孜不倦地写信或写文章，热心地宣传自己的教义。这个时期他还从事《圣经》的翻译，把它译成德文，所依据的是未被篡改的希伯来文及希腊文原本。他的德文《圣经》译本在德文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为他在文章结构、词汇和文字表达等方面都有创新，为德文立下了规范，对于德文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路德也得到一位过去的方济各会修道士约翰·艾伯林的协助，这位朋友到处宣传说：罗马教廷有系统地抢劫德国，每年从德国榨取巨额的财富。艾伯林也写了许多小册子，攻击天主教会的各种表现，影响极大。

沃姆斯会议结束后不久，在维登堡及爱尔福特爆发了反对天主教会的起义，教堂遭到冲击，祭坛和教堂财宝被抢劫，绘画遭到破坏。与此同时，路德教义在北部、中部德国迅速得到传播。

路德新派教之得到传播，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它得到农民、工人和市民（中等阶级）的全面支持，因为这些阶级对天主教会恨之入骨。第二，它得到一心一意想攫取天主教会财产的世俗君主（大诸侯）的有力支持。第三，它也得到德国爱国主义者的同情，这些爱国主义者反对罗马教廷对于德国的掠夺和干预。第四，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虽然想扑灭新教运动，但是力不从心：对外战争及内政的棘手问题把他弄得焦头烂额，使得他不遑过问德国的宗教问题。第五，路德个人的主观条件也有助于新教的胜利。他学识渊博，既有雄辩的口才，又能写典雅的文章。他很敏感而又有坚强的毅力、非凡的胆识和气魄。这使他具备一个改革运动的领导人的特质。三、德国农民战争·路德教派的确立

马丁·路德所领导的德国宗教改革在客观上有反封建的意义，因为他所反对的天主教会是封建统治的强大的支柱。而且，与僵化了的天主教神学不同，路德的新教容许个人在教义解释上有更大的自由，因而蕴藏着自由主义及个人主义因素，带有资产阶级倾向。

但是，路德的新教仍未完全摆脱中世纪经院思想的影响。第一，他从来没有认识到教会与国家分离的重要性，他把德意志君主和贵族看作是教会的天然的保护者。第二，他在经济问题上反对高利贷者收取利息的行为。第三，在国家问题上他接受了中世纪的观念，认为君主的权威是神授的，尽管他也承认君主的权力要从属于自然法。第四，他反对叛乱，他一贯强调人民服从政府的必要性。他说：“叛乱不是正当的，不管它如何合乎正义；它的结果从来都是损害大于利益。我支持而且将始终支持那些身受叛乱之害的人们，不管他们的事业如何违反正义；而且我将反对举行叛乱的人，即使他们的事业合乎正义，因为叛乱发生后必然造成损失和流血。”

当路德日益变成诸侯的奴仆时，广大的农民、平民就抛弃了他，而团结在人民宗教改革运动领袖闵采尔的周围。

闵采尔（1490—1525年）出生于一个小手工业者的家庭。他博学多闻，精通希腊文和希伯来文，曾在莱比锡攻读神学，获博士学位。1517年他开始追随路德，成为他的信徒，但是后来他的思想变得更为激进，不满意路德的保守态度，1520年他就与路德分道扬镳了。1521年他到布拉格，同波希米亚的胡司派建立了联系。1521年11月他写了《布拉格通告》，表达了他对教会及世俗封建主的憎恨。他宣称：上帝为世俗的生活提供了教义，因此不要用在天堂实现上帝的教义的说教来安慰世人。他主张在尘世上实现人人平等，取消尘世上的压迫和剥削。1522年，由于闵采尔的神学见解具有越来越强烈的政治性质，他被禁止在布拉格居留。以后，他到了图林根的阿尔斯特德城当神甫，在这里他开始对教会的“圣礼”进行改革，并进行反对罗马教廷的宣传。他的思想越来越激进，不仅抨击教士和僧侣，而且也反对诸侯、领主和城市贵族。与路德不同，他否认《圣经》是唯一无误的启示，认为信仰应主要根据圣灵“活的启示”，它表现为人的理性。人人都有理性，也就都可以有神性，便都可以升入天国。这个天国不是在来世，而是要在现世建立。闵采尔的天国实际上是一个没有阶级差别，没有私有财产，没有压迫社会成员的国家政权的社会。1524年闵采尔在一份革命的小册子中宣称：“整个世界必须忍受一次大震荡，这是关于不敬上帝的人垮台而卑贱的人翻身的大事”。闵采尔在这里所说的“不敬上帝的人”，是指诸侯、骑士、城市贵族和其他剥削者。闵采尔的革命态度遭到了马丁·路德的反对，后者把闵采尔看做死敌，诬蔑他是魔鬼的工具。闵采尔针锋相对，斥责路德向诸侯谄媚，是“维登堡的行尸走肉”。

为了躲避政府当局的追捕，闵采尔在1524年8月逃离阿尔斯特德，先后到了缪尔豪森、南德等地。所到之处他宣传自己的主张，在劳动群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正是在他的宣传鼓动下，德国在1524—1525年间爆发了规模宏大的农民战争，约有2/3的农民投入了斗争。

这次农民战争有三个中心：士瓦本、法兰克尼亚、萨克森和图林根。在士瓦本地区，早在1524年夏天，起义的农民就拒绝为领主服劳役。1525年3月，农民队伍扩大到三四万人。起义军领袖于3月初举行集会，通过了“十二条款”的纲领，要求废除农奴制和什一税，减轻劳役、地租和徭役，归还被领主侵占的森林和牧场等，但没有要求没收地主的土地。纲领带有妥协性，主要反映富裕农民的利益。士瓦本的农民军没有统一领导，纪律松弛，到4月底被诸侯的军队分别击溃。

1525年3月末，法兰克尼亚地区爆发了新的农民起义，规模很大，斗争激烈。许多城市的平民也参加了起义。1525年5月，起义军制订了“海尔布琅纲领”，又名“帝国改革纲领”。纲领要求在德国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取消诸侯的一切同盟；统一度量衡和币制；取消商税、过境税、食品税以及其他苛捐杂税；允许农民赎买封建义务，等等。这个纲领反映了市民阶层的要求，带有资产阶级的性质。纲领未能实现，到1525年6月，法兰克尼亚的农民起义也失败了。

萨克森和图林根的农民起义是德国农民战争的顶点，由闵采尔直接领导。1525年3月，缪尔豪森的平民和矿工推翻了城市贵族的统治，成立“永久会议”。随后，整个萨克森和图林根地区到处发生农民起义。4月底，诸侯的军队进攻缪尔豪森。闵采尔率领一支8000人的队伍迎敌，但由于缺乏装备和训练，本人也无军事经验，到5月16日，农民军战败，闵采尔被俘并壮烈就义。

农民战争的火焰被扑灭了。农民起义，只有在先进阶级的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但16世纪的德国还没有这样一个先进阶级。平民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与现代无产阶级根本不同。市民阶级处在向资产阶级转化的过程中，但是软弱、动摇。他们虽然参加了起义，但当农民战争发展到高潮时，就因畏惧人民而叛变了。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宗教思想的路德的态度，便是很好的证明。1525年5月，路德在《反对杀人越货的农民暴徒》这本小册子里，号召无论是谁，只要力所能及，就应该把反叛者“戳碎，扼死，刺杀”，象“打死疯狗一样”。他对起义农民的仇恨，已达到了疯狂的程度。

农民战争失败后，农民重新陷入领主的奴役之中，农奴制在德国死灰复燃。诸侯是唯一从农民战争失败中得到好处的集团。他们加强了对农民的剥削，并夺取了天主教会的财产。路德倡导的宗教改革因托庇于诸侯的保护，也成了他们手中的工具。中小贵族遭到削弱，城市的特权被剥夺。诸侯在政治、经济和宗教上的权势都大大加强，德国的分裂割据状态更为加剧了。

德国农民战争虽然失败了，但它沉重地打击了天主教会在德国的势力，从此天主教会再也不能恢复以前的地位。农民战争显示了农民群众的伟大力量，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教训。1856年4月16日，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如果那样就太好了……”无产阶级革命只有在农民的支持下才能取得胜利的工农联盟思想，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路德教派的确立路德进行宗教改革后，一部分诸侯国已成为路德派新教国家。另一些诸侯鉴于宗教改革引起了农民起义，仍坚持旧的信仰。1529年，帝国议会在斯拜尔召开。由于会上天主教诸侯占优势，会议重申1521年沃姆斯会议反对异端的禁令。路德教派诸侯拒绝接受这个决定，并提出抗议，此后新教徒被称为“抗议者”。

路德派君主们在提出抗议书时，已作好战争准备。到1531年他们成立了一个互相保护同盟。1546年终于爆发了路德派诸侯国与以皇帝为首的天主教诸侯国之间的战争。1555年，双方缔结了奥格斯堡和约，和约规定：诸侯有权决定其臣民的信仰，即所谓“教随国定”的原则；1552年以前为新教诸侯夺去的天主教会的财产，均应由其继续占有。路德派新教得到了正式承认。它主要限于德国北部，南部仍为天主教国家。四、加尔文教与瑞士的宗教改革

继德国之后，瑞士也发生了宗教改革运动。在瑞士的宗教改革中，先后出现了两位领袖：一是慈温利，一是加尔文。

慈温利乌尔利希·慈温利于1484年出生于瑞士的一个农民家庭。他曾先后就读于维也纳大学和巴塞尔大学，深受人文主义的影响。从1518年起，他在苏黎世教堂传教，明确地否认教皇是上帝的代表，宣布《圣经》是信仰的唯一根据。他反对斋戒，反对教士独身，反对礼敬圣像，更反对教皇在瑞士兜售赎罪券。慈温利的改革思想比路德更为激进。他把圣餐仅看做是对基督的追念，否认祝圣后的饼与酒具有神秘的力量；而路德则坚持圣餐的“临在说”，即经祝圣后的饼与酒虽未化为基督的肉与血，但在信徒领受圣餐时，耶稣基督确实临在其中，与饼、酒溶合并存。他还摒弃路德对诸侯的依赖，主张教会实行共和制。

在慈温利的影响下，苏黎世及瑞士其他地区进行了宗教改革：用方言读《祈祷书》，取消圣像，解散修道院。教皇下令要求苏黎世地方当局制裁慈温利，但是地方当局不但拒绝执行这个命令，而且宣布脱离天主教会的统治，苏黎世及另外几个州都变成了新教州。另外一些州则坚持天主教信仰，反对宗教改革。双方不断发生冲突，终于导致1531年战争的爆发。慈温利阵亡。瑞士从此分裂为新教州与旧教州。

加尔文16世纪30年代中期，瑞士宗教改革的中心转移到日内瓦。领袖是约翰·加尔文。加尔文于1509年出生于法国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曾就学于巴黎大学和奥尔良大学，受到人文主义和路德宗教思想的影响。为了逃避法国政府对新教徒的迫害，加尔文于1534年逃到巴塞尔，在这里埋头研究宗教理论。1536年他出版了《基督教原理》一书，此书吸收了慈温利和路德的观点，并参以己见，提出了系统的新教神学理论，是宗教改革时期影响最大的一部著作。加尔文的著作还有《教义问答》、《论教会改革之必要》等。

在加尔文看来，《圣经》是按照上帝的授意写出来的。因此，《圣经》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教会和国家的权威也只能来源于《圣经》。和路德一样，他认为“信仰耶稣即可免罪”，人们要想得救，只能靠自己的笃信。但他比路德更为激进，提出了“预定论”（或译作“先定论”）的神学学说。加尔文说：“我们所谓的预定是指上帝以其永恒的旨意决定世界上每一个人所要成就的。永恒的生命为某些人已预定，对于另一些人，则是永罚。”上帝从创世纪以来，就把世人分成“选民”和“弃民”，前者注定得救，后者注定沉沦。这是人的意志无法改变的。但是，按照加尔文的观点，这并不意味着基督徒可以对他们在世上的行为漠不关心，谁是“选民”，谁是“弃民”，可以通过上帝的呼召体现出来。人在现世生活中的成功与失败，就是“选民”和“弃民”的标志。这种“预定论”以宗教学说的形式，反映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地理大发现以后，出现了世界市场的扩大，商业的剧烈竞争和早期的殖民扩张。新涌现出来的巨大的经济力量，使个人感到畏惧，不能不受它的支配。但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竞相追求利润，人人都想发财致富。胜利者产生了优越感，增加了自信力，认为自己肯定是上帝的“选民”，而那些失败者则无疑是“弃民”了。“预定论”鼓舞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进取精神，因此恩格斯认为“加尔文的信条适合当时资产阶级中最勇敢的人的要求”，加尔文“以真正法国式的尖锐性突出了宗教改革的资产阶级性质”。

日内瓦神权共和国1536年，加尔文来到日内瓦，不久被驱逐出境。1541年，日内瓦支持宗教改革的一派掌权，加尔文重返日内瓦，主持改革大计，直到去世。实际上，他成了日内瓦政治、宗教的最高领导人，把政治大权及教会大权集于一身。他所编定的《教会法案》、《教理问答》，被确定为指导市民思想行动的规范，违反者要受法律制裁。

日内瓦的教会和政府组织都是按照加尔文的设想组织起来的。教会设立四种职务：长老、牧师、教师、执事。长老一般是富有的市民，由世俗信徒选出，负责监督每一个人的生活。牧师为神职人员，负责解释圣经，训练与审查预备牧师，并施行圣礼。教师负责学校的领导工作，宣教事业和讲授圣经。执事是由信徒选举产生的不脱产的协助长老和教师的教会管理人员，主管慈善机构，负责救济和医疗工作。教会的权威机构是长老会，或称宗教法庭，由长老12人（小议会推举2人、60人议会推举4人、大议会推举6人）和牧师5人组成。宗教法庭负责监督信徒的宗教生活和审理宗教案件，并找出应当采取的补救措施，每星期四举行一次例会。政权的最高机构是大议会和小议会，由市民选举产生。教会机构与政府机构虽有分工，前者负责宗教信仰与思想道德等精神生活，后者负责世俗事务，但实际上二者已结合成一体，不仅人员交叉，而且职责也难截然划分。日内瓦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神权共和国。

按照加尔文的主张，教会应当监督国家、社会和家庭，把社会本身改造为宗教团体的典型。我们从加尔文拟定的关于乡村的法规，可以看出对群众的控制严格到了何等的程度。法规规定：星期天，除某些人需要留在家里照顾孩子或家畜外，全家人都应去听布道。如果有人在布道开始以后才到会，则予以警告。仍不改正，罚款3苏。凡唱下流放荡的歌曲、跳舞者，监禁3天，然后送交议会。对酗酒、赌博、吵架，放高利贷的人，也有相应的处罚。生活节俭，被新兴资产阶级视为一种美德，因此加尔文教便有上述种种规定。

加尔文一方面坚决反对天主教义和罗马教廷，但另一方面又迫害他所反对的教派和个人。凡不同意他的主张的人，或遭迫害，或被迫离开日内瓦。著名的西班牙人文主义者和解剖学家塞尔维特因批判圣经和三位一体说，竟被加尔文用火烤了两个钟头以后烧死。

加尔文教的教义适合新兴资产阶级的需要，因而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西欧国家得到广泛的传播。法国的胡格诺派教徒、英国和北美的清教徒、苏格兰的长老会教徒和荷兰的新教教派，都是加尔文派的教徒。恩格斯说：“当路德的宗教改革在德国已经蜕化并把德国引向灭亡的时候，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却成了日内瓦、荷兰和苏格兰共和党人的旗帜，使荷兰摆脱了西班牙和德意志帝国的统治，并为英国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二幕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外衣”。五、英国的宗教改革

英国本来也是天主教国家，在德国宗教改革运动发生后不久，路德的教义就渗透到英国。1521年，剑桥大学成立一个秘密团体，专门研究路德的改革主张。参加者有丁达尔和巴恩斯等人。丁达尔不久流亡国外，把《圣经》译成英文，并且在英文注释中攻击罗马天主教会制度。英文《圣经》运回英国后，路德教在低级教士及城市商人中流传起来。

与此同时，在英国天主教会内部也出现了改革的要求。伦敦圣保罗大教堂的高级神职人员科雷特就是一个改革派，他反对信徒向牧师作秘密忏悔的作法，也反对教士独身的制度。《乌托邦》的作者莫尔也攻击修道院的腐败，认为修道士们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成为社会上的寄生虫。他要求提高教士的知识水平。

但是，在英国对天主教会构成最大威胁的是王权。英国王权在15世纪开始增长，特别是在1485年都铎王朝开始统治英国之后。亨利七世（1485—1509年在位）在中等阶级的支持下，制服了贵族势力和议会，大大加强了君主的地位，这意味着专制主义在英国取得初步的胜利。当他的儿子亨利八世（1509—1547年在位）即位时，专制主义遇到的唯一障碍便是天主教会。但是，亨利八世在位初期对罗马教皇奉命唯谨，竭力表现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的姿态。他毫不留情地镇压了路德派，并且亲自写书批判新教教义。因此，人们很难设想他会起来反抗罗马教廷并且使英国教会与罗马天主教会一刀两断。

然而，一个偶然的因素成了导致英国君主与罗马教皇决裂的重要契机。亨利八世结婚后只生下一个公主，没有子嗣。16世纪20年代后期，王后凯瑟琳已无生子的希望，将来继承王位的，非那位公主莫属了。但是在英国历史上女主执政尚无先例。于是离婚再娶以求子嗣成为亨利八世心目中的一件大事。他责成大臣沃尔西将离婚案上诉罗马教皇，希望被批准离异。当时教皇克莱门特七世本想左袒英王，但是他摄于凯瑟琳的侄子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的威势，不敢贸然从事，只好拖延不办。当时英国新兴市民阶级和贵族都希望英国实行宗教改革，因为他们都垂涎教会的财产，而且市民阶级也迫切要求推翻天主教的统治以利于工商业的发展。亨利八世在市民和贵族的支持下，决定与罗马天主教廷决裂。他于1529年召集议会，讨论宗教改革问题。1530年下半年在枢密会议内形成了以托马斯·克伦威尔为首的改革集团。

1531年亨利八世向罗马天主教会开火：强迫英国教士支付巨额罚金，理由是他们违反了一项关于未得国王批准不许接待教皇使节的古老的法规。1532—1534年间，议会通过了“教士首年薪俸法”和“禁止税收上缴教廷法”，要求英国主教的第一年薪俸、教区征收的什一税以及教会以各种名义征收的税，一律停止上缴罗马教廷，改为上缴英国国王。这样就大大增加了王室的财政收入。议会还同意英王有权任命英国主教而无需向教皇请示。不久，亨利八世就授意坎特伯雷大主教克兰默宣布解除国王与王后凯瑟琳的婚姻并且认可国王与安娜·波琳结婚。此时，克莱门特七世才正式否决了亨利八世与凯瑟琳离婚的要求，并以通奸罪开除了亨利八世的天主教籍。

英国与罗马教廷的正式决裂发生在1534年。这一年议会通过“至尊法”，宣布国王是“英国教会”的唯一的、至高无上的首脑，拥有纠正错误、镇压异端和处理教会事务的一切权力。另一项法律宣布切断与教皇的一切来往，凡否认国王为英国教会的最高首脑者，均处以叛国罪。《乌托邦》的作者莫尔和罗乞斯特的主教约翰·费希尔由于继续坚信教皇的权力至上而被处死。

1536年在克伦威尔的支持下，制定了“十条法规”，它只肯定了天主教的洗礼、忏悔和圣餐，否认了礼敬偶像、弥撒等天主教仪式，从而使英国教会接近路德教。1538年克伦威尔又发布“十七条指令”，使英国教会国教化和国家机构化。1537年亨利八世还批准英文版《圣经》在英国发行。这在英国影响极大，因为英国人从此可以自由阅读《圣经》了。

在英国断绝与罗马教廷的联系之后，英国路德教派及其他教派又开始活跃起来，他们天真地相信英国已真的成为新教国家了。而对群众运动的复活，1539年初，亨利八世的宗教思想又回潮了。他又回到天主教的立场上来，声称天主教的任何信条都是金科玉律，不能变更。他怂恿议会通过“取缔分歧意见六条款”，肯定了天主教教义及实践中的主要部分，并且宣布以恐怖手段罚惩宗教不同意见者。结果，伦敦有500名市民因倾向改革而被捕。托马斯·克伦威尔由于推行改革教义的政策，与亨利八世意见相左，因而在1540年6月以叛国罪被处死刑。据估计，亨利八世在位期间，因宗教问题而被处以极刑者达数千人之多。

然而，在英国宗教改革期间，亨利八世所实行的措施中，有一项措施对后世的影响甚大，那就是废除修道院制度。修道院中丑闻与弊端层出不穷，久已为人们所诟病。而且，僧侣、修道士们对英国教会脱离罗马教廷一事一般都抱反对态度，他们继续效忠于教皇。但是，亨利八世决定向修道院开火，主要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由于过惯了挥霍浪费的生活，亨利八世经常处于财政拮据状态，他发现解散修道院及没收修道院的地产，可以解决财政困难。1536年他终于开始行动，下令解散376所修道院。到1539年他又下令封闭大修道院200所，勒令修道士还俗，发给生活津贴，并且没收修道院的全部土地。对于没收来的土地，亨利八世将一部分归王家所有，一部分赏赐给自己的亲信及大贵族，一部分在市场上抛售。被抛售的土地都落到大资产阶级手中。呢绒商人理查德·格拉善一次用1173镑购得约克郡三座修道院的土地。获得修道院土地的人们形成了一个反对恢复天主教的既得利益集团。

亨利八世的儿子爱德华六世在位期间（1547—1553年），政府为英国教会制定的教义条文带有明显的新教性质。拉丁文的《祈祷书》都译成英文。被当作是赎罪的仪式的圣餐取消了。

但是，爱德华六世短命而且无后，死后由亨利八世的公主玛丽·都铎嗣位（1553—1558年）。玛丽本人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她废除父亲及异母弟在位时期的宗教立法，恢复了英国教会与罗马教廷的上下级关系。为了表明在英国恢复天主教的决心，她又与天主教顽固派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结婚。玛丽女王以极其残酷的手段惩罚新教徒，在她在位期间，有300个新教分子被处死，大主教克兰默竟被处以火刑。她因此而有“血腥的玛丽”之称。

玛丽与菲利普二世无后，在女王死后，王位传给她的异母妹——伊丽莎白。伊丽莎白在位（1558—1603年）期间，英国教会在教义及实践方面最后固定下来。根据议会的一项法案，又断绝了英国教会与罗马天主教会的关系，并且再一次把英国教会置于王权的控制之下。1563年议会制定的《三十九项信条》规定了英国教会的教义，把《圣经》定为信仰的唯一准则，坚持“信仰耶稣即可免罪”的原则。玛丽在位时任职的主教们几乎都拒绝承认这个变革，因而或被下狱，或被流放。但是伊丽莎白女王并没有取消主教制，她又任命了一批新主教。

伊丽莎白女王采取严酷的措施去强迫所有的英国人都遵从她在宗教上的这些决定。信奉天主教者，处以死刑。成立宗教法庭，专门审判异教徒。六、天主教会的反宗教改革运动

席卷中欧、西欧的宗教改革运动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在宗教改革中产生的新教各派在不同程度上都具有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社会内涵：在教义上都蕴含一种资本主义精神，在组织上有共和主义色彩。而且在宗教改革中出现的极端的教派甚至超出了资产阶级思想范畴，而提出了新社会的理想，成为近代共产主义的先驱。

然而，天主教会不甘心失败，发动了反宗教改革运动。在1545年到1565年间，天主教会代表在特兰托召开多次会议，着手革除天主教内部的弊端：如停止兜售赎罪券，不再增加教会神职薪俸，加强对神职人员的监督等等。

但是在信仰问题上，天主教会对新教各派寸步不让。它宣布所有的新教为异端，罗马天主教会的教条和仪式全部正确无误，教皇是最高权威，唯有教会有权解释圣经，教徒只有靠教会神甫施行“圣礼”才能得救。同时，异端裁判所加紧活动，对异教徒实行恐怖。它们也执行书刊检查的任务。

在天主教会反宗教改革运动中，1534年成立的耶稣会起了重大作用。耶稣会的创始人为西班牙贵族军官伊格纳修·罗耀拉（1491—1556年）他网罗西班牙贵族为其主要成员。耶稣会仿照军队形式组成，强调绝对服从。它的宗旨是重振罗马教会，重树教皇的权威，并且扩大天主教的影响。为了这个目的，耶稣会会员展开积极的活动，特别是到东亚、非洲及美洲传教。他们修建教堂、创建学校，在欧洲他们不穿僧衣，与俗人交往，深入社会各阶层特别是上层社会中进行活动，用潜移默化的手段施加思想影响。有时为了达到目的，甚至采取暗杀手段，其目标是欧洲新教的君主，如1594年在法国阴谋暗杀亨利四世。也有少数耶稣会会员到中国进行传教活动。在德国境内，耶稣会会员致力于团结统一天主教各派势力，以对付路德派势力，因而在南德为天主教恢复了大片地区。第四节　欧洲诸国专制制度的形成·尼德兰革命

欧洲君主专制制度是从封建国家向资产阶级国家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政治形态，它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16世纪，欧洲的封建制度逐渐解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日益发展，开始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这个时期，封建贵族阶级趋于没落，资产阶级兴起，两个阶级势均力敌，力量均不足以压倒对方，在他们的相互对抗和同敌对阶级的冲突中，君主充当了仲裁者和保护者的角色，从而取得了他们的支持，确立了专制统治。

君主专制制度的特征是国王个人专权，他依据“君权神授”说，把立法、行政、司法权集于一身，并且依靠官僚制度和常备军，对全国实行集权统治。

专制王权本质上属于封建性质，它是在新兴资产阶级的支持下，粉碎了地方割据势力之后逐渐树立起来的。中世纪的封建割据状态意味着贵族之间无休止的战争和社会秩序的混乱，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因此新兴资产阶级也乐意使用财力支持君主去与封建势力作斗争，结果建立了以民族为基础的君主国。封建政府为了维持常备军和庞大的官僚机构，不得不采取措施奖励工商业的发展和殖民扩张活动，这在客观上对处于幼稚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挤起了扶植和保护作用。君主是全国最大的封建土地所有者，是封建阶级利益的代言人。他虽然采取严厉措施打击封建割据势力，使贵族丧失独立地位，但他处处维护这个阶级的特权和封建秩序。当资产阶级的势力进一步发展起来之后，必然与专制王权彻底决裂。

这个时期形成君主专制制度的国家有法国、英国、西班牙和俄国。由于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专制统治的方式各具不同的特点，君主权力所能达到的限度也有差别。一、法国专制制度的形成

16世纪经济的发展16世纪，法国的封建母体中已经孕育了资本主义关系的幼芽，在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基础上，南部的朗奎多克，西部的诺曼底、布列塔尼、波亚图和缅因，北部的毕卡尔迪等地区，在毛织、麻织和丝织业中出现了分散或混合形式的手工工场。地理大发现后，法国沿大西洋海岸的港口通过西班牙发展了对美洲的贸易。在地中海区，根据1535年的法土通商和友好条约，又发展了对土耳其的贸易。由于国内外贸易的不断发展，涌现了一批诸如里昂、马赛等繁盛的商业城市。里昂1520年人口近7万、主要进口生丝，出口麻、毛、丝织品。1569年登记在册的大小商人共552个，买卖高度集中在约10个最大的商号手中。马赛人口从16世纪20年代的15000人发展到80年代的35000人。主要发展对土耳其的贸易，输出纺织品，输入香料、药材、棉花、五倍子和皮革制品。1570—1573年是它的商业最兴旺的年代，港口税的年收入由1570年以前的7000至8000里佛尔增至1573年的19000里佛尔。巴黎成为欧洲最大的城市之一，人口达30万。

随着工商业的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成为重要的阶级力量。法国原始积累的特点是国债制度和包税制度的早期发展，1522年，政府开始发放有息公债券，资产阶级购买公债，把钱贷给国家，依靠放债攫取利润。或者是包征间接税，预先把税款付给国家，然后获得向居民征税的权利，从征税中渔利。在政治上，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通过购买官职，以法律家和官僚的身份参加到政府机构里去。因此整个资产阶级与王权保持密切的关系。

法国仍旧是一个封建农业国，人口的90%以上从事农耕。1415世纪农奴制趋于瓦解、大部份农民成为人身自由的世袭佃户，他们除了向地主缴纳货币地租和提供某些劳役以外，还需要向国家缴纳各种苛捐杂税，向教会缴纳什一税。沉重的赋税负担，再加上高利贷盘剥，促使农民阶级发生分化，破产的农民部份流入城市，成为失业流浪者。马克思指出，对农民的剥夺在法国是按不同于英国的方式进行的，“在法兰西，剥夺是以另外的方式完成的，但1566年的穆兰敕令和1656年的敕令相当于英格兰的济贫法。”

专制制度的形成由于“价格革命”，贵族地主的固定地租收入下降，许多人因陷入债务而出卖土地。但在政治上他们仍然拥有特权，有的担任中央或地方的重要官职，领受优厚的年俸，贵族的爵位世袭，他们大都要求加强专制王权，以保持高官厚禄，镇压农民的反抗，维持封建统治。但是那些在地方上拥有实力的封建贵族仍然抱有恢复割据局面的企图，因此法国君主专制制度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

15世纪中叶，英法百年战争结束，奠定了法国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基础，接着，法王路易十一（1461—1483年）打败了伯根地公爵大胆查理，消灭了伯根地公国，进一步扫除了中央集权的障碍。到法兰西斯一世（1515—1547年）统治时，王权比较强大，三级会议长期停止召开。法兰西斯一世设立的御前会议掌握着行政管理大权，重大问题由他本人和近臣决策。他下令剥夺男爵的司法审判权，削弱贵族而加强王权。他又下令取消仍然保有自治权的那些城市的独立地位，削弱地方势力而加强中央。法兰西斯一世还着手创设常备军，以之作为王权的靠山。在中世纪的西欧，各国的天主教会是一个特权组织，是“国中之国”。随着王权的加强，政治的统一，从15世纪起，法国教会开始摆脱罗马教廷的控制，实现教会民族化。1516年，法兰西斯一世又同罗马教皇利奥十世签订了波伦亚条约。根据这个条约，国王有权任命教会的高级教职，有权向圣职界征税。结果教会的收入大部份归入国库，教会名义上从属罗马教廷，实际上却受制于国王，成为专制统治的工具。

法兰西斯一世也实行了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政策，他禁止法兰德斯、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毛织品进口，为法国商人取得在土耳其贸易的特惠权，从而保护了法国的工商业。他还部份地取消了国内关卡，开始统一度量衡，促进了全国市场的形成。

掠夺意大利的战争为了巩固法国在地中海区的商业地位，为了占领意大利领土，法国君主利用意大利政治上的分裂和各邦之间的纷争，侵略和掠夺意大利。德国皇帝对意大利也有领土野心，他支持意大利各邦的诸侯反对法国，为此，法王与德皇展开了长期的争夺战。战争从1494年开始，一直延续到1559年，以缔结卡托·坎布累齐和约告终，法国收复加来港，占领洛林的麦茨、土尔和凡尔登城。但是侵占意大利领土的目的没有达到，加之长期的战争耗费了国家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大大削弱了王权。在意大利战争之后，法国又陷入了长达30余年的在宗教外衣掩盖下的封建混战，使专制统治一度发生严重危机。

胡格诺战争早在16世纪40年代，加尔文教便开始在法国传播，部分资产阶级分子和农民、手工业者、雇工接受了加尔文教思想，要求改革天主教会。法国南部有野心的大封建贵族也信奉加尔文教，企图利用宗教改革运动来达到夺取教会地产的目的，并且与专制君主对抗，梦想恢复往日的独立地位。加尔文教在法国称为胡格诺教。北方有分裂倾向的大封建贵族则仍信天主教，他们与王室关系密切，因此打着“保护王权，保护天主教信仰”的旗号，反对南方的胡格诺教贵族。南北两个封建集团的矛盾由教派冲突酿成战争，史称胡格诺战争（1562—1594年）。战争中两派互相残杀，在1572年的圣巴托罗缪节（8月23日）晚上，天主教徒在王太后的策划下，在巴黎一地就屠杀了2000多名胡格诺教徒，激起了胡格诺派的强烈反抗，战争比前期更加残酷。胡格诺派在南方建立了胡格诺联邦，这实际上是一个贵族共和国。天主教贵族则在北方建立了“天主教神圣同盟”，使全国陷于分裂混乱状态。在混战中，天主教集团首领吉斯·亨利和国王亨利三世先后被刺死，胡格诺集团首领波旁·亨利于1589年即王位，称亨利四世（1589—1610年），开始了法国波旁王朝的统治。此后，战争又继续了一个时期。长期的封建混战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在战争中，封建贵族的军队大肆抢劫和蹂躏，破坏庄稼。同时，战争加重了人民的捐税负担，农民和平民开始大规模暴动，亨利四世的军队费了很大力气才把起义镇压下去。被长期内战削弱了的封建贵族集团，慑于人民起义的威力，彼此妥协，迅速投向国王。1593年亨利四世改信天主教，次年加冕成为全国公认的国王，战争遂告结束。1598年亨利四世颁布南特敕令，宣布天主教为国教，但是也让胡格诺教徒享受宗教信仰自由，并且有权担任国家官职。为了保证胡格诺派贵族的权利，敕令又允许他们维持25000的兵力和保留若干个堡寨。巴黎高等法院还由天主教徒和胡格诺教徒担任法官，共同处理宗教争端。胡格诺教在法国取得了合法地位。

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国内外战争，使法国经济受到严重摧残，国家财政濒于破产。亨利四世为了巩固统治，采取措施鼓励发展农业，降低农民的直接税，扶植工商业，给工场手工业发放补助金，提倡技术改良，实行保护关税政策，成立贸易公司，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经过一个时期的恢复，法国经济开始高涨，国王的势力重新抬头。二、英国都铎王朝的专制制度

手工工场的发展和对外贸易的增长1485—1603年是英国都铎王朝统治时期。这个时期英国社会发生剧烈变革，封建制度解体，资本主义因素迅速发展，为此后英国超越其他欧洲国家，发展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工业强国奠定了基础，政治上与此相适应的是君主专制制度的确立。

英国工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首推呢绒业。英国的呢绒不仅供本国需要，而且在欧洲有广阔的市场，是英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出口最多的1565年，达134055匹，占全国出口总值的81.6%。在呢绒主要产地的农村，分散形式的手工工场迅速地发展起来了。除毛纺织业外，采矿、制革、酿酒、金属冶炼和加工、建筑、造船等也是重要的手工行业。16世纪70年代以后，其中的采煤业、炼铁业、造船业生产突飞猛进。这些部门的生产技术比较复杂，生产过程已有了明显的分工，而且需要集中一定的劳动人手，因此生产一般按集中的手工工场方式进行。16世纪末工业中已开始使用煤作燃料。在国内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对外贸易也取得显著进展。16世纪前期的特点是贸易量上的增长，掀起了以呢绒输出为中心的对外贸易高潮。后期的特点是贸易范围空前扩大，英国的商业和海上势力迅速扩张，贸易公司纷纷建立，比较重要的是莫斯科公司（1554年）、东地公司（1579年）、利凡特公司（1581年）、几内亚公司（1588年）和东印度公司（1600年）。到16世纪末17世纪初，英国商人的足迹已越出西欧及其邻近地区的范围，同北欧、东欧、近东、北非和远东诸地区诸国家的商人直接交易。这个时期的商业扩张是同地理发现、海上劫掠、殖民占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它揭开了英国海外殖民扩张的序幕。

圈地运动农业上资本主义渗透的现象更为突出，它和圈地运动有极大关系。从15世纪末开始，英国农村发生了一个以“圈地”为外形的大变革。由于圈地现象越来越普遍，影响越来越大，逐渐形成为一个圈地运动。16世纪的圈地运动是英国历史上整个圈地过程的第一阶段，从根本上说，它是由农奴制的瓦解和农村商品经济的长期发展促成的，而本国和欧洲大陆一些地区与国家毛纺织业的发展则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由于国内外市场上对羊毛的需要激增，羊毛价格上涨，急于发财的地主便利用手中特权侵占荒地和公地，用栅栏和沟渠圈围起来，建立大牧羊场；有的地主将自领地直接改为牧场，赶走大部分农民；有的则当出租地租约期满后，用提高地租的办法迫使农民放弃续租，甚至强迫农民退佃，然后将土地大片出租给牧场主经营。16世纪后期，随着人口的增加，粮价上涨，有的被圈的土地又改为农场，同时继续扩大圈地。在圈地过程中，土地关系、农业经营方式和耕作制度都发生了变革。圈地运动推动了英国封建农业经济向资本主义农业转变，资本主义性质的租地、农场制产生和发展起来了，从而大大提高了生产力。

社会结构的变化资本主义在工农业中的发展使英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的最大特征是旧贵族的衰落和新贵族的兴起。旧贵族一般固守传统的经营方式，靠征收封建地租过奢侈生活。他们既无法与新经济竞争，又受到16世纪中叶以后的价格革命影响，实际收入不断下降，经济上入不敷出，不得不出卖土地，逐渐衰落下去，于是在英国出现了普遍的贵族危机。在旧贵族经济衰落的同时，新贵族在它的近旁诞生了。农村中的农场主和租地农场主是新贵族阶层的重要组成部份，他们当中的一部份人来源于乡绅，还有市民和从自耕农中分化出来的成员。在圈地浪潮中，他们或者是通过契约关系向大贵族租入更多的土地，或者是通过圈地和买地扩大土地的占有。其中有的人采用新方法雇工经营，创办资本主义性质的农场和牧场，有的则通过土地买卖致富。土地对他们来说，已经不是用来剥削传统的封建地租，而是作为谋取资本主义利润的手段。因此他们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封建贵族，而是资产阶级化了的新人物。圈地运动也引起了农民阶级的分化，在少数人致富的同时，有大批小农失去了土地，沦为工业或农业雇工，有的被迫乞食流浪。这样，16世纪的英国社会便出现了新的阶级结构和由此产生的新的阶级矛盾，并且出现了农民流浪这个新的社会问题。

专制统治·宗教改革都铎王朝从第一个君主——亨利七世（1485—1509年）开始，实行专制统治。亨利七世即位初年，国内局势不稳，冒充约克家族后裔的旧贵族先后三次起来争夺王位，他们的行动得到一部份人的支持，不服从地方官统治的情况更普遍。亨利七世对封建割据势力采取断然措施，下令禁止旧贵族蓄养家兵，解散封建家臣团，摧毁他们的城堡，消除旧贵族反叛王权的后患。在中央，国王选择亲信充当顾问官，不久又成立枢密院，枢密院受国王操纵，有权制定法令，并掌握最高司法权。由枢密官主持的“星室法庭”严厉惩治那些不效忠国王，甚至阴谋叛乱的贵族。1540年枢密院和星室法庭有了明显的分工，前者成了一个固定的最高行政机构，后者则是司法组织。英国专制制度的特点是国王把新贵族和城市资产阶级作为主要的依靠力量，亨利七世的继承人亨利八世（1509—1547年），伊丽莎白一世（1558—1603年）大都从他们当中选任枢密院议员，把旧贵族排斥于这个最有权力的机构之外。重要的枢密官同时也是国务大臣，对都铎王朝的政策发生很大的影响。地方各郡仍归治安法官管理，权力有所扩大。治安法官员然没有薪俸，却是地方的实际统治者，由枢密院在地方乡绅中选任，执行枢密院规定的政策，可以处理司法案件，逮捕和审判犯人，镇压骚动和叛乱，并且有权规定工资和物价，审核行会章程，制定学徒制度规则等等，协助中央加强对地方的统治。都铎王朝时期的英国议会不但没有停止活动，它的作用反而得到强化，为王权服务。主要由新贵族和资产阶级代表组成的议会下院，在王朝统治的大部份时间里总是无条件地批准国王提出的法令。世袭贵族由于得到国王大量封地，由他们组成的上院对国王也俯首听命。

为了加强王权，使教会成为封建统治的支柱，亨利八世开始改革教会。英国的宗教改革是自上而下进行的，1533年亨利八世公开和罗马教皇决裂，下令禁止向教廷缴纳岁贡。1534年议会通过了“至尊法案”，宣布国王是英国教会唯一的最高首脑，对一切宗教事务具有最高的权力，可以任命教会的各种教职，决定教义，并将宗教法庭改为国王法庭，由国王来审判教徒，镇压“异端”，改革教会，不承认罗马教廷的最高权力。改革后的教会称为英国国教。这样，国教便成了都铎王朝实行专制统治的工具。英国议会又以原罗马控制的天主教会腐化为理由，于1536—1539年通过了解散修道院并没收其全部财产的法令。被没收的土地和原属修道院的房产，尽归国王所有，朝廷里的一些大臣、宠幸和地方上的支持者都受到了亨利八世的赏赐。约有2/3的教会土地被抛入市场，转到了新贵族和资产阶级手中，结果既充实了国库，又使贵族和资产阶级从中得利，他们因此更加拥护王权。

重商主义和反对西班牙的斗争都铎王朝为了增强国力，在经济上推行重商主义政策。首先限制羊毛原料和粮食出口，同时限制制成品进口，以保护本国工业的发展。又给这个时期纷纷兴起的贸易公司颁发特许状，允许垄断特定地区的贸易。政府还大力发展航海业和军需工业，奖励造船。1568年伊丽莎白女王特许成立皇家矿业公司和金属开采与冶炼公司，主要开采铜矿和菱锌矿，并授予私人生产硫磺和硝石的专利权，积极制造大炮，改变过去军需品生产仰赖外国的状况。

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英国对其劲敌西班牙展开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斗争。16世纪的西班牙几乎独占了美洲，垄断了对美洲殖民地的贸易，掌握了欧美之间的制海权，它在殖民地掠夺的财富为英国统治者所垂涎，它在海上的横行无忌，引起了英国人的不满。西班牙还是一个炽热信仰天主教的国家，它的国王对同罗马教廷断绝了关系崇奉国教的英国怀有憎恨情绪，双方存在宗教分歧。因此，英国这时在外交上把西班牙作为主要的攻击目标。从16世纪60年代起，英国海盗在大西洋上经常劫夺西班牙殖民地和从殖民地运回金银的船只，以此作为打击西班牙的重要手段。同时伊丽莎白女王和贵族、资产阶级也把这种海上抢劫、走私和向美洲贩卖黑奴的活动视为发财致富的有效途径。英国政府为了进一步削弱西班牙的国力，还支持西班牙的属地—尼德兰的革命。而西班牙为了报复，派遣外交官和间谍暗中支持英国国内反都铎王朝的天主教势力，企图谋害伊丽莎白，颠覆现政府。80年代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程度，终于在1588年爆发了英西大海战，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在英吉利海峡被彻底打败，海上实力受重创。英国初步夺得了大西洋航线的控制权，为向美洲扩张开辟了道路，从此英国的殖民侵略势力逐渐向美洲渗透。

血腥立法和凯特起义在国内，都铎王朝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对广大劳动人民实行高压政策。政府颁布了一系列“血腥立法”，迫害在圈地运动中被抛出的失业流浪者，对他们施行鞭打、烙印、割耳和降为奴隶等刑罚，甚至处死。“血腥立法”最充分地体现了封建专制王权的阶级本质。16世纪英国工人的生活状况也是不堪忍受的，政府颁布劳工立法，把工人的工资强制地压低到有利于企业主赚钱的界限内。由于价格革命的影响，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但是压低工资的法令仍然有效。处在都铎王朝专制统治下的工农群众不断反抗，1536年林肯郡和约克郡的农民首先暴动，此后反抗斗争接连不断，其中以1549年由小贵族凯特兄弟领导的诺福克郡农民起义规模和影响最大，起义波及全郡，攻下了郡首府诺里季城，城内工人、帮工、学徒、破产行东响应，壮大了起义的声势，击溃了一支1200人的政府军，但是起义最后还是被镇压下去了。农民起义虽然屡遭失败，但有重大的意义，它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圈地的狂潮。农民以武装斗争的方式维护了自己对土地的权利，使农村中保留了许多自耕农，这些自耕农成了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中新模范军的主力。三、俄国留里克王朝专制制度的巩固

16世纪的社会经济15世纪是俄国历史发展中的重要转折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国家最后摆脱了蒙古人的统治，取得独立。就在反抗蒙古人统治的斗争中，以莫斯科公园为核心，奠定了国家统一的基础。进入16世纪以后，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三世（1505—1533）继承了前任大公统一国家的政策，先后将普斯科夫和梁赞并入了公国的版图（1510年和1521年），又恢复了被立陶宛占领的斯摩棱斯克（1514年），最后完成了领土的统一，与此同时，国家也初步实现中央集权化。

国家的统一和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从15世纪中叶起，俄国城市经济发展迅速，到16世纪已经有220种手工行业，其中最突出的是采掘、木材加工、制革和制陶行业。由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各地经济联系日益加强，在经济发展中地区孤立开始被打破，莫斯科逐渐形成为全公国的经济中心。对外贸易也发展起来了，向南同伊朗、中亚，向西同英国等西欧国家建立了商业联系。但是这时俄国商品经济的发展还很不充分，与同时期的英、法、尼德兰等国家和地区相比，俄国的工商业是落后的。在农业方面，15、16世纪生产稳步增长。三围制广泛推行，随着向边远地区移民垦荒，耕地面积扩大。城市的发展和西欧经济发达国家对粮食和原料的需要不断增长，刺激了俄国的农业生产。当时贵族地主的土地大部份已租佃给个体农民耕种，农民的生产物除了主要以实物地租的形式缴纳给主人以外，勉强自给，所剩有限，他们同市场的联系十分薄弱。为了保证获得成批的商品粮和大麻、亚麻一类的经济作物，贵族地主不断扩大自营地，将分散在农民手中的耕地收回，于是在俄国出现了“夺地”现象。结果俄国中部地区农民的耕地16世纪末比16世纪中期减少了一倍到一倍半，在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两地，每个农户平均占有的耕地由4—5俄亩减少到1—1.5俄亩。随之而来的是扩大劳役地租，从15世纪末开始，政府用立法手段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1497年的法典规定农民只准在每年的一定时间里，即犹利节（11月26日）前后各一星期离开主人，在以后的法典中再次重申，并规定了更多的限制条件，从而保证了贵族地主有足够的劳动力。因此，当西欧国家，如英国和尼德兰开始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候，俄国却加强了对农民的奴役，从此农奴制度逐步确立起来。

沙皇专制制度的确立俄国的中央集权制度是在国内市场联系比较薄弱，资本主义尚未萌芽的条件下形成的，16世纪初仍然不稳固。在实现领土统一的过程中，原来各公国的王公贵族虽然被莫斯科大公打败，表示臣服，然而实际上还享有许多特权，由这样一些人组成的“贵族委员会”把持了政权，大公要受委员会的牵制，不征得它的同意，既不能颁布法令，也不能处理重大的司法纠纷和外交事务。伊凡三世虽然采取过一些强化中央权力的措施，但是未能从根本上削弱大贵族的分立势力。瓦西里三世死后，伊凡四世（1533—1584年）即位，年仅三岁，由母后叶琳娜·格林斯卡娅摄政。她镇压了两个皇叔的叛乱，将政权牢牢掌握在手中。1538年摄政王突然死去，“大贵族委员会”发动政变，政权经过几次转手，以前有利于中央集权的措施被废除，封建割据局面重新出现。1547年1月已经成年的伊凡四世亲政，改称沙皇。就在这一年，莫斯科和全国各地发生人民起义，先后被沙皇镇压下去了。各地相继发生的起义，表明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统治阶级的各个阶层要求政府采取坚决措施维护国内秩序。1549年初，伊凡四世召集“重臣会议”，会上一致认为必须实行改革，以肃清封建割据的流毒。接着伊凡四世又召开有大小贵族、高级教士、高级官员和商人代表参加的“缙绅会议”，在会上发表改革宣言，提出社会和政治改革纲领，并且宣布编纂新法典。新法典于1550年颁布，规定将司法审判权和行政治理权进一步集于中央。从1549年到1555年，伊凡四世根据法典精神改组中央国家机关，设立分掌各部行政事务的衙门，组成政府的官僚机构，彻底废除旧机关，并且限制大贵族和教士的课税特权。地方上则废除总督制，由中小贵族和富裕阶层中选出的地方官和法官管理行政和司法事务。在军事改革方面，新颁布的“兵役条例”规定，无论大贵族的世袭领地或中小贵族的封地在服军役方面一视同仁，都按土地面积的多少提供一定数量全副武装的骑兵，取消了大贵族的军事特权，中小贵族在服军役方面取得了平等权利。

50年代的改革加强了沙皇的中央政权，但是大贵族仍然保持相当的实力，他们伺机背叛沙皇，甚至投降外敌。伊凡四世一方面用酷刑来打击大贵族的反叛行为，另一方面推行“特辖领地制”，企图彻底铲除贵族分立势力的根基。他将全国土地划分为特辖区和普通区两部份，中央地区和南方部份地区被定为特辖区，约占全国土地面积的一半，由沙皇直接管理。特辖区内原属大贵族的世袭领地一律改为王室领地，分封给为沙皇服役的中小贵族。其余远离中央的边陲地区则被定为普通区，由贵族组成的“杜马”管理，凡在特辖区被没收了世袭领地的贵族，可以在普通区获得土地作为补偿。为了对付大贵族的反抗，伊凡四世又从中小贵族中挑选了一千人组成“特辖军团”，那些反对特辖领地制的大贵族均受到了残酷的镇压。伊凡四世因此获得了“恐怖的”伊凡这个称号（即伊凡雷帝）。特辖领地制的推行，大大削弱了大贵族的经济和政治力量，而沙皇的专制统治则在中小贵族和城市富裕阶层的支持下巩固起来了。

对外扩张在对外关系方面，16世纪期间，俄国主要推行扩张政策，其目标一是通过陆地蚕食逐步扩大领土，二是争夺出海口。伊凡四世首先将扩张的矛头指向伏尔加河中下游的各蒙古汗国。1552年出兵15万，攻打喀山汗国，经激战后于同年10月攻陷喀山城，城内男子全部遭到屠杀，妇孺被俘，财物被抢劫一空。之后，战争又延续了一个时期，汗国才最后被征服。接着在1556年灭掉阿斯特拉罕汗国。又进而占领诺该汗国。至此，整个伏尔加河流域和乌拉尔山脉以西地区尽入俄国版图，为进一步入侵中亚、高加索和西伯利亚开辟了道路。

俄国对西伯利亚的军事扩张开始于1581年9月，到1584年征服了乌拉尔山脉以东的蒙古人汗国，随后（1586—1594年）在那里建立了秋明、托博尔斯克、别列佐沃、塔拉和苏尔古特等军事城镇，作为进一步侵占西伯利亚的据点。大约半个世纪之后，俄国的势力向东一直延伸到太平洋海岸。

为了夺取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和出海口，伊凡四世发动了立窝尼亚战争。1558年4万俄国军队从北部攻入立窝尼亚，占领了芬兰湾南岸的要塞那尔瓦和捷尔普特港。1560年俄军又从中部进攻，占领了立窝尼亚大片领土。俄国的入侵引起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瑞典、波兰、立陶宛等国出兵干涉，瑞典占领了爱沙尼亚北部地区，立窝尼亚其余部份受立陶宛公国控制，争夺立窝尼亚的战争遂演变为国际战争。1562年伊凡四世亲率8万大军从南部进攻立陶宛，并占领了波洛茨克。波兰和立陶宛为了合力抗俄，于1569年在卢布林会议上宣布正式合并为波兰-立陶宛王国。波兰-立陶宛国王同瑞典、土耳其结盟之后，于1579年进攻俄军，夺回波洛茨克，并且进入俄国国境。1581年波兰-立陶宛军队包围普斯科夫，同时，瑞典也在北方发动进攻，占领纳尔瓦，并进击卡累利亚。由于俄军连遭失败，加之国内贵族骚动，局势混乱，伊凡四世被迫于1582年同波兰签订10年休战条约，双方都放弃所占的领土。1583年又同瑞典缔结停战协定，波罗的海沿岸的科波利耶、雅姆、伊凡格勒和芬兰湾沿岸的全部土地归属瑞典，战争就此结束。结果俄国不但没有夺得出海口，反而丧失了波罗的海沿岸部份土地。

农民处境的恶化和波洛特尼科夫起义延续了25年的立窝尼亚战争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造成土地荒芜，野草丛生。政府为了筹措军费不断增税，贵族地主也竭力加重封建剥削，压榨农民，任意提高租额，使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民和农奴负担异常沉重，无法维持生计，有的被迫到处流浪、乞讨。伊凡四世晚年和他的儿子费奥多尔统治（1584—1598年）初年，俄国农村呈现一片萧条景象，中部和西部地区情况最严重。农民为了逃避赋税和饥荒，大批涌进南部和东南部未开垦的地区。伊凡四世为了解决贵族地主土地上因劳动力不足而造成的困难，在1581年颁布“禁年”令，禁止农民在禁年的犹利节期间迁徙。从1581年到1586年是禁年令的有效期，经过一个短时期的间歇，从1590年到1595年禁年令再次生效。此后，禁止农民自由迁徙实际上成了永久性的规定，农民仅有的一点合法权利也被剥夺了。为了制定更加严格的赋税制，1592—1593年政府重新调查土地和人口，编制地产清册，农民一经登记属于某个贵族地主，就永远成为他的农奴，从此不得离开主人。1597年政府又颁布禁止农奴逃亡的法令，规定自该年起前五年之内逃亡的农奴必须返回原住地，主人对出走的农奴有追捕的权利。以上法令巩固了农奴对领主的人身依附关系，领主对农奴的占有获得了法律上的确认。

16世纪末17世纪初，俄国政局动荡，危机四伏。1598年沙皇费奥多尔死，无嗣，留里克王朝告终。缙绅会议选举皇叔鲍里斯·戈都诺夫为沙皇（1598—1605年）。贵族不满，他们勾结外敌，图谋颠覆沙皇政权，给外国武装干涉提供了可乘之机。1604年波兰王出兵支持一个自命为伊凡四世皇子的俄国人季米特里占领莫斯科，自立为沙皇。伪季米特里同波兰贵族女子结婚，执行有利于波兰贵族的政策，引起了俄国各阶层的不满。1606年5月大贵族在莫斯科发动兵变，得到群众支持，推翻了伪季米特里的统治，大贵族夺取了政权，推举瓦西里·叔伊斯基为沙皇（1606—1610年）。就在叔伊斯基统治时期，俄国各地农民纷纷起义，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波洛特尼科夫领导的起义。1606年夏，波洛特尼科夫在西南部的普迪夫尔城征集起义军，7月向莫斯科进发，沿途城乡居民积极响应。起义军在克罗梅和卡卢加城下打败了沙皇的军队，10月包围首都莫斯科。这时起义军已发展到约10万人，以考杰尔村为大本营。由于起义军中成份复杂，卷入起义的小贵族在战斗的关键时刻投降沙皇。12月2日，起义军在考杰尔村附近被打败，波洛特尼科夫向卡卢加退却，在那里顽强抵抗沙皇军队的围攻。1607年5月。在摩尔多瓦人和玛里人的支援下获得胜利。起义军从卡卢加转移到土拉城，在那里与伊凡·高尔察克领导的另一支起义军汇合，又坚持斗争达四个月之久。最后，沙皇军队在乌帕河筑坝，截流灌城，守城的起义军又已粮尽弹绝，不得不停止抵抗，领袖被捕遇害，起义最后失败。

罗曼诺夫王朝的建立波兰封建贵族趁俄国发生农民战争的机会，策划武装侵略俄国。他们推出第二个伪季米特里，由他率领的波兰贵族军队进入俄国，1608年10月兵临莫斯科城下，屯兵于近郊的土希诺村，自称沙皇。与此同时，波兰军队还控制了伏尔加河中上游大部份地区。当地居民奋力抗击波兰军，但是沙皇叔伊斯基不依靠群众，却在1609年2月同瑞典缔结同盟，请求瑞典派援军。这无异于引狼入室，结果使俄国大片领土被波兰军和瑞典军占领，叔伊斯基也随之倒台。在俄国面临被瓜分和灭亡的危急关头，人民群众和爱国贵族、将领挺身而出，反抗侵略者。他们组织民军，收复部份被占领土，并且在1612年10月从波兰军手中夺回莫斯科城。民军领导人在1613年2月召集缙绅会议，选举国家首脑。大贵族米哈伊尔·罗曼诺夫当选为沙皇（1613—1645年），俄国从此开始了罗曼诺夫王朝的统治（1613—1917年）。四、西班牙的专制制度

工商业的发展15世纪末西班牙实现统一，国家逐渐强大起来。国王拥有4万人的常备军，于1492年收复阿拉伯人在西班牙占领的最后一个据点格拉纳达，结束了长达七个多世纪的“收复失地运动”。1516年国王斐迪南二世死，无嗣，由外孙哈布斯堡家族的查理继承西班牙王位，称查理一世（1516—1556年）。不久，查理一世又兼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519年当选，称查理五世），除西班牙外，还统治意大利的一部份（南意大利的那不勒斯、西西里岛和萨丁岛）、尼德兰、法兰西—孔德、帝国本部和广大的美洲殖民地。西班牙拥有欧洲最强大的海军和舰队，控制了欧美之间的大西洋水域，成为16世纪西欧的强国之一。

西班牙的工业在16世纪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某些工业部门中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西班牙山区盛产羊毛，毛纺织业成为重要的手工行业。以塞维利亚为中心的大西洋贸易促进了手工业尤其是毛纺织业的发展，塞维利亚已成为呢绒工业的中心。70年代又涌现了新的生产基地，塞哥维亚年产呢绒13000匹，科尔多瓦的年产量为15000匹。瓦伦西亚、萨拉哥撒、巴塞罗那和其他城市的四郊也有发达的呢绒工业。此外，托勒多城的丝织、造船、制革、制帽等行业也很兴盛，尤其是它所生产的武器远近驰名，部份供出口。

在商业上主要发展同美洲殖民地的贸易。16世纪期间，贸易额迅速增长，首先是墨西哥的萨卡特卡斯和秘鲁的波托西生产的白银，源源流入西班牙，1511—1515年5年间共运入白银价值20万比索，1586—1590年间达350万比索。同时又运入咖啡、可可、烟草和甘蔗等物。塞维利亚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它将美洲的产品运销欧洲各地，并且输出本国生产的酒、木材和橄榄油。这个城市的人口16世纪30年代时为5万，90年代发展到13万。西班牙又向北欧输出羊毛，主要运入尼德兰，1570年仅桑坦德一地就出口羊毛17000包。西班牙同地中海其他国家特别是同意大利和法国的贸易也很活跃。尽管16世纪西班牙的工商业有明显的发展，但比英国、法国和尼德兰等西欧国家和地区还是落后，工业的规模不大，产品有限，对外贸易几乎年年入超，只得用白银来弥补。国内贸易也不发达，国家统一后，内部经济的发展仍然保持地区的分散性，加之受到专制政府掠夺政策的摧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幼芽无法获得进一步发展。

农业的落后西班牙的农业十分落后，没有发生象英国和其他欧洲经济发达地区那样的农业变革，农村仍然受封建生产关系的严重束缚。西班牙农业的主要部门是牧羊业，由于西欧毛纺织业的发展，对羊毛的需求量增加，在卡斯提尔高原与安达卢西亚绿色平原之间的贵族牧羊主结成强大的联盟，称“麦斯塔”，每年驱赶二三百万头羊沿着固定的路线流动放牧，生产大批羊毛。政府把牧羊业作为国库收入的重要来源，极力扶植麦斯塔，用立法的形式给麦斯塔以夺取农民土地的权利。1489年，国王下令，麦斯塔可以按需要使用村社的牧场。1501年的法令又规定，麦斯塔放牧达一个季节的土地，若原租户不提出抗议，麦期塔即获得永久的租佃权。麦斯塔还依仗政府的支持和纵容，让流动羊群肆意毁坏农民耕地的篱笆。再加上租税的不断增加，严重影响粮食生产，也使农民生活日趋恶化，而麦斯塔却因出口羊毛获得巨大收益。由于历史原因，16世纪的西班牙农村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农民的状况也有差异。卡斯提尔地区由于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大多数农民以缴纳货币地租为条件，世袭使用僧俗封建主的土地，并且获得一定的自由，有权离开土地。但是农民的分化使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成为雇农，或者四处漂泊，成为乞丐和流浪者。比较落后的阿拉冈仍然保持残酷的农奴制。加泰洛尼亚的农民则通过起义争得了赎买自由的权利，但赎金往往很高，因此仍保留着农奴制的残余。

王权的加强西班牙是在反抗阿拉伯人的“收复失地运动”中逐渐统一起来的，统一后的西班牙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君主国，但是各省区仍然保持一定的独立性，王权并不巩固。由于在收复失地运动中需要依靠城市同盟和骑士团的支持，国王不得不给予封建贵族和城市种种特权。直到16世纪初，贵族、教士和城市上层分子组成的等级议会仍然保持很大的权力，可以处理当地重大事务，表决征税议案，并且有审议王位废立的大权。除卡斯提尔议会外，还有阿拉冈、加泰洛尼亚和纳瓦尔三个地区性的议会，均享有自主权。国王查理一世继承了“神圣罗马帝国”皇位后，企图树立欧洲霸权。德王法兰西斯一世是他的劲敌，从1521—1544年，查理一世同法兰西斯一世展开了争夺意大利半岛统治权的斗争，又不断同德国新教诸侯作战。对内则竭力加强专制统治。查理自幼生长在尼德兰，他将大批尼德兰籍的亲信安插在宫廷和教会的重要职位上，排斥西班牙贵族，又肆意践踏各省区和城市的自治权。他横征暴敛，并向城市强制贷款，激起了各阶层普遍不满，反对查理一世专制统治的斗争终于发展为卡斯提尔城市公社起义。查理一世调集军队，将起义镇压下去，接着彻底剥夺城市的自由，等级议会的权力也被大大削弱，王权因此得以加强。

腓力二世的反动统治1556年查理一世退位，神圣罗马帝国皇位由他的弟弟斐迪南继承，西班牙及其美洲殖民地和尼德兰交由他的儿子腓力统治，称腓力二世（1556—1598年）。腓力二世是一个愚钝的、眼光狭窄的暴君，又是一个狂热的天主教徒，他对西班牙实行极权统治，利用宗教裁判所残酷迫害新教徒。那些对专制制度稍有不满和反抗的政治敌人，也被他加上“异端”的罪名予以镇压，被他处死在火刑柱上的人不计其数。经济上则竭泽而渔，在他统治期间，西班牙政府的赋税极其沉重，从1556年到1584年税额增加了一倍。然而国王宫廷的消费两倍于岁入，又要缴付战费，入不敷出，政府被迫大量举债。一方面无限制地推行国债，然后宣布国家破产，在1557、1560、1575和1596年连续颁布破产令，拒绝偿还债款，造成国内经济生活混乱。另一方面向国外银行家借贷，用土地和矿产资源作为抵押，使国家财政受到意大利和德国银行家的控制，经济上加深了对外国银行家和商人的依赖。16世纪中叶开始的欧洲“价格革命”，在西班牙表现得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为猛烈，物价上涨最早，也最快，到16世纪末，物价提高了4—5倍。政府对工业既不保护，也不鼓励支持，西班牙的产品一般质量低劣，价格又昂贵，根本无法同外国竞争，既丧失了国外市场，也丧失了国内市场。政府为了满足贵族和富裕市民的要求，鼓励奢侈品和手工业品的输入，造成金银源源外流，并且摧毁了本国的企业。以上种种原因促使16世纪后期西班牙的经济逐渐走向衰落，接着进入了一个长期的经济萧条时期。

在外交上，腓力二世继续奉行霸权政策。1571年同威尼斯和教皇结盟，在勒盼多之役大败土耳其舰队，遏制了土耳其对西地中海区的进攻。1580年西班牙又用武力兼并了葡萄牙王国及其海外殖民地，把它的霸业推向了顶峰。但是在1588年，当它的“无敌舰队”进攻英国时，却遭到英国海军毁灭性的打击，海上势力从此一蹶不振。同时出兵干涉法国的内战又以失败告终。就在腓力二世统治期间，西班牙的属地尼德兰爆发了革命，尼德兰北部行省脱离西班牙而独立，这对西班牙是沉重的一击，国力大受削弱。16世纪以后，西班牙便丧失了大国地位。五、尼德兰革命

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尼德兰是荷兰文“低地”一词的直译，指莱茵河、马斯河、些尔德河下游和北海沿岸一带地势低洼的地区，约当今天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的东北部。中世纪初期，尼德兰是法兰克王国的一部份，法兰克王国分裂后，它分属于德意志皇帝和法兰西国王。到15世纪，其大部份领地并入了伯根地公国。从16世纪初开始，尼德兰又因联姻和继承关系归属于西班牙，受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统治。这时的尼德兰实际上是由一些封建公国和伯国组成的联邦，有中央集权制的政府机构，为首的是由西班牙国王任命的总督，下设国务会议、财政会议和枢密会议，同时还设有中央的三级会议和各省的三级会议。作为一个统一国家的机构渐趋完善，但是其权力经常受到西班牙专制王权的侵犯。

16世纪的尼德兰是欧洲经济最繁荣和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封建制度解体和资本主义因素发展迅速。在17个省区中，北部的荷兰、西兰和南部的法兰德斯、布拉奔工商业最发达。与同时期欧洲其他国家相比，尼德兰都市化的程度最高，它拥有相当数量的城镇，荷兰省人口的半数是城市居民，法兰德斯和布拉奔的城市居民也占33%至40%。毛织和麻织业是尼德兰中世纪以来传统的手工行业，莱顿和纳尔登等城是北部重要的纺织中心，莱顿城在1500至1530年期间，平均年产毛呢25000匹，纳尔登城也年产万匹以上。南部的阿拉斯、圣奥梅尔、杜埃、里尔、根特、伊普、布鲁日城精纺毛呢的生产曾经盛极一时，它的原料和产品销售都依赖国外市场。由于英国限制羊毛出口，使它的生产一度受到严重影响，后来使用西班牙的长羊毛经过精梳织成的“新毛织物”的生产，又迅速地发展起来了。除纺织业外，北部以造船、航海和捕鱼业著称。南部这时兴起的制糖、制皂、印刷和冶金业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手工工场制在各行业中广泛发展，逐渐取代行会作坊的生产，以毛纺织业最突出。阿姆斯特丹、密德尔堡、符利辛根、发隆西纳和蒙斯等都出现了集中形式的呢绒手工工场，洪得斯霍特城的工场规模尤其大，大大提高了生产率。这里所生产的新织物——哗叽由16世纪30年代平均每年3万多匹，增至60年代的9万多匹。此外，还有分散和混合形式的手工工场。其他行业如捕鱼业也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商人和企业主集资组织大捕鱼公司，建造船只，雇用水手和渔夫为他们工作，仅阿姆斯特丹一地，每年驶出渔船上千艘，获得巨额利润。

商业的发展，首推法兰德斯的安特卫普，它是当时欧洲最重要的商业和金融信贷业的中心。有不少满载美洲金银和商品的西班牙船首先在这里停泊，然后将货物转运欧洲各地，欧洲各国的出口商品也大都在这里集散。安特卫普城的港口可同时停泊大小船只2000多艘，街上每日往来的外商达5000—6000人。各国的金融家、大商人在城内交易所大厦都设立了办事处，从事证券交易和投机买卖。安特卫普也是南部的经济中心。北部最大的城市是阿姆斯特丹，它的海运业和捕鱼业十分发达，拥有强大的海上舰队，同英国、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和俄国保持活跃的贸易关系，与西班牙的联系则比较少。

在农村，南北经济发达的省份土地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农奴制早已废除。北部的荷兰、西兰，大部份耕地已转入富商和大资产阶级手中，他们或者直接经营农场、牧场，或者以短期租佃的方式将土地分租给为数众多的自由农耕种，收取货币地租。有的封建主也采取新方式经营土地，成为新贵族。这些省区农业商品化的程度较高，已出现了商品农业区，生产大量的粮食、亚麻、茜草染料和畜产品供应城市的需要，牲畜、奶油和干酪等还供出口。南部的法兰德斯和布拉奔，封建关系已为各种半资本主义的租佃关系所取代，也出现了一些资本主义农场。但是南部有相当部份地区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封建主仍然掌握着大部份土地，与土地所有权相联系的种种封建特权还保留着，农民没有完全摆脱封建依附关系。边远地区封建农奴制还很牢固。

阶级关系的变化16世纪尼德兰经济的发展引起阶级关系的变化。中世纪的市民阶级正在向资产阶级转化，资产阶级当中的手工工场主和一般商人，还有代表他们利益的知识分子比较激进，他们要求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这个要求往往以加尔文教派的教义和组织形式表现出来，并对城市贫民、小资产阶级和农民有较大的影响。在日后反对西班牙统治的斗争中，他们和人民群众形成暂时的联合，并且起领导作用。但是，那些富裕的大商人资产阶级，特别是同西班牙有经济联系的南方富商则比较保守，他们虽然反对专制统治的某些措施，但是还没有发展到对抗的程度，因而对西班牙采取妥协态度。贵族阶级处在分化当中，逐渐分裂为资产阶级化的新贵族和顽固保持封建关系与特权的旧贵族两部份，后者同城市行会上层人物和城市贵族残余势力结合，构成尼德兰封建反动势力的支柱，是日后革命的对象。尼德兰的农民身受贵族、教会、高利贷者和资本主义包买商的重重剥削，处境日益恶化，不断破产，有的人被剥夺了土地，变成流浪者。政府又颁布立法来迫害他们，规定流浪者要受到鞭打、烙印，或者被罚在船上服苦役。工场或农场雇工工资微薄，日工时长达12至14小时，生活也很困苦，女工和童工的状况更加悲惨。农民和雇工因不堪忍受压迫而经常反抗，他们同是尼德兰革命的主要动力，再浸礼派在他们中广泛传播。

西班牙的专制统治由于尼德兰是16世纪欧洲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几乎掌握了对西属殖民地的全部贸易以及西班牙大部份对外贸易和金融业务；同时西班牙在推行欧洲霸权政策中，尼德兰又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西班牙王查理一世对尼德兰加以严密控制，实行专制统治。他任命的尼德兰总督拥有最高的行政、司法、财政权力，任意破坏各省区和城市的特权，无休止地横征暴敛，西班牙国库年收入为500万佛罗林（荷兰银币），其中约有一半来自尼德兰。又设立宗教裁判所，残酷迫害新教徒，根据1550年的敕令，凡“异端”处死刑，并被没收财产，藏匿与帮助异端的人与异端分子同罪，人们把这个敕令称为“血腥敕令”。西班牙的经济掠夺扼杀了尼德兰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并使广大群众破产。西班牙人总督所推行的专制暴政带有民族压迫的性质，它压抑了资产阶级的发展，劳动群众也深受其害。1514—1535年，荷兰、弗里斯兰、上伊塞尔等省的再浸礼派掀起暴动。1539—1540年，根特城也爆发起义。到西班牙王腓力二世统治时，尼德兰资产阶级和广大群众同西班牙专制统治者的矛盾终于发展为资产阶级革命。

腓力二世即位后，继续执行高压政策。他向尼德兰增派军队，任命他的姐姐玛格丽特为尼德兰总督，由主教格伦维尔辅政，全部权力落入了以他们为首的国务会议一小撮成员手中，尼德兰原有的自治权丧失殆尽。他们又利用天主教作为专制统治的工具，增加宗教裁判官的数目，下令各级政权都要严厉执行惩治异端教徒的法令。在经济上推行了使尼德兰遭受致命打击的措施：1557年的西班牙国家破产令颁布后，赖债不还；又禁止尼德兰商人进入美洲殖民地经商；1560年还宣布提高西班牙羊毛的进口税额。结果造成尼德兰信贷系统混乱，银行家破产，商业萎缩，呢绒手工工场倒闭，繁荣的尼德兰顿时陷入经济萧条的局面。这一切，严重触犯了资产阶级和部份贵族的利益，工人面临失业挨饿，农民的生活也暗无天日，腓力二世施行的新政策便成为尼德兰革命的导火线。

革命的爆发60年代初，人民群众反对西班牙专制统治的斗争最初表现为教派活动。加尔文教和再浸礼教组织到处出现，成千上万人聚集在城郊，传播新教思想，有的手持武器捣毁宗教裁判所的火刑柱，甚至打开监狱大门，释放被监禁的加尔文教徒。政府的镇压更加激起群众的反抗，在尼德兰造成了革命的形势。

在群众斗争的推动下，与资产阶级利益相关的贵族激进派也行动起来了。他们以奥兰治的威廉亲王、埃格蒙特伯爵和荷恩上将为首，组成“贵族同盟”，于1566年4月向玛格丽特总督呈递请愿书，要求废除“血腥敕令”，撤出西班牙驻军，罢免格伦维尔的职务，召开三级会议讨论尼德兰的政治形势，同时也向腓力二世表示效忠。西班牙政府拒绝让步，贵族便与资产阶级联系商讨对策，正在这时爆发了人民起义。

1566年8月11日，大规模的起义首先在弗兰德斯的一些工业城市发生，以天主教会作为主要的打击目标。群众冲进教堂和修道院，以工具作武器，捣毁圣像和遗骨，没收教会财产。起义来势迅猛，几周内就波及布拉奔、荷兰、西兰、弗里斯兰等12个省区，参加者达数万人，被毁教堂和修道院达5500座，并焚烧了一些债据和契约。这次起义在历史上被称为“破坏圣像运动”，它实际上是革命的开端。

但是，群众运动的发展，使贵族和部份资产阶级感到害怕，开始动摇。以奥兰治亲王威廉为首的一批贵族反对派于是同政府谈判，订立协议，竭力平息这场风暴。8月23日，女总督宣布废除宗教裁判所，对贵族的反叛行为不予追究，允许加尔文教徒在指定的地点传道和祈祷。接着贵族和资产阶级退出运动，起义被镇压。然而政府当局的让步只是一种缓兵之计，不久，腓力二世改派阿尔伐公爵为总督，带领一支18000人的讨伐队进入尼德兰，采用残暴手段对付群众，成立新法庭——“除暴委员会”，扬言要把居民作为异教徒斩尽杀绝，一时间竟使整个尼德兰变成了屠场。据记载，处死约8000人，连埃格蒙特伯爵和荷恩上将也不能幸免，资产阶级首领安特卫普市长凡·斯特拉连亦被送上了绞刑台。为使金钱不断流入西班牙，1571年阿尔伐颁布新的课税令，规定征收财产税1%，土地转卖税5%，商品交易税10%。新税令的执行使尼德兰的经济面临总崩溃。阿尔伐下令处死几个停业的小业主，悬首示众，用恐怖手段勒令开业。阿尔伐的血腥统治和掠夺政策迫使10万商人、农民和手工业者逃亡国外，奥兰治亲王和他的亲信则逃往德国寻求外援，企图重新聚集力量，打回尼德兰。奥兰治亲王的活动使他实际上成为尼德兰资产阶级意志的执行者，从而得到社会各个阶层的支持。1568年，他组织了3万雇佣兵，从北方进攻弗里斯兰，以后又多次进军，但因未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几次进攻都为阿尔伐所败。

游击战争和北方起义当贵族逃亡国外的时候，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和一部分革命的资产阶级分子，对阿尔伐的恐怖政策展开了武装斗争。南方的农民和平民进入法兰德斯森林，组成森林游击队，袭击西班牙军队。北方的渔民、水手和码头工则组成海上游击队，在沿海一带袭击西班牙的船队和据点，使西班牙在南北方的统治都受到牵制。革命在深入发展中。

1572年4月1日，海上游击队攻占了西兰省的布里尔城，成为北方各省普遍起义的信号。接着符利辛根取得独立。5月下旬，须德海的门户恩克豪森城人民暴动，逮捕了市长，掌握了市政委员会，那里停泊着阿尔伐下令建造的大批军舰，舰上满载弹药和大炮，全部被缴。荷兰和西兰省各城市大都爆发了起义，城郊农民组织自卫队，打击西班牙的军队，拒缴什一税和服劳役，荷兰和西兰首先从西班牙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了。这时，加入到加尔文教团体中的资产阶级分子迅速建立军队，领导起义群众，建立城市政权。就在这年的7月，召开各省代表大会，讨论成立联合政权的问题。许多城市起义的胜利，都是在内部发动和奥兰治亲王的军队外部策应的情况下取得的，奥兰治亲王遂被资产阶级和贵族推举为荷兰、西兰总督。到1573年底，弗里斯兰、乌特勒支、上伊塞尔、该尔德兰等省继荷兰、西兰之后，宣布独立，北方事实上已脱离西班牙，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奥兰治亲王成为各省公认的总督。阿尔伐的军队倾全力反扑，北方军民结合，英勇战斗，在哈连姆、莱顿、阿克马尔和蒙斯等城的保卫战中取得胜利。腓力二世撤换了总督，改变了统治策略，都未能挽回在北方的败局。

南方的斗争和根特协定北方的胜利推动了南方的斗争。1576年9月4日，布鲁塞尔城首先爆发起义。奥兰治亲王党指挥的民军在城内平民的支持下，攻占了国务委员会大厦，西班牙在南方的统治被推翻，政权转入三级会议手中，革命的中心也由北方转移到南方。南方的情况比较复杂，天主教会和封建贵族的势力比较强大，大商业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又同西班牙有密切联系。最初南方革命的主动权就是掌握在大资产阶级和有反西班牙情绪的贵族手中，他们既要争取独立，又不愿同腓力二世彻底决裂，既拥护新教，而又与天主教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占领布鲁塞尔以后，同年10月，南北双方在根特城召开全尼德兰的三级会议。会上北方代表劝告南方采取更加坚决的行动脱离西班牙，但不被南方大资产阶级和贵族接受。只是在会议期间，安特卫普城发生西班牙士兵暴动，杀死市民8000多人，又大肆抢劫，这才促成南方同北方达成协议，宣布恢复尼德兰的统一和各城市原有的特权，废除阿尔伐颁布的一切法令，这个协议被称为“根特协定”。这是一个保守的协定，它没有提出尼德兰独立、宗教信仰自由和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问题。接着，南方的三级会议同西班牙派来的新总督唐·胡安谈判，签署了“永久敕令”，承认唐·胡安为全尼德兰的总督，企图中止革命。激进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对此强烈不满，1577年秋，布鲁塞尔城爆发了新的起义，捣毁了贵族的市政局，组成“十八人委员会”，掌握了城市政权，法兰德斯和布拉奔两省的大城市纷纷仿效。十八人委员会逮捕天主教和贵族阴谋集团的首领，没收教产，并修筑工事，储备弹药，把教堂的钟改铸成大炮，准备用武力保卫城市政权。与此同时，自发的农民运动也席卷了南方各省。

南北分裂和联省共和国的成立1578年初，西班牙的新任总督亚历山大·法内塞率军反扑，在占布鲁大败三级会议的军队。南方的封建贵族和反动的天主教徒趁机活动，迅速倒向西班牙。1579年1月6日，阿尔土瓦和海诺特两省的叛乱贵族成立“阿拉斯同盟”，撕毁根特协定，奉腓力二世为合法统治者。贵族与西班牙势力结合，改变了南方革命与反革命的力量对比，城市革命政权先后被逐个击破。到1585年安特卫普城陷落，南方的革命最后失败，西班牙政府又重新掌握了南方的政权。尼德兰南方后来形成为比利时和卢森堡国家。

尼德兰革命在南方节节失败的同时，在北方却取得了完全的胜利。“阿拉斯同盟”的建立破坏了根特协定，南北宣告分裂。1579年1月23日，北方各省，包括荷兰、西兰、乌特勒支、弗里斯兰、该尔德兰、上伊塞尔、德伦特、格罗林根和南方的部份城市采取了针锋相对的行动。他们的代表在乌特勒支城集会结盟，宣告永不分裂，是为“乌特勒支同盟”。同盟以各省代表组成的三级会议为最高权力机关，议定征税、宣战、缔结和约和颁布根本法等一切重大事宜由三级会议以多数票决定，并规定统一货币和度量衡。同盟的协议奠定了北方共和国的政治基础。1581年7月26日，奥兰治亲王在海牙召集联合省代表大会，宣布废黜腓力二世，正式脱离西班牙而独立，成立联省共和国，简称荷兰共和国。1584年，奥兰治亲王被腓力二世派人刺死。法内塞的军队接着向北部进攻，但是屡遭联省军挫败。联省军进而占领了法兰德斯和布拉奔省的北部地区。这时的欧洲形势有利于联省共和国的巩固。1588年，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惨败于英国海军，1589—1598年，西班牙对法国胡格诺战争的干涉又以失败告终，国力大受削弱，而联省共和国却得到英法的有力支援。至此，西班牙已无力扑灭尼德兰革命，不得不在1609年4月同荷兰签订为期12年的休战协定，事实上承认共和国独立。欧洲三十年战争后，在1648年的威斯特发里亚和约中，荷兰联省共和国正式得到国际承认。

尼德兰革命是以反对西班牙专制统治的民族独立运动为表现形式的资产阶级革命，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在欧洲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次革命以加尔文教为旗帜，以城市平民和农民为主力，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联盟在革命中起了领导作用。但是资本主义手工工场时期的资产阶级还不成熟，尤其是南方的大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在经济上对西班牙还有一定的依赖，因此在斗争中软弱动摇，甚至投降背叛，不能领导革命成功。北部的革命也有一定的不彻底性，革命后，政权掌握在富商和贵族寡头手中，政治上还保留了君主制的某些特点，总督形同国君，职位由奥兰治的威廉家族世袭，连激进资产阶级也没有获得充分的民主和言论自由。这种情况使共和国的改革难于顺利进行，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受到一定限制。荷兰经济的繁荣仅是昙花一现，17世纪后期开始走向衰落。第五节　16世纪的中国和日本

16世纪，当欧洲西北角的一隅之地率先跨入资本主义的门槛时，东亚的中国和日本仍停滞在封建社会，裹足不前。中国大明皇朝自中叶以后，由盛转衰。但封建地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和利益，对人民加强了镇压和剥削，并继续实行“重本抑末”的政策，打击工商业，刚刚滋生的资本主义幼芽还未来得及成长便被扭曲了。日本则在经历了大名割据、长期混战之后，才形成了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的统一政权。这是封建秩序和权力在日本全国范围内的更新和强化。这个统一政权的基础仍然是农本经济。一度繁荣的自由城市逐渐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受到严格控制的城下町。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世界近代史上西方先进、东方落后的局面开始出现了。一、明代中国专制统治的强化

宦官专政与内阁纷争1500—1600年，相当于中国的明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诸朝。在这一百年间，明王朝由盛转衰，呈现了危机的征兆。

在政治上，封建统治集团日益腐朽，出现了宦官专政与内阁纷争的局面。在中国封建专制政治的发展过程中，明代皇权极重。明太祖废宰相，并严禁宦官干政，皇帝“自操威柄”。如同历代的情况一样，明初诸帝尚能勤政图治，但到中叶以后，皇帝或深居宫中，或巡游四方，耽于享受，倦于政事。世宗、神宗都20余年不视朝，群臣罕见皇帝的颜色。朝廷遇事委之于近侍太监，而司礼监职权最重，遂操政柄。宦官擅权者，最著名的有王振、刘瑾和魏忠贤等人。他们通过东、西厂等特务组织，残酷地迫害人民和不附己的官吏。例如，正德三年（1508年），提督西厂太监谷大用分遣官校远出侦事。江南民吴登显等三家于端午竞渡龙舟，特务竟诬陷为擅造龙舟，抄没其家。“自是偏州下邑，见华衣怒马、京师语音，辄相惊告，官司密赂之，人不贴席矣”。明王朝还派出太监充当“矿监”、“税监”，以收税的名义到全国各地进行掠夺。在万历的8年间（1597—1605年），这些阉官向朝廷进缴的白银有300万两，他们所中饱的还不知有多少。“税监”到处私设关卡，任意勒索商贾。万历年间，“税监”孙隆在苏州盘剥机户，织机1张，税银3钱。

宦官贪污纳贿，搜刮民财，聚敛的财富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刘瑾籍没时，其家有“黄金250万两、银5000万两，其他珍宝无算”。太监王振家有金银60余库，珊瑚高六七尺者20余株。

明王朝封建专制统治的腐朽，也表现在各派政治势力在内阁中的斗争。明太祖罢宰相不设，政务归六部长官（尚书），另设大学士数人，充当皇帝的秘书，阶秩仅正五品。仁宗、宣宗时，开始由六部尚书兼大学士，“阁职渐崇”。英宗时，“阁权益重”。世宗鉴于武宗时宦官专权的教训，便抬高内阁的地位，阁臣的班次在六部之上，并确定“首辅”，主持内阁。首辅位尊权重，成为各派官僚集中争夺的对象。例如世宗朝，夏言任首辅时，严嵩阴窥其位，终借故攻倒夏言，坐上首辅的交椅，专权达21年之久。严嵩晚年失宠于皇帝，又被徐阶攻倒，籍没其家时，竟有黄金30万两、白银200万两，其他珍宝器物无数。此后，徐阶、高拱、张居正迭为首辅，都是用权术取代前任，而自己又中了后任的圈套。

但不论是巨珰，还是权相，都不过是皇帝的爪牙而已。权倾一时，自比周公摄政的张居正，仍不得不刻意交欢于大太监冯保，并通过冯保求得神宗生母李太后的恩庇。“立皇帝”刘瑾，似乎与“坐皇帝”朱厚照敌体了，但“坐皇帝”一发怒，认为“奴果反”时，便把他杀掉了。中国封建晚期极重的皇权，是严重阻碍社会进步的反动力量。

土地兼并与农民起义明朝自中期以后，皇帝和地主各阶层剧烈地兼并农民的土地，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机。首先，皇帝带头掠夺民田，广设皇庄。孝宗弘治二年（1489年），京畿以内皇庄有5处，共占地12800余顷。武宗正德七年（1512年）皇庄增到30多处。正德十六年（1521年），皇庄共占地200919顷之多。亲王也大量霸占农民土地。正德时，江西宁王宸濠夺民田以万计，擅杀平民不下千数。嘉靖时，景王戴圳“越界夺民产为庄田”，占地竟达数万顷之多。官僚、乡绅也不择手段兼并大片土地。曾当过首辅的徐阶在苏松平原占田24万亩，手下佃户几万人。奸相严嵩“广市良田，遍于江西数郡”，又广置“良田美宅于南京、扬州，无虑数十所”。这种现象可以用下面两句话概括：“公私田庄逾乡跨邑，小民恒产岁朘月削”。土地兼并的结果，使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赋税、徭役和地租也不断加重。从正统元年到成化年间，江南农民所纳田赋增加3倍。明初规定，垦荒地“永不起科”，但是自宣德年间起也开始向垦荒地征收田赋。随着土地兼并而出现的赋役不均，加重了农民的痛苦。“富者田连阡陌，坐享兼并之利，无公家私粒之需；贫者虽无立锥之地，而税额如故，未免缧绁追并之苦”。官僚豪绅通常都隐瞒土地，把应该缴纳的田赋转嫁到农民身上。徭役之重，也使农民叫苦。按明政府规定，有田地的官吏当然免役，而“两榜乡绅，无论官阶及田之多寡，决无佥役之事”。就连富商臣贾，也是“力役不及”。因而各种差役都落在了百姓身上，以致“孤寡老幼皆不免差，空闲人户亦令出银，故一里之中，甲无一户之闲，十年之内，人无一岁之息”。地租很高，一般占农民收成的50%以上，最高达80%以上。农民也是高利贷盘剥的对象。吕征在《实政录》中记载道：“近见佃户缺食，便向主家称贷，轻则加三，重则加五，谷花始收，当场扣取。勤劳一年，依然冻馁”。

土地兼并，赋税、徭役及地租的加重，使农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逃避赋税、徭役、地租的追呼敲扑，不但失去土地的农民，甚至有土地的农民，也不得不背井离乡，沦为到处飘泊的流民。成化时期，是流民逃亡的高潮，仅北直隶顺天八府，流民就达263000多户，72万余口。

更多的农民则铤而走险，掀起武装反抗斗争。正统以后，全国农民起义此伏彼起，规模越来越大。正统时，有叶宗留、邓茂七领导的浙闽赣山区的农民起义；成化时有刘通、李原领导的郧阳山区的农民起义；正德年间有杨虎、刘六、刘七领导的农民起义。社会矛盾的日益加深，最后发展为推翻明王朝的明末农民大起义。

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及其发展缓慢的原因16世纪左右的嘉靖、万历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内部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在不少部门中，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单位，其中以纺织业最为明显，陶瓷、榨油、矿冶等行业中，也有所表现。分布的地区主要在江南及东南沿海。苏州的纺织业相当发达，从事丝织业的机户有数千人，织工就更多了。据《苏州府志》记载：“郡城之东，皆习织业。织文曰缎，方空曰纱。工匠各有专能，匠有常主，计日受值。有他故，则唤无主之匠代之，曰唤代。无主者，黎明立桥以待。缎工立花桥，纱工立广化寺桥。以车纺丝者日车匠，立濂溪坊。什百为群，延颈而望，粥后散归。若机房工作减，此辈衣食无所矣。”上面所说的缎工、纱工、车匠都是出卖劳动力的工人，受雇于“机户”，被他们剥削，但没有人身依附关系。“得业则生，失业则死”。机工和机户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是“机户出资，机工出力”。

但是，明代中后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只是在局部地区，在少数部门中稀疏地出现，发展十分缓慢，带有很大的局限性。这是由于：第一，商品经济虽然较前有所发展，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商业的发展很不平衡，北方比江南和东南地区要落后得多。第二，封建的生产关系仍是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农业上，除自耕农民的个体经济外，大部分属于封建地主经济。手工业方面，占优势的是农村家庭手工业生产、各种类型的小商品生产和封建政府的官办工场生产。与它们相比，资本主义的手工业显得十分微弱。第三，封建王朝的重农抑商政策，摧残了刚刚萌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松窗梦语》载：“各处商人所过关津，或勒令卸车泊舟，搜检囊匣者有之；或高估价值，多索钞贯者有之。所至关津既已税矣，而市易之处，又复税之。夫以一货物当一税课，有羡余，有常例，巡拦之需索，吏胥之乾没，不胜其扰，复两税之，贾人而得不重困乎？”明王朝还用低价收购、任意派索等办法，剥削工商业者。至于形形色色的禁令，则是摧残工商业的更为严厉的手段。例如，封建统治者认为“开矿必当聚众，众聚必当妨乱”，故严申矿禁。据《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明代中后期山东四府（济南府、兖州府、青州府、登州府）封闭的各种矿洞，就有锡矿洞2处、银矿洞64处、铅矿洞9处、金矿洞6处。

明代的海外贸易、海禁政策和西方殖民者的对华侵略明代的对外贸易，有官私两种。明朝初年，官府控制的朝贡贸易占主要地位。中、后期，则以私人海外贸易为主。

16世纪，中国的商品经济已经有相当的发展。西人东来，更扩大了世界市场。在这种内外因素的刺激下，中国的私人海外贸易以空前的规模发展起来。嘉靖年间，“漳闽之人，与蕃舶夷商贸贩方物，往来络绎于海上”，“虽重以充军处死之条，尚犹结党成风，造舡出海，私相贸易，恬无畏忌。”嘉靖二十三年至二十六年（1544—1547年），中国海商私贩日本途中，遇风漂到朝鲜而被李氏王朝送还者，“前后共千人之上”。

但是，明王朝自太祖时起，就厉行海禁政策，“片板不许下海”。永乐年间，郑和七下西洋，虽为世界航海史上的盛举，但终属于弘扬封建帝国声威的性质。而且，永乐皇帝只让郑和进行官方的朝贡贸易，并不许本国商人出海从事私人贸易。此后，从宣宗到武宗诸帝，都一再严申前禁。世宗遵祖宗成宪，于嘉靖四年（1525年）下诏：“行浙福二省巡按官，查海舡但双桅者即捕之，所载即非番物，以番物论，俱发戍边卫。”嘉靖十二年（1533年），复命兵部“亟檄浙福两广各官，督兵防剿。一切违禁大船尽数毁之。自后沿海军民私与贼市，其邻居不举者连坐。”总之，明王朝满足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视海外贸易为无足轻重的事情。它对“海外四方诸夷”所抱的态度是：“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不仅如此，它还怕私人海外贸易引起勾结“倭寇”侵扰的后果，危害自己的统治。

明王朝之厉行海禁政策，引起了以海盗商人为主的沿海人民的激烈反抗。海上贸易集团，因“严禁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于是转而为寇”，是即“海盗商人”。海禁政策还打击了东南沿海各省的农民和渔民。他们“资衣食于海”，因海禁太严，失去生理，也就“相率入海为盗”。这样，16世纪为患中国东南沿海的“寇”，其主体已非来自日本的“倭”，而是违反海禁与倭勾结的中国人。嘉靖时期的“倭患”，与明代早期不同，实际上是“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也。”由于戚继光等爱国将领的努力，倭寇终被扑灭，但明朝的一些官吏也从此认识到：海禁既不能消灭私人海上贸易，也不能根绝倭寇。“片板不许下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入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于是，一些有远见的官吏主张开放海禁。隆庆元年（1567年），根据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的建议，“准贩东西二洋”。此后，私人海外贸易有了相当的发展，但政府在船只数目、贸易地点等方面仍有种种限制。明王朝的重开海禁，并非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的政策，而是为了防止大规模反海禁斗争的再起，所谓“于通之之中，申禁之之法”。

就在中国封建王朝厉行海禁的同时，西方殖民者纷纷东来，开始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最先来到东方海域的是葡萄牙人。正德六年（1511年），葡萄牙武力侵占了满刺加（马六甲），控制海上通道，阻断了中国与南洋各国的贸易。随后，葡萄牙以满刺加为基地，进一步侵掠中国。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殖民者谎称商船遇到风暴，借口晾晒货物，遂上岸定居。三十六年（1557年），葡萄牙殖民者竟于澳门私自扩充居地，设官管理，非法将澳门变为葡萄牙的殖民地，成为西方殖民者侵略中国最早的一个据点。继葡萄牙人之后，西班牙殖民者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占领吕宋（菲律宾），作为在东方进行贸易的根据地。天启六年（1626年），他们又占据了台湾北部的基隆和淡水。万历九年（1581年），荷兰独立，从此与西班牙展开了争夺海上霸权的斗争。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荷兰侵占爪哇，崇祯十五年（1642年），打败盘踞在台湾北部的西班牙殖民者，全部占领了台湾，把台湾变成了他们的殖民地。

上述西欧诸国的海上贸易和殖民活动，得到了本国政府的大力支持。西欧各国王权实行的是重商主义政策，而中国的封建专制皇权则恰恰相反，实行的是“重农抑商”政策。大明皇朝的统治者对世界形势懵然无知，当葡萄牙人进入印度的果阿、第乌和中国的澳门时，他们仍处之泰然，丝毫没有感到这就是处于重大转折中的西方殖民力量伸入东方的第一个触角。中国的私人海外贸易既然得不到政府的保护而未能充分发展，也就不能通过海外贸易而积累足够的货币资本，促进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这是中国从16世纪起落后于西方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文化与科技在16世纪的中国思想界，最有影响的是王守仁（1472—1528年）和李贽（1527—1602年）。

王守仁发展了陆九渊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用以对抗客观唯心主义的程朱理学。他提倡“致良知”和“知行合一”论。所谓“良知”，即“天理”，是先天就具备的。但人又有“私欲”，蒙蔽了“良知”，故要“去私欲，存天理”。这实质上就是要人们自觉地遵守三纲五常的封建统治秩序。如何才能“致良知”呢？王守仁提出了“知行合一”的学说。他说“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这就是要人们把任何不符合“天理”，亦即任何不利于封建统治的欲念，都消灭在萌发之中。王守仁的思想虽然就总体而言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但也有其积极的一面。王学包涵了某些否定旧权威的意蕴。王守仁认为“吾心良知”是“圣人”与“愚夫愚妇”共同具有的。因此王学隐约地含有思想解放的因素，成为明末发展起来的市民意识的前驱。

李贽是明清之际反封建启蒙思想的先驱。他敢于打破千百年来对孔子的迷信，公开宣称不能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李贽反对宋明理学家鼓吹的“去人欲，存天理”的说教，明确主张“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应该把物质生活作为道德的基础。他还进一步提出“人必有私”，应该使“天下之民，各遂其生，各获其所望”。对不同个性的人，李贽主张“因材”“并育”，“各从所好，各骋所长”。李贽反对封建束缚、朦胧地要求平等和发展个性的思想，反映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中小地主和工商业者的利益和愿望，具有一定的进步性。由于李贽敢于否定孔子的权威，抨击道学的虚伪，明政府以“惑世诬民”的罪名，把他下狱。李贽愤而自尽。

明代也是中国通俗小说的鼎盛时期。吴承恩的《西游记》，佚名作者的《金瓶梅》，以及冯梦龙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等，都是流传甚广、脍炙人口的杰作。

随着生产的发展，明代后期出现了几部很有价值的科技著作。李时珍（1518—1593年）所著《本草纲目》，共52卷，收录了药物1892种、药方11096个，其中大量材料是其他文献上记载过的，但也有许多材料，是他亲自考察得来的。《本草纲目》是药物学的巨著，几百年来对国内有很大的影响，并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

徐光启（1562—1633年）著《农政全书》，共60卷，在他死后由他人加工刊行。全书对有关农业生产的问题，都有所论述，而以水利和荒政所占的篇幅最多。书中收集了历代的有关文献，也有一部分是他实验的心得。这是一部集我国古代农学大成的巨著。二、16世纪封建统治重建中的日本“战国”时代的政治概况16世纪是日本从封建割据开始走向统一，重建封建秩序的时期。1467年，日本因守护大名争夺权势而发生“应仁之乱”，战争延续了十年之久。在战争中室町幕府的威权丧失殆尽，名存实亡。随后一百年间，日本出现了群雄割据、封建混战的局面，这就是日本历史上所称的“战国”时代，这种分裂的状况直到16世纪中叶才开始改变。在这个时期里，西欧国家封建关系趋于瓦解，资本主义萌芽，而日本在国家初步实现统一之后，封建统治却进一步强化，这是日本这个时期历史发展的主要特征。

战国时期，由幕府任命、代表幕府统治地方的守护大名在长期混战中互相撕杀，同时又受到农民起义的打击，力量大大削弱，以致完全衰落下去。地方武士、领主在乱世中趁机扩大势力，拥兵自立，把霸占的一城、一地、一国或数国变为独立王国，一个新的地方割据势力，即战国大名随之崛起。这个时期，日本实际受众多的战国大名的统治，中央政府徒具虚名，日本几乎陷入无政府状态。然而战国大名在领国内的统治是有成效的，他们在下属领主中推行家臣团制度，只要小领主表示臣服，便被收编为家臣，战国大名和家臣结成主从关系。大名保护家臣的土地占有，对有功者还予以赏赐，家臣领有的土地变成了大名的直辖领地。家臣则以武力支持大名，他们平时集中住在大名的城下町，随时听候调遣，战时为大名出兵作战，成为大名的军事骨干力量。家臣实际上是一批新兴的武士地主，他们被组编成一个不同层次的团体，其上层人物都是大名的亲属或亲信，上层和下层的一般成员之间也结成主从隶属关系，后者对前者拥有绝对的权威，大名也主要依靠这部分人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统治领国。

为了加强对下级封建领主的控制，防范他们的反抗，一些领国大名还制定了家法，将君主与臣属的关系和臣属应遵守的规定用法律手段固定下来。家法的主要内容有禁止领有地的买卖和转移；实行长子继承制；家臣的婚姻和财产的继承必须得到君主的认可；家臣之间不得相争；违犯家法者处以重刑。这时国家是分裂的，但战国大名在各自的领国内保持了相当程度的稳定。

16世纪40年代葡萄牙人初到日本，向日本输入火枪，传播天主教。火药武器的采用，使日本在军事方面发生很大变化，以前的军队是由使用剑和矛的武士骑兵组成，广泛使用火枪之后，被称为“足轻”的步兵便占据了主要地位。步兵来源于农民，被征集的农民脱离了农业而成为职业兵，武士阶层就是由他们来补充的。火枪火炮的运用，无论对大名巩固在领国的地位，还是对日后日本封建统治的不断强化，均产生很大的影响。

农工商业和城市的发展战国大名为了加强对领国的统治，战胜竞争对手，进而统治全国，大都重视发展经济，以增强自己的实力。在农业上统一租税，废除苛捐，开垦荒地，扩大农田，兴修水利，采用新技术，使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显著提高，并且广泛种植经济作物。农业生产的发展为手工业、商业和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工商业方面，战国大名宣布废除行会组织——“座”的垄断特权，免除工商业者的户税、徭役和关税，允许营业自由，开放市场。这些政策吸引了农村手工业者大批进入城镇，彻底摆脱对农业的依赖，促进了城镇经济的发展。16世纪前期，日本涌现了一批自治市，较大的有九州的平户和长崎等，原有的城市例如堺市也获得进一步发展，堺市人口超过5万，京都甚至多达10万，工商业相当繁荣。日本主要的手工制品有纺织品、瓷器、漆器、剑戟、酒和农具。这个时期的对外贸易也很发达，同中国、朝鲜、琉球、菲律宾和印尼等亚洲国家有广泛的贸易往来。输出刀剑和金、银、铜等原料，还有瓷器、漆器、扇子、屏风等手工艺品。输入棉花、糖、玻璃、生丝以及丝绸、锦锻等高级纺织物。随着城市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各地区联系加强，实现国家统一的经济条件基本具备。

但是，战国大名发展经济的政策只不过是一种富国强兵的手段，他们需要商业和手工业为集中住在城下町的武士家臣团提供军需品和生活用品，为各级封建领主提供供享受的高级消费品，市场上流通的人民生产和生活必需品与之相比数量较少。大名允许市民获得一定的经营自由和城市自治权，最终是为了强化领国的武力统治，因此营业自由和城市自治的时间是短暂的，程度也有限。对工商业的控制直接关系到大名领国制的维持，战国大名在巩固领国统治的过程中，逐渐把工商业者集中到他们的城下町，城下町起初主要是大名的政治和军事中心，这时这些地区的附近聚集了日益增多的工商业住户，经济迅速发展起来。16世纪后期，城下町的数目不断增加，一度繁荣的自由市却逐渐消失，或者是城下町化。此后，城市手工业尤其是同战争有关的手工行业便受到大名的御用机构统制。大名还培植了一批御用商人，通过他们控制商品流通，把一般商人纳入到他们的直接统治之下。这样，城市经济便完全从属于大名领国的军事和政治，城下町成了强化封建统治的工具。由于城市和重要的生产部门都掌握在大封建主手中，城市市民的成长受到压制，它的上层人物还对封建势力有很强的依附性，以致力量比较软弱，不能象西欧国家那样成为实现国家统一的政治势力，这就决定了日本在重新统一中必须依靠武士地主，走武力兼并的道路。

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重新统一日本经过长期混战，从16世纪中叶起日本逐步实现地域的统一。在兼并战争中，尾张国的一个中等封建主织田信长（1534—1582年）以名古屋为根据地向外扩张，逐渐压倒其他战国大名，奠定了日本统一的基础。

织田信长主要的打击对象是战国大名和形成割据势力的佛教寺院，在地域上首先以占领近畿和关东地区为主要目标，为此必须夺取近畿与关东之间的尾张、三河和远江三个领国。1559年织田信长把尾张国控制在手，1560年又抓住有利战机，以2000骑兵突袭远江国的今川氏，杀死主将今川义元，占领了远江国。接着，同三河国大名德川氏结盟，议定德川家康向东发展，织田信长则向西发展。由于德川氏牵制了东方之敌，织田信长出兵进展神速，于1567年消灭了尾张国的近邻美浓国，得到天皇和幕府的支持，他挟持天皇和幕府以号令天下。1568年亲率5万大军出征，势如破竹，在打败伊势、近江之敌之后，进驻京都，横扫畿内5国（和泉、摄津、山城、大和、河内），把势力伸展到日本的心脏地带。70年代初、织田信长派兵围攻积极参加内战的大寺院，大神社，摧毁了京都附近许多佛教寺社，并且残酷地镇压一向宗农民起义。1573年织田信长废掉了室町幕府的末代将军，室町幕府最后灭亡。这时全国已有一半地区在织田信长的控制之下。但是，1582年织田信长受到叛变家臣的围攻，寡不敌众，被迫自杀身亡，他的统一事业遂由丰臣秀吉（1582—1598年执政）继承并最后完成。丰臣秀吉是织田信长的部将，受织田信长重用，在后期的统一战争中负责经略西国，屡建战功。织田信长死时，他正在进攻西南部的大名，闻讯后回军京都，消灭叛将，继承织田信长的地位。这就引起了织田信长诸子和势力强大的家臣的不满，内战爆发，他们当中有的被丰臣秀吉打败，有的通过和谈与丰臣秀吉达成共处的协议。1586年丰臣秀吉任太政大臣，打着天皇的旗号，继续进行征服战争，至1590年基本完成了统一日本的大业。

丰臣秀吉强化封建统治的措施继织田信长之后，丰臣秀吉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恢复封建秩序，巩固中央政权，强化封建统治，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建立和加强中央政府机构。织田信长在以武力平定诸大名国的同时，已经开始建立中央政权，他在安土山筑城，建起了空前宏伟壮丽的天守阁，有五层七重，既是政厅也是宫殿。丰臣秀吉在进一步统一日本过程中，另在大阪筑城，规模更大，形成为新的统治中心。接着着手加强中央政府机构，1585年设立“五奉行”，由前田玄以管理京都市政、皇室、寺社；长束正家负责财政；浅野长政、石田三成、增田长盛三人则管理行政、司法和丈量土地。平时分工负责，遇大事则五人合议，妥善裁决。1591年又设置“五大老”，做“五奉行”的顾问，由德川家康等五人组成。后来又设“三中老”，由中村一氏等三人组成，以协调“五奉行”和“三中老”的关系。

加强对各地大名的控制。在征服战争中，丰臣秀吉没收了战败大名的部分土地，把它分赐给亲信部下，削弱地方大名而加强拥护自己的势力。又把各地大名的家属送到京都、大阪作为变相的人质，牵制大名，防止他们随时造反。借联姻结盟在战国时代是一种普遍现象，这时规定不经许可大名不得彼此结亲，以防范他们联合起来反抗中央。丰臣秀吉还通过在全国范围内丈量土地使自己成为全国土地的实际支配者，取消了地方豪强的土地所有权，然后再以“恩赐地”的形式将土地重新分配给大名、领主，使他们成为自己的家臣，又要求受地者宣誓效忠，从而和他们建立紧密的主从关系。丰臣秀吉甚至常常以种种借口没收或变更大名的领地，转换大名所在的地区。

采取各种手段加强对农民的剥削和统治，这是丰臣秀吉封建政权的根本政策。织田信长统治末期，已在他管辖的地区大规模实行压迫农民的措施，丰臣秀吉继续贯彻，最重要的是“检地”即调查和丈量土地。规定用统一标准丈量，每块土地的面积以曲尺6尺3寸（约191厘米）的平方为一步，300步为一亩，10亩为一段，10段为一町。实行“一地一作人”制度，规定父子和亲属不得同居，必须单独立户。丈量土地后给每个耕作者发新地照，各村都建立检地帐。耕地按肥瘠分为四等，按等课赋。全国各地的年贡都要以实物缴纳，折成稻米的石数，统一石数的升、斗。确定实际耕作者——小农为年贡的承担者。通过“检地”农民获得了稳固的耕作权，保护了小农经济。“检地”的最终目的在于有效地征收年贡，最大限度地榨取农民，农民所缴纳的年贡达到收成的2/3。法令规定农民必须永久居住在村庄；不得改从它业。并把农民编成五人组或十人组，形成连环保，一家有罪共同受罚。由于长期以来国内战乱，农民手中掌握了大量武器，构成对统治阶级的巨大威胁，法令规定农民不准佩刀，要求各地大名收缴农民的武器，防止农民暴动。

丰臣秀吉对工商业的发展给予一定的鼓励和支持，废除关卡，铸造“天正大判”“天正小判”等货币，以京都为标准统一度量衡，以利商业的发展。丰臣秀吉一方面给工商业者以免除地租等特权，另一方面对他们又加以严格控制，规定必须服从他的统治。

以上种种措施的执行，使日本已经动摇了的封建秩序又重新得到恢复和加强。

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及其失败丰臣秀吉对外扩张，企图征服朝鲜，入主中国，称霸亚洲。早在1578年他就曾经说过：“图朝鲜，窥视中华，此乃臣之素志”。当他完成了国内统一之后，紧接着在1592年发布出征令，调集18万陆、海军侵略朝鲜。4月12日，日军在釜山登陆，然后进击庆长、金海。两月间相继攻占了开城、京城（今汉城）、西京（今平壤），朝鲜大片领土沦陷。朝鲜国王李昖在爱国臣民抗倭热潮的推动下，虽已退至中朝边境的义州（今新义州），仍然坚持抗战，继续募兵，同时要求中国援助。朝鲜海军在爱国将领李舜臣统率下与日军进行过两次海战，重创了日本海军精锐部队，打乱了丰臣秀吉“水陆并进”的部署，牵制了他的陆军北进。中国明朝廷派李如松等将领，率5万余大军与朝鲜军并肩作战，收复了西京、开城、京城和南半岛大部分地区。日军退守釜山，被迫议和。日方佯装接受朝中提出的“勒倭尽归巢”“既封不与贡”“誓无犯朝鲜”三个条件，实际准备再犯。

1597年2月丰臣秀吉又出动陆军14万入侵朝鲜。由于士气不振，8个月才抵达京城附近。明朝廷再次派兵援朝，中朝联军共创日本陆军，取得决定性胜利。1598年8月丰臣秀吉因侵朝战争失败抑郁而死。日军在全线撤军时，遭到朝中联合舰队的致命打击，海军几乎全部被歼灭。

长达七年的侵朝战争给朝鲜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人口锐减，土地荒芜，横尸遍野，饥民相食。中国援朝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这场战争也表现了朝中两国人民不畏强暴、英勇抗敌的民族气概。丰臣秀吉发动侵略战争及其失败加剧了国内矛盾，农民拒纳军粮，士兵和民伕哗变、逃亡，上层贵族愈加倾轧。丰臣秀吉死后，部将德川家康趁机夺取政权，于1603年自立为征夷大将军，在江户设立幕府，日本开始了德川幕府（江户幕府）的统治（1603—1868年）。第二章　17世纪迄工业革命前的东西方世界

1600—1760年是欧洲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准备时期。这个时期欧洲大陆虽然呻吟在封建专制制度的压迫下，但是封建专制制度阻碍不了经济前进的步伐，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在各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17世纪40年代在英国爆发的革命有力地打击了英国的封建势力，1688—1689年的“光荣革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度，这就为英国工业革命的准备工作安排了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

这个时期西欧列强加紧掠夺海外殖民地，原始积累过程加速了，西欧首先是英国，已步步接近工业革命的门槛。

这样，1600—1760年成了西欧朝向资本主义大工业大踏步前进的时期。

与此相反，从社会发展的总趋势看，这个时期东方各国却已陷入停滞状态。

西方先进，东方落后的局面正是在这160多年间确定下来的。第一节　17世纪英国革命·1689—1742年的英国一、革命前的英国

革命前，从表面上看，英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国，全国人口大多数住在农村。不过，与欧洲大陆诸国不同，英国经济发展的特点是资本主义很早就开始渗入到农业中去。这主要是圈地运动造成的。15世纪末开始的圈地运动，到17世纪上期仍在进行。圈地把大批农民从土地上赶走，这些丧失了生产资料的农民，成了被迫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为以后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市场，是资本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之一。同时，圈地运动的过程又是英国许多资本主义性质的农场出现的过程。农业市场也随之迅速扩大。这就促使英国的封建农业向资本主义农业过渡，并为以后的工业发展提供了原料和市场。

为了适应迅速扩大的农业市场，当时的人采取了一系列改进农业的措施，如采用新的农作物耕作方法、耕作技术，改良肥料和扩大耕地面积等。革命前夕，英国各地区已呈现出各具特色的农业经济区。

从16世纪到17世纪初，英国的工业也在迅速地发展，不但那些老的工业部门，而且新出现的一些工业部门都发展很快。东北部的煤矿，发展尤其迅速。在工业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一些大规模的企业。当时开采一个煤矿，需要上千镑资金，同时大规模的企业还需要众多的劳动力，纽卡斯尔的煤矿就有500—1000工人。铁的生产，也有较大的增长。不过，不能过分夸大16—17世纪英国工业的发展水平，因为在工业革命之前，英国的工业仍处于手工工场阶段。而且，直到17世纪初，英国全国的经济基础仍然是农业。即使是工业，其主要原料也来源于农业，而工业产品主要也是为了农民的直接消费。

在革命前的100多年中，英国国内外的商品贸易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对外贸易方面，出口的商品也不再是以羊毛等原料为主，而是越来越多地出口制成品，特别是呢绒，成了出口商品的大宗。而伦敦又是呢绒出口的最重要的中心。原来英国的出口贸易受到汉萨同盟商人的控制，到16世纪末，英国商人将汉萨同盟的商人排挤了出去，把对外贸易掌握在自己手中。为了发展对外贸易，成立了许多股份贸易公司。最初它们由一些商人自愿共同出资，装备从事长途航行的船只以进行海外贸易，后来发展为领有政府的正式特许状，获得了特权和专卖权。这些公司的贸易范围包括：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地中海沿岸，美洲英属殖民地，东方的印度及“香料群岛”印度尼西亚。

革命前英国的社会等级1801年英国第一次人口调查之前，全国人口数字缺乏精确统计。近年来学者的研究表明，从15世纪末到17世纪中叶，人口增长的趋势比较明显，17世纪中叶以后的100年中，人口数字基本稳定。据估计，17世纪中叶英格兰人口将近530万人，整个不列颠人口大约为700万人。

由于资本主义关系的不断发展，在英国的贵族中，除旧的封建贵族外，还分化出了一个与资本主义有密切关系的新贵族阶层。新贵族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农业，剥削雇佣的农业工人，或将土地租给农业资本家，坐收资本主义的地租。有些人还兼营工商业。新贵族主要是从乡绅转变而成的，但也有一部分大商人由于购买土地而加入了新贵族的行列。新贵族的地产事实上已不是封建性的财产，而是资产阶级性的财产。他们与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利益一致，因而在革命中结成同盟，共同反对封建王党。

新兴的资产阶级包括城市中的工、商业资本家、手工工场主以及农村中从事资本主义经营的租地农业家。他们受到封建制度的种种束缚，因而革命要求也较强烈。大商人和高利贷资本家是资产阶级的上层，他们向王室包税，对贵族放债，并参加独占贸易，与统治阶级有较密切的联系，构成了资产阶级中的保守集团。

农民在17世纪初仍占全国居民的大多数，其基本群众是自由农和公簿持有农。自由农须向地主缴纳一定的贡赋，但拥有自己的土地。公簿持有农在农民中人数最多，是从封建时代的农奴转化而来的，他们除向地主缴纳固定地租外，还须担负其他封建义务。他们迫切要求废除封建制度，使耕种的份地真正成为自己的财产。农民是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主力军。

在手工工场中劳动的雇佣工人，生活十分贫困，备受剥削，也是革命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专制君主制的衰落·清教思想的兴起英国的专制君主政体也象其他国家一样，有其发展、鼎盛到衰落的过程。16世纪中叶是英国的封建君主专制最强固的时期。在玫瑰战争之后，封建大贵族已在内战中两败俱伤，无力从事反抗国王政权的斗争。资产阶级羽翼未丰，为了发展自己的经济，需要依靠强有力的中央政权。至于英国的议会，虽然基本未停止过活动，但直到16世纪90年代之前，议会实际上始终与国王政府保持一致，只起政府下属机构的作用。所以在这段时期，英国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比较巩固。

但到了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情况已发生变化，资产阶级和从事资本主义经营的新贵族在经济上日益壮大，不再甘心忍受专制君主制对他们的横征暴敛和种种限制。他们同专制君主的矛盾日益上升。同时，随着英国经济中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和社会阶级关系的分化，封建君主专制也逐渐丧失了它的统治基础。对此，17世纪中叶英国的思想家哈林顿说道：正象一个人到了一定的时候必然会死亡一样，君主专制政体到了一定的时候，也必然会崩溃。

17世纪的英国革命也有它的思想动力，但它主要是通过宗教形式即清教来表达的。清教产生于16世纪后半期。日益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逐渐感到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英国国教不利于他们的发展，要求消除国教中天主教的残余因素，简化教会的仪式和活动，从而他们的主张被称做清教。清教徒抨击封建贵族、僧侣的奢侈浪费和道德败坏，提倡过严肃、“勤劳”的生活，这实际上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追求利润和积累资本的生活理想。16世纪末，在清教中形成了两个主要派别，即长老派和独立派。长老派要求废除主教职位而以教徒自己选出的长老组成宗教会议，管理教会。独立派则要求每一个宗教团体都独立自治，按照大多数教徒的意见管理。

斯图亚特王朝初期的君主统治1603年伊丽莎白女王去世，苏格兰的詹姆斯六世即位英国国王，是为詹姆斯一世。在政治上，詹姆斯一世是个君权神授论者。1610年4月，他在向议会讲话时说：“除了上帝，国王不对任何人负责”。在财政问题上，詹姆斯一世的政府遇到很大困难。他企图用增加税收的办法来解决，但这触犯了资产阶级和贵族的利益，产生了尖锐的矛盾。

1625年詹姆斯一世去世，其子查理一世即位。这时，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增长，社会阶级关系发生了更大的变动。那些在经济上成长起来的阶级，不仅在经济上要求继续增加财富，而且提出了强烈的政治要求；那些在经济变动中日趋衰落的阶级，竭力挣扎，以图保持自己原有的地位；至于那些广大的社会中、下层人民，他们平日任人宰割，这时在整个形势动荡不宁的环境下，也空前活跃起来，积极展开斗争。在此基础上，政治领域中渐渐出现了一些新的观念和组织形式，议会中出现了一个不定型的反对派。在思想领域，表现在清教形式中的激进思想，影响更不断扩大。同时，英国国家制度也有其独特之点，这主要表现在英国的军事警察制度和财政制度方面。英国是一个岛国，平时不需强大的陆军来加以保卫，所以英国没有常备军，也没有正规的警察人员。因而英国的专制君主制就缺少有组织的武装力量作为支柱，这和欧洲大陆的一些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在财政制度方面，英国国王的固定收入主要只有两项：王室的土地收入和关税收入，其余都是一些临时性的收入。从16世纪末以来，政府即经常入不敷出，不得不借贷，到查理一世时已是债台高筑。国王于是借助于议会补助金来解决日益严重的财政困难。所谓议会补助金，即由议会通过征收的特殊捐税。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首先爆发了国王与议会之间的矛盾。

权利请愿书·矛盾的尖锐化议会在税务问题上与国王的矛盾日趋尖锐，国王既无法从议会所通过的正常税收中得到足够的金钱以从事对外战争及其他用途，就实行“强迫借贷”，即不经议会通过而任意征收捐税，凡拒绝交纳者，便加以迫害。结果在1627年3月发生了“五爵士案件”，五个爵士因拒绝交纳“强迫借贷”而被捕。

议会对查理一世的行为甚为愤慨，为了表示抗议，在1628年通过了“权利请愿书”，这个文件规定：国王不经议会同意不得征收捐税，不出示具体罪证不得任意捕人，和平时期不能随意实行军事法，不得任意在居民家中驻军等。查理一世为了获得议会对他的金钱补助，勉强批准了“权利请愿书”，但随后又任意对之加以曲解，并继续不经议会同意而征税。当议会号召人民拒绝交税时，查理即将议会解散。

从1629年3月查理一世将议会解散到1640年4月议会重新召开，其间11年为无议会的国王个人统治时期。查理本来企图用解散议会来压制议会对他的反抗，但此举反而更加刺激了原有反抗情绪的增强。尽管查理继续对反对派领导人进行迫害并对书刊进行严格检查，但群众的反抗浪潮却不断高涨起来。到1636年间，英国各地出版了各种内容的书籍和小册子。其内容之激烈，数量之多，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还有一些人从荷兰偷运一些关于清教内容的小册子到英国来加以散发。

1637年6月，清教徒威廉·普林尼、伯顿和巴斯特威克被捕，并被当众鞭打、带枷示众。但当6月30日他们被带往威斯敏斯特时，沿途跟随了许多同情的群众，他们在路上撒满鲜花和芳草。群众的反抗情绪更加高涨。有些对政权不满的清教徒，为了寻找信仰自由，逃往美洲殖民地。从1603年到1640年迁到海外去的清教徒达6万人。

在人心浮动、社会动荡的环境下，查理在1635年强迫人民都要交纳原来只向沿海城市征收的“船税”，拒交船税的运动在全国蔓延开来。1639年政府收到的船税，只达到应交的20%。

苏格兰人起义·革命形势成熟在英国国内政治矛盾已极端紧张的气氛中，由于查理一世在苏格兰所推行的倒行逆施政策，爆发了苏格兰人的起义，终于使查理一世走投无路，不得不结束个人统治而召开议会。

苏格兰虽然自1603年以后与英国共有一个国王，但它仍然是一个独立的王国，有自己的独立议会和教会组织。但是查理一世根据劳德大主教的建议，强迫苏格兰人接受英国的祈祷书，对反对者严加迫害。1634年当发现一个苏格兰的勋爵有一份反对采用新祈祷书的请愿书时，即下令以叛国罪加以逮捕。苏格兰人为了进行反抗，选出了一个常设代表团，并起草了一个“民族公约”，公约宣称他们不接受新的宗教法规和新的祈祷书。随后“公约派”组织了一支军队，1639年这支军队攻入了英国国境。

面对这样的局面，查理一世为了筹措军费去抵抗苏格兰人，不得不在1640年4月13日下令召集已停开了11年的议会。但这届议会召开之后，非但拒绝通过国王所需要的经费，反而提出了议会应该享有的权利等问题。查理一世在气恼之下，在5月初又将它解散。这届议会存在不到一个月，史称“短期议会”。

苏格兰的起义不断扩大，公约派的军队在纽伯恩击败了查理一世的军队，随后占领了纽卡斯尔。在英国伦敦及许多地区发生了骚乱。伦敦有1万多人签名递交请愿书，要求召开议会。1640年9月，查理一世在约克召开了一个贵族“大委员会”，参加会议的贵族也要求召开议会。查理一世无力抵御苏格兰人的进攻，于10月间在里朋同苏格兰人订立了停战协定。协定规定查理一世的政府每天应交付苏格兰人850镑费用。另外，须交给苏格兰人30万镑赔偿费。但即使这笔费用，查理也无法筹措。他不得不在1640年11月3日重新召开议会，这届议会以后断断续续存在到1653年，史称“长期议会”。“长期议会”召开后，成了反对以查理一世为首的封建王党的领导中心，一般将它作为英国革命的开始。二、革命的开始与第一次内战

长期议会开始阶段的活动1640年10月，在群众运动如火如荼的环境下，长期议会进行了选举。许多著名的反对王党的人士如皮姆、汉普顿以及其他一些刚被解散的短期议会的议员都当选了，而那些王党候选人则纷纷落选。对此，当时的人说：“选举是在极为激动的情况下在全国进行的。忧伤而沮丧的宫廷，已无法对选举施加影响。”

不过，这些当选的议员，其中大多数人虽然对查理一世的政府抱着怨愤不满的态度，但是他们并无彻底的反封建的决心。这是因为就议员的社会成份来说，不但上院议员全是贵族，而且下院的500多个议员中，大多数也是贵族出身。其中只有70名资产阶级议员，而他们中有不少人还是垄断专卖权的所有者，与王党的关系非常密切。有少数态度比较坚决的共和主义者，他们力单势孤，没有组织，无法发挥作用。所以在革命刚开始的时候，以查理一世为首的封建王党，气焰仍十分嚣张，他们不但蛮横地拒绝议会里一切关于改革的要求，而且屡次企图迫害反对派的领导人。王党的阴谋之所以未能得逞，革命之所以一步一步向前发展，主要是依靠了城乡劳动群众，特别是伦敦市内及郊区的下层人民的斗争。这一情况，首先反映在斯特拉福审判案上。

斯特拉福伯爵是国王的宠臣，1639年曾带兵北上企图阻止苏格兰军队的进攻，是人民最痛恨的反动首脑人物之一。长期议会召开以后不久，下院议员皮姆等人就已提出审判斯特拉福的案件，然而却遭到王党分子的一再阻挠。1641年4月21日下院讨论审判斯特拉福案件时，500多个议员中，只有263人出席。伦敦市内中、下层人民对此甚为愤慨，万余人签名递交请愿书，要求将斯特拉福作为“臭名昭彰的罪犯”处以极刑。迫于群众的正义呼声，下院以204票对59票通过“褫夺公权法”，判斯特拉福以死刑。但上院拒绝批准这一判决，后来在群众的压力下才通过了这个议案。

按当时制度，议案必须经国王批准方能生效。查理一世想尽办法，企图拯救斯特拉福，后来群众冲到了国王的住处白厅，国王及其周围的人，惶恐万状，最后不得不在5月10日签署了关于斯特拉福的死刑判决案。5月12日斯特拉福被带到断头台处决时，聚观的群众达20万人，这是到那时为止英国从未有过的盛大的群众聚集的场面。

此外，议会从召开到1641年春夏之间，还取得了其他一系列胜利。另一个为群众所痛恨的反动人物劳德大主教，也被逮捕囚禁于伦敦塔监狱（1645年被处死）。国王被迫签署了“三年法案”，根据这个法案，议会必须定期召开，每两届议会之间的间隔时间不得超过三年。另一法案规定，国王非经议会同意，不能解散或中断议会。取消了封建专制机构“星室法庭”、“北方委员会”、“威尔士委员会”以及审判宗教案件的特权法庭“最高法庭”。宣布以后非经议会同意不得征收捐税，并从监狱中无罪释放普林尼和1638年因传播清教书籍而被判刑的清教活动家李尔本等人。

长期议会在它的活动初期，在广大群众的推动和支持下所取得的这些成就，以法律的形式限制了封建的专制王权，初步树立起议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最高权力的原则，也就是立宪君主制的原则。这在当时具有革命改造的进步意义。

长期议会议员的政治分化议会所取得的上述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了城乡中、下层人民的积极斗争才取得的，反动分子劳德大主教也说：“凡当下议院有什么议案要提出并认为上议院会坚决拒绝或国王不会同意的时候，渐渐地暴民们就会来到议会，高呼他们所要提出的这个或那个要求……”。但是，议会里有些议员对越来越猛烈的群众运动却心怀戒惧。他们在取得了一些胜利之后，已心满意足，不敢再把革命推向前进。所以从1641年夏初起，在下议院的议员中，就发生了意见分歧。这在讨论废除主教制的“根枝请愿书”和“大抗议书”时反映了出来。

英国国教中的主教制，是封建专制制度的强有力的支柱，伦敦市民及其他各地的人民早就要求将它“连根带枝”地一齐废除。然而1641年5月当议会把这个问题提出讨论时，却遭到许多议员的激烈反对。议员瓦勒认为，主教制可以作为防范人民的外围堡垒，不能废除。经过激烈争论，这个议案在下院以微弱多数通过，但上院拒绝加以批准。（后来到1646年1月主教制才被废除）。

当1641年秋、冬间，议会里讨论“大抗议书”时，议员间的政治分化更明显地表露了出来。“大抗议书”是革命开始阶段议会的纲领性文件，全文共204条。它列举了查理一世在无议会统治时期滥用职权的行为，要求工商自由，成立长老派教会组织，政府应对议会负责等。内容温和，语气谦恭，但许多议员对之却激烈反对。从1641年10月20日起，争论数日，仍无结果。10月22日表决时，议会里的斗争更趋激烈，直到午夜，才以159票对148票的微弱多数通过。接着当讨论是否将“大抗议书”刊印散发的时候，议员们更是情绪激动，有人在头上挥舞着帽子，有人甚至拔出了刀剑。

引起议会中议员产生政治分化的原因是城乡中、下层人民自发的反封建斗争。除了上举的伦敦等城市中的人民斗争之外，在全国各地特别是东部和西南部各郡的农民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到处蔓延开来。据当时上院公报等不完全的资料，仅反圈地的农民运动就发生了15起。农民成百上千地夺取被贵族强占的公社土地，砍伐地主的森林，拒绝向地主交纳地租。有时起义的农民甚至攻入城市。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些议员就把注意力主要放在如何镇压农民起义上去了。1641年，议会中已开始讨论这一问题。6月19日上院公布了禁止破坏土地私有权的法令。法令还要求各地政府严惩“所有的暴乱和非法集会”。根据不完全统计，从1640年到1643年，上院（当时起最高法院作用）一共处理了农民运动的“主犯”246人，其中5人是妇女。

但是，当时整个政治斗争的形势是：王党势力仍非常强大，反王党的资产阶级和贵族立足未稳。他们中许多人的政治经济要求远未满足。在防止王党反扑，继续同王党作斗争中，除了依靠城乡中、下层人民，别无他途。1642年1月的逮捕五议员事件，再次显示了中、下层人民的力量。

查理眼见议会里议员分歧越来越大，很多议员动摇不定，就将反对派为首的皮姆、汉普顿等五人逮捕。但当查理一世率领武装卫士到议院时，皮姆等人已事先得到消息，躲到了伦敦城区。查理一世率领卫队赶到伦敦城区时，城区数千手工业者及平民武装起来，挡住了查理一世的去路。伦敦市内及郊区南渥克的水手、脚夫及附近的白金汉郡、肯特郡的农民也集结队伍开到伦敦。一周以后，他们簇拥着皮姆等五人，堂哉皇哉地回到了下院。这样，中、下层劳动群众已成了首都的真正主人，查理一世无计可施，于1642年1月10日离开了伦敦。

内战的爆发：第一次内战的第一阶段查理一世离开伦敦后，于当年秋天到了北方；在他周围集结了一批王党分子。这批人在1642年8月22日黄昏时分在诺丁汉的卡塞尔山顶升起了王党的军旗，宣布讨伐议会叛乱分子，从此开始了内战。

内战开始后，英国从地区上分为两个敌对阵营。一个是北部和西北部，这里是王党的势力范围。另一个是包括伦敦在内的东南部地区，这里为议会所控制。王党所控制的西北部地区，经济比较落后，封建经济占优势。王党在这个地区的社会支柱是封建贵族。议会所控制的东南部地区，资本主义经济较发达，议会在这个地区主要依靠资产阶级、中小贵族和城乡下层人民。所以内战开始后，虽然两个敌对阵营表面上是以地区划分的，但实际上它的划分基础是社会阶级的不同。

内战刚开始时，从双方拥有的客观条件看，议会占绝对的优势。经济上，议会占据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东南部各郡，而且占据了首都，有原来的一套政府机构可加运用，并可继续进行固定的赋税征收。而王党的占领区则比较贫瘠，军队的供给只能靠王室的收入，大封建主的赠款，和向地方上勒索的捐献，所以很快财源就枯竭了，不得不派一大部分军队去征收钱粮，以至军纪废驰，怨声载道。在军队数量上，战争刚开始时，议会的武装民兵远远超过了王党的军队，而且海军也站在议会方面，许多重要港口都处于议会控制之下。

但是在内战开始后的初期阶段（1642—1644年），议会军却遭到一连串的失败。1642年10月23日在埃吉山双方进行了一次胜负不分的战斗，随后王党军队占据了牛津，把牛津作为大本营，威胁伦敦。同时，王党分子还占据了北部的5个郡和西南部的威尔士。到1643年底，全国有3/5地区处于王党占领之下。

议会军在内战初期的失利，主要是由于议会阵营的领导人物的妥协动摇态度所造成的。内战初期，在议会阵营的领导人物中，以对战争的不同态度可分为三个派别。一个是主战派；一个是主和派；第三派是主战派中的右翼，这派人虽然主张继续同国王战斗，但是态度却不坚决，他们希望能在国王承认议会权利的条件下同国王言和。这一派人大约有30—40人，他们的领导人是皮姆和汉普顿。皮姆等人利用主战派和主和派的矛盾，掌握了领导权，在他们的领导下，执行着半心半意的战斗。直到皮姆去世之后，由于国内军事和政治形势的发展，领导权才转移到主战派手中。

议会同苏格兰人在1643年9月签订了一份“神圣的同盟和公约”，根据这个条约，苏格兰军队于1644年1月越过边界攻入英国。7月2日，苏格兰的军队与托马斯·费尔法克斯所领导的军队以及曼彻斯特和克伦威尔领导的东部联盟的军队所组成的联军，在马斯顿荒原之战中，击败了王党。但由于缺乏统一指挥，未能乘胜追击，坐失战机。而由埃赛克斯伯爵指挥的一支议会军，却在西南地区被王党击溃。

在议会军的高级领导人中，除了埃赛克斯和曼彻斯特等昏庸无能的人之外，也有一些人，鉴于严酷的军事战斗现实，不得不采取坚决有效的措施，来加强议会军的战斗力。作为中等贵族和资产阶级利益代表的独立派领导人克伦威尔，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为了吸收那些具有反对封建王党决心的人到军队中来，很注意从农村中那些笃信清教的中、下层农民中召募士兵，还任命了一些下层社会出身的人担任中下级军官。克伦威尔的这支军队，作战勇敢，纪律严明，在战斗中连战连捷。1644年在马斯顿荒原之战胜利后，被人称为“铁军”。

群众运动的高涨·第一次内战的第二阶段在内战初期阶段暴露出来的问题已表明，议会军如要避免失败，取得胜利，必须改组军队，把具有反封建斗争积极性的中、下层人民吸收到军队当中来。然而，议会军的高级领导人以及议会里的保守分子却不愿这样做。他们害怕群众武装起来之后，会不受他们的控制。在1644年11月一次军事会议上，克伦威尔指责曼彻斯特在战斗中作战不力，贻误战机时，曼彻斯特为他的行为辩护说：“如果我们把国王打败99次，他仍然是国王，在他之后，他的子孙也仍然是国王。但是，如果国王只打败我们一次，我们就将统统被绞死，我们的子孙将变为奴隶。”就在这些上层人物不愿将内战坚决进行下去时，城乡群众自发独立的斗争却蓬勃地发展起来。

人民反封建斗争的独立性的增长的一种突出表现，是要求自由、民主的出版物和小册子的大量出现。据估计，仅1645年全国就出版了722种出版物，英国人民通过这些出版物所迸发出来的精神焕发景象，引起当代诗人弥尔顿的热烈欢呼：“我好像看到一个高傲的强大的民族，象从沉睡中醒来的巨人，摇撼着他那沉重的锁链，奋然站立了起来。”群众运动的另一表现是各种摆脱官方宗教的独立教派如雨后春笋一般发展起来，仅伦敦一地就产生了80多个不同教派的圣会。这些教派的领导人中许多是下层手工工人。这段时期群众运动在农村中的主要表现形式是西南部各郡发生的“棒民”运动。“棒民”总共约10万人左右，它的领导成份比较复杂，但基本群众是农民，他们手执棍棒，揭竿而起，故称“棒民”。他们自称既不支持议会，也不支持国王，而是走中间道路。他们为了保卫自己的“自由与财产”，实行联防互保。“棒民”之所以宣称他们走“中间”道路，是他们既反对王党，也对议会不满的反映。作为一种社会运动，它在当时的客观作用，不仅打击并遏制了这一地区王党的气焰，而且也迫使议会不得不赶快采取措施，以争取群众，打败王党。

1644年12月9日克伦威尔在议会发言要求改组军队，他警告说：“如果军队不按照新的方式进行改组，如果战争不更加坚决地进行，那么人民就不愿再忍受下去而要强迫议会订立耻辱的和约了。”这样，议会才不得不在1645年初决定改组军队，通过了“克己法”。法案规定，议会两院的议员，必须放弃他们同时担任议会或军事职务当中的一项职务。那些担任军队高级领导的议员，如埃赛克斯、曼彻斯特和瓦勒等人，都解除了军职。总司令改由费尔法克斯担任，而实际权力则掌握在副司令克伦威尔手里。

改组后的议会军称“新模范军”，主要由自耕农和手工业者组成，纪律严明，战斗情绪旺盛。在中、下级军官中，也有一些是由于军功和能力而擢升的。这支军队在战场上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在1645年6月14日纳斯比战役中彻底击败了王党军队。1646年6月攻占了王党的大本营牛津，第一次内战即以议会军的胜利而结束。三、两次内战之间的政治斗争

第一次内战后英国国内形势第一次内战结束后，英国国内经济残破，满目疮痍。1646年又发生了旱灾，农业歉收，但议会里的上层掌权人物，不但不采取措施改善人民生活，反而趁机搜刮，致使粮食等日用必需品的价格猛涨。即使一般人民的常用食品如燕麦、黑麦、豌豆等的售价，也成倍上升。本来生活就已困难的劳动群众，更沦于饥寒交迫的境地。40年代时，英国的贫民人数达50万人左右。特别是那些靠工资为生的人，由于工资的增加远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生活更为困苦。这段时期，人民所负担的赋税也不断增加。在内战时期，议会支出的最大一笔费用是军费，仅1646年3月到1647年3月，军队从国库中支取的薪饷即达118万镑之多。议会为了筹集这笔费用，除了以高额利息向官商大贾借贷之外，又加重向居民征收消费税。不但税额不断增加，而且课征的项目也日益扩大。许多日用必需品如食盐、纸张等都要征税。自1643—1646年间，一般的乡绅，要将1/4的收入作为赋税交纳。

这次革命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土地问题。1643年3月的法令规定，把那些反对议会并直接、间接支持国王的“破坏分子”的土地加以扣押，后又颁布法令将这部分被扣押的土地出卖。但被出卖的土地大部分落入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之手。例如有名的大富豪约翰·华莱斯顿即曾利用职权以8000镑的价格把伦敦附近几处原属于伦敦主教的地产购为己有。

从革命开始以来，原先属于国王、封建大贵族和教会的土地，大批转入大资产阶级和上层新贵族之手。议会于1646年2月24日又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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