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申安明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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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点滴试读：
八十抒怀
牙牙学语娘即去，父亲养育吾成人。
少小离家求学问，未到成年即从军。
军旅生涯五十载，献了青春献终身。
征途路上贵人帮，引领教导指方向。
战友朋友似兄弟，关怀备至老首长。
天长地久有时尽，唯有友情永不忘。
一生走来多坎坷，酸甜苦辣都有过。
时至今日人健在，恩怨情仇烟云过。
老之将至方明白，健康平安才是福。
上天赐我好女人，一生恩爱情意深。
儿女有成心欣慰，孙辈成长更喜人。
生活也有不如意，有喜有忧才是真。
儿女疼爱尽孝心，北京通州置新居。
窗明几净卧室雅，环境优美更宜人。
大运河畔常锻炼，高高兴兴度晚年。摄于1965年序
人活一辈子到底为了什么？人生的意义究竟在哪里？
孔子在《论语》开篇即总结了人生的三大乐趣或三大意义！“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当然，我的父亲不是圣贤。他只是个普通人，一如他的文字一样简单、朴实，没有丝毫雕琢，那样亲切自然！
父亲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学校里接受教育和培养，经受锻炼和成长的。在这个特殊的大熔炉里，不同时期的政治环境和氛围，对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都有深刻影响。好在，父亲一辈子勤奋不辍，谦虚好学，始终保持着对知识和真理的渴求，并努力将所学用以指导人生，调整所为，可谓“说”矣！
父亲正直真诚，以礼待人，无不良嗜好，唯重情重义，结交了众多志同道合的战友和朋友，成为他最为珍视的人生财富。这一点，在退休后的20多年时间里，表现得尤为明显。每逢节假日，问候电话、短信、微信接到手发酸，可谓“乐”矣！
父亲一生有顺利也有挫折，现实境遇的磨砺，不只体现在那些职务和衔级的晋升与否，更渗透到他喜怒哀乐的全部情感体验之中。事实上，他一直在把经历过的所有人和事，结合到自身修养的不断完善过程中，构建着极其个人化的精神殿堂和极其宽厚的道德情怀，可谓“君子”矣！父亲整理的这些文字形成于不同年代不同环境里，难免有局限性，但同时又必然呈现出难得的历史真实性和客观性。他平淡平静的文字背后直接反映了他现在淡然的生活状态，不过偶尔还是难掩当年的凌云壮志！他的文字在述说往事时，显得那样平静，处处可见父亲一生追求真理的不同层次与不同境遇，真实写出了他在学习掌握真理、应用真理、传播真理时个人的心理需求。无论是情感和归属的需求，尊重的需求还是自我实现的需求，均有具体如实的呈现。特别是当这些需求得不到完全满足，不被别人理解或认同时，恰恰是需要人生智慧熠熠闪光之时，那便是君子之行！
作为子女，我们为能有这样的父亲而骄傲，视父亲为人生学习典范。激情澎湃的当年，值得回忆，今天的静净如水更美，读着父亲的文字，就如倾听花开的声音！
自序
退休以后，赋闲在家，心里空荡荡的。不少好心的战友劝我，写点东西吧，回忆回忆往事，总结总结人生，会有意义的。于是，我拿起笔，想试一试，不料一发不可收拾，麻麻渣渣写出一大堆来。不过，我写的每一个故事都是触及灵魂，有感而发；讲的每一段经历，都是刻骨铭心，永生难忘。
咱不是名人，也算不上高官，文化水平也不行，更谈不上文学修养。说是回忆录，不够分量，上不了档次；出本书吧，事理平平，文字粗糙，给谁看呢？只不过是把一生走过岁月的点点滴滴记录下来，把零零散散的往事写在纸上，有空翻出来看一看，给生活增加点乐趣，对子女有所启迪足矣。要好的战友、朋友、熟人、知己闲下没事翻一翻，也可能会触景生情，引起对往事的回忆，并以此为笑料，议论议论当年的是非长短，唠叨唠叨旧时的情感韵事，我会感到欣慰。
勾起我写书意念的是休干所的冯宁所长。他调来军休二所不久，我从北京回大同，向他汇报思想和生活情况。他说他有一个想法，想组织军休干部写回忆录，不能出版作为历史资料印出来也好嘛！他的想法同我不谋而合，使我心动，备受鼓舞，于是即着手将过去写的一些东西翻腾出来，重新加以整理，汇集成册，就有了今天这本书。
童年
1936年农历三月二十一日，我出生在山西省平顺县上五井村一个农民家里。母亲生下我时，体弱无奶，靠吃奶妈的乳汁长到周岁。3岁那年，母亲得了一场大病，年仅36岁就离我而去，留下父亲、姐姐和我。姐姐长我12岁，15岁出嫁，我同父亲二人相依为命，艰苦度日，他既当爹又当娘，把我拉扯成人。我8岁开始在本村上小学，父亲对我既宠爱，又管教严厉，生活上不让我受委屈，学业上必须日有长进。那时，家里很穷，父亲吃糠咽菜，再苦再难，每天也要给我买一个烧饼吃。但是，在学校必须听先生的话，好好念书。记得我刚上小学二年级，有个在外地谋生的亲戚给父亲来了一封信，父亲不识字，就让我给他念，我拿过信一看，全是草字，憋了半天也没有念上来，父亲很生气地说：“都念二年级了，还不会念信，以后可得好好学呀！”父亲望子成龙，发自内心责备与企盼的肺腑之言，深深地印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我暗暗下决心，一定发奋努力，学出个样子来给父亲看看。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我成了全校最优秀的学生，村上最听话的孩子，从来没有和别的孩子吵过嘴，打过架，给父亲招惹是非。
我除了上学，还经常帮助父亲做一些家务，早上为父亲倒“夜壶”、扫地、叠被子，放学回来父亲做饭我烧火。另外，一有时间就和父亲一起下地干活，春天送粪、“点豆”；夏天割麦子、捡麦穗；秋天摘棉花、撇玉茭；冬天，拾粪、沤肥。凡是小孩子能干的活我都干过。一次，帮助父亲在地里修整地岸，不慎从两米高的梯田上掉下来，被一块从地岸上滚下来的石头砸在头顶上，顿时鲜血直流，疼痛难忍。父亲见状，扔下镢头纵身跳到岸下将我抱起，他自言自语地说：“坏啦！头上砸了个窟窿。”他迅即从衣服角撕下一块布条，给我紧紧裹上。那时村里没有医生，没有药品。村民们得了病，不是硬挺着就是用民间的土办法治疗。回家后父亲用“谷草灰”撒在伤口止血，没过多久，伤口竟然奇迹般的好了。有一年春天，我赶着黄牛往地里送粪，在从牛背上往下推“粪驮”时，黄牛突然受惊，将我踢倒在地上，只觉得黄牛在我身上来回的奔跑，心想这下可完了，非让黄牛踩死不可。当我迷迷糊糊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黄牛跑到远处，好像是做了对不起主人的错事，呆呆地站在那里看着我，我又惊又喜。
我刚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一天小学校的姚聚书先生找我，说村长叫学校成立儿童团，帮助民兵站岗放哨。他抚摸着我的头很认真地说：“你虽然年纪小，但很伶俐，由你当团长，准行。”先生的话对学生就是圣旨，我不假思索地说：“行！”先生高兴了。儿童团很快组织起来，学校给我们做了好多“红缨枪”，我父亲还托木匠给我做了一支小木枪，扛在肩上挺神气。
不久，儿童团就上岗了，一个班是四个人，任务是在村口的路边放哨，盘查过往行人，当时叫“查行人，看路条”，有路条即放行，没有路条就盘查原因。一次我们还真的遇上了一个没有路条的可疑人，他两只眼睛凶狠狠地盯着我们，我心想这家伙厉害，我们四个小孩恐怕弄不住他，就使了个眼色叫一个儿童团员到村里报信。一会儿，村里跑来四五个民兵，把他扭送到村公所，经审问原来是一个替伪军进山探听消息的特务。大人们都夸儿童团真行，我们的脸上也觉得很光彩。儿童团还经常参加村上的一些活动，如参加斗地主大会，喊口号给大人们助威；拆除庙里的泥塑神像，破除迷信；协助村干部动员青年参军参战。当时，村上有戏班子，八音会，每逢过年，大人们唱旧戏，儿童团演新剧，我就演过“魏书贵翻身”，是宣传党的土改政策的。总之，凡是大人交给我们的任务都能完成。故居
为使儿童团像个队伍的样子，我们都穿蓝布褂、灰布裤、硬布鞋，腰里扎根小皮带，没有皮带的就系一根宽布条。先生教我们一支歌：“别看我们年纪小，查行人看路条，遇见好人放他走，碰上汉奸决不饶。”我们经常穿着整齐的衣服，唱着歌在学校的操场上出操，村民们赞不绝口地说：“这些娃真行，瞧他们那神气劲，像打了胜仗的战士。”我们听了心里美滋滋的。没想到几年后我长大了，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了一名真正的革命战士。
求学
我11岁那年，到平顺县城上高小。当时，全县没有一所中学，乡里没有完小，平顺一高（平顺县第一高级小学）算是县里的最高学府。能考上一高，是很多人可望而不可及的，我们村就录取了我一个。因此，我非常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父亲的脸上也有了光彩。村里的人都说他养了一个有出息的儿子。
平顺一高的原校址——东仓寺，被日本鬼子炸毁了，学校临时设在县城东关一个地主家的大院里，全校只有五、六年级两个班，一百多人。我刚从农村到县城，年纪又小，吃住全靠自理，有些不习惯。有个叫李卓民的老师对我非常关照，帮助我补习功课，教我如何生活。那时除了学习外，县里还有许多社会活动要学校参加，上街宣传解放战争前线传来的胜利捷报、演出街头活报剧、宣传解放区土地法大纲……
1948年秋天，因天旱，平顺县城严重缺水，全城的居民、机关、学校共饮一个用石头垒起的水池中的水。眼看池里的水一天比一天少了，为保证老百姓的用水以及不影响学校的教学，县政府决定将平顺一高搬迁到离县城三十多里的东峪沟“圣母庙”，因为庙的附近有一个清澈透明的泉水池。于是，全校师生背着行李，扛着小米，抬着课桌，经过一天的跋涉来到了“东峪沟”古庙。当时，庙里还有泥塑神像，院内杂草丛生，师生们一起动手，搬掉神像，清除院内的杂草异物，一个环境优雅整洁的校园就展现在人们面前。大殿做课堂，耳房是老师的宿舍兼办公室，底层的石窟洞是斋房（学生宿舍），院子中央戏台前有个大凉亭，正好做了饭堂。
学校的课程安排很紧，因早晚没有照明设备，课程全压在白天八小时内，中午一般不休息。学校的生活很苦，因为学生全是从家里背着小米来上学的，一日三餐早上是小米粥，中午晚上是小米干饭，除土豆萝卜外，没有新鲜蔬菜，一个礼拜喝一顿面片汤，算是改善生活。学生全是睡地铺，室内潮湿，跳蚤很多，经常咬的人一夜不能睡。第二天还得早起跑操，不少同学得了胃病、腰腿疼、疥疮。我就是在那时得的疥疮病，两条大腿的内侧长满了脓包，不能走路。我是叉着双腿，忍着疼痛参加完毕业考试的。虽然学校的生活很苦，但同学们的学习情绪都很高，没有叫苦的，没有偷懒的，没有贪玩的。白天认真听课作业，晚上摸着黑背诵课文，默念算术口诀，相互问答习题。同学们都知道，父辈省吃俭用，背着小米送自己到这里来学习不容易，十分珍惜这宝贵的光阴。
那时，因为家穷上学晚，很多同学的年岁都很大，不少女同学都是结了婚才来上学的。在学校我算是年岁小的，学习也不错，喜欢参加一些课外活动、演节目、打棍球、写黑板报，所以很受老师和校长的器重，在六年级时，由同学刘廷有介绍首批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49年底，我以优异的成绩从平顺一高毕业，走出了那座难忘的古庙。
县政府当公务员
我高小毕业后，投考长治工业学校未被录取，即由县教育科长许谦同志介绍到平顺县政府当公务员。许谦同志，河北人，曾任平顺一高的校长，对我比较了解。我找他时，他二话没有说，就把我推荐给了师丕珍县长。师县长看了看我，简单问了问情况，即果断地说：“好，留下吧！”就这样我于1950年2月正式参加了工作。当时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实行供给制，上班那天，总务科给我发了一套灰布棉制服，穿在身上虽有些肥大，但我同县长和县政府的干部穿一样的衣服，成了革命队伍里的一员，心里觉得很得意。
公务员的任务主要是打水、扫地、传递信件、分发报刊等勤杂工作，我每天早上先把县长和各科室的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等人们上班后，再提着一个大铁壶给各办公室送开水。因为每天要清扫十几间房间，怕早上来不及，我就在晚上提前清扫一部分，第二天早上稍轻松些。每天报刊信件来了，我从收发室拿上分发到各科室。当时县政府就有一份《人民日报》，先送给县长看，然后分送各科室传阅，从那时起我就养成了看《人民日报》的习惯，几十年来从未离开过这张报纸。除完成本职工作外，我还帮助各科室抄文件、刻蜡版、油印材料，帮助新闻记录员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纪录新闻，然后送县长看。当时，我年纪小怕做事做不好，教育科助理员龙之庆同志是我的同乡，他一笔一画的指导我，教我写字刻蜡版。我上了军校，他还给我寄书籍和学习材料。后来他当了科长、副县长、地区电业局长，是我的良师益友。收发员刘明岗同志，残废军人，战斗中右腿负伤，走路一瘸一拐的。我每天到收发室取文件，接触多了有了感情，他像老大哥一样，经常给我讲战斗故事，教我如何做人，如何进步，对我的心灵感悟很大，他的一言一行至今还刻在我的脑海里。后来他当了民政局局长、建委主任。13岁从政
为了提高干部的文化水平，适应建国后经济建设的需要，县机关开办了业余文化学校。我参加了文化学校，学习初中语文、数学，练习写作。县银行会计申王柱同志文化比我高，在文化学校认识后，他成了我的小教员，教我算习题，指导我写作业，我们成了好朋友。后来他当了电业局长。1986年，我回家安葬岳母，村子里停了电，我到县城找他帮忙，他一个电话就把电送到了村上。我印象深的还有王德考同志，他是个老学究，平顺县有名的文人，年龄比县长还大，经常帮助我修改作文，教我学习古词。听说后来他当了县文史馆的馆长。
在县政府工作那段时间，最难忘的还是师丕珍县长，他对我很关爱，像长辈一样经常过问我的工作、生活和学习。他喜欢吃面条，不管伙房做什么饭，大师傅每顿总要给他擀两碗手擀面让我端去。我每次给他端饭他都要问我：“小鬼，工作累不累？生活习惯不习惯？学习抓得紧不紧？”他经常指着政府大门上悬挂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讲毛主席怎么写的这五个大字。他常说：“我当县长，你当公务员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他的教导使我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一次全国劳动模范李顺达同志从苏联访问返回县里，县长让我叫总务科买点柿饼、红枣招待他，因为动作慢了点，县长严厉地批评了我，说我耽误了大事。事后，县长又耐心地教育我，办事要有时间观念，战争年代一分一秒决定胜负，好比抢占一个山头，谁先上去谁就是胜利。1955年他在长治县任县委书记，我休假回家去看他，他见我已经当了军官，非常高兴，中午请我在他家吃饭。后来，他从长治行署副专员的岗位上离休。1985年我同爱人专程去看望他。
参军
1951年7月8日，是一个平常的日子，但对我来说却不一般，因为这一天是我走向军旅生涯的起点。
1951年3月，平顺县长师丕珍同志，看我年纪小，人又聪明，有培养前途，就送我到山西长治师范附小补习功课，准备考学深造。七月初，我正在加紧复习应考在即，适逢政务院发出青年学生入伍参加抗美援朝的号召，是考学、是参军？我一时拿不定主意。一天，军校有一个白干事到学校了解情况，我们像见到志愿军英雄一样，围着他问长问短。有的问：“我们入伍是不是马上到朝鲜战场？”有的问：“我们能不能当飞行员？”有的天真地说：“我要当个小号兵多来劲！”……也不知白干事听得有趣，还是大家提的问题可笑，反正他有问必答。这时有一个同学站在课桌上大声喊：“同学们不要吵了，请白干事讲话。”就见白干事站起来，操着山东腔严肃而又认真地说：“同学们，我们这次是为军校来招收学员，是给部队培养干部的，谁愿意去可以报名。”白干事话音刚落，我第一个举起手“我去！我去！”接着又有几个举手的。革命军人证明书
第二天，白干事找我谈话，他双手托着我的肩膀说：“小鬼，你想当兵吗？我问你三个问题，你为什么要当兵？当兵后立即开赴朝鲜，你怕吗？现在给你一支枪，你敢打吗？”我逐一做了回答，白干事点点头，好像很满意。接着让我填了一张《军事干部学校学员申请书》，在“个人志愿”一栏里，我写道：“我参军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什么企图，而是建筑在祖国的需要上，为人民服务的基础上，愿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祖国，当一个人民的军事干部。”在“保送委员会建议”一栏中，是由山西省长治专区长治工矿区人民政府民政科填写的。内容是：“思想开展，富有革命热情，诚恳老实，政治上可靠，学习认真，体格健壮，在这次参军中表现积极主动，思想坚定。”就这样，既没有征求家里面的意见，也没有告诉县里的师丕珍县长，我就参了军。
开始到了驻在山西省祁县的解放军三十一步兵学校。说是学校，既没有校园，又没有课堂，学员们都住在县城内四合院的民宅里。食堂是用苇席搭起的一个大棚。出操、上课、开会都在野外。全校共有三个大队，一二大队的学员都是从部队调来学校深造的在职干部，三大队全是新招收来的青年学生，来自河北、山西、北京、天津等省市，其中还有不少是女同学。每逢全校集合，看到一二大队的学员们穿着整齐的军装，胸前佩戴着闪闪发光的军功章，把我们羡慕死了，大家都盼望有一天军功章也能挂在自己的胸前。
我们在三十一步校待了一个月，就奉命调往河北石家庄华北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后来，听说中央军委决定1952年全军要向文化大进军，把我们这些青年学生调来，是为了大进军培养文化教员的。由此，开始了我的
军校生活
。军校生活华北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是一所培养军队政工干部的学校。我被分配在十大队一中队五班。全队共三个区队，一、二区队是男生，三区队是女生，驻在石家庄西郊一所日伪时期修建的旧营房里。
学校设有军事、政治、文化三大课程，军事课有步兵三大技术和有关军事条令条例，教材都是苏联红军的。政治课主要学习马列主义常识、中共简史、毛泽东著作，军队政治工作等。文化课程设置比较特别，因为我们这批学员是专为部队培养文化教员的，一是学习中小学语文、数学，巩固提高学员已有的文化知识水平；二是教学方法，有五步教学法、速成识字法等有关专业。
军校学习十分紧张，要求非常严格，开始大家都有些吃不消，但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炼慢慢就适应了。特别是实弹射击课程，对这些第一次扛枪的青年学生来讲，既新鲜又紧张，步枪射击还好些，学员配发的是“三八”式步枪。手榴弹实弹投掷就难了，队里先找了几个同学试投，没有一个手不打哆嗦的。学校的要求并不高，既不要求投的远，也不要求投的准，只要把手榴弹扔出去体会一下实弹的滋味就行了。实弹投掷那天，队长、指导员、区队长全到了现场，严密组织，认真分工，生怕出问题。但不幸的事还是发生了，一个学员拉响手榴弹，未来得及出手就掉在了自己的脚底下。这时，区队长黄立中同志不顾个人安危，一个箭步扑过去将手榴弹抓起，就在他即将扔出去的瞬间，手榴弹在他的手中爆炸了。黄立中同志顿时倒在地上，浑身是血，导致右臂残废，学校给他记了功。这起意外事故对学员震动很大，作为一名革命军人必须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军事技术，增强胆略，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为了战友和同志们的安危。临危时刻，必须挺身而出，直至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是每个革命战士必须具备的心理素质和政治品格。军校同学
我们班共十个人，有来自北京的尹存棋、王德福、宋士启，来自天津的马景惠、李丙酮，来自河北的刘松樵、李宝通，还有来自山西的李垠库和我，可谓五湖四海。年龄最大的17岁，最小的13岁。刘松焦17岁，算是老大哥，当班长；尹存棋是班副，我是团小组长。全班十个人睡在一个大通铺上，就连夏天挂的蚊帐也是一个覆盖全通铺的大家伙。同学们第一次过这样的集体生活，感到特别有意思。到晚上睡觉，不是你钻到我的被子里，就是我咯吱你的夹肢窝，有说有闹，为此曾多次受到区队长的批评。更可笑的是一个人晚上不敢去解手，一个人小便，全班的人跟着一起去。在一次中队晚点名时，队长笑着说：“五班的学员，集体观念很强，连晚上小便都是班长带队集体去。”其实，大家都明白，这是对我们的批评。有些城市入伍的学员，不愿意穿上级发的苏式士兵服（男式是俄罗斯套头上衣，女式是套头连衣裙），偷偷到裁缝铺改成对襟开扣的干部服，受到队里的严厉批评后才知道军服是不可以乱改的。学员们这些哭笑不得的行为使队里干部认识到，必须对这些青年学生加强组织纪律教育，培养他们的生活自理能力，锻炼他们的胆识。因此，除了加强条令条例、规章制度学习外，增加了学员白天轮流到伙房做饭，晚上站岗值班以及请销假的具体规定，这对我们由老百姓到军人的转变起了积极的作用。
入军校不久，我就被推选为队革命军人委员会的委员，任墙报组长。全组共有三个人，一个区队一个，女生区队是北京入伍的张昌娴同志，那年她16岁，初中毕业。我负责编写墙报，一周一期，她负责晚上广播好人好事。当时，我们全队学员住在一所设有前走廊的大平房里，站在走廊说话，各宿舍都能听见。因此，队里规定每晚熄灯后十分钟，由张昌娴负责站在走廊中，念表扬稿。每到晚上大家总是听完她那清脆动听的北京话“新闻广播”后，才甜蜜的入睡。
1951年底和1952年初，国家先后开展了“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和“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对我们这些新入伍的青年学生来讲，学校要求除了了解“三反”、“五反”的意义和形势外，主要是进行一次思想改造的教育，端正入伍动机，克服小资产阶级意识，树立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通过“三反”、“五反”运动，看到揭露出来的国家干部中，存在严重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行为；看到不法资本家与美帝侵朝战争相呼应，向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实行猖狂进攻。这使我们认识到，全国胜利了，但作为党的干部，必须时刻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侵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在军校学习期间，学校给平顺县政府发了我的革命军人证明书，师丕珍县长知道我参军了来信鼓励我，但我父亲知道我参军的消息后非常生气，并立即找到军校要拉我回去。我将父亲来部队的动机告诉了指导员，指导员一面做他的思想工作，一面让我领着父亲到石门（石家庄）电影院，看正在上演的《白毛女》以启发他的觉悟。我们大队部秦国庆干事是长治老乡，他也帮助我做父亲的思想工作。他的思想通了，即愉快的离校返乡，使我进一步坚定了在革命队伍里干一番事业的信心。1952年5月底，我们圆满地完成了学习任务。毕业考试时，我语文、数学得了“4”分，“速成识字法”得了“5”分，军事政治课只是考察学习效果，不打分。党支部对我的学习鉴定是“学习积极，成绩优异，工作埋头苦干，能完成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
向文化大进军
1952年，为适应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中央军委号召全军干部战士向文化大进军。这一年的6月，我由华北军区石家庄军政干部学校毕业，分配到23兵团107师独立高炮营一连当文化教员，正是用武之时。
我们到达河北定县兵团驻地那天，兵团政治部主任裴周玉同志，参加了欢迎军校学员大会，并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说：“同志们，部队正在进行文化教育，你们都是有文化的小知识分子，这个时候分到部队来，真是雪中送炭、雨中送伞，所以，大部分同志要到连队去当文化教员。希望大家在向文化大进军中为人民立功。”第二天，我们到了107师干部部报道，范世承部长简短的问了问情况，我们就直接到了驻在河北定县清风店镇的高炮营。一同分配到这个营的还有张廷珍、亢文元、康桐生、赵焕章。教导员吴玉珂同志看我年纪小，就问我：“你多大了？”我回答：“16岁。”他笑了笑，什么话也没有说，就让通信员通知一连指导员刘仲元来接我。我听教导员小声地嘱咐指导员：“他还是个孩子，你要给我好好照顾。”我的心里热乎乎的。我们连长是国民党绥远起义军官，指导员刘仲元是1945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战士们中有一多半的是绥远起义过来的老兵，年龄比较大，三四十岁的“兵油子”不少。一半是由苏北、皖北一带参军的青年农民，大部分没有上过学，文盲占一大半。根据上级统一部署，连队首先要完成扫盲工作，按照祁建华同志发明的“速成识字法”，以注音符号为辅助识字工具，教战士识字。当时，军事训练停止了，全天就是学文化。我上午讲课，下午辅导，晚上还要在煤油灯下帮助接受能力差的同志。至于备课、修改作业都是放在熄灯以后去做，一天忙得不可开交，就是不知道累。经过一段学习，我发现有的战士进步特别快，就把他们组织起来当骨干，为每一个班培养1～2名小教员。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名起义的老兵叫刘德华，都快四十多了，学习特别刻苦，每次测验都是全连第一，我就建议指导员树他为学习模范，极大地激发了全连战士的学习积极性。后来营教导员知道了，就派营中心教员来总结经验，说我这是抓典型，用骨干，方法灵，效果好。经过三个月的识字教学，战士们平均识字一千左右。后开始按成绩高低分班教学，分成一、二、三年级，并增加了数学课。这以后我就更忙了，有时分班讲课，有时复式教学，后来全营统一编班，我又担任了高小一年级的教员。老战友
为了尽快提高干部战士的文化水平，上级又推广了一种由常青同志发明的“速成写作法”，所谓“速成写作法”，就是我写我，战士写自己的经历、自己的家庭、自己最熟悉的一件事。各连队文化教员先在师部进行了一个星期的短训，回到连队就“现炒现卖”。这个办法还真灵，经过一段训练，不少战士就可以写家信，写表扬稿，写小故事了。由于我教学成绩突出，1952年12月被提升为副排级。
在文化大进军中，我帮助干部战士学文化，他们从政治思想上给我鼓励和教育，生活上给我关怀照顾，我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那时部队住的是民房，上课、开会、吃饭、点名都在农家院子里，夏天上课战士们坐在炎热的太阳下，让我站在树荫里；冬天让我站在太阳能照射到的避风处，他们则坐在当院里。我个子小，写字有点够不着黑板，战士们特意给我做了个可以活动的木头讲台，来回搬动。晚上，指导员怕我睡觉凉，就和我睡在一个炕上，他让我睡在里面，自己在外面。有时，他看我晚上备课时间长了，就悄悄到镇上的小卖店里买个烧饼给我吃。战士们对我无话不讲，无事不说，来了家信让我给他们念，给媳妇去信让我帮助他们写，真是干部似父母，战士如兄弟，使我这个刚参军不久的所谓小知识分子，完全同他们融为一体，深深地感受到了部队大家庭的温暖，而且受益一生。
战备大练兵
1953年，我由一连调到三连当文化教员。当时，抗美援朝战争已经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为了防止敌军利用谈判的机会发起新的挑战，同时，全军部队要装备比较现代化的新式武器，中央军委决定开展战备大练兵。为了适应军事训练的要求，连队的军、政、文训练时间比例作了大的调整，军事占70%，政治、文化各占15%。我们连装备了汽车、37高炮和测远机、步话机等新的测距、通信工具，可谓“鸟枪换炮”。迎接新武器装备那天，连队像过节一样，敲锣打鼓，张灯结彩，战士干部都高兴得合不拢嘴。
训练一开始就十分紧张，上级要求新武器装备三个月学会使用，半年熟练掌握。因此，除正课操练外，战士们经常在课外时间加班加点背诵武器的构造、性能等有关数据，有的抄在笔记本上，晚上熄灯后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悄悄念。最忙的要数干部，既要组织战士训练，对新式武器自己也要从头学起，而且要求干部学会开汽车。我的任务是，抓好15%时间文化课程的教学，做好训练现场的宣传鼓动工作，还要同其他干部一起参加汽车驾驶训练，也是一天不得闲。指导员刘开信同志经常嘱咐我：“注意身体，可不要累着。”刘开信同志，21岁，是最年轻的连队指导员。他高高的个头，长得英俊帅气，对我特别好，我视他为兄长，感情很深。记得当时，他正同北京曙光小学的一个女老师谈恋爱，因工作忙离不开，就让我到北京替他送情书传递爱情信物。油印战地快报
高炮实弹射击没有空中目标，是个大难题。那时不像现在这样，有飞机拖靶，目标的航速、高度可以自动控制。但是再难的事也难不倒我们的战士，不知道是谁想出了一个扎“天灯”的新招，连长就分配我带着连队文书和通信员负责扎“天灯”。就是用麻纸糊成一个直径约50公分，一米高左右口袋形状的大灯笼，灯笼口用竹皮或细铁丝扎成圆圈，中间固定上用棉花拧成的粗绳索，沾上煤油点燃后，将灯笼口朝下扣在地面上一两分钟，灯笼就会慢慢升起，随风飘动，直上云霄。这一招还真灵，不仅解决了白天射击的难题，因为灯光发亮，夜间射击也不成问题了。每次实弹射击，我的任务就是糊扎“天灯”一个连队一次单炮射击和集体射击需要三十多个“天灯”。做这件事情既有乐趣又为军事训练解决了大难题，听说许多高炮部队那时都用这种办法进行实弹射击。
战备训练中经常进行实战演习，一次演习，连部、指挥班坐在一辆车上，因驾驶员抢时间，车开得很快，在经过一条狭窄泥泞的乡间土路时，将汽车开翻倒路边的芦苇塘里，我们十几个人被扣在车厢的下面。当时，我吓坏了，心想，这下可完了，等我头脑清醒过来，看到大家都躺在水里，浑身上下都是污泥。那次事故，除指挥班长被琴声伴舞车上装载的铁锹、镐头、电话线拐等砸伤了腰，其他的同志安全无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为了激发战士训练热情和钻研军事技术的积极性，现场宣传鼓动工作很重要。办黑板报公布训练成绩，设置标语口号，创造现场浓厚的练兵气氛，课间休息组织跳集体舞都是我的事情。
当时，每个连队配发一台简易手风琴，每当我拉起：“51 11 76 5/52 22 32 1”的舞曲，战士们就自动拉起手来，跳苏联红军集体舞。连队驻地写满了有关训练的标语，利用开饭的时间广播好人好事，每逢星期六的晚上，都要召开战士自编自演、自拉自唱的文艺晚会，连队生活非常活跃。
由于全连干部战士的共同努力，我们的战备训练取得了优异成绩，获得了师嘉奖。连长陈国栋同志参加华北军区高炮连长指挥比赛，荣获了第一名，为连队捧回了一个大奖杯。连长领奖回来的那一天，全连官兵像欢迎英雄归来一样，把他从大街上一直抬回到连部。
修建营房
1954年，为了适应部队正规化建设，改变部队长期驻扎农村的状况，全军开始修建营房。营房的设计一般都是按照苏军的样式，一个大院一个小院，大院是部队住的，距大院二三里地，盖一个小院是随军家属区，当时叫“军官宿舍”。战士宿舍的设计很特别，不管房间大小，中间都是椭圆形弓顶墙。说是为了便于放置战士的双层睡床。所以，走遍全军各地驻军的营房，都是一个模式。
当时，国家处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经费紧张，营房都是军工自建。我们高炮营的任务是修建师部大院。因此，1953年秋季，我们由河北定县清风店移防至满城县陉阳驿村。因拟建的师部大院定位在距京汉铁路于家庄车站三公里的陉阳驿村东北。
盖房子是重体力活，烧砖、挖地基、搬运各种建筑材料的活全是部队干。这些活对农村入伍的战士来说并不算什么，但对我这个学生出身、很少参加重体力劳动者来说，则是一场艰苦的磨炼。尽管连长、指导员经常关切地说：“你年纪小，体力不行，做好现场宣传鼓动工作就行了，不要参加劳动了。”可我还是硬着头皮同战士们一块干。心想“你越是说我不行，我就越要干出个样子来”，手上磨起了血泡，脊背被太阳晒得脱了皮，我还是硬挺着。建筑速度很快，我们半年完成了主体工程，当年部队就搬进了崭新的营房。
为了方便管理和训练，师里决定我们高炮营和师属炮兵团住到一所营房里。不能住我们亲手盖起来的营房，而且要远离师部，大家都有些想不通，就连营长和教导员在动员大会上也说：“我们也想不通，但是，这是上级的决定，必须坚决愉快地执行。”就这样，我们又移防至望都县，住进了炮团建的新营房。
驻营房和驻农村就不一样了，一切要求都要正规化、统一化，连部、战士宿舍、储藏室、武器库等都要求整齐一致，就连俱乐部的布置也是全团统一的。一个营一个大食堂，开饭时，全营几百号人坐好后，食堂主任说：“开始吃饭。”大家才可以动手。桌子上的饭菜吃光了，只能举手不能叫喊，一举手，炊事员就会把饭菜送来，开始真是不习惯。
我负责连队俱乐部的布置，购买文体器材、绘画墙上悬挂的各种图表，办学习园地，写黑板报等，都是要按照团里的规定，统一格式去办。记得规定要贴两张苏军油画，一张是“黑海水兵”，一张是“红军英姿”，下边买不到，都是总政治部统一下发的。我们连办得最好的是黑板报，内容新颖，图文并茂，干部战士都爱看，全团十四个连队，我们数第一。团政委刘波，政治处主任王志功亲自带着各营、连的指导员和教导员来看，我的心里美滋滋的。根据我的德才表现，1954年12月，我被晋升为正排级。
保卫首都国庆节
1954年8月，我在陆军第107师独立高炮营三连当文化教员，并任连队共青团支部书记。一天，连长指导员从营部开会回来，高兴地叫通信员通知全连干部到连部开会。会上连长说，我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上级决定我营到北京执行国庆节首都庆祝活动的防空保卫任务，并立即做好各项准备，待命出发。听到这个振奋人心的喜讯，大家无不欢欣鼓舞，因为保卫首都国庆节活动，就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首都人民。大家一致表示坚决完成这项光荣而艰巨的政治任务。
之后，全连上下紧张有序的展开各项准备工作，炮兵排抓紧练习操炮，司机班进行越野驾驶，指挥班专攻阵地通信线路架设和测高精度训练，司务长在忙着筹备弹药和生活保障物资，指导员让我负责组织连队文艺骨干编排几个小文艺节目，活跃阵地生活。最忙的要数连长和指导员，连长既要组织全连各专业科目的训练，又要研究敌机的种类、性能、飞行高度、航速，怎么准确判断把握开炮时机，以便捕捉战机下达射击命令。指导员则忙着了解每个战士的思想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动员教育。
9月中旬我们接到出发的命令，为迅速赶到指定位置，车辆人员装备弹药均由铁路输送，头天下午装车，第二天清晨即到达北京前门火车站。我营的具体任务是保卫石景山发电厂的安全，因为当时石景山电厂是保障北京用电的唯一厂家，地位十分重要。全营3个炮兵连1个高射机枪连，分别配置在电厂周围的几个高地上。我连的阵地距电厂约3公里，是一座等高距300多米，约25度斜坡的无名高地，汽车牵引着火炮爬不到山顶，火炮是全连官兵前拉后推，一门炮、一门炮地拽上去的，炮弹和其他装备物资是战士们用双肩扛着或抬着运上去的。全部武器装备运到山顶后，用一个礼拜时间构筑火炮阵地，挖掘搭建临时生活设施，对阵地进行伪装。山顶上除表面一层浮土外下面全是石头，挖掘起来很困难，但是因时间紧迫，大家不怕苦累，昼夜奋战，按时完成了任务，而且搞得很出色，从空中或地面上远处望去，很难发现高地上有人员、火炮。首都国庆防空指挥部的首长检查后非常满意。
国庆节前第三天，部队开始进入战时状态，各就各位，昼夜值班。10月1日，是我们最紧张的一天。9月30日晚上，战士们就坐在炮位上面借着空中不断交叉闪烁的探照灯光，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天空。连长守在通往营指挥所的电话机旁不敢眨眼，步话机手一直在开机等待命令。上午十时，天安门广场的庆祝活动正式开始，因为当时没有电视机，连队里连收音机也没有，看不到，也听不到庆祝活动的场面，但是，因为大家在电影《新闻简报》里看到过开国大典和前几年首都国庆活动的盛况，心里能想象出广场的情景：国防部长彭德怀同念在阅兵总指挥杨成武的陪同下，乘着敞篷汽车，驶出金水桥，正在检阅部队，受检方队雄壮的走过检阅台前。群众在欢呼“毛主席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来回踱步，神采奕奕，挥着大手，操着洪亮、亲切的湖南乡音高喊：“人民万岁！”国家领导人和开国将帅们有的喜形于色地观看游行群众的表演，有的严肃认真地注视着他们曾经指挥过的南征北战的部队走过天安门广场的雄姿，有的在交头接耳地说着什么……所有这些像电影一样从战士脑海中一幕一幕地闪过。大家心里想着天安门广场的庆祝活动，双眼却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可能出现的敌机目标。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电话里传来营长：“天安门广场阅兵、游行结束，但部队不要撤出阵地”的命令。这时，干部战士才稍稍地松了一口气，但一个个仍然纹丝不动地坐在跑位上。后来得知，这次阅兵历时63分钟，受阅部队共10384人，包括军事院校、公安部队、水兵、步兵、骑兵、摩托化步兵、伞兵、炮兵、坦克兵、空军等38个方队和四个飞行梯队。
国庆夜晚，天安门广场成了人们欢呼的海洋，战士们仍然静静地守在阵地上，履行着自己神圣的使命。
国庆节后，部队在阵地上又守了半个多月才撤下来。这时候大家才想起来，我们都是第一次到北京，很想到天安门广场看一看。但是不行，上级命令，部队立即返回驻地。
离开北京的那一天，石景山发电厂的全体职工和周围居民夹道欢送我们，群众队伍中不断响起：“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的口号。我带领战士们高呼：“向工人阶级学习！向首都人民致敬！”就这样，我们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北京，离开了我们一个多月日夜坚守的石景山无名高地。
入党
1953年2月，我第一次写了入党申请书。连党支部书记、指导员找我谈话，他说我要求入党的态度是积极的，但是由于我的年龄不到18岁，这个基本条件还不具备。另外，他还指出了我存在的一些缺点和不足：一是小资产阶级意识浓厚，有清高自负的表现，在全营文化教员队伍中，看得起比我能力强的，看不起比我能力差的。的确如此，我曾说过：“不要看他们是高中生、初中生，还不如我这高小生”的话。二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的不够，对自己的缺点不愿意在众人面前暴露，对别人的错误不敢在会议上大胆指出。三是没有经过战争和艰苦环境的锻炼和考验、吃苦性差。他语重心长地说：“这三条主要是前两条，和平时期发展党员，不一定需要经过战争的考验，但思想上的考察是最主要的，以后要在这方面多努力。”指导员的话对我的触动很大，我想，年龄小可以等，克服自己的缺点毛病不能等。于是我认真地学习了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党章、党纲对共产党员的要求，联系实际，对照检查，在实践中有意识的注意改正。同时，同群众打成一片，学习工农战士的优良品德，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努力改造思想。指导员和同志们都夸我在这一段时间有了明显的进步。
1954年元旦刚过，我觉得按虚岁算，一过阳历年，我就够18岁了，就再一次把入党申请书递交给了指导员。经党支部讨论，同意将我列入党员发展培养对象，并分工由班长戴光兴和电话员黄中德负责培养我。当时我是正排级干部，又是文化教员，戴、黄二人都是战士，他们不好意思找我谈话，我就敞开心扉，而且有些天真地对他们说：“你们是党员，我是团员，党员领导团员，我有什么缺点、毛病，你们就大胆地指出来。”他们看我的态度很诚恳，消除了顾虑，经常找我谈心。我也经常找他们聊天，汇报思想。一天，戴、黄二人拿着一份《中国共产党入党志愿书》高兴地对我说：“党支部决定吸收你入党，快填写入党志愿书吧！”我双手接过入党志愿书，认认真真一笔一画地填写起来。1955年1月1日上午，全团举行团拜，开展庆祝元旦的文艺活动，下午，党支部召开会议，讨论我的入党问题。会上我先汇报了对党的认识、入党的动机和自己的思想工作情况，戴光兴、黄中德同志分别介绍我入党，然后支部大会表决，全体党员一致通过我为中国共产党候补党员。第二天报到营里后，营党委1月4日就批准了，候补期为一年。18岁年轻真好
我的志愿终于实现了，成为了当时中国共产党八百万党员中的一员。在俱乐部举行的入党仪式上，我面对党旗，举臂庄严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革命到底，决不叛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第一次授军衔
1955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所谓军衔制是国家根据军人的职务、军事、政治和专业素质、资历贡献以及军兵种或勤务区分授予军人的一种衔称，是军队正规化建设的必要条件之一。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曾提出“军队的等级制度”。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同国家领导人，又多次建议过部队实行军衔制的问题。同时，在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还有苏联红军联合作战时，充分暴露了我军没有军衔在指挥上的不便问题。因此，原定于1953年实行军衔制，后中央军委决定待军队组织编制确定并依法颁布实施后实行。1955年1月23日，中央军委发布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2月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常委会通过并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参照苏联的做法，当时的军衔制等级共设六等二十级：元帅(大元帅、元帅)；将军(大将、上将、中将、少将)；校官(大校、上校、中校、少校)；尉官(大尉、上尉、中尉、少尉、准尉)；军士(上士、中士、下士)；兵(上等兵、列兵)。9月27日，毛主席在北京授予朱德等10人“元帅”军衔。同日，国务院举行仪式，授予将官军衔。大校、上校由各大军区授予，中、少校由军级单位授衔，尉级军官的军衔由师组织授予。1955年9月30日，我被授予“少尉”军衔。第一次授衔，尉以上军官都是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布命令。授衔那一天，全师尉级军官聚集在师部用芦苇席搭建成的简易礼堂里，由军政治委员裴周玉少将逐个授衔，大家的情绪异常地激动，有一种无上的光荣感和使命感。可是，这次军衔制度只实行了10年，1965年5月22目，由中央军委提议，经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讨论决定取消了。据说是军官戴上肩章脱离群众，不能发扬我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现在看来，这不是取消军衔制度的直接原因。借调师干部部
取消军衔的那天早上，军机关全体干部列队操场上(当时我在军政治部宣传处当干事，上尉军衔)，已经摘掉“少将”肩章的谢振华军长宣布：从今天起，取消军衔制度，虽然当时大家拍手鼓掌，但内心里都有一块解不开的疑团。这次实行军衔制度，从1953年各级就开始做准备，当时我被抽调到师干部部帮助工作。主要任务是抄写干部军衔鉴定，一起被抽调来的还有湖南的朱克力、贵州的吴德鑫、江西的何厚黄、山西的阎玉英。我们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战友，有的是文化教员，有的是连队文书。在一起共同工作、生活了四个月，我们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形影不离，情同手足，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完成抄写工作后，我们还一起合了影，我至今珍存。每当翻我们都是少尉开影集看到这张已经退了色的老照片，就想起了当年为了实行军衔制在一起工作的情景。
参加“肃清反革命”运动
1955年7月，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一次“肃清反革命”政治运动，运动的基本方针政策是“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军队也遵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参加了这一运动。
运动初期，部队主要是进行正面教育，提高干部战士的阶级觉悟和革命警惕性，使大家认清革命胜利了，国家在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准备实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建设的五年计划，但是暗藏的敌特分子还不死心，伺机对社会主义实施破坏。所以号召大家检举揭发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后来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就同部队审查干部结合了起来，统称“肃反审干”。
那时，我被临时抽调到师干部文化训练队当文化教员，后来正式调到军士教导营，当文化教育助理员。在这两个单位参加了第一阶段的肃反教育，检查了自己思想觉悟低，革命警惕性不高，并就家庭成员、社会关系中有关人员的政治历史状况和现实表现，向组织上作了交代和说明。运动第二阶段，全师将有政治问题疑点的干部集中起来进行审查，成立了一个“肃反队”，我又调到“肃反队”帮助工作。主要任务是搞内查外调，先后到辽宁、吉林、山东、河北、湖北、内蒙古等地调查取证。一次，为了弄清一个团后勤处长参加“三青团”的问题，到他的家乡山东金乡县外调，发现被提供证明的人已经病故，本来可以归队“交差”，但又一想，取不到证明，这个干部的问题弄不清楚，就会影响组织上对他的使用。于是，又多处走访，查寻新的线索。终于找到了他当年的两位同学，他俩都说：当年有人提出发展他加入“三青团”，其实他没有参加，并写了非常肯定的证明。使这位处长放下了多年来政治上的包袱，工作干得很出色。
原籍湖北安陆县的军医(名字记不清楚了)，有人揭发他入伍前参加过“一贯道”，那次到他家乡调查时，非常艰难。从孝感下火车，距安陆县一百多里地，没有汽车，高低不平的丘陵地上跋涉一整天到达县城，县城到他家还有五十里地，第二天又走了一天山路到了乡政府。乡秘书同他是一个村的，说他爷爷是“一贯道”，村上的道徒经常在他们家聚集活动，没有听说他入道。我不放心，第二天，又到了离乡政府十五里的他的村上，说是村，其实一两户人家住一个小丘陵坡下，相距二三里。一天走访了十几户，大家的说法一致，村长写了证明。晚上回不了县城，就同村长的孩子睡在一张破床上，生活虽艰苦了些，但取得了可靠的证明，心里特别高兴，一切的辛苦和疲劳都没有了。记得到东北四平市外调时，我在火车上得了急性肠胃炎，肚子疼得厉害，浑身冒冷汗，同行的同志劝我回去吧，等病好了再来。我心想，既然出来了，再回去多不好，就请列车员找了一位懂医的旅客，吃了点药，一直坚持到了四平，带病完成了这次外调的任务。
我在“肃反队”工作半年左右，经我调查取证的干部有三十多人，大部分人的政治历史问题都弄清楚了，同志们感谢组织上的关心，也夸我帮了他们的大忙。由于“肃反审干中，工作积极，完成任务好”，我受到师长冯梓、政治委员吴中瑞的嘉奖。
参加反右派斗争
1956年秋，师“肃反队”的工作结束后，我回军士教导营工作了一段时间，又调师政治部宣传科帮助工作。在此期间，全国开展了反右派斗争。上级传达了毛泽东同志“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通报了右派分子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污蔑党的政策的情况。当时，对这一来势凶猛的政治运动并不理解，经过一段学习，提高了认识才逐步知道了运动的必要性。
运动初期，部队主要是学习教育。当时认为右派分子主要是党外人士和社会上的一些人，部队干部战士都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好儿男，哪有什么右派分子。陆续听到上级传下来的情况通报，说部队也有右派分子，要求各单位要联系实际，把隐藏在部队内的右派分子统统揪出来。因此，人人处于自卫之中，生怕有一天把自己打成了右派。但使人震惊的事情终于出现了。一天，师政治部召开紧急会议，突然宣布宣传科干事李天放同志是中右分子，我听后怎么也不相信。李天放同志，四川人，初中毕业，1950年入伍。他为人忠厚老实，工作认真负责，性格内向，平时话少，是我们朝夕相处的战友，怎么会是右派分子呢？但是迫于政治运动的压力，只好违心地随声附和。运动后期李天放同志被送到北大荒劳动改造，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我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一定也得到了平反。
反右派是必要的，问题出在扩大化。这是党的建国以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指出的。
火烧狼牙山
1957年秋天，军士教导营野营拉练到河北易县境内的狼牙山下，想借此机会组织大家上狼牙山凭吊烈士，学习当年五壮士为祖国献身的英雄事迹，对部队进行一次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营长、政委让我和裴少飞参谋先去勘察地形，并找一个知情的向导带路。通过调查，我们惊喜地发现当年五壮士所在连的刘连长，因负伤后不能和大部队行走，就留在村子里养伤，后来在这里安家落户了。于是，先请这位抗日英雄给部队作了当年五壮士同日本鬼子决一死战的英雄事迹报告，然后请他带队爬山。狼牙山海拔1105米，悬崖峭壁，山峰险峻，道路崎岖、狭窄，好多路段要手攀荆条树枝，脚踏险石奇峰，才能勉强爬上去。因此，营首长决定将82追击炮、重机枪等重装备和骡马留在山下，部队轻装上山，体弱有病的同志留下看管武器装备。经过充分的动员、准备，在刘连长带领下全营官兵精神振奋，雄赳赳、气昂昂地向狼牙山开进。早上六时出发，经过多半天的艰苦跋涉，于下午三时到达棋盘陀，稍事休息直奔顶峰。山顶上有一块不大的平地，全营官兵手挽手，肩并肩地挤在这块平地上，举行庄严的悼念仪式，敬仰当年五壮士弹尽粮绝纵身跳下悬崖的胜地。刘连长指着眼不见底的悬崖谷底，深沉而严肃地说：“当年五壮士就是从这里跳下去的，葛振林同志挂在悬崖的树枝上幸免于难，其余同志都壮烈牺牲。”战士们虽然从小学课本上就读过五壮士的故事，但今天身临其境，无不为五壮士的英雄壮举感动，崇敬之情油然而生，个个振臂高呼，向五壮士学习！向五壮士致敬！
悼念活动后，部队陆续下山，留下连以上干部在山顶开会，布置如何利用这次机会向部队进行传统教育。这时，悬崖上突然起火，顿时浓烟滚滚，直冲山顶。原来是悼念时，施放的纸制手榴弹的余火燃着了悬崖上的树木。火光就是命令，大家奋不顾身地扑向大火，没有灭火工具，就脱下军装狠狠抽打，有的爬到着火的悬崖树枝上，够不着的地方，就人拉人地垂下去扑打。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奋战，终于将大火扑灭。同志们的头发有的被烧焦了，有的手上烧起了泡。营长、政委被大火熏的满脸通黑，惊而转喜地说：“大火幸被扑灭，如果火势蔓延到整个狼牙山，我们的罪过就大了。”大家你看我满脸黑，我看你黑满脸，激动地紧紧拥抱在一起。老英雄刘连长见此情景，高兴地说：“烈士们在天有灵看到新一代军人的壮举，一定很高兴。”
结婚
1957年农历腊月二十六日，我结婚了，那年22岁，爱人是刚满18虚岁的本村姑娘王蜜棠。我11岁离开村子到县城上学，15岁当兵，对她印象不深，在我的脑海里她还是个流着鼻涕，光着脚丫，穿着破棉裤的农村小妞。我到提婚的年龄了，父亲在一次来信中提到她。1955年我借出差的机会顺便回家一趟，当时她在村上读高小，15岁。一天趁学校出操，我在操场旁边偷偷看了她一眼，觉得还行，什么也没说就返回了部队。1956年，我休假回家看父母，本家族的一个六奶奶正式为我提亲。那时她已到县城上中学，星期日才能回家来。我耐心地等了好几天，礼拜六下午，我在六奶奶家里坐着闲聊。突然，一个活脱脱、水灵灵的大姑娘出现在我面前，我心为之一动。那天晚上，我们谈了很久，她羞答的不好意思，翻来覆去就是两句话，“听你的，听我妈的”。是啊！那个年代一个农村姑娘，不听妈的还听谁呢。至于“听你的”，大概就是一个不便言表的少女的心里话。我回部队后，通过两年的信中恋爱，水到渠成，就请假回家完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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