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到曼德勒(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庄士敦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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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到曼德勒试读：

第一章 简介

本书讲述的这次旅行并非源自地理学方面的纯学术目的，也不是获得官方资助的政府行为。很久以来，我便渴望游历这片中国土地上仍然很少为西方人所知的区域，加深对于中国西藏和云南北部地区的了解。最近这段时间，中国内地的18个省份已经陆续向欧洲旅行者敞开大门，相关专著在西方世界也不断获得出版。据我所知，我这次旅行所经历的从打箭炉到丽江的这条路线却是英国人此前从未涉足过的，西方世界也从未出版过相关专著。

从人类学、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本书集中笔墨描述的中国西南地区可能是世界上最有意思的地方之一。通过对这个地区的研究，很多关于亚洲人类文明起源的问题都将迎刃而解。仅从地理学的角度来说，

[1]查拉和木里可能是目前已知的海拔最高的大规模人类定居点。相比此前某些英国旅行者选择的进入拉萨的路线，我此行所选择的路线也可能是有史以来海拔最高的。我个人的这次旅行对地理学和人类学的贡献可能微乎其微，不过，如果我这本书的出版能够激起更多读者对于中国西藏、四川、云南等西南省份的兴趣，哪怕仅仅是对于那里壮丽山河风光的兴趣，那么我所有的努力也就没有白费。年轻时的庄士敦

对于那些有志研究人类早期起源，或者向那些古代印度朝圣者一样，渴望亲手触摸人类文明的洪荒时代的读者来说，中国西南地区的[2]魅力是无法抗拒的。这片土地上覆盖着大量人类足迹还未染指的原始森林，耸立着终年积雪的巍峨群山，还有千百年来自然形成的数量众多的峡谷和沟壑。来自世界屋脊的冰雪融水在这些幽暗的峡谷和沟壑中形成了数不清的大小河流，波涛汹涌地汇入印度洋和太平洋。中国西南的群山环抱当中，还有很多可以媲美伊甸园的山谷和盆地。这些地方景色绝美，很长时间以来与世隔绝，因此得以免受外部世界的干扰，生活在那里的人们过着田园牧歌般的生活，就像《圣经》里所说的隐士们一样。

西方人通常认为中国人是一个比较偏重实际，缺少浪漫精神的民族，这其实是错误的。事实上，中国人，特别是那些生活在中国西南胜境里的中国人，他们对自然和艺术的审美感知能力并不输于世界上的任何民族。中国民间流传着这么个故事:有位中国学者，就像世界其他地方的学者们一样，总是对自己所处的这个世界持不满意的挑剔态度。这位学者非常相信鬼神之事，某天晚上，他听见黑暗中有人这样对自己说道:“你的虔诚感动了上天，我是上天的使者，你可以把自己的愿望告诉我，它们都将得到上天的满足。”

可敬的学者回答，“我希望能够终生温饱，不过只要粗茶淡饭就可以了。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上天能够允许我自由地游历那些山峰、瀑布和森林，免除尘世的纷扰，直到生命最后一刻。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学者话音刚落，天空中就传来了连续不断的笑声。上天的使者疑惑地问:“你想要的就是这些吗?你为什么不让上天赐予你人世中最大的幸福呢?你为什么不要求上天赐予你终生的富贵生活呢?你不是跟上天开玩笑吧?”

如果上天给予我这样的机会，我的选择可能会跟那位中国学者差不多———随心所欲地到处游历，或者干脆找个远离尘嚣的地方隐居下来，就像诗中所说的那样:The weariness，the fever，and the fretHere，where men sit and hear each other groan;忘记疲劳、热病和焦躁，[3]这令人对坐哀叹的世界。

这可能是个悖论———人类文明的进步最终让我们失去了自由和独处的权利。通过无处不在的无线电，某个专横的声音不断提醒我们说:“人类的终极目标是要让电子通讯到达世界的每个角落，触及地球上的每个人，不管是陆地还是海上。”如此一来，我们也就失去了那种独自走在路上的安逸，每时每刻都可能被周围的人扰乱心境。我刚刚引述的这两句诗让我们意识到，由于现代科学的胜利，电子通[4]讯技术已经遍及世界，就算澳洲也不能幸免。我们做梦也不可能再去拔掉那些电报线杆，剪断那些电报线了。由于现代通讯技术，类似[5][6]斯坦利这样的热带丛林探险家，或者吉尔里先生这样的极地冰原探险家居然可以每天在《泰晤士报》上同步发表自己的游记。如果时[7]代继续发展下去，威廉·普利兹爵士所幻想的与火星间的时时通讯恐怕早晚也要变成现实。

如果这样的幻想真的变成现实，未来的旅行者即便到了别的星球，恐怕也无法免除尘世的纷扰，享受完全独处的快乐了。如果人类凭借自己的科学发明不断侵扰自然，我们又怎么能设想自己可以跟这个世界保持文明初始阶段的和谐关系?就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无线电并非所有旅行者的必需装备，世界上也没有哪条法律规定说我们必须跟周围的人时刻保持联系。摆脱现代文明的纠缠，这样的命题在西方世界似乎存在返祖和野蛮的倾向，跟很多普通西方人的生活显得格格不入。折中一点儿说吧，作为现代人，如果能够暂时摆脱这些现代束缚，那也是非常值得欣慰的事情。当然，具体能够欣慰到什么程度，也要取决于每个人对那些现代文明的依赖水平。

本书描述的这次旅行并非是我在远东地区的首次长途旅行。早在[8]1902年年末，我就曾游历过受法国控制的东京湾地区，并沿红河上溯，深入云南境内。我按照从东到西的方向横穿了这个省份，最终来到名叫思茅的小城，随后又从那里出发，前往掸帮、上寮等地旅行，旅行的主要方式是乘坐独木舟沿着美丽的河流漂泊。这次旅行让我深入了解了当地土著民族的生活，意识到他们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意[9]思、最好客的民族。抵达上寮的首府琅勃拉邦后，我改乘木筏沿着[10]湄公河顺流而下，参观了位于芽庄的古代王国遗迹。那之后，我[11]告别湄公河，开始在暹罗东部的干旱平原上向着呵叻行进。平安抵达呵叻的我改坐火车，很快就来到了曼谷。曼谷是个东西杂糅，现代和古代交汇的奇妙城市。这个地方拥有最现代化的有轨电车，西方公使馆林立，同时也保留着最传统的乘坐大象出行的方式，到处可见金碧辉煌的庙宇和高耸的佛塔。

这次旅行的4个月期间，除了挑行李的脚夫，我始终都是一个人在行走，没有任何朋友或仆人陪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时的我沉浸在一种诗意的孤独当中。抵达掸邦、上寮区域后，就连那4个负责挑行李的脚夫也因为某种莫名其妙的原因不告而别。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丢弃了大量行李，留下能够随身携带的少量必需品。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突然发现，现代文明强加给我们的很多东西其实是毫无必要的。1922年，庄士敦穿着溥仪赏赐的官袍和顶戴留影

舍弃它们对我来说根本不会造成任何不便，虽然这些东西此前始终被认为是保持文明、舒适生活所不可或缺的。在我所游历过的那些热带地区，当地居民的热情和淳朴极大弥补了旅行者因为装备和辅助人员缺失所造成的不便，他们愿意倾其所有为远来的陌生人提供包括饮食在内的各种帮助。由于他们的帮助，旅行者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深入那些最偏远、荒凉的地区。对那些抱着科学研究目的的旅行者来说，适当的装备和辅助人员当然是必需的，可是对于类似我这样纯粹是为了旅行而旅行的人来说，当地人的热情好客完全可以弥补自身准备的不足，虽然将自己的生死完全寄托在别人身上可能并不理智。旅行途中，我曾跟各种各样的亚洲人打过交道，他们都是值得信赖的朋友。起码我个人的经验是这样的。

旅居中国期间，我还因为政治、商业乃至纯粹个人兴趣的原因，在远东地区获得过很多次旅行的机会。仅在中国内地的范围内，我就曾先后游历过广东、广西、江西和山东等多个省份。1904年，我游览了已经被德国占领的胶州和山东省的省会济南。旅行途中，正好顺路拜谒了孔子陵墓的所在地曲阜，这个地方现在居住着他的第76代[12]直系子孙孔公爵。告别孔子的家乡，我登上了泰山。据说，早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中国古代伟大的舜帝就曾来到这里举行祭祀仪式。这年临近年底的时候，日本和俄国间的战争正打得如火如荼，我[13]还沾服役于皇家海军中的某位朋友的光儿，造访了朝鲜的首都。

相比上面这些经历，本书接下来所要描述的这多半年时间的旅行还要更加引人入胜。我当时的计划是要沿着长江上溯，取道四川，进入西藏东部地区。如果可能的话，我还希望一路向南，横穿藏区，抵达云南省境内。通过从前辈旅行者那里获得的经验，抵达云南以后，[14]我就可以很容易地进入缅甸地区。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的，虽然旅行途中出现了种种意外和插曲，受惠于众多朋友和当地居民的帮助，我最终还是基本完成了自己的计划。【注释】[1] chala，位于今甘孜藏族自治州。[2] 指当时中国西南地区的很多少数民族还处于原始部落状态。[3] 出自英国诗人济慈的名诗《夜莺颂》。[4] 当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还处于比较原始的阶段，人口以土著人为主。[5] 亨利·莫尔顿·斯坦利，Henry morton Stanley，英国人，后加入美国国籍，曾深入中非探险，以搜索戴维·利文斯通和发现刚果河闻名，1899年受封为英国爵士。[6] Geary，具体身份不详。[7] Sir William Preece， 19世纪90年代英国邮政局的首席工程师。[8] Tong king，今北部湾，指当时沦为法国殖民地的越南。[9] Luangpra bang，缅甸地名。[10] Vien chan，今越南中部港口城市，庆和省省会，当地保留有古代城堡遗迹。[11] Korat，泰国地名。[12] Duke Kung，指孔子的第76代嫡孙孔令贻，1877年袭衍圣公爵位，1898年奉谕为翰林院侍讲，衍圣公有时居住在山东曲阜孔府，多数时间则居住在北京太仆寺街的衍圣公府。[13] 指汉城，也就是今天的首尔。[14] 当时缅甸是英国殖民地。

第二章 从北京到宜昌

这次旅行的第一阶段比较顺利，时间也比较短，这里不需要太多笔墨描述。此次旅行的重头戏是中国西南，所以我也就没在华北地区耗费太多时间，而是尽可能直截了当地来到了宜昌，这个长江上的重要港口。由于连接北京和汉口间的铁路此时已经完工，所以我这次旅行就不需要像以前的旅行者那样乘坐马匹和车辆在尘土遮天的大平原上索然无味地跋涉数百英里，仅仅用了4天就顺利抵达了宜昌。

1906年1月6日，我乘坐“顺天(shuntien)”号轮船从威海卫出发，两天后来到秦皇岛，然后从陆路向北京进发。1月9日傍晚，我平安抵达大清帝国的首都，途中只在天津休息了一个晚上。经历过比较长[1]时间的火车旅行后，六国饭店提供的舒适房间让我的身心得到了彻底放松。接下来的4天时间里，我的日程安排主要是拜访英国公使馆和其他一些地方，北京漫天的沙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北京的风沙非常厉害，恐怕只有蒙古的戈壁沙漠或者新疆和田的情形才能与之相比。任何人如果有胆量在大风天气去北京的街头走走，肯定就会弄得嗓子疼得说不出话，眼睛也会发红、充血。为了防范风沙，当地居民必须采用双层窗户纸的窗户，门上还得悬挂门帘。多数公使馆周围有高墙环绕，情况稍微好些。

眼下，来北京游历是旅行者群体中的新时尚，我向大家介绍起这座城市来并不比那些导游手册的编辑困难多少。现而今，就连那些从没出过国的英国人对这座城市也能说出个一二三来。自从7年前的战[2]争结束后，北京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建设了新的火车站和其他若干新式建筑。话虽如此，这座城市的街巷、庙宇、店铺和皇家宫殿跟1900年以前相比，似乎又没有太大变化。整个城市的氛围是一种壮丽、混乱、辉煌、凄婉相混合的感觉。这座城市的居民相比从前似乎也没有太大变化，只不过随着对西方世界了解的日益加深，他们针对“洋鬼子”的态度变得更加淡定、从容了起来。越来越明确的证据显示，自从上次战争结束后，这个国家的人民正在发生某种觉醒，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致力于国家和民族的复兴，向西方学习成了他们的共识。这种趋势在北京表现得尤其明显。对很多中国人而言，“中国”已经不再仅仅是个地理学名词，而是被赋予了更多爱国主义的精神内涵，这是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具有现代色彩的爱国主义。10年前，[3]诺曼爵士曾在《远东(the far east)》一书中说过，他在自己的书里使用“中国”这个名字仅仅是为了行文方便，事实上，中国还算不上[4]是个西方意义上的国家。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前现代的中国在很[5]多年前的那场战争中，是无法跟已经进入现代门槛的日本抗衡的。令人欣慰的是，这个古老的国家眼下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北京街头推独轮车的人拉洋片

北京这座城市目前的地位非常奇特，已经成了各种力量角逐的舞[6]台。就在这座城市当中，羸弱的皇帝仍旧坐在他的宝座上，在百姓[7]面前扮演着父亲和上帝的角色。皇帝身后，某位女士时刻注视着皇帝的一举一动，她嘴里说出的每个字、每句话才是真正的“金口玉言”。皇帝的宫殿以外，朝廷各个部门的最高长官、满洲皇室贵族、不同政治党派的领袖各显其能。这些人当中不乏善于跟西方人打交道的外交高手。身处全国各地的总督和巡抚们也不闲着，他们每天都在向北京呈递大量的奏折。这些奏折的内容大致可以归纳为两派，要么是支持维新的，要么就是反对维新的。很多具有西方留学背景的年轻学子则奔走、游说于各派力量之间，希望自己的主张能够获得认可。西方列强当然也是这座城市中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列强们表面上铁板一块，私底下却各有各的算计，躲在公使馆里互相钩心斗角。清代北京永定门[8]

1月16日，我乘坐火车沿着卢汉铁路告别北京。1月18日傍晚，我来到了汉口。这段旅行的距离大概是1223公里，也就是759英里的样子，我乘坐的火车先后经过了直隶、河南和湖北3个省份。火车所过之处，一派富裕、祥和的乡村生活景象，树林、村庄、农田随处可见。这样的景色反倒容易使旅行者赶到厌倦。火车每天傍晚停车休息，[9]每天清晨重新开动。第一次停靠站台是在顺德府。旅行的第二天，火车进入河南境内，通过新修建的大桥跨过了黄河。为了修建这座大桥，工程师们曾发生过不小的争论。这座大桥总共大概有2英里长，桥墩、桥梁采用螺栓固定，对于负责建设的法国和比利时工程师来说，是项难度非常大、成本非常高的工程。工程的主要难点就在于黄河涨落不断的水位，还有地形随时变化的沙质泥浆河床。我们这些旅行者大多对工程技术问题一窍不通，真正让我们感到震撼的是大桥的长度和它的坚固程度。据说，为了保持桥身的稳定性，打入河床的桥墩长度远远要比它们露在水面上的部分长得多，而且桥面也修得非常窄。这座大桥能否承受住黄河夏季泛滥的洪水，它的桥墩打入河床的深度是否已经足够保持坚固，那恐怕就要等待时间检验了。事实上，大桥是在我来到这里前才刚刚完工通车的，这之后又因为各种原因封闭抢修过好几次。由于桥面过窄，大桥每次只能允许一列火车单向通过。为了减轻桥身压力，列车上桥前还要改挂特制的轻量火车头。清代北京朝阳门，渔民正在护城河里捕鱼

第二天入夜后，火车在郑州停靠，这个地方距离黄河大堤大概只有半个小时的车程。我在这个地方发现了一家名为“伯里克利酒店(hotel pericles)”的欧式旅店，是由已经退休的意大利籍铁路员工经[10]营的。地道的意大利通心粉、基安蒂酒，还有旅店主人马科特尔斯(mouchtour-is)先生以及他的两位同胞的友好招待，让我的枯燥旅行得到了适当的调剂。第三天临近尾声的时候，火车抵达了驻马店。这个地方是个铁路枢纽，不过当地的人似乎不是很多。接下来的一天，火车穿过了划分河南、湖北两省的山脉，同时又让我们领略了无与伦比的风光。几个小时以后，火车到了汉口，停在了长江江边，这个地方距离上海大概600英里。与汉口隔江相望的就是湖北省省会武昌，也是总督大人的驻节地。距离汉口不远的地方，还有个名为“汉阳”的城市，汉江是它们的分界线。武昌、汉口、汉阳，3个城市的人口加起来足有200万左右。这个区域差不多位于中国的正中间，理所当然地成了特别重要的商贸中心。西方人无疑意识到了这个区域的重要价值，当地的西式建筑如同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地价上涨很快。由于河道的限制，沿着长江上溯的海轮到了这个地方就必须停下，货物改由吨位更小的船只运送到上游390英里处的宜昌。汉口的地名可谓名副其实，它正好就位于汉江的出口位置，汉江是长江的重要支流。这条大河本身也有超过1200英里的河段可供小型运货船只通行。连接北京的铁路修通后，汉口又成了中国重要的铁路枢纽城市。据说这条铁路不久后还要向南面的广州延伸。不夸张地说，汉口可能会是未来全世界最具商业和工业潜力的城市。

毫无疑问，将铁路从汉口延伸到广州乃至九龙必将耗费大量的资金，不过铁路一旦修成，中国从中获得的益处将是用金钱无法衡量的。铁路修通后，中国内地的商人和农民将可以把他们的货物、产品贩运到做梦也不敢想象的远方，很多地方的饥荒问题也将由此得到缓解。遗憾的是，这个古老国家的人民对于各种新生事物始终保持着疑惧的态度。想当年西方人修建上海至吴淞的铁路时，大清朝廷就曾出于某种特别可笑的原因，耗费巨资把这条铁路买了下来，然后将它彻底拆除、废弃。所幸，随着时代的发展，清廷对于修建铁路的态度也在逐渐发生变化，最近完全由中国兴建的北京至张家口的铁路就是很好的证明。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条铁路不但完全由中国人自己出资修建，而且负责设计、施工的工程师和工人也全部都是中国人。

近期，清廷虽然针对修建连接广州至九龙、缅甸边境地区至腾越[11]的铁路项目设置了重重障碍，不过这么做的主要目的其实是为了抗衡外国资本向中国的渗透，还有列强借此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并非反对铁路本身。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矿山开采方面。中国人希望修建完全属于自己的铁路，独立自主地开采原本属于自己的矿藏，不再愿意列强对他们指手画脚，眼睁睁看着国家财富外流。很多西方人幸灾乐祸地指出，中国目前还缺少必要的资金和技术，根本不可能把这些幻想变成现实。从这些人的利益角度来说，他们应该非常乐意这种情况出现。问题在于，中国人维护主权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暂时没有资金和技术，他们可以等待，哪怕因此耽误了追求财富的脚步，他们也可以等待。这样的做法在经济上可能是不明智的，在民族感情上却是理所当然的。[12]

西方和远东地区的很多人因此认为，只有武力才能让中国人屈服，彻底向世界打开大门，这其实是不明智的。任何事情都怕调个个儿来想，假如中国人向英属哥伦比亚、澳大利亚和南非等地拓展自己的影响力，我们这些英国人会作何感想?现在的情况正好相反，我们不断侵犯别人的国家，同时又在不断指责他们高涨的排外情绪以及狭隘的民族主义。极力倡导修建铁路的张之洞[13]

驻节武昌的总督张之洞属于大清高级官员群体中明确意识到修建铁路可以造福全国各个阶层的少数派，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国唯[14]一的希望(China's only hope)》中这样写道:有一事而可以开士、农、工、商、兵五学之门者乎?曰:有，铁路是已。士之利在广见闻，农之利在畅地产，工之利在用机器，商之利在速行程、省运费，兵之利在速征调、具粮械。三代以道路为大政，见于《周礼》《月令》《左传》《国语》诸书。西法富强尤根于此。中国道路之政久已不讲，山行则荦确，泽行则泥淖，城市芜杂，乡僻阻绝，以故人惮于出乡，物艰于致远。士有铁路，则游历易往，师友易来;农有铁路，则土苴粪壤皆无弃物;商有铁路，则急需者应期，重滞者无阻;工有铁路，则机器无不到，矿产无不出，煤炭无不敷;兵有铁路，则养三十万精兵，可以纵横战守于四海。

这位英明果敢的大清总督认为，修建铁路可以带来数不清的好处。除了可以促进商业发展和产品流通，还可以巩固国防。话说回来，中国现在的确非常缺乏大规模修建铁路的资金和技术。所幸，随着清廷与比利时政府签署的协议即将在1907年到期，他们将可以适时收回整个华北地区控制在外国人手里的路权。这样的做法对中国和西方将是双赢的，中国人可以收回属于自己的主权和利益，西方人则可以获得在这个国家合法经商的权利。

抵达汉口后，我在当地停留了两天，为接下来继续深入中国内陆的旅行做准备。从汉口到上海，乘坐长江上的轮船的话，总共只需要4天时间，这个地方是我此行最后可以用相对合理的价格采购某些西方商品的补给站。

从汉口到宜昌也需要乘坐轮船走长江水路，这样的轮船每周开行两到三次，分别由英国、日本和中国的公司经营，船上的住宿条件还都不错。1月18日，我乘坐隶属日本公司的轮船继续沿长江上溯。这次旅行的开头儿异常平静，平静得没什么东西值得浪费笔墨，直到21号我们突然搁浅在了沙洲上。23日，船员们尝试了各种办法，最终通过名为“抛小锚移船(kedging)”的方式将轮船拉回了深水区。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断了根儿锚链，配套的锚也陷在泥浆里拔不出来了。我们的日本船长随后宣布，由于轮船进水严重，无法继续安全航行，也找不到其他可行的解决方案，目前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原路返回汉口，把船上的货物卸掉一部分。船上的中国乘客联名反对，因为他们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返回家乡跟家人一起庆贺中国新年，这个时间是1月25日。我听说，有些比较极端的人甚至打算用武力胁迫船长。日本船长提出可以让这些人就近上岸，再去换乘其他船只。大概有20到30名乘客接受了船长的提议，一条小船靠了过来，准备把他们摆渡上岸。悲剧很快发生，可能是因为超载，那条小船没走多远就突然翻了，乘客全部落入水中。我不知道淹死乘客的确切人数，因为这些人离开轮船前并没有详细登记，好在总共应该不超过三个人。获救的乘客重新回到轮船上，那条底朝天的小船则被彻底遗弃了。为了早点儿回家，这些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此时，他们的家人还在翘首企盼这些人回家欢度中国新年。最糟糕的是，由于通讯条件的限制，恐怕得等到棺材送到门口儿，他们才能知道亲人已经去世的噩耗。

这次悲剧事件还只是个开头儿。当天晚上，我们在事发地点下游几英里的地方抛锚休息，准备第二天继续返回汉口。就在这天夜里，我们的船被卷进旋涡，撞进了停在岸边的一大堆小船里。所幸损失并不是特别严重，船长当场用支付现金的方式解决了问题。第二天出发后不久，船上的大副突然询问我是否随身携带了药品。据他说，某位中国乘客突然出现了歇斯底里的症状。我身上没有对症的药品，只能建议大副暂时把这位乘客适当看管起来，到了汉口以后再去看病。然而就在这天中午，那位可怜的病人却突然摆脱了看管人员的约束，跳进了江里。船长下令紧急停船，放救生艇，把那个病人救了上来。幸运的是，这个人当时穿了中国传统的棉衣和皮袍子，浮力比较大，所以跳到江里后就一直漂在水面上，没有沉下去。船员们把病人救上来以后，为了避免再次出现意外，只得用绳子暂时把他捆了起来。据我看，冬季长江冰冷的江水对歇斯底里症的疗效应该比任何药物都明显，因为等我们抵达汉口的时候，他好像已经基本恢复正常了。

悲剧到这儿还不算完。轮船抵达汉口后，船上的某位中国船员又伤了腿。至于这条船上随后是否还发生过别的不幸事件，我不知道，因为我当天晚上就带着行李和狗登上了“泰远(taiyuan)”号轮船，次日就重新向宜昌进发了。我听说，那家日本公司由于这次损失总共支付了10000银元的赔偿金，不过日本政府通过保险的形式替他们堵上了这个窟窿。“泰远”号同样隶属这家日本公司，不过它的运气明显要比上条船好得多。这次旅程，我们在途中只被江上的大雾耽搁了一个小时左右，再没有发生其他意外。1月30日上午，我们的船来到开放历史比较短的通商口岸沙市。这时，原先那条轮船的悲剧新闻已经在当地传得沸沸扬扬，完全走了样儿。码头上的海关官员甚至认真地向我询问，船上是不是至少淹死了20人!那天夜里，轮船抵达宜昌，当地流传的谣言已经将那场灾难的死亡人数提高到了30人!【注释】[1] hoteldes wagonlits，1905年由英国人开办，位于东交民巷，1949年后称外交部招待所，现更名为华风宾馆。[2] 指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3] sir Henry Norman，当时英国的远东问题专家，写了很多相关题材的书。[4] 作者这里说的是个比较复杂的历史学命题，一般认为，现代民族国家制度是以西方文艺复兴后的启蒙思想为基础的，这种制度跟古代中国的家国制度存在本质的区别，因此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国不能算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5] 指中日甲午战争。[6] 指光绪皇帝。[7] 指慈禧太后。[8] lu han railway，即京汉铁路，1906年4月1日通车。[9] Shun tefu，今河北邢台市，明、清两代称顺德府。[10] chaianti，意大利产的著名葡萄酒。[11] Teng yueh，今云南腾冲，元明清三代称腾越州。[12] 指日本。[13] 晚清名臣，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生于贵州兴义府，祖籍直隶南皮，27岁中进士第三名探花，官至体仁阁大学士。[14] 即张之洞的《劝学篇》，1900年在美国纽约出版的英译本名为《中国唯一的希望》，此处引文翻译参考本书直接引自大连出版社《张之洞劝学篇评注》p151—152。

第三章 从宜昌到万县，穿越长江三峡

轮船抵达宜昌前，长江江面就已经开始逐渐变窄，而且越来越窄。宜昌这个地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正好扼守着著名的长江三峡的东大门。从长江入海口到宜昌的距离大概在1000英里左右，这个地方是大型轮船沿长江上溯能够抵达的最远端。宜昌城位于长江左岸，它对面的江岸主要是风景如画的巍峨群山，这些山峰的高度据说可以媲[1]美埃及的大金字塔。

宜昌城面积不大，人口最多40000，其中包括30到40名西方人，他们的身份大多是传教士，其次是领事馆和海关的官员，以及极少量的商人。宜昌开放为通商口岸已经有很多年了，不过这个地方的商业至今仍然说不上繁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地方最多只能算是个货船停泊、周转的港口，不是真正的商业城市。通过宜昌周转的货物最大宗的当属来自长江上游河谷中的土产鸦片。近年来，中国国内的禁烟行动风生水起，鸦片贸易受到了极大遏制。由于航道限制，来自长江上游的小型货船需要把货物卸在宜昌，然后再用大型货船运到下游的富裕省份销售。那些完成任务的小船则需要依靠纤夫的人力牵引，沿原路返回。如果足够幸运，能够避开那些险滩或激流的话，它们可以用至少一个月，甚至更多的时间，完成从宜昌到重庆的400英里航程。要是老天保佑，赶上顺风的话，它们也可以舍弃纤夫，完全依靠风帆上溯，不过航速仍旧非常慢。长江三峡泄滩[2][3]

早在1894年，宜昌至重庆、叙州和遂府的轮船航运就已经开通了，可是激流和险滩仍然是无法完全克服的困难，航行的风险非常大。这其中，从宜昌到万县的200英里距离又是最危险的江段。1898[4]年，阿绮波德·立德先生曾成功指挥“李泉(lee chuen)”号轮船穿越了长江三峡，然而由于成本和风险过于巨大，使用轮船在这个江段航行仍然属于比较少见的情况。这也就限制了物产丰富的四川与中国其他省份建立贸易往来，将省内的产品销售到其他地方。法国似乎从中看到了商机，趁势提出通过沟通云南、四川两省的铁路，将来自四川的货物运到东京湾和海防等地，然后再转口销售的计划。他们的计划忽略了一个事实，也就是说，一旦长江河道的种种问题通过技术手段获得了解决，长江在四川货物外运方面必将获得天然的优势。在这方面，英国皇家海军已经做出了初步的探索。目前，有两艘英国炮舰长期驻扎在万县至叙州间的平静江面。每年夏天，这两条船还要沿着岷江上溯，开辟新的航道。岷江在叙州汇入长江，目前英国军舰沿着它[5]已经可以上溯到嘉定，这个地方距离上海大概1680英里。

克服了激流和险滩的问题，长江连同它的支流无疑将成为整个中国最具商业价值的航道，不但军舰可以沿着岷江上溯到嘉定，民用的货船也可以在全年任何时间直接开到四川的省会成都。成都在岷江上游距离嘉定133英里的地方，距离上海超过1800英里。目前，西方人对四川某处以盐井为中心形成的工业小镇[6]

岷江水道的了解，最远点主要局限于叙州上游40英里的屏山，这个地方距离太平洋海岸线大概1600英里。由于缺乏足够的水文资料，即便当地的中国人，经常也会把岷江认为是一条独立的大江，而不是作为长江支流的大河。距离嘉定不到一天的路程就是著名的峨眉山。站在这座大上山，可以远眺西藏高原东部的巍峨雪山。我有理由认为，未来应该能够找到沿长江上溯，直达中国西部边境的通航水道，让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得天独厚的航运体系。

通过英国驻当地领事福克斯先生(Mr fox)以及大清地方官员的热情帮助，我顺利搭乘一艘“红船”，带着我的斗牛犬吉姆(Jim)进入三峡，向着万县进发。“红船(red boat)”是当地人对专业救生船的通俗叫法。这些“红船”由官府出资维护，平时分散驻扎在各个危险的江段，全部由最勇敢、最高明的船员驾驶。由于激流和险滩，每年会有大量的船只在三峡江段沉没，造成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如果不是“红船”存在的话，这样的损失还可能更大。“红船”采取官府出资加民间自发资助的运作模式，驻扎当地的英国海军也对他们的工作赞誉有加。按照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具有官方背景的项目是最值得信赖的。

我在“红船”上的房间相比西方人习惯的轮船舱室缩水了很多，好在这条船的速度还不算慢。我的房间小得像个耗子洞，前后都有舱门。温度计即便在白天也升不到45华氏度以上，夜里则很快跌到36华氏度以下。为了让自己暖和起来，我甚至上岸加入纤夫队伍，跟他们一起拉了会儿纤。由于得到事先关照，这条“红船”已经暂时免除了其他工作，专供我一人使用，不过船上好像还捎带了一名海军军官，他是前往长江上游寻找自己所属的军舰报到的。到目前为止，西方人已经对长江三峡留下了太多的描述，有些人的描写声情并茂，有些人的描写让人倒胃口，还有些人的描写平淡无奇。感兴趣的人可以依据自己的情况找相关的材料来读，我就不打算献丑了。关于长江三峡方面的材料，我建议读者可以读读阿绮波德·立德先生新近的大作。阅读这样的作品起码儿可以为提升长江航道的公共救生事业作出贡献。如果大家打算发发善心的话，这肯定是个不错的选择。

说了这么多题外话，还是继续讲讲我个人的经历吧。就我个人来说，这段旅行的确让我付出了相当的代价，不过相比三峡的奇绝风光，我的代价也是值得的。三峡的风光只能用奇绝来形容，然而远远达不到让我震惊的程度。我觉得，三峡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自然伟力与人类肌肉间持续不断的“战争”。千百年来，那些战天斗地的人们已经熟悉了这里的一草一木，积累出了一套与自然抗争的经验。长江两岸那些亘古耸立的巨石好像就是这段历史的永恒象征。巨石上，那些绳子磨出来的勒痕，是一代又一代纤夫曾经在这里拼搏的明证。江边小道石板上那些深深的脚窝，是过去上千年间纤夫们留下的印迹。时至今日，他们的后代依然沿着前辈的足迹往来穿梭于这个江段。为了说明三峡纤夫

在长江三峡拉纤的难度，我可以举个简单的例子。通常来说，要想拉着一条普通的货船上溯，至少需要动用200名纤夫。他们拼尽全力，每天最多可以把船往上拉200码，这样的工作需要周而复始地重复若干天，只有意志最坚定的人才能胜任。

很多前辈西方旅行者都曾经介绍过三峡纤夫的艰苦生活。我认为，他们的描述不管怎样夸张，都是基本符合实际的。艰苦的生活必然带来恶化的健康状况。作为补偿，纤夫们的日常伙食标准相比普通中国人要好得多了。这些人还可以在艰苦的工作中自得其乐，让日复一日的工作变得不那么单调。就我的角度来说，与纤夫们付出的劳动相比，他们得到的那点儿报酬实在少得可怜，不过这些人的确做到了知足常乐。跟那些在阴暗的欧洲现代工厂里出卖劳动力的工人们比较起来，三峡纤夫的境遇无疑更加值得同情，不过如果让我在去工厂做工和在长江三峡的激流中拉纤这两种生活中作出选择的话，我肯定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与那些纤夫们为伍。

我的船从宜昌走到万县总共用了11天。这次旅行时从2月2日开[7]始的，“红船”在2月6日到了湖北、四川两省的交界地。8日，我们顺利通过风箱峡，也就是长江三峡最危险的江段。12日上午，我们看见了万县的城墙。我在这个地方给船员们支付了报酬，上岸沿陆路向成都进发。【注释】[1] the great pyramid of egypt，即胡佛金字塔，它是现存金字塔中最高的，因此也被称为“大金字塔”。[2] Hsu chou，今四川省宜宾市，清代称叙州府。[3] Sui fu，今四川省遂宁市。[4] Mr Archibald Little，英国著名在华商人。[5] Chia ting，今四川省乐山地区，清代这个地区被称为嘉定府。[6] Ping shan，今四川省宜宾市屏山县。[7] 作者游历三峡时重庆还属于四川的一部分，重庆划为直辖市后，湖北和四川两省就不存在交界了。

第四章 从万县到成都

万县可能是长江沿线景色最美的城镇之一。这座城市坐落在长江边的山坡上，距离宜昌200英里，距离海岸线1200英里。这个地方现在还不属于通商口岸，不过英国政府已经有了在当地设立领事馆的计划。目前，万县城内居住的西方人只有几名传教士和邮政人员。万县的商业非常发达，因为这个地方是几乎所有四川商人向下游销售货物的中转站，万县得以近水楼台先得月。

我在万县受到前来中国内地传教的普拉特(Clatt)神甫的热情招待，在他家待了一天一夜。这位神职人员还热情地在当地帮我雇用了接下来旅行必需的脚夫。脚夫中有3个人负责轮流抬我乘坐的滑竿，另外3名脚夫负责挑我的行李。滑竿也是在万县当地买的，我其实很少用。除了脚夫，我还在万县找了个临时仆人，他的任务主要是照料我在前往成都路上的日常生活。为了确保旅程畅通，我特意拜访了万县知县。知县按惯例派遣两三名士兵沿途护送我们一行，这是西方旅行者通常都可以享受到的待遇，不管当事人被人是否乐意接受。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西方人在中国的某个地方旅行，最好直接从这个地方雇用各种辅助人员，他们对于当地情况的了解足可以确保旅行者的安全。不过一旦离开了这些人熟悉的区域，就应该适时遣散他们，重新雇用新人。至于食物，除了偶尔接受传教士们的热情招待，我可以完全适应地道的中国饭菜，我本人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也让我免去了翻译、向导之类的麻烦，虽然中国的某些方言特别难懂。重庆府的城墙与城门万县桥

从万县到成都的旅行大概可以划分为14个阶段，全部里程将近400英里。这条线路贯穿了整个四川最富饶的地区，道路情况可能也是中国内陆地区数一数二的。由于这样原因，很多来自东部的清廷官员前往成都出差、公干时，都会选择跟我相同的道路。这条路上的旅店很多，按中国人的生活习惯来说，也算舒适。旅店的主人大多还不习惯跟西方人打交道，不过他们对西方人也没有太多的恶感。看见我走进旅店，他们也会像招呼中国主顾那样客气地说:“伺候大人。”当地人总的来说是热情友好的，某些西方旅行者只是由于好奇心太过强烈，才会引起他们的反感。目前，这条路上还很少能见到西方旅行者的身影。他们选择的路线都是带着沉重的行李走更方便的长江水路抵达重庆，然后再沿着岷江上溯。尽管如此，从万县到成都的陆路上还是陆续出现了几个西方传教士建立的教堂，当地也因为这些传教士的缘故，在西方世界获得了比较高的知名度。

我的旅行大多是在丘陵间穿行，这些丘陵很多都被开垦成了梯田，用以种植水稻、油菜、小麦、玉米等作物，收成看起来非常不错。沿途的景色可以称得起风光如画，树林和竹林中到处点缀着村庄、农场和庙宇。山坡上的稻田连成一片，给人造成一种近似英国公园里的人工湖的错觉，特别是当梯田的围墙上也长满了植物的时候。我的狗在这里似乎比我更引人瞩目，因为中国是不出产斗牛犬的。每当我们路过村庄，当地居民便纷纷赶来看热闹，嘴里还喊着:“看洋狗喽!”

有些地方的人还大呼小叫地询问同伴:“这是狗吗?”

我甚至听见有人下结论说:“这肯定是头熊!”

这里，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读者，我那条狗长得跟熊绝对一点儿不搭界。

四川的气候比较潮湿，上午通常略显阴冷，因此自己下来走走远远要比坐在滑竿上舒服。当地农民取暖的方式令我感到非常惊奇。他们通常会在一种很小的篮子里放上一种圆形的金属容器，容器里装着燃烧的煤。这种东西跟西方女性使用的暖手筒原理差不多，只不过当地农民会把这种取暖工具直接塞进衣服里，让自己显得鼓鼓囊囊。[1]

离开万县的第二个夜晚，我来到了名叫“梁山”的小城。当地[2]人对旅行者很热情，还特别具有幽默感。第四天晚上，我到了大竹，这个地方有家特别出色的旅店。经历过长途跋涉，舒适的房间让我感觉身心愉悦。遗憾的是，类似这样的旅店再没有出现，第五天，我在行进途中经过了很多露天采煤场。这个地方的煤炭储量应该很大，却没有得到真正有效的开发利用。当地人只是把地表浅层的煤炭挖走，用于取暖和烧窑。第六天，我们乘小船渡过了曲水河。这条河流淌在四川东北部的群山当中，目前只通航当地人的小船，它的部分河段也[3][4]被称为“白水”。曲水镇和广安位于这条河的沿岸，两座城市规[5]模都差不多。这条大河在合州跟嘉陵江以及其他支流会合，然后在重庆汇入长江。曲水河的水质清澈，夏季丰水期的时候水位可以达到10英尺或者更高，甚至能够漫过河堤。大竹西部梯田[6]

离开万县后的第八天，我抵达了富庶的顺庆府。这个地方原本拥有比较发达的手工业，后来却逐渐衰落了。当地目前仍旧兴旺的工业项目主要是利用红花提取天然染料，不过随着来自奥地利的化学染料进入中国，天然染料的生意也就越来越难做了。养蚕缫丝可能是当地目前硕果仅存，仍然具有良好前景的行业。大概三四年以前，这座城市曾经受过洪水侵袭，部分城墙倒塌，大街小巷都被泡进了水里。

告别顺庆府，眼前很快出现了一座漂亮的四拱石桥，这座桥名叫“永安桥(jung an chiao)”。过了桥，我们就进了当地人所说的西山(hsishan)。大山的石壁上开凿了不少类似神龛、石刻和匾额的东西，这样的景象在四川省内的主要道路两侧比较常见，它们所表现的内容，少数是当地节妇烈女的传奇故事，多数则是曾经主政当地的地方官的丰功伟绩，给人留下的印象非常有趣且奇妙，值得深入研究。继续往前走了一阵儿，我发现一块平整的大石板上刻着这么几个字———屈死不告状。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轻易不要为了某件事惊动官府。中国人的传统将打官司视为成本高昂而且丢面子的行为，所以他们轻易不愿意跟法官打交道。

2月25日，我离开山地，来到了一片大平原的边缘地带，这片平原就是四川省会成都的所在地。26日快天黑的时候，也就是告别万县14天以后，我们终于走进了成都城。就像大清帝国其他很多富庶之地一样，成都的贫富分化现象令人震惊。这座城市可能是我经历过的所有中国城市中最富有的，不过当地的乞丐也是最多的。进城后，我下了滑竿，打算自己走几步，某位乞丐立刻凑了过来，自告奋勇地提议把我驮在背上走。这是他们乞讨的一种手段。还有位乞丐邀请我乘坐他的独轮车，可是那辆车的木头轱辘差不多都要散架了。种种迹象显示，成都城内及周边地区的治安情况并不是很好，因为我在路上不止一次得到好心人“要当心强盗”的提醒。我当然不愿意得到被“山大王”垂青的荣幸，然而这样的事情在我们来到成都城外的那天还是发生了。“山大王”总共有两个人，都带了手枪，不过据我看他们的手枪很可能没装子弹，甚至早就到了报废期。

我们正在路上走着，这两个人突然就从路边藏身的竹林里蹿了出来。他们应该已经在这个地方躲了很久，等待合适的牺牲品。关键时刻，护送我们的士兵发挥了作用。其中一个强盗明显被吓坏了，拔腿就跑。眼看自己的同伙已经跑了，剩下的强盗很快回过神来，也拔腿就跑。负责护送的士兵们追了上去。我命令滑竿停下，准备看场好戏，只可惜，预想的激烈战斗并没有发生。两名强盗身上不但带了充样子的手枪，还挂了双刀。沉重的分量压得他们跑不快，很快就被士兵们给抓了回来，扔在我前面的空地上。他们趴在地上，装出可怜的样子求饶。强盗们解释说手枪和大刀都是偶然在田野里捡的，他们正在寻找失主，也不知道枪里边有子弹。这套鬼话我肯定不会相信，只能把他们交给当地的地方官处理。至于那位地方官会不会相信他们的话，我不得而知，也不知道他们后来的命运。

据成都城内的传闻说，四川总督正在规划修建从万县到成都的铁路，这条铁路同样要求全部由中国自己出资、设计、施工。由于资金不足，总督打算要求省内的地方官们各自认购一定份额，然后在自己管辖的区域内筹募款项。认购份额的标准主要依据地方官的级别，以及他所治理地区的贫富程度确定。地方官当然不可能自己掏这笔钱，所以压力最终还是要转移到他治下的老百姓身上。从万县到成都的路上，我注意到沿途的城镇都张贴了告示，向百姓描绘铁路未来的施工进度，铁路修成后可以带来的各种好处，本地商业将通过铁路获利，整个四川省也将变得更加富庶等内容，不仅如此，四川总督还邀请有实力的合作伙伴积极参与这个项目。据我看，这条铁路如果修成，首要的好处是可以绕开长江最危险的江段。当地官员和商人为对修建铁路的热心态度则充分说明中国人正在尝试改变很多过时的传统观念。清代四川客栈成都平原上的手推车(鸡公车)

成都距离海岸线非常遥远，不过当地人，起码是一部分人仍然相当开明，具有强烈的现代意识。这种情况在教育领域表现得尤其明显。成都城内拥有一所省级大学，大概300名年轻男性在这里同时接受现代的西方教育和传统的中式教育。这所大学除了一名负责教授化学和物理的英国老师，还雇用了几位日本教师，即便是中国老师，差不多也都掌握一门外语。我曾听到某位老师向同事炫耀说，自己学英文已经学到字母G了。不管怎么说，他最起码儿还有学习的愿望。相比宁静的校园，成都的工厂显得更加热火朝天，其中最热闹的当属丝绸纺织工厂，当地的工厂不但直接从西方进口机器，还引进了西方的管理制度。[7]

巴伯尔先生针对四川、云南两省富有魅力、无可替代的描述在西方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读过他的书的人应该都还记得巴伯尔曾提到成都城内有座人工堆砌的土山，或者说坟头可能更合适。巴伯尔并没能搞清这座土山的历史，只是含混地说它属于某位皇帝的儿子。目前可以肯定的是，这座半圆形的土山，连同它附近一个已经被土埋了半截，近似哑铃形状的石碑，肯定是用来纪念很久很久以前的某位王子[8]或者帝王的。那个时间甚至可以追溯到所谓的“蛮族”占据成都平原的时代。

我曾亲自到这个地方考察过，看到了巴伯尔介绍过的已经躺倒在[9]地上的那座石碑。目前能够看到的露在地表以上的部分应该只是这座石碑的冰山一角，它的一个角儿已经破损非常严重。我试着测量了石碑圆形断面的直径，因为被半埋在土里，所以只能推测它的直径差不多在17英尺左右。石碑目前露在土外边的那部分总长仅为2英尺3英寸，我们很难想象，埋在土里的部分还有多长。如果以跟石碑配套的那个土山为参照估算的话，石碑的高度肯定是惊人的。巴伯尔在他的书中声称，任何挖掘石碑的行为都将导致天昏地暗、妖魔出现，我觉得还是听他的话，小心为好。

除了文物，中国浩瀚的古籍，乃至马可·波罗那本著名的游记也可以为我们追溯成都的历史提供很多蛛丝马迹。据《书画史(shu huashih，明陈继儒撰)》记载，早在公元618至905年的唐代，成都就已经成了重要的艺术中心。这本书耗费大量笔墨介绍了当时成都各个寺庙中的宗教彩绘和壁画，还罗列了挂在当地藩王宫殿里的各种名画。《书画史》提到的很多寺庙至今仍然存在，也值得专门拿出时间认真参观。就我个人来说，这个地区最值得参观的寺庙其实并不在成都的范围以内，而是在距离它不远的灌县。这座寺庙是为了纪念李冰[10]父子而设立的，他们是成都平原至今仍在使用的伟大灌溉工程的设计者。为了纪念他们，当地的老百姓修建了据说在全中国都数一数二的华丽庙宇，然而正如某位英国旅行者所说，那座至今仍在为百姓造福的水利设施或许才是对他们的最好纪念。【注释】[1] Liang shan，今重庆市梁平县。[2] Ta chu，今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3] the pai shui，作者所处的位置应该是今天距成都70公里的白水河自然保护区的范围内。[4] Chu hsien，今属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5] Ho chou，今重庆市合川区。[6] Shun ching fu，行政区划大致包括今四川省南充、西充、仪陇、蓬安、营山、渠县、岳池、邻水、大竹等地，作者这里指的实际是今南充市。[7] Baber，英国外交官，1866年来到北京任职，1876年至1888年先后多次以采集楠木为名，前往中国西南地区游历。[8] 指古蜀国人，存在于商周时代，跟后来刘备的蜀国没有关系。[9] 结合上文推断，作者说的应该是成都的天涯石。[10] 指都江堰。

第五章 从成都到峨眉

离开成都后，我的下个目标是去攀登壮美的峨眉山，这座大山是中国最具悠久历史的名山之一。3月1日，我乘坐一艘船舱很小，到处漏风，待在里头非常不舒服的小船启程出发，沿着岷江支流向下漂[1]流4天后抵达嘉定，总行程应该超过130英里。当时，位于灌县的水利设施还没到春季开闸放水的时间，所以河里的水始终非常少，这种情况一致持续到第三天早上我们抵达江口的时候。在此之前，我们曾多次遇到船被泥浆陷住的情况。抵达江口后，无数条小河，其中也包括把我从成都东门带到这里的那条小河，终于汇聚成了四季不缺水，可以通航大型货船的大河，这就是岷江，它被很多四川人认为是长江的真正源头。西北方向，来自西藏群山当中，水量充沛，却不适合通航的那条大河则被称为金沙江，它跟岷江在叙州汇合，从这个交汇点开始，这条河就被统称为金沙江。岷江这个名字中国人自己似乎很少知道，巴伯尔因此认为这个名字最早可能是西方传教士起的，起这个名字的依据则是岷江来源于四川省西北部岷山的积雪融水。事实上，一条河具有多个名字在中国是种非常普遍的现象。传统的中国人很少到远离家乡以外的地方旅行，他们能看见的某条河往往就是流过家门口的那一段儿，既不会关心这条河从哪儿来，也不会关心它会流到哪儿去。至于河的名字，往往也是因地制宜地起上一个。这样的情况确实给西方旅行者造成了太多的困扰。岷江上的帆船

岷江两岸可谓风景如画。河流所过之处，基本都是富庶的平原地区，偶尔才能看见那么一两座低矮的小山。离开成都后的第三天，我[2]在彭山县江对岸的位置参观了一座漂亮的12层佛塔，这座佛塔被称[3]为“锁江塔”。这座塔的后期维护状况出人意料的好，好得我仍然可以沿着塔内的楼梯爬上去，饱览周围的风光。锁江塔的塔身是砖结构的，里面的楼梯用砂岩砌成。

来到嘉定附近，江上的景色变得更漂亮了。两岸都是绿色的山峰和悬崖，还有很多人工开凿的神秘洞穴，意在向神灵表达敬意。3月4日，我们进了嘉定城。这座城市位于岷江右岸，再往下游走一点儿，就是岷江、大渡河和雅江3条大河交汇的地方。来自3条大河的河水从这个交汇点开始，再经过130英里的路程，最终在叙州汇入长江。我从成都开始的水上旅行抵达嘉定后也就告一段落了。嘉定府的西城门嘉定大渡河边

可能是因为距离峨眉山比较近的原因，嘉定当地的佛教寺庙也非常多，附近的山里还有不少史前人类生活过的洞穴遗迹。嘉定比较重要的手工业首先是养蚕缫丝，其次是白蜡制作。与嘉定隔江相望的山[4]上有座著名的佛教寺庙，名叫“凌云寺”。这座寺庙始建于唐代，已经有差不多1200年的历史了，1667年曾经由四川省内的名人出资修缮过。这座寺庙通常也被老百姓称为“大佛寺(the great buddha monas-tery)”，这个名字主要来源于寺庙附近那尊直接雕刻在岷江边[5]上的巨型佛像。这座佛像的建造可以追溯到公元8世纪前后。高僧

[6]海通来到这里修行，为了遏制当地经常泛滥的3条大河，他决心用某种方式向神灵表达敬意和请求。于是，海通花了19年时间，在江边的悬崖上开凿出这尊巨型佛像。据我看，要想完成这样的工作必然耗费巨大的精力，承担很多的风险。遗憾的是，由于岩石质地本身的缺陷，再加上多年来植物生长的侵蚀、破坏，佛像的很多部位现在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了。现存的佛像总高386英尺。为了详细研究大佛以及它周围的佛教雕刻，我只得冒险攀登陡峭的悬崖。顺便说下，虽然海通当年修建佛像的目的是为了遏制水患，不过从那以后，当地洪水泛滥的情况似乎并没有出现明显改善。

嘉定当地的史前人类洞穴也是个值得一看的去处，巴伯尔在他的书里最早向西方介绍了这些洞穴。我去参观的时候，其中的一个洞穴已经被改建成了僧人修行的场所，里面设置了佛堂、祭坛和钟磬，还装饰了大量佛教壁画，看不出原来的样子。嘉定附近的这些洞穴，以[7]及四川境内的其他类似遗迹已经被统称为“四川红层盆地”现象，属于中国人类学领域的一个未解之谜。滞留嘉定的两天时间里，我造访了这些洞穴中的大部分，却无法为这些洞穴的起源等问题提出更多、更新的看法。

这些洞穴明显是在松散的砂岩上直接开凿出来的，当初的开凿者应该擅长使用某些手工工具。洞穴里的那些壁画跟有意识的艺术创造肯定不沾边儿，造型上也跟现今的中国艺术没有太大关系，反倒很有几分印度味道。洞穴的入口有方有圆，全部开在悬崖上，很多地方只能借助梯子和绳索才能到达，少数洞穴相对更容易进入。有些洞穴眼下已经成了蜜蜂的家，有些则明显已经成百上千年没人走进去过了。洞穴的内部结构大同小异。进洞之后首先是个长方形的房间，这个房间又连接着若干小的房间。通过留在墙上的洞和槽判断，洞穴里最早肯定还有木质的家具。洞穴的环境可以满足人类对舒适生活的要求，当年的设计者考虑到了饮水槽，直接在墙壁上挖出来的储物柜和架子，还有石头板凳等细节。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当年开凿洞穴的时候一起搞出来的，全部不可移动。

现在的人已经说不清楚，开凿这些洞穴的目的到底是为了把它们当作活人的居所，还是死人的坟墓，抑或是供奉神灵的庙宇，大家对于这个问题的争论至今没有结果。比较主流的观点认为，洞穴大多处于很难直接到达的峭壁悬崖，这就说明它们当初是为活人准备的。生活在里面的人平时使用绳梯进出，遇到敌人来犯的时候，就可以把绳梯收起来。这里所说的敌人可能指同时期的其他人类，也可能指大型野兽。然而也有观点认为，狭小的洞穴连同那些不可移动的石头家具充分说明了这些洞穴的坟墓性质，不过持这种观点的人无法解释为什么洞穴里还有取暖用的壁炉(虽然没有烟囱)，以及供活人使用的凳子之类的东西。认为这些洞穴当初是庙宇的人的主要依据就是那些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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