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祖芬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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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的证明试读：
哈佛告诉你（写在前面）
哈佛某教授对学生说，你学我这门课，就一天只能睡两小时。学生想，那么，我学四门课，就没有睡眠时间了，我就得倒贴睡眠时间了。
于是——
哈佛产的诺贝尔奖得主有33位。
哈佛产的美国总统有7位。
泰坦尼克号下沉时，游客们逃到甲板上拥向小船，偏有一个叫威德纳的青年逆向而行奋力返回船舱，仅仅是为了抢救一本佛兰西斯 培根的散文集。威德纳和散文集和泰坦尼克号一起下沉了。这个爱书胜过生命的青年人是哈佛的学生。
威德纳的母亲就是泰坦尼克号那位幸存的老太太。老太太以威德纳的名义给哈佛捐助了一个图书馆。这座威德纳图书馆是哈佛最大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图书馆， 仅图书就有 345万多册。图书馆正门两侧各有一块石碑，分别刻着这样的碑文：“威德纳是哈佛大学毕业生。在泰坦尼克号沉没时去世的。他生于1885年6月3日，死于1912年4月12日。”“这座图书馆是威德纳的母亲捐赠的，这是爱的纪念。1915年6月24日。”
哈佛的毕业生有一个传统：捐助哈佛。哈佛的资金三分之一来自捐助。不过，给予往往是相互的。是先有哈佛的给予还是先有给予哈佛，这个问题或如鸡生蛋还是蛋生鸡那样说不清。或者只有让哈佛告诉你。
哈佛没有高楼大厦，只有新英格兰的红砖墙，即使诺贝尔奖获得者也不过在校园有一个绝不起眼的停车位。毕竟哈佛最起眼的是100座图书馆，尤其是一个个像图书馆那样的人，或者说，一个人就是一座图书馆。哈佛或哈佛人是不需要任何包装的。
哈佛产的诺贝尔奖得主有33位。
哈佛产的美国总统有7位。
有人称史华慈是哈佛的一位西方大儒，在他动过癌症手术的82岁高龄的时候，依然天天早上按时去办公室工作，即使有时要倒下。而他办公室里挂大衣的两个衣架，竟是用铁丝胡乱缠绕而成的。
某教授对学生说，你学我这门课，就一天只能睡两小时。学生想，那么，我学四门课，就没有睡眠时间了，我就得倒贴睡眠时间了。
哈佛的博士生，可能每三天要啃下一本大书，每本几百页，还要交上阅读报告。哈佛过桥便是波士顿，前人类学系主任张光直在哈佛读博士那几年，没有上过桥没有去过波士顿。
哈佛学生或是哈佛教授，首先不是一份荣誉，而是一种证明。
人到底可以有怎样的意志力，人到底可能有怎样的潜力？
哈佛告诉你。
哈佛是一种象征，最高智慧的象征，最高学府的象征。
人的意志，人的才情，人的理想，为什么在哈佛能兑现？
哈佛告诉你。
哈佛的学生餐厅，很难听到说话的声音，每个学生端着比萨、可乐坐下后，往往顺手把大衣扔到地上，然后边吃边看书或是做笔记。我就没见过哪个学生光吃不读的，更没见过哪个学生边吃边闲聊的。感觉里，餐厅不过是一个可以吃东西的图书馆，是哈佛正宗100个图书馆之外的另类图书馆。
哈佛的医院，同样的宁静，同样的不管有多少候诊的人也无一人说话，无一人不在阅读或记录。医院实在也只是图书馆的延伸。
于是——
哈佛产的诺贝尔奖得主有33位。
哈佛产的美国总统有7位。
哈佛校园里，不见华服，不见化妆，更不见晃里晃荡，只有匆匆的脚步，坚实地写下人生的篇章。
哈佛不是神话，哈佛只是一个证明，人的意志、精神、怀抱、理想的证明。
英国媒体报道，《2009年世界大学排行榜》10月8日产生，哈佛大学蝉联6年排名榜首。清华大学提升7位入50强，排名49。我重新翻阅10年前我在哈佛的一些浮光掠影的记录，我想，哈佛对今日世界的意义，仍然如同哈佛对于哈佛本身的意义。
附：哈佛图书馆的20条训言——
1. 此刻打盹，你将做梦；而此刻学习，你将圆梦。
2. 我荒废的今日，正是昨日殒身之人祈求的明日。
3. 觉得为时已晚的时候，恰恰是最早的时候。
4. 勿将今日之事拖到明日。
5. 学习时的苦痛是暂时的，未学到的痛苦是终生的。
6. 学习这件事，不是缺乏时间，而是缺乏努力。
7. 幸福或许不排名次，但成功必排名次。
8. 学习并不是人生的全部。但，既然连人生的一部分——学习也无法征服，还能做什么呢？
9. 请享受无法回避的痛苦。
10. 只有比别人更早、更勤奋地努力，才能尝到成功的滋味。
11. 谁也不能随随便便成功，它来自彻底的自我管理和毅力。
12. 时间在流逝。
13. 现在淌的口水，将成为明天的眼泪。
14. 狗一样地学，绅士一样地玩。
15. 今天不走，明天要跑。
16. 投资未来的人，是忠于现实的人。
17. 受教育程度代表收入。
18. 一天过完，不会再来。
19. 即使现在，对手也不停地翻动书页。
20. 没有艰辛，便无所获。（摘自2009年1月13日《解放日报》刊登的《哈佛图书馆的20条训言》，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
哈佛不相信红绿灯
哈佛人说话执拗地带一种特殊的哈佛口音。哈佛人在校园里走路不看红绿灯，是否相信自己就是这个世界的中心？
1月31日，中午到波士顿，再到剑桥，再找花园街29号。来哈佛的访问学者，很多住在这幢楼里。梦溪在112室，已经住了3个月。他说，隔壁，114室，原先胡适之就住这儿，教课8个月，那是20世纪40年代初。
我们在台北去看过胡适之纪念馆，没有想到，后来我们就住在他隔壁了。于是想到早年在哈佛的中国留学生，赵元任、陈寅恪、吴宓、俞大维、林语堂、杨杏佛、竺可桢、李济、梁实秋、梁思成。
哈佛有100个图书馆，100个博物馆，更有一个特殊的气场。据说在哈佛校园里走，一不留神就可能碰到一个诺贝尔奖得主。1636年建校的哈佛的历史，早于1783年独立的美国的历史，但是哈佛至今保留着当年新英格兰地区的风格，一眼望去都是低矮的红砖房。哈佛又是一个真正现代的帝国，炒股票、房地产，一年有60亿美元。但是奖学金不高，教授工资也不见得多高，事实上，即使低薪也能把资深教授挖来。为什么？因为是哈佛。
哈佛人说话执拗地带一种特殊的哈佛口音。哈佛人在校园里走路不看红绿灯，是否相信自己就是这个世界的中心？
在美国，行人是有序地听从红绿灯指挥的，除了哈佛校园。哈佛人不相信红绿灯，只相信自己是重要的，自己的每一分钟都是重要的，见缝插针地快步过马路，旁若无人，旁若无车。
哈佛的学费不是一般家庭负担得起的。哈佛校园里，恐怕有相当部分的学生，他们为每一课交上美金，但是不拿学位，这也是哈佛收入的可观的部分。不过你看不出哪些学生是可以得到学位的，哪些是不拿学位的。因为都急匆匆地赶路，都一边吃比萨一边啃大书。
哈佛学生本来就是为社会上层效劳的。很多学生的家长，也都是哈佛校友哈佛人。一代一代的哈佛人，进入社会上层又把财富反馈给母校哈佛。每年的捐款，是哈佛收入的重要部分。
哈佛也有崇尚摇滚歌星，或者用同性恋挑战世界的。前者右耳挂耳环，后者左耳挂耳环。哈佛校园里的中国人不少。有一次几个中国人边走边议论前边几个美国人“老外”，那美国人笑了，用地道的中文说：在这儿你们才是老外呢！
中国来的访问学者也有完全不懂英语的，互相便传授一些秘方。譬如常去哈佛square（广场），这square怎么记呢？叫做“四块二”。
这里的中文报纸，把shopping（购物）译成“血拼”，音译兼意译了。哈佛每周六下午有车接送访问学者去超市“血拼”。事实上，真正要了解一个地方，得去多种商店“血拼”。不，不是“血拼”是shopping，因为不想买很多东西回来，只是去欣赏那里的商品，去消费那里的氛围。我们最常去的是哈佛广场的书店，喜欢那里的书卷气，佩服哈佛的生意眼。玩具熊穿上写着Harvard University的红背心，T恤打上哈佛法学院、哈佛商学院等等的标记，各种帽子、书包、笔、本子、杯子、文件夹、工艺品都是哈佛、哈佛。打上了哈佛字样，就都一副高深莫测的模样。
一只并不很大的绒毛熊，连税卖到大约19美元。为什么？因为是有学问有身份有身价的熊，是哈佛熊。一只普通的茶杯，连税卖到大约16美元。为什么？因为是有品位有内涵有深度的杯，哈佛杯。
我们住的花园街29号隔壁的学院，晚上常有音乐会。没有专业演员，也毋须门票，是学生们自己组织的活动。美国孩子从小课外学音乐学舞蹈学体育，一般好学生课外都有所长。我到哈佛的第二个晚上便去隔壁听音乐。台上，一位金发青年拿着把提琴出来，不说一句话，只一鞠躬就拉，直拉到他那白衬衣的领结都像弓似的歪斜了。
一曲终了大家鼓掌。掌声中又进来一批观众。当然，这些观众是早已等在门外的，只是曲中入内有失礼仪。掌声响起时他们步入音乐厅，感觉中倒好像大家鼓掌是欢迎他们的到来。
下一个曲子金发青年更加投入。身子随着曲子波动，好像可以弯来弯去的弓。短暂的间歇时，双手垂下放松，脖子夹着提琴，提琴好像长在脖子上，不知是他在拉小提琴，还是小提琴在拉他。
又一个曲子有了钢琴伴奏。伴奏者是位东方女性，黑衣黑发好像是黑色三角钢琴的延续。齐肩黑发披垂下来，看不见她的脸，只看见黑发的颤动。黑发如穗，钢琴的穗，钢琴因此活了起来。弹琴者的瘦弱，是因为把生命给予了钢琴；钢琴的庞大，是因为吸纳了弹琴者的生命。
他们演奏塞拉塞提的《西班牙舞曲》。渐渐的，只有《西班牙舞曲》，没有他们。音乐厅顶上一个个白色的图案，好像一个个白帆，在五线谱的波浪中摇曳、颠簸、悲哭、起伏。我无声地抽泣，我的身体在起伏。那金发青年拉到乐曲的最后三个音符，跺了三下脚。光用琴已经不能刹住感情的闸门，只能跺脚了。
我擦着泪水，觉得哭也是一种享受。
观众们用掌声要求再演一个，再演一个。弹钢琴的东方女孩，只会弹琴不会谢幕，她尴尬地看着台下，不知所措地朝观众弓一下身子又弯一下身子。她的背有一点弯，可能太把自己投进钢琴了。拉提琴的金发青年，不知是被观众的掌声鼓励的，还是被自己的演奏鼓励的，他一手举着小提琴从侧面跳上舞台，那动作叫我想起芭蕾舞里王子的大跳。
音乐会结束时，观众们站起长时间鼓掌。我到后台去祝贺演员演出成功。金发青年用中文冲我直喊：我爱你！我爱你！后来我听说他学了几句中国话，最喜欢讲的就是我爱你。
我爱你，金发青年、黑发女孩和忠实的音乐厅的观众，和一切把生命托付给艺术托付给事业的人。
2月3日的报上，看到有本书，叫《哈佛没有教的事》。 可是我想，还有什么事情是哈佛没有教的？
泰坦尼克号是怎样建成的
威德纳图书馆（Widener Library）正门两侧的石碑刻有下面的文字：“威德纳是哈佛大学毕业生，在泰坦尼克号沉没时去世的。他生于1885年6月3日，死于1912年4月12日。”“这座图书馆是威德纳的母亲捐赠的，这是爱的纪念。1915年6月24日 。”
下课后她想跟他借一下笔记。那同学很吃惊：NO，我们是竞争对象，要是把笔记借给你，这不公平。
教授对周勤说，你学我这门课，就一天只能睡两小时。周勤想，那么，我学四门课，就没有睡眠时间了，我就得倒贴睡眠时间了。
周勤瓜子脸高鼻子大眼睛，穿暗绿的羽绒服和黑底带红绿色块的毛衣，两条细腿轻捷地走来，好像一只羽毛美丽多彩的小鸟。小鸟第一天来哈佛，有人带她参观图书馆，哈佛100个图书馆中最大的威德纳图书馆，12根希腊圆柱撑起威德纳。走进书库，一眼望不到头，密压压的书架，向这个新生压迫过来，叫人产生在豪华轮三等舱的自卑感。书库一层一层往下有6层，越走越有恐惧感——还能走得出来吗？越走越有无助感——置身于知识的海洋里，你就是写出几本书来还不是一下被吞进书的漩涡？
后来她才知道，威德纳是哈佛学生，1907年在哈佛毕业后，与父母同乘泰坦尼克号。泰坦尼克号被冰山撞沉，威德纳的母亲就是那位著名的幸存的老妇人。后来，电影《泰坦尼克号》出来后，世人都知道有一位幸存的老妇人。不过世人并不知道老妇人的儿子也活了下来，活在这所他母亲捐赠的图书馆里，鼓励一届又一届的哈佛学子用知识的力量去撞击愚昧的冰山。
英语不是母语的人，在英语国家读博士，与生俱来地处于语言的劣势。周勤看她的同学上课时用电脑做笔记，飞快，下课后想跟他借一下笔记，那同学很吃惊：NO，我们是竞争对象，要是把笔记借给你，这不公平。
周勤也很吃惊他的思维方式和他的坦率。是的，他很坦率。是的，他的讲话很现代很美国很有公平意识。周勤近乎心悦诚服地对同学说：谢谢你，我向你学了一课！
周勤想起她的导师对她说的：这个地方只问收获不问耕耘。
周勤在哈佛学哲学、人类学、社会学，跨三个领域。她在哈佛5个图书馆签下归她用的书桌。哈佛图书馆的每张书桌下都有两个插头，都可以插上电脑。周勤的电脑就放在图书馆的书桌里。她的一个中国来的好友写了本书，叫《海外学子》，定稿时把书名改成了《谈何容易》。
不过，我知道周勤什么都能闯过来，从她弹性的脚步，从她明亮的眼睛，从她动人的笑容。她说她现在会笑了——她是说，听得懂美国人讲的笑话了。
听笑话，不光要懂语言，更要懂背后的文化，才笑得起来。譬如我们在国内，说一句“让列宁同志先走”，大家笑，因为大家在70年代都来回看过《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
周勤很受感动的，是不少美国学生考哈佛的东亚系。凡是考东亚系，都要考两门东亚语言。这样的好学生，本来完全可以考哈佛的法学院、商学院，毕业后好找工作好有更高的薪水，可东亚系毕业就有可能找不到工作。但是，一个人，当他（她）爱上他的专业的时候，如同全情爱上一个人，那是不计一切的。
周勤说她的人类学导师张光直得帕金森综合征后，不能走路，按说不该来办公室，可他老来，尽管老是摔倒。说哈佛德高望重的教授史华兹，82岁高龄，两年前动了9个小时的癌症手术，现在又照样天天来办公室。
这就是哈佛。
周勤刚完成的一本学术对话《十年机缘待儒学》就要出版了，是和杜维明先生的对话，探讨的是儒学的复兴问题，试图对东亚的价值给予重新评价。她又把自己的一个论文题目送给史华兹看，史华兹一看题目眼睛就亮了：“你有野心，这是个终生课题。”
她想研究作为主体的人和宇宙秩序的同构问题，其实也就是与上天意志能够相合到何种程度。当然，这个题目很具挑战性，可调动的资源很少。我听不懂。她讲埃及为什么不建长城，中国为什么不修金字塔，美国人为什么不四世同堂等等。我头脑里仍然晃动着泰坦尼克号，那么周勤的知识豪华巨轮莫非正在建起，而且一定会撞倒面前的重重冰山。
哈佛人都知道哈佛有100座图书馆和100座博物馆。而我知道，哈佛更有一支无二的远洋船队——一个个哈佛的学子，以及由他们驾驶的一艘艘知识的豪华巨轮。
贵人乡里的小女生
哈佛于她是一本写不尽的书。
越是充实的人，越是低垂自己。
昨天晚上到哈佛校园附近的一个小镇参加艺文小集活动，见到了她。一袭暗绿衣裙，裹着玲珑纤巧的身子，一头乌黑蓬松的卷发，披散在单薄瘦削的肩上。非常瓜子的小脸，非常桂圆的大眼，张凤！
和张凤相识是几年前在北京，中美作家的活动上。总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并没有多少交流。这次在哈佛相见，她请我今天中午一起餐叙。今天相见我眼前又一亮——她头戴小红帽，身穿红大衣，整个儿一个红孩儿的鲜艳美丽。她说中国人喜欢大红大绿，她也觉得红的绿的人气好。
她的人气果然很旺。中国有句话，叫做有贵人相助。她周围总是贵人云集，哈佛华裔学者宝塔尖上的人物，一个个有学又有品，或者用老师给学生写评语的话，叫做品学兼优。
就觉得她是贵人乡里的小女生。
张凤讲起这一个个“贵人”，大眼睛一下一下眨巴着，小女生追星族似的不知怎么形容他们才好，只好用笔把他们一个一个写下来，出了一本又一本关于哈佛的书。“我们只要回头去看，又有谁记得托尔斯泰那年代的帝王？或者与司马迁同时的富贾？”（张凤《哈佛心影录》）
她写哈佛前人类学系主任张光直，哈佛东亚与文明系主任杜维明，一个人一门学科，写这样的学者，总得先读他们的书吧？“都得读！”她小女生般的认真，“他们个个著作等身，比我人还高！”
我不由又看一下她纤小如小孩子般的身子。
张凤每写一位学者，先把学者的书全搬到家里。她从小好读书，总想读很多的书，更多的书。在台湾读历史系的时候，自己又去学中文速读，在全台比赛拿下第一名。这位速读第一名最快速地把书全部翻完，然后思考，把书内化成自己的养分，而不是远远的一本别人的书。
我说我从来没写过学者，因为我没有勇气去啃下大堆的学术书。
而她白天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编目组工作，晚上再写这些学者。这位密西根州立大学历史学硕士，找到了同时通向文史哲的方法，再要有人称赞她的文章，“那是我太高兴的事！”
她小姑娘似的绝不掩饰喜欢听人夸奖。其实，爱听好话是人类的通性，不过很多人不愿把喜欢挂在脸上，至少你的印象是他并不在乎的。快活地说自己喜欢听好话一定是个快活的好人，她在哈佛像一根美丽的毛衣针，编织着一项项美丽的活动。
每月最后一个星期五的晚上，哈佛华裔学者都有一次学术聚会，叫“剑桥新语”，地点在赵家。当年赵元任先生在哈佛时，常常请来胡适等名宿在家聚谈。后来，赵元任的女儿赵如兰也家传似的定期请来很多人在家聚谈。赵家总是准备一锅熬得极好的粥，有红豆、红枣什么的，是红颜色的粥。有时也在哈佛另一位很有古道古风的教授陆惠风家里聚会。陆家也准备一锅粥，有薏仁、白果、莲子什么的，颜色呈白色。有人戏称这样的聚谈叫红白粥会。
到1983年，才有了一个雅号，叫“剑桥新语”。每次几十人，甚至五六十人。没有那么多椅子，就席地而坐。每次有人主讲，大家提问讨论。大都是哈佛人，也有附近学院的。张凤说，像杜维明这样宝塔尖上的大忙人也经常来。杜维明笑：光喝那粥就够了。
那种红粥白粥，自是传统的滋补。学人们在一起，谈天说地，彼此交流，互相切磋，也是一种滋补，不同专业不同视角之间的学问滋补。
张凤还忙乎另一个活动，叫“艺文小集”，时间在每月第一个周日的晚上，是另一种形式的温润滋补。昨晚我去参加这一期的“艺文小集”，发现很多人讲话都讲到张凤。
张凤问我下一次大陆来哈佛的是谁，是不是太专门学科的？太专门学科的就不适合演讲。她又在考虑下一次“艺文小集”的主讲人了。
在发达国家，惜时如金，是不能不便也不可以随便麻烦别人侵占别人时间的。如果生病什么的，会想念国内的亲朋，国内会有很多人助你。在美国，谁能劳烦谁呢？偏偏有一个张凤这样不遗余力的“百事通”，医药、科技方面的生活琐事，朋友们也可以从她那里得到帮助。她觉得她在传递中华文化之余，也是对自我心灵的些许交代。
张凤，好像用美丽的毛衣针，这么多年一直在哈佛编织美丽的故事，包括她自己写的故事。她不是教授，不是她所说的宝塔尖上的贵人，但是，哈佛乃至波士顿的华裔学者圈里，如果没有张凤，就会有一点失落，有一点寂寞，就少了一点美丽的梦幻。
于是就有人以为张凤的抱负如何的大。张凤笑言：“我最幸福的想法，就是在家坐着，对着儿女织毛衣。这是我最幸福的时刻！”她今天脱了红大衣，是一身自己编织的毛线衣裙，那是她的女红。
当然，要是规定她只能在家织毛衣，她绝受不了。张凤，那是一只张开的凤凰，她这头挑起传说的妇道，那头挑起新女性的社会职责。“我要有一份工作，可以有点作为——不对，不是作为，那太过分了，是——可以有一点发挥的事情。”她怯怯地笑，缩起本来就小的身材，一直把自己定位在小女生的位置。
她说她前世里一定是很古典的女性。她家有一张特别大的餐桌，可以坐下20来人，有这么大餐桌的家庭，女主人一定会烧一手好菜。80年代中国大陆第一次向海外派留学生，她这张餐桌就温暖过很多海外学子孤寂的心。
总是要把先生、孩子全打发进梦乡了，她才开始自己的又一份工作——写作。常常是清晨四五点就在那里写她的哈佛了。《哈佛采微》、《哈佛缘》、《哈佛心影录》、《哈佛，哈佛》，哈佛于她是一本写不尽的书。王德威先生在《哈佛心影录》序中说：“当代人物访问，多偏重政商两界，所谈所录，亦囿于一时一地的话题。《哈佛心影录》以学者为写作对象，以学术思想为论介重点。诚如哈佛校训‘美丽充实’所谓，知识的追求、真理的辩证，方是文化建设百年大业的基石。”
我想，“美丽充实”，那不正是张凤吗？
张凤想把哈佛文理各科的华裔教授和前来哈佛访问的学者，搬到普罗大众眼前，让华语世界的人都能接近他们。她说她的书是摆渡船，把他们一个个摆渡到大众跟前。“我总有一点中国小女子的心态。他们能和我这么好，因为我先生和他们是同事，否则，我接近他们还真有一点自己的障碍呢！”
而“他们”，张凤说：“越是充实的人，越是低垂自己。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他们都是最好的人，为他们卖命都没关系。”
这样的话从这个“小女子”嘴里说出来，真觉得中国文化的侠肠古道有怎样坚实的力量。我看见眼前这个“小女子”正风尘仆仆地从千年历史长河中走来，她浅浅地笑：“我觉得我很小的时候就很老了。因为，我小时候，父亲就教我儒学啊，老庄啊，佛学啊，教我苍老的文化。”
但是她不小的时候，又很小了，她有时还穿她16岁时的衣服。有人和她开玩笑：你有没有穿12岁的衣服？
她的身材，就是一个16岁的小姑娘，她的眼神也常常是16岁。在这个美丽而充实的贵人乡，在这个充实而低垂自己的贵人乡，如同保存新英格兰红砖白窗的建筑，也保存了红红火火的热情和洁白淳朴的心灵。
前年她应邀访问中国，带着她七十几岁的母亲。友人对她说，出游时是不是不一定带上你母亲，我们几个走路可以快一些。去年中国作协又来电邀请她，她还是想带上母亲。但有了上一次的经验，这次多了一点聪明。她问，可不可以带长辈？——她不直接说母亲，觉得“长辈”这个词含混一点，朦胧一点，也许不那么年长不那么老呢！对方说可以。她又问：有没有年龄限制？对方说没有。张凤把带妈妈同行的行动合法化了，好不高兴！
母女偕同到了北京，一看别的作家有先生带太太的，有太太带先生的，只有她是带老妈的。这一路上，所有的人都来照顾她妈妈，妈妈一下子荣升到太后级。张凤嘛，被评上了25孝——大家说，看来24孝得加上一孝了——张凤偕母出游。
张凤的先生黄绍光，是哈佛核磁共振实验室主任。先生常常出国讲学，她就不能当作家，只能当管家。她鼓励三个孩子把多方面的感觉发掘出来——钢琴、提琴、电子琴、黑管、舞蹈、歌唱。张凤自己一定有第七感觉、第八感觉。她感觉丈夫在核磁共振实验室工作，他身上一定带磁，每次去找先生，她在实验室门外老远叫绍光，而且把手提包放身后，怕包里的信用卡被先生带磁的身体消了磁。
我当然知道她先生没有把她消磁，而是哈佛像一块巨大的磁铁把她吸住了。她要用她平实的文字，把哈佛的贵人们一一摆渡到大众百姓跟前。“今我以轻舟摆渡，载不动的更不知有多少……”她很有一股以历史为己任的劲头。她看我记笔记，一脸认真地说：“将来的历史就靠我们了。”
她好天真。
中国文化的课堂为什么那么大
明明是他主讲，明明是他主持，但是唯他记得最多、最勤。或许，手记的同时就直接点击进脑电图里了？最成功的人，往往是最“笨”的人。
有些事情，你不做有的是人做；有些事情，你不做没有人做。
他随身带的黑包上贴满了航空标签。后来知道，他坐飞机太多，航空公司给他优惠，买一般机票可以坐头等舱，而且只要旁边没人，可以给他一人三个座位。他经常把课排在星期一到星期四。星期四上完课就直奔机场，星期一常常从机场直奔教室。他已经飞得没有了时差，一下飞机就演讲，偶尔遇上恶劣天气，飞机在天空盘旋不能降落，学生在地面上已经走进课堂，杜维明教授呢？
他到了，在上边。
他到是到了，就是下不来。真是个Flying man，飞人。
如何的疲劳奔波，只要一讲学术，就焕发起来，好像不是刚刚下飞机风尘仆仆，而是刚刚在沐浴间冲洗个痛快淋漓。各个不同的听者，都会觉得他讲的与自己相关——尽管他大都在讲两千多年前的孔孟，或者一千多年前的程朱，尽管听者大都是美国现代青年。
哈佛的核心课程中，有一些是博士生必修的通识教育课。原先杜维明先生讲授的大都是西方课程，大约10来年前，他向校方提出要开一门儒家伦理的课程。校方怀疑这样的中国课程能不能讲下去——也就是学生能不能听下去。
杜维明先生在普通教室讲儒家伦理，后来学生太多，改在梯形教室上课。学生又坐不下了，改到礼堂上课。又又坐不下了，改到哈佛最大的山得斯（Sanders）剧院讲课。江泽民主席来哈佛演讲，就是在这里。
山得斯的一二层，满满坐着六七百学生。开始，杜维明看到教室的地上、门外都挤坐着学生，说希望你们不要走错了地方—— 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会一下子来这么多听众。
孔孟之道、程朱理学，与美国现代青年有什么关系吗？
美国学生从小接受个人主义的教育，强调自己是独立的人。如今他们很有兴趣地来听世界上还有一部分人不那样思考问题，说人是一个个的同心圆 。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一层层地往外推展开来，影响他人。中国传统士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道路，就是这样设定的。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人不是孤立的人，是一个个互为影响的同心圆。
当然，杜维明是用英语演讲，但语言只是运输思想的交通工具。在美国，行人恪守交通规则，唯独在哈佛，人们急匆匆地过马路，抢时间，抢机会 。杜维明运送的中国儒家文化，吸引了这么多最有独立思想的最不受束缚的哈佛学生！偌大一个哈佛，只有杜维明是在山得斯上课的，杜维明的课堂最大，杜维明讲的中国文化的课堂最大。
为什么中国文化的课堂那么大？
杜维明左手半插在裤兜里，右手比画着在讲台上走来走去，儒雅而风度。他的左肩略比右肩高，左眉略比右眉挑。他着力讲话时，脑袋偏向左侧，加上高挑的左眉和高耸的左肩，他整个人就有一种执拗的牛劲，好像偏着头，牛似的全力冲向一个目标。不过他不属牛，他属龙，生在2月。据说2月生的龙，是抬头龙，头是昂扬的。
他昂扬的，是中国文化 。
我左侧一个金发男生，杜维明讲课时他埋头做笔记，待有人发问，他才抬起头，用手把笔横着塞在嘴里。就这么久久地用手塞着笔，好像要把杜维明的讲课整个儿塞进去。
我看这么一个大厅的哈佛学生，佛教徒般的虔诚。而杜维明微偏着脑袋，右手捂住胸口又高扬起来，掏心掏肺的真诚！台上布道，台下得道。在哈佛，我看到了一个学术的圣殿，文化的圣殿，中国文化的圣殿。
几百个黄头发、蓝眼睛，把眼睛的追光紧跟着杜维明移动，身子是不动的，几百个人就是几百座雕像。我很想拍两张杜维明演讲的照片，可是这里除了杜维明那很有磁性吸力的声音，就再没有一丝杂音。如果按动快门，咔嚓一声，那会声惊四座的，那简直是太没公德的野蛮行为了。可是，我应该把儒家文化的布道者照下来啊！
在这种场合发出咔嚓声，简直是当众出丑。我狠狠心，掏出相机，飞快地咔嚓一下，好像007溜进保密室偷拍文件，而且立即被发现了——周围的学生全都惊愕地转过头来看我。我也才知道，这些“雕像”原来会转动。
杜维明在这么个大厅里上大课，也总要留出一些互动的时间，让学生提问。他在台上一说大家可以提问了，台下那几百人的群雕，好像经仙人指点，全都活了过来 。
很多学生举起手来。我前边一位金发女生，一举手，她披的外衣滑落下来，瘦削的上身穿着一件黑色背心。她高高举起裸露的洁白的手臂，好像要把手伸进东方文化神秘的云雾里。
杜维明的助教拿来麦克风，走到一个个举手的学生前，让他们对着麦克风讲话。感觉里那助教拿的是接力棒，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要有很多的接力棒。
这堂课结束时，全场掌声哗哗，好像中国鞭炮在西方世界震响。忽然想到，这一堂课是由台上台下共同完成的。因为有了杜维明，才会吸引来几百名哈佛学生。也因为在新英格兰，在康桥，在哈佛，在这样的哈佛学生中，才会出现一个这样的杜维明。
杜维明的演讲从来没有讲稿。有一次他在教堂演讲儒学和基督教的对话问题，台下一位牧师问身边的人：这位杜先生的灵修问题有没有解决？就是说，杜维明有没有加入教会？旁人说没有。牧师说，杜先生要是给我们布道，效果一定好极了。
英文世界里，传道士意味着代表上帝布道，意味着使命感。很多西方学者称赞杜维明像传道士，杜维明就不愿接受了。因为，中文世界里讲及这个词，似乎并不必然和学问联系在一起。
杜维明在大讲堂里开的必修课，常常有些女学生去占前排的座位，超越儒家伦理地观察讲台上这位儒学权威的形貌衣着。她们会说出杜维明有怎样的两件西装，怎样的三条领带，在什么场合系哪一条领带。她们很惋惜地觉得老师太不顾及自己了——老师的裤子上有一个小洞。当然，这个洞只有这些非儒家的女学生能看到，杜维明自己是不知道的，不过北京大学的乐黛云教授在北京也不无心疼地讲及杜维明裤子上的这个洞。
那么，我想，这个洞就是著名一洞了。
有人说杜维明一到北京就好像是“上帝”——那么多人包围着他。但是，世人哪里想到，“上帝”的裤子上也有洞 。世人看来最风光的人，往往都过不上普通人的生活。一次杜维明先生主持召开一个国际学术会议，资金一时没到，杜维明和他的助手只好拿出自己的信用卡先支付会议的费用。助手用自己的卡取出3万美元，再用杜维明给他的卡取，不，取不出来了，卡上没钱了。
杜先生，你的卡上没钱了。
杜维明说，是吗？
我想，杜维明的生活中，一定有不少的“洞”。他5年没在家里过圣诞节了，因为圣诞的长假，是他最可以飞行演讲的时间。唯有去年圣诞他在哈佛——病了。要不，圣诞他又要一路演讲过去——台湾、香港、新加坡、北京。
很多科学界的会议也请他去演讲。譬如生态会议，杜维明就从儒学的角度来回应关于整个世界的思考。中国古老的“天人合一”思想，竟成为现代人不能忽视的有用资源。
在哈佛，在英语世界，杜维明首创用汉语作为讨论的语言——哈佛儒学研讨会。我想，这绝不仅仅是为了中国，而是为了人类——在21世纪的世界，中国文化对人类可能有的贡献。
想到他前些年提出的“工业东亚”的话题，觉得杜维明的儒学研究，总是和社会变迁、世界进步有关。中国文化和现代性碰撞激发的活力，使他把儒学从书斋引到现实世界中来。杜维明始终注意传统资源和现代化的相关性，这一点使他的儒学研究总是具有开辟创新的能力，而他对中国文化精神血脉的坚守与弘扬，又恰恰使他多了几分传统士大夫的精神。
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后来，这种士大夫精神失传，学子回到书斋里。再后来，80年代初，杜维明要来大陆从事儒学活动了。那时大陆刚刚开放，一些大学对他要讲儒学还不大敢应承。以杜维明的聪颖，怕不会没有察觉。这边还有人说他是不是吃洋面包吃得不耐烦了。
杜维明说：有些事情，你不做有的是人做；有些事情，你不做没有人做。做了也不见得有效果，不见得被人称道。但是你做和不做，就不一样。
如今儒学和西方各种学术思潮的对话越来越活跃了。我想，如果有好事者把杜维明乘坐的飞机航线，一道道记录下来，像做心电图似的记录下来，那么大体可以看出儒学在今日世界上传布发展的轨迹。
事业的成功为世人瞩目，事业的代价恐怕连他自己也没有想过。他这样的飞行客，机票大体自理，文章却很少有时间“自理”了，文债累累。前些年，人家逼“债”，他还可以推说明天就寄出，然后当夜赶稿。如今对方总是要他Fax 过去或是E-mail过去，糟了！
实在是，牺牲的时间是追不回来的。
他的博士生偶尔对他抱怨，说她忙得没有多少时间可以给丈夫了。他说：我这样都不发牢骚，我焦头烂额到什么地步了？要在哈佛当学子，就只能做和尚尼姑！
这种“和尚尼姑”的决心，是怎样执著的激情啊！但他是感情内敛的人，于是人们从表面看到的往往只是他的理性。
杜维明的学问是动态的学问，是知和行合一的学问。虽然因之少了皓首书斋构建体系的时间，却使他那儒学能够面对当代世界，与各种思潮建立沟通，接受现代性的新模式的挑战，激活了多少黑眼睛蓝眼睛黄头发白头发。他的黑发里也偶有银丝了，但他在任何会上都是最年轻的——我是说，他的心态。
他讲话很快，沉醉于他的学术观点，说话没有句号。他喜欢倾听，别人讲话，他总像一个最上进的低年级学生，勤奋地做笔记。做笔记的时候，左手还是插在裤兜里，他什么时候都有一分书生的儒雅 。
他看着别人发言时，常常双手合十，儒雅中更有十分的虔诚。明明是他主讲，明明是他主持，但是唯他记得最多、最勤，或许，手记的同时就直接点击进脑电图里了？最成功的人，往往是最“笨”的人。
美国华裔的孩子都怕念中文。因为平时用不着，总不知读了有什么用，下了课再不愿讲中文。一个中文学校老师在课堂上问：你们中间谁是自愿念中文的？只有两个女孩举手，说：“我爱我的文化！”老师很吃惊，因为这两个女孩恰恰并不是纯华裔后代，父亲是中国人而母亲是美国人。不过这两个女孩的父亲叫——杜维明。
那个不到10岁的小女孩，以中国人自居，能背庄子，背《逍遥游》。当然，她们同时又是洋生洋长的美国孩子。如果家有中国客人，杜维明讲中文，讲得客人大笑起来，女儿就抗议，说：爸爸，你讲学术就讲中文，你讲笑话得讲英文，否则我不知道你们笑什么，我不就像傻瓜了？你这是忽视我的存在！
想起哈佛校徽上的拉丁文
世界给你发言的机会，你发什么言？“哈佛已成为英语世界中经常用普通话谈论‘国学’的道场。”
早上醒来，拉开窗帘，下雪了！平白无故地下雪了！我是说，我怎么也没想到，2月25日了，下起了这么大的雪。雪片好像不是一片一片飘下，而是一朵一朵坠下。
梦溪下午4点在哈佛燕京有个演讲：《王国维、陈寅恪与中国现代学术》。但是，厚厚的积雪里，车开不动了，人走不动了。小会议厅里，稀稀落落的只几个人，好像老太婆的一口牙，稀稀落落地空缺着，只剩几颗了。
这是我想象中的雪中开会的情景。其实会议室是满满的人，最后一个人没座位了，只好高高地坐在沙发间的茶几上，好像突起了一只虎牙。
有时候一只虎牙如同点睛之笔，带来些许活泼，些许生动。这只虎牙，使会场有了立体感和动感。
梦溪讲晚清以来，20世纪中国学术的新的高峰期，讲王国维对现代学术的奠立所起的作用，讲陈寅恪的家世与情感，讲他的深沉的“家国旧情”，讲他对明清到民国的“兴亡遗恨”，讲陈寅恪学术思想的深度。这是做学问的通达之路，是独立精神和通儒大家所立的风范。这几年国内学术的拓展，与承继王国维、陈寅恪的传统不无关系。
杜维明插话：可以通到剑桥来。
窗外，大雪丰厚地、清洁地堆积着，积雪圈定了学术的纯洁与独立，积雪又演绎了学术对人类社会的铺天盖地的关怀。学术独立的百年情结，对学术前辈的至诚至敬，像晶莹的白雪，净化了、升华了今人的心境与情境。
我知道梦溪会讲好 。但是主持人杜维明先生和学人们的提问，还是叫我吃惊他们怎么一个个全是饱学之士 ？7点钟，又来到杜维明家里围坐下，探讨儒学问题。一屋子饱学之士和一个不学无术的人——我。
一只只包放在地上，茶杯放在地上，当然，还有脚放在地上。对，是脚，不是套着脚的鞋。进杜维明家本不须脱鞋，但今天每双鞋上都是雪。雪，塞进鞋底的一道道凹槽里，堆在鞋面上，掉进鞋帮里。这是波士顿今年最大的一场雪，好像老天存心要考验学人们求学的诚心和定力。我数了一下脚，15双。
客厅有两面落地格子玻璃门和一面格子玻璃窗。从门从窗看出去，厚厚的雪压在松树上、地面上、屋顶上。洁白的世界里，一盏盏灯越发的金黄温暖。那灯底下的人，或许在唱圣诞歌？从哪个角度看出去，外面都像一张张美丽吉祥的圣诞卡。
不过不是圣诞节，是文化节，是哈佛燕京的学人们营造的中国文化的节日。杜维明点燃了壁炉，望着壁炉内美丽的火苗，学人们更加忘情地忘我地走进瑰丽的学术世界。
我不明白有的学人思想怎么会这么连贯，好像不是在说话，而是在用打印机打出电脑里的文字稿。我不明白两位女性学者怎么这么有士大夫的饱学和关怀。这一屋15人，有大陆来的，台湾来的，巴黎来的，英国来的和哈佛本校的。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专业，就有不同的背景和不同的资源。一位台湾女教授，右边的短发老是从前额搭下，遮住半张脸。我想她经常埋在书本里，头发吞没了脸，如同学问吞没了她。
和一屋子饱学之士在一起，我第一次觉得，中文比英文难懂，因为英文只是夹杂在中文里的短短的点缀。The history moment，是的，这也是一个历史时刻。只是，我不知道历史发生了一些什么，因为，一讨探学术，他们一个个人都历史一样的深不可测。他们讲的话，每一个字，我是知道的，只是合在一个句子里我就不懂了。
我不知怎么想起一个广告语，好像说女人要由里而外的美丽，现在我是由里而外的专注。此刻我的外表也一定非常历史，恨不得一开口就说古汉语。
我的内心尤其地激灵起来，恨不得像打苍蝇那样去捕捉他们说的每一个字。对不起，这个比喻太不得当。事实上我尊崇这一屋子的每一个人，而且深感文学的浅薄和学术的浩荡。只是，今天我突然不懂中文了。
他们在讨论些什么呢？我怎么也不能把我捕捉到的话连贯起来：学术和学术生命的活性——历史的此岸性、此刻性——中华民族的再生——两岸三地的互动，学术界良性循环的曙光——东西方价值取向重叠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儒学的10年机缘——提供机缘本身是极大的挑战——错过10年，我们就变成西方文明的消费国——儒家理念向外部发展的空间——soft power软性力量——儒家伦理和在世界范围的普世价值——中国经济的强大和中国文化在世界上可能发出的声音——儒学重在身体力行——知识群体的独立和尊严——今天的儒学必须包括科学——中学西学的微妙混合——市场化社会对儒家的消解——文化和生活方式的配置——儒家的带有宗教性的情怀——公众知识分子的角色——我们不开创空间是我们的失职——21世纪是不是还有只做中国学问的奢侈——美国国会请杜维明讲《论语》——世界给你发言的机会，你发什么言？
我想起哈佛校徽上的拉丁文：真理。
从晚上7点到午夜了，学人们还在抢话：“我插两句。”“不好意思！”“你先说！”这次的讨论杜维明的秘书录了一盘又一盘，后来他干脆和录音机一起坐在柜子上。
杜维明家的狗看这么多人也没人理它，来回在学人跟前穿来穿去，想引起人们的注意。如果说这里有一屋子的学界骄子和一个凡夫俗子，那么这条狗就可以检测出来——注意力竟然被狗牵动的那个人，准保是凡夫俗子。It’s me. 是我。
这场壁炉前的讨论，可以讨论到明天。哦，差不多已经是明天了——已经从晚7点到午夜了，快到明天凌晨了。我想起杜维明在一篇文章中写到的：“哈佛已经成为在英语世界中经常用普通话谈论‘国学’（中国学问）的道场。”壁炉里的火，杜维明加了又加。思想的火，生生不息。在世纪末的一个短暂的时刻——一个夜晚对于一个世纪来讲，自然短暂，在杜维明家一个壁炉前发出的声音，有如世纪般的深沉。
我不禁又想起哈佛校徽上的拉丁文：真理。
筷子Show和“木兰”们
哈佛东亚系主任，捡起别人掉在桌上的一个饭粒吃。
木兰“移民”美国后，会有更多的波士顿人领养小木兰。
1999年2月14日，电视屏幕上方，打出一行很不鲜明的字：It’s over. 过去了。克林顿的“外传”，从任何方面都写到了极致，话剧在演出，电视在搞笑，集美国文化之大成。不过未必有人来细析这个折腾全世界这么久的故事，因为，It’s over. 人们提着精神的时候，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不管是美国人还是非美国人，都只是现在进行时，只是过程。一旦over，过去的就过去了。
我就觉得，政治短暂而文化恒久。
还有4天就是大年初一，这天是阴历二十七，杜维明邀所有来燕京学社的访问学者和家属，都去他家包饺子过年。那得多少人啊？100多人，有人说。不到100人，有人说。客人们散坐在一楼、二楼、地下室，谁也搞不清有多少人，谁也没想跑上跑下去点人数。后来听杜维明讲，是80多人，他楼上楼下地数了。
杜维明右手握一酒瓶，左手还是插裤兜里，那感觉，还是在哈佛大礼堂的讲台上，一个永远的演讲者。他的周围总是一些学人，总是儒家文化的探讨者。
总算他来到地下室，那里更多的是妇人和孩子。妇人们在包饺子，孩子们在看录像——好莱坞的卡通片《木兰》。这部卡通片全美首映的周末三天，票房达2300万美元。影片为中国的花木兰注入了美国电影文化的卖点，更为迪斯尼注入了东方文化的活力。杜维明走来盛赞这部卡通。我想，《木兰》里忠孝两全，是儒家文化的好莱坞式的弘扬。
杜维明家的春节Party，那是中国文化的国际盛会。有各国来的中国人，有会讲或多或少中国话的外国人，也有虽然不会讲中国话但是热爱中国的美国人。一位不会讲中文的美国妇女，那么情真意切地对我说起她领养了一个中国女孩。领养的时候，那女孩才4个月，现在已经12岁了。女孩小时候可漂亮了，现在也漂亮。她掏出显然一直带在身上的那女孩的照片给我看。她说女儿就是不肯学中文，所以她一定要带她到中国走走，一定要让她会讲中国话。她说着，双手捂胸，好动感情！杜维明说，这是个过程，到一定时候她自己就会想学中文。
波士顿有好几百人领养中国女孩。有一次我在波士顿的唐人街，前边走着一对美国夫妇，他们中间是一个四五岁的中国女孩。她一手拉着美国妈妈，一手拉着美国爸爸。女孩短短的花格呢子裙，长长的黑袜子，嫩黄的羽绒服，长长的披肩发。这个生动可人的背景叫我爱得不行。她的美国父母一边走一边弯腰和她说话，更是把她爱得不行。我没有时间去探究为什么波士顿人领养中国女孩成风。我想，木兰“移民”美国后，会有更多的波士顿人领养小木兰。
波士顿这些小木兰的美国父母们自己组织起来，呼吁波士顿的中、小学开中文课。那位对我倾诉的美国妇女，那么希望我去她家做客，她给我写下了电话、地址、名字，只是因为——我是中国人。她太爱她的中国女儿，看见中国人就像遇到亲戚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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