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戴逸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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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书序(戴逸文集；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重点资助项目)试读：
摛藻堂《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影印序
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160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从乾隆三十七年开馆征书，至乾隆四十三年，历时7年，共征集图书12 237种；然后由四库馆臣对内府藏书以及从各地征集的图书进行校订，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其中，应抄、应刻之书被认为是合格的著作，被收入《四库全书》，而应存之书则不能收入《四库全书》，仅仅是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存目。《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收入图书3 457种，凡79 070卷，装订成36 000余册，6 752函，成为中国历史上卷帙最多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的编纂抄写历时十余年，共抄出7部，全书底本藏于翰林院，第一部抄本藏于文渊阁，其他六部分别藏于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热河文津阁，是为北四阁；镇江金山文宗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杭州西湖文澜阁，是为南三阁。
当乾隆帝下诏开馆征书时，他已是63岁高龄的老皇帝了，这项浩大的工程能否在他有生之年完成，他自己也没有把握。用他的话说：“朕临御已三十余年，亦望七之岁矣，斯事体大物博，时略嫌迟”，于是乾隆帝便有了依照全书体例，另编一套卷帙较少的丛书的想法。同年五月初一日，乾隆帝颁下谕旨，以全书卷帙浩如烟海，不易检索为由，命在《四库全书》中“撷其菁华，缮为《荟要》，其篇式一如《全书》之例”。随后，便另外设立了《钦定四库全书荟要》修书处。至乾隆四十三年，《钦定四库全书荟要》第一部缮写完毕，保存在坤宁宫后御花园内的摛藻堂。两年以后又缮出第二部，存于长春园味腴书屋。
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焚圆明园，味腴书屋所藏《钦定四库全书荟要》被焚毁。藏于摛藻堂的《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则成为世间孤本。庚子事变，八国联军进北京，京城再遭劫掠，《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或存或亡竟至毫无消息。
1924年，北洋政府组织清室善后委员会，负责接收清点清廷文物图书，清点过程中，在故宫内发现了与其他字画杂物放置在一起的《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所幸该书不仅完整无缺，而且触手如新。在战乱频仍的年代，这部世间孤本竟得以保存下来，可谓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幸事。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民党政府把《钦定四库全书荟要》连同故宫文物运至西南，全国解放前夕，又把《钦定四库全书荟要》运到台湾。1985年，台湾世界书局将此书影印出版，精装16开本，共500册。由于《钦定四库全书荟要》的编纂宗旨不似《四库全书》那样面向民间，而仅供皇帝御览，所以该书有着《四库全书》无法与之相匹的特点。
如前所述，《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几经战火，已经是天壤间硕果仅存的珍品。由于清廷十分重视这部丛书，修书务求精美而不计资费。据目睹此书的台湾学者说，《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字体端严劲挺，纸白墨润，装潢考究”，这一点完全可以从世界书局的影印本中得到证实。
清代编纂《四库全书》的主要目的，在于搜集逸书，其结果必然是卷帙浩繁，“检玩为难”，而《钦定四库全书荟要》的编纂却是为了供皇帝一人御览，故其旨在于精而不在于多。所选图书均为先秦至清代久享盛名的图书精品，其思想学术、义理辞章俱属上乘。可以说，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精华尽备于斯。
自康熙时兴起的文字狱，到乾隆时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乾隆帝在诏令修《四库全书》的时候，也同时敕令对图书的内容严加审查。在这一意义上，清修《四库全书》，虽对保留、整理中国传统文化有所贡献，但与此同时，《四库全书》中也有相当一些图书文献失去了它的本来面目。由于《钦定四库全书荟要》仅供皇帝御览，因此，其所收图书在内容上也就务求完整，没有大量删改的必要。由于这一原因，《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收入图书种类虽然仅仅是《四库全书》的七分之一，而册数却近乎《四库全书》的三分之一，在原本保存、内容真实方面，《钦定四库全书荟要》胜于《四库全书》。
在《钦定四库全书荟要》编纂过程中，据以缮写的底本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内府刊刻本，这些刻本主要来自清内府图书刊刻机构武英殿；二是内府所藏历代善本和抄本；三是乾隆三十八年（1773）以后在民间征求到的书籍。在内府藏本和民间奉献的遗书中自然不乏宋元时期的旧本。再由于修书馆臣和誊录、校对的人员都具有相当的学识，他们缮写精细，校勘、核对精审，从而使得《钦定四库全书荟要》较少有错谬之处。时至今日，《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据为底本的许多宋元刻本已经不复存在，这就更突显了《钦定四库全书荟要》版本的珍贵。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档案丛刊”总序
2002年8月，国家批准建议纂修清史之报告，11月成立由14部委组成之领导小组，12月12日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清史编纂工程于焉肇始。
清史之编纂酝酿已久，清亡以后，北洋政府曾聘专家编写《清史稿》，历时14年成书。识者议其评判不公，记载多误，难成信史，久欲重撰新史，以世事多乱不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领导亦多次推动修清史之事，皆因故中辍。新世纪之始，国家安定，经济发展，建设成绩辉煌，而清史研究亦有重大进步，学界又倡修史之议，国家采纳众见，决定启动此新世纪标志性文化工程。
清代为我国最后之封建王朝，统治中国268年之久，距今未远。清代众多之历史和社会问题与今日息息相关。欲知今日中国国情，必当追溯清代之历史，故而编纂一部详细、可信、公允之清代历史实属切要之举。
编史要务，首在采集史料，广搜确证，以为依据。必借此史料，乃能窥见历史陈迹。故史料为历史研究之基础，研究者必须积累大量史料，勤于梳理，善于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进行从科学之抽象，上升为理性之认识，才能洞察过去，认识历史规律。史料之于历史研究，犹如水之于鱼，空气之于鸟，水涸则鱼逝，气盈则鸟飞。历史科学之辉煌殿堂必须岿然耸立于丰富、确凿、可靠之史料基础之上，不能构建于虚无缥缈之中。吾侪于编史之始，即整理、出版“文献丛刊”“档案丛刊”，二者广收各种史料，均为清史编纂工程之重要组成部分。一以供修撰清史之用，提高著作质量；二为抢救、保护、开发清代之文化资源，继承和弘扬历史文化遗产。
清代之史料，具有自身之特点，可以概括为多、乱、散、新四字。
一曰多。我国素称诗书礼义之邦，存世典籍汗牛充栋，尤以清代为盛。盖清代统治较久，文化发达，学士才人，比肩相望，传世之经籍史乘、诸子百家、文字声韵、目录金石、书画艺术、诗文小说，远逸前朝，积贮文献之多，如恒河沙数，不可胜计。昔梁元帝聚书14万卷于江陵，西魏军攻掠，悉燔于火，人谓丧失天下典籍之半数，是5世纪时中国书籍总数尚不甚多。宋代印刷术推广，载籍日众，至清代而浩如烟海，难窥其涯涘矣。《清史稿·艺文志》著录清代书籍9 633种，人议其疏漏太多。武作成作《清史稿艺文志补编》，增补书10 438种，超过原志著录之数。彭国栋亦有《重修清史艺文志》，著录书18 059种。近年王绍曾更求详备，致力10余年，遍览群籍，手抄目验，成《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增补书至54 880种，增加书目超过原志4倍半，此尚非清代存留书之全豹。王绍曾先生言：“余等未见书目尚多，即已见之目，因工作粗疏，未尽钩稽而失之眉睫者，所在多有。”清代书籍总数若干，至今尚未能确知。
清代不仅书籍浩繁，尚有大量政府档案留存于世。中国历朝历代档案已丧失殆尽（除近代考古发掘所得甲骨、简牍外），而清朝中枢机关（内阁、军机处）档案，秘藏内廷，尚称完整。加上地方存留之档案，多达2 000万件。档案为历史事件发生过程中形成之文件，出之于当事人亲身经历和直接记录，具有较高之真实性、可靠性。大量档案之留存极大地改善了研究条件，俾历史学家得以运用第一手资料追踪往事，了解历史真相。
二曰乱。清代以前之典籍，经历代学者整理、研究，对其数量、类别、版本、流传、收藏、真伪及价值已有大致了解。清代编纂《四库全书》，大规模清理、甄别存世之古籍。因政治原因，查禁、篡改、销毁所谓“悖逆”“违碍”书籍，造成文化之浩劫。但此时经师大儒，联袂入馆，勤力校理，尽瘁编务。政府亦投入巨资以修明文治，故所获成果甚丰。对收录之3 000多种书籍和未收之6 000多存目书撰写详明精切之提要，撮其内容要旨，述其体例篇章，论其学术是非，叙其版本源流，编成200卷《四库全书总目》，洵为读书之典要、后学之津梁。乾隆以后，至于清末，文字之狱渐戢，印刷之术益精，故而人竞著述，家娴诗文，各握灵蛇之珠，众怀昆冈之璧，千舸齐发，万木争荣，学风大盛，典籍之积累远迈从前。唯晚清以来，外强侵凌，干戈四起，国家多难，人民离散，未能投入力量对大量新出之典籍再做整理，而政府档案，深藏中秘，更无由一见。故不仅不知存世清代文献档案之总数，即书籍分类如何变通、版本庋藏应否标明，加以部居舛误，界划难清，亥豕鲁鱼，订正未遑。大量稿本、抄本、孤本、珍本，土埋尘封，行将澌灭。殿刻本、局刊本、精校本与坊间劣本混淆杂陈。我国自有典籍以来，其繁杂混乱未有甚于清代典籍者矣！
三曰散。清代文献档案，非常分散，分别庋藏于中央与地方各个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教学研究机构与私人手中。即以清代中央一级之档案言，除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1 000万件以外，尚有一大部分档案在战争时期流离播迁，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此外，尚有藏于沈阳辽宁省档案馆之圣训、玉牒、满文老档、黑图档等，藏于大连市档案馆之内务府档案，藏于江苏泰州市博物馆之题本、奏折、录副奏折。至于清代各地方政府之档案文书，损毁极大，但尚有劫后残余，璞玉浑金，含章蕴秀，数量颇丰，价值亦高。如河北获鹿县档案、吉林省边务档案、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河南巡抚藩司衙门档案、湖南安化县永历帝与吴三桂档案、四川巴县与南部县档案，浙江、安徽、江西等省之鱼鳞册，徽州契约文书，内蒙古各盟旗蒙文档案，广东粤海关档案，云南省彝文傣文档案，西藏噶厦政府藏文档案等，分别藏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甚至清代两广总督衙门档案（亦称《叶名琛档案》），被英法联军抢掠西运，今藏于英国伦敦。
清代流传下之稿本、抄本，数量丰富，因其从未刻印，弥足珍贵，如曾国藩、李鸿章、翁同龢、盛宣怀、张謇、赵凤昌之家藏资料。至于清代之诗文集、尺牍、家谱、日记、笔记、方志、碑刻等，品类繁多，数量浩瀚，北京、上海、南京、广州、天津、武汉及各大学图书馆中，均有不少贮存。丰城之剑气腾霄，合浦之珠光射日，寻访必有所获。最近，余有江南之行，在苏州、常熟两地图书馆及博物馆中，得见所存稿本、抄本之目录，即有数百种之多。
某些书籍，在中国内地已甚稀少，在海外反能见到，如太平天国之文书。当年在太平军区域内，为通行之书籍，太平天国失败后，悉遭清政府查禁焚毁，现在中国，已难见到，而在海外，由于各国外交官、传教士、商人竞相搜求，携赴海外，故今日在外国图书馆中保存之太平天国文书较多。20世纪内，向达、萧一山、王重民、王庆成诸先生曾在世界各地寻觅太平天国文献，收获甚丰。
四曰新。清代为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之过渡阶段，处于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之中，产生一大批内容新颖、形式多样的文化典籍。清朝初年，西方耶稣会传教士来华，携来自然科学、艺术和西方宗教知识。乾隆时编《四库全书》，曾收录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利玛窦《乾坤体仪》，熊三拔《泰西水法》《简平仪说》等书。迄至晚清，中国力图自强，学习西方，翻译各类西方著作，如上海墨海书馆、江南制造局译书馆所译声光化电之书，后严复所译《天演论》《原富》《法意》等名著，林纾所译《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等文艺小说。中学西学，摩荡激励，旧学新学，斗妍争胜，知识剧增，推陈出新，晚清典籍多别开生面、石破天惊之论，数千年来所未见，饱学宿儒所不知。突破中国传统之知识框架，书籍之内容、形式，超经史子集之范围，越子曰诗云之牢笼，发生前所未有之革命性变化，出现众多新类目、新体例、新内容。
清朝实现国家之大统一，组成中国之多民族大家庭，出现以满文、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傣文、彝文书写之文书，构成为清代文献之组成部分，使得清代文献、档案更加丰富，更加充实，更加绚丽多彩。
清代之文献、档案为我国珍贵之历史文化遗产，其数量之庞大、品类之多样、涵盖之宽广、内容之丰富在全世界的文献档案宝库中实属罕见。正因其具有多、乱、散、新之特点，故必须投入巨大之人力、财力进行搜集、整理、出版。吾侪因编纂《清史》之需，贾其余力，整理出版其中一小部分；且欲安装网络，设数据库，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贮存、检索，以利研究工作。唯清代典籍浩瀚，吾侪汲深绠短，蚁衔蚊负，力薄难任，望洋兴叹，未能做更大规模之工作。观历代文献档案，频遭浩劫，水火兵虫，纷至沓来，古代典籍，百不存五，可为浩叹。切望后来之政府学人重视保护文献档案之工程，投入力量，持续努力，再接再厉，使卷帙长存，瑰宝永驻，中华民族数千年之文献档案得以流传永远，沾溉将来，是所愿也。
《清代人物传稿》序言
历史是人类自觉活动的产物。一切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活动，都是人所策划、人所参与、人所进行的。离开了人，就无所谓历史。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一书中写道：“‘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卷，118～1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历史上的任何辉煌业绩都是由人类完成和创造的。每个个人都参加了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因而必定会在历史上留下痕迹，对历史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当然，就单个个人而言，在多数场合下影响总是很微小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且个人的力量和作用常常会相互抵消，被淹没在波涛汹涌的历史的汪洋大海之中。只有集中和代表着许多个人的意志和行动，亦即阶级的、集团的意志和行动才是强有力的，才能够在历史的戥盘中显示出分量。
历史唯物主义从来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要着重研究各个阶级、各个集团的利益、性格、意向、行为以及它们之间的矛盾斗争，这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动力。但我们一点也不抹杀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因为杰出的个人正是群众利益的代表者，群众意志的体现者，群众行动的组织者。杰出的历史人物最善于体察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群众的意愿，最能够反映本阶级的利益，把社会发展已经成熟了的任务提到日程上来，并且能够动员和组织群众，为实现某个历史目标而努力奋斗。个人的行动可以在历史上发生巨大的作用，加速或延缓社会的发展。他的意志、才能、性格、作风、爱好都会影响具体事件的发生、发展，使得历史的进程打上个人品质的印记，而具有特殊的外貌。历史发展有其客观必然性，但这种必然性离不开个人因素的偶然性，必然性要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如果不是许多具有自由意志的个人的活动，历史本身将不复存在，也就没有历史的必然性。马克思说：“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版，第4卷，3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因此，历史研究离不开对一个个人物进行具体的研究。过去的历史书籍详细地记载了许多人物的思想和行动，以此作为主要内容。例如著名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所开创的“纪传体”史书就是这样。一部二十四史，绝大部分是人物的传记，其中保留有各个时期、各种人物的大量生动丰富的记录，这是我们宝贵的历史遗产。应该说，研究历史人物个人的生活经历、言论行事和品格特征是历史学家的职责。
正是因为这样，我们编写了这部《清代人物传稿》，希望通过对形形色色的人物的剖析，更深入地理解清代的历史。清代离现在的时间很近，和现实息息相关。有清一代三百年的历史是一个天翻地覆、动荡剧烈，发生了重大转折的时期。曾经创造了古代灿烂文明的封建的中国，越来越落后于西欧国家，终于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灾难深重，与之进行了激烈的反抗。中国在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暴风雨中摸索前进。当然，清代的三百年，也有它的成就和业绩，经济上繁荣兴盛，达到了封建经济的高峰；政治上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思想文化上成果累累，创造辉煌。众多的人物活跃在清代历史的舞台上，演出了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这些人物，有的叱咤风云，顺应历史的潮流，不愧是站在时代前头的英雄；有的杀身成仁，为国家和民族的生存而英勇献身；有的矢志革新，以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复兴为己任；有的以创造性的科学技术成果和思想文艺作品造福人民，嘉惠后世。但也有的干了卑鄙龌龊的勾当，留下不光彩的名声，成为历史的小丑和民族的罪人。不了解一个时代众多形形色色人物的活动，也就不会了解这个时代。记述和研究清代人物的经历、行事、思想、贡献以及他们的品德、才能、作风、爱好等，将给人以有益的启发和借鉴，将是从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去透视有清一代的历史。
已有的清人传记很多，可谓汗牛充栋，但今天仍有根据新观点、新体例重新进行编写的必要。现存的清人传记汇编，如《清史稿》，《清史列传》，《国朝耆献类征》，《碑传集》正、续、补编，《八旗通志》，《清儒学案》，《满汉名臣传》，等等，都卷帙繁富。另外，文集、地方志、野史、笔记、家谱中还有很多传记、行状、逸事、墓志铭、神道碑等等。我们根据71种清人传记汇编做了粗略的计算，有传记可寻的清代人物有四万多人，这还是很不完全的统计，地方志和文集中的很多传记尚未全部包括在内，实际数目还要大大超过。这样丰富浩瀚的清人传记资料是我们在工作时必须认真采择、精心吸取的，不充分利用这一巨大的宝藏，就不可能写成高质量的《清代人物传稿》。但是，已有的传记存在着不少缺点，不能适应今天的需要。我们要写的人物传，不是旧传记的选录、拼凑或简单改写，两者在指导思想、体例风格、评价标准、写作目的方面是完全不同的。对于过去的传记，我们应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而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批判地继承、利用。
已有的清人传记有如下一些重大的缺陷。第一，传记选录和评价人物的标准是按照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拟定的，所以达官贵人、忠臣孝子、贞女节妇充斥于旧史传中，并被大加颂扬，其中很多并不是重要人物。第二，散见于文集、家谱中的大量传记，很多是“谀墓”之作，为了夸耀父祖或朋友的功德，竞立佳传，隐恶扬善，颂词盈篇，沽名钓誉，其真实性是可疑的。第三，许多传记形成刻板的写作公式，枯燥地记录传主的仕途经历、官职升转，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缺乏特色，较少对本人的事业、言行做生动、具体的记述，更少对人物的精神面貌、内心世界进行深入的探索。第四，清人的传记虽很多，有一人而数传、十数传的，但很多却是辗转相袭，大同小异，改头换面即成新传，内容重复，文字雷同。第五，真正在历史上起作用的许多重要人物，旧的史传中却记载很少，语焉不详。如农民起义的领袖，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人物，才能卓越的妇女，有贡献的科学家、技术家、发明家，以及华侨、实业家、工匠、民间艺人、医生、拳师、僧道喇嘛、宗教人士等等。今天，要为这些人编撰传记，深感资料缺少。
正因为已有的清人传记有上述缺陷，我们才组织了《清代人物传稿》的编写。所收人物的时间，起于努尔哈赤在东北兴起，迄于辛亥革命、清朝覆亡。将网罗和记述这三百多年间比较重要的各方面人物，估计有2 000人，篇幅暂定20卷，全书分为上、下两编，齐头并进，分别出版。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只有遵循这一科学的思想，历史才能够成为真正的科学，我们才能够透过纷纭复杂的现象去认识历史的本质，才能够正确地记述和评价各种历史人物。我们将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坚持从实际出发，详细地占有材料，经过认真的研究，力求真实地、公正地反映历史人物，做到“求实”和“存真”。真实性是任何历史著作的灵魂，我们应该秉笔直书，言必有据，还历史人物以本来的面貌，不能虚构夸大，随意剪裁取舍，或者用现代人的模型去想象、改铸、评价古人。这部传记以记事为主，寓论于史，少发议论，实事求是地评价人物，不苛求，不溢美，不隐恶。历史人物都是环境的产物，要如实地反映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思想、行动、性格，使人理解为什么恰恰在这一时代，恰恰在某个特定阶级、阶层之中，出现了这样一些历史人物。
作为历史传记，在尊重真实的前提下，还要求记述生动，文辞优美。我国许多优秀的历史传记，本身又是文学作品，写得文采风流，人物形象鲜明，栩栩如生。达到这样的水平当然是很不容易的，但无论如何，科学内容和优美形式的结合应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我们的水平有限，人力不足，缺乏经验，编写这样一部大型的人物传记必定会碰到很多困难。我们将全力以赴，团结一致，谨慎从事，有计划、有步骤地分工协作。我们将邀请众多各方面的专家一起来参加编写，只有依靠集体的力量和智慧，才能够构筑、绘制这一漫长、丰富而绚丽多彩的清代历史人物的画廊。目前，这一工作正在进行，《清代人物传稿》的上编和下编各写成了第一卷，分别由中华书局和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期待专家和读者对本书进行批评、帮助，以利于我们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错误，继续前进，努力去完成今后更繁重的编写任务。
《清通鉴》序言
历史是已经消逝了的人物、事件、典章制度的汇集。各个阶级、各个群体、各个人物在历史舞台上进行活动，扮演种种不同的角色，或则伟大，或则渺小，或则光彩，或则丑陋，给后世的人们造成继续生存和发展的新环境。由此世代延续，流淌而成漫长、曲折的历史长河。人们总是要回顾这条长河的源头，现实包孕在过去之中，是从过去发展而来，要正确地认识现实，必须追溯源头，了解过去。我们的祖先是怎样在漫长的岁月中披荆斩棘，拼搏奋斗，历尽艰险，才取得进步，创造了今天的新天地？历史向我们详尽地诉说这一切，诉说先辈们的苦难和忧虑、探索和努力、成就和挫折、经验和教训。
因此，历史是一部生活的教科书，人们总是从先辈的经历中学会如何面对今天的问题，去开辟未来的道路。一个国家和民族，为了更好地前进就必须经常温习历史，回顾过去。当然，历史的条件、场景迅速在变换，不可能出现一模一样的人和事，因此，历史的经验教训不能一成不变地生搬硬套。但滚滚流淌的历史长河中又会不时地出现许多相似之点，某些历史场景在不同的条件下会一再重复出现，因此，治理邦国、整饬吏治、建立制度、制定政策、进行战争、运用战略、保护良善、惩治邪恶、发展生产、整顿社会又有着普遍的规律和共通的法则。人们从学习和研究历史中了解并熟知这些规律、法则，并加以运用，推动着历史的前进。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光辉传统的国家，历代中国人勤于修史，善于学史。宋朝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开创了通鉴体历史著作。宋神宗御制序言中称：“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教，断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荒坠颠危，可见前车之失；乱贼奸宄，厥有履霜之渐。《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故赐其书名曰《资治通鉴》。”封建社会中人们研究和撰写历史的目的和今天不完全一样，但以史观政、以史褒贬、以史为鉴、以史育人则是一样的。
继司马光之后，清代毕沅撰写《续资治通鉴》、夏燮撰《明通鉴》，使通鉴体史书一脉相承地传续下来，丰富了史学著作的园地。有清一代三个世纪的历史，史料浩如烟海，内容尤为重要，但大规模的整理撰述工作尚待进行，迄今还没有一本较详尽的通鉴体史书。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在山西人民出版社的支持和协助下，决定撰写《清通鉴》，网罗三百年史迹，详其史实，著其人物，明其典章制度，考其记载同异，述一代之盛衰，究世事之治乱，示过往之教训，揭历史之规律。清朝灭亡至今尚不到一百年，距今天极为切近，与现实紧密衔接。清代历史十分重要，在其后期，中国受外国的侵略，从独立的封建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始出现了微弱的近代工业和商业，初步建立了近代军队和近代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制度。尽管步履蹒跚，但古老的中国在缓慢地前进，经历了许多艰难曲折，走上革命道路，推翻了旧社会，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历史形成了20世纪的旧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落后，国家受欺，人民贫穷，文盲充斥，生产力水平和文化教育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必定会碰到更大的困难，要付出更艰巨的努力和更漫长的时间。只有认清和把握历史形成的中国国情，我们才能真正懂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政策，才能从历史中汲取智慧，鼓舞勇气，明辨方向，坚定我们前进的决心和信心。
本书编纂时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历史事实无限丰富，且十分丛杂。我们从繁复纷纭的历史资料中选取较重要者，编次排比，略其枝叶，显其本质，辨其同异，正其讹误。我们致力于叙述史事的过程、原委，我们的历史观点和态度即寓于史事的陈述中，事实正确而清晰，是非曲直，已在其中。通鉴属编年体史书，以时为经，以事为纬，按年月编排，唯重大史事适当地集中，或回溯，或延伸，追踪其来龙去脉，使首尾完整，一目了然。文字则使用浅显文言，以收文损事增、明晰易懂之效果。重要人物撰有小传，大多系于其逝世年月之下。
我们力求使本书吸收近年来清史研究之主要研究成果，反映三百年清朝历史的真实面貌，给读者以较丰富、较切实之清史知识。但由于水平所限，编纂的时间仓促，必定有许多不足与讹误之处，期望读者和专家们不吝教正。
《午亭文编》序
陈廷敬（1639—1712），山西泽州（今山西阳城县）人，清顺治十五年进士。在此后五十多年的仕途生活中，他一路升迁，青云直上。曾供职于翰林院、南书房、都察院以及吏、户、礼、刑、工各部，直至康熙四十二年出任文渊阁大学士。位极人臣，是一位“太平宰相”。康熙五十一年病逝，年七十五。
康熙皇帝曾任用一批汉族文人学士，赐以高官，委以重任，其中一些人参加了南书房。南书房是皇帝的秘书班子，除随侍皇帝读书和讲论诗文、品评书画之外，也参与某些军国要务。其中有李天馥、张英、张玉书、徐乾学、高士奇、王鸿绪等，陈廷敬亦在其列。
陈廷敬是一位勤政爱民的官员。《清史稿》《清史列传》中引录了他的四篇有代表性的奏折。第一篇，讨论钱币。当时，社会上盛行毁钱取铜，虽立法甚严而屡禁不止。陈廷敬建议：减轻铜钱的重量，并多多开采铜矿，则毁钱者无利可图，不禁自止。第二篇，提倡节俭。他主张凡冠服衣饰，婚丧之礼，应规定体例，摈斥奢华。“节俭之风，庶可渐致”。第三篇，谈灾荒以后，减免税收。旧例烦琐，税收的减免，往往拖延甚久，一年半载，难以实行。请勿循旧例，改进效率，以惠下民。第四篇，谈督抚的职责，重在正身率吏，教化人民，使人迁善远过，以期政清刑简。从这几篇奏折中可见他很注意民生国用和转移社会风气，他是辅佐康熙帝的得力大臣。
陈廷敬也是康熙朝的著名诗人。当时和陈廷敬同科成进士的王士禛，诗名最高，主坛坫数十年。王士禛标举“神韵说”，以“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为诗的极致。王擅长歌咏河山风光。陈廷敬和王士禛是同年至好，常在一起诗歌唱和，并向康熙推荐过王士禛的诗才。但论诗主张、作诗风格和王士禛截然不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廷敬论诗宗杜甫，不为流连光景之词，颇不与王士祯相合，而士祯甚奇其诗。……（陈廷敬）生平回翔馆阁，遭际昌期，出入禁闼几四十年。值文运昌隆之日，从容载笔，典司文章，虽不似王士祯笼罩群才，广于结纳，而文章宿老，人望所归，燕许大手，海内无异词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七《午亭文编》）四库馆臣对陈廷敬的文才揄扬备至，评价很高。陈的诗文有不少反映政治事件和社会生活的，如对平定三藩、平定噶尔丹、康熙南巡均有诗作，对清初战争之后社会残破的情况也有很出色的描写，如《桑林午食二首》：底柱山前乱石村，十家今有一家存。千岩万壑人踪在，正是皇朝赐复恩。石田漠漠草菲菲，破屋炊烟四散飞。行到村前还怅望，五年不见一人归。
长期战乱带来了浩劫，给人民造成重大的苦难。尽管清初休养生息，但农村依然贫穷凋敝。“十家今有一家存”，“五年不见一人归”。诗人抒发的伤痛之情，何等强烈！
陈廷敬虽然不写“流连光景”，但他赏景思友，也不乏佳作，如他赴山东途中寄王士禛的诗：千里江湖梦，三春雨雪游。风帆出渤海，星野入齐州。九点烟仍在，长河日自流。相思若汶水，不断绕行舟。
这首诗写旅途中思念朋友之情，颇见真挚。陈廷敬的诗自成一家，不与他人苟同，一生留下两千多首诗，可称多产。康熙帝说他从政“恪慎清勤”，写诗“清雅醇厚”。这样的评价是颇为中肯的。
清人诗文集现在存世者极多，共四万多种，两万多家。其中不少是稀刻本，抄本，稿本，还有一些分散的文稿，这是一笔极为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其中蕴藏有清一代268年丰富而珍贵的知识和信息，是研究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极有价值的第一手史料。开发这一部分文化财富，是一项艰巨而重要的任务。需要较长时间，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近年来已有一些重要的清人全集和文集陆续整理出版，如王夫之、黄宗羲、戴震、钱大昕以及晚清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章太炎等。陈廷敬的《午亭文编》亦是其中的一种。两万多家清人文集的整理出版，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为使工程顺利展开，应当进行全面规划，分工合作。最好像陈廷敬《午亭文编》一样，由原籍地方上的专家选定先贤文集的整理出版项目，外地学者和出版社积极参与，促成其事。这样通力合作，众擎易举，刊刻公布大量重要的清人诗文集当非难事。可为学术界提供珍贵的研究资料，推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之发展。
当此陈廷敬《午亭文编》即将出版之时，赘此短文，以为序言。
《李鸿章全集》序言
李鸿章（1823—1901）字少荃，安徽合肥人。青年时代曾在北京从曾国藩问学，道光二十七年（1847）成进士。不久，太平天国起义，在南中国点燃起燎原大火，李鸿章以翰林院编修由京回乡组织团练与太平军作战，升至道员后投曾国藩幕府。曾国藩攻下安庆后谋增兵力，命李鸿章在安徽募组淮军，1862年春李鸿章赴上海，旋署江苏巡抚，与列强合作，练军购械，与湘军东西夹击太平军，攻陷苏州、常州。太平天国失败，李鸿章因功封一等肃毅伯。
1865年曾国藩受命攻捻，李鸿章继其后任两江总督。曾国藩作战无功，李鸿章继之，将捻军镇压下去。
1870年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常驻天津，时列强打开中国门户后，激烈争夺中国的主权利益。天津为北京门户，清政府虽已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然上层官僚畏避外国，视中外交涉为畏途，因而大部分对外交涉付之北洋大臣，李鸿章任职达25年之久，“中外系望，声出政府上，政府亦倚以为重”（《清史稿》卷411《李鸿章》）。
李鸿章在晚清政治舞台上活跃40年，这40年国际形势十分险恶，列强侵略中国，步步进逼，中外交涉频繁，战火连绵，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国社会一方面在外国的侵略下正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另一方面又开始萌生了具有近代性质的各种新因素。这是一个复杂、多变、充满苦难的社会转型期。用李鸿章的话来说，是“三千年一大变局”。李鸿章的思想和活动都是为了应对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变局，是这个时代的产物。
作为19世纪下半期办理洋务的领军人物，李鸿章经管事务之多，涉及领域之广，在当时的同僚中罕有其匹。在军事领域，他先后创建了淮军和北洋水师两支近代化的武装。在经济领域，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他办了三个——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并干预福州船政局的管理和人才培养；后来又创办了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漠河金矿、津沪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民用工业，并率先在中国倡建铁路。在文教领域，他主持了多起赴美、赴欧留学生的派遣。以他为首的淮系集团，因而也成为几个洋务集团中实力最强者。至于外交领域，从19世纪70年代起，他代表清政府经办了一系列对外交涉：天津教案、中日建交、中秘华工交涉、琉球事件、马嘉理案和《中英烟台条约》、《中法新约》、《马关条约》、《中俄密约》、《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辛丑条约》。以至于在当时外国人的眼里，李鸿章就代表着清政府，甚至只见李鸿章而不见清朝皇帝。梁启超则更是把他在李鸿章死后不久写成的《李鸿章传》别称为《中国近四十年大事记》，认为李鸿章是近代“独一无二之代表人也”。李鸿章一生的活动几乎可以看作晚清历史的一个缩影。不了解李鸿章，就不能深入了解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也不能深入研究中国近代史。
李鸿章一生的是非功过，在他生前与身后已有大量评论，见仁见智，褒贬不一。就其对外交涉和反侵略战争而言，他主张妥协退让一味求和，出让领土主权，贻误国家，挫伤了全国军民反侵略的积极性与爱国精神，咎无可辞；就其创办工厂、矿山、轮船、电报、铁路、新式军队和教育而言，他引进了许多西方的新事物，在学习西方方面跨出了重要一步。可以说，李鸿章为中国早期的近代化事业做出了历史贡献，但他的引进和改革局限在器物的层面，未曾触及政治制度层面，这是他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所致。判断历史活动家的功绩，不是根据他们有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应根据他们比其前辈提供了哪些新的东西。
历史科学的本质特点是依靠大量、确凿的史料进行研究。花大力收集、考订、梳理史料，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才能深入探索历史人物的思想、行为和心态，理解他们的处境、困难以及他们的判断、决策和采取的措施。李鸿章过世已105年，但尚没有一部系统、完整的《李鸿章全集》问世，这不能不是研究工作中的一大缺陷。过去虽有吴汝纶所编《李文忠公全书》，此书卷帙浩繁，达165卷700余万字之多，却并非完璧。我青年时开始研究中国近代史，花费许多时间阅读此书，感到奇怪的是：前期中期的资料相当丰富，到甲午战争时几乎戛然而止，没有提供什么重要的信息。吴汝纶是一代古文名家、李鸿章的机要幕僚，他在编辑此书时抱定宗旨，要为李鸿章辩诬止谤。他在给潘藜阁的信中说：“自倭事起至今，傅相为中国士夫所唾骂，此由政府扬其焰，而后进之士，闻声和之。弟以为傅相经营远略卅年，前十年事具在奏稿。中十年，则奏稿尚或假手幕僚；至总署信函，则全系亲笔。后十年，则机要事件，皆在电报，亦不肯倩人代办，必出亲裁。现拟将此三者辑录成书，则历年支持危局，力求富强之苦心，具在简册，亦止谤之一道也。”（吴汝纶：《尺牍》卷一《答潘藜阁》，《吴汝纶全集》第三册，133页，合肥，黄山书社，2002）他又在给周馥的信里说：“某区区欲删定合肥文集，不欲使贤相身后令名淹没于悠悠之口，以为功名本末具在此书也。”（吴汝纶：《尺牍》卷一《与周玉山》，《吴汝纶全集》第三册，151页）这就是编纂的目的。吴汝纶编的稿本比较详细，达1 700多万字，还编有一个简本，简本中的部分奏稿，以《李肃毅伯奏议》为名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李鸿章在世时曾石印刊行。吴死后，其侄婿廉泉拟刊印其详本，可能因篇幅太大，经费不足，又大加删砍，将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和以后一段失意时期的文稿及其他机密文件大多删汰，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印行，仍用吴汝纶主编之名，即为通行近一百年的《李文忠公全书》。其删削之多，令人意外，吴原编1 700多万字，而行世之《李文忠公全书》只有700多万字。
吴汝纶所编详本长期保存在李鸿章的合肥老家中。1949年李氏后裔将详本携至上海，当时正在参与筹建上海图书馆的顾廷龙先生独具慧眼，将详本与刊行本比对，发现详本所收文稿超过刊行本甚多，其价值之珍贵自不待言，因将此辗转搬运、险遭湮灭的吴汝纶原编详本保存珍藏。20世纪80年代起，顾廷龙先生多次呼吁新编并出版《李鸿章全集》，供研究者使用。安徽教育出版社一向热心支持学术著作与珍贵资料之出版，尤重视本省的乡梓名人，视新编出版《李鸿章全集》为己任，醵集重金，独家组织编纂出版事务，顾老出任主编，邀我襄助他的工作。我对李鸿章研究饶有兴趣，欣然承诺，忝附骥尾，略尽绵薄。1998年顾老逝世，但他为《李鸿章全集》保存收藏，倡议整理，制订编纂计划与体例，尽心尽力，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这部新编《李鸿章全集》自1992年秋申请立项，1993年4月在北京组成编辑委员会，正式启动编纂整理工作以来，忽忽已历14寒暑，参加成员有京、沪、皖、鲁、粤等省市史学、图书、档案和出版部门的30余位专家学者，并得到全国各有关图书、档案部门的大力支持，经过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全体同志的通力合作，终于形成现在这样一部洋洋大观，包括奏议、书信、电报、诗文四大部类共计2 600余万字的文献巨著。在字数上超过行世一个世纪的《李文忠公全书》近4倍，也超过吴汝纶原编详本近1 000万字。内容涉及晚清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思想、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其中许多文字非李鸿章亲自撰写，而是出于幕僚之手，但应是秉承李的意旨，或是经李阅后改定。在自古至今已出版的个人著作中，篇幅之巨、字数之多，堪推第一。这次新编的《李鸿章全集》，除全部包含吴汝纶原编未刊的1 700多万字详本之外，又有许多新的内容。李鸿章去世之后，有各种李氏文稿出版，光绪三十一年（1905）李鸿章之孙李国杰编印了《合肥李氏三世遗集》，其中《李文忠公遗集》收录了李鸿章的诗文；民国五年李经方、李经迈出资，将李鸿章另一个机要幕僚于式枚保存的李鸿章信稿32册石印出版，题名《李文忠公尺牍》；民国七年李鸿章的同乡兼门生黄书霖把他所保存的李鸿章在咸丰三年（1853）到同治元年（1862）致曾国藩的亲笔信札28通和便笺3通交给坊间石印，题名《合肥李文忠公墨宝》；商务印书馆1957年12月出版的《捻军史料丛刊》第二集和1958年6月出版的第三集，分别收录了《李鸿章信稿》《李鸿章信稿补遗》，这实际上就是刻本《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里散失的同治四年（1865）至六年三月的部分，由当时李鸿章的幕僚钱恩棨，携带回原籍江苏太仓，1954年江苏省文管会在接收前太仓图书馆的资料时发现，经江世荣先生整理考订后出版；1960年3月，中华书局出版年子敏先生根据潘鼎新儿子潘永龄保存的李鸿章给其父的145封信，以及安徽社科所历史研究室从安徽博物馆辑录李鸿章残缺信稿4封整理而成的《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1984年，合肥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征集到李鸿章致吴赞诚信稿12封；1986年，苏州大学历史系资料室发现李鸿章于光绪十六年（1890）信稿1册共57封，前者经戴健，后者经董蔡时、陈珍棣先生整理后，分别刊载于是年的《安徽史学》；1989年，广东省丰顺县政协《丰顺文史》第二辑发表了由江村先生整理的《李鸿章致丁日昌函稿》102封；1992年，由天津档案馆和南开大学分校档案系编辑、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天津租界档案选编》里，存有李鸿章为列强在天津设立、扩充租界的各种批札以及当时地方官给李鸿章的禀帖10余件；1997年6月《近代史资料》总91号，刊发了辽宁博物馆藏《李鸿章手札》25封（刘金库整理）；1998年，武汉出版社出版了由王庆成先生编著的《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其中收录了他在英国伦敦图书馆藏“戈登文件”里发现的李鸿章致戈登的函、札和批复11件；2004年7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由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的《历史文献》第七辑，收录了辽宁省图书馆藏李鸿章函稿26封（王清源整理）。另外，还有一些零星发表的李鸿章佚稿。总共出版的字数在七八百万字之间，现一并收入新编《李鸿章全集》中。
除了以上收录已刊行者之外，新编《李鸿章全集》中收录的未刊李氏文稿尚有：上海复旦大学图书馆所藏18册李鸿章信稿，上海博物馆所藏李鸿章致亲友函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李鸿章李瀚章兄弟函稿》等。
吴编李氏文稿中数量最大的是奏稿，由幕僚抄录，基本上按一月一册，从同治元年（1862）四月担任江苏巡抚起，到光绪二十年（1894）底止，一共348册。甲午以后，李鸿章到北京任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投闲置散时期，他未能像在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任上那样再雇请数量众多的幕僚，所以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马关条约》签约后到二十五年（1899）底的奏稿没有底本。到了光绪二十六年（1900）他短暂出任两广总督，又有6册《粤督奏稿》，此外还有上海图书馆长乐路书库的两大册奏稿散页。经过将近一年的整理，我们发现，这些奏稿虽然都经过吴汝纶的圈阅，留下编选的痕迹，但有不少部分只有月份而无准确日期，更缺乏朱批或上谕。直到我们看到了档案中所藏李氏奏稿，两相对勘，才能核定时间，编入本书。
编纂过程中，特别重要而令人振奋的是查找到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代军机处录副档和宫中电报档中包含的大量李鸿章的奏稿、电稿。当我们编纂工作开始时就意识到大内档案中必有李鸿章的文稿，但其种类、数量以及有无损毁，心中无数。且分散在浩如烟海的档案海洋之中，查找不易。我向时任第一历史档案馆馆长的徐艺圃同志请求并多次商议，承蒙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大力支持，由馆中四位专家从1993年年底起，花费近三年时间进行搜集、辑录、复印，结果惊人！一共从军机处录副档案中辑录各种奏折和附片9 600余件、4万多页，从宫中电报档中辑录和复印9包。
另外还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发现了一套较完整的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期间的题本也有约3 000万字，于1996年10月全部复印，妥运至合肥。档案馆的这一重要发现，扩大了此书的篇幅，大大提高了此书的质量。可以把当年李鸿章草拟奏稿的底本与给清廷的进呈本对校，比较其异同，又可以看到皇帝皇太后的朱批，了解清廷对具体事件的态度和处理措施。应该说这对研究者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但也因此而打乱了我们原来的工作计划，大大增加了我们的工作量和工作难度，不得不将李氏家藏的底本与档案中的进呈本一一对勘，补其缺讹，剔其重复，核准时间，考订异同，编纂工作遂延宕14年之久。
这部分题本是直隶总督向皇帝上报直隶地方各种事务的例行公文，在封套上盖上直隶总督的官印，严格说虽然不能算李鸿章本人的文字，但以李鸿章的名义上奏，它对研究直隶当时的吏治和省情，颇有价值。面对这样一大堆珍贵的资料，我们又喜又忧。喜的是新编《李鸿章全集》又增加了许多新资料，更加丰富充实了；忧的是工作量又要加大，题本如果全出，字数要增加将近一倍，体例上也要做重大调整；加之出版社财力有限，全部收入《李鸿章全集》，势所不能。好在每份题本上都附有一份内容摘要，也就是所谓“贴黄”，每份数百字到千余字不等，言简意赅，基本能反映题本正文的内容，经与各位专家反复研究，决定整理部分“贴黄”，约260万字，作为奏稿的附录部分收入新编《李鸿章全集》。这就是目前我们这部新编《李鸿章全集》的大致规模。
首先，在编纂体例方面，吴汝纶所编，分奏稿、电稿、函稿三大部类。新编全集则在三部类之外，以《李文忠公遗集》为基础，广泛搜集李鸿章散存民间的遗诗佚文、碑铭谱序，另成一“诗文”部类。在处理各部类的编排时，也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进行处理。如奏折，除了正折与附片外，还有诸如清单、附在折片后的上谕或者朱批、军机处寄谕、照会、条陈节略等大量非李鸿章本人的文字；电报也同样录存了不少别人的来电。对于这些文字，本着李氏全集应以李氏正文为中心的原则，在经过仔细校勘后，均以另号字体排附于正文后的适当位置，以更为明晰一事之原委。对此，编纂凡例有详尽的说明，兹不赘述。
校勘方面需要做一些说明，尽管《李鸿章全集》收集范围极为广泛，但对李鸿章文稿的来源及其真实性坚持严格把关。如在清理上海图书馆藏李鸿章档案时，发现一册在书目登记卡上登记为《李鸿章日记》，原书封面题名为《过目不忘》的稿本。鉴于以前曾有赝品出现，李鸿章有无日记传世已经成为一桩历史疑案，编委会邀请有关专家经过多方慎重论证，从笔迹、行文格式、内容记载各种因素确定，此件非李鸿章亲笔，亦不符私人日记之体裁，而属于要事备忘录，与江世荣所编《捻军史料丛刊》中的李鸿章大营《军情》《军报》同属一类，具有较重要的史料价值，故将其整理后作为附录收入集中。
其次，在版本校勘上采取稳慎的态度，以四大部类中字数最多的奏折为例，上海图书馆的幕僚抄本底稿一共有12 000余件折、片，而军机处录副档的9 600余件，虽不足以涵盖前者，但它因附有朱批，是被清廷最高当局阅过并有明确表态的正本；两相对勘，其中还有2 300余件是上图抄本所未见的，除了补上光绪二十一（1895）至二十五年（1899）散失的以外，主要是涉及边防军事、人员保荐、对外交涉等军机大计，不能假手于幕僚，必须由李鸿章亲笔拟稿，即所谓密折（片），弥足珍贵。就拿密保人才一项来说，通过上千件保举属吏将弁的折片，可以清楚地显示：李鸿章作为淮系集团的首领，是如何网罗人才，左提右携，集结成这样一个近代最庞大洋务派实力集团的。因此，我们在校勘中，以军机处录副档作为首选底本，其不能覆盖的上海图书馆抄本部分，仍照原稿保留；录副件中有字迹潦草难以辨识和脱漏衍误之字，经与上海图书馆抄本对勘辨正后，加以校注。通过这样对勘，绝大多数折、片校准了上奏日期，而在折、片之后，又大都附有抄录的朱批，反映了最高当局对李鸿章呈报各事的处理意见，这在由幕僚抄录的上海图书馆底本里是没有的，从而使得整部奏议更加精确和科学。
最后，在文稿的句读和审议中，采取以校注、简注为主，避免蛇足式的繁注、详注；有关文字校勘中的增、删，则一律以符号标明，以收一目了然之效。
综上所述，我相信，这样一部规模宏大、收集齐全，集30多位专家，以14年之久，广搜精编的跨世纪史料文献的问世，对于推动清史和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能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将会弥久而愈深。
《恽毓鼎澄斋日记》序言
清朝人有写日记的习惯，许多名人大多有日记刊行于世。如政治家林则徐、李星沅、曾国藩、翁同龢、王文韶、唐景崧，以及学者李慈铭、王闿运、叶昌炽等。名人往往处于历史旋涡的核心，比普通人有更多见证历史真相的机会。他们或铺陈重大历史事件，或书写读书心得，或阐发个人胸臆，或缕述起居琐事，或披露参政内幕，这些文字是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也有一些官吏位居中下层，但关心时事，富有才能，又有机会结交权要，出入豪门，甚至行走宫内，侍奉皇帝。他们见多识广，了解政坛内幕，消息灵通，所见所闻写在每天的日记中，常常能透露其他文献资料中见不到的历史真相。这类日记，其历史价值甚高。
摆在我面前的《恽毓鼎澄斋日记》的作者恽毓鼎，原籍江苏常州，任晚清史官19年，担任过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讲，国史馆协修、纂修、总纂、提调，文渊阁校理，咸安宫总裁，起居注总办，编书处总校、总纂、总办，功臣馆总纂，讲习馆总办等职，是清廷为数不多的皇帝近臣之一，曾随侍光绪皇帝，写有《崇陵传信录》，是记述清末史事的一部信史。他熟悉晚清宫廷内幕及掌故，成为宫廷事件的旁观者和记述者。《恽毓鼎澄斋日记》虽然常从日常生活入手，但记事并不琐碎，保留有大量政治历史资料和宫廷生活细节。
恽毓鼎还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任过《各国政艺通考全书》的总校兼总纂。宣统二年（1910），翰林院奏设宪政研究所，以恽氏为总办。因此他也是晚清新政的参与者与见证人，其日记对晚清政治风云与思想变迁颇多反映，时发议论，折射出当时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如光绪二十一年八月日记称：对官员所上八项变革办法条陈（一铁路，二军制，三变通科举，四造就人才，五筹款项，六重工商，七矿务，八交涉），恽氏认为第一、第五、第七三条可斟酌而行，其余固宜就今法变通，却反对单纯对西洋之法亦步亦趋地模仿。他的观点是，中国自有长处，患在用人不当：“故重情面，袭具文，苟且姑息，以致弊端百出耳。必欲舍己从人，而仍用此等丧心误国、贪利营私之人，亦何法不能滋弊哉！”对于器械之道与人相配合的重要性，恽氏以中日战争为例发出了自己的感叹：“中日战事，我兵皆望风而遁，无人向东发一矢放一炮者，故使敌人得利耳。岂得咎以器械之不精哉！即尽得外洋火器，而纪律不精，刑罚不严，委而去之，徒资寇也。”这真实反映出面对西方入侵时，晚清士大夫普遍呈现出的焦虑心态。
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中国在战争中的惨败，使有识之士清醒地认识到洋务运动仅仅靠引进西方器械之道使国家走向富强所导致的局限性。以后的戊戌变法即着眼于制度变革，20世纪初年爆发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国民性”素质的质疑和讨论都是由此引发而来。《恽毓鼎澄斋日记》中所反映的心态成为时代变迁的晴雨表。《恽毓鼎澄斋日记》按年编排，起自光绪八年（1882）恽毓鼎中举始，至其逝世前一年（1917）止，其间有残缺。恽毓鼎曾将所记内容概括为六类：文献、时事、读经史子集笔记、论古文诗词、民俗风情、家庭琐事。文献、时事二类中含有大量的时局议论。最重要的是《恽毓鼎澄斋日记》反映了清廷末世的腐败。他在光绪三十四年的日记中写道：“时事日非，而京朝官车马衣服，酒食征逐，日繁日侈。吾辈光阴精力，皆消磨于奔驰醉饱中，可为太息。”在宣统二年（1910）十一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中又写道：“凡为外官者，必谋要津大老书函致其上司，名为‘运动’。且视京官无不嗜财，但挟重金，即以为无投不利。此虽贵人有以致之，然亦可以觇风气、测人心矣，可叹可叹！”再如，他在宣统三年十月十四日的日记中，就通过点评五代唐明宗时大理少卿康澄上疏所言五不足惧六可畏，来讽喻当时的政局。认为：宣统年间所谓六可畏者，无不蹈其辙，“更加以贪人败类，贿赂公行，无一事非因贿而成，无一官非因贿而进，人心安得不去，大乱安得不兴乎？”
但恽毓鼎本人处在衰世浊流中亦非洁身自好者。他曾讨好奕劻和袁世凯，上疏弹劾瞿鸿!、岑春煊，在晚清权力斗争中推波助澜。
还有值得注意的是，民俗风情与家庭琐事二类中所包含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的内容。以往我们对晚清日记的解读与研究利用多只注意与重大政治事件相关的那一部分内容，而忽略日记中对日常琐碎生活的描写，而中国历史研究要实现突破，恰恰要把目光投向这些日常生活的描写，以展现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期间更广阔、更复杂的层面，以及实现历史转变的全貌。前几年乔志强同志在点校刘大鹏《遐想斋日记》中对此已有所反映。在这方面，《恽毓鼎澄斋日记》同样提供了相当丰富的资料。日记中举凡古籍版本、书画手迹、行医处方、天气天象、地理地震等，均有程度不同的记载。恽毓鼎叙事的优点是不像一般日记，行文易走如流水账的叙述模式，而是叙议结合，往往将对话语言等细节照录其中，存录了大量的历史资料。
作者又具有版本目录学家、书法家和医生等多重身份，故其日记中的记载也展现了中国近代社会和文化知识的方方面面。又由于史晓风先生的大力整理，解决了识读和其他疑点、难点，故此书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可读性。《恽毓鼎澄斋日记》的出版无疑将对中国近代史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是值得推荐的一部好书。《恽毓鼎澄斋日记》长期收藏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中，篇幅浩繁，有36册，百万字之多。因恽氏行草字体辨认较难，断句不易，难以卒读，所以从未刊行面世。史晓风先生退休以后，发挥余热，穷十年之力，埋头整理这一珍贵的史料，实难能可贵。他年事已高，却勤奋用功，寒暑不辍，把整部日记点校整理并誊写一遍。由于恽氏日记是随笔记录，多用草书，故辨认字体极为艰难。有时辨认某个字，遍阅草书字典，仍不得其解；以后忽见另一处亦用此字，前后通观，反复研读，其义豁然贯通。遇到许多人名、史事，亦必追根究底，切实理清。这种勤奋、缜密、敬业之精神，老而弥笃，值得钦佩。
在学术著作出版难的今天，浙江古籍出版社决定出版这类珍贵史料，具有现代出版家的远见和胆识，也是令人赞赏和欣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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