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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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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话历史试读：

内容简介

中国近代史从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到新中国成立（1949）为止。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的革命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抗争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打倒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义以实现人民富强的斗争史。在这部历史中，发生了怎样的故事，有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第一章　历史真相

文革解密：林彪的“第一号令”事件真相

1969年10月间下达全军的林彪的“第一号令”（原来的全称是“林副统帅一号战斗号令”，后来有关中央文件的全称为“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令”），与同时间内疏散中央党政军领导人离京到外地、外埠一事，以及在此前后下放广大知识分子干部一事究竟有什么关系呢？若干年来，某些报刊文章乃至某些“文化大革命”的文史专著，对于以上几桩重要史事之间的关系，都在因袭着一种似是而非的因果论，近期内更出现了一种近乎荒诞离奇的说法。因此，对以上三则史事进行必要的考辨订正，还历史事实以本来面目，实属必要。为了便于澄清事实，这里不得不列举出一些不够准确的或完全错误的说法：例一：1980年12月5日至8日，在《工人日报》连载的《胜利的鲜花献给您——怀念我们的爸爸刘少奇》一文的第十九节，有这样的记述：“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根据林彪‘一号命令’，将爸爸送往开封。”此处，林彪的“第一号令”被提前了一天。

例二：1984年8月22日，《人民日报》载《在江西的日子里》一文，在第二段开头这样写道：“人们不会忘记林彪反革命集团那罪恶的‘一号命令’。我的父亲，自从被加罪为‘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后，关押隔离已历时两年。这时他突然接到通知，要被疏散转移到江西”。

此处，误将林彪的“第一号令”与疏散中央领导人一事混为一谈。

例三：1984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聂荣臻回忆录》（下），在第862页中，对林彪的“一号命令”与疏散中央领导人的关系，提出了如下的推测性分析：“因为军队的老同志们还在，这些老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有自然形成的威信，有历史形成的所谓‘山头’，许多老部下仍然支持拥护他们，所以，林彪想通过第一个‘号令’，以战备疏散为名，把军队的老同志赶出北京，为实现他篡党夺权的阴谋扫清障碍。”“接着，他们发出通知，要这些老同志疏散到外地，而且要马上离开北京。”此处的结论与历史事实不符。

例四：1986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一书的第309页，作者根据推测得出了一个结论：“1969年林彪的‘一号通令’成了驱赶人们离开城市的最后通牒。”此处，作者作了一个不能自圆其说的武断的结论。

例五：1989年4月，在几家报纸刊出的回忆文章《耀邦同志二、三事》写道：“一九六九年五月，按照林彪的‘一号通令’，团中央机关和各直属单位两千多人，一锅端地迁移到河南省潢川县黄湖农场，办起了‘五·七’干校。”此处，林彪的“第一号令”被提前了五个月之久，于是，数月后发生的另一件事，荒谬地成为数月前那件事的直接原因。

类似以上任意夸大林彪“第一号令”作用和影响的错误提法，还可以举出许多。笔者认为这些错误说法的产生及其流传，大都是因为有关作者和出版者，受到条件的限制，难以弄清有关复杂情况所致（因为作出有关决策的当事人已大多过世，“文化大革命”档案材料的查阅又受到极为严格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从事“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的专业工作者理应对诸如此类的重要史事的误解，担负起认真进行考辨和澄清的责任。

那么，历史的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可以分三点来说。

第一，林彪的“第一号令”不包含疏散中央领导人这项内容。

证据之一：1971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关于组织传达和讨论〈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称：“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林彪趁毛主席不在北京，擅自发布所谓‘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令’，调动全军进入了战备状态。这样的大事，竟不请示毛主席、党中央，实际上是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通知》的这段话讲明了林彪“第一号令”的内容和结果是“调动全军进入了战备状态”，其性质“是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显然，疏散中央党政军领导人一事不属“第一号令”范围之列。不然，如此重要的中央文件怎么会只字不提呢？何况，这份文件是经过毛泽东指示‘照发’的。这意味着与此事有着最高直接关系的毛泽东本人对上述断语的确认。因此，也赋予了这份文件的有关论断以重要的价值。

证据之二：据有关调查材料证实，林彪从中共九大以后就专门研究战备问题。林彪让黄永胜调阎仲川到总参任作战部长，后又提升阎仲川为副总长，专门负责战备工作，管理作战、通讯、情报、机要等工作。1969年10月18日下午，林彪背着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借口“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让其秘书张云生向总参谋长黄永胜传达了所谓“紧急指示”。黄永胜于18日下午，布置阎仲川向下传达。阎仲川将林彪的“紧急指示”定名为“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命令”，要前指作战组立即用电话向全军传达。

证据之三：当时担任林彪办公室值班秘书的张云生，在《毛家湾纪实》一书中专门写了一节“‘一号命令’发出前后”，比较翔实地记述了他亲历的一些情况。那是1969年10月8日，即林彪从北京疏散到苏州的第二天下午，林彪叫张云生给当时的总参谋长黄永胜打个电话，同时，口授了六条电话内容。大意是：苏联谈判代表团将于10月20日来北京，对此应提高警惕。为了防止苏联利用谈判作烟幕，对我进行突然袭击，全军各部队要立即疏散。各种主要装备、设备及目标要进行伪装和隐蔽。通讯联络要经常畅通。国防工业要抓紧武器、弹药的生产。二炮部队也要做好发射准备等等。当晚7点左右，张云生用电话把林彪口述的六条指示传给了在北京的黄永胜。过了几天后，张云生从军委的收电中得知，黄永胜通过总参作战部向全军传达的林彪指示，只剩下了四条（有关二炮的一条，不向其他单位传达，另一条是关于武器生产的，也不向部队传达），并冠之以一个十分显眼的标题：林副统帅一号战斗号令。由此，全军各部门立即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叶群只让张云生向黄永胜传话，而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请示报告的事则由她办理。叶群是要先斩后奏，以售其奸。黄永胜在18日当晚下达了林彪的“紧急指示”，而叶群于19日才以“电话记录传阅件”向中共中央毛泽东等领导人报送。此件送到毛泽东处，阅后即在烟灰缸里付之一炬，只留下了一个有着传阅号的信封。以上中央文件及知情人记述证明：林彪的“第一号令”仅限于对全军各部队所发，是一个“战斗号令”。由此可以断言：疏散中央党政军领导人一事，非“第一号令”所能涉及，两者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所有视林彪的‘第一号令’为疏散领导人原因的说法，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是对“一号命令”所包含的内容及其作用的任意夸大，应该加以纠正。何况，如例一所说，刘少奇于10月17日疏散到开封；同日，林彪也疏散到了苏州。“第一号令”于18日晚才形成并下达。显然，两者的因果之论是不能成立的。因此，疏散领导人一事，需要另找原因，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解释。

第二，疏散中央党政军领导人是由毛泽东决策、经周恩来主持安排的。

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实行战备疏散的决策及关于疏散中央党政军重要领导人离京分赴外地、外埠的安排，均基于对当时国际形势有可能发生突发事件的判断。

当时的主要背景是中苏两国关于边界问题的副外长级谈判定于1969年10月20日在北京举行。

在此之前，毛泽东在中共九大前夕就发出了“要准备打仗”的号召。5月上旬，中央召开过战备工作座谈会。6月下旬至7月上旬，召开了“三北”地区作战会议。8月27日，中央作出成立全国性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和各省、市、自治区人民防空领导小组的决定，从此，开展了群众性的“深挖洞”活动。9月上旬，召开了全军战备工作会议。9月26日，毛泽东批示：“军队不要松劲”。次日，林彪指示：“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到中苏边界谈判前夕，“党中央根据苏联当时的战略动向和一些情报资料，怀疑苏联把谈判作为向我发动突然袭击的一种烟幕”。因此，党中央讨论决定，在10月20日前必须将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疏散完毕。

疏散中央领导人的工作是在周恩来主持下进行的。为此，周恩来让汪东兴暂时留在北京协助其事。关于疏散安排的报告是由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和副主任王良恩签名上报的，由周恩来指示后下达执行的。该项报告包括了以下的内容：中央集中到北京某地办公，由周恩来留在北京主持工作。毛泽东、林彪都在疏散之列。毛泽东到武汉（已去）。林彪到苏州。刘少奇、徐向前到开封。朱德、李富春到广东从化。陈云、邓小平到南昌。陶铸到合肥。董必武到广州。叶剑英到长沙（后辗转于岳阳、湘潭、广州等地）。陈毅到石家庄。刘伯承到汉口。聂荣臻原计划疏散到郑州，后接受本人意见改到邯郸。列入疏散计划的还有一些领导人。

综合当时的某些文字记载以及有关参与其事者事后的回忆，可以得出一个确定的结论：1969年10月，中央党政军重要领导人迅速疏散到外地，是由中共中央毛泽东作出的决定，而不是林彪的“第一号令”的直接结果。这是在同一国际形势背景下发生的两件事，必须弄清这些实际情况，加以区别，这才是对重要史事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同样，在澄清这一基本事实的同时，决不能否认当时在执行疏散计划过程中客观存在的根本性的区别，以及由此产生的许多问题。除了都用了一个战备疏散的名义外，差不多同时离京的林彪的待遇与刘少奇、陶铸的遭遇有着天壤之别。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主犯及其在各地的骨干分子，乘机对疏散到各地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如刘少奇、陶铸，进行了种种惨无人道的人身迫害，罪恶昭彰，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民的彻底清算和历史的公正审判。

第三，下放广大知识分子干部和许多文教单位一事，是根据毛泽东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的空想进行的。

关于下放干部问题。早在1968年9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向全国宣布各省、市、自治区完成了夺权任务的同时，就宣布这“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进入了斗、批、改阶段”。同时发表的毛泽东关于工厂里“斗、批、改”的几个阶段的设想中，有一条就是“下放科室人员”。当时人们都知道，毛泽东的上述设想并不仅仅限于工厂。

同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的编者按语，说“黑龙江‘五·七’干校关于干部下放的经验很好”。按语还用黑体字发表了毛泽东发出的“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号召。从此，“各地普遍开办‘五·七’干校，把原党政机关、高等学校的绝大部分干部教师，送到干校劳动、学习。”前面提到的例五《耀邦同志二、三事》一文所述的团中央机关于1969年5月下放到河南“五·七”干校，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的。因此，所谓林彪的“第一号令”导致团中央机关下放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同样，《“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关于“1969年林彪的‘一号命令’，成了驱赶人们离开城市的最后通牒”的断语，也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林彪的“一号命令”，仅限于全军各部队，所以根本谈不到是对干部下放的“最后通牒”。从词义上说，如把“最后通牒”一词理解为是对某件事情的“最后的话”，那么，对“第一号令”下达8天以后，中央才发出《关于高等学校下放的通知》又作何解释呢？前者还能算作是“最后通牒”吗？颇具说服力的倒是这个专讲下放问题的《通知》，竟丝毫没有“第一号令”的蛛丝马迹。10月26日发出的这个《通知》说：为了“认真搞好斗、批、改，加强对中央各部门所属高等院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教育革命的领导”，决定将国务院各部门所属的高等院校，凡设在外地或迁往外地的，交由各地省、市、自治区领导；与厂矿联合办校的，交由厂、矿领导。教育部所属的高等院校，全部交给所在省、市、自治区领导。此后，中央所属的高等院校，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内，便全部下放地方管理。

当然，事物发展过程中一事物与他事物的联系是不容忽视的。否定了林彪的“第一号令”与下放干部问题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并不能忽略战略疏散的紧张气氛，客观上对当时仍在进行的干部下放起了催促加快的影响作用。但是，客观影响与直接原因在这里是不能相互替代的。在对待重要的历史问题上，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并没有过时。总而言之，在弄清了林彪的“第一号令”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弄清了疏散中央领导人一事是中共中央、毛泽东的决策，周恩来主持安排并经中央讨论决定的，弄清了干部及文教单位下放的原委之后，对于多年来不断被一些文章、专著重复着的那种错误说法，也就不难澄清了。结论是：林彪的“第一号令”与疏散中央领导人到外地以及下放干部到“五·七”干校或基层单位这两件事，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被误读的“东亚病夫”：这一词最早由国人提出

自近代已降，“东亚病夫”在中国就是一个很著名的词汇。很长一段时期内，它都被主流意识形态解读为一个由外国人强加给中国人的蔑称，专门用来讽刺中国人生理上的虚弱不堪。因之，当新中国的竞技体育运动获得了天翻地覆的进步，当我们中国的运动员在奥运会等重大国际比赛中站到了冠军的领奖台上之后，很多媒体流行的宣传口径就是“终于洗刷了百年来强压在中国人身上的‘东亚病夫’的耻辱”云云。

而其实这是对“东亚病夫”的严重误读。

首先，最早提出“东亚病夫”一词的并不是外国人，而恰恰是如假包换的中国人！此人就是晚清时期大名鼎鼎的改良派思想家、曾经担任过京师大学堂校长一职的严复。

1895年，中国刚刚遭遇甲午惨败，全国上下反思中国文化的声音开始萌发。此时，严复在天津的《直报》上发表了题为《原强》的文章，这篇文章中写道：“盖一国之事，同于人身。今夫人身，逸则弱，劳则强者，固常理也。然使病夫焉，日从事于超距赢越之间，以是求强，则有速其死而已矣。今之中国，非犹是病夫耶？”严复以后，一大批觉醒的知识分子纷纷沿用了他的这个提法。1905年，小说家曾朴在写作《孽海花》一书时，用的笔名就是“东亚病夫”。

而反观外国人用“东亚病夫”一词，据说是从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开始。1896年10月17日，有英国人在《字林西报》上撰写题为《中国实情》的文章。文中说，“夫中国——东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根据今人的考证，这篇文章始出于当时的《伦敦学校岁报》，上海的《字林西报》只是转载而已。之后，梁启超的《时务报》引用了这个称谓，遂扩大了“东亚病夫”的知名度。

不过，相对说来，英国人的这个“病夫”提法根本是在严复之后，加之严复当时在英国的影响力，因此不能排除英国人是受到了这位中国维新思想家的影响而采用这个提法的。如果做这样的理解，则“东亚病夫”很可能是“出口转内销”的货色。把这个提法的发明权让渡给外国人，如果不是别有用心的歪曲，就是对历史的无知。

更为重要的是，考察“东亚病夫”一词产生的背景，可以知道这个提法的初始含义并不是用来讽刺中国人生理上的不健康，而主要是说中国人在精神思想层面上的麻木、萎缩、愚昧，以及面对极权统治的无动于衷、逆来顺受、苟且偷生和没有信仰的国民特性。相对于精神思想层面上的“东亚病夫”，生理层面上的“东亚病夫”实在是不值得一提的“小者焉”。

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通过现代著名作家鲁迅先生的心路历程，找寻到理解什么才是真正的“东亚病夫”的钥匙。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年轻的鲁迅当年东渡日本，本来是想学西医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这可以被解读为先生是想从疗救生理层面上的“东亚病夫”入手，达到救国的目的。

然而，在日本的一次经历，让鲁迅醒悟到了生理层面的“东亚病夫”并非是治疗中国病症的急务。在《呐喊自序》里，他这样说道：“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彩。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从鲁迅先生的叙述里，我们可以看到先生眼中的中国人其实并非是弱不禁风的，而恰恰是“强壮”的。但就是这样“强壮”的中国人，却在做着愚昧的“看客”，犹然是典型的“东亚病夫”！

于是，先生的思想乃有很大的转变，终于决定“弃医从文”了。“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提倡文艺运动，从“精神”上改变中国人，正是鲁迅先生那一代优秀的知识分子在疗救“东亚病夫”问题上的先知先觉的飞跃。

梳理鲁迅先生“弃医从文”的心路历程，对于我们今天准确地理解“东亚病夫”这个称谓，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倘作如是观，则我们可以说今天在奥运会等国际重大的体育赛事上争金夺银，固然是洗刷“东亚病夫”耻辱的一个方面，但并不是说我们有了数百个世界冠军，有了刘翔和姚明，就等于是彻底扔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恰恰相反，观之今天的某些现实，任何一个理性的中国人恐怕都不能不面对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吊诡，这就是：如果把“东亚病夫”的内涵界定在思想精神层面，那么，对于“我们现在还是不是‘东亚病夫’”这样一个沉重的命题，我们实在没有十足的底气做出理直气壮的否定性的回答！也可以说，要完全摘掉我们头上的这顶“东亚病夫”的帽子，可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而这大约正是我们需要长期逾越的一道“雄关”。

江青办影展被毛制止在钓鱼台火烧照片

对摄影产生兴趣

江青学摄影始于1962年。她从1955年起就开始病魔缠身，6年间几乎是在病榻上度过的。其间有几年她离开中南海，去遥远的莫斯科治病休养。

到了1962年，江青的身体逐渐好了起来。因为她得的是妇科方面的疾病，加上她更年期长，症状重，情绪仍然不稳定，刚才还有说有笑的，转眼便怒目圆睁，搞得身边的人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毛泽东非常理解江青的痛楚，叫工作人员看着他的面子，不要和江青计较。

1959年和1961年中央在庐山召开了两次会议，江青都上了山，她十分喜欢庐山的自然景色，对拍摄风景照表现了极大的兴趣。那时的照相机大部分都是德国老牌产品，全部靠手动操纵，没有一点“傻瓜”可言。一个初学摄影者要想轻而易举地抢拍一张好照片，谈何容易。江青那时的摄影技术远远没有达到准确掌握百分之一秒瞬间的水平，对选景也欠整体审美构思，拍摄时需要主席身边的摄影记者帮助她选景、对焦距，然后由她按动快门。毛泽东一首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著名诗作就是为江青拍摄的庐山仙人洞而题写的。

请石少华当老师

毛泽东的题诗使得她的形象和这一瞬间一同光彩起来。

江青被这个意外的瞬间激励，浑身充满了激情。从庐山回来后，她便对摄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没有重要的工作岗位，闲得无聊，开始琢磨系统地学习摄影，创作艺术作品，她相信自己对艺术有着天赋的灵气。可是谁能当她的老师呢？考虑再三，最后决定请石少华当她的摄影老师。

江青之所以看中石少华，一是因他担任新华社副社长、摄影部主任职务。二是他在摄影界享有盛名，有较高威望。抗战时期他就是八路军里赫赫有名的新闻摄影记者，……这些条件正符合江青择师标准。

石少华却是另一番心思。他知道江青的个性，考虑再三，觉得这份荣誉实在不是他天性莽直缺少城府的个性所能承受的，就以工作忙为由推辞了老师的“荣誉”。

日历还没在手中翻过几张，石少华接到通知，说是毛泽东请他去。他赶快驱车前往中南海。车子一直到毛泽东居住的丰泽园后院的门外。

毛泽东在后院看见石少华急冲冲地进了院，隔老远就大声招呼他，“进来进来，石少华同志。”毛泽东热情地握住石少华的手，带着长辈的慈祥，轻轻地拍打他的肩，请他坐下。“这次我请你来，有事相求。不是照相，但是和照相有关。”毛泽东说到这，故意停住他难懂的湖南话，侧过脸专注地看着石少华，想看看这个广东人的反应。

石少华听懂了主席的湖南话，但是没有马上明白主席所指的事情，等他说下去。“江青同志她身体不好，有病，不能从事紧张的工作，你就收她作学生吧，一可以调剂调剂她的生活，二也能学习一点东西，她有这个爱好嘛！……我也支持她学习，给她买了照相机，想多学习一点知识，多掌握一门技术总是好嘛。石少华同志，看在我的面子上，你就收她吧！”

石少华万万没想到这件事情惊动了主席！他一阵感动，一阵愧疚，当时他怎么就没有替主席着想？让他老人家亲自过问，这不仅是伟人的心怀，也是慈善丈夫的心愿。

首次影展被取消

江青由学习摄影后来发展成利用摄影。1971年江青活动的范围几乎遍及各个领域。她越来越多地公开露面，不住地选择合适的形象亮相。

江青决定举办个人影展。她将自己几年的摄影作品选出一百多张由新华社摄影部副主任、周恩来总理的摄影记者杜修贤负责筹办，展出地点选定在人民大会堂。没有几天，一百多个做工精致的影框就做好了，连新闻机构也严阵以待，作好了报道的准备。就在江青为影展前景而自鸣得意时，毛泽东出乎意料地出来讲话了，这次他不是支持江青而是阻止。毛泽东对江青越来越强烈的表现欲十分恼火。严厉批评了江青，叫她立即取消影展计划，注意政治影响。

负责筹办影展的工作人员只好将江青的摄影作品搬回钓鱼台——江青的住所。江青影展偃旗息鼓后，以为问题出在江青的摄影主题上，因为作品大多数是花草鱼虫，工农兵形象少。

江青的亲情世界：建国后如何对待哥哥姐姐

钓鱼台内烧照片

不久，江青很快从失意中恢复过来，又开始下一轮影展的梦幻。

1974年进入夏季。毛泽东又一次长时间离开北京，到南方养病。周恩来也住进了305医院、中南海里显得空寂冷清。江青这时却空前地活跃，会见外宾，发表讲话，以毛主席学生和战友的身份四处视察，转达毛主席的慰问。

就在江青春风得意的时候，钓鱼台传来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江青放火烧毁了自己的摄影作品。原来江青又经历了一次影展梦破碎的打击。

钓鱼台18号楼是接待外国元首的国宾楼。1972年周恩来指示有关部门，从各地选来了一些丹青大师的国画，悬挂在楼里。

终于，厄运降临到18号楼的国画上。10月间，江青突然要摄影记者杜修贤为她放大摄影作品。摄影师按照影展的规格，放大了78张不同尺寸的照片。可是摄影师将照片送给江青时才知道，放大照片是为了取代18号楼的国画。

江青看见照片兴奋地说：“将这些牡丹、月季、海棠……还有这个石榴，换上去！11月5日有两个国家总统要来访问中国，要抓紧时间换上去。”她的13张花卉照片很快取代了国画，挂在主厅里。照片只挂了3天，就神出鬼没地不见了。等人们发现时，13张国画已经回到了老地方。

原以为江青要气得发疯，警卫找到江青时，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江青正在10号楼用自己的照片招待政治局的委员们，她笑眯眯地说：“这些照片是我为委员们准备的，喜欢什么就拿什么。”

其实她在掩饰自己的愤怒和难堪，勉强保持表面的镇静，以显示她大度、不与人计较的风度。莫非是毛泽东制止了江青，果然，这个反对她的人不是别人，就是毛泽东！也只有毛泽东才能有效地阻止江青无限膨胀的欲望。当他知道江青又在“照片搭台，政治唱戏”时，气得训斥道：“你有什么权利可以随便换下国宾馆的画，挂上自己的作品？夜郎自大，这样要不得！统统取下来！”

破灭的影展梦

1975年9月，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山西昔阳县大寨召开。江青又一次萌动了影展的念头，这难以止息的欲望日夜折磨着她好强的心灵，竟成了一块沉甸甸的心病。或许是吃了一堑的缘故，一到大寨她就四处造舆论：“这次我的影展要多拍些大寨的镜头，给大家开开眼界。这件事已经报告了政治局，国锋同志都同意了。搞好后我再报告主席。”她想造成既成事实，来个先斩后奏，好使她的影展梦变为现实。

她在造舆论的同时，逐步实现影展的计划。一百多幅照片源源不断地送往大寨。大寨在江青的手中变成了她第一个“展览大厅”，从会议室到客厅都悬挂着江青拍摄的大幅照片。江青是一个非常有心计的人，她思想没有停留在自己艺术作品的“大厅”里，而是画外的政治天地，她叫人回北京请书法家书写毛泽东诗词，然后挂在她的照片旁边。这才叫诗情画意、珠联璧合的展览！

无形中江青的身价又一次高涨。江青暂时得到了虚荣心的满足。

从大寨回到北京，江青又开始了她难圆的梦幻，紧锣密鼓地张罗她的正式影展。江青又想了绝妙的主意——和摄影师联合举办展览。

毛泽东看完照片，也看穿了江青的心思。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仍然两个字：“不行！”江青最后一次影展梦宣告彻底失败！

曾国藩谈“官二代”：大多只能延续一代富贵

中国的家书，也是一种教育体制，写得好，能变成教材，不只跟家人分享，还跟天下人分享，不只跟当代人分享，也跟后来人分享。这有个前提，写家书的人必须混得很成功，成功才有说服力，曾国藩家书在上世纪初卖得一版再版，主要是因为办湘军，办洋务，鏖战长江那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给他的书打了最好的广告。诸葛亮也喜欢写信，“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是他家书中的招牌用语，淡泊也好，宁静也罢，后人能点击亿万遍，还不是诸葛丞相那番风云事业，给这两句话打了广告？

我很喜欢读以上二公的书信，不过，过去读的是励志，如今读的是心态，写家书能教育人，其实反之可观照写信人的心态，诸葛公与曾公写家书的心态又如何呢？文/刘黎平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曾国藩家书：凤凰男家书喜欢开讲人生课

说曾老师是凤凰男，半点也不过分。曾老师从穷山冲走到北京，走到南京，走到侍郎，走到两江总督和中堂大人，真是标准的凤凰男版本奋斗道路。

通过考试成功的凤凰男喜欢谈考试，又借着自己考试成功的经历好为人师。你看凤凰男曾老师，通过考试落户北京，当了公务员，生活还不错，道光二十四（1844）年，在北京前门内西边碾儿胡同租了二十八间房子，月租三十串钱。五月十二日，觉得生活很幸福的凤凰男，给家里弟弟写了封信，已是翰林院侍讲的他，在信里头唠叨的却还是考试那点事。他想起五年前那次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感叹“幸而早得科名，未受其害”，说自己幸亏早年就中了功名，没有复读，不再被那些年复一年的八股复习教材毒害，这明显是考试后凤凰男那种心有余悸的精神状态。

各位早年厮杀过高考独木桥的60后、70后，不知道有没有同样的心路历程，直到今日，还经常梦见自己参加高考，或者狂做复习资料。

凤凰男喜欢谈考试

自己考试成功了，为显示谦卑，却喜欢安慰别人，老曾也时不时露出这种看似谦虚，实则得意的凤凰男心理，他说：亲爱的兄弟们，不要被一张考试卷子耽误了你们的终身，我所寄希望你们的，不是在于能否考取功名，“奈何亦以考卷误终身也？”“吾所望于诸弟者，不在于科名之有无”，不要老盯着一张试卷，而是“当务其大者远者”，做人要大气些，在功名时代，考不上功名，你又能大到哪里去，远到哪里去？自己过关了，却劝还在这条道路上苦苦挣扎的人要超然，这是明显的凤凰男口吻。

成功的凤凰男，话特别多，爱唠嗑，谈学习方法，谈人生境界，谈奋斗目标。还是上文提到的道光二十四年，当时的老曾才33岁，人生历练还不丰富，但因为官场混得太顺了，急于要和远在家乡的弟弟们分享自己的喜悦，老曾同志一再给家中写信。我查了一下，除了这一年的五月十二日，老曾还在八月二十九日，九月十九日，十月二十一日，十二月十八日给家中弟弟去信，发帖子上瘾，都成“家书控”了。

除了第一封信问点家中近况，报告自己在京近况外，其他讲的都是凤凰男心得，都是曾老师给弟弟们上函授课。例如九月十九日写的信，其实信里头就两件事：赞许四弟与一个叫刘霞仙的人一起读书，读书不长进不能归咎于自己生活的地方太小太封闭，“是不得归咎于地方之局促也”，就是要弟弟们不要计较什么重点学校。

很简单的两件事，被凤凰男老曾牵扯出很多的人生大道理来，什么“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老曾坐在京官的位置上，讲这番话自然不腰痛，但是对于窝在穷乡僻壤的人来说，这番话是当不了饭吃的，不借助于人，真是事事难为，弟弟们还指望你拉一把呢，“何必借助于人”全是忽悠话。

后来这些弟弟，全是靠办湘军的老曾拉上来的。

给弟弟们开课引抗议

至于读书不要选地方选学校，这话也不靠谱，老曾，想想你的老对手全哥（洪秀全），就是因为没有读名校，没有名师指点，结果读书老是一根筋，过不了大考，只好自己创业搞太平天国。

把老弟们教训了一番，老曾又痛心疾首地说，咱爹死得早，我这个做哥哥的没能教育好你们，这是我最惭愧的地方。接着又说，别人跟我打交道，都能被我教导好，“他人与余交，多有受余益者”（也不脸红？），就是你们几个弟弟不长进，我“深愧”又“深恨”，老哥我再给你们一个机会，我这次给刘霞仙也寄了一封信，你们把它拷贝一份，也好好学习学习我的讲话精神（还是不脸红？）。

在京城里当厅级干部的老曾，隔三岔五写信给弟弟们上课，弟弟们也被恶心得不行了，于是集体联名写信抗议：老大啊，我们不想听你嘀嘀咕咕上课呀。老曾的脸皮厚度还是有限的，收到抗议信后，也觉得脸红，于是停开了家书函授课。

曾国藩家书节选：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兄往年极无恒，近年略好，而犹未纯熟，自七月初一起，至今则无一日间断。每日临帖百字，抄书百字，看书少亦须满二 十页，多则不论。自七月起，至今已看过《王荆公文集》百卷，《归震川文集》四十卷，《诗经大全》二十卷，《后汉书》百卷，皆朱笔加圈批。

清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与诸弟书

曾氏励志：爱爆炒爱加料口味重

凤凰男的家书口味很重，重就重在励志上，老曾会围绕励志这个课程加很多的“油盐酱醋”，将一盘“励志菜”炒得色香味俱全，让励志男们吃了又想吃。

例如讲艰苦朴素，孝悌谨慎，这本是件很清淡的事，老曾却能炒得花团锦簇，热热闹闹。我们读他在道光二十九年写给弟弟们的信：“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续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

老曾会包装呀，对官二代富二代的热闹繁华，他迎头一桶冷水，用只能延续一两代的冷言冷语，将一团火热浇灭了；而对“谨朴”“孝友”之家，他就狂添柴火和佐料，将个枯燥清淡的道德说教炒得火热，而“可以绵延十代八代”的诱人前景，就是他添加的柴火和佐料。读家书的人，被这个“十代八代”、千秋万代的前景所诱惑，就会热血沸腾，发誓要孝友持家。

例如讲读书，咸丰八年八月三日写给儿子曾纪泽的信，说的是读书要深刻体会其境界，要亲切。老曾这位做爸爸的，生怕儿子不能明白他的教诲，用尽了很多“佐料”来让“读书”这盘菜津津有味，而这些佐料就是比喻手法。什么“如春雨之润花，如清渠之溉稻”，“善读书者，须视书如水，而视此心如花、如稻、如鱼、如濯足”，比喻一大箩筐，尽是些花呀、稻呀、鱼呀的景象，好似听孟庭苇的歌，让励志男们觉得读书是件很有美感的事情。

曾氏家书是剁椒鱼头

重口味其实也是单调的口味，摒除其他任何味道，在某一个味道上猛下功夫，爆炒到极致，就好像路边摊点的炒米粉。例如在官场做人是件很复杂的技术活，老曾却重火猛炒一个方面，将这件技术活炒得很可口。有一回老曾的弟弟曾国荃来信抱怨同事们的脸色难看，老曾马上回信批评他：别人脸色难看，归根到底先是你自己脸色难看。言下之意似乎就是只要自己脸色好看了，别人的脸色也跟着好看了。在这里，老曾分明是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将清朝官场人事关系这条臭鱼，用辛辣的剁椒包装起来，成了可口的“剁椒鱼头”。老曾和卡耐基一样，善于爆炒一些简单的道德原则和处事细节。

因此，读老曾家书，会越读越上瘾，励志男和凤凰男，眷恋这点重口味，觉得老曾的成功不只是可以复制，简直可以复印，于是老曾的家书卖了一版又一版。如今的凤凰男成功学演说之所以盛行，大家都是追着这点重口味去的。

其实，老曾的成功绝大部分是在现实中历练出来的，等他把成功写到纸上时，可能已经没了原味。正如郑板桥画竹，眼中之竹非笔上之竹，笔上之竹非纸上之竹，这么高明的画家，画竹都难免变形，曾老师的成功心得，恐怕也是现实的成功不等于嘴里想说的成功，想说的成功又不是写在纸上的成功，都变形好几次了。

例如老曾在家书中反复强调“诚”字，老曾以诚待人又如何呢？当年他在江西带兵，有个开皮包公司的人找到老曾，说可以购买一批物美价廉的军火，老曾信了他，拨了一笔款给他。手下都劝他不可轻信，老曾很自信地说：吾以诚待人。结果，这个开皮包公司的拿着巨款一去不复返，老曾气得絮絮叨叨：“我以诚待人，我以诚待人……”可见，这个“诚”字写在家书上容易，做起来简直是部血泪史。

诸葛亮家书：口味清淡是清蒸鱼

老曾的家书是剁椒鱼头，味重，诸葛亮的家书却是清蒸鲈鱼，味淡。

最短的只有19个字

诸葛老师的家书首先很简短，不拿架子，尤其是写给兄弟们的，完全不讲大道理。例如写给兄长诸葛瑾的家书，介绍自己八岁的儿子诸葛瞻，“瞻今已八岁，聪慧可爱，嫌其早成，恐不为重器耳”，前后19个字，简直是微薄中的微薄，无非说儿子八岁了，资质聪明，但担心过于早熟，担不了大任，讲到这里戛然而止，对儿子的赞许以及担忧都在19个字当中，但让人总觉得有点诸葛丞相话太少，应该还总结一两条让我们学习学习，但诸葛老师就是不讲了，再多话就不是诸葛老师的风格了。我猜，换上老曾来写，肯定抑制不了嘴痒痒手痒痒的毛病，说上一大堆“聪慧”与“重器”之间的关联，比喻例证格言全用上，爆炒一番自己的育儿心得。

诸葛亮的大儿子诸葛乔是从哥哥那边抚养过来的，诸葛老师定期向诸葛瑾汇报阿乔的成长情况，有张便条介绍说：阿乔本来应该分配到成都工作，但是我决定让他锻炼锻炼，跟大家一起运输军粮，要和将士们同甘共苦，“宜同荣辱……与诸子弟传于谷中”。诸葛老师就是清淡简练呀，他不再去阐述什么高干子弟必须和广大官兵打成一片的道理，37个字之后，什么也不啰嗦了。

最长不过90个字

诸葛亮的家书也有教育子侄外甥的，最著名的《诫子书》：“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全文不过90个字，放在微博上，还可以输入50个字。诸葛亮信手写来，句句都是格言，好似很多美玉串联起来。至于怎样才能宁静，怎样才能致远，不说了，不写了，再说再写，就好像在珠宝串联成的项链上夹杂石头。

诸葛老师的《诫外甥书》，也不过90个字，里面的格言如“志当存高远”，“弃细碎，广咨问”，做人要有远志，做人做事不能有太多杂碎夹杂在里面。用这个标准来衡量老曾的家书，确实显得有点“细碎”。

诸葛亮诫子书：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慆慢则不能研精，险躁则不能理性。年与时驰，意与岁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叹穷庐，将复何及！

原因：出身不同时代不同为人为文的境界不同

老曾是凤凰男，成功而热心的凤凰男，总是有太多太多的话要说，有太多太多的经验要传播，感慨万千，写家书自然就详细，具备细节。况且家书的对象是山区僻壤的农家子弟，觉悟较低，眼界不宽，不写详细些，他们就不明白，不写得口味重一些，他们就不会奋发或者惊醒。

反之诸葛亮呢，别看他和曾国藩一样曾经待在草庐里，他可不是凤凰男。曾国藩的家族在草庐（不一定是草庐，借指农舍）待了几百年了，大家急着要出去，当然励志口味要重一点；诸葛亮家的草庐是临时搭建的，他老爸是太守，叔叔是名士，他自己也是名士，是暂时待在那里的，刘备三顾茅庐去请他，那也不是件太令人吃惊的事，所以诸葛亮也不太强调苦读书，“观其大略”就行了。

如果诸葛亮也要参加科举考试，也要参加公务员考试，他就不会说出这样不负责任的话来。到曾老师那个时代就不行了，不苦读就上不了科举，难道还等清朝的皇帝三顾茅庐来请他不成？

老曾是一步步奋斗吃苦上去的，是自己主动向清王朝凑过去的，有一种农转非的激动，喜欢说励志的话；诸葛亮是别人向他凑过来的，一切顺理成章，如流水般自然，所以他为人比老曾淡定，写的家书也比较淡，三国魏晋时期的文风、世风，简约清淡，从诸葛亮便条式的家书，就可以看出后来《世说新语》的影子。魏晋风度，如今再也不能重复了。

当然，诸葛先生也不是一味清淡，也有《出师表》里重口味的“夙夜忧叹，临表涕零”，那是国家级大事，是在少东家面前表决心，当然不能再清淡了，如果太淡了，少东家还会怀疑你不负责任呢。

结语：年少时口味重，故而喜欢老乡曾国藩的家书，这种励志书有具体的细节，有看得见摸得着的训练步骤，总觉得曾公能如此，我也能如此；如今年满四十，忽然喜欢诸葛亮家书中呈现出来的那种清风明月、天高云淡的名士风范。凤凰男可为，真名士难得呀。

凤凰男心态没有错，错就错在你用这个眼光去扫描所有的群体，觉得大家都是你教育的对象，动不动就卖弄自己的苦难史、辛酸史、奋斗史，动不动就吆喝：老子当年如何如何。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灾难和不幸就开始了。

什么是凤凰男：作为一种标签是指集全家之力于一身，发愤读书十余年，终于成为“山窝里飞出的金凤凰”，从而为一个家族蜕变带来希望的男性。

第二章　史海钩沉

民国男旦：下午唱戏装女人晚上陪客坐膝盖

第一折凡人

梅兰芳是个没有失控的人。

戏曲界，早在二十年代，称他是古今第一人。

陈毅说他是一代完人。

我觉得梅是一个终其一生没有失控的人。

我想，在梅先生的一生中，有大的起伏跌宕，充满了戏剧性的波折和冲突，同时也是一个前后变化极大的过程。造成这种变化的因素很多。开始时并非那么正面，“并非那么正面”的意思是说，一来他家境很苦，二来社会地位低。

我们煞有介事地讲徽班进京二百年，但我们始终没有触及徽班进京背后的故事——徽班艺人为什么会在那个时候一块儿到了北京？其实，它跟乾隆皇帝的六次南巡有直接关系，他从江南丰饶之地带回来两批人：一批是三千佳丽，充入后宫，直接从神武门进了紫禁城；还有一批人就被留在了南宫，就在北京图书馆旧址，神武门附近那一带，其实就是梨园。梅家的先人并不是在乾隆时代就进京的，晚得多才来，但所谓徽班进京的风气，确乎是从乾隆时代开始的。我并不是梨园史的研究者。在我开始做电影《梅兰芳》之前，我看到一本书，非常吃惊。一九二五年出版的，竖版的，很厚，叫“京剧二百年”，作者居然是个日本人，叫波多野乾一。我反复看书的序言，我以为是中国人写的书，然后波多野乾一给他写个序言，后来发现完全不是，是日本人写的。他对于当时所有的名角的出身、来历、成就、结局都作了一番描述，不得了。我提到这本书的意思是说，实际上，梨园行，当时京剧艺人，包括成功的京剧艺人，都生活在社会的夹缝中。他们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入紫禁城，腰牌上写着“面黄无须”，而且有官衔“从六品内廷供奉”，最高的甚至被提到了四品左右的位置——当然都是虚衔，都归清平署管。关键在于，他们可以直接面圣，不管是慈禧还是光绪，直接就在这儿唱，而且可以小小地开个玩笑，插科打诨。比如杨小楼就被慈禧亲授说，“哎，你这个鲁智深好啊，武松好啊，这挂珠子赏你了。”但同时他们也是被社会深深歧视的。

梅先生出生在南城李铁拐斜街，那是八大胡同之一，在那个等级制度很森严的晚清，虽然说他爷爷是“同光十三绝”之一，也是有腰牌的，动不动能进宫里面去，但实际上是非常被人看不起的。另外一个是心理上的，四岁爹就死了，过继给他大伯了，到十四岁他母亲又去世了，所以他基本上是一孤儿。清有一规矩，怕人聚众闹事，戏园子基本上都集中在南城，除了丹桂在东安市场之外，广德楼、广和楼全部都在南城。南城是当时所谓的九省通衢的地方，全都是大的商号，所有的外地人员都从南面丰台进京，所以那就成了吃喝玩乐的娱乐中心，但南城一带的戏园子是不许晚上开业的，一是照明条件不好，另外怕聚众闹事，都是下午就把戏唱完了，晚上陪酒。

肥水不流外人田，所以好些个梨园行里的人都自家办这么一个私寓，这就是招待贵客的，安徽的盐商，山西的票号掌柜、煤商等等。冯耿光虽然是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但都是跟梅在那样的场合里边认识。梅小时候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是在这样一个五方杂陈、藏污纳垢的环境中间长大的，所以宋人说“出污泥而不染”还真有道理。

在梅的出身上你就能够看出，他是有巨大反差的，一方面是被社会完全看不起，“贫”大家容易理解，什么是“贱”？我给你举个例子，要采访一个梨园行里的人，梨园行的人说：“电视采访没问题，那这电钱谁出？你们家不有电吗？用我们家电那免谈。您能用多少电？”这就叫“贱”！一方面是出身低微，另一方面是有宫廷的荣耀，梅巧玲也是时不时进宫的，但他在民间，有时是裸着上身唱戏，我们称之为粉戏。这些事情，都在梅兰芳幼年成长过程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记。那梨园行里的老人跟我说，谁三十了还坐人膝盖头呢。坐膝盖头是什么意思？就是这男旦款款地扭着这腰身就坐到这豪客膝盖上了，有没有人请梅先生坐，有，但梅先生是不坐的，梅先生一辈子没坐过膝盖头！开始学戏第一天，老师就说，“祖师爷没赏你饭吃。”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内心非常惶恐、脆弱，状同年轻女子的男旦。

这些经历势必对他年幼的心灵产生一些打击。可我觉得，这是拜时代之赐。民国的出现，对社会来说是一次大的解放运动。因为最基本的禁令——女性不能去戏园，被打破了。梅是在这么一个气氛中间，突然亮丽地跳脱而出。我每次去日本，那些发行公司的老板老跟我说，我们这儿的市场是一个“femaledrivenmarket”（女性推动的市场），是被女性推动的市场。同理，不管这些女性来自什么样的家庭，青年女学生也好，在家的小使女也好，或者是藏于深闺的千金小姐也好，甚至是姨太太，一旦在灯火通明的剧场中间看到宛如天仙的梅兰芳，你可以想象她们的心境是什么样的。

所以我觉得，唐德刚教授的记载不为虚言，“雨点也似的各种财物就扔上台去……老爷被别人割走了一副皮袍子都不知道……外国公使们坐在那儿，虽然不懂，但也回头说一句‘王豆腐’（wonderful）。”

梅一生遇到好多不堪的事儿，为了抢他，两个班主打起来，自己的亲戚还有人受了伤。梅党赴美之前，头一个站出来大骂的是鲁迅，梅先生没回嘴。我在梅身上看到最大的力量就是一个“忍”字，他的真实都建立在自保的基础上。因为地位没保障，梨园行首先要自保。他也可以一掷千金，堂会赚钱最多的就是梅先生，因为有两个豪客在底，一个叫张宗昌，这是山东军阀，一个叫张作霖，是东北军阀，两人码价，最高码到一次堂会六千块大洋，那能买十二个四合院。梅家整日是席开八桌，流水席，各方宾客络绎不绝，川流不息，梅先生没有一句话说“他们凭什么吃我的”，没有，他是打开大门，接济、周济他的朋友们，成功的和不成功的。譬如说，有一次，齐白石先生非常落寞地坐在一家堂会里，谁也不认识他，但梅兰芳过去敬茶，引得白石翁事后还写诗赞颂梅郎，说“而今沦落长安市，幸有梅郎识姓名”，满京华之中唯有梅郎还识得老朽啊！所以，梅先生不是周到，不是有意为之，他是心到了，眼也就到了。

他是一个天真的艺人，他哪懂政治，邱如白跟他说，“畹华，上台湾吧”，他没说国民党腐败，只淡淡地说了一句说“那座儿少吧”，他就惦记着唱戏呢，你说说，他就为这个留下了，你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是个很平常的人。但是他又有不平常之处，两位名角是比较决绝抗日的，一个是梅兰芳，八年不唱蓄须明志，黑木大将攻陷香港之后把他请去了，他跟黑木怎么说，“岁数大了，唱得也不好听，我就不唱了。”还有一位，可以说是梅一生的竞争者、伙伴、尊为老师的程砚秋，卢沟桥种地一种种七年。还有一件不能解释的事情，就是当时日本人曾经跟梅说过，你可以去中国后方，我们网开一面，你去重庆，你别在这待着，“我不去。”我不能够把他说成他想起一个砥柱中流的作用，他没那么伟大，但是他确乎留下历史上的谜——他没有离开日本占领区，但他也不唱。

这就是梅先生成功的原因，这也是我们在电影中希望表达的：他其实一直都是个凡人，他对自己是有这种要求的。所以他在名缰利锁构成的纸枷锁的束缚之下，一直心平气和地面对他所遇到的所有的人生问题和挑战，与困难共处，从来没有撕坏过这副无形的纸枷锁，可以说是完好地把它带到了万花山他的墓地里去了。

我们可以把梅作为一个普通人放到一个更大的背景中间去加以观察，而不是对他求全责备。比如说前些日子哪个报纸上说：“梅是没给日本人唱戏，有一天谁家请客来俩汉奸他也坐下就吃了。”那你要求他怎么着，站起来就走？他是文天祥吗？他不是文天祥。不能老要求他“零丁洋里叹零丁”，他不是这样的人呀，他是生活在常态的一个人，这才是梅兰芳特别宝贵的地方，他有他的弱点，有他内心的痛苦，有他的孤单，同时有他的决断，有他的勇气，是这么一个人，这样才是合情理的。

蒋介石立遗嘱叮嘱蒋经国蒋纬国尊重宋美龄

蒋介石与两个儿子蒋经国和蒋纬国的关系，一直困绕着喜爱探索历史之谜的人们。关于蒋纬国的身世，社会上有各种传说，2007年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查阅蒋介石日记，曾试图查找出关于蒋经国和蒋纬国的身世的答案，但是，结果是令人失望的。不过从日记审视蒋介石的亲子情，可以发现蒋介石深爱着他们，相比之下，蒋介石爱蒋纬国更多一些。

在蒋介石的早期日记中，并没有提及蒋纬国的身世，却用了大量的篇幅描述对蒋纬国的思念、教育以及与之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的快乐时光。1916年6月2日他写道：“下午接洁如（即陈洁如）信，知冶诚（即姚冶诚，蒋介石侧室，蒋纬国养母）、纬国已到漳，不住鼓浪屿，徒劳跋涉，心滋烦闷。”此时的蒋介石牵挂着蒋纬国的伤病，幼年的蒋纬国很顽皮，因为他玩养母姚冶诚保存的除痣药水（具有腐蚀性的一种化学药剂）而受伤，手上和大腿上长了很多泡，这让蒋介石非常担心。

长子蒋经国，当时是由其母亲毛福梅抚养。由于蒋介石对这段包办婚姻的不满，导致对毛福梅母子极为冷淡。

蒋介石觉得聪明、调皮的蒋纬国更像幼年的自己，所以从不隐讳对蒋纬国的疼爱，1922年在蒋介石游家乡的法华祖奄山的时候，曾经表露了这种思想，“吾游此山之第一次即我祖父领我前往，跳跃放浪，无异今日之纬儿。”

每次与蒋纬国的分别，都折磨着蒋介石，他在日记中记载与蒋纬国分别时十分动情的场面，让读者不禁动心：小纬国看到父亲要远离家门，激动地大哭，他紧紧抱着父亲的腿，希望以自己天真的努力，挽留住父亲，不让他离开自己。但是这个努力是徒劳的，父子俩不得不洒泪而别，而这个感人的场面，生动地定格在了蒋介石脑中，他推开小纬国义无反顾地前往广东，但是内心则犹如烧红的油锅，不停地翻滚着离别的场面，对蒋纬国的思念不时地折磨着他，在日记中他不断地表露对小纬国的思念：“近日甚想纬儿，恨不能与其同行耳。”他非常喜欢蒋纬国，因为蒋纬国聪明、可爱，让他时常想起幼年的自己，“此儿慧眼逼人，年长尤觉亲亲可爱也。”

1922年至1923年8月这段时间，蒋介石主要待在浙江、上海，远离他革命的中心地带广东，一方面是因为革命受到了挫折，另一方面是因为复杂的人事关系，经历了宦海的沉浮和复杂的人事变动，蒋介石有些心灰意冷，更加珍惜家庭带来的真情，珍惜与儿女相处的天伦之乐。此时的蒋介石正处在这样一个感情的空隙，蒋纬国的天真可爱，弥补了蒋介石内心的感情空虚，对蒋纬国的精心教育，是他此段时间一件重要的事情。

1923年3月28日，他在日记中记述了亲自检查蒋纬国学业的事情，“下午在家课纬儿，出外十日，纬儿品学皆有长进，心甚喜也。”29日他亲自为蒋纬国定做了五本影印本的图书来读，30日为蒋纬国的学习亲自制定课程表。几天后，也就是4月3日，他前往母亲王彩玉的墓前植树，下午到他一直资助的武岭学校植树，值得注意的是在记述了这些他认为重要的事情后，他仍然不忘记上“晚课纬儿”，虽然寥寥数语，却显示了父亲的拳拳亲情。显然，幼年的蒋纬国极为聪明伶俐，接受能力也很强，这让一度在仕途上有些失意的蒋介石，感到了颇多慰藉，他对纬儿的表现非常满意，对他的前途抱有极大希望。

虽然现在已经有很多证据证明蒋纬国是蒋介石的养子，但是蒋介石似乎从来没有这样看。他在日记中也从未流露过蒋纬国的任何身世谜底，相反从日记的篇幅和流露的感情来看，他像所有的父亲深爱着自己调皮、可爱的儿子一样，对于蒋纬国的成长和教育，他是亲自过问。他不仅给蒋纬国买书，为他制定课程表和详细的教育计划，在旅途中或是在家中休闲时，时时刻刻记挂着、放不下的正是这个小儿子。

蒋介石对于自己的长子蒋经国的感情经历过一个变化，他一度比较冷淡这个儿子，但是毕竟血浓于水，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长子的关怀也多了起来。他把蒋经国带往上海读书，并将他送到苏联接受教育，后来他甚至固执地认为，蒋经国前往苏联，客观上当了苏联的人质，而这正是他能够在武汉转危为安的重要原因。此后近十年时间，对于蒋经国被羁留在苏联，蒋介石内心是焦急、难过的，但是他又庆幸蒋经国为他解除了危难。

1935年2月他在日记中写道：“近日当思塞翁失马之格语，乃本周思经儿赴俄虽归来无期，然实救我国家与救我生命之最大关键。”他假设如果没有蒋经国被扣押在苏联，他猜想自己可能已被苏联代表羁押了，当然这只是他的主观想象，并没有实际证据证明他曾经身处此种困境。

但是此后，他对蒋经国的态度有了很大的改变，在1939年毛氏在家乡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死后，蒋经国曾经给蒋介石写过一封感人至深的信，在信中他告诉父亲，自己的母亲一直在为父亲祈福，并愿意为此承担祸患，并暗示他父亲，母亲所遭受的飞来横祸与她舍身保夫的许愿不无关系，这让蒋介石非常感动。在蒋介石日记中，他保留了这封信，在政治生活中，蒋介石对蒋经国更加信任。

但是，蒋纬国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是无人能够替代的，蒋纬国一直表现出灵活的处事态度和善解人意的情感特征，这对于蒋介石来说非常重要。因为蒋介石迎娶了宋美龄后，他一直在思考如何巩固宋美龄在蒋家的地位。宋美龄没有为他生育子女，蒋介石认为这会威胁到宋美龄在蒋家的地位，为了能够巩固宋美龄在蒋家的女主人的地位，他几次告诫自己的两个儿子，在蒋家，他们唯一的母亲是宋美龄。

蒋介石在1934年7月5日的日记中记载了给宋美龄的第一份遗嘱，其中提到：“余死后，经国与纬国两儿皆须听从其母美龄之教训，凡认余为父者只能认余爱妻美龄为母，不能有第二人为母也。”

在西安事变中，蒋介石曾经再立遗嘱特别叮嘱蒋经国与蒋纬国要尊重和爱戴自己的母亲宋美龄。显然宋美龄在蒋介石心中有无可替代的地位，而善于处理好与宋美龄关系的儿子，必然会得到蒋介石的欢心。对于这样一种现实，蒋纬国表现出积极接受，并数次在蒋介石面前表示会孝敬父亲和母亲宋美龄，蒋介石当然乐意向宋美龄转达，以获取她的欢心。当时蒋经国还在苏联，直到1937年4月才回国，蒋经国回国后，更加记挂自己的母亲毛福梅，虽然他非常尊重宋美龄，但是无人能够替代毛夫人在儿子心目中的地位，对于孝顺宋美龄的口头表示，似乎并没有做出，蒋介石的日记中也从未记载。

蒋介石经常带蒋纬国外出，表现出对蒋纬国在精神上的依赖与信任。1943年3月12日下午三时，蒋介石带蒋纬国拜访宋美龄的姐姐宋庆龄，蒋介石在日记中称之为孙夫人，“以本日为总理逝世忌辰”。在孙中山逝世纪念日去看望宋庆龄，显然是为了表示对孙中山的尊敬，并对孙夫人宋庆龄表示慰问。当天宋庆龄也非常热情，她用酒酿蛋款待了他们，为此，蒋介石感受到了她的诚意，并得意地对蒋纬国说：“余谓此故乡宁波宽（款）待新女婿与外甥之珍品也。”在言谈话语间，流露出对儿子的疼爱与信任。

显然，蒋介石爱蒋纬国多一些的原因，与蒋纬国充当了一个善解人意的好儿子不无关系。

戴季陶为何瞬间从“亲共人士”变“反共先锋”

戴季陶（1891-1949），名传贤，字季陶，笔名天仇，晚号孝园。原籍浙江湖州，生于四川省广汉市。众所周知，戴季陶早年就追随孙中山，为国民党元老之一，以坚定“反共”著称。但并不为人熟知的是，戴早年却热衷于宣传马克思主义，甚至几乎参与了中共的创建工作。那么戴季陶究竟是如何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内“反共最早，决心最大，办法最彻底”的人呢？

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

戴季陶早年留学日本，并参加了同盟会。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参加了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并曾在广州军政府担任外交部次长之职。1918年5月4日，因桂系军阀操纵国会，孙中山受到排挤，愤然宣布辞去大元帅之职，在戴季陶的陪同下，于21日离开广州前往上海。

戴到达上海后，于1918年底遇到从日本回到上海的李汉俊。李乃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他一见到戴季陶，即开始谈论马克思主义。由于戴也曾读过相关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两人便经常在一起聊天。当时国内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名刊物为北京的《每周评论》，由新文化运动健将陈独秀等人主编，很受读者热捧，戴李二人也经常阅读。由于该刊物为北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因此，二人便商议也在上海创办一个杂志，名为《星期评论》。从名称上可以看出，该杂志有与《每周评论》遥相呼应之意。就在五四运动前后，经过孙中山的同意，戴季陶在上海与李汉俊、沈玄庐正式创办了《星期评论》，并作为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系列刊物，由戴季陶任主编。

在担任主编后，为了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戴季陶撰写了不少文章，着力于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宣传社会主义思潮，对共产主义也作了广泛介绍。他还曾尝试用共产主义说明中国伦理问题，称赞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天才”，称马克思是“近代经济学的大家”、“近代社会运动的先觉”等，并撰文批判有人企图压制思想解放，说：“翻译马克司（思）的著作和研究马克司批评马克司的著作，岂是可以禁止的？又岂是能禁止的吗？”朱执信（国民党早期党员）等人创办的《建设杂志》还陆续登载过他由日文转译的考茨基著《马克思资本论解说》。

当时国内工人运动也日渐高涨，发生了著名的六三罢工（上海等地为声援五四爱国运动而发动的大罢工），社会气氛也随之紧张。戴季陶针对该现象，却有了一些不同的看法。他对孙中山说：六三罢工以来“工人直接参加政治社会运动的事，已经开了幕，如果有智识有学问的人不来研究这个问题，就思想上智识上来领导他们，将来渐渐地趋向到不合理不合时的一方面去，实在是很危险的”。他认为工人运动若没有人予以约束，将会走上制造社会动乱的道路上去。

1920年，新文化运动干将陈独秀到了上海。他肩负着组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全国共产党组织的使命。那时，李汉俊是陈独秀家的常客。接着，李汉俊又将戴季陶、沈玄庐介绍给陈独秀认识。陈独秀本对戴季陶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创办《星期评论》甚是嘉许，而戴也对陈独秀这位新文化运动中的健将十分仰慕，两人一见如故。为了表示自己的善意，戴季陶还将自己租住的楼让出来给陈独秀一家居住。于是，这里就成了陈独秀的家，也成了《新青年》编辑部的所在地，更成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发起的诞生地。在上海的那段时光，陈、戴两人朝夕相处，常常交流思想，关系简直胜似亲兄弟。当时陈独秀等人已经在上海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而戴季陶的住址即团址，对外挂“外国语学校”牌子，团务由袁振英、施存统、俞秀松等人主持。这实际上是准共产党小组。所以，戴季陶的家也是共产党小组所在地。

当时苏俄为了“输出革命”，积极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共产国际还专门派了维经斯基（中文名为吴延康）前来指导工作。经陈独秀介绍，戴季陶与维经斯基建立了联系。戴季陶经常参加由陈独秀主持、在《新青年》杂志社举行的座谈会，他们不断讨论有关社会主义和中国社会改造等问题。为了尽快成立中共党组织，1920年5月，陈独秀约了戴季陶、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周佛海、杨明斋和袁振英等人，会同维经斯基到戴季陶住宅密商组织共产党的办法。大家经过多次商讨，决定正式成立中共党组织，商定由张继和柏文蔚（辛亥革命后柏文蔚任安徽都督时，陈独秀曾任他的秘书长）牵头。鉴于戴季陶在马克思理论方面的突出才能，陈独秀等人则将党纲的起草工作交给他。而党纲的产生也不是戴一个人完成，而是边讨论，边修改。

当这个《中国共产党党纲》起草完成后，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施存统、俞秀松、邵力子等人在陈独秀家开会，讨论正式成立党组织。但戴季陶本人却意外地缺席了这个会议。待会议快要结束后，戴季陶才姗姗来迟。当他推门进来，这些人已经将组织共产党的事完成了，他要做的事就是点头同意了。但出乎大家意料的是，戴季陶居然说：“我不能参加，只要孙中山先生在世一天，我就决不可能参加其他的政党。”因为凭着戴季陶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大家认为谁不参加都有可能，唯有戴季陶不可能不参加。所以戴此言一出，举座皆惊，整个会场的气氛为之凝结。

戴季陶之所以不愿意加入中共党组织，一是因为戴季陶本人逐渐与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些观点相排斥，他并不赞成阶级斗争，也反对导致社会秩序混乱的工人运动，这使他与马克思主义渐行渐远；二是戴季陶准备参与创建中共党组织的事情被孙中山所知，遭到了孙的严厉呵斥。因为在孙中山的眼里，中共成员只不过是“一班小学生”，根本无法与国民党相提并论。在遭到孙中山的反对后，戴季陶也彻底放弃了加入中共党组织的念头。因此这就有了后来中共领导人李立三在一次党史报告中说的：“中国党的发生是由六个人发起，陈独秀、戴季陶……但他（戴）并没有继续朝前进步。”戴季陶与中共可谓失之交臂，既然同志做不成了，那么双方的关系究竟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从“同志”到“魔鬼”

戴季陶在拒绝参加中共党组织后，转而从事经济活动。他曾参与股票投机生意，却遭到惨败。在回四川的船上，他在得知川内战乱将起，一时备感凄凉，心灰意冷之下，甚至一度跳江自杀，后被一个来江边摸鱼的渔夫所救。在捡回一条命后，戴季陶决定前往广州继续追随孙中山。

孙中山因与广东实力派陈炯明发生了冲突，此时正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俄国人适时地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表示愿意予以钱款，但条件是孙中山必须改组国民党，并将共产党容纳进国民党内。对此，俄国人还特地派遣了一个特使前往广州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此人就是鲍罗廷。鲍罗廷到达广州后，很快就得到了孙中山的信任，但鲍对国民党松散的组织形式很不以为然，甚至私下里称呼国民党为“一具僵尸”。孙中山对将共产党员纳入国民党内较为疑虑，因为戴季陶曾参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对此他特地征求戴季陶的意见。不料，戴季陶对此不但不支持，反而竭力反对。戴劝阻孙中山，称没有必要节外生枝搞什么国民党改组，说这样是“屡格于众议”，是“没有独立之规划，而乃以外力为动机”的事情，更说孙中山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是养虎为患，只会壮大共产党的力量，必然“启他日之纠纷”。

尽管戴季陶等人反对，孙中山并未因此放弃其“联俄容共”的政策。1923年，他很快正式提出改组国民党的主张。在孙中山的坚持下，1924年，国民党“一大”顺利召开，在成立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中共成员占有了一定的名额。尽管孙中山坚定的“容共”态度使国民党内部的争议暂时搁置，但一些国民党元老如邹鲁、谢持、邓泽如等人始终反对孙中山的“容共”政策，这就为后来的分裂埋下了隐患。

为了争取盟友，孤立对手，中共将国民党内部的成员进行了分类。那些支持中共加入国民党的成员为“左派”，站在中共对立面的则为“右派”，介于两者之间是其争取的对象。在进行“右派”的划分时，鉴于戴季陶与中共的渊源颇深，中共一开始并未将其划为国民党内的“右派”，相反，陈独秀他们还将戴季陶列为“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如1924年7月，陈独秀在给维经斯基的一封信中，还称戴季陶为“左翼理论家”。

但在鲍罗廷看来则不然。对国民党内部进行分化，是苏联和共产国际定下的方略。鲍罗廷曾坦言，他到中国的任务之一就是“加速国民党不可避免的分裂”，进而达到将国民党改造成“驯服地接受我们的指示和共产国际的决议”的目标。他一到广东，就开始在国民党内部物色“左派”，除了选定了廖仲恺是无可置疑的人选外，还曾在汪精卫、胡汉民和戴季陶之间游移不决。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他给汪精卫的评语是“有野心可利用”，对胡汉民做出了“难相与”的评语，而给戴季陶的则为“拿不定”。由于对戴季陶的政治倾向性持怀疑态度，针对戴季陶表示希望前往苏联进行访问的意愿，1924年7月18日，鲍罗廷在给瞿秋白的信中也明确表示“应暂缓进行”。

事实证明，鲍罗廷的判断是正确的。随着戴季陶反共态度的逐渐明显，中共开始将其划为国民党内“右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双方的冲突逐渐升级。针对中共的“左”“右”派划分法，戴季陶表示坚决反对，他还说：“左右这种字眼，不过是一个方向的代名词，他本身是没有意义没有界限的。”在一次演讲中，他还特地一连进行了四个左转，以自己仍在原地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据说“引起全场大笑”。

1925年，戴季陶发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小册子，指责共产党“只借中国国民党的躯壳，发展自己组织”。如在国民党内部扩张共产党或青年团的组织，“只单纯的利用国民党政治的保护力和经济的维持力，扩张自己的生命”，文中对中共进行了激烈的抨击。该著作在当时影响很大，按照戴季陶自己的说法就是“出版以后，在国内翻印的就有好几种，散布的数目不下十余万，有了几国文字的翻译，莫斯科的第三国际视为共产党在国内的唯一劲敌”。除此之外，他还发表《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一书，认为孙中山继承了尧舜禹汤等先贤的正统思想，同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攻击。

针对戴季陶的言论，中共方面迅速组织力量进行反击。1925年8月，瞿秋白发表《中国革命与戴季陶主义》长文，对戴季陶发表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进行驳斥，称其为“一种唯心论的道统说”，同时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也发表《给戴季陶的一封信》，称其书中“错误的见解非常之多”，随之予以逐条驳斥。针对戴季陶的“道统说”，当时在广州城内还出现了一幅漫画，上面画着戴季陶背着孙中山的遗像，弯着腰，满头大汗地向一所古老破败的孔庙走去，上书“戴道统”以示讽刺。因此，针对戴季陶的行为，中共彻底放弃了争取戴季陶的希望，而将其列为斗争对象之一。

1925年，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关系决议案》中指出，国民党在改组后，党内分化的趋势“日渐明显”，同时对戴季陶进行了点名，称“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戴季陶等）在国民党内，假借‘真正三民主义’的招牌，提出阶级妥协的口号来反对阶级斗争”。“这一派人形成国民党的右派，一天天的明显出来”。如认为戴季陶、邹鲁、邵元冲等为“国民党中真正的右派”，将戴名列第一。

在此之前的该年3月，孙中山在戴季陶等人的陪同下北上参加和平会议，但不久就因病去世。孙的去世，使那些一开始就反对“容共”政策的国民党大佬们如邹鲁、谢持等人，摇身一变，成了去掉紧箍咒的“齐天大圣”。他们借悼念孙的名义召集部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于1925年11月23日在北京西山孙中山灵前举行会议，公开反共。这个派别史称“西山会议派”。尽管戴季陶没有参加此次会议，但发表了书面声明，称“在一定主张之下可以同意西山会议之决议”。

对此，中共迅速做出反应。2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告，要求加强与国民党右派的斗争，要求各地在宣传中“积极的解释三民主义”，并在国民党员中组织“三民主义学会”。12月9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出通告，要求发动各地国民党党部通电“痛驳”西山会议派，称“新右派”戴季陶、邹鲁、邵元冲等人勾结“以前的右派”谢持、居正等人在西山非法开会，要求各地发动各地党部“一致发电痛驳”。除此之外，在鲍罗廷罗列的中共五个敌人即“五个魔鬼”中，戴季陶名列第五（其余为帝国主义、军阀、买办资产阶级、国民党右派）。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戴季陶被鲍罗廷从国民党右派中单列出来，足见中共方面对戴季陶的重视程度。自此，双方已呈冰炭同炉之势。

公认的反共先锋

戴季陶之所以在国民党内被称为“反共最早，决心最大，办法最彻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乃国民党内少有的杰出理论家。他发表的《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及《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为国民党后来反共奠定了理论基础。所谓“反共最早、决心最大”，是指他从一开始就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内，认为党内有党，必定走向分裂。如陈立夫就称戴季陶“率先揭发共产党混入本党之阴谋诡计”。称他“办法最彻底”，是指他与其他国民党反共成员不同，主要埋头著述，建立了一整套反共理论。因此，戴季陶成为国民党中的反共“先锋”。

戴季陶之所以被中共所“看重”，乃是他建立了一整套反共理论。特别是在《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及《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小册子发行后，一时之间，引起了较大的轰动。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称该著作系“极忠实的研究成绩”，邵元冲甚至在广州《民生日报》上撰文，对其予以盛赞，并充当义务宣传员；时任中山大学校长的邹鲁还将其著作分发给一部分中大学生；广州卫戍司令许崇智也将其印发给全体官兵阅读。

其实自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第一天起，共产党人就与国民党内的反共成员进行着针锋相对的斗争。尽管双方主要在意识形态领域这个不见硝烟的战场上较量，但杀得却是金角嘶鸣，战鼓声声。但总体而言，在早期国共论战中，国民党在意识形态宣传方面远非中共的对手，尽管前者拥有广州《民国日报》和上海《民国日报》等大型党报，但仅侧重新闻报道，无法与中共的《向导》《新青年》《中国青年》那样致力于意识形态领域的理论宣传相抗衡。有趣的是，广州《民国日报》的社论甚至有时还照搬中共机关报《向导》上的文字。

对于国民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弱势，西山会议派方面也发出这样的慨叹：“本党宣传功夫不如共产派，很可虑的。”但是，要说国民党内没有人在意识形态领域内挑起大梁，那是不准确的。因为戴季陶就是当时国民党内唯一公开著书立说，并试图与中共在意识形态方面对垒的人。然而戴发表的文章，对于中共来说“其理论攻击力实在有限”，其文刚一出笼，就遭到了中共的文字围剿，他几乎没有任何回击便偃旗息鼓。但中共并未因此而轻视戴季陶在理论宣传方面的能力，而赠之以“戴季陶主义”。

西山会议派在西山开会后，戴季陶还被他们内定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西山会议派并在上海召开国民党“二大”，建立新的“中央党部”，与广州方面对峙。戴季陶因在理论方面才能突出，也被他们内定为“中央”重要成员之一。尽管戴季陶反共，但他并不愿意走到广州国民党中央的对立面，加剧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对此，戴季陶还专门与邵元冲登报声明，称“此次上海一部分中国国民党员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鄙人等认为非法，均未加入，特此声明。”

正如戴季陶预料的那样，西山会议派随即遭到广州国民党中央的强力反击。1926年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并通过相关决议，称邹鲁、谢持二人“捣乱北京执行部，更进而发起西山会议。事后又派遣党徒分赴各地运动联络，攘夺党部”，决定将其“永远开除党籍”。同时，对参加会议的居正等十一人予以警告处分。但是，对于北上但没有参加这次会议的戴季陶，尽管发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惹起党内纠纷”，但因“此次西山会议始终未与会，离京之日曾函吴稚晖同时表示悔悟”，故而大会只是“促其猛省”，同时令他“三年内不得作文字”。戴季陶在此次政治风波中轻易过关，不仅未成为广州国民党方面打击的主要对象，反而以196票当选为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对此，戴季陶认为参加西山会议之人均被处分，而自己反而当选为中央委员，“有失公平”，进而向国民党中央呈文要求解除自己的职务，并取消对邹鲁、谢持二人的处分，以“留第三大会平反之余地”。可见他始终对西山会议派持同情态度，反共姿态仍然不变。他递交辞职申请后，在元老张静江、谭延闿等人的协调下，11月，戴季陶出任中山大学委员长（校长）。

国民党二大后，广州国民政府很快进行北伐。随着北伐军的捷报频传，特别是进入长江流域后，戴季陶应蒋介石之邀前往江西，为其出谋划策。蒋介石在占领江浙地区后，不久就发动了“清党”，四处捕杀共产党人与进步人士。对此，戴季陶不仅大力支持，而且还因曾留学日本，与日本朝野人士交谊，乃应蒋介石之命，前往日本，希望能劝说日本支持国民党的北伐。他在日本历时一个半月，“在日本朝野公开演说八十余次”，竭力为蒋介石争取支持。

国共两党正式分道扬镳后，南京国民政府也很快成立，戴季陶在其中担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之职，前后长达二十余年之久。当然，伴随这段时光的，是国共两党之间的长期对峙。解放战争爆发后，南京政府在三大战役中的惨败，表明其丢失政权已成定局。解放军占领南京后，戴季陶随着国民政府败退广州。1949年2月11日，面对窗外的凄风苦雨，戴季陶大生悲恸凄惨之感，在广州吞服过量安眠药，匆匆结束了自己的生命。1949年3月底，中共中央公布了应惩办的国民政府43名战犯中，戴季陶赫然名列16。而这离他自尽身亡还不足两月。

1958年南宁会议毛泽东为何提出不准录音？

南宁会议上，毛泽东不让录音

很多时候，毛泽东想上什么地方去，会亲自指示让叶子龙先去看一看，或布置一番，在外地定下活动日程，也由叶子龙同各方面联系、安排。

例如，1958年1月召开的南宁会议。“那是1957年底，隆冬时节，北方天寒地冻。毛泽东要我先到南方转一转，说是看看各处的房子，以便安排开会。我就到浙江的杭州、云南的昆明、广西的南宁等地转了一圈。在南宁，发现也有可用于开会的房子，就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决定在南方开会，南宁也是一个开会地点。”

这样，叶子龙又为在南宁开会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当时南宁没有暖气，若逢阴雨天，室内还挺冷，叶子龙就同上海方面联系，从那里弄来了电水暖器。

笔者从一些材料和书籍中了解到，那次南宁会议气氛比较紧张。从1957年下半年始，毛泽东就对1956年中共部分领导人提出的反对经济冒进的意见展开批评。12月在杭州、上海等地开会时，指名道姓批评了周恩来等人。到南宁后，更把批评反冒进推向高潮。

在南宁会议上，印发了22份参考文件。其中李先念在人大一届三次会议报告中反冒进的部分言论、《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的社论、周恩来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关于1957年计划的报告》的节录都是作为供批评反冒进的材料用的。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几次讲话，在听汇报时几次插话，都是批评反冒进的，且言词激烈。

据有关记载，毛泽东对柯庆施《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一文非常欣赏，视为反冒进的鲜明对照。甚至拿着该文质问周恩来，能不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周恩来回答写不出来后，毛泽东进一步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这种情况自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内，似乎还是第一次。

叶子龙回忆说：“由于毛泽东批评了好几位领导人，而且话说得很不客气，南宁会议的气氛的确显得紧张。以往开会期间，为了松弛、调节一下，时常安排一些活动，跳跳舞。可这次大家会上会下都不怎么说话，舞厅也没有人去了。”

笔者听说也是在南宁会议期间，毛泽东还对会议录音发了一通火，不许录音，就问叶子龙是否确有其事。“是有那么回事，本来录音的工作都布置好了，线也拉好了。毛泽东生气后，赶快全撤了。”

说到录音的事，笔者想起“文革”期间在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有几位所谓“黑帮”的罪名之一就是对毛泽东搞“窃听”。“文革”后是非得到澄清，所谓窃听，实际上就是正常的录音，但没有事先向毛泽东请示。然而“文革”期间，很多人以“窃听”的罪名挨了整。

经笔者向部分知情人询问，得知之所以有人能利用此事做文章，是毛泽东确实因录音而发过火。那是1961年，毛泽东出巡南方，在湖南时，他发现自己这一行人中有机要室负责会议录音的人员，就面露不悦。

当他问汪东兴是谁让带录音人员时，汪东兴未向毛泽东说明录音人员是他打招呼带的，他没做周详的解释，结果毛泽东勃然说道：查一查人是谁派的，谁派的就开除他的党籍。

电话打到北京中央书记处，是邓小平的秘书王瑞林接的。后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经书记处讨论决定：今后开会不再进行录音，并将以往的录音全部销毁，只留下极少部分内容涉及党内一些未做定论问题的录音材料。很多了解内情的老人，都觉得这样处理非常可惜，损失了我党许多珍贵资料。“文革”期间不少人还因这被演绎成的“窃听”事件，蒙受迫害。

如果了解到更多的情况，人们就比较容易理解毛泽东为什么会因录音而发火了。毛泽东很长时间一直对录音和做记录不太习惯。不光是毛泽东，还有许多中央或地方高级领导都对此不习惯。有时开会发言，搞录音的同志把麦克风放到他们面前，他们就毫不客气地将麦克风推到一边去。

叶子龙说：“我是1956年在山东，第一次听到毛泽东对录音流露不满的。1958年南宁会议，毛泽东亲自提出不扩音、不录音。1959年在杭州开会，毛泽东一上来就讲：这次谈苏联问题，不做记录。柯庆施布置后告诉毛泽东，没有安排记录人员到会。毛泽东顺嘴说了一句：不光有用笔记的，还有用电记的呢。”

那么，中央开会做记录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当初这样做时，毛泽东是如何表态的呢？叶子龙说他也搞不清楚，虽说这些事情后来都归他领导的机要室管，但在延安、在解放战争后期，却并非由他负责。自从陈伯达、胡乔木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后，中央开会，毛泽东的讲话有时就由他们做记录；有时江青也做记录。显然那时还没有固定的、专职的记录班子。

据一些机要室的长辈们回忆，他们从事会议记录工作大约是在西柏坡时期，采用速记的方式记录，这项工作属中央秘书处管，当时的处长是曾三，副处长有裴桐、王仲山、王凯。用器材记录，则是在进北京之后了，许多人回忆是始于中共七届四中全会。

器材录音最初是由广播事业局负责的，后来才归机要室。那时如果开会需要录音，有关负责人就会通知广播事业局派人到会录音。录好后，将磁带交给中央办公厅。

笔者问叶子龙：“对做记录一事，中央是否作过明确的决定，或者要求？”叶子龙说：“我对毛泽东是否专门就此作过什么指示没有印象。尽管毛泽东对记录、录音有时流露不满，但除了个别场合提议不记录、录音外，并未正式决定取消录音和记录。所以，负责记录和录音工作的人员，每当接到开会的通知，就前往会场录音、记录。直到湖南那次会议，毛泽东对录音之事发火了，书记处作出正式决定，才停止了录音。”

揭秘：一枝钢笔咋样揪出杀害瞿秋白的刽子手

今年元宵节，广东梅州老乡聚会，我见到老战友李逢蕊，四目相视、两人均已白发苍苍，感时光之消逝，叹革命之艰辛，话题转到解放初期的剿匪、反霸斗争。1949年，李君任武平团委书记，1950年担任城关七坊村土改工作队长，当时武平县留有不少国民党的散兵游勇，他们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叫嚣，到处杀害我基层干部，群众恨之入骨。

散布在武东北的钟勇股匪十分猖獗。1950年初春的一个晚上，他们勾结隐藏在县政权机关的假起义人员林绩轩，攻打县人民政府。他们约定匪徒从围墙翻入，林镇轩为内应，直攻政府大楼，正当匪徒翻上围墙时，即被我警卫人员击退，林绩轩的行动暴露，匪徒见计划破灭遂撤退，林绩轩也藏匿于七坊村老家。

随着剿匪反霸工作的开展，镇反的方针政策深入民心，群众密报了林绩轩的行踪。李逢蕊带部队包围林绩轩的家，搜捕林匪。在抓到林绩轩时，发现他身上别着一支精致的钢笔，李逢蕊摘过一看，见笔上刻着“瞿秋白”三个字，立即讯问他如何得到这支钢笔的。林绩轩浑身直抖说，1935年他担任钟少葵部军需处长（武平人称省保安团团长），当时抓到共产党领导人瞿秋白，蒋介石命令在长汀枪决，他（林绩轩）奉命行刑，这支钢笔是从瞿秋白尸体上摘下来的，一直使用至今。至此，杀害瞿秋白的刽子手真相大白。以后林绩轩被镇压，瞿秋白的钢笔上交到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作为对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珍贵文物。

有关林彪坠机的种种说法

林彪的出逃和256号专机的坠毁，是地地道道的突发事件，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蒙古方面来说，都是出乎意料的。

当林彪的座机起飞后，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都不知道他的真实意图和最终去向。周恩来只知道情况有异，问题严重，于是下令打开雷达，严密监视。飞机自北戴河起飞后，开始是向着北京方向飞的，但当14分钟后飞机缓缓转弯，然后向西再向北，情况愈发显得不妙之后，周恩来果断地向空军司令部调度室发出命令：“请你们向256号飞机呼叫，希望他们飞回来。就说不论在哪个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邵一海：《“联合舰队”的覆灭》，春秋出版社1985年版，第291页）然而256号飞机虽然开着无线电，听到了地面的呼叫，但就是不肯作任何回答。

林彪的座机一越出国境，原本已有某种预感的周恩来所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他气愤地骂了声“叛徒”，立即从人民大会堂驱车前往中南海，当面报告了毛泽东。随后，两人决定，向全国发布禁空令：关闭所有机场，所有飞机一律停飞。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连夜召集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宣布林彪叛逃事件，主持研究应付各种情况的应急措施。

彻夜未眠的周恩来，亲自给全国11个大军区和29个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打电话，通报林彪外逃的情况，要求各地坚决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指挥。出于保密的考虑，周恩来使用的是经过斟酌的语言：“庐山会议第一次全会上第一个讲话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子，坐飞机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国方向去了！你们要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指挥，从现在起，立即进入紧急备战。”当有的受话人一时反应不过来，还要进一步询问时，周恩来马上打断其话语，着急地反问道：“怎么，你还不明白吗？”（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1页）

9月13日上午，周恩来召集军委和总参有关领导开会，分析林彪外逃可能出现的军事动向，研究内防政变、外防侵略的兵力部署。决定集中3个机械化师、2个坦克师、1个炮兵师、4个警卫师，共10个师的精锐部队，由北京卫戍区统一指挥。京北南口，京东首都机场，京南保定以北，是重点防御地区；防空降、防机降、防机械化部队突袭，是主要作战方式。当晚，各部队进入了预定作战区域。

中南海内加强了警戒，增加了警卫兵力，修筑了掩体，架设了机枪和防空武器。毛泽东悄悄搬出了中南海原来的住房，来到人民大会堂118厅暂住。

9月14日上午，外交部专门研究了外交对策。当时作了四种估计：（一）由林彪出面公开发表叛国声明；（二）由林彪或其他人通过外国广播或报纸发表谈话；（三）林彪及其追随者暂不露面，也不直接发表谈话，由外国通讯社客观报道林彪已到达某国某地；（四）暂不发表消息，以观国内动态。会议分别讨论了在上述情况下的对外交涉和如何表态问题。据说，针对第一种可能，还起草了《政府声明》的稿子，以备急需。（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169～171页）

这一切都说明，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对林彪的出逃颇感意外，都不知道林彪出逃后会采取什么样的举动，中国所面临的会是什么样的局面，他们作了最坏的打算。

最先得知256号三叉戟飞机坠毁消息的，是蒙古方面。不过，他们也不知道这是林彪的座机，他们根据飞机失事的残骸判断，这是一架中国的军用飞机。

头一周双方外交部门的交涉，事后看来是戏剧性的。

9月14日上午8时30分，蒙古外交部副部长额尔敦比列格紧急约见新上任的中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通报说13日凌晨2时左右，在蒙古肯特省贝尔赫矿区以南10公里处，有一架中国的喷气式飞机失事。飞机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飞机，乘员9人，包括1名妇女，不幸全部遇难。他就中国军用飞机深入蒙古领土提出口头抗议，希望中国政府就此事作出正式解释。

许大使闻讯大吃一惊，他不敢怠慢，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国内，请示如何处理。中午12时50分，驻蒙古使馆的特急电报便送到了中国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手上。正在主持外交部核心领导小组会议的姬鹏飞看罢大喜，那颗原本极度紧悬的心随即放了下来，向与会者说了这样一句话：“机毁人亡，绝妙的下场！”并立即派人把电报送到人民大会堂，报告正在那里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大约14时左右，已连续工作50多个小时没有合眼、刚刚入睡的周恩来被紧急叫醒，首先看到了电报。他顿时异常兴奋，连声说：“啊，摔死了！摔死了！”顾不上换下睡衣，亲自拿着电报快步前往118厅报告毛泽东。

这样，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林彪出逃大约36个小时之后，知道了林彪机毁人亡的结局。他们舒了一口气，因为人一死，此前许多迫在眉睫的担心也就稍微可以放缓了。但他们依然决定，在没有拿到林彪摔死的确凿证据，没有完全弄清事实真相之前，对内对外都要严格保密。于是，外交部指示驻蒙古使馆继续就飞机失事原因进行调查和交涉，并把进展情况随时报告国内。

9月18日，在林彪出逃5天之后，中共中央发出了第一份通报林彪叛逃的文件。在这份著名的编号为57的文件中，劈头一段就是：“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

自此，对“九一三”事件的传达按照由上而下、先党内后党外的顺序陆续展开，林彪出逃事件向世人公开了。大约到国庆节前后，国内外就都知道中国发生了惊天动地的事变，林彪和毛泽东决裂，因发动政变不成，出逃中摔死了！

此后，国内外围绕林彪座机的坠毁，出现了种种猜测和说法，概括起来有：（一）西山遇害说

此说出自一本1983年在美国出版的英文新书，书名为《The Conspiracy and Death of Lin Biao》，作者Yao ming le。1983年6月，由台湾时事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译成中文，书名译为《林彪的阴谋与死亡》，作者译为姚明理。1983年8月，香港远东评论出版社也将此书翻译出版，书名译为《林彪之死——流产政变幕后秘辛》，作者则译为姚明乐，并指出按中文谐音“要鸣了”的意思。

在这本书中，说林彪、叶群是在西山参加了毛泽东精心安排的晚宴后被火箭打死的，在温都尔汗坠毁的三叉戟飞机是林立果乘坐的，中央文件所公布的坠机现场的照片出于伪造。

书中是这样描绘的：

林立果当上空司作战部副部长之后，就刻意发展“上海小组”等秘密组织。有一天，他对周宇驰说，要准备暗杀并推翻毛泽东，要周起草武装政变计划，并强调这是他爸爸的意思。事隔不久，林彪叫吴法宪去，向吴交了底：“现在主席是决心要我在他之前死，他也要你们全部陪我到八宝山去”，因此必须“使用特别手段”，“迅速行动，控制情势”，“毛泽东的旗子不必摘下，但他的权力要除掉”。之后，吴法宪获知林彪已经同黄永胜做过类似的谈话，很快也要同李作鹏、邱会作谈。

林彪自己构想的“特别手段”，是与林立果的阴谋并行的另一套“宫廷政变计划”，叶群和黄、吴、李、邱“一致赞许计划精妙”。计划的核心是制造中苏冲突，同时借机杀掉毛泽东。实施办法一个是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另一个是事先同苏联秘密接触，请苏联合作制造战争；战争爆发，就请毛泽东躲到“玉泉山的工事”自保，然后用毒气弹把毛杀死，尸体烧成灰烬；达到目的以后，就同苏联“从战争转为休战，敌对转为结盟”。计划既定，林彪一伙就让总参谋部的苏军情报处物色了一个两面间谍吴宗汉，让吴向苏联转达他们的意图。但是苏方不相信，认为纯属开玩笑。

林彪和林立果的暗杀计划，被周恩来从几条途径获悉，周马上通报给毛泽东和汪东兴，建议即刻结束南方巡视之行，而且在抵达北京之前，要作出如何对付林彪行动的确切的决定。在毛泽东抵达天津的时候，周恩来通知毛，林彪意外地从北戴河回到了北京。

9月12日晚8时10分，林彪、叶群带了海鲜和人参等礼物，抵达毛泽东在“玉泉山”的别墅。席间，毛泽东专门打开一瓶明朝的老陈酒招待林彪夫妇。毛先谈到南方巡视的经过，以及旅途的愉快，后又谈到关于长寿的研究，并和林彪相互夹菜，气氛亲切而热烈。宴席也有江青、周恩来、康生、汪东兴参加。晚宴结束，这几个人提前告辞，主席又挽留林彪、叶群谈了20分钟。晚8时54分，林、叶正式告辞，毛泽东和汪东兴目送他们上车。

晚11时整，毛的别墅内外都听得见接连两次巨大的爆炸声。原来，是林彪的座车以时速15公里驶过别墅外曲折的小路，在拐弯处离路障七至八米处滑停下来。这时，埋伏在附近的8341部队的爆破小组，看到发射火箭的信号发出来了，随即扣动扳机，瞬间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一枚40厘米火箭弹不偏不倚打到汽车后部，接着第二枚火箭弹射向汽车的中部，汽车有好几部分在火焰里飞向空中。前座的两个人被炸得粉碎，后座的妇女，腰以上被炸成一堆破布与骨头，坐在她身边的男人炸得只剩下半边脸，但身体尚有部分完好无损。

这些照片与中央办公厅公布给高干看的照片大不相同，后者是驻蒙古的中国大使馆在飞机失事现场拍摄的。不用说，林彪躺在飞机残骸里的照片，和叶群、林立果的照片一样，都是经过改造的。

当时已到西郊机场的林立果突然之间变得不知所措，周宇驰叫他立即乘三叉戟飞机起飞。林立果问周自己怎么办，周说他可以乘直升机逃走，将在约定的地点会合。

周恩来找黄永胜谈话，说林彪已供认了他的秘密活动，将听候命令，接受审查。黄永胜感到已无回避余地，林彪屈服了，他只能跟着做。周令黄给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打电话，说他已认罪。这几个人看到已别无选择，也都俯首认罪。周要吴法宪到空军指挥所去，向各军区空军和指挥中心发布命令，禁止全国各机场起降任何飞机，并问他是否可以迫使逃走的那架喷气式飞机下来。吴指示北京空军司令李际泰，派4架歼7飞机，从杨村机场起飞，去内蒙古追那架三叉戟喷气机。当那架飞机朝中蒙边境飞去时，周问吴怎么办，吴主张将它击落，周同意，吴就让李际泰下令靠近边界地区的3个导弹营发射地空导弹。那架飞机进入蒙古领空后，就从雷达屏幕上消失了。据空军的攻击效果分析报告认为，第一批导弹已将这架飞机击中使其受伤，但驾驶技术高明的潘景寅，立即降低高度躲避雷达追踪。

256号三叉戟飞机坠毁后，在乌兰巴托的中国大使馆派人到失事地点展开调查。大使馆用电报传回北京外交部呈周总理的秘密报告上，标有“81029号绝密文件”字样，里面说坠机的乘客年龄在20至50岁之间。大使馆努力安排把尸体运回中国，但后来接到一项命令——事实上是毛泽东直接下达的——要把尸体就地埋在坠机地点附近。

苏联和蒙古均派技术人员对已埋葬的尸体进行检验，至少有一些苏联的验尸人员不相信林彪是那次坠机而死的乘客之一。

此说纯属荒诞不经的恶意捏造。（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318～325页）（二）导弹击落说

此说又分为两个分支，一个分支是中国击落说，另一个分支是苏蒙击落说。

所谓被中国击落，是说毛泽东、周恩来见林彪叛逃，怕他逃往苏联后在苏联的帮助下打回来，或在外策动、指挥中国内战，便下令解放军用地空导弹将林彪的座机击落了。

此说在林立果选中的“未婚妻”张宁的书中有过披露。张宁对林彪座机的坠落前后说法是不一致的。她在《张宁：自己写自己》一书中写道：“空军司令吴法宪，12日当夜与周恩来一起监视雷达跟踪情况，吴法宪与叶群关系密切，怕惹祸上身，主动建议道：‘要不要把它打下来？’周恩来当时是制止的。”（张宁：《张宁：自己写自己》，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257页）但她在《尘劫》（张宁：《尘劫》，香港明报出版社，1997年出版发行）一书中，又借用第二炮兵一位转业军人的话说，飞机是被导弹打下来的。这位转业军人说：“当年出事时，我在基地当兵，我们接到开炮命令，不知道是什么目标，以后听到文件传达，心里才明白是林彪座机。”张宁问他是不是搞错了，打的恐怕是周宇驰劫持的飞机。这位转业军人笑道：“打直升机哪用导弹？周宇驰的直升机是在北京郊区迫降的，根本没用开炮。我们导弹发射的方向不是北京。我们用的是新式导弹，弹头进去反向爆炸，当时打伤了飞机。”（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350页）

所谓被苏蒙击落，是说林彪座机越过中蒙边界后，由于事出突然，在苏蒙警戒雷达上出现大飞机回波，苏蒙方面以为是中国方面入侵的轰炸机，便发射地对空导弹，将其击落了。

此说的背景是：当时中苏、中蒙关系紧张，两年前即1969年3月，曾发生过珍宝岛事件，中苏两国边防部队在中国东北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发生过武装冲突，差点酿成大规模战争。有消息说，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甚至扬言要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的威胁”。而蒙古追随苏联反华，苏联在中蒙边界陈有重兵，林彪座机进入的方向远程警戒雷达、防空导弹阵地不少，离温都尔汗不远的军用机场还驻有苏联的一个航空兵师。据林彪座机坠毁现场附近的蒙古老百姓称，曾听到一阵“难听”的“嗡嗡声”，看到“从西南向北飞过来一架冒着大火的飞机，飞得相当低，在巴图脑尔布苏木上空，绕图门山转了一圈，顺着扎森山谷向西南方向飞行，声音越来越大，大概不到20分钟，在苏布尔古盆地坠毁。当时没有听到大的爆炸声，只看到现场大火连天”。据此揣测，很可能是林彪座机被苏蒙导弹击中而坠毁。

被导弹击落的这两种说法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导弹先将飞机击伤，然后飞机在试图迫降时坠毁，而不是被导弹打得凌空爆炸。

这种导弹击落说还有一个重要根据：飞机机翼的翼根处，有一个直径40多厘米的大洞。（三）迫降失事说

此说是坠机现场中方勘察人员、军内有关专家通过分析而得出的结论。

此说认为256号飞机的坠毁，是迫降失败造成的。在漆黑的夜间，在异国不明的土地上，又是在没有地面组织指挥的情况下迫降，是极其危险的。这一点，林彪座机的飞行员肯定清楚。但飞机之所以要实施迫降，也是万不得已，原因是油料不够，已经无法继续飞行。三叉戟飞机加满油为21吨，9月12日晚从北京西郊机场飞往山海关时，没有加满，只加了15吨油。而林彪从山海关仓皇出逃时，由于急促，没有来得及加油。据估算，飞机从山海关机场起飞时，油箱存油12.5吨，从山海关到坠毁地点，共飞行约120分钟，耗油约10吨左右，这样，飞机存油量只有2.5吨左右，而这时油箱还有一部分油，因为油泵抽不上来，不能使用。这样，飞机要为避开雷达继续低空飞行，最多只能飞20多分钟。尽管坠毁地点离温都尔汗的简易机场只有六七十公里，如果到那里降落的话油量是够的；但由于机上没有领航员，地面没有导航，夜间飞行员很难确定自己的确切位置，加上这是一条生疏航线，飞行员心情紧张——一则因为仓皇出逃，技术方面毫无准备；二则属于偷越国境，担心被苏蒙防空部队击落，这诸多因素，决定了飞行员急于夜间迫降求生。正是由于地形复杂，心情紧张，机组人员不齐——专机机组原本9人组成：机长、第一副驾驶、第二副驾驶、领航员、通讯员、主管机械师、机械师、特设师和空中女服务员。但匆忙登上专机的机组人员只有4人：机长潘景寅和3名机械师——没有地面导航，迫降动作又没有做好，结果导致了飞机的失事。失事飞机的机头方向，是往回飞的方向。

支持这一说法的还有时任蒙古人民革命党政治局委员的莫罗扎姆茨对记者的披露：“我们最先发现飞机时并非是其正穿越我们的国境，而是它已经飞越了我国领土，它向苏联人表示：‘让我们进入。’但苏联人拒绝了。我们得知如果此飞机继续飞行，它将被击落，这就是飞机当时为什么会掉头转弯。”莫罗扎姆茨说，他是在飞机坠毁几个月后，在一次与一位资深苏联军官的偶然聊天中获悉这一资讯的。（四）机上搏斗说

此说认为飞机的失事，是因为飞机上发生了搏斗，导致飞机失去控制而坠毁。

1972年1月英国《新观察家》驻莫斯科记者报道说，他听苏联人讲，苏联专家把已经烧焦的林彪尸体整理出来，发现尸体上中了9颗子弹，呈蜂窝形。而在温都尔汗的坠机现场，也发现了散乱的几把手枪和多发子弹。这位记者和这家报纸的意思是想证明，机上有人得知林彪要叛党叛国，于是向林彪开枪，引起混战和搏斗，导致飞机失去控制，从而机毁人亡。（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274页）（五）自杀殉职说

此说将矛盾的焦点集中在驾驶员潘景寅身上，基于对潘景寅是位优秀的忠诚于祖国的飞行员的分析而成。

此说认为，潘景寅原先并不知道林彪要往苏联跑，他以为林彪要连夜回北京，或者去大连、广州。作为林彪专机的机长，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技术上讲，都是经过严格挑选，忠诚可靠的。平时，潘景寅当然是绝对服从林彪、叶群、林立果命令的，林彪、叶群、林立果让他往哪里飞，他就往哪里飞，不会打半点折扣。但当林彪、叶群、林立果命令他越过边界，飞往蒙古、苏联的时候，他动摇了。他很明白飞出国境意味着什么，很明白“苏修”、“蒙修”都是中国的敌人，也很明白叛党叛国这个罪名的极端严重性，那样不但会葬送他本人的政治生命，还会连累他的家人，使他们一夜之间变成反革命家属。况且，林彪的叛逃会在国内外引起严重后果，给祖国和人民带来无法预料的灾难。从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出发，受党教育多年的他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决定横下一条心，不惜和飞机同归于尽，也要粉碎林彪叛国投敌的罪恶阴谋。于是，他采取了看起来是因油料不够而迫降逃生，实际上是用自杀殉职来报答党和人民培养教育，用同归于尽来中止林彪可能给国家带来巨大灾难的壮烈行动。

此说有邓小平的一段话作根据。1980年11月15日，邓小平在接见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厄尔·费尔谈到“九一三”事件时说：“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因为有同样一架飞机带了大量的党和国家机密材料准备飞到苏联去，就是这架飞机的飞行员发现问题后，经过搏斗，飞机被迫降，但这个飞行员被打死了。”按照邓小平的逻辑和推断，既然“同样一架飞机”的飞行员是个好人，可以英勇搏斗，那么256号专机上的飞行员也是个好人，也就不排除他采取自杀殉职行动的可能性。（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282页，以及1980年11月24日《人民日报》）

有关林彪出逃的种种说法

与林彪座机是如何坠毁有种种说法的同时，对于林彪是如何出逃的，亦即林彪出逃的经过和心情，他是主动出逃还是被动出逃（乃至被挟持、绑架），是事先预谋出逃还是随机应变出逃，是镇定自若出逃还是胆战心惊出逃，是心存复仇希望出逃还是心灰意冷绝望只为避难求生出逃，也有种种说法。（一）预谋已久说

此说集中反映在林彪出逃后的官方文件和报刊上发表的批判文章中。

此说认为，林彪的出逃，不是偶然的，是他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和平接班”的政变方式不成，继而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又不成的结果，也是他长期以来同苏联修正主义相勾结的结果。林彪的武装政变阴谋，始自庐山会议（即九届二中全会）结束后，其中1971年春的“批陈整风”期间一度要实施，而在得知毛泽东南巡谈话内容后决意下手。汪东兴说：“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遭到挫败的林彪一伙并不改弦易辙，反而在会后很快开始了谋害毛主席、进行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阴谋活动。”“‘批陈整风’以后，林彪一伙不仅不思悔改，反而铤而走险，积极策动武装政变活动。”（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179～181页）由于林彪曾长期在苏联养伤，与苏联有特殊背景和联系，因此，他反对毛泽东的活动有苏联的背后支持，而他出逃的目的地又正是苏联。其中说明林彪出逃有苏联国际背景的材料，是九届二中全会期间苏联党和军队领导人的活动情况。中央专案组整理下发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中说：“九届二中全会召开期间，正当林陈反党集团兴风作浪的时候，苏修叛徒集团遥相策应。1970年8月26日，勃列日涅夫偕同国防部长格列奇科率领的武装部队代表团，窜到中苏边界附近的阿拉木图，在那里发表蛊惑人心的讲话，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出动了火箭、炮兵、坦克和空降部队。随后，勃列日涅夫又到接近我国的塔吉克、吉尔吉斯、土库曼、乌兹别克等中亚地区活动，一直待到9月9日，我党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以后，他才离开中亚。格列奇科还到后贝加尔、蒙古等地活动，视察中苏边界地区的武装部队，叫嚷边防军要‘加强战斗准备’，对我施加压力。同时，继续发表反华文章，对我进行恶毒攻击，但却不点林彪的名，集中攻击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1971年6月至9月上旬，苏修反华文章急剧增加，据初步统计，苏修中央一级的报刊、电台发表和广播的反华文章，竟达796篇。这一切绝不是偶然的。”（二）仓皇决定说

此说认为，林彪的出逃，是关键时刻的临机决策，也是仓皇之间失去理智的无奈选择。

林彪、叶群、林立果原来估计，毛泽东南巡不会很早结束回北京，他到了上海，至少要住些日子，最快也要9月下旬回北京，只要不耽误回北京过国庆节就行了。想不到毛泽东一反常规，在上海不但没有住，而且没有下火车，而在由上海回北京的路上，连南京、济南、天津等地都没有停，一路风驰电掣，急如星火，出人意料地于9月12日午后提前回到了北京。连续6天策划谋害毛泽东的林立果闻讯大惊失色，明白乘毛泽东南巡期间将其谋害的计划已经彻底破灭，立即将这个重要情况报告了北戴河的林彪、叶群。林彪、叶群见势不妙，决定立即采用第二方案，转移到广州。林立果对“小舰队”作了13日上午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一系列安排后，乘256号专机于12日晚离开北京去北戴河。岂料，林彪、叶群的女儿林立衡向驻北戴河的8341部队报告了林彪企图南逃广州，可能要叛国的情况。周恩来接到8341部队的报告后当晚查问叶群是否调去了专机，并一查到底，指令专机不许动，并表示要去北戴河看望林彪。这下，本来已成惊弓之鸟的叶群更是惊上加惊，她以为中央发现了他们谋害毛泽东、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阴谋，认为形势已经发展到箭在弦上的危急时刻，再也不能在北戴河坐以待毙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深夜她和林彪仓促决定，以变应变，不等明天了，连夜立即行动，改南逃为北叛。（三）挟持绑架说

此说认为，林彪出逃，阴谋来自叶群、林立果，完全是叶群、林立果挟持绑架的结果。

此说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林彪、叶群的女儿林立衡（林豆豆）和林立果选中的未婚妻张宁。

张宁的说法比较含蓄，她在《张宁：自己写自己》一书中，说“九一三”事件前夕的林彪处境危险，林彪的安全受到叶群、林立果的威胁，在叶群和林立果围着林彪密谋的时候，林彪直到夜里11点多钟始终沉默，最后还哭着说“我至死（一说”至少“）是民族主义者”，可见林彪的出逃是犹豫不决的，是不情愿的。

林彪出逃前“流泪”和说自己“至死（至少）是民族主义者”的情节，在另一本出版于1988年11月写张宁的书中还有所描写。书中说，当时林立衡交代内勤小陈进林彪房间去偷听，看林彪、叶群、林立果说些什么。小陈出来后对林立衡说：“我进去了，以送茶的名义悄悄进去的。开始他们没有发现我，我见首长坐在沙发上，他在流泪。主任和立果蹲在首长脚边上，说话声音很轻，我听不清楚，只听到一句……首长说：我至死都是个民族主义者……我还想再听，立果发现了我，他一下子冲过来，将我推出门，又将门给关死了……”（胡平：《乱世佳人》，江苏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82页）这就是说，出逃前的林彪并不是凶相毕露、斩钉截铁，而是痛苦万分，难下决心。凭他这样的思想准备和精神状态，如果不是叶群、林立果下手挟持绑架，是很难想象的出他去叛国投敌的。

同张宁的说法稍有差异的是，林立衡的说法直截了当，她认为林彪的出逃罪责在叶群、林立果，林彪是受制于叶群、林立果，他是受害者。1977年冬天，林立衡同父异母的姐姐林小琳曾特地赶到郑州看望她，询问“九一三”事件的有关情况，她说：“林彪是被毛泽东逼走的”，“是林立果和叶群绑架把他弄上飞机的”，“中央公布的那些材料不真实。”“我在‘九一三’后写的材料是谢静宜逼供信并有意篡改而成的”。

1990年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政治环境的逐步宽松，林立衡更是不断通过境内外各种书刊毫不隐晦地宣传她的这一观点。（高厚良口述，高德明整理：《“9·13”之后的林立衡——暨说给豆豆的知心话》，原载2000年第9期《中华儿女》杂志）

有知情人说，当时从林彪出逃乘坐的红旗牌轿车里，曾发现了遗落的用于捆绑的绳子和堵口用的毛巾，这是很耐人寻味的。（四）欺骗蒙蔽说

此说认为，尽管林彪和毛泽东产生了很深的矛盾，两人已经结束了“亲密战友”的关系，但林彪的出逃，毕竟不是他的本意，而是受了叶群、林立果的欺骗蒙蔽。

此说认为，叶群、林立果的阴谋是背着林彪干的，至少像谋害毛泽东、发动武装政变、到广州另立中央这些石破天惊的大事，林彪并不完全知情。相反，毛泽东毫不客气地点了林彪名的南巡谈话，叶群、林立果在得到武汉、广州亲信的密报后，立刻报告了林彪，并大肆渲染林彪面临的危险局面，加剧了林彪同毛泽东的矛盾和对立。在林彪身体不好，外面的事情不愿多加过问，凡事由叶群代为出头露面、当家做主的情况下，加之林彪喜欢儿子林立果，着意培养、锻炼，而林立果又偏偏是野心勃勃、杀气腾腾、少年得志、喜欢妄想、热衷于密谋、做事不择手段、不计后果的政治狂人。这样，林彪也就很容易受到叶群、林立果的蒙蔽和左右，并且注定要为叶群、林立果的个人野心和轻举妄动付出惨重的代价。

尤其是林彪外逃，是在已经服安眠药入睡、头脑不清醒的情况下，被叶群、林立果欺骗、蒙蔽，强拉硬拽弄走的。张宁在《张宁：自己写自己》一书中写道：当叶群得知周恩来查问256号专机情况后，便慌了神，“带上林立果直奔林彪卧室，小陈和小张（林彪的两个内勤）见状跟进，见叶群扑向床头一把拉起进入睡眠状态的林彪，大声喊道：‘快起来吧！有人抓你来啦！快穿衣服走吧！’”（张宁：《张宁：自己写自己》，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249页）这样，还在迷迷糊糊之中的林彪，同样迷迷糊糊地被妻子、儿子拉上了不归之路。（五）病态发作说

此说认为，林彪的出逃，其实是他精神疾病的一种发作。

此说的根据之一，是林彪的医生曾经对人这样说：林彪有精神病，有那病的人，在某些领域里，和正常人一样，而在另外一些领域里，他就是个白痴。总括起来，林彪是个行为能力不健全的人。（官伟勋：《我所知道的叶群》，中国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07页）

林立衡虽然没有说林彪有精神病，但也承认林彪的精神情况异于常人。她曾在材料中写道：“林彪在公开场合讲的许多话，是中央有人给他服了一种药，改变了他的思维和精神状态。”（高厚良口述，高德明整理：《“9·13”之后的林立衡——暨说给豆豆的知心话》，原载

2000年第9期《中华儿女》杂志）

英国著名作家韩素音也认为林彪的精神不正常。她说：“林彪的传记作者还没有深入探索他的个性和心理状态。可以肯定，林有精神分裂的征兆，有时郁郁不乐，有时又兴高采烈，近乎疯狂。据说他吸过毒，经常打吗啡和吸鸦片，不过他什么时候染上吸毒的习惯并不清楚。怕冷、怕风特别是怕穿堂风，怕热又怕虫子。他患忧郁症，外出时总带着一提箱药品。聂荣臻说：‘他很少说话，他老是担心他的身体。’”（安建设编：《周恩来的最后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31页）

也有的说，林彪的精神病，源于抗日战争初期，他在山西被阎军误伤，中弹后伤到了神经中枢，留下了后遗症。林彪平常不喜交往，喜欢一个人在黑暗中久久呆坐，还喜欢划火柴嗅火药味，除了说明他原本就性格孤僻之外，还说明他患了老年痴呆症和抑郁症。

总之，此说认为，林彪的精神不健全，思维能力严重退化，已经远不是战争年代那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常胜将军。他的出逃决策是如此丑陋拙劣，正是他糟糕透顶的身体给他开的一个荒唐透顶的要命玩笑。

第三章　历史记忆

庐山会议上附和彭德怀意见的人如何过关？

庐山会议期间，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和吴冷西、李锐等一批“秀才”，由于基本赞成彭德怀的《意见书》，并私下对“三面红旗”有所质疑，被卷入到批判当中。最初由彭真提议，几位中央常委也同意，最终保护了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和吴冷西过关。杨尚昆在这期间为此做了一些具体工作，他给我们简略讲了讲这个情况。

在上庐山的路上，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和吴冷西、李锐等一批“秀才”，对1958年以来的形势就有一番议论。“秀才”们说话百无禁忌，尽管他们在思想上也不可能不受“左”的影响，但他们面对“大跃进”带来的严重后果，却不能不对“三面红旗”提出质疑。会议开始不久，“秀才”们开始接受起草庐山会议记录的任务，心思都集中在如何总结“大跃进”的教训，继续纠“左”问题上。当时，田家英曾把他在四川调查中反映浮夸问题的材料送给毛泽东参阅，引起四川省委负责人的不满；田家英在小组会上发言时，还同四川省委的那位负责人发生了争吵。彭德怀的《意见书》印发以后，“秀才”们都反映写得不错，同他们起草的《记录》基本观点相同。有的组对彭德怀的《意见书》提出批评，田家英、吴冷西还作了解释。

7月23日，毛泽东讲话后，风云突变，这对“秀才”们如晴天霹雳。有人批评田家英反映四川问题是攻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有人批评吴冷西和彭德怀一个鼻孔出气，“犯了路线错误”。使“秀才”们最担心的是他们在会下议论过的一些“私房话”，如果泄露出去，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秀才”们会下议论过的“私房话”还是传出去了。

当时，会议除集中对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开火外，那些曾经表示赞成或基本赞成彭德怀《意见书》观点的人，也无不遭到严厉指责，批斗范围有进一步扩大之势。彭真就来找我商量，提出要保护“秀才”。为此，彭真、薄一波和我专门找李锐谈话，要他到此为止，不要再扯宽了。我把这个意思向刘少奇、周恩来和毛泽东汇报，他们也表示同意。随后毛泽东分别找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谈话，批评“秀才”们前一段表现不好，方向有些不对头；同时又要他们不要过分紧张，要夹着尾巴做人；还说过两天向会上打个招呼，下“停战令”，对“秀才”们挂“免战牌”。我到“秀才”们的住地，告诉他们：主席已经要我向各组组长打了招呼，要他们集中精力

开好八中全会，不要再提“秀才”们的事情，你们可以放心了。

8月11日，毛泽东在八中全会上作长篇讲话，对彭德怀等同志作了系统的批判，同时也讲了要保护“秀才”。他说军事俱乐部那些人想把“秀才”们挖去，我看挖不去。“秀才”是我们的人，不是你们的人。他还说，“李锐不是秀才，是俱乐部的人”。这就正式把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和吴冷西保护过了关。

但是，庐山会议后，中央根据庐山会议对“秀才”们的揭发材料，仍决定对他们立案审查。10月，彭真两次找“秀才”们谈话，核对材料。几位“秀才”也向中央作了书面检讨和申辩。10月17日，毛泽东找四位“秀才”谈话，说你们在庐山的表现不好，但不属于敌对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是属于基本拥护总路线、但有错误观点或右倾思想的人。至此，事情宣告结束。

赫鲁晓夫两大笑柄：联合国脱鞋敲桌确有其事

赫鲁晓夫在从事国际活动时，常常口不择言，鲁莽行事，给世界落下许多笑柄。其中最有名的是两件事情：一是他在一次外交招待会上扬言要“埋葬”西方资本主义，后来到1963年11月6日，他在接见美国资本家时承认：“我做不到这一点，资本主义太大了。”二是赫鲁晓夫出席1960年联合国大会，有一天他在辩论中情绪失控，从脚上脱下皮鞋猛敲桌子，并同西班牙代表吵得几乎动起手来……“美制皮凉鞋”敲桌

赫鲁晓夫曾在回忆录中谈到“凉鞋敲桌”一事的来龙去脉。当年在离开莫斯科去美国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之前，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伊巴露丽请他帮一下忙，要求他“寻找一个机会让佛朗哥政权丢丢脸”，因此他在联合国大会上就殖民主义问题发言时，强烈谴责了佛朗哥“反动的、残暴的政权”。而当西班牙代表上台进行答辩时，苏联代表团“开始大声叫喊地吵起来”，赫鲁晓夫“甚至脱下皮鞋来敲桌子”。赫鲁晓夫还说，“当这位西班牙代表回到座位上时，我们互相讲了一些粗话”，情绪激动地吵了起来，于是，“一名警察向我们走来”，“他……是一个彪形大汉，他走到我们跟前，像一座塑像站到这位西班牙人和我中间”，以防双方“动拳头打起来”。

赫鲁晓夫的女婿阿朱别伊，对此有更精彩的说法。阿朱别伊在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的正式发言中说：“当在联合国的讲坛上……有一个西方外交家发表挑衅性演说时，赫鲁晓夫同志脱下了皮鞋，用它来敲打桌子，也许这使西方世界的外交女士们认为有伤体面，但是这简直是妙极了（暴风雨般的掌声，笑声）！”“而且……皮鞋尖几乎碰到了佛朗哥的外交部长的脖子，但又未完全碰到。在这里表现了外交灵活性！（笑声，暴风雨般的掌声）”

因敲桌收到罚单

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赫鲁晓夫在其题为《一个超级大国的崛起》（中译本题为《儿子眼中的赫鲁晓夫》）的著作中，引用当年苏联代表团成员日沃托夫斯基的话说：当时，赫鲁晓夫手里拿着“一只橡胶底的便鞋”，“环顾左右，微笑着，开始用后跟敲打桌子”；“渐渐地，赫鲁晓夫加快了速度，他需要引起‘观众’的注意”；后来，他“使劲用鞋后跟敲打起桌子来”。书中还说，由于赫鲁晓夫的鲁莽行为，“苏联代表团受到罚款处罚”，至于罚款的数额，“有人说上百万，甚至更多”，而“最可信的消息来源说是一万美元”。

2005年1月，谢尔盖·赫鲁晓夫在接受俄罗斯记者采访时说：“他是敲了，不过，父亲用的是美制皮凉鞋”，是39号鞋，“这双鞋在我们家放了好长时间”。

由此可见，赫鲁晓夫“皮鞋敲桌”的“政治笑柄”和“丑闻”并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而是确实发生过的历史事实。“埋葬西方论”

关于赫鲁晓夫的“埋葬西方论”，现在至少流行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1959年赫鲁晓夫同访问苏联的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展开“厨房辩论”时说的；另一种说法是，赫鲁晓夫在1960年联合国大会上“皮鞋敲桌”时说的。这两种说法显然都是牵强附会、毫无事实根据的编造。

比较可信的说法是，1956年4月，赫鲁晓夫访问英国，来到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在与英国实业家精英进行的一次重要会晤中，他酒后发表脱离发言文稿的“即兴讲话”。赫鲁晓夫说着说着，竟忘了面对的听众是谁，开始用他一贯的风格讲话，其中的一句话竟说：“我们一定要把你们埋葬。”接着，他又尽情地抨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当时，多亏在座的英国人都听不懂俄语，而赫鲁晓夫的随行翻译也没有理睬这些“即兴讲话”，只按事先准备的发言文稿进行翻译。然而，赫鲁晓夫的“即兴讲话”后来还是透露出来并流传起来。

赫鲁晓夫事后不得不一再辩解，并对他的“埋葬”西方论加以修饰，企图自圆其说。赫鲁晓夫在1959年访问美国期间，在这个问题上不断遭到西方记者和官员的当面质问，并多次出现争吵和难堪的场面。例如，当年9月16日，赫鲁晓夫在出席全美新闻俱乐部记者招待会时，有记者问他：“常常有人援引说，您似乎在一次外交招待会上说，你们要把我们埋葬到地下。如果您没有说过，您可以辟谣。如果说过，请解释一下您的意思是什么？”

赫鲁晓夫辩解道：“在座的只是美国人的很小一部分。如果我想要把你们每个人都埋葬掉，那我一辈子还干不完。我的确说过这个，但是有人故意歪曲了我的讲话。这并不是说在什么时候把什么人从肉体上埋葬，而是说在社会的历史发展中社会制度的改变。”

但是，不管赫鲁晓夫如何辩解，他始终不能自圆其说。即使是指社会发展规律，一个严肃的政治家也决不会在那样的外交场合用如此粗鲁的语言讲如此敏感的问题。

许世友怒斥文革造反派：谁敢抓我就向谁开枪

1964年1月，京西宾馆开始筹建，对外称将建造“八一饭店”，设计为军队招待所，仅供接待国外军事代表团和军委内部会议使用，不对外营业。同年9月1日，饭店一期工程完工，9月14日营业。时任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根据其地理位置定名为“京西宾馆”。

京西宾馆算不上富丽堂皇，却高大宽敞。实际上，它是解放军总参谋部下属的宾馆，后来成为中央讨论和决定重要问题的场所之一，具有同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北戴河等字眼同等的政治意义。“文化大革命”时期，它还被赋予了特殊的使命：所谓的“走资派”的庇护所，一大批受到冲击的开国将帅和地方负责同志在这里暂避风雨。

许世友坐在大厅中间，一堆热水瓶摆在楼梯口“文革”之初，受到冲击的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熏来京后住在京西宾馆。南京造反派仍穷追不舍，组织了六七百人跟到北京抓他。南京军区政委杜平住在宾馆七楼，同住这一层的还有韩先楚、皮定均等大军区司令员。负责京西宾馆警卫的北京卫戍区战士把造反派阻拦在外面，不让进去抓人。但南京造反派围在宾馆外面不走，并很快得到北京造反派的支持，人越聚越多。

楼上的许世友听到外面的风声，认为凶多吉少，和几位老将一商量，马上召集随身的秘书、参谋和楼层服务员，加在一起约有20人，分成两个战斗小组，每组把守一个楼梯口。皮定均叫人搬来一把椅子，请许世友坐在大厅中间，说：“我们听你指挥！”

许世友也不客气，立即进入角色。他指挥人把电梯调上来，停在半空，说造反派往楼上冲，非爬楼梯不可；又叫人把各个房间的热水瓶集中在七楼，分成两拨摆在楼梯口，只等造反派冲上楼时，往下倒开水。许世友说：“这叫‘水雷弹’！不是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吗？我们不打、不骂，倒倒开水总是可以的吧？”说得大伙都乐了起来。许世友随身带着枪，作了最坏的打算。

对造反派的“抗击”工作准备好以后，粗中有细的许世友没有忘记用电话报告周恩来、林彪、叶剑英和徐向前，并请转报毛泽东。许世友说：“今天，造反派来抓我许世友，我革命大半生，战场上枪林弹雨都不怕，今天来抓我，我更不怕。谁敢抓我，我就向谁开枪！”

周恩来知道许世友的脾气，向来敢说敢做，怕双方闹起来惹出大祸，立即让傅崇碧跟徐向前到京西宾馆做许世友的工作。与此同时，毛泽东指示中央文革小组派关锋到宾馆去做造反派的工作。许世友见徐向前来了，情绪非常激动，说：“我出生入死为革命，我许世友犯了什么错误？中央批评我可以改，为什么要来抓我？为什么要污辱我？”

这件事人们议论起来都有些后怕：那天如果不是周恩来及时处理，京西宾馆就有可能发生人命惨案。造反派经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出面劝说，撤出了京西宾馆。从南京来抓许世友的造反派也回了南京，许世友安全了。

上甘岭战役：志愿军守坑道曾经饮尿止渴

上甘岭，一个中国人熟悉的名字，因为一场战役。

我们熟悉的是“一条大河波浪宽”那甜美的歌声和战士们分吃一个苹果的感人故事。

我们知之甚少的是它真实的残酷与惨烈：方圆不过3.7平方公里的两个小山头，双方先后投入兵力十万之众，43个昼夜的拉锯战，山头被炮火削低两米，化成一米多厚的粉末……

这场小山头上的战斗“意外”升级成了战役，中国人民志愿军创造了世界现代战争史上坚守防御的典范。

值此抗美援朝战争60周年之际，我们努力去回望58年前的上甘岭，那是不该被忘却的记忆。

范佛里特“摊牌”了

1952年10月14日清晨，“联合国军”的300余门大炮、27辆坦克、40余架飞机发疯地向五圣山南的两个小山头倾泻着弹药。强烈的冲击波激荡着坑道，高地上的志愿军守备部队就像是乘坐着小船在波浪滔天的大海上颠簸，有的小战士被活活震死！

这是朝鲜战争中单位面积火力密度的最高纪录！

著名的上甘岭之战就这样打响了。

此前，战场一度相对平静。自1951底，“联合国军”的地面部队一直没有大的作为，只是依仗空中优势继续对朝鲜北方进行狂轰滥炸。“联合国军”地面部队指挥官、美第8集团军司令官范佛里特一次又一次制定发动地面攻势的计划，但由于1951年夏秋季攻势得不偿失，遭到了美国国会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责，这些计划无一获得“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及其继任者克拉克的批准。

范佛里特自知不久就要退役。和艾森豪威尔是西点军校同届同学的他不甘心人生的最后一仗在被动挨打中结束。他建议采纳美第9军的“摊牌作战”计划。

相比那些未获批准的计划，“摊牌”计划行动比较小，目标在金化以北不到3英里处，双方工事间隔只有200米。如果被逐出这些山头，中朝军队将不得不后撤一千多米。胜利不仅可以鼓

舞美军的士气，还将改善金化以北的防线态势。

克拉克曾反对夺取高地的冒险行动，但现在情况不同了。第七届联合国大会开幕在即，朝鲜问题将要提交新一届大会讨论，美国当局亟须“联合国军”在朝鲜军事行动的配合，以占据政治上的有利地位。同时，一点“胜利”刺激，将有助于拉动“联合国军”的其他参与国投入更多力量，并在板门店停战谈判桌上争取更多主动。

10月8日，美方代表单方面中断谈判会议，宣布无限期休会。同日，克拉克批准了“摊牌作战”计划（我方称为“金化攻势”）。范佛里特微笑着告诉手下的军长：“你可以放手让飞机大炮发言了。”

10月14日，联合国大会开幕的当天，范佛里特正式“摊牌”——以美第7师和南朝鲜第2师分别进攻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此前，他们已对志愿军五圣山主阵地及上甘岭地区，进行了持续两天的火力轰击。

敌军瞄准的两个小山头正是志愿军中部战线战略要点、战线中部地区的最高峰五圣山的前沿阵地。一东一西，相距只有150米，互为犄角，是向南楔入“联合国军”阵地的两颗钉子。

东面的537.7高地，由志愿军和“联合国军”“共享”：我们占据北山，他们控制高地，是令“联合国军”头痛加心痛的“狙击兵岭”。西面的597.9高地，由3个小山头组成，“联合国军”称之为“三角形山”。两个高地后面的山洼里有个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庄，叫上甘岭。当时没人能料到，这个小村庄将因为这场战事而载入史册。

凌晨突袭“联合国军”发起进攻的时间，我军史记录为凌晨5时。军旅作家张嵩山却对这个时间存疑，对比各国军史记录，他发现开战时间说法不一：韩国《朝鲜战争》的说法是4时30分，而美军作战文书则说是5时44分。

不论是几点，这都是一次让志愿军有些意外的进攻。

负责五圣山、斗流峰、西方山一线防御的是志愿军第15军。原本作为战略预备队的第15军是几个月前彭德怀司令在朝鲜战场上最后一次排兵布阵时拉上去的。那次作战会议后，彭德怀把第15军军长秦基伟留了下来，告诉他：“五圣山是朝鲜中线的门户，失掉它我们将后退200公里无险可守。你要记住，谁丢了五圣山，谁就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

毛岸英作战会上与彭德怀叫板

守卫五圣山，易守难攻的上甘岭方向并非防御重点。由于只有3.7平方公里的狭小面积，两个高地原本各只有一个连防守。

10月2日，南朝鲜第2师一名参谋投诚，供称其所在的团要配合美军将向这一地区发动攻势。可惜这份意外的情报，没能得到准确的解读。第15军判断，敌人的进攻方向可能在西方山，命令第44师加强准备、严阵以待。估计五圣山方面的南朝鲜军也会做些配合，但规模不太大，所以只令第45师第135团作一般准备，将防守这两个高地的兵力分别增加到1个营。志愿军原本准备以第45师一个加强团向注字洞南山南朝鲜第2师1个加强营的阵地实施反击，配合的炮兵此时已

进入阵地，炮口指向注字洞南山。“联合国军”却抢先动手了，且来势汹汹。

军事科学院编写出版的《抗美援朝战争史》中记载，在强大的炮火支援下，美第7师第31团全部、南朝鲜军第2师第32团全部、第17团1个营，共7个营的兵力，分6路，以1个排至1个营的兵力多梯次向志愿军防守的两个高地发起猛烈进攻。

军科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副部长、朝鲜战争史专家齐德学少将告诉记者，“7个营的兵力”根据的是志愿军资料；美军战史和南朝鲜军战史中记载，美军和南朝鲜军各使用了2个营的

兵力。即使这样也大大超过克拉克预先的用兵计划。

一天之内，30余万发各种炮弹和500余枚重磅炸弹亢奋地尖叫着砸向志愿军的两个阵地。随着火光中的一声声轰响，第15军苦心构建了4个多月的地表工事到中午时已荡然无存。曾经植被丰茂的山头寸草未剩，就连岩石都被扒了一层皮，脚下一尺多厚的屑片粉末，一踩一个坑。张嵩山说，爆尘、浓烟遮天蔽日，以至他走访过的许多老兵们都以为那一天是个阴天。

此时，志愿军第45师准备反击注字洞南山的炮兵来不及变换阵地，能够支援步兵作战的只有榴弹炮3门、山炮6门、野炮6门。第135团担任防守的志愿军，只能使用步兵火器依托各个暗火力点，抗击密集冲锋之敌。

惊心动魄的爆炸声中，两高地上的步话员一次次在坑道口立起天线，拼命呼叫千米之外的营指挥所。但炮火实在太猛烈，短短几分钟，坑道里储备的十几根天线全数被炸毁，电话线更是被炸得不成样子。弹雨中，营部电话班副班长牛保才冲了出去，一路上边躲避炮火，边接上断线，随身携带的整整一大卷电话线用完，还差了一截！多处负伤的牛保才双手抓起断线，用自己的身体接通了线路，用生命换来了三分钟的通话时间。第135团副团长就在这宝贵的三分钟里向前沿坑道部队下达了紧急作战命令。

炮火也同时惊醒了位于4公里外的第45师师部。师长崔建功飞快地跑上山顶向南眺望，只见十几里外炸点闪烁成一线的前沿阵地上，有两个点亮得格外刺眼。紧随其后跑上来的作战科长宋新安立即判明：“那是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敌人是主攻还是佯攻？通讯中断，战斗进行了几个小时，敌人的作战企图、兵力规模、战术手段仍然一概不清。侦察连派人去前线了解情况，第一批人在半路上牺牲了，第二批两个人几经周折终于来到597.9高地的5号阵地，一看阵地上只剩下一个战士了，美军正蜂拥而来，他俩毫不犹豫立即投入战斗……

就在各级指挥员心急如焚地等待战况汇报时，战斗一幕比一幕惨烈地在两个高地展开——机枪射台被炸烂了，战士陈治国用负伤的身体充当射

台。孙子明4次负伤昏了过去，醒来时敌人已经冲上了阵地，他握着3颗手榴弹冲入敌群……

激战至17时，尽管击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锋，大部分的表面阵地还是被攻占了，伤亡较大的志愿军全部退守坑道。

秦基伟在回忆录里沉痛地写道：“出于错觉和判断失误，我们的精力仍集中在反击注字洞南山，结果给敌人以可乘之机，赢得了战斗发起的突然性。我军在14日战斗开始时没能回过手来给敌以沉重打击，从而拉长了战斗持续时间。”

袁世凯纠结：当“曾国藩”还是做“华盛顿”？

1912年1月1日，南京，总统府，深夜11时，皓月当空，繁星点点。

孙中山手捧临时大总统就职誓词，用粤语庄严宣读：

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

就职仪式极其简单而仓促。据陕西代表马凌甫回忆，典礼结束，大家“边跳边喊，沿街居民多从睡梦中惊醒。不少人怀疑是散兵游勇滋扰，也有披着衣服从门缝中窥伺动静的。谁也没有想到这是当时掌握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代表们余兴未尽，作此有类儿戏的行动”。

孙中山之所以赶在1日就职，意在改正朔，用阳历，其象征意义深远。不过，拥清的官员士绅们对此举动似颇不感冒。如那桐当天仅淡淡一笔“今日为西历正月一号”。蛰居沪上的郑孝胥甚至认为清廷“欲改用阳历，宜以今日宣布，闻项城有此意，竟不能用，惜哉！”

真正引起强烈反响的当属南方独立各省。为了庆祝民国元年元旦，上海学校停课一日，时年19岁的青年学生陆澹安外出访友，“十二时，归途中见沪军都督宣告改朔之告示多张，商店皆悬五色旗。游人往来举欣欣然有喜色。”湖北黄州街头，学子朱峙三午饭后出城，“见寒溪学堂贴有新联，彩旗飘扬是为新年元旦。”

民国肇建，各地欢庆，本是人生乐事，然而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虽面带喜色，却满腹心事。孙氏忧虑之一，便是临时政府财政吃紧，无米下锅。

搞革命是一项极为烧钱的事业。南方诸省要人们听闻孙中山将于1911年底归国时，无不欣喜若狂，其中缘由，除了对孙氏的崇敬外，另一要因多半是当时盛传他携巨款而来。如吴景濂听说，孙氏在美国募有美元数千万，兵船十只，“如在宁组织临时政府举伊为临时大总统，可将钱及船献出，为政府用”。就连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也深受流言影响，“据传孙氏携回许多活动经费，但其数额并不会太大（一说五千万元）”。

于是乎，在众口相传之下，孙中山不仅是伟大的革命领袖，更成为一棵生财有道的“摇钱树”。不过，这仅是众人一相情愿塑造的神话而已，形成得极快，破灭得更快。

12月25日，人们翘首以待的“孙财神”在上海登岸，无论是革命党人、外国使节还是报社记者，最想知道的就是孙中山口袋里到底装了多少银子。当天下午一时，孙中山先生欢迎大会在张园召开，“到者万人以上”。留日学生黄尊三慕名而来，“中山先生三时出席，演说颇长，大概以此次归国，人人均以余带来几千万现款，实则余一文未带。所带来者，仅此革命之精神耳。”另一版本大同小异，“革命不在金钱，而全在热心。吾此次回国，未带金钱，所带者精神而已。”

精神确能鼓舞人心，但毕竟不能当饭吃。社会百废待兴，新军嗷嗷待哺，唯今之计就是两个字：“搞钱”。澳大利亚著名记者莫理循一语中的：“孙中山迄今给人们良好的印象。人们认为孙中山随身携带巨款的外币，因此对他有好印象……实际上他什么钱都没有带来。一旦此事为人所知，人们很可能对他产生反感。”果不其然，“一文未带”的消息一经公布，招致一片失望之声。

常言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枪杆子的坚实保障终究还是钱袋子。当时仅南京一地，便驻扎军队十多万，军费实际是财政的主要支出。因军饷无着，黄兴唯有下令将伙食改为稀饭。等稀饭都不够吃了，军队只好将南京城的小火车抵押给日商，借款二十万，暂时维持。1月1日，由广州革命政府遣往南京的三千名士兵路过上海，时值隆冬大雪。黄浦江畔，士兵们“身上只穿单夹不等的平民服装，加上一件羊皮背心”，这样的装备自然不能抵御严寒。军队长官次日到上海广肇公所要求协助制造棉被褥各三千条，限三日内交货。然而“公所以无军服制造厂可转托制，且棉花市面缺货，只得做了稻草的被褥各三千条，以应急需”。耐人寻味的是，这支军队是为守护南京而来，临时政府却不予提供所需物资，只得向同乡的公所求援。政府财政之支绌，可见一斑。

吃不饱，穿不暖，军心自然浮动，小规模骚乱哗变不时发生，难怪张謇感叹“宁桓兵队抢劫之事日有所闻，难乎言军纪矣！”

南方财政一筹莫展，北方清廷也好不到哪里去。早在12月1日，度支部代理大臣绍英在日记里写道：“部库实存现银九十八万七千一百七十一两二钱六分三厘一毫，辅币七十四万枚”。转眼到了月底，袁世凯告诉隆裕：“现在库中只有廿余万两，不敷应用”。若财源如此匮乏下去，将无法同南方作战。出于无奈，隆裕只得下诏，一面向各省求款，一面令亲贵捐献。然而，结果却令人啼笑皆非。1月1日，山东复电拨银三万两，洋三万元，黑龙江复电筹洋三十万元。不过，这些所谓款项仅仅停留在电报纸面上而已，如同画饼。而亲贵们则个个像铁公鸡，不愿出血。据当时在总务厅任职的许宝蘅记载，1月2日上午，袁世凯入对，隆裕言：“现在宫中搜罗得黄金八万两，你可领去用，时势危急若此，你不能只挤对我，奕劻等平时所得的钱也不少，应该拿出来用。”袁答：“奕劻出银十五万。”隆裕道：“十五万何济事，你不必顾忌，尽可向他们要。”

两天后，段祺瑞、赵尔巽、陈夔龙等八位大吏联名通电，指出“外间盛传，仅亲贵存储外国银行之款，俱系现银，数及3000万……亲贵大臣与国休戚，岂容漠视。国存则款固有着，国亡则家亦随之”。应者依旧寥寥。

山头林立与“孤儿寡妇”

1911年1月1日，杭州，都督府，上午9时，西湖碧波，青山环翠。

浙江都督汤寿潜同往常一样，开门办公。今日乃民国建元，杭州城内一派喜庆气象。唯独这个汤大都督愁眉紧锁，不展欢颜。

浙督一职，看上去很美，实令人烦不胜烦。平心而论，汤寿潜出任都督，实属意外。汤本是心怀忠君情结的传统士绅，只是由于杭州起义仓促，诸如陶成章、章炳麟等大佬身处海外，环顾省内，唯有汤“有声海内，识者皆尊敬之”，且拥有别人不及的人脉资源。于是众人一致认为汤乃“众望所归，勘膺此选”。对于革命党人而言，无非是暂时利用其声望与经验，二者间的蜜月期就好比兔子尾巴，短得可怜。都督府各部门实权多半掌握在其他革命党人手中，汤往往备受掣肘，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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