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阿兰·德波顿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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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的焦虑试读：
中文版序言
阿兰·德波顿新的经济自由使数亿中国人过上了富裕的生活。然而，在繁荣的经济大潮中，一个已经困扰西方世界长达数世纪的问题也东渡到了中国：那就是身份的焦虑。
身份的焦虑是我们对自己在世界中地位的担忧。不管我们是一帆风顺、步步高升，还是举步维艰、江河日下，都难以摆脱这种烦恼。为何身份的问题会令我们寝食难安呢？原因甚为简单，身份的高低决定了人情冷暖：当我们平步青云时，他人都笑颜逢迎；而一旦被扫地出门，就只落得人走茶凉了。其结果是，我们每个人都惟恐失去身份地位，如果察觉到别人并不怎么喜爱或尊敬我们时，就很难对自己保持信心。我们的“自我”或自我形象就像一只漏气的气球，需要不断充入他人的爱戴才能保持形状，而他人对我们的忽略则会轻而易举地把它扎破。因此，惟有外界对我们表示尊敬的种种迹象才能帮助我们获得对自己的良好感觉。
身份的焦虑是何时产生的呢？生活的基本需求总应该首先得到满足吧。在饿殍遍地的饥馑年月里，很少有人会因为身份而焦虑。历史证明，社会保障了生活的基本需求之际，就是身份的焦虑滋生之时。在现代社会里，我们总爱拿自己的成就与被我们认为是同一层面的人相比较，身份的焦虑便缘此而生了。翻开报纸，发现上面有熟人光彩照人的相片（这足可以毁掉你整个早晨的心情）；你的好友兴冲冲地告诉你一个消息（他们升了职、他们即将结婚、他们的书上了畅销书排行榜），因为他们幼稚地，甚至带点施虐性地认为这是一个好消息。在晚会上，有人用力地握着我们的手，问我们在“干”什么，而他自己刚刚集资开张了一家新公司：每当这一切发生时，我们便为自己的身份地位而担心了。
现今，身份的焦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因为每个人获取成功（性爱的成功、经济的成功和职业的成功）的可能性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要想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失败者”，我们必须期望更多的东西。我们每时每刻都被成功人士的故事所包围。然而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在绝大多数时代里，人们的主导思想与之完全相反：对生活抱以很低的期待不仅正常，而且明智。仅有极少数的人立志追求财富与成就。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知道自己活在世上就是为人奴役、逆来顺受。即使是今天，我们攀上社会顶层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我们很难获得能与比尔·盖茨一较高下的成功，就如同一个17世纪的人想获得路易十四那样的权力是痴人说梦一样。然而不幸的是，现在的人们觉得这一切并非没有实现的可能——这种想法来自每个人阅读的杂志。事实上，如果谁没有为了实现这一切而全力以赴，那才是世间最荒唐无稽的事情。
富豪们是否也会受到身份焦虑的困扰？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他们攀比的对象是与他们同等地位的人。我们所有人的做法都并无二致，故而即使我们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的人都富裕，到头来还是觉得一无所有、两手空空。并非我们不知好歹，而是因为我们并不以古人为参照来判断自己。与古人或与其他地域的人相比而显现出的富裕，并不能长时间地使我们开心。只有同那些一起长大的同伴、一起工作的同事、熟识的朋友，或是在公共场合与那些有认同感的新知相比较时，如果我们拥有和他们一样多或更多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才认为自己是幸运的。因此，要想获得成功的感觉，最佳途径莫过于选择一个稍逊于己的人做朋友……
毋庸置疑，对身份地位的渴望，同人类的任何欲望一样，都具有积极的作用：激发潜能、力臻完美、阻止离经叛道的有害行径，并增强社会共同价值产生的凝聚力。如同那些事业成功的失眠症患者历来所强调的那样，惟焦虑者方能成功，这或许具有一定的道理。但承认焦虑的价值，并不妨碍我们同时对此进行质疑。我们渴望得到地位和财富，但其实一旦如愿以偿，我们的生活反而会变得更加糟糕。我们的很多欲望总是与自己真正的需求毫无关系。过多地关注他人（那些在我们的葬礼上不会露面的人）对我们的看法，使我们把自己短暂一生之中最美好的时光破坏殆尽。假如我们不能停止忧虑，我们将会用生命中大量的光阴为错误的东西而担心，这才是最令人痛心疾首的事情。
治疗身份的焦虑并无灵丹妙药。但我们可以尽量去了解它、讨论它。这好比气象卫星发来的热带暴雨的报道。气象卫星并不能阻止暴雨的发生，但它给我们提供的地球图片至少能告诉我们一场暴雨的来源、强度、结束的时间，从而可以减轻我们在灾难面前手足无措的感觉。一旦对身份的焦虑有所了解，当我们再次面对对手的漠视和挚友的成功之时，我们的反应就不会仅仅是痛苦和内疚了。
界定
身份——指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源出于拉丁语statum（拉丁语stare的过去分词形式，意思是站立），即地位。
——狭义上指个人在团体中法定或职业的地位（如已婚、中尉等）。而广义上——即本书所采用的意义——指个人在他人眼中的价值和重要性。
——不同的社会将不同的人群看作有身份的：猎人、斗士、古老家族、牧师、骑士、生育力强的女性。从1776年起，西方（一个模糊但仍能为人理解的有争论的地域概念）渐渐把经济成就同身份联系起来。
——获得上层身份令人欣喜。由于会得到别人的邀请、奉承、捧场的笑脸（即便你所讲的笑话并不好笑）、与众不同的待遇和注目——上层身份能带来资源、自由、空间、舒适、时间，并且重要的是，能够带来一种受人关注、富有价值的感觉。
——上层身份在许多人眼中是在世间所能取得的最美妙的利益（虽然很少有人公开承认这一点）。身份的焦虑
——身份的焦虑是一种担忧。担忧我们处在无法与社会设定的成功典范保持一致的危险中，从而被夺去尊严和尊重，这种担忧的破坏力足以摧毁我们生活的松紧度；以及担忧我们当下所处的社会等级过于平庸，或者会堕至更低的等级。
——这种焦虑由同事间的聊天中提到的辞职、裁员、晋升、退休等消息引起，由报纸上刊登的知名人士简介及友人更巨大的成功引起。如同承认自己嫉妒别人一样（这与焦虑情绪相联系），表现出自己焦虑的程度在社交中是一种轻率之举，因此，反映内心变化的外部迹象并不显著，通常仅限于在听到别人的成就之后露出关切的眼神、尴尬的微笑或者过长的沉默。
——如果说我们在等级之梯上的位置事关重大，这是由于我们的自我看法决定于他人对我们的看法。除了少数的几个人（比如苏格拉底、耶稣），我们依赖他人对我们表示出的尊重从而感觉到自己还不错。
——更令人遗憾的是，身份的获取是困难的，若想保有终生更是难上加难。除非是在注重出身的社会，而我们恰好拥有贵族血统，否则高位的获得就取决于成就的大小；蠢笨、缺少自知之明、宏观经济学原理的作用或是别人的恶意攻击，这些原因都可能导致我们失败。
——随失败而来的是耻辱感：一种腐蚀性的意识产生了，那就是我们没能使世界承认我们自身的价值，并因而沦落至怨恨成功者且自惭形秽的境地。论题
——身份的焦虑对烦忧的产生来说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如同所有欲求一样，对身份的渴求有其效用：能激励我们竭力发挥自己的才能，促进卓越者，使我们远离社会中有不良癖好的人，强化归属于同一价值体系的社会成员身份。然而，同所有欲求一样，过分的渴求也是致命的。
——对待这个问题最为有益的方式兴许是尽力去理解和讨论它。—— 第一部分 ——焦虑起因 第一章 爱的渴求追求显耀的身份1
人为什么要追求显耀的身份？对此问题的回答几成共识：要言之，无非是祈财、求名和扩大影响。
然而，有一个显然不为权势规则所关注的字眼却能更准确地表述我们心中的渴慕，那就是“爱”。衣食一旦无忧，累积的财物、掌控的权力就不再是我们在社会等级中追求成功的关键要素，我们开始在意的其实是显耀的身份为我们赢得的“爱”。金钱、名声和影响只能视为“爱”的表征——或者是获取爱的途径——而非终极目标。“爱”这一字眼，一般用于表述我们想要从父母或爱人那里得到的东西，怎么可以用来描述一种我们求之于社会，并受之于社会的诉求呢？也许我们应该同时在家庭、两性和社会三种范畴中寻求爱的定义，把它视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尊重，以及对其存在的关注。获得他人的爱就是让我们感到自己被关注——注意到我们的出现，记住我们的名字，倾听我们的意见，宽宥我们的过失，照顾我们的需求。因为这一切，我们快乐地活着。你可以认为，与社会身份相关的“爱”有别于两性之间的爱，譬如它不具有“性”的成分，婚姻也不是其归宿，而且其施与者也通常有附带目的，然而，你并不能否认这种爱的接受者一样能沐浴在他者关怀的目光里，倍感呵护，就像忘情于爱河中的情侣。
我们惯常将社会中位尊权重的人称为“有身份的人”，而将其对应的另一极呼之为“无身份的人”。这两种“标签”其实都荒谬无稽，因为人既以个体存在，就必然具有相应的身份和相应的生存权利。但这样的标签所传达的信息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对处在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是区别对待的。那些身份低微的人是不被关注的——我们可以粗鲁地对待他们，无视他们的感受，甚至可以视之为“无物”。
由身份卑微所带来的影响不应该仅在物质层面上进行思考。只要能够维持生计，身份卑微的痛苦就远远不止物质上的局限，而主要在于他们意识到了自己身份的低下危及自尊感。只要不觉得羞辱，人完全可以长期过着艰苦的生活而毫无怨言，如士兵和探险家们，他们愿意过着一种极其艰苦简陋的生活，其物质之匮乏远甚于现今社会上那些最窘困的群体，然而，他们能熬过一切的苦难。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他们清楚自己受到他人的尊重。
同样，由显耀的身份所带来的东西也不仅仅局限在财富上。一些非常富足的人仍孜孜以求地聚敛财富，尽管他们所拥有的已足够供其后五代人挥霍之用。如果我们坚持以理性的财务视点来分析他们，也许会对他们的狂热感到难以理解，但是，如果我们看到在积累财富的同时，他们其实也在赢取他人的尊重，我们就不会奇怪了。很少有人只是一味地追求高雅情趣，也很少有人只是耽溺于奢华享乐，但我们每个人都渴求一种生存的尊严。因此我们可以大胆假设，如果未来社会是凭着积攒小小的塑料圆片（而非金钱）来获取他人的爱，那么，要不了多久，这种我们现在看来毫无价值的小玩意就会成为所有人追求和渴望的焦点。2
亚当·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论》（1759年）中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辛苦劳作、来回奔波到底为了什么呢？所有这些贪婪和欲望，所有这些对财富、权力和名声的追求，其目的到底何在呢？难道是为了满足自然的需求？如果是这样，最底层的劳动者的收入也足以满足人的自然需求。那么人类的一切被称为‘改善生存状况’的伟大目的的价值何在？”“被他人注意、被他人关怀，得到他人的同情、赞美和支持，这就是我们想要从一切行为中得到的价值。富有的人忘情于财富，是因为财富能够自然而然地为他吸引世界的目光。穷人则完全相反，他们以贫穷为耻。他们感觉到自己生活在世界的目光之外。一旦感到自己被世界所忽略，人类天性中最强烈的欲望将必然难以得到满足。穷人进出家门都不为人所注意，即使在闹市，他也会像独处在家一样默默无闻。而名流显贵们则不然，他们一直为世界所瞩目。所有的人都渴望能够一睹尊颜。他们的行为成为公众关心的对象。他们的片言只语、举手投足都不会被人忽略。”3
每一个成年人的生活可以说包含着两个关于爱的故事。第一个就是追求性爱的故事，这个故事已经广为人知，并且得到人们详尽的描述，构成了音乐和文学的根本主题，被社会普遍接受和赞颂。第二个就是追求来自世界之爱的故事，这一故事更为隐蔽、更加让人难为情。人们提到它的时候往往采用刻薄的、讽刺的语言，好像只有那些生性嫉妒和有心理缺陷的人才会产生这样的需求，或干脆把对身份的追求简单地解释为对财富的追求。但第二个关于爱的故事在强烈程度上一点不亚于第一个，在复杂性、重要性和普遍性上也是如此，而且一旦失败，所导致的痛苦不会比第一个少。在第二个故事中也有令人心碎的时候，这一点可以从那些被世界定义为小人物的人们空洞、绝望的眼神中得到证明。爱的重要性1
威廉·詹姆斯在《心理学原理》（1890年）中写道：“如果可行，对一个人最残忍的惩罚莫过如此：给他自由，让他在社会上逍游，却又视之如无物，完全不给他丝毫的关注。当他出现时，其他的人甚至都不愿稍稍侧身示意；当他讲话时，无人回应，也无人在意他的任何举止。如果我们周围每一个人见到我们时都视若无睹，根本就忽略我们的存在，要不了多久，我们心里就会充满愤怒，我们就能感觉到一种强烈而又莫名的绝望，相对于这种折磨，残酷的体罚将变成一种解脱。”2
爱之缺乏如何影响我们？为什么被人漠视能让我们如此“愤怒”、“绝望”，乃至最残酷的体罚对我们来说都可以是一种解脱？
他人对我们的关注之所以如此重要，主要原因便在于人类对自身价值的判断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不确定性——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人对我们的看法。我们的自我感觉和自我认同完全受制于周围的人对我们的评价。如果我们讲出的笑话让他们开怀，我们就对自己逗笑的能力充满自信；如果我们受到他人的赞扬，我们就会对自己的优点开始留意。反之，如果我们进了一间屋子，人们甚至不屑于瞥上我们一眼，或者当我们告诉他们我们的职业时，他们马上表现出不耐烦，我们很可能会对自己产生怀疑，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当然，在一个理想世界中，我们可能更坚强一些。我们会固守自己的底线，不管别人是否在意我们，也不会顾虑别人的臧否。可能有人曲意奉承我们，但我们并不因此而自鸣得意；同样，只要我们对自身有清醒的认识，清楚自身价值所在，他人不公允的看待也不会伤及我们，因为我们清楚自己的地位和境遇。然而，我们对自己特性和品质的认识总是在一些相互矛盾的评价中飘忽不定。一会儿觉得自己聪明机巧、幽默风趣、一言九鼎，一会儿又觉得自己蠢笨如牛、了无情趣、一钱不值，在这种摇摆无定的情状下，我们对自身价值的判断完全受制于社会的态度——若得褒扬，我们就会感觉良好；反之，则痛不欲生。仿佛我们唯有依靠他人的爱戴才能相信自己。
我们的“自我”或自我认知可以用一只漏气的气球来作比方——任何时候，我们都需要他人的爱（对于气球而言，便是源源不断的氦气）来填充自己的内心，而经不起哪怕是针尖麦芒大的刺伤。我们的情绪变得难以理喻，一会儿因他人的褒扬而开心，一会儿为他人的漠视而伤怀。同事的一句心不在焉的问候，几通没有应答的电话就可能使我们闷闷不乐；而如果有人记住了我们的名字，或送来一只果篮，我们又会觉得生活洒满阳光，人生何等惬意！3
从感情和物质这两方面来看，我们通常都会对自己的地位产生焦虑，这并不奇怪。我们的地位决定了我们可能赢得多少世人的爱，而世人对我们的关爱又是我们看重还是看轻自己的关键。地位对我们都是至关重要的，它是打开关爱之宫的金钥匙：没有了他人之爱，人类将失去自信；没有了他人之爱，我们将难以按自己的秉性办事。被漠视的后果爱的结果 第二章 势利倾向1
未成年时，没人在意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可以无条件地受人宠爱。我们可以吃得打饱嗝而毋须顾忌，可以狂喊大叫而不顾他人感受，也可以不挣一分钱，不交一位有权有势的朋友，但是，我们还是周围人关注的中心。
一旦成年了，就意味着我们得在这满是势利鬼和冷面孔的世间争取一个位置，这些人的影响是使我们产生身份焦虑的关键所在。尽管也有朋友和爱人承诺永不抛弃我们——即便在我们破产和名誉扫地之时，他们也会和我们共同度过（有时候我们会真的相信他们）——现实却相当残酷：我们身边多的是势利小人，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他们势利的眼神下生活。2
在英国，“势利”一词最早出现在19世纪20年代。据说它的产生还同当时牛津、剑桥大学的一种习惯相关。那时，牛津和剑桥大学通常会在考试名册上有意识地将普通学生同贵族子弟区分开来，习惯上(1)(2)在普通学生姓名旁注上“sine nobilitate”，简略为“s.nob”。“势利者”一词的本意是指没有显耀身份的人。但这种词义在现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当初的意思几乎完全相反，指一个因为他人没有社会地位而瞧不起他人的人。显然，人们使用它时赋予了它很强的贬义色彩，用它来描述一种对他人的歧视，而这种歧视又是极为错误，应当受到讥讽的。威廉·萨克雷的《势利人脸谱》（1848年）是最早涉及这一话题的著述之一。他在文中指出，此前25年，势利者“已如铁路般延伸到英伦的每个角落。现在，在这个所谓日不落的大英帝国，你随时随地都能碰上这些势利鬼，并一眼就能认出他们”。但实际上，势利并非是什么新生事物，平等精神才是；在平等精神的观照下，传统的带有等级歧视的做法开始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至少在像萨克雷这类的知识分子看来是不合时宜的。3
自那以后，人们开始越来越普遍地将势利者定义为那种带有过分社会和文化偏见的人，他们可以宣称一类人、一段音乐或一种葡萄酒优于另一类。基于此种理解，势利者包括一切过分强调一定价值观念的人。
然而，把势利的意义限定为判定哪些人和事值得尊重的特定方式，这样或许更为准确。势利者最明显的特征其实并非是简单的社会歧视，而是在社会地位和人的价值之间完全画上等号。
从传统意义上看，尽管势利者对贵族阶级兴致盎然（这也难怪，因为“势利”一词出现在语言中的时候，贵族阶层正处于社会金字塔的顶层），但如果仅仅把对骑猎和绅士沙龙的热情视为势利的特性，则会极大地缩小势利这一现象的丰富内涵。在人类历史上，势利者对他们时代的所谓杰出阶层多有奉承，这些阶层包括士兵（斯巴达，公元前400年）、教士（罗马，1500年）、诗人（魏玛，1815年）和农民（中国，1967年）等。势利者最关注的无非是权力，一旦权力的分配发生了改变，他们所崇拜的对象亦会自然迅速地随之改变。4
与势利者相处，可以使我们恼怒，也可以使我们紧张和气馁，因为我们会感觉到内心深处的自我如此渺小，也就是说我们身份之外的自我如此渺小，我们根本无力改变势利者对我们的歧视。我们也许有所罗门的智慧，有奥德赛的足智多谋，然而，只要我们不具备一种社会认可的身份和地位，我们所有这些优点都形同虚有，势利者只会漠视我们的存在。
年幼时，人都是赤裸裸地来到这个世上，一无所有，但他们仍受宠爱，而作为婴儿，他们无法用世俗或物质的方式来回报那些爱他们的人。他们被宠爱、受呵护，而他们一无所有；他们可能不听话，大声嚎叫且使性子，但他们仍被宠爱。本质上，成人阶段的爱同幼年时期从父母那里获得的那种绝对的无条件的爱并无差别，正因为如此，势利者以身份取人的做法会让我们难以接受。
我们长大成人了，我们获得的爱转而取决于我们的成就：我们得彬彬有礼，在学校必须成绩优异，而后又须在社会上获得一定的地位和声望。这些努力也许能吸引别人的注意，但其动机和渴望其实相当平实，无非就是试图找回那种我们儿时曾有过的充分的、无条件的宠爱。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努力争取的那些辉煌的成就，同儿时睁大无邪双眼，胖乎乎地坐在厨房地板上努力拼搭积木的行为并无二致。
由于我们对爱的渴望如此明显，所以只有那些最笨拙的势利者会承认他们交友是受到对方权力和声望的吸引。把对方的权力和声望作为邀请对方共进午餐的理由，不但显得不足信，而且会使对方觉得受了侮辱，因为一个人的权力和声望与我们最真实最核心的自我毫无关系，无须等到我们离世，我们就可能失去权力，变得寂寂无名，但我们如孩童般对爱的渴求却永不停歇。聪明的势利者则清楚他们应该让被奉承者知道他们在意的并不是被奉承者现有的尊贵身份和地位——如果说他们可能也注意到这些被奉承者作为外交大使时使用的轿车、报纸上关于他们生平的报道或者他们在公司里的董事头衔，那纯粹只是一种巧合，仅仅是他们对这些被奉承者深沉的、纯粹的、敬意的表征而已。
然而尽管这些势利者挖空心思，曲意奉承，但那些被奉承者很可能看出这些堂皇颂词背后的变化无常。被奉承者会离开势利者，因为他们害怕令奉承者闻风而动的只是他们的身份，而自己的真正自我则无足轻重。5
势利者关注的只是他人的声望和成就。一旦他相熟的人的声望和成就有所改变，这些势利者很可能闻风而动，重新排定他所谓最亲近的朋友，从而上演一出出悲喜剧。
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1922年）一书中，在19世纪末的巴黎，一个雾罩的傍晚，身为中产阶层的叙述者赶往一家非常高级的餐馆去和他的一位贵族朋友共享晚餐。他的朋友是德·圣卢侯爵。他先到了餐馆，而他的侯爵朋友稍稍来迟。他到餐馆时，餐馆的招待见他穿着寒酸，听姓氏也非名门望族，断定是一个小人物来到了他们的地盘。他们表现得相当倨傲，把他领到一个在寒风口的桌位，对他的服务一点也谈不上殷勤。
大约一刻钟后，侯爵到了，认出了他的朋友，在餐馆工作人员的眼里，叙述者的地位迅即上升。餐馆经理开始对他深鞠躬，帮他打开菜单，并讨好地用华丽的词汇向他介绍当天的特别菜肴，甚至还称赞他的衣着，竭力地想让他不要将这些特别的殷勤同他和侯爵的关系联系起来，有时还莞尔浅笑，似乎想表示这所有的殷勤都是源自内心对叙述者的尊敬。当这位叙述者想要一些面包时，餐馆经理立即双脚并拢，大声说道：“‘没问题，男爵先生！’‘我不是男爵，’我对他说，语带嘲讽，也有一丝悲哀。‘哦，该死！没问题，伯爵先生！’我还没来得及做第二次申辩，他就走开了。可以想见，如果有了第二次申辩，我一定会晋升到侯爵了。”
不管餐馆工作人员对这位叙述者的态度的转变看起来是多么令人满意，其意义还是微乎其微，因为餐馆经理根本就没有改变他极为势利的价值判断。他只是在他的残酷的标准之内做了一些变通——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很难有机会碰到一个德·圣卢侯爵或什么魅力十足的王子来向世人证明我们一样有高贵的心灵。我们在更多的时候是要坐在寒风口的桌位上“享用”我们的晚餐。6
报纸会使这一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势利者通常并无独立的判断能力，他们无非是捡拾那些所谓的社会名流的牙慧。因此，势利者的观点和立场在极大的程度上受报纸导向的影响。
萨克雷曾指出，英国人对显耀身份和贵族特权如此看重，从英国的报纸中可见一端。英国的报纸每天谈论的不外乎是贵族及名流的地位和声望，同时暗示普通百姓生活的琐屑和无聊。他觉得最荒谬的莫过于这些报纸中的“宫廷活动”版，总是虔诚地刊载关于舞会、假日的消息，或者是“上流社会”何人喜得贵子，又有哪家成员去世之类的报道。例如，就在他1848年10月发表《势利人脸谱》一文的那几天，《晨邮报》的“宫廷活动”版刊载的消息就包括：布鲁厄姆勋爵将在布鲁厄姆庄园举办游猎晚会；阿格尼丝·达夫夫人即将在爱丁堡分娩；乔治娜·帕克南小姐和伯利勋爵举行了婚礼，并详细地描写了乔治娜婚礼时的情形：“她光彩照人，穿的是有荷叶花边的缎子礼服，还有不少饰花。毫无疑问，她看上去极为尊贵。”“如果你天天阅读的就是这样一些梦呓一般的东西，你又如何能不成为一个势利者？”萨克雷批评说：“扔了吧，扔掉这些报纸！这些势利的发动机和鼓吹者！”如果我们把萨克雷的观点更推进一步，如果这些报纸能够少刊登一些诸如阿格尼丝·达夫夫人和她即将出世的婴儿的无聊话题，代之以发掘日常生活中的不平常意义，我们所有人对自己身份的焦虑将在多大程度上得以缓解啊！7
深藏在我们内心的害怕其实才是势利产生的惟一根源，看清了这一点，我们也就能对势利有清楚的认识。对那些对自己的地位非常有把握的人来说，他们没有心思去把成心矮化他人当作某种消遣。傲慢的背后藏着的无非就是恐惧。由于总是感觉自己不如别人，因此才要想方设法让别人觉得他不如自己。
这种害怕还能世代相传。同人类所有的陋习一样，势利者也是代代相承。上一辈的人定会向下一代灌输低下的社会地位就是一种悲剧的观念，使下一辈不可能在感情上轻易摆脱低下的身份就意味着平庸，高尚的身份就意味着卓越的思维定势。
1892年的《笨拙》周刊上刊登了一幅幽默漫画，时间是一个春天的上午，地点是海德公园，有两家人正在公园漫步。漫画上有这样的对话：“妈妈，看，斯派塞·威尔科克斯一家走过来了！”一个女儿对着妈妈喊道，“有人告诉我，他们很想和我们攀上关系。我们是不是可以和他们打声招呼？”“傻丫头，那怎么成？”妈妈回答说，“他们这么想结识我们，这就表明他们根本不值得我们结交。只有那些不想结识我们的人，才值得我们去结交！”
显然，这位妈妈的回答显示了她内心根深蒂固的势利。除非这位妈妈能彻底根除这个痼疾，否则她断无可能对斯派塞·威尔科克斯一家产生好感——同样，她的后代也不太可能摆脱这种因袭的势利（其实是一种源于害怕的心态）的循环。“妈妈，看，斯派塞·威尔科克斯一家走过来了！”一个女儿对着妈妈喊道，“有人告诉我，他们很想和我们攀上关系。我们是不是可以和他们打声招呼？”“傻丫头，那怎么成？”妈妈回答说，“他们这么想结识我们，这就表明他们根本不值得我们结交。只有那些不想结识我们的人，才值得我们去结交！”
然而，单凭个体的力量很难挣脱势利的桎梏，因为势利的病征是群体性的。年轻一代开始也许会对势利反感，但这还不足以将人类从势利的桎梏中解救出来。因为这很可能使他们渴望博得那些轻看他们的上层阶级的好感，因而也变得势利起来（我们可以不喜欢某些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想讨得他们的欢心）。由此可见，杰出阶层的势利观念足以影响整个社会，使所有的人为了赢取别人的爱和认可而开始热衷于那些他们原本毫无兴趣的所谓追求。
势利倾向源于对尊严的渴求，而这种渴求时常伴随挫折和恐慌，我们真应该报以理解和遗憾，而不是一味去苛责。
但有时候，我们还真的很难不去嘲笑某些势利者，他们热衷于显示自己同名流显要的交往，急切想让人知道他家有纯金做的水龙头，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抬高他们的身价。长期以来，维多利亚风格的家具就可以说是一堆毫无品位的东西。它们主要的制作商是伦敦的杰克逊-格雷厄姆公司，风格艳俗夸张，最具典型的就是它的橡木橱柜，柜面上雕有一群正在摘葡萄的小男孩，还有两根刻有女像的柱子和一套刻花的半露柱。当然，最过招摇的还是橱上那只60厘米高的镀金公牛。
我们也许会对买下这样一件家具的人极尽揶揄之能事，然而在我们嘲笑他们之前，我们其实应该设身处地，以更宽广的视野思考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有厂商要生产这样的家具？又为什么有人要买这样的家具？这样，我们也许不再拿这些买主打趣，因为该责备的正是我们置身其中的社会——是我们的社会预设了这样一种规范，让我们每个人都从心理上相信买下这样的橱柜是必要且值得的，因为这种过分雕琢、近乎怪诞的摆设能赢来别人的敬意。人们追求奢华，与其说是出于贪欲，倒不如说是源于一种情感上挥之不去的心结。往往是那些担心被人看不起的人，为了使自己不会显得太过寒碜，才会添置这样一件特别的家具，藉此传出一种信息：我也应该得到尊重！8
在势利社会里，如果一个身份低下的人所遭受的痛苦，在物质层面表现为贫困的话，那么被人忽略、受人白眼则是这些缺乏重要身份标志的人们在精神层面上所遭受的痛苦。杰克逊-格雷厄姆公司制作的装饰有金牛的雕花橡木橱柜，伦敦，1852年(1) 拉丁文，无高贵血统的意思。(2) 即现在英语中的snob，意即势利者。 第三章 过度期望物质进步1
1959年7月，美国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到莫斯科为美国的一个展会开张剪彩。这个展会主要展示了美国在科技研发和物质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其中的一个亮点就是专门复制了一个样板房，陈列美国普通工人家居的全貌：地上铺满了地毯，客厅里摆放了电视机，有两个厕所，装有中央取暖器，厨房里还有洗衣机、滚筒式烘干机和冰箱。
在对美国的展会进行报道时，一家苏联报纸激愤地指出，一个普通的美国工人家庭根本就不可能过上如此奢华的生活，要求它的读者认清楚这不过是美国政府的宣传而已，并揶揄地把它称为“泰姬陵”。
当时，尼克松带领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参观了展会，赫鲁晓夫显然对其真实性表示怀疑。在它的厨房外，赫鲁晓夫看见了一个电动柠檬榨汁器，并向尼克松表达了他的感受：一个头脑稍稍正常的人是不会想到弄来这样一个“怪物”的。在莫斯科举行的美国产品展会上，尼基塔·赫鲁晓夫与理查德·尼克松在被称为“泰姬陵”的厨房外面，1959年
尼克松回应说：“任何能帮助妇女减轻其繁重家务的东西都是有用的。”
赫鲁晓夫怒气冲冲地打断了尼克松的话，厉声说道：“在你们资本主义制度下，妇女都是工人；在我们国家，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
那天晚上，稍晚些时候，尼克松受邀在苏联电视台发表演讲。当然，他免不了要利用这样的机会来宣扬美国生活的优越性，不过，他很讲求技巧，并没有直奔主题，说美国如何民主，人权如何得到了保护，而是先从美国人所拥有的财富和所享受的物质生活说起。尼克松说，西方国家的人民在短短的数百年间，通过勤奋创业，在18世纪中叶就已经基本消灭了贫穷和饥荒，而在世界其他很多地方，人们仍生活在贫穷之中。他告诉苏联的观众——当时的苏联人都很少有自己家的浴室或淋浴器——现在美国人拥有5 600万台电视机，1 430万只收音机，有约3 100万的美国家庭购买了自己的房子，他们每年能添置9套正规的衣服和14双鞋子。在美国，供人们选购的房子可以有近千种不同的建筑风格，而且这些房子多数都比电视演播室还要宽敞。赫鲁晓夫当时就坐在尼克松身旁，他狂怒地握着拳头，不时地嘟噜：“放屁！放屁！”——有一篇报道写到，他当时还轻声地骂了一句：“操你奶奶的。”2
然而，尼克松并没有撒谎。在他发表演说之前的200年间，西方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准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人民生活的变化之大和提升之快，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在中世纪及近代早期，西方各国人口中占绝大多数的还是农民阶层。他们大都生活贫困，营养不良，饱受饥寒和恐惧之苦，死神也常常纠缠着他们。他们通常活不过40岁，死前还往往免不了病痛的折磨。劳作了一生，他们最值钱的家当也不过是一头牛、一只羊或一只铁锅。在那个时期，饥年不断，百病丛生，常见的就有佝偻病、溃疡、肺结核、麻风病、脓肿、坏疽、肿瘤和马蹄疮等。3
到了18世纪初，英国引导了西方世界的关键性变革。由于采用了新的农业技术（如轮作制、科学喂养牲畜和土地综合利用等），农业产量大幅度提高。从1700年到1820年，英国的农业产量翻了一番，不仅积累了大量资金，而且解放了大批劳动力。这些资金和劳动力开始流往城市的工业和商业。蒸汽机和织布机的发明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方式和社会观念。城市的规模迅速膨胀。1800年在英国，伦敦是惟一的一个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但到了1891年，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就有23个。先前只有上等人才可能得到的物品和享乐，如今普通百姓就能享用。先前的奢侈品，逐渐变成了上档次的东西，而原先上档次的产品逐渐变成了生活必需品。18世纪上半叶，丹尼尔·笛福游历英格兰南部时就亲眼目睹了一些大型商场的开张剪彩。他在游记中写道，这些商场都有非常迷人的橱窗，里面的商品更是琳琅满目，让人流连忘返。在人类历史上，服装的式样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都是间隔了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会有所变换，然而到了18世纪中叶，每年都有不同的服饰潮流（如1753年时尚的女装流行紫色调，1754年则转为有粉红图案的白色麻质面料，而接下来的1755年，是浅灰色调引领时尚）。
到了19世纪，英国生活消费方面的变革继续扩展、深化。在欧洲和美洲也出现了很多新的特大型商场，如巴黎的博恩百货公司和春天百货公司、伦敦的塞尔弗里奇百货公司和怀特利百货公司、纽约的梅西百货公司等。
这些商场面向普通民众，而里面提供的商品在先前却只有皇室才能享用。1902年，芝加哥12层楼的马歇尔·菲尔德百货公司商场开张了，在其剪彩仪式上，商场经理戈登·塞尔弗里奇声称：“我们建造了这个巨型商场，面向的就是普通百姓。我们将致力于使这个商场成为普通百姓的商场，成为他们在市区里的家和购物大本营。”他还说，这个商场绝非只是为那些“感觉良好的富人”提供服务。
这个时期的大批科技发明也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旧的对世界的看法——以为生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只是循环往复，以为来年只是和今年一样（也就是一样糟糕）——已经让位于一种积极向上的世界观，人们坚信生活会不断进步，直至完美。下面就是这些科技发明中的几种：
玉米片 1895年J·H·凯洛格申请了此项专利。完全是出于巧合，凯洛格得到了这样一个主意：在疗养院，他为室友准备一份各种谷物掺杂的食物时，由于处理不当，这些杂物都变硬，且碎成片状，他就有了制作玉米片的想法。
开罐刀 1870年有了专利。
安全别针 发明于1849年。
缝纫机 1851年由I·M·辛格发明。从19世纪60年代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购买成衣。19世纪70年代开始有了机器生产的内衣。
打字机 发明于1867年（1883年马克·吐温的《密西西比河上》是第一份用打字机打出来的手稿）。
加工食品 到了19世纪60年代，英国的克罗斯-布莱克威尔公司每年就生产27 000加仑的番茄酱。19世纪80年代初，化学家阿尔弗雷德·伯德发明了一种不含鸡蛋的牛奶蛋糊。19世纪70年代有了牛奶冻，90年代，果冻也问世了。巴黎的博恩百货公司的中央楼梯，1880年
照明 19世纪30年代硬脂蜡烛开始取代了先前的油脂蜡烛，照明时间大为延长。
卫生设施 1846年，道尔顿开始生产涂有釉层的陶制水管，为大城市的地下污水处理带来了革新。到19世纪70年代后期，欧洲和美洲开始有了公共厕所。乔治·詹宁斯于1884年发明的“坐式马桶”引起了轰动，因为正如它的广告所声称的“能用仅仅2加仑的水冲走10只苹果和一大堆松蛋糕”。乔治·詹宁斯发明的坐式马桶，1884年
电话 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于1863年发明了电话。
干洗 1849年由巴黎的一名叫贝林的裁缝发明。他不小心将松油泼到桌布上，发现松油溅到的地方，原本有的污渍消失了。1866年，在英国的珀斯，普拉斯一家人改进了贝林的干洗液，代之以石油和苯的混合物，并开始在英国提供两天便可取衣的邮寄干洗服务。4
到了20世纪，物质生活的进步更加迅猛了。普里斯特利在他的《英国旅行记》一书中描画了正在成型的全新英国，国内的道路四通八达，到处都是独立的小平房；在这里，哪怕是最普通的工薪阶层也能读到各种小报，能通过收音机收听节目，在闲余时间逛商店，而且相信自己的收入会逐年增加。他在书中写道：“在英国，老百姓第一次能过上和他们的老板差不多一样的生活。”
乔治·奥威尔在他的《狮子和独角兽》（1941年）一书中也记下了物质进步的各个方面：“几乎所有西方国家的公民现在都一样能使用便捷平坦的道路，享用清洁无菌的水，受到警察的保护，免费使用图书馆，还很有可能得到免费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穷人能和富人阅读同样的书籍，观看同样的电影，收听同样的节目。因为是大批量的生产，服装不再昂贵，再加上居住条件的改善，穷人和富人在生活方面的差异日渐缩小。要想寻找英国未来的雏形，你只需在那些轻工业区和公路沿线溜达一圈就可以了。不管是在斯劳、达格纳姆、巴尼特，还是在莱奇沃思、海斯，事实上，在任何大城市的郊区，你都能发现旧的生活模式已经日渐为新的模式所替代。在那些由玻璃和砖石砌成的新型城区里，人们的生活已然缺乏文化上的情趣。人们变得浮躁不定，和他们生活密切相关的无非是听装食品、宣传海报、收音机和内燃机等。”一个民主消费的革命性事件：胡佛牌真空吸尘器广告，1933年2月
有人问富兰克林·D·罗斯福，如果要让苏联人知道美国人生活的舒适和优越，他会向苏联人推荐一本什么书？罗斯福的答案是：西尔斯公司的广告宣传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再次腾飞，西方各国，特别是美国，顾客的地位最高，同时受广告骚扰也最多。
在美国各地，设有空调的大型购物中心大量建成，人们可以在这些购物中心转悠上一整天，人们对生活的新需求也不断地涌现。1950年明尼苏达的南溪谷购物中心正式落成营业，它的广告词是“每一天都是南溪谷的完美购物日”。西尔斯公司的广告宣传册，1934年春天安德烈亚斯·古尔斯基99美分店，2000年
统计资料显示，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人在购物中心转悠的时间最长，仅次于他们的工作时间和待在“泰姬陵”般的家里的时间。平等、期望和嫉妒1
两千年的西方文明发展到了近代，在西方各国显现了相似的优越性：财富迅猛增加，粮食产量极大提高，科技知识突飞猛进，消费用品极度丰富，生理保健高度加强，预期寿命大为提高。商机无处不有。物质的进步是如此令人炫目，然而，同时出现的还有一种不太明显的、让人困惑的现象，那就是西方各国普通民众对自己身份的焦虑不断加剧，他们越来越在意自身的重要性、成就和收入，对此，尼克松在其对苏联人的演说中却只字未提。
令人奇怪的是，人类物质方面的实际拥有极大地丰富了，随之而来的竟然是一种挥之不去且愈显强烈的“一无所有”的感觉，以及对这种感觉的恐惧！同那些在中世纪的欧洲大地上辛勤耕作却对岁尾收成毫无把握的祖先比起来，现在的生活富有且充满机遇的这些欧洲后裔们对身份的焦虑、对所有之物的担忧远甚于他们的祖先。2
如果考虑到人们对“怎样才算足够的”判断标准中隐含的心理情愫，他们这种对“一无所有”的忧虑就并不奇怪了。我们从来就不会孤立地形成我们对事物（如财富和社会尊重）的相应期待，我们的判断必然有一个参照群体——那些我们认为和自己差不多的人。只有同他们比较，我们才能确定我们合适的期待视野。我们不可能孤立地欣赏自己拥有的东西，也不可能通过与中世纪祖先进行比较来衡量我们现在的拥有。同样，我们也不可能仅仅因为自己身处一个繁荣富足的历史时期而沾沾自喜。只有当我们所拥有的同儿时的朋友、现在的同事、我们看作朋友的人，以及在公众领域与我们身份相当的人一样多，甚至还要略多一些时，我们才会觉得自己是幸运的。
即使我们所拥有的只是一间透风漏雨、周围环境极差的小屋子，但只要我们清楚和自己层次相当的人的生活情形也大致如此，这时，虽然我们也了解另外一个残酷的事实，即社会中的贵族住在规模宏大的庄园里，房间还有暖气供应，我们还是能认命并接受这一现实，对自身的处境亦无太多的哀怨。我们当然会觉得自己是不幸的，但这还不足以成为滋生嫉妒的温床。如果我们有了一个融乐的家庭，一份舒适的工作，但我们在一次同学聚会上发现一些老同学（再也没有任何群体比旧时的同学更堪为比照群体了）住的房子比我们大，工作更优裕，我们回家后反倒更容易生发强烈的不幸感。
如果我们的比照群体比我们更加优越，更有成就，我们感到自己原本应该取得更大的成就，从而，焦虑，甚至愤恨会接踵而来。我们也许矮小，但如果我们是生活在一群矮人之中，那么，我们就不会为自己的矮小而烦恼。道理就是如此简单（如图1）。图1
然而，如果情势变了，我们这群人中有人比我们略高了一些，虽然我们还是那样高，并不曾矮了一寸，我们很可能会突然不自在起来，对自己心生不满，进而嫉妒他人（如图2）。图2
我们每天都会经受许多不平等的对待，但我们并不会因此而妒恨每一个比我们优越的人，这就是嫉妒的特别之处。有些人的生活胜过我们千倍万倍，但我们能心安无事；而另一些人一丁点的成功却能让我们耿耿于怀，寝食不安。我们嫉妒的只是和我们处在同一层次的人，即我们的比照群体。世上最难忍受的大概就是我们最亲近的朋友比我们成功。3
在《人性论》（1739年）中，戴维·休谟这样写道：“产生这种妒忌的不是自己与他人之间的远远不成比例，反而是我们的互相接近。一个普通的士兵对他的将领不如对军曹或班长那样妒忌，一个卓越的作家遭不到一般平庸的小文人的多大妒忌，而却遭到和他地位相近的作家的妒忌。的确，人们也许会以为越是不成比例，比较之下所感到的不快必然越大。但是我们可以在另一方面考虑，远远的不成比例，就切断了关系，或者使我们根本不与我们距离很远的人物比较，或者就减弱了比较的效果。”4
因此，我们把更多的人看作是同一级别，可以与之相比较的，我们为之嫉妒的人也就越多。
18、19世纪政治和消费生产的巨大进步尽管极大程度上改善了人类的物质生活，但同时也为人类心理造成了难言苦痛，因为同社会体制和生产进步一起伴生的还有一种全新的理想——每个人都深信人生而平等，每个人都深信自己有足够的实力去实现自己的任何理想。
在人类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主导观念却同这种新的人人平等的思想完全相左：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才是正常的；随遇而安，知足常乐才算明智。绝大多数的人深知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只能接受剥削，而且逆来顺受，只有极少数的人渴望财富和实现自己的抱负。
早在公元前350年，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就宣称：“显然，一些人天生是自由的，而另一些人天生就适合做奴隶。对这些天生适合做奴隶的人而言，奴隶制度不只是可行，也是无可厚非的。”他的这一观点几乎得到了所有古希腊、罗马思想家和执政者的赞同。在古代，奴隶和底层民众通常被视为缺乏理性，与动物无异，天生就适合过悲惨贫苦的生活，就像黄牛正适合于拖着沉重的犁耙埋头耕地。对那些精英而言，让这些奴隶享有权利，或者认为他们可以追求幸福的想法都是荒谬的，其荒谬程度不亚于探讨锤子或镰刀的思维状态和幸福水平。
就是这些被压迫的底层人民也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是合理的，至少是不可改变的。在罗马帝国后期，基督教就开始传播。基督教义宣扬社会阶层之间的不平等是正常的、不可改变的，而许多的底层人民接受了这一教义，接受了社会对他们的不公。尽管基督教教义也宣扬平等的观念，但基督教政治理论家几乎都回避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了使上帝的信徒能公平地享用世间的财富，我们是否可以对世间的社会等级结构做些改革和调整？是的，在上帝面前我们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但这并不表明我们在尘世就可以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平等。
对神学家而言，理想的基督社会应该是教皇统治下等级森严的社会，这正反映了天国的秩序。在天国，上帝掌控一切，上至天使，下至蟾蜍。同样，上帝也掌控现世的一切，上帝指派尘世的各级统治者，他也安排了所有臣民的地位和等级。人世的统治者在尘俗的地位有如上帝在天国的至尊，人世的一切人众，上至王公贵族，下至村野农夫，均应听命于他们的君王。正因为有如此森严的等级制度，所以，我们很难把中世纪的英国贵族们对比他们地位低下的人表现出来的态度称为“势利”。只有平等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势利”这一带有贬抑和歧视色彩的用语才可能出现。
在中世纪，一代又一代的人把这种森严的等级制度视为天经地义。约翰·福蒂斯丘是英国15世纪的一位法官。他认为：“任何天使，不论其地位的尊卑，相对于比他等级高的天使，都是卑微的；而相对于比他等级低的天使，他是尊荣的。人世间一切也是如此，不管他是人还是虫，他也注定比某些生物尊贵，又比另外一些生物卑微。”对于当时的主流意识，如果有人胆敢质询为什么有些人注定要在农田里辛勤劳作，而另一些人又命定要在宫廷里饮酒作乐，那么他便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因为他挑战的是造物主的旨意。中世纪的等级想象图。雅各贝罗·德·菲奥雷：《天堂的圣母加冠》，1438年
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因为在《论政府原理》（1159年）一书中将社会比作身体的各个部位而闻名遐迩，成为最著名的基督教作家。他用人体的部位来比照社会制度，藉此强调社会等级的正当性。他认为，国家的每个组成部分都可以对应人体的相关部位：最高统治者对应人的头颅；国会对应心脏；法院对应两肋；法官和各级官员对应眼睛、耳朵和舌头；财政部对应胃肠；军队对应双手；底层工人和农民则对应双脚。他试图说明这样一个道理，每个人在社会上都有自己的位置，这个位置是不可更易的。既然命定在某个位置上，他就必须安分守己，不可有非分之想，因此，一个农夫断不可痴想住进一所庄园并染指国政方略，因为这有如让一个脚指头来充任人的眼睛，非常荒谬，也绝无可能。5
只是到了17世纪中期，欧洲的政治思想才开始对平等的理念进行思索和探讨。
1651年，托马斯·霍布斯在其著作《利维坦》中指出，个体的存在先于社会的出现。个体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加入社会组织中，他们放弃自己的一些自由和权利，来换取社会的保护。这一革命性的论述在几十年后又在另一学者约翰·洛克笔下得以强调。在其专著《政府论两篇》（1689年）中，洛克指出上帝并没有把地球作为私有财产给予亚当，而是把地球给予了世间所有的人，期冀所有的人都能从中获得幸福和财富的机会。他认为，统治者应该是人民的工具，人民是否应该服从他们，完全取决于这些统治者是不是为广大民众谋福利。这样，一个让人震惊的现代观念诞生了：政府的正当性在于它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提高国民获得幸福和财富的机会。
大约经过了一个半世纪的纸上谈兵，终于在1776年美国革命后，所有对政治的平等和在社会、经济方面机遇均等的呼吁在实际生活中得以实现。在西方历史上，美国革命在这方面的意义也许最为深远（比其后的法国大革命还要重要），即这场革命彻底改变了排定身份的基础，世袭的贵族统治废除了，取而代之是充满活力的以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在贵族统治制度下，社会提供的提高社会地位的机遇很少，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完全取决于他的家族历史和名望；而在新的社会秩序下，人的社会地位只与每一代人的自身成就相关，特别是他们在经济方面的成就。
到了1791年，地理学家莫尔斯把新英格兰描写成这样一个地方：“在这里，每个人都至少认为自己不比他的邻居差，而且坚信所有的人都应该享有同等的权利。”在美国，甚至礼节规范也凸显了民主。仆人们不再称他们的雇主“主人”或“夫人”，先前对上层的一些尊称如“阁下”也被废除。美国各州都废除了长子继承权制度，女儿和寡妇也都享有平等的继承权。1778年7月4日内科医生和历史学家拉姆齐发表了《关于美国独立的积极意义的演讲》。在演说中他把美国革命的目标表述为创建一个新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所有政府职位对那些德才之士开放，至于他们的出身和当前身份并不重要。这个国家的最高执政者也可能出生在一个最贫寒的家庭，只要他具有履行这一重要职责的必要素质”。托马斯·杰斐逊在其自传中也有近似的表述。他说他的一生都在致力于建设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取代旧的倚仗特权而且往往愚不可及的贵族统治制度，“使那些德才兼备的精英们能脱颖而出”。
在《草叶集》（1855年）中，沃尔特·惠特曼指出，美国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在那里人人平等，不需要屈从任何的权威：“在美国，天才也许并不存在于政府机构、立法机关，不存在于驻外领馆、作协、高等学府、教堂或各种高级俱乐部，也不存在于报馆和商界……合众国的天才的最佳表达者是普通人……与地位比他们高的人相处，这些普通民众不知手足无措为何物。选举的影响是巨大的——总统向他们脱帽而不是他们向他致敬……”6
让人料想不到的是，即便是那些对物质进步和民主革命心怀赞美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他们创建的这个新的现代社会已经遇上了一个特别的难题。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是第一个认真思考这一问题的思想家。
19世纪30年代，这位法国律师和历史学家在年轻的美国旅行时，看到有一种人们未曾料及的“疾病”正在蚕食这个新国家的每个公民的心灵。的确，美国人非常富有，但这种富足并不能阻止他们想要获得更多，一旦发现别人拥有自己所没有的资产时，他们便寝食不安。在《论美国的民主》（1835年）一书中，托克维尔用了一章的篇幅（“为什么富足的美国人常常如此焦躁不安？”）精到地分析了“永不知足”同“过高期望”以及“嫉妒”和“平等”之间的关系：“世袭的特权没了，与生俱来的财富也没了，一个人可以选择任何职业，这时，一个雄心勃勃的人当然会自命不凡，觉得自己可以从事一项更重要的职业。然而，这一切纯然是一种幻觉，现实的生活很快会让他清醒过来。以前，不平等是社会的普遍规律，因而即使再严重的不平等也不会引人注意。而现在平等了，人和人之间差异甚少，正因为如此，哪怕是细微的差距也变得明显起来……为什么生活在这个民主富足的国度里，人们仍有一种莫能名状的烦愁？这就是原因。为什么这里的人民生活平静安逸却又时时会诅咒生活？这也是原因之所在。在法国，我们担忧的是日渐增高的自杀率。在美国，自杀较少见，但据说精神病人却比任何国家多。”
当然，托克维尔非常清楚贵族统治制度的局限性，他并非想要回到1776年或1789年前的社会里。他看到了西方现代社会里广大民众的生活远胜于中世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广大民众，然而，他也指出中世纪底层的民众却享有一种精神的宁静，这是现代的人们永远无法得到的。对此他颇觉欣慰：“由皇室和贵族统治的国家尽管有其缺点，但在那样的社会里也有一些乐趣是现代人很难想见的。由于从没有构想过另一种社会形式，每个人仅仅了解自己的身份，而从来没有想过还会有可能改变自己的身份，所以他们绝不会产生和自己的上级或主人平起平坐的期望，因而那时的人们不会对自己的权利有任何怀疑。对他们的艰苦境遇，既无敌对反感之情绪，也无堕落蒙羞之心态，因为他们相信一切都是天定，他们只能接受。农奴的地位非常低下，但他们把自己的命运视为自然的法则。正因为如此，尽管不同阶层人民之间的命运如此迥异，但各个阶层之间并无恶意。你可以在这个社会看到很多的不平等，但你不会看到人们的心灵会因此而蒙羞。”
但是，一个民主的社会拆去了所有束缚人们梦想的樊篱。一个人也许生活拮据，在物质方面远不如人，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从理论上觉得他和任何人都是平等的。托克维尔写道：“在美国，我遇到的每一个人，不管多么穷困潦倒，他们眼里都写满希望，同时心里无不对富人们的安逸舒适心生嫉妒。”贫穷的国民打量着邻近街区里的富人们，坚信有一天自己也会过上富人们的生活。当然，他们的梦想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因为确有不少出身寒门的美国人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尽管如此，例外并不代表普遍情况，美国仍然有生活在底层的人们。同先前的贵族统治制度下的穷人不同，美国底层的人把他们差强人意的生活现状归咎于期望的泡汤或理想的受阻。
以仆人对主人的态度为基点，托克维尔认为，民主社会与贵族社会对贫穷的看法大相径庭。在贵族社会里，底层的仆人能泰然地接受他们的命运，用托克维尔的话来说，他们能“愉快地生活，对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同时也不失自尊”。然而，在一个民主社会里，有的只是报刊和社会舆论没完没了的鼓噪，让每个生活在底层的人都相信他们总有机会攀上社会金字塔的塔尖，有机会成为实业家、大法官、科学家，甚至是总统。这种无限机遇的论调在一开始也许能给人一种盲目的乐观，对那些底层的年轻人尤甚。但在他们之中，只有极少数最优秀的幸运儿才有机会脱颖而出，实现他们的梦想；而多数的人，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他们并不能改变自己的身份，正如托克维尔所言，他们会转而变得意志消沉，内心极度痛楚，并轻贱自己，同时也憎恶自己的顶头上司们。
直到18世纪，几乎在所有西方国家，实施的还是森严的等级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之下，除极少数例外情况，社会个体几无改变自己身份和地位的可能。这种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和约翰·福蒂斯丘所高度颂扬的社会制度，从各个方面来说，都显然是极端不公正的，但它却让那些社会底层的人们有了一种自在和自由：他们不必将自己同社会中其他的人所取得的成就进行比照，因而，在心理上他们并没有感到自己严重缺乏社会身份，也没有如今底层人们那种强烈的一无所有和一无是处的焦虑。7
在托克维尔对美国进行考察数十年后，对这个问题予以关注的是一个美国人——威廉·詹姆斯。他从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这种因社会使每一成员产生无限期望而带来的困扰。
詹姆斯认为，对自己感到满意，并不要求我们在任何领域都取得成功。失败并非任何时候都会给我们带来羞辱，只有某件事情我们不仅尽力而为了，而且在一开始就觉得此事关涉我们的自尊和成就感，结果却还是做砸了，这时我们才会觉得羞愧。因此我们对自己设定的目标决定了我们对成功和失败的解读。詹姆斯，这位哈佛的心理学教授，曾经期望自己成为一位杰出的心理学家。如果不能实现这一理想，他会觉得自己颜面顿失。因此，他承认自己必定会嫉妒那些在心理学方面比自己更有研究的人，并感到羞愧。然而，如果有人能翻译整部《会饮篇》，而他费尽心思甚至还弄不明白该书的起首几行文句，对此，他倒不会有什么不自在，因为他从未立志学习古希腊文字。詹姆斯认为：“对于我们未曾想去尝试的事情，就不可用成败来衡量；既无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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