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喜所胡志刚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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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新民新世界：梁启超家族试读：
前言
众所周知，人在特定的家族和家庭中生活。家庭则是社会的细胞。人、家庭、社会是无法分割的一个整体。不过，家庭和社会可以制约人，人却没有选择父母、家庭、社会或时代的自由。所以，人在创造自己历史的时候，只能在家庭和社会交织的网络中进行，可自由选择的空间和时间是很有限的。有感于此，谭嗣同大声疾呼要“冲决网罗”，但“网罗”永远是冲不破的，彻底冲破了，人也犹如无本之木了。然而，话又说回来，人是活的，有巨大的创造力，可以能动地、有限度地改变家庭乃至社会。在看到社会、家庭对人有制约的一面的时候，还应看到人对家庭、社会也有改造的一面。人在特定的“网罗”中生活，又给“网罗”涂上了不同的颜色。在这方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表现，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命运，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时代。世上有千千万万个家庭和家族，他们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幸福和痛苦，各有各的“难念的经”。基于这样的理性思考，本书在阐述梁启超家族浮沉的过程中特别注重了两点：一是将梁氏家族在近百年的起伏与特殊的时代和社会变动有机结合起来，以大社会为背景来考察小家庭，以小家庭为窗口来理解大社会，妥善处理全貌和一点的关系；二是着力研究梁启超家族独有的特色和长期积淀的文化内涵，写出知识分子家庭的文化底蕴、文化氛围、文化品位和文化走向，也就是注重了梁氏家族文化个性的表述。
梁启超特别善于把握时代的脉搏，时代也往往偏爱像梁任公这样跟着它走的人们。一般来讲，近代中国是一个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社会转变的时代，现代化是时代的潮流，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梁启超则对现代社会情有独钟，其主要的活动几乎都和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连在了一起。早年即跟随康有为搞改革，后又办学、办报、开民智、参政议政，为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奔波了一生。梁启超的家庭也在潮流的裹挟下发生了巨大变化，由南国衣食有余的普通农家一跃变成了著名的新知识家庭。他可以在天津建造一座洋房，起名“饮冰室”，还能在北戴河买一个小别墅，夏天带全家在那里尽情地享受天伦之乐。其子梁思成，四十年代在美国讲学，回国时还带了一辆小汽车。这在当时的中国是十分令人惊羡的。梁启超的父亲梁宝瑛成婚的时候，娶的是乡间良家女子，是典型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梁启超的夫人则是晚清官僚李端棻的妹妹，是地道的官宦人家的千金小姐。到梁思成成家的时候，婚配的是气质超群的文化名人林徽因。梁启超精心安排了他们的相识、相知、相爱以及一同赴美读大学、在加拿大的婚礼、往欧洲旅游度蜜月等。现代气息在梁家是越来越浓了。梁启超的走向现代意识，以及其家庭在现代社会制约下折射出的新变化，再清楚不过地反映出时代与家庭密不可分的互动关系。
梁启超的家庭处处散发着诱人的文化气息。这种文化，既不是中国传统的古典文化，也绝非欧美式的西方文化，而是中国文化在近代转型过程中所再生的新文化。中国文化在鸦片战争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它只能在正确处理中西和古今文化关系的过程中才能得到新生。梁启超恰好在这方面用心最多，成果也最多，是近代构建新文化的一代宗师。他主张中西文化“结婚”，并结合中国社会的需求大量介绍西方文化，极为“新潮”。在近代传播西方文化方面，梁任公功不可没。同时，他的中国古典文化修养颇深，尤其善于以全新的现代理念去诠释和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并对旧文化赋予新意义。在家庭中，他也以这种文化理念去教育子女、处理问题。其子女虽然多出国留学，接受的是西方教育，但梁启超总是不失时机地为他们补上中国古典文化这一课。所以其子女在后来的生活和工作中大都表现出中西文化兼通的与众不同的一面。从梁启超的家庭文化中，可以切实感受到西方文化的潜移默化，更能够追寻到颇为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还会提炼出一种古今中西文化相融合后再合理升华的新的文化因子，感悟出近代中国新文化的一些新特点。
百年一梦――解读梁家
百年梁家
从1873年梁启超出生到1972年其长子梁思成离开这个世界，恰好是一百年。百余年来，由梁启超支撑起来的这个梁氏家族，经历了清王朝、民国和新中国的政治变动，沐浴了新的、旧的以及经济的、思想的、学术的、文化的、风俗的乃至战乱的洗礼，几多风雨，几度春秋，起伏不定，曲折发展，已成为人们十分关注和渴望了解的一个典型的新型知识分子家族。这中间，既有奋斗的欢乐，成功的自豪；也有失败的悲哀，挫折的苦恼；当然也少不了悲喜交织，叩人心扉的起伏。漫步梁家，可以感触到百年中国社会跳动的脉搏，录觅到梁家几代人生活的足迹，感悟出一些家族沉浮的哲理和治家的经验教训。
在近代中国，平民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有四条路可走：一是读书，通过科举，或进入大学，或出国留学，挤进社会上层；二是当兵，出生入死，因有军功成为军官；三是步入工商界，凭着自身的精明和运气，慢慢积累钱财，变为富翁；四是冒险造反，与现政权对抗，成者王侯败者贼。梁启超走的是第一条路，通过他的聪明才智，努力拼搏，逐步托起了梁家。1873年2月13日，梁启超呱呱落地的广东新会县茶坑村，是南国一个极普通的村庄，其父母也是极普通的平民。他的父亲梁宝瑛是个一面教书、一面务农的乡间知识农民，所谓“田可耕兮书可读”；母亲虽然识字，又很贤淑，但只是一位农家女子。全家基本上以务农为生，过着不贫不富的一般农民的生活。梁启超出生后，随着其不平凡的发展，梁家才走出数百年平静的普通百姓的生活，而渐渐显露风头，为世人所瞩目。可见，一个家族的兴盛，虽然是天时、地利、人和等多方面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但其中最关键的是要先出现一位足以将此家族推向全国甚至全球的大人物。有大人物，方有大家族；大人物灭，其家族亦渐为平常百姓家。梁启超这一代，同母所生共六人，启超为长，其下有弟弟启勋、启业，还有一个五岁夭折的弟弟；另有两个妹妹；此外，还有继母所生的梁启文和梁启雄。但只有梁启超睿智敏慧，其余皆才智一般。梁启超幼时，家人已经发现其聪明绝顶，尤其是其爷爷将梁家复兴的希望全寄托在这个长孙的身上，总是教导家人不可以“常人视之”。梁启超也特别争气，十一岁中秀才，十六岁成举人，二十五岁成为政治新星，二十九岁主编《新民丛报》，成为二十世纪初中国舆论界的“执牛耳者”，并逐步发展为学术界的一位大家，是那时一代青年崇拜的楷模。民国初建时，他又不失时机地叱咤政坛――组党结社，并为之奋力搏杀，一度成为进步党的党魁，曾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财政总长、币制局总裁、护国讨袁战争的都参谋等。参政失败后，则投入学术界，在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校任教，可谓桃李满天下，著述传五洲，西方学术界一度酝酿将其作为世界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人选，可以说梁启超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界的一代宗师。虽然梁启超于1929年英年早逝，仅活了五十六岁，但却留下了一千四百多万字的著述，厚厚的《饮冰室合集》，满载着梁启超毕生智慧的结晶。纵观梁启超的一生，一手从政，一手做学问；能做官时就做官，不能做官就做学问。以官促学问，以学问带参政。“亦官亦学”，相得益彰。从某种意义上讲，梁启超是把中国文化吃透了。在中国，官长学问就长，单单做学问者，难成大气候。然而，官场险恶，单单为官者，总是险象环生，用官打开做学问的通道，以学问打牢为官的根基。官做大了，学问就有人买账了；学问做大了，官就奈何不得了，反而要拉拢利用你了。官学结合，是聪明的中国人最佳选择。但这条路不是谁都能走得通的，既能做学问，又能做官的人毕竟太少了。像梁启超这样，参政有能力，学问是一流，实在是微乎其微，少得可怜啊！梁启超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真正用在了能发挥作用的地方，用得其所，用得其妙，在复杂多变的近代中国找到了最佳的生存方式。因此，从他的家族发展方面来讲，梁启超基本上获得了成功，成了托起梁家的“太阳”，成为梁氏家族兴旺发达的创始人和领头人。
有了梁启超所开创的基础，他的下一代就人才辈出了。梁启超有两位夫人，一为李蕙仙，一为王桂荃。李夫人1893年就为他生下了女儿思顺，二十岁的梁启超早早地当上了爸爸；后又生一子，不幸夭折；1901年生思成，1908年生思庄；算来李夫人生了两男、两女。王夫人1904年生思永，1907年生思忠，1912年生思达，1924年生思礼，还有思同，早夭，共5男；1914年生思懿，1916年生思宁，共二女。这样，除了未成年便已夭折的两个孩子外，梁启超的下一代就有五男四女，真可谓子女满堂。梁启超是性情中人，热爱家庭，喜欢小孩子，尤其对女儿情有独钟。他最喜欢大女儿梁思顺，现存的他给思顺的数百封厚厚的书信，字里行间洋溢着炽热的情感和无限的父爱。梁启超不仅关心儿女的学习、生活，而且对他们的婚姻、择业、性格修养等，都给予了具体的指导。在他的精心培植下，儿女们个个成材，出人头地，再现了梁氏家族新的辉煌。
被梁启超看作其当然继承者的梁思成，是近代中国最著名的建筑学家之一，是中国第一代建筑师的杰出代表。梁思成一生创办了两个大学的建筑系，即东北大学建筑系和清华大学建筑系，是近代中国建筑教育的开拓者。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梁思成以中国营造学社为学术平台，在开创性的古建筑调查与研究中，逐渐梳理出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脉络，其多项研究成果赢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赞誉。新中国成立前后，梁思成积极参与新政权创建工作，主持编制《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参加审定国歌、国旗方案的工作，组织设计国徽。进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后，梁思成积极参与国家建设，在北京城市规划、文物建筑保护、探索建筑的民族形式实现路径等领域表现出了一名学者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前瞻意识，并努力构建以“梁陈方案”为中心的北京旧城保护及未来发展范式。1948年，梁思成当选为“国立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首批学部委员。此外，梁思成还长期担任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并曾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新中国成立初期还被任命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虽说没有真正掌握过多大的权力，但颇有社会地位。遗憾的是，五六十年代他总是受到“革命者”的批判，最终没能过“文化大革命”这一关，带着无限的遗憾和永远的不理解离开了他着力要美化的世界。
和梁思成同甘共苦、休戚与共的是他的爱妻林徽因。这是梁启超精心设计，思成和徽因又经过自由恋爱而形成的一桩婚姻。对此，梁启超颇为得意，多次坦言这是解决儿女婚姻最好的方法。其实，更让梁启超引为自豪的是儿媳妇的品貌和才学。林徽因是中国近百年少有的一位奇女子，她天生丽质，美若天仙，凡是见过她的人，都情不自禁地会为她的美貌所倾倒。南开大学一位著名的数学女教授晚年曾在《今晚报》撰文，回忆其半个世纪以前偶遇林徽因的情况，她这样写道：“1930年春夏之交，我因病休学在香山脚下亲戚家的别墅休养，有一天同一位朋友上山游览，半山上一顶山轿下来，我看见轿子里坐着一位年轻女士，她容貌之美，是生平没有见过的，想再看一眼，轿子很快下去了。我心中出现‘惊艳’两字 。身旁的人告诉我，她是林徽因。用什么现成话赞美她？‘闭月羞花’，‘沉鱼落雁’等都套不上。她不但天生丽质，而且从容貌和眼神里透露出她内心深处的文采和书香气息。我今生今世，认定了她是我所见到的第一美人。没有一个人使我一瞬难忘，一生倾倒。”[1]这位教授的观察非常准确，极富哲理。林徽因虽然一生多病，大半生与病床为伍，称得上是“病西施”，但以她少有的特殊才华，成为近代中国屈指可数的诗人、建筑学家、文学家以及话剧创作家。作为重要的成员之一，林徽因还先后参加了新中国国徽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她从1904年来到这个世上，到1954年过早地去世，在短短的五十年内所取得的成就，是令人惊叹的。林徽因和梁思成的结合，共同将梁氏家族推向了另一种新的境界。
梁启超的其他儿女虽然略逊于梁思成，但个个也成就非凡，能看出梁家群英汇聚，根深叶茂。
梁思顺（1893―1966），文学修养甚好，于诗词、音乐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著有《艺蘅馆词选》，是难得的女才子。
梁思永（1904―1954），著名考古学家，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是中国第一个受过西洋近代考古学正式训练的学者，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开创者之一。
梁思忠（1907―1932），留学美国学习军事，回国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炮兵上校，因病早逝。
梁思庄（1908―1986），著名的图书馆学家，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特别在西文编目方面，贡献良多。
梁思达（1912―2001），经济学家和工商管理学家，长期在银行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任职。
梁思懿（1914―1988），早年积极参加爱国救亡运动，新中国成立后，携全家回国参加祖国建设，曾任山东省妇联主席和中国红十字总会国际联络部副部长、顾问，1980年起担任全国政协委员。
梁思宁（1916―2006），青年时期投奔新四军，是一位老革命。陈毅元帅曾戏言：“当年我手下有两个特殊的兵，一个是梁启超的女儿，一个是章太炎的儿子。”
梁思礼（1924―2016），著名火箭系统控制专家，中国导弹控制系统研制创始人之一。1987年，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曾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何梁何利基金奖、中国老教授科教兴国奖等。
梁启超的儿女中，有三位院士，这是非常令人骄傲的事情。不过可以明显地看出，梁启超的下一代，已经缺少他那样广泛的政治影响力和可以呼风唤雨的社会地位。他们的辐射面基本局限在学术领域，向外拓展的空间有限，梁氏家族的地位在下滑，而不是更上一层楼。这中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一条，是无法出现和梁启超相媲美或者超越梁启超的大人物。如果再往下一代观察，梁思成兄弟姐妹的后代，虽然也有值得称道的人物，但基本上已逐步走入了普通百姓的家庭。颇负家族责任感的梁思成，为女儿取名梁再冰，寓意再造梁家“饮冰室”时期的辉煌，但这只能是一种愿望而已。家族的兴衰，往往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真是风水轮流转，你方唱罢我登台，即使再厚实的名门望族，也难维持百年以上。俗话称“人无三代富”，意思就是说再能干的人，也无法将一个兴旺的家族永远维持下去，能传三代就相当不容易了。其中的奥秘，非一般的因果得失所能解释得了。叹人世，终难定。家族的兴衰和人生一样，似梦非梦，永远是个谜。
似梦非梦
梁启超在解释历史时一贯坚持进化论和寻求因果、规律，但到了晚年则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历史的发展不完全是进化的，也有循环的一面；世上的事物也并非皆是有“因”必有“果”，更不可能都有特定的规律，许多东西都存在不确定的一面。他提出在讲进化、找规律的同时，还要注意人和事中不可知的一面，也就是他创造的“互缘”的一面，说得通俗一些就是人们经常讲的所谓“缘分”。梁启超的这种观点，应该讲比较接近于历史和现实的真谛。人生的演绎，家族的兴衰，国家的兴亡，有些是可以找到因果关系和一般规律的，另有一些则是非因果规律所能讲清楚的。其中的非智力因素、不确定因素是相当多的。“命运”和“宿命”论之所以有市场，其根本原因主要也在这里。中国有句家喻户晓的名言叫“人生如梦”，一般人将其理解为悲观厌世，其实并不全面和准确。实际上，将人生、家族乃至国家的上下起伏比作“梦”，也是颇形象而生动的。首先，梦可以用因果来解释，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很多梦能够找到它的起因；然而，许多梦又是不可解释的，你不知道什么原因，就突然做了那种奇怪的梦。这和人生的演绎不是很相像吗？其次，人做什么样的梦，不是你的主观愿望所能左右得了的。人生和家族的发展，同样不是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人就像做梦一样，向着既定的目标拼命向前，但结果难以预料，所谓预知未来，也仅是一种猜测，事与愿违的事经常会发生，真可谓“枉费了，意悬悬半世心；好一似，荡悠悠三更梦”[2]。最后，梦有美梦、噩梦，曲折离奇，不可名状。人生不也是有欢乐，也有痛苦，有坦途也有激流，其复杂多变，趣味无穷，唯有一个“梦”字能描绘其中的情愁。因此，这里用“百年一梦”来戏解百年梁家，应该讲是颇有哲理的。
梁启超的一生，有不少事颇具戏剧色彩，好像做梦一样。因拜师康有为，使他一夜间成了无人不晓的维新志士；戊戌政变，又一转眼使他成为政治犯，亡命天津。乘日本人的小船从海河逃跑时，追兵已将他的船包围，抓他犹如囊中取物，但由于追兵请示上级，而延误时机，使他得以顺利地登上了日本轮船。梁启超到日本后，与孙中山等革命党有严重的政治分歧，双方展开了规模宏大的关于革命与改良的大论战，但他却无法料及，恰是他反对的辛亥革命才结束了他十四年的海外流亡生活。这究竟是报应，还是做梦？归国后，他认定袁世凯是“强者”，与袁在政治上相互配合，希望通过袁实现他大半生所追求的民主政治，但历史又和梁启超开了一个大玩笑。他拥戴的是一个大独裁者，所以不得不九死一生，挥泪反袁。梁启超是国内最早介绍和研究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之一，但他却坚决反对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而历史又出乎其料地宣布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他的子女中出现了梁思成、梁思懿、梁思宁、梁思礼四位共产党员，思懿和思宁曾为革命的胜利赴汤蹈火，出生入死。对梁启超来讲，这无疑又是做了一个梦！梁启超一生讲自由，当他在海外遇到了自己倾心相爱的妙龄女子时，还是不敢爱，最终忍痛拒绝。日久天长，他却爱上了其夫人带来的贴身丫鬟，并将其认作他的第二位夫人。梁启超似乎又被“命运”所作弄了。更令人扼腕叹息的是，梁启超因病住进了当时中国最好的协和医院之后，该院院长亲自主刀为其手术，但由于将X光片看错了，他有病的肾没有被割掉，反而把好肾给割掉了，造成手术失误，让梁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这是天意乎，人为乎？其子梁思成，一生钟爱中国古建筑研究和建筑教育，新中国成立之前更是远离政治，全身心从事学术研究，但政治却异乎寻常地“关注”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全国批判以梁思成为代表的形式主义、复古主义建筑思想，他不知写过多少检查，最终经受不了“文革”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的“亲切关怀”，在困惑中去世。梁思成的夫人林徽因，才貌双全，聪明绝顶，但和梁思成结婚不久就患上了重病。是生活条件不好吗？不是。是她不懂养生之道吗？非也。是没有长寿的遗传基因吗？也不好讲，林徽因的母亲在林1954年去世后，还活了二十余年。俗话讲“红颜薄命”，这种毫无道理的话，似乎用来阐释林徽因比较能讲得通。不过，这里所举的梁氏家族的一些较特殊的现象，还是用梁启超的话来加以概括最好。1925年7月10日，梁在给远在海外的孩子们的信中讲到对人生的体验时称：“其实我们刻刻在轮回中，一生不知经过多少天堂地狱。”[3]现实生活中，有多少不可一世的，妄图掌握自己的命运，但又有几人实现得了呢？
人生或者家庭，除了许多不确定因素之外，也存在不少可以用因果或规律来解释的一般现象。具体到梁家的沉浮，就有一些客观因素值得我们加以总结。这似乎又不是“梦”。梁氏家族主要是由梁启超托起来的，所以梁的思想、品格和个性，对其家族的影响就具有决定意义。仔细观察，有三点是很突出的。
一是永不满足的进取精神。梁启超才学过人，但并非所有有才学者都可以成就一番事业，他的成功得益于刻苦奋斗。强烈的欲望是梁启超的人生支柱，他视希望为成功之母，总是对他所追求的一切抱有必胜的信念。他把“兴趣”看作事业成败的关键，总是对他所做的一切抱有浓厚的兴趣。他不怕失败，往往愈挫愈奋。戊戌变法的失败，并没有使他灰心；和革命党论战的败北，反而使他进一步向前；进步党的不理想，也没有让他放弃追求民主政治；上了袁世凯的当后，他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发动护国战争，打倒了袁世凯。从政的接连失败，从未使梁启超失去生活的信念。他晚年的文化活动，学术研究，成就非凡。有病住院，仍伏案著述。这种孜孜不倦的奋斗精神，使梁家充满活力，其后代没有出现混饭吃的纨绔子弟。梁思成对事业的执着，对建筑学的着迷，其献身事业的精神，比梁启超有过之而无不及。林徽因病中不忘著述，她的很多作品都是在病床上写的。其好友金岳霖在写给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的信中讲，要使徽因高兴，唯一的方法是让她忙起来。梁思永的考古研究，一多半是在病中完成的，这种院士的奋斗精神，是中华民族真正的脊梁。梁思庄无论遇到现实和社会给她多么不公平的待遇，她总是满腔热情投入她所热爱的图书馆事业，最终在学术上颇有建树。梁启超的后代，人人敬业，个个发愤，如此高涨的献身事业的奋斗精神，是少见的。
二是特别重视子女教育。梁启超一生主张开民智，呼吁提高国民素质，对教育非常重视。难能可贵的是，他身体力行，首先从家庭做起，对子女的教育格外关注。这在中国的许多名人中是屈指可数的。吴荔明在《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一书中讲了这样一件事：
1924年以后，五舅思达、五姨思懿、六姨思宁渐渐长大了。比他们大的哥哥姐姐们都先后出国留学，只有他们年龄小的一组孩子在身边，全家住在天津。但公公从日本回来后一直很忙，初期忙于政治活动，后又远行欧洲考察……所以在天津的时间不多，对子女直接教诲的时间不多。为了提高充实他们几个人的国学、史学基本知识，决定让他们从1927年下半年起，休学一年补课，特聘请了他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谢国桢先生来做家庭教师，在家里办起了补课学习组。当时（1927年暑假前）五舅在天津南开中学上初一，准备升入初二。
课室就设在老房子――原来梁启超所用的楼下的“饮冰室”书斋里。
据五舅回忆，补课的课程如下。
国学方面：从《论语》《左传》开始，至《古文观止》，一些名家的名作和唐诗的一些诗篇由老师选定重点诵读，有的还要背诵，每周或半月，写一篇短文。有时老师出题，有时可以自选题目。作文要用小楷毛笔抄正交卷。
史学方面：从古代到清末，由老师重点讲解学习。
书法方面：每天要临摹隶书碑帖拓片（张猛龙），写大楷二三张。
每周有半天休假，无所谓考试。作业由老师批阅、审定。
在短短一年多的补课的紧张学习中，五舅的国学、史学方面的知识有很大的充实和提高，受益匪浅。
补课学习结束，五舅回南开中学复学，跟上原班升入初中三年级一起学习。[4]
类似这样形式多样、方法灵活的家庭补习班，梁启超经常在家里举办。很多情况下，是他手把手亲自教子女们读书、写字、作文。梁启超本人就是一位最合适的家庭教师，在他的关怀下，其子女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梁思顺，在日本就读过女子师范学校。
梁思成，清华大学毕业，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获硕士学位。
梁思永，清华大学毕业，后往美国哈佛大学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
梁思忠，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和西点军校。
梁思庄，先后毕业于加拿大麦基尔大学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分别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和图书馆学学士学位。
梁思达，南开中学毕业，进入南开大学，先后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
梁思懿，先入燕京大学学习，后又往美国南加州大学历史系学习。
梁思宁，早年在南开大学学习，抗战期间加入新四军。
梁思礼，留学美国普渡大学，获学士学位，后就读于辛辛那提大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
梁启超一家，是地地道道的高知家庭。
三是思想文化的先进性。在近代中国，所谓思想文化的先进性就是现代性。梁启超毕生追求在中国建立民主政治，献身维新变法，企望以非武装斗争的方式实现社会形态的转换和政权的更替，面向世界广泛吸收外来文化，以现代的全新理念诠释中国传统文化，呼吁提高国民的现代文化素质。如果从现代化的角度去观察他的思想主张，其先进性是多方面的。这种先进性影响到了他的下一代。梁思成关于北京城市布局的构想，关于北京城墙的处理方法，关于中国古建筑的研究，无一不具有世界眼光和现代理念。至于林徽因、梁思永、梁思庄、梁思礼等，他们身上都充满了现代性，这就使梁氏家族形成了一种一般知识家庭较难具备的现代素质。梁家的独特之处主要在这里。但是，家庭的现代性只能和现代的社会相共鸣。在武装斗争年代，或者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梁家自然不会被人关注。即使被想到了，也是出于批判的需要。只有中国真正向现代化迈进，实行改革开放和走向世界，梁启超所代表的梁家，才重新引起了社会的关注。现实的变迁推动人们去重新寻求历史的亮点，从某种意义上讲，有什么样的现实就会写出什么样的历史。梁氏家族之所以如今又“热”起来，其根本原因是梁家蕴藏着的新文化创建可以挖掘比较丰厚的文化资源。我们在这里有理由做出肯定的预言：随着中国现代化的深入，梁家还会不断升温。待详细考察过这个家族的历史之后，则会进一步加深对这一点的理解。
探源――南国飞出个金凤凰
家乡风情
梁启超的家乡坐落在南国水乡――广东省新会县的茶坑村。
新会县位于美丽富饶的珠江三角洲的南端，距花城广州一百多公里，多为冲积平原和小山丘，西汉时称四会县，晋更名盆允县，南朝刘宋时置新会郡，隋朝废郡改县，因袭至今。从新会县城往南，过大作家巴金所描绘的“小鸟天堂”――就是那棵特大的榕树，约二三十公里，便是茶坑村了。这里正当西江入海之冲，居河海相隔而成的七小岛中央。无怪乎梁启超自称为“中国极南之一岛民也”。[5]
茶坑村有一百多户人家，五千余人。村前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缓缓流过，时有风行的小船飞驶；村后一布满松柏竹林的小山拔地而起，游人清脆的歌声此伏彼起。山上有一建于明代的凌云塔，雄伟壮观。立于塔旁，珠江三角洲的秀丽景色，尽收眼底；南海潮的冲天巨浪，隐约可见。可以设想，青少年时期的梁启超常绕塔漫步，思潮起伏，叹人生之艰辛，思祖国之兴衰，念天地之悠悠，独自命而奋起。
新会属亚热带气候，少寒多暑，炎热潮湿，严冬无雪；花开四季，稻花香气逼人，桑园郁郁葱葱，柑橘、香蕉等水果挂满树枝，著名的大葵扇行销全国。但气候易变，往往一日之间，风雨凉热骤易，令人难于应付。同时，会有台风侵扰，天灾伴随着人祸，不时袭来。从晚清的多种文献来看，生活在这鱼米之乡的人们，并不富庶。他们需要抵御各种天灾和人祸的侵袭，再加上生产力水平的低下，所以生活相当艰辛。艰苦的乡村环境养成了茶坑村民十分顽强的生活能力。他们善于应付各种突然事件，勤劳俭朴，务实、求新、自治、爱乡，崇尚封建义理，信神鬼而不乏迷信思想，尊重知识分子，向往升官发财。这种乡风，即使在有了很大变异的梁启超身上，也隐约地有这样那样的反映。
清末的茶坑村实行一种带有一点自治色彩的乡绅保甲制度。在梁氏宗祠“叠绳堂”设有本村的最高权力机构――耆老会，由五十一岁以上的老者充任，年轻的秀才、举人亦可为会员。耆老会又名“上祠堂”，聘任四至六名年轻力壮能办事的男子为值理，其中两人为会计，管理全村财务税收，另举保长一人，“专以应官”，但身份比较低。耆老会一般有会员六七十人，但开会时有一多半人不出席，权力实际掌握在少数几个人以及办具体事务的值理和保长手中。梁启超的父亲就曾掌握耆老会权力三十多年。据梁启超在《中国文化史》中记述：“耆老会议例会每年两次，以春秋二祭之前一日行之。春祭会主要事项为指定来年值理，秋季会主要事项为报告决算及新旧值理交代，故秋祭会时或延长至三四日。此外遇有重要事件发生，即临时开会。大率每年开会总在二十次以上，农忙时较少，冬春之交最多”。[6]
耆老会设有自己的地方武装――乡团，由敢于争斗的青年自愿报名，耆老会批准。团民备受优待，分东西时可以领双份。每人或数人发一支枪，弹药则由值理统一保管。有盗卖枪支弹药者，必从重处罚。乡团定时操练，学一些武术和作战技能，有一定的战斗力。在维护茶坑村社会秩序方面，乡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遇到外来侵略，又可发挥组织民众，保卫家乡的积极作用。应该说，清末的乡团是较复杂而作用多变的乡村武装集团。
茶坑村还设有江南会，类似我们今天的农村供销社。乡民自愿集资，购买较为急需的布匹、日用百货及柴米油盐等，同时收购村民出售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方便百姓，扩大交流。三五年后，所得利润少量还给会员，早还者利少，晚还者利多，一般三十年内还清。余下的利润多充公，用于村中公益事业。春秋之季，江南会还贩运肥料和农具，颇受农民欢迎。一些善于交往又经营有方的农民，积极参与到江南会中，借以渔利，偶有“以赤贫起家而致中产者”。可见，新会一带的乡村贸易还是较为发达的，这是清末商品经济的勃兴在一个小角落的典型反映。
耆老会的主要收入是“赏田”。凡是村里新开垦或淤积的土地，一律归耆老会掌管，通常情况下有近十顷之多。租种这些土地的农户，每年要交40％的地租。每到年初，很多人争着租地，竞争十分激烈，说明茶坑村的土地并不富裕，也透露出这里无地或少地的贫苦农民较多。如果欠租，是绝对得不到下一年的耕种权的。此外，茶坑村的乡民对祭神拜佛和祭祀祖先十分重视，所用的财物大都落入耆老会手中。耆老会利用老百姓的这种心理，也会拿出一部分钱来拜神祭祖，并把祭完后的肉（胙）分给村民。村民则把分到肉（胙）视为一种殊荣，若得双份，则让大家羡慕；若未分得，则被视为奇耻大辱。尤其在春节，分胙是梁启超家乡最热闹、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耆老会最繁忙的事务是处理民事纠纷。遇有纷争，初由亲友中的耆老会员调解；不服，再由就近的家族来解决；再不行，则由村里的“叠绳堂”评判；如果还不服，就只能诉之于官府了。但村民皆认为到官府评理为不光彩的事情，所以诉之于官的极少。村民有害公益事业，如聚众斗殴、偷盗抢劫等，一般由耆老会出面，绑起来游街示众，任人责骂。犯有奸淫罪者，村民最恨，要将全村的猪杀光，平分给每户，钱则由犯罪者偿付，美其名曰“倒猪”。
茶坑村的公益事业，多由耆老会组织。如河流的整修，由耆老会调派全村十八岁以上五十一岁以下的劳力开挖，若不出工者，必须出钱。乡村的儿童教育，由耆老会组织读书人，开办三四个私塾，以各祠堂为教室。老师的工资，多者三十元，少者几升米，全村分肉时，可以拿双份，以表示对知识的尊重。村里的娱乐活动，以正月十五的灯节和七月的祭神最为热闹。梁启超小时候，最喜欢这两个节日，往往不知疲倦地尽情玩耍。
1873年2月13日，当梁启超发出第一声啼哭时，给他提供的就是这样一个古朴、有序、守成、封闭而又缺少生机的小乡村的生活环境。
茶坑村的小环境虽然依然故我，但是，国际和国内的大气候却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十九世纪中叶，欧美资本主义列强凭借强大的武力和以先进的科学技术为中轴的经济实力，已经将全世界连成了一片，清廷与世隔绝，万世长存的美梦不可能做下去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清政府门户洞开，广州城外的炮声不时使近在咫尺的茶坑村的老百姓震惊；三元里一百零三乡村民英勇的反侵略斗争，也给梁启超家乡的父老兄弟以巨大的鼓舞。1857年英法联军在珠江口外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更给新会一带的村民带来了灾难，珠江三角洲的士农工商已经切实感受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威胁。伴随着殖民主义的腥风血雨，距新会县一百五十多公里的花县出了一位洪秀全，他高举反抗清朝专制统治的大旗，试图建立一个绝对平等的农民理想社会――太平天国。虽然这场农民大起义经过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悲壮地失败了，但给了中国人民尤其是梁启超故乡的人们以新的力量和新的思考。外来的压力和内部的反抗，使清廷无法照老样子统治下去了。1861年后，清廷不得不举办洋务运动，对外开放，“师夷之长技”，企图移植西方资本主义的军事力量和科学技术来维护封建专制的内核。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并没有使清政府强大起来，但在客观上引进了资本主义先进的生产力，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萌发。1872年，离茶坑村六七十公里的南海县出现了继昌隆缫丝厂，由此产生了中国最早的民族资本家――陈启源。此后不久，新会县也设立了缫丝厂。这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无疑给清廷封建主义专制大厦的墙角划开了一道无法弥补的裂痕，给珠江三角洲带来了新的希望。
古老的中华大地在这种血与火压迫下的新陈代谢，迫使一些有头脑的知识分子去重新认识世界，反思中国，面向未来，提出新的对策。魏源早在鸦片战争之后就写了《海国图志》，呼吁向西方学习；徐继畲在1848年刊刻了《瀛环志略》，公然颂扬华盛顿；离茶坑村仅几十华里的香山县的南屏村，贫家子弟容闳已经去美国留学，并在梁启超出生的前一年率詹天佑等三十名幼童赴新大陆学习西学；比梁启超大七岁的小同乡孙中山在香港学习了一段时间的西医后，又奔赴美国的檀香山，构筑着新的救国方案；比梁启超大十五岁的康有为，正在南海县西樵山宁静的书斋里苦思冥想，试图从古色古香的经卷里寻求再创一个新世界的路径。
环境变了，人也在变。这种急剧变化、新旧交替的客观社会环境和梁启超不甘居人之下、追求真理又天资聪明的自身条件，使得他不可能在其先辈所走过的道路上亦步亦趋。
家世沿革
据《梁氏历代世系图谱》和《茶坑梁氏谱记》所记，广东省有梁姓始于宋代的梁绍。梁绍字季美，中进士后，为官广东，择居南雄的珠玑里；绍传三代，梁南溪开始迁至新会的大石桥；再传十二代，梁谷隐才在茶坑村嘉亨里立户；谷隐之十世孙，名上悦，即为梁启超的高祖；上悦之子名炳昆，便是梁启超的曾祖；炳昆的第二个儿子名维清，字延后，则是梁任公一再颂扬之至的祖父了。[7]这时的梁姓在茶坑村占三分之二人口，已有较大的势力了。
梁维清生于1815年，逝于1892年，兄弟八人，仅数亩薄田，家境贫寒。分家时仅分得几分地，一间小砖房。但他不满梁氏十世为农的困境，苦读诗书，梦想通过科举道路跻身官场。其夫人黎氏，是广东提督黎第光之女，对改变梁氏门庭亦颇为卖力。但多年奋斗，难遂人愿，梁维清只中了秀才，挂名府学生员，弄了个管理一县文教事业的小官――教谕，属于不入流的八品官。不过，在茶坑村那样的小乡村，梁维清就是个大人物了。他也自鸣得意，总算给后代开辟了挤进官场的通道。于是购置图书，采买了十几亩好地，过上了“半为农者半为儒”的小乡绅生活。
梁维清视梁启超为掌上明珠，爷孙俩一起生活了十九年，常同食同住同读书。梁启超对爷爷也十分崇拜，印象颇深。从梁启超那些有关记述祖父的情深意切的文字里，可以发现，梁维清勤奋、俭朴、自尊、自信，律己严，待人宽，是一位典型的乡间儒家小知识分子。梁维清不抽烟、不喝酒、不吃肉，服装简朴，忠厚仁慈，治家极严，注重子女教育。他也热心乡村公益事业，组织乡民修路、挖河、禁赌，还帮助调解民事纠纷。1851年太平军在广西兴起后，新会县响应者甚多，甚至包围县城，茶坑村也有人要加入起义队伍，梁维清火速组织保良会，加以制止，将反抗者扼杀于萌芽当中。可见，从梁启超祖父起，梁氏家族即跳出了一般贫民的政治立场，而进入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
梁启超的父亲名宝瑛，字莲涧，生于1849年，卒于1916年，是梁维清第三个儿子。梁维清对宝瑛要求极严，千方百计让他刻苦读书，希望能更进一步，博取功名，光宗耀祖。但宝瑛仕途接连失败，未能争到一官半职，只落得一个不被人看重的教书先生，出入于茶坑村的私塾之中。教书之余，躬身田野，可谓“田可耕兮书可读”。虽然仕途无望，但梁宝瑛无论教书，还是种田，都任劳任怨，认真做事，勤奋耐劳，处处按儒家的伦理道德严格要求自己，事事以地主文人的标准评论是非得失，严守其父开创的家风。
这样一个洁身自好、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自然在茶坑村有一定的威信。村中的大小事务，多推梁宝瑛去处理。梁宝瑛也以治理乡政为荣，尽心竭力去维护茶坑村的社会安宁。据梁启超回忆，其父一生为村里办了三件事：一是茶坑村濒临大海，海盗和内匪勾结，时扰乡里，百姓叫苦不迭，梁宝瑛积极利用乡团，防盗贼，护民财，成效显著，村民有口皆碑；二是村与村、族与族之间常为私仇械斗，经年不息，为害甚大，梁宝瑛一方面从中调解，一方面壮大梁族声势，还曾带着梁启超往邻村讲和，初步消除了各方的积怨，使械斗暂时平息；三是新会一带赌博成风，一些人倾家荡产，甚至为害乡里，梁宝瑛就利用耆老会，采取一切可行的措施，禁赌博、改民风，并初见成效。中年后的梁宝瑛仍精力充沛，四处奔走，并悉心照料多病的父母。当梁启超往云南策动护国战争的时候，梁宝瑛病逝于香港。每念及此，梁启超辄引为终身之恨。
梁启超的母亲赵氏，出身书香门第，能诗能文，贤淑聪慧，勤劳干练，常教姑嫂姐妹识字和“习女工”，以“贤孝”闻名乡里，是典型的中国封建文化陶冶下的贤妻良母。赵氏生四子二女，长子启超，次子启勋，三子仅五岁而亡，四子启业，两个女儿不知其名。生启业时，赵氏因难产而亡，梁启超刚十五岁。宝瑛后又续娶吴氏，生一子早亡。还娶了叶氏，生子梁启文和梁启雄，还生有二女。梁宝瑛这一代的经济情况没有什么大的改观。梁维清的十几亩地分给三个儿子，宝瑛仅四五亩，一般也不雇人耕种。梁启超名声大振后，梁家才有实质性的改变。“神童”的童年
梁启超的童年是在“神童”的一片赞誉声中度过的。
梁启超才华早露，童年时就常常表现出惊人的学识，深受梁氏家族的宠爱。其父梁宝瑛一向视之为奇才，从来不把他以常人来看。祖父梁维清更把梁启超看作梁家出人头地的希望，在八个孙子中，爱梁启超“尤甚”。母亲赵氏将全部的爱倾注在梁启超身上，千方百计引导、教诲、关怀，希望他耀祖光宗。爱多虽是一件好事，但对孩童时的梁启超压力也十分沉重。在梁后来的回忆文章里可以看出，除了读书，还是读书，读书比命还重要。
两三岁时，母亲就教梁启超认字，四五岁开始在祖父的谆谆教诲下读《四书》《诗经》等。到了晚上，祖父一面给他讲故事，一面让他背书，困了，就和祖父同床而睡。祖父还手把手教他写字，特别是柳公权那“刚健婀娜”的书法，一度让梁启超着迷。后来，梁维清索性在宅后建了一间小房，起名“留余”，专门用来给梁启超上课。在梁启超幼小的心灵里，第一位老师就是慈祥而严厉的梁维清。六岁后，梁启超除一度拜其表兄张乙星为师外，大多数时间是在其父执教的茶坑村私塾中读书，学习中国历史、古典诗书、《五经》等，同时学习写文章、作诗，对中国古典文化颇为了解。
在祖父、父母的悉心教育下，梁启超学业大进。八岁即可以学做八股文，九岁就写出了洋洋千字的好文章。“神童”之称在茶坑村一带渐渐传开，梁维清一家时常流露出得意之情。有亲朋好友来梁家做客，无不夸奖梁启超聪明，有的还出题相试。有一次，一位教书先生来拜会梁宝瑛，启超立于旁，这位先生即高吟一句：“东篱客赏陶潜菊，”令启超来对。梁启超略加思索，脱口而出：“南国人思召伯棠。”在座者齐声喝彩，梁宝瑛得意扬扬，十分自豪。梁启超对诗如流的佳话一下子在十里八乡传开了。还有一次，梁宝瑛的一位好友来梁家做客，启超恭恭敬敬地端上茶来，客人想一试他的聪明，顺口出一句“饮茶龙上水”，命他对。他不假思索，应声答道：“写字狗扒田。”客人拍手称快，并解释其高妙之处在于，他出的上句是新会一带的土语，启超所对的也是新会的土语，且雅俗相配，十分有趣！从此以后，一些文人雅士或者梁家的好友，都常令梁启超对诗，启超的过人天赋也越传越神。
读书之余，梁启超亦爬山、喂鸟、划船、观海、游祖庙，多数时间则是和兄弟姐妹以及邻居小朋友玩耍，做游戏，尽情享受如诗如画的童年。暑热乘凉，他还常和姐弟们乩卜，乩来一位诗仙或古代的大文豪，借以作诗打趣。若“请来”了李白、杜甫，就每人仿作诗一首；若乩来了李梅娘等，则为其作传，评论是非得失。这种游戏虽带迷信色彩，却也十分有趣，还能增长知识和才干，深受孩子们的喜爱。当然，喜欢创新的梁启超常常变换玩的方法，更吸引了左邻右舍的许多孩童。
茶坑村有一座古庙，构筑精细，风格典雅，内藏四十多幅古画，很有历史和艺术价值，还挂有中国历史上有作为的二十四位大忠臣图像和在民间流传极广的二十四位大孝子的漫画。每当元宵佳节，庙内灯火通明，彩带飘舞，锣鼓喧天，百姓在赏灯欢乐之余，还可领略这些忠臣孝子的忠孝精神。梁维清则把这种节日观光作为教育子女的有利时机，每年正月十五必带梁启超等人进庙赏景观画，接受教育。他一会儿指着岳飞的画像讲述其英勇善战，精忠报国的壮举；一会儿又指着朱寿昌的画像，述说其如何行孝，怎样弃官寻母的孝行。孩童们个个聚精会神，听得津津有味。每到此时，好奇而善学的梁启超总是认真倾听爷爷的教诲，还不时提出一些问题，同时暗暗记住一些历史知识，反过来又向他人讲解。每遇及此，梁维清总是摸着花白的胡须，得意地微笑，一来赞叹梁启超的聪明；二则对这种形象生动的教育子女方式，颇多自得。
梁家的祖坟在崖山。这里濒临大海，石厚土薄，又是南宋末年与蒙古铁骑血战的古战场。当时南宋皇帝赵昺被逼得走投无路，大忠臣陆秀夫誓死抗战到底，与元军激战。最后，只剩下几个残兵败将，无处可逃，被迫无奈，陆秀夫先将爱妻推入海中，自己则背着赵昺投海自杀，演出了南宋灭亡时极为悲壮的一幕。富有民族意识的梁维清常来此凭吊陆秀夫，寄托对忠臣赤子的哀思。每当清明时节，杨柳依依，鲜花盛开，百鸟争鸣，梁维清就划一小舟，带上梁启超等儿孙往崖山扫墓，一祭祖先，二怀南宋灭亡时为国捐躯的民族英雄。船接近崖山时，有一怪石，高数丈，突伸大海之中，上刻“元张宏范灭宋于此”八个大字。梁维清等每至此，必下船观赏，并讲陆秀夫等忠臣如何之英勇，南宋灭亡如何之可悲，还要朗诵各种纪念英雄的诗词歌赋。这种满怀激情的慷慨悲歌，是极为形象而生动的传统的爱国主义教育，弦外之音是发泄对清廷以满族贵族为中心的专制统治的不满。这对梁启超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以及后来的坚持变法维新有一定的影响。
在伦理道德教育方面，梁家也极为重视。梁启超的一言一行，其祖父和父母都严格要求，具体指导，忠孝节义这些封建道德，已经悄然播撒在梁启超幼小的心灵之中。梁家决心要把梁启超培养成一位具有“仁义礼智信”道德情操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能力的封建社会的强人。有一次启超说了谎话，其母不仅责骂，而且警告他，如果不进行好好的道德修养，将来就没有立身之地，甚而至于变成盗贼，沦落为乞丐。这对童年的梁启超触动非常大。多年后，他还写文章回忆这件事。在这种浓厚的封建文化氛围中度过童年岁月的梁启超，就只能在这种价值观左右下向前走，在传统的科举道路上搏击。
迈向科举之路
封建时代，年轻人的理想道路是读书――考科举――升官发财。梁启超不仅也曾在这条道路上艰难跋涉，而且较一般人早得多。
1882年，刚满九岁的梁启超就在父母的和祖父的催逼下往广州考秀才。那时无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去广州应试的人合伙租一条木船，由新会沿西江而上。时值11月，稻花飘香，金秋送爽，西江清澈见底的绿水，两岸远去的青山倒影，使这些憧憬于美妙前程的读书人顿生无限诗情画意。年龄最小的梁启超，面对这些兄长、叔伯，甚至四五十岁的长辈，不免有几分怯意，但那急切盼望出人头地的心情又使他有一点自负，总想寻找机会来表现自己的才学。到广州的水路要走三天，一天中午，大伙儿正在舟中共餐，米饭加咸鱼，有人突然提议以咸鱼为题，吟诗作句。当满船学子还在苦思冥想之际，梁启超已经在那里引吭高歌：“太公钓鱼后，胶鬲举盐初。”诗句风格典雅，故事动人，抒发了成大事业者不畏失败的奋斗精神，既富有诗情，又寓意高远，博得了众人的一片喝彩，大家无不惊叹这位初出茅庐的“神童”不寻常的才华，这就是时至今日仍在新会一带广为流传的梁启超舟中吟诗的故事。
这次应试，梁启超名落孙山。但毕竟从边远乡村走向了繁华的广州大都市，见了世面，增长了科举考试的实践知识，也结识了一些朋友。回乡后，他拜周惺吾先生为师，发愤读书，同时把在广州买来的《輶轩语》《书目答问》等书，反复阅读。《輶轩语》为张之洞所著，凡一卷，有《语行》《语学》《语文》等篇；《书目答问》由张之洞和缪荃孙合著，出版于1873年，比起科举考试的八股文来，这些书较实用而具新意。当梁启超接触了这些书后，顿觉进入了一片新天地，大大开阔了视野，始知天地间有所谓学问者。
1884年初冬，梁启超第二次往广州应考，中秀才，补博士弟子员。十一岁的童子成秀才，这在中国科举史上是不多见的。主考的广东学政使叶大焯非常惊喜，特地找来梁启超等几个年龄较小的秀才，“试以文艺”。唯独梁的对答条理清晰，极少差错，叶叹服之情不觉溢于言表。善于察言观色的梁启超灵机一动，双腿跪倒在地，连谢叶大人的台爱，并乘机言道：“我的祖父七十岁了，马上就要过生日。他老人家含辛茹苦，治家教子，又教我读书，方有我梁某人的得中。我斗胆请大人写几句祝寿文，以表达我家父母以及我们这些孙子辈的对祖父大人的一片孝心。先生如蒙吾愿，这不仅是我的光荣，也是梁氏家族的无比荣幸。”一席话颇令叶大焯感动，一则他很是喜爱年幼的梁启超如此乖巧伶俐；二来又为这小“神童”的孝心所折服。于是，叶满口应允，提笔写下了一篇激情洋溢的祝寿文。这篇洋洋洒洒的文字，引经据典，含蓄地表明了三层意思：一是梁启超才学不凡，可与历史上的吴祐、桓驎、任延、祖茔等聪明绝顶的人相媲美；二是不可骄傲，要巩固所学，“勤夫其未学者”，要发奋努力，向新的目标前进；三是梁家教子有方，茶坑村风水极佳，人杰地灵，梁启超的前途不可限量。清代的一省学政为三品大员，得到这样的高官赞许，梁启超真是受宠若惊。当梁启超将那张祝寿文拿回家中，端端正正挂在墙上之后，梁家顿觉四壁生辉，喜气冲天。茶坑村男女老幼，络绎不绝前来道贺。一庆梁启超中秀才；二庆叶大焯写寿文；三庆梁维清七十大寿。一三喜临门，热闹异常。乳臭未干的梁启超在道喜的人群中出没，尽情领略成功的喜悦，暗下决心向下一个台阶登攀。
在人生的征途上，成功的鼓舞有难以估量的推动力。1884年后，梁启超鼓起中状元的理想风帆，一方面抓紧钻研科举考试的科目；一方面博览群书，扩展自己的知识领域，才学与日俱增。为使自己的学业有更快的进步，1885年，梁启超以秀才的资格入广州“学海堂”读书。学海堂为当时广东的最高学府，由前两广总督阮元所设，旨在给秀才们提供一个继续深造的场所。该校先生称山长，一般有八人，必须人品好，学问深，在学术界有一定的地位，督抚到广东赴任时都要前往拜谒。学海堂分专课生和附课生两种，以治经学为主，学生又称专经生。每月初一，山长和学生共餐，相互交流感情。学堂还设有“膏火”，即奖学金，奖励学业成绩优异者。梁启超“四季大考皆第一”，经常得奖。他爱书如命，把奖学金的钱全用以购书。所以每当寒暑假回家，总是背着一大捆书，如《皇清经解》《四库提要》《四史》《二十二子》《百子全书》《粤雅堂丛书》《知不足斋丛书》等，由此可见梁启超的读书面大大扩展了。
和学海堂并立的还有菊坡精舍、粤秀书院、粤华书院、广雅书院，号称广东五大书院。各个书院虽然风格不一，但皆以汉学为主要教学内容，作风质朴，治学严谨，注重考订、辑佚、辨伪，但脱离现实，信而好古，较少涉及义理的发挥。这虽然会对梁启超创新思维的培养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毫无疑问，学问做得还是很扎实的。1888年，十五岁的梁启超成为学海堂的正班生，同时又是菊坡、粤秀、粤华书院的院外生。先后教过梁启超的先生有吕拔湖、陈梅坪、石星巢等，其中尤以石星巢对他影响最大。
从1885年到1889年，梁启超在广州读了近五年书。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到各种学术流派和较广泛地涉猎古典经籍，打下了比较深厚的汉学基础。那时的广州学术界，较有影响的学问有两种：一是为科举考试作准备的帖括学；二是继承乾嘉时形成的以考据为中心的汉学。石星巢、陈梅坪这些人对汉学最有兴趣，亦有一定的成绩。梁启超自然跟着老师的指挥棒，去钻研段玉裁、王引之的训诂学，学习考释、辑佚、辨伪，也进行辞章学、文字学的基本训练。这些学问虽然极为枯燥，但较帖括学要有意义，是一种较实用的真本领，而且一旦钻进去，也有无限的乐趣。兴趣广泛的梁启超一时为乾嘉汉学所吸引，他刻苦钻研，收获很大，自称于帖括学之外又学到了一门新学问。如果说梁启超在中秀才之前主要是在祖父和父亲的指导之下学习八股文，那么，进入学海堂之后则转向汉学了。这种视角的转移，扩大了视野，对科举考试也有一定的好处，更重要的是为他打下了深厚的传统学术的根底，具备了较广博的学术知识和基本的治学方法。梁启超晚年离开政界后的学术研究，就是在广州五年苦学扎下深厚根基的结果。
1889年，十六岁的梁启超神态潇洒，踌躇满志，大有当今天下舍吾其谁的宏图大志。这年9月，广东举行乡试，主考官是李端桑和王仁堪。梁启超胸有成竹，欣然应考。据上海《申报》9月6日所载，考题是：一、“子所雅言诗书执礼”至“子不语怪力乱神”；二、“来百工则财用足”；三、“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诗，“荔实周天两岁星”，得星字。发榜之后，梁启超成绩斐然，中举人第八名。李端桑极为欣赏启超的品貌和才学，将妹妹许配给了这位翩翩少年的举人老爷。抑制不住心头喜悦的梁启超更相信了宋代以来就广为流传的格言――“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
清制，举人即有参加会试的资格，考中后就有官做，即使落榜，根据不同情况也会给知县、教谕等职位较低的官，也就是说可以挤进官场了。经过十多年艰苦奋斗的梁启超，终于有了出头之日，使祖父、父母多年的宏愿有了变成现实的可能。而且，少年得志，前程似锦。但是，恰在这时，梁启超遇到了康有为，康独特的政治见解和学术观点如“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对梁简直是“冷水浇背，当头一棒”。[8]特殊的知遇，使梁启超的生活道路和思想追求发生了新的转折。
起飞――“神童”跟着时代走
拜师康“圣人”
梁启超拜师康有为，对其一生的道路选择具有决定意义。他选择跟随康有为在某种程度上是触及了时代的脉搏。这是由中国当时特定的社会文化走向和康有为所占有的政治地位促成的。
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大体经历了相互递进的三个层次，即鸦片战争至洋务运动时期主要引进西方的物质文明；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时期侧重于学习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1915年新文化运动时期又将视角集中于欧美的资产阶级文化。梁启超与康有为相交，始于1890年。这正是洋务运动由高涨逐步走向破产的年代，也是一批先进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知识分子涉足政治舞台，对洋务运动进行比较科学地反思、评判，并呼吁清廷开展政治改革，即由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向引进欧美的制度文明的转折年代。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洋务运动的一系列问题如管理不善、贪污腐化、效益低下、连年亏本等不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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