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曾国藩学处世(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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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曾国藩学处世试读：

内容提要

曾国藩一生驰骋疆场、周旋官场、谙熟人场，可谓风云震荡，无人不晓。但曾国藩和常人一样，一言一行同样受其思想理念的支配。他不是什么超人，却走出了一条令世人刮目相看的人生之路，这恰是让人品头论足，倍感其人格魅力之大的主要原因所在。

一　曾国藩的明悟忠言：“碰境，有恒之志需之，无恒之志迁之”

人的一生，往往逆境居多而顺境较少，对待逆境，曾国藩认为，首先是承认现实，保存自己，不做认为卵击石的无谓牺牲。

对身守逆境时应守的道理，曾国藩说：“就像《西铭》所讲的”没有地方可以躲避，只有等丰被烹死，必须勇敢地承认现实，又顺从事物之规律，方能求和生存。■悟经一：始终有前冲的欲望

——不让脚步盲目徘徊于迷芒之地，是因心中有种动力。曾国藩主张保持这种潜然的态势连续的攻击。

曾国藩十分主张保持积极的心态和进取的热情。他的这种观点是从长期的处世居官中总结出来的。积极的心态是力量之源，是成功的推进器。这种说法的确有一定的道理。很多人的条件极好，却与成功总是无缘，而另一些人却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赢得事业的成功，考察起来，尽管有许多其他条件，但最后总是发现，成功者总是那引进积极的人，即那引进抱有梦想并且不安分的人。他们或许没有那些四平八稳者的老成，但也没有他们的怠惰与消沉。事物的发展，就是如此，只有犯者能够进取，也只有犯者能够成功。

〇明悟实战：狼在后面，只有快甩

曾国藩二十一岁在湘乡涟滨书院读书时改号“涤生”，意即涤除旧习，焕然一新。他自青少年时代就“锐意功中，意气自豪”。立志“不为圣贤，但为禽兽”，为光宗耀祖、报效朝廷要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这种志向不能不在其诗作中有所体现，比如他在诗中写道：“浩浩翻江海，争奔且未阑。古来名利客，谁不到长安。”他踌躇满志，信心十足：“莫言书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他二十三岁考取秀才，二十四岁考取湖南乡试举人，然后远离家乡京师会试。但两次会试都落第了，他并不气馁，反而更加坚定了“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信念：去年此际赋长征，豪气思屠大海鲸。湖上三更邀月饮，天边万岭挟舟行。竟交云梦吞如芥，未信君山铲不平。偏是东皇来去易，又吹草绿满蓬赢。

这首诗写于他京师会试两度名落孙山之后，足以证明他的远大抱负并未因落榜而受挫。“竟将云梦吞如芥，未信君山铲不平”的豪放激昂气概，百哲不挠的精神，令人钦佩，更使人记起李白“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的名句，给人一种巨大的向上进取的力量。

并非每个人在功名仕途的追求上都能象曾国藩那样，具有十分坚强的进取精神。他的成功是建立在自尊、自信、自强的意志上的。他写的《小池》就反映出这种思想：屋后一枯池，夜雨生波澜。勿言一勺水，会有蛟龙蟠。物理无定资，须臾变众窍。男儿未盖棺，进取谁能料。

曾国藩始终坚信“是真龙必有云，是真虎必有风”：“苟有富必能润屋，苟有德秘能润身，不必如孔子之温良恭俭，孟子之目卒面盎背，而后为符验也。凡盛德之君子，必有非常之仪范，是真龙必有云，是真虎必有风，不必如程门之游、杨、尹、谢，朱门之黄、蔡、陈、李，而后为响应也。凡修业之大，人必有景从之徒党。斯二者，其几甚微，其效甚著，非实有诸己，乌可幸致哉。”也就是说，有能够“呼风唤雨”，表面上看起来是权大势大，众人不得不从，实质上只有品格自立，才能号令天下。

他尤其对少年的锐意进取给予充分肯定，他说：“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此时不试为之，则后此将不肯为矣。”

他的奋发图强诗写道：滥觞禄引一泓泉，流出蛟龙万太渊。从古精诚能破石，薰天事业不贪钱。腐儒封拜称诗伯，上策屯耕在砚田。巨海茫茫终得岸，谁言精卫恨难填？

这首诗也全面体现了他的精神上的自信与人格方面的豪迈。居于此，我们对曾国藩后来的发也似乎觉得有情可缘了。

当然，志向自信与豪迈不能流于真正的狂放，他还需要以那种笃实、百折不挠的精神与干劲去实践它。所以，曾国藩说：“虑心实做，庶几乎道矣！”

积极的心态和强烈的进取意识，使曾国藩在究心儒家文化特别是程朱理学的同时，更加倾心于经世致用之学。

曾国藩所谓经世致用之学，包括政治、政治、法律、军事、社会民生。实际上，就是治国平天下之学，与今日的经济学相比要大得多。我们由一副常见的对联：“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便可以看出当日经济之学，即是经世之学，亦是曾国藩的救国主义。

曾国藩在提倡经世致用这个问题上的贡献，不仅仅在于他自己身体力行，而且在于他在桐城派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的基础上，加上“经济”，使之明确地成为一个学术的纲领。在曾国藩看来，义理之学与经济本来是统一的，但有时也容易出现“详于体而略于用”的倾向，所以他要将“经济”突出邮来，使之与“义理”平列，从而避免忽视经世致用的弊端。同时，如果说姚鼎的“义理、考据、辞章”主要有一个“为文”之方的话，那么曾国藩则明确指出，他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经济是四种“为学之术”，从而大大扩大了其适应范围，并使之成为理学经世派的一上理论纲领。

死读课本，死讲章法，必然无有，应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学认到用，而这就要求把书本上的知识同当今讲解之间问题全面结合。早年在京做官期间，曾国藩但开始究心“实学”了，例如地理知识的学习，常常左图右书，彻底求索。从军以后，更是熟读兵法，并在实践中加以验证。

曾国藩从长期的具体实践中深深地领悟到，用点与读书，甚至是格格不入的两码事情。古代有些名将，如西汉的韩信、曹参，东汉的皇甫湜、朱隽，并没有听说他们著书立说；近代的戚继光，能著书立说，但其指挥的战事并不太大；像孙武这样的军事家，有实践又能理论，毕竟少见。所以说，读收与用兵完全是两码事。但一个想有所作为的将军，就不能不读书，尤其是兵书。

为了攻克金陵，积累攻城经验，曾国藩曾翻阅过大量古籍，他曾写下数十篇越镇或越寨进攻而胜或败的战例，从中总结成功或失败的教育。有一篇就是探讨唐太宗亲征高丽的。说太宗攻下耽搁东、盖牟等城后，到达安市，将要决战，对方合兵布阵，长达四十里。江夏王李道宗说：“高丽倾国以拒王师，平壤之守必弱，愿假巨精兵五千，覆其根本，则数十万之众可不战而降。”太宗不应允。后来进攻安市，终于没有攻下。曾国藩评论道：李道宗请越过安市进攻平壤，这是一条充满危险但能出奇制胜的妙计。太宗不用其计，终于无功而返。

关于战争的指挥书籍之中，曾国藩最欣赏的就是《史记》中的战争描写，他说：“除班（固）马（司马迁）而外，皆文人以意为多，不知甲帐为何物，战阵为何事。浮词伪语，随意编造，断不可信。”然而，即使是《史记》，曾国藩也是心存疑云的。同治十年，曾国藩在日记中就记下了他读《史记》的体会：《史记》描述韩信击败魏豹，是利用木罂（小口大肚的木瓮）把军队渡过河去。其破龙且，是用囊沙（沙袋）堵住水道，曾国藩不以为然。他这样分析，魏豹以大将析直抵挡韩信，以骑将冯敬抵挡灌婴，以步将项它抵挡曹参。如此看来，那双方的兵马不下万人，木婴能渡多少人过河，至多不过二三百人，这怎么能取胜呢？沙囊壅水，不可渗漏，除非动用役夫严塞，断不能筑成大堰。从事实上考虑，这两件事都不可信。

一个人的成功与否，是与他对自身所潜在的期许和定位高下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的。一个自视甚高但又不狂妄自大的人，一个志向高远并能踏实肯干的人，无疑会有更大的成功机遇。一个人妄自菲薄，目光短浅，做一庸人而自乐，无疑则会成为一个失败的凡夫欲子。所谓“取法乎上，仅得乎中”，亦含此意。

面对目趋势腐朽的清王朝，曾国藩痛心疾首。他的欲雪国仇诗曰：壮岁耽经训，艰难始一隅。力耕无近获，陟古有通衢。茅塞由来久，蓬生且待扶。国仇犹未雪，何处著迂儒？

练军伊始，他还在请他的好友之弟出山的一封信中写道：肥遁以鸣高，蔬食以自足，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不密，乃市井寻常人的做法，决不应该是有作为的人所采取的态度。

于此，曾国藩怀积极心态欲跻然于世之意便纵然虽于纸上。

带着这种强烈的人世心态，早年的曾国藩时时刻刻都在加应时代的召唤和国家的任用。他十分仰慕大唐名将郭子仪慷慨赴国难的人格，说：人们都说郭子仪功高望重，但他自己“招之未尝不来，挥之未尝不去。”“任国家驱役，不计个人荣辱进退，此是何等襟怀！”曾国藩感慨道：我今日所处，也不能不如此啊！

为了让自己融入时代的政治舞台中，曾国藩对朝廷安排唯命是从。皇上要他办团练，他就去办团练；皇上要他打武昌，他就去打武昌；皇上要他赴天津，他就赴天津；皇上要他灭捻军，他就去灭捻军。尽管有时他做得很勉强，很不情愿，但他还是竭力去做。说他自己就像欧阳修那样：“如有差事，尽心向前，不得避事。”

林则徐总这样讲“知难而退，此虽保家保身之善谋，然非人臣事君致身之道也！”敢于当事，勇于承担责任，就是要积极参与，不当看客。尤其是在时局危难甚或是个人郁郁不得志之时，更不能做“世外桃源”之人，否则人世间倒未必真的惟有“隐”者留其名。因此后来曾国藩正得知他的弟弟曾国荃想延长休假，暂不出山时，曾写信说：天下纷纷，沅弟断不能久安，与其将业事变相迫，仓猝出山，不如此次仰体圣意，假满即出。余十五之信，四分劝行，六分劝藏，细思仍是未妥。不如兄弟尽力王事，各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志，终不失为上策。沅信于毁誉祸福置之度外，此是根本第一层工夫，到处皆坦途矣。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曾国藩作人臣的最高理想。

一个人有了积极的参与人世的人生观念，成就一番大业的机率才会更高，成功的可能性才更大。

〇明悟实战：揭掉自己的疤

这里所讲的揭疤，其实就是求己之过，求过就像提疤，自然很痛，但唯有如此，才可彻底从内心警己。

曾国藩求过的方法，第一是自己求过，便是记日记。日记的功效是奶大的，保要能诚实不欺，无事不记，曾国藩的日记，但能做到这一步。曾国藩依照倭仁的办法，在日记中写邮自己的过失，时时警惕以求改过。他的日记中自己找出自己过失的例子很多，直到他年衰官高，勤求己过仍不肯稍宽。他说：“吾平日以俭字数人，而吾的近来饮食起居，殊太事厚。”又说：人不勤劳，什么事都会荒废，整个家都会衰败。我在三四个月里不做一事，大大损害了家庭，又惭又愧！这种勤求已过的精神是一般人不可及的。

记日记并不是难事，而日记终身不间断，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非有极大毅力的人是不容易做到的。

曾国藩求过的第二方法，便是要求他的友人和兄弟坦率告之。他说：“若得一二个好友，胸怀宽广、豁达，博学多才，能文善诗，批评我，可对我大有益处。”

至于他请兄弟常进箴规，我们可以在他的家书中常常看到。他说：

诸位兄弟相隔千里，必须不断地批评我。要时时来信指正我的过失。不要让祖上几世的积德，因我之过失而堕失。这亲才能免于灾难。诸弟若能经常向我进言劝告，你们就是我的良师益友了！

外边有人指责我们家几个弟弟过于恶劣，我也有所闻，自当一一告诉他们，责备劝诫，有错改正，没有错要加以勉励，不可掩盖。

喜谀怒诟，乃是人的常情。但朋友们对于曾国藩的忠告，他可真肯接受。他说：“竹如教育我要有耐心。我常说竹如的贞忠足可以干大事，我所缺的正贞忠浩达啊！这一字，足可以医治我的心病！”

世代不知有多少居大位的人，因为听不到一句逆耳的话，听不到一句真实的舆论，结果把他的前程葬送了。曾国藩这种“勤求已过”、“喜闻诤言”的态度，是很难得的。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谁没有说过假话？谁没有说过大话？谁没有嫉妒他人？谁没有伤害他人？谁从来不好女色？谁从不来不占他人便宜？谁敢拍着胸膛对自己或者苍天说，我从来不做亏心事？没有，从来没有。只有过错的大与小，多与少，或者你所犯的过错是人人都会犯的，是人们可以原谅的，可以接受的，但不能说你从来就没有过错。只要是人，有七情六欲，就有人的弱点和局限。曾子为什么“吾日三省吾身”，就是为了少犯过错啊！《周易》说，君子“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尚书》也说：“改过不吝（吝啬）”这一方面告诉人闪过错是难免的，另一方面也告诉人们要有过必纠，有错必改。然而说说容易做起来难，很多人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也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可真正让他改正过错，那就很难了。圣人之所以少，是因为知错必改的人太少了；况且奶多过错都是美丽的过错呢？比如看见一个美丽的姑娘，情不自禁地想她，虽然自己不会伤害她，也不会告诉她，只是情不自禁地想她，甚至过了好久也还是想到她。这个过错太美丽了，以致很多人都不认为它是一个过错。

所以，曾国藩说，知己之过失，承认它，并且改正它，毫无吝惜之心，这是最难的。豪杰之所以是豪杰，圣贤之所以是圣贤，就在这里。磊落过人，能透过此一关，寸戊便异常安乐，省得多少纠葛，省得多少遮掩，还有那修饰装点的丑态。

一个省心修身的人，注重颐养德性的人，他所犯的过错不一定是坑蒙拐骗之类的淫恶，往往是一些不为人知，不足挂齿的小隐私或小阴思。不断地涤除这些小隐私、小阴思，他就会一天比一天高大起来。明代杨继盛说：“或独坐时，或深夜时，念头一起，则自思曰：这是好念是恶念？若是好念，但扩充起来，必见之行；若是恶念，便禁止勿思。”他说得太好了。

曾国藩名号很多，他乳名叫宽一，名字诚，又名国藩，字伯涵，号涤生，谥号文正，宽一是父母所取，国藩是唐鉴所赐，文正是皇上所封，涤生同是曾国藩自己所为，因而最能反映他的思想和趣旨。

曾国藩的感悟是：余今年已三十，资禀顽钝，精神亏损，此后岂复（又）能有所成？但求勤俭有恒，无纵逸欲，以丧先人元气（古人把己身当作先人的身体的延续，比如自己享福，说成是享祖上荫德）。困知勉行（知难而进，勉力而行），期（期望）有寸得（一点收获）以无失词臣（文臣）体面。日日自苦，不至佚（安逸）而生淫。如种树然，斧斤纵寻（纵情砍伐）之后，牛羊无从牧之；如燃灯（点灯）然，膏油欲尽之时，无使微风乘之（乘虚而入）。庶儿（也许）稍稍培养精神，不至自（自己）速死。诚（果真）能日日用功有常，则可以保养身体，可以自立，可以仰事（处理不仰仗）俯蓄（省有积蓄），可以惜福，不使祖宗积累自我一人享受而尽，可以无愧词臣，尚能以文章报国。

曾国藩号涤生，意在要求自身自律，十年以后，他旧事重提说明他自律严格。曾国藩之所以能有所作为，就在于他能日日反首，天天自新。他有一种强烈的、热切的洗心革面的愿望，他是自己卑琐灵魂的严厉审判者，他是自己淫邪恶欲的无情拷问者，他是自己赢弱身躯的猛烈抨击者，这使他得以洁身、保身、全身。

他是多么爱自己，他又是多么善于爱自己。他的功业，不在他的道德，也不在他的文章，而在他对自己肉体和心灵的永无休止的洗涤和更新。

对曾国藩而言，名心太切和欲见太重，大概是他最大的缺点了，它不仅损害了他的人生境界，而且也严重地损害了他的躯体。

对曾国藩而言，名心太切和俗见太重，大概是他最大的缺点了，它不仅损害了他的人生境界，而且也严重的损害了他的躯体。

同治十年（1870年）三月的一篇日记写道：近年焦虑过多，无一日游于坦荡之天，总由于名心太切，俗见太重二端。名心切，故于学问无成，德行未立，不胜其愧（惭愧）馁（气馁）。俗见重，故于家人这疾病、子孙及兄弟子孙之有无强弱贤否，不胜其萦绕，用是忧惭，局促如蚕自缚。

这是曾国藩临死前一年写下的文字，实际上是他对自己一生经验的总结。名心切，这对一个中国文人差不多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从小他们就受到这样的教诲：“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再次有立言。”而以“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在天下的最大耻辱。我们不能容忍一人去为盗为匪，为我们只知道为盗为娼的危害，但不知道成功成名的危害。

名心切的人，必然俗见重。名心的表现形态是多种多亲的，如成功、成名、成人、成才、成绩、成就、成仁、成礼、成全、成事、成家、成熟等等等等，正是这样一种广泛的，普通的心理愿望，便人们以任何事情都有这样的一种心理期待，事事周全，样样完满，件件顺遂，这就是欲见。自然，就对疾病的有无，了孙贤防与否也格外看重。没有得到，就希望得到了，得到了，又害怕失去了；自己得到了，害怕子孙失去，自己没有得到又希望他们得到。人一天到晚就处于这样的患得患失之中，何处是个尽头呢？

怎样消除这两种弊端呢？曾国藩在同一篇日记中继续写道：“今欲去此二病，须在一”淡字上着意。不仅（只）富贵功及身家顺遂，子姓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学问德行之厉立与否，亦大半关乎大事，一概淡而忘之，庶（也许）此心稍得自在。

曾国藩不仅找到了自己的痛根，而且也找到了治疗的方法，揭露疤痕让伤痛之处复原显。一个“淡”字可谓一字千金，淡然无累，淡然无为，深得庄子真意。庄子说：“淡然无极而各种美德归属于他”，在《刻意》中他说：“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故全其德而神不亏。”这样心静神宁，莫然无愧，才能四时安平处处顺利，悲哀的情绪不能侵入（《养生主》）。

〇明悟实战：“悔缺”之道

诚如梁启超所说：“彼（指曾国藩）其事业之成，有所以自养者在也”。曾国藩在修身方面的一个重要觉悟，当首推一“悔”字，如在他给其澄峰四弟的信中说：“余此次外出两年，于往事未了之事概无甚愧悔，可东可西，可生可死，襟怀甚觉坦然。”又说：“惟有处处泰然，行所无事，申甫所谓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星冈公所谓有福之人善退财。真处逆境之良法也。”

曾国藩从政治军，饱历艰险，乃得其所以自养者，提出逆来顺受之法。而悔是近于消极方面的省惕心理，他在戊辰四月的日记里说：“大抵人常怀愧对之意，便是载福之器，入德之门。”

也许是受他祖父玉屏星冈公“闻过立起自责”的熏陶，早在道光辛卯十一年二十一岁时，由衡阳归湘乡人涟滨书院读书，即将原号“伯涵”改为“涤生”，已寓有改过自新的海意。他又于道光戊戌十八年中进土后，将原名“子城”改为“国藩”，亦可见其志之所在。

在其道光二十一年十月的日记里，曾国藩加以追述自警说：“三十年为一世，吾生以辛末（嘉关十六年）十月十一日，今一世矣。聪明日灭，学业无成，可胜慨哉！语不云平：‘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自今以始，吾其不得自逸矣！”此时他已过上翰苑生活，科名业已造意，所志则在学问文章，所以有“期有寸得，无失词臣体面，尚能以文章报国”的话（庚子十月日记）。但自道光辛丑二十一，年七月，善化唐鉴（镜海）由江宁司人官太常寺卿，他即从而问道，唐以程朱义理之学相助，乃遂以为日课。同时蒙古倭仁（灵峰）对理学实践工夫，用力最勤。每日一言一行，皆有札记。经唐推许，他便与之交往极而，并在家书中说：余十月初一日起，亦照良峰样，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亦写楷书。报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十月二十六日与弟书。

年谱中记载，曾国藩之所为日记，力求改过，多痛自刻责之言，盖自前二年经汉口北上，已逐日记注所行之事及所读之书，名曰“过隙影”。此后除诗古文词外，乃详览史鉴，讲求经世中记载，曾国藩之所为日记，力求改过，多痛自刻责之言，盖自前二年经汉口北上，已逐日记注所行之事及所读之书，名曰“过隙影”。此后除诗古文词外，乃览史鉴，讲求经世之学。及道光二十七年丁未，升接待郎，即志存匡济，力尚躬行，不似早年专重科名文艺。咸丰二年王子，洪阳变起，随即奉命勘乱，锐意于练军、筹他、用人，遂以军政为主，文事为辅。然自始至终，未尝一日或忘警惕。

在致沅弟书中，他强调得力于“悔”字诀的话说：“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即咸丰七八年）大梅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通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同治六年丁卯正月初三日）

在另一家书中又说：“君子但知有悔耳，悔者，所以守其缺，而不敢求全也。小人则时时求全，全者既得，而吝与凶随之矣。众人常缺，而一人常全，天道屈伸之故，岂若是不公乎？”（道光二十四年甲辰三月二十日致诸弟）

这是根据盈虚消息之理，认为由海可以趋吉。所以名其所居日“求阈斋”。“凡外至之荣，耳目百体之嗜，皆使留其缺陷。礼主减而乐主盈，乐不可极，以礼节之，庶以制吾性焉，防吾淫焉”（求团记）。又称“余官京师，自名所居之室，曰求阈斋，恐以满盈致吝也。人无贤愚遇凶皆知自悔，悔则可免于灾戾。放日：‘震无咎者存乎梅’笔记”梅吝“更调余以求阈名斋，即求自有缺陷不满之处，亦守骏莫如破（东坡语）之意也”（咸丰十年庚申九月日记）。“满则把损，亢则有悔，日中则负，月盈则亏，至当不易之理也”（见道光二十六年丙午九月十九日禀父母家书）。故他自称平日最好音人“花未全开月末圆”七字，以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于此。（见同治二年癸亥五月十八日致沅弟书）。尤其晚年功高震主，优谗畏讥，小心翼翼，常多悔惧。从他日记、家书、家训等常见到其海处，大体说来，不出下列几项重要的修为。

一是戒傲如毒。“愤激愈久”或“得意愈久”都可能产生傲气，古往今传傲而目中无人者，比比皆是。独要李白能傲古今骚客之短，而造人称道。其他但凡恃傲藐人者，莫不最后落得个声败名裂。因此，历来德厚修深者，都把“戒傲”做为自己的必修功课，但阐述得详尽周密，并终身以此为鉴的人中，唯曾国藩最甚。

曾国藩在给他四弟的信中，很是精彩地说道：“吾人为学最要虚心，尝见朋友中有美材者，往往情才傲物，动谓人不如己，见乡墨则骂乡墨不通，见会墨则骂会墨不能，既骂房官，又骂主考，未入学者则骂学院。平心而论，己之所论诗文，实亦无胜人之处；不恃无胜人之处，而且有不堪对人之处。只为不肯反求诸己，便都见得人家不是，既骂考官，又骂同考而先得者。傲气既长，终不进功，所以潦倒一生而无寸进也。”

又写道：“三房十四叔非不勤读，只为傲气太胜，自满自足，途不能有所成。京城之中，亦多有自满之人，识者见之，发一冷笑而已。又有当名土者，鄙科名如粪土，或好作诗古，或好讲考据，或好谈理学，嚣嚣然自以为压制一切矣。自识者观之，彼其所造，曾无几何，亦足发一冷笑而已。故吾人用功，力除傲气，力成自满，毋为人所冷笑，力有进步也。”曾国藩的这两段论述直指世中的那些读书人，恐怕他也早就知道，世间只有儒者和将者的傲气最重，然而他自己偏既是读书的儒者，又是带兵的将者，所以，戒傲之心，恐怕是曾国藩穷毕生之意志而力戒的吧。

曾国藩自己是很注意戒故这一修身之要的。如在他的家书中就多次谈到：余平生科名极为顺遂，惟小七次考始售。然每次不进，未尝敢出一怨言，但深愧自己试场之诗文太丑而已。至今思之，如芒在背。当时之不敢怨言，诸弟问父亲、叔父及朱尧阶便知。盖场屋之中，只有文五而侥幸者，断无文佳而埋没者，此一定之理也。

曾国藩六岁入塾读书，八岁随父学五经，十四岁应童子试，二十二岁考取秀才，二十八岁中进土。初投翰林院检讨人846年充文渊阁直学士，次年升内阁学上兼礼部侍郎衔。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升礼部有恃郎，八月署理兵部左侍郎。咸丰帝即位后，他先后兼任过兵、工、刑、吏等部侍郎等职。

曾国藩在仕途上可谓官运事通，十年之中连升十级，并在京师赢得了较好的声望。但对此，曾国藩反而以“深愧自己试场之诗文太丑”而自谦，可谓“戒傲”工夫深厚，个人修养之成就。

曾家的“戒傲”之风，可谓悠远。从曾国藩的祖父、父辈起，便时刻以“成傲”为训l。如曾国藩在家书中说：“吾于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二日进京散馆，十月二十八早传祖父星冈公于阶前，请曰：‘此次进京，求公教训。’星冈公日：‘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遗训不远，至今尚如耳提面命。今吾谨述此语告诫两弟，总以除做字为第一义。唐虞之恶人曰丹朱，傲；曰象，傲；维纣之无道，曰强足以拒谏，辩足以饰非，曰调已有天命，调敬不足行，皆傲也。吾自八年六月再出，即力戒惰字以儆无恒之弊。近来又力戒傲字。昨日微州未败之前，次青（引注：指李元度）心中不免有自是之见，既败之后，余益加猛省。大约军事之败，非傲即精，二者必居其一；巨室之做，非做即情，二者必居其一。”“傲”可以招致“军事之败”，也可使一个大的家族迅速地衰败，曾国藩的论述可谓深刻。至于星冈公的“满招损，谦受益”，早已成为当今之名言格语。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曾氏家族里对“傲”的警醒，不亚于对毒蛇的惊悚。

曾国藩“成傲”，还劝免其弟“戒傲”，并多次附专门家书严以劝谏。如在给四弟澄候的信中说：“弟言家中子弟无不谦者，此却未然，余观弟近日心中即甚骄傲。凡畏人，不敢妄议论者，谦谨者也；见好讥评人短者，骄傲者也。弟于营中之人，如极高、次看、作梅。树堂诸君子，弟皆有信来讥评其短，且有讥至两次三次者。营中与弟生流之人，尚且讥评，则乡间之与弟熟识者，更鄙脱嘲斥可知矣。弟尚如此，则诸子侄之藐视一切、信口雌黄可知矣。谚云：富家子弟多骄，资家子弟多傲。非必锦衣玉食，动手打人而后调之骄傲也；但使志得意满毫无畏忌，开口议人短长，即是极骄傲耳。金正月初四信中言戒骄字，以不轻非笑人为第一义；戒惰字，以不晏起为第一义。望弟常常猛省，并戒子侄也。”此信可谓严厉。

又说：“家中雇长沙园丁已到否？菜蔬茂盛否？诸子侄无傲气否？做为凶德，情为丧气，二者皆败家之道。成情莫如早起，戒傲莫如多走路，少坐轿，望弟时时留心做戒。如闻我有做情之处，亦写信来规励。”由此可见曾国藩不仅自己唯恐增长傲气，也时刻关心着他的四位兄弟及子侄们也能否“戒傲”。

的确，“骄兵必败，傲军必衰”。曾国藩作为长房长孙，给于家族的威仪和他作为三军统帅给于请将的严厉，谈得最多的，也是他所最为担心的，便是家族和三军的傲气。

在那个腐朽没落的年代，能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易的。反观曾国藩的对手敌人——太平军则截然相反。洪秀全定都天京后，上至天王，下至各统军将领，一面“傲”字旗漫卷天朝，方招致天京内乱。——请王相互猜忌，为争权夺利而兵戎相见，许多的卓越将才死于自己昔日并肩战友的屠刀之下。太平军的夭折，究起根源便在一个“傲”字。除政治观念的局限外，这恐怕是中国农民革命的又一悲剧成困，上溯到明未的李自成、秦末的陈胜诸豪杰，皆丧身于一“傲”字。

曾国藩一生恭谦，其家其军也颇少傲气，这恐怕也是曾国藩作为一世圣贤的过人之处。我们今天读曾氏语录，亦有回肠唱叹这慨，默默叹服其良苦用心。

曾国藩不仅告戒自己的兄弟时刻注意着“戒傲”，而且还激励他们：“如闻我有傲情之处，亦写信来规励”，此等胸襟，其可谓世所罕闻。曾国藩对于曾氏下一代的成长，也给予了过多的关心和呵护，特别是对下一代的“戒傲”，更在他的家书中屡屡可见。如：“余家后辈子弟，全未见过艰苦模样，眼孔大，口气大，呼奴喝蝉，习惯自然，骄傲之气入于膏育而不自觉，吾深以为虑。前函以做字箴规两弟，两弟不深信，犹能自省自惕，若以傲字告诫子侄，则全然不解。盖自出世以来，只做过大，并未做过小，故，切茫然，不似两弟做过小，吃过苦也。”

由此可窥，曾国藩对于子侄辈的“戒傲”修行，其刻骨关怀之心，溢于言表；对于曾氏家族的富贵，曾国藩心似明镜；对一曾氏后代的娇生惯养，曾国藩亦心中了然。所以他在家书中一而再地予以提醒告诫，足见其畏“傲”如毒。中国有句俗话说“家兴，不过三世”，曾国藩深指其中的道理，败家在于一“傲”字。他是铭记于此的，几次三番地劝子侄以“戒傲”，他也是为曾氏的后代子孙做一警示。

他的另一封家书中又说道：“尔在外以谦谨二字为主，世家子弟，门弟过盛，万目所嘱。临行时，教以三成之首，未二条及力去傲情二弊，当已牢记之矣，场前不可与州县来往，不可送条子，身之始，务知自重。酷热尤须保养身体。此嘱。”这封信是曾国藩给他儿子纪鸿的，当时纪鸿要赴省城参加进身考试。从这封信里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作为一位严父的谆谆爱心。在此之前，曾国藩已去一信以教导，这封补寄出去的信函，足以表达做父亲的对儿子的挂念和一颗热切的爱子之心，在这里，曾国藩告诫儿子：虽为“世家子弟”，但要牢记“及力去做精二弊”，连“场前不可与州县来往”的细节也一再叮嘱。“不可送条子”，也正是这位堂堂的一等候爵所担心的，曾国藩不愧为一代严父。但是后一句“酷热尤须保养身体”，却又怎不催人潜然泪下！可谓威恩并存，严中有慈。

曾国藩说：“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情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做字致败。吾因军事而推之，凡事皆然，愿与诸弟交勉之。此次微贼窜浙，若浙中失守，则不能免于吴越之痛骂，然吾但从傲情二字痛下工夫，不问人之骂与否也。”

曾国藩关于“戒傲”的论述还有很多，如见于他的日记的：余身旁须有一胸襟恬者，时时伺吾之短，以相箴规，庶不使矜心生于不自觉。（庚申七月）冯树堂来……，彼此持论不合……余内有矜气，自是特甚。反疑人不虚心，何明于责人，而暗于责己也？（壬寅十一月）

何丹畦请余为是正文字，严然自任，盖矜心之内伏者，深矣！（癸卯三月）

傲为凶德，凡当大任者，皆以此字致于颠覆。（庚申九月）

前以八德自勉日：勤俭刚明，孝信谦泽。近日于勤字不能实践，于谦浑二字，尤觉相违，惊愧无已！（甲子四月）

见于家书的，如：大抵第一要除骄傲气习，中无所有，而夜郎自大，此最坏事。（道光二十四年甲辰七月廿日禀父母）吾人为学，最要虚心。……故吾人用功，力除傲气，力戒自满，母为人所冷笑，乃有进步也。（道光二十四年甲辰十月甘一日致诸弟）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约有二端：一日长傲，一日多言。……凡傲之凌物，不必定以言语加人。……余在军多年，岂无一节可取？只因傲之一字，百无一成。（咸丰A年戊午三月初六日致沅弟）天地间惟说谨是载福之道，骄则满，满则倾矣。凡动口动笔，厌人之俗，嫌人之鄙，议人之短，发人之覆，皆骄也。（咸丰十一年辛酉正月初四日致澄弟）为人与为学，初戒骄奢二字。（同治四年乙丑五月公五日致澄、沅二弟）余一切循谦恭之道，欲破除藩篱，而黄（正斋）不免拘谨。（道光二十九年已酉二月初六日致诸弟）

再见于家训者，如：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娇奢倦怠，未有不败。（偷纪鸿）

以上都有关戒傲的话。其在杂署笔记中“气节”与“傲”一篇所论傲之为害，尤属详切。认为“君子之道，莫善于能下，莫不善于矜”，“不自恃者，虽危而得安；自恃者，虽安而易危。自古国家，往往然也。”又书赠李口仙格言有云：“以才自足，以能自矜，则为小人所忌，亦为君子所薄。”又复李少奎书嘱其“不可误认简傲为风骨，风骨者，内足自立，外无所求之谓，非傲慢之谓也”。真是至理名言。

曾国藩悔缺之道的第二个方面是除惰如仇。

曾国藩在给诸弟的家书中曾说：“惟兄弟俱懒，我以有事而懒，六弟无事而亦懒，是我不甚满意处。若三人俱勤，则气象更兴旺矣。”

懒惰乃人生大敌。曾国藩在他的日记和家书中多有提及，以警示话弟和子侄，务要除去一“惰”字，是曾国藩修身智慧的又一重要见解。

见于日记的如：为人之道，亦惟骄惰二字，误事最甚。（庚申九月）军事有骄气、情气，皆败气也。孔子之临事而。惧，则绝骄之源，好谋而成，则绝情之源无时不谋，无事不谋，自无情时吴。（丙辰）昔年曾以居官四败，居家四败，书于日记，以自傲惕。居官四败，曰：昏情任下者败，……居家四败日：……子弟骄怠者败……（戊辰四月）近日省察自己短处，每日怠玩时多，治事时少。（甲子三月）百种弊病，皆由懒生。懒则弛缓，弛缓则治人不严，而取功不敢，一处迟则百处懈矣。（甲子三月）古来圣哲，胸怀极广，而可达天德者，约有四端，……自恨少壮不知努力，老来常多悔惧。（辛未二月）陈岱云言余第一要戒‘慢’字，谓我无处不著怠慢之气，真切中膏盲也。（壬寅五月）

其见于家书的，除前文中和“戒傲”联在一起的外，还有：吾辈现办军务，宜刻刻勤劳，士。农之力搞，去。买之趋利，如篙工之上摊，早作夜思，以求有济。（同治二年癸亥三月甘四日致沅弟）

他在复陈俊臣书云：“鄙人近岁在军，不问战事之利钝，但课一己之懒惰。”又在复葛章山的信中也说：“国藩生平，坐不敬、无恒二事，八年五十，百无一成，深自悔恨！”

这些，都是有关“除惰”的话。

见于家训的，如：勤字工夫，第一资早起，第二贵有恒。（同治二年癸亥十二月十四日寄纪瑞侄）余生平坐不恒之弊，万事无成。（咸丰九年己未十月十四日谕纪泽）人生惟有常，是第一美德。……年无分老少，事无分难易，但行之有恒，自如种树养畜，日见其大而不觉耳。（同治元年士成戌四月初四日谕纪泽）余生平有二耻：每作一事，治一业，辄有始无终，一耻也。少时作字，不能临摹一家之体，遂致屡变而无所成，迟钝而不适于用。二耻也。（咸丰八年戊午八二十日谕纪泽）

以上也都有关力戒怠情的话。其在杂著笔记中，又有“忠勤”一篇，略调“乱世多尚巧伪，惟忠者可以革其习；末俗多尚偷情，惟勤者可以遏其流。忠不必有过人之才智，尽吾心而已矣；勤不必有过人之精神，竭吾力而已矣。”

天下古今之庸人，皆由一做字致败。增国藩的这句警语，实谓一言以中的。生活在今天的我们，读之亦当深以为戒。修身成事，懒则庸，情则慢，懒惰正是适应庸才的瘟床，在曾国藩一再的告诫和叶咛里，望有心的智者，以此共勉。

曾国藩悔缺乏之道的第三个方面是控仇如蛇。

曾国藩在给沅弟的家书中说：肝气发时，不惟不和平。并不恐惧，确有此境，不恃弟之在盛年为然，即余渐衰老，亦常有勃不可遏之候。但强自禁制，降伏此心，释氏所谓降龙伏虎。龙即相火，虎即肝气也。多少英雄打此两关不过，亦不仅余与弟为然。要在销遏抑，不令过炽，即降龙也；所谓惩忿，即伏虎也。释儒道不同，而其节制血气，未尝不同，总不使吾之嗜欲股害之躯命而已。

在这封信里，曾国藩很是精彩地论述了控制自己的情绪的道理。的确，人在逆境面前或在不顺心的人或事面前，总是易怒，爱发火。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不对，关键是你要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使自己的怒气有所张弛，这就不容易了。

肝火过旺，不但于事无补，反而令损伤自己的形象，甚至有害于自己的身体。我们学习曾国藩的修身之法，能有效地控制自己的总怒和偏激，对于我们的人生和事业当有莫大益处。

曾国藩的四弟曾国茶是其手下的一员大将，曾国藩时刻都在关心着他的弟弟的事业和身体，当他得知曾国整患了“易怒症”之后，马上去信说：“今年以来，苏浙克城甚多，独金陵迟迟尚无把握，又他项奇细，不如意之事机，不入耳之言语纷至迭乘。余尚温郁成疾，况弟之劳苦百倍阿兄，心血久亏数倍于阿兄乎？余自春来，常恐弟发肝病，而弟信每含糊言之，此四句乃露实情。此病非药饵所，能为力，必须将万事看空，毋恼毋怒，乃可渐渐减轻。蜂蛤螫手，则壮士断其手，所以全生也。吾兄弟欲全其生，亦当视怒如蜂蛇，去之不可不勇。至嘱至嘱。”后来又去信补充说：“大抵任天下之大事以气，气之郁积于中者厚，故倔强之极，不能不流为忿激。以后吾兄弟动气之时，彼此互相劝诫，存其倔强，而去其忿激，斯可耳。”“视忿激如蜂蛇”，一旦忿激临身，大丈夫当勇于斩断，以全其性命，如己不能断，则期他人劝谏，以及自谏。真正如此为之者，世间人少矣。曾氏之论，实有大哲之风。

曾国藩在其家书、日记和家训中多有论及控制忿激的戒条警句，现摘录其中一部分如下，以期同诸位共鉴：此心偏激清介。殊非载福之道。当力移宽大温润一路。（己未十二月日记）余天性偏激，痛自刻福惩治者有年，而一触即发，仍不可遏。殆将终身不改矣，愧像何巳！（壬戌九月日记）（吴）竹去。以一“耐”字教我，盖欲我镇躁以归于静，以渐几于能贞也。此一字足以医心病矣。（癸卯正月月记）“静”字全无工夫，欲心之凝定，得乎？（壬寅正序日记）近日之失，由于心太弦紧、无籽和之意。以后作人，当得一松字，意味日来。（己未十一月日记）治心之道，先去其毒：阳恶。曰忿，阴恶曰欲。治身之道，必防其患：刚恶曰暴，柔恶曰慢。治口之道，二者交惕：曰慎言语，曰节饮食。（壬予正月日记）余比告（唐鉴）先生，谓素有忿恨，不顾气习，偏于刚恶。既而有窥所病，只是好动不好静。（壬寅十月日记）饭后遂及小故，予大发忿语，不可遏，有志身及亲之忿，虽经友人理谕，犹复肆口漫骂，比时绝无忌惮：……我自蓄此忿，仅自反数次，余则但知尤人。本年立志重新换一个人，才过两天，便决裂至此，虽痛哭而悔，岂有及乎？真所谓与禽兽抉择者吴！（癸卯正月日记）余个老矣，忿不能惩，欲不能窒，客气聚于上焦，深用愧恨，古人所以资于为道日损也。（壬寅十月日记）捐忿之心，蓄于方寸，自咎局址太小，不足任天下之大事。（戊午十二月日记）坐车中频生气，虽下人不甚能干，实由惩忿全无工夫，遂至琐细足以累其心。（癸卯正月日记）心绪作恶，因无耐性，故刻刻不能安适。（戊午十二月日记）见隋观察时，词色太厉，令人虽堪。退而悔之。（任戌二月日记）近日心绪之恶，襟怀之隘，可鄙可耻。甚矣！变化气质之难也。（壬戌十月日记）此后当于勤、俭、谨、信四字之外，加以忍字、浑字，痛自针反，以求益炳炮之明，作补牢之计。（壬戌十二月日记）凡遇牢骚欲发之时，则反躬自思，吾果有何不足，而蓄此不平气，猛然内省，决然去之。不惟平心谦抑，可以早得功名；亦且养此和气，可以消减病患。（咸丰元年辛亥致诸弟书）弟性偏急似余，恐怫郁或生肝疾，幸息心忍耐为要。（咸丰七年丁已九月十二日致沅弟书）大抵胸中抑郁，怨天尤人，不特不可以涉世，亦非所以养德；不特无以养德，亦非所以保身。（咸非八年戊午三月三十日致沅弟）曾耿恭简公谓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带勇亦然。兄之短处在此，屡次谆谆教弟亦在此。（咸丰八年成午二月十七日致沅弟书）吾自服官及近年办军务，中心常多郁屈不平之端，每效母大人指腹示儿女曰：“此中蓄积多少闲气，无处发泄。”……景况更有令人难堪者，吾惟忍辱包羞，屈心抑志，以求军事之万有一济。（咸丰四年甲寅十一月亏七日致诸弟书）我军若坚一静字法，可期万稳。（咸丰十一年辛酉六月初六日致沅弟书）余于左、沈二公之以怨报德，此中诚不能无芥蒂。然老年笃畏天命，力求克去褊心忮心。尔辈少年，尤辈少年，尤不宜妄生意气，着不得丝毫意见。（同治六年丁卯三月二十八日字谕纪泽）

曾国藩缺悔之道的第四个方面在于消忌如患。

曾国藩在同治九年庚午六月初四日给他的两个儿子纪泽、纪鸿的家书中，非常透彻地论及了“伎”、“求”的危害：余生平略涉先儒之书，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而要以不歧不求为重。忮者，嫉贤害能，沽功争宠，所谓‘怠者不能修，总者畏人修’之类也。忮不常见，每发露于名业相伴、势位相得之人；求不常见，每发露于货财相接。仕进相防之际。将欲造福，先去忮心，所谓‘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欲立品，先去求心，所谓‘能无穿窬之心，而又不可胜用也。’不去，满怀皆是荆棘；求不去，满腔日即卑污。余于此二者，常加克治，恨尚未能扫除净尽。尔等欲心地干净，宜于二者，痛下工夫，并愿子孙世世戒之。附作忮求待二首录后。并书日课四条，令二予各自勤勉，每夜以此相课，每月终以此相猪，转寄诸侄共守，以其有成焉。附忌求待二首：善莫大于恕，德莫由于妒。妒者妾妇行，琐琐奚此数。已拙忌人能，巴塞忌人遇。已若无事功，忌人得成务；已若无党援，已人得多助。势位苟相敌，畏逼又相恶。已无好闻望，忌人文名著；已无贤子孙，忌人后嗣裕。争名日夜奔，争利东西骛。但期一身荣，不惜他人污。闻灾或欣幸，闻祸或悦豫。问渠何以然，不自知其故。尔宣神来格，高明鬼所顾。天道常好还，嫉人还自误。幽明丛垢，邑，乖气相回互。重者灾汝躬，轻亦灭汝柞。我今告后生，像然大觉悟。终身让人道，曾不失寸步。终身祝人善，曾不损尺布。消除嫉妒心，普天零甘露。家家获吉祥，我亦无恐怖。（右不忮）知足天地宽，贪得宇宙隘。毛无过人姿，多欲为患害。在约每思丰，居困常求泰。富求千乘车，贵求万钉带。未得求速偿，既得求勿坏。芬馨比椒兰，磐困方泰岱。求荣不知厌，志亢神愈泰。岁澳有时寒，日明有时晦。时来多善缘，运去生灾任。诸福不可期，百殃纷来会。片言动招尤，举足便有碍。戚戚抱殷忧，精爽日调疾。矫首望八荒，乾坤一何大！安荣无遮欣，患难无遮熟。君看十人中，八九无倚赖。人穷多过我，我穷犹可耐。而况处夷途，奚事生嗟汽？于世少所求，俯仰有余快。俟命堪终古，曾不愿乎外。（右不求）

嫉妒他人的成就出己之有，乃骄客庸客之病态心理，曾国藩说：“终身让人道，曾不失寸步”，而留美德于世，遗清名于史，这种能宽人、让人、以至容人的博大胸怀，正是每一位有志于修身的人所应铭记的。

妒可恼人，妒能伤人，妒还能至人于死地，古今范例举不胜举。曾国藩的过人之处，从这封家书中可见。

无所节制地贪婪，无有限度地去苛求，是纵欲的极端。任何的物、情和功、名都是有限制的，无求并不可取，过于的索取，更是疲累心神，最终落得个一无所有。这种无求和苛求的辩证关系，一百多年前的曾国藩论述得可谓深速，可谓透辟。“忮求”乃人生不可或取的精神上的衍生物，只要一个人生活在物欲横流的社会里，这种情绪总会在不经意里维绕心头。如何消除它，或者如何把它变化为自己向上的动力，愿我们能从曾国藩的两首诗里寻得答案，并从中获取启示。

曾国藩关于“无忮无求”的成条还有很多，比如在癸卯二月日记中有“夜读（张）杨国先生集，中有数条，如破我恢求之私，当头棒喝。”

再如：近来每苦心绪郁闷，毫无生机，因思寻乐，约有三端：勤劳而后想息，一乐也；至淡以消使心，二乐也；读书声出金石，三乐也。一乐，三乐，是咸丰八年所曾有志行之，载于日记者。二乐则近日搜求病根，这未拨去者，必须于未死之前，拔除净尽，乃稍安耳。（车未四月日记）自省目病之源在肝，肝病之源，则由于忮心名心，不能克尽之故。在室中反复自讼，不能治事。（车未四月日记）凡人凉薄之德，约有三端，最易触犯。闻有恶德败行，谈之娓娓不倦。妒功总名，幸灾乐祸，此凉德之一端也。……居卑思尊，日夜自谋，置其身于高明之地。……此凉德之二端也。……动辄区别善恶，品第高下，使优者未必加劝，而劣者几无以自处。此徐德之三端也。余个老矣，尚加戒之！（己未九月日记）近来焦虑过多，无一日游于坦荡之天，总由于名心太切，欲见太重二端。……今欲去此二病，须在一“淡”字上著意。（辛未三月日记）每日游思，多半是要人说好，为人好名，可耻！而好名之意，又自谓比他人高一层，此名心之连结于隐微者深也。（壬寅正月日记）凡喜誉恶毁之心，即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于此关打不破，则一切学问才智，适足以欺世盗名。（壬寅正月日记）余生平虽颇好看书，总不免好名好胜之见，参预其间。……当从“敬、静、纯、淡”四字上痛加工夫。……但养得胸中一种恬静书味，亦稍自适矣。（士子日记）万事付之空寂，此心转觉安定。可知往时只在得失场中过日子，何尝能稍自立志哉？（癸卯二月日记）心中实无所得，不能轻视外物，成败毁誉，不能无所动于心，甚愧浅陋也。（戊午十二月日记）胸襟广大，宜从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苏泰、张仪、公利、衍辈，有排山倒海、飞沙走石之势，而孟子能不为所摇，真豪杰之士，足以振厉百世者矣！（己未五月日记）余饱历世故，而胸中犹不免计较将迎，何其也！（己未四月日记）吾涉世数十年，而有时犹起计较之心，若信命不及者，深可愧也！（己未五月日记）

缺悔之道的第五个方面：禁欺如火。

自欺和欺人本中国儒学之大忌，曾国藩作为封建古典派示范人物，对此也有独到的修身哲学。他曾欲以“八本”名堂，其中就有立身以不妄语为本一目庚申四月日记人纵观曾国藩一生，他于此的修行不可谓不厚，不能说不彻，在他的日记里，就有多次关于勇禁欺妄的论述，如：

季师意欲余致力于考试工夫，而金以身弱为辞，岂欺人哉？自欢而已。暴弃至此，尚可救药乎？（癸卯二月日记）

窦阑泉来，言理见商，余实未能心领其语意，而妄有所陈，自欺次人，莫此为甚！总由心有不诚，故词气虚矫，即与人谈理，亦是自立浅陋，河外为人，果何益哉？（壬寅十一月日记）

客来示以诗艺赞叹语不由中，余此病甚深。孔子之所谓巧令，孟子之所（？），其我谓乎！……欺人自欺，灭忠信，丧谦耻，皆在于北。切戒切戒！（壬寅正月日记）

现人作应制诗而泱之，不忠不信，何以为友？圣人所谓“善柔更佞之损友”，我之谓矣。（癸卯二月日记）

人必中虚，不著一物，而后能真实无妄。盖实者，不欺之谓也。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别著一物。……其所以自欺者，亦以心中对著私物也。（壬寅十一月日记）

言多谐谁，又不出自心中之诚，每日言语之夫，直是鬼蜮情状，是问其也？（癸卯二月日记）

昔年于慎独居敬等事，全未用功，至今衰老，毫无把握，悔之晚这！（庚午闰十月日记）

不欺人也不自欺，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因为这关系到一个人的忠信、谦耻，曾国藩的这些思想，实可用来救治当世之病。作如修身的必备条件，作为人本质上至纯、至善、至美的生命体系，它并将随着人类的不断繁衍和进化，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尊重和崇尚。

曾国藩缺悔之道的第六个方面：寻过如疾。

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讲的便是修行的人要善于反省，要善于求己之过。他人之过易寻，己之过难求，这恐怕是世上庸人的通病，而曾国藩却于此可谓典范。

关于曾国藩求过的方法，张辉在《曾国藩之谜》中总结了两点：第一是自己求过，便是记日记。日记的功效是很大的，只要能诚实不欺，无事不记，如曾国藩的日记，便能做到这一步。他日记中说：近时河南倭灵峰（仁）前辈，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皆记出。

因此他便依照倭仁的办法，在日记中写出自己的过失，时时警惕以求改过。

他的日记中找出自己的过失的例子很多：前以八德自勉曰：勤、俭、刚、明、孝、信、谦、浑，近日于勤字不能实践；于谦、浑二字，无党相违，悚愧无已。小珊前与予有隙，细思皆我之不是。苟我素以忠信待人，何至人不见信？苟我素能礼人以敬，何至人有慢言？且即令人有不是，何至肆口慢骂，忿戾不顾，见于忘身及亲若此？此事予有三大过：平日不信，不敬，相恃太深，一也！此时一语不合，忿恨无礼，二也！组把之后，人反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

直到他年衰官高，勤求已过仍不肯稍宽。他说：“吾平日以敛字教人，而吾近来饮食起居，殊太丰厚。咋闻魁时若将军言，渠家四代一品，而妇女在家，并未穿着绸缎软料；吾家妇女亦过于讲究，深恐享受太过，足以折福。”又说：“人而不勤，则万事俱废，一家俱有衰象。余于三四月内不治一事，于居家之道，大有所报，愧惊不已！”这种勤求已过的精神是一般人不可及的。

记日记并不是难事，日记而用楷书，已是不易；而楷书日记终身不间断，便非有极大毅力的人不容易做到了。

曾国藩求过的第二方法，便是请求朋友和兄弟直言相告。他说：“安得一二好友，胸襟旷达，萧然自得者，与之相处，砭吾之短。其次则博学能文，精通训治者，亦可助益于我。”又说：“余身须有一胸襟恬淡者，时时何吾之短，以相箴规，庶不使‘矜心’生于不自觉。”

至于他请兄弟常进箴规，我们可以在他的家书中常常看到。如说：“诸弟远隔数千里外，必须匡我之不逮，时时寄书规我之过。务使累世积德，不自我一人而堕。庶几持盈保泰，得免速致颠危。诸弟能常进箴规，则弟即吾良师益友也！”外间指摘吾家昆弟过恶，吾有所闻，自当一一合弟，明责婉劝，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岂宜秘而不宣？九弟谏余数事，余亦教九弟：静虚涵泳，萧然物外。喜谈怒垢，乃是人的常情。但朋友对于曾国藩的忠告，他可真肯接受。他说：竹上。教我曰：“耐”。子尝言竹如“贞”足干事，予以缺者“贞”耳！竹如以“耐”字教我，盖欲我镇躁以归于静，以渐几于能“贞”也。此一字，足以医心病矣！作梅言：‘’见得天下皆是坏人，不如见得天下皆是好人，存一番熏陶玉成的心，使人乐于为善云云。盖讽余近日好言人之短，见得人多不是也！

许多居大位的人，因为听不到一句逆耳的话，听不到一句真实的舆论，结果把他的前程葬送了。曾国藩这种“勤求已过”、“喜闻冷言”的态度，是很难得的。闻过则喜，而且勇于改过，曾国藩对尊亲家训，如所谓的“太好八恼”，无不格遵奉行。如：接家信，大人教以保身三要，曰：“节欲，节劳，节饮食。”又言：“凡人交友，只见得朋友不是而我是，所以今日管鲍，明日奏越。”谓我与（郑）小珊有隙，是尽人欢竭人忠之过，宜速改过，走小珊处，当面自认不是。又云：“使气亦非保身体之道。”小子读之信然！小子一喜一怒，劳逸疗痒，无刻不签于大人之怀也：若不敬身，真禽兽矣！（壬寅正月日记）

对于诸弟，常函调“余有错处，弟尽可一一直说。”（同治三年甲子五月甘三日致沅弟书）“凡吾有过失，澄、沅、洪三弟各进箴规之言，余必力为惩改。”（咸丰八年戊午十一月甘三日致诸弟书）“贤弟闻我近日在外，尚有错处，不妨写信告我。”（咸丰九年己未五月初六日致澄弟书）“贤弟远隔数千里，必须匡我之不逮，时时寄书规我之过。……诸弟能常进箴规，则弟即吾之良师益友也。”（道光二十五年已巳五月初五日致诸弟书）曾氏对于友人，有所劝戒，无不欣从立改。他与陈作梅书云：“军中稍暇，……乐近正土，喜闻迂直之言以自警。”如“邵万西面责予数事：一日”慢“调交友不能久而敬也。二日：咱是”，调看诗文多执己见也。三日“伪”，谓对人能作几副面孔也。直哉！吾友。吾日蹈大恶而不知矣。（癸卯二月日记）陈岱云言余第一要戒“慢”字，谓我无处不著怠慢之气，真切中膏育也。又言予于朋友。每相恃过深，不知量而后入，随处不留分寸，卒至小者组路，大者凶隙，不可不慎。又言我处事不患精明。患太刻薄，须步步留心。此三言者，皆药石也。直哉岱云，克敦友谊。（壬寅正月日记）曾氏一度意在趋时。许仙屏致函规劝，曾国藩复函即谓：“来示‘趋时者，博无识之喜，损有道之真。’谨当书绅铭佩，……仍守吾拙，不妄悦人。”可谓从善如流。他尝自称：明师益友，重重夹持，能进不能退也。……余之益友，如倭灵峰之瑟们令人对之肃然：吴竹如、窦阑泉之精义，一言一事，必求至是。吴于序、邵蕙西之谈经，深思明辩。何予贞之谈字，其精妙处，无一不合；其谈诗尤最符合。……冯树堂、陈岱云之立志，汲汲不遑，亦良友也。“镱海先生，吾虽未曾执贤清业，而心已师之矣。”（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十月甘六日致弟书）在另一家书，又提及汤海秋、黄子寿、王少鸥、朱廉甫、吴事（？）、庞作人等，皆有才有志之士。至刘孟容、郭嵩泰，则为其生死患难之交。后又谓：“近以居位太高，虚名太大，不得闻规谏之言为虑。……内有直弟，外有畏友，庶几其免于大戾乎。居高位者，何人不败于自是，何人不败于恶闻正言哉？”（庚申十一月日记）其复毛寄云书云：“大局溃坏之秋，深恐霄越，诒知己羞。所刻刻自惕者，不敢恶规谏之言，不敢怀愉安之念，不敢妒忌贤能，不敢排斥异己，庶几借此微识，少补过拙。”所以他立志改过自新，丝毫不敢放肆。对于郑小珊的隙末，曾自认有三大过错（壬寅正月日记），终于癸卯十月，谨遵父命，乘机至小珊家谢罪，尽释前嫌（癸卯十月甘六日禀父母及致诸弟书）。

至对僚属，他在总督署内，曾撰有一联云：“虽圣哲难免过差，愿诸君说论忠言，常攻吾短；凡堂属略同师弟，使僚友行修名立，方尽我心！”

语出至诚，目必感召。曾国藩严劾李元度徽州战败潜归一案，初不见谅于人，实则情以可原，法无可恕。刻词中固已为留余地，虽被参革，并未判刑。事后复～再表示愧悔。此在家书中屡次道及。如：李次青之才，实不可及。吾在外数年，独觉愧对此人。弟可与之常通书信，一则稍表余之歉忱，一则凡事可以请益。（咸丰八年正月十一日致沅弟）次青之事，弟所进箴规，极是极是。吾过矣！吾过矣！吾因郑魁士享当世大名，去年袁翁两处及京师台像，尚屡疏保郑为名将，以为不防与李并举。又有“郑罪重，李情轻，暨王悦意招之”等语，以为比前折略轻。逮拜折之后，通首读来，实使次青难堪。个弟指出，余益觉大负次青，愧悔无地！余生平于朋友中，负人甚少，惟负次青实甚，两弟为我设法，有可挽回之处，余不惮改过也。（同治无年士戌六月初二日致沅、季两弟）

曾氏实则在咸丰八年戊午六月初四致沅弟书中早已说过：“浙抚晏公，于全浙肃清案内保举次青以道员记名，遇有江西道员缺出，清简放。将来玉山守城案内，余亦当优保之，苦尽回甘，次青今日得蔗境矣。”后经密流保，卒得复任黔南军事。所以李元度在挽曾氏诗中，有“末路时多故，前期我负公，雷霆与雨露，一例是春风”之句。

到了晚年，曾国藩还时常反省悔过，惟恐不及：“悔不胜悔，而精力疲惫，自问更无晚盖之力。”（己已八月日记）“日月如梭，修已秋分，学业既一无所成，而德行不修，尤悔丛集，自顾党无湖除改徙之时，忧愧易己！”（己巳八月日记）“余年来出处之间，多可愧者，为之局（？）不安，如负重疚。年老位高，岂堪常有咎悔之事？”（庚午十月日记）

他在直督任内，办理天津教案，为顾及当时国势，不欲速启兵端，教委曲求全，一面缉拿滋事元凶，一面坚拒府县议抵，本属至当之策，及备受官民责骂。嗣回任江督，逾月事定，他与友人书，还说“内疚神明，外惭清议，深自引咎而已。”■悟经二：松驰有道，全张必破

——曾国藩认为，居官处世重在松驰，一味求快，必得欲速则不达。

很多人都喜尚功名，但却又害怕失败，失败好比是一面黑色了镜子，因无法再重现，自己而恐惧无从。曾国藩认为：成败全在己！

〇明悟实战：得不喜，失不忧

得不足为喜，失不足为忧，这便是曾国藩对事物态度。

曾国藩精通历史，善于总结成败经验。唐太宗有三面镜子，其中之一是：“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中国有效法古人的传统。尤其是遇到大是大非以及难以决为的疑难事时，往往从老祖那里寻找答案。《资治通鉴》的编纂也是让宋代皇帝吸取历史经验，作到“善可为法，恶可为戒”。但是，并不是怕有的历史经验得靠得住的，如果一味法古，拘泥于过的做法，那也是很危险的事。曾国藩在审视以往的中国历史时，尤其是重大历史关头时，认为往往成功与失败并存，不存在一定成功或一定失败的必然性。因此他提出处大事、决不疑、不可拘泥于往事之成败的重要论断。他举了三个典型的事例：

第一件事是汉景帝时诸候王势力极大，大臣晁错建议“削藩”，即削弱地方藩国的权力，景帝采纳了这一建议，但很快激起吴、楚等七个诸候王国的叛乱，他们以诛晁错为中起兵造反，景帝派太尉周夫平叛。这时，当过吴王丞相的爰盎向景帝建议说：只要杀了晁错，叛军就会罢兵。景帝因事出仓猝，就采纳了这一建议，晁错因上被杀。但叛军并没有罢兵，继续进攻，景帝知道自己上当，连忙加强军事部署，最终将叛乱平定了。

第二件事是明初。朱无璋死后，由他的长孙朱允火文即帝位。他采纳大臣齐泰、黄子澄的建议，实行“削藩”。但燕王朱棣以诛“奸臣”齐、黄为名，起兵反抗。这时也有人向建文帝建议，诛杀齐、黄，换取燕王罢兵。建文帝没有采纳。战争打了四年，燕王攻占了南京，建文帝不知所终。齐、黄等人受到族诛。

第三件事发生在清朝。康熙时吴三桂等坐镇西南等地，大臣米思翰建议康熙认为“撤亦反，不撤也反”，因此决定撤藩。吴三桂等果然起兵叛乱。最多时已占领了江同大部分省份。这时索额图建议杀掉提出和赞成撤藩的人，康熙帝不以为然。经过八年的战争，最终平定了三藩之乱。

曾国藩认为：“此三案者最相类，或诛或宥，或成或败，参差不一。士从夫处大事，决大疑，但当熟思是非，不可泥于往事之成败。以迁就一时之利害也。”

曾国藩还通过观察，得出亡国之君从某一些做法上能够看出来。唐昭宗的例子他认为最能说明问题。

唐昭宗时王室衰落，地方军事统帅各自拥有重兵，对抗中央。昭宗想有所作为，想发兵讨伐李茂贞，并责成宰相杜让能主持军务，杜让能再三辞谢，言他日臣徒受晁错之诛，也不能弭七国之祸。不久，李茂贞进逼兴平，朝廷禁军败溃，京城大震。茂贞上疏请诛让能。让能曰：臣固先言之矣。昭宗涕下不目，曰：与卿决矣。是日贬让能梧州刺史，不久赐自尽。曾国藩认为“斯则无故受诛，其冤有甚于晁错、齐泰、黄子澄。昭宗既强之于前，复诛之于后，复诛其所以为亡国之君也。”通过对历史的反国，曾国藩开阔了自己的胸襟，对过去的事很后悔，他说：国藩在军时，有一时与人定议，厥后败挫，有时将过错归各于人，有时还露出不满的亲子，都是因为见理未明的缘故耳。

曾国藩还通过石敬瑭反唐之事，得出“事故归咎于谋主者，乃庸人”的结论。他说：后庸潞王虑石敬塘之将反，李崧、吕琦劝帝与契丹和亲，薛文遇阻之。帝欲移石敬塘镇郓州，文遇全力赞成。厥后敬塘反，引契丹大破唐兵，唐王见薛文遇曰：我见此物肉颤，几俗抽佩刀刺之。曾国藩得出结论说：大抵事败而归咎于谋生者，庸人之恒情。

〇明悟实战：官场浪浊，撑舵须稳

官场之浪甚浊，易毁身频欲，须全力把持自己心才是一般而言，人总是随环境变化而改变、调整自己的行为。而作为官宦之人，随着位高权重，保守自己既定利益的倾向越发加重。胡林翼曾说：“人一入宦途，全不能自己做主。”清朝的康熙皇帝有过一句名言，说穿了士在夫的本质：“士子负笈而行时，以天下为易；跌蹶经营，一入高位，反成尸位”。曾国藩称得上是权位越高，责任感越重，趣敢于负责任的人。

清朝自嘉庆以后，世风日下。至道光朝更成鱼烂之势。大小官僚耽于享乐。腐朽入肌，无人肯讲真话、干实事。如道光最庞信的宰相曹振镛，在变到为官之道时公然说：“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这样的官场，为自保功名富贵，圆滑弥缝，不负责任，已成为成交气。以致于咸丰帝大骂群臣：“试问诸臣午夜门心，何忍何安？若不痛加改悔，将来有不堪设想者矣！”“尔等甘为大清国不忠之臣，不亦愚乎？”相形之下，此时年轻的曾国藩就显得器宇卓迈，不随流俗。他出身于湘乡的普通农家，童年时还在湘乡蒋市街卖过菜，离纸醉金迷的都市生活很远；进京之后，又长期在翰林院读书，沾染官场习气少，保存的书生本色多，因而，在朝廷内外交困之际，就能挺身而出，于柔糜浮滑的官僚群体中，狡自表现出阳刚之气。

道光三十年正月，道光帝病故。这位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皇帝临终前立下遗嘱：说自己无德无能，丢弃祖宗脸面，因此决定死后自己的娄位不讲太庙，也不用郊配，不让臣民祭奠他。这当然是对自己最严重惩罚了。由于道光帝的遗嘱用的是“朱谕”，即亲笔书写，这就不得不令他的继承人重视起来，因此，咸丰帝即位后立即让臣下讨论，曾国藩当时是礼部侍郎，他责无旁贷要拿出意见来。在他上奏前，朝廷大臣都认为，“大行皇帝功德懿铄，郊配既断不可易，庙袱尤在所不行。”曾国藩经过十余日的慎重考虑，上疏明确提出：进太庙应是确定无疑的，但无庸郊配一项，则不敢从者有二，不敢违者有三焉。曾国藩详细阐述不敢遵从的二个理由，及不敢违背道光帝遗嘱的三个理由。仍认为道光皇帝无庸郊配是对的。这等于说，道光帝不配臣民祭奠他。

尽管理由是儒家的仪礼，但这是需要万分的勇气的。因为已死的道光帝本人很可能是做做样子，并不是真心要如此，更何况他的继承人也不会听任自己的父亲自贬自损，想抬高还来不及呢！再者，大臣们又有明确的“公议”，曾国藩如此“不识时务”，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因此上疏的未尾用“不胜惶悚战栗之至”这样的话，也是班露心情的真话。咸丰帝的御批是有肯定之词，但心中很不满意曾国藩这个侍郎。但曾国藩认定的是天下之理，所以奏疏一个接一个上，批评也逐渐升级，最后连刚继位的皇帝也有“三大缺失了”。

第一道是《应诏陈言疏》，所述为人才问题，指出“方今天下，因循坠废，可谓极矣，吏治日坏，人心日浇”；又对如何培养人才、整饬吏治提出自己的看法。接着，又上《务陈日讲事宜疏》、《议汰兵疏》、《备陈民间疾苦流》、《平银价疏》等等，分别对当时的政治、军事、社会、经济诸问题提出切要透彻的看法。

在《备陈民间疾苦流》中，他指出了民心涣散将导致天下大乱的严峻现实：臣听说国家贫穷不足不患，只有民心涣散，则是最大的忧患。古代最富的时候是隋文帝时期，然而忽然灭亡了，原因就是失去民心，最贫困的时期莫过于汉昭帝初年。然而又逐渐安定下来，是因为能安抚民众。……我皇上爱护民众的诚心，大大超过前。只是因为那些太守县令……不关心民众的疾苦，致使圣主的德政不能到达民众之中，而民间的疾苦不能反映上来。

在曾国藩所上的诸疏中，在当时影响最大的是《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

曾国藩指陈缺失，第一条指出皇上只是在小处谨慎，反而忽视大处，而且有的谨慎到不该谨慎的地方。每天察察于小事，而对于国家的大计必然有所疏漏而没有时间去深究了。所谓国家的大计，包括哪些方面呢？即如广西一事，大的问题是安排人事，其次是审查衡量地方的利益，再次是对军事需慎重其事。

第二个缺失是自去年开言路以来，难道没有一二个上乘之计，然而它们的归宿，大抵都以“不用议”三字了结。其中有被特殊嘉奖的，如颁布诏令褒扬倭仁，但不久针他疏远到万里之外，降旨以答谢苏廷魁，不久便将他斥为乱道之流，这些足以说明皇上缺少求言的真意，只以纳谏的虚文来掩饰。

第三指出皇帝“威福自专”：在最近的圣旨中，都说罢黜大权，由皇上亲自掌握。皇上的本意，认为中间没有毫丝的私心。自古的重要直臣，不只使他成名而已。所以将借助他的药石，以折损皇上骄傲侈奢的萌芽，培养他的风骨，养育他的威风，以防在有事时折冲之用，所谓疾风知劲草。如果不取这种人，就必然专门录取那种阿谀奉承的人，可以肯定这种人绝对不敢说出一句逆耳的话而违背皇上的意图。而稍有锋芒的人，必然磨他的棱角而折损他的骨气。一旦有事，则朝都是拖沓泄气之流，袖手旁观，一筹莫展而已。平常不储备刚强正直而有能力的人，以培养其风骨和养其威棱，有事的时候哪里有人才可以供使用！

这一奏疏大有孟了批评专制的遗风。这样激切亢直的谏疏，不但那些日保富贵的官僚们无人敢写，就是初生之犊不怕虎的曾国藩，也是壮着胆子头一遭。据说，咸丰审读后，开始是发怒，将原疏掷于地；继而又说：“拘执太甚，迂腐久通”；再后来心里平静下来，为表示开明，又加以褒答。

这几次上疏，是曾国藩在这一时期的主要作为。一方面表现了他的政治抱负和远见；另玟面也显示了不疸世故，直道而行的书生本色。几篇谏疏使他在朝野内外赢得敢一直谏、忠诚为国的政治声名。从清廷到湖南老家，有许多人称赞曾国藩的这种做法。就在上疏不久，好友胡大任给曾国藩来信，盛赞他不顾个人安危，上疏朝廷，并具体谈了自己的想法。曾国藩读信十分感佩，回信说：今天才知老朋友的心。你能为民众的痛苦而务心，想拯桑梓于水火，起疮痍而沐浴之，我表示钦佩。

当曾国藩没有上书咸丰的缺失前，他的同乡好友罗泽南去信责怪曾国藩只上言枝叶，不讲求根本，其中有“有所畏而不也言者，人臣贪位之私心也；不久其本而徒言其末者，后世苟且之学也”四句话，曾国藩读后，感触很深。实际上，当时曾国藩已上书咸丰，但罗泽南还不知此事。当曾国藩接到好友的信后，说“与我上疏的意见相符，万里神交，真是不可思议”，立即将上书摘录全文，请罗泽南阅读并指教。并请山中老朋友如刘蓉、郭嵩焘、江岷樵、彭筱房、朱尧阶、欧晓岭等人，一一阅看。

果然，老朋友得知真实情况后，对曾国藩更加刮目相看，曾国藩的名气确实大了许多。

曾国藩在京师为官时以敢言著称，经历许多世变后，人变得聪明起来，即对不关己的事有时装糊涂。其中有两个人例子比较典型。

一是同治时太监安德海因慈禧宠信而肆无忌禅，贪婪成性。朝野之人早有欲杀之而谢国人之心。适逢安德海出京，经直隶时，曾国藩作为直隶总督完全可以按“本朝家法”将安太监捉拿，但他知道事情轻重，不敢造次。同时，他为免与太监相交结之嫌，对这位权热炙手可热的人避而不见。这充分说明曾国藩处事之圆通。后来安德海入山东境，终被处死。晚清人说，这一“令名本可得人曾公”，即是说曾国藩可以以此成名。但曾国藩处事一向谨慎，尤其是晚年，惟恐跌蹶，因而慎之又慎。

我们再看看曾国藩对清廷处理苗沛霖一案所体现出的态度。

苗沛霖本是文生员，后来团练首领，从布政使衔任川北道员，后举兵围攻寿州城，曾国藩把这看成是“天下之变也”。事情发生后，寿州富绅孙家泰、练总徐立壮为抗苗沛霖，竟引捻军相助，曾国藩说这是“变中之变也”。朝廷得报后，又令李世忠秘设圈套，设法将苗歼灭，曾国藩称之为“变中之又一变也”。他对苗沛霖的多重身份以及清政府的是非不明大惑不解，《日记》中说：为官兵、为团练、为捻匪、为发逆、为先叛后官之捻、为先官后叛之捻，互相厮杀，意莫辨其孰是孰非，孰顺孰逆！世变至此，如何收拾？余以遍体疮痒，两手作疼，不能作一事，终日愁闷而已。

数日之后，他与李鸿章谈及此事，俩人都为清廷不明正苗沛霖反叛逆之罪，而感到愤慨，认为这几件事，“皆颠倒是非，大拂人心，言之慨然！但由于曾国藩心存顾忌，不敢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师生俩人欷觑一阵，发了点感慨外，还是奉行”事不关己“的态度。咸丰十一年（1851）十月，曾国藩从六安州牧处获悉，苗沛霖破寿州后，不杀安徽巡抚翁同书，并请翁奏明朝廷，自己并非叛逆。曾国藩愈加感到”天下事真愈出愈奇矣。“曾国藩在当天送人的条幅中写下这样一句”精典：人不可以才自足，以能自矜，既为小人所忌，亦为君子所薄。这大概也是有感而发吧。

一方面，看准时机，冒着生命危险犯颜直谏，另一方面，在不利于自己的情况下，明知不对，少说为佳，其中除了年纪经历不同使人变得谨慎的因素之外，恐怕与曾国藩入局与避局的方圆之道不无关系吧。

曾国藩的处世之道，实际上是一种灵活辩证的处世态度和方法。因此，虽然他处世中勤于功名，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恪守仁义的宗旨未改，而在做事为人的“形”上却是一生三变。

综观曾国藩一生的思想倾向，他是以儒家为本，杂心百家为用上述各家思想，几乎在他每个时期都有体现。但是，随着形势、处境和地位的变化，各家学说在他思想中体现的强弱程度又有所不同，这正反映了曾国藩善于运用各家学说的“权变”之术。

曾国藩的同乡好友欧阳兆熊曾经为，曾国藩的一生有三变是早年在京城时信奉儒家，治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时采用法家，晚年功成名就后则转向老庄的道家。这个说法大体上勾画了曾国藩一生三个时期的重要思想特点。

曾国藩的儒学基础之扎实，就是他在京城作官时期打下的。他用种朱理学这块敲门砖敲开了作官的大门之后，并没有把它丢在一边，而是对它进行了深入研讨。在新的里，他得到了唐鉴、倭仁等理学大师的指拨，登堂入室，其理学素养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这种身心修养在儒家是一种“内圣”的功夫，通过这种克己的“内圣”功夫，最终达到治国平天下这目的。他还发挥了儒家的“外王”之道，主张经世致用。曾国藩对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的深入研求，是他这个时期的重要思想特点，而对于这一套理论、方法的运用，则贯穿地他整个一生。

太平天国起，曾国藩临危受命，组织湘军镇压农民起义。在这个时期，尤为鲜明地表现出他对法家严刑峻法思想主张的摧崇。他提出要“纯用重典”，认为非采取烈火般的手段不能为治。而且，他还向朝廷表示，即使由此而得残忍严酷之名，也在所不辞。他确实也是这样做的，他设立审案局，对所捕农民严刑看起来打，任意杀戮。他还规定，不完粮者，一经抓获，就地正法。在他看来，儒家的“中庸”之道，在这个时候行不通了。

曾国藩的老庄思想，始终都有表露。他常表示，于名利之处，须存退让之心。自太平天国败局已定，即将大功告成之时，这种思想愈益强烈，一种兔死狗烹的危机感时常萦绕在心头。他写信给弟弟说，自古以来，权高名重之人没有几个能有善终，要将权位推让几成，才能保持晚节，天京攻陷之后，曾国藩便立即遣散湘军，并作功成身退的打算，以免除清政府的猜忌。

世谓曾国藩以禹墨为体，老庄为用，实则曾国藩在1858年以前以禹墨为体，申韩为用（申不害、韩非）。1858年以后，始改而趋巽顺。如果将曾国藩的一生处世也按三个阶段来划分，亦各有其特点，第一阶段，为锐意进取奋发向上的时期，第二阶段，为擘画经营，功德圆满之时；第三阶段，为自概自抑，持盈保泰，不在胜人处求强的平和时期。民国的何贻盤说：

就曾公之三个时期而言，则早年生活，如朝暾初出，气象蓬勃。无论情感意志，学问德行，均有蒸蒸日上之概。及至中年，则如白日丽天，盛极一时，无论道德学问，事业文章，均有渐臻成熟，无以复加。泊乎晚年，宛若斜阳晚照，好景无多，虽德量愈醇，令人仰慕，志气事功，亦少退矣。

可见曾国藩的处世，不仅是一生三变，甚可说是一生多变。他是在随时调整自己的人生策略。

曾国藩从刚方有余到懂得藏锋和圆通处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间经过了炼狱般的砥砺。从咸丰七年（1857）二月十九日奔至家，到咸丰八年（1858）六月初七日再山由湘乡动身赴浙江，是曾国藩居家的一段时间。在这一年半当中，是曾国藩一生思想、为人处世的重大调整和转折的时刻。这段时光中，他反复痛苦地回忆、检查自己的前半生。自入仕途，以孔孟为宗旨积极入世，对自身的修养严厉酷冷，一丝不苟，对祖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坚定胸怀。持身严谨，奋发向上，关心国事，留心民情，因而赢得君王信任和同僚的尊崇，十年京官春风得意。正是抱有这种信念，以一文官而白手建军、治军，5年来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出生入死。但是，为什么皇为反而不信任？为什么上至枢垣，下至府县，都那么忌恨自己？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又日夜苦读，重阅《左传》、《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希望能从这些书里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然而，这些书他已读得烂熟了，重翻读，只能找到自己过去的思维印迹，并未发现新东西。

在百思不得其解时，曾国藩试图绕开儒家经典，到道家那里寻求“真经”。为此，他认真阅读了以前看来，但并不相信的《道德经》、《南华经》等老庄的著述。这些书名为出世之学，但曾国藩重读，却为他的立身处世指点了迷津。你看：同样为人处事，孔孟主张直率、诚实，而申韩等法家却主张以强碰强，硬对硬，老庄则主张以柔克刚，以弱胜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江河所以为百谷之王者，以其善下”。下反崦是王，弱反而能强，柔则是至刚。用老子的言论对比自己过去的行事，他发觉自己处直截了当，用的是儒家的至诚和法家的强权，表面上痛快干脆，似乎是强者，结果处处碰壁，实质上是失败，是弱者。到头来弄得上上下下到处是敌人，前前后后处处是障碍。过去也知道“大方无隅”、“大巧若拙”，但一直没有真懂，所以自己的行事恰好是有隅之方，有形之象，似巧实拙。而真正的大方、大象、大巧是无形无象、鬼斧神凿的。“大柔非柔，至刚无刚”，太妙了！读到这里，曾国藩如同从黑夜里一下子走上了光明世界，豁然开朗。

从这次以后，曾国藩处世为人，由先前的求正变为后来的迫圆求通。他自己承认，“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人家不是。自从丁己、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年，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曾国藩这里把家居的上自称为“大悔大悟”之年，他自认为前后行事“迥不相同”了。

曾国藩大彻大悟后的巨大改变，使他的朋友都有所感觉，胡林翼就说他“无复刚方之气”。出山之前，他对清廷上下的官场习气很是反感，“与官场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而再次出山之后“改统易辙，稍觉相安。”其中原因人多不知，只在他的至亲密友中私下告知他自己学问思想方面的变迁，行为处世方面的变化，曾国藩个人对自己的“大彻大悟”既是痉的，又是满意的。苦在被迫放弃了自己前半生的信与行为；得意在毕竟发现了为人处世的“真正”秘诀——“大柔非柔，至刚无刚”。

至咸丰八年（1858年）六月初七日，一度抑郁不得志的曾国藩再次出山，品味了“大柔非柔，以屈求神”这一处世哲学的妙处。出山后，曾国藩首先去见了骆秉章和左宗棠，以取得湘湖实力派人物的理解与支持。

的确是这样，曾国藩来长沙几天，主要是遍拜各衙门，连小小的长沙、善化县衙他也亲自造访。堂堂湘军大帅，如此不记前嫌、谦恭有礼的举动，使长沙上下的官场人人都感到再次出山的曾国藩的确像换了个人，既然曾大帅如此谦薛，他们纷纷表示全力支持湘军，消灭“长毛”。经过曾国藩的一番拜访、联络，赢得了湖南省大小官员的好评，他们表示要兵给兵、要勇给勇、要饷供饷。

经与骆秉章、左宗棠商量，决定湘军张运兰部4000余人、萧启江部4000余人、吴国佐部1500人由曾国藩亲率入浙，首先抓紧备饷、备械。

曾国藩在长沙逗留十几天，随后乘船又到武昌。在武昌亦如长沙，衙衙拜访、官官恭问，胡林翼自不必说，武昌城里的官员也无不表示对曾国藩的支持，同湖南一样，为湘军供饷供械。随后，曾国藩沿江东下，到黄州府下游50里处的巴河，这里驻扎着彭玉麟的数营水师，军大将彭玉麟、杨载福、李续宾、鲍超、李元度、杨国栋、彭寿颐、曾国华等人都集中在这时等着与曾国藩商量军机。

在彭玉的麟的座船上，曾国藩与这些阔别一年多的部下见了面，他们商量了下一步的行动。曾国藩提出：湘军的最终目标是攻下江宁，所以军事重心不能离开长江两岸的数省，力量要由西向东使。石达开南窜，我们不能让他牵着走。目前浙江紧张，只能派部分兵力，地方绿营监视，不能轻意言战。所以，下一步的作战方案是：曾国荃的吉字营继续围攻吉安；李续宾、彭玉麟、曾国华、鲍超等营进入安徽战场，落足点是安庆；其余部队由曾国藩本人率领，奉旨驰援浙江。

计议已定，诸安按计而行。曾国藩亲率萧启江、张运兰、吴国佐各部援浙；李续宾拨出所部朱品隆、唐义训的1000余人任曾国藩的亲兵护卫营。曾国藩命部队到江西河口集结，自己则去了南昌，拜会江西巡抚耆龄。耆龄深知曾国藩再次出山的来头，也不像陈启迈、文俊那样为难曾国藩，也主动答应为湘军从应粮草、军饷，这就使湘军基本通过了军饷难关。

咸丰八年八月（1858年9月），曾国藩命部队由河口出发到江西广信府铅山集结。此时石达开已由浙江南走福建，曾国藩率部在赣闽两省之间的戈阳、双港、金溪等地驻守，九月间，在江西建昌暂驻，准备去云际关入福建，此时，刘长佑军已驻新城，准备出关入福建，曾国藩即命张运兰、萧启江由广昌、杉关入闽，而他的大营一直驻在建昌，直未移动。

总之，曾国藩的这次更心出山，更多的由于经历了全面的自我改造，深深领悟了处世的圆通之光，最终改变了世家居前的困顿难艰地位。

〇明悟实战：快慢舞步，不可抢拍

曾国藩说：终身涉危蹈险，如履薄冰，却能自全其身，自己守其道，尽己之性而知天命，下学上达，这些都是阮籍为人处世最重要的原则。

他有这样悟语：做官的人，比一般人办事方便得多；做大官的人，往往他想都没有想到，就已有人帮他把事办好了。不仅他自己是这样，就是他的家人往往也是一言九鼎，颐指气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无限风光尽被占。这就叫一人得道，鸡犬千天。所以位高权重的人，就不能不对自己的行为特别小心，包括对自己家人的言语也当格外谨慎。

早在道光年间，他就嘱咐家人，千万不能到衙门里说公事。如果闯入衙门，一方面有失乡绅的气度，一方面也使曾国藩蒙受羞侮；同时还会使地方长官难堪，有时会被地方长官所鄙薄。所以他多次嘱托家人，即使自家有事，情愿吃亏，千万不可与他人构衅争讼，以名胜被地方长官怀疑为仗势欺人。

曾国藩深知因史上许多高官败在身边人手上，所以当他的叔父打着他父亲和他旗号去干预地方公事后，他立即写信予以制止。并讲了一番此乃败家误国的道理。最初，他的叔父不以为然，甚至有些气愤，这时还是曾国藩的父亲搬出“祖训”来，曾国藩的叔父才收敛起来。

到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权势更大了，曾国藩也更加谨慎。《悟经》中有这样一段悟语：捐务公事，我的意思是老弟绝不多说一句话为妙。大凡人官运极盛的时候，他们的子弟经手去办公务也是格外顺手，一唱百和，一呼百应。然而闲言碎语也由此而起，怨恨诽谤也由此而生。所以我们兄弟应在极盛之时预先设想到衰落之时，在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先考虑到衰时百事拂逆之际。弟弟你以后到长沙、去衡州、回湘乡应把不干预公务作为第一重要的原则。这是为兄我阅历极深之言，望弟千万铭记在心。

曾国藩一直称自己畏天而不怕天，畏死而不怕死。而他要怕的则是别人对他进行言语方面的攻击。他和曾国荃同领一个军队，这是一种很特殊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曾国藩尤其谨慎。他对弟弟说，我出任地方官，如果仅带一个弟弟在身边，那么好事未必见九弟之功，坏事必专指九弟之过，不可不慎，如何处理这种关系呢？曾国藩写了一副对联与弟弟共勉：为平世之官，则兄弟同省，必须回避；为勤王之兵，则兄弟同行，愈觉体面。

曾国藩在治军上的战略战术的核心思想也是以谨慎为怀的，这种谨慎则表现为以退为进，不轻易出击，保存实力，后发制人。从咸丰九年二月，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兵者不得已而用之。常存一不敢为先之心；须人打第一下，我打第二下。”正是这一思想的具体表现。

处世以小心谨慎为要，这便是曾国藩尽力避免失败的一个重要方向。

〇悟世经典：情志屡迁

言物行恒，诚身之道也，万法基于此矣。余病根在无恒，故家内琐事，今日立条例，明日乃散温，下人无常规可循，将来莅众，必不能信，作事必不能成。戒之！数日来心沾滞于诗，总由心不静，故不专一，当力求主一之法，诚能主一，养得心静神恬，到天机活泼之时，即作诗亦自无防。我今尚未也，徒以滔躁之故，故一日之耳，情志屡迁耳。——引自《曾国藩箴言录》之二

〇名家圈点：顺逆皆天宠

人的处世修身都应该有一定的遵循，一定的准则和目标，也就是要有一处精神和信仰。扩展开来，对一个团体甚或是一个民族、国家亦应如此。但是如果把这种精神信仰神化到迷信的地位，教条地遵循它，其实就变成了一种俗见，必将给你的人生及事业带来不幸。比如我们若把有志者事竟成当做绝对有效的信条去信奉，或者流于顽固，或者在屡次的失败不能自拨。把“志向”当做万能的神灵不知道去依据客观的环境、条件去调整自己的行为或志向。再比如把慈善与仁义奉做万能的神明，那么当你面临真的凶恶和粗暴的时候，你则只能是坐以待毙的羔羊。有些俗见是自己造成的，有些欲见是社会形成的。而对社会性的俗见，就更应当有一种说“不”的精神，可以说曾国藩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曾国藩讲抗争，与命运抗争，与逆境抗争，甚至与生死抗争。但他也颇有一种阿Q精神，即当逆境时，回头望一望那些不如自己的人，也就增加了生存的希望。

生命不可轻，生的抗争毕竟要比死的昭示更具实际性，改造性。怎样才能够珍视自己的生命呢？按曾国藩的做法，就是要少抱怨客观，多从自己找不足，因而曾国藩说：君子之处顺境，兢兢焉常觉天之过厚于我，我当以所余补人之不足。君子之啬境，亦兢兢焉常觉天之厚于我——非果厚也，以为较之尤啬者，而我固已厚矣——古人所谓“境地须看不如我者”，此之谓也。

曾国藩说：君子但知有悔耳，悔者，所以守其缺，而不敢求全也。小人则时时求全。全者既者，而吝与凶随之矣。众人常缺而一人常全，天道屈伸之故，岂若是不公乎？今吾家荣耀乡里，兄弟无故，京师无比美者，亦可谓至万全者矣。故兄但求缺陷，名所眉曰“求缺斋”，盖求缺于他事，而求全于堂上，此则区区这至愿也。

对此，曾国藩联系到居家之道，他说，家中旧债不能悉清，堂上衣服不能多办，诸弟所需不能一给，亦求缺陷之义也。内人不明此意时时欲置办衣服，兄亦时时教之。今幸未全行，待其全时，则吝与凶随之矣，此最可畏者也。

贤弟夫妇诉怨于房闼之间，此是缺陷，吾常常思所以弥其缺，而不可尽给其求，盖尽给则渐几于全矣。吾弟聪明绝人，将来见道有得，必且是余之言也。

在事业上，曾国藩同样主张，不可因遭受挫折，而停止自己的努力与奋斗，他给弟弟的信中说，今受折黜，未免愤怨。然及此正可困心积虑，大加卧薪尝胆之功，切不可因愤废学。他说，无故而怨天则不必不许，无故而尤人则不必不服，感兴之端，自然随之。因此，曾国藩找到了对自己负责的办法，他说：凡遇牢骚欲发之时，须反躬自思。吾果有何不足，而蓄此不平之气，猛然内省，决然去之。不惟平心谦抑，可以早得科名，亦且养些和气，可以消灭病患。他并且认为，胸多抑郁，怨天尤人，不特不可以涉世，亦非所以养德；不特无以养德，亦非所以保存身。他最后总结道：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至于怨天本有所不敢，尤人则常不能免，亦皆随时强制而克去之。弟若欲自儆惕，似可学阿兄丁戊二年之悔，然后痛下针砭，必有大进。曾国藩特别注重“坚挺其志”，反复向其弟子们解说其说。他说：“以志帅人，必成大事；以心养身，终为圣人。”他的这一感悟之言以作为原则遗留至今。

二　曾国藩的感悟诚言：“内心不死，求生才有底气”

人活于世，势在争气，即所谓“人争一口气”。有许多人皆因缺乏志气，而一事无成。曾国藩特别注重“坚挺其志”，反复向其弟子们解说其说。他说：“认志帅人，必成大事；以心养身，终为圣人。”他的这一感悟之言以作为家训遗留至今。■悟经一：“倔强”之气

——人人都有好胜之心，因为都有血气。一旦冲撞，有人立即软如一块软面，望天叹然。曾国藩的信条是：“男儿自立必有倔强之气”。

曾国藩虽是一介文弱书生，身材精瘦，一对三角眼，看起来也不十分精神。但他性格倔强，意志坚强，正如他自己所说“吾兄弟皆秉承母体甚多”。曾的母亲江氏，性格倔强，不像他的丈夫曾竹亭，竹亭公在其父星冈公的声色俱厉之下，往往“起敬起孝，屏气扶墙，踌躇徐进愉色如初”，性格是相当儒弱的。对于长募，曾国藩最佩服的是冈公和自己的母亲。两位长辈刚强的性格，坚强的意志给他以很大影响。在曾获高这的仍然认为自己实不如祖父。他说：“国藩与国荃遂以微功列封疆而膺高爵，而高年及见吾祖者，咸谓吾兄弟威重智略，不逮府君（指星冈公）远甚。”他甚至为祖父深深委屈，认为：“王考府君威仪言论，实有雄伟非常之概，而终老山林，曾无奇遇重事，一发其意。”

曾国藩曾经豪迈地说过：“故男儿自立，必有倔强之气。”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〇感悟实战：霸气、霸心缺一不可

从曾国藩的诗文和军事生涯中都可以看出他意志坚强，并非懦弱之辈。他的诗文，很少有意味平淡之作，而多豪言壮语，雄奇这气溢于笔端，坚强的性格跃然纸上，如他30多岁做京官时作的一首诗：去年此际赋长征，豪气思屠大海鲸。湖上二月邀月饮，天边万岭挟舟行。竟将云梦吞如芥，未信君山铲不平。偏是东皇来去易，又吻草绿满蓬瀛。

就是这写字这件小事上，也可看出曾氏在性格特点。他不喜欢纤弱阴柔的字，而喜欢强劲阳刚的字。他说：“杜陵言‘书贵瘦硬’，乃千古不刊之论。”字体硬而瘦，正是阳刚风格的一种表现，俗话说：字如其人。写字虽是小事，却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性格。有些善于识才的人权凭一个人的字，就可看出一个大概。

咸丰元年四月二十六日（1858年5月26日），曾国藩在连上4篇奏折，备受皇上嘉许之后，又上《敬吴圣德三端，预防流醉疏》，这是一篇那个时代的铮铮直言，掷地有声的好文章。文章在对咸丰帝歌功颂德一番之后，十分尖锐地指出了咸丰帝可能出现的自矜才智、拒谏饰非的卑劣心态，以及朝廷可能面临的严峻政治形势。在“伴君如伴虎”的时代，上这捋虎须的奏折，实在是耿直得可以，坚强的可以。这篇奏折被以“求言”装饰门面的咸丰帝被览后，龙颜震怒“率其折于地”并且“召见军机大臣，欲罪之”幸有曾氏的恩师季芝昌等人求情。季说：此臣门生，素愚戆，惟皇上宽而宥之。咸丰帝才稍稍息怒。

在军事上，与太平天国作战的初期，屡战屡败，多次濒临绝境，用曾氏自己的话语是“屡败屡战”，他以其坚强的意志，顽强的作风，走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险滩，顽缲地缠住对手不放，最后竟取得了彻底的胜利。蔡锷说，曾国藩“出身词林，于兵事一端，素未梦见，而其所供之役，所毕之功，比之古今名将，毫不逊色”，做到了“武功灿烂，泽被海内”，毛泽东在早年也佩服曾，说：“余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之役而完美无缺。使今人易其位，其能如此乎？”曾氏以一书生带兵，取得辉煌的成就，其刚强的性格、坚强的意志，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们耐心体味一下曾国藩的“倔强”味道：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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