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宫本一夫 (Miyamoto Kazuo))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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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神话到历史：神话时代夏王朝试读：
前言
》中即已开宗明义地指出，他是期望读者借此了解“以考古学为对象的区域考察如何关系着该区域近现代史的问题”。可以说，贯通古今，构成本卷的又一大特色。全书的后半部分是整个王朝中国诞生故事的“戏眼”。关于东亚大陆从多元到一体的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作者从区域间的交流与社会的统合，牺牲与宗教祭祀两个大的方面展开论述。最后阐明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导致早期国家的崛起。二里头文化（作者认为即夏王朝）已“形成多重性的礼制。这正可谓是商周社会的基本道德观念即‘礼乐’的开端”。而商王朝可以“定位为在东亚确立了早期国家阶段的王朝”。
关于中国早期王朝的研究，在中国和日本考古学界有一个有趣的动向。对上个世纪中国学者积极地将传世文献中的国族（王朝）、都邑等与具体的考古遗存做“对号入座”式的比附研究，日本及欧美的研究者一般抱持审慎的态度。但近年来，日本学界开始有认可夏王朝[2][3]真实存在的倾向。继饭岛武次、冈村秀典教授之后，宫本一夫教授在本卷中也开始持“二里头文化即夏王朝，夏王朝确实曾经存在”的观点。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自新世纪前后，一些中国中青年学者开始反思，逐渐接受20世纪上半叶以《古史辨》为核心的反思传统，以及海外学界相对保守严谨的态度和观点，“超脱”出原有的话语系统，出现了质疑传统的“夏王朝可知论”的声音，提倡“有条件的不可知论”（即主张没有当时的有足够历史信息的文书类资料出土，不可能[4]解决族属和王朝归属问题），形成两大话语系统并存的局面。
可以预见，关于夏王朝是否实际存在、是否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之类问题的讨论还将持续下去。但诚如宫本先生在本卷中所言，与其执著于这类问题，“不如对二里头文化是否达到了王朝所应有的社会进化水准的问题加以客观论证”。这一理念成为中外学者的共识，是令人可喜的。
在展开本卷的叙述之前，宫本先生先给读者讲了中国发掘的故事。其中既有对中国考古学史的全景式的扫描，也有他个人在中国各地参加田野考古实践的见闻和体会，可以从中了解外国学者眼中考古人的工作生活、待人接物乃至当地风土民情等，读来饶有兴味。比如看到作者提及中国人的好面子，他作为“中国通”对各地美食的评价，你可能会会心地一笑。其对外国学者在中国考古学史上业绩的评价，持论允当；他善意地指出中国当代考古的问题所在，可以作为很好的镜鉴。
他的许多总括性认识如他山之石，发人深省：“我们不能用以中原为中心的单一的发展规律和战国时代以后正式成形的中华的概念或者说是中国的概念来看待其后的中国史”。“以中华文明为主干的中国史观不过是着眼于一方的区域历史”，“中国的历史并不只是农业社会的历史”。“商周文化是南方的文化轴，北方青铜器文化是北方的文化轴”，（两条文化轴的）“接触地带才是生成新的社会体系的源泉所在”。种种表述，都颇富启发意义。
著名考古学家、英国剑桥大学教授伦福儒指出，“现在，（考古学）已成为世界各国许多人都感兴趣的一个领域。其部分原因是，它使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充分地了解本国的历史。但是，如果把注意力只集中于本国，那就是沙文主义。考古学还使我们有可能把每个国家[5]的早期历史看作整个人类更大范围的历史的一部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身为中国人读读外国学者眼中的中国考古和中国历史，倾听一下不同的声音，不亦乐乎，不亦清醒乎？许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11年11月
[1] 许宏，《方法论视角下的夏商分界研究》，《三代考古》（三），科学出版社，2009年。
[2] 飯島武次，《中国考古学概論》，同成社（東京），2003年。
[3] 岡村秀典，《夏王朝—王権誕生の考古学》，講談社（東京），2003年。
[4] 许宏，《方法论视角下的夏商分界研究》，《三代考古》（三），科学出版社，2009年。
[5] 科林·伦福儒，《考古有何新成就》，《信使》总第63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5年。中文版自序
对于不断涌现新发现的中国考古学界而言，自出版已经过五年的本书当然会有补充新事实的必要。就这一点来看，本书也存在着并非最新考古学成果的内容。在另一方面，我认为虽有新事实存在，但是以往对考古学事实的见解以及由这些见解产生的历史知识却几乎没有变更之处。对这些由考古学上的事实构成的中国史前社会的见解，我希望中国读者会抱有兴趣。这些见解从某种意义上说，与中国的考古学者通常所持有见解相比，有时也不尽相同。而这些不同点正是我期望读者给予关注的部分。这些见解不见得就是日本式的或是日本人固有的观点，而应当说是作者立足于现今的国际基准，或是欧美考古学的方法论的基础，站在展望人类史的角度，对中国史前社会得出的见解。
中国史前社会的历史作为到达文明的人类史，是东亚的代表，更是人类史上迈出的多种步伐之中的一个典型。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史前社会在国际上越加受到关注，正是因为中国史前社会作为一个区域社会，与欧美的人类史进展方向相比，显示出不一样的发展过程。当然在体现人类史的多样性的同时，其表现出一致性的方面也同样受到关注。作者在立足于上述观点的同时也认为，中国大陆的社会和历史是在农业社会与畜牧型农业社会这两股潮流的融合与相克中展开的。本书就上述两大势力的诞生过程进行了说明。与此同时，以前者从农耕社会成立至发展以及向文明社会的发展为中心，依据考古学上的事实对这段历史进行了重新构筑。并且依据日本考古学者对中国大陆的历史正在如何研究以及一直以来如何研究的问题，尝试了对上述历史的重新构筑。如果中国读者能对以上观点给予关注，我作为作者将感到十分庆幸。且必须说，如果读者还能以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东亚为对象，体会到其作为具有相互关系的同一历史的一体感的话，这将更令我喜出望外。宫本一夫九州大学教授2010年元旦前言中国大陆率先诞生古代国家的原因
中国古代文明被誉为世界四大文明之一。世界四大文明都诞生发展于各大河流域。埃及文明在尼罗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在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域、印度文明在恒河流域分别诞生，中国古代文明则发源于黄河流域。这些文明发祥地的相似之处在于，河流以及两岸肥沃的冲积平原为其发展提供了条件，并且这些平原上都曾存在过发达的农业社会。
农业社会的形成及其内容因区域不同而各具特色。其发展阶段以及历史进程也各有差异。反之，从中也可找出一些共通之处，以王权为中心的古代国家的出现即可说是其共通点之一。
然而在中国大陆，率先诞生古代国家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位于古代国家诞生前期阶段的农业社会开始，就其诞生、发展以至变迁进行探讨。针对由农业社会发展形成的古代国家的结构，也有必要加以进一步考察。
另一方面，中国大陆幅员辽阔，地理环境复杂多样，并非只限于黄河流域一种类型。针对长久以来，注重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一元文化文明发展的观点，近二十年来，还出现了立足于中国的多种区域文化观，重视多元区域社会发展的历史诠释的转换。1 司母戊鼎（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1939年于河南安阳殷墟出土。青铜祭祀器
这种观点的倡导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苏秉琦先生。他在中国先秦史研究领域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近年来更涌现一批强调长江流域史前文化先进性的学者。他们认为，长江文明足以匹敌甚至高于黄河文明。
不容置疑的是，在史前时代，以多种多样的自然环境为背景，中国各地曾经存在固有的区域文化。我们首先要解读这些区域文化的实态，更应注意的是，这些区域文化在历经古代国家的出现、各王朝的盛衰交替以及政治变幻之后，依然是留存至今的区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说，在考察当今中国的区域社会及其风土的时候，史前时代区域文化的实态是不容忽视的因素。也可以说，即使置身于改朝换代以及风云变幻的政治现象之中，我们也决不能无视那些超越历史事实而存在的区域文化的脉络，并且这些区域文化的脉络在历史记述中鲜有体现。本书将就这些难以把握的区域文化的基础部分进行考察。
为了把握上述史前农业社会的成立与发展以及史前时代的区域文化，在方法上，我们将不得不采用考古学的研究方式。同时，也期望读者借此了解考古学的一个方面，尤其是以考古学为对象的区域考察如何关系着该区域近现代史的问题。2 甘肃永靖黄河三峡风景 中国古代文明诞生于黄河流域
关于包括发掘考察在内的考古学研究的历史，现代各国之间存在着相当的差异。当然其研究方法及行动方式也存在许多共通之处，然而其差异之大足以令人感到震惊。这些差异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因国家的不同而具有的特色，有的则处于自古以来的历史积淀以及现代国家成立以后形成的民族意识的背景之下。反映现代中国面貌的中国现代考古学历程
本书将从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展进程说起。当今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令人惊叹，与日本考古学同样，正不断跨入信息过多的阶段。这是近十年或近五年来产生的现象，正好与中国的经济发展相呼应。可以说从考古学中也可窥见现代中国的国情。
在197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之前以及之后不久，包括笔者在内的外国学者想要直接接触文物、遗址等考古资料几乎全无可能。只能依靠《考古》、《文物》、《考古学报》这三大学术杂志上发表的少量发掘报告等研究成果来进行再度评介。八十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各地兴办了多种考古学专业杂志，并发表了大量发掘报告。至九十年代后半期，外国学者才得以与中国学者以联合考察的形式直接参加发掘考察。3 人头像（三星堆博物馆藏）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
贝冢茂树、伊藤道治两位前辈撰写的《从原始社会到春秋战国》（《中国历史》1，讲谈社，1974年）成书之时，尚处于日中邦交正常化以前，是未能直接论证研究资料的时代的产物。这部著作承接着战前以来蓄积的深厚的东洋学传统，是一部具有相当的完成度的作品，但却难以反映近年陆续发表的发掘考察成果。该著作后来作为讲谈社学术文库的《古代中国》再版的时候，伊藤道治先生把商代以前的史前时代部分作了大幅度的改写。从该领域的学问进展之大来看，把史前社会与根据文献史料考察研究的商周社会归为一卷，其篇幅难免有局促之感。
在本系列中，史前社会单独列为一卷，朝着商周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将得到多元且更具深度的说明。另外，本书的主要考察对象即农业社会相当于新石器时代，与日本列岛的绳文时代大致相当。中国的新石器社会与日本列岛的绳文社会，都在更新世末期的大致同一时期开始使用陶器并完成了生活的定居化。然而，两者其后的社会变化速度和发展过程却产生了巨大的差距。在东亚为何中国大陆率先产生了古代国家？本书将在探讨这个问题的同时，也将把日本列岛的史前社会与此进行比较。4 四川省泸州市，夜晚长江边
本书将在重视史前社会的阶段性社会构造变化的同时，还将进行区域间物质文化比较以及社会构造比较。
中国大陆从地理上可划分为：黄河流域的华北、长江流域的华中、南岭以南的华南以及东北和西北。这些区域因气候、植被、地形等环境不同，生业经济也各不相同，当然也因此形成区域文化的不同。区域文化的不同向来受到注目，本书将更进一步，对形成区域文化的母胎即社会内容以及构成社会的人们的精神生活和信仰等方面进行探讨。涉及内容丰富多样，比如模仿动物和人形的偶像，牺牲、占卜等内容的祭祀等，这些构成社会的实际形态在本书中都将加以探讨。从东亚全局的角度考证中国大陆史前社会
与此同时，我们将从考古学的角度，来把握史前社会作为区域固有的文化变迁的侧面，并尝试针对横跨区域的综合历史性法则加以解析。
关于这种综合的历史变迁，主张多元史前社会观点的苏秉琦先生以“古文化”、“古城”、“古国”的称谓，从发展阶段的角度来把握古代国家形成的过程。
哈佛大学的著名考古学者张光直教授也运用E.R.塞维斯等学者的新进化主义的人类学理论即立足于文化进化论观点的社会发展阶段论，对中国史前社会到初期国家阶段的发展过程进行了分析。
本书将着重讨论上述史前社会的发展阶段。对超乎我们以往的想象的各区域坚实的历史发展过程，读者们定能得到重新的认识。史前社会的发展过程与其后的商周社会是密切相连的。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商周社会是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国观趋于形成的阶段，因而史前社会向着商周社会发展的坚实的发展性的意义也难免受到后来的中华思想影响，被定位在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国观的成立过程之中。问题在于，以这种单纯的中华史观来看待中国的史前社会是否妥当？
八十年代以后，在中国考古学界，关于史前时代的考古学，以苏秉琦先生为中心，出现了从多元区域的观点出发，注重具有区域特征的发展阶段的动向。另一方面，到了历史时代，学界强调的是商周古代国家以黄河中游地区为中心，实现了统一的历史发展的历史观。目前在中国，正全力从科学的角度证明夏商周三代的存在。
设立国家工程项目，证明夏王朝的存在以及商周的纪年，可以提高中国的国家威信，并确立中国国民的自我认同。也就是说，史前时代之前是多元地域观，历史时代以后则以一元地域观来看待中国历史。问题在于，如何说明从多元地域观到一元地域观的发展？5 经济发展处于升龙之势的上海的繁荣景象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商业城市
史前时代的区域社会的发展更是一个政治上的区域统合的过程，也是上述中国观成立的过程。本书也将就这个发展过程做出相应的分析。我个人认为，从多元到一元的变化过程应该还可做出更加宽泛的解析。如前所述，以单一的中国观来考察中国史前社会的统合是否妥当的疑问即在于此。在把包括中国在内的中国周边的东亚全体加以综合考察的时候，也将论及应该如何看待这种从多元到一元的发展的问题。
另外，中国大陆史前时代的动向绝不应该只是在中国大陆内部完结的一个封闭体系。即便没有直接往来，中国大陆与其周边区域在史前时代也应当有着某种意义上的联动。这正是日本学者密切关注中国大陆的原因所在。基于这个立场，我不打算把中国大陆的考古学仅只限定在该区域的封闭的体系之中。
本书以“从神话到历史”为题，将对商周国家这个达成了政治上的区域统一的一元中国的出现过程进行论述，同时在放眼整个东亚的情况下，把中国置于广大的多元性之中来进行考察也是可能的。本书也将就此展开论述。 第一章 神话与考古学五帝神话与区域性传说中，五帝活跃于黄河中游地区至渭河流域一带
中国留存的文献史料中，由西汉的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编纂的《史记》有体系地综述了夏、商、周等上古王朝以及之前的阶段。《史记》是中国最早的正史，其优美的文笔也具有迷人的文学魅力。《史记》内容浩大，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卷。本纪部分记录着汉王朝之前历代王朝的历史。
其中商王朝的存在因甲骨文的发现才得到证实。商王朝之前是夏王朝。《史记》将其记述为《夏本纪》。关于夏王朝，在考古学的文化认识上首推二里头文化为代表。近年中国的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认为二里头遗址的宫殿区是夏王朝的国都。针对这种观点，日本以及欧美的研究者持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若不能用与之同时代的文字资料进行论证，就不能确认王朝的存在。6《史记》（《孝文本纪第十》，日本东北大学藏） 延久五年（1073），手写。日本国宝《史记》中，记载于《夏本纪》之前的是《五帝本纪》。讲述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位王者以各自的雄才大略治理国家的历史。舜把王位禅让给治水有功的禹，而后禹建立了以世袭继承王权的第一个王朝——夏王朝。本书的内容涉及正是史前时代到五帝的时代以及夏王朝的时代。
为了编纂《史记》，司马迁曾先后两次赴各地做实地调查。调查过程中，各地的老者们时常称颂黄帝及尧、舜的事迹。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样的调查大概相当于民间故事的搜集，但讲述者对于五帝存在的事实一定是确信不疑的。
另一方面，记录着古代王者言论的《尚书》却只记载了尧以后的历史。另外，在鲁国的年代记《春秋》，春秋时代的国别史《国语》等史书中，有“五帝德”、“帝系姓”等记载。司马迁认为这些记载值得信赖，因此从中选取确实可靠的内容，加以编纂，写成了《五帝本纪》。
两千年前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求实客观的治学态度令人钦佩。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从当时起，这些传说的记述确实已存在着某些疑点。另外，司马迁对可信材料的选择本身，就已经是基于某种历史观点的有意图的选择，因此很可能史实也未必得到完全客观的记录。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松丸道雄认为，五帝的说法基于战国时代以后成立的五行学说。
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数字。而其内容却因文献而异。追究五帝具体是哪几位王者或许并无太大意义。
也就是说，《史记》所记载的五帝与其他文献中的五帝有着各不相同的组成。首先，关于其中最古的《史记》的五帝说，我认为必须基于考古学等当今的考察方法来进行如下解读。
据《史记》记载，五帝自黄帝至舜皆为姬姓。第二代的颛顼为黄帝之孙，第三代的帝喾是黄帝的曾孙。接下来的尧是帝喾之子。如司马迁所述，《尚书》中只记载了尧以后的历史，而《史记》中关于尧、舜的记述非常详尽，远胜于之前的史书。另一方面，舜从第二代的颛顼算起，相当于第六代子孙。舜与尧虽有亲戚关系，却只是远亲。关于尧和舜的关系，并未记录着如之前时代的那种直接的父子关系或祖孙、曾祖曾孙关系。
原本说来，这种亲缘关系是否确实尚有疑问，很多情况下，很可能是为政者为保持权威而在后世虚构的血缘关系。即使在这样的记载当中，舜也只是处在尧的远亲的位置。在《史记》的记述中，舜为冀州人（今山西省）。
据《五帝本纪》记载，黄帝死后葬于桥山。这应当是司马迁从老者的讲述中得出的调查结果。《史记》的注释书，南朝宋的《史记集解》认为黄帝陵在上郡桥山，唐代的《史记索隐》和《史记正义》也沿用了上郡阳周县桥山的说法。其位置在今陕西省北部的桥山。7 五帝的谱系
而这种说法的史实依据则缺乏可信度。从文献的新旧程度来看，明确可知的出处最早也是汉代以后的传说。从其地理位置靠近周朝王室的出身地这一点来看，不难推测这是为显示周朝王室正统性的传说。因为周朝王室与黄帝同样以姬为姓，一直强调着与黄帝同一血统的出身。
黄帝陵位于陕西省北部的黄陵县，现在依然吸引着众多朝拜者。可以确定的是，这处陵墓是根据后世的传说建造的，而非有着正确历史根据的陵墓。这一点近似于日本的神武天皇陵。
但是，假如《五帝本纪》的传说正确的话，就说明黄帝是以今陕西省北部为据点的氏族。并且如果传说中的谱系也正确的话，该氏族从黄帝至尧的时代据点位于今陕西北部，而舜的据点则位于今山西省。
总之，五帝当年活跃的地点就是从黄河中游地区到渭河流域一带。“三苗”与“蚩尤”是与五帝系统相异的区域群体
据《五帝本纪》记载，黄帝当上天子之前，由神农氏以德治理着天下。而黄帝凭着讨伐蚩尤的功绩，受诸侯推举成为天子。这段记述暗示的是，蚩尤这个与五帝谱系相异并与之对立的强大势力的存在。《五帝本纪》中，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由此可以想象，既然黄帝是以黄河中游地区至渭河流域为据点的氏族，那么蚩尤也是其周边的一个氏族。也可以说，这暗示着在华北存在着区域型政治群体。
关于尧、舜的时代，有“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的记载。名为三苗的氏族在江、淮、荆州，也就是三苗在汉水下游地区至长江中游一带时常作乱。《战国策·魏策一》第七关于尧舜时代的记述是：“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汶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险也，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其中明确指出三苗居住在长江中游一带。
至于这些记述是否表明三苗与五帝系统之间的争战在尧、舜的年代和舜、禹的时代共发生了两次，或是同一场争战被当作不同时期的事件记载在后世的史书当中，在此做出探讨似乎并无意义。总之，上述记载表明，三苗和蚩尤一样，是与五帝系统不同的区域群体，其位置在南方。而传说中从黄河中游地区到渭河流域、黄河下游地区的山东、长江中游地区等各个区域，都存在过不同的区域群体。《五帝本纪》还写道，巡视归来的舜向尧帝进言：“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
这里提及的北狄、南蛮、西戎、东夷等区域群体的概念是周代，特别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区域概念，是当时的人们对周边各民族的称谓。而在五帝时代未必就存在这样的周边民族的概念。这段记述显示的是西汉司马迁在编纂《史记》时的区域概念和民族概念，未必就是传说中的时代的史实。但是，关于与五帝系统相异的氏族，记述中除了三苗之外，还提及了共工、兜等氏族。
同样的区域统治的疆域概念也见于《五帝本纪》中赞美舜帝的功绩和天下太平的记述之中：“南抚交阯、北发，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这些地理概念也反映着战国时代至西汉的地理概念，这些区域被看作当时的边境之地，而未必就是五帝时代对周边区域的认识。五帝活跃于黄河中游地区至渭河流域，与之相对，蚩尤、共工等在其周边，三苗的位置则在长江中游地区，这应该说是传说时代的世界观。或者说，这种由各区域构成的世界观至少在商周时代以前就已存在，而且在商周时期，人们就已认识到这些区域分别有着各自不同的祖先。
从《五帝本纪》末尾的记述可知，五帝从黄帝到舜、禹为同一家系，皆为黄帝与妻子嫘祖的子孙。然而他们分别采用了不同的国号。司马迁认为这是为了彰显各自的德业。“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黄帝至舜同为姬姓，禹建立夏朝之后，独立为姒氏。同时也写道：商的始祖姓子，周的始祖姓姬。
从中可以看出：黄河中游地区到渭河流域的各氏族有着拥有共同祖先的同族意识，而成立新王朝的夏自称是从中独立而出的家系。洪水传说与强有力王权支持下的治水事业的关系
从黄帝到舜的同族意识究竟是否以血缘关系为背景呢？如司马迁所述，天子们各自改变国号，而黄河中游地区至渭河流域的小区域群体的霸者们，也都以这些名号流传于后世。
在这里，我把从黄帝到舜的黄河中游地区至渭河流域的区域群体称之为华夏系诸族。华夏系诸族与蚩尤、共工或南方的三苗等处于对立的关系。或者可以说，存在着这些与华夏系诸族相异的区域群体，互相之间有着交流和对立，并形成了一种世界观。
这种世界观影响着包括《史记》在内的后世的商周时代的中国世界观，司马迁据此撰写了以华夏系诸族为中心的传说。接下来我们有必要稍微偏离司马迁来看待这段历史。
佐藤长关于传说的文献学研究在这个意义上别有兴味。据佐藤研究，山西南部有崇拜日神、水神的习俗，日神是尧，水神是禹。水神禹的影响扩大至黄河中游地区，得到夏王朝的祭祀。另一方面，山东西部则崇拜农业之神舜。如《五帝本纪》所记：“舜，冀州之人也。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
因据舜为冀州人的记述，我在前文曾说舜的出身地在山西，但是关于历山、雷泽等地名的所在，自古有山西说和山东西部说两种观点。在确定传说中的地名时，有各个时代的历史评价在先，很难立刻判断孰对孰错。在这里虽然不能更加详细地探讨佐藤的观点，在这里我想再次向读者强调的是，司马迁对传说的解释之中也存在着他的主观意向。至于尧和舜的传说与考古学事实之间的关系，将在本书第八章再次触及。《五帝本纪》中还有一个必须注意的重点是洪水传说。
关于尧帝的时代，有如下记载：“肇十有二州，决川。”又有：“四岳举鲧治鸿水，尧以为不可，岳强请试之，试之而无功，故百姓不便。”类似的记述也见于《夏本纪》的开头部分。在尧帝的时代，天下洪水泛滥，人民蒙受苦难。尧帝四处寻找治理洪水的人才。他听取群臣的建议，很不情愿任用了鲧。然而鲧耗费了九年时间也未能获得成功。
取而代之的舜巡视全国，得知鲧的治理没有任何收效，于是舜处罚了鲧。舜继承帝位之后，任用鲧的儿子禹继续父亲的治水事业。禹为人勤勉，德高望重，而且擅长测量之术，他不但治水成功，还让人民在低地种植稻谷，促进了粮食的增产。
禹也是夏王朝的创建者，这也说明治理洪水是在初期国家成形期的强力的王权之下得以遂行的事业。并且这也意味着在五帝时代末期，洪水多次来袭，人民生活在苦难之中。
在另一方面，也有许多学者把新石器时代末期诸区域的区域文化突然迎来终结的事实与洪水传说相结合，认为是洪水导致曾经兴盛的区域文化突然崩溃。然而至今仍然没有充分的考古学事实能够把洪水与文化的消失明确联系在一起。
但至少禹的治水传说告诉我们，治水事业在农业社会之中意义重大，洪水的治理需要强有力的后盾及政治力量才能实施。如果这项治水事业是史实的话，也可说明当时社会正处在向着国家阶段发展的过渡期。三皇神话与盘古传说《三皇本纪》为唐代司马贞补撰《史记》的《三皇本纪》记述着比五帝时代更早的三皇神话。实际上司马迁本人编纂的《史记》之中并没有《三皇本纪》。这一段是唐代司马贞的补笔。
如司马迁自身的记述，他编纂《史记》时，选择的是确凿可靠的内容，而没有采用不确实的传说。另外，关于三皇五帝的名称，后世的儒学家们确认的结果也各有差异。西汉孔安国在《尚书》序中所述观点与东汉郑康成（即郑玄）的观点两相对立。而唐代司马贞则站在支持郑康成的立场，补写了《三皇本纪》。但是不论哪一方，都难以称得上是可靠的记录。
唐代的儒学家们其实不过是把流传于当时的三皇传说进行了整理归纳而已。另一方面，当时的人们开始关心自己的祖先以及人类的起源问题，传说的体系化也可说是这种情势下的必然产物。
据《三皇本纪》所述，三皇指伏羲、女娲和神农。伏羲和女娲被描述为蛇身人首，神农则为人身牛首，三者都不是人，而更近于神，不像五帝那样充满人性。神农即炎帝，姓姜。周代的诸侯之中，有出自姜姓的齐、许、吕等氏族。也许对于他们来说，作为氏族祖先的炎帝是必不可少的神。另外，炎帝姓姜据说是因为他曾居住于姜水之畔。姜水位于今陕西省岐山县，这说明神农也在渭河流域拥有着区域性的母胎。
然而据《五帝本纪》记载，五帝之中最初的天子黄帝因为神农的子孙缺乏德行，于是取而代之成为天子。从《史记》的结构完整性来看，有必要交代神农的来历。这应该是唐代司马贞补笔的原因所在。而神农不是人身这一点尤为有趣。司马迁不曾把这样的神话当作历史来记录。但是不论哪种记述都表明，神农和五帝都是以渭河流域至黄河中游地区为基础的华夏系神话。8 伏羲、女娲 山东省武氏祠画像石上所见伏羲女娲图。伏羲左手持矩，女娲右手持规
另一方面，从伏羲、女娲的形象常见于汉代以后的画像石以及墓葬壁画之中的情况来看，他们作为民间信仰，在汉代之后拥有一定的地位。或许这是唐代将之记为三皇的原因。
汉代的画像石上常常刻绘有手执矩的伏羲和手执规的女娲。大多数石像中两者皆呈蛇身人首，自腰至尾相互交缠。古代传说中伏羲与女娲是一对夫妻，上述石像正是象征交媾的具象表达。
在中国西南的苗族与瑶族的传说中，伏羲与女娲氏是亲生兄妹，而后结为夫妻。这是一段关于洪水的传说。雷神发怒引发大洪水，众人皆死，唯有藏身于葫芦之中的兄妹俩得以生存，他们结为夫妻，成为人类再生的先祖。这与旧约圣经中描写的诺亚方舟的传说以及亚当夏娃的故事也略有相似。
这段传说的流传可以上溯至哪个时代尚不得而知，而汉代画像石上的形象反映这段传说，同时也说明这在当时已经流传。但是从图像学的角度来看，伏羲与女娲同时出现于最早可上溯至西汉中期的壁画。蛇身人首的伏羲与女娲相互交缠的图像则最早出现于西汉末期至东汉时期。
如《三皇本纪》中所见，初期的伏羲和女娲氏是单独存在的神，后来才被看作夫妻并成为人类再生的神灵。开天辟地的盘古是汉族的祖先
那么，世界的初创是哪个时代的事呢？战国初期，楚国的诗人屈原在诗作《天问》中，对世界如何诞生、宇宙如何形成提出了质问，然而屈原并未得到答案。或许在当时还没有这类创世神话。
在中国，最有名的开天辟地者当属盘古，即所谓的盘古神话。三国时代吴国的徐整著有《三五历记》，书中搜集了流传于南方少数民族之间的神话，把盘古归为开天辟地的汉族祖先。
据《三五历记》的记述，天地未开之时，宇宙一片暗黑混沌，形如一个巨大的鸡蛋。盘古就在这个巨蛋之中长大。有一天，盘古拿起斧头向着黑暗混沌砍去，巨蛋分裂，分出了天与地。盘古担心天地再度恢复混沌，就用头顶着天，脚踏着地，直立在天地之间。这样经过了不知多少年，到了终于无须再担心天地混合的时候，盘古也迎来了生命的终结。临死之时，他身体的各个部分别变成了日、月、山、川，世界就此诞生。
盘古神话从内容上来看，要早于伏羲、女娲神话，但是这些内容的记述整理是在《三五历记》写成的三国时期。就算是自古流传下来的神话，也必须考虑到它的成书处于较晚的年代。
不论是伏羲、女娲神话，还是盘古神话，在司马迁编纂的《史记》中都没有记载。可以想见这些神话是在汉代以后人们开始关注宇宙及世界诞生的问题，或者说是出于对汉族祖先赋予正统性的必要而产生的。
可以说，这些神话的内容本身有可能是从先秦时期已流传，但是它们得到体系化是汉代以后的事，其中肯定包含着汉代以后的价值观。我们应当把这些神话暂且放在一边再来谈论历史。《山海经》与区域的众神史前时代的众神
五帝为公孙氏，姓姬，时代更早的炎帝为神农氏，姓姜。他们拥有各自的姓氏，商周时代氏族的家系以此获得正统性。身为氏族的祖先，应该才是这些传说中的天子的重要意义所在。另外，周朝与五帝同为姬姓，夏王朝的氏族禹却特地以别姓区分开来，这难道不说明《五帝本纪》所记载的神话要将周王朝正统化的意图吗？或者也可以说，这是周王朝流传下来的记录由司马迁编纂后的结果。周因此成为继承五帝正统的王朝。
并且传说黄帝死后葬于桥山，靠近周王的出身地，这也给人一种特意强调周朝与黄帝家系相同的印象。
说到这里，相信读者已经理解为何把三皇五帝的华夏系神话说成是渭河流域至黄河中游地区的神话了。可以说这些神话讲述的正是商周的祖先神灵，其目的在于显示商周王朝家系的正统性。
除了《三皇本纪》和《五帝本纪》中记载的先祖神灵之外，还有一个名为少皞的氏族。于战国时代之后补写编纂的《逸周书·尝麦篇》中，有“命蚩尤宇于少皞，以临四方……”的记述，由此可知少皞是与蚩尤同时期，也是与黄帝同时期的人物。
据《春秋左氏传·昭公十七年》记载：“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吾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
同样是《春秋左氏传·昭公十七年》的记载：“若火作，其四国当之，在宋、卫、陈、郑乎。宋，大辰之虚也，陈，大皞之虚也，郑，祝融之虚也，皆火房也，星孛天汉，汉，水祥也，卫，颛顼之虚也，故为帝丘，其星为大水。”可见在春秋时代，就像鲁国以少皞为始祖一样，陈国以大皞、郑国以祝融、魏国以颛顼为先祖之神。
作为渭河流域和黄河中游地区的华夏系神话的边缘部分，大皞在今河南省东部淮阳附近，少皞在今山东省西部，值得注意的是，它们各以龙和鸟为象征。其形象很可能被用作了氏族的标志。
在另一方面，与这些先祖之神不同，在《山海经》中出现的是自然界的各种神灵。《山海经》由“大荒四经”四篇、“海内经”一篇、“五藏山经”五篇、“海外四经”四篇和“海内四经”四篇共五个部分组成。这些篇章的编撰时间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于战国时代至西汉初期依次编纂而成。
据陆思贤的观点，《山海经》中的神灵大致可分为三类：包括日神、月神、星神和云神在内的天神类；以地母神为主，包括山神、河神、水神在内的地神类；包括岁神、四方之神、四季之神、时间之神、风神、雨神、雷神、火神在内的天地神类。这些神灵属于天、地等自然界的方方面面，先秦时代（秦朝统一之前的时代）的人们称之为鬼神。这些鬼神的名称零星出现于《山海经》等文献中，而这些鬼神与史前时代至商周时代的神灵却很难加以对应。
京都大学名誉教授林巳奈夫从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图像中解读出日神、火神和朱鸟，并论及商周时代的最高神“帝”即为青铜器图案中经常出现的饕餮。
林巳奈夫认为，饕餮的形象可上溯至新石器时代的太阳神，在史前时代的图像中也具有重要意义。另外，商周青铜器以各种各样的鬼神为图案铸造而成，这些神灵的形象来自各地原有的神，而商周时期之前的五帝时代即新石器时代也可见各种各样的图像，是当时的众神的体现。
可以想象，史前时代各地的众神被统合、淘汰或创造，并连接着商周时期的诸神，但是要想体系化地说明这个过程却有相当的难度。并且商周时期的众神极有可能是在受到统合、淘汰、创造之后，才通过战国时代至西汉时期的《山海经》流传下来。要想探寻史前时代众神的形象，就必须先把这些被经过多次扭曲和断裂的线团解开并重接之后才能将之复原。神话与考古学在史前世界，各区域各自存在着诸神
本书涉及的大部分时代都属于史前时代。这是文献史料中未曾留下历史记述的时代，即便史书记载涉及该时代，通常也被看作传说。
比如司马迁编纂《史记》的时候，《殷本纪》所涉及的年代早于司马迁生活的年代一千年以上，《夏本纪》以及《五帝本纪》的年代则更加久远。
这大概相当于现代历史学家编纂平安时代以前的历史。在《史记》成书的年代，上述历史已经被传说化，其真实性也变得暧昧模糊，很难加以确证。
神话可以从神话学的角度对其进行体系上和构造上的把握，分析神话中对自然现象的描绘、社会组织的表象、神话与利益的关系等等，可以解明神话的意义。然而留存于文献史料之中的神话多为不连贯的断片，并且包含着史料编纂者的理解及价值观，或反映着史料的局限性。很难断定其是否重视传达着神话本身的形态，因为史料非常有限。神话很可能传达着某种事实，但是对其是否具有历史意义则难以断定。
如前所述，神话有可能反映着记述神话的当时的时代价值观，有时是为了表述王朝和家系的正统性而产生。特别是后者，关于祖先神的记述尤其具有这种可能性。
另外，在西汉《史记》成书之时不曾出现的伏羲、女娲等“三皇”的记载，至唐代却补写了《三皇本纪》，这可看作是一个为顺应寻求自我认同的价值观而记述神话的事例。
从图像学的角度来看，西汉初期的图像中，女娲多单独出现，西汉中期以后，出现了伏羲与女娲的组合，至于两者交合的形象则出现于西汉末至东汉时期。
由此可知伏羲、女娲的人类再生神话以及开天辟地的盘古神话的普及是在汉代以后，出现这种世界观的必要性也是在汉代出现的。在此之前的世界观是否如此宏大则不得而知。
如果仅限于祖先神来看，也可能是为了证明周王朝的正统性而对这些神话进行了筛选。所以，五帝时代的世界观很可能局限于包括南方的一部分在内的渭河流域与黄河中游地区，它作为华夏系神话只是中国神话世界的一个部分。
与之相比，《山海经》等文献中记载的自然神则可能以更宽广的世界观为背景。但它们也是诞生于战国时代至西汉初期的中国世界观之中的鬼神形象。
上溯至商周时代等史前时代的鬼神多种多样，在各区域一定分别存在着当地的神灵。我们不应当只把眼光停留在留存于文献的华夏系神话来谈论史前世界。
只要历史学作为人文科学而存在，就必须以科学为依据，无法证明就无以谓之科学。于十九世纪上半叶成立的考古学作为一门学问，运用科学手法对以往暧昧模糊的时代进行分析。另外，对没有文献记载的时代所做的研究被称之为史前学。
本书所涉及的大部分内容正是属于考古学和史前学研究范围内的时代。那么，中国的考古学是如何起步而至今日的呢？下一章将首先对中国考古学的历史加以解读。 第二章 中国发掘物语中国考古学的历史现代历史学的黎明
中国也是王朝国家。对一个继承了王位正统的王朝而言，连接历代王朝的历史，为前代王朝修订正史成为传统。二十四史就是这样的正史。如前所述，最早的正史是西汉司马迁编纂的《史记》。
中国自汉代以来均以这些正史为中心的文献记载为依据，儒学家之间盛行以考据正史为主的训诂学。清朝末期，欧美列强的势力波及中国，清王朝被迫敞开了国门。正逢欧洲列强先后达成产业革命、争相扩大殖民地统治之时，在他们眼中，中国和印度等国被贴上了落后专制的标签。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观点，即以当时亚洲专制国家的存在为背景，从亚洲的立场来看，这也是一种包含歧视的历史认识。
在这样的政治状况之下，1919年中国爆发了众所周知的群众爱国运动——五四运动。这场运动直接起因于反对日本侵略政策的抗议活动，而在另一方面，五四运动也指在此之前就已开始的文化启蒙运动。这是一场以打倒旧式家族制度及儒教陈规、学习西欧近代思想的新文化运动。
乘着这场运动的潮流，历史学当然也不得不面临着向现代学问体系即科学体系发展的动向。其结果是，诞生了怀疑文献记载真实性的疑古派。
疑古派的代表首推创立了“古史辨”学派的学者顾颉刚。顾颉刚率先采用西欧现代科学的方法来解说历史，从此迎来了中国现代历史学的黎明。对《史记》中《夏本纪》和《殷本纪》记载的夏王朝和商王朝是否真实存在而产生疑问也是自然而然的事。
距今约一百年前的清朝末年，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和他的食客刘铁云发现了甲骨文，这是近代历史学上的一大事件。其中罗振玉、王国维等沿袭清朝考证学传统的学者对甲骨文的解读尤具重要意义。
甲骨文中有“殷”字，成为殷商确实存在的证据之一。这可说是近代历史学上的一个重大成果。王国维还解明了甲骨文中商王的名字，并确定这些名字与历史记载的谱系基本一致。
但是要证实商王朝确实存在，必须以商朝遗址的发现为证据。当时龙骨还只是一种珍贵中药，于是人们开始寻找龙骨即甲骨文的出土之处。
清朝在日清战争中败北之后，加上义和团运动的打击，内忧外患，终于爆发了辛亥革命，清朝走向灭亡。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为促进现代化而设立了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任所长是傅斯年。
傅斯年得知甲骨出自河南省安阳小屯，立即任用刚刚从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毕业的李济，组成了安阳考察队。
在此之前，受聘于中国政府，在地质研究所任职的瑞典人安特生（J. G. Andersson）注意到已在学会公开的龙齿，并于1926年在北京郊外周口店的石灰岩采石场发现了人类的化石。化石埋藏于五十万年前的地层，被命名为北京猿人。
当时，荷兰人杜布瓦（Dubois,E．）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发现了人类化石，他认为这是比属于古人的尼安德特人更早的猿人化石，但当时学界对猿人是否扩散至亚洲尚存疑问。北京猿人的发现更证实了杜布瓦的观点，说明早期猿人（南猿）在非洲出现后，经过进化的晚期猿人很早就已扩散至亚洲。对于至今仍在争论之中的人类进化的多系统学说，上述发现都成为极其重要的根据。
安特生于1921年在辽宁锦西沙锅屯遗址发现了彩陶。同年，又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了彩陶。这些彩陶类似于西亚的新石器时代彩陶，由此得以确证中国也存在过新石器时代。同时安特生极其重视中国彩陶与西亚的关系。他因此继续在甘肃考察，把在当地发现的彩陶命名为甘肃彩陶，并认为中国的彩陶源于西亚。9 仰韶文化船型彩陶壶
另外，1924年法国传教士桑志华和德日进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后遗址发现彩陶，1923年桑志华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武灵水洞沟发现了后期旧石器。
在丝绸之路一带，瑞典的地理学家斯文·赫定、英国的东方学家马克·斯坦因、法国的汉学家保罗·伯希和、日本的大谷光瑞等人进行了探险。敦煌文书被带到海外也是这个时期，即1900—1920年代。被誉为现代考古学开拓者的滨田耕作的业绩
日本人开始前往中国大陆考察也是这个时期。以京都帝国大学的滨田耕作教授、东京帝国大学的原田淑人教授以及北京大学的马衡教授为中心组成的东亚考古学会于1927年开展了首次大陆考察，即在今辽宁省碧流河河口附近的貔子窝遗址开展的考察。
日本在日俄战争胜利后，在满洲即今中国东北部一带大举扩张势力，考古学者们也在这里正式开始发掘考察。
据说滨田耕作对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逃亡至日本的罗振玉带来的殷墟出土文物格外重视，他最初期望的是对殷墟的考察。然而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了殷墟的发掘考察，所以滨田耕作不得不放弃了这个愿望。
其后，东亚考古学会的发掘开始以当时的满洲尤其是辽东半岛为中心展开，发掘对象主要包括牧羊城遗址、南山里的汉代遗址、营城子汉墓、羊头洼遗址等。另外，桑志华和德日进在赤峰发现的彩陶也引起了滨田耕作的兴趣。1935年，他考察了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后遗址，确认了彩陶文化与青铜器时代两种文化的存在。红山后遗址的彩陶文化现在被认为是中国东北部的特殊的新石器文化即红山文化的标志性遗址。
滨田耕作的上述业绩作为与侵略行为相呼应的殖民地考古学，当然应该受到批判，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可以算是该地区现代考古学的开拓者，而且在发掘考察后不久即印行了大量的发掘考察报告，其勤力治学的精神值得尊敬。这些考察是现代考古学开拓期的考察，虽然其中包括考察精度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在发掘考察报告中所做出考古学基本评价，为今天的学术研究提供基础资料，其学术意义至今尚存。
其后，从太平洋战争开战前夕的1941年至1942年，由日本学术振兴会在辽东半岛进行了一系列史前时代的遗址考察，范围包括四平山积石冢、老铁山积石冢、文家屯贝冢、上马石贝冢等。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这些考察成为日本人在中国大陆考察的最后一幕。殷墟发掘资料的受难史
再回到原来的话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傅斯年尝试从科学的角度证明《史记·殷本纪》中所记载的殷商的存在。1928年，他指派董作宾到据传出土了甲骨文的河南省安阳小屯进行先期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小屯极可能就是殷墟的所在地。
傅斯年决定凭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对殷墟进行正式的发掘考察。其后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受命担任考察队长。李济曾在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专攻现代考古学，他召集董作宾等年轻有为的学者组成考察队。成员包括郭宝钧、梁思永、吴金鼎、高去寻、石璋如、夏鼐等。殷墟的正式考察于1929年开始，除去1930年对山东省济南章丘市龙山镇城子崖遗址的考察之外，得以持续进行了共十五次，直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才被迫中断。
在此期间，于小屯发现了宗庙遗址及大量的甲骨文。于侯家庄发现了王陵及祭祀坑，考古调查取得卓著成果，并证明了安阳即殷墟所在地。发掘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从安阳搬运至历史语言研究所所在地南京。
1937年爆发了中日战争，随着战事不断激化以及日占区的扩大，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迫于事态危急，不得不步步后退，最终退至重庆。
在这次撤退中，安阳殷墟的文物与故宫文物一起被撤离南京博物院，不得不随同历史语言研究所向湖南长沙、云南昆明、四川李庄等地转移。在此期间，研究所的学者们的研究得以勉强维持，但在殷墟发掘的文物却不能轻易打开。
这一时期成为甲骨文的受难期。中央研究院转移期间，关于出土甲骨的正式报告已接近出版阶段，然而因战争的影响，出版两度受挫。直到发掘考察之后约二十年，经第三次筹划才得以出版了正式的考察报告。受害的还不只是出版的延迟，作为《小屯》乙篇出版的H127坑出土的甲骨在发掘出土时形状完好，却因在战争中转移而受损，变成一堆无法复原的碎片，导致其资料价值大大降低。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在中国大陆，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军队与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军队开始了全面内战。以陕西延安为据点的共产党军队首先解放了中国东北部，占据有利形势，并逐步南下。国民党军队被共产党军队围困孤立，蒋介石在美国的帮助下仓皇逃往台湾，并在该地保住了残余势力。
这时故宫文物与殷墟文物被一同转移至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终于得以在台北南港安顿下来。现今故宫博物院分为北京与台北两地，原因即在于此。
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于1949年在北京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些曾参加安阳考古调查的青年学者此时不得不面临人生道路的一大抉择。与历史语言研究所一道撤退至台湾的有傅斯年、李济、董作宾等人，留在中国大陆的则有郭宝钧、梁思永、夏鼐等人。李济后来成为台湾大学教授，致力于台湾大学人类学系的建设。张光直即毕业于此，他后来前往美国，成为哈佛大学教授，将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发扬至国际学界。
另一方面，留在大陆的郭宝钧、梁思永、夏鼐等学者加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再度展开大陆的考古调查。安阳也在建国后不久的1950年再度开始时隔十三年之久的发掘考察，并获得武官村大墓和祭祀坑等发掘成果。1959年，在安阳开设了进行调查事务的工作站，长期派驻研究者在此进行发掘考察和研究。当今中国大陆的考古调查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以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导的形式获得了显著的成果。1920年代至1930年代重要遗址的不断发现
早在建国前，本书将要论及的新石器时代的著名遗址就已经为尚处在草创期的中国考古学界所周知。其中之一即成为红山文化名称来由的红山后遗址。另外，1928年发现的山东省龙山镇城子崖遗址也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吴金鼎等学者于1930年和1931年分两次进行了考古调查。城子崖遗址正是龙山文化的标志性遗址。饶有兴味的是，在城子崖遗址的这两次调查中发现的文物现收藏于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6年，浙江省西湖博物馆的施昕更对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的六处黑陶文化遗址进行了试行发掘，这是以绚烂豪华的玉器文化闻名于世的良渚文化的最初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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