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类：酷的一代(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张鲁卿,孟昭强,唐汉

出版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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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类：酷的一代试读：

第一节怪异的一代

一、富庶、乐观族群

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总会出现不同的青年群落，他们敏感而可塑的心灵总是最先触摸到时代跳动的脉搏和社会前进的节奏，这使得他们在某些方面比其父兄更能体现出时代的特征。

20世纪60年代，几乎是全世界都感受到了青年的力量。那个时代的西方发达国家，社会物质丰富，青年精力旺盛。当中国青年把“造反派”作为自己的共同名称时，西方青年的脸上竟神奇地写着类似的表情，他们愤世嫉俗，叛逆不羁；他们崇尚英雄：毛泽东、格瓦拉、金斯堡、马丁·路德·金、鲍勃·迪伦等是他们心中最光辉的名字；他们热衷政治，自信有改变社会的力量。当时的中国青年投入“文革”，美国青年反英抗暴。那是一个科学技术给社会带来革命性进步的年代，而生活在那个年代的青年也浑身充满了力量感。

可是，当青年发现世界终究不是激情所能改变的时候，他们失望了，但是他们依然需要发泄，因为他们仍然充满了力量。于是，嬉皮士产生了，怪异的发型、破牛仔裤、文身、摇滚乐、迷幻剂是他们的标志，既然这个社会不接受他们的改革，他们就要抛弃这个世界。他们喜欢骑着哈雷摩托呼啸而过，他们喜欢居无定所，四处流浪，他们陶醉于性爱之中。1969年在美国纽约州的一间农场举行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则是嬉皮士最盛大的庆典，整整三天三夜，50万青年冒着滂沱大雨在泥泞中参加这个露天摇滚音乐大派对，这种公社化的大聚会把嬉皮士的理想——“爱与和平”表现到了极致。

随着20世纪60年代的消逝，人们走进了没有什么意思的70年代，电脑的普及应用、信息的膨胀、社会分工日渐细微、对高度专业化人才的大量需求、不制造有形产品的服务业在社会中地位越来越重要，这些东西在使青年日渐富裕的同时，也在一点一点地消磨着他们的激情，他们关注的世界越来越小。嬉皮士蜕变了，他们和自己的小兄弟一起变成了一个全新的青年部族，人们模仿嬉皮士这个称呼给他们起了一个新的名字，叫雅皮士，而他们昨日对社会的所有愤怒在今天只剩下了西装下面偶尔会出现一下的胶鞋和牛仔裤。

进入80年代，信息对人的包围与侵略成了社会的主要特征，他们的生活节奏加快了，成长中的青年与机器交往的时间大幅度增加。这一系列的时代特征使得这个时期成长起来的青年与过去又有了很大不同，只是像嬉皮士那种得到全世界认可的界定已经很难出现。

当然，许多学者和专家也在试图总结这一时代的青年，在这些人中，以日本作家堺屋太一发明的“新人类”一词最为深入媒体。尽管这是一个日文词汇，但不用翻译，中文读者也能对其含义了然于心，在香港、台湾等地都为“新人类”实行拿来主义，照直搬用。按照堺屋的解释，“新人类”应该出现在比较富庶繁荣的大都市，在日本、美国、欧洲、香港，都有“新人类”的出现和存在，同物质的富足相对应，“新人类”更依赖文化的发达和社会的开放。所以，在十分富有的沙特、文莱等国，就无法产生“新人类”。“新人类”在各个国家出现的时间早晚不一，在日本，堺屋太一给出的时间划界是1965年以后出生的年轻人。“新人类”是现代富裕社会的产物。当社会发展到某一阶段时，新人类便随之出现。中国内地近年来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经济较从前富裕多了，人民的思想随着经济的发展步伐，以及跟外国的频密接触，也产生了相对的变化。某些地区的年轻人甚至出现“新人类化”的趋势，逐渐拥有“新人类”的心态和思想。《中国青年报》曾发表一篇对湖北省阳新县郝矶村的调查报告，显示由于生活方式的变化，农村年轻人的思想观念也有了转变，例如：1．从业观：积极从事第三产业；2．竞争观：提高服务品质以吸引顾客；3．效益观：省时重于省钱；4．消费观：在吃喝玩乐上面舍得花钱；5．审美观：衣着色彩及款式起变化；6．国土观：热爱旅游；7．社会交往观：能与外地人和谐相处（中国人向来十分排外）；8．婚姻恋爱观：注意感情融洽；9．人才观：重视儿女教育。此外其他省份的调查结果显示，大陆年轻人已普遍认同“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个人奋斗是主要的因素”、“竞争是必须存在的”、“物质生活享受是最幸福的享受”等观念。我们统称年轻人的这种转变为“新人类化倾向”。虽然在中国内地尚不具备“新人类”生长的普遍土壤，但在物质环境较优越的大都市，如北京、上海、深圳，“新人类”已经开始产生，他们没有经历过战争、饥饿和瘟疫，他们受到正常的教育，享受富裕的生活，感受飞速发展的技术文明，他们以不同于父兄的方式成长，以自己的方式影响这个时代。“新人类”是现代新游牧民族，记不记得从前历史课本出现过“游牧民族”一词？他们牧牛放羊，逐水草而居，到处流离漂泊。感觉很遥远？很神秘？你是否知道，其实新人类就是一种“游牧民族”。不过，他们追逐的并非水源和青草，而是职业和金钱！新人类绰号“新游牧民族”，在美国、日本、中国台湾等地，新人类的居住流动率确实高得惊人。在这些国家和地区里，新人类为了升读大学，不断从较偏远的家乡涌入繁华的都市（例如东京、纽约、台北）。大学毕业后，为了合适的职业和优厚的薪金，随之留在都市内，或搬迁到另一个大都市（例如华盛顿、大阪、高雄）。于是一群群“逐职业而居”的新人类便出现了。他们远离家乡，单身在都市谋生活，甚至愿意为了更佳的发展机会而移民外国。许多时候，他们在都市或外国成家立业，一年只有几天假期回家乡探望父母亲。“新游牧民族”由于流动率高，人际关系自然不深厚、不紧密。今天还是你的邻居，明天却变成数千里外的“旧朋友”了。要培养感情，谈何容易。“新游牧民族”相信只有自己才可靠，在某地不如意，便可远走高飞，到另一个地区求发展（有时候不惜抛妻弃子！），这种情况，术语叫“原子化”，即人人都被割离，人人“独立”成为游牧孤儿！

谈到这里，你该对新人类有如下认识了：新人类是这样一部分年轻人——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新社会”中成长，拥有特殊的新思想、新经验、新哲学、新眼光，跟父母辈完全不同；新社会是个富庶繁荣的社会，故新人类是个“富庶族群”，拥有乐观冒险、消费享受主义、讲究快速效率、功利主义、组合创造主义等性格及精神，新人类将投入社会建设，是社会的未来主宰者，故他们目前所想所思，将直接影响社会的未来发展趋势。因此，若你并非新人类，仍请尽量了解他们；若你就是新人类，便更须了解自己！

新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富庶，一切显得全无匮乏。世上尽管仍存在着饥荒、战乱及许多不幸，但整体来说，自二次大战后，世界各国都在不断进步中。经济起飞了，科技发达了，社会繁荣了，人类一直向着富庶前进。世界的资本像滚雪球般愈滚愈大，从欧洲到亚洲相继涌现大大小小的富庶城市。另一方面，二次大战后世界人口急剧膨胀，产生所谓“战后婴儿潮”，这些幸运儿在“形势大好”的环境下成长，随后便投入并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到了60年代后，世界各个大都市正式巩固建立，地球洋溢着一片繁荣景象。在60年代以后的富庶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属于“富庶族群”。富庶族群具有以下特点和思考逻辑：1．乐观，凡事充满期盼及活力；2．强调消费享受，而且是感性消费；3．讲求快速高效，瞬息变化万千；4．功利主义及个人主义，以金钱作为人生目标；5．模仿力、创造力、组合力强大。

新人类是快乐的动物！快乐，因为他们乐观，凡事往好处看，就算有不幸事，亦大大减轻其悲剧色彩。新人类绝对有理由乐观，他们生长的社会，经济是富庶的，科技是发达的。他们从出生到长大，耳闻目睹一切都在急剧进步中，到处充满着希望与机会。现代都市根本就是“机会之城”，让大家均能往上爬！上一代则不然，父母经过30年代以来的全球动乱，亲身体会过饥饿与战乱的苦味，故其观点充满了灰色格调，担忧一切生活疾苦，即使在现代安定时期，亦未能摆脱以往的危机感。不同的观点，表现为不同的行为，父母行事必小心翼翼、必节俭克勤、必强调长远危机，因为他们的角度是悲观的，因为他们的经验是悲观的。而新人类呢，则胆大妄为、冒险犯规、挥霍豪爽、想做就去做，他们是乐观的。有许多现代社会问题，其实均跟新人类的乐观性格有关。例如犯罪数字剧增，或许因新人类的乐观兼冒险，低估了被捕机会而大胆犯罪；又例如家庭纠纷增加，或由于两代的悲观与乐观性格不同所致。当然，新人类的乐观亦同时推动了资本社会。大家敢作敢为，令社会充满力量；大家冒险好胜，令投资活动繁荣昌盛；大家“凡事往好处看”，减低了一些社会问题的心理压力。“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新人类的乐观与活力，好则有助社会，坏则扰乱社会，必须视其宣泄方向而定。

二、消费族群

如果让新人类和传统人类站在一起，他们几乎没有相似之处，但如果要问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答案只能有一个：消费态度。

对于传统人类来说，消费只是维持生存的一种手段。面对越来越丰富的商品，他们总是显得无可奈何，他们并不明白许多同类商品之间的细微差别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们可能拥有最好的电视，却从来没有用过“丽音”和“画中画”的功能，而更多的东西在他们眼里根本就是没有用处。传统人类就是有钱，也时常陷入“选择的困境”，有钱也不知道怎样将钱高质量地花出去。

可是新人类就不同了。他们生活在一个物质日趋丰富的时代，中国不断成长的消费文化正好和他们的成长同步，所有产品的营销诉求几乎都是针对他们的趣味。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不再像自己的父辈那样总想让自己的生命给世界留下点什么，他们想的更多的是从这个世界得到点什么。

在生产——消费——再生产——再消费的社会逻辑下，新人类自小即被灌输了消费主义，一切强调立即享受，马上消费，否则就是浪费人生。在消费社会里，到处是供人挥霍的消费品，不断地推陈出新，形形色色，任君选择。而且这些消费品都是寿命短促的，很快便落伍和不流行，令你必须弃旧而换新。甚至，这根本是个“用后即弃”的时代，从纸杯碟、纸尿片，到衣服鞋袜，全部都是只有即生即死的“商品生命周期”。为了配合消费主义，钱币流通量必须方便迅速，故有大量推行的信用卡、电子货币等玩意儿。新人类是消费动物，生活的内容全以消费享受为主，以至其人际关系及思考方式，均如大量消费一样：快速、变化大、功利计较、感情淡薄、可随时替换。在父母辈眼中，新人类简直是“败家仔”。新人类给人留下的第一个印象是消费。他们给人留下的最深刻印象也是消费。

人们最容易在各种流行的消费场所看到新人类的身影，比如在一些价钱不菲的运动服装专卖店、各种独具情调的夜店、电子游戏厅、运动场所、一些很“小众”的俱乐部以及许多只有他们才知道的地方。

在不了解新人类之前，说起消费，人们容易想到的是那种一掷千金、纸醉金迷的荒唐行为，只有认识了新人类，人们才会对消费本身有了不一样的认识。新人类通常没有很多钱，但他们有足够多的关于消费的知识，他们会不停地进行关于消费的思考，还有，他们对于搜索自己喜爱的消费品具有无比的耐心，他们会把每一个铜板用在自以为最有品味、最有质量的消费上。

新人类的消费主义有一大特色，那就是：强调“感性消费”！当你选择一家餐厅吃晚饭时，若考虑因素并非食物味道的好坏，亦非食物价钱的高低，而是餐厅的气氛、餐厅的布置、餐厅的名气，以及别人的观感等抽象因素，那么——这就是“感性消费”。因为，你根本不是在消费食物，而是在消费心中的无形感受。要生意好，绝对不能单纯地出售好的商品。你必须同时出售好的商品包装、好的店面气氛、好的广告形象、好的名牌信誉。只有如此，才能抓住新人类的心。美国一位行销专家说过：“假如不从感性消费的角度人手，便根本无法了解现代人的消费习惯”。由于富庶，新人类不会再斤斤计较商品的售价了。只要能够抓住他们心中的感性需求，便可大赚特赚。故一枝设计精美的铅笔，便卖100元；一家装潢前卫的发型屋，收费比别家高出3倍；一种被赋予粗犷牛仔形象的香烟，销路一直领先；一种广告形象载歌载舞的汽水饮料，赢得年轻人的一致认同……这都是“感性消费”的结果。新人类的消费习惯是“用后即弃”的，感性消费更是如此，商品必须不断换新，才能保持对新人类的吸引力。

新人类这个概念本身就意味着消费的丰富与多元。如果说一定要对他们的消费行为有一个界定，或许可以概括出下面一些特征。

他们是精致文化的拥护者。他们永不会让头发不加整理地出现在别人面前，不会只有一条皮带，对服装的区分还不只是休闲服和运动服这么简单。比如看足球，他们一定会穿上自己拥护的球队的队服；如去夜店，他们的穿着一定会适合那种鬼影（或魅影）攒动的气氛；如去海边，他们一定会把自己装扮成阳光少年。

他们最怕和别人不一样，但更怕和别人一样。就拿牛仔裤来说，当别人穿“Lee”穿“苹果牌”时，他们一定要穿“李维氏”；如果别人都穿起了“李维氏”，他一定要穿“501”；如果“501”也无法出位，那只好再去找纪念版，找“BIGE”。

他们消费各种与原始功能无关的附加值。比如说，在买下一部几千块钱的手机之后，他们会再花几百块钱买最好看的皮套和可以更换的彩壳。比如说，在买下一部摩托车之后，他们会舍弃最有用的尾箱，而安上一根没什么用处的金属天线。

他们喜欢高档，这自然不需要理由。他们也能迁就低档，因经济条件时常不允许他们面面俱到，但他们绝对讨厌中档，因为这样做既不能满足消费的欲望，又要花费不多不少的钱。

他们不怎么积蓄，因为他们无法积蓄。在一笔收人尚未进账的时候，他就早已规划好了它的用途。当然，偶尔也会看到他们省吃俭用去存钱，但过了不久，你就会发现，他们的手中多了一件足以炫耀的东西。

三、图像族群

除了简单的辞典外，新人类几乎不必接触或驾驭任何文字。新人类的思考速度、生活速度、做事速度，全部要快！“快”的根源，来自资讯科技的发达。自60年代开始，资讯科技一日千里，瞬息万变。电子工程及电脑工程使人类的大脑无形扩大了1000倍，可容纳和处理无限量的资讯。人类突然发现从前的资讯不够用了，从前的步伐太慢了，于是如饥似渴地创造新资讯来配合科技的急速发展（这或许是个悲剧，因为本来该以科技来配合资讯，现在反客为主，人类盲目追求资讯来配合科技）。现代社会进入了资讯时代，每分钟每秒钟都有新资讯涌现（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电脑软件等等所承载的消息），整个地球面临“资讯爆炸”！要应付资讯爆炸，人类便须一切讲求效率。于是，“快速主义”成为习惯。讲求效率令做事数量增加不少，但亦会带来副作用。比如说，所谓“快”就是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最多的事情，故其毛病便为片面、浮浅、被动。你已无时间再作深入细致的思考，一切都要囫囵生吞，不求甚解。所以新人类往往是被动的，易受掌握资讯的大众媒体所控制。新人类的思考方式也是片面的、浅薄的，像古代的伟大思想家已难再出现，故曾分别有人用“速食文化”、“卡片文化”、“光碟文化”等词来形容现今的社会。

新人类讲究快捷速度，他们的娱乐、生活，以至教育均须节奏加快，稍为缓慢便受到排斥。商业电影，不论是鬼怪片或文艺片，均要节奏轻快；电视节目，更是镜头、对白、内容全都推展迅速；流行小说，主题起伏急速；就连老师讲课亦须掌握节奏以吸引学生。而要达到快的目的，最佳辅助工具则为图像，眼睛能实实在在的看见的图片影像！父母辈的思考和沟通工具是文字；新人类的思考和沟通工具则是图像。文字的特点是必须经过大脑思考及处理，好处是细致深刻，坏处是速度慢；图像的特点是透过眼睛直接刺激感官系统，较讲求感官作用，不太需要大脑的深入分析，好处是速度快，坏处是粗枝大叶，由于父母辈是“文字族”，故其思考方式是细致的、深远的、缓慢的、完整的，而人际沟通易于久远；新人类是“图像族”，其思考方式是粗略的、片面的、快生快灭的、直接刺激的，而人际沟通浮浅短暂。新人类自小在图像环境中成长，感官系统不断受到强烈的冲击，使神经变得越来越麻木，需要越来越强烈的刺激引起快感（新人类的情绪亦异常强烈）。故现代电影、音乐、文学等一切均极尽刺激之能事，务求满足新人类的感官享受需求。

新人类习惯以图像来思考指引行为。这种趋势将产生下列结果：

新人类演变成为“新文盲”。尽管教育程度日渐提高，但却完全不能用文字作为主要沟通工具。联络用电话、通讯用电脑传真、提款用信用卡、上班用电脑……一切都被“非文字化”了。而且，新人类不必再凭文字来赚钱，反之，他们学习掌握图像，透过“图像技术”（如摄影、设计）来赢取社会地位。为了迎合“新文盲”的口味，大众文化完全诉诸视觉图像，把生活中的所有事物予以图像化，电视和电影受欢迎不必说，连小说、评论亦加入了图像文明的行列，利用大量图片来吸引读者。日本人用漫画方式出版《经济学理论》、《第三波》等严肃书籍，台湾有人干脆把古典文学画成漫画。欧美流行类似电影剧本的“震栗小说”，又以漫画方式介绍深奥哲学理论。香港的杂志市场，当然也是图像世界，文字仅占微不足道的辅助性地位。正统文学作品已经死亡。由于文字注重思维，图像强调感官，故作为“文字族群”的知识分子与“图像族群”的新人类之间，便出现了不可跨越的鸿沟。知识分子执著于思维世界，新人类沉迷于感官刺激，社会上的人际沟通更加困难。新人类的图像是色彩缤纷。新人类生活在人工乐园里，在感官刺激中度过一生。

心理学家发现，自幼接受较多“刺激训练”（例如跑迷宫、找食物）的老鼠，比其他一般老鼠来得聪明，它们的学习能力较强，适应能力亦较佳。这项道理，同样适用于新人类身上！新人类生活在图像文明的色彩世界中，自幼即面对大都市的繁荣富庶，接受着不可胜数的“刺激训练”。他们透过电视、电影、杂志及人际交往，学习到如何应付这个瞬息万变的社会。为求稳定生存，他们的头脑绝不能停滞下来，绝对要跟着潮流创新、进步。所以，新人类是模仿力强大的、组合力犀利的、创造力丰富的！新人类拥有千奇百怪的念头，更常做出使你意想不到的事情。在他们眼中“新就是好”，根本无规则可言。故男人可以留辫子、可以化妆，穿球鞋可以配西装，不下雨也可以撑伞，戴眼镜可以只有镜框而无镜片……一切均以创新为时尚。为迎合他们的口味，大众文化亦力求创新，不断地推出新东西，创造一个又一个的潮流，“潮流与口乜”（粤语：现在流行些什么？）这句流行语，贴切地表达了新人类的贪新厌旧性格，新人类对任何事物均仅有一分钟热度。父母辈常言：现代儿童聪明得多。当然，对于新人类，不聪明便的确等于死亡！

说新人类是图像族群，强调感官刺激，而忽略思考推理。又说新人类的模仿力、创造力、组合力十分犀利，精于创新变化，可能你会觉得矛盾，其实这并不矛盾。因为创造力有两种，一种是表层的组合创造，一种是真正的深层创造。创新变化，看似奇招百出，实际上却是万变不离其宗，在同一样东西的表层做手脚，属于组织创造而已。电子游戏就是组织创造的最佳例子。电子游戏不断推陈出新，五花八门任君采，但是其实各款电子游戏的设计原理都是相同的，只不过在画面表现上加以改变组合，有时候是打怪兽，有时候打飞碟令你感觉新鲜刺激。这种“换汤不换药”的组合花招，是现代消费社会用来鼓吹大众消费的惯常手法。希望通过不断的组合、模仿和表面创造，刺激你的消费欲望。新人类在现代社会成长，自然学会这些花招，懂得组合和模仿，但却由此丧失了自己的独特风格。至于思考推理，则属于深层的创造和整体的改变，而这必须依靠文字的训练来长期培养，有别于图像文明的“即煮即食”。故此，新人类虽长于组合创造，却仍短于深层创造。

第二节新人类与传统人类

一、牛仔裤、中山装

对于中国人来说，牛仔裤虽然来自西方，但也是劳动人民的象征，它那种色泽朴素、价廉物实、穿着随便、耐磨耐脏的特点，与中国人崇尚的勤劳质朴十分吻合；新人类对牛仔裤情有独钟，犹如他们的父辈对中山装恋恋不舍。新人类对牛仔裤的钟情源于他们对自由的追求和牛仔裤的传奇色彩。“生活牛仔裤化”原是某客商鼓励购买的广告词，后泛指生活的朴素化和人性化。这朴素之意是暗指可能的艰苦处境；人性之意则取自牛仔裤直裆短、腰身小、紧身贴腿的特殊样式，实指牛仔裤毕显自然人体。据说1850年，出身于联邦德国南部（BAYERIK）的利维·斯特劳斯（LEVISTKAOSS）在美国旧金山打算一路乞讨去寻找金矿，为此他用帆布为自己做了一条结实的裤子。这个穷人的发明很快就被美国的西部牧人采纳和共享，因为牧人的裤子磨损得很快，而且打皱的裤子容易在马鞍上硌疼自己。在利维发明的基础上，经过了诸多无名氏们的修改，西部牛仔们拥有了一种特殊的裤子，它坚实、舒适、透气性好，不仅纯棉的质地使这种裤子愈穿愈益融洽于皮肤，而且它那紧包骨盆的样式和袋上钉有铜扣的装饰，使人体显得充满线条和魅力，至今仍被人们广泛喜爱。

牛仔裤的实用功能只是它的一般功能，它的特殊功能最初是为美国的西部牛仔们占有的，即成为他们生活方式的象征，成为他们作为一个群体的象征。牛仔裤象征他们选择了危险而又艰辛的开拓生活，象征他们在一片困境中依靠自己的体力劳动而确立自身地盘，靠不屈和抗争获取自己的成功。但在二战以后，牛仔裤就在美国青年中极为流行，尔后在欧洲也流行起来，并随着世界市场向各国各地区流通。于是在时间推移和商品流通的过程中，牛仔裤就不再是仅属于美国西部的物品，而逐渐成为普通商品和流通文化符号。牛仔裤在日益普及和流行中经历了诸多讽刺性的变迁，如原本代表农牧文化的牛仔裤后来成为城市机械工人或工业文明中“蓝领”的象征，原本代表体力劳动和粗鄙生活方式的牛仔裤后来却成为成功者和“白领”们“休闲”的着装，再比如代表拓荒传统的牛仔裤后来也成为上层人士“反叛”和“开放”的标志。牛仔裤的文化意义在流行中变得愈来愈丰富和神奇莫测。

假如你在双休日换上一条牛仔裤准备从事体力劳动，从物质功能上，你也许是为不要弄脏了上班的制服或西装，但从牛仔裤的文化功能上讲，你也许正想让自己的体力劳动具有劳动应有的尊严和神话感，你也许想强调体力劳动和机械劳动的差异，你也许想恢复体力和活力，并想让自己的生活与父母们手工劳动的往事联系在一起。

假如你换上牛仔裤走上大街去会友人，你也许想表示你的随和及轻松心情，但你同时也可能向别人暗示，你不在意“蓝领”“白领”等级阶级、国家体制的诸多差异，你在希望和寻求社会的和谐；你厌恶在人群中划分各种单位，使强弱、成败、东方西方、少数和多数发生冲突，你在希望发现一致，你在希望诸多人为的划分和区别都无效或作废。

假如你对一条牛仔裤十分满意，你感到穿着它会显得更美，那么你也许在向他人表示你不仅尊重体力和活力，而且还崇尚自然和自由。牛仔裤让你感到双腿活动自如，是因为它在几次清洗之后变得更柔更合你的体型，于是你感到自然才是自由，身体是你最自然的东西之一，所以你的自由感来自体内的感觉，于是你为自己的身体感到高兴，你觉得自己穿牛仔裤比穿西装裤更具人性，更像一个自然的人和一个自由的人，于是你发现自己充满活力和魅力。

假如你喜欢牛仔裤紧身贴腿的特点，那么你也许正向他人表示，你喜欢服装能突出人的性感特征。你也许特别支持妇女的解放，因为妇女的身材更具有曲线，挑选牛仔裤的困难总是存在于妇女一边，因为只有当腰围、臂围和腿部的尺寸都符合一个妇女的特点时，一条适合于她的牛仔裤才算选中。美国纽约的服装专家CATHERINE·HOVCK在书中说：“除非你觉得自己像一根电线杆子，妇女绝不要去试男式牛仔裤。”牛仔裤文化中对身体的崇拜是众所周知的，纽约的一家法国牛仔裤商店的经营者向顾客建议说：“试牛仔裤时你应该躺下后再穿上牛仔裤，收腹，然后请别人帮你拉上拉链。”《纽约》杂志曾请8位名模在全市上下检测各家生产牛仔裤的合身程度，结果我们熟悉的RMPHIAVKEN牌牛仔裤获得第三，因为“它的设计最为适合苗条的长腿。”事实上，牛仔裤使男人和女人都比以前更性感了，而对牛仔裤的攻击大都也集中在这一点，比如中外医生都曾告诫：牛仔裤过于紧缠人体，容易阻止血液循环，或导致细菌感染（可惜科学和美如此冲突）。有些妇女也抱怨牛仔裤更易使家具寝具磨损。

假如你平时经常换穿各种牛仔裤，你也许会被认为是美国文化的、尤其是美国西部文化的崇拜者，于是你也许向他人显示：你很国际化，你很潇洒地觉得自己活得不易但相当成功，你在艰苦卓绝的工作中初步获得了自己有限的空间和自由，你已经在一无所有之后初步融入一个团体，你为此锲而不舍且心情愉快。

总之，今天你已经无法简单地穿一条牛仔裤，你一旦穿了就介入了牛仔裤的文化，介入了这种文化的传播和创造，介入了现代生活的“牛仔裤化”运动。你可以是被动的或无意识的，你也可以是积极和开创性的，不管怎样，你很难不接触像牛仔裤这样的各类商品，你也很难找到商品文化意义的真实地带。

牛仔裤的物品功能是固定的、简单的，比如遮体、御寒、耐磨耐脏、不易起皱等等，但是它的美学功能和文化意义却是丰厚的、多变的，甚至互相矛盾的。有的人穿它是因为它高雅、风情，体现成熟、随意或精致；有的人穿它则是因为想反高雅、反造作，体现休闲和淡漠功名。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牛仔裤的消费者，但一旦消费，我们就不会只是用它之所用，还要赋予它意义，重新解释它的含义。牛仔裤不像大米和蔬菜，其物品功能是可以忽略的；相反，牛仔裤更像是我们的电话机、电视机、报刊、杂志、化妆品和明星榜，它们对我们而言，既可以是最需要的，也可以是不必要的。正像电视节目既可以是对我们的教育，也可以是我们聊天的背景材料，牛仔裤既可以是一种穿着，也可以是一种“穿法”。80—90年代，许多青年人在牛仔裤上故意剪些洞洞、扯些须须、缝些块块、染些痕痕，俗称“撕牛仔裤”，正说明消费者不仅会把牛仔裤当作成品来享用，而且还会当作可利用的创作资源，在不同的牛仔裤上进行再创作。

牛仔裤的流行原因，主要可说是人们普遍的追求自由的心理，身体自由、行动自由、选择自由、心情自由都可以通过牛仔裤来充分展现。但“撕牛仔裤”的现象出现之后，商家们也纷纷推出相似的各种版本，为的是更多地向人推销“撕牛仔裤”产品。牛仔裤的流行既赋予我们追求自由的机会，也使这些机会成为商家的机会。事实上，当人们因为追求自由个性而穿牛仔裤时，却由于共同的向往而无意中体现了某种和解，体现了社会的内在和谐；反常而逆众的自我、孤立而挑战的个体，往往在互相平等的追求中聚集和携手一致。

我们的个性追求都逐渐被牛仔裤的制造所吸纳和采用，青年们的创意只为牛仔裤设计家们提供了新的灵感，促使他们反过来指导新人类如何更时装化地撕破与美学意味地缝补。我们在牛仔裤里表示的些许“个性”，最终都成为牛仔裤“共性”中的一种变奏；我们所反感的各种人为“差异”，在牛仔裤直筒、喇叭和“萝卜”的风格“差异”中却得到分别的满足。于是牛仔裤的文化含义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牛仔裤的市场也活力四射。这就是新人类对牛仔裤的理解，你不得不为他们独特的见地所折服。

二、蟋蟀与蚂蚁

今日的都市年轻人大多从未遭受贫困饥苦，他们衣食无虑，住所安适，对他们来说战后时代饥寒交迫的情形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天方夜谭。他们无法想像要在有限的物品间取舍，或为使家人免于饥饿而牺牲自己享受的生活。

在这年轻一代的生活中，许多需求都是可能达到的。他们购物时，不会有顾此失彼的烦恼，因为他们知道总有某种方法可获得足够的钱把想要的东西都买下。在他们生活中，最希望得到的不是像音乐、服饰、汽车这类物质上的东西，而是有助于自己享受生活的金钱、才能、好运、时间和自由，就才能来说，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发展多方面的才艺。由于生长在高教育水准的家庭里，即使他们不再像前几代那样积极争取学习机会，他们的父母也会急于让他们去学习。而在学习过程中，父母虽然希望孩子能从经验中获益，但他们自己却丝毫不努力，只想从其中培养“生活情趣”。在生活中无须取舍的优越情况，促成了他们认为可以予取予求、为所欲为的想法。从小到大，他们一直抱着不应将时间精力仅仅投入一二项活动中的态度，而他们的父母，也比前几代的父母更能满足他们在物质及休闲活动上的需求。他们了解自己只有一副身躯，一次生命，事实上是不可能做遍天下趣事的，所以他们的目标只是尽可能地享受多方面的乐趣。有时候，为使兴趣更多样化，常在一瞬间内做一箩筐的事。他们把握现有的机会享乐，上大学广交朋友，尽量参与各种活动，希望能成为多才多艺的人（wellRound—ed），他们虽然乐于参加活动，却不愿把自己牢牢束缚在某种活动上，怕别人认为自己兴趣狭窄，因此，他们对任何事都保持超然的心态，避免沉迷其中，这种生活态度，实在是与前辈们大异其趣。他们谈论到有关活动方面的事时，总会先说i—chio（“暂时告一段落”的意思！）这个字和缓了他们的言论，也让听者明白他们并非专家，所说的话可能有错，如此一来，即使说错也不必负责，不但可以维持自尊，也不会被人批评。他们和朋友说话时，也常用ichio这个字，因为假定性的言论会让朋友觉得舒服些，太激烈果断的意思使人误解，而失去朋友或信用。就这点来看，他们就像拳击场上的拳击手，知道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去攻击对手，他们朝对手打几拳，再以快速的步子躲避对方，保护自己，新生代喜欢从一项兴趣活动转到另一项。当他们对一项活动感到厌倦或认为自己陷得太深的时候，便会找其他有趣的事做。对他们而言，生活应该享受，而不该受层层束缚限制。他们希望有一些娱乐或者像“玩”驾驶盘那样的游戏人生，只要不偏离方向，朝左一点或右一点都无所谓，可是如果真有必要，把车开到另一头也没关系。他追求自由，不愿被卷入必须努力竞争的环境中，除非有必胜的机会，否则不会主动加入竞争。他们对于未来工作的评价相当现实，着眼点在于升迁的机会，否则不会主动加入竞争。例如，一个中学毕业生就宁可到100名员工的公司里工作，而不愿到较大的公司去，因为在小公司升为总经理的可能性较大，而大公司竞争的对手多且学历高，升迁不易。另一方面，大学及学院毕业生明白僧多粥少，竞争剧烈，自己在大公司里很难升到中层以上的职位，所以他们情愿努力争取成为高级管理部门中的一员，再把时间精力投入其他像运动、休闲活动中。日本广告人藤罔和驾夫形容新人类为“蟋蟀”，传统人类为“蚂蚁”，颇有意思。他认为，新人类生长在讲求玩乐的新时代中，故属于“蟋蟀世代”；传统人类则喜欢工作胜于一切，有如勤劳不辍的蚂蚁，故属于“蚂蚁世代”，这两者拥有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很难互相谅解或沟通。蟋蟀和蚂蚁之间，不存在共通的心灵。他们又指出，夹在“蚂蚁世代”和“蟋蟀世代”之间的，是于1947年、1948年以后出生的团块世代（特指日本战后暴增的新生代人口，类似美国的婴儿潮）。这些人既爱玩乐，又热衷工作，故属于“蚁蟀世代”，兼备了蚂蚁与蟋蟀的特质，如果藤罔和贺夫的分类能够成立，现今社会就由蚂蚁、蚁蟀以及蟋蟀三个世代组成。推动社会前进的中坚分子是蚁蟀，蚂蚁正面临遭受淘汰的命运，蟋蟀则影响社会的未来发展步伐。你属于哪一世代，便理所当然地拥有该世代特性，扮演该世代的角色，沿袭世代的命运。你似乎全无选择的余地。因为，自小生长的社会环境塑造了你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令你深入其中不能自拔。现代社会的发展步伐愈来愈迅速。各种突破性科技此起彼伏地涌现，随之快速地改变社会，也改变了民众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所以，新世代的产生愈来愈快。继新人类之后，也许只隔三五年便出现新新人类和更新的人类。

三、不一样的价值空间

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风靡全国，以至于到了年底，几乎所有传媒在对这一年的文化现象与思潮的评述中，都不能不对它提上一笔。可是，在深圳的新人类中，对它的反应却极其冷淡，因为他们无法理解，中国人为什么要说不？如果说这是政治，那就让政治家去说吧，老百姓说了也白说，如果说这是生活，那就更没法说“不”了。

无疑，在中国的版图上，没有哪一个城市的生活比深圳更贴近世界了。由于毗临香港，深圳新人类基本上是在香港通俗文化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他们看香港电视，读香港报纸，书店里有着最新的港台书籍和杂志。奥斯卡奖颁奖晚会后的一周之内，获奖影片的翻版VCD就会出现在深圳街头。由于香港的国际化色彩，深圳早期的崇洋是无法避免的。可是，随着长期的耳濡目染，所有的冲动与狂热都将归于平淡。

等到新人类成长起来之后，他们对西方乃至整个世界的了解已经变得十分具体，他们不会再对“外国”的事情进行概念化的理解，不会抽象地认为美国如何，日本又如何。在多数情况下，他们谈论纽约、东京、香港时，会像谈论北京、广州甚至东莞一样，有一副既不自卑也不自大的平常心。

一般来说，他们会比别人更注重所有贴着洋标签的事物的本来面目。由于经济的原因，几乎所有的外国货都在内地被视为奢侈品，但新人类绝不会轻易地“见佛便拜”。比如说在内地很流行的M＆MS巧克力，新人类就知道它在美国属低档货色，他们也许会买来吃，但不会拿来送礼；比如说麦当劳，尽管他们经常去吃，但不会用来请客，更不会把它当做享受。对商品如此，甚至对人也一样。他们不会因为你是外国人就对你另眼相看，有一位新人类曾对我说，他很看不惯深圳几个英语俱乐部里经常出入的那几位老外，这些人多数都是不适应西方主流生活的懒汉，来中国说说话就算工作，还有内地来的女大学生投怀送抱，结果一个个都变成了“中国文化崇拜者”。

当然，新人类对世界的了解表面上看是精神的，但其底蕴却是物质的，是侵入到生活每一个细节的物质，才使他们真正地体验到了地球村村民的感觉，并令他们不再想割裂这种业已存在的“世界与你同呼吸”的和谐关系。

当我们第一次在电影里看到外国人饭后分账的场面，心里多少会有一些排斥。可是，如果和新人类在一起，这种情景就会司空见惯。一位记者曾经采访一个新人类组成的业余乐队，结束的时候他们要请客吃饭，吃完饭，账单送来，他们四个人同时掏出了钱包，不是争着付账，而是一人一份。他们的主音阿Paui说，平时大家吃饭从来都是从制，有时需要请客也是谁的朋友谁出钱，今天算大家的朋友，当然就大家一起A请了。

这是一支从中学就开始形成的乐队，大家断断续续在一起合作有3年多了，后来虽然大家各有各的工作，但一有时间就会凑在一起，练练琴，或者是去朋友开的酒吧客串演出。乐队的收入不多，大家在一起支出也有限，但这有限的收入和支出始终坚持从制，所以，大家虽然会因为音乐争执，中间也有个别成员退出和加入，但因为没有经济掺杂进来，合作总算比较愉快。

这支乐队只是新人类的一个缩影，经济上的从制只是他们交往方式的一个侧面。在这种冷漠的表象背后，是他们对自我的高度重视，以及衍生出的对别人的尊重和漠不关心。

在不了解的人眼里，总觉得他们是很难把握的一群，观察他们的成长，人们无疑会注意到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人生节气被彻底地打乱了。在很小的时候，他们早熟；在长大之后，他们却像个孩子；在该读书时，他们早恋；在该结婚时，他们却独身；在该上大学的时候，他们呆在家里；在该工作的时候，他们却不喜欢去做那些长辈认为“正点”的事情。

可是，这毕竟只是一种大而化之的看法，它代替不了具体的了解。

从新人类的成长过程来看，环境和条件已经与过去很不一样，社会的价值取向趋于多元，金钱的作用凸显出来，个人的力量日渐渺小，英雄主义走向末路。而在家里，新人类通常是独生子，他们更多的业余时间是与电视、漫画、电脑以及各种各样的机器一起度过。同其父兄相比，他们接受的不再是单一的教育，这一方面让他们的价值观迟迟无法定型，但同时也没有让别人思考出的结论太多地强加在他们的思想中。他们总是在具体的物质生活中细心地寻找属于自己的感受，他们细腻、敏感，专注于许多具体的事情。这既令他们显得少年老成，但也让他们明显地缺乏人生必不可少的目标感。

表现上看起来，他们的生活被纷繁复杂的内容填得满满当当，但是，一个最传统的问题——长大做什么——却是常常到了长大以后也没弄明白。所以，他们中的很多人会长期处于人生的一种预备状态，他们的青春期延长了。他们总在学着什么，但总是缺乏一种坚定的行动意志。

总体上说，他们没有父辈那么强烈的进入社会主流的欲望，但紧紧追逐时尚潮流。他们很愿意与众不同，引人注目，却并不介意一种边缘状态。从宏观上来说，他们不喜欢忧国忧民，他们成长在一个社会加速发展的时代，基本上没有经历过危机和灾难，所以不喜欢把一些局部的毛病理解为全局性问题。他们对社会的看法十分积极，对时代的估计远比老一辈乐观。而在具体的工作中，他们喜欢简单的人际关系。

当然，一旦遇到合适的机会，他们也会不顾一切地去做自己的事情。他们不会像别人那样思前想后，他们觉得想做就去做，这是一件最自然的事情了。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追求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成功，对于传统人类来说目标是第一位的，只要能成功，能发达，他们并不介意做的是什么。而新人类则恰恰相反，他们最关心的是“这件事情自己是否喜欢”，至于这种“喜欢”来自内心天然的志趣还是来自文化消费工业的塑造，他们并不深究；至于能获得多大的名声，能赚多少钱，对于他们来说往往也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在深圳，有许多新人类开设的趣味小店、仅有一人的公司以及各种各样工作室等，不一定赚很多钱，却做得极其投入。

新人类最成功的应该算是对人际关系的处理。作为个体，他们可能算不上日常所说的“公关高手”，但从整体上来说，他们的“公共关系”已经有了自己独特的内涵。他们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强调个人的年代，他们十分清楚哪些是公众的范畴，哪些是私人的范畴。比如说，很多好朋友，在一起很多年，却不知道对方的父母在单位里担任什么职务。什么可以知道，什么不必要知道，这已经成了他们之间的一种默契。而正是这种默契，使他们在人际关系方面成了时代精神的代言人。

观察新人类的生活，还有一种情景很能引起人们的注意，这就是他们喜欢在一起“疯”。这容易让经历过插队、参军等经历的人想起那种不分彼此的集体生活。不过，新人类对这种集体生活已不存在那种乌托邦式的情绪，他们把这种乌托邦式内容留在一些特定的情境之中，他们时常会有一些小规模的聚会，比如说一起去酒吧，一起去运动，一起外出做各种好玩的事情。总之，用他们的话是一起Happy，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玩得很疯，会不借助酒精就进入一种酒神的状态。可是，一旦离开这个特定的情境，他们绝不会对人际关系抱有太多的日常期待。

第三节良知冷漠：英雄主义的失落

一、三子主义：车子、房子、妻子

新人类是现代工商都市的产物，在工商都市中，资本是最高指导原则，一切以金钱作为衡量标准，生活的每一层面（衣食住行）均被视为可以出卖和转售的商品，这种“商品化”精神，充塞到每个人的脑海中。而且，工商社会竞争激烈，个个感受到巨大的经济压力，钱成为生命的第一追求目标。因此，在新人类眼中，“利益”比感情、道德等抽象名词重要的多，故香港年轻人一开口就是“有没有着数”，以个人利益为第一考虑。现代香港大学生的理想是“三子主义”：车子、房子、妻子。教科书的什么“国家民族”，什么“历史使命”，已变成遥不可及的梦幻了。新人类的时空观念是短暂的，时间是眼前，空间是脚下，一切以马上满足享受为主要目的。新人类的功利性格方便了香港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转，人人追逐利益，有助于经济急速繁荣。但是，同时也产生了诸多社会问题，使犯罪数字速增。而人交相逐利，更令生命幻化成金钱或权位，完全丧失了严肃意义。新人类不断追求功利和享受，结果却越追越感空虚，亦越需要更多的享受来麻醉生命。中国人常言道读书报国，又言“大学之道”最终目标在于“齐家、治国、平天下”。读书，是为了大我，而非小我。但理想终归是理想，现实却往往是另一个样子。而且随着世俗文化的冲击与影响，理想也必然逐渐改变。现代新人类的读书目的，当然是为小我而非大我。把书读好，把文凭拿到手，便可领高薪了。可见知识只沦为纯粹赚钱工具，已甚少有人理会何为“报国”了。“读书报国”的理想早已不合香港大学生的口味了，那么，大陆的情况如何？自“文革”以后，大陆的年轻人是狂热地汲取知识吗？参加读书学习活动的青年工人不是排山倒海吗？而投考大学及申请留洋深造的年轻人，不是数不胜数吗？是的，这是事实，但这却不代表他们要“读书报国”。他们愿意如此拼命，目的大多在于成为新阶层，凭借学有所长，获得生活的各种好处，例如有机会出国，可自由选择工作单位、晋升管道畅通等，读书报国？别开玩笑了！

20世纪90年代，享乐主义的幽灵笼罩了中国大学的上空。大连理工大学外语系一位心理受挫的三年级女生说：“今天我幸而一息尚存；明天就不知能否延续，倒不如让我尽量享受。”享乐主义者淡漠了理想与社会、历史的崇高责任感，忽视了心灵的滋育，最后终于放弃了对科学文化知识的追求。他们一方面是放浪形骸，鲜亮的容颜下隐藏着畸变的灵魂；另一方面又出现精神的颓废，雄辩的言辞中带着畏缩的颤抖。在商品经济冲击波强烈刺激下，道德的沦丧，精神的颓废和消费的亢进，是比较容易滋生的一种校园文化现象。的确，如今女大学生的消费水平与过去大相径庭。他们不注重经济实惠经久耐用，却被一种难挡的“时髦”所席卷。他们爱慕虚荣，追求名牌，如价格昂贵的珍珠膏系列、高弹力袜、耐克旅游鞋……珠光闪闪的金项链、沉甸甸的金耳环成为他们梦寐以求的“造物主”，在书亭、在商店橱窗，经常可以看到络绎不绝的女大学生在时装杂志和超级模特前驻足流盼。“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太快。”青年歌手崔健为所有的年轻人唱，更为他们唱。此岸是物欲横流，纸醉金迷，彼岸是两袖清风，望“洋”兴叹。打开国门之后，传统的生活方式被他们毫不犹豫地摒弃，他们渴慕的东西却需要丰厚的经济基础，于是他们的价值观念开始演变，逐渐趋向功利，古人所诫：“今天下莫为义，子独自苦而为义”的训条早已变成陈糠烂芝麻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北大”“清华”的才子淑女们率先将莘莘学子们所要走的路画龙点睛地描述为“红、黄、黑”三部曲。“红道”，指入党从政，在党政机关担任要职。“黑道”指求学深造，戴上黑色硕士帽、博士帽，然后出国镀金。“黄道”指跳出学界从事经济实业开发。如今，“黑道”滑坡，“黄道”大盛。不少求学者已不期望自己学富五车，满腹经纶，他们崇尚的是过一种风流倜傥、阔绰有余的生活。然而，理想与现实的反差，脑体倒挂的不公，种种冲突在他们眼前如万花筒般变幻莫测，于是便有些看破红尘，于是便顺其自然，不思进取，于是就萎缩到自然生命的纯粹状态中去。诚如沙翁所说，“最不幸的是抱着最大的希望而不能到达心愿的人。”

一位从头到脚都被“新潮”所武装的女大学生在抱怨：“我们一点都不幸福，整天为一些无聊的事情忙得不可开交：没完没了的考试，没有足够的钱去买一件时髦的衣服，老学不会跳霹雳舞，‘比基尼’价高质次，物质生活贫乏……”他（她）们往往不做横的或纵的比较，不打算做艰辛的劳动，而是任丰富的想像力在物质的海洋里邀游。他们幻想有一朝一日跨入一个富足的国度，去尽情挥洒人生。对于他们，幸福不再仅仅是有吃有穿、父母疼爱、事业成功，而是对超现实的追求，是活着让别人羡慕。“我才不管别人怎么说，我自己活得快活就行！”这是现代电影《摇滚青年》主人翁的处世哲学。每当出现这段道白，青年观众会爆发出一浪高一浪的掌声。“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尽情地挥洒自己的笑容。”这是刚一问世即在女大学生中流传开来的通俗歌曲，它之所以能同娇女们的心灵产生契合，大概是由于它宣泄了娇女们内心对理性的倦意和冷漠。他们宁肯一事无成，也要活得快活。他们果断地把迪斯科淘汰给老太婆，又玩起了更让人心跳的“比基尼”和霹雳舞。然而，瞬间的感官快乐并不意味着生活的充实，一时的热闹和喧嚣，伴随的常常是空虚和无聊，正如他们内心的剖白：“在这多梦的季节，尽兴之余，总有一种沉重积压在心头。”

在曙色朦胧的校园中，无数的女大学生在梦呓般地呢喃和柔软地呼喊：“丢失的草帽在哪里？”

有人说，这是从西海岸吹来的一股热风；也有人说，它本是一股寒流，乘着季节的变换袭击了大陆。他们说，他们已厌倦传统的食物，西餐美味可口。

为何他们不像第一代那样固守传统，也不如第二代那般温驯保守，为何他们与第三代似曾一脉相承：怀疑、敏感、焦虑、惶惑，但他们在精神上集反叛、超然、自我崇拜与不甘沉寂于一身，他们中的一部分已深深地打了“崇西精神”的烙印，似乎他们超出了第三代。

80年代以来，西方哲学的洪流涌入校园。对传统宣传的逆反心理，求新求异的猎奇心理，把大学生的读书热情导向西方。本来，读哲学是为了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它需要严谨的科学态度，注重理性的扬弃，如果仅停留在寻求名言警句，断章取义地理解，以此慰藉与补偿人生的断层，则无异于青春的麻醉与自杀，而不少女大学生正是以这样的姿态走马观花地浏览西方哲学。不可否认，来自另一个世界光怪陆离的哲学体系改变了他们的思维模式开阔了他们的眼界，但由于这些舶来品本身的缺陷，再加上青春的肌体没有足够的免疫力（两个先天不足：没有经历解放前的苦难和“文革”动荡），使他们的精神在囫囵吞食了“西餐”或挑食“西餐”之后受到了扭曲甚至变形；以致他们中的极少数最终钻入个人主义的死胡同。“我之所以烦恼恐惧，那是因为这世界本身就是令人厌烦、可怕的，我之所以感到荒诞，那是因为这世界本身就是毫无道理、莫名其妙的。”这是厦门大学一位四年级女生对世界的看法。西方哲学的惟情绪主义给这类女性健全的人格注入了某种分裂剂。

中山大学哲学系某女生写道：“他人已成地狱，没有跟他人而去，却也没成为自己。没有勇气回忆过去，惟恐心中的孤舟载不动残碎的梦。昔日登堂入定是精心吹成的泡沫，只剩下一滩滑腻腻的情绪，时时淹渍茫然的心。”这类女大学生宁肯收藏一片鱼鳞，如获至宝，也不去欣赏一条活蹦乱跳的游鱼。在他们的思想深处，整体的意义小于部分的光彩。他们不是采用“拿来主义”融化西方哲学，而是陷入西方哲学的汪洋大海，把某些篇章或警句视为救生艇，幻想西来的帆会带走所有的烦恼，岂料当他们爬上去的时候，却发现是一根稻草。他们毫无觉察西风已把自己风化为怎样一个陌生古怪的幽灵，逡巡于校园之中，游离于群体之外。少女梦幻中的大学生活如青烟一缕，袅袅而去。

读尼采的著作，使他们狂傲激进；谈萨特的著作，使他们排斥他人与集体，表现出自我的膨胀。接踵而至的是伦理观上的非道德主义，随后悲观主义也粉墨登场。它们从四面浸入青春的肌体，催化他们加速下滑。他们一方面沦为精神上的流浪儿，另一方面畸变为西方文化的产物。要求于社会的多，以主人翁姿态参与社会变革的少。他们如日本的新人类，香港的“平面人”，更像美国的“单面人”，他们都关心人的“此时此刻”……

二、自念时代

曾有人宣称：这是一个自念的时代！人人都有极严重的自念狂。说“人人都有自念狂”或许稍为夸张，但说新人类的共同特征之一是“自念”，却一点也不过分。新人类生长在一个高度消费社会里面，从小即接受如排山倒海而来的消费刺激。这些刺激（广告、宣传）不断告诉新人类，你是世上最特别的人，你是世上惟一的主角，你应该尽量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新人类接受了这些刺激，逐渐培养出“我是一切中心点”的自念心态，转而借疯狂的消费行为来满足这种心态。只要能令自己变得与别人不同，新人类就愿意购买。新人类是自己的奴隶，也是自己的皇帝，他们自视为独一无二和高不可攀的皇帝，但却又如奴隶般侍候、照顾自己。

现代社会人际关系冷漠，新人类在与人沟通、互信、互爱等方面充满了挫折感。于是，只好把“爱恋”的对象完全归回自己身上，自己了解自己，自己宽恕自己，自己迷倒自己，也自己奴役自己。故亦有人说是一个“我的世代”，人人只想到“我”，而且心中无“他”。让我们下面听听另类的声音：跟随你自己。

尼采最著名的两句话是：“上帝死了”和“重估一切价值”。但这两句话的重要性与它们的著名程度是不相称。比如“上帝死了”这句话，就有相当的哗众取宠成分。但未必是尼采想哗众取宠，真正的哗众取宠者是众多的传递者。从语言哲学的观点来看，上帝是个不真实的“虚概念”，因此判断“上帝”的生死是没有哲学意义的。但我认为，“上帝”这个虚概念一旦从人脑中产生，它就不会“死”了。况且事实上，尼采死后，“上帝”以及各种各样的上帝替代物依然大受崇拜。因此有人曾为尼采对拟了这样的墓志铭：“尼采说，上帝死了；上帝说，尼采死了。”即使不从事哲学研究的人，也会明白是谁真的死了。

至于“重估一切价值”，诗人气质的尼采本人并没有全面开展这个“重估”工作，而说过此话的思想家古今中外知之无几。

尼采对现代文明真正有贡献的思想是一句不太著名的话“不要跟随我，跟随你自己。”这句话与耶稣对门徒说的“跟我来”可谓针锋相对，它不仅与西方哲学所恪守的哲学传统“认识你自己”接上了源头，而且更大大地前进了一步，认识自己，是为了跟随自己，而跟随自己，是为了实现自己！

哲学上的这一步，人类花了两千多年！

一切传统的思想家（无论宗教家或哲学家）在教导别人时都坚信，惟有自己真理在握。因此他们教导别人“认识你自己”，其实是“认识你自己的价值”，而“你”一旦认识到了自己的“无价值”，“你”就会无条件地放弃自己，成为一个精神上的奴隶——“跟随我”。

尼采的伟大在于，他教导别人“认识你自己”，是“认识你自己的价值”，而你一旦认识到了自己的“价值”，“你”就学会了独立思考，成了一个精神上的自由人——“跟随你自己”。

从“认识你自己”到“跟随你自己”，标志着人类从蒙昧的古代走向文明的现代，从宗法时代的盲从走向科学时代的自主。当所有的人都跟随你自己的时候，上帝就真的寿终正寝了；每一个跟随自己的人，必然会对任何貌似神圣的“绝对价值”提出疑问，做出自己的重新评估。可见“上帝之死”和“重估价值”，必须以“跟随自己”为根本的前程，前述两句话的意义也就与这句金言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可认为，反之因为这一句话，尼采成了现代文明乃至未来更伟大文明的真正奠基者。

当然，问题并非表面上看来那么容易。从前代的“跟随我”即跟随权威价值，到现代的“跟随自己”即跟随自主价值，虽然是一种进步，但“我”是什么，“自主价值”从何而来，还是一个根本的难题。众多的“我”完全是异化的“空无”，太多的人没有“自己”没有“自我”，“我”是一切人生价值和哲学审视的死角，没有人能一劳永逸地解答“我”之困惑。因此前现代那种否定自我式的宗教训诫、准宗教信条，往往有众多的追随者。要现代人反对那种传统的宗教式训诫还不难，然而真正的难题是“我”就像奥古斯丁所追问的“时间”一样：你不说我倒明白，一说反倒糊涂了。放弃“我”（而跟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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